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下面发出一组来文,其中最令人感动的是林彪之女林晓霖替父谢罪之文,这个女儿真是伟大,当父亲林彪在文革之初如日中天时,竟然批评父亲并与之断绝关系,而父亲死后,却替父亲承担罪责。我们为中国有这样忠孝的女儿所骄傲。林彪之女的举动显示,中国已经开始了历史的解冻,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人内部之间恩怨在第二代人里的化解,第二个表现是国共两党的恩怨也开始化解。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宋楚瑜等访问大陆,都是历史恩怨化解的表现。中华民族如果没有这种胸怀,永久停留在仇恨里,这种民族是没有出息和希望的。我们要向林家子女学习。林彪的二女儿林豆豆早就与罗瑞卿之女罗点点握手了。尽管罗瑞卿是被林彪迫害致死的。林家子女和罗家子女的大度证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后一代可以超越他们的父辈,这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现。

林晓霖之举:中国历史的解冻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7年8月11日

目录

孙立平社会堕落之时穷人堕落更快----穷人害穷人比富人害穷人还厉害》

江亿:《中国疯狂“造城”之忧》

杨芳洲:《关于国家巨额外汇储备经营管理问题致全国人大》

林晓霖:《向在“文革”中受父亲迫害、牵连的人谢罪》

张二寅:《顺差、赤字、信贷、周期与储备替代通论——顺差与中国福利损失》

康新贵:《山西黑砖窑的多维动因分析——阶级、秩序、价值观念、民间社团》

杨支柱:《冷静看待国家计生委的标语新政》

皮介行 翟玉忠:《论道与法和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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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这是近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时的演讲内容,我们在原标题之后加上了两个副标题。]

社会堕落之时穷人堕落更快

----弱者对弱者的祸害,可能会达到一种更残忍的地步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  孙立平

2007年8月14日

    社会堕落穷人也会随之堕落,堕落的速度甚至超过整个社会,因为穷人没有资源去抵御堕落!通过黑煤窑事件分析社会底层的生存状态。他认为,黑砖窑反映了弱者对弱者的祸害,可能会达到一种更残忍的地步。

黑砖窑主是穷人害穷人

    资本对劳工的压迫、官商勾结……对黑砖窑事件的这些传统反思思路,孙立平一开讲就坦言不太同意。他认为,在这个事件中,无论是包工头还是黑窑主,其实都算不上像样的资本,也没有像样的权力。他认为当中的奴工现象所表明的是一种典型的穷人祸害穷人、弱者欺凌弱者的一种现象。

    从很多披露出来的黑砖窑来看,这些黑砖窑基本坐落在偏僻、落后、穷困的地区,尤其是山区。孙立平以经营得比较好的王斌斌砖窑为例,现场算了一笔经济账:把劳工骗过来,六条狼狗、几个打手看着,让他们像奴隶一样劳动,一年生产了300万块砖。砖窑主收过去,给了11万元。30个劳工不给工资,但光是伙食费就得去掉一半,也就是五万多块钱;剩下还有五六万块钱,还要养六条狼狗,几个打手,还有其他经营的费用,最后可能就剩下四五万块钱。“大家想象一下,即使这个包工头是一个雷锋,一分钱也不要,这四五万块钱,三十多个劳工在这里分,每个人能够分多少呢?”

穷人堕落更快只因无力抵御

    按照一般的情况,一年也就生产六七十万块砖,一般包工头一年能够剩下一二万块钱。所以他不太同意用劳资关系去解释这件事,甚至不太同意用官商勾结来解释。他也承认对当地官员的贿赂有可能存在,但,一年也就一两万块钱的利润,能够勾出什么样的官商?实际上这个包工头一年前也还只是一个在建筑工地上打工的人。这个窑主其实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能够当窑工的,那些被骗来的窑工,都是比他们更弱的弱者,是老人、小孩、智障者等等。所以从黑砖窑事件当中可以看到,弱者对弱者的残害、弱者对弱者的祸害,可能会达到一种更残忍的地步。

    黑砖窑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在生存的生态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底层不断堕落的过程。“我们经常说当社会在堕落时,造就了一批为富不仁的富人,而穷人还保持了勤劳、朴实的本色,但是可能事实并不是这样,社会堕落的时候,穷人也会随之而发生堕落,而他们堕落的过程甚至超过了整个社会的堕落。为什么?因为他手里没有资源去抵御这个堕落的过程。”

 

中国疯狂“造城”之忧

清华大学教授 中国工程院院士 江亿

2007年8月11日 

    作者简介:江亿,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作为一名建筑环境工程专家,他在节能建筑、生态建筑等研究领域成果卓著。)

    中国的土地,资源,能源与环境条件能够容许我们在人均建筑面积这一点上达到西欧或者美国水平吗? 建筑业的快速发展也许有助于GDP的增长。但江忆指出说,过快的城市扩建是在浪费资源。中国需适度控制城建发展。

"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是我们唯一可能走的现代化之路。而控制建设规模,应该是资源节约型社会的主要标志。"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建设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一项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城镇建筑面积在5年内翻了一番,由2000年的77亿平米增长到2004年的近150亿平米。增长速度超过了 

    世界银行在90年代中期预言的中国建筑总量10年翻一番的速度。房屋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人均建筑面积也以极快的速度增长。 照此发展下去,中国的城市建设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在中国的"十一五"规划和到2020年的发展规划中,我们可找到如下几个版本的描述: 

   每年城镇新建建筑20亿平米,今后这个速度将维持下去,到2020年,还将建造300亿平米城镇建筑,那时中国城镇将拥有建筑面积450亿平米,人均将达到54m2/人; 每年新建建筑20亿平米,其中城镇新增面积10亿平米,按照这个速度发展,2020年,还将建造城镇建筑150亿平米,那时城镇建筑面积总量将为300亿平米,人均将达到36 m2/人; 每年新建7-10亿平米,到2020年,城镇建筑面积增加100亿平米,达到250亿平米,人均将达到30 m2/人。

    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让市民的居住、办公和公共活动场所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同时还带动了钢铁、有色、建材等产业的快速增长。然而,发展过快可能导致的种种问题却不得不令人担忧。

城市的发展和扩张导致大量 

    耕地被占用。从1998年到2005年,中国城镇占地面积增加了一半。目前东部部分沿海城市已经出现土地供给量紧缺,无地可建的现象。城市建设必定伴随着新建建筑和配套的道路、绿地等,如果综合的容积率按0.7计算,则100亿平米的新建建筑将占用土地0.214亿亩,若新建200亿平米建筑如果全部占用耕地,就将使中国耕地减少2.4%。

    中国2005年钢铁制造用能2.5亿吨标 煤,其中约70%用于建筑; 水泥制造耗能近1亿吨标煤,50%以上用于建筑;其他有色金属和建材类产品耗能近1亿吨标煤。用于城市建设的建材耗能就约为3亿吨标煤,占中国商品能源消费总量的约15%。从一定意义上讲,近三年能源消费增长的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就是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增速过快所致。

    城市建设不可能长期高速发展下去,若发展到临界,一下全停,就造成大量生产厂的关闭,浪费大量生产设施并产生大量社会问题;而放缓建设速度,可以减少对这些生产能力的需求,大大缓解未来可能出现的"关停并转"的问题,符合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这样作对目前GDP的增长和就业会带来一定问题,但关键是怎样通过增加服务业和来缓解这些问题,而不能"杀鸡取卵",为了短期的发展需要,造成长远的潜在危机。 

    建筑物使用过程消耗的能源占其全生命过程中能源消耗的80%以上。现在中国城镇建筑运行能耗由北方地区冬季建筑采暖能耗、住宅和一般公共建筑除采暖外的能耗、大型公共建筑能耗构成,占社会总能耗的20%~22%。建筑能耗由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和建筑总量影响,随建筑总量的增加而增加。如果中国将来城镇建筑总量增加一倍,建筑能耗总量很可能要增加不止一倍。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建筑运行能耗水平已经从其处于制造大国时期的20%~25%发展到目前"金融与技术"大国时的近40%。 

    由于中国城镇建筑存量5年中翻了一番,新建建筑比例很大,既有建筑中需要维修的比例不高,建筑维修费的付出在整个建设投资中的比例也并不突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既有建筑的大量维护维修负担就会逐渐浮现。据统计,英国1980 年的维修费占当年土建费用总支出的2/ 3,多数发达国家的维修费用一般占50%左右。中国二十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对 建筑质量控制不高,建筑寿命相对较低,城镇建设超常规飞速发展必然导致大量的新建建筑同时进入维修期。这将形成巨大的经济负担,甚至影响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美国社会的发展完全建立在大规模占用全球资源的基础上,高人均建筑面积是其资源与能源过度消费的突出表现。西欧的重建和发展是在二战后的50年代,由于当时美国已占有了世界上的大量资源和能源,欧洲社会的人均建筑面积仅发展到美国的60% 就基本进入平衡稳定的阶段。亚洲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兴起是在二十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此时全球资源紧缺问题已出现端倪,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走出了一条资源相对节约的新路。但是,相对狭小的建筑空间并没有影响它们的经济发展,也没有限制它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与亚洲几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目前城镇人均建筑面积都已经不低。即使每年增加1500万由于农村移民造成的城市人口的增量,每年只要再竣工5~6亿平米新建筑,就可以维持城镇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亚洲发达国家水平。如果每年竣工10亿平米新建筑,则到2025年,中国城镇人均建筑面积就可以达到西欧水平,如果每年竣工20亿平米,则到2030年,中国城镇人均面积就将超过美国目前的水平。然而,中国的土地,资源,能源与环境条件能够容许我们在人均建筑面积这一点上达到西欧或者美国水平吗?高人均建筑面积一定要付出高额的能源代价、高额的环境代价和高额的维护成本,而并不一定意味着高工作效率高健康居住水平。因此,这种高付出而低回报的方式决不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应该走的道路。 

