[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胡星斗教授前不久还纠集了一群学者呼吁确立改革开放纪念日,今天竟然写出了《中国进入了“反改革开放”时代》!这说明这个时代的确变化快。我们不得不将这些反映时代动态特点的文章收集一集,供大家分析研究我们所处的社会。实际上,在这个时代,中国志士仁人没有一时停止过思考,都以一 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姿态为国家和社会出谋划策。罗小朋先生就是一例,他发来的一个建议就可以在本网上尝试。这种做法的目的就是发挥民间智慧的作用。今天的中国,政府智囊的智慧已经远远不够用了,必须全社会集思广益,建设一个后改革年代的社会主义新大厦。这个重担义不容辞地要落到下一批精英人物身上。象张维迎这一批老精英已经声名狼藉了,下一批将冒出来的是什么人?江山代有人才出,每个时期造就每个时期的英雄。

    本期文章仍然是一个左中右咸包的大杂烩,有爱国网传来的文章,有公民月刊传来的文章,有儒家邮报的文章, 但在所有这些文章中,写得最深刻的还是张宏良教授的文章,这篇文章把中国近些年来政治风气败坏的根源挖了出来。 中国改革30年来的一个总体特征是:只发展官权,不发展民权,甚至压缩民权。这是人们反感改革的最大原因。

    总起来看,各种鼓吹者都是在为自己社会群体的利益在争夺。爱国网代表的是平民阶层,公民月刊代表的是新兴精英群体,儒家邮报代表的是传统文化,但有的学者已经伪儒化,表面上在讲儒学,实际上骨子眼里早就西化了。所以,看哪家的文章都不能很虔诚,都要看出它们的实质是什么。象本集中朱久虎律师的文章,批判性很强,但里面充满了当今中国新兴资本力量的冲劲。中国从一个没有差距的平均主义社会变成今天这样一个拉开巨大贫富和特权差距的社会,这30年间,资本群体和精英群体费尽了多少心力,这些鼓吹手的文章可以反映一斑。没有这样一批文人墨客、律师师爷,中国的社会能发生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吗?中国这些年的变化只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拼命地扩大人际差别和贫富差别,一条是拼命反对拉大差别。就是这么两批人在斗。 本文集中的作者张宏良和章立凡就是这两拨人的代表人物。所以,在看文章之前,大家必须要心里有数,到底应该赞同什么。好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不,凤凰网的网络调查已经给出了惊人的答案:赞成改革开放的只有29.5%,反对改革开放的人已占到70.5%。经过30年的一阵大折腾,中国人终于又有 了新看法。 不管是右派还是左派,都成了反对派,好象都对改革不满。张辉的《中国的左派、右派与反对派》一文反映了这种情况。]

中国进入了“反改革开放”时代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8月16日

目录

胡星斗:《中国进入了“反改革开放”时代》

 胡星斗:《建议北京奥运后实行“新政”》

罗小朋:《关于发起中国第一网上“国是会议”的构想》

张宏良:《和谐社会的基本蓝图:建设五有社会,实行四大自由》

 南怀瑾:《为什么我提倡读书无用论?》

《天价土地成了烫手山芋, 发商频频退地》

《开幕式上礼仪小姐为什么晕昏过去?》

《学术霸权受挑战 美国吸引留学生优势渐失》

《谢百三教授在北大是如何放屁的》

韩强:《有股民说“A股是卖国股”》

韩强:《为徐工集团的自主创新叫好!》

王永章:《省长向外省写信求援电煤说明什么?》

毕马威:《中国奢侈品消费呈饱和迹象》

《你所不注意的26%的社保税》

李华芳:《平静的北京奥运会》

章立凡:《欲求真理,先求真相》

东方硕:《中国官场的新“四化”》

张辉:《中国的左派、右派与反对派》

朱久虎:《呼唤法治的阳光》

 《“删”与“发”之间的“网民起义”》

徐辛夷:《咱们工人有力量》六十年祭

贝淡宁:《构建“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唐文明:《历史的任务与儒教的自我主张》

 唐文明:《中国语境中的儒教与世俗化问题》

甘阳:《我宁可改革速度慢一点》

龚鹏程:《儒学复兴年代的隐忧》

盛洪:《“中华”解 ——<天则经济研究所年鉴2008>前言 》

 熊志勇:《衰弱的“强国”:1900年中国GDP高于英国的启示》

《锁定上百炭疽袭击嫌疑人 FBI逼死多名科学家》

宋晓军:《华盛顿的"劝阻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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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了“反改革开放”时代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教研室主任 教授  胡星斗

2008-8-8

    以2008年北京奥运结束及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为标志,中国进入了“反改革开放”时代。一些人肯定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但它却是事实和潮流。如凤凰网所做的网络调查,赞成改革开放的不朽功绩不能遗忘的,在11343人中仅占29.5%,为3346人;而反对的竟占70.5%,即7997人[1]。

    这也符合中国阴阳辨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逻辑;从1949年底到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恰好三十年;从1979年到2008年底又恰好三十年。前三十年以不择手段的阶级斗争为纲,后三十年以不择手段的经济建设为中心,整个中国社会为两者所付出的代价都是惨重的,反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是必然的。

    面对一浪高过一浪、一天甚于一天的反改革开放潮流,大部分民众特别是工人农民、以及一些受到毛泽东思想影响较深的人主张恢复毛泽东路线,而相对人数较少的精英和政府官员则反对的是瘸腿的改革,主张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大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前者俗称左派,以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网站等为代表,提倡公平、正义和民粹主义;后者俗称右派,以南方日报报系、炎黄春秋杂志等为代表,强调宪政、民主、自由、人权等世界共同价值。

    我主张中派主义,将左派与右派、公平正义与宪政民主结合起来,通过宪政民主实现公平正义。

    左派的错误在于:其崇尚英雄、皇帝的民族文化和心理一直作祟,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大折腾、大消灭、反法治、反现代文明的本质不了解,对于前三十年的真相几乎一无所知。如反右前300万人冤死、大跃进造成3600万人(此处据杨继绳的研究,如果加上少出生的人数,共减少7600万人)饿死、文革773万人死亡,左派们不但不去追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的惨剧,反而把证据确凿的研究成果一概说成“捏造”,试图否定极左路线的一切罪恶。

    但是,据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河南省发生人吃人的惨剧、信阳一百万人死于饥饿时,河南省至少有二十五亿斤粮食库存,而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亿斤粮食库存,仅动用这两省的库存,根本就不会饿死人。明知道大面积饿死人, 毛泽东还大幅增加当年的全国征粮库存额度。

    据报道:1959年,中国还出口粮食400多万吨,足够2000万人吃一年。可是,毛泽东为了争当世界革命的领袖,也顾不上国人饿死了。王稼祥建议在国内困难的情况下减少外援,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结果被毛严厉批判,指责为“修正主义”。当有人报告毛泽东很多人饿死时,毛甚至说:“人总是要死的,孔夫子不死的话还在怀仁堂与我们一起开会呢”,随之大笑。

    毛泽东还设计了劳改制度、劳教制度、户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票证制度、文字狱体制、计划经济体制、资源垄断体制等天罗地网对付老百姓,掠夺农民之严重亘古未有,通过义务交粮、低价交粮、工农业剪刀差等方式收刮农民7000亿元以上。然后,强行积累进行工业化和大呼隆建设,大跃进损失1200亿,三线建设损失5000亿,文革损失5000亿,若按照现在的价格,还应乘10倍。三年饥荒时,许多地方的饥民逃荒要饭,也被民兵千里抓回,许多人活活饿死在当地农村或看守所。

    血的教训是,穷人政权不仅会夺了富人的财,要了富人的命,而且必然也会要了穷人的命。因为穷人政权的本质是无法无天。可惜穷人们对此并不了解,很容易上当受骗。

    毛泽东倡导的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本身就是一条通向奴役的道路;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如合作医疗制度、大鸣大放等,都只是极权的点缀而已,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才是其实质。

    现在许多在改革开放中利益受损的人、弱势群体人员竟然误以为毛泽东时代“公平、正义”,极力颂扬那个年代,要求回到那样的社会,这正是改革开放后不允许反思前三十年、隐瞒文革等事件真相、不进行有效的政治体制改革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即使按照有些人说的“毛泽东一切为了人民”,那他走的也是反宪政、反法治、反自由、反人权(人权的涵义是:不仅让大多数人还活着,而且对于不同观点的少数人也不能消灭)的道路,不足为取。

    有人说毛时代社会风气好、人民道德高尚,姑且不论反右、文革时期中国人民的道德其实降到了五千年以来的最低点,即使只看左派们津津乐道的五十年代初,正如当时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指出的:依靠狂热、愚昧、洗脑、个人崇拜建立起来的秩序,迟早会有瓦解的一天,“贪污、官僚主义正伺机以待,等待中国士气低落的时候”。这种人治社会的风清弊绝注定是短命的,不足为今天的人们所羡慕和效仿。

    所以,极左派们的错误是不能够洞悉事物的本质,不了解现代文明;他们抓住改革开放中的失误,大做文章,愚弄民众,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妄图复辟毛泽东的封建社会主义。右派的错误在于一味地沉醉于理想主义的宪政、民主,对于国情文化、历史传统、公平共富等价值理解不透、关注不够,形成了激进主义的思潮与动向,以至于受到卖国主义、买办主义等指责。

    中派的宪政社会主义[2]可以剔除左派与右派的缺陷,在反改革开放时代引领中国走向宪政、公平。

    反改革开放思潮的形成源于改革开放战略的失误,即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忽视了社会建设和均衡发展,致使贫富差距、地区差距急剧扩大,社会保障阙如,人民忍受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四座大山的压迫;片面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不仅牺牲了社会正义,而且造成大政府、多层级政府与政府失控的局面;害怕现代政治,把权力的制衡、议会的中心地位、司法的独立性、媒体与民众的监督等等统统看成西方的东西,致使官员腐败、司法不公、民众权利被剥夺,工人农民沦为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将“发展是硬道理”错误理解成“GDP增长是硬道理”,于是“不管白猫黑猫”,政府与民众都不择手段地挣钱,社会道德不断沉沦;长期“摸着石头过河”,缺乏改革理论与战略,不断地、重复地交纳巨额“学费”;一味地强调政绩与引进外资,但不赋予劳工组建工会、集体谈判、罢工抗议的权利,致使劳工利益受损;对于官僚特权、行政性垄断、既得利益等忍让纵容,使得市场经济高度畸形化。

    一切的一切,都是由于没有进行有效的政治改革,没有致力于建立宪政秩序。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包括我本人对于改革有诸多的批评,但都是从支持改革开放的立场出发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我认为改革开放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比毛时代要强很多很多,所以我“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了设立改革开放纪念日、纪念碑、纪念馆的建议[3]),可是,从2003年郎咸平的批评开始,否定改革开放逐渐成为风气。

    随后,批判西方经济学、咒骂主流经济学家、反美、反西方、反普世价值成为时髦;特别是2008年以来,西藏事件、奥运火炬、四川地震、奥运会把极端民族主义、排外思潮同时也是反改革开放思潮很可能推向了顶点(如果政府引导得当,奥运会可能成为中国走向二次改革开放——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起点;如果引导不当,可能成为改革开放事业逆转的标志)。

    现在,大部分工人农民不支持改革开放,因为他们被边缘化了;许多知识分子不支持改革开放,因为他们反对瘸腿的畸形的改革;许多官员们私下不支持改革开放,因为官场太黑暗太腐败;许多企业家不支持改革开放,因为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商人没有地位、尊严;许多自由职业者不支持改革开放,因为户籍制度、迁徙制度的不自由,创业环境的恶化……

    中国虽然进入了反改革开放时代,但并不意味着改革开放一定已经终结了,我相信,只要政府高层头脑清醒,胸怀开阔,不随波逐流,不狭隘封闭,善于动员一切支持的力量,通过保障民权改善民生、挽回民心,还是可以扭转乾坤,推进第二波的政治体制改革事业的。对之,我们寄予厚望,中华民族寄予厚望。

   [1]14位专家学者联名建议全国人大设改革开放纪念日http://finance.ifeng.com/news/hgjj/200806/0624_2201_613426.shtml
   [2]建议北京奥运后实行“新政”——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http://www.huxingdou.com.cn/newdeal.htm
   [3] 关于设立“改革开放纪念日”、铸立“改革开放纪念碑”、建立“改革开放纪念馆”的建议http://www.huxingdou.com.cn/memoryday.htm

 

建议北京奥运后实行“新政”

——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教研室主任 教授  胡星斗

2008-7-10

    从西藏事件、火炬风波,到四川地震中的人祸、瓮安事件、闸北袭警,种种迹象显示,中国社会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危机越来越深刻。只有经济体制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的创新,不但经济会走上特权、垄断、买办经济的歧途,而且统治阶层、整个社会都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官员腐败、道德沦丧、贫富分化、民众被欺压、国家无正义、社会无自治,中国越来越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严峻的现实已经说明:单兵突进的经济改革已经终结,如果再不启动政治改革,那么执政党的合法性资源将不断地流失,广大民众和知识分子对于执政者的厚望将丧失殆尽,改革开放大业将进一步受到压倒性的质疑和批判[1]。
因此,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执政党的命运,我建议北京奥运之后,立即开始实行“新政”,启动实质性的政改。

    清末实行“新政”即进行政治体制(君主立宪)改革太晚,在改革与革命的赛跑中,立宪改革最终落伍并失败;罗斯福“新政”为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纠偏,奠定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中国当代“新政”或许将带来中华民族的新生,开创万古流芳的政治现代化的伟业,一举终结中国两千多年走不出秦始皇体制(集权制、任命制、郡县制)的恶性循环。

    什么是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顺应世界潮流,兼顾中国价值与普世价值,结合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当代“新政”?一句话,就是既要确立宪法至上、有限政府、保护人权的宪政主义,又要推行公平、正义、共富的社会主义,也即实行宪政社会主义[2],也就是我所阐述的中派主义[3]——包容左派、右派,把右派的“宪政”与左派的“公平”价值观结合起来,兼顾“宪政”与“公平”,通过“宪政”达到“公平”。

    宪政包括制宪、立宪、行宪;包括“限政”即限制政府,制约行政和司法权力,实现公权力的分权与制衡;尤其要建立违宪审查机制,设立宪法法院,捍卫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宪政的核心就是保护公民权利。

    宪政社会主义就是,从宪政达到和谐,从民权改善民生,从民主实现人本;建立现代政府制度和现代国家制度,确立透明、协商、分权、自治、民主、法治、可问责、尊重权利、多方治理、多中心结构、公民社会的价值观和治道原则;同时,充分尊重公开、公平、公正、共富、廉洁、正义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适度集权的中国国情;既要不折不扣地落实宪法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建设法治国家,又要保证中央政府的有效性和权威性;既要吸收现代人类文明的最高成果——宪政,又要弘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发展“公平市场经济”[4],铲除腐败与特权利益集团,建设宪政、共富的中华新文明(现代中华文明)[5]。

    新政包括政治新政、经济新政、社会新政、文化新政。

一、政治新政。

    弘扬宪政主义与社会主义价值观,推行“四民主义”思想——“民有(人民拥有国家主权)、民授(人民通过民主方式授权于政府)、民治(实行基层自治与地方自治)、民享(人民分享发展成果)”,以“四民主义”为指导思想进一步改革中国、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统一中国。以“四民主义”涵盖、创新、超越三民主义,化解大陆与台湾意识形态的分歧与对抗,创造两岸人民能够共同接受的价值观。

    实行(执政党)党主立宪,召开制宪会议,在全国人大设立违宪审查委员会,同时成立宪法法院;废除违背宪法的劳动教养等制度[6];倡导可控民主[7],优先进行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和各级人大的改革;实行联邦制和地方自治制度,确立司法、立法、监察、反贪、审计、媒体等的独立性。

     合并“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名,使用唯一永久国名——“中国”,以克服一朝一代思维和意识形态色彩。台独分子因为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分裂中国,国民党和台湾主流人群也不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认同中国,使用唯一国名“中国”后可极大地增强台湾同胞的祖国意识,抹去意识形态隔阂,避免“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的争执,使得台独分子失去以政治和意识形态理由分裂祖国的借口。采用唯一永恒国名,可加速中国和平统一的进程,表明我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永立人间。以后中华民族万世一系,皆称“中国”,全世界华人皆以“中国”为自豪。

二、经济新政。

    铲除经济特权与行政性经济垄断,建立公平市场经济与民有制、共有制。公平市场经济要求“政府有责、公民有权、机会均等、保障完善”,实行经济民主、劳动民主、管理民主;实现收入均等、全民福利;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免费大病医疗、免费养老的“三免”制度,以所得税、遗产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实现收入均等、地区均衡与共同富裕。

    公有制并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共富的价值与要求,公有制不仅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必然导致特权的泛滥、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浪费、重复建设、寻租腐败,而且,公有制与无法无天、缺乏法治是孪生兄弟,希特勒、斯大林、撒达姆都是通过极力加强财产公有来巩固其专制独裁。

    一个国家是否公平、共富与公有制无关,而与税收制度(所得税、遗产税)、财政制度(转移支付)、金融制度、土地制度、迁徙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密切相关,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最公平的共同富裕的国家都是实行私有制的发达国家的原因,尤其北欧国家、日本等;因此,经济新政应当继续解放思想,抛弃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错误观念,大胆地推行土地私有化[8],尤其在沙漠、荒漠等地带先行试行私有化,以先进的产权制度改善国土环境;另外,还要将小产权房合法化[9],废除征地制度,出台不动产税(物业税),以不动产税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10]。

三、社会新政。

    建立身份证电子系统(或称国民信息系统),以三至五年的时间废除二元户籍制度和暂住证制度[11],统一城乡人民的生命赔偿、劳动用工、社会保障以及财政、金融、土地等制度,赋予农民享有全部的国民待遇,赋予外来人口同城待遇;大力培育公民社会,允许工会、农会、协会、商会、NGO的独立发展和民间慈善组织的合法化;实行“社会民主”,保障人民工作的权利、医疗的权利、福利的权利、住房的权利和依据其能力接受教育的权利;消除特权、腐败,缩小贫富差距,以可控民主制度解决官民矛盾、劳资矛盾;将行政型的信访制度改变为立法型的申诉制度[12],疏通民意表达渠道,建立现代新闻制度[13]。

四、文化新政。

    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建立人本、创新的现代教育制度(公共教育制度)[14];保障大学独立,学术自由;破除学校中的官本位,严查学术腐败;宣扬“公民、公权、公德”的“三公”文化[15],落实公民教育,正确行使公权力,弘扬社会正义与公德;进行新闻立法,废除新闻审查和网络检查,保护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大力宣传宪政价值观、多元文化观、现代道德观、社会主义公平观。

    总之,实行“新政”,核心第一条就是实行宪政社会主义。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民主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民主社会主义不如宪政社会主义好。民主社会主义来源于西方,在北欧等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不同于北欧,不适合强调民主、先搞民主,而应当强调宪政、法治,先搞宪政、法治(尽管也搞“可控民主”)。也就是说,我的宪政社会主义蕴涵了“宪政优先于民主”、“建设法治国家优先于建设民主国家”的内容。

    自由主义也不能救中国。纯粹的自由主义脱离中国的实际,不顾条件、一味地实行民主,否定执政党的地位和必要的中央权威,都可能带来国家的混乱。胡适的失败是必然的。

    专制主义更不能救中国。菲律宾的惨痛教训中国必须汲取。菲律宾曾经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亚洲经济上仅次于日本,但马科斯独裁统治二十多年期间,菲律宾先是经济高速发展,然后是国家急遽衰败,现在的菲律宾竟然堕落为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马科斯独裁统治所带来的深度腐败、裙带资本主义、全民道德堕落,使得如今的菲律宾虽然实行了民主政体,但民主政治完全失灵。

    今天的中国也有一大批人在为现代专制主义招魂。如魏巍在《一位革命老人对未来的几点思考》[16]中鼓吹新的革命:“革命的性质,就是高举毛泽东继续革命的伟大旗帜,把反腐败、反卖国、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进行到底。”“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和篡党夺权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他们大搞私有化,出卖国企,通过物权法,仅剩下的国企老总搞高薪制,已经变质变味了。”“工人阶级的诗人王学忠一首诗名为《国企妈妈》,谁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只有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国企有这种感情。”“十七大之后他们进一步向右转,他们搞改革攻坚,出卖最后的国企。”“依靠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依靠卖国主义和国内外资产阶级,依靠腐败的国家机器实行法西斯专政。”

    魏巍的复辟现代专制主义(国外称为“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因为与反特权、反腐败、同情下岗、同情工农结合在一起,所以很能够迷惑、煽动起一批愤青和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人。但是,中国的前途决不是“高举毛泽东继续革命的伟大旗帜”,而是继续改革开放特别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特权、垄断、法治不彰、以及腐败的深层原因——不受控制的权力、二元户籍制度、劳教制度等等正是源于毛的时代,现在要改革的正是毛的遗产(包括文革中的无法无天的“民主”)。

    所以,现代专制主义及其经济基础——国有制度不但不能救中国,而且已经深深地祸害中国,决不能让他再祸害一次了。只有宪政社会主义,兼顾宪政民主与社会稳定、法治分权与中央权威、普世价值与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地拯救正陷入深度危机中的中华民族。中国实行宪政社会主义的新政已经刻不容缓。

注释:

[1] 凤凰网调查显示:在7352名参与投票的网民中,仅2936人即39.9%的网民选择 “同意,改革开放的功绩不能遗忘”。http://finance.ifeng.com/news/hgjj/200806/0624_2201_613426.shtml
[2] http://www.huxingdou.com.cn/constitutionalism.htm
[3]http://www.huxingdou.com.cn/neutralism.htm
[4]胡星斗.略论公平市场经济.《创新与中国经济发展》,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
[5]http://www.huxingdou.com.cn/newcivilisation.htm
http://www.huxingdou.com.cn/modernchinesecivilisation.htm
[6]http://www.huxingdou.com.cn/weixianshencha.htm
http://www.huxingdou.com.cn/feichulaojiao.htm
[7]http://www.huxingdou.com.cn/constitutionalpolitics.htm
[8]http://www.huxingdou.com.cn/privatizationsteps.htm
[9]http://www.huxingdou.com.cn/ruralcommercialhouse.htm
[10]不动产税应当“新房(新购买的商品房)新办法、旧房(截止期之前购买的商品房)旧办法”,旧房已经交清所有税费,不再交纳不动产税;而且,要区分自住房与投资房。
[11] http://www.huxingdou.com.cn/feichuhujibanfa.htm
http://www.huxingdou.com.cn/hukouweixian.htm
http://www.huxingdou.com.cn/feichuhuji.htm
[12] http://www.huxingdou.com.cn/feichuxinfang.htm
http://www.huxingdou.com.cn/redress.htm
[13]http://www.huxingdou.com.cn/modernmediasystem.htm
[14]http://www.huxingdou.com.cn/condemn.htm
[15]http://www.huxingdou.com.cn/sangong.htm
[16]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http://www.dajun.com.cn/youqianren.htm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发件人:<idechina@126.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15 06:35:3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Re: 回复:罗小朋致仲大军先生的一封信  

关于发起网上第一“国是会议”的构想

罗小朋 教授

2008年8月15日

基本假设和目的

    百余年来,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一直难以摆脱这样一个困境: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现实始终无法支持中国的社会进行理性的交流,而没有理性的交往和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政治过程,就不可能创建一个正义和公平的政治制度。

    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政治改革可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社会条件,技术条件,尤其是中国的信息环境和中国民众与精英的知识水平,已经空前有利于全面的政治改革,而中国政治改革唯一的实质性困难,就是精英缺乏理性交往能力。现代网络技术开辟了人类交往的全新可能,为中国精英克服理性交往的困难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现代网络技术极大地降低了人类交往的信息成本,从而能够极大地降低非人格化或非个人化的政治交往的道德风险和政治风险,极大地增加了中国民众与精英超越政治立场,价值取向和道德分歧,以体现公共理性的程序和规则来沟通并积累建设性政治共识的可能性。

    发起中国网上第一国是会议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中国精英的集体行动,首先是民间精英的集体行动,把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

基本的机制设计

    正式参与第一国是会议的人全部采用实名,凡是有真才实学的人都可以参加,尽可能吸收当今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只要认同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不怕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分歧大,如可能,把何新,陈子明,秦晖,汪晖,萧功秦,朱学勤这些人都请进来。国是会议最关键的机制是设置完全中立的主持人。主持人的职能就是确保议事规则公正和严格执行,根据国外协商民主的经验,从长远看,主持机构要完全专业化,这样才能保证公信力和专业水准。北京大军观察网站便是一个很好的主持人机构。

    议事规则首先要参照美国制宪会议的规则。这是人类目前为止影响最深远的公共议事规则。对我启发最大的有这么几条,一,议题必须投票决定,不能随便什么题目都提出来讨论;二,讨论的深度,也由投票决定,一旦多数人认为继续讨论没有意义,就到此为止,防止车轱辘转,老是回到原点。三,议事过程对公众保密,否则,就会刺激各自吹嘘和推销自己,不易因求是而转变立场。四,共识要公布于众,但对于少数派的意见是否发表,如何发表,需要斟酌。

    总之,国是会议的功能不是提供一个随便宣扬各自立场和观点的舞台,国是会议的主要目的是看中国精英能够在什么问题上达成什么样的共识。原则上,不论谁利用国是会议单方面宣传自己的观点,都是违背宗旨的行为,应以追求最大可能的一致性而努力。

重大使命

    中国网上第一国是会议应担负重大的历史使命:

    •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中国士人“天下为公,和而不同,群而不党”的理念,开创中国精英沟通的新范式,开创中国精英与民众沟通的新范式(比如,网民不仅可以评论国是会议的公告,而且可以推荐议题,乃至毛遂自荐,经过一定的程序加入和替代国是会议的成员);为出现第二、第三和更多的国是会议,出现“网上地方议政会”,并赢得合法性。

    • 把公共理性的理念具体化,对中国精英和民众起示范和教化作用,开创中国精英沟通的新习俗和新的政治文化。

    • 对重大的公共政策,尤其是对政治改革的路径选择,向当局集体进言。如果第一国是会议的参与者政治立场悬殊,集体进言的机会就不会多,一旦有机会,影响会很大。更经常性的集体进言要由专业性强,政治倾向比较一致的其他国是会议来承担。第一国是会议可以对其他国是会议的共识发表评论。

    • 商议和起草“中国虚拟公共空间自治宪章”,推动当局并与之合作,逐渐扩大中国人在网上自治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政治与技术可行性

    网上政治集会是一个新事物,当局似乎没有明令禁止。我认为,只要我们能够把道理讲清楚,当局可以接受。最多就是对发表公告的内容进行检查。当然,我们也可能引起不利的链锁反应,许多高度政治性的网上会议发表公告,以至当局禁止一切网上集会。但不论如何,发起网上国是会议的努力都是值得的,能够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发展。

    第一国是会议能否有足够的思想和民意代表性,这个问题有待实践回答。这还涉及到一个重大的机制设计问题,也就是第一国是会议的吐故纳新机制设计,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好,希望能够找到一种选择和淘汰机制,能够使得第一国是会议的参与者,保持对中国精英总体的较好的代表性。当然,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机制,就是允许竞争,让别人也有机会组织国是会议。

    至于网络硬件和软件,我发现现在雅虎提供的Group功能,已经相当强大,无需进行额外投资,所需要的仅仅是人的组织协调。

    还有一个涉及可行性的重大问题,就是个人激励问题。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和精英人士,有可能对这个会议不感兴趣,因为个人得不到什么好处,反而可能把自己的一些精彩见解在讨论中泄漏给别人,让别人拿去写文章发表。这个问题非常现实,不过,我相信还是会有优秀的知识分子愿意不计功利地参与。另外,如果能够比较好的解决融资问题,也可以考虑如何补偿参与者的工作。而最有效的公平机制,就是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只要没有公民自治的公共空间,任何一种所谓“公共”的政治表达,都难免遭到被个别利益扭曲的命运。这正是我提出商议和起草“中国虚拟公共空间自治宪章”的根本原因。

 

 

 

发件人:"tianyang001" <tianyang001@sina.com>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16 18:12:0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张宏良

和谐社会的基本蓝图:建设五有社会,实行四大自由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张宏良

 2008-8-16

    胡锦涛主席提出的五有社会是: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文革宪法规定的四大自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我们所说的四大自由是指文革宪法规定的四大自由,它涵盖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下面分别介绍五有社会和四大自由。

胡锦涛的五有社会

    胡锦涛主席提出的五有社会是: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学有所教:所有适龄儿童和青少年,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无论是否拥有完整的家庭或者已经失去亲人的孤儿,都有接受相应教育的权利,这是任何人以任何理由都不可剥夺的天然权利。

    劳有所得:所有具有劳动能力并且愿意劳动的人,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无论是白领阶层还是蓝领阶层,无论是学历高的人还是学历低的人,无论是肢体健全的人还是身有残疾的人,都有参加工作并获得相应劳动报酬的权利,这是任何人以任何理由都不可剥夺的天然权利。

    病有所医:所有患有疾病的人,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无论是身家百万还是身无分文,无论有没有亲属签字担保,都有接受治疗和恢复健康的权利,这是任何人以任何理由都不可剥夺的天然权利。

    老有所养:所有需要保障的老年人,无论有子女还是无子女,无论有退休金还是没有退休金,无论能够表达要求还是不能表达要求,都有获得有尊严生活的权利,这是任何人以任何理由都不可剥夺的天然权利。

    住有所居:所有需要住房的人,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是有能力的人还是没有能力的人,都有获得相应住房的权利,这是任何人以任何理由都不可剥夺的天然权利。

    以上五个方面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公民福利权利的基本内容;是现代社会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是任何国家、组织和制度不可突破的伦理底线;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剥夺其任何一项内容,都是悖逆天理侵犯人权的严重刑事犯罪,并且是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宽恕不得赦免的人伦大罪。

    胡锦涛主席2007年提出的五有社会目标,不仅是公平正义的,也是切实可行的。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统计,截止到2007年底,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28平米,远远超过了日本人均15平米的水平,在住房方面已经具备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现在城镇居民没有房子如同历史上没有土地一样,完全是被开发商垄断的结果,所以“打倒开发商,人人有住房”,已经成为当今中国解决住房问题的历史要求。

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可以说,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这四大自由,是在此之前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成果。并且,如果孤立地来看每一项自由,或者站在上帝的角度来分配这四项自由,四大自由几乎完美无缺,照顾到了社会各个方面,特别是后两项自由对穷人特别重要,甚至是专门为穷人设立的自由。以至于对穷人不屑一顾的中国自由主义精英从来不提后两项自由。中国的抢劫式改革自始至终都是建立在老百姓贫穷匮乏和绝望恐惧的基础上,一提这后两项自由,中国改革的历史合法性立刻就会荡然无存。所以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在中国就变成了最适合学者和富人的两大自由——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而老百姓的生活和住房是不是匮乏,是不是恐惧下岗失业,是不是恐惧上不起学,是不是恐惧看不起病,是不是恐惧年老无人养,则统统被屏弃在自由之外。

    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在中国变成两大自由,虽然与中国自由主义仇穷恋富的天然缺陷有关,但是其主要原因还是罗斯福四大自由排斥穷人的内在缺陷决定的。罗斯福四大自由的核心是言论自由,只有言论自由,才有可能宣杨和捍卫自己的信仰,才有可能伸张和追求物质生活的充裕和精神生活的安宁,也才有可能实现后三项自由。但是,建立在异化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言论自由却要受到知识、资本和权利三道门槛的限制,这三道门槛完全能够自发地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排除在自由之外。

    首先是知识的限制。现代社会的言论自由是通过报刊出版广播电视等媒体表达的,甚至这些传统媒体是唯一的表达渠道。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能够享受这种言论自由的只有那些善于著书立说的学者专家。而对于无力撰写论文著作的一般民众来讲,最大的言论自由充其量也只是在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中发些牢骚而已,这些牢骚不仅没有人理会,甚至是专家学者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疫,任何文章著述一旦染上街头百姓的“非理性言论”,立刻就会丧失全部学术价值。中国学者之所以想方设法让老百姓看不懂自己的文章著作,原因就在这里。可见,现代社会享有言论自由的前提,就是能够著书立说。如果没有著书立说的能力,也就无法享有现代社会的言论自由,如同达不到分数线就无法进入高校大门一样,仅凭这一道门槛,就足以能够把绝大多数老百姓排除在言论自由的大门之外。

    其次是资本的限制,这是现代社会为言论自由设置的第二道门槛。即便能够著书立说跨越了知识的门槛,也只是意味着具有了对自己发表言论的自由,能否享有对社会公开发表言论的自由,则要取决于能否给媒体老板带来足够的利润。只有在能为媒体增加发行量和提高收视率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享有公开的言论自由。相反,如果不能给媒体老板带来利润,那么,专家学者的著书立说会比老百姓的街谈巷议更加悲惨,老百姓的街谈巷议至少还有人谈有人议,而专家学者的著书立说则只能是和自己谈和自己议,终生守着一堆废纸过日子。

    最后是权力的限制。这里的权力限制并非是指集权专制,而是指各种规则、程序和审批的限制。比如像上面那样设置知识和资本的门槛,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限制。权利限制表明了包括现代社会在内的以往所有社会的自由,都是把老百姓作为管理对象赋予的自由,如同笼子里野兽的自由、羊圈里牛羊的自由一样,具有极其严格的牢笼限制,如果超出牢笼限制影响到秩序稳定,就会毫不犹豫地“杀掉20万,稳定20年”。对于那些作为被管理者、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现代社会赋予他们的自由与赋予监狱犯人的自由,并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只不过是活动范围大小而已。羊圈再大,羊也仍然是羊,绝不会成为牧羊人。

    现代社会对言论自由的三重限制,成功而又不露痕迹地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排除在外,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也就变成了极少数富人的自由,变成了富人驾驭穷人的自由,这就是中国权贵富豪喜欢西方民主自由的根本原因。其实,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排除在自由之外,是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共同特征,所不同的只是封建社会直接把绝大多数民众排除在自由之外,资本主义社会则是通过规则不露痕迹地把绝大多数民众排除在自由之外,所以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不仅是社会政治文明的进步,同时也是统治文明和统治技巧的进步。可见,在此之前的所有剥削社会,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后来昙花一现的前苏联和东欧的官僚社会主义社会,自由和民主永远都只是权贵和富人的政治专利,与穷人没有任何关系,尽管历史上先后推翻奴隶社会建立封建社会的,推翻封建社会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都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可穷人却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些社会的任何自由和民主。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可以说是在中国文革之前人类历史上最高的政治文明,连这个最高的自由都把绝大多数穷人排除在自由大门之外,其他社会的自由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当然,如同前面所言,如果站在上帝的角度来看,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分割开来,由上帝逐一不少地进行分配,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的确十分完美,是穷人和富人共同的福音。只是上帝太忙了,只能让人类自己主导政治资源的分配,在富人主导的政治生活中,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便成为穷人的政治枷锁,虽然这未必是罗斯福等人的本意,但却是建立在异化社会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发展的必然结果。唯一突破了异化社会限制的由全体人民共享的真正自由,就是后来毛泽东提出的四大自由。

