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现发出《选择》周刊传过来的几篇文章,其中潘岳先生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十分重要,要循着这个思路去思考,才能意识到我国这笔负债是多么巨大。另外,本网每每收到一些社会来稿,这些人多半是忧国忧民者,有些的确有独特的研究和创造,譬如西里湾和杨青顺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尽管有的地方让人看了忍俊不止,但我们还是发出来供大家开拓思路。但在这里我们要告诉那些非专业研究者,写文章要短小精悍,要节省读者的时间,如果事无巨细统统罗列出来,让人不知所云,本网就不发表这样的文章了。至于那些连名字都不署更别提附作者简介的文章,我们更无法放到网上。]

目录

Alan Hu贫困群体会反对改革吗?》

潘岳:《中国存在着巨大的环境欠债》

新京报:《中国楼市进入寡头时代》

韩志国:《房地产新政应作全面反思》

欧阳君山:《让劳动重新光荣起来》

柏墉:《网通公司为什么能开出高工资?》

刘小平:《论人口问题的重要方面——少生即优生及提高天才出生率的办法》

退思:《学历教育中的封建等级制遗风》

彭畅:《我国国家的管理失控和有效管理》

秦晖:《农民地权六论(中)》

韦家忠:《一个广西中学教师对教育问题的思考》

杨青顺:《破解中国世纪之困:中国特色的现代制度架构之战略规划》

陈琰炜:《南阳油田公安局李雪林建言发行1.55万亿元国债 》

西里湾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笑话:《某市十大杰出青年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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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alan hu" <alanhlp@g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8-09 00:43:51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letter from the reader

贫困群体会反对改革吗?

----谁会反对改革? 

Alan Hu 

2007年8月9日

    在《财经》杂志的一次年会上, 某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演讲的最后说道,“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打着弥补市场缺陷的口号,大众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

    一向以理性著称的经济学家因何会生出如此感慨呢?我不得而知。我一向敬佩他们的学识和对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所做的贡献。但愚以为上述言论有失偏颇。90年代以来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改革话语在知识学术界和公共讨论空间获得统治霸权,稍有对改革本身的反思就容易被扣上反对改革的帽子。有人说,在审视中国发展问题和困境时,切忌将个人境遇及导致的感情,误作为评价国事的依据;毕竟,我们不是圣贤,需要节制和反省以维持公允心。我深以为然。 

改革要以改善全体公民的生活并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为标准 

    首先,我们需要界定经济改革的概念。就一般语义而言,我们讨论的是新时代的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方向,经济改革一词,特指那些为解脱传统计划体制下各种束缚国人的制度,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可以为普通民众和国家整体带来收益的制度变革。我们评价经济改革,就要以其是否改善全体公民的生活和并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为标准。 

    经济改革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它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进步的动力。没有人会反对经济改革,因为大家都想过更好的日子。我们要把反思改革与反对改革区分开来,同时也要把经济改革和具体的经济改革措施分开,这样可以避免轻率的给别人扣帽子,也能使概念更加清晰,讨论更有针对性。 

    没有人反对经济改革,但肯定有人对具体的经济改革措施提出不同的意见,甚或反对某些具体施行的经济改革措施。一般来说,反对具体改革措施的大多是在改革施行中利益受损的群体。是不是像吴先生所说反对改革的一是既得利益集团,一是贫困群体呢?答案是未必,如果他们能从具体的改革实践中获益的话,他们不仅不会反对改革,反而会推动改革。如改革前期,即使不是每一次具体改革措施都涉及所有阶层和地区 (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镇个体经济和乡镇企业等) ,但其解放出来的生产力,确实直接或间接改善了绝大部分的阶层和地区,至少恶化的情形极少。所以它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引进竞争和市场不是只为了打造少数富裕群体

    只所以改革近年来受到质疑,是因为改革已走向了为少数人致富和牟利的道路,这就是绝对的和不平等的竞争,特权扭曲的所谓市场化。如果认为这就是市场经济和市场化,那么这种改革完全是腐败的代名词。

    如果具体的经济改革措施使得出现另一种情况,那就是改革明显地只改善某些阶层和地区利益,并且以其他阶层和地区利益损失为代价,那么这样的改革措施有人反对也不足为奇。特别是如果这种损害逐渐扩大并且增加速度越来越快,那么这种具体改革措施就有检讨和重新定位的必要。当然,有些损害是改革的制度转型中的不可避免的代价,但也有相当的损害是改革措施的失当造成的,是本来可以避免而没有避免的。我们应该明白,经济体制改革措施不是唯一的,而是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经济安排会有不同的机会和收益分配效果。某些制度设计和经济安排是帕累托改善,会导致公平的机会和收益分配,另一些改革措施和经济安排会导致利益和机会向特定集团倾斜,甚至被垄断。 

    在现实的很多情况下,恰恰与吴敬琏先生所说相反,既得利益集团和贫困群体往往最不反对改革。贫困群体不反对改革,是因为他们想脱离贫困状态,分享改革的利益,改善自身的生活。他们有什么理由反对改革呢?而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不会反对改革呢?经验表明,经济人不仅试图在特定经济体制中追求利益,而且试图通过改变营利活动的游戏规则和经济体制安排,来获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在现存的体制下拥有更大的资源,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他们就会在调整利益关系的改革实践中拥有更大的主导权,获取更多的改革收益。 

    由此,我们不难明白问题的实质。我们支持的是惠及绝大部分公民的真改革,反对的是为一小撮人服务的假改革;我们支持的是还产于民、藏富于民的具体改革措施,反对的是让既得利益集团垄断改革利益的具体改革措施。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对具体改革措施的争论或反思是有益的,也是有必要的,它不仅不会危害改革,相反还会促进我们改革措施的政策水平和执行水平的提升。我们要警惕那种借着改革的大旗来压制不同意见,胡乱给别人口帽子的行为。改革牵涉到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人的切身利益,只有让相关利益主体获得充分的表达权力和机制,才能使改革获得合法性和群众基础,也才能使绝大部分人分享改革的利益并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 

中国存在着巨大的环境欠债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 潘岳

2007年8月8日

  过去十年来,全世界都在想知道中国的领导人何时能够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巨大的环境危机。今年,我们有了答案。新的五年计划把环境保护列为优先问题。随后开展了一鼓风的绿色宣传,政府现在谈论用“绿色GDP”来衡量发展。但是,所有的这些高谈阔论能够带来实际的进展吗? 

  尽管中央政府承认由于快速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某些环境破坏,但是,政府还是文过饰非。看一看“绿色GDP”就可以知道了。今年春天,国家环保总局发布了中国的第一个正式的由于环境损失造成的向下调整后的GDP估计。根据这些估算,清理在2004年所产生的污染就会需要84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GDP的3%。但是,更为现实的估计认为,环境损失占中国每年GDP增长的8%到13%。这就意味着,由于污染,中国几乎失去了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所得到的一切成就。 

  中国的环境问题根源复杂,最终可以归结于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中国最近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我们一直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阶级斗争哲学。我们相信经济发展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在改革时期,这一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转变成对于物质利益无限制的、不计道德的追求。传统中国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已经被抛在一边。 

  结果,耗费大量能源以及低效率的污染企业,例如煤炭和矿物开采、纺织厂、造纸厂、钢铁企业、化工厂以及建材企业统治了中国的经济。我们的城市规模在爆炸,耗尽了水资源并且造成可怕的交通堵塞。 

  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饮用低于标准的水;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呼吸严重污染的空气。而且,中国最近发生了一系列的环境事件。实际上,中国平均每两天就会发生一起严重的水污染事件。 

  尽管中国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以及大约50个其他国际环保协议,我们却基本上没有履行。如果我们对提升我们的产业结构不予以重视,我们就会无法实现我们的减少排放的承诺。尽管新的五年计划制定了精确的目标,许多省份却还没有实现上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环保目标。 

  的确,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实现了西方国家需要100年才能够实现的经济发展。但是,中国在这30年中也承受了一个世纪的环境破坏。不幸的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们无法等到我们的年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再解决我们的环境问题。我们的专家估计,当中国的年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时,环境危机将会加剧到一个危险的地步。 

  更加糟糕的是,尽管我们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却没有吸收现代文明中好的一面。建立在权利和义务基础之上的“社会契约”概念是构成有效的环境保护的最为重要的先决条件的基本价值观点却被忽略。结果,在计算生产成本的时候,环保项目经常不能被列入。很少有人会费神为中国的贫困和没有权势的人考虑环境成本以及他们的权利。 

  现在,环境因素急待在中国的宏观经济规划中切实予以重视。这就要求在重要产业项目和耗能大户企业的规划中制定出一个更为理性的战略。在项目开工前,应当认真研究,确定现有的能源、土地、矿产以及生物资源。必须改革土地规划,打破工业垄断,发展目标应当根据人口、资源数量以及吸收污染的能力来予以制定。 

  最后,中国需要一个新的能源战略。工业化国家发展并大量利用了核能、风力、沼气以及其他可再生资源。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甚至落后于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其对煤炭的依赖是对全球气候最大的威胁之一。目前,根本就没有替代。但是,从长远来看,清洁能源是在不造成无可挽回的环境破坏的情况下带来经济增长的唯一的途径。 

  政府无法自己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民在环保问题上最为利益悠关,因此就必须成为推动力量。地方社区、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业界都必须做份内的事情。它们不能仅仅把自己局限在“监管”的范围之内并向上级呼吁。它们必须进入其他的领域,包括公开听证、福利诉讼、提高媒体报道以及其他自愿性的活动。 

  但是,最后的权力还是在政府那里。中国的领导人需要采取几项切实的行动,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他们必须赋予环保干部以实权来实施现有的法律并堵塞巨大的法律漏洞。只有引入奖励保护环境者、惩罚污染者的法律机制以及帮助联合散落在不同地方的环境监督组织才能够做到。最为重要的是,需要建立一个监督干部经济以及环境政绩的体系。 

    中国正在处在一个危险的危机点上。国家巨大无比的环境欠帐无论那种形式总归要还的。中国必须高瞻远瞩,趁还可以控制的时候现在就开始偿还债务,而不是让债台高筑,最终威胁到让大家都破产。

  (原载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中国楼市进入寡头时代

新京报

    据本报昨日报道,近期,房地产上市公司纷纷大量囤积土地,北辰实业、金地、保利地产等都有几百上千万平方米土地储备。去年以来,万科地产也改变策略开始囤积土地。建行最近的研究报告也显示:2001年初至今年5月份,开发商累计购置土地21.62亿平方米,实际仅开发完成12.96亿平方米,不足购置面积60%,这成为房价上涨的重要原因。

    必须承认,地产上市公司、高收入的买房人和炒房者、一些地方政府,这三种力量已经成为当前调控房价的最大障碍。后两种力量过去论述较多,而地产上市公司的举动更值得我们重视。

    从拿地层面来说,自"8#zhPoint#31"之后,中小开发商受到的冲击要远远大于上市公司。中小开发商几乎在所有的土地竞拍现场中消失,所谓的土地竞拍实际变成了少数上市公司的"独角戏",垄断迹象越来越明显。譬如,去年底拍卖的北京广渠路36号地块,拼抢的13家地产商都是巨头,上市公司华润置地报出30.5亿元的最高价,是招标底价的1.78倍。

 而且地产上市公司为何拿地不含糊?一方面,对于地产上市公司来说,投资者所观察的最重要指标就是土地储备量;另一方面,股市利好和房价持续高涨,为上市公司天价拿地储备了充沛的资金。还有一点是,土地紧缺的现实给了这些上市公司很好的市场预期。

   地产上市公司在天价拿地后,并没有立即投入开发,而是囤积起来等待增值以实现利益最大化。根据万科2006年年报显示的土地储备量,保守估计至少可以维持4年以上。其他上市公司手里的土地也多得惊人,如金地年报披露,公司未结算的土地储备建筑面积超过700万平方米,可以保证公司5年的开发需要。

    再如,保利地产( 68.94,0.00,0.00%)的数据显示,其现有土地储备1000多万平方米左右,分布在全国10个城市,至少保证了未来3年房地产开发所需。同时,包括万科、富力等在内的京沪深穗知名开发商频频接到一些中小开发商抛来的"橄榄枝",要求转让地块或者合作开发。这充分说明,中小开发商的"速亡"加快了这些上市地产公司的垄断步伐。而导致中小开发商提前退场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一些政策在决策不科学、急于求成的情况下发力,打破了市场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

 中国楼市(楼市博客|楼市新闻)进入寡头时代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政府需要保持清醒,充分利用调节职能让市场多元化,平衡各方利益关系,切忌"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民众希望看到的是,未来的楼市,是重信誉、有社会责任意识的发展商之间的竞争,而不是演绎成从占有资源发展到垄断资源的地产寡头间互相抬轿子、哄抬市场的局面。如果没有中小开发商的参与,在一个失衡的市场上,政府和买房人将更加被动与无奈。

房地产新政应作全面反思

韩志国

2007年8月

    2005年以来,国务院先后推出了两个“国八条”和一个“国六条”,由此开始了以控制房地产价格为中心的房地产新政。两年多来,房地产新政已经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最主要指向与最核心内容,政府几乎动用了能够动用的一切手段,力图把上涨过快的房地产价格压下去。但房地产新政实施的结果,却是房地产价格的不可遏止的暴涨。尤其是今年以来,深圳、北京、上海、重庆等城市的房价更出现了过高和过快的上涨,而且这种暴涨趋势正向全国的所有大、中、小城市蔓延。在当今的房地产价格水平下,不仅是工薪阶层已经买不起房,而且白领阶层也开始在不断高企的房价面前胆战心惊。房价的暴涨已经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中一个最不和谐的因素与一个最重大的隐患。 

    两年多来的房地产新政正面临着始料不及的失败结局,政府的执政力、行政力与公信力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空前压力与重大挑战。在我看来,这一轮的宏观调控之所以会出现出手越重房价上涨越快的格局,最根本的原因是房地产新政的出台与实施不符合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实际情况,正是这种与社会经济现实的本质背离才导致了房地产新政出现了南辕北辙与山穷水尽的尴尬结局。

    房地产新政之所以会出现南辕北辙的格局,一个重要原因是趋势误判。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21世纪后,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客观因素。一方面,城市土地价格的大幅上涨导致了住宅价格的成本推进。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城市建设的大规模投入在土地价格上都明显地表现出来。前些年的房地产价格上涨不明显,是因为土地实行的是批租,而一旦由批租转为拍卖,土地价格就出现了暴涨的趋势进而导致了房价成本推进的加速上涨。2005年,北京城区每平方米土地为3000多元,而2006年则上升到13000多元。作为土地拍卖的最主要受益方的各级政府,如果不把相应的土地或土地收益作为经济实用房与廉租房的建设投入,那就很难为低收入者提供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这一点,也正是这些年来政府经营土地与宏观调控中的最大软肋。

    另一方面,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以上之后,住宅需求逐渐成为居民生活的最基本与最主要需求,而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城市化的大规模推进又会加剧城市的资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这就导致了城市的住宅需求呈显著的盘升趋势;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到了结婚年龄,这也会助推城市中对住宅需求的增长。户籍制度改革作为扩大城市住宅需求的一个潜在因素还没有充分释放,但这已成为导致房价上涨的另一个潜在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对住宅的需求呈现出急剧增长的趋势以后,要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扩大住宅供给,这就要求政府把税收收入的相当部分拿出来作为经济实用房与廉租房的投入或补贴,通过大规模扩大住宅供给来缓解住宅供求关系,特别是要给低收入群体提供必要的住宅保证。而这一轮的宏观调控恰恰是走了从供地到销售再到二手房买卖都全面抑制需求并大幅提高成本的歧路,并且把不断增加的房地产税收拿去填补行政费用黑洞而不是投在住宅建设上,这就无可避免地加剧了本来就已经十分紧张的供求矛盾,从而为房价的暴涨埋下了重大隐患。

    房地产新政之所以会出现南辕北辙的格局,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策误用。税收本来就是商品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抑制商品价格的上涨,最便捷的途径就是减税而不是加税。在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在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通过大规模加税而导致商品价格下降的先例,而这一轮的宏观调控恰恰就是遵循着这样自欺欺人的近乎荒唐的逻辑进行。在两年多来的宏观调控中,加税成了各级政府的利器甚至王牌,名目繁多的税收与税种都在宏观调控的旗帜下纷纷出台。在这个过程中,“加税不增加住宅建设的开发成本”,“加税有利于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等观点与主张也纷纷出笼,其结果,就是一方面造成税收向消费者的大规模转嫁进而大幅提高了房价,另一方面又为各级政府中饱私囊创造了便捷的制度环境与体制条件。土地拍卖、税收增加与限制投资成了房价暴涨的三大主因,在这个层层加码的误区中,市场与消费者都成了政策失误的最主要受害者。这两年的房地产调控还大大恶化了整个房地产市场的竞争环境并在相当大程度上促进了垄断企业与垄断价格的形成,这又反过来对房价的上涨起了无形的助推作用。