    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是我们唯一可能走的现代化之路。而控制建设规模,应该是资源节约型社会的主要标志。 目前中央把万元GDP能耗降低20%作为十一五的主要战略任务,如果城镇建设从目前的超过10亿m2/年逐渐降低到6~8亿m2/年,建材的市场需求就会减少2/3,建材(包括钢材)生产用能就会由目前的总能耗的20%降低到10%,这就可以对能耗降低20%的战略任务做出一半的贡献。

    当城市建筑规模已经满足社会发展、经济活动和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后,继续盲目以增加城市建设规模作为GDP增长的主要渠道,而不及时实现生产结构的转型,将是 浪费资源、浪费能源,完全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危险之路。应立即停止 

    超大面积豪宅的建设,把新建住宅的户均面积控制在90m2以内。控制我国每年新开工的民用建筑规模,从目前的超过10亿m2,在五年内逐渐减少到6亿m2 /年。 科学合理地控制城市建设规模,是实现中国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

    PS: 如果江亿院士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房地产作为一种对"级差地租"的"投资"而不是"消费",更将是误导性的。

 

发件人:"芳洲 杨" <yangfangzhou99@yahoo.com.cn> 收件人: "仲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8-10 22:37:31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杨晓陆传文(附件) 

关于国家巨额外汇储备经营管理问题致全国人大

杨芳洲

2007年8月10日

尊敬的全国人大各位代表:

    目前,国家外汇储备已达1.3万亿美元,如何管理使用这些外汇财富无疑将极大地影响我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由于外汇因其世界范围的流动性而最易大量流失境外;又由于外汇与国内商品(间接)的等价关系,大量流失外汇财富引起汇率严重改变时必极大地改变外汇与国内商品之间的(间接)比价,因而将再流失其它国内物质财富;所以流失外汇财富比丧失其它形式的财富更易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和银行挤兑风潮,搞不好就会造成民族经济的大失血乃至彻底崩溃。当今世界上最严重的经济灾难都是因外汇出了问题。如:拉美、俄罗斯、东南亚等。因此,外汇安全,应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首要问题。

    又由于我国过去十几年来已有约五千亿美元的非法收入转移境外,加之因过去经济紧缩造成的损失(约为真正银行坏账的2倍),及因外资对我各行业的大规模兼并垄断,对金融业大量廉价参股,以及境外投机热钱赚走和我外汇运作本身的失误,我又进一步流失大量财富。因此,届时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和银行挤兑风潮将更加猛烈。外汇安全无疑因我特殊国情而具有比一般国家更大得多的战略安全价值。

    鉴于外汇储备巨大的安全价值不仅在于其资金本身,而且关乎国家经济、军事、政治生死攸关的巨大战略安全利益。鉴于以往我外汇管理使用严重失误,造成我国2003―2006年买进目前已是坏账的美国次级市场按揭抵押债券高达1075亿美元,多于其他任何国家。

    鉴于美国必然经常采取的强势美元政策对债台高筑的美国经济致命的高利率风险,则此风险导致充满虚假评级陷阱的美国金融房地产市场巨大泡沫崩溃破灭,进而导致美国及全球的经济灾难,已是难以避免的历史必然性。

    鉴于目前美国次级按揭市场危机爆发,大量金融衍生产品的评级和交易已被揭露出存在严重欺诈,“巨额亏损将再也难以掩盖, 横扫整个世界金融市场的空前风暴必然降临。”“国际清算银行强烈警告世界可能会面临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 [注1],使我对美金融衍生品巨额投资已面临严重现实危险。

    鉴于我以往外汇投资失误造成的巨大损失并未引起即将成立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汇投公司)的重视而成为其前车之鉴,相反却不顾惨痛教训,要再将1000多亿美元进行此类金融组合投资。并且这些投资中的绝大部分以选秀方式外包给外国机构投资者[注2]。

    鉴于我外汇储备的经营运作事关国家战略利益,应属于国家最高机密;而外包给外国机构投资者,我重要战略经济储备为他人利用,不仅其不会用于符合我国家利益之用途,而且难以保证其不用于损害我重大国家利益之用途。

    鉴于国际游资(主要是美元)充斥全球,美元资产供大于求而资源产品供不应求是目前这个历史时期之最基本供求大势,外汇储备的基本经营方向理应顺势而为,增加我所紧缺且必然升值的黄金、石油等战略资源储备,减少必然贬值的美元资产。而汇投公司领导人却否决了有关政府部委和专家购买战略性储备的正确建议,确定了逆势而为(以美元资产为主)的金融组合投资方向。

    鉴于我过去主要将外汇储备用于购买美国国债造成的贬值损失,及如中美关系破裂时一切美元资产将遭美政府冻结的风险;而汇投公司所确定的金融组合投资不仅持有美国国债所具有的贬值及有可能被冻结的双重风险依然存在,而且还大大增加了购买美国国债所没有的破产和坏账风险。

     鉴于汇投公司经营运作外汇储备数额巨大,且其不仅未将外汇储备安全性给以应有重视,其经营方向又完全逆大势而为,必导致严重亏损,我国家财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巨额外汇储备已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加之可能被外国投资机构用于损害我国家利益以谋其私利,我之国力有用来自杀之可能。

    鉴于汇投公司对国家巨额外汇的投资使用反映出其既无正确的经营原则和方针,也没有与正确的经营方针和运作方式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保障及其严格的内部规章和纪律,因此目前该机构尚不具备经营外汇储备的基本条件。

    特提出如下建议:

    1.我国家外汇储备的管理经营必须将安全性置于首位。这不仅是指外汇资金本身的安全性,而且包括其管理经营对国家经济、军事、政治诸方面战略安全利益的影响。
    2. 确保安全性,兼顾盈利性、流动性、以及满足战略资源储备的需要。无疑应该作为国家外汇储备经营的基本原则。应尽快纠正与此正确经营管理原则相悖的一切错误方针和政策。
    3.我外汇储备的投资方向应顺势而为,增加我所紧缺且必然升值的黄金、石油等战略资源储备,减少供大于求必然贬值的美元资产。这既无风险,符合安全第一原则,也是确保稳获最佳经济利益的正确途径,并且完全符合国家战略利益。
    4.应禁止将外汇储备从事高风险投资。对收购和参股境外企业,只应以资源型企业为目标,目的是获得稳定的战略资源供应。即便如此也应充分权衡利益与风险。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国公司的收购,其成功率则不足5%。因此决不能用我们的外汇储备去作此类无把握冒险。
    5.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的组织制度必须与其经营原则和方针相适合

    由于对外汇储备这些国之血本的经营管理关乎我最重要战略利益,因此需体现此国家利益之国家意志能具体落实到其实际运作中。这首先需要管理运作外汇储备的机构应直接受国家最高领导指挥,并受全国人大及对国家安全负重大责任之部门监督,评估其运作对国家安全及战略利益的影响。须确保外汇经营管理机构领导骨干是真正的爱国者,而不能是以全球化和外国(及买办)利益为其职责的官僚买办。总之,必须首先从制度、机构、及人员组成上确保我外汇储备是为我们自己的战略利益需要而使用,而不能是为他人的利益需要而使用。

    由于国家外汇储备的经营事关国家重大战略利益,因此应是国家最高机密。为避免我巨大的市场影响力造成我自抬买价,自杀卖价,其具体运作方式也应隐蔽秘密,如成思危副委员长所说“外汇储备应分散投资”。因此其组织形式也必须与其分散隐蔽机密的运作方式相适应。

    以上意见和建议还望各位代表能给予高度关注和支持!谢谢!