《文革宪法》规定的四大自由

    20世纪60年代中国爆发了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穷人宪法——《文革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四大自由权利: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自由权利构成了文革大民主的基本内容。单从这四大自由的表述方式就可看出,《文革宪法》规定的这四大自由,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彻头彻尾地地道道的大众政治权利,是无需专门解释所有老百姓都能明白并且任何精英都难以进行学术垄断的政治概念。如同当年的“打土豪分田地”“造反有理”一样,即便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振臂一呼也能知其准确含义,并且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贩夫走卒,无论是拥护者还是反对者,都不会产生任何歧义。一个“大”字,充分反映了这是大众政治时代大众享有的大众自由大众民主,它将从根本上取代数千年来精英时代造就的精英自由和精英民主。

    1、关于大鸣的基本涵义

    大鸣:大鸣是相对于以往言论自由的小鸣而言的,以往言论自由的三重门槛决定了只能是极少数精英的小鸣,现在既然是绝大多数人的自由,就需要与绝大多数人相适应的大鸣,只有大鸣才能形成和适应大众政治。

    一是发表言论自由的主体大,大到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公民的程度,而不像以前那样只包括极少数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公民,就拥有以主人翁身份质询和要求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任何政府机构的天然权利。无论任何人——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村委会主任,在任何场合——包括办公室、会议室或其它公开场合,都无权以任何借口拒绝劳动公民的公开质询。并且这种公开质询的公众大鸣不受任何形式束缚:可以是只身独鸣;也可以是聚众和鸣;还可以是全体齐鸣。鸣的场合也不受限制:可以是会上鸣,也可以是会下鸣;可以在单位里面鸣,也可以走上街头鸣;可以在本地广场鸣,也可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鸣。公鸡尚有随意打鸣的权利,作为社会主人翁的劳动者,更是拥有不可剥夺的鸣放权利。

    二是言论自由覆盖范围大,公民不仅有权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同时有权表达对本单位、本地区、本部门乃至本国家所有问题的政治诉求。如同现代共同诉讼制度一样,公民表达的所有政治诉求,都无需任何审批,无需任何证据,无需任何费用,无需任何专业知识,只要符合天理良心,就是最高的政治伦理。可以说,美国开始推行的现代共同诉讼制度,就是中国文革民主之花结出的丰硕的世界政治之果,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政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和创新,最终也只能由中国人将其完善成为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相适应的大众政治制度,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

    三是容纳言论自由的渠道大,大众政治的广泛性决定了言论自由渠道的多样性,而传统媒体的狭窄渠道只适合于精英政治,无法适应广大普通劳动者自由表达言论的大众政治。这就必须在原有媒体之外开辟新的言论自由渠道,大小字报,标语口号,自由辩论等方式,与广播电视、报刊出版等媒体具有同样存在的神圣权利,在思想和言论自由方面,真正实现了佛家关于众生平等的理想,任何人哪怕是不识字的文盲,都可以通过振臂一呼来表达其看法和诉求。这是一个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专家学者可以著书立说自由表达,有文化的公众可以大小字报自由表达;没文化的公众可以通过标语口号自由表达;总之,所有人都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特别是当今网络时代,已经完全具备了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自由表达思想言论的技术条件,具备了实现大众政治的物质基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自由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形成了与传统媒体相抗衡的网络民主。中国网络民主的形成和发展,既是传统媒体被精英集团垄断的结果,又是大众政治时代到来的主要标志。网络民主的大众性质决定了必须恢复四大自由的宪法地位,在制度和法律上确认网络媒体的主导地位,取代传统媒体的主导地位。坚决废除诸如网络管制、网络歧视等打击和限制网络民主发展的一切制度,防止由于运用传统媒体的能力不同而形成民主特权,保证每一个公民都具有表达思想的自由权利。

    2、关于大放的基本涵义

    大放:如果说大鸣属于自由的范畴,那么大放则属于民主的范畴。自由和民主,是古往今来历代革命造反的基本政治主题,也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兴起和衰亡的根本政治缘由。只是不同历史时代赋予了民主不同的含义:封建社会的民主是指要为民做主,所以才有“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说法;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是指要以民为主,后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垮台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中国文化大革命建立的民主则是要由民做主,坚持实现“粗黑的手来掌大印”的不变政治理想。文革实行的由民做主与以往社会的为民做主和以民为主相比较,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无论是封建社会的为民做主,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以民为主,人民始终都只是政治管理的对象,都只是被管理的客体,而文化大革命所要建立的由民做主,人民则破天荒第一次成为政治管理的主人,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

    把人民由以往社会的被管理者变成管理者,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人类政治文明最伟大的历史贡献。虽然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失败了,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其惨重的历史代价,但是文化大革命所创造的大众政治文明却在世界范围内开花结果,以有罪推定为核心的共同诉讼制度,以自然法和公众立法为根本的现代司法制度,就是中国文革灿烂之花结出的世界丰硕之果。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反动派,之所以全面封杀西方国家轰轰烈烈的共同诉讼制度,以及自然法和公众立法原则,就在于这些制度和原则在政治上宣告了文革的伟大历史作用,以及他们一伙反动派的历史死刑。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包括每个普通劳动者在内的空前大民主的大放主要包括:

    第一,放开所有错误历史观念的束缚,把人们从陈旧社会的精神枷锁和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曾经指出:一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往往是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思想。所以人民的解放首先是思想的解放。迄今为止统治阶级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何谓有理、何谓有罪的问题上。在统治阶级看来,永远是剥削有理,压迫有理,卖国有理,甚至屠杀有理;永远是革命有罪,造反有罪,罢工有罪,甚至谋生有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不准百姓搭建一座茅棚,偌大一个中国摆不下百姓一个谋生摊位,把这种古今中外闻所未闻的空前极端压迫以所谓法制的名义注入整个社会,就是统治阶级思想建立的成功典范。那些灭绝人性的法学精英或许会说,其他许多国家也都不许搭建茅棚,但是所有不许老百姓搭建茅棚的国家,政府都为老百姓提供免费住房,唯独中国既不准搭茅棚也不提供免费住房。连飞禽走兽都有搭窝筑巢的权利,住房更是最基本的人权,可是中国那些天天叫喊自由民主的右派精英,却唯独不提老百姓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人权。

    媒体上接连不断地会有路边摊贩被执法大队活活打死的消息,被活活打死的理由永远都是一条:无照经营。古往今来引车卖浆、摆滩谋生就是老百姓的天然权利,现在居然成为违法行为。既然规定执照经营又没有把执照发到百姓手里,应该是地方政府的责任,是地方官员失职,要打也应该是打死地方官员,为何要打死百姓?如果说打死摊贩是执法人员素质问题,那么严厉打击摊贩则是制度和观念问题。当社会把那些在打击摊贩中死亡的执法人员追认为烈士时,同时也就把引车卖浆的摊贩列为了国家的敌人。面对那些街头被活活打死的小摊小贩,人们不禁在想,历史上有那么多暴虐的朝代,却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禁止百姓摆滩谋生;西方资本那么贪婪,却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在公路上设卡收费;苏联东欧推翻社会主义那么彻底,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取消免费住房免费医疗等社会福利制度;为什么这些现象惟独发生在当今中国?并且每一个罪恶现象最初都是在老百姓的万众欢呼声中形成的,几乎无一例外。还有那个因坟地价高死不起的问题,所谓“死无葬身之地”本来是中国人最恶毒的千古咒语,现在却变成了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残酷现实。古今中外历史上只听说过有让老百姓活不起的时代,却从没有听说过有让老百姓死不起的时代,可人们随便打开任何一家媒体,随便走进任何一所大学,所看到和听到的绝大多数观点,都认为把老百姓弄得死都死不起的所谓改革是历史的伟大进步。

    越来越多在中国经营的跨国公司都像富士康一样,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尊重劳工,唯独在中国大陆把劳工往死里整,为什么?就因为中国大陆规定罢工违法,就因为中国大陆实行无罪推定。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修改宪法,取消罢工自由和实行无罪推定时,整个社会一片欢呼,北大学生情不自禁地打出了“某某你好”的横幅,整个社会一致声讨罢工自由和有罪推定的文革罪行,声称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经济,这无异在说,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帮助地主多收租子,帮助资本家多赚钱。就是如此荒谬绝伦的理论竟然被整个知识界推崇为最伟大的真理,直到今天,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仍然慷慨激昂地在歌颂这一伟大理论。

    可见,中国老百姓的悲剧,首先是观念的悲剧,其次才是制度的悲剧;制度悲剧不过是观念悲剧的必然结果。所以文革才提出了“要敢于反潮流”的口号,才提出了要发扬“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红卫兵五敢精神,才提出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政治主张,目的就是要把被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首先是在观念上颠倒过来。当江青在法庭上听到自己被判处死刑(还未听到缓期执行)时,拼尽全力喊出的惟一口号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法庭也不仅仅是在判处江青死刑,而是在判处这句口号的死刑。也就在那一刻,历史便注定了中国老百姓后来死无葬身之地的悲剧命运。只是这死无葬身之地的悲剧命运还远远没有结束,把中国蓝领阶层推入死无葬身之地的悲剧命运,正在如同乌云般地向中国白领阶层扩散,当中国白领也陷入死无葬身之地的绝境时,他们就会懂得什么是“天作孽,犹可存。自作孽,不可活”的天道天理。到那时,如果中国知识分子还有良知,他们就会为自己曾经的堕落而感到深深的悔恨和羞愧。

    第二,放开所有陈旧规则的约束,把人们从数千年剥削社会造就的旧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都是权力和资本统治的历史,数千年的权力统治,数百年的资本统治,形成了由权力和资本主导的游戏规则。同样一件事情,如果凭借权力和资本就是正当的;如果凭借体力就是罪恶的。同样是致人死命,如果凭借权力致人死命就是天经地义;如果凭借资本致人死命就是正当竞争;如果凭借体力致人死命就是暴力犯罪。由于人们支配社会只有这三种力量,官员凭借权力,富人凭借资本,穷人凭借体力,现在只把体力列为犯罪,这就在客观上把穷人变成了天然的罪犯。同时又在制度上赋予了官员和富人胡作非为的社会条件,可以随心所欲地掠人财产、淫人妻女和致人死命,并且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黄世仁活到现在,不仅不会被枪毙,甚至还会成为改革开放的带头人。作为只拥有体力的穷人,则是任何形式的反抗都要格杀勿论,集体反抗属于暴乱格杀勿论,个人反抗属于恐怖分子同样格杀勿论。中国右派精英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所谓民主的普世价值就是如此。

    文革的大放首先就是打破了权力社会和资本社会的游戏规则,把一切都放到社会正义的天平上重新衡量,只要是罪恶行为,无论是采用权力、财力、体力等任何手段,都要绳之以法,严加惩处。真正实现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官员不漏,富豪不漏,暴徒也不漏。文革刑法就规定,凡是违背妇女意志发生性关系,无论凭借权力、财力和暴力等任何手段,都属于强奸。文革结束后修改刑法,才又恢复了只有暴力手段属于强奸的规定,并且后来为了满足许多官员对幼女的嗜好,再次修改刑法,规定在不知道年龄的情况下,与任何女性发生性关系都不属于强奸。所以中国官僚才会如此疯狂地痛恨文革和如此狂热地拥护改革。

    其次废除所有审批和注册等限制,实行完全的政治自由制度。任何人都有权组建任何形式的政治组织,无需任何部门任何人的审批和注册;任何政治组织一经诞生就具有与其他政治组织或单位相同的政治权力,拥有合法公章和开具相关证明的合法权力;所有政治组织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各级官员具有直接监督权、质询权甚至罢免权,可以随时召开会议行使权力,也就是中国官僚最为仇恨的所谓批斗会。可以说,中国文革期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政治自由时代,当时各种造反组织无计其数,遍布华夏每一个角落,如同现在资本的自由竞争和重新组合一样,各种群众组织也在政治竞争中不断重新组合和发展,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呈现出“百舸争流”的蓬勃朝气,真的是“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那些历史上始终被人踩在脚下的普通百姓,第一次有了扬眉吐气的做人感觉,并且不仅仅是一般的人,而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人。现在人们一提起政治体制改革就鹦鹉学舌地谈什么多党制,西方国家的多党制不过是权利集团和资本集团互相制衡的手段,与老百姓的民主权利没有任何关系。而中国文革期间何止是多党制,当时的各种政治组织不下千万,如同一张经天纬地的正义大网,把整个社会笼罩的无一丝罪恶缝隙,任何徇私枉法的专权行为都难逃亿万人民的火眼金睛,所以才会出现10年无一贪官的清明景象。

    由于群众组织对各级官员具有直接约束权力,使得任何官员都不敢欺压任何一个群众,因为任何官员面对的不再是一盘散沙的单个群众,而是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在无数群众组织直接约束下运行的权力,要想从事贪污索贿等腐败活动,简直比登天还难,简直比临渊还险,从而彻底切断了古往今来升官发财之间的通道。古往今来升官发财已成为中国政治的铁律,升官是手段,发财是目的,升官就是为了发财,升官也必然能够发财。唯独文革10年切断了升官与发财之间的通道,彻底摧毁了支配官场数千年的这一铁律,把当官变成了一种理想主义者的政治奉献活动,从而保证了整个社会权利机构的廉洁运转。文革期间许多进入政治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等,仍然只拿原来工人的工资。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由于仍然是原来西安机械厂工人的工资,感到政治局开会收取茶水费经济压力很大,便找到周总理要求开会只喝免费的白开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拿的也是原来售货员的工资,每次家乡来人走后,夫妻俩都要很长时间啃咸菜度日。这些造反新贵尚且如此窘迫,一般官僚要想挥霍奢侈更是绝无可能。

    甚至连当时母仪天下的江青,生活之清廉窘迫都难以想像,江青喜欢摄影,购买照相器材欠下了新华社数百元钱,新华社天天追着要账,江青天天攒钱还账,短期内实在攒不够,最后只好找主席要钱才把账还上。后来华国锋发动宫廷政变囚禁江青时,江青除了许多本书和随身换洗衣服之外,竞无一财产。“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每每看到此处,便忍不住潸然泪下,甚至泣不成声。无论那些贪官污吏怎么妖魔化江青,单就廉洁朴素的经济生活、清白如初的政治品格、超越生死的献身精神、博学通玄的惊世才华而言,江青堪称是古今中外第一女政治家,能出其右者绝无仅有。至于最后的失败,那是佛的失败,菩萨的失败,高尚的失败,正义的失败,是江青在用鲜血和生命重新铸造中华民族高尚的政治品德;否则,哪怕是具有对手万分之一的卑鄙千分之一的阴谋,江青都完全能够“横扫千军如卷席”地把所有对手一网打尽。然而江青却选择了做20世纪东方殉道者的悲剧角色,殉道者的悲悯情怀和伟大精神,是那些唯利是图的政客和利欲熏心的学界宵小根本无法理解的。最早揭示出江青殉道者悲剧的不是别人,恰恰是通过政变囚禁江青的华国锋,政变后被那位老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华国锋很快就哀叹道:“我们不是搞政治的材料,当初之所以能够政变成功,是因为江青不搞阴谋”。就连那位老人本身也以一种相反的形式表现出了对江青的极端敬畏,面对江青通读过的万卷藏书,那位老人沉默良久,方才言不由衷地说出一句:“江青连华国锋都打不过,肯定也打不过我们”。但是他却深深知道通读万卷藏书的政治家的力量,所以在政治局会议上坚持要判处江青死刑,而对于其他任何政敌的死活根本就不在乎。江青所代表的廉洁政治彻底断绝了中国官僚升官发财的传统道路,加之大鸣大放的游戏规则又摧毁了文化精英的神圣光环,这就不可避免地唤起了中国精英集团最深刻的历史仇恨。利益的仇恨是超越一切仇恨的最深刻仇恨。中国官场的千年规则一直都是“千里做官只为财”,而现在做官不仅不能再捞钱玩女人,甚至还要面对百姓的严厉质询随身随地陪笑脸,这简直是中国官僚发展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耻大辱!这就是中国官僚集团和文化精英提起文革便恨得咬牙切齿的根本原因。

    可见,百姓自由,官员廉洁的根本在于发动群众、还权于民。只要主权在民,社会就能健康发展。文革结束后,为了发动官员,摧毁文革的组织基础,便提出了“永远不搞群众运动”的口号,全面解除了群众对官僚的约束权利,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还权于官的运动,官权无限膨胀、空前泛滥,腐败的闸门就此打开,一场百姓被抢光国家被卖光的历史悲剧开始在中国上演。

     第三,大放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要废除社会不公的制度基础,重建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基础。虽然历史上各个社会形态都讲公平正义,但是由于以往所有社会都是精英统治的社会,他们赋予公平正义的制度基础,就是把占社会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排除在公平正义的范畴之外,无罪推定的司法制度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所谓无罪推定也叫控方承担举证责任,就是谁主张谁举证,要控告对方必须向法院提供证据,否则法院不予受理,不仅不予受理,甚至可以诬陷罪反坐。中国的权贵富豪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掠人财产、淫人妻女、逼人死命,凭借的就是这个无罪推定制度。为什么?道理很简单,现代社会越发展,证据就越隐蔽,百姓要想拿到官僚的证据,穷人要想拿到富人的证据,散户要想拿到庄家的证据,患者要想拿到医院的证据,简直比登天还难,并且为了防止穷人通过各种极端手段拿到证据,法律又专门规定用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没有法律效率,这就把穷人完全逼上了诉讼无门的绝路。

    比如中国证券市场天天在欺诈投资者,可是投资者根本无法去交易所取证,交易所门口有武警把守,擅闯金融重地格杀勿论。被欺诈的血本无归的投资者除了自杀没有任何解决办法。再如北京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等许多中国银行,统统以不足一年利润甚至不足一个季度利润的惊人低价卖给了外国人,特别是北京银行,竟然在上市前夕主动放弃了超过200多亿的上市差价,以不足当年利润的17.8亿价格卖给了荷兰人,后来北京银行由于粗心大意泄露了银行的股东名单,其中居然有大批甚至不到一岁的中国娃娃股东,此时人们才明白为什么要匆匆把一个市值超过千亿的中国银行十多亿卖给外国人的奥妙。这件事情如果放到实行有罪推定制度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进行司法调查,任何一个国民都有权把北京银行告上法庭。但是由于中国实行无罪推定制度,任何人都无法掌握卖掉北京银行真实原因的直接证据,中国公众也就只能望法兴叹,感叹自己生错了地方,不该出生在实行无罪推定的中国,祈祷下辈子能够生在一个实行有罪推定的国家。

    在此我们要告诉大家,目前把西方发达国家带入大众政治时代的这个有罪推定制度,恰恰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产物和历史成果。所谓有罪推定是指由辩方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由被告来证明自己清白,如果证明不了,就是有罪。这是由富人法律制度向穷人法律制度转变的划时代标志。文革中群众对官僚提出指控后,官僚必须回答群众的指控,证明群众的指控是否存在,这就自然形成了有罪推定的司法原则。正是有罪推定的司法原则,杜绝了官僚罪恶的泛滥,保证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如果今天老百姓无需证据就可以把腐败官员告上法庭,还会有腐败吗?如果今天散户无需证据就可以把券商和证监会告上法庭,还会有股市欺诈吗?如果患者无需证据就可以把医院告上法庭,还会要药品的高额回扣吗?如果无需证据就可以把顶头上司告上法庭,还会有打击报复吗?知道了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的区别以后,也就明白了中国的权贵富豪、贪官污吏及少数精英对文革极端仇恨的原因了。虽然文革失败了,但是文革实行的这一有效约束权贵富豪的有罪推定原则,却在全世界普及开来,形成了大众政治的司法基础,奠定了现代民主制度最牢固的法律根基。可见,在政治文化方面,中国文革远远走在了世界前列,后来中国在政治文明方面成为世界被告,完全是否定文革、倒行逆施的结果。只有结束这种倒行逆施的反动过程,中国人民才能在世界政治文明方面重新挺起胸膛抬起头来,否则,中国将会越来越成为现代政治文明过程中的世界公敌。

    中国的法学精英之所以一直绝口不提现代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就是因为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实践,证明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探索以及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中国法学界那帮流氓精英对中国社会的最大犯罪,就在于他们故意掩盖现代西方国家真实的政治法律制度,把那些西方国家已经革除的、曾经导致西方国家陷入数百年战争和危机的二战前的政治法律制度,伪装成现代法律制度引入中国,有意识地把中国引入历史歧途。这已经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针对国家和民族的重大刑事犯罪活动。并且他们自己也知道是在从事犯罪活动,所以才要千方百计彻底毁掉这个国家。

    3、关于大字报的基本涵义

     大字报:大字报是文革大民主最根本的保证,是大众政治最根本的制度基础,是保障所有公民具有民主权利的根本政治条件,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政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当今中国的网络民主和现代西方国家的共同诉讼制度,都是大字报制度的历史产物。大字报是老百姓唯一能够普遍使用的大众媒体,没有大字报老百姓就无法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也就谈不上行使民主权利。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都有着自己特殊的民主实现形式,封建社会的民主是通过宫廷制度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是通过舆论制度实现的,现代社会的大众民主则是通过大字报制度实现的。当今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最本质的特点,就是由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的历史性转变,这已成为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而推动这一历史转变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中国文革创造的大字报制度。甚至完全可以这样说,现代人类政治文明的所有优点,都是大字报制度决定的。

    首先,大字报制度造就了现代司法制度的两个最根本特点:道德即法和公众立法。这是大众政治制度得以确立的最根本的法治基础。由大众政治决定的现代司法制度与以往精英政治时代司法制度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法治的含义不同。以往社会的法治有两个根本特点:一是由少数精英立法;二是以此作为善恶标准。这种少数精英立法的最大弊端,就是不承认道德和公众的力量,使法律和道德形成尖锐对立:所有符合道德的行为都是违法的;而所有合法的行为又是违背道德的。《水浒传》就是典型,如果站在法律的角度看,一部《水浒传》只有高俅一个好人,其他一百单八将个个都是杀人犯;如果站在道德的角度看,则只有高俅该杀,其他一百单八将个个都是大英雄。这种建立在否定道德和公众权利基础上的法治,只有一个作用,就是成为少数精英作恶的工具。以往人类社会,包括二战前的西方国家,之所以会长期陷入连绵不绝的战争、危机、革命、造反等社会动荡之中,就是这种恶法治世造成的,所谓恶法不如无法,道理就在于此。中国文革爆发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所有的是非善恶真假美丑都要由社会公众来评价,而老百姓评价是非善恶的尺度很简单,就是道德,就是天理,就是良知。这就自然形成了道德即法和公众立法的现代司法原则。文革失败后,道德即法和公众立法的现代司法原则在中国遭到了彻底否定和清算,但是却在世界范围内普及开来,构成了西方国家现代司法制度的根本原则。以至与中外的法治概念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西方国家的法治是指自然法和公众立法,自然法就是天理良心;而目前中国的法治则是指社会法和精英立法,社会法就是人为的条款。在此我们再次看到了文革被否定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历史悲剧:创造了现代司法制度的中国人民越来越惨重地遭受着权贵富豪的肆意蹂躏;而享受着中国人民创造成果的西方人却反过来极端藐视中国人的政治文明。

    其次,大字报制度奠定了当今中国网络民主的制度基础。主席生前多次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演习。所谓演习就是为今后真正的大众民主做准备,在这方面最明显的就是大字报制度对今天网络民主的演习。如果说文革期间的大字报是贴在墙上的,现代西方国家共同诉讼制度的大字报是贴在法庭上的,那么当今中国的大字报就是贴在网上的。网络就是现代大字报。网络为大字报提供了技术基础,大字报为网络充填了历史内容,这是中国对信息社会民主发展的一个伟大贡献。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网络都没有像中国这样,成为大众民主的最广泛平台,成为人们表达政治诉求的唯一通道,这一方面是由中国传统媒体被精英控制决定的,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文革大字报10年演习的结果,是文革大字报的历史复活,是网络版的现代大字报。

    虽然现代西方国家的共同诉讼制度和当今中国的网络民主,都是文革大字报制度的政治产物,但是比较这两大文革政治产物就会发现,同门出身的共同诉讼制度和网络民主在东西方却具有完全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共同诉讼制度在西方国家已经占据了政治伦理的主导地位,构成了穷人制约富人、弱者制约强者的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所谓和谐社会,必须是一个穷人能够制约富人、弱者能够制约强者、民众能够制约权贵的社会,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直追求的锄强扶弱、除暴安良的社会。共同诉讼制度的基本作用就是锄强扶弱、除暴安良,所以六十年代后结束了西方国家数百年的动乱,造就了西方国家迄今为止数十年的和谐发展。大家比较一下中国文革前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两个极端——极端动荡和极其和谐——就会认识到共同诉讼制度的巨大历史作用。可是,同样是文革大字报制度产物的中国网络民主,却遭遇到巨大的历史难产,在各界精英力量的联合打压下随时可能胎死腹中。如同19世纪前创造了工业文明技术基础的中国反倒被甩在了工业文明后面一样,目前创造了现代政治文明原则的中国也正在被甩在现代政治文明的后面。并且被甩掉的历史原因也几乎完全相同,都是没有把先进文明变成坚实的制度,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就会夭折。

    在中国,先进文明之所以难以制度化,并不像那些自由主义白痴解释的那样,是什么人治的结果,而是源自于民众的政治伦理,一旦民众失去了政治伦理底线,任何制度建设都必然是徒劳无功。中国古代社会和现代西方国家的制度建设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具有“天下共击之”的伦理底线,一旦有人突破这个底线,整个社会就会群起攻击,哪怕是抛头洒血也在所不惜。假如现在欧美社会有人批判耶稣、否定共同诉讼制度,整个社会立刻就会掀起造反声讨运动,即便是出动军队也控制不住。而中国吸食“猫论”冰毒30年,已经彻底摧毁了整个社会政治伦理的共同底线,无论做什么老百姓都无所谓,社会通行的唯一伦理准则,便是有枪就是草头王。在这种政治伦理的状态下,不可能实现任何积极的制度建设。所以,中国恢复制度建设的唯一途径,就是向西方国家学习,向我们老祖宗学习,形成“天下共击之”的伦理底线,凡是突破这个底线,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者,杀无赦,并且是无条件地杀无赦。

    当今中国“天下共击之”的伦理底线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大字报制度,就是中国的网络民主。当今中国公众唯一能够表达民主诉求的地方就是网络大字报,当今中国唯一对权贵豪强具有威慑作用的也是网络大字报,中国贪官买办最为痛恨最为惧怕的同样是网络大字报。就拿贱卖银行和国有资产来说,如果没有近年来网络大字报的制约,就不仅仅像今天这样只是部分银行和部分产业落入外资手中,恐怕整个中国银行业早已全部落入外资手中,恐怕整个中国产业早已全部落入外资手中,甚至包括整个中国政府都早已落入外资控制之中。所以,恢复大字报制度的宪法地位,确定破坏大字报制度的犯罪性质,应该成为当今中国“天下共击之”的不可逾越的伦理底线。文革后东西方人民的不同命运说明:如果没有“天下共击之”的伦理底线,如果没有权贵富豪对穷人暴力反抗的历史恐惧,权贵富豪就会无所顾忌地对穷人下手,和谐社会就永远只是泡影。这是文革后西方发达国家建成和谐社会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百姓悲惨命运的基本教训。人类社会各个阶段都有着不可饶恕的犯罪底线,古代社会朝廷规定的所谓“十恶不赦”,百姓认定的“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现代西方国家对外规定的种族屠杀罪和对内规定的欺骗公众罪,都是在确立犯罪行为的底线,任何人突破这个底线都不能原谅。美国人不原谅克林顿总统,不是因为他好色玩妞,而是因为他说谎欺骗公众。现代中国不可饶恕的犯罪底线,就是对网络自由和网络民主权利的侵犯和剥夺。这应该是未来中国大众民主的不可动摇的政治基石。

    4、关于大辩论的基本涵义

    大辩论:大辩论是相对于西方国会或议会的小辩论而言的。西方国家代议民主制的程序,决定了国会议员都是经过资本筛选出来的,资本的同一性决定了国会议员立场的一致性,无论彼此之间政见分歧有多大,在对待穷人和穷国的问题上,国会议员的立场往往惊人地一致。就如同今天中国的精英阶级一样,无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之间的分歧有多大,甚至能够达到动用坦克装甲车的你死我活的程度,但是在对待中国老百姓的问题上,他们的立场从来都是完全一致,能够不谋而合地把枪口一致对准老百姓。比如在勾结外资通过天价房地产掠夺市民,通过内外悬殊差价掠夺股民,通过惊人息差掠夺城乡居民等问题上,那些原本为争权夺利斗得你死我活的精英集团,居然能够不约而同地为掠夺大唱赞歌,并且彼此配合得天衣无缝。这就是精英民主的阶级局限性和阶级指向性。精英民主的这种阶级局限性和阶级指向性,决定了议会辩论的内容永远都只是统治和管理人民方法的辩论,不可能代表人民利益。即便偶尔反映了人民利益,那也是一种恩赐和让步,目的是让人民为他们更有效率地创造财富,如同狼群给予羊群更大的自由天地,是为了让羊群生长得更加肥大一样。可见,西方代议民主制的根本历史缺陷,就在于人民没有直接民主权利,而是由资本筛选出来的国会议员代表人民行使权利,由于这些人受着资本的严格制约,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这就在客观上把人民排除在了民主范畴之外。大众民主的大辩论,就是要突破精英控制的代议民主制,还权于民,让人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首先,所有涉及到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都要交由人民自由讨论,在人民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决策和法案。这种整个社会大辩论和国会内部小辩论的不同作用在于,社会大辩论形成的决策和法案能够充分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国会小辩论形成的决策和法案只能代表权贵富豪的利益。中国改革初期的八十年代,老百姓之所以能够尝到改革的一点儿甜头,形成富人吃肉、穷人喝汤的人民还能接受的利益格局,就是文革的大辩论机制仍然在起作用。当时所有改革方案都要经过自上而下然后再自下而上地反复讨论,虽然由于媒体舆论控制在改革精英手中,最终讨论的结果往往都是改革精英预设的结果,但是至少在形式上还要或多或少地考虑到人民的部分利益和要求,人民虽然吃不到肉,但是至少还能喝到汤。后来随着对所谓极左力量的深入围剿,大众民主的历史残余被不断被清除,特别是经过八九风波的大镇压、大逮捕、大清洗之后,作为大众民主制度最后一点儿历史残余的对话制度被彻底废除,中国进入了彻头彻尾的精英政治时代。老百姓的历史劫难也就全面降临了,随着工作、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权利的陆续被剥夺,改革初期那种富人吃肉、穷人喝汤的利益格局,迅速演变成为富人吃肉、穷人喝风的极端环境。

     在加强民主法治的旗号下,一系列剥夺和整治穷人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最典型的就是由上海开始的许多地方先后出台的“行人违规撞死白撞”的法律,法律赋予了那些开车的权贵富豪拥有对违规穷人执行死刑的权利。甚至不仅撞死白撞,还要通过所谓“按比例分摊责任”的条款,由被撞死的穷人赔偿富人的修车费用。上海有位没走人行横道被汽车撞死的老太太,就被法院判决承担全部责任,要求赔偿车主数千元修车费,如此丧尽天良的判决连车主都感到难以接受,主动放弃了死者的赔偿。中国精英的法治建设能够堕落到如此丧尽天良的地步,简直让未来的历史学家难以想象!真是到了天怒人怨、天理难容的罪恶极端!如果不是后来胡锦涛的“人治”废除了这一丧尽天良的邪恶法律,每天不知道会有多少老百姓命丧街头!中国之所以会出台如此天理难容的法律,就是精英小辩论的结果,由开车的人制订法律,必然是撞死人白撞;如果实行社会大辩论,由骑车人和开车人共同制订法律,就绝对不会产生如此丧尽天良的法律。还有目前造成数千万股民血本无归的的所谓股权分置改革,所谓股权分置改革,就是政府违背最初承诺,把权贵富豪一元钱买的低价股和广大股民几十元钱买的高价股拿到市场上按照一个价格买卖,这与其说是买卖,不如说是抢劫。如此公开的抢劫行为造成股市半年跌去一大半,市值损失超过18万亿,按照国务院医改调查小组的测算,足够全国25年的公费医疗支出。也就是说,为了让极少数人发大财,全国老百姓损失了25年的公费医疗。可就是如此明显的抢劫方案,竟然作为改革成就堂而皇之地写入了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并且在代表们热烈的掌声中一致通过。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这个报告不是由少数精英小辩论,而是由广大股民大辩论,结果肯定是要求政府遵守历史承诺,继续禁止大小非流通。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了血流成河的惨烈股灾,也就没有了国家和股民令人震惊的财富损失,只是那些掌握大小非的极少数人也就失去了发大财的机会。这就是议会小辩论与公众大辩论根本不同的历史作用。

    最近看到许多白领阶层,一方面被股市宰杀的爹哭娘叫,另一方面仍然在咒骂文革大民主。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大规模的历史报应已不可避免,股市崩盘还仅仅是开始,随后的房市、金融都将会崩盘。中国白领的财产全部集中在股市、房市和银行里,只有这三大市场全部崩盘以后,他们才会相信精英民主的空前危害和大众民主的历史作用。最近两年我们一直在讲,如果说私有化改革剥夺的是蓝领,那么殖民化改革剥夺的将是白领,并且以中国左翼为代表的进步力量正在全力以赴地阻止这一灾难的发生。然而,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无论进步力量还是反动力量都无法改变,或许只有在中国白领也被洗劫一空时,他们才会接受生活的真理。俗语常讲“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是浪子只有在陷入一贫如洗、走投无路的绝境时才会回头。目前中国的白领阶层在继蓝领阶层之后,再次走上了浪子回头的悲剧道路,将会让数千万投资者倾家荡产的巨大股灾正在宣告中国白领阶层灾难的到来。

    中国白领幸灾乐祸的时代马上就要结束了。

    其次,大辩论能够形成一种社会纠错机制,通过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之间的充分交流和辩论,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公众的主导地位和道德的支配作用。如果说前面的大鸣、大放、大字报的主要约束对象是权贵富豪,那么大辩论则同时还具有大众民主自我约束的作用。大众民主的自我约束作用,主要是防止公众一时的选择错误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永久灾难,不断地自我纠正社会选择的错误,避免大众民主异化为被野心家利用的个人专断。虽然从根本上来说,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人民是最公正的历史裁判,但是就某一时期某一部分来说,人民的选择又常常是盲目的错误的,形成历史发展的反复性和曲折性,使社会发展进程呈现出之字型或波浪式发展的特点。这就需要社会具有自动纠错机制,形成道德引力作用,能够把偏离目标的社会重新拉回到公众利益的轨道上来。文革大辩论就具有这种自动纠错功能。如果不是这种纠错机制被废除,30年来中国老百姓将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种命运。当初那位老人利用北京西单民主墙打击华国锋掀起反毛运动时,面对华国锋的镇压要求曾十分坚定地说“群众有气就要出,任何人都不能压制群众的呼声”,对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大辩论推波助澜、火上浇油,不仅以此迅速打垮了华国锋,掀起了持续30年的反毛运动,同时还为自己骗取了一顶民主的桂冠。可是后来,随着西单民主墙大字报大辩论的不断深入,大众民主的纠错机制开始发挥作用,那位老人的阴谋手段不断被揭露,社会开始向公众利益的轨道回归,那位老人立刻凶相毕露,采用强硬手段封闭了西单民主墙。

    其后的一系列的所谓思想解放运动和政治清洗运动,对大众民主进行了彻底绞杀。期间无论是反左还是反右的运动,绞杀对象始终都是大众民主;反左时把大众民主当作文革妖孽来批判;反右时又把大众民主当作西方自由化来批判。经过持续30年对大众民主的反复清洗,民权荡然无存,官权无限泛滥,中国民众从一个极端沦落到另一个极端,从人类历史上权利最强大的民众沦落为人类历史上最没有权利的民众。诸如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制度和罢工自由,是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剥夺的公众基本权利,是包括非洲一些皇权专制国家都不敢突破的文明底线,可是中国公众却彻底丧失了这些文明社会的基本权利。不仅丧失了全部公权,甚至丧失了最基本的私权。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法律允许富人随便扒掉穷人住房,翻盖后再以高价强行卖给穷人的现象,而中国不仅允许富人随便扒掉穷人住房,甚至把那些守在自己住房里的所谓“钉子户”当作罪犯一样对待,中国的法学精英不仅不为老百姓说话,反倒全部动员起来通过各种会议和媒体,声讨那些守护自己房屋的“钉子户”。即便如此,中国富人仍不解恨,开动全国媒体不分场合地频频叫喊:“中国穷人仇富,应该保护富人”。可以说,上下五千年纵横全世界,富人能够带领官员、武警、法院、电视台,开着推土机去扒老百姓房子的,唯独当今中国;中国富人在扒房子圈地、抢占企业和百姓财产方面,除了没有动用喷气式战斗机和核武器之外,几乎动用了全部国家力量,如此为所欲为的富人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可以说,中国一个开发商动用的国家力量,就超过了西方国家全部房地产业动用的国家力量。把政府官员、武警、法院等统统变成了开发商的跟班,还不算保护富人,那怎样做才算是保护富人?总不能赋予每个富人直接调动野战军的权力吧!