    房地产新政之所以会出现南辕北辙的格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误导。房地产新政一推出,社会与媒体就开始制造行政干预会造成房价大幅走低的舆论,诱导社会不相信市场的力量而去相信政府的力量。在房地产行业被妖魔化了的同时政府的行政干预也被大大神化,有的地方首脑公开号召市民不要买房,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宣布房价只许跌不许涨,统计部门还炮制了我国住宅空置率已达26%并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这样的虚假数据,结果诱使相当多的居民从犹豫到观望,再从观望到恐慌,以至出现了最近一轮的抢房浪潮与房价的暴涨。购买住宅要排长队甚至要进行摇号,就是这种恐慌心理与对房地产新政失望的集中反映。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是政府最重要和最主要职能,也是保证社会经济正常运行与有序运行的必要条件。宏观调控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政府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深刻理解与整体把握,是对市场经济原则的严格恪守与持续尊重。如果政府在宏观调控中不尊重经济规律与市场现实,在对社会经济运行状况与发展趋势还没有真正了解与切实把握的情况下就凭借自己的行政权力与行政权威去胁迫市场与改变市场,甚至与市场对赌并且不断地塞进各级政府的私货,那就会使宏观调控逐步演变成情绪性调控、功利性调控与逐利性调控,这样的调控结果就可想而知。

    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与发展信念不能仅仅体现在出发点上,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运行过程与发展结果上,否则,无论是执政还是行政就都会南辕北辙。由于宏观调控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具有广泛性与深刻性的特点,因而这种公权力的运用就必须有强大的约束机制,并且要慎用和善用。房地产调控已是前车之鉴,政府在调控股市时切不可重蹈覆辙,也不可过分相信行政的权威与行政的力量而蔑视甚至否定市场的权威与市场的力量,否则,就不但会大大延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而且还会造成社会经济运行的重大扭曲,进而给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留下难以治愈的创伤和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在事关千百万人利益与命运的重大决策面前,决策者必须慎之又慎。

    在对房地产市场的深层矛盾与发展趋势没有重新审视之前,不宜过快与过度地推出新的宏观调控措施,更不能把房地产调控演化为“政绩工程”,进而造成市场运行的更大扭曲与更深创伤。

 

发件人:"欧阳君山" <tdjs8899@163.com>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8-08 11:40:3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仲老师好!近可忙?感谢您的启发,新写了一篇文章,特发过目指教!君山 

让劳动重新光荣起来

欧阳君山

2007年6月9日,参加《经济观察报》所主办的第一届私募基金论坛。受邀的多是研究金融和资本市场的专家学者,赴会的都是全国各地的私募基金经理人。在当时股市虽遭受调整但依然“涨”声四起的情势下,更在国家构建并完善资本市场的大气候下,论坛开得热火朝天,可充分感受到眼下中国人民对于财富的激情。

在下午的大会提问时,而且是最后一个机会,我向台上的专家和经理嘉宾们抛出一个冷不丁的问题:经过N多年的发展,金融服务已经五花八门,资本市场更是体系复杂,但说到底,所谓资本市场,就是要把资本组织起来为资本搏取利益,可利益从哪里来呢?我们何曾见到劳动也被组织起来搏取利益?当今时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不是正在失去应该有的平衡?

一盆冷水泼下,全场突兀,主持人以我没有具体要求某一位嘉宾作答而结束了这最后的互动。坦率地讲,我的问题太不识时务,我也并没有希望在场的专家和经理嘉宾们回答这一问题,目的只是引起大家的思考。

劳动与资本的失衡,更准确地说,资本对劳动的优势,是一个世界性问题。这最典型地反映在美国的不事“劳动”上,并非玩笑,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实物经济就出现明显的萎缩。以1967年的人均产出量为基数,1990年同1967年相比,资本货物的产出量,化肥下降了21%,建筑机械下降了46%,油田机械下降了67%,工业建筑下降了63%,海洋运输船只下降了5%;人均生活资料的消费量,纺织品下降了66%,鞋和皮革制品下降了70%,轿车的生产量下降了43%,住宅建设下降了13%,学校建筑下降了50%,医院建筑下降了17%;人均中间产品的产出量,水泥下降了73%,粗钢下降了43%,硫磺下降了89%,铜下降了95%,镍下降了98%,铝土矿下降了98.5%。

为什么实物经济如此萎缩,而美国依然欣欣向荣,生活更是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呢?毫无疑问,这里面有美国玩高科技上功劳和贡献,但美元是全球硬通货,美国是一个资本的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善于把玩资本的大国,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如果不是美元的硬通货地位,更明确地说,如果没有资本对劳动的优势,怎么可能设想一个不事“劳动”并靠借债过着好日子的超级大国呢?据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卢比尼先生的数据,美国的经常帐户赤字不断上升,2005年是7550亿美元,2006年就增至8110亿美元,本年度还会进一步增加。这的确也对美国经济构成种种压力,但可能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美国可以印发美元,特别是通过美元在全球的运动来“剪羊毛”,“巧妙”地将他国创造的物质财富化为己有。这倒不一定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要有意这样干,但美元的硬通货地位的确会趋使美国的资本家们会有意这样运作。

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是一个非资本国家,一度连“资本主义的尾巴”也要割掉。按某些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解,资本是不创造价值的,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资本意味着剥削。但经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资本慢慢得到正名,党的十六大更是明确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就是说,资本与劳动一样,也能够创造价值。

正可谓名至实归,更重要的是,资本得到了实惠。前不久,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完成了一项关于中国储蓄结构的研究,由于资金流量表的数据要滞后两年,研究只覆盖1992—2003年,主要有三个结论:

第一,居民储蓄率明显下降。1992~2003年,居民储蓄率从22.6%下降到18.1%。到2003年,居民储蓄在总储蓄中的占比仅为42.1%。

第二,企业储蓄率缓步上升。1992~2003年,企业储蓄率从11.55%上升到15.47%,提高了3.92个百分点。2003年,企业储蓄占总储蓄的36%。

其三,政府储蓄率急剧上升。1992~2003年,政府储蓄率从6.55%提高到9.39%,政府储蓄在总储蓄中的占比为21.7%。尤其是2000~2003年,我国增加的国民储蓄中有近75%来自于政府部门。

应该说,居民的储蓄主要对应着劳动的收入,企业的储蓄和政府的储蓄主要对应着资本的收入。从储蓄结构的变化可以充分看出,劳动的收入急剧下降,资本的收入明显上升。另一个数据也支持这一点,尽管随着GDP的增长和企业的持续景气,自1993年以来,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名义增长率超过每年15%,但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从改革初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5%,迅速下降到2005年的10.8%。从西方发达国家看,工资收入一般占到GDP的50-60%——可见劳动在咱们中国之“不光荣”!

就是居民的收支情况,也能够看到资本对劳动的优势。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6年前三季度居民收支数据为例,农民现金收入中,比重最大的人均出售农产品收入仅增长了5.6%,而农民财产性收入实现了同比24.5%的高速增长。城镇的情况十分类似: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属于劳动性收入范畴的工薪收入比2005年同期增长12.4%;而属于资本性收入的经营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分别增长了19.6%和27.7%。

在经济学说史上,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曾引发巨大的争议。即使是到今天,相关争议也没有停止,这就是资本是不是创造价值的问题。在18世纪,重农主义者只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只有农民具有生产力。到19世纪,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也只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只有工人和农民具有生产力。这明显是偏颇的,如果其他人和行业都不创造价值,社会还能够运转吗?就拿资本来说,要是资本不创造价值,各劳动要素怎么组合到一起呢?

但也的确有一些人从此走向另一个极端,片面强调资本创造价值,某些食洋不化者甚至把资本神化,以为资本创造价值是资本脱离劳动而创造价值。实质上,资本创造价值是依附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创造价值是基础,在先;资本创造价值在后,是奠基于劳动创造价值。这个关系千万不能颠倒!

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劳动者应该首先得到尊重,这是一条真理。无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首先都必须劳动。在大萧条前后,面对纸上谈兵者胜过从事生产者、投机者胜过经理人、交易员赚得比企业家多、套利者赚得比稳扎稳打者多的现实,美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发出号召:必须把“钱商”从“文明殿堂的宝座上”推下去,我们必须“重建古老的真理”,也就是种植、制造和发明的工作,应该比所做的享有更高的荣誉和更好的报酬。

当前中国社会道德严重滑坡,经济投机盛行,是不是到了我们重建古老的真理的时候?去年中,一位电厂的抄表工拿10万年薪的事曾引起各方争议,大部分人一片倒,齐声谴责背后的垄断。垄断的确应该大加谴责,但10万年薪高不高呢?著名经济学家仲大军先生可谓“众人皆醉我独醒”,算过一笔明细账,认为10万年薪实属应该!

劳动如果不能得到它本来的光荣和应该的实惠,毫无疑问,社会将走向畸形甚至人性都会扭曲——比如“笑贫不笑娼”,而且也会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讲,当务之急都必须让劳动重新光荣起来,实惠起来!

 

网通公司为什么能开出高工资?

时评作家 柏墉

    近日出炉的山东2006年度审计报告显示,中国网通山东省分公司职工月人均缴存住房公积金6389元,而济南一家普通企业职工月人均缴存只有11元。新华社记者评论称,政府为帮助普通职工解决住房难题而制定的住房公积金政策,已经成了少数高收入单位为职工牟取福利的工具,而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在这里进一步扩大。(7月30日《东方早报》) 

    住房公积金6389元,核算下来,网通山东省分公司职工月平均工资基数已经是2.13万元。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该公司职工实际的收入比这个基数肯定要更高。那么2006年度济南市法人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是多少呢?济南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2007年3月8日公布的一份资料显示,2006年度济南市法人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9031元。计算下来,其月平均工资是1586元。2.13万元比1586元,这已经是一组差距极大的数字,所以,在公积金上再把差距拉大些,于笔者看来也就实在平常的很,全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当然,平常虽然平常,却未必合理。但是,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请把眼光从公积金问题上移开,从枝节性的问题上移开;看他们的基本工资问题,看基础性的问题。 

    曾几何时,我记得人们在谈起高工资时首先想到的是外资企业。大致是在十几年前吧,外资企业的白领月工资就已达数千甚至过万了,记得当时在一家国有银行工作的我的工资才只有小几百元。但是,对于那样的差距,我从没有听说有谁愤愤不平。反之,人们认为很正常。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是私企嘛,老板舍得拿钱给雇员,你管得着吗?不过,近几年来,人们在谈起高工资时已很少提到外资企业,更多提到的已是一些带“国企”标记的垄断性行业,如电力、通讯、烟草、银行、石油,据说其工资之高已经超过外企,而人们的愤愤不平也正是因此而来。 

    我当然很理解这样的愤愤不平,理由其实也并不复杂。你国企本身就是国家权力机构的一种延伸,尤其垄断性行业的国企获得的收入在相当比例上完全可以说就是国民向国家缴纳的税金。而也正是因此,我一直以为,国企、尤其是垄断性行业的国企,其员工工资只能比照公务员标准而来。你可以不低于公务员工资,然而,又怎么可以开支高于公务员的工资呢?(当然,公务员的工资在目前看就已经很高了。而且,国务院在公务员工资调整上的自说自话、不走人大批准的程序,这些也早已受到公众的诟病!)更不能不说地是,如果仅仅是盈利的国企开支高额工资也就算了,即使是那些亏损的国企,它同样能开出高工资,比如银行。如此,垄断行业国企的高工资就更没有道理了! 

    国企开支高额工资固然没有道理,但这一现象的存在必然有它的道理。那么它存在的道理是什么呢?不久前在与一些朋友谈到这一问题时我这样说,你就不要把那些企业看成“国企”,它们纯粹就是“官企”!这些企业的官员是经过民主的程序任命的吗?不是;这些企业的经营能够得到民主的监督吗?不能;这些企业的员工都是什么人呢?大部分是官员的兄、弟、姐、妹、子、女、甥、侄。所以,哪里来什么“国企”啊,它们都是“官企”! 

    而当我们看到“国企”的实质就是“官企”,我们又能看到什么呢?其实它就是对“官员及其亲属不能经商”这一政策的颠覆。但是,这一问题我们暂时不去管它,我们只看到这么一点就行了:由此,这些所谓“国企”的高工资现象可以得到合理的解答! 

    那么我们先还要看这么一个问题,就我们目前的社会现实看,对官员的监督和约束是有效率的吗?没有!而既然如此,问题就好说了。即:既然目前我们的社会对官员的监督和约束是没有效率的,你又怎么可能对名为“国企”、实为“官企”的企业进行有效率的监督和约束呢?于是,令人咋舌的高工资、离谱的住房公积金……你还想看到什么不合理的现象呢?由你想就是了! 

 

发件人:<liuhao000000@sina.com> 收件人: <familyyj@yaoo.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7-08-06 06:36:10 +0800 优先级:紧急 标题:FWD:论人口问题的重要方面——少生即优生及提高天才出生率的办法 

论人口问题的重要方面

——少生即优生及提高天才出生率的办法

湖南邵阳自由择业者 刘小平

2007年8月8日

根据我对近代名人家世的调查发现,长大后排行老大和独生子的名人总数多于非老大的总和。可从近代出生人数来看,非老大的人数至少是老大的三倍,因为绝大多数的父母至少养育了三个孩子长大成人,而那些不是老大的名人其父母至少有一方是老大。还有绝大多数大名人的父母辈,同辈亲弟妹分别不超过三个,上述现象显然用统计学的概率不能解释其因,而是必须用保持人口数量相对偏少的状态有利于维持生态平衡,并且生态平衡又是人类生存的主要外部力量及人类进化的重要原因来解释,还有一个更能说明少生即优生的婚育现象;那就是现在提到的“四,二,一”家庭结构,如一代伟人邓小平的出生就很接近这样一个家庭,他父亲这边三代单传,母亲也属于老大,其本人也是长子,还有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孔祥熙、陈果夫、宋子文等绝大多数大名人也接近“四,二,一”家庭出生,第二,还有个与人口和优生密切相关的因素,那就是优生年龄段的问题,同样是根据我的调查分析得出结论:绝大多数新婚夫妇要想孩子长大后成为大名人与活过一百岁集于一身,必须在丈夫30-35岁,妻子25-30岁生育。如陈立夫、马寅初、巴金等,其次有个公认的最好受孕季节那就是秋季。第三,多数专家还提出人的体力、情绪、智力存在高低潮周期变化,因此,只有当夫妻双方生物钟都处于高潮时,才有利于优生。上述三大方面都能说明只有少优才能优生。

同时还补充以下几点:其实每个人的优生年龄段又有所不同,对于妇女来说,有少数是在21-25岁,绝大多数是在26-30岁,其余的少数人自然在31-35岁,正好每个年龄段都是5岁的,并且在优生年龄段中又存在着段首即是最优年龄,然后这种优势又逐年递减。我还了解到,英国有位遗传学家能通过某种科学技术预测出妇女的最佳生育年龄,我是在今年大概四五月份时从深圳特区报世界新闻版中看到的,同样我们可以根据名人出生排行榜和仔细分析他们的亲弟妹综合素质推断:人类头胎的遗传基因,要优于二胎的遗传基因,而二胎的遗传基因要优于三胎的遗传基因,依此类推呈逐胎递减的变化,至于其中极少数连老二也不是的大名人,就应该从最佳育龄,最好生物钟状态和出生前后的成长环境去分析。比如,这些名人和排行老大的名人比较起来他们的健康就要差很多,寿命短十岁以上。这些结论还可以和适度少吃及低温有利于健康长寿联系起来从能量和质量守恒定律、分子运动论等生物物理学和生命化学中得到启发:人类中个体的生命内能,生育内能总量在一生中是否保持不变?而生育内能总量是否也随着最佳生育年龄及胎次逐渐变少呢?关于此文第一段所说的人体生物三节律是否也由类似褪黑素的某种物质控制呢?