    注1:见宋鸿兵《外汇投资公司:当心美国“资产毒垃圾”》
    注2:见2007年07月21日《经济观察报》,记者李利明文章《外汇投资公司方向初定 以保值为首要目的》。

    [原编者按:2007年7月16日,《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展》在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展出时,林彪被列为“十大开国元帅”之一的照片赫然在列,展览使用“出色的作战指挥才能”形容林彪早年的军事贡献。对此,林彪大女儿林晓霖7月31日在广东梅州大埔县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这是一种官方认可,体现了尊重历史的态度。日前,在北京的林晓霖再次接受了记者采访。她表示,虽然在“文革”中,她与父亲林彪一度断绝父女关系,但骨肉感情是难以抹去的。她同时表示,愿意向在“文革”中受父亲迫害、牵连的人谢罪。]

向在“文革”中受父亲迫害、牵连的人谢罪

林晓霖

    “文革”开始时,我是保守派组织“八八战斗团”的骨干,不是保守派的领袖。当时,哈尔滨各高校集中到我们哈军工进行了一次大辩论,保守派和造反派各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大辩论的那篇文章的名字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我从演讲台下来时,工作人员立刻收到40个条子,要我的这个稿子。他们从我手里拿走稿子,赶紧抄,还有打印的。整个东北散发得很广。我没想到,这个事情影响特别大,引起造反派到北京告我的状.....

    告到“林办”后,很快就出现了一份《林彪声明》,说我政治落后什么的。后来在一本《毛家湾纪实》的书里,父亲秘书赵根生回忆说,这份声明其实是叶群完成的,然后就在全国广泛散发。这份声明一下子把我打入地狱,让我死不得、活不成,搞成个反革命一样。因为当时,按照“公安六条”,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就是反革命。在这份声明散发前,他们用欺骗的手段,用飞机把我搞到了新疆戈壁滩上软禁起来。在新疆,有人对我宣布了这份声明后,我大哭了一场,给林彪写了一封断绝父女关系的信。我还绝食了。在“文革”中,我绝食了好几次。

    我当时的政治观点,就是保守派的观点。我反对打倒老干部,把他们批斗得那么惨。我看不下去,心里难过啊。把各级党委全部砸烂,靠边儿站,学院整个都瘫痪了,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对。我在大辩论那篇文章中,讲了很多道理,用了刘少奇、邓小平的一些语录。我父亲和江青他们那个时候正在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我却给“文化大革命”泼冷水。我不是针对他个人,而是针对当时的整个大方向。我认为,他们如果不把我打下去,抛出那个声明,那中央“文革”小组能答应吗?他们支持造反派,而我作为林彪的女儿,却站在造反派的对立面。这样,就把我作为牺牲品打下去。这是一种政治的需要。

    “九·一三”事件发生不久,我很快就知道了。领导找我谈话,我很震惊。在头几天,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很多人过去见面,都笑嘻嘻、很热情,怎么一下子都拉下脸不理了。过“十一”,报纸上也没有父亲的名字了。我夜里睡不着,预感大祸要来临。虽然我写了断绝父女关系的信,但这时候,骨肉之情就冒出来了。我后来了解了整个事情的真相。我父亲当时是中央的二号人物,对“文革”造成的灾难,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对不起老战友、对不起老部下、对不起他战斗过的地方的父老乡亲。这是我的看法。作为林彪的女儿,我义不容辞地,对遭父亲迫害的人、受他牵连的人谢罪。

    我读过余秋雨写的《借我一生》,看到他家在“文革”中受到很大打击。我见到他时,替我父亲向他家谢罪;在王光美追悼会上,我见到刘少奇的孩子,也向他们谢罪;老舍在“文革”中自杀,我也向老舍的孩子舒乙谢罪;井冈山联谊会时,到场的都是老红军的一些子女,我站起来向他们替我父亲谢罪。我到过广东惠州一个部队,这是我父亲曾经带过的一个部队,我也谢罪。这么多年来,在很多场合,我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替我父亲谢罪。我谢罪,不为求得他们的宽恕。他们遭受这么大的灾难,我明白,这是宽恕不了的。有人对我说,你谢罪有什么用,你又没有钱,也没有权。你谢罪,也给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这么些年,很多人死去了、走了,还有少数在人间。我感到很对不起他们,但我真是无能为力。替父羞愧和谢罪,已无济于事,只是一种内心沉重而持久的感受罢了。

    这些年,我在替父亲谢罪的同时,也努力希望我父亲曾经带领过的部队在战争岁月里的功绩能够得到肯定。1994年1月,当时四野战史没有着落,而其他野战军史正在编写甚至听说有的已完稿,我给陈云同志写信提出写四野战史及修建平津战役纪念馆,这个事情后来解决了。我这样做,都是出于谢罪感及责任感。现在,官方对父亲的评价有改善,我觉得,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表现。这是一个进步,向着历史的真相跨近了一步。“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说起来很简单,真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

 

发件人:<zey123@sohu.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7-26 13:38:55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投稿:顺差与福利损失 

  张二寅,山东宁阳人,毕业于西南石油学院自动化专业,曾在胜利油田计算中心工作4年,现在在知春路盈都大厦一家软件公司做财务工作。尽管原来是理工毕业的,但对经济问题很感兴趣,在对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控制论等学科的一定理解的基础上,时常思考几个问题:市场能自动均衡吗?跨周期的长期物价为什么上涨?美日等老牌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巨额债务如何形成的?节俭悖论成立吗?菲利普斯的膨胀与失业曲线完整吗?基于上面问题的思考,我写出了政府经济学新概念一文,回答了困扰我多时的问题。

顺差、赤字、信贷、周期与储备替代通论

——顺差与中国福利损失

张二寅

    关键字:增长奇迹 自由放任 价值缺口 价值补偿 顺差 福利损失 赤字 信贷 周期 储备替代央行购买 银行期货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分析中国近25年经济快速增长的世界奇迹,得出宏观价值补偿是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的结论。通过对比分析顺差、赤字、信贷等价值补偿手段,着重指出了巨额顺差带来的福利损失,并创造出储备替代的反周期政策工具。

一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发生的伟大变革,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成为主旋律,中国经济驶入快速轨道,平均年增长率高于8%,迄今已经持续了近四分之一世纪,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惊人奇迹。

二 原因分析 

对内搞活激发了微观经济个体的活力。包产到户、价格放开、多劳多得、厂长责任制等一系列政策出台,极大地调动了厂商与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对外开放引进了技术、设备、资本,获得外部资源支持,经济改革初步成功。

然而经济快速增长后,却遁入低迷。1998年尽管有外部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自由市场的周期本性,政府不得以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刺激衰退,同时,2000年后外贸顺差快速增加,随之中国重新步入快速增长轨道。

对其原因分析,中国20世纪最后20年的经济成功在于引进市场,它是自由放任的斯密经济学的成功,一般是由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该阶段需求强劲,利润空间广阔,只需解放微观活力即能实现。明确产权、分配机制,有效调动农民、工人劳动的积极性,释放了生产力。在21世纪初自由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利润的积累,导致消费不足,通货紧缩压力凸现,宏观经济迫切需要价值补偿,这是微观个体无能为力的,该阶段的成功在于政府的价值补偿与外贸顺差价值补偿。即先期由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赤字价值补偿拉动,后期主要依赖外贸顺差价值补偿。

三 国债赤字价值补偿

国债赤字能增加居民收入与厂商利润,这点凯恩斯是正确的。但因为经济利润的存在,使居民收入小于厂商产品预期价值,但产品预期价值最终决定于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小于居民收入,因此宏观经济存在价值缺口。增加投资不能减小价值缺口,相反使缺口加大,因此扩大政府支出的初始投资不能回收,整体社会价值没有变化,表现为巨额的政府赤字与大量的银行呆坏账,积累金融风险。凯恩斯却忽略了这点,成为饱受弗里德曼诟病的致命伤,并使本以站在宏观视野尝试价值补偿的经济学重新被其推回微观自我满足的牢笼。

依靠国债拉动的经济增长,主要的投资方向是基础设施,消耗了大量的原材料、能源,抬升了社会的生产成本,主体经济萎缩,引发挤出效应,形成对国债经济的严重依赖,导致国债的滚动积聚。

这种简单横向扩张的经济增长方式,可以获得高的GDP增长率,但消耗了大量资源,污染环境,在此繁荣的表象下,忽视研发投入,技术进步缓慢,阻碍了产业升级。

四 信贷、货币供应量价值补偿

弗里德曼简单认为物价波动就是信贷、货币供应量的问题,主张采取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量增长,反对随机反周期操作。信贷扩张提升了物价,却没有增加社会所有权价值,也即利润空间并没有增加,经济不会实质增长,这点弗里德曼心知肚明,他认为在物价上升没有被预期前,经济可以增长;一旦预期确定,增长停止。同时,固定货币增长率,反对一切随机适时操作,将加大物价波动幅度,宏观上的放任极易引发经济动荡。

五 贸易顺差价值补偿

1、顺差的形成 

市场经济的先行国家的状态 高物价、高失业、过剩的资本、低利率、低增长、过时的技术、待淘汰的机器设备、迟缓的技术研发、污染的环境。

市场经济的后进国家的状态 低物价、稀缺的资本、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资源、落后的技术、原始的生产力、广阔的市场需求。