    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上民权丧尽、官权泛滥的唯一国家,一方面是由对文革大民主的历史报复决定的,另一方面也与改革总设计师的个人经历有关。中国改革总设计师虽然号称是第二代领导核心,却从未担任过最高领导职务,他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上有华国锋中央集权的领导,下有民众造反力量的制约。他既要对上打倒华国锋,又要对下镇压造反派,只能借助于官僚集团的力量,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他成为官权代表的角色,用官权的力量对上削弱中央集权,对下剥夺百姓民权。可是,中国二千多年集权政治决定了中央集权力量相当强大,10年文革又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民权力量,要消除其中任何一个力量都十分困难,现在要两面出击同时剥夺中央集权和百姓民权,更是超乎想象地异常困难。可是又非要两面同时剥夺不可,他的个人野心决定了他与中央集权的生死对立,他的政治立场又决定了他与百姓民权的生死对立,与任何一方都无法结盟,对任何一方都无法容忍。在个人利益遭受到巨大历史羁绊的困难情况下,总设计师以超乎常人想象的胆识和气魄,做出了对国家民族来说的灾难性选择:无限扩大官权,无限依靠洋权,打击中央集权,剥夺百姓民权。于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经过百年奋斗刚刚摆脱的历史劫难,再次降临了。本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地位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必须加强中央集权;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又决定了中国必须扩大百姓民权。如今把中央集权和百姓民权作为打击对象,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就同时丢掉了。并且无论中央集权还是百姓民权,至少都是爱国力量,唯独官权天然就是卖国力量。这是由官权的历史性质决定的,官权要同集权和民权相抗衡,必然借助洋权,最终完全投靠洋权,中国近代几乎亡国灭种的悲剧根源就在于此。古今中外历史上之所以都把约束官权作为一个基本的政治任务,道理也在于此。眼下中国经济殖民化的活生生现实,更是有力的历史例证。

    在铲除了华国锋和镇压掉造反派以后,尝到官权甜头的总设计师仍然没有登上集权领导地位,而是继续通过改革无限扩大官权,通过开放紧密依靠洋权,此时的总设计师已经完全谙熟了中国政治的历史诀窍:只要有官权和洋权的支持,就能把中央集权玩弄于股掌之上,就能把百姓民权轻松地踩在脚下。凭借无限膨胀的官权,总设计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权利顶端,虽然没有任何党政职务,却能够把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等统统变成自己的跟班,随便一句话就能囚禁党的总书记,随便一通议论就是全国学习的中央文件。在中国总设计师的身上,中国官员第一次感受到了官权的无比强大,中国官权也第一次具有了自己的人格化代表。以往二千多年封建社会是皇权至上,毛泽东时代是民权至上,唯独这个时代是官权至上。官权至上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官权在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了自己的人格化代表。在总代表的率领下,官权对上以民主的名义约束中央,对下以稳定的名义镇压百姓。官权的膨胀超越了历史上所有贪官污吏最大胆的想象,达到了历朝历代官员做梦都想象不到的极端程度,不仅超越了历朝历代的官权,甚至超越了历朝历代的皇权。古代皇帝也很难做到随意玩弄他人妻女的程度,即便是能够做到,也只能是限于玩弄,而不可能对玩弄的女人随意封官。而当今中国所有官员只要是想做就都能够做到。中国所有女性只要被顶头上司看上,面前就只有两条路:要么上床要么下岗,不可能有第三种选择。古代从皇帝到贪官,对所玩弄的女性只能赠送钱财,不能赠送官帽;而当今中国官员既能够赠送钱财,又能够赠送官帽。把宝贝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已成为中国官场的一大时尚,多年来中国的美女官员越来越多,就是这一时尚日渐风靡的结果。随便把官帽赠送给宝贝,是中国权利私有化的根本标志。这是总设计师给中国留下的一大历史祸患。

    中国有2个人的威望坚不可摧不可替代:一是毛泽东在人民中的威望坚不可摧不可替代;二是总设计师在官员中的威望坚不可摧不可替代。总设计师之所以能在官员中建立起如同毛泽东在人民中的那种威望,就在于他以自己为样板,按照全息关系克隆出一个皇权化的官僚结构,通俗地说,就是他自己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就让全国官僚同样拥有什么样的权利。这种特别够哥儿们的江湖义气换取了全国官僚的一直拥戴,却把中国推入了前所未有的官僚皇权化时代。全国官僚都视总设计师为生命,都视总设计师为样板;总设计师拥有什么,地方官僚就拥有什么;总设计师能把官帽随便送给宝贝儿子,地方官员就能把官帽随便送给宝贝女人。可以说,当今中国所有美女官员和所有亲属官员,都应该感谢那条残腿;如果没有那条残腿,就没有当今中国的权利私有化;那些美女就只能是玩物,而不能成为官员。大家可以想一下,八十年代的中国,那么多战争致残的老红军、老八路、老将军,那么多为建设共和国致残的劳模、英雄,那么多具有卓越才华和卓越贡献的学界残疾人士,无论按照什么标准进行选拔,全国残联主席也不可能落到一个跳楼残废的无业人员身上。可就因为是宝贝儿子,那些九死一生的老军人,那些无私奉献的劳模英雄,那些贡献卓著的学界名流,统统如同垃圾般被抛在了一边。从那时起,漂亮宝贝便取代德才,成为有史以来中国选拔干部的新的标准。中国政治伦理堕落到了历史最低点,百姓不仅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甚至丧失了作为动物的基本权利。动物尚且有游荡和搭窝的权利,而中国穷人在任何一个地方搭建茅棚都属于违法。虽然世界上所有实行标准化管理的国家都严禁随意搭建茅棚,但是,凡是严禁搭建茅棚的国家都为达不到标准的穷人提供免费住房;那些没有能力为穷人提供免费住房的国家绝不禁止穷人搭建茅棚。唯独当今中国,既打着标准化管理的旗号禁止穷人搭建茅棚,又打着改革的旗号铲除了免费住房。如此不给穷人百姓留半条活路的统治古往今来绝无仅有。

    虽然文革创造的大众民主在中国遭到彻底失败,但是却在社会制度根本不同的西方国家结出了丰硕果实,西方国家正在普遍推广的现代陪审团制度,就是文革大辩论的制度产物。记得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曾经说过:“中国文革许多伟大的创造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处于混乱状态,没有制度化,21世纪人类需要做的就是把文革的创造制度化”。可以说,美国的现代陪审团制度就是文革大辩论制度化的产物。与以往历史上的陪审团制度相比较,现代陪审团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陪审团成员是在开庭前通过全市居民身份证摇号产生。按照现代陪审团制度,被告是否有罪,不是由法院决定,不是由司法精英决定,而是由北京市一千多万老百姓决定,这一千多万老百姓怎么决定?采取最原始的抽签方式,在全市居民身份证中摇号产生陪审团成员,并且每个案子的陪审团成员都是临时抽签产生,由这些抽签产生的陪审团成员决定被告是否有罪。由于这些抽签产生的陪审团成员不懂得法律,没有专业知识,甚至完全是法盲,只能根据天理良心来判断是否有罪,这就充分保证了法律和道德的一致性,能够自动纠正法律违背道德和公众利益的地方。并且,为了说服陪审团选择有罪或者无罪,包括律师在内的控辩双方不再是绞尽脑汁钻法律的空子,而是努力在道义上争取陪审团的支持,这就在客观上使法庭变成为弘扬道德正义的地方,每一次审判都是对社会道德和正义的维护。经年累月都处于这种道德正义的氛围中,律师自身也会逐渐高尚起来,这就是西方国家公众特别信任律师的原因,据说西方国家大部分政治家都是从律师中产生的。中国老百姓之所以把律师称为讼棍,列为“无罪也该杀”的行列,责任不在律师,就在于目前把道德和公众排除在司法之外的小辩论制度,这种司法制度决定了律师除了想方设法钻法律空子和贿赂法官之外,没有其它任何选择。甚至为了防止法律成为捍卫道德和公众利益的工具,中国法学界一直声嘶力竭地呼喊“法律就是不讲道德”“要防止道德对司法的影响”,中国老百姓完全陷入了求告无门的悲惨境地。

     由西方国家的现代陪审团制度,由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的定罪方法,可以看出大众民主的大辩论与精英民主的小辩论之间截然相反的历史作用。在大众民主的大辩论中,公众处于主导地位,道德具有支配作用,法律必然成为捍卫公众利益的正义之剑;在精英民主的小辩论中,精英处于主导地位,专业具有支配作用,法律必然成为欺压公众的作恶工具。正是因为现代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继承了文革的政治原则,所以中国精英集团对于现代西方政治文明和文革大民主具有同样的仇恨和恐惧,把宣传文革大众民主称为是极左,把宣传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称为是极右或是自由化,而把建立在否定大众民主和现代政治文明基础上的精英政治,称为是唯一适合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可见,30年来之所以无论是反左还是反右,镇压矛头始终是对准大众民主,就在于文革大众民主和现代西方政治文明是相通的。对文革的全盘否定导致了对现代政治文明的极端反动,最终把中国放到了世界人权法庭的被告席上,相对于现代政治文明,中国再次变成了未开化的野蛮国家。

     全面剥夺百姓民权,造成官权无限泛滥,镇压百姓无所顾忌,使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上动用野战军对付游行学生的唯一国家;削弱中央集权,造成洋权无限膨胀,经济殖民化日渐深重使中国称为西方国家随意掠夺的国际奶牛。这种官权和洋权相结合,一方面造成了内专外奴的国家政治模式,另一方面造成了官人经济和洋人经济的国家经济模式。官人经济和洋人经济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最可怕模式,这一模式的根本特点就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官人发了大财,洋人发了大财,唯独本国百姓不仅没有发财,反倒要付出越来越大的惨重代价。中国股市就是一个典型:官人通过大小非解禁发了大财;洋人通过国有资产贱卖发了大财;唯独中国老百姓亏得血流成河。正是因为官人不赔钱,洋人不赔钱,赔钱的只是老百姓,所以面对21世纪最惨烈的中国股灾政府完全无动于衷,甚至满面红光地仰天大笑。中国权力结构的悲剧根源决定了未来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途径就是:扩大民权、加强集权、约束官权、限制洋权。而这只有大众政治制度才能做到。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文革宪法的四大自由涵盖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是把罗斯福那里原本只属于少数精英的自由扩大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开始了人类社会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的历史转变。由中国文革开始的人类社会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的转变,将是21世纪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其意义绝不亚于由蒙昧社会向农业社会、以及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变。人类正在进入大众时代,大众经济,大众政治,大众文化,大众民主,大众自由,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财富充分涌流、网络高度发达的大众时代,社会已经具备了共同富裕和共同管理的物质基础,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把贫穷强加在他人身上,任何人也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把表达思想的方式强加在他人身上。社会将拆除所有妨碍公平正义的权力、资本和知识门槛,让富裕、民主、自由的阳光照耀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无论他是官员、富人、学者还是缺少文化的穷人,都具有享有富裕生活和表达政治诉求的相同权力,如同无论富人穷人、官员百姓、学者文盲都具有呼吸空气的相同权利一样。任何阻挡这一历史潮流并竭力维护精英统治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建立在剥夺大众财产和大众权利基础上的精英时代必将被送入历史坟墓,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至于历史将以什么方式结束精英统治进入和谐社会,是以中国文革的和平方式,还是以欧美传统的暴力方式,则完全是由精英集团决定的,是由精英集团退出历史舞台的方式决定的。当然,人民永远都希望以和平方式完成社会历史的伟大转变,中国文革之所以定名为文化大革命而不是政治大大革命,其意义就在于要探索社会历史转变的和平途径,努力为人类社会开辟出一条结束暴力杀伐的新的质变途径,为世界一体化发展和地球村的形成奠定和平进程。

     这就是中国文革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伟大贡献,这就是毛派共产党人不变的政治追求。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15 09:41:0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南怀瑾:为什么我提倡读书无用论?

为什么我提倡读书无用论?

香港著名国学大师 南怀瑾

    我现在还发现读书无用论,拿到博士没有用,将来博士会越来越多。为什么我提倡读书无用论?我发现中国的经验,包括我在内都是乡巴佬,乡下的小孩子出身,因为读书害了自己一辈子。读完了以后,说名满天下,骗人的,对地方上、家乡一点贡献都没有。你看乡下的老太太,老头子,辛辛苦苦培养一s个孩子读书,读完了以后就到城市来了,到城市再也不回乡贡献了。所以我主张大教授大学者统统回乡去教小学。否则,这个国家不得了,知识越普及学问越没有了,社会越空虚了,农村破产,没有人才,这不是读书无用论吗?此其一。

    第二,书读多了的人,什么都不肯做。然后游手好闲,专门吹牛,实际上一点事都做不好。尤其,女孩子们书读多了,嫁人都困难。因为一定要嫁一个比自己学问好,比自己高一点的,实际上,学问好的不多啊!所以,我常常鼓励大家读书要注意,中国人讲的,读书有个目标的,我们当时就受这个思想的影响。中国讲教育,读书不是为了做官。像我当年读书,我的祖母就吩咐过我,孩子啊,读书可以,千万不要做官。我说为什么啊?“一代做官九代牛”,做了一代宫,就做了很多不好的事,九辈子要做牛做马,回报给老百姓的。所以读书可以,不能做官。

    我们中国古代讲读书是什么呢?《朱子治家格言》两句话,我们都背的:“读书志在圣贤”,读书的目的是准备做尧舜,学大禹王一样,建设国家。所以“为官心存君国”,古代我们受的教育,做官是报效国家的。

    三十年前,有一个学生,师范大学的博士,我也是他的指导老师。跟我很久了。有一天他跟我谈起来,说很多教育家坐在一起谈论,大家都说,这个教育怎么得了啊!我说不要讲了,我从小听到现在,就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我说没有问题啦,你们老的不要担心,我们死了以后太阳照样从东边出来,不会西边出来的啊。不过现在教育有问题,有个学生拿到博士,他说,老师啊,现在教育目标在考试。我说你讲得对,这句话好讽刺啊!

    你看现在的教育,小学生背的书包那么重,我们小的时候读书,尽玩的。我现在能够向你们报告得出来的,都是十一岁、十二、三岁的学问啊!那时读书都是背的,书背完了就玩,到处玩,哪里像现在这么辛苦。所以我现在八九十岁了,有时候晚上看报还不戴眼镜呢。你们现在那个灯光太亮,把小孩子弄得都架着眼镜,这个国家一旦有事,这些人怎么出来当兵打仗啊?然后报告敌人慢点放炮啊,我眼镜还没有戴上,那行吗?所以都是问题!

    现在你看为了考试,小学读的书到中学没有用了,拼命考,还补习,中学读的书,到高中没有用了;高中读的书,到大学没有用了;出去留学,就更没有用了。你看读书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当年的教育方法,十几岁读出来的书,一辈子有用,越老越好,越熟越好。现在读的书啊,幼儿园开始,“小白兔,两只耳朵跳三跳”,跳六跳也没有用啊!这个背了干什么用啊?

    家长们也不懂,拼命鼓励孩子考好的大学,大学考取了,留学回来,读博士。我说你们博士有什么用啊?你看今天社会,所有的博士都是给那个“不是”用的。那种人什么都不是,格老子我有钱就可以请你一百个博土。对不对?所以是读书无用论吧?读书的目的不在学位啊!我们现在读书,教育没有宗旨。

    这个学生一提说教育的目标是考试,我说对了,怪不得。台湾当年也是同我们现在一样。喜欢外国留学回来的博士,结果没有用。因此,台湾有个老辈子的公务员,最后死了。死以前写副对子拿来给我看,我说真好:为五斗米折腰�三卡三考�丧尽气节,领百万元滚蛋�一分一厘�了此残生。

    读书出来拿到博士做官,就是为了一点薪水,五斗米是待遇,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晋朝陶渊明那个时候的待遇,是一个月五斗米。折腰,就是跪下来给人家行礼。“三卡三考”,形容台湾当年,“三卡”,早晨八点钟签到,有个卡片的,下班也要签卡的,审查你。“三考”,小学考中学,中学考高中,高中考大学,大学考留学,留学回来做公务员,三年一考试,才能够升上去,把读书人、知识分子的人格都磨光了。

    然后,到老了退休,“领百万元滚蛋”,最后退休了拿一百万元,“一分一厘”,放在银行里拿利息,“了此残生”,是这么过一辈子。这是知识分子!现在当然好一点啦。可是,我看来也差不多。

    当年明清考的文章,就是大家都骂的八股文。我现在问这些学者,你们光骂八股文,八股文章你懂不懂?我看没有一个懂。我说你看都没有看过,八股文章你不要轻视不要骂喔,我说也蛮逻辑的,有他的文学。所谓八股,一个题目,你看准了题目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个先说正面的理由,再加上反面理由,两股了;然后第三股综合起来。所以一篇文章有起承转合。八股文是不好,我们当年也骂,所以有两句话,“消磨天下英雄气,八股文章台阁书”,考试是消磨天下英雄气。现在的联考也是消磨天下英雄气。过去用功名把天下英雄消磨了,现在天下英雄还只有十一二岁而已!可是已经把他的头脑、眼睛都消磨了。太可怜了!这个教育,我非常痛心的啊!

    假使我来搞教育的话,我是快要死的人啦,当然是假使。把现在这个教育制度,这个学校统统废掉,不要浪费钱。有最好的办法,不浪费钱,而每个培养出来的是人才,那是真办教育了,这个闲话不说。

 

 

发件人:"『祖国网』爱国者的精神家园" <admin@zuguowang.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15 06:54:5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祖国网』女足姑娘月薪仅800元,网友呼吁与男足对调

天价土地成了烫手山芋, 发商频频退地

政府须以百姓买不起房为耻

上海商报作者 周明华

    重庆“地王”、长沙“地王”、上海“地王”……曾几何时,这些被开发商们以上百亿资金竞相追捧的天价土地,如今却成了“烫手山芋”。开发商频频退地的消息流传。近日,上海北孚地产研究所副所长刘光东称: 在目前市场形势下,信贷偏紧、房地产价格大涨不再,从而导致“割肉”或“想割肉”的企业产生,以免更大损失。(8月13日《上海证券报》)

    自北京奥运会开幕以来,中国股市在监管层的此起彼伏的“维稳声”中,颇有点“逆势下行”的怪味,一直跌跌不休。所以,说股市一些难受折腾的小散户割肉卖票走人,不再涉股,我信;但要说各地前期被热炒而起的“地王”们王气不再,纷纷跌落市场出让价,而房地产巨鳄们纷纷退地抛盘“割肉”,窃以为尚系“信息失真”,这杆“房控国策”的胜利之旗还不能插到房价虚高的屋顶上去迎风飘扬。

    我们知道,发达国家大都市的房价一般是人均年收入的5-10倍左右,而我国去年城镇职工年薪才2万余元,诸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总房款额普遍已逾公民年薪的20倍。特别是对于待业或无业的城市低层居民来说,要靠积攒非薄的低保去购房,那将是百年梦想。试想,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煎熬”?

    让房价回归公民能承受的理性价位,挤兑掉房价泡沫,或许能暂时影响到一地经济,但却在这种“挤兑”中回归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会让一地从房地产的支柱产业中伸展出“多柱产业”。我们需要转变科学发展观,特别是要以老百姓买得起住得起房为荣,以老百姓买不起房为公仆服务不周之耻。  (作者系四川媒体评论员)

 

欢迎运动员入场的礼仪小姐为什么晕昏过去?

----救起晕倒礼仪小姐的为什么不是中国人?

河南新乡  李吉明

2008年8月14日

    奥运会开幕式结束了,留在全世界观众脑海里的,除了那幅精美的“画卷”,还有另一道养眼的风景——从8日当晚21:10分运动员入场仪式开始,至23:09 分的两个小时时间里,有一群青春靓丽的白衣姑娘冒着32oC的高温,穿着白裙与皮靴,始终在场边有节奏地摆动身体、蹦蹦跳跳。值得一提的是,当晚,有位白衣姑娘因透支体力而昏厥。在网上,一张照片记录了这一幕:一位白衣MM不省人事,左手因抽筋痉挛而僵硬。让人感动的是,这位姑娘晕倒在地后,第一时间抱起她的,是一位美丽的外国女运动员,两旁还有两位身穿白衣的外籍工作人员,一人托住她的脚,一人扶住她的头,面露焦急,奔跑着,将姑娘送下场。这一幕,感动了无数网友,纷纷感谢这3位外国友人的热心,并急切地搜索着他们的资料。“真诚的国际友谊啊!为这样的和谐、友好鼓掌!”有网友在网上发了无数个“谢谢”来表达无法表达的谢意。

    笔者在想,每一名观众在观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或许都不会忽略那一道穿着白裙与皮靴,始终在场边有节奏地摆动身体、蹦蹦跳跳的风景,也会深深地被这些女孩们的青春靓丽与活力无限而感动着。而当一位白衣姑娘因透支体力而昏厥时,三名外籍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忘记了自己的一切而在第一时间开展了最及时的救助行动,这是什么行为?是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和最本质的“爱”的体现——我想,这或许就是无数网友纷纷感谢这3位外国友人的热心并发了无数个“谢谢”来表达无法表达的谢意的深层原因。是的,人与人之间原本就应该是这样互相关爱的,这才是伟大的国际友谊,才是和谐,才是大爱无疆——这就是奥林匹克精神!然而,就在数以万计的网民盛赞这位白衣姑娘敬业与执著的时候,就在我们为这三名外籍救助者深深感动而鼓掌的时候,笔者突然生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时救助这位因透支体力而昏厥的白衣姑娘的是外国人而不是中国人呢?难道当时在场的是外国人居多而中国人甚少?还是因为中国人眼拙而外国人眼亮?

    当然,对于此事的发生,也有人曾经质疑:真有点不明白,老谋子怎么想的,为什么一点也不心疼这些女孩,就照常理来说,人的体力跳2小时已经很是极限,为什么不安排两批轮流上,这样女孩们既辛苦,而且直播看上去跳久了显得无精打采,并不是说女孩不卖力,而是,之后,大家有目共睹,这些女孩确实很辛苦的在透支体力。老谋子怎么就不为这些辛苦的默默无闻的人着想呢?诚然,此种疑问虽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事件的本原,但却并未给予笔者一个圆满的回答。

    笔者在想,奥运是中国的百年梦想,办出一个完美的奥运几乎是所有中国人的愿望,开幕式自然难以容纳一点瑕疵的。因此,每一个细节的设计与构思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可以想象,为了挑选出这些奥运礼仪小姐,经过了多少的程序,为了得到一种“美”的效果,这些被挑选上来的礼仪小姐又经过了怎样的“魔鬼训练”。自然,在那重要的关键时段内,每个人的动作乃至表情也都是严格规定出来的。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些白衣小姐如何能够“偷懒”?由此及彼地推论,凡是能够获得“入场”殊荣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有其“规定性动作”的,除去“规定性动作”以外,其它所有的一切动作都是违背原则而要遭受“极刑”的。所以,笔者在想,当这位白衣姑娘因高温难耐而晕倒的那一刻,决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在场,也未必就是在场的中国人“眼拙”而未发现,而是他们为了办出一个“完美”的奥运而死守了那个“规定性”的动作,即便是“大爱”也不敢逾越雷池一步!

    奥运会既然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完美奥运既然是中国人的承诺,那么,外国人相对就少了诸多的束缚而显得轻松多了,自然也就不会屑于什么“规定性动作”。这或许就是在第一时间将晕倒的中国姑娘送下场的为什么是外国人而不是中国人的本质所在。深思之余,笔者在想,最完美的就一定要精雕细凿得没有任何的瑕疵吗?那或许也太肤浅了吧。作为一个拥有千年文化的大国,中国要在全世界面前呈现的就是这么一种肤浅的完美吗?

    其实,很多时候,真正的完美是可以容纳一些瑕疵的。记得2006年6月13日,“俄罗斯经济论坛”会议在圣彼得堡举行。当会议进行到颁发“全球能源奖”时,却发生了一个意外小插曲。当时,普京给一位院士及其两名助手颁奖,没想到礼仪小姐给获奖者献花时不知为什么突然昏倒了!普京见状,一个跨步向前,托住姑娘,急呼保卫人员。保卫人员连忙把姑娘送到幕后进行紧急抢救。过了一会儿,普京专门把大会礼宾负责人叫到跟前,让他到后台看看那位姑娘怎么样了。礼宾负责人到后台去了一会,回来向普京报告说,姑娘现在已经醒过来了,没什么大事,并解释说她是因为离总统这么近太激动而昏倒的。普京听到后,脸上露出了轻松的微笑。

    笔者在想,普京是没有按照“规定性动作”做事的,但他却获得没有规定的掌声。相比之下,中国人就少了那么一些自然、朴素与眼疾手快。几个月前海南的博鳌论坛,我们为了呈现心目中没有瑕疵的完美,在博鳌论坛期间规定当地人不得在街边摆摊子做生意、渔夫不能在周围的水域上捕鱼。于是,这种“虚伪”的完美因为完全笼罩在一片的死气沉沉的当中,而被外媒批驳缺乏最精彩的生活气息。而对于今天的北京奥运会,我们更是剑拔弩张,为了追求所谓的完美作出了种种的限制和规定,为了完美不惜牺牲孩子的童真演双簧搞假唱,为了完美甚至发生了连自己身边的礼仪小姐晕倒了也无人搀扶——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民族的责任,“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真实的才是最完美的,没有爱就没有尊重!从本次奥运会开幕式上礼仪小姐晕倒的事件中,我们看到了外国人的真实和无畏,也看到了我们中国人的僵硬与冷漠。这差之毫厘的细微区别,不能不说都是“面子工程”、“规定性动作”惹下的祸根,也实在不能不说我们从某种程度上还真缺少了那么一点点的“真爱”!

 

发件人:"韩强" <hankai@nankai.edu.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15 17:19:5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各位同仁,请看韩强的文章

有股民说“A股是卖国股”

韩强

    最近,《证券市场周刊》发表的罗杰斯文章,他说:我从来没有买过A股,也从没有说过我买过A股。我已经解释了很多次了,我一直买的是B股、H股、S股,以及在美国买中国公司发行的ADR,这是因为它们一直都比A股便宜!我为什么还要去买更贵的A股呢?只有傻瓜才会这么干!难道你不知道,除了A股以外,这个世界上还有大量的H股、B股、S股、欧股、美股吗?是的,我不买A股,因为A股贵。话又说回来,当一个人能够买到便宜的股票时,他为什么还要再去买贵的?成功的投资者总是选择便宜的,而绝不是贵的,这是最基本的法则。

    首先,我们应该搞清楚: 世界上有百分之百全流通的股票吗?某些经济学家硬说世界各国的股票都是全流通的,股权分置是中国A股市场的特例。其实这是误导,世界各国都有优先股,优先是是不流通的,所以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百分之百全流通的股票。只有可流通的股票,可流通不等于全流通。我们知道,在香港市场以前上市的H股都不是全流通的,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内地A股与香港H股割裂。这种割裂使得A股高溢价发行,H股低价发行,H股占A股的便宜。

    香港是国际市场,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评估系统,所以中石化在香港发行H股1.6元港币,在内地发行A股4.22元人民币。但是分红和投票权是相同的,折算人民币和港币都是每股得到相同的红利,再加上香港税低,同样的红利实际上香港投资者要多得一点。

    老股民都知道1999年,2001年国有股减持引起的股市下跌。原因是A股发行时,溢价很高。同时H股是稍高于净产值发行。这次股改,虽然中石化基本上是10送3,实际是补偿30%,但是与流通股发行时的高溢价相差很多。例如中石化的对价方案: 每10股流通A股获得2.8股。如果按照A股发行4.22元人民币,当时香港二级市场上的中石化只有1.7元港币,即使10送10,也仍然是H股的成本低,实际上2001年1.7元港币就是当时的国际市场价格。所以A股的高溢价是内地居民不许买H股造成的人为价格,不是真正的市场价格。换言之,A股流通股高于非流通股几倍的价格本身就是人为的价格。那么我们再看:股改后中石化的股本结构变化:

    总股本(亿股)       867.0244
    实际流通A股(亿股)  35.8400
    流通H股(亿股)      167.8049
    限售流通A股(亿股)  663.3795

    其中的限售流通A股 663.3795亿股是股改前没有明确属于A股还是H股的非流通股,股改后明确了属于A股。按照股改的方案,第一年解禁5%,第二年再解禁5%,第三年全流通。也就是将来逐步解禁的非流通股要上A股市场流通。也就是说已经付出A股高溢价的股东们要承担非流通股的风险直接接上市。付出低价的H股却不承担这个风险。这对A股的股东们公平吗?不仅中石化是这样,上海石化、马钢股份、等一系列既有H股又有A股的公司,都是把“全流通”的风险转嫁到A股。

    很多朋友在问:为什么2008年A股市场跌跌不休,其实很清楚,2005年实行股改,2006年基本完成,2008年“全流通”,现在有多少非流通股要上市,自己一算就明白了。现在,是2008年,按照2005年429通知的规定,全部非流通股都可“流通”,但是在大盘股中,原来既不属于A股,也不属于H股的非流通股划到A股,所以A股市场的套现压力相当大。

    A股高溢价发行上市公司、承销商、H股获大利,股民承担风险。为什么A股能够高价发行呢?是因为上市公司非流通股想多圈钱,承销商想多赚发行费,所谓“询价”就成了表面文章,再加上机构投资者抬轿,所以A股闽东电力曾经创出88倍市盈率发行的奇闻。大家仔细想一想,在一个封闭的市场里怎么会有真正的市场价呢?所谓“市场化”也就成了高溢价发行A股的代名词。

    大家只要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内地A股市场是圈钱的乐土,而且圈的钱被H股无偿占有了,这种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使内地股民的血汗钱被所谓的"国际投资者"白白地吸走了。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香港上市紫金矿业0.1元面值,在内地发行14亿股A股,确定发行价格区间为人民币6.88-7.13元/股,对应的市盈率区间为39.26倍至40.69倍,对应1元面值的A股“实际”发行价高达68.8元-71.3元,创下A股历史新高。这简直是公开掠夺A股投资者的血汗钱!




发件人:"韩强" <hankai@nankai.edu.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15 17:19:5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各位同仁,请看韩强的文章

为徐工集团的自主创新叫好!

韩强

    今日新浪财经转载了《中国经济周刊》的报道:从2005年“徐工凯雷合资案”以来,徐工集团一直备受外界关注,最近,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直截了当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徐工真要找合作伙伴,我们不找老外了,我们找中国人,要控股。”

  徐重总经理张玉纯告诉记者,他这次参加汶川地震抗震救灾,看到的挖掘机产品多是外国品牌,他说,与外国大牌产品相比,我国挖掘机生产水平仍处于低档次、低量的阶段,自主投资生产势在必行。徐重另一位相关负责人感慨地说,“我们和卡特彼勒合作生产挖掘机,人家很警惕,初期还给我们做一些管理方面的培训,后期就没有什么动作了。我们不仅没有获得卡特彼勒的技术,基本的投资收益也没有得到。”王民也同样表示:“现在看来,这种合作没什么意思。”因为当年的“市场换技术”非但没有让徐工集团取得国际高端挖掘机的制造技术,反而阻断了其在该领域发展。(《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表示重组不再找外国人》2008年7月28日《中国经济周刊》)

    实践证明:当年的“市场换技术”并没有得到核心技术,而徐工的觉悟,来自这次参加汶川地震抗震救灾,这充分证明实践出真知的辩证唯物论认识论,不吃一堑不长一智,要搞核心技术还是要自主创新,自主创新实际上并不排斥学习国际先进经验,这就是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

    今年6月,徐工集团生产的80台装载机自上海港运出,这也是今年以来我国工程机械行业获得的最大单笔出口订单之一。与以往不同的是,它的出口目的地不是欧美等发达国家,而是新兴的国际市场经济体伊朗。王民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我们主打的品牌是起重机、压路机、装载机。徐工有自己的发展路程,分三步:第一步,产品走出去,包括服务、备件走出去,要建设代理商、销售网络。第二步,研发要走出去,就是人要走出去,要建立国外研发机构;第三步,企业走出去。国际市场是很有吸引力的,是很大的蛋糕,有很大的诱惑,但是也有很大的陷阱,但我们还是持谨慎的积极态度,继续前行。”

    你写的内容叫"为徐工集团的独立自主叫好"更合适一些. 独立自主是自信自强的表现,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徐工作为工程机械行业的老大,用事实给我们上了一课.教学相长吧,自己交学费学的印象更深刻,小学生也会有些印象. 徐工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经受了洗礼,独立自主的意识将更坚定.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14 09:59:1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学术霸权受挑战 美国吸引留学生优势渐失

学术霸权受挑战 美国吸引留学生优势渐失

信源:联合早报

    随着欧盟采取更开放的吸引留学生计划,以及澳大利亚和新加坡极力招收外国学生,美国吸引留学生的优势已大不如前,从上世纪80年代占总数的一半,减少到目前的只占三分之一。

    美国耶鲁大学校长莱文在《新闻周刊》发表题为“西方无需恐慌”的文章中说,新加坡、香港和中国的大学正在努力,吸引美国顶尖科学家前去教学,协助他们培养出世界级科学家;世界顶尖20家大学的排名很快就会出现变化,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相信很快就会上榜。不过,莱文指出,其他地区的大学崛起,西方大学无需恐慌,因为竞争加剧是好事。

    莱文该篇文章一开头就说,亚洲和中东经济快速增长,许多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经济霸权时代即将结束;而随着这些地区也在高等教育领域投下巨资,人们不禁要问美国的学术霸权时代是否也将终结。 中国就在高校投入巨资,如上海的复旦、交通和同济大学,都发展了占地辽阔的新校园;波斯湾国家耗资数亿美元,设立美国和欧洲著名学府的分校;最野心勃勃的是沙特阿拉伯,他们即将启用的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拥有至少100亿美元(140亿新元)的基金。 不过,他们要追上美国也不容易,因为哈佛、耶鲁和哥伦比亚都在发展新校舍,而耶鲁单是未来5年的预算,就超过30亿美元。

    对于亚洲大学邀请美国顶尖科学家担任客卿教授的问题,莱文说,这项安排显示,其他地区大学的崛起,其实是个机会,不是一种威胁,因为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 随着世界的互相依赖性日益提高,跨文化的了解变得日益重要;而增进了解的最佳途径,就是为学生提供到外国大学进修的机会。如果其他地区的教育课程水平获得提升,美国和欧洲学生也能获得更多国际经验。 此外,如果全球人民的知识水平提高了,工作队伍的生产力也会更高。应付全球现在面对的最严重问题,包括贫困、传染病、核扩散和全球暖化,都需要国际的合作,而拥有更高教育水平的环球居民,绝对是有利无害的。

    文章总结说,美国的顶尖大学应该欢迎新崛起的大学,并认识到全世界都将因为这些大学的成功而获益。
 



谢百三教授在北大是如何放屁的

——谢百三语录激励全国股民“赶顶”6000点!

pension

  正当中国股市向6000点巅峰发起最后疯狂进攻时刻,谢百三教授(下文简称“百三”)繁忙穿梭于中国大地、东南西北中,他所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要让全中国股民敢于冲破一万点“心理防线”。2007年9月3日,谢百三再次来到北京大学光华学院进行炒股总动员,并专场为大学生炒股进行心理辅导和技巧传授。下面便是从北大某学生当天撰写的博客中摘录的所谓“谢百三语录”,这些语录当时不仅激励了大批仁人志士义无反顾、大义灭亲地扑向了6000点顶峰,而且值此熊市漫漫之际,我们不妨逆向思考,借此牛人精神定能鼓舞中国股民的熊市斗志。

  (一)百三严重鄙视“股市有风险”的说法!