最后想谈的是:为了提高全民族在自然生育状况下天才的出生概率还得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所找的对象双方本人不能同姓。这是由于就连王、李、张、刘、赵五大姓之间配对而诞生的大名人,一个也没有发现;第二,要破除门当户对的错误婚姻观念,因为连续两代都出大名人,天才的家庭数量太少啦,更何况现在的名人不仅是跨地区,而且是跨时差的在天上飞来飞去,这显然也是不利于优生的,这可以从长寿老人终生基本上没有离开过本县区,甚至本乡镇得到佐证。同时也可以根据北大人口研究所所长张教授提出的地理微环境假说得到验证。那么究竟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婚姻观念呢?那就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和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联姻,就青年男女双方本人而言:应该是找智商存在一定差别,主要指学历和学位不能同等层次,情商、健商和人品三方面要优势互补,这不但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共同富裕的捷径,而且也是在不增加人口出生数量的前提下,又能够增加天才出生人数的重要途径之一,另据了解,现在有关杰出人物出生的家庭背景统计调研报告中所例举的样本数量虽然过千达万但都只是分析了上一代暨他们的父母亲的大部分情况,而我在此文中所做出的结论则是在前者的基础上,选取了上百位近代大名人对其上两代各种情况,进行分析后才得出。至于近代一些大政治家和企业家更是分析了其家族上下五六代情况。特别是象李鸿章家族、梁启超家族、宋庆龄家族等。总之,为了共建和谐、互助、友爱的社会主义国家,近亲是不能通婚的,同样道理,综合素质彼此非常接近的最好也不要结婚。

 

学历教育中的封建等级制度遗风

退思

2005年7月11日

  自从隋代实施开科取仕以来,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逐步发展完善,为推动当时的封建王朝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国家倡导的人才观念,就是以一级一级的考试来确定儒生们的等级。封建王权贵权宗法制度森严,再加上滥用《周易》所阐述的尊卑概念,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了一种以考试确定的名,和随之来取用人才的利,共同构成的学问价值观。儒学士们为了一登金榜,扬名显万,进而取得入仕的资格而光宗耀祖,演绎了一代又一代的人间悲喜剧。这种封建王朝的学历教育模式,足足主宰了我们国家一千三百年。

  当然,这种学历教育模式,在唐朝时,就在表面形式上被西方所效仿,促成了西方现代学历教育模式。本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面对国家缺乏有效地选拔人才的现状,以开科取仕也是万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并且国家在当政者非常重视民生,重视人民道德精神的情形下,应用具有精神食粮作用的《老子》《易经》这些经作为教育内容来培养人才,也就为国家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但是,由于后来逐步的丢失民族精神文化的瑰宝在教育中的应用,尽管形式上是非常完善的科举学历制度,但是内容上却是极度缺乏精神营养,因此就很难在这种学历制度下培养出一大批国家有用的人才,以至于国家渐渐沦落。到十九世纪,民族在一千多年的文化教育产生的痼疾中挣扎,本因上自身先天缺损,加上当政者的错误导向这个内因,苍蝇不叮无缝之蛋,在列强入侵这个外因作用下,一乱就是百年。封建王朝的终结,使一千多年的科举在形式上不存。

  在民族长期失落道德精神教育的历史背景下,我们的诸多有识之士虽然痛心于民族国家的惨痛教训,但是自身的局限性始终没有能够突破。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精英们盲目的以西方的准绳来衡量本民族的发展趋势,被西方科技发展的表象所迷惑,机械的用西方发展的一些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方法和形式,对治国家缺少人才这个落后挨打的病根,以抛弃民族文化之中优秀精华的教育方法为代价,再一次的在中华大地上倡导学历教育模式。尽管在国家的发展之中,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有益的推动作用。但是那是与当时的社会特点分不开的:国家处于战乱状态,科技发展极度落后,民众受科技教育程度普遍极度低下,民众富有救亡图存意识,富有奉献精神。可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革,尤其是在唯智为用而精神衰微崇尚物质追求享受的近几十年,学历教育已经成了底层人们试图摆脱生活困境而不得不遵循的生存规则,中产阶层用来争取社会地位稳定经济收入实现利益分享不得不墨守的陈规,而贵族阶层用以粘花贴金乐此不彼希望长久维持的优势法则。在目前的形势下,学历教育可以说是已经沦落为被经济所困在金钱奴役下的一种惨烈的社会分层工具和手段,成为扼杀出生在民间的大量天才的酷刑,成为严重阻碍生活在社会各领域底层,但是具有复兴中华的大智慧人才,顺利被国家有效取用的绊脚石,是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极不和谐的人才选拔制度。

  西方社会实施学历教育,能够推动他们国家的科技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是与他们的社会氛围是有深刻关联的,西方社会更多的是一种平等自由的学术氛围,西方的人文观念中没有过多的“学而优则仕”“官贵民轻”这些官本位意识。平等自由的学术氛围造就了许许多多以追求科学精神为人生目标的科技巨匠,不以学历教育作为取仕惟一标准的人才教育导向,促进了国家各行业各领域平衡发展,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稳步前进。而东方的人文文化历史,由于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封建等级制度,已经深入骨髓的影响了我们的民族,以至于终结了封建王朝近一百年后,我们的大多数老百姓,甚至很多文人学者精英们,还难以走出汉代犬儒们尊皇贵权意识下设置的障碍,始终在片面的致仕图荣私我意识中进行人生的追求,价值观和人生观上难以实现尊道贵德而以贤德圣真为人生追求目标的真正确立。在这种错误思想主导下,必然难以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以及全人类的和谐发展紧密联系,得势阶层在既得利益驱使下要维持学历教育带来的优越性,中产阶层固囿于学历教育的带来的利益诱惑性,底层大多数百姓又难以突破个人意识小农意识。大多数人都受困于封建意识的余毒,在个人的私我利益追求中维持国家的运转,国家稳定显得极为勉强和艰难,而在和谐的呼声中到处出现不和谐的乱象,也就是一种人才教育和取用机制错误导向下的必然趋势了。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学历教育在当今的中国,的确是一种封建王权意识等级制度的再现,尽管是效仿西方设立,但是从来源上看的确有点封建等级制度遗腹子的味道。学历教育体现的是等级尊卑意识,体现的是得势阶层的利益而绝非国家选拔贤才的大利益,体现的是众多受过教育而国家寄予希望的人为了个人利益弄虚作假践踏国法和道德良心的麻木不仁。社会要发展,文明要进步,和谐要实现,就必然要求我们推陈出新,将一些不符合精神需要的形式进行改进。用符合国家整体利益的人才教育内容和方式,重视道德精神的树立,用民族精神文化瑰宝中的道德营养滋养人们干渴已久的精神,从民众内心之中真正树立无私奉献的价值观人生观,促进真正具有道德心灵的大智慧人才为国家所取用。这样,我们的民族精神才会振奋,我们的国家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和谐社会才能真正和谐。

发件人:"投稿---田忠国" <tzg59388@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8-08 19:58:4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来自投稿---田忠国的邮件 

我国国家管理失控:

用权力结构和制度制约权力、使用权力是有效管理的唯一出路

彭畅

2007-8-8

    张千帆先生在“走向执政模式的法治化”一文中,开宗明义的说:“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出现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从表面上看,它们似乎只是经济、道德或别的什么问题:社会两极分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农民生病不敢去医院是因为他们太贫困,环境污染至少部分是某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造成的,山西黑砖窑的人道主义危机是因为窑主太黑心,政府官员的贪腐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力量不足以抵制权、钱、色的诱惑,等等。但是在本质上,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一个共同的症结:我们的执政模式有待法治化。”他所探讨的问题,与我在“中国的权力制约结构是制造危机的主要根源”一文所表达的意思完全一致,唯一不同的是,我的重点偏重于对具体操作模式的理论思考,张先生的文章则偏重于理论与历史的对比。张先生把他列出的问题,归结为“我们的执政模式有待法治化”,而我的结论则是:权力结构无制约和没有制度化行使权力。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政治道德的危险性

    在我国执政历史上,人们大多寄希望有个清官,这一愿望令人感动的同时,也令人困惑: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多少清官呢?和我们的历史相比,清官确实少得可怜,可怜得令人面对未来只能无望的长叹。人们之所以期望“清官”,其主要根源是人们出自于对政治道德的渴盼,而对政治道德渴盼的主要原因,不是民众没有对其它国家管理方法的诉求,而是没有诉求的权力和诉求的渠道。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是中国一直实行帝制,一国之天下实为一家之天下,一家之天下又为一人之天下,不论是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是皇帝的奴仆,或者用现在的话说叫“打工仔”,某个地方的百姓又是这个地方的奴仆,也就是说,对全国来说,皇帝是老板,对某个地方来说,官员是老板。老板制定的制度全是一边倒的:维护老板权力和利益最大化。所以,制度的基础自然建立在权力与利益一体化的基础上,并加以制度化。时至今日,很多部门法规还带有明显的权力与利益一体化的倾向,瓜分中央权力的同时,扼阻中央意志的落实与实现。

    因此,我们说没有制约的权力,政治道德是最不可信的防火墙。

二、可怕的权力漫游

    正因为权力没有结构性和制度性制约,一种可怕的现象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漫延:权力漫游。如果说手机漫游是一种零成本高利润的话,在这种利益的诱惑下,权力欲望随之四处漫展,无孔不入,浸透到所有有利益的地方,于是陈良宇之流到处滋生,民怨四起,群体反抗事件不时发生。需要明确指出的是,群体事件的大多数普通百姓之所以参与反抗事件,他们并不是反对党或政府,而是反对党内、政府内陈良宇之流,对于这个问题,搞司法的同志一定要分清,不要无端的激化矛盾,最终导致大部分群众的良好愿望向相反的愿望发展。

    权力漫游祸国殃民,因此,有效的制约权力就成了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权力结构和制度制约的安全性

    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的产生,是通过权力结构和权力制度制约的结果,在国家管理上,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独立对称结构,是一种平等的制衡关系,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相互制约,才能达到权力的永恒平衡。三权独立结构,虽然是一种最佳结构,但若没有民主制度、程序的制约,其结果也可能导致三权的联合,形成权力利益联合体,因此,为了有效制约这种可能的发生,权力制度和民主制度、程序,就是非常必要的了。在西方,美国式民主制度和法国式民主制度都不是完全适合于我国国情,所以,我们只能另劈溪迳,寻找到最佳的民主方法和最佳的民主制度。为此,中共中央党校曾设计了一个方案,我以为那个方案还是不完美的,因为,他并不能实现全民民主,也无法永远确保党的领导地位。我以为,全民入党,以党为一个价值体系和利益平衡体系的维护力量,形成一种全民的民主体系,一经民主选举成为国家领导人,就和党完全脱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独立行使法律赋予的行政权力。如果该领导人在执政期间偏离了中国人民共同的核心价值体系,不是通过党的干预加以纠正,而是通过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加以纠正。

四、规范的欲望

    人类的欲望是永远存在,但欲望既可以成为人类发展的不竭动力,也可以成为破坏社会和谐发展的巨大力量。如何规范人类的欲望,特别是权力欲望就成了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大事。从社会上看,制度或者说法律制约人类欲望,从权力运行上看,权力制约结构、制约权力的制度程序,是所有国家的普遍选择。从许多国家成功的经验上看,权力制约结构、制约制度、制约程序越是完善的国家,其权力欲望越是形成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反之,这个国家就会陷入贪污腐败、精神颓废的泥淖。

    需要说明的是,任何国家的制度或者叫法律体系,都应该体现出本国的文化倾向、情感倾向、核心价值倾向。如果情况相反,这个制度体系就是失败的。

五、我们的国家管理为什么会失控?

    有关数据和有关报道显示,我们这个国家的官员,一是贪污的多,二是腐败的多,真正为国为民的官员少之又少。但我们的宗旨是为全国人民谋福利的,是只有为国为民的权利,没有其它权利的。美国的官员似乎没有这些宗旨,但贪污腐败案也有,只是少得可怜。这两个对比显示出,美国在国家管理上有效的,而我国则显示出管理的失控。

    我国的国家管理为什么失控呢?

    其一,制定法律部门化。在我国,制定法律法规部门化的历史由来已久,并已形成“传统”,当然,这种传统由来已久。在古代,或者说清以前,政、议虽然合一,但制定法律的最高长官是皇帝,法律的目标性、统一性,在最高长官的带领下,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尚可以维持国家管理的统一性和严肃性,虽然也有管理失控的时候,但也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当代的中国,每一个部门,省市,都是制定法律法规的最高领导者,在政议合一的中国,法律法规体现的不是民众意志,也不是国家意志,而是部门或省市最高领导者的意志,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法律法规维护利益意志的矛盾,法律法规的相互矛盾、相互消解也就不可避免了,当然,这样的法律法规的合理性、科学性、有效制约性就根本无从谈起。

    其二,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第一个问题的产生呢?天下人都知道,是政议合一的恶果。导致政议合一的直接原因,就是个权力结构的问题,也就是说,导致部门利益法律化的原因是政议合一,导致产生政议合一的原因是权力结构,导致权力结构,也就是政议合一的原因是权力制度。要破解部门利益法律化的顽疾,就必须从权力结构上下功夫,舍权力结构而破解部门利益法律化是根本不可能、不现实的。在我国,一提到科学而有效的国家管理问题,马上就有人提出意识形态的问题,并以捍卫意识形纯洁性的面目示人,其实,这类人并不是捍卫他信仰的意识形态,甚至可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信仰,他们唯一信仰的就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即得利益,而意识形态不过是他维护自己利益的一个招牌,一个幌子。

    国家管理的最高境界,是超越意识形态,科学而有效的管理行为,而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国的国家管理就会永远处在失控的状态。

    其三,贪污腐败也好,权力寻租也罢,如此等等,中国一切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权力制度和权力结构。因此,解决中国危机不能是危机本身,如果解决危机本身,原有的危机没有解决,反而会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制造新的、更多的危机。

六、有效管理,权力结构制约化、法治化、民主化是其必由之路

    国家管理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公平公正、平等博爱、自由民主,离开这个目标,政府存在合理性就会在人们怀疑的目光下逐渐失去其权威性,最后最大的可能只有一个,失去权力。但要确保最终目标的实现,最基本的目标就是有效管理,如果你的管理是无效的,或者说是失控的,所谓国家管理的最终目标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使国家有效管理的唯一途径,就是权力结构制约化、法治化、民主化,离开此而妄谈有效管理是不可能的。

    以上所谈,仅供高层参考。

农民地权六论(中)

秦晖

之三:“使用着”不等于“使用权” 

什么是“使用权”? 

尽管如此,我也不认为提倡“土地私有制”是当务之急。因为在地权问题上,农民的许多更基本的、并无意识形态禁忌的权利,也还有待争取呢。 

现在在中国,提倡“土地私有制”还是个禁忌。于是一些为农民呼吁地权的人便提出:应当从农民的土地使用权“30年不变”的承诺再进一步,实行所谓“永佃制”,给予农民无限期的使用权。 

这个提议的良好动机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怀疑其能否实现。尽管“永佃制”顾及了土地所有权仍属“公有”这一意识形态规定,但问题是,它的前提——农民如今已经有了30年的使用权,现在只是要继续延长——存在吗? 

如果农民现在“使用着”他们耕作的土地,这就表明他们拥有“使用权”吗?我们应该知道:某人正在做某事和他“有权利”做某事并不是一回事。古代的奴隶可以奉主之命与异性结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婚姻权”,而自由人可能是独身,但他们无疑是有“婚姻权”的。一般而言,某人有“某某权”意味着他有做某某事的自由,亦即他可以自主地做或不做某某事——如果想做则别人不应阻止,如果不想做别人也不能强制他做。例如:某人有“选举权”意味着他可以投票也可以不投票。但如果他被指定必须投谁谁的票,即投票对于他已非权利,而是成了必须履行的义务,那么他虽然投了票,却不能说是拥有“选举权”了。同样道理,近年来人们经常提到的“生存权”也不等于生存着。例如猪生存着,但不能说它有“生存权”,因为猪只是依饲养者的意志而“生存”,如果饲养者要屠宰它,它就不能生存了。类似地,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专制下,臣民虽然生存着,而且有的(如宠臣宠妃宠奴之类)还生存得很滋润,但仍然谈不上他们有什么“生存权”。 

佃而无权,何言“永佃”? 

就地权而言,自从有了农业,也就有了土地的“使用”者,但远不是所有“使用者”都拥有“使用权”的。例如奴隶与农奴都可能使用着土地,但他们不但没有土地所有权,而且也不能说拥有土地使用权——他们只是在主人的意志之下使用土地:主人让他们种地,他们不能不种。而主人不叫种了,也可以随时把地收回,奴隶或农奴是没有权利(就是所谓使用权)拒绝的。 

那么谁有土地使用权?自耕农和经营地主无疑对其土地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而出租地主拥有所有权,使用权则被有偿转让给他人了。转让给谁?就是转让给佃农。 

换言之,同样是在没有所有权的情况下“使用”土地,佃农与农奴—奴隶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有土地使用权的。这个权利受到租佃契约的保护:这种契约通常规定了土地使用权的期限,以及佃农为取得此种权利所应承担的义务(交纳地租)。一般地讲,在典型的租佃制(亦即排除了农奴制因素的、纯粹在契约基础上成立的自由租佃制)下,佃户的土地使用权是有保障的,即在契约规定的佃期内,只要佃户履行了契约规定的义务,地主就不能违约收回土地、赶走佃户。如果要收回,只能在租契期满之后。当然契约期限有长有短。一般认为在人多地少存在租地竞争的情况下佃农会争取长租期,而在人少地多存在招佃竞争的情况下地主会争取长租期。主要由于佃农的争取,中国明清以来租契逐渐长期化,乃至出现永佃制,佃户取得无限期土地使用权,只要履行了一定的交租义务,地主就不能“夺佃”。而佃户可以把此种佃权再投入流通,即今所谓“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这种永佃权号称“田面”“田皮”,而原初的所有权为“田底”“田骨”,形成所谓“一田二主”的现象。无疑,这对于维护佃农利益有着很大意义。 

事实上根据如今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清代地权流通中佃权或曰“田面权”的流通已经渐成主流。尤其是一些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田面权的流通量远远大于田底权流通量。这一方面表明农民比官府更懂得珍惜土地,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轻易出卖“田底”的,另一方面表明当时佃权已有相当保障。如果地主可以无视佃权,任意抽回土地,谁敢购买这样的“田面”,谁又能出售这样的“田面”呢?而今天我们的政策不仅允许“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许多文件还要求促进这种转让,但是这种转让在许多地方仍然兴不起来,这除了因为农民改业机会有限无法轻易转让“田面”外,恐怕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如今农民的“佃权”实际上是无保障的、极不可靠的。 

显然,永佃制的前提,是一般契约规定的佃权或使用权得到尊重。亦即无论租期长短,只要在期限内田主就不能“夺佃”。而佃户在此期限内可以自由使用土地(例如他可以转交他人耕作,而自己去打工经商)。应当说,能否做到这一点是区分有无“使用权”的标准,也是区分自由佃农和农奴的标准。只有承认使用权的存在,亦即把“使用者”当作佃户、当作租佃契约的承租方而尊重其权利,而不是当作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农奴,才有可能把这种“土地使用权”逐渐延长,以至达到“永佃”。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反过来,地主可以随时收回土地而佃户却没有迁徙自由、非经主人特许不得离开,那么即便他事实上长期“使用着”土地,也不是什么永佃制。相反,如果他永远被束缚在土地上,那倒近似于农奴制了。 

地权问题的症结何在 

话说回来,今天我们农民对土地的使用能叫做“使用权”吗?如果说能,那么这种使用权的期限为何?许多人认为就是文件常说的“30年”。然而这种看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十分可疑。首先,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14条的说法是“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十年”。但并未明确说农户对其所承包的土地拥有30年使用权,而且其后还有“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说法。于是在许多地方,土地管理法的说法被解释为“土地承包制”这个制度30年不变,亦即30年不搞集体化,至于具体让不让你承包某块土地则是可变的。还有人解释说,所谓30年不变是指30年不进行全面的土地重分,但不排除进行“适当调整”。总之,有权者要拿走你的土地,在现行法规中他完全可以“解释”得通。 

还有些学者甚至从理论上证明:所有权是上位权,使用权是下位权,“使用权服从所有权”,所有者只要愿意,就可以把使用者使用着的土地收回。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根本否认了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存在。但它在学理上的荒谬一望可知:所谓“上位权”“下位权”的说法不仅并无法理依据,而且从常识讲,使用权固然是来源于所有权(不是所有者也未经所有者同意,使用者是无法取得使用权的),但它既经所有者同意转让,就成为独立的权利,而在契约的意义上与相关权利取得了平等地位。如前所述,即使在一般认为存在着地主强势和佃户弱势的传统契约租佃制下,地主也必须依约行事,租期未满是不能收地夺佃的。“永佃”与否只是租期是否无限之别,在租期内使用权受契约保护这一点上是一样的。因此,那种地主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佃户”其实不能算是佃户,而只是农奴。确实,如果有权者可以不受租期限制、任意撕毁契约、以“所有者”的名义随时收回土地,那实际上就不仅否认了农民的土地产权(所有权),而且否认了农民的佃权(使用权);不仅不把农民当成独立所有者,甚至没把农民当成佃户,而是把农民当成农奴了! 