资本的扩散 先行市场国家通过资本、技术的扩散,获得廉价资源、广阔市场、丰厚的利润。后进国家获得了技术进步、现代化、民族经济的崛起、巨额外汇储备。

2、顺差的短期优势 

顺差克服了国内通货紧缩,实现了市场的价值补偿,慰平经济周期,确立了经济增长趋势。贸易逆差则加剧了国内通货紧缩,引发经济衰退,只能依靠政府赤字与超前负债消费维持,故对外贸易只解决顺差国的价值补偿,长期的巨额贸易顺差必然引发贸易保护与摩擦,甚至战争,因此不可持续。

六 巨额顺差的福利损失

1、它让国内处于通货膨胀,居民消费倾向降低,消费不足,企业利润率下降;让国外通货紧缩,居民借贷消费,透支未来,他国企业生存困难,失业严重。前者使人民币贬值,后者使人民币升值,结果是外汇管制失败,明智的选择使人民币自由兑换。如不早改弦易张,本国与外国都将陷入经济衰退。

2、由于人民币不可兑换,巨额顺差产生的外汇占款形成流动性过剩,引起资产价格膨胀、国际游资的投机加剧资产价格上涨,楼市上涨引发工资上涨、公司成本上升被迫减产裁员、减产引起产品涨价、从而导致社会的全面通胀。

3、顺差国福利损失。高物价、低的消费水平、超负荷的长期劳动付出、巨大的原料需求、严重的环境污染、激烈的贸易摩擦、外汇储备贬值的不可控性。

七 失败的常规之道

1、 市场先行国家资本输出的根源在于利润的存在,利润是生产投资的动力,但也导致消费不足,引发周期性衰退。

2、 消费不足如何解决呢?关键是进行价值补偿。即一方面不损坏利润获得机制,另一方面实现宏观利润。

3、通过上面对政府扩大支出、扩大出口、扩大信贷增加货币供应三种传统价值补偿方式的分析,发现缺陷明显,不可持续。

八 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 

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就是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它可分解为国家的技术等级、国民综合素质、科技人文沉淀、社会财富积累、国民消费水平、国民休闲时间、幸福感指数、安全指数、参与积极性、创新性、组织程度、管理水平、环境居住指数等质的集合。

GDP、顺差、外汇储备、货币都是完成最后目的的过程指标与手段,不可舍本逐末。

九 经济增长的关键控制点

1、保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材料、核心技术、关键人才。

2、社会财富的最终代表贵金属、稀缺的艺术品、重大基础设施。

十 创新的方式——储备替代价值补偿

以中美贸易流程为例,考察价值补偿的各量之间的关系,由于顺差可以解决经济周期,央行起着价值转换与枢纽控制的作用,因此我们只需要分析顺差国央行的功能需求。要顺利完成价值补偿,央行黑箱需要a接受顺差国的一定数量商品劳务,b返还相应人民币,c对人民币币值稳定负责。

为此,我们切去右边美国部分,假设央行委托一专门机构定期定量购买中国国内的黄金、艺术品、重大技术研发、战略原材料、重要能源、顶级商品存储起来,所用人民币为新增货币,是对社会的负债。该过程减少了中国国内的商品与劳务,并且是顶级商品,具有很大的产业拉动作用与储备价值;供应了增量主权货币,扩展了利润空间,抑制了通货紧缩,慰平了经济周期,保证了经济持发展;由于储备保留沉淀了社会财富精华,远比美元债务储备保值增值能力强,故币值得到充分保证,经济增长趋势得以长期确立,其主权货币购买力增加,外在表现升值,国家核心竞争力增强。如果美国采取同样的储备替代,则完全解决了各自独立的价值补偿,世界的贸易争端矛盾将大为减少,平衡贸易主要实现比较优势、技术交流,推进国际分工,而不是价值补偿。

反观目前的外汇占款机制,一方面被动增发大量货币,认为加剧通胀,在信贷扩张、国债赤字的三重压力下,长期物价高涨不可避免。同时,巨额外汇不是用来购买外部资源、技术,而是购买美元债务,不受其利,反受其害。这等同于把国内优质商品仍进太平洋,获得央行发行人民币的许可证,这还不如直接发行人民币呢!比之把国内顶级商品放进国库,相去甚远。

十一 完整的反周期政策工具

1、央行购买:即央行利用储备替代实现每年的价值补偿,控制经济发展速度,是经常性的政策工具。该点的数量选择有弗里德曼的成分,但货币为社会主权资本而非借贷。其值大小为当年预定经济增长速度的一半。该购买为全社会唯一的货币增量,不再发行外汇占款。比如去年GDP为20万亿元,预定今年增长速度为8% ,则央行购买数量为8千亿元。

2 银行期货:即组织商业银行联合会,组织期货、物流、仓储、银行实施反周期储备替代,调控经济走向。它作用于高级产业,可以拉动经济增长,调控宏观经济,促进产业升级换代。为获取最大的产业乘数效应,采购顶级产品定时更新,动态存储,领先消费,并迫使顶级产业只能纵向质的提高,不能横向量的扩张,这种方式称之为压迫性消费,战略性消费,它成为最新商品与普通消费之间的缓冲器。它既为消费者减轻了企业创新的消费成本,又为企业的技术创新,商品升级换代,结构调整提供了充分的资金支持,同时,全社会的创新成本减至最少,创新时间大为减少,创新步伐大大加快。它平衡了社会、企业、消费者的利益,达到了多方共赢。比建设国债调控的速度更快,效率更高。 

参考文献:

1、张二寅著。政府经济学新概念,2005 

2 [美]赫伯特。斯坦 Herbert Stein著。美国总统经济史-从罗斯福到克林顿,2003 

榕基软件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财务经理 张二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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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黑砖窑的多维动因分析

——阶级.秩序.价值观念.民间社团

康新贵

    摘要:国家管理人的集体缺失、资本家的强势和劳动者的弱势是导致山西黑砖窑出现的直接原因;从价值观念上说,中国的文化思想体系缺乏商业文化的要素,没有一种公平交易的价值观念,所以缺乏诚信、公平的理念、无商不奸成为正常的价值观念。发展劳动者阶级的代言人集团,是避免出现山西黑砖窑的较为现实和有效的方式。

    关键词:四个阶层 价值观念 民间社团

一、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

  依据拥有对控制社会的稀缺资源的多寡,中国社会目前已分化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其中劳动者又分化为三个子阶层:发展型、温饱型、贫困型。①稀缺资源包括政治权力、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很明显,劳动者阶层在四个阶层中属弱势群体,他们在改革中获得利益最少甚至是绝对的利益受损体。

    拥有政治权力的阶层——国家管理人,这里强调指拥有实际控制权力的人,如省长、市长、镇长等,不包括机关的一般办事员、打字员等。资本家:拥有经济资本等,有二个含义,一是拥有资本,二是资本有一定的数量,如50万、100万以上,这个最低数字很难确定,也没有必要。但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是必须的,哲学上讲,量变引起质变。这个数量,决定了资本家是以资本的运作为主。开小卖部的、摆地摊、擦皮鞋的,也有生产资料,但他们不是以资本的运作为主,他们是以劳动为生的自我雇佣的劳动者,他们不是微型的资本家,不属于资本家阶层。中产阶级,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一般指拥有知识、技能的高级人才,这个阶层,既有职业的划分、又有收入的多寡。如教授、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知名律师、医生、影视明星等。劳动者,分为三个子阶层,发展型、温饱型、贫困型。发展型:发展型劳动者既有职业特征,又有收入的多寡。如一般的脑力劳动者,如一般律师、评估师,高级技术工人等,是体力劳动加脑力劳动,他们是准中产阶级,有可能上升到中产阶级行例,也有可能被淘汰到温饱型、贫困型。温饱型:一般体力劳动者。如商场营业员、工厂的工人等等。贫困型:贫困山区农民、下岗工人、摆地摊的、擦皮鞋的等等。

    国家管理人主要由各级官员组成,他们控制着国家的各级权力机关,他们通过运用法律、行政手段控制社会秩序和运行,实际控制着社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尤其在我国,二千多年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形成的历史惯性和文化沉淀,形成了国家具有极大的管理社会的功能。国家管理人和哪个阶层结盟、倾向于哪个阶层,将会导致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发生重大的变化,左右社会的发展趋势。在如何分配有限的资源、如何平衡各阶层的利益、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国家管理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资本家阶级,虽然在当今中国只是一小部分人,但他们能量很大,尤其在地方及企业中,资本家阶级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和劳动者阶级的弱势形成巨大的反差。在企业中,他们更是具有绝对的最高权力,他们决定一切。

中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中国至今尚处在萌芽和起步中,就企业管理层而言,他们基本上是资本家阶级的附庸,没有相对独立的诉求和地位。

二、国家管理人的集体缺失、资本家的强势和劳动者的弱势是导致山西黑砖窑出现的直接原因。

无须讳言,劳动者阶级已沦落为弱势群体。如此,在当今中国,国家管理人与哪个阶层结盟、倾向于哪个阶层,就显得至关重要。国家管理人与资本家结盟,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即市场机制较为完善的国家,形成右翼政府,推行自由主义政策;在没有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的国家,则形成的是权贵经济,如俄罗斯的叶利钦时代、中国的国有资产流失、陈良宇社保基金案等等,是权贵经济的经典之作。