  谢百三:加入中国共产党有风险吗?有的,什么时候?1927年,你可能会成为刘胡兰,可能会成为方志敏,可能会成为董存瑞……是吧,可能会成为无数的革命先烈。1953年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有风险吗?你说我为了党我会牺牲一切,你想牺牲也很难,谁打你啊?53年统一,78年抗美援朝也结束了,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了,有什么风险呢?

  (二)百三精妙解释小散户与大机构之关系!

  谢百三:我跟你说,做股票就是打仗,打仗的时候要有部队掩护大家撤退,知道吗?小部队掩护大部队撤退,那么这个小部队实际上要吃亏的,这个牺牲的就是我们讲的“割肉”。知道吗?……狼牙山五壮士你们听说过吗?他们掩护两万多八路军撤退,“叭叭叭”把日本鬼子的注意力全部吸引过来,结果日本人气坏了,一看只有这五个人,他们五个人后来一起跳下了,好像有两个人抱在一起,没死。八女投江,什么叫八女投江?八个女战士把整个日本部队引过来,两万多抗日军逃掉了。这八女是一定要死的,不牺牲日本鬼子也要把……把……把她们,要恨死她们了。

  (三)百三激情鼓励大学生炒股!

  谢百三:这个同学上个学期听我的课,买了XX股票。20块买的,今天51块,他问我怎么办。赚了30块咯,也不请我吃顿饭,这种没有礼貌的同学,你看看……

  (四)百三极力主张“全民炒股”

  谢百三:现在全民炒股,这个和尚尼姑也炒股了。(笑声)和尚为什么不能炒股啊?西方有基督教,我们佛教,基督教可以炒股,我们佛教为什么不能炒股啊?是吧?佛教是他的信仰,股票是他的一个业余爱好。

  (五)百三严重鄙视谢国忠的“胆小”!

  讲起CCTV曾经报道过对于中国股票预期的“两谢之争”时,谢百三教授咬牙切齿地说:“你们千万别迷信他(指同济谢国忠),实际上他狗屁不通。3000点涨到5000点了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雷鸣般的掌声)

  (六)百三坚称只有自己的股评才算学术!

  谢百三:我的博客是搜狐,搜狐财经频道,财经里面有我的博客。财经大概是第五,我当时第一目标是要追上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他20几万的点击率,后来我就追上他,后来我又想追,追什么呢?(台下有学生说:徐静蕾,全班暴笑)徐静蕾是文艺方面的,我的这个是学术,不同的,一个是西瓜,一个是哈密瓜。徐静蕾没有深度的,除了徐静蕾还有一个,谁啊,电影演员叫什么?章,章什么?(台下有人回答:章子怡)章子怡是绝对没有深度,她的,她拍破电影,TMD,《英雄》那个里面跳来跳去,那个什么东西。最近章子怡有点冒,好像谈恋爱了是吗?是洋人,什么洋人?是美国西洋人哦,不是东洋人,东洋人么日本,西洋人哦。这个问题哦,你们以后出国去要注意。因为中国人出国呢,是10个男的1个女的。像章子怡这种人呢,原来觉得还可以,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西洋人跟一个中国人结婚以后,生出来的小孩一代比一代聪明?没有啊~第三代就不能再笨啦!你和他有联系吧,赶快告诉她:她疯了,赶快去医院检查。相当于马和毛驴谈恋爱……我可以告诉你,你如果是意大利人,如果你是什么英国人,这没有问题,你不是同一种猴子嘛!

    附:谢百三简介:我国著名的金融证券专家。1985年12月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毕业;师从厉以宁、肖灼基等经济学家;曾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任教两年,现为复旦大学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著述、主编《中国当代经济政策及其理论》、《投资中国--迎接21世纪的曙光》,《十年一个亿》等。



省长向外省写信求援电煤说明什么?

王永章

    今天的《信息日报》报道:江西省用电负荷节节攀升,电煤供应出现紧张局势,该省省长和副省长分别向陕晋豫皖四省写亲笔信,要求电煤支援。一位副省长还亲率三个工作组分赴四省商谈、落实电煤调运。这是一件很花钱也很无奈的事,说明我们经过30年努力建设的市场,依然不能自动发挥作用,实在让人遗憾。

    一省省长向外省写信求援某种商品,这在计划经济时期是难以想象的。因为那时候省际间的商品供应几乎全由中央政府统一调拨。这就是所谓的条条管理。历史证明,这种经济管理方式是行不通的。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央权力的下放,条条管理模式有所摈弃(尚未完全破除)。同时,随着市场一部分功能的发挥,计划时期固有的块块管理模式给地域间造成的壁垒掣肘,也有所减少。人员、商品、信息和资金等等,逐步畅其所流。这当然是巨大的进步。

    江西电煤供应紧张,其稍微深层次的原因是:电煤价格政府控制。假如电煤价格市场决定,那么,当江西电煤需求增加时,电煤价格就会相应上涨(期货除外),而电煤供应商之间的竞争,也会在短时间内平衡供需,决不会使电煤需求紧张到“燃眉之急”的地步。而政府控制电煤价格的情况下,价格是一定的,不论需求发生何种变化,供应商都无权自行调价,不能从涨价中得利,其主动供应的积极性也就大打折扣。从而造成有货不供、有求无应的局面。

    江西电煤供应紧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电煤企业的所有权。正如上文所说,我国经济上的块块管理尚未清除干净,使得相当一些企业至今仍属地方政府所有。这就决定了行政权力可在地域间的竞争中发挥相当大的作用,乃至各地域的经济发展都可能因为各自行政首长间的相互喜恶而得以促进或抑制(多半是后者)。假如剔除了“省市区籍”这顶帽子而只以国民待遇论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就不会唯所在地区行政首长的命令而马首是瞻,而只会以利润为导向,自动主动寻找需求,从而较快地达致供求市场的相对均衡。

    江西省长向外省写信求援电煤、副省长亲率工作组出省商谈、落实电煤调运一事,固然体现了行政首长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如焚之心,却更暴露了改革开放尚未攻破的堡垒——政府垄断某些企业和控制某些价格的弊端。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我们的确需要重新理解市场,真正尊重市场,把该由市场完成的统统交给市场。这样,中国的行政成本就不会是世界上最高的了。

     这就是分裂的前兆,前苏联解体之前就是这样,中央越来越不起作用了!

 

中国奢侈品消费呈饱和迹象

毕马威

    正当国内奢侈品消费方兴未艾,甚至有业内人士预言称“中国的奢侈品时代将来临”之时,这种热情却突然被迎头泼上了一盆冷水。就在昨日,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毕马威发布报告,称中国奢侈品市场已明显出现饱和的迹象。

出境游等因素将影响消费

    在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快速的发展,人们购买力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我国奢侈品市场快速升温,各种国外奢侈品品牌更是纷纷将中国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市场争相进入。据悉,在世界公认的顶级奢侈品牌中,目前有八成左右已进入中国市场;而世界奢侈品协会的数据也显示,2007年中国奢侈品市场的规模达到80亿元,占全球市场的份额达到18%。

    不过,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在对15个城市进行调研后,日前发布的题为《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追上潮流》的报告中称,中国消费者认识的奢侈品品牌数字不断上升,奢侈品市场已开始出现饱和现象。据该所统计,平均而言,受访者认识64个不同的奢侈品牌,而2006年调研时的相关数字是52个。这15个城市共有6600万成人人口,其中约有30%来自中产家庭。

    报告还指出,在放宽出境限制和人民币升值等因素的带动下,中国消费者出境旅游的机会增加,也令国内奢侈品市场的发展出现变数。调研显示,月收入在8000元人民币以上的受访者平均每年有出境游2.3次。2006年,中国内地游客出境游人次达3450万,而2001年的数字仅为1210万人次。

主流声浪奢侈品消费仍将走强

    相对于毕马威对中国奢侈品市场“看空”,也有报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根据广发证券研究所所作的零售行业第二季度投资策略报告,中国奢侈品消费渐入佳境。该报告预计07~08年间奢侈品市场的年增长率可达到25%,而08年之后增长率也可维持在15%以上。根据法国奢侈品集团(LVMH)主席阿尔诺的预计,全球奢侈品销售将在今后五年翻番至4000亿美元,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将是增长最快的市场。三分之一的奢侈品将在今后10年内涌向这三个国家。

    而世界奢侈品协会近日发布报告称,2007年中国人在首饰、服装、皮具、香水等奢侈品(不包括私人飞机和游艇)上的消费达8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预计到2010年,中国将有2.5亿消费者有能力购买奢侈品;而到2015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将占全球市场份额的32%,超过日本。

    据悉,金银珠宝类产品是中国居民奢侈品消费首选产品。广发证券分析师欧亚菲预计,未来几年仍是婚庆高峰,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群将于2007至2012年左右进入适婚年龄,仅婚庆珠宝首饰消费市场的前景就非常可观。其预计中国将成为全球奢侈品市场的最大买家。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14 14:47:4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为什么收入越来越少?你所不注意的26%的社保税

为什么收入越来越少?你所不注意的26%的社保税

    假设一个人账面工资是6000元,那么收入的53%会发到自己手里,17%被强制储蓄,而30%被征税。最近大家的工资到手,人人都吃了一惊,怎么发到手里的钱比以前还少了呢?前段时间公司大张旗鼓的给每个人涨了工资,个人所得税得起征点也提高了,怎么钱越来越少了呢?要弄明白这里面的道道,得仔细研究我们的工资条。

    事实上,国/家真正从个人收走的钱,个人所得税制是一个小头,真正的大头是各类以保障民生为名义的社保。而这些社保里面,个人缴纳的又是小部分,真正的大头在于单位缴纳的那部分。以下是上海市的规定的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的缴纳比例:

    四金缴费比例:个人缴纳部分 公司缴纳部分

    养老保险金= 基数×8% + 基数×22%(好像最近才改成这个比例了)

    医疗保险金= 基数×2% + 基数×12%

    失业保险金= 基数×1% + 基数×2%

    住房公积金= 基数×7% + 基数×7%

    这里面,个人缴纳的比率合计为18%,而单位缴纳的比例合计达到了43%。不要以为单位缴纳部分和你没有关系,其实这是一回事情,如果单位不需要交纳这些的话,这些钱至少会有很大一部分变成工资发放。这两者唯一的差别在于,把他叫做"单位缴纳",一般个人不会有抵触情绪,国/家收起来更加容易。

    如果你的工资为X,那么个人拿到手的就是X*(1-18%)=X*82%,而单位需要为你支出X*(1+43%)=X*143%,这里面,社保和住房公积金得到了X*61%。也就是说,单位为你付出143块钱,个人得到了82块钱,而社保要拿走61块钱,社保税的税率达到了61/143=43%。

    或者说,社保不是都是自己的吗?嗬嗬,这个要仔细分析一下,这里面,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的个人缴纳部分,住房公积金的全部都在个人账户里面,还可以算是自己的。而其他的部分,全部被充了公,进入统筹账户,到底最后你能够得到多少,只有天才知道。61块钱里面,个人账户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合计是24块钱,而统筹账户里面则是38块钱。

    那么,剩下的82块钱,就全部是你的了吗?当然不是,还要扣除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计算方法就不仔细说了。

    假设一个人账面工资是6000元,那么

单位实际付出........8580元,
社保个人账户........1440元,
社保统筹账户........2220元,
个人纳税收入........4920元
个人所得税..........348元
最终个人收入........4572元

    如果我们把社保统筹账户的钱叫做社保税的话,那么社保税的税率为2220/8580=25.9%,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只有348/8580=4%。实际我们收入的税率为30%左右。

养老保险的统筹账户方面,大头是养公务员去了

    养老和医疗统筹账户里面的钱,到底用到哪里去了,我也很想知道。但是我坚决不相信的是,这些钱都用到了缴纳这些钱的企业人员的医疗和养老上。我看到过帖子说,医疗保险中80%以上用于政府公务员,主要是高级别公务员的医疗,不知道这是真是假。

    国家原来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全包。当国家全包的人员真正大批退休的时候,发现包不住了,这才推出了现在的养老保险制度。这等于是一句话,就把以前的欠账全免了。这倒也罢了,更大的疑问是,我们现在缴纳的养老保险,等我们退休的时候会真正有用吗?那个时候国家会不会又出什么政策?这里的关键在于养老保险经费使用的不透明。

    夫妻俩人,都是高级职称退休,一人在企业1600元左右,一人政府1900,忽然国家说要给企业退休人员涨工资了,结果1600的涨了100多元,而1900的一下子涨了1100元。

    企业缴纳的养老保险部分,从开始的8%,到现在的20%,没有说明任何原因,一句话社保入不敷出,悄无声息的涨了。这比起大张旗鼓的提高个人所得税800元导致的降税几十元相比,真可以说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以单位替你缴纳的社保基金进入统筹帐户这一名义,替代社保税,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老百姓的不满。比如说,如前面所计算的,单位给你发6000元工资,然后又替你缴纳了2220元的统筹账户,你会觉得自己还赚了。假如单位给你发8220元工资,然后告诉你其中2220元缴纳社保税用于现在人员的退休工资,你就会认真对待这个数字了。 大家有能力的,还是不要对社保有太多的指望,自己抓紧还能够赚钱的机会,多多为退休后考虑。

    如果未来社保运作的很好,那么是意外的惊喜,没有也不会影响到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如果你不在一个地方工作了,挪户口,要退保。而退保的时候,只有个人账户里面的钱可以拿回来,而统筹账户里面的钱就只好当作贡献了。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说,深圳市社保每年通过退保赚到的钱有8亿之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个人账户可以理解为强制储蓄,而统筹账户则完全是交税了。我们再按照原文计算一个比例,

单位实际付出........8580元........100%
社保个人账户........1440元........17%
社保统筹账户........2220元........26%
个人纳税收入........4920元
个人所得税..........348元.........4%
最终个人收入........4572元........53%

    这样算来,收入的53%会发到自己手里,17%被强制储蓄,而30%被征税。研究之后,我想如果我们不对社保基金的运作做更多的关注,努力让其透明起来,那么大家就不要指望退休后能够通过社保来安度晚年。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14 09:57:3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张五常:从手卷文化到李宁点火 周其仁和张五常最大的差距大概就在这里。

奥运开幕式:从手卷文化到李宁点火

张五常

2008-08-12

    四年前雅典奥运闭幕,张艺谋主导了不到十分钟的节目,我批评,认为不伦不类。这次北京奥运开幕,张艺谋主导了四个小时,我拍案,认为名不虚传,多艺多谋也。地球约二十亿人观看,不懂的也目瞪口呆,张大导可见经传矣!

    事前不少好事之徒猜测开幕式的内容,也有偷摄什么的。我反对先知:主人家既然刻意地要让我们惊喜一下,何必自讨没趣?我舒服地躺在床上看。倒数别开生面,大场面当然,皆老生常谈也。然而,当我见到在场地上卷开一大幅什么的,猜着猜着。那是手卷吗?难道他们要推出中国的文化?果然是:不是大场面那么简单,他们要推出中国!我可没有想到他们会走这着高棋。

    收藏书画的朋友称手卷,不称卷轴,为恐与立轴混淆。历代的文人雅士认为手卷最能代表中国的文化,重于文房四宝也。手卷应该起于唐。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与杜牧的《张好好诗》,皆手卷。我自己有一件唐人写经的长手卷,是真是假专家们有争议,但没有谁不同意唐代有手卷。唐之前我没有听过。手卷对纸张的要求高,而就是今天裱得好有很大的技术困难。

    中国的文人重视手卷是不难理解的。这种艺术表达形式中国独有。手卷可以很长,开卷、收卷、收藏皆方便,既可局部细看,也可拉尽而窥全豹。更妙的是前头可请他人题引首,后头可请品尝者下跋语――所谓前题后跋也。引首通常一个(见过不止一个的),后跋可以无数。

    把手洗得清洁,坐在书桌前,灯光要仿效古时的,把手卷打开,卷上卷落地欣赏,看看题首者是何方神圣,跋尾者是那些名家――当然,一律是赞,但真赞还是应酬不难看出来。消磨半个晚上,会感到自己也是个文化高人了。这是中国文化的感染力,自成一家。

    我不要在这里评论这次奥运开幕的巨大手卷演变出来的:要找机会多看几遍。变化多,很细致,象征式的表达此起彼伏,再加上把古代的文化结合在现代艺术与高科技中,虽然跟进了中国的文化数十年,我还是不敢多说。人家花了几年与无数专材想出来的大制作,不是我这个小人物可以在一个晚上解通其中无数密码的。

    不能不拍案叫绝的,是灯光变化的配合与大量道具在短暂关灯的转接中,整个大场面全都变了,天衣无缝,叹为观止。老实说,这样大场面的变化多端的演出,西方的大国不可能办到。不是说他们不愿意出那么多钱,也不是说他们的文化不足,而是西方大国的各行各业有工会,势力大,一万五千人的演出,后勤不计其数,变化多而复杂,要一呼万应工会林立的国家可以免问。这样看,北京这次演出将成绝响矣!

    最后的李宁点火更是一绝!是哪个天才想出来的呢?难道又是张大导?火炬出场之际,我老是想着要到哪里的高台点火呢?跟着见到李宁升空,才知道自己蠢到死。更妙的是李宁在长手卷前凌空奔跑,姿势一流,我想,今后的奥运,点火将会是个无从处理的大难题吧。有个李宁是这次奥运之幸。现役运动员不可能点这次火,因为长时间的训练对参赛有冲突。李宁呢?曾经拿得百多个冠军当然有资格,而更重要的是他有体操运动的根柢,凌空奔跑练得出来。

    这里我要提出一个问题,希望知情的朋友可以告我。那是李宁手中的火炬,有没有胶着或缚着他的手呢?当时我看不出有没有。李宁在空中的奔程远,动作多,难度高,一不小心火炬掉了下来怎么办?

    整体看,钱是花了的。据说这次北京奥运花了人民币三千亿。值不值得花那么多钱经济学无从算出可靠的答案。曾经说过,有时花钱要发一下神经才过瘾,但这一次可不是过瘾那么简单。开幕式后电话频频,没有一个在外地的炎黄子孙不大呼北京为他们出了一口气,说得滔滔不绝。鬼子佬朋友无不感叹:原来中国可以是这个样子的!

    我是五十一年前到北美去的,在那里生活了二十五年。说没有受到歧视,没有受到白眼,是自我安慰。大学里的歧视较少,我知道只要成绩好,学术文章有看头,得到前辈学者的赏识,躲进大学是个好去处。然而,中国人受到歧视司空惯见,久而久之,大家习以为常,变得无所谓了。

    我认为中国人在西方受到歧视,好一部分是咎由自取的。没有谁不知道中国人聪明,吃得苦,但他们不洁,好赌,而开餐馆或洗衣店赚到钱的台山阿伯,往往蛰居唐人街数十年而说不出两句英语。跟着而来的阿伯后代,读书识字的无数,但一般被冠上「竹升」之名。「竹升」者,两头不通也──既不懂中,也不懂西,文化上什么族类也算不上。

    我算是个中、西文化兼通的人,是好奇心的驱使而自学的结果,知道二者兼通不容易:要学懂西方的不难,但无法引起西方人对中方文化的兴趣。文化上没有交流,兼通谈何容易哉?地球一体化这些日子说得多了,而今天鬼仔学汉字的无数。局面有变,有可为的机会大升。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张艺谋推出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奥运开幕,一棍打出的力度可真不小。说不定鬼子佬会蓦然醒觉:为下一代设想,多认识一点中国的文化会有可观的回报。

    回头说开幕式,我只有一项投诉。那是二百零四个国家的运动员出场两个多小时,太久太闷了。步行快一些,节省三分之一时间容易,是正着。另一方面,我期望着开幕式的影碟出售。希望有字幕解释,但没有评论员在幕后说话。我要听到场内的声音,而评论者一般俗套,闭口为妙。

 

 

发件人:"citizen citizen" <citizen981c@gmail.com> 收件人: <putaoshuster@gmail.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14 15:43:34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公民第18期

平静的北京奥运会

李华芳

1、美好的愿景

    申奥成功的喜悦瞬间席卷了中国。在世界其他国家的想象中,一个巨大的市场正展开她的怀抱。而对于国内的企业来说,奥运经济的概念也让人满怀憧憬:大批的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无疑会促进建材和建筑市场的发展;相关赛事也会催生媒体和广告商的竞争,注意力经济会迸发新活力;奥运期间的旅游市场也让人有无限期待;甚至在上证综指站上6000点时,不少人扬言,到2008年8月8日8时奥运会时,股指将达到8888点以应和这一重要的时刻。

    在普遍预期中,奥运会将会为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锦上添花,或者成为2008年GDP增长的重要助推器。例如,管勇生2004年《武汉体育学院学报》在《论2008年奥运会对我国奥运经济的促进作用》一文中提到,2008 年奥运会的召开,可使北京地区形成庞大而活跃的投资与消费市场,对外将扩大高新技术和资金的引进,对内将拉动其他省份的经济发展,推动相关产业及新兴产业的发展,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围绕奥运会所引起的国际媒体的关注,将为我国带来巨大的无形资产,它必将促进我国经济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腾飞。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展望,而快临近奥运会开幕之际,来看看这一判断是否得到应验,是很有意思的。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7月17日公布的数据,2008年上半年GDP增速为10.4%,大大低于2007年上半年修正后的12.2%,也低于2007年全年修正后的11.9%。也低于2006年全年修正后的数据10.7%。这释放了一个信号,意味着越接近奥运会开幕,越显示奥运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没有预期那么大。当然2008年年初有雪灾的影响,5月份受地震影响,6-7月份有暴雨洪灾的影响,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其主要原因却是因为经济上行压力很大,通货膨胀日益严重,中国正在其中泥足深陷,有可能会陷入经济滞涨的窘境。至少就目前来看,奥运会未能提供经济增长的动力。

2、尴尬的现实

    奥运期间,北京所有的建筑工地一律停工,大批农民工返乡回家,光是建筑一项,至少要有几十万人停业。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对进出北京物流的限制要远高于平常时期。

    由于进京车辆进行严格检查,在奥运开幕一个月前,进京各路口便对来往车辆进行严格检查,其结果,造成运输车辆长期滞留,货车在路上排起了长龙。许多商店由于货物运不近来而缺货。有些货物干脆停止了运输,专等奥运结束再干。光是安全因素,使奥运的热闹减少了很多。

    奥运前北京实施汽车上路单双号制度,导致北京有一半的车辆停止运行,这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了GDP?无可统计。总之,奥运期间,北京的街面上和工交车地铁列车上,旅客稀少,这是一个难得的景象。

    从表面上看,奥运会能在短期内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但这些就业岗位会因为时间仅半个多月奥运会的结束而消失,缺乏可以长久发展的就业链。这种担心不仅反映在就业上,而且反映在对奥运场馆以及基建设施的后续使用等方面。如果后奥运时期这些设施续不能有效使用或使用效率低下,投资回报期望就可能落空。需要比较的是,短期内奥运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收益是不是真的大于成本及其后造成的浪费。

    事实上,就之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而言,从2001年申奥成功以来,对经济或有拉动作用,并且也提供了相当的工作机会。但进入2008年以来,为了力保奥运会稳定有序,投入奥运的资源并没有依照市场机制来进行配置,这无形之中扭曲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尤其是将稳定的目标高于一切的时候,北京开始表现出一副关起门来办奥运的姿态,而不是引入市场机制,办一个更加开放的奥运会。在这种情况下,为奥运会而进行的一切准备将严重影响与奥运无直接甚至间接关系的商业活动的正常开展,反而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奥运所能推动的经济领域毕竟只是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一些微量因素。为时仅20天左右的奥运对国民经济的积极影响、甚至对年度经济活动的推动作用究竟有多大,是不那么乐观的;但是,如果扭曲奥运与一般经济活动的正常纽带,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在绝对数字上将远甚于策划奥运经济人士的乐观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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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求真理,先求真相

章立凡

    2008北京奥运圣火传递的镜头,在一片“加油”声中游走神州。如果同一种视觉冲击持续数月,哪怕是最忠实的观众,用“平常心”来观察,审美疲劳亦在所难免。像我这样的非先进分子,虽生活在伟大祖国的首都,竟然也萌生了“避运”之念,真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直到被一段重庆喜迎圣火的网络视频跌破眼镜,才立时化疲劳为惊诧。

   【镜头】:一群红卫兵装束的年轻女孩,手举国旗和北京奥运旗帜,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在路人的围观下载歌载舞,镜头在热烈的“万岁”声中结束……

    据网友说,这是重庆一家餐饮集团旗下“老知青火锅”某分店的表演队,该店内每天都有这样的“怀旧表演”,但走上街头参加圣火传递庆典,恐怕也算是空前壮举了。女孩们灿烂的笑靥和稚嫩的歌喉,给人的感觉很像是一场行为艺术,很难与那个疯狂而暴力的年代联系起来。历史的耻部已被遮蔽多年,这些80-90年代出生的孩子,或许根本就不知道那场“大革命”的惨烈真相。

    但就在同一座城市里,至今还存留着一片阴森残破的“红卫兵墓园”,一百多位与她们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作为那个暴力时代的牺牲品,永远长眠于此。望着画面中腰扎皮带、伸臂踢腿的绿衣舞影,不像是在宣传“绿色奥运”,恰似“忠字舞”重出江湖。恍惚间时光倒流,莫非四十年前的亡灵,真的从坟墓中走出来了?

    三十年前展开的那场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从对“文革”的反思开始的: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定两个“凡是”;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思想解放的80年代,是一个全民有追求、朝野有互动的年代,人们敢于讲真话,不断探索真相并勇于反思,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

    自80年代末的重大历史事件后,思想解放逐渐退潮,假话重新取代真话。如今,遮蔽真相成为最普遍的“潜规则”,从历史上的“文革”、“反右”,到现实中的“打酱油”、“俯卧撑”,到处都存在无法“一抹了之”的“难言之隐”。无须苛责那些扮成红卫兵跳舞的小姑娘,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领导永远是英明正确的,群众永远是不明真相的;甚至进入了近乎透明的互联网时代,“皇帝的新衣”依然显摆抖擞。

    弹指间三十年过去,历史记忆不断与现实冲撞:对贪腐的不满导致“造反”基因迅速克隆,再来一次“文革”的呼声甚嚣尘上,不仅互联网上弥漫着暴戾之气,现实中群体事件的规模和暴烈程度也不断升级。以去年挑战常识的“周老虎”事件为起点,政府公信力跌宕直落:对数万人烧车焚楼事件之官方版本,人们的第一反应是不认同,几乎成了“狼来了”式的条件反射;而对于死伤枕藉的袭警事件,网民舆论普遍同情凶嫌。以“江湖正义”挑战官方威权,既是社会危机达到临界点的信号,也是屏蔽真相灌输狼奶的现世报应。

    今年要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无从回避。而根据当前的中国国情,要从实践中检验真理,有两条检验常识须先行确认:一、送检的证据符合真相;二、检验的结果须是真话。还原真相是检验真理的前提,在屏蔽真相和真话的场景中侈谈真理,如同演出一场荒诞剧。

    说到此,想起了一部好莱坞老电影《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某电视制作公司收养了一名婴儿,培养其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纪实性肥皂剧《楚门的世界》的主人公,公司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主角楚门却浑然不知。他自幼生活在一座叫海景的小城(实际上是一座巨大的摄影棚),似乎过着与常人完全相同的生活,却不知道每时每刻有上千部摄像机对着他,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他,更不知道包括妻子和朋友在内的所有人都是演员。楚门在肥皂剧中生活了三十年才发现真相,并敢于对阻留他的导演说“不”,凭着说真话求真相的底气,他义无反顾地走出了精致布景中的虚幻世界。

    人生就是一集接一集、一部接一部的肥皂剧,电影中的楚门可以出走,而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却无处遁逃,人人既是自身的社会角色,又互为他人剧情中的演员。像我这一代共和国同龄人的全部经历,可概括为在第一部肥皂剧中折腾了二十八年,在第二部肥皂剧中厮混了三十年。当前一部剧的某些场景在眼前重现时,我忽然有了新的感悟。

    今天能观赏到的前一部肥皂剧是改编删节版,许多重要剧情是禁忌;而后一部肥皂剧的某些重大场景,至今仍被屏蔽。编导对真相的恐惧深入骨髓,导致“导致新生代演员们的历史常识出现了空白”,演出不时“穿帮”:继去年四川某晚报的“广告事件”后,最近北京某报的主旋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系列访问”,又出现了某重大历史事件的镜头……

    “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戏中有戏,戏外有戏。当你在历史舞台上自编自导一部楚门式肥皂剧的时候,也就将自己暴露在全世界的镜头之下,成了穿着“皇帝新衣”的楚门之一。当剧情绑架了导演,导演绑架了演员,并试图绑架全体公众时,演出的“穿帮”无异于导演的裸奔。这种荒诞的“官方恐怖主义”一点都不好笑。对真相的绑架是在侮辱公众的智商。

    欲求真理,先求真相;欲知真相,先讲真话。真相是船,真话是桨;没有真相与真话,永远达不到真理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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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场的新“四化”

东方硕

    只要经常注意现代中国官场人物的表现,便容易看出那些官员身上透现出的模式化形象,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新的“四化”:即形象脸谱化、思想格式化、语言公式化、行为僵硬化。

  1、形象脸谱化。但凡负责官员出场,基本以“庄严”凝重、菩萨偶像示人。无论场景如何,一概以官声官调表现,尽量与活生生的人拉开距离、显示不同以免失了身份或尊严。记得某地方主管有句很有名的豪言壮语:我们伟正光便是中国最大的菩萨。既然是菩萨,便与凡人活人有着天壤之别,处处透现出金刚尊神的权贵肃穆。这是中国社会的一大景观,就是亲民论调与权贵脸谱的“和谐”,这与台湾地区民选官员的公共形象适成对照。

  2、思想格式化。尽管近些年来一直有“解放思想”的口号,其实是思想越来越不解放,越来越格式化。例如,5年以前无论有什么官方活动,哪怕是绿化环保,也务必与“三个代表”挂钩;当今则不管大事小事,从举办奥运到抗震救灾,一切都与“科学发展”捆绑;明明是以己为本,却口口声声说是以人为本;灾难越大则官员们的人格越伟大;一边是灾区丧子家长的请愿受压、因数十万伤亡而引起的亿万老百姓的哀叹,一边是每逢民众大灾难后官方例行的庆功表彰。对所谓“奥运圣火”的传递、地震灾难的片面报道,无论引起国内外多大的反感,还是坚持按照突出伟正光的固定思路进行下去,自恋倾向越来越严重;一切都想控制,从经济生活到意识形态直至动用网络五毛压制正常民意、同时又制造虚假“民意”向世界叫板。

    3、语言公式化。领导讲话永远是“高屋建瓴、鼓舞人心”的,社会精神永远是“团结奋进”的;当局的一切活动都是“深入人心”、“代表十三亿人民”的;一切批评中国当局不当行为的都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所有电影、电视剧都必须以“和谐”为基调,不和谐的也非弄成“和谐”不可;抗震救灾中要“彰显党组织、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的良好形象”,说地震预报不力与豆腐渣建筑导致大量老百姓伤亡的都是“杂音”或“别有用心”;一切他们听来不悦耳的批评意见伤害的据说都是“中国人民的感情”;一切对目前社会阴暗面的报道都是“负面新闻”,要严格控制……。

4、行为僵硬化。由于头脑中充斥了伟正光意识,自己的形象最好永远都是光辉灿烂,所以,明明知道奥运火炬的国际传递会形成对抗,却不顾一切地武装护送,结果,将本来和平欢乐的传递弄成了与不同政见者的全面对抗,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奥运危机; 在谴责西方批评中国人权记录者、将他们说成是“将奥运政治化”的同时,在西藏迎接奥运火炬的公开场合,却猛烈攻击“达赖集团”所谓的“分裂行径”,引起了国际奥委会的强烈指责,并被警告下不为例;在遇到类似太石、汕尾、瓮安等一切民众的群体性抗议活动,从来都是不分事情原委、不问青红皂白地动用武警、公安镇压在先,似乎不知道老百姓心里有委屈。

    官场新“四化”现象反映了一种盲目自大的精神状况,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政者内心处于非常不自信的状态:一是本身授权来源与施政质量上都有问题,知道老百姓有怨气,给不出什么好话来,所以就利用自己控制的一切媒体铺天盖地做宣传,以压倒一切“不和谐的杂音”,没人说好就自己大说特说,只要市面上听到的全是赞美之声其心方安;同样是授权来源的问题,所以,一旦当权以后,关注的焦点只能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力与地位,与官场陈腐规则尽量保持一致,而当今中国官场所沿袭的传统恰恰又是最要命的假大空那套,所以,不作为甚至倒行逆施就成了家常便饭。这也就是对例如所谓“奥运圣火传递”与“抗震救灾英雄”事迹会大肆报道;对太石、汕尾、瓮安等所有民众群体性维权运动都讳莫如深的原因所在。

  如此“四化”的结果是,老百姓一听到一看见伟正光就心烦、或者根本就嗤之以鼻;在电视里一看到所谓“奥运圣火传递”、甚至一看见当局对奥运的宣传以及所谓“抗震救灾”的宣传就如同见了鬼似的赶紧切换频道——笔者曾经对许多人进行过询问,对这种拙劣宣传的抗拒性反应居然有着惊人的一致!说白了,“伟正光”与极度不自信其实是一回事情。