而在现实生活中,农民也确实不像拥有“土地使用权”的样子。不仅农地常常在承包期内被“调整”,农地转为非农业用途,无论是公益性建设还是开发商的赢利项目,基本都是按“征地”(“土地征收征用”)的模式进行。既无需向农民购取土地所有权,也无需向农民购取土地使用权。如此看来,今天农民在维护其“佃农”权利方面尚有很长的路要走,“佃权”没有保障,“永佃”又从何谈起,更不用说争当“自耕农”了。 

换言之,在地权问题上如今的根本症结在于我们的许多机构权力不受制约,因而农民的权利,无论是意识形态禁忌的还是不禁忌的,纸面上许诺了的还是没许诺的,都得不到尊重和保护。

之四:官府自律能够遏制“圈地运动”吗? 

“圈地运动”与地权归农 

我曾经指出,如今一些理论家和一些涉地部门官员都反对地权归农,但理由却截然相反:理论家说地权一归农,农民就容易失去土地;而官员则说地权一归农,就很难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也就是搞不成“圈地运动”了。有趣的是,那位鼓吹“无地则反”的朋友既号称三农实践家又热衷于理论,于是两种说法兼收而不管其矛盾。他一方面以印度为例宣称地权归农导致土地买卖、“无地则反”,另一方面又说由于印度的承包商和官员无法赶走贫民,导致它难以大修高速公路。我很高兴他还能看到这后面一点。 

的确,要说绝对的土地私有权有弊病的话,那绝不是什么农民自由卖地造成“土地兼并”和“无地则反”,而是相反,由于土地私有条件下农民难以被赶走,一些特殊区位的地权私有如果绝对化,确实可能影响公共设施建设与国土整治。正因为如此,如今所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所有承认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对土地私有权的限制还是比对其他财产私有权的限制为多,而公共干预的保留也比对其他私有财产的干预大。原则上只要通过民主法治程序真正证明是基于重大公益目的,西方政府也是可以“征地”的,亦即在以合理价格达不成购地协议时,国家为公益可以行使最终定价权,以免区位垄断者无限要价。只是在民主法治条件下,他们行使这种权力的制约条件极为严格,甚至可以说很“苛刻”。因此滥用这种权力大搞“圈地运动”是不可能的。而我们这里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我曾说:限制农民地权如果说有理由,也必须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前提。在缺少此种前提的情况下,地权归农就应该比西方的条件下更有必要,或者说强调农民地权在中国当今条件下比之在西方,肯定是利更多、弊更少。 

“大限”能遏制圈地吗? 

应该说,随着税费改革后土地问题的尖锐化,如今国家,也就是中央领导的确为遏制“圈地运动”做了许多努力。尤其是2004年的征地改革,号称“土地新政”“土地革命”“8.31大限”,在限制官商勾结损害国家利益方面应当说是作用不小。这场改革改变了开发商与国家的利益分配模式,从协议“批租”制改为公开“拍卖”制,使开发商通过贿赂批地官员而拿到低价土地、给国家财政造成地价损失的可能性得以降低。然而,由于这种改革对于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分配模式没有什么改变,尤其是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只许官府“征地”不许农民(甚至包括“集体”)“卖地”、更不许农民讨价还价的规则没有任何改变。我认为,这种做法不仅不能缓解而且有可能加剧“圈地运动”的弊病。为什么这样说? 

在过去批租制下的征地,的确容易发生明显的“征地腐败”:商人贿赂或有权势的官商唆使批地官员低价批地,固然是一坑国家二坑农民,只有开发商与经手官员个人大发横财。但是这种做法由于只是个人发财,而“公家”财政得到的好处相对而言还不算多。这不仅容易招致“反腐”打击,而且容易在政府机构内部引起制约——那些没沾到好处的政府同事会有监督他们的激励。同时这种征地虽有商人和征地官员个人利益的刺激,“卖地财政激励”相对而言还不算大。而应当实事求是地讲,虽然如今官员腐败问题十分严重,但还不能说完全失控,除了某些政府完全“黑社会化”的地方,腐败官员还不能说是为所欲为。因此推动圈地的官员个人积极性与政府积极性相比,能量还是相对有限的。 

“征地改革”后就不同了:从低价征地、低价“批租”变成低价征地、高价“拍卖”后,从农民那里得到的征地收益并未减少,但这种改革如果确实实现,征地收益将更多地收归政府财政,而不是归入官商私囊。“卖地财政”对政府财政的意义会更为重要。于是虽然腐败官员个人推动圈地的积极性可能会收敛,但政府推动圈地的积极性却会大大提高!并且这种收益归官府而不归个人的征地却很难责其“腐败”,由于政府内部财政利益均沾,来自“没沾到好处的政府同事”的监督和制约也会大大减少。于是,以“卖地财政”为激励而不是以批地官员个人利益为激励的圈地、由政府整体推动而不是由个别官员推动的圈地、形式合法的而不是“腐败”的圈地,会比以前更肆无忌惮。这绝非难以设想:“土地新政”后一年半,因征地引发的官民冲突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定州、南海、汕尾等过去少见的严重事件也接连发生! 

更何况,自19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后,除沿海发达带外的我国多数地区地方财政,尤其是县及县以下的“财政饥渴”一直在加剧,税费改革目前缓解了农民负担,却在很多地方加剧了基层财政困难,而为解决困难应当进行的基层政治体制改革又难以有实质性推进,在此背景下“征地改革”又进一步突出了“卖地财政”的巨大诱惑,这几种因素叠加后,“圈地运动”会如何发展,应当可想而知。 

两年“冻结”启示录 

根本问题在于:我国现行体制主要的弊病是“官民”之间缺少委托代理机制,权责不对应、权大责小的状态难以改变。这种机制下官员个人牟利当然是问题,但政府聚敛的问题更大。为升官邀宠而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以及追求“增长”“引资”、政府圈钱“经营城市”——这些做法的严重危害,远甚于官员个人贪污,而这些做法导致的“圈地运动”,更不是制止了(如果能制止的话)受贿批地就能够遏制得了的。 

中央领导并不是没有看到这些,“征地改革”中也对从农民那里拿地做了不少规定,但在地权不归农、农民只能作为被“征”者、没有卖方权利亦无谈判资格的条件下,这些规定都只是强调官府自律,强调要严格审批等等。 

但事实上过去并不是没有要求官府自律,而且要求的力度有远甚于今日者。但效果如何呢?自1992年后中国出现了失控的圈地大潮,中央从1993年就开始力图“刹车”,在几次强调严格控制不见效的情况下,朱鎔基政府痛下决心搞“一刀切”式的全面禁止圈地。199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中发〔1997〕11号文件),宣布全面冻结非农建设占地一年。1998年4月又发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的通知》(中办发电〔1998〕2号文件),再接着冻结一年。然而就这样连续两年的严厉禁令也未能遏止圈地潮。一些地区恰恰在这两年形成“过热”圈地,甚至圈而不用导致这两年“烂尾地”猛增,直到2005年还在消化这些地块⑦。“两年冻结”前的“八五”期间(1991~1995),中国平均每年净减耕地440万亩,而包括“两年冻结”及其后数年的1996年到2003年7年间,耕地年均净减却骤增为1428万亩⑧。时人惊呼:“采取‘世界上最严格耕地保护政策’的国家却成为世界上农地最易被‘征用’的国家”⑨。老实说,今天的“严格控制”不太可能比那时的“两年冻结”更严厉。当年效果不过如此,今后又能怎么样? 

显然,只要“地权归官不归农,政府圈地即圈钱”的状况不变,要求它自己监督自己、自己“严格控制”自己,怎么可能? 

关于“补偿”问题 

“8.31大限”以后,土地政策调整重心似乎从“控制规模”转向了调整“补偿费”。这既是两年来几次低价征地引起重大事件的刺激,也体现了新近三农政策强调对农民“多予少取”的精神。 

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的“补偿费”明显是不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它不仅规定不按市场价、而按耕地被征前若干年庄稼的价值来“补偿”农民,而且不规定下限、只规定补偿“最高不得超过”若干,明显带有“不怕民吃亏,只怕官不赚”的味道。如今的新精神则开始强调对商业性开发征地补偿标准要考虑市场因素,这当然是个进步。 

然而圈地的性质到底属于商业性开发还是“公益建设”,其判断权仍是征地者说了算,农民并无发言权。即便承认是商业性开发,要考虑市场因素,这种考虑仍然由征地者单方决定,没有地权的农民依然不能讨价还价。然而既无讨价还价,何来“市场”标准? 

其实在如今的体制下,只要是官员单方定价,没有双方合意,就容易生弊。价贱固然伤农;价贵一般农民也未必得利。如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低价征地当然是主要的问题。但笔者也的确听说过这样的事:某些城郊地区有上层“关系”的村官找门路要求“被征地”,前提当然是特殊的“高价”,这就不是权钱勾结来强征地,而是权钱勾结谋求“被征地”了。但这样的“高价征地”,普通农民是碰不到的,高价征地款更不会给他们。总之,只要无地权的农民不是交易的一方而是被“征”的对象,那“圈地坑农”的事仍然难以避免。 

“垂直管理”成效分析 

面对地方政府“村改居”“租代征”“整化零”等变相圈地策略,中央又连续出手,2006年推出地政部门“垂直管理”,2007年出台“土地督察”制。继“8.31大限”被称为“土地新政”后,这些新动向又被称为“土地改革”。 

我是赞成地政垂直化的,因为它有助于国土整治,笔者十年前就著文主张过⑩,今天仍以为早该如此。可是地政“中央集权”有利于国土整治,但是否有利于维护农民权益?至少在如今宏观体制的约束下很值得怀疑。过去靠朝廷御史出巡来为民做主,结果御史反比地方官更腐败,识者讥为“察弊适以滋弊”{11},可谓明鉴。1994年财政中央集权,众所周知的结果是恶化而不是改善了农民处境。如今乡镇上的“七所八站”当初都是“垂直化改革”的结果,现在却被认为是比“四套班子”更难对付的“汲取”机器。“块块”可能坑农,“条条”就不会坑农或者坑农更甚? 

仅就土地问题而言,过去“村官”私卖村地侵吞地款引起村民抗议的事屡有所闻,后来批地权上收省、县,“圈地运动”却有增无减,反而村官为维护村社利益带领村民抗议“省圈村地”“县圈村地”的事成为近年来土地事件的突出现象。因为如今官民间委托代理关系虽远不完善,毕竟基层与百姓的委托链条较短、而利益关联更大。兔子虽吃窝边草,强龙方能刮地皮,犹如历史上乡绅、土官虽然欺民,所谓绅权制衡皇权、土官制衡流官的机制也不是一点没有。那么,今天在地政方面进一步中央集权的结果,先不说千头万绪的涉地事务是否管得过来,即便能管,会不会又出现“朝廷圈省地、圈县地”?要知道不仅地方政府有“经济人”的一面,中直机构同样如此。“部门利益”一定会比“地方利益”更亲农民吗? 

其实,工业化、城市化要用地是无可避免的事,土地政策的目的不是不占地,从根本上讲也不是为了少占地,而是为了(1)从全局利益着[尽量提高用地效率,改善国土整治;(2)在这一过程中维护涉地各方的权益,消除或缓解社会矛盾。前一点可以寄望于“垂直化”改革,后一点只能寄望于农民权利的保障。如果说“地方利益”不能代表农民利益,那么“部门利益”同样不能代表。马克思当年曾说传统小农“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但那个时代早已过去。如今在先进国家,农会常常比工会更活跃,我国农民也应当可以自己代表自己,去参加利益的博弈。

(本文原载《社会科学评论》。注释略。本刊下期将续完本文剩余部分。

 

发件人:"gzwjzshb" <gzwjzshb@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8-06 13:23:30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若能在贵论坛发表,荣幸! 

   仲大军先生:您好!如下文章,是发表于新华、人民网过,但那是零碎的,斑竹审核嘛,不得不零碎嘛,后来深入的讨论,即关于民主政治的就发不了了,我也就不上那网的。

一个广西中学教师对教育问题的思考

广西河池市退休教师  韦家忠

2007年8月8日

  作者简介:韦家忠,男,出生于1947年4月 2日,系中国广西河池市人,中共党员,中师学历,退休教师。韦家忠在名利富贵与科学真理的探索选择中,选择了后者。他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连续订阅《光明日报》主编的《文摘报》,并从中深深体会到一党执政只有实现民主政治,才能拯救党、国。于是,从教育管理改革研究入手以达成整个社会的管理改革,韦家忠进行了艰苦的教育教学管理等科学研究,其所构思的《量化评价管理新模式》,在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教育评价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将我国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为一党执政如何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打开了个切入口方面给予了积极的答复!《量化评价管理新模式》等已发表于人民网《强国论坛》,新华网《教育论坛》等。只是眼下这个构思未被大家所熟知,未被社会所采纳。我已被当地政府搞得死去活来,现在又在网上发文,可能要挨坐什么了!)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路在何方?》几个关键问题的思考

    1、高考是应试教育的指挥棒吗?如果不是,哪到底什么是?

    答:高考不见得是应试教育的指挥棒!应试教育的指挥棒归根到底是滞后的社会管理体制所使然!教育管理体制滞后是整个社会管理体制滞后的一个缩影。现行管理考核体制,看上去条理清楚公正,照章办事,认真履行职责,既是称职优秀的了,但与考核有关的各个“量”之间缺乏竞争与制约的辨证统一,在此基础上所确定的什么权重也就意义不大了,这就很容易诱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是有权者的话有理,民主管理与监督自然就弱化了,为了强化管理,免于一盘散沙,必走一长负责制,民主管理监督的弱化与一长负责制并行,是容易诱致权钱交易,行政、司法等腐败现象的。行政有的收钱了才有作为,否则让你走司法途径,行政不作为了,法官如何公正相当的自有其的“分寸”;“门难进,脸难看,踢足球,吃了被告,吃原告,”是多的了。体制创新了,民主管理监督自然得以强化,还应该高薪激励一长负责制呢!

    请想一想:一所学校从事教育的同事其劳动性质是一样的,所反映出的有关数据是可以比较的。目前理论上不同年级同一学科所反映出的有关数据是不同性质不可比较的。但为了管理,师生教与学的成绩是捆绑了,相关数据处理不科学,结果都给硬性比较了,这种理论与实际的长期偏离,经权力假借制度给固化后,这个权力相当的自然就是绝对的了!教育不出问题才怪!同理,这个理论反映在整个社会即不同行业所反映出的劳动效益是不同质的数据是不可比较的。行业垄断、分配不公、调控乏力等也就存在了,腐败也就滋生了。

    “发展是硬道理,坚持科学发展观”很正确!只是同一单位里关于软的活的东西只有创建了具有横、纵统一即竞争与制约相统一的量化评价考核管理新体制,才能从根本上体现这一科学命题,解决社会管理体制滞后问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犯法才能得以有效遏制,教育体制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样一个制度是存在于大家的生活、工作中,不执行也得执行!这个体制是完全可以创立的!