山西黑砖窑的出现,则是另一番景象。据报道,迄今为止,尚无发现官僚受贿而与窑主共谋的情况,涉案的官僚们似乎清白了一些。但从国家管理人履行管理社会、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使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职责来看,国家管理人在这件事情上的集体消失,使这一方面陷入无政府状态。在国家管理人集体缺失的情况下,微观的社会实体单位就不受外界法律和行政制度的制约,成为一个高度封闭的自治组织。

在公权消失的地方,私权就会扩张到极点。当国家管理人集体缺失时,对企业来说,只有资本家和劳动者二个主体阶层。毫无疑问,正是国家管理人集体缺失、资本家的强势和劳动者的弱势是导致山西黑砖窑出现的直接原因。

资本具有天然的贪婪性和扩张性,如果资本的这种贪婪和扩张性不受任何制约,社会将会是一片漆黑。而中国资本的这种贪婪和扩张性,更具有对社会的杀伤力和破坏力。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延续了二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封建社会的制度、思想体系、行为习惯等,对今天社会的影响绝不是一个封建残余的问题,它根深蒂固,渗透在人的血液、骨髓中,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它就一定会发芽生根成长壮大。尤其是封建糟粕与资本主义的糟粕相结合,对社会的破坏也就更加显著和恶劣。山西黑砖窑,倒退到封建庄园乃至奴隶制的庄园。

从价值观念上讲,统治中国价值观念的是以儒、释、道互补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缺乏商业文化的要素。所谓君子予以义、小人予以利,这就不可能产生一种公平交易的价值观念,所以无商不奸成为正常的价值观念,同时,儒家文化是一个讲等级的文化,没有平等的要素。如此,在当今中国的经济交易中,缺乏诚信、公平的理念就很正常了。当国家管理人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中集体消失时,这种无商不奸就发挥到了极致。于是,山西黑砖窑、血汗工厂、商业贿赂、造假、连续不断的煤矿事故......就很正常了。

据专家研究:商业贿赂与商品交换一直相随左右,不过,古今中外,像当今中国这样商业贿赂风气之广、之盛,给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冲击之大,仍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②

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中,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的比例,瑞典在二次大战前是1:1,六、七十年代是3:1左右,最高是4:1,③我国在2004年是0.65:1。④实际上,资本主义,既是在初期,也很少低于1:1。目前我国总工资占GDP的比例为15%左右,资本主义国家为50—60%之间,如美国,国民总产值的70%是劳动报酬。⑤二次分配, 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收入的12%。在发达国家中,社会保障的支出一般占到财政支出的30%左右。⑥近年来,我国每年在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逼近世界倒数第一,除了柬埔寨、津巴布韦等国比我国低之外,绝大部分国家都是高于我们。⑦比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低。

正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念中缺乏商业文化和平等的要素,而人是有思想并靠一定的价值观念支配其行为的动物,当思想意识,尤其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缺失和混乱时,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就会接踵而至。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时代,犹如春秋战国,奴隶制正在瓦解、封建制尚未确立,一切陷入混乱之中。在很多方面,我们正在破坏资本主义的底线就会成为必然的事情。

三、发展劳动者阶级的代言人集团,是避免出现山西黑砖窑的较为现实和有效的方式。

建设符合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的文化价值观念体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注定要度过一个漫长而漆黑的冬夜。历史总是要向前发展、生活每天都要继续,不会因为缺陷而停止。解决山西黑砖窑等类似的事情,较为现实和可能的是,从制度上完善国家管理人治理社会的职责,同时,发展民间社团,发展公民社会,尤其是发展劳动者阶级自己的民间组织。劳动者阶级之所以沦落为弱势群体,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劳动者阶级的利益表达途径不畅、政治权力较弱。而这一切,与劳动者阶级一盘散沙的“碎片化”密切相关。⑧

实践表明,只有自己的组织才能更好的为本集团争取自己的利益,在目前中国的四个阶层中,资本家的组织已经很强大了,但属于劳动者阶级自己的组织却很不发达甚至是欠缺。在山西黑砖窑事件中,不存在工会的概念,未看到任何工会组织的活动。目前的现状是,劳动者阶级要组织自己的社会 很艰难甚至是不可能。浙江台州温岭市的农民自发申请成立“温岭农会”,至今未获批准,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为社会提供零散劳务的劳动者,都没有一个合法的属于自己的社会团体来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如此,以软弱的个人与有组织的强势集团相抗衡,是不可能的事,劳动者阶级也就只有期盼青天大老爷的出现。而当青天大老爷不存在时,黑砖窑、血汗工厂就会必然出现、煤矿就会必然成为矿工们的坟墓。

参考文献:

1.康新贵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劳动者阶层分析》 网络 (学说连线) 2005年12月15日;
2.李建华,《完善我国反商业贿赂立法的对策》 《广东律师》 2006年第6期 第60页
3.高锋,《瑞典社民党的理论、政策创新与瑞典历史变迁 》 网络《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2005年5月22日发布;
4.《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
5.邓聿文,《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是初次分配》,网络,《人民网》,2006年08月02日;
6.齐志宏,《多级政府间事权划分与财政支出职能结构的国际比较分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06年3月24;
7.中国经济周刊,《专家建议:每年3000亿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人民网》2006年8月7日。
8. A李培林 李强 孙立平等著 《中国社会分层》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 第99页

作者 康新贵 民主建国会会员 职业 律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注册税务师
工作单位:广东平正信诚律师事务所 邮箱:kxglawyer2005@126.com 

 

发件人:"公盟" <gongmeng@gongmeng.cn> 收件人: "唐军" <tangjun@chinaelections.org> 抄送:发送时间:2007-08-10 16:06:4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公盟评论2007年第二十三期(总第四十期) 公盟评论2007年第二十三期(总第四十期)

冷静看待国家计生委的标语新政

杨支柱 公盟特邀研究员

2007年8月9日

    日前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生委")在其网站上发布通知,声称计划生育标语长期以来存在"冷漠、强硬、呆板、简单重复、质量不高"等问题,决定近期在全国普遍开展一次清理、规范、更新人口和计划生育标语工作,并公布了190 条新标语供各地参考使用。

    国家计生委的新标语由于改变了旧标语的"冷漠、强硬"而受到评论家如潮的好评。但是正是在辞旧迎新的颂歌中,大量反映基层计划生育实践(以下简称"计生实践")的野蛮旧标语第一次由互连网扩散到报刊上,引起人们对旧标语背后计生实践的反思;其标志是南方都市报8 月5日社论《让计生工作回归人本应优先于规范口号》,而措辞最尖锐的批评无疑当推邵建在 8月 8日南方都市报上发表的评论《国家之上是人》。

反思中国计生实践的第一个思潮已持续多年但缺乏明显的标志性事件,它主要由新闻记者对中国人口结构的客观报道、民间人口学家的网络辩论(以易富贤和何亚福为代表)、劳动经济学和性社会学的研究构成。这一反思让人们看到了实行强制计划生育二十多年后中国所面临的人口老化和性比例失调的严峻形势。

反思中国计生实践的第二个思潮以今年3月叶廷芳先生等 29位全国政协委员呼吁停止独生子女政策的提案为标志。其实以前也有政协委员提交过类似的提案,但措辞不够尖锐,没有向媒体公开且拒绝记者的采访。"叶廷芳提案"让人们开始普遍地关注独生子女的教育难题和强制计划生育给国人观念、心理带来的消极影响。

前两次反思,报刊舆论都对中国计生实践中的野蛮行径讳莫如深,没想到"叶廷芳提案"才提交几个月,就由国家计生委自己推动了对计划生育中的人权问题的反思——尽管这不一定符合国家计生委的初衷。问题只有首先摆到桌面上,才有可能解决。从这个角度看,国家计生委的标语新政对于中国的人权状况的改善可谓功莫大焉,因为计划生育中的人权问题无疑是中国最大的人权问题。

不过这只是就客观效果而论;邵建先生在《国家之上是人》这篇文章中,认为国家计生委的标语新政是对于计生实践中的不文明的一种"迟到的补救",这一结论我并不赞同。 

国家计生委如果真的要革除计生实践中的粗暴野蛮行为,大可以利用效率高得多的电视、报纸和互连网宣传其新政策,而不必挤占发达国家通常为弱势群体发言渠道的标语口号。评选标语和张贴标语不但成本高、效率低,而且侵犯农民的财产权。中国的计划生育标语,尤其是在清理之列的那些野蛮标语,大都刷在农民的外墙上。莫说要刷许多新标语,即使只将原来的标语铲除,也会再一次侵犯农民对其自有房屋的所有权。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标语承载的信息有限而且模糊,并不能告诉看标语的人究竟有什么权利和应该如何行使他的权利,因此只适合于刷标语的人动员看标语的人服从自己,而不是监督自己。因此可以说,标语政治本身就是不文明的,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精神背道而驰的。认真分析一下 190条新标语的内容,我的上述论断完全可以得到证实。 