  和谐社会、奥运、及至抗震救灾等等,本来都是很正面的事情。但是,人类一切美好的东西但凡经过官方丑陋地表达的,就无一不让人恶心。人们不禁要问,当前这个社会究竟是和谐社会还是癫狂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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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左派、右派与反对派

张辉

  “左派”(或左翼)、“右派”(或右翼)来自法语。史学界普遍认为"左派"和"右派"这一对词语诞生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 在1791年的制宪会议上辩论时,拥护激进革命的人恰好坐在议会的左边,而主张温和的保守派(立宪派)恰好坐在主持人右边,于是,人们习惯上将革命的一派称为“左派”,反对革命的一派称为“右派”。

对左右两派的分析

  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为这个运动一直在运动中,并成为国际政治运动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所以,在这个运动所影响下,左派在世人的心目中一直是倾向社会变革与革命的派别,而右派是指思想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情况前进,企图开历史倒车的思想和行为。在政治上往往表现为或是反动的,投降的或是悲观的、保守的。

  苏联和东欧巨变前后,自由民主运动在趋进,共产主义运动在退潮,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这些概念在很多场合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共产极权国家和其他独裁国家里,左派成了平民百姓的代表者,右派成了富人的代表者,尽管两派都追求自由、民主和宪政。这里面就揭示了一个道理:当社会越来越右倾的时候,真理就越来越靠左边了,坚持真理的人就成为了左派;当社会越来越左倾的时候,真理就越来越靠右边了,坚持真理的人就成了右派。

  根据后极权方面的理论,后极权时代的特征是:一方面, 统治效力日益下降,统治者在合法性危机中要拼命挣扎,为了维持,抛弃了一切主义的光环,根本没有原则可言;另一方面,人们的社会精神已经具有「犬儒化」特征,没有信仰,言行背离,心口不一。很明显,当局统治下的中国就处于这样一个后极权时代,统治者一会一套理论,尽管三言两语,却想发挥拆东墙补西墙的神奇功效。这些理论既不符合传统的共产主义理论,也不符合现代自由民主的宪政思想,完全是特色极权的特色发挥。那么,中国就出现了和传统不相符合的左派和右派,左派倾向保守,右派倾向激进;那么,中国就出现了不同凡响的自由派,这些自由派通常被人们归为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

  在公民社会里,自由派一般被称为中间派,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但是在后极权的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被民间称为右派,被当局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那么在大陆当局眼中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那些具有传统的共产思想的人,或者是用新思想伪装起来的共产分子。那么,当局又是什么派呢?当局根本就没有派,你叫它啥派,就算啥派。当局就是独裁者,为了独裁,它没有什么底线。对后极权时代的臣民来说,真理就是淫//液,舒服了就是真理;对后极权时代的统治者来说,真理就是屁股,坐稳了,就是真理。

  于是,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只要你影响了龙椅的稳定,一概都是反动派。于是,中共左派领袖邓力群虽然两度差点就做了总书记,但就是因为没做得了,所以想倾家荡产办份杂志都不被允许。于是,民间左派分子周群先生博客搞到那里就被封到那里。于是右派,也就是自由派,因言获罪更成常例。于是,保钓分子爱国也不可得。于是,愤青只能奉旨爱国。于是,当局之外,除了奉旨爱国愤青,全成了反对派。于是,想做一个真正的公民而不可得的人,全成了反对派。

  在公民社会与独裁社会的冲突中,统治者的词汇里只有空洞的“人民”和“群众”,哪里敢把“公民”一词经常挂在嘴上!统治者不希望人们拥有任何权利,他们需要的是顺从的奴隶,而不是渴望自由的人-----现代公民。鲁迅是现代愤青的鼻祖,但鲁迅是反专制的,也是反奴性的,而现代愤青则不然,现代愤青遭受统治者凌辱的同时,与统治者沆瀣一气,喜欢在专制与奴性中分一杯羹。于是,在公民社会与独裁社会的冲突中,反对派与独裁者的冲突成了一种形式,反对派对愤青的挽救和冲突成了另一种形式。

左派和右派实际上都是反对派

  王明,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他曾经是著名的《八一宣言》的执笔人,在中共内讧中被边缘化以后,他依然可以存在。不仅他如此,中共右派也有合法存在的先例。尤其是苏共左派和右派甚至曾经有过长期并存的历史,其他共产党历史更是如此。但是,后极权时代的现在就不一样了,除了独裁者,谁也不能做为派别合法地存在,一切妨害独裁的派别都是异端,都在监视与处置之列。于是,在经历了苦痛以后的左派和右派,他们都说:我也看不惯那种用一个思想,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来剥夺人民自由,禁锢人民思想的做法,他们都赞同“和谐社会是建立在公平公正与民主法治的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少数权贵为所欲为和多数百姓遭压制的基础上”的说法。于是,左派和右派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反对派。于是,两种反对派都在崛起之中,都是未来公民社会主要的政治基础。

  有时候左派分子攻击右派分子,认为对方一旦上台,就会形成另一种独裁,同样,右派分子也这样攻击左派分子。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局和愤青乐乐然昭告:你们谁上台都会比现在更糟糕,你们谁上台社会都会更乱。于是,人们就以为,象中国这样的传统专制国家注定走不出独裁的怪圈,很难迈向宪政国家与公民社会。在这里,很多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世界潮流,就是以自由、民主和宪政为特征的公民社会正在全世界形成的这样一个潮流。在这样一个潮流下,独裁政权只要出现变局,任何一种政治势力都不可能抛开公民力量所形成的反对派而形成新的独裁。政治变局的结局只有一个:以中国的方式走向公民社会。

  中国走向公民社会,不能指望统治者良心发现,也不能指望“稳定”前行,必须依靠公民觉悟逐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崛起,其中反对派的振作是最重要的和最关键的。中国的变局有一种可能是政变,有一种可能是街头运动中反对派取得政权,还有一种可能是反对派振作以后与当局形成妥协,从而开辟走向公民社会的道路。说一千,道一万,公民觉悟逐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崛起,反对派通过某种方式振作,这个太重要了。在反对派振作起来之前,大陆政局很难有大的变动的。苏东巨变,里面就有成熟的反对派成熟在先。中国的反对派还需要振作才行,离开这个,谈宪政,谈公民社会,都太困难了。如果利益集团内部发生较量,也会开启宪政,只要出现变局,没有一种力量能独立地站住脚,要想站住脚就要和各种力量妥协对话。只要妥协对话的机制一出来,宪政和公民社会就算是来了,可是这里还是一个反对派振作的问题,你自己不振作,没人会找你对话,这就是政治。

建立一个既能容纳左派又能容纳右派的民主政治

  1979年中共党内和民间都有人存有幻想,或者叫错觉,以为当局能自行推广民主。1989年还有人在为民主运动据理力争。现在是大不一样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位一体的权贵阶层已经形成,当局内部也已有共识,利益是大家的,民主了则什么特殊利益都没有了。有良心和有才干的人都在提拔时被过滤了,上层,其实没政治能人,也没经济能人和文化能人,都是在那里瞎凑合,靠惯性。当局现行的体制改革,表面上还在宣扬,其实已经很多年没有实质的进展。体制本身,已经成了一个硬邦邦的乌龟壳子。越僵化的体制,越容易出现不可预测的变局,越独裁的政权,越难以琢磨其后果。乌龟壳子捂得越紧,缺口有时候也越容易出现,现在的体制只要打开一点缺口,它就完蛋了,这个很多明智人士都能看得出来。

  独裁者的利益只在独裁,独裁者的利益也在全球化里面,这是全球化强加给独裁者的。全球化,这个东西要深入思考。独裁加全球化,独裁就会改变一些方式,有时候就会有一些伪装。但是独裁本身是全球化的敌人,这样一来,全球化的经济和文化都会成为反对派的同盟军。反过来,也只有反对派的强大,才有可能使当局认识清楚全球化的大趋势。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要全球化,人类的文明和价值也要全球化,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就是大趋势。

  独裁在坚持,反对也应该坚持,这里面就凸显了反对派的责任。独裁坚持到一定程度,随着危机的逐步降临,它总有一天顶不住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甚至自然灾害带来的危机,它们都有可能顶不住。在后极权时代,反对派表面上是少数派,其实随时都有可能转化成多数派,现代愤青一类人,不管谁能占领主流言论渠道,他们都觉得有道理。所以反对派没什么理亏的,应该挺起腰板,振作起来,通过自我的振作和强大促使公民觉悟逐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崛起,时刻准备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认清中国极权的客观性

    但反对派的目标是必须是建立一个既能容纳左派也能容纳右派的民主政治,如果仍然是两派互相厮杀,如果中国摆脱不了国共两党轮流专政的局面,那么今天的独裁政治就只能长期独裁下去。因为,宁肯要一个中性的独裁者,也不要极左或极右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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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法治的阳光

朱久虎

2008年8月

    朱久虎律师,1965年2月出生于甘肃,1985年-198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习,获哲学学士学位。毕业前夕,适逢89北京民主运动,朱久虎被选为“高校对话代表团成员”,因此被审查并延期分配。1997年朱久虎考取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2000年毕业后从事律师职业至今。2001年担任“北京四君子案”中徐伟的代理律师,2002年代理了湖南民办教师集体诉讼案,2003年代理孙大午“非法集资案”,2005年代理陕北油田案。在代理陕北油田案中,被陕北地方关押了四个多月。目前朱律师正在代理四川陈道军“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案。在长期的维权工作中,朱久虎先生对中国目前环境下法律维权的困境与出路,有很深的体会。本期《公民月刊》特邀朱久虎律师就有关法律维权问题进行访谈。(以下特约记者,简称“记”; 特邀嘉宾朱久虎,简称“朱”。)

    记:朱久虎律师,您好!首先根据您多年来律师执业的切身体会,谈谈您对中国法制建设的总体看法?

    朱:客观地说,近年来中国社会的法制建设总体还是向好的方面转化的。这不仅表现在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先生上台伊始,在中国宪法二十周年纪念会上,明确提出“依宪治国”,强调任何个人、团体与组织都不能超越于宪法之上,必须在宪法许可的范围内活动,至今“依法治国”已经成为中国现政权基本执政口号,同时近年来还出台了不少法律,如《物权法》的最终出台与新近《律师法》的修改实施,应该说都对中国法制建设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在中国现行执政宣传口号与法律文本上,比以前尤其比中共建政之初,那是大有进步的,甚至可以用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如果就此就判断中国已经进入法制社会,那显然为时过早,更不用说进入法治社会了。也就是说中国今天的宣传口号与法律文本跟中国社会司法的现实情况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个除了通常我们所言的理论要变为现实,或者法律要成为社会遵行的一种准则,还有个距离外,应该说还存在一些制度设置上的问题,甚至还有着一些根本性阻碍法制建设的制度因素。所以从口号与法律文本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向法制的迈进,但现实司法状况又让我们不能不感到中国法制建设任重道远!

    记:请您谈谈中国法制建设上的制度设置障碍及出路。

    朱:中国这些年立法速度加快,立法数量越来越庞大,某些部门法逐渐系统化,但是,整个法律体系的运行缺乏启动机制,只有建立一种根本的动力机制才能使整个法律体系正常运转,否则,法律将会被扭曲,人民也会对法律失去信心。出路在于,就像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人大会议上所说的,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建立足以让法律正常运转的防止绝对的权力走向绝对的腐败的权力制衡机制。我认为,应建立全国法官统一任命、法官工资由全国人大立法由中央财政统一支付的司法体制,以保证法律在全国的统一实施,消除地方保护主义,防止地方自治导致历史上诸侯割据的局面;同时,中国大陆应充分与台湾各政党进行沟通,与国内外的各种要求建立宪政、法治的民间进行交流,以建立能从根本上保证法律正常运行的科学的政党制度。

    记:自从2000年您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从事律师职业,至今已经八年,八年来您先后代理了徐伟、湖南民办教师、孙大午、陕北油田与陈道军等敏感性强、风险大的案子,期间受到过威胁、殴打、甚至被关押过。请您结合切身经历谈谈中国法制的状况。

    朱:在中国别说代理一些敏感案件要面临很大的风险,就是通常的一些刑事诉讼案,只要牵涉到一些部门利益,尤其牵涉到地方权力问题,那就很麻烦,出现一些让人难以想象的事就成为正常。例如,2002年我代理湖南邵阳民办教师被辞退案,当时有三百多教师,一些因为家庭困难被逼得自杀,也有的因为上访被拘留,甚至劳教。我与另一位律师代理本案后,受到当地来自权力部门的压力与阻碍很大。我记得有一次当地政法部门一批人专门前来北京,跟我们律师见面时,先提出以钱来收买我们,让我们退出代理,在遭到我们拒绝后,居然公然以黑社会的形式来威胁,警告我们小心自己的命。当然我们每次前去湖南,那种恐怖也是难以想象的,跟踪、骚扰是常事,动用黑社会势力来追杀都发生过。这种地方权力部门与黑社会势力互相利用来干扰律师依法诉讼,当然在中国也不是种特别的现象。

    2003年,我代理河北孙大午“涉嫌非法集资案”时,刚到徐水时,那里的公安、检察部门居然不跟我见面,作为执法人员还公然对我动手,将我衣服都撕扯破了,鞋子也被他们弄坏。这种执法人员对律师的态度,也很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司法队伍的素质。当然2005年我因调查陕北油田案而被关押,那更见证了中国律师的困境。

    记:请您谈谈中国律师整体执业环境如何?

    朱:中国律师的整体执业环境应该说是较恶劣的,尤其那些受理刑事辩护的律师,他们通常要面临更大的风险。这从中国官方自己公布的数据就可以看出。第一个数据是从1997年到2002年,至少有500名律师被抓,其中相当一部份律师以涉嫌律师伪证罪被抓,但是最后80%以上的律师被宣判无罪。第二个数据是刑事案件辩护律师的出庭率不到30%,也就是说100个刑事案件中,有70多个刑事案件没有律师出庭辩护,只有法官、检察官和被告人。由此也可见中国律师执业环境恶劣之一斑。总之,现行法律赋予律师的权利在现实中还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实际上,由于整个法律体系的运行缺乏启动机制,律师法和其他法律一样不可能正常运行,律师不应该在这种执业环境中消极不作为,应理性地发挥法律赋予的权利,理性地维护公民的权利,这有助于建立理性的法治国家。

    记:据我了解最近朱律师代理了四川陈道军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的案子,在您前去会见当事人时,居然被四川省金堂县警方以案件涉及国家秘密而拒绝安排会见,并且随后四川黄琦案,居然也被以同样理由拒绝律师会见,对此您作为律师有何看法?

    朱:今年6月16日我向四川省金堂县公安局提出会见嫌疑人陈道军先生。答复是,由于陈道军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必然涉及国家秘密,所以该案必然涉及国家秘密,故不予批准会见。 6月17日,我与成都一位律师到成都市公安局进行沟通,答复是,该案特殊,罪名本身就涉及国家秘密。

    对此我作为律师完全从法律的角度已经通过书面形式向当地检察院提交了《请求行使法律监督权,督促侦查机关依法安排律师会见嫌疑人申请书》。申请书中我揭示了公安局的答复没有法律依据,不符合法律及法律逻辑,具体理由如下:其一,涉及国家秘密的判断并不能光凭罪名判断。以该案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所以就一定涉及国家秘密不符合法律规定;其二,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这段文字的内在逻辑来看,即使是同一罪名下的两个案件,其中一个涉及国家秘密,另一个则不一定就涉及国家秘密。

    同时我指出嫌疑人陈道军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一案是否涉及国家秘密,应依法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其一、嫌疑人陈道军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这一罪名本身不属于国家秘密; 其二、煽动分裂国家罪中的“煽动”,是指鼓吹、宣扬等多种多样的方式,本身也无所谓秘密可言; 其三、案件的侦查过程需要保密不能成为认定案件涉及国家秘密理由; 第四、是否涉及国家秘密理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等相关法律进行判断,而不应单凭《刑事诉讼法》或罪名本身来进行判断该案是否涉及国家秘密。基于这些理由,我提请检察院依法行使监督权,督促侦查机关依法安排律师会见,以保护嫌疑人享有的体现程序公正、程序正义的诉讼法上的权利,维护法律的权威。

    我对陈道军案警方以涉及“国家秘密”拒绝律师会见所作的法律剖析,应该说对于黄琦案,以及其他类似的警方以涉及国家秘密拒绝律师会见的案子,都是有参照作用的。

    记:2003年以来,中国随着南方的孙志刚案,北方的孙大午案,而掀起了一个维权的高潮,并且这个高潮虽然期间有起伏,但总体而言还是在持续、稳步地向前推进。请您从律师的角度来谈谈中国维权运动与社会变革的关系?

    朱:人类历史上专制王朝的兴衰与更替都相伴着战争,炮声与厮杀似乎成为历史进步的足音,而血与火成为社会难以逃脱的周期性的洗礼。历朝帝王在信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逻辑下,导演出一幕幕生灵涂炭的历史悲剧。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应该走出那种依靠战火革新的时代了,人类应该在法制的轨道上来实现和平、稳妥、持续的发展。现代文明为人类提供出了以法制为平台,以协商为手段,各方共赢的博弈模式。今天中国的维权运动正是这种博弈的中国现代变革剧。维权在本质上跟历史上社会变革的战争是一致的,都肩负着推进历史,变革社会的使命。只是战争是攻城掠地,是以直接可见的地域作为衡量,而维权运动则是以积累法制改良,推进法制建设为目的。应当说维权运动的法制积累更根本地改变着这个社会,因为战争的胜负并不必然带来一个社会的进步,而任何一次维权的成功,则必然地给社会以实际性的推动。所以就此而言,维权运动的意义要更胜过一般意义上的战争。

    维权运动对社会有如此大的推动作用,那么我们就应该努力打好每一场维权官司,在这种侵权与维权的博弈中,事实上就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界限之争,通过公民权利的伸张,来筑起防御公权泛滥的堤防,社会的宪政民主正是在这种维权运动中蕴酿、生发!维权运动不仅会启发民智、激发民力,而且也会训练官僚统治者,教会他们如何持守权力的本份,不要超越权力的边界。所以维权运动是社会全面提升,法制高速积累、深化,最终实现社会根本变革的运动。

    记:以您多年来律师执业经历,面对今天中国社会执法的状况,您有些什么经验与体会?

    朱:我觉得自己多年来屡屡涉险,最后还能化险为夷,所依靠的还是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忠实地履行一个律师的职责,坚守律师的本份。具体来说,其一是使自己专业化。每一个案子接手之后,一定要吃透法律,要在这方面成为一个行家。如我在接手陕北油田案后查找阅读了世界各国出版的几十本行政法、民法的书籍,真正找到这个案子的法律依据。其二是深入全面地掌握事实。我接手陕北油田案后,深入到靖边农村半年多,真正掌握第一手材料。所以最后我拿出来的律师意见书,请当地负责这个案子的政府官员与司法干部看,他们都无话可说。因为那是建立在无可争辩的事实上的,是真正言之有据,辩之有法的。其三是低调、平和。律师代理案子就是个与法官在法律上探讨公正的问题。我与那些执法者没有什么私人恩怨,可能只是法律见解与掌握的事实不一致,虽然他们是否是这样考虑我不很清楚,但我自己要力争做到这样。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化解那种权力自傲下的戾气,也避免自己被更多伤害。

    记:最后请朱律师谈谈对中国未来法治社会的展望。

    朱:中国法治社会的到来是不可阻挡的,不管什么团体或个人,本着什么目的,除了可能暂时延缓这种历史的脚步,绝不可能长久阻止这种历史的发展方向!人类文明大潮是不可逆转,对此我充满信心!人类普世价值――自由、民主、法制、宪政、人权、平等、尊严,是几千年人类摸索总结的规律,也是人类不可逆忤的天条!我相信中国不管历经多少风雨,最后法治的阳光必普照于中国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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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与“发”之间的“网民起义”

记者

2008年8月15日

一、QQ群传递信息

    2008年6月28日下午三点左右开始,贵州瓮安发生10万民众抗暴事件。其后,当地政府先出动200武警后又增加400武警进行镇压,并切断了瓮安和外界的通讯(包括网络)联系,同时派人在路上阻止记者进入瓮安调查采访事件真相。

    实际上,在事件发生一小时之后,便有网民把现场的照片、视频传到网上。后来地方政府切断瓮安本地网络之后,有几百市民连夜徒步或乘车赶到与瓮安邻近的遵义、贵阳、凯里等县、市的网吧,通过QQ、MSN、QQ群向外界发布信息,同时在各个论坛、博客、视频网站,如网易的贵州论坛、QQ论坛、qzone、新浪论坛、搜狐论坛、新浪博客、百度贴吧、天涯、猫扑等网站张贴出大量与事件有关文字、图片与视频。

    瓮安网民觉得“尽最快速度传播出去,这样才不会被灭口”,于是发起网络战。当时是晚上凌晨一、两点,网管办的网络监控人员可能在呼呼大睡,此时各个网站不可能接收到网管办的指令,但这些网站出于一向“自阉”的要求,还是将这些帖子删除。如一位网友在凌晨52分时说“我发在天涯、猫扑发都遭删了,新浪我发了!操!一样!”,另一网友在一点零七分说“网易帖子封了。”而在凌晨两点的时候,“网上大部分消息都被屏蔽了”、“百度忽然间全删了”、“凤凰论坛发不了”、“天涯上发不了”……

    虽然如此,瓮安网民还是想尽一切办法突破网络封锁,如“1000人分开发帖,标题别带瓮安”、“发到海外网站”。凌晨三点左右,海外中文网站博讯发出《贵州瓮安发生群体性暴乱事件(图)》,瓮安事件影响开始波及海外。

    这些信息一般都是通过QQ群进行传递的。这些网民不仅传递他们之前知道得消息,而且还把在瓮安正在发生的消息即时传递出来。比如,在一个QQ群,一个网民说:“我妹夫现在还捆(困)在公安局的楼上。”“我妹夫是公安,不过不在瓮安,是在珠藏,这个星期回来就到县公安局去办事。”另一个网民说:“瓮安那边刚有朋友打电话过来:县人民医院传出消息,今天下午在公安局去的学生中,有三名因被公安欧(殴)至重伤入院,现已身亡(我不讨论消息是否可信。至少,瓮安那边过来的消息是这样说的。)后来另一网民也说:“我还在天津呢?刚才家那边打电话来,说是下午在公安局被警察欧(殴)的十多个学生中,有三个挂了。”

    由于关注的人很多,在这个QQ群里,许多网民都争先恐后发言讨论,致使刷新很快,为了让瓮安网民介绍情况,管理员不得不多次提醒其他网友不要说话。而且,本来这个QQ群叫“瓮安暴乱”,后来网友们觉得“不能用暴乱来说”,要求改为“瓮安事件”,于是群主改了群名。

    这一夜,没有人能确切知道,究竟有多少个QQ群,在传递和讨论瓮安事件。但是,第二天一早人们起床后打开电脑,发现QQ里跳出的都是关于瓮安的消息,包括文字、图片与视频。

 “删”与“发”之间的“网民起义”

    在官方喉舌新华社发出《贵州省瓮安县发生一起打砸烧事件》之前,民众已经了解了事件真相。于是,民众不相信新华社的“打砸烧”的说法。西藏“3•14”事件发生时,官方还可以嫁祸于达赖,认为挑动搞“藏独”;而瓮安不存在独立问题,不存在“瓮独”分子可以嫁祸。

    不少网站转载了新华社报道,但转载时却使这条报道不能进行评论。即使能进行评论的网站,其持续时间也不长。如凯迪网络,这条消息的评论回复达到100多页后,先是很多评论被删除,再后是被锁定不让继续评论,最后是被删除,彻底被“和谐”。

    本来,瓮安民众已经平息下来,但新华社和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的“打砸抢”言论,瓮安地方政府“反革命暴乱”的定性及其发出的《关于督促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自首的通告》,又一次激起公愤,于是在29日上午又进行再次抗议。

    网民不认同“打砸抢”的说法,在网络上纷纷发帖。很多帖子都在重复着一句话:“如果我们不广为传播这次瓮安事件,让全国的人民群众知道事件的真相,那些因为愤起反抗国家暴力的瓮安人民就将会面临‘秋后算账’的危险!”

    同日,网管办向各大网站发出通知:1、互动环节必须继续认真清理瓮安骚乱事件的文字、图片,以及各类谣言及组织群体事件的信息。2、6月28日下午,贵州省瓮安县城发生一起围攻政府部门的打砸烧事件。对于网上出现的行动性、煽动性信息,夸大事实、造谣信息和公布现场照片、图片的信息,立即删除。正常的新闻报道和网民转载的新闻不用删除。搜索引擎注意设置一定的关键词。

    如果说在此之前各个网站删除的信息属于“自阉”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就是“被阉”了。面对这样的网络“阉割”,网民们不屈不挠,继续进行抗争,与各个网站进行“你删我发”的拉锯战。

    在天涯社区,管理员封掉了上百个马甲,为了让有瓮安消息来源的网民能够发帖,网民纷纷把自己帐号公布在网上。网民在天涯社区发出汹涌澎湃的帖子,“首页一个帖都打不开,版猪在不停地删,你为甚么不把所有人ID都封了”、“删你妈逼啊!斑猪,你们就是领导们的一条狗!!!”、“胡乱删贴的断子绝孙!!!”、“值班编辑046 ,请跟紧,做一个坚强的党的喉舌”、“不断发帖的人们,你们就是中国的脊梁!”、“杂谈的狗疯了?发温总理原话也删?”、“起来,不越做奴的网民,这场战斗一定会胜利”、“天涯当局,是亿万网民养活你,你们看着办吧!”、“新华网都发了 猫眼都置顶了 天涯就知道删贴”、“天涯之大,竟不容百姓一语?”。

    网友们还使用了各种“春秋笔法”发帖:有顶各种贵州老帖子的,有谈早餐粥很贵的,有谈瓮安县志的,有谈请君入瓮典故的,有研究古文“黔无驴”的,有谈大禹治水的,有说文解字的,有谈陈胜吴广、列克星敦、武昌起义的,有谈贵州人民点燃圣火庆祝北京奥运的,有谈贵州10级地震的等等。

    为了逃避网络监控,有人甚至发明了“竖排汉字”软件,该软件还有专门的使用指南,“此工具可以把普通横排文字转化为古典的竖排由右至左的方式显示,并且增加适当的线标,方便读者阅读。”使用者可以在论坛、博客发言之前用这个工具把要发表的文章转化,然后再粘贴到要发表的论坛、博客上去。好处是不仅“可以有效的防止网站对敏感词组的过滤”,并且“不妨碍阅读,而且具有趣味性”。而用过的网友觉得“很神奇很好玩”。这个软件说能逃避“敏感词组的过滤”,后来证明还是不行,但这说明中国网民为了逃避网络监控何等的煞费苦心。

    这样的网络“删”“发”拉锯战持续到7月1日。这一天,网民们不能再忍受生活在这样一个“人人都没有安全感”、被当作“贱民”、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一个网民发出《为了尊严,网络起义》的公开呼吁,号召各个网站的站长“起义”,拒绝执行“真理部”的命令。呼吁信这样说:

    “诸位,你们愿意容忍这样的日子吗?为什么一个网络警察可以强行要求删掉网民辛苦发的帖子?为什么大众叫好的帖子会成为网络警察仇恨的帖子?他们到底代表谁的利益?谁给了他们关闭我们网站的权力?网站是私有财产,服务器是私有财产,网站和服务商之间有商业合同。是谁迫使我们在网站注册的时候必须接受千篇一律的‘不得发表……’的规定?十三亿中国人中有几个人授权他们这么做?做过调查吗?开过听证会吗?是谁要求个人网站随时有人值班删贴?难道斑竹和站长是从真理部领取工资的吗?”

    “我也曾多次被站长封名删贴,有过上千个帖子一瞬间无影无踪的经历,但是我从来不因此恨站长,他们所面临的压迫,并不是他们愿意的。我多么希望这次的瓮安暴动,能够激发一些站长网络起义的勇气,让他们敢于公然对抗‘有关部门’的指示,拒绝执行他们要求删贴的命令。”

    “因为网站是站长您的,网络是网民我们的。因为真相让我们觉得安全,因为全面的信息让我们不会成为被操纵的工具,因为我们需要知道真相让我们知道怎样才是有利于自己,我们也需要说出真相的权利,我们需要自己的嘴巴说自己的话而不成为别人的传声筒。我们希望享受到做人的尊严。为了尊严,我们需要网络起义。”

    对于这个呼吁,不少网民进行转载传播。著名网络人士令狐补充在转载加了按语说:“哪怕只保留10分钟,也可让正义的烽火燃遍网络!”

    后来有人进一步号召网民,7月1日晚上8点到天涯社区发帖“起义”,目的就是“累死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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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工人有力量》六十年祭

徐辛夷

2008年8月16日

    日前从网上看到了胡星斗先生辑录的《中国问题民谣选》,内中有一篇,名叫《咱们官员有力量》:

咱们官员有力量,
嘿!咱们官员有力量!
幸福生活不用忙,
嘿!幸福生活不用忙:
住进了豪华别墅,
参股了公路煤矿,
改造得国家变呀变了样!
哎嘿——
发动了轿车隆隆地响,
举起了酒杯响叮当;
养好了身体泡妞忙,
得了感冒就去疗养!
哎嘿!哎嘿!咦嘿吆!
咱们的脸上放红光!
咱们的小秘排成行!
为什么?为了求个爽!
为什么?为了求个爽!
嘿!嗨!嘿!嗨!
为了咱全国彻底性解放!

    年龄稍长的人一看就知道,这首“问题民谣”《咱们官员有力量》是按照五十年代响彻全国的革命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词改写而成,基本上采用原韵。六十年間,从“革命歌曲”到“问题民谣”、从“工人有力量”,到“官员——贪污腐化、吃喝嫖赌的蠹虫——有力量”,有着太多、太沉重的社会内涵,怎能不令人感慨唏嘘?

    对这首“问题民谣”《咱们官员有力量》,网友们的评论说:“虽然不中听,但在不少地方确实是这么回事。”(刁民无声:《十年一梦 咱们工人有力量 》网友评论,chencs.blog.hexun.com/5730694_d.html)——网友们的评论表明,“问题民谣”《咱们官员有力量》确实是当今官场的一幅生动素描,为不少权势熏天的、大大小小的官员画了像,庞大的官僚群体中的众多官员都可以对号入座!

    今年,是这首豪情万丈的革命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六十岁诞辰。六十年前的此时——1948年5月,年轻学子马可(1918-1976)到黑龙江佳木斯发电厂、佳木斯铁机务段和造币厂体验生活,作次词、谱曲,于当月中旬创作出这首被誉为“中国工人阶级迈向新中国时唱出的第一首昂扬的战歌”——《咱们工人有力量》:

咱们工人有力量!
嘿!咱们工人有力量!
每天每日工作忙,
嘿!每天每日工作忙。
盖成了高楼大厦,
修起了铁路煤矿,
改造得世界变呀变了样!
哎嘿!发动了机器轰隆隆响
举起了铁锤响叮当,
造成了犁锄好生产哟,
造成了枪炮求解放!
哎嘿!哎嘿!咦嘿吆!
咱们的脸上放红光!
咱们的汗珠往下淌
为什么?
为了求解放!
为什么?
为了求解放——!!
嘿!嗨!嘿!嗨!
为了咱全中国彻底解放!

    (双鸭山热电公司常青:《寻访“咱们工人有力量”诞生地》,www.china-cdt. com/enterpriseculture/literature/1528796.html)

    这曲《咱们工人有力量》诞生后,立刻响彻大江南北,以它激昂的旋律和有力的节奏激励着、鼓舞着人们。这首革命歌曲,与当时共产党大张旗鼓进行的民主宣传——“一切力量来自人民!一切光荣归于民主!”(《解放日报》1945年7月2日社论)——交相呼应,形成声音洪亮的合声,为中共打败国民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下了大功。

    自从这首歌曲诞生,六十年过去了。六十年是一个整数,在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中被称为“六十花甲子”。如今,应当拨开宣传机构制造的重重迷雾,让我们看一看,这首歌曲所歌颂的主人公——中国工人阶级——六十年间生活的真实历史。

    六十年的历史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三十年,共产党在“工人阶级”的头上戴上了很多闪着政治光芒的“高帽”,例如:“当家作主”!“大公无私”!“特别能战斗”!“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是毛泽东通过“四人帮”骨干之一姚文元的文章传达的“最高指示”,这种传达方式本身就有非常值得深思的内涵!