新模式让平时检测成绩属实了,可以比较了,那么,关于中、高考,重点中学(小学一律取消重点校,重点中学发现其生员全面素质跟不上的(主要是家长造成),退回原址中学)的新生录取,其统考分就不能定终身了,平时成绩对于录取与否的参考意义就突显出来了。新模式的实施,中、小学校办学的自主权即可下放,因为其能最大限度地激励了学校、教师、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及能力,一种宽松、上进、和谐共同发展、进步的没有压力同样也有动力的马不扬鞭自奋蹄的办学氛围就会形成,现实里那高压的不得不急功近利的办学思想及行为就得到了遏制。

不同地区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是有所区别的,其求学的强烈程度和就学方式也是有所区别的。那么,中、高考、重点中学及职业学校(现在的职业学校相当的是以赢利为目的的,这不妥)关于新生的录取即可按毕业生源及志愿方向的一定比例予以录取,即高一级学校即可根据自己的办学需要在中、高考成绩及平时成绩(突出了学科特长,品质表现)中择优录取,于是,高学历给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也会减轻,因为新模式能理好不同层次的人才应就业于社会的不同层面这一问题。那么,关于一所重点中学的设立,应打破地区界限,初中的重点校覆盖范围应有一万上下的小学毕业生;高中的重点校覆盖范围应有二万上下的初中学毕业生;余下的统统是正规的普通中学。

高考体制需要改革,但高考体制不是孤立存在的,高考不见得是应试教育的指挥棒!应试教育的指挥棒归根到底是社会管理体制滞后所使然!!!

2、应试教育离不开分数评价,素质教育也离不开分数评价,同样是“量”的评价管理,如何理解?

答:应试教育是急功近利地抓分数、升学率(通过原始分排名评价,施以强压教育),素质教育是适时收获地抓分数、升学率(调整分评价,有横、纵比,教与学会自然和谐),同样是个“分数”评价,但性质是大不一样。

原始分评价的意义:是关于学生某一阶段的学生学业评价,学生间横比成绩有意义,但单个学生成绩孤立时,横比就没了,自身成绩纵比无意义;关于总体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如果没有把其放到更大的总体中去评价,这个进、退步无意义。

调整分(类似于标准分)评价的意义:既具有了原始分关于“学生某一阶段的学生学业评价,学生间横比成绩有意义”,同时“单个学生成绩孤立时”,横比也有了意义,因为假定总体均分始终等于80分,你得多少分可以和这个“80”形成比较,还多来个自身纵比分评价这个意义;关于总体调整均分,其是个恒定的分数,它能使师生教与学每个个体的积极性和谐地调动起来,便产生了总体“恒定不变”,个体“特长高能”的现象出现,这是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愿意看到的教育结果。

原始分侧重于学生学业评价,调整分是通过学生学业评价之后,更侧重于学生间的成长评价,学生自身的成长评价,通过对学生学科成绩曲线变化的分析,亦可判断出其的品质、毅力等。

原始均分一样,当离散度不一样时,好多专家乐于用标准差评价,某一均分离散度集中些,数值少些是好一些,否则是差一些。这评价一是把师生的教与学物化了,二是强调了整齐划一,这对于学生的学科兴趣特长的培养是很不利的。当然现实中谁也没有用过这一评价进行实际的管理的,但这个评价理论误导性很强,即这么高深的数学都不能为现实的管理服务,大家再琢磨什么也是没用的。所以,常见的是那个均分、优秀率、及格率、升学率等的排名评价。而这个新模式在好多领导、专家、学者等眼里,其是文盲之见解——谬论!

放眼开去,大家都知道:一方面是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消费方式、层次空前多样化;一方面是社会管理监督体制滞后。于是,关于“剩余价值”的剥夺,真有点无孔不入。人性相互同情、理解、关爱的优点在某些群体中在淡化,如医药、卫生方面的假、乱现象等;相互争斗、暗算、结党营私、互为利用的弱点在某些群体中有所抬头,如窝里斗,买官卖官,行政、司法腐败等。社会阶层断裂的趋势有待控制,这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的。

人类自从有剩余价值、商品交易以来,管理方面就离不开量化。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离不开人文关怀,离不开法制,更离不开科学合理公正之量化评价与管理,三者相依相存,缺一不可,这样才能构建一个竞争与制约,激励与监督相统一的和谐社会,为人类的美好明天服务!但现在“量化评价与管理”是明显滞后了。高考讲分数,基础教育也不得不讲分数,一提到分数似乎就是应试教育的专利,那不对啊!转化一下角度,分数是完全可以为素质教育服务的!

3、采用横、纵比统一评价学生学业,产生了什么意义?

答:本人经三年实践,关于学生学业的横、纵统一评价,其产生了如下意义:A、永远的舞弊难存在,其是抓时机的,有漏洞才能钻,但舞弊成功后给这个成绩曲线带来了很不正常的变化,这容易被揭穿,作假的不值得,自然也就少了;B、确定了总体平均分不变,舞弊的无形中是抢了老实的成绩,于是相互监督就形成了!舞弊容易被控制在萌芽状态。假定确定总体均分80分,某次检测有半数以上作弊,应考均分85分,每生减去5分;假定无一人作弊,应考均分70分,每生加上10分,相比之下作弊时,作弊者是抢了优生15分。这个只有深入实践了,体会才会深刻的。现行评价,考试舞弊相当严重,根源是舞弊出的成绩为教师,为自己争得了名次,严禁舞弊相当的自然是口头的严厉打击罢了。这就诱使了教师职业道德、学生为人品德滑坡了,诚信在哪?长期如此,学生出到社会廉耻之心就有所缺失了,国民道德总体素质也就滑坡了;C、建立“结队子”关爱制度,后进生得到帮助、同情,不受歧视了,会努力做人做事的。D、学生互相帮助,自我调节学习、复习进程,学习自觉性提高了,作业布置不搞题海了,学生学业适时收获,高年级时成绩比搞题海的还要高,发展更为符合个性。

加强民主管理与监督,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就是搞好横、纵比辨证统一的量化评价与管理,因为其是存在于同一个单位里的,大家都是直接相互了解的;当然这里不否认法制建设方面的监督与管理,只是那相当的是上、下级间接关系的监督与管理,有些方针、政策只要是损害某些人和集团的利益,那么其的贯彻与落实自然就偏离些,不愿看到的结果就多了些!这已经是事实了吧?
假定这一构思是可行的,那么,其是能为一党执政服务的,多党竞争执政,哪个党采用了这一构思,那个党就会立于不败之地,自然,最终又是一党执政的了。因为这一构思能弘扬人性之优点,遏制人性之弱点!

4、为什么采用新模式评价,能攻克“应试教育”这个堡垒?

答:教育教学,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教师的劳动得不到科学合理公正评价,相当的良心泯灭了,这个“导”就趋向急功近利的了;反之,良心驱使,宽松和谐,积极上进,为何不干符合自身职业特点的素质教育?

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等和班级学生学业成绩的高低是有联系,但不是绝对联系。那些教育教学的真本事不大,而擅长于通过权力、关系优选学生,优选班级争面子的,横比上是处于优势,但纵比退步大了,也自有评说,交班制了,何苦做那违背良心、公平之事,做了又得啥?懒了,工作责任心不强了,教育教学量化分就自然是差的了,再以学生素质有别、教差班什么的搪塞也就讲不通了,这么些都是横、纵统一比较使之显现! 但现在的教育教学达标量化管理制度是把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等和班级学生学业成绩的高低绝对联系了,应试教育也就免不了了。新评价管理模式从客观存在出发,阐明了教与学的关系是辩证的:教师的教学能力等和学生的学习能力是各有个性、各有其责,又是相互联系的。通过沟通,明确教与学的相互需要与责任,个性教育与个性发展就得到重视,加上实施教师定期合理流动制度和年段制交班式教学等, 教育公平在某一程度上就得到了保障,一考分数和升学率给学生、家长、教师、学校乃至整个社会的压力就减轻多了,加上科学的导向,合理的调控,就可以开创由教育内行者主导,有社会 、家长、学生参与的“订单”教育教学管理新文化,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即可成为现实,“应试教育”这个堡垒即可突破。

当然,一言以闭之曰:教师的教学成绩和其的劳动量永远不可能处理为一个量,那么,下一步的什么激励监督、竞争制约的辨证统一也就不用谈了。

在这个激励监督、竞争制约的辨证统一的评价管理环境里,量化成绩较高的,自然反映出其的全面素质相对也是较高的,不必担心因为某些东西难以量化,而采用了量化,其评价结果就不那么科学合理公正了,事实上那些难以量化的,这里跟本没有量化到;再是作弊或通过权力择优的,在这个评价管理模式里,其会自然得到监督与制约或另有评价。因为优、差之间,学生都是带着自己的基础成绩进入新班级的,不像现在的横比排名,只见眼前,不显过去。当然现在规定是不能排名的,但体制的滞后,监督的弱化,利益的驱动,教育管理者或明或暗还是搞那排名的,为了有效的管理,背后的赏罚等叫其不得不排名。

对广大教师进行新课标培训,搞好继续教育也是推进素质教育的一个好做法,但体制不创新,一线教师是没时间学那么多的,其结果相当的是行政命令,帮助出书者消费书籍送“效益”罢了。这里的培训不是硬件技术的培训,容易立竿见影,这是个活的,具体情况要因地制宜,关键是要搞好校本教研,因材施教。社会上有一小时对外讲课补贴收入论万元的,比一般的教师一年的工资收入还多,这个是“效益优先”吗?穷国的富翁要有,但不宜和富国的富翁比高低、比数量,如果如此强调培训了,是推动不了素质教育的(那些讲课者是都给标上素质教育能手的),弄不好是推动了腐败!腐败者经历的培训可谓够多,还有那满天飞的制度、职责,可某些大、要、窝案还是你追我赶,前腐后继,难道这些大部分都是参加培训不多的下司违反了制度、职责把上司拉下水?新体制建立了,你不花钱,教育领域的同志也会自我培训的,花少量的钱搞培训,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把那些“放之四海而不准”的东西抬到桌面上来搞什么培训是劳民伤财的,甚至是养腐败的。政府采购、培训经费这几年出的问题较普遍,法不责众,算了!其实那本质还是权钱交易,层层保护,报上有“跑部钱进”,看来是这个意思。从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出发,只有教育体制的创新,才能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5、应试教育的主要弊端在哪?

答:一没有很好关注儿童不同成长期应着重培养什么,一味儿地强化,鼓励智力训练。这个智力初期是胜者,等出到社会,大家同时起步了,我们的优势就完了,因为通过强压后所学到的东西是被动的,主动求知、创新的毅力也就给弱化了;二是强压和兴趣作对时,前者的收获是事半功倍,后者的收获是事倍功半;三排名压力相互转嫁,诱使师生关系不和谐,甚至对立;四不符合人脑的生长活动规律:“如果环路内各个神经元的生理效应一致(和谐教育),则兴奋通过环路传递后将得到加强和延续;而如果环路内某些中间神经元是抑制性的(填鸭教育,题海战术),则通过中间环状的结果,将使原来神经元的活动减弱或终止。”(85年全国九所综合性大学《心理学》教材编写组编的《心理学》第132页);五铸造了相当多的“东亚病夫”,“孔乙己”、“阿Q”;六诱使腐败(关于反腐问题,现在高论是关系到党、国的存亡问题,我无能评说,也一点不敢评说)。

6、为什么提倡素质教育,应试教育却变本加厉搞下去?

答:应试教育是现行管理体制的产物。体制滞后于社会发展,素质教育当然是一句空话。监督环境乏力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效率优先” 也给引进到教育管理领域,所以升学率成了好多地方政府的政绩,一级压一级,应试教育恶性循环不会休;再是经济利益驱动:试卷、复习资料的收入养肥了一些专家、学者,通过回扣暗箱操作等形式养肥了一些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人员。他们言行不一,也困惑于这个滞后的社会管理体制大环境中,成了没办法的“自然”获利者(一些有名气的大学教授、重点中小学骨干教师对外开讲座的讲课补贴,每天500—800到20000—30000元不等,一天课能对社会有那么大的贡献?新华网2006、9、11)。眼下的一些教育丛书书夹杂了一大堆素质教育理论、概念、名词,有的让人好难懂!当然那些教育理论经验是具有指导意义的,但最终敌不过现行的量化评价管理体制这根杠杆,是这根杠杆把我们的教育引入到应试教育的恶性循环中。

国家利益不是具体的人和集团,应试教育的获利者是具体的人和集团即教育行政的掌权者,专家,学者等。当然分数高的智育素质相对也是高的,这一点谁也不敢否认,只是这一“素质”反映不了学生的个性,特别是品德、体质、创新能力。绝对权力下的应试教育好多师生被奴化、愚弄了,有什么办法?是体制的滞后让人性的弱点得以放肆!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的全面落实相当的就成为一句空话了,利益的驱动,加上监督的弱化,当然应试教育会变本加厉搞下去!

7、新课改,新课标与考分达“标”是个什么关系?

答:教育教学成绩对于每一个学生来说,其标准应是循序渐进的。教材要有个硬标准,但教育教学要达到教材中的什么要求,因人而异,应有个多元的活的标准存在,教育教学的评价管理更应如此。总的,每一个学生都积极向上,和谐发展了,这个教师的教育教学即达标了。现在的基础教育评价管理导向有问题,是急功近利的分数至上,怎能和谐发展?无论软的、硬的,活的、死的,什么东西都给事先确定了标准量,然后通过管理制度加以严厉执行,并谓之曰“公平!” 。其实,这对于硬的诸如加工什么东西来说是公平;对于软的诸如教学目标要达到多少分,那是假公平!软的套用硬的事先确定了标准量进行评价管理,事情的结果有时是要么权钱得利,弱肉强食,要么是一盘散沙,制度成了虚设……我们应创设一个横纵比较相统一的,事先不死定什么标准量的活的标准来解决诸如教育教学评价管理等软环境的公平竞争、监督乏力问题。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往高处走也好,人与人之间是需要相互尊敬的。为了生存,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因素存在;为了生存得更好,都需要有一种团队合作精神。一个和谐的互相帮助的班集体,故意的捣蛋鬼可以说是没有的,一个学科成绩跟不上同伴的,会有同伴、尖子的来帮助,心里暖烘烘的。后进的学生得不到宽容、帮助,就可能慢慢地变成捣蛋鬼;一个班上有几个后进生,关于教师的教育教学评价得不到宽容、理解,久而久之,教师也假装负责任了。一方面是急功近利的收获,一方面是夹带舞弊的横行,道德都给滑坡了。如何解决,关键是教育教学的评价管理导向问题。

2005、9、14《教育文摘周报》报道:“‘高中课改并不是不要高考升学率。’福州八中的高山校长以福州八中推行课改实验为例:该校在高中课程改革方面经过七年的摸索……近年来高考升学率始终保持增长的势头,今年本科上线率达80﹪以上,在福州一类校中位居前列,这也验证了课改理念中‘分层次教学’,因材施教的成效。‘怎么来认识一流的教育改革?不是学校选择最优秀的生源,而是要把各种不同水平的学生教好,让每个学生个体都实现教育增值,这才是课程改革的理想,高考原本就具备选择人才的功能,因而成功的课改必然能在高考中体现出高水平’” 。这,看来不仅是多元评价管理促进了课改的成功,更是“让每个学生个体都实现‘教育增值’”的活标准的成功。

相信新课标在教育教学实际运行中应该是活的,是多元的。用这样一个活的理念去理解新课标,达标即是“把各种不同水平的学生教好,让每个学生个体都实现教育增值”。那么,我们即可用“如果平均数增加或减少一个任意数A,那么,每个标志值也增加或减少那个任意数A”的统计原理,假定某一总体的成绩始终存在一个恒定的量,即可促使这一总体产生一种“恒分高能”的现象,促使教育评价管理走向科学化,等到其他复杂的社会问题都解决好了,教育评价管理改革也就无所谓了,又何谈科教兴国?

我们深入教育教学实践第一线,好像继承发扬传统的教书育人观念也不错啊。新课程改革需要总结文革前的一些办学思想、经验,继承先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抨击文革的读书无用论流毒,抨击恢复高考之后的急功近利的应试教育评价管理模式;教育教学要注重社会、家庭、学校三方面的积极和谐统一,努力使教育教学适应人的认知发展规律,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出路也就好了,因为既教书又育人是已植根于广大教师的职业基础了的。新课改以来,“改”字叫得多了,师生时常难以适从了。

服务于急功近利的应试教育的现行教育教学评价管理模式和教育专家们提出的素质教育理念相矛盾的现实,是目前新课改的主要矛盾。看来,教育教学的评价管理导向问题解决了,我们的课程目标会更好实现,这个轻重问题最好不要倒置了。所以新课标与考分达“标”应是个活的关系?

8、构思这个评价管理新模式目的是什么?