即使从标语政治的角度看,国家计生委公布的这批新标语从形式到内容仍有不少问题,论可读性它们远较那些来自基层计生实践的"冷漠、强硬"的标语差,论内容许多新标语又经不起推敲。例如"低生育,素质好,男女都是宝"(第29 条),如果只有前两个分句,还只是科学上存在争议( 教师们普遍认为独子难教,医师们也普遍认为大龄产妇头胎难产) ;但是加上后一个分句后,就有反道德的嫌疑了——难道素质不好的孩子就不是宝吗?父母的爱心不是更应该向较弱的孩子倾斜吗?又如"倡导科学婚检,预防出生缺陷"(第40 条),由于中国又提倡晚育,结婚离生育之间通常存在不短的时间距离,在这段时间中酗酒、嫖娼、吸毒、生病吃药、环境污染甚至"播种"前过度劳累等等都可能造成出生缺陷,婚检对于预防出生缺陷有什么作用呢?明显应该是孕检才对。类似这样的问题,在 190条新标语中还不少。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国家计生委在有关清理标语的文件中,并没有反思计生实践中计生部门权力的膨胀和基层计生工作经常使用的野蛮手段,也没有任何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调整计划生育目标的迹象。从国家计生委对生不出多少人口的所谓富人、名人超生要求实行更多社会惩罚(法律外的惩罚,实际上就是歧视)的态度看,国家计生委实际上还是把自己的目标当圣旨来对待的。根据这种"圣旨逻辑",只要有人不怕惩罚,就是对自己的冒犯,就应该加重处罚;盗窃从来没有完全消灭,说明处罚还不够严厉,应该把偷窃一元以上的统统枪毙。可笑的是,如果真的没有人超生,根据现行政策允许的总和生育率(约 1.4)和实际的总和生育率( 2000年人口普查为 1.22)是不可能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国家计生委自己也说维持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总和生育率应该是 1.8(即平均每对夫妇生1.8 个孩子)!不过没法自圆其说并不要紧,错误百出的圣旨也仍然是圣旨,只要有人不服,那就要狠狠地整治,法律手段(社会抚养费)不够用就用非法手段(社会惩罚)整治。所以我不得不说,国家计生委的标语新政仅仅在形式上是标语政治,实际上不过是形象工程。遭受这一形象工程危害的,当然首先是农民的墙壁,其次是财政的钱袋。 

其实,如果国家计生委真的打算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调整计划生育目标,并且革除计划生育中的野蛮手段,是并不需要铲除农民墙壁上的旧标语的,更不要说刷什么新标语了。只要停止独生子女政策并革除计生实践中的野蛮手段,农民墙壁上那些杀气腾腾的计划生育标语就立即成为历史陈迹,跟"要斗私批修"一样不再让人恐惧,农民愿意把它们当古董一样保留在自家的墙上又何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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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介行 翟玉忠:《论道与法和德的关系》

 

皮介行:给翟玉忠先生

    皮介行简历:1955年生于台北,父祖为浙江人,百多年前为湖北省随州市皮家湾人士。毕业于东吴大学政治系。曾任《大学杂志》主编、《前进周刊》编辑、《南洋周报》主编、《民主报》编辑、《民众日报》记者、《在野杂志》总编辑、环球通讯社副总编(1987年10月,以此名义采访中共13大,为首次公开接触中共中央之记者。返台后遭开除)、三极高工教务主任、台商广东龙眼焊材厂副总经理。现任北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顾问、半人马评论主编、大爱中华评论主编、民主行动联盟盟员。正致力于推动【大爱中华】社群活动,强化文化中国之互爱互信,以壮大中华民族之光明愿景。)

    近阅润民儒学论堂上有翟玉忠.章东生.华军等三先生争论法家与儒家之相关义理.觉得颇为有趣.不妨也说几句。

    我以为人间的问题.首先必须推到宇宙存有───道的问题.再论析天人相贯的人道问题。相信此一立场应为各方所接受。因此关于道生德或道生法的问题.就比较好理解了。一般而言“德”为得.有得于道是谓德。人对道的深刻感通才是有德.离道背道就是无德。是以德是人道对天道的感通奉行.参与创赞.是更全面.更整体.包括所有天地生民之属的。

    而“法”的意函虽多.一般而言其核心要素是必须有权力.没权力是谈不上“法”的。所以说“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柄里什么都有”.说的就是武力创造出一个权力域.权力者为巩固其创生的权力域.必须建立一套权力分工机制.建立权力管辖的分工与裁判机制。如此说来.法是一个更有形.更有力.更分殊的东西。其一是法意志的最高权威.统治最高当局之意志。其二是统治体系中立法者的意志.利益与权力妥协。其三是执行法律所衍生的一大堆机关与人员.从公安.检察官.律师.法官.法律从业人员.他们都有他们的意志.利益与权力妥协。其四就是一般人民.但这些人民也有权力.知识.财产.与社会关系的大小.一但涉法.他们都会动员一切力量.以追求法审判的有利结果。

    一般强调法治的人.总强调法的公正性.无私性。他们却忘了.法的创制与执行.最根本的就是权力.权力为帝王垄断.法就是专制王权之法.法就会是帝王私人的意志。因此法要具公正性.首先必须保障权力行使的公正与无私。如果没有办法保证法权体系各机关.各官员的公正.对道德的信守.那么任何法都无法彰显公正。

    德就很不一样.德可以不涉及权力.德只是个人生活经验.感受.良知之言.对道.对义.对仁的体会。德主要必须行之于己.也可以用来劝人讽世.用来彰显人间应该如何?人只要透过言说.就可散德于人间.影响人的想法与观念.进而影响社会与制度。为什么专制王权要兴文字狱.要封口.要统制思想.就是为维护专制王权不义的法权体制.必须宰制人心。此时的“法”只是专制王权的工具与帮凶而已.谈不上公道.公义。

    所以对“法”的公正性.无私性的信仰是没有根据的。法既由权力产生.当然只能做权力的奴仆.一种权力意志的伴生物.如何会有多少公正可言?除非是全民制法....

小小意见,聊供参考。

皮介行 8/3

翟玉忠:答皮介行先生

    公事缠身,您8月3日的信现在才复,见谅。

    信中,您针对中国传统政治学中道、德、法的关系,指出得道为德,以德立法,您的原话是:“因此法要具公正性.首先必须保障权力行使的公正与无私。如果没有办法保证法权体系各机关.各官员的公正.对道德的信守.那么任何法都无法彰显公正。”。

    您开口就把道理解为“宇宙存有”,这是错误的。传统上中国人不会有这种观念,您之所以这样说,是受到西方教育影响太深的缘故。打个比方说吧,中医说五脏六腑,可远远不单单指实体器官,更主要的指功能器官,注重各脏腑间的关系。在中国人心中,道也是这样的,主要不是指西方哲学本体论的终极存在,而是与“理”或自然秩序高度相关。

    较早将“道”抽象哲理化的是老子,韩非是第一个注释《道德经》的人,我认为他对道的理解很精当,至少不像我们这样容易受到西方思维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为了掌握中国传统思维方法,不得不去学习中医知识,研究这个中华原文明的活化石)。

    《韩非子·解老第二十》中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无常操,是以死生气禀焉,万智斟酌焉,万事废兴焉。(参考译文:道是万物生成的根本动力,是万理构成形式的总汇。理是构成万物的外在形式,道是生成万物的根本原因。所以说,道是条理化了的东西。万物各有其理,彼此不会相侵,所以理成为万物的制约力量。万物之理各自不同,而道却完全集中了万物之理,所以道不能不随具体事物发生变化。因为不得不发生变化,所以没有固定的规则。没有固定的规则,因而存亡之气由道赋予,一切智慧由道发授,万事废兴由道决定。)

    这个道,反映在个人身上就是德、反映到整个社会系统就是法。所以《黄帝书》(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1973)开篇就讲: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虚无(刑)形,其()冥冥,万物之所从生。(参考译文:作为宇宙本原的道产生了各项法度,法就像绳墨辨明曲直一样决定着事物的成败得失。因此既然制定了各项法度就不可违犯,法度一旦设立便不可废弛。所以说如果能够以绳墨法度自正,然后就可以识天下万物之理而不会迷惑。道体虚空无形,寂静深远,万物赖之以生。)

    那么德是什么,如何得到德?

    皮先生,我实在想不通,就算大家崇信儒家,也不能崇信谶纬神学时代的儒学,您怎能说:“一个人对道的深刻感通才是有德.离道背道就是无德。是以德是人道对天道的感通奉行.参与创赞。”我想我这种笨人一辈子都感通不了道了,电子计算机时代的假圣人可能行;问题的根源可能全怪我妈妈——妈妈的生日要到了,我深深信仰我的德行感通能力并不比所谓新儒家或您心中理想的执法者差!