    然而,“政治高帽”只是虚有其名。一个确凿的事实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中,工人“并不实际参与国家管理”,(长沙陈洪的博克:《十年一梦 咱们工人有力量 》,chencs.blog. hexun.com/5730694_d.html)),事实明摆在那里:别说是普通工人,就是工会主席,那权限能跟党委书记相比吗?走遍全中国,敢说没人能够找到哪怕一个单位,它的工会主席能和它的党委书记能有同等的权力。这个不争的事实表明,中国工人阶级从来不曾当家作主。

    就在戴“政治高帽”的年代,工人阶级也只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以低报酬,甚至无报酬的劳动创造社会财富。在《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声的鼓动下,工人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不怕脏,不怕累,加班加点不计报酬,为“共和国大厦”添砖加瓦——老英雄孟泰、铁人王进喜、淘粪工人时传祥就是那个年代的杰出代表。如今他们虽然早已故去,可是我们没有忘记他们,对他们仍然十分景仰。但是,我们在景仰他们的同时也不能不慨叹,在那个年代,包括这些著名劳模在内的老一代工人缺乏最起码的自我保护意识,他们的基本权益被堂而皇之的所谓“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无情剥夺。

    举例说,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山西省西山煤电集团老矿工亢龙田说:“我每次开人大会的时候,提的最多的建议和意见就是煤矿工人的生产条件和生活待遇问题,孩子上学难、就业难,找对象难,找工作难。我们煤炭工人煤吸肺率相当厉害,我就建议多开几个洗煤吸肺中心。工人工作10年以后肺应该洗一下。”

    “主人公”连“洗肺”这点微小的请求都迟迟无人理睬,使“当家作主”的谎言不攻自破。更为无情的是,当老一代“工人阶级”年老体弱、疾病缠身时,只能独自强吞“贫病交加”的苦水,却求告无门。报刊上那些当年的“劳模”无钱治病的报道,就是“当家作主”年代的工人阶级在今天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劳模”尚且如此,普通老工人的境遇就越发等而下之了。应当看到,这样的结局对于曾经用青春和热血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老一辈工人们说来,于情于理都是说不通的。

     后三十年,“工人阶级”的地位每况愈下,已经弱化到无需为他们戴政治高帽的地步。给“工人阶级”戴政治高帽早就成为不合时宜。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也没见过哪位“官员”犯傻而去多此一举,给工人阶级戴什么政治高帽。相反,为数甚夥的党政官员借改革之名,将国有资产据为己有之风弥漫全国,风行草偃,工人阶级多年来创造的财富被这些党政官员无情攫取。“官员”因此而暴富,“权力 + 财富”——使得官员们的力量恶性膨胀,其丑恶形象正如《咱们官员有力量》所描述的。而用血汗创造这些财富的“主人翁”——工人阶级——却被一脚踢出厂外,名曰“了断”。可怜中国工人阶级,在被“咱们工人有力量”这类蛊惑人心的谎言欺骗了数十年后,最终被扫地出门。正如一名匿名网友的帖子所说的:“数百万工人在奉献了他们的青春之后被抛弃,这是几代决策者的错误。无论怎样的狡辩,这已经是历史的事实。”这种在全国比比皆是的现象,为革命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作了令人尴尬的注脚。

    更令人担忧的是,沦为“弱势群体”的“工人阶级”,如今身处“弱势”的不利状况不仅依然如故,而且大有向他们的后代延续的趋向。他们的子女缺少改变命运的机会,想在社会上向上流动困难重重,因为权贵们几乎垄断了所有资源——从物质财富到政治权利——而且正在向他们的后代陆续移交——这就使得社会的贫富悬殊、强弱异势的形势更加固定化。

    如今的“工人阶级”与他们的父母一辈相比,耳边不再有《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气势豪迈的革命歌曲为他们鼓劲。生存压力的“力量”强大无比,比《咱们工人有力量》中的“力量”可大多了:为了活命,就得卖命,什么苛刻条件都得接受。不接受好太好办了——走人,就业市场形势严峻,浩浩荡荡的“失业大军”以及他们的妻儿老小无不嗷嗷待哺,有的是人在等待“廉价”出卖自己的机会:低工资、劳动条件恶劣、无社会保险……统统接受。至于工会组织,执政党鉴于波兰团结工会的历史教训,一步步削弱它,网上有长篇顺口溜《当今的工会》,今节选三小段,以飨读者:

    其一:“工会工会, 党、政、纪、团、妇, 工会排老六。”

    其二:“工会工会, 部暑节日活动, 营造欢乐祥和,与民同醉。”

    其三:“工会工会, 上下各部, 维权不会。”

    改革开放以来,在新建私有企业中,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建立工会的;原有老企业的工会也一再萎缩,正如有的文章所指出的:“当今中国的企事业工会,收了工人的会费,而不替工人办事的工会比比皆是。有相当部分的工会组织已经蜕变为“工贼”、“叛徒”、“内奸”的现实,确实让全世界地球人目瞪口呆!”(猎膺:《工会现状是社会进步还是历史倒退?》,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801/31)

    世界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强大的“官员”与弱小的工人阶级强弱差距之大,举世罕见,这是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的耻辱。革命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早成绝响,即使播出,也没哪位“工人阶级”会为这首歌曲激动,因而无偿卖命。歌曲作者马可的在天之灵可能为此不安,那就应当告诉他,歌曲无罪,是当权者的谎言失去了力量。
 

 

儒家邮报第73期

孔子2559年暨耶稣2008年7月21日邮发

主 编:陈明  执行主编:天山明月

投稿订阅:rujiayoubao@126.com,下载网址:http://www.rujiacn.com/

 

儒学在中国东山再起:构建“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贝淡宁

    作者简介:贝淡宁(DANIEL A. BELL),清华大学政治理论教授。《中国的新儒学:不断变化的社会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China's New Confucianism: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 in a Changing Society)》是他新书

    在中国,究竟是什么可以提供长期的政治合法性?对此,多数西方人认为答案是自由民主。但还有另一种答案,其形式是古老的儒家传统。政府官员、重要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正复兴儒学。

   奥运开幕式将凸显这种复兴:它将不会引用马克思,而是引用《论语》。“四海之内皆兄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等说法将向全世界数十亿人传播,展现中国文化最好的一面。

    然而,我们在这里碰到了麻烦。自汉代以来,政府就借用儒学达成自己的目的。他们把儒家与法家结合,为盲目顺从统治者、让妇女处于从属地位以及使用严酷惩罚等做法辩护。如今正在复苏的“官方”儒学可能没那么危险,它强调社会和谐,意味着和平解决冲突,但它仍然是一种保守的道德观。

    但儒学还有另一种解读----我们称之为“左派儒学”,它强调知识分子批评不良政策的义务,责成政府为民众提供物质福祉,扶养孤寡民众,呼吁政府采纳更加国际化的视野,依靠道德的力量而不是军事力量达成政治目标。它对宗教生活采取多元包容的态度。它强调教育机会平等,以及政府的英才管理,把领导职务分配给最有道德魅力最合资格的成员。

    这样的价值观可以追溯到孔子、孟子和荀子的“原始儒学”,这种儒学存在于儒学成为国家正统以前。在帝制时代,那种关键的传统由黄宗羲(Huang Zongxi)等学者传承。如今,甘阳(Gan Yang)等新儒学左派呼吁构建“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蒋庆(Jiang Qing)等儒学学者公开承认,他们对儒学的解读跟社会主义理想很接近:不是当今中国“现有的社会主义”,而是马克思和其他人所捍卫的社会主义理想。儒学传统旨在影响当代政治,但它独立于国家权力和正统,随时准备指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事实上,左派儒学与现状的偏离就是值得指出的一点:它意味着给社会批评家提供一个道德标准,启发一个更美好的政治前景。和共产主义不一样,它提供了一种源自传统未来的合法性,这种未来建立在过去提供的基础之上(包括社会主义传统),而不是摧毁过去。 因此,左派儒学支持制度改革,认为长期的稳定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需要中国传统的基础。蒋庆提出了具体的三院制建议。如今中国政治现状最可行的替代办法就是左派儒学。

 

历史的任务与儒教的自我主张

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唐文明

 原载《浙江学刊》 2005年第一期

    提要:儒教中国的没落对儒教的存亡、发展提出的首要挑战是制度问题。儒教的现代性问题首先是制度转换或制度更新的问题,即儒教如何在现代性的基本政治理念的框架下给自身以一个恰当的定位、并能够积极地安置自身的问题。儒教退出公共领域这一历史性事件客观上为儒教走向独立、摆脱被政治利用的命运提供了可能。儒教藉此可以顺利地完成自身的制度更新,一改以往长期对世俗政治的制度依赖,建构自身独立的制度传统。这不仅是一项历史的任务,更是儒教精神之超越性、独立性的内在要求,是儒教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确证,是儒教的自我主张。自由、民主将是儒教在现代社会中首要的道德担当(moral burden)。儒教精神的实践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团契,都有义务以超越性的精神推动一个社会走向自由、民主,都有义务以超越性的精神维护自由、民主的价值,完善自由、民主的社会政治实践。

    关键词:制度更新  儒教精神  现代性

      《礼记·儒行篇》中有一段孔子与鲁哀公关于“儒服”的对话:“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

       如果我们把服装理解为标志着人的身份认同的一种文化符号,并进一步将之看作是宗教性的礼仪制度的一种象征,那么,这段故事似乎表明孔子并不主张儒教有独立的制度,或者说,儒者的身份认同并不需要通过外在的礼仪和独立的教会制度来体现。儒者所在意的是“学”的精神,儒者并没有、也不需要特别的服装,而是提倡随乡入俗。

       从历史来看,儒教精神深深地渗透到了前现代的中国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然而儒教却从未发展出自己独立的教会制度。学馆与书院——尤其是后者——虽然具有一定的民间性质,但在许多时候都与作为官员选拔制度的科举制关系紧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是非常民间化的书院,也不能看作是儒教的教会制度,正如孔子所言,其着意处在于求“学”,而非立“教”,就个人而言是修身养性,就社会而言是经世致用。当然,可能有人会说,缺乏独立的教会制度应当归因于前现代社会政教合一的基本主张。如果我们将儒教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与基督教相比,还是会发现其中的差异。虽然有中世纪政教合一的基督教王国,但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有独立的教会组织传统,而且从一开始就有“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的组织理念。相反,儒教似乎从来就主张带着超越的理念投身现世,通过内在的经验和外在的行动来体现自己的身份认同,而对于建立自己独立的教会制度无所措意。

       从尼采谱系学的立场上我们会说,儒教与基督教在教会制度方面表现出的差异可能与二者起源(或者说出身)上的差异有关。基督教从起源上来说是典型的平民宗教,从一开始就与世俗的政治制度构成紧张关系,所以建立独立的精神团契无论对于个人身份认同的保持还是对于精神的传播都至关重要,这种张力也极大地刺激了传教的精神动力。但是儒教从起源上来说是典型的贵族宗教,其所针对的教育对象首先是社会中的统治阶层和精英分子。故而,儒教与世俗政治制度的紧张关系相对而言较弱,或者说,这种上层出身使得儒教没有必要建立独立的教会制度,其教义的落实与传播往往借助于世俗政治力量。

    上引有关“儒服”的文献中至少还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与孔子谈话的对象是身为一国之君的鲁哀公,而非一般人;其次,鲁哀公能够提出“儒服”的疑问,就已经表明,至少在他的理解中,儒者就是儒者,不能混同于其他,儒者之身份认同具有某种独特性,且已然得到了来自社会中的他者的客观承认;而且,如果说鲁哀公承认孔子的儒者身份,隐含着他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的不同理解,换言之,孔子之为儒者的特别身份正是通过其与鲁哀公所代表的他者的身份差异而确立的,那么,很明显,鉴于孔子与鲁哀公的特殊地位,一个作为儒教最有影响的倡导者,一个作为一国之君,我们可以断言,儒教之教统与世俗社会之政统是殊为不同的两回事。在君主制的时代里,“为帝王师”成了儒者实现儒教理想的主要途径。若挪用基督教的隐喻,那就是,通过凯撒行上帝之事。带着超越的理想,以博学的精神随乡入俗,这种思路的用意还在于创造一个和谐的共同体,不仅外在的礼仪不是最重要者,可以随时损益,而且儒者藉此表明,儒教的理想就是人之为人的常道,可体现于日用伦常之中,且为人所不能免,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然而,以上谱系学的分析也表明,在组织行为非常重要的社会生活中,没有独立的教会制度有可能成为精神落实与传播的一大缺陷。仍以君主制时代为例,儒教理想的实现显然对统治者具有极大的依赖性,而且统治者对儒教的利用往往会使得儒教沦为某种意识形态,不仅儒教理想的实现受到极大限制,而且还会毒化儒教的根基,败坏儒教的名声。

       就此而言,现代性对于儒教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一方面,儒教的没落是中国现代性过程中的核心事件。前现代的中国社会完全浸淫于儒教的理念和精神之中,无论是政治的合法性、社会制度的设置与社会秩序的规范,还是个人内心的信念与良知,都与儒教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缘此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观照儒教的没落。首先,随着自由、民主等现代性观念的输入,社会政治制度的建构不再以儒教的理念和精神为基础,儒教基本上退出了公共领域;其次,儒教精神的落实最终离不开个人内心的服膺,随着科学、理性等现代性观念的传播,儒教作为个人内心的精神信念以及由此引导下的实践,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惨淡光景。相比之下,前者显然更为严重。由于儒教过去从来没有发展出独立的教会制度,所以当其逐渐退出公共领域时,就面临着完全失去社会依托的危险。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儒教中国的没落对儒教的存亡、发展提出的首要挑战是制度问题,至少就当务之急而言,儒教的现代性问题首先是制度转换或制度更新的问题,即儒教如何在现代性的基本政治理念的框架下给自身以一个恰当的定位、并能够积极地安置自身的问题。所幸的是,由于儒教的理念与精神在社会伦理、道德层面仍然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所以,即使自觉视儒教为安顿生命、润泽生命之精神真理的人越来越少,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交往以及内心秩序、良知构成中,儒教的许多理念与精神仍然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和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在现代中国,文化的花果日益飘零,儒门日益淡薄,但终究还是落得个“游魂不散”的地步。

      另一方面,现代性也为儒教的解放提供了历史契机。何以言“儒教的解放”?解放总是相对于束缚而言的。在前现代的中国,社会政治制度深受儒教理念与精神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儒教也被紧紧地束缚于君主制的特殊政治结构之中。值得澄清的是,虽然我们不必讳言,儒教在过去的大多数时间里一直是君主制的拥护者,而且,这种行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对儒教精神传统的诠释而作出的,但是,不可否认,儒教从一开始就有着更为高远、更为超越的精神和理想,拥护君主制远不能够等同于或平列于儒教核心的精神和理想。但从实际历史效果来看,浸淫于儒教精神的士林或古代知识分子阶层通过比如以宰相为主的治理系统虽有时也能够起到与皇权的抗衡作用,然毕竟较为微弱。这一点与儒教没有独立的教会制度、而是长期依附于世俗社会政治结构有极大干系。

      标榜理性的现代性在政道问题上以民主的观念为核心理念,虽对于民主的价值可以有各种宗教性的超越诠释,但是,民主的观念根本上来说是可以独立于任何完备性的宗教-道德学说的。在个人信仰问题上,现代性将之划归到私人领域,鼓吹的是自由的观念。无论是信仰自由、良心自由的表述,还是结社自由、集会自由的主张,都昭示着每个人追求精神真理的基本权利。追求精神真理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是一个颇值得玩味的现象。顾名思义,权利(rights)是正当性的(rightness)一种申言或诉求。当追求精神真理成为一项权利,也就是说,出现了正当性的问题,意味着精神世界的真理至少从形式上呈现出多样性,或者干脆就是承认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可能构成竞争和冲突的精神真理。如果说在过去真理主要是一个认知的问题,那么,现在,当真理出现复数形式时,也就是在诸神竞争的时代里,真理似乎首先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而且,不管是否存在着非此即彼的选择,选择的主动权还是在选择主体手里。从选择的主观能力而言,这是个自由意志的问题;从选择的客观可能而言,将选择的自由厘定为一项权利,是一个政治自由或外部自由的问题。

       对应于儒教没落的两个层面,自由、民主的现代观念为儒教所提供的新的生存空间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首先,儒教退出公共领域这一历史性事件客观上为儒教走向独立、摆脱被政治利用的命运提供了可能。儒教藉此可以顺利地完成自身的制度更新,一改以往长期对世俗政治的制度依赖,建构自身独立的制度传统。如果儒教传统中的超越精神的确是高明而自足的,那么,建立独立自主的儒教会对于儒教精神的社会实践不仅大有助益,而且更是儒教精神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其次,有信仰自由的现代政治理念为儒教的信仰和精神实践保驾护航,儒教精神的发扬光大完全可以期待。结社自由的一个核心要义是:任何精神性的权威不得以强迫的方式影响信众的良心。如果儒教对自身精神的真理性具有毫不含糊的信心,就一定能从信仰自由的政治理念中看到自身的未来和希望。

      那么,儒教自身是否具备成立教会的资源呢?一谈到这一点,大多数人都会被儒教到底是不是一种宗教的问题所困扰。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绝大多数持儒教非宗教之论者也同意儒教具有宗教性。显然我们可以顾名思义地将宗教性理解为宗教的本质属性,那么,儒教具有宗教性就意味着儒教具有宗教的本质属性。如果承认儒教具有宗教的本质属性,却又坚持儒教不是一种宗教,这在逻辑上是荒唐的,在实践上也说不通。也许有人会觉得这里的推理并不很充分。比如说,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说,我们可以说,人具有动物性,但是,用动物性来解释人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动物的生命存在根本上来说比人的生命存在更为低级。换言之,人是动物但人不仅仅是动物,正如儒教也许是宗教但又不仅仅是宗教。但是,至少在实践的领域,我们恰恰不能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宗教性。宗教性所着意的是生命存在的精神性(spirituality, 或译“灵性”),而精神性所牵涉的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最高层次。所以,我们可以说,“人除了动物性还有对人来说更为重要的属性”,但却不可以说,“人除了精神性还有对人来说更为重要的属性”。动物性与精神性之间的层级差别决定了这一点。这就意味着,在实践的意义上,亦即就人的生命存在而言,如果儒教具有宗教性,那宗教性也一定是儒教最重要、最本质的属性。即便如此,这个推理对于说明儒教的宗教特性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何谓宗教性?如何较为明确地理解宗教性之为儒教的本质属性?

       简而言之,某种思想-信念体系因其超越性的精神主张而能够成为一种信仰,我们就可以说这种思想-信念体系具有宗教性。所以,用“超越性”一词来概括“宗教性”的内涵是比较恰当的。信仰就是对超越性及其来源的体认态度。就人的精神生活而言,信仰不仅是道德规范与道德信念的根据,而且更是人的整个生活意义的来源,是人的身份认同的终极基础,一言以蔽之,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所。显然,毋须赘言,只要对儒教精神有同情了解的人,都会同意,儒教能够是、且首先是、甚或主要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所。现代新儒家非常推崇儒教的人文性,但他们也从未否认,儒教的人文性不同于世俗的人文主义。儒教的人文性必得在天、地、人的三才之道中方可得到恰当的理解,人之为人的超越使命,在于赞天地之化育。这种超越的人文主义仍是以对整个世界、宇宙的超越性的领会为核心的,虽然对超越者的诠释要通过人,但价值之轴仍在于超越者本身。就此我们可以断言,儒教不仅具有宗教性,而且宗教性更是儒教的本质属性。当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将儒教的美德伦理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美德伦理相比较时,他对于儒教对“礼”的注重表示了惊讶,他认为这是儒教伦理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无法找到类似的对应。如果我们明确宗教性是儒教的本质属性,那么,隆礼对于儒教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主张。

      回到前述令人奇怪之论,我们发现,那个在逻辑上荒唐的论断在知识社会学的层面上可以得到某种理解。所谓“儒教具有宗教性但儒教又不是宗教”可能指涉的是这样一种事实现状:儒教虽然是一种宗教性的精神资源,但在实际生活中没有落实为宗教的存在形态。这正是儒教自现代以来一直处于“游魂”状态的关键所在,换言之,儒教要实现自身“是其所是”的存有之天命,儒教精神要真正落实下来,就必须建立独立自主的精神团契,并在理论上不断探索、完善自身的组织理念。没有独立精神团契的儒教永远是寄生的儒教,这对于儒教精神的发扬光大终将是一个致命的障碍。

     也许有人会认为,儒教更多地关乎人的心性良知及伦理判断,关乎人内在的精神选择;成为一个儒教徒,只要择乎美善,“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即可,不必依托于某种教会组织制度。这种想法如果不是未经反思,就是出于对教会组织制度的惰性的敏锐洞察和高度警惕。但是,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到,成立作为精神团契的教会组织,无论是对个人精神生活的健康发展还是对儒教精神的存在与发扬,都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个人与超越者之间的精神联系的建立以及精神沟通是非常私秘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个人的精神生活是隔绝于他人与社会的。个人的精神修养从来就不是一桩孤立的事;相反,个人精神生活的发展总是要落实在社会交往之中,且总是依赖于某些承担着精神教化功能的共同体,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直接以精神为旨归的教会团契。所以说,即使是想独善其身,如果没有精神团契的滋养、呵护,也是极其困难的。更何况成德之路日进无疆,人的精神完善永远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就精神与语言的密切关系而言,精神总是要求表达自身;即使是发生在个人与超越者之间最私秘的对话,比如祈祷,也必然具有超个人性,因为语言就其本性来说就是超个人的,或者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私人语言是不存在的。精神通过团契的成立表达自身,与精神总是通过超个人性的语言表达自身,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根本的关联。

      而且,直面现代性的挑战,处身于一个世俗化的时代,儒教特有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超越精神正在遭受着空前的危机。一方面,是尼采所谓“奴隶式乐天”的生活态度大行其道。在人们对生活的基本构想中,几乎不再有崇高的位置;在所谓解放的尽头、所谓历史的终结处,“末人”式的自我不再有深度。进步的神话即使尚未破灭,也已遭到了质疑;人类的痛苦和负担即使有所减轻,也仍然非常严峻。另一方面,是依然无法克服的苦恼意识及由此而滋生的对现世的否定态度。如果说我们可以将前者概括为“世俗虚无主义”的话,那么,后者则往往表现为“宗教性的虚无主义”形态。一言以蔽之,虚无主义是现代社会主要的精神症候,其中最典型的经验是,人们对存有(being)不再感到惊异和由衷的兴趣,与之不再具有内在的、深刻的伦理联系,而是只具有外在的、工具性的技术关联,甚或还感到恶心(比如萨特所经验到的)。而儒教作为特立独行的现世宗教(this-worldly religion),在虚无主义的双重夹击中更需要大力弘扬。孔子曾说:“人能弘道。”传教当是弘道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孟子曾说:“困则独行其道,达则兼济天下。”这不仅谕示了儒教精神的独立性、自足性,而且也强调了儒教精神超越性的人间关怀。立足现世,在和而不流的强健精神的引导下促成世界的文而化之,是儒教精神一贯的主张。这一核心主张与现时代的独特的相关性在于:在坚决拒斥虚无主义的前提下以开放的姿态实践和谐的理想。而要将儒教精神传扬于整个世界,在现代性条件下,除了建立独立的儒教会,别无他途。

       对于儒教之注重现世,一般的理解是相对于一些宗教之注重来世而言的。在这种外在的比照语境中,儒教之注重现世的深刻意义往往不被深究。现世与来世并不仅仅、甚或并不主要意味着生命存在的两个不同时段,而是关涉到对于存有(being)的根本态度。将生活的重心从现世转移到来世,是某些宗教的核心理念,在这种精神挪移中,人对存有的兴趣销退殆尽,存有不再是真、善、美的源泉,不再引起人的惊异、赞叹与留恋,而往往呈现为假、恶、丑的具象;与存有直接相关的世间也往往成为苦难的总名。尼采之所以将作为来世宗教(other-worldly religion)的基督教理解为虚无主义精神历程的一个阶段,所着意处就在于此。

       就儒教而言,对来世的缄默主要出于理性的审慎,因为对死后生活的任何断言都可能是虚妄的,既然我们直面的总是现在的这个世界,而且我们的认识能力总是有限的。必须指出的是,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答语并不是对死后生活问题的回避,而是在强调一种“及时入世”的超越精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答语就更不是一种遁词,因为鬼神在孔子的精神世界中是非常重要的。与此相关,对存有的看重是儒教精神的一个核心理念,也是儒教注重现世的精神实质所在。《中庸》里说“成己成物”,《大学》里将“格物”作为成德的一个重要条目,《孟子》里更有“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光明体验,这些都明确表达了儒教对世间万有、对存有的属意和亲和态度。值得一提的是,儒教立足现世、注重存有的及时入世精神还可有另一种表达,即,注重有限。这里的“有限”当然是指“存有的有限”(the finitude of being),而非能力的有限。有限收拢着事物的本真所是,是对事物的成全,而非限制。这一点是儒教在任何时候赖以对抗虚无主义的独特精神品质。
 
        注重事物的有限性,注重事物的本真所是,并不意味着儒教缺乏对无限的关切。只要将儒教精神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精神做一简单比较,我们就会有所领会。注重存有、注重有限是古希腊人的精神特质,但是,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却无法避免强烈的悲剧意识。一方面是存有之美善,另一方面却是美善与美善之间的冲突。只有在柏拉图将美善的理念厘定为最高的理念、也就是所有理念的理念之后,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发展出独特的目的论思想之后,希腊人生命中的悲剧意识才基本上被克服。亚里士多德通过英雄人物的性格缺陷和过错来解释悲剧,本身就谕示出,悲剧业已不再占据希腊人精神世界的核心。这与尼采所理解的古希腊悲剧精神大异其趣。至少部分出于这个原因,在希伯莱的信仰精神与希腊的爱智精神相遇之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能够分别被奥古斯丁、阿奎那挪用来建构基督教的神学。
 
        如果说悲剧意识是古希腊人精神世界中的苦恼意识的话,那么,忧患意识则是古代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苦恼意识。忧患意识并非一种直接的道德意识,而首先是对存有的忧患。也就是说,古代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核心关切是任何一个存在者(包括人与万物)能否是其所是的问题,也就是“各正性命”的问题。其所忧患者,其所操心者,尽在于此,而对于“各正性命”的可能性,则一贯怀有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根本上来源于对天命的终极信靠。正是对天命的终极信靠,使得在儒教的精神世界中,从来就没有过明显的悲剧意识。这是因为,相信天命的安排一定是和谐的,而不是冲突的。世界之奥妙无穷,天命畀予人以超越的想象力和以此想象力为基础的实践能力,也就是畀予人以和谐的能力。人应当尽力发挥这种求和谐的能力去实践世界的和谐。和谐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是一种美化生活的无尽的追求。对人而言,和谐不仅是世界的本质,更是一个行动的指引,实践的指引。甚至可以说,在行动中能否实践和谐的精神,能否达成和谐的效验,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美德的标准。如果说古希腊人通过目的论的思想在精神上克服了有限事物之间的可能冲突,也就是,克服了悲剧意识,那么,古代中国人则出于对天命的终极信靠,对事物之间的和谐获得了非常坚定的信念,从而从未发展出明显的悲剧意识。或许更让他们牵肠挂肚的是,在天地化育的无限历程中,如何让每一个有限的事物都能够成就自身,是其所是。

       这就是儒教精神中对无限的关切,其核心的思想是和谐。也就是说,所谓无限,就体现于有限者之间的和谐。这种和谐当然不是某种静态的结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向着未来无限开放的。而且,这种无限的和谐是以有限者的是其所是为前提的,要在充分尊重差异的前提下方可有所达成,即所谓“和而不流”。需要一再强调的是,儒教精神中对和谐的坚定信念根本上来自于对天命的终极信靠。可以说,上述这种“纳有限之存有入无限之和谐”的精神正是《易传》之“天行健”的真正命意所在。同样,也正是这种“纳有限之存有入无限之和谐”的精神才使儒教能够充分极成自身之为一种特立独行的现世宗教。就其留意于有限而言,儒教是入世的,是注重现世的;就其冥契于无限而言,儒教是超越的,是关乎终极的。

       我们也常常用“礼乐文明”来指称儒教文明。从精神实质上看,“礼”就是对界限的守护,对事物的成全;“乐”就是对无限的信念,对和谐的追求。正如《礼记·乐记》中所言:“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著大始,礼居成物”。显然,一方面,“乐”比“礼”更高明,更根本,就其不执著于界限且更能彰显於穆不已之天命而言;另一方面,“礼”实乃“乐”的前提,因为没有对事物之间的界限的守护,就无所谓事物之间的和谐。就人的美德而言,“义”实则对应于“礼”,而“仁”实则对应于“乐”。正义的美德着意于对界限的尊重,而仁爱的美德着意于超越了界限的和谐。同样,仁爱的美德在某种意义上要高于正义的美德,但又必以正义的美德为前提,否则就会流于古人所谓的“妇人之仁”。

       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既然现代性确实对儒教的发展构成了挑战,且这种挑战首先表现在儒教从公共领域中的退却,那么,儒教从其自身内在的精神出发又如何看待自由与民主这两个现代性核心的社会政治理念呢?我们业已阐明,儒教所倡导的是以超越性的精神立足现世、直面存有。就此而言,儒教精神与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政治理念并非格格不入,但也决非全然一致,而是存在着某种张力。

       首先要强调的是,在儒教精神自身的思想脉络里,能够充分肯定自由、民主的价值。让万物(包括人)都能够成全自身,都能够实现自身的本真所是,是儒教精神的核心旨趣。这里蕴含着一个超越性的自由理念。任何事物的存有都在时间中展开,都表现为一个生成过程,所谓自由,就是事物在不受干扰和压制的情况下成其为自身,就是事物依照其内在本性而“是其所是”,就是事物的“自然而然”。由于只有在形而上的层面才能够谈论事物自身之所是,或者说,一切事物的本性都来自于天命,所以,这种自由是终极意义上的自由,是一个超越性的理念。

       超越的自由是儒教能够充分肯定自由、民主之价值的精神基础。作为现代政治理念的自由显然着意于个人生活的“不受干扰和压制”,其意旨业已涵摄于超越的自由之中,但对于个人的本真所是,或者说天命之性,却主动悬置或少有留意。自由,本来是为了保证个体能够不受干扰、不受压制地成就自身之所是,如果只留意于“不受干扰和压制”,而对自身之本真所是无所用心或彻底遗忘,则至少有顾此失彼之嫌。也许消极自由并没有错,但却肯定是不足的。在这个意义上,解放同时也就是放逐。人类以解放的名义将自身放逐到虚无主义的荒野,这是现代社会最严重的精神症候。所以,儒教精神能够在自身超越性自由的理念下充分肯定现代政治自由的价值,但对于其在一定程度上鼓动、助长了虚无主义和生活的平庸化等方面,却不能不保持足够的警惕。

      民主的理念亦类似。民主作为社会政治理念首先是指人民主权,其次,就实践层面而言,民主作为政治制度主要是指如何通过具体的制度运作真正体现人民主权。迄今为止民主制度所取得的成就和呈现出来的问题表明后者的确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使人们对于民主制度所需要的社会精神基础做出了更多的反思,但是,对于人民主权的社会政治理念,则无有可异议者。就儒教而言,民主的价值根本上来自于对天命的敬畏,以及由此而来对存有的看重。每个人都藉天命而生,每个人都是天命在身者,每个人都有权利成就自身。所以,人民主权的核心精神就在于,人民成就自身的天命权利必须得到保障,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能剥夺之。对于民主制度,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实践智慧的问题,是一个“慎思、审问、明辨、笃行”的问题。一方面,儒教显然可以作为一种精神资源为民主制度的实践提供必要的社会资本或文化资本;另一方面,儒教精神因其自身的超越性不能不对民主可能远离天命正道的危险保持特殊的敏感和关注。

       总之,儒教精神能够通过自身超越性的理念充分肯定自由、民主的价值。自由、民主作为社会政治理念应当服务于人的“是其所是”。自由、民主的合理性就在于此。同时,鉴于自由、民主的“机心”往往会引致背道而驰的局面,儒教精神对自由、民主理念的不足和由此而来的流弊也不能不多加留意。藉此,我们说,自由、民主将是儒教在现代社会中首要的道德担当(moral burden)。儒教精神的实践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团契,都有责任以超越性的精神推动一个社会走向自由、民主,都有责任以超越性的精神维护自由、民主的价值,完善自由、民主的社会政治实践。

       既然我们说现代性对于儒教的挑战首先表现在制度方面,那么,又如何看待近百年来儒教在这个问题上的回应呢?康有为显然是首先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但是他却选择了在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中立孔教为国教的行动。现在人们常常把这件事看作是一场历史闹剧,或者看作是儒教精神与专制政治具有亲缘性的有力佐证,却往往忽略了康有为作为一个儒教徒提倡立教的内在动机。晚近的现代新儒家(比如牟宗三)在黑格尔的影响下将国家作为伦理实体、精神实体,故而倡导文化建国的理念,企图造就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儒教中国,其实也是着意于儒教在制度方面对现代性的回应。康有为失败了,现代新儒家的影响力基本上也局限在现代大学里极少数的知识分子。从康有为到现代新儒家,从立孔教为国教的实践尝试到文化中国的理论建构,儒教由于一直未能完成制度上的转换或革新,因而到目前仍然处于非常尴尬的局面。而且,就儒教精神之超越性而言,其所挂怀者实乃天下,终非一国。无论是立孔教为国教还是以儒教精神立国,都缺乏超越国家的实践构想。

       依照自身内在的超越精神,成立超越于世俗国家的独立自主的儒教会,对于现代以来儒教精神的实践者而言,是一项历史的任务,是儒教精神回应现代性之挑战的必然选择。尽管这个问题到现代才凸现出来,但其实自有内在的根据。只要承认儒教的超越精神具有独立自足的价值,那么,成立独立的精神团契就是题中应有之义。换言之,成立儒教会,不仅是儒教在现代-后现代社会得到良好发展的关键,而且更是儒教精神之独立性的内在要求,是儒教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确证,是儒教的自我主张。

 

中国语境中的儒教与世俗化问题

----当今中国世俗化与贵族化的冲突

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唐文明

一、世俗化的复杂涵义与不同语境

     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标识为一个世俗化的时代,包含着复杂的宗教意味。首先,世俗化是用来表征西方历史演变的某个阶段的,这种断言的出现与西方精神世界中的基督教背景有密切关系。英语中表示“世俗”的“secular”一词来自拉丁文“saeculum”,后者的含义是指“世纪”或“时代”(a century or an age)。[1][1]在基督教的精神氛围中,“世俗”是与“神圣”相对而言的,也就是说,正是通过与“神圣”相对照、相联系,“世俗”才得以确立。这里包含着两种不同的时间意识。世俗的时间(secular time)就是日常的“钟表时间”,是常规化的、线性的;用海德格尔的术语说,就是“流俗的时间观念”。而另一种本真的时间意识指向人对存有(being)之天命以及人自身之存在(existence)的内在意识,在宗教信徒的精神生活中,这种本真的时间意识就是比日常时间更为高级的“神圣时间”。比如说某个特别的宗教节日,尽管在日常时间中也会有一个位置,比如某个星期天,或某月某日,但是,对信仰者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节日总是与某个重大的宗教事件相关;而这个重大的宗教事件当然是与信徒的精神息息相关的。因此,从日常时间的意义来理解宗教节日对于信徒来说是远远不够的,那种更为高级的神圣时间只有在宗教叙事和信仰实践的精神氛围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2][2]

    在这种区分下,“世俗”一方面与“神圣”相比照而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也与“神圣”相联系而确立自身。“世俗”通过与“神圣”的关系而得以确立,这本身就隐含着一种规范性质。也就是说,如果“神圣”意味着“永恒”的事物,那么,“世俗”作为任何一个时代或任何一段历时,都要接受“永恒”的规范。这样,世俗时间与神圣时间的关系,世俗与神圣的关系,就成了流变与永恒的关系——在形而上学的语脉中,也就可能成了现象与本体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世俗化”,就是指在日常时间之上不再有具备规范力量的神圣时间,“永恒”的事物被从生活中祛除了。具体到浸淫着基督教精神的西方从16世纪到现在这500多年的历史,世俗化常常被归结为两个方面的内涵:个人宗教信仰实践的衰落和宗教信仰从公共领域中的撤退。

    但是,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认为,对世俗化的上述概括有不足之嫌。从个人宗教信仰实践的衰落方面看,由于过多地留意于基督教信仰,这一看法忽略了一个不应当忽略的方面:实际上发生在西方近现代社会里的并不是宗教信仰的简单衰落,而是宗教、精神信仰的多元化。不仅是基督教内部的教派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而且其他古老的宗教和许多新兴宗教的发展也共同打造着西方社会中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局面。从公共领域中宗教信仰的撤退方面看,简单地将政教分离理解为公共领域不再受宗教信仰精神的规范是非常肤浅的。泰勒敏锐地指出,政教分离的真实意旨其实并不在于要将宗教逐出公共领域,而是为了保护宗教、精神信仰的多样性。所以,世俗化并没有着意于、实际上也没有导致公共领域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完全脱钩,只不过是使二者之间的关联变得更为复杂、更为隐秘罢了。[3][3]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虽然美国的政治标榜自由主义,要在任何宗教面前保持独立,但是,按照一些思想家的分析,实际上在美国的政治实践史上一直有一个政治化了的“全民宗教”(civil religion)在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4][4]用泰勒的话来说,美国的宪法其实就相当于一个隐秘的“教会”,[5][5]其中体现出的正是宗教的根本精神,只不过是用政治的、世俗的话语表达出来而已——实际上,不仅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其中使用了宗教语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每个人以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而且在作为全民通货的美元上,我们也可以发现其中的宗教语言:“我们信任上帝”。