答:强化监督,和谐共进,科学导向、即是管理又是服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需要。现实里因监督弱化,诱使了好多问题。制度是阳光的,权力操作时是朦胧的,因为这个操作是一个单位内部的,外边人看不到,而内部常常是利益共存的,负责制的风险独当与内部的利益共存,容易造成大案,串案,窝案等问题。所以从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入手解决监督乏力问题是个关键,但这是有违了现实中已定性了的(终究是言行不一的)关于质、量比较理论,可现实中的理论和实际量化评价管理是长时期偏离了的,这是个历史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其需要突破,但一直找不到途径,没法子啊!在重大认识问题上存在的差距,确需澄清之后才能成为管理实验课题,否则,就乱套了,那于国、于民、于党都是不利的呀。可现在的一些当权者打着认识不一,有待研究,这一构思即被打入冷库了,如何讨论?所以这个不是谁的错!而是知道这一模式的同志太少了。

这个评价管理新模式能使大家的自我管理意识得以增强,权力即可适度下放,管理即是服务容易成为现实。可现在的管理,因相互间某些利益的可能冲突,大家的关系是有点扭曲了。还有活的东西也给制定个死指标,当然,为了这一死指标,大家的工作就充满了布置、检查、评比、奖罚、见此打此,各个击破什么的,真叫人难以适应,不作假的不行,干脆搞个假数据、假材料套上那个目标,一致了就行了。超过了还可能获奖呢!矛盾是普遍联系着的,活的东西相关数据本来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现在是联系得不够,单个指标分得过细,很难操作,要实施管理自然是通过一长负责制的绝对权力才能实现。“太阳可以升起来了”,绝对权力比天还大。这个落后的体制最终相当的自然成为一个——为强权管理者服务这一事实。这个管理体制的设置理论上科学合理公正,当用联系之观点量化表现时就不科学合理公正了。民主管理监督理论相当的是虚设的了。于是乎:按劳分配、效益优先、公平竞争及为人民服务等人类的名言、格言相当的成了空洞的理论说教,甚至是腐败的挡箭牌;法制建设、道德建设在某些绝对权力的魔掌里显得苍白无力了;进而是文山会海、机构臃肿、任人唯亲、效益低下、报告指导思想满天飞,而相当的还是各行其是的,诱使中央方针、政策有的难以切实落实,官场上的非正式组织在吮吸弱者的血,人心变坏了,弱者成了“孔乙己”、“阿Q” ,强者在那道貌岸然,在人们的心目中其形象是僵直了的。什么“民族的劣根性” ,是体制的滞后,文明才伦丧了的。87年中央有个“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决定”,可现在假的横行,某些国家级正规报刊在有意或无意中还做假广告,社会诚信是危机了。

要创建一个新体制,使竞争与制约辨证统一起来,使自我管理意识强化起来,就可以搞高薪养“头廉”了。检查评比、车来车往、酒酒肉肉就少了,公费招待开支的就要交税了。转换个思路,抓住了主要矛盾,人性的优点就闪光了,廉政建设等就会有很多人出谋献策的。

人类社会是金字塔结构的,这个塔如何才是各得其所的呢?实现了全方位的科学管理、公平竞争之后才是。否则,就不是各得其所,而是管制、欺压、腐败,是人性的弱点所为,这个塔就建得不好了。所以,这个社会梯级层次的存在,应是个科学管理、公平竞争、互利互让但绝对不是平均主义状态下的自然产物。

看一看《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共产党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走了好多弯路,搞了多少政治、经济运动,期间,有不可避免的,一定要走的,也有可以避免的,不一定要走的,体制建设是根啊!假定这个构思能为体制建设的创新开了个良方,那么,其作用越大,阻力可能也就越大,旧体制的惯性难挡啊!新事物的存在是在原来的土壤里的,新事物必须溶汇其中,使旧体制产生新的免疫力,实现互惠互利共存之后,才能使社会和谐发展,所以这个构思不是一帮人另搞个体制,推翻另一帮人的行动,其需要的是大家的共同反思之后,能否使其溶入某个领域,进而总结、推广,为人类的共同文明、进步服务罢了。

我们走了弯路,现在要赶上来,心里着急啊!通过政治、经济方面的评价管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是最有效的,而评价管理的最有效途径是量化。改革开发以来的实践证明,现行的量化评价管理是不够科学合理公正的,调控、导向出了些问题,自然又走向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的“效益优先”去了。这里的主要矛盾不是要不要量化的问题,而是量化的方法是否科学合理公正的问题;科学合理公正了,教育自然会走向良性循环轨道的。绝对权力的管理容易产生对立情绪,化解对立的方法很多,目前最常见的是大家相互转嫁压力,教育质量的那个分数压力最后转嫁到学生、家长身上(让家长了解自己的孩子如何?你得如何?否则,又如何?如何?)。内部评价管理,权力的主要作用在于公正、威望、令人心悦诚服,这样才能和谐、共进;权力的主要作用在于绝对了,让人难监督了,那是淫威、欺上压下、吮吸。后者权力的意义不好,关键是量化评价管理不科学合理公正,跟不上政治、法制、道德的评价管理需要,所以,现行的关于全面评价管理相当的也就无所谓的同步、和谐、人性化了。

现在的量化评价管理,尽管如何地细化到每堂课有19个以上的量化评价指标,但最终起到决定作用的是那个考分排名,而排名实际上成了管理之杠杆,那么,问题就出在这个排名上了,现在的横比排名表面上科学合理公正,其实是问题多多。一、本身只有横的,没有纵的,就不公正;加上班级人数的差异学科周课时的不同,教师劳动效益没有得到科学合理公正反映;二、无视办学客观条件,师生教与学的成绩绝对捆绑了,压力强于了和谐和动力;三、压力自上而下,当然急功近利少不了……而采用调整分进行横、纵统一量化评价管理,意义就不一样了(详见3、采用横、纵比统一评价学生学业,产生了什么意义?)。
人性的优点必须弘扬,人性的弱点必须遏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主题,希望这个构思能为这一主题服务!

9、为什么把“教育体制改革路在何方?”推上新华网讨论?

答:97年把构思简要交到当地教育组,沟通、辩论了,得到的是嘲笑与讽刺;这个是北京夏时制,推行者大吹大擂节约能源,其实是把人们的生活、活动规律搞乱了;03年搞个课题实验申请提案,不予答复;往上发,有的拒收有的杳无音信;关于这个构思的原始论文《量化评价管理新模式》,只有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回复是:“专利类别不明显或难以定性”,这个回复我满意了,其至少能证明有了这回事。其间,无形中是换回了残酷的打击与无情的愚弄。无奈在比较开明的“新华网”开展这个讨论,渴求贤达志士予以帮助。但要产生个理想的效果,好难!一是“定势思维”不会轻易答应;二是这一构思未见过,须慎重;三是教育行政等利益集团很难让其成为实验课题;四是牵连到体制改革问题,需等高层的认可。所以本人认为:这个构思是否引起这个社会的重视,不是以点击率、回复率为标准的,而是以是否引起高层的重视,能否有个结果才是关键的。所以这个讨论不会坚持好久,免费有关贤士精力。

这个构思,如果直接交给什么基层的科学评委会评审一下,谁理呢?这个构思可能是个谬论。不能怪啊!因为他们没有体验一线教师、领导的寒酸是现行体制造成的,可能认为一线领导、教师素质低,需要培训什么的。事实上相当的一线领导爬了上去,是踩着教师的肩膀上去的……管理体制长时期解决不了竞争与制约的辨证统一,任人唯亲、唯友是家常便饭。素质跟不上的,就多多培训,领导重用的,说行——不行也行;在同事中有威望的,工作能力强的,常常因个性“独特”,领导对其印象,行——也不行!当然没什么背景的,只要你有个会识相的狠心,成为某些当权者钱交易之内人,机会总是有的。所以,不是大学里才有近亲繁殖,只要是有组织的地方补充上去的人员80%以上都是近亲繁殖的。监督弱化了,相当的当政者在那做“期权交易”呢!如果不是服务于现行管理体制的,真的改革创新了,无论什么构思都是难以得到实践检验的!

组织有铜陵地区教育局主要领导,福州八中领导,还有一些地区的弱校领导、教师等参与的探讨论证小组,既有理论、运作方法的指导,又有一线实际难题的提供,这个构思可能有个定性(这是不可能的);较稳妥的方法:让各大师范院校花点时间在师生中开展关于这个构思的课题探讨,可能容易有个结论的。

一党执政如何反腐?

腐败是人类发展至今共同面临的大问题,多党执政也好,一党执政也罢,反腐败都是执政党的艰巨任务。
腐败是社会管理体制滞后所诱致的。现行管理考核体制,看上去条理清楚公正,照章办事,认真履行职责,既是称职优秀的了,但与考核有关的各个“量”之间缺乏竞争与制约的辨证统一,在此基础上所确定的什么权重也就意义不大了,这就很容易诱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是有权者的话有理,民主管理与监督自然就弱化了,为了强化管理,免于一盘散沙,必走一长负责制,民主管理监督的弱化与一长负责制并行,是容易诱致权钱交易,行政、司法等腐败现象的。行政有的收钱了才有作为,否则让你走司法途径,行政不作为了,法官如何公正相当的自有其的“分寸”;“门难进,脸难看,踢足球,吃了被告,吃原告,”是多的了。体制创新了,民主管理监督自然得以强化,还应该高薪激励一长负责制呢!

请想一想:一所学校从事教育的同事其劳动性质是一样的,所反映出的有关数据是可以比较的。目前理论上不同年级同一学科所反映出的有关数据是不同性质不可比较的。但为了管理,师生教与学的成绩是捆绑了,相关数据处理不科学,结果都给硬性比较了,这种理论与实际的长期偏离,经权力假借制度给固化后,这个权力相当的自然就是绝对的了!教育不出问题才怪!同理,这个理论反映在整个社会即不同行业所反映出的劳动效益是不同质的数据是不可比较的。行业垄断、分配不公、调控乏力等也就存在了,腐败也就滋生了。

“发展是硬道理”,“坚持科学发展观”很正确!只是同一单位里关于软的活的东西,只有创建了横、纵比相统一的即竞争与制约、激励与监督相统一的量化评价管理考核用人新体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管理体制滞后问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犯法才能得以有效遏制。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样一个制度是存在于同一个单位的,存在于大家的生活、工作中的,不执行也得执行!“发展是硬道理”,“坚持科学发展观”才得以充分显现!所以,反腐败决心大的,得从体制创新入手!

下面以教育体制滞后为例,谈谈如何创建一个新体制,使腐败难有滋生之地!为什么提倡素质教育,而应试教育却变本加厉搞下去???

一、事实情况是:在找不到更便于管理的趋使下,单位里普遍是以制度化形式确定了量化内容,其实起到评价管理意义的还是那个考分,所以一考分数和升学率自然成了教育评价管理之出发点。各年级各学科在试题难易,监考、评卷松严不一的现实里怎么评价?教师教育教学量化分就免不了走向排名了。为了吃饭、荣誉,好多教师不加压不从孩子们身上榨出分数来不可。加上“文革”祸国,国家建设急需快出人才,各级政府又盲目仿照上面的建立些重点、示范学校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了,老实吃亏了,也就乱收费,重点校的择校费相当的还是愿者上钩的呢。评价滞后,考试作弊的也多了……如此现实趋使,好多教师只好为一时的智育分数负责任,以人为本也就滑坡了。要改变如上现实,着眼点是教育评价管理体制的创新。

二、大多数的教育管理者认为:管理离不开评价、奖赏,评价离不开量化比较,归根到底用学生主科统考分数衡量教师的教学质量还是个硬杠杠,这是社会现实所公认的。

三、教育专家们认为:现在教育管理现状不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必须改革,必须以理论为导向,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全员培训,全面提高教师素质,采取等级制多元化“成长档案袋”等评价,才有利于推进素质教育,这是社会发展所必然的。

四、本人对如上观点是有同感。

五、本人研究结论是:教育评价体制改革,不能回避考分,创立一个新的既有横比,又有纵比,人人都有成功体验,竞争与制约相统一的量化评价管理新体制,是能促使学校、教师、学生的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

大致做法:学生素质评价,每一学科、社会实践、思想道德的期末测评分都采用横、纵比统一进行评价。采用“如果标志值增加或减少一个任意数A,那么,平均数也增加或减少那个任意数A”的统计原理来解决,加上年段制交班等制度,即基本解决了竞争、制约相统一和不同年级不同学科出题难易,监考、评卷松严不一等问题了。(升大学,若取高中阶段为参考分,即有六个学期的具有横、纵比较意义,竞争与制约相统一的期末测评分可供参考,通过综合分析各学科成绩发展曲线,即基本判断出学生非智力因素 、思想品德、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情况,那么一考就难以定终身了)。

如:某班某学科第一次检测平均分是75分,当确定总体平均分始终等于80分时,即给每一同学加上5分并予列表公布;加上5分后学生的成绩排序、离散度不变;第二次检测平均分82分,即给每一同学减去2分。那么,第一、第二次检测所公布的分数就都是横比分数,每生前后两次检测的成绩代数和即是纵比。
假定某乡镇所确定的各年级、各学科的总体平均分始终等于80分时,期考即以全乡镇为总体(即假定所有师生、所有年级、所有学科的教学总体成绩是一样的,转化结果:好、差,快、慢自会显出),平时检测可以本班为总体,段考可以本校为总体,。值得注意的是:在出题、评卷上要作些改革、处理,即努力使中、高年级的总体平均分接近那个80分,低年级的在90分以上。 

为了遏制应试教育,专家们提议,教育行政要求,必须淡化分数比较,作业批改搞什么“A+、B+”等级评价,这有点愚弄人;现在有些地方,学生检测成绩也没列表公布了,事实上大多数学生是喜欢看到自己的收获的,也喜欢看到同伴的收获的。但目前有的学生一想起考试,一看到分数心就烦,这是长期的分数整人、压人所诱致的心理畸形,是学校、教师受压后,把压力无情地转嫁到学生身上的结果,所以,师生关系有的不和谐了,有的甚至是对立了!世间有贫富,一提到“钱”,看来讨厌的,是比不上今天讨厌分数的学生有那么多。教育教学中,一般的分数评价,目的是检查、关爱、辅导。现在的评价管理考核体制,让分数评价自然都仿中、高考的,意义是甄别、选拔了,最终变成排名的了,排名是应试教育之直接指挥棒,所以教育专家、行政要求搞“A+、B+”评价是可以理解的,治本不了,治标一点也好吗!

一张A4纸正反面即可记载小学阶段的主要表现。关于量的评价,学生全科、主要学科、特长(副科)学科在总体中的什么位置及变化情况基本上是一目了然了;另一面是对应于正面的学年或学期的质性评价,这个评价主要是:优点发扬得怎样?不足改正得怎样?下一步的期待是什么?其可以分为期初的学生自我认识及打算,期末的教师、家长鉴定。

学生互教互学,他们的平时本科调整分可以相互赠予,本科教师可以跟学生商谈调整分借、还等。这个严肃与宽松的统一是可以做的,这也解决了个别超过100分或低于0分不便登记之问题。

本人所教的本班本科,经三年实践,关于学生学业的横、纵统一评价,其产生了如下意义:A、永远的舞弊难存在,其是抓时机的,有漏洞才能钻,但舞弊成功后给这个成绩曲线带来了很不正常的变化,这容易被揭穿,作假的不值得,自然也就少了;B、确定了总体平均分不变,舞弊的无形中是抢了老实的成绩,于是相互监督就形成了!舞弊容易被控制在萌芽状态。假定确定总体均分80分,某次检测有半数以上作弊,应考均分85分,每生减去5分;假定无一人作弊,应考均分70分,每生加上10分,相比之下作弊时,作弊者是抢了优生15分。这个只有深入实践了,体会才会深刻的。现行评价,考试舞弊相当严重,根源是舞弊出的成绩为教师,为自己争得了名次,严禁舞弊相当的自然是口头的严厉打击罢了。这就诱使了教师职业道德、学生为人品德滑坡了,诚信在哪?长期如此,学生出到社会廉耻之心就有所缺失了,国民道德总体素质也就滑坡了;C、建立“结队子”关爱制度,后进生得到帮助、同情,不受歧视了,会努力做人做事的。D、学生互相帮助,自我调节学习、复习进程,学习自觉性提高了,作业布置不搞题海了,学生学业适时收获,高年级时成绩比搞题海的还要高,发展更为符合个性。

综上四点:同一单位的管理即实现了竞争与制约,激励与监督的高度统一。同理:政治、经济体制也搞这一模式管理,腐败就难有滋生之地了。

教师教学工作量化分:把本班学生学科调整后的平均分×本学科工作量和本校教师人均工作量之比,班均人数差距较大的学校,可再乘上用“守羊原理”处理后的本班折合人数和本校班均人数之比即得到部分量化分,再加上加上合作协调等方面的量化分(用公式求出)、加上课堂素质教育教学评价分,即可把总分进行分档,并作质性评价(比较具体的做法请参阅“教育论坛”——“教育体制改革路在何方?”)。

如此评价师生的教与学,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责任心、劳动量就能得到科学合理公正评价,学科考试就能回到检测意义中来,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就能回到教育中来。把活的变化无常的总体平均分转化为恒定不变的总体平均分,管理过程中,好多微妙关系就可突破了。同一单位的各位同志的工作成绩之比较,大家心服口服了,就乐于齐心协力为共同的教育目标奋斗了,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可导向、调控的宏观管理体系即可创立了。

同理:学校之间的教育教学工作量化评价管理方法也可创新。目前,主要以一考成绩为评价标准的量化评价管理诱使的权力承租,教育的功利主义等已是不可争议的了,构思这一量化评价管理同样离不开考分评价,但性质大不一样,不要一提到分数就有应试、功利来了的感觉,找不着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从而缺乏公平、关爱、科学、民主所诱致的一考分数的绝对权力评价才是可怕的,才是让教师们难以适从的……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和片面落后的教育评价导向机制相矛盾的现实,繁衍了好多被困惑、麻木了的,急功近利、缺乏赏识情感、单打独斗的,自己挣扎也带领学生一块儿挣扎于统考学科一考分数的,教育思想跟不上时代发展需求的,身心憔悴的一线教师,他们又怎能顾及学生的全面发展呢?这些悲痛与无奈,是个体制问题。

伟大人物之品格,传统文化之精髓,给后人的熏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传统文明教育要继承发扬;现行的关于我们普通人的德、能、勤、绩等方面的评价管理不那么科学合理,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地为绝对权力谋取私利打开了绿灯,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管理体制需要改革创新的原因所在,也就是构思这一量化评价管理新模式的意义所在。

因体制制约,定势思维作怪,这个新事物如何才能得到检验,进而总结、完善、推广,为国家、民族腾飞服务,是进亦难、退亦难啊!