    在中国古典政治学中,德是“道之功”,是抱法处势,无为而治的精神修养。《韩非子·解老第二十》解释说:道有积而积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实而实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泽而泽有事;义者,仁之事也。事有礼而礼有文;礼者,义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失仁,失仁而后失义,失义而后失礼。”(参考译文:道有所积聚,而积聚又有所功效;德也就是道的功效。功效有实际表观,有实际表观就有光辉;仁也就是德的光辉。光辉有它的色泽,色泽有表现它的事情;义也就是表现仁的事情。事情有礼的规定,礼有文采的外观;礼也就是义的文采外观。所以《老子》说:“失去道之后,就失掉了德;失去德之后,就失掉了仁;失去仁之后,就失掉了义;失去义之后,就失掉了礼。”)

    台湾的陈鼓应先生在分析“德”这一概念时认为,总统了德的全部内涵,超越了政治个人层次,但不离韩非对《老子》的注解。陈鼓应先生认为国人心中的“德”有三个基本意义:一是“道所显现于物的功能”;二是“内在于万物的道,在一切事物中表现它的属性,亦即表现它的德”;三是“道落实到人生层面时,称之为德”,即通常说的人的“德行”。 

    关于“德”与“得”的关系,在道家和法家中,真正的德是“不得”,而不是您所说的“得”,这就是中华文明的深邃大道啊!还是《韩非子·解老第二十》:德者,内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于外也。神不淫于外,则身全。身全之谓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无为集,以无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为之欲之,则德无舍;德无舍,则不全。用之思之,则不固;不固,则无功;;无功,则生于德。德则无德,不德则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参考译文:德是内部所具有的。得是从外部获取的。《老子》“上德不德”这句话,是说具有上德的人的精神不游离自身。精神不外露,自身就能保全。自身能够保全,也就叫做“德”。“德”即得到自身。凡是德,都是以无为来积聚,以无欲来成就,以不思虑来得到安定,以不使用来得到巩固的。如果有为、有欲,德就无所归宿;德无所归宿,就不完整了。如果使用了,思虑了,德就不能牢固;不牢固,就没有功效;没有功效是由于自以为有德。自以为有德,就没有德;不自以为有德,就保全了德。所以《老子》说:“上德不自以为有德,因此才有德。”)

    皮先生,您心中的德道关系最多只是儒家对德的理解(儒家还保存一定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老子“道”的本义相差极远。我总说儒家是中华文明的异化形态,要不宋儒怎么将诸子百家都打成了“异端”。当代儒家“民主化”了,又要和诸子百家平起平坐。直到今天,世人也很少体悟到诸子百家才是中华文明的主体。用仲大军先生的话说,儒家是一座小山,我们要超越儒家这座小山,看到中华原文明的大山!

    中华原文明大山是什么?是道家哲学、是法家政治、是中医技艺、是纵横家外交、是兵家军事……

    简而言之,中国古典政治学的核心是道生法,法生德,以德固法,以法明道的阴阳辩证体系,不是什么得道成仙(大德圣人),以德治国——历史证明,那样只会退化到人治社会中去;原因很简单,德不能用天平称,不可参验,你说你肚子里有五斤德,我说我肚子里有八斤,怎么办,只有靠“中正”大人的主观判断了,当然二十一世纪察举制有了更好听的名子,叫“民主推荐”!

    进一步说,没有制度的制约,您信中描绘的“德治”灵丹妙药(“德就很不一样,德可以不涉及权力,德只是个人生活经验、感受、良知之言。对道,对义,对仁的体会。德主要必须行之于己,也可以用来劝人讽世,用来彰显人间应该如何?人只要透过言说,就可散德于人间,影响人的想法与观念,进而影响社会与制度。”)只能是空中楼阁。在中国古典政治学中,道德力量会促进法制,但道德力量不会促成法制。黄老经典《管子》云:“教训成俗而刑罚省。”

    皮先生,您对法的定义既不符合西方学术原则,也不符合东方学术原则,法当然要靠暴力机器来维持,人类自从进入发达文明社会以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也不赞成法成为专制的工具,你看秦朝,一百多年的法制社会,秦二世说变法就变法,将伟大的秦法变成了以督责原则为基础的暴法,二世而亡。

    如何让国家政治领袖不敢随心所欲的变法,我看要学习西方,让国民参与到法律的制定中来,这就是您说的“全民制法”吧!那样的话,法就会从专制的奴仆变成个人权利和国民整体利益的守护神。主权在民是现代政治的真谛!

    皮介行,最后请允许向您推荐一本书:陈焕章(1881-1933)的《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1911年它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后,美国多家出版社曾重印该书。哈佛经济学教授熊彼特在其《经济分析史》中曾特意指出了《孔门理财学》的重要性,它还对当今美国农业立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常平仓制度)。

    陈焕章这本书问题多多,比如对于中国古典经济学核心轻重理论(较完整地保存在《管子·轻重》十六篇中),他竟然说管子思想是重商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而不是孔子那样的世界主义,所以不必要讨论他的经济思想,提到管子的唯一理由是拿他与孔子对比。

    “孔子的经济体系不是国家主义的,而是世界主义的。在孔子之前,经济理论大多像商业学校的教条,以国家为单位,主要代表人物是管子,他是实践重商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最成功的相,他也是今天我们所知第一个提出完整经济学体系的人。但是我们没有闲篇谈及他的经济学,我们提到他的原因是拿他与孔子作较”(《孔门理财学》,141-142,岳麓书社,2005)

    事实是,从孔子开始,儒家就提倡一种自由主义的小农经济,这与中国古典经济学由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从表象上看(本质上东西方哲学方法、经济血统迥异),儒家经济学近似于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而法家经济思想近似于F·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

    由于陈焕章放弃了轻重理论,导致他根本无法提示中国古典经济学的本质。就如同我们编中医教科书,不讲阴阳辩证,阴阳平衡,只讲某某类病当使用何种药治一样——当陈焕章用西方经济学逻辑阐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时候,他却抛弃了中国古典经济学的灵魂。

    今天,面对中国大陆的流动性过剩,那些从西方取经回来,又“食洋不化”的经济学家已经不知什么叫量资币、权轻重(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经典《黄帝书》:“应化之道,平衡而止。轻重不称,是谓失道。陈云所谓:“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即资币平衡)!在美国杰出战略家鼓吹的全球化大潮之下,我们商品外泄,货币越来越轻,如何辩证施治?上医医国,了解中国哲学方法,能解决经济这一复杂巨系统疾病的“上医”,今在何方?!

    话说回来,陈焕章这本书仍有诸多可取之处,比如他指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陈焕章还意识到儒家的某些经济主张(如井田制)从来不是现实经验总结,只是社会政治理想而已!这对一个曾经在上个世纪初提倡孔教的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想想吧,从司马迁到司马光,尽管诸多历史学家都记述说秦二世而亡不是由于秦法是暴法,而是秦二世胡亥更法的直接结果,但儒家两千年来却坚称秦法是暴法,哪怕在《秦律》出土三十多年后的二十一世纪,新儒家还对此坚信不疑,误导国人心智,让他们看不到自己民族秦汉大黄金时代及其背后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存在!

    据我所知,《孔门理财学》,这部对西方学术界、政界影响巨大的作品,国人知之甚少。作为海外名家名作系列,岳麓书社于2005年出版了英文影印本,印数也不多。所以我想请您在台湾查一查,1949年以前或以后是不是有人曾将这本书翻译成了中文?我们能不能推动它的中文版在华语世界早日出版?这不仅是儒学研究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一件大事!

    先生以为如何?等待您的回信!

翟玉忠,2007年8月8日

皮介行:答翟玉忠先生

翟先生大鉴: 

    感谢!先生如此深到而浩荡的回信,来信涉及面甚广,大大超出我一般的思维习惯,是否能适切的响应与对话,我还真没把握!但也不能不勉为其难,用自己的浅见小智再为一说。

    就我而言,道的宇宙存有,宇宙的道存有,正是一切论证,一切存有所必须面对的前提与基础。至于该如何体悟与论证道,那就需要人间之百家争鸣了,所谓"圣人怀之,众人辩以相示!"即是此意。这种"辩",这种"相示",其实无关东方西方,道既不专属西方.当然也不会专属东方。只要持之成理,言之有故,我们都应该尽可能的包容收摄,以成取精用宏之效。 

    先生所引韩非之道论,固然有其深到的观点,成一家之言,但各家自还有各家之道论,此处不具论。所要谈的是"这个道,反映在个人身上就是德、反映到整个社会系统就是法。 "的问题。也就是"道生法"的问题,先生虽引《黄帝书》之言,但我却看不出,能借此将"道生法"论证成功。是的法要绳定是非,判明曲直,但法之内容从何而来,法之威势从何而有?法用什么理据定是非,判曲直?再说,固然我可以承认人命是道之创生,但人之德则有赖人之修道证道以成德,德不是天生自然的,德是人文之创造与成就。同理,法并非道在人间的自然反映,社会系统本就是人的创造物。要在社会系统中确立什么样的法,固然与该社会系统的体制与观念密切相关,但各集团权力斗争的胜负,也直接关系到该社会法体系的变化。离开人间的观念体系与权力关系,直接谈道生法,显然是不中理的。 