    所以,从西方历史的近现代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到,世俗化过程并不是纯粹表现为精神的丧失,而是在一定的道德源泉和精神推动力之下发生的。不仅个人的信仰实践呈现出多元化局面,而且公共领域中的制度安排面对信仰的多元化也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动,所以,即使从基督教的信仰出发来看,西方社会的世俗化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种精神“堕落”,相反,世俗化包含着特定的精神追求,其核心的道德关怀其实是信仰的多元化。对于信仰的多元化,其合理性往往会诉诸人本主义。无论是宗教自由、信仰自由,或者说是良心自由,其理据皆在于人权的观念,而对人权的终极论证往往又会诉诸宗教性的前提。显然,在此,世俗化并不意味着无神论者对有神论者的彻底胜利,而是相反,无神论作为信仰多元化局面中的一种可能而存在。

    然而,不可否认,在许多语境中,“世俗化”一词往往具有消极的意义。如果说世俗人本主义的本来意旨是保护信仰自由,是应对信仰多元化的局面,那么,这种以人为本的道德理念在实践中可能会产生新的问题,甚至导致反讽的后果。这就使我们回到了“世俗化”一词的常识理解中去了。归根到底,消极意义上的世俗化是指精神生活中超越性的丧失,简而言之也可以说是社会生活的平庸化、流俗化。所以,一言以蔽之,世俗化的积极意义在于维护信仰的多元化,从而也就是维护人类精神生活的多样性;世俗化的消极意义,或者更准确地说,世俗化的潜在危险,是精神生活中超越性的丧失。于是,世俗化时代的根本问题,就是在坚持信仰多元化的根本立场的前提下,如何能够保持人类精神生活中的超越性维度——或者反过来说是,如何在不放弃人类精神生活的超越性志向的前提下还能够维护信仰多元化的人道理想。在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此理解的世俗化理念并不是对无神论者的排斥,因为坚持无神论并不意味着一定缺乏对超越性的领会,有神论只是理解超越性的一种可能进路而已。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西方语境中的——具体来说是基督教背景中的——世俗化话语如何能够应用到非西方的社会历史中呢?其实在上面的分析中,虽然我们一直紧扣西方的社会历史语境来疏理世俗化的观念,但是,我们仍然对世俗化的观念做出了一种反思性的哲学分析。理论上来说,我们对世俗化观念所做的上述哲学分析所具有的抽象特征使得我们可以将之应用到任何一个社会: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只要涉及到由信仰的多元化局面所提出的道德和政治要求,就与世俗化的问题相关;从消极的意义上说,只要是涉及到精神生活中超越性维度的丧失,就与世俗化的问题相关。

    然而,由于不同社会、文化对超越性的理解以及超越性的具体落实方式存在着诸多差别,所以,世俗化作为相对于直接指向超越性的神圣化的一个有用的修辞,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使用也可能表现出较大差别。我们已经指出,即使在西方历史、文化的语境中,世俗化也具有复杂的、多样的涵义,而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将会使世俗化的涵义变得更加复杂、更为多样。不同的宗教、信仰文化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代可能具有不同的世俗化问题。西方社会的世俗化历程自然也具有自身独特的经验,所以,如果我们不作任何说明,就贸然地用产生于西方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世俗化观念来考察非西方社会的某种变迁,可能存在着许多困难。

    在此,我们需要对于即将讨论的问题作出某种必要的澄清和限定。由于我们已经阐明,西方近现代历史上的世俗化过程具有明确的道德资源和精神推动力,而且一直在对全世界产生着巨大影响,所以,对于任何一个未经世俗化或正在经历世俗化的社会,无论这个社会对于世俗化采取何种理解,考虑这个社会与西方世俗化过程背后所隐含的那些道德基础和精神价值的关系就不是一个假问题,或者说,只要认可其中的道德基础和精神价值,就存在着以此道德基础和精神价值为标准来检验一个社会的精神状况的必要性。再退一步讲,不管西方世俗化背后的道德基础和精神价值是否具有其自身所标榜的普遍性,反过来通过非西方社会来检验、反思西方世俗化的道德基础和精神价值,则是极有意义的。而且,由此也能够使世俗化的潜在危险或消极意义通过非西方的社会、文化语境表现得更为清楚、彻底。

显然,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把西方社会近500年来的历史变迁概括为世俗化的过程,那么,至少在历史学的意义上,世俗化的观念与现代性的观念多有重叠。泰勒所指出的世俗化的道德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现代性的道德基础;而世俗化所产生的问题也与现代性所产生的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非西方社会中的世俗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这些社会的现代性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在许多时候只能在文化政治的语境中——比如说是在文化冲突的意义上——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抱着反思的态度进入该问题。

二、儒教、世俗化与中国社会

    在讨论儒教与世俗化的问题时,首先面临着如何理解儒教精神的超越性的问题。我们以流行于学术界的“内在超越论”为例来关照这一问题。在有关超越性的宗教话语(如基督教)和哲学话语(如康德)的双重刺激下,现代新儒家提出了儒家精神的超越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一个广泛流行的、被许多人接受的观点来自牟宗三。他认为,与基督教精神的“外在超越”取向不同,儒家精神具有“内在超越”的特征。首先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不管对于神圣与世俗作何种理解,“内在”与“超越”各自所对应的正是俗界与圣界。

    在基督教的语境中,“内在”(immanence)与“超越”(transcendence)并不仅仅是相互对立的,而且更是相互联系的。“超越”当然是上帝的根本特性,所以属于神学的基本问题,但同样,“内在”也属于神学的基本问题,因为“内在”恰恰是指上帝的无所不在,即上帝普遍存在于宇宙之中。所以,基督教对于圣俗之间的关联实际上采取的是超越而内在的理路,是在神学的框架内考虑这一问题的。而现代新儒家的“内在超越论”则是企图从人的心性出发,达至超越,也就是说,立足“俗世”,探问“神圣”。美国学者芬格莱特也在圣俗关联的精神氛围中将孔子的形象刻画为“即凡俗而神圣”(the secular as sacred)。[6][6]那么,如何把握儒教与基督教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呢?

    必须澄清的是,现代新儒家的“内在超越论”只能在功夫论的层面上才可得到恰当的理解,若将之作为本体论层面上的一个论断则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在任何一种宗教性的精神信仰中,神圣之于世俗具有规范力量,而不是相反。超越之为超越,就在于其能够为世俗提供规范力量,能够提升俗世的精神水准。儒教精神的超越性也不例外。在“内在超越”这一申言中,“超越”是主词,而“内在”只是修饰词;由于“超越”一词本身就决定了“超越者”的“首出庶物”。质言之,就“超越”在各自精神中的地位而言,儒教与基督教,乃至其他宗教,形式上并无差别。

    内在化的伦理主题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就伦理行为的单个主体而言,内在化主要是指超越精神对自我的影响,也就是指自我的精神修养;就伦理实践的社会场域而言,内在化主要是指超越精神在现世的光临。[7][7]与此相应,“内在超越论”想要言说的儒教精神的独特性也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在儒教传统中,对于如何把握超越的精神,往往赋予心性良知以相当的重要性,这构成对内在化的一种理解。另一方面,在儒教传统中,向来有注重现世的精神倾向,这也构成对内在化的一种理解。对于后者,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曾经出现了一对新的概念:出世间教与世间教——佛教被认为是出世间教,而儒教被认为是世间教。但注重现世并不是要与现世同流合污,而恰恰是要在超越性的指导下规范现世。注重现世的实质涵义是强调现世对于精神实践的价值,实际上就是注重对现世的精神照管;也就是说,不是把现世当作天国到来之前的一段过渡时间(如基督教),而是直接将之作为精神有所作为的具体时空,是依超越性的精神来照管现世。[8][8]对于前者,应当明确其主要是实践智慧领域的问题。自我的精神修养当然是自我要以(超越的)精神为旨归,而不是相反。良知当然是当下呈现的,但是良知的真切性既不能解释、也不能掩盖良知的神秘性:良知恰恰是最需要进一步说明的。良知只是人类自我牵连于超越精神的一个通道,超越精神并不是由人的良知或某种道德直觉所创造,相反,是超越精神使良知成为良知。

    澄清了“内在超越论”的个中脉络,尤其是明确了这里的“内在”只能在修养、功夫的层面上去看待,为在当前的理智积累中理解儒教精神的超越性消除了一些混乱的根源。实际上,即使在西方,对于超越性的理解也是复杂多样的。[9][9]而我们目前的学术界在基督教的强势传播中常常会失去理性的判断力。比如说,儒教话语一直在谈论天命、天道、天理,但是儒教却从未发展出某种类似于基督教的系统神学。基督教关于超越与内在的问题是在神学的框架内讨论的,而儒教在这个问题上却一直是从人的角度——即人如何理解超越的精神——去运思的。所以,囿于基督教的特殊视野而声称儒教精神缺乏超越性向度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10][10]

    在做出上述的理论申辩之后,我们再来观照儒教与世俗化问题,就会比较明确、清晰。让我们将历史的脉络和思想的进路两方面结合在一起,来刻画儒教与世俗化的问题。

    从儒教精神的超越性视野来看,儒教在近现代中国社会中、尤其是在公共领域中的没落,是长期以来被儒教精神浸润的中国社会走向世俗化的一个显著事件,尽管用世俗化来刻画中国的近现代史并不见得十分恰当。我们常常用“西化”、“现代化”等话语来刻画中国近现代的巨大转变,实际上,“西化”、“现代化”与“世俗化”的课题多有重叠。比如说,这三个术语中所包含的精神内核基本上是一致的,概括而言就是以理性为基础的人本主义精神与科学精神。尽管“西方”作为一个文化概念是异常复杂的,但在近代中国,对西方一直采取的是有选择的借鉴,故而西方的文化形象一直是在这种有选择的借鉴中形成的。质言之,西方文化中的人本主义和科学精神构成了近代中国人心目中的西方文化的特质,而对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同样发生了巨大影响的宗教精神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无论是“坚船利炮”,“宪政共和”,还是“民主科学”,都是在理性的思维模式中得到解释和论证,很少有人将新的价值观念诉诸宗教性的前提,相反还常常将它们与一些反宗教话语联系起来。

    人本主义和科学精神的道德价值是值得肯定的,而且,到今天为止,这些观念在中国社会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传播,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了。这是中国现代化在精神积累方面的历史成就。但是,从“世俗化”的积极主题来看,信仰的自主与多元化局面虽然是长期形成的,但在实际落实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复杂的问题。虽然信仰自由是受到宪法保护的一项公民权利,但是,由于信仰问题往往与政治问题有着复杂、紧密的联系,所以在目前中国,各种信仰的健康发展还尚需一个更为宽松、更为成熟的政治、社会环境。以人类理性为旨归的世俗化主要通过一系列现代政治理念的实践而落实于社会,而信仰自由作为世俗化的政治理念之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学者指出,不能简单地将信仰自由看作是公民政治自由中的一种,而是说,公民所有的权利和自由都植根于信仰自由。[11][11]所以,信仰自由的理念及其具体实践可以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政治文明的试金石。

    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已经经历了一个多世纪,但世俗化背后的道德关怀和精神价值在中国尚未臻完善。儒教作为中国固有的超越性精神的担当者,应当积极推动中国的世俗化进程,即便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儒教的没落。积极推动中国的世俗化进程,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问题。首先,从外部而言,儒教应当依托自身的超越性精神,立足中国现状,积极推动政治自由与民主、社会平等与正义、信仰自主与多元。所有这些,旨在为精神的健康发展营造一个良好、成熟的政治、社会环境。其次——也许是更为紧迫的问题——从内部而言,儒教应当依照自身的超越性精神作出面向实际历史处境的调整。儒教的没落、儒教从公共领域中的退却已成不争的事实,而且其中包含着鲜明的道德、政治价值,所以,儒教不仅应当成为这些价值的拥护者、捍卫者和推动者,而且也应当依照这些价值来重新安置自身。质言之,在前现代中国,儒教一直与政治结构紧密结合在一起,而现在,儒教应当将之作为历史的前车之鉴,应当谋求制度上的转换或创新。面对世俗化,儒教应当标举自身的超越性精神,注重个人精神的皈依与实践,成立独立自主的精神实践团契,放弃依靠政权推行儒教的宗派企图。[12][12]

    从“世俗化”一词所蕴含的消极意义来看,目前中国社会的状况更不容乐观。“文化大革命”之后,随着理想主义的衰落,“躲避崇高”成了中国社会流行的一个口号。尽管这个口号其来有自,与整个国家的惨痛教训有密切关系,但是,“躲避崇高”这一口号本身却是非常成问题的。人的精神生活中失去崇高的维度,这本身就是生活平庸化、流俗化的表征。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家的主导政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此同时国家并没有有意识地推动社会的自主化与民主化,反而是出于统治的惯性加强了对于社会、文化、乃至精神领域的控制。这种状况只能助长、甚至鼓励人的精神的粗俗化,而国家为此也不得不承受沉重的伦理负担、乃至信仰负担。[13]

    世俗化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可以从目前中国社会的文化状况中一览无余。那么,目前中国社会的文化状况如何呢?一言以蔽之,是充满媚俗气息的大众娱乐文化。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官员的腐败对于目前的享乐文化一直起着巨大的支持作用之外,媒体于此不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更堪称“功不可没”。记者本应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职业,无论是就其以追求真理为新闻活动的第一要义而言,还是就其以公共关怀为根本的伦理理念而言。但现在却成了欲望的流动街车。另外一个正在普遍堕落的阶层是知识分子。缺乏、甚或主动拒绝精神的滋养使知识分子阶层也越来越崇尚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当然,享乐是合理的,而且,有时候,享乐或许还是一种变相的抗争形式;但是,将追求知识、成为某一知识领域中的专家作为实现人生享乐的工具,这种或明或暗的动机足以使知识分子堕落成为一种占有着知识和文化财富的“布尔乔亚”。要重新整理、树立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没有超越性精神的熏习,就没有足够的动力源泉。

    要追溯世俗化的消极影响的思想根源,至少可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是虚妄的科学主义。人是一种精神性的动物,这一点决定了科学不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全盘性的生活谋划。我们的法律、道德、国家制度等种种社会交往形式需要按照某些精神理念建构起来,即使在实际历史过程中这些形式是自生自发地形成的,也不能消除隐含其中的建构性质。尽管对于实际存在的社会交往形式我们可以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但建构这些形式的精神理念却往往超出科学之外。比如说,自由的观念,我们无法通过科学加以说明,而是诉诸某种超出科学的形而上学前提——当然也有人会诉诸习俗,而且可能还是出于谨慎才诉诸习俗,但根本上那只是一种偷懒的解释。如果说科学的领地是(现象)世界,那么,当维特根斯坦秉承叔本华的思想而断言“伦理在世界之外”时,毫无疑问他道出了某种真相。将生活的全部领域都交由科学来谋划的企图会扼杀精神的力量,科学主义的虚妄就表现在这一点上。近代以来非常著名的那场有关“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其实就是这个问题的典型症候。

    其次是粗鄙的唯物主义。对唯物主义的粗鄙理解会使人不再相信一些精神性的、或者说是灵性的事物。物质力量当然重要,无论是在革命还是建设中。革命旨在破坏一个旧世界,意味着只能够以暴力的方式来破除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上的魅惑。但同样,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也都需要精神资源。如果以为社会结构真的能够决定人类的行为,那就大错特错了。毕竟,“结构不上街”!更何况,革命最终也要诉诸“文化革命”,也要诉诸“灵魂深处爆发的革命”!长期以来,共产主义理想一直是现代中国走向民族独立、建设文明社会的重要精神资源,但由此而来的惨痛教训和全民性的唯物主义教育所产生的流弊却也不容忽视。粗鄙的唯物主义会造就一个个扭曲的、物化的心灵,会使人们在受伤之余怀着一种“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理而放弃超越性的精神追求,转而沉溺于琐碎、低劣的世俗文化之中。

    再次是庸遴的消费主义。没有超越性精神的推动,赚钱的欲望必然导致消费主义。当攫取财富的经济贪欲成为人生的核心动力,人的情感、伦理、家园都被抛入冷冰冰的经济理性的计算之中了。现在的中国人都知道“经济”一词在社会生活中的分量,但大都不知道或忘记了前贤用“经济”一词翻译“economy”的初衷:所谓“经济”,意在“经世济民”。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在市场化:现在我们不仅有人才市场,有婚姻市场,甚至还有宗教市场。消费主义最大的问题是以消费的态度看待一切,尤其是以消费的态度看待人本身、看待人性本身。由此还出现了精神消费的概念。仔细想一想常常听到的“消费者就是上帝”的宣言,我们会发现,这句话实际上意味着:消费是神圣的,除此之外,人类生活中再也没有什么神圣的事情了。

      面对世俗化对中国社会的消极影响,儒教凭着自身的超越性精神应当且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而这也正是儒教在世俗化时代的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也就是说,能否克服、抵制世俗化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也是儒教自身发展的关键所在。而能否标举自身的超越性精神,又是儒教克服、抵制世俗化的不良影响的关键所在。儒教具有注重现世的精神倾向,是有感于现世的沉沦惰性;儒教从不奢谈来世,是出于理性的谨慎;儒教强调“立德、立言、立功”的不朽观念,是着意于超越性精神与当下的关联。

    总而言之,世俗化在中国业已产生了双重效应。其中,积极的效应尚未真正完成,消极的效应倒是颇有蔓延、扩大之势。面对世俗化的双重影响,儒教作为曾经支撑了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精神教化传统,应当且能够做出积极的回应。从儒教自身的精神品质和历史沿革来看,儒教回应世俗化的最大危险并不在于儒教是否能够适应这个时代的基本道德理念,而恰恰在于:如果缺乏理智的清醒、洞察和精神的执著、热忱,儒教更有可能与这个时代同流合污。

     注释:

[1] 参见Ruth Abbey, Charles Taylo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04.
[2] 查尔斯·泰勒对这两种时间的分析,参见Charles Taylor, “Modes of Secularism, ”In Secularism and its Critics, R. Bhargava (ed.), pp31-53.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参见Charles Taylor, Varieties of Religion Toda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64.
[4] 参见Robert N. Bellah, “Civil Religion in America,” in American Civil Religion, edited by Russell E. Richey and Donald G. Jones, Harper & Row, 1974.
[5] 参见Charles Taylor, Varieties of Religion Toda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75.
[6] 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彭国翔、张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7] 这两个方面是有联系的。只要考虑到“自我”的时间性,那么,自我与现世之间的本真关联就是不言而喻的。比如孟子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这并不仅仅是一句豪言壮语,而是谕示出,在“我”与“今”之间,存在着本真的联系。更为具体的分析可参见唐文明:《与命与仁——原始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性问题》,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三章。
[8] 在“历史的任务与儒教的自我主张”一文中,我对儒教注重现世的倾向与其精神的超越性之间的关联提出了一种形而上的理解。该文载《浙江学刊》2005年第一期。
[9] 参见James E. Faulconer, (ed.) Transcendence in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c2003
[10] 参见陈建洪与刘述先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陈建洪:“终极关切与儒家宗教性:与刘述先商榷”,载《二十一世纪》,第58期,2000年4月号;刘述先:“对于终极关怀与儒家宗教性问题的回应”,载《二十一世纪》,第59期,2000年6月号。另外,长期以来,一直有这样的看法,认为儒教精神本来就是世俗性的,或者说是一种所谓的“实用理性”,再加上对“时中”和“中庸”的曲解,儒教精神的超越性往往不被承认。
[11] 参见Jurgen Habermas, “Religious Tolerance——The Pacemaker for Cultural Rights,” see Philosophy, Vol. 79, The 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c2004, p7. 哈贝马斯指出,这是Jellinek的观点。在对这一观点的评论中,哈贝马斯提出,在宗教宽容的普遍化证明与作为世俗国家的合法性基础的民主之间,存在着一种确然的概念联系。
[12] 关于这一主张的更为详细的说明,参见唐文明:“历史的任务与儒教的自我主张”,载《浙江学刊》2005年第一期。
[13] 心理学家指出,人会在某种禁锢或压力下形成适应性偏好,也就是说,对精神领域的政治控制会极大地影响人们的美善观念。关于国家的伦理负担问题,可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17页以下。


 

我宁可改革速度慢一点

——甘阳:前后左右之争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墨未白 发自广州


    甘阳每每以“意见领袖”自任,而纵观他20年的文章言论,前后不同阶段颇有左右互搏之感,但甘阳可能比对手更清楚自己转变的得失,以甘阳其人其文近些年引起的争议,他实在应该入选本刊的“30年争议者”。但他又佩服小平的“不争论”,“不争论其实是让大家度过情绪期,不纠缠在过去的问题上”。他相信他的一些初看刺激人的言论,5年之后会成为社会共识。

  这20年来,甘阳的立场几经波折,然而正如他所说,关切的问题却一以贯之。如模拟英国思想家伯林的著名比喻,我们或者可以说,甘阳给出答案时是多变的“狐狸”,提出问题时却是专注的“刺猬”。无论1980年代在大陆,1990 年代在美国,还是最近10年在香港,萦绕他心头的,总是这样的“天问”:如何理解西方,如何理解中国,中国文明的自我期许是什么?

  在他看来,理解西方是理解中国的重要基本功。100多年来急切变化的中国社会总是根据对西方的理解衡量中国,对西方看法的改变必影响对中国看法的改变。他觉得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仍远远不足,所以始终不忘提醒要“重新阅读西方”,对中国和西方反复看。

  深有意味的是,1980年代以来的诸多文化事件中,甘阳每每以“意见领袖”自任,而纵观他20年的文章言论,前后不同阶段又颇有左右互搏之感。他的“反复”引致诸多诟病。但我猜想,甘阳可能比对手更清楚自己转变的得失。或许他既欣然于问题一贯,也满足于观点无定。在散文集《将错就错》里,甘阳几次提到梁启超,说“唯有梁启超天性最为敏感,无法安定于任何一种成说”。恐怕,他是心有戚戚焉。

  其实,甘阳是否忠诚于自己一时的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始终忠诚于自己的问题。他的论点未必无疑,论据未必可靠,推论未必谨严。但有些人的使命是“把事情说得艰难些”。他是否提出了真问题?平等是否我们向往的价值?文化是否我们内心的追寻?精神世界是否该被市场逻辑轻易占领?多年后有些问题可能不再使人焦虑,但我们不该忘记推进历史的不只是答案。

  无端想起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一段自述来:“这股潮流将消亡,被别的潮流取代,我们驳斥它的方式将不再被人理解,人们将不再明白我们说的这一切有何必要。”

八十年代的“狡狐三变”

  1980年代甘阳有“狡狐三变”:1985-1986年是提出“发扬传统的最强劲手段就是反传统”,被认为是 “全盘西化派”;1987年发表《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已着重强调西方对现代性的文化批判,被认为不利于现代化;1988年的《儒学与现代》则已全面肯定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强调儒学是“为己之学”,不应过多顾虑社会功用。

  1988年的《中国当代文化意识•前言》中甘阳这样说:“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不但有否定的、批判的一面,而且同时也有肯定的、留恋的一面,同样,对于‘现代社会’,我们不仅有向往、渴求的一面,同时也有一种深深的疑虑和不安之感。我以为,这种复杂难言,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感受将会长期地困扰着我们……”这是他作为“文化:中国与世界”主编对当时文化争论的表态,真可谓一语成谶。

  1980年代是“文化人时代”,尽管经济改革一直在进行中,却完全不是当时知识界的议题,人们头脑里想的是大问题:中国文明向何处去?“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陈嘉映说:“一帮年轻人聚在一起,空谈之余,也想做点‘着形迹的事儿’。想做事就要有个人出头,这人就是甘阳。甘阳对人,对书,对思潮,都有一流的直觉。”1985年毕业的北大哲学系硕士甘阳,于是“就把自己的弟兄拉起来了”,成立“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当年的班底,包括这些现在已很显赫的名字:刘小枫、李银河、陈平原、陈嘉映、周国平、徐友渔……而现在来看,中国思想界的自由知识分子,很多曾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分子。

  通过朋友介绍,他们认识了《读书》杂志当时的编辑部主任王焱,一下谈拢了和三联书店合作的计划。此后短短三四年间他们主持出版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等上百种出版物,成为1980年代与“中国文化书院”、“走向未来”鼎足而立的“三大丛书”之一。尼采的《悲剧的诞生》、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成了畅销书。

  编委会的解散是在1989年。现在回想起来,甘阳觉得也很简单:“这原本是一个文人朋友圈子,一起喝酒聊天最好,临时聚一起做件事也没问题。时间长了就对大家都是约束,迟早要散的。”至今他对编委会的成就评价都很高:“那些书现在仍然非常重要。”

是不是错,将不将就?

  1989年至1999年,甘阳去国10年,求学于芝加哥大学的“社会思想委员会”。这10年,编委会一些成员开始“转型”,如刘小枫赴瑞士,走向基督教的“十字架上的真”;陈嘉映赴美国,开始语言哲学的研究;而甘阳本人则转向了政治哲学。他在芝大主要研读“西方文明史”,但“看的书很杂,想的事很多”,在美国政治和美国宪法上也下了很多功夫,此外,就是观察东欧的转型。

  其实早在1980年代,他就写过一篇影响很大的谈论政治的文章《自由的理念》,介绍伯林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但这只是因为“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和外界的接触越来越多,作为主编需要对此有个说法。

  真正关心,是到美国后刚好苏联和东欧大转型。因为它们和中国的相近性,甘阳很关心它们是怎么走。1990年到 1991年,他差不多有一年时间在研究东欧,非常失望,转型很不理想。这是他考虑政治比较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之前了解的学说完全不能解释疑惑了。

  “比如哈耶克的学说是1988年读的,当时非常喜欢。具体到东欧的情况,哈耶克的学说一点用都没有。他的理论以不发生革命为前提。一旦发生了这样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东欧面临第一次制宪,制宪怎么制?谁有资格制宪?这是民主社会,为什么你制宪?那就要选,第一步是选举法。谁来制定选举法?哈耶克模式什么都解决不了。一旦爆发革命,你就必须按照革命爆发以后的情况来处理。”

  1980年代甘阳也迷信市场经济,因为首先相信计划经济一定是不好的。如果不深思就会认为越市场越好越彻底越好,一切问题,私有化、市场化都能自然而然解决。当时俄罗斯的口号是“500天长驱直入资本主义”。结果,激烈的市场化在波兰和俄罗斯造成的是灾难。然后,就在1992年,《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经济起飞,而且是80年代就开始了。甘阳大吃一惊。两相比较,不但与西方学界的预期相反,而且没人能给出合理的解释:为什么俄罗斯、波兰经济基础比中国好,改革比中国彻底,政治比中国宽松,文化比中国接近西方,却完全失败了?

  1997年,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知识分子群体陷入分裂和论战。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愤怒于对市场化的质疑,甘阳却在《读书》发表《自由主义:平民的还是贵族的》,质疑自由主义派在维护的是“不民主的自由 ”。在他看来,以自由主义之名贬低和否定民主与平等,就会使得自由成为少数强者的“特权”,而不是所有人具有的“权利 ”。正如经济学家奈特所说,这是在“把自由和自由竞争混为一谈”,认为自由竞争能自动实现最大自由的人,不会给民主和平等留下空间,因为它们成本太高,结果则是对弱肉强食的默认。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香港学者

  现在,早上起来,甘阳要喝两壶咖啡、读一本闲书。这是他睁眼做的第一件事。然后呢,当然是点起他的烟。一般一天看一本闲书,完全是消遣的,大概要一个半小时。有了这一个半小时,整个身体才在一个状态上,可以做别的事情。昨天看的是韩少功的《山南水北》,“特别特别好”,于是向我们“特别强烈推荐”。其实他看闲书一般也是英文的多了。

  他正调整自己,最好是早晨起来不要开电脑。一开电脑,就会发现无数的E-mail。原本收到一封信要很多日子,回复也可以拖一段时间,E-mail却让人无从延缓。又不能完全不看,也许学校有事情呢?一看,就有很多其他消息进来,总有一些事情,比如多年没联系的哥们来了一封信,没什么事,但多年没联系了话多啊,然后就得说点什么。这时就发觉人是非常麻烦的动物。

  甘阳是1999年到的香港,算是赶在世纪末回了国。他不喜欢人家称他香港学者:“我从来认为我是大陆学者。” 即使在近10年之后,对于香港生活还是有不习惯。他好喝白酒,但在这里只有两三个喝白酒的朋友,一旦他们不在香港,就没有人陪他喝酒了。香港的交通、生活都很便利,但没有大陆那样的知识界场景,没有知性生活。闷,无聊。

  “通识教育”是近几年甘阳最关心的事情之一。但他对国内的“大学改革”大摇其头。现在国内主要大学都在尝试本科的“通识教育”,力图“门类齐全,无所不包”。甘阳觉得这是让学生误入“什么都知道一点”的歧途,可行的方案是“宁可少而精,不要多而滥”,逐渐形成一个传统。

  比较理想的,是像美国芝加哥大学施特劳斯(美国政治哲学家)学派那样,引导学生思考基本问题。“他不是教你一门吃饭的手艺,教你一个挣钱的行当,是教你去思考问题,让你以原始状态思考,学生感觉被带入很不同的世界。他非常了解美国学生是怎么样的,进大学前怎么想问题,‘意见世界’又怎么被大众传媒影响,这样的人怎么把他带进去。”令甘阳印象深刻的是,芝大本科生第一年进校时傻傻的,基本是“uneducatedguy”,知识面远远不如中国优秀大一新生,但四年下来就脱胎换骨,成为名副其实的“educatedperson”。

  在香港和大陆两地教书。甘阳感觉到香港学生和大陆学生的不同。香港学生讲究实用,认为香港是成熟社会,基本价值观念都是确定的,不需要多想。大陆学生则更愿意想基本问题,仍有很大的关怀。甘阳说这其实是大陆的优势,所以“我对大陆总比较有信心”。

我喜欢孔子的名言“吾从众”

  人物周刊:“政治技术”是政治人物必需的。学者发表观点,恐怕也有“理论技术”,否则不容易被接受。您本人的技术怎样?

  甘阳:我现在的“说话技术”可能比从前好点吧,80年代我看什么人讨厌说不定就骂将过去了,现在看到很可笑的人也就笑笑。很多人没自知之明,骂了也不长进。

  人物周刊:能不能列出几个您比较尊重的论敌,您尊重他们的理由?

  甘阳:我觉得我在国内谈不上有什么论敌,即使我卷入某些争论,也很少会想到某个具体人物,一般都是针对某种比较流行的东西,但鼓吹这些流行东西的人,说实话我都不大会尊重,我不会把他们当成论敌。

  我心中真正的论敌是当代西方的自由派和新左派,我尊重他们有些代表人物,例如罗尔斯和福柯,但对他们的思想很有保留。不过我对西方更大多数的自由派和新左派学者或许就不大尊重甚至很不耐烦,他们说的也基本都是些流行话语而已。现在很多中国人只要一看是洋人的文字,就以为一定有什么道理,其实很多都是屁话、废话。

  人物周刊:有些学者认为,和政治合作,会使得知识分子丧失独立性。

  甘阳:这要看“政治”两个字什么意思,或许这里改用“权势”更好。我很主张学术和思想要独立于权势,但今天很多人意思比较窄,主要指政府,这不诚实。今天这世界最有权势的未必是政府,而是市场、大公司、你们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西方舆论、西方流行话语。今天思想学术独立于政府其实是比较容易的,独立于市场,独立于大公司,独立于你们媒体,才是真正难的。因此最好不要自我标榜,要诚实地问自己在标榜批判的时候,是否实际是在依附某种更强大的权势。这个问题今天必须提出,现在有太多不诚实。

  人物周刊:公众的选择不一定理性,假如您说对了,却因违背“常识”而不被公众接受,是否会作妥协,改出“修订版”?

  甘阳:我喜欢孔子的名言“吾从众”,比苏格拉底高明。现在有些人非把孔子变成苏格拉底那样的“牛氓”,无非是将孔子扮成现代意义上的“批判知识分子”,这是把孔子现代意识形态化。施特劳斯最深刻的一个看法是,柏拉图全部对话和色诺芬全部著作,实际是要修正对苏格拉底的流俗看法,亦即苏格拉底并不总是要反对一切常识一切习俗,而是维护常识和习俗的正当功能。苏格拉底并不是知识分子。

没有保守主义不可能建立法治

  人物周刊:如果思想界有派别,您怎么定义自己的派别?

  甘阳:有个招牌可能是新左派。大家都认为你是新左派,我也不想否认,虽然我心里怎么说是另一回事。其实我自己定位,大概会觉得我身上更多保守主义倾向。我认为中国非常需要保守主义。社会总有不理想的情况,有非正义,有不合理,但不一定是靠推翻可以解决的。有时你必须容忍。这在西方是一个常识,而中国100多年来都是激烈变动的社会,基本认为改就是好,总比不改好。

  但我特别强调一点:没有保守主义是不可能建立法治的。法治的前提,不是在于法律如何完善,恰恰在于即使是不合理的法律甚至恶法,只要没有通过法律程序废除,也是法,也要遵守。法治的根本不在于外在有多少法律条文,而在于公民守法的习惯和心态。你可以批评某法条,提出修正,然后力图以法律方式来修改法律。法律修改方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定非常漫长。我们中国人很没有耐心,我们要立竿见影。美国的宪法修正案,200年一共只通过27条。为什么?本身就是一种延缓的策略,把你最情绪化的时间耗掉,避免在社会压力很大的时候轻率改革。

  但我们中国人不大能够容忍这样,通常要求立即“给个说法”“给个公道”。假设发生一个案子,民众怀疑干部贪污,在西方包括香港会进入一个非常漫长的调查、取证、开庭辩论最后判案的过程,公布结果的时候,大多数人已经根本不关心了。我们这里只要一报道,大家都认定他一定有问题,群情激奋要求解决。

  这是中国相当特定的情况:要求法律不以它自身的节奏和逻辑来解决问题,而是迅速达成效果。以这样一个心态,很难建立法治社会。法治是在人心中有制度,建外在法律很容易,人心里是不是把法当法是法治的关键。这和保守主义传统有很大关系。英国、美国的保守主义传统都很强大,保守主义就是反对轻率改革,这个传统和自由传统并不矛盾,有保守主义才能保证自由。

  我觉得保守的态度有良性作用,包括生活方式上的保守,不成天追求日新月异。其实我们从做人可以看出,一个人成天追求新奇我们并不觉得是个特别好的人,我们会希望人有一些稳定的素质。不仅仅是文化,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我都倾向采取一个更保守主义的态度而不是急于求成。我宁可改革速度慢一点,但是稳定地改革,方向更好一点,效果更好一点。

西方比我们的意识形态复杂得多

  人物周刊:对您来说什么问题是根本问题,不解决就难以心安的?