再说这个模式在地球上可能未有过,想找这个前人之足迹,没有吧!? 

相当的示范教育到底示范了什么?

十几年来的相当的示范教育——好在哪里?相当的就好在人治的绝对强化,应试教育的绝对强化!什么素质教育模范啦,专家啦,大师啦,体制不创新,那么些教育模范、专家、大师(就算是有了大师)能担得起——全国民所关注的素质教育?且看某些教育 “示范”他们是怎么运作的?到底示范了什么?

重点、示范中学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政府所在地当然条件优先了,这里要说的是某些乡镇初级中学没有如上条件,经过一番努力,个别的也能破格成功,加入到示范行列啦。

他们“秘密”的管理武器是五花八门的,类似如下的几步做法可谓用心良苦,这些领导的德能素质在如此直线管理体制下,可谓有“境界” 了(可能占到《……路在何方?》这个构思的30%左右,不足之处即社会、学校、教师、学生难以做到和谐共进,受教育者的个性难以得到充分关注,协调发展,德、体育普遍是严重滑坡了)。

总奖金分为:教学质量,工作量,管理,其他奖四部分。工作量奖是按授课等工作量计发(相当于平均基数奖),非统考科目的没教学质量奖。教学质量奖是让广大主课教师“马不扬鞭自奋蹄”的,这一块分量较大。

一、一般中学或是政府所在地的示范中学,这个教学质量评价一般是按均分,及格率,优秀率在特定总体中的排名,再把这三个排名进行合计,数值越小成绩越好,这就依次产生了那个教师的教学质量排名了;有的还把这个排名的前后变化弧度(正、负值)的大小重新来个排名,再把这些名次分为若干个等级进行计奖(各级教研室每期都收集这个数据并予公布,即所谓的服务管理)。

有的中学在“有的是把这个排名的前后变化弧度(正、负值)的大小重新来个排名”的基础上另有一套。其是把均分、及格率、优秀率(把两率去掉%号之后当作一种分数来看待),然后把这三个数据分别和特定总体(一般是全县各乡镇的同类中学)的对应数据进行比较,取其中的差距纵比当作本单位各位教师的教学质量横比来计奖。以均分为例:即总体某学科第一学期假定均分是80分,本校某班对应的学科均分是85分,那么,第一学期某教师教学质量是5分(假定所对应的学科是70分,即—10分;负数绝对值最大的,下学期就不给跟班了);紧接着的学期总体是82分,那对应学科是80分。那么,这个纵比的计算方法是(总体)82—80=+2,(个体)80—85=—5,某个体的教学成绩是:—5—(+2)=—7分(即紧接着的学期某班的对应学科是87分时,纵比才是0,同理,及格率、优秀率也转化为这个数据),最后把这三个数据相加,是0以下的统统计为0,是正值的按比例分配教学质量总奖金。

后面的两种评价管理基本上抑制了优选学生这一弊端,只有提高了就是好了嘛!最后面这个还解决了“有的是把这个排名的前后变化弧度(正、负值)的大小重新来个排名”的这个名次差距和这个正、负值弧度不成比例的问题。但按这个分值计奖时,奖金差距是够大的了,部分教师在拼命搞题海了。这样的一些学校教学的应试分数及日常管理比起其他学校来是相当严的。

上面的几种做法从表面上看是蛮合理、公正的。可教育这个东西,劳动对象是人啊!人是需要互动的啊!关于教师的教育教学质量评价就如此排名高压、经济杠杆下去,学校?教育?这个师生,结果算是个什么东西,这不是弱肉强食?还能算是合理公正?找不到矛盾的切入口,还真是,越理越乱,无论情绪如何?工作是要做的。

二、如上坚持了数年,应试分数起初是上去了,而后又有所滑坡了,弊端逐步显现,矛盾逐步激化了。主要是教师间的教育教学协调不好,抢占学生课余时间没商量,诱使了学科间应试分数的两极分化。那个“0”以下的不但产生了,而且多了起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吧,中小学通过收取超编费,补习费,择校费等计发的教师奖金,已是全国较普遍现象了。当然,非重点、示范的有部分可能不在此列或有点点毛利),这个奖金差距拉大了,于是,便有做生意出效益的等等。剩下相当的就是年老的或是面慈心软的,总的是教学应试分数总搞不上去的,他们在那哑口无言,情绪低落,赖过日子了。怎么办?又改革呸!就让这部分老师专职完成那假材料,以完成自上而下的各种布置、检查、评比、奖罚,别的老师免了这个造假的烦恼也没什么意见,真是各得其所啊!材料是上剩的了。这部分教师也没什么压力,也就领到工作量的平均奖金了,也自得其乐了,晚上聚一聚,喝几盅酒,聊聊天下之大奇,嗯,现在的教师原来是如此之人生,所以平均寿命就58岁够了(看来是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

三、深化改革,缩小不合理奖金差距。把教学奖分解为年级组,学科组,同时把应试教学的横比值是负的调整为0,让获奖面加大,同时,加强交接班的管理工作。矛盾又缓和些。但还是不能够较好解决教师间、师生间的不和谐关系。有的教师布置作业太多,强压太厉害,学生自由选择学科间的复习进程的空间太少了,加上自主能力不那么强,有的心情常常是扭曲着,学科间的应试分数差距拉大没有得到根本扭转,退步学科的科任老师又不高兴了,又是什么思想工作了,如何,如何的了。总的教育教学的各种关系,用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来对照时就是难如愿。

四、再深化改革。加大授课进度,一、二年级继续保留如上“三”的计奖方案,如何把升学率,升重点高中率稳步提高 ,三年级分班!大致是按招生比例抽取各班优、尖生合为重点班,加大题海训练。余下的是普通班,再把某些班分解到其他班去,学生学科成绩计为原班成绩,再从教学奖中挖出一定比例,当作转任重点班教学的教师的升学奖。这部分教师自然是单位里的骨干力量了。无论是骨干的还是非骨干的,只要是任主课的,都得开足马力,轻松不得啊!只是普通班的学生相当的厌学情绪进一步严重了。

非重点班的学生,有的因为失去有了“感情”的老师而心情难过,有的看到了自己的前途是那无着落点的大社会……呆、怒、哀、乐相当的就这样困惑着这个校园,困惑着在求学阶段的少年们(甚好,普九了,这种困惑小学的不存在了)。谁不清楚这个现实?所以多年以来,就有提前毕业考的做法,让不参加中考的,不能在学校里闹了!示范学校也罢,非示范学校也罢,受教育者德、智、体相当的就如此“或全面、或协调发展的了”。慈善、同情、关爱之心相当的也就给磨灭了!

五、“稳步改革,稳步推进”——这个是大好形势下的普遍口号,抓不到矛盾的本质,也只能如此口号下去了。如此排名下去,领导的权力实在是太大了,自然是绝对的了。外面的“先进”做法又引进来了,要努力使名次靠前,要多拉重读生,成绩好分数高的,给予奖励什么的要把他拉过来;努力提高教师奖金,要花精力猎取其他学校教学分数高的教师 。总的升学率——择校费——奖金——升学率……就这么互相推动循环。

上面五步棋大部分示范中学(有择优录取权)是不必走完的,政府所在地自然条件当然是成熟了,有的就走一步棋什么的就行拉!只有那需要破格的,才能成为示范的,就不得不另辟蹊径了,当然路子好多,如上是一种比较复杂而又比较“文明”之经验。

在市场经济,教育改革的大好形势下,这样的一些学校通过自己的努力谋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当然也就破格成功了,硬件建设等形象工程也就跟着好起来了。

至于“素质教育”方面:上好一堂课必须的X个关键要素,教研活动的深入开展,师德、师风的建设,培优转差,良好校风、学风的形成等等什么的当然要抓,但所起的作用不大,相当的是个形式罢了。总结材料这些又都必须是“真”的,总结材料是对照或是自己或是上面所制定的什么制度,职责再加上一些材料,诸如“素质”教育的那个理论认识、经验总结、成绩排名,大家心里都是明白的,没法子也就都如此奖状、奖牌、标榜示范下去了。

如上几步子在其的先进材料里一般是不可能提到的,提到了,政治思想、教育方针指导相当的就贬值了,材料自然是难以合格的。教育资源相当的就是这么普遍的有条件的分配了,体制如此,这个教育资源分配不公问题在全国也就自然是个普遍问题的了。

应该是:有示范了,示范的办学经验可总结推广了,素质教育的理论指导、实践经验一应俱全了!素质教育一浪高过一浪地全面推进吧!可为什么这个社会又普遍认为是应试教育在扎扎实实干下去了呢?高层也有说法“推进素质教育步履艰难!”了呢?就这样扭曲着,教育改革很成功也罢,基本成功也罢,是失败的也罢,现在是没必要形成统一看法的。一套素质教育丛书论几十元,上百元,内容有引进的,有闭门造车的,也有好多是经典的。继续教育,教师人手每年消费几十元,相当的都是死任务,多年来,这些书几乎都是新的。获得先进的、模范的单位或个人,上面发下的奖状、奖牌也常常离不开“素质教育”这个时代“靓词”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都在做那似乎是很有规则的布置、检查之后的评比、奖罚等各种“排名”游戏,当然,应试的成绩“排名”更是少不了。排名多了,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了,所以后来就规定不准搞排名了,这是釜底抽薪了吗?贯彻起来那是口号的,事实是排名或明或暗相当的是变本加厉搞下去了。人民有什么办法,只知道读书、治病让好多家庭返贫罢了……

现在生源少了,但45人一个班还是个标准,搞小班化教学不就行了吗?教师队伍已多年不增员了,按老编制还超员呢。于是,基础教育也有了“末位淘汰”、“打破铁饭碗”什么社会发展之必然之说了,有的还真干起来了!教育改革“轰轰烈烈”,最后就剩下那政治、经济利益的驱动了,相对是弱者的当然得“淘汰”。教育相当的不是什么以人为本,而是以权为本,以钱为本了;素质教育改革就在这样的市场规律、经济杠杆作用下应试下去了;择校费什么的越来越高了,一时间搭车收费也来了……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各显神通,于是教育成了全国民关注的热点了。

近30年过去啦!这样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的教育能出大师吗?改革的初衷都是好的,出发点都是好的,改革的结果为什么相当的是偏离了原定的目标呢?评价管理同样也有“条件反射”的,评价管理离开了人文的关怀,把人物化了,就什么也谈不上科学、合理了,应试教育当然会变本加厉搞下去的。非常时期需要快刀斩乱麻,不是非常时期总是快刀斩乱麻就不好,其需要的是和谐,要理顺各种关系,只有如此,素质教育才能顺其自然找到要领全面铺开。

国家执行义务教育免费了,教师加薪了,基本刹住乱收费歪风了,奖金来源没什么啦,高中、大学是扩招了,似乎一切又平静下来了,哪里?体制不创新,问题还是变作法子演下去的!

我这个弱者所构思的《教育体制改革路在何方?》看来还是没什么意义啦!改革开放一片进步繁荣,文明和谐景象了!还什么“方”不“方”的?事实上要建立一个法治社会,这里只不过以“教育”为例罢了。通过对教育评价管理的改革构思,让这个社会共同来探索中国社会落后之根基罢了,让这个现实知道要建设和谐社会路子总是有的。社会稳步发展了,日子都好过了,强人们请不要过虑了,还贪干吗?硬要贪,监督强化了,是得不偿失喔!当然,从目前情况看,这个构思暂时还是小人之见,什么监督强化?强者没有充分自由,谁能充分自由?体制的惯性不可思议啊!

体制创新找不着关键的切入口,人治现实就自然难以改变,强人之间在政治、经济上相当就是如此相互关心着,他们是在搞权力期权市场交易呢。不要忘了——抑强扶弱是人类进步的根基喔!法治了,分配体制科学合理了,该富则富,弱者是不会闹意见的。人为造成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还要示范呢,嗯!该改变了,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国家提出的教育要均衡发展很正确,要真正落实还得等这个教育体制是否从根本上有了创新!?

走过来的教育的示范导向好在哪里?相当的就好在导向人治的绝对强化,应试教育的绝对强化!什么素质教育模范啦,专家啦,大师啦,就算是本人落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但教育体制不创新,那么些教育模范,教育专家、教育大师(就算是有了大师)能担得起——全国民所关注的素质教育?

教育问题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教育管理体制滞后不是孤立的,其是整个社会管理体制滞后的一个缩影。现行管理考核体制,看上去条理清楚公正,照章办事,认真履行职责,既是称职优秀的了,但与考核有关的各个“量”之间缺乏竞争与制约的辨证统一,在此基础上所确定的什么权重也就意义不大了,这就很容易诱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是有权者的话有理,民主管理与监督自然就弱化了,为了强化管理,免于一盘散沙,必走一长负责制,民主管理监督的弱化与一长负责制并行,是容易诱致权钱交易,行政、司法等腐败现象的。行政有的收钱了才有作为,否则让你走司法途径,行政不作为了,法官如何公正相当的自有其的“分寸”;“门难进,脸难看,踢足球,吃了被告,吃原告,”是多的了。体制创新了,民主管理监督自然得以强化,还应该高薪激励一长负责制呢!

请想一想:一所学校从事教育的同事其劳动性质是一样的,所反映出的有关数据是可以比较的。目前理论上不同年级同一学科所反映出的有关数据是不同性质不可比较的。但为了管理,师生教与学的成绩是捆绑了,相关数据处理不科学,结果都给硬性比较了,这种理论与实际的长期偏离,经权力假借制度给固化后,这个权力相当的自然就是绝对的了!教育不出问题才怪!同理,这个理论反映在整个社会即不同行业所反映出的劳动效益是不同质的数据是不可比较的。行业垄断、分配不公、调控乏力等也就存在了,腐败也就滋生了,

这个人类社会关于精神、物质文明的发展评价和其的实际分配管理评价应该是两回事的。“发展是硬道理”,“坚持科学发展观”很正确!但关于精神、物质文明的分配我们的评价管理体制并没有充分反映这一科学命题。原因是:同一单位里,关于软、活的“量”还找不到“途径”创建那横、纵比统一即竞争与制约辨证统一的量化评价考核管理新体制,于是,就好难解决社会管理体制的监督乏力问题了,精神、物质文明的分配问题自然就不那么公正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犯法的自然就多了些。“途径”找到了,这个监督乏力问题也就解决了。教育体制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样一个体制是建立在本单位里的,是存在于大家的生活、工作中的,不做也得做!不执行也得执行!即这个竞争与制约,激励与监督是个直接的关系,而不是现在的相当的是个间接的上、下级的关系。这个体制是完全可以创立的!

2006年8月15日

发件人:"yqs81428" <yqs81428@tom.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8-06 09:12:27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破解中国世纪之困:中国特色的现代制度架构之战略规划 

破解中国世纪之困:中国特色的现代制度架构之战略规划

山西 杨青顺

(作者在国企从事技术工作,对中国政治改革有强烈的兴趣,从业余研究十几年。)

一、

  在人类几千年的发展史看,有三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有鹤立鸡群式的领先。这三个国家就是:中国、英国和美国。当欧洲还处在中世纪时期,那种分散的城邦封建领主与教会黑暗统治下的经济和文化,与中国汉唐时期没法相比。中国在长达一千多年在居世界领先地位,主要归功于以儒教和科举制度为支撑的制度在当时具有绝对优越性造成的。

  然而天地轮回,物极必反。正因为中国那时的封建制度构造的太坚固,资本主义经济的小嫩苗难有成长的空间,而欧洲大陆如法国、意大利等国家次之,而英国封建制度构造很差,因为议会常常能与国王相抗衡,因此能够使资本主义经济的小嫩苗最先长成大树。因此产业革命最先从英国发展起来。从是否有利于新兴生产力发展来看,英国的制度就变为在当时世界上最优越的了,英国也就取代中国在世界领先了一百多年。
  现在,美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这与在美国独立后,开国者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精心设计有很大关系。他们充分吸取了法国资本阶级革命的有益经验,设计出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制度。使资本主义在美国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
  英国超过中国、美国又超过英国的事实证明:要实现“后来者居上”,唯一办法是创新出比前者更优越的制度。照搬没有出路。若英国照搬中国的封建制度,还有英国的产业革命吗?若美国照搬英国或法国的制度,不去从“三权分立”上精心地设计制度,也就不可能有现在的美国。
  现在,制度创新的历史课题摆在中国人面前。中国人不解决可以吗?绝对不可以!因为中国人面临三大世纪挑战。这三大世纪挑战就是:现代化、统一、和美日战略遏制或对抗。
  首先,中国人面临的第一大挑战: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中国人均产值在世界各国中处在中等或以上水平,并且是普遍地富裕,没有出现贫富两极分化,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相反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以及国力能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持久支持,社会和谐安定。这就是中国现代化远景,再考虑到中国有十三亿人口,我们敢想吗?
  再回到现实中去,看看我们距现代化有多远。我们现在人均产值只一千多美元,距1万到3万美元有10倍到30倍。我们还没有找到既能共同富裕又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的制度和体制。粗放的生产方式和各种惊人的浪费和低效率即便是目前的产值,我们现在污染已经严重的生态环境和现有资源已经使我们难以持久。还有各级官员的腐败等等…
  有了目标,在现实的基础上我们该怎么走?首先中国必须率先需要重大的科技革命,因为提高人均产值,又怎么多人口,人均所占的各种资源又很少,只有依靠重大的科技革命了。要实现重大的科技革命,必须有相当规模的优秀人才。也就是说既需要充分利用好现有的人才,还要大规模地吸收充分利用海外人才,这不得不投入相当的社会资源去创办高效的教育体系,能够不断地我们的众多人口变成众多人才。有人可能说:这需要钱,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没钱!可椐权威媒体报到中国目前每年由贪官带出国的钱有4000亿人民币,每年又由各级“公仆”用公款吃喝玩乐的钱又有多少?各地的豪华政府办公楼以及各式各样的“面子工程”又花钱多少……,科技投入不是没钱吗?为什么自然科学基金的一个小会计会长期挪用上亿多元?大量事实证明:在这些关键的事情上,中国一些政府机关制定制度文件和具体行动总是南辕北辙。
  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为中国十三亿人口生存并能体面地生活创造一个空间的问题。而制度创新只是开创中国人体面生活空间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我们中国人将用先进的制度去实现:用有限的资源和财富用在最该用的地方,去激发最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可持续地创造出尽可能多价值。
  其次,中国人面临的第二大挑战就是统一。在未来,未统一的台湾越来越象一条锁链勒在中国大陆的脖子上,严重困扰着中国的进一步的发展。在二十世纪,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实现了统一,那就是西德。西德统一东德,依靠是什么?依靠的是比东德先进的制度和比东德强大的多的经济。这使绝大多数东德人归心似箭地期盼着让西德来统一。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不是吹出来的,它实实在在地起作用,它象一巨大的黑洞一样,能够把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和资源吸引过来为它效力!所以更不要说吸引自己的同胞兄弟了。

  最后,中国人面临的第三大挑战就是美日步步紧逼的战略遏制或对抗。树大招风,在容易招风这一方面,大树不如小草。特别是当大树只有一个貌视巨大的外表,而没有强大之实时,那更危险!生存下来的能力可能不如小草。这不是中国对外宣布不称霸或实行不当头政策就能减少外来压力的那样简单的问题。对于这些食肉动物来说,有一个貌视巨大的动物在身旁,它们感觉就不舒服,它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巨大的动物是吃草的还是吃肉的。因此,中国作为一个人口最多的大国,根本不要幻想象瑞士、挪威那样的小国家有一个平安无事的外部环境!树欲静,而风不止,何况中国又是大树!