    至于"法生德"一说,恐怕翟先生得给出更深切的论证才行,光是这样相信这样说,是无法取得认可的。要说法律能使人产生相应的观念,是说得通的,但这其中必须解明,是法律单独让人产生相应的观念,还是社会诸条件,人性人心诸特质,共同作用力合和的结果?我认为即使法律产生了观念,其实也只是涉及具体行为之低阶观念,至于深层高层,能生法造法,能论证法哲学之所以然的观念,毕竟不是法下之小观念。 

    再者,人间诸事物.诸关系,相关相涉,复杂万端。我们用一些观念范围来指涉与论说,可以将之分为有形的与无形的/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公共的与私人的/经济的非经济的/政治的非政治的/血亲的非血亲的/心理的与物理的/ ………你能想到多少范畴,就能有多少分法。那么总成这一切范畴与类,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论断,法律无法笼罩这一切,调整这一切。法律只能选取可见的.可控制的.力所能及的部份范畴加以规范,此外的广阔天地与势力圈,不得不让位于人的自然关系,血亲关系.心理关系.文化关系.权力关系.习惯与礼俗关系。法之规则只能在不背其它诸规则,与其它诸规则合和共立的情况下,才能拥有其权威与执行力。因此法不能独治,法必须与其它诸力量共治。在此共治关系中,法律之治是主导的,还是辅助的,恐怕很需论证一番。 

    以我们在中国所见情况,主要涉及权大法大的问题,也就是法规则所定关系与程序,一旦涉及任何权势部份,立刻会变形打折扣。以台湾情况,同样有权大法大问题,又涉及舆论媒体掌控与宣传问题,更涉及检察官.法官之控制与任命问题。美国的情况我不了解,但据我粗浅理解,法条的订立,首先涉及思想观念的传播与塑造,涉及选举搏斗,只有先取得选民与法学家的认同,才能造法。而其执法虽比较公正,但一定的权势财力的影响与扭曲,仍然是存在的。 

    如此说来,法律始终不能独治,法律之产生,首先得通过权力的搏斗,其次需取得各级执法人员的认同与切实执行,再其次,需取得大多数人民的认可与遵行。没有这些条件,法律不过具文而已!

    德固然不能用天平称,问题是法能用天平称吗?对法律真意的理解,不离执法者的自由心证,也不能离执法者的价值观念与利害关系。对一具体案件,究竟应如何认定,适用那一法条,仍然全得依赖人心之道德抉择与利害判断了! 

    制度之制约,说到底是人间集团权力关系的反映,没有权力就谈不上制约。权力太大就谈不上制约,制度不过空文而已,站在制度文书背后的是人,是人的权力关系操控制度运行,不谈实质的权力关系,光谈表面的制度与法规,都只是一种见树不见林的观法而已。 

    所以要调整法律关系,必须先调整权力关系,只有正常平衡的权力关系,合理受控的,权责相应的权力关系,才能有合理而可行的制度调整,也才能有合理而可行的法律建设。再往前说.一种正常平衡,合理受控,权责相应的权力关系之所以能成立,必须首先推动人民道德观念的转化,强化人民对道德的信持与担当,有此基本力量的夹持,才有权力关系的合理调整.从而才能形成新制度.建立新法律。 

    我于经济问题比较外行.此处暂不具论.就简单叙述个人有关权力.道德.法律的若干看法.以供参考.或许也有些可取吧!

    即此 敬颂大安        

  皮介行 敬上8/8

又及:非常感谢先生的邀请 若有机会到北京.定当趋前讨教.说到底我比较专注道德问题.不熟悉法律事物。

翟玉忠:答皮介行先生(之二)

皮先生:

    人类对世界的理解是分东方与西方的,远远不是您讲的道“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这方面最杰出的贡献来自于美国国家科学院社会心理学院士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教授,他和自己的学生作了大量心理学实验,并于2003年出版了《思维的版图》(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一书,专门讲东西方认知世界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在这方面贡献很大的是吕嘉戈先生,吕先生的父亲是中国首任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吕炳奎。吕嘉戈本人也是中医,在长期有实践中体悟到了中国哲学方法。前不久吕嘉戈先生先生告诉我他的《中国哲学方法》一书即将再版,实为幸事。

    关于道生法、法生德的论证,中国历史,特别是从西周至秦汉的千年黄金时代就是最好的注脚。史料存之于《周礼》、《逸周书》、《黄帝书》、《商君书》之中。论证方法是可参验,这与西方现代科学标准相通。

    您说“法并非道在人间的自然反映,社会系统本就是人的创造物”。如果我们将社会系统作为宇宙的一般系统,作为复杂巨系统之一,您就会发现法是社会系统之道。作个思想实验:你是外星人,从太空仓看地球上这个人类社会,你就会从整体角度理解到为什么道生法,这里的法就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法即道在人类社会中的反映。当然,外星人可能先注意到某个大城市的交通法规,最后才研究《美国法典》。

    您从人类社会内部看,的确看到许多力量的角逐。但中国古典政治学中的法制观念受整体思维方法的影响,是自然主义倾向的,法制社会本身就是“天道”的体现——黄老(齐法家)治下的西汉这种意识特别明显。

    法生德《商君书》论证得最清楚,那里叫“威生德”吧,《周礼》中也说德后面都要有法律基础。你们台湾还有人进行过统计研究,就是骑摩托车市民遵守公路上戴头盔的规定与严格执法的关系,研究的结果是法生了德,这个论文大概是九十年代初的,作者和标题我忘了。但我知道周围的司机如何提高社会公德的,他们哪有缘分听大儒讲法,被北京的警察叔叔罚了几次款,于是公共道德水平大增,不骗您,北京司机素质这些年真是提高了。

    您还说“德固然不能用天平称,问题是法能用天平称吗?”这是对我那段话的误解,后面我不是讲了政治录用体制吗?我反对儒家以德(思想觉悟)录用政治精英,德没有办法实际检验,不得不以知识记诵能力代替,就是西方文官制度当宝贝的科举制。秦汉时以社会功勋制选官,符合现代政治学政治忠诚与业务能力统一的录用标准,这是中国古典政治学最伟大的制度工具发明,比四大发明还伟大,所以我主张恢复社会功勋制——社会功勋制由法总统,一看西汉政府档案和《秦律》便知。

    另外,此处需要澄清的是,我也认为“法律始终不能独治”,但我不认同法律真意“不离执法者的自由心证”,道德至上、“原心定罪”之类。wiki上将“原心定罪”解释为: 

    原心定罪是春秋之义中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内容,汉儒把它当成司法审判的基本原则。其内容是在审判中重点考察犯罪者的动机是否合乎儒家道德,如不合乎,必须严惩;如合乎,虽犯法亦可从轻论处。这一审判原则从道德至上的立场出发,过分强调了犯罪者的主观动机而相对忽视了犯罪的客观事实,从而为酷吏任意出入人罪打开了方便之门。

这是公允的。

至于您论证的靠道德达到权力的制衡,好象有点不着边际(原文:一种正常平衡,合理受控,权责相应的权力关系之所以能成立,必须首先推动人民道德观念的转化,强化人民对道德的信持与担当,有此基本力量的夹持,才有权力关系的合理调整.从而才能形成新制度.建立新法律)。据我所知,西方政治学在这方面很发达,但立论基础似乎是性恶论,您的论证就差没有把尧老先生和舜老先生抬出来了。如果您用儒家思想论证西方三权分立,也算一大创建!我保证,您的论证在逻辑上没有错,就象古人认为宇宙产生于水没有逻辑错误一样!

在人与人之间实行道德“超限战”的今天,先生专注道德问题是可敬的,但儒家还有更重要的经济、政治主张,这才是核心,不能不研究。这也是我向您推介《孔门理财学》的原因。我也曾向一个著名儒商推荐这本书,说这本书曾影响美国现代农业政策。他说他什么儒家经典都研究了,这本书不需看,我无言!

如果我们不广泛汲取人类文明成果,我们不真的成了“食古不化”了吗?与那些“食洋不化”的人有什么区别。经济学中发现“正反馈”的经济学家(Brian Arthur)对道家佩服得五体投地,为什么?就是西方哲学方法处理复杂巨系统时出了问题,需要中国人的智慧了——今天,我们处在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文明转型的门槛上!这是怎样激动人心的时代啊!

到底是道生法、法生德,还是德生德,德生法,我想最好的评判方法是历史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嘿嘿,历史成了我们研究社会巨系统的天然实验室,真好!)。我主张法生德是因为我看到“六亿人民尽舜尧”几乎不可能,而法家治下的秦国却成了荀子笔下路不拾遗的盛世。

在今天这样一个大变革时代,我们识字的人不能满足于书斋中的空论、意淫于自恰的理论。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为解决世界、国家面对的严重现实问题贡献有用的智慧。

时不我待!祝好!

翟玉忠

200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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