  甘阳:对我来说,20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就是如何理解西方和如何理解中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我始终认为,理解中国很重要的基本功是理解西方。100多年来,我们都是根据我们对西方的了解来看中国,所以对中国的看法背后一定有你对西方的看法,对西方的看法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也会改变。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是这样一个西方,8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西方是那样一个西方,你以为这就是西方,然后用来衡量中国,老是在检讨中国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对西方的认识远远不足,西方比任何这样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要复杂得多。

  比如我一再问的问题,你如何理解美国近三四十年的中心线索——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争?如果不了解这个线索你根本不可能了解美国政治。小布什上台以后,我们说,哦美国是保守派执政。到底什么意思?这和它三四十年来的政治变化有极大关系。哪些问题上有大的争论?实际上我们仍然不了解。

  我去年在清华讲两门课。给法学院研究生讲美国违宪审查制,内容就是研究美国的宪法案例。你必须读重要案例的判词,特别是比较重要的案例,美国最高法院往往是5∶4判决,亦即*法官们本身就意见不同,要仔细读赞成者说了什么,反对者说了什么。了解关于案子的争论,包括最高法院的争论、法学界的争论,才能真正了解美国法律。否则三言两语一说,又是自由胜利了民主胜利了。不是那么回事。

  然后另一门课我给本科生讲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所有人都听得非常吃惊:我所讲的美国不是他们平常所了解的美国。当然所我讲的是更符合现实的美国,这个我非常自信,而且我都是有文本的。我们想当然认为我们都是天生的自由派,同性恋是好的,为什么美国如此反对?为什么美国反对废除死刑?这是保守主义非常重要的立场,背后隐含着对政治秩序、社会秩序以及道德秩序的看法。保守派认为,那些变化(同性恋等)都是在败坏美国社会原先健全的道德机制。这些争论对我们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我对美国保守派或美国所谓“社会文化保守派”是比较同情的。并不是说赞同他们所说的一切,但你必须了解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多的支持者。而且在政治上看非常清楚,现在的民主党,希拉里他们有些话,换成20年前说,都会被定义成右派,也就是说现在整个自由派的语言已经大大保守派化了。这个是保守派三四十年来的重大成功。

  我的话5年以后就没有人觉得是刺激

  人物周刊:您有一个说法,认为一流学者不必要也不可能做太多具体研究,有人因此认为您并不了解中国社会现实。

  甘阳:我有很多不了解的东西,但是总体的发展脉络,我基本了解,甚至在美国时我都觉得我比较了解,我没怎么“ 洋泾浜”化。对中国的了解有很多层面,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中国很多很多事,但怎么理解?我们经常因为知道一些事情就以为了解,其实我们不了解。

  出国前我西方学术著作什么都看,就是不看人家研究中国的东西。我想当然认为中国问题就不用看西方的研究了,这些肯定是西方学界边缘的三流以下的人物,咱们只看一流学者的东西。到了美国以后开始看,非常吃惊,特别是他们对当代中国的了解。比如有个研究是关于中国一项水利工程的决策过程,官方有意识地开了一部分口子,他们都是美国政府的顾问,经中国政府的允许接触了很多部门,研究得非常具体非常细致。实际上,就是从一个工程看中共政策决策的过程。我看了非常吃惊:都不知道!我就发觉中国的事情很怪。你在中国并不怎么知道,反而他们对中国的了解非常厉害。

  人物周刊:我对您《将错就错》里讲的在香港上下班时间等人感觉自己在“挡道”印象很深,我想很多急于推动社会 “进步”的人也会觉得您持保守立场是在“挡道”。

  甘阳:据说北京年轻学人对我有一个形容,特别形容我90年代,说甘阳是思想界的扳道工,火车本来开这头,他一扳却开那头去了。

  其实你去看,正面批评我的文章不多。我基本上知道哪些地方他会不同意,哪些地方他会特别受刺激。但我的话极有可能5年后就没有人觉得是刺激,都认为我讲的是对的。不谦虚地说,大多数他们想的问题基本都是我早想过的,我想得比他们早,知道哪些地方他们跟不上。

  90年代我最刺激的文章是《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当时刺激了很多人。现在来看,我谈的问题应该说是社会共识,没人认为这个问题不存在,但当时都跳起来了。实际上我说的就是把“市场意识形态”绝对化后导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大家都以为找到新的真理了,和从前找到共产主义一样。

  结果是知性上往下走道德上也往下走。你本来不能容许的问题现在有一个大的意识形态帮你解决了。比如腐败、一切向钱看,一个文人怎么会同意呢?作为文人,意味着文化是他最高的价值,不是说他不在乎钱,但决不会把钱看作最高价值。

  最近几年我最“刺激”的文字大概是《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强调不仅仅是三十年改革,而且建国后六十年的道路要整体地看。很多人对这文章很不高兴,但我相信再过5年“三十年和六十年”的说法就是常识了,本就没有什么好反对的。

我最关心的就是中国的自我期许

  人物周刊:重印的《古今中西之争》的结尾,特别用大字体突出了“天不负我辈,我辈安负天”这句话。怎么理解这个“天不负我辈”?现在来看你们这辈人的作为,是否可以说“不负天”?

  甘阳:我对我们这辈人总体上并不是很满意。中国是个急切变化的社会,在中国需要不断想新的问题,不断更新、调整自己,对西方和中国都要反复看。

  目前中国的学术,包括媒体的话语,基本上是90年代形成的固定的话语和基本的想法。而90年代的话语和想法是最不可靠、最值得检讨的。但很多人已经既不能也不愿检讨,把自己弄得很忙,没有闲暇。没有闲暇是不可能思考的。一定要有闲暇,然后你才能想一些基本问题。

  80年代、90年代每个人都作了一些贡献,77、78级的人应该说贡献比较大。但90年代并不那么理想。我希望大家都能重新来看,因为那时形成这些想法有特殊原因,有一些对人影响比较大的事情。80年代是探索型的,不断在想新的问题,活跃得多,90年代逐渐定型。定得比较好也可以,问题是定得很不高明。

  而且我担心的是这个“气”。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他有一个基本的底气,这个底气是对中国文明的一种自信。中国文明不是新加坡式的小国,自我期许必须比较高,你要相信,你这个文明是有潜力的。香港、新加坡不可能也不需要有太高的自我期许,只是“跟”就可以了,它对人类文明没什么责任。中国人应该想原始性问题根本性问题。这口气一直到80年代都有,90年代以后越来越消逝了。这是比较奇怪的事情。没有气你做什么事呢?那真的不要做了。

  你问我最关心的问题,我最关心的就是中国的自我期许是什么。你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你的自我期待是什么?中国文明整体性的一个自我期许是什么?

    (感谢中山大学哲学系黄俊松、《21世纪商业评论》张翔提供帮助。本刊记者郑廷鑫亦有贡献)

 

“中华”解

—— 《天则经济研究所年鉴2008》前言

盛洪

    作者简介: 盛洪,1954年生,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中国产业政策、文明冲突、融合与整合,著有《为万世开太平》,《以善致善》,《旧邦新命》等。

    我们生来就是中国人。“中华”的名字是从很久很久以前传下来的。我们一般以为这只是对一群人和一块土地的称呼,而不去思考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中”字有中央,中心和居中的意思。这与中国的地理位置颇为吻合。看一下地图,我们就知道,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一个国家。邻国就是接壤或隔水相望的国家。这意味着中国在这些国家的“中间”。如果中国能与这些国家都和睦相处,世界和平问题就解决一大部分。

    然而,地理位置上的“中”并不是中华名称中的最主要的含义。“中”的最重要的含义是文化含义。看一下《论语》就知道,“中”的含义与几个非常重要的字,如“礼”,“和”,“仁”的意思相近,即是人与人关系的均衡点。“礼”是经过长时期的试错过程而形成的人之间的行为规范,只要环境和技术不变,它总在均衡点上;“和”侧重讲不同人的利益的协调和“中和”,两人之间仍是有一条“中线”,使各方都认为自己不亏;“仁”则是一个较抽象的文化原则,它被一些学者称为“二人关系”,只要不损害对方,就达到了仁的底线;进一步“仁者爱人”,则会有更好的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包含上述意思的同时,“中”字更强调人的行为、言论或规则的恰到好处和中正无偏。孔子说,“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又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其中的“中”都是这个意思。所以《礼记•中庸》总结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所以,“中国”就是一个奉行这种“中”的文化的社会。这种文化致力于实现人与人之间公正的行为规范,从而彼此趋向和谐无间。“华”则是这种文化的结果。因为一个和谐的社会必是一个有效率的社会。在中文中,“华”的意思最初指花,进而指草木花朵万紫千红的荣华之象,再进一步指社会的繁华。这个词不仅是指富裕,更是指在物质富足后的文化发展和精神花朵的争奇斗艳。“中华”两字,一是因,一是果,但又不能将因果关系划得很分明。因为“中”,所以“华”;但又不能说“中”只是为了“华”。“中”本身又是一种人生目的,而“华”则是“中”的副产品,也是“中”的表现形式。

    知道了“中华”的文化含义,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两个字才是我们作为中国人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最重要的遗产。谨记这两个字,我们就能在我们的家庭中成功,在我们的机构中成功,在我们的乡村中成功,在我们的国家中成功。在今天这样一个仍然奉行“以力服人”的世界中,“中华”二字也是实现永久和平的关键秘诀。我们其实忘不了这两个字,每当别人说,“你这个中国人 …… ”

    2008年1月28日于森林大第,原载《时代财富》2008年4月号,为社论。

 

儒学复兴年代的隐忧

龚鹏程

中华读书报 2008年7月9日

    作者简介:龚鹏程,江西吉安县人,1956年生于台湾。“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曾任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所主任、文学院院长,佛光大学校长等职。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并于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校客座教授。

儒学复兴颇见乱象

  20世纪90年代后,传统文化愈来愈受重视,各种被描述为“国学热”、“儒学复兴”的社会现象,目不暇给。既有学院中竞设国学院所、争开国学班之状况,也有社会上遍是文化讲坛、儿童读经班,乃至出现国学辣妹、汉服运动之类。各地又或祭孔、祭三皇、祭五帝,或大讲姓氏文化、尊祖报本,或抬出乡贤名儒,号召儒商。凡此等等,无法殚述,形成新时代最特殊的文化景观。

  这种文化现象之形成,原因复杂,此处不予分析。因此现在我要谈的,乃是对它的一些反思。不用说,我对内地的儒学复苏是赞赏的。我在台湾成长,当年之理想,便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期待儒学能在神州复兴。如今美梦成真,不胜雀跃。看见孔子重被珍视,圣经贤传又复炳炳琅琅于人口,一本于丹讲《论语》而竟可销行数百万册,全球且遍设孔子学院,不禁飘飘然又有文化大国国民之感。

  然而,儒学复兴或许又来得太快太轻易了。学术界还没准备好、社会条件也不足,以致所谓儒学复兴不仅颇见乱象,真实内涵亦颇堪疑。例如学界到处办国学院、国学班,可是国学中断或停滞了几十年,如今通晓国学的人有多少?师资何在?教材又在哪?过去批判孔子的人,如今俯徇时尚,转来讲儒学,当然没什么不好,但真正的研究又如何?80年代,通过对港台新儒家的介绍与对话,并整理章太炎、熊十力等早期儒者的文集,儒学研究确实奠定了点基础,也培养了若干人才。但新时代儒风大盛,儒学研究却其实并无进展。没有新学派,也无新理论。从前留下来的学术问题,看来也没人在意。因此虽然社会上儒学仿佛热得很,我们内行人却很明白:儒学研究目前甚是萧条,新意无多,学术社群也没什么活力。

  而就在老成凋谢、中壮辈濒届退休、青年学者又还不成气候的这个时候,社会对儒学之需求却是空前巨大,要学界提供各式讲员、写各种书。学界根本无法应付,出版社遂只好大量翻印老书或出版通俗讲论(如张居正、南怀瑾及各大学各名师的讲记),以应时需。这类书,在盗版市场上更多,足征社会需求之殷。但通俗讲论本来粗浅,内中且多错误。出版社大出特出,无非图其方便,找个人讲讲,录音整理即可成书,不用等学者十年磨一剑。印老书,当然好,可是也往往欠缺学术考虑。如胡适《说儒》原只是一篇小文章,但现在配了图,包装成了一本大书。该文本是有争议的,就一本书而言,其内容亦显单薄。可是学界现今并没什么总说儒家较好的著作,出版社这么做,恐也出于无奈。

浮嚣之因

  制度方面,内地的孔庙、书院、朱熹、王阳明、黄宗羲、章太炎等名儒故居及旧址,现在大都不属于教育与科研体制,而是隶辖文化部门或旅游部门,不讲学、不做研究,只是辟地做生意,兜揽游客上门。正式教育体制中,大学文科的系所、经费、资源皆远不及理工商管吃香,学生报考文科的热情也正逐年下降。大学里的国学班国学院虽办得热闹,国学却迄今仍不被教育主管官署视为一正式学门。儒学同样也非正式学科,只能挂在“哲学”底下,做为“中国哲学”的一个分支。可是儒学的历史面、社会面等等,均非哲学所能涵括。此类制度的社会条件若未改善,国学或儒学云云便只是虚热闹,很难落实。

  社会文化心态方面,则是浮嚣、躁动。感觉传统文化好、感觉需要补充文化知识,便一古脑儿发起劲来,很有群众运动的架势。这个工程、那个大典,汹汹然好不热闹。若究其实,却多是空乏无底气的。学术性不足,而普及化太早,有点儿本末倒置。

  这不仅是发展儒学才如此。好日子没过上几天,饮膳品位根本还没提升,已嚷着要吃粗食吃土菜,说是厌珍馐而贵螺蛤了;人文与艺术,根本还不娴熟法度,对中西传统不识之无,已然高谈创新,要把自己建立为典范了。此等浮嚣的文化心态,使得大家热衷于放焰火或看烟火表演,而吝于注意埋水管的工作。媒体与社会联手打造着文化明星、追求轰动效应,却并不关心上述儒学发展之体制问题,也未必支持学术。令人沉思的儒学内涵,遂往往在此情境中被简化成一客快餐,或一品点缀快乐生活的巧克力冰淇淋。

  在所谓儒学复兴的这个年代,恰好又逢着经济成长,以致儒学发展颇受经济利益之驱遣,商业炒作、时尚风潮,构成一幅奇异的风景。

  各级地政府,常以传统文化为名目,办祭典、祀先贤,或打造族谱村、姓氏大会,建中华文化标示城,并把孔庙、书院辟为观光旅游景点。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旨不在宏扬文化,而是藉此发展经济,带动地方建设,招商引资。有些城市喜谈儒商传统,或设法建立新的全球儒商关系,其意略同。这些地方的官与商,都艳称儒学,但据我亲身体会,大抵对儒学是既不懂也缺乏敬意的。他们办的典礼、召开的学术研讨会,通常皆无什么学术价值及文化意义,无非搞活动以吸引人潮与钱潮罢了。儒商问题,本来在90年代是非常有意义的课题,可以做许多理论挖掘与历史探索,但如今也被庸俗化了。

  儒学与企业管理的问题也一样,原本值得深论,可是目前各学院与人才培训机构所谈中国式管理、易经与决策模式、由历史看管理、中国谋略学、帝王术等等,乃是功利实用导向的。让儒学与现代企管勉强钩合,以媚时俗,很少人去阐发儒学对人逐利竞名的批判态度。

  前一阵子李零所写《丧家狗》一书,在我看,便是对上述现象的发牢骚。他说:“古人云:‘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其实衣食虽足,亦未必知荣辱。”这就是指现今的社会。他又说:“学《论语》有两条最难学,一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二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现在,哭着闹着学《论语》的,不妨先学这两条,试试看。”前者谓儒学强调独立之人格,不当随时俗转移;后者指儒学贵义轻利,富贵名利均应以义衡之,绝不是如今人般苟逐名利不择手段,然后以圣贤言语涂饰之、附会之。学界中人助纣为虐,曲学阿世,无怪乎为他所鄙视。其语或嫌尖刻,但时尚化、媚俗式地发展儒学,难道不该批评吗?

传统与现代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整个社会仍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转了上百年,现在还在持续发展其现代性。现代化的基本态度,便是要扫除传统。这种文化态度,20世纪70年代以后虽替换成“传统与现代结合”“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创造性转化”等说词,看起来不那么斩截、对立,但实质上并没什么改变。而这种社会,正如PeterBerger《飘泊的心灵:现代化过程中的意识变迁》一书所述,是要奇妙地消除史迹、遗忘历史的。我们过去的现代化历程不就是如此吗?如今看起来好像业已不然,可实际上现代化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发展动向,人们仍对现代化表现着正面期待,为社会意识之主流正价值。儒学或传统文化是放在这个现代化框架中被接纳、被重新认识的,儒学必须符合现代化期待才能获得社会认可。

  对于现代社会中人天破裂的精神处境、机器化的理性态度、科层化的社会及其思维,西方当代思想家颇有评析,儒家思想中也不乏批判现代性之资源。但在我们这儿,这些往往都被掩盖或忽略了。谈儒学的人,也许仍是冬烘老学究,徒抱遗经,以护存文化为职志,而对现代化情境漠无感知,无从应对;也许随顺情境,以猎时名;也许求同存异,勉求儒学发展之机。

为儒学招魂

  过去的儒学,并不是因帝王提倡了才兴盛的,它有一个较稳固的社会基础:由家庭而宗族祠庙,而乡里社学,而书院,而乡约自治。生活团体与伦理实践团体、讲学团体大致合一。故帝王虽或焚书、禁讲学、毁书院,也不能使儒学不在老百姓的生活上起作用、不能让老百姓不依儒家的伦理去过生活。这个社会基础,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摧毁了,所以儒学才变成抽象的理论、无驱体的幽灵。如今若欲招魂,恐怕使之重新被立为国家意识形态,不如从生活场域的重构来得实际。

  但重构生活场域谈何容易?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家庭型态的变革和家庭结构的不稳定。现代人在面临科层体制之压迫(例如工作压力、强制退休等)时,既无田园可归,又无家庭可以退守,而现代社会工作与行动的漂移又强化了人们的无家感,这是现代文学与艺术中经常谈及的现代困境。人人都想改善,可是被现代化裹胁了的现代人,哪这么容易就能挣脱现代生活型态的樊笼?连重建家庭在伦理生活场域中的地位,皆如此困难,遑论宗族、乡里、学校、社会?

  何况还有大众消费文化的问题。消费时代,大众不是接受文化之教养,而是消费着文化。在这个时代,推展儒学,可能亦只如推销一种新的文化产品。擅于包装与营销者,自会在其间利用话题传播、区隔市场、异业结盟诸术,销行其产品。大众或分众购买此等产品,其心态亦类如买维他命补品。胶囊一粒,轻松入口,便蕲能健身益神,并不感觉儒学是要真正在日常生活上从事“学”与“思”并做伦理实践的。

  那要怎样才能使儒学复兴呢?儒学应以何种形式重返中国?答案其实就隐藏在前面的批评中。生活场域的重构或许困难,但生活儒学,即以儒学介入生活仍是可能的尝试。不过那是另一篇文章或一批文章才能谈的事,在此我反而觉得也许先不要谈那么多。游谈无根,是古代文人之通病,而于今为烈,知识人的实践性都实践在嘴皮子上,以言说为真实。现在发展儒学,首先不是在方向路线上争辩,而是沉潜下来好好读书。连四书五经都没通览,却在那儿辩说该不该读经,岂非可笑?在浮嚣的社会风气中,知识人首先要静定得下来,覃思熟虑,做点理论的突破或文献的掌握。根深自然叶茂,深入了才能浅出,要做社会推广,先得努力钻钻象牙塔。社会大众呢?则也该知道社会结构问题若不改善,儒学发展就难,我们自己存在的困境亦无法改变。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不该掠影浮光地把玩古人的智慧,而当崇本务实,更关注生活情境的完善。

 

衰弱的“强国”:1900年中国GDP高于英国的启示

外交学院教授  熊志勇

2008年07月20日 环球时报

    提起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人们普遍认为那时的中国是个弱国,因为当时的满清政府常吃败仗,并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实,这种判断标准并不太精确。弱国不一定都打败仗,而强国也不一定都打胜仗。当时中国的国力如何呢?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和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等著作中,把中国与当时世界的第一强国英国、崛起大国美国和日本进行了GDP和军力的比较。

     来比较经济实力。按四个国家GDP占世界的比例,1870年,中国占17.3%,而日本、英国、美国仅分别为2.3%、9.1%、0.9%。到了1900年,中国的比例为11.0%,落后于美国的15.8%,但依然领先于日本的2.6%和英国的9.0%。从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来看,1860年中国与英国相当,分别占19.7%、19.9%,远高于美国(7.2%)和日本(2.6%),1880年,英国制造业将中国落在后面,但中美的差距却并不明显。直到1900年,中国(6.2%)才落后于美国(23.6%)、英国(18.5%),但依然高于日本(2.4%)。从GDP数据看,清末中国绝对是世界上的强国之一,虽然不能跟英国相比,但即使到了190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也依然高居日本之上,是世界至少是亚洲强国之一。

     再从军力上作对比。1890年,英国、美国、日本的兵员总数分别为42万、3.9万、8.4万,而中国兵员则超过100万。在海军战舰吨位上,中国(7.8万吨)虽落后于英国(89万吨)、美国(12万吨),但领先于日本的4.4万吨。可见,当时中国兵员规模世界数一数二。虽然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不能与英国军队相比,但通过进口和自制,也拥有不少先进的武器,如英国的马梯尼、法国的哈乞开司、德国的毛瑟枪和克鲁伯炮等,超过日本的军备。当时中国海军在亚洲地位,也是数一数二。1886年8月,北洋海军的两艘巨型铁甲舰访问日本长崎,令日本人敬畏万分,以至于加紧发展海军。

     由此可见,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弱国,最多只是一个衰败中的强国。这对今天的启示在于,GDP、军力等被视为一个国家强弱的主要衡量标准,并不准确。那些数据只能部分反映一个国家静态的强弱状态,不能说明这个国家强弱的发展趋势。如果长期以GDP等标准看中国复兴,只能看到国家强盛与否的静止状态,却发现不了国家的发展趋势,更找不到让国家持续强大的奥秘。

 缺乏国家持续发展的动力

     要找到如何让中国持续复兴的奥秘,必须先知道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到底差在哪里?这不仅仅是经济走下坡路的问题,而是支撑整个国家持续发展的动力出了很大问题。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现代化教育的缺失。19世纪末英国教育大普及;日本建立学区,提出全民教育;而中国当时还是私塾为主,依然四书五经。教育没有跟上时代趋势,决定了中国国民素质不足以支撑清末中国持续强大。

     二、国家没有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英国全球扩张,不惜使用武力。日本也搞殖产兴业建立市场,并牢牢由国家主导整个国民经济命脉。而满清朝廷却几乎无所作为,发展工业基本是以军工为导向,结果到20世纪初国民经济几乎全部受列强控制。

    三、没有保证政府良性运作的政治制度。英国是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很早就以近代民主制度保障了其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转。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也革除了幕府统治的弊端,而清廷却死抱封建政体不放,甲午战争中暴露的问题多半与其有关,如官员腐败、海军不统一、事权分歧,等等。

    四、没有融入国家体系,也没有把握时代脉搏和观念。17世纪,以主权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兴起。1863年“国际法”译为《万国公法》一书介绍给中国官员时,“主权”这一核心思想却没有被中国人所接纳。当法国殖民者通过签约声称帮助越南“独立”时,清政府的官员还在坚持对越南的“宗主权”。《万国公法》1865年传入日本并经历广泛讨论后,日本主动与英国在1894年订立《通商航海条约》,基本实现自主权。观念的落后造成清政府一再面临国际危机,步步被动。最终,到20世纪初,中国从一个GDP强国变成一个公认的弱国。

衰弱史的现代启示

    通过对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衰弱史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现代启示: 首先,应该尽量减少甚至放弃以GDP、军力为核心的国力衡量标准,既要减少媒体对GDP的“宣传崇拜”,也要弱化中国各地政府考核中的“GDP指标”,以此,可以避免国民因GDP增长产生的“复兴将持续的幻象”。

    其次,扎实地履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理念。中国发展能否再高速持续30年,取决于有没有支撑高速发展的人才。以当前人才外流、教育功利化的诸多现象看,我们有理由对此表示担忧。 再次,反思当前中国经济命脉的国家控制率。有权威机构研究显示,中国28个主要行业,外资占多数资产控制权的占了21个,每个已经开放产业的前五名几乎都是由外资控制。当前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经济命脉呈现这种状态,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一个行业被外资控制的国家能够永远保持强盛。

    最后,需要花大力气进行当前时代背景和国际发展趋势的研究,进而发掘到底是怎样的政治制度、怎样的中国与世界关系,才有利于中国持续的复兴。毕竟,一个国家的持续强大,不在于这个国家能发现多少本身的优势,而在于这个国家能够看到未来面临着什么样的危机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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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上百炭疽袭击嫌疑人 FBI逼死多名科学家

信源:荆楚网

2008-08-11

    200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将炭疽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确定为国防部陆军传染病研究中心的布鲁斯・艾文斯博士。为了找到艾文斯的罪证,联邦调查局动用了最卑劣的手段,离间他的亲人、朋友,最终将艾文斯逼上绝路。这不是艾文斯一个人的经历,据《纽约时报》8月9日报道,为了调查关于炭疽病毒信件的恐怖事件,美国联邦调查局锁定过超过100名嫌疑人,并一一进行了详细的审查,其中有的同样被逼自杀,有的失去工作、离开美国。

特工破门而入卡奇博士的家

    阿西夫・卡奇是一名巴基斯坦移民,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切斯特市政府财政部门的财务副总监。2001年11月的一天,他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办公,联邦调查局特工突然破门而入,气势汹汹地抛出一大堆问题,“你对‘9・11’恐怖袭击事件是什么看法?”“你对炭疽病毒了解多少?”卡奇说,“当时很吓人。”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随后,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来到卡奇博士的家里。一个特工用枪指向打开的窗户,其他特工身穿厚重的防生化武器服,踹开了大门。实际上,这时候卡奇的家里只有他的妻子在厨房做饭。调查人员翻箱倒柜寻找可以制作生化武器的装置,并强行带走了他的电脑。

    有同样遭遇的还有伊尔沙德・谢赫博士,他是切斯特市政府社保部门的一名委员;他的兄弟马索德・谢赫博士是一个去铅项目的主管,他们都被怀疑是恐怖事件的凶手。兄弟俩都是巴基斯坦移民,还没有取得美国国籍。这三人是第一批接受联邦调查局审查的炭疽袭击恐怖分子嫌疑人,工作内容和炭疽病毒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在几天后,他们的名字传遍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大街小巷,地方电视台找到了联邦调查局调查现场的录像,不断滚动播出,怀疑他们是炭疽信件的恐怖分子。

    最后,调查结果大白于天下,原来是一个心怀愤恨的政府雇员想报复卡奇博士,编造了所谓的“嫌疑”。但是,三人原本平静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谢赫兄弟失去工作,拿到美国绿卡无望,不得不离开美国。卡奇每次去加拿大探亲回国都要遭受联邦调查局2个小时的盘问。

生化学家米克赛尔博士“把自己灌死了”

    2001年底,联邦调查局开始将调查目标转向国内的研究机构,并给美国微生物学会的30000名会员发去信件,称“有很大的可能性,你们认识的某个人制造了炭疽信件恐怖袭击”。FBI调查了大批美国国内的生化学家,米克赛尔博士就是其中的一位。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米克赛尔和艾文斯博士一起在美国陆军位于弗雷德里克的传染病研究所工作,后来他加入美国俄亥俄州的一家生化武器研究承包机构,参与了美国政府最机密的生化疫苗的研究。据熟悉米克赛尔的政府官员说,联邦调查局从2000年初进入米克赛尔博士的生活,经常进行长时间审讯。从此,米克赛尔博士开始酗酒,到后来他每天要喝掉5瓶烈性酒。2002年10月下旬,米克赛尔博士去世,当地报纸只发了个简短的讣告,没有关于他和炭疽信件调查的只言片语,米克赛尔博士的家人说,“他把自己灌死了”。

    艾文斯博士的同事哈特菲尔也深受其害,1997年到1999年他在陆军传染病研究中心工作。作为一名生化专家,他喜欢单独进行研究,好润色自己的研究成果,正是这个癖好吸引了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注意,他们将哈特菲尔博士定为头号嫌疑人。至少有一年的时间,联邦调查局每天监视哈特菲尔,有一次,联邦调查局的车跟得太近,甚至轧到了哈特菲尔的脚。

    2002年8月,哈特菲尔在新闻发布会上泣不成声,诉说自己的清白。在联邦调查局承认这个错误后,哈特菲尔状告联邦调查局、美国政府、纽约时报等毁坏了他的名誉。最终,美国政府赔偿给哈特菲尔博士460万美元。今年8月8日,美国司法部发表声明文件,为哈特菲尔博士洗清罪名。

 FBI毁了外科医生贝里的婚姻和事业

    肯尼思・贝里只是急救科的一名外科医生,对生化恐怖袭击事件感兴趣。2004年8月,联邦调查局到达他所在的街区,开始疏散附近的居民,封锁了街道,套上防卫服,全副武装入室搜查,并带走了电脑、大量的书籍和信件。贝里在纽约的另一栋公寓也遭受了搜查,联邦特工甚至搜查了他父母的住所。这些画面在当地电视台不断重播,贝里的妻子受不住压力离开了他。

    2005年,通过对炭疽信件内病毒基因进行对比研究,联邦调查局将怀疑对象转向了艾文斯所在的陆军传染病研究中心。此研究中心细菌部至少有12名员工接受了联邦特工的调查,在法院的大陪审团面前宣誓作证。

艾文斯博士在酒里调放了大量的止痛药自杀

    在艾文斯博士被怀疑之前,他在研究中心有一名很要好的朋友亨利・海涅。艾文斯原来的上司、退休的陆军医生罗塞尔・伯恩说:“办公室开始流传一种说法,说海涅向联邦调查局出卖了艾文斯。一些人告诉艾文斯,‘亨利・海涅根本不是你的朋友。’然后他的律师就要求他断绝同海涅的来往。”但是,海涅说他一直把艾文斯当好朋友,他知道艾文斯被告诫同他断绝来往后说,“我一直认为那是联邦调查局实施的离间计,把一对朋友隔离开来”。他也否认自己曾经出卖过艾文斯,他还认为艾文斯是被冤枉的。

    根据联邦调查局公布的资料,艾文斯一直有精神问题,一名医生说他是“反社会的杀人狂”。自杀前的两周,艾文斯告诉一个研究中心的同事,说自己正在经历的和米克赛尔博士相似,“他喝酒杀死了自己”。两周后,艾文斯在酒里调放了大量的止痛药自杀。

    不仅仅是朋友,联邦调查局还用金钱离间艾文斯的家人。据悉,FBI曾向艾文斯的儿子安迪保证,只要他找到能证明父亲有罪的证据,就能得到250万美元和一辆跑车的奖励。

“这是美国政府的耻辱”

    为追查炭疽病毒信件的幕后恐怖分子,联邦调查局对超过100人进行了严密审查。艾文斯的自杀留给世人一个新的迷局,联邦调查局一口咬定艾文斯就是幕后黑手,但是部分国会议员、媒体和艾文斯的律师都坚持认为是压力促成了艾文斯的自杀,他本人是清白的。美国众议院议员、曾为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家的拉什・霍尔特说,不管艾文斯是不是有罪,联邦调查局在调查过程中的处理方法非常低劣,“所造成的结果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美国政府的耻辱。”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14 10:01:2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美国导弹防御局局长:在波捷部署的拦截导弹速度问题

美国导弹防御局局长: 在波捷部署的拦截导弹速度问题

华盛顿的"劝阻战略"

宋晓军

《三联生活周刊》

    两个人搏斗了一阵后,体力仍有大量剩余的强壮一方对体力不支的一方的羞辱,是很多大片中常见的情节。但问题是导演为什么会热衷于展示这样的情节呢?"请放心,莫斯科!"――这是美国导弹防御局局长亨利•奥伯林(Henry Obering)7月15日针对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莫斯科声称要对美捷签署部署反导雷达协议实施"军事和技术"反制措施的回应。随后亨利•奥伯林接着说:"我们在欧洲建立并测试反导系统在伊朗没有发展出洲际导弹前不会投入运行。"很显然,亨利•奥伯林在协议签署一周说的这番话,与其说他是在安慰俄罗斯,倒不如说是对俄罗斯的羞辱。

    "我们在波兰部署的拦截导弹速度只有6.3公里/秒,是无法追上俄罗斯部署在乌拉尔以西洲际导弹的。"这是不久前俄罗斯对美国将在波兰部署由两级"飞马座"火箭助推的地基中段拦截导弹(GBI)发出警告后,亨利•奥伯林与导弹防御局首席科学家对俄罗斯人耐心的"安慰"。当时亨利•奥伯林之所以强调拦截导弹的速度是6.3公里/秒,是要强调这种拦截导弹是用于拦截伊朗于2003年9月22日在两伊战争爆发23周年展示的"流星-3"弹道导弹的。当时根据西方的情报证实,"流星-3"弹道导弹的射程在2000公里以内(1300~1400公里)。根据计算,射程在3000公里弹道导弹的弹头再入大气层的速度应为5公里/秒以下(最快为4.86公里/秒),而射程在10000公里的洲际导弹的弹头再入速度为7.18公里/秒。也就是说,由于俄罗斯目前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射程都在10000公里,而美国将部署在波兰的拦截导弹是不可能追上俄罗斯洲际弹道导弹的。

    有意思的是,当亨利•奥伯林声称将部署在波兰的拦截导弹追不上俄罗斯的洲际弹道导弹后不久,美国科学家乔治•刘易斯(George N Lewis)西奥多•波斯托尔(Theodore A Postol)在今年5~6月号的《原子能科学公报》期刊上发表的题为"愚蠢的欧洲导弹防御网"文章中指出:根据美国导弹防御局公布的火箭级段数据和公开的"飞马座"火箭手册上的数据,亨利•奥伯林所声称的6.3公里/秒是完全不信的。也就是说,虽然按照设计部属在波兰的拦截导弹将比部署已在美国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的拦截导弹少一级位二级火箭,但并不意味着最后被助推的重为60公斤的"大气层外拦截器"(EKV)速度会从三级火箭助推时的8.5公里/秒以上下降为6.3公里/秒。事实上,根据美军海湾战争的经验,设计速度为1.7公里/秒"爱国者Ⅱ"的拦截弹头按说只能拦截射程为300公里的早期型号"飞毛腿"导弹,但是在实战中却以2.4公里/秒的速度拦截了射程为660公里的"飞毛腿"改进型导弹,这证明了实战中的速度比设计速度提高了40%。而负责总承包部署在波兰拦截导弹的波音公司虽然拿到了8000万美元的订单,却至今也没有进行两级火箭助推的拦截试验。

    当然,如果站在俄罗斯的角度看,问题的关键也许并不在于美国会不断升级助推火箭和 "大气层外拦截器"(EKV),甚至也不在于美国会对将要部署在捷克的雷达不断升级,而更在于俄罗斯自身战略武器的发展潜力。自苏联解体后,由于洲际导弹的研制生产资源有75%在乌克兰,俄罗斯只发展了1型洲际导弹――"白杨M"。当时根据《第二阶段俄美销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STARTⅡ)限制,俄罗斯在发展"白杨M"时只研发了单弹头型,虽然俄罗斯在布什政府退出《反导条约》后于2002年退出了STARTⅡ,但是在今年3月18日美俄举行的有关反导问题和销减战略性进攻武器的"2+2"谈判上(因STARTⅠ于2007年底到期),并没有看到俄罗斯威胁要拿出类似将"白杨M"发展为多弹头型的"军事和技术"反制措施。

    事实上,美国不在乎俄罗斯的强烈反对坚持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不仅仅是要羞辱俄罗斯,也许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羞辱的过程不断展示给全世界。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那些效仿俄罗斯仍在大力发展洲际弹道导弹的国家而言,这个过程的展示很可能有一种"后现代"的威慑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专家罗伯特•马丁内奇(Robert Martinage)在5月6日的一篇文章中,已用中国为例把这种威慑定义为了"劝阻战略"。(原载《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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