 从中国现代化、统一和美日战略遏制或对抗这三大世纪挑战来看,不是中国人天生就想标新立异,而是严酷的现实在强迫着中国必须有全面的大创新:创新出最先进的制度合理配置巨大的人力资源、有限的物力和财力资源,从而来取得一系列革命性的科技成果,来解决资源和环境对中国发展越来越强大的瓶颈制约。这是我们这个星球对中国人特有的鞭策!这也是想大跨越的人类文明对中国人特有的鞭策!试想如果中国人能够很好地把这些难题都一一解决了,这个星球还有没什么难题还没解决?所困扰人类文明再跨越的那个难题还没解决?中国的成功经验不正好用来拯救这个星球和实现人类文明跨越吗?

  那么中国如何创造出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主要应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第一,立足于弘扬中国优秀文化基础上,并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富强、社会和谐、环境优美和人民幸福”为评价标准对建国五十多年特别是改革二十多经验和教训作一系统总结后,对中国当前出现的重大问题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真地实事求是地系统分析。不回避、不浮躁、不戴有色眼镜。
  第二,深入系统地研究美国等西方国家文化和制度,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和谐、有利于政府稳定高效廉洁地运转”为评价标准,大胆吸收其“合理成份”作为中国最先进的制度的“肌体”营养所需。
  第三,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最新成果作为中国最先进的制度的“肌体”基本构件。具体地讲以互联网和大型数据库为技术支撑,以组建具有权威性和独立性的国家机构为组织支撑,建设可向全社会开放的中国公民和组织的行为事迹信用评价体系查询系统。第一期可先收录党和国家公职人员、国企管理者和各级党政司法机关、国企。第二期收录民营企业管理者和各类企业、社会团体等。第三期收录各类人才。限于篇幅,对中国制度创新的详细构想,将在以后的帖子中连续进行介绍。详细内容在千年谋略网。若网友们感兴趣并等不及可直接登录此网站去详看。

二、

  上文论述了由于中国人面临的非常严峻的三个世纪挑战而不得不进行制度创新,并论述了中国的制度创新应从三个方面着手。现在谈中国制度创新之路,以及中国将来的先进的制度必备的基本特征。同时此帖也可以看作是千年谋略网所提出的一系列核心理论的简介。

  当前关于中国制度创新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渐进。这是正确的。因为中国是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任何在政治体制上一点改变,都将产生一系列深远的影响。但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所暴露出来的严重弊端,已十分明鲜地遏制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它每一天都造成几亿甚至几十亿损失,每一天都引发无数人为悲剧。因此,进行制度创新又显得十分迫切。如何既积极又稳妥,确实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

  在千年谋略网上论述的中国未来的制度创新之路可以用十二个字概括:“先条后块,先党后政,由下到上”。

  所谓“先条后块”,就是首先进行国家机构上入手进行国家法治架构设置和机构职能改革,然后在地区进行民主推开。进行国家机构设置最关键是设置信息院。所谓“信息院”,就是在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信息中心基础上组建与国务院、法院、检查院等互不隶属的机构。从在(千年谋略网)站上对这一部分内容点击上看,网友们忽略了它的特别重要性。其实这一机构的设置是解决中国政治改革所有难题的一把钥匙!也是中国能否创造出世界上最先进政治制度的关键!

  之所以称设置信息院具有特别重要性,主要是因为:能实现国家重要信息的真实性、公开性。信息院首先收录处在国家各级单位的重要岗位的工作人员的基本信息(基本财产状况和年收入)、功过以及民意满意度,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业绩或政绩、诚信以及德智评价和考核信息。为以后上级部门提名侯选人,选民选举和重要单位机构负责人的任命等提供重要支持。从而为实现“最重要的岗位保证是最优秀或合适的人才”提供最关键的组织保证。设置信息院还有其它方面意义以及设置的必要性在千年谋略网上有关章节有深入的论述。

  以实现法治化为目的对国家机构职能改革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赋于各级法院、检查院对各级立法行政机关下发的文件有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审查的职权。具体对象:最高检查院和法院VS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各部委,省级地方人大。作法:1、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般法律有违宪条款建意审查权,对国务院通过的条例有违宪或违法条款的建意重审权,这些权力可能一般用不上,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一般不会有违宪或违法条款产生,但从法治化科学化的国家机构设置的角度讲,则是应该的。这就象建三峡大坝一样,着眼于百年一遇的意外发生的处理,同时也是突出维护宪法和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的权威,保证人民基本意志得以贯彻;2、对各部委、省级人大通过的条例有违宪或违法条例的建意重审权和撤消权。从而保证国家法律的权威和统一。以此类推,各级检查院和法院VS各级人大常委和政府。

  二、省级或省级以下的信息院、法院、检查院不受省级或省级以下的党委的业务领导和人事任免,实行职能机构垂直领导,各级信息院、法院、检查院在财务上也由国家统一安排。这是保证各级信息院、法院、检查院独立公开公正地行使职权。关于地方党委、政府、信息院、法院、检查院之间的权力安排和相互制衡在千年谋略网上有关章节有详尽的论述。

  实行“先条后块”的制度创新步骤,主要是考虑到在地方实行全民直选地方领导人后,可能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而产生的地区间矛盾激化,从而影响中国统一和制约中国不断地强大,同时也能有效地防止在民主制度转型期的“趁乱打劫”。

  所谓“先党后政、由下到上”,就是先在地方实行政党制度改革,后在地方推行民主直选行政负责人,并基层逐步向中央推行。政党制度改革也是从基层开始,改革党员入党方式,实行“严进宽出制”:在基层的信息院的信息支持下,以个人业绩基础上、群众评议或推荐入党,犯法即自动退党。关于政党制度改革的“扎根工程”、“平面镜工程”、“超越工程”在千年谋略网上有关章节有详尽的论述。在乡级党委组织制度改革以后,再推行乡长直选,以此类推,逐步向县(区)级、市级和省级推行。

  在地方行政负责人直选全部实行“二中选一制”。具体程序:由信息院根据业绩或政绩、诚信以及德智评价和考核结果向某个地方的上级党委推介多名入围,再由上级党委从中决定二名候选人,由这个地方的全体公民直接选举产生行政负责人。

  在乡一级:产生乡长后,同时也作为下一屇的乡党委书记等额选举的候选人由党员选举产生。选举失利的另一个人为副乡长和副党委书记。在县(区)级:县人大主任,由二名候选人直接由本县公民选举产生,获胜者同是也作为县党委书记下一屇的等额选举的候选人由党员选举产生;失利者作为下一屇的县政协主席等额选举的候选人由县政协会议选出。选举县(区)长失利的另一个人为下一屇的县( 区)纪委书记的等额选举的候选人由党员选举产生。在县人大代表选举也实行差额选举,由本地区公民直接选举产生,过半数的当选。获得支持票最多前二位为县(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时作为县委副书记人选。以此类推向市级和省级推行。

  在中央:同样由信息院根据业绩或政绩、诚信以及德智评价和考核结果向中央推介多名入围,由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此时暂不产生新一届的政治局和常委会及总书记。由上一届政治局从新一届中央中央委员会中,分别为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组合、国务院总理和第一副总理组合选二对候选人,进行全国公民直接选举产生。新产生的国家主席同是也是中央军委主席,并作为下一屇的总书记的等额选举的候选人由新一届中央选举产生。选举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失利的那一对组合作为全国政协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的等额选举的候选人由全国政协委员会选举产生。选举总理和副总理失利的那一对组合作为下一屇中央纪委书记和第一副书记的等额选举人由由新一届中央选举产生。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也由差额选举,由全国公民直接选举产生。得支持票最多的人大代表为人大委员长;全国人大代表由所代表的地区公民直选差额选出。由国家主席、副主席、委员长、总理、第一副总理、全国政协主席、中央纪委书记组成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再加上由政绩、诚信以及德智评价和考核结果比较靠前的几位,与最高检查院、法院和信息院负责人一起组成新一届政治局。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最高检查院、最高法院和最高信息院负责人不与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及国家主席、总理等同进退。这些机构主要负责人由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在其任期的中期依法进行考核,对不合格进行免职。而下一级的检查院、法院和信息院负责人只能由上一级部门进行考核或免职。

  实行“先党后政、由下到上”的制度创新之路,主要有以下优点:

  一、先由公民确定行政权,再由党员确定党权,尽管仍然是共产党执政,但这权力产生顺序的改变就完全符合了关于国家权力来源的现代理念,即“主权在民”理念。这一权力产生顺序的改变至少有三大好处:对国家,保证了最重要的岗位上始终是最优秀人才,从人事方面保证了国家机器高效廉洁地运转,从制度机制上的根本杜绝了“跑官卖官”和“任人唯亲”的现象;对党,实现了党的队伍从思想、作风到品德才能的“与时俱进”,使大批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地被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把拥有权力的党员的腐败控制到最低水平;对外,在同国外敌对势力持久的政治斗争中,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将开始占据了主动和有利的地位,同时,强有力地支撑中国政府当前对外积极推行的“和谐外交”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国内“一家子人”若搞得不和谐,安能对外输出“和谐”?在国内“一家子人”中无民主,安能对外输出“民主”?)

  二、信息院的参与以及辅之以对新闻媒体实行法治化宏观管理,能够使选举完全在公开公正有序下进行,使政权始终撑握在能够忠实地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意志的人的手中,从而在机制上杜绝了国内强势利益集团和国外势力对国家各级政权的幕后操纵。选举细节在千年谋略网上有关章节有深入地论述。

  三、设置信息院,以及对党委、人大、行政、法院、检查院职能和权力调整和安排,使“权力制衡”这一实现法治的必备基本条件,更具科学性,既有效避免权力恶斗,又成功地解决中国常久以来“法律和政策通过容易,真正贯彻落实下来难上加难”这一固疾。同时,实行“先党后政、由下到上”的制度创新步骤,还考虑了要在实行与时俱进干部人事机制后,能继续保持党的大政方针的连续性。换人后,政策跟着大变样,这并不是百姓之福。

  “先条后块,先党后政,由下到上”的方式来仅仅是实现对干部的现代民主法治管理,这是实现中国现代化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一个人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后,难道在他的任期内无论大事小事,一律可以独断专行吗?不可以。这需要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国家决策机制。这方面详细论述见千年谋略网有关章节。这里需要从人性的视角看完善制度的意义。人是善与恶的矛盾统一体。一个好的制度和机制,是完全能够使其善得到最大的发挥,其恶得到最大的扼制。在先进的制度中,不仅有完善的民主法治架构,还有完善的民主化科学化决策机制,这完全能够避免象陈水扁之流的为所欲为。

  在千年谋略网上,立足于如何实现中国千年昌盛,还提出以下理论:从如何有效发挥公有制优势视角提出了《国企的战略出路》;从如何既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最宝贵的资源——人力资源,又使生态环境不断优化的视角提出了《Ⅲ部类理论》;从如何最有效地快速提升全民现代素质和品质视角提出了《现代大教育体系》。这些理论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政治运行机制》、《政治和谐和社会主义民主选举》、《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架构》、《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建设党》等理论都是实现中国的千年昌盛所必须要深入思考的最关键的问题。这些理论总称为“中药球理论”,因为不仅指这些理论象组成球体一样在内容上相互支持,成为一个有机系统,更象是组成一付中药的几味药,只有组合在一起才能显示出它的神奇疗效!

  成就一项惊天动地的历史伟业,从实际行动到完成其实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最多需要三十年到四十年,但促使这一行动能正式开始则需要用相当长时间作准备!新中国的建立这项惊天动地的历史伟业,它的实际行动应该从1921年(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用了28年时间,但为这场行动做准备工作则应该从戊戌变法(1898年)算起共花了23年,这23年为后面的28年进行的“大革命”进行了必须的物质储备、经验和理论储备、人民素质和觉悟储备。中国要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从现在算起用三十年到四十年时间完全可以实现!(若花太长时间如50年以上,反而夜长梦多)即在建国100周年前完全能够实现!这是因为我们已经为即将到来的“大建设”时期(人均GDP从一千多美元到二万~四万的时期)用了将尽六十年时间作储备工作。也就是说,中国目前已经有了这场“大建设”所必须具备的物质储备、经验和理论储备、人民素质和觉悟储备。可以说现在已“万事”具备,只欠“执政者心胸胆识”这一东风了。

  大胆地开启中国“大建设”期,迟则易生变,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发件人:<capitel@sina.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8-03 20:22:4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西李湾版) 

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啊!

南阳日报大爆内幕:

南阳油田公安局李雪林建言发行1.55万亿元国债 

www.nydaily.com.cn 2007年7月6日8:25 来源:南阳日报社 

    本报讯(记者陈琰炜)近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发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一位名叫李雪林的南阳小伙,早在2005年就向国务院建议发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以缓解国内流动性过剩问题。

    李雪林是南阳油田公安局的一名民警。7月4日,李雪林告诉记者:“2005年10月25日,国务院下文,请社会各界人士积极为解决我国经济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建言献策。于是,我通过电子邮件和特快专递的形式,将我的建议传到国家发改委。”

    “信中,我建议国家通过发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的办法,来缓解国内流动性过剩问题。”李雪林对记者说,2006年4月19日,他收到了国家发改委的感谢信,信中感谢他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关心,并鼓励他一如既往地支持国家经济建设。

    这位普通的南阳小伙是如何能提出发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的建议呢?从中学开始,李雪林就对“美国国家富裕,但政府却负债累累”的现象感到好奇。于是,他就开始大量阅读有关金融方面的书籍,从中寻找答案。

    通过长期的知识积累,李雪林根据日本、印度等国家的国债数量标准和我国的一些经济指数推算出,应发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才适应我国的经济现状。他的建议在人民网、中华网、网易等网络媒体上引起网友的热议,该帖子点击率高达20万人次,并有数千网友跟帖参与讨论。据了解,国务院新闻办主办的中国网,特聘李雪林为评论员并为他开设了专栏。他的多篇评论文章被新加坡联合早报网和欧美等华人门户网站采用。

    2002年9月,李雪林因公干路过财政部,当时李雪林就想,有机会指教一下财政部.2005年10的五中全会提供了这个机会,11月理论推导和数据计算上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6年4月理论推导和数据计算在互联网供公开讨论,2007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这一理论推导和数据计算,在中国财政和金融政策重大走向上指教财政部成功.费时五年,在此前费时10多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西李湾版

一、“十一五”规划编制的指导思想 

“十一五”规划的编制,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十一五”时期,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 

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目标 

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资源利用效率显着提高,单位国民生产总值能源比“十五”期降低20%左右,形成一批捅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城镇就业岗位持续增加,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贫困人口继续减少,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提高,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居住、交通、教育、文化、卫生和环境等方面的条件有较大改善,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社会治安和安全生产状况进一步好转,构建和谐社会取得新进步。 

三、“十一五”规划的作用 

随着“十五”末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政府从微观经济活动的退出,中央政府编制规划的依据、实施规划的能力取决于它所掌握的行政资源,即财政和税收的权力。“十一五”规划通过利用财政和税收手段,应用市场机制来对资源配置进行指导,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济决策,对微观主体的具体活动不具有约束力,企业自主决定投资方向,投资效益将成为引导资金流向的决定性的因素。 

规划提出的具体目标建立在对市场科学的预测之上,“十一五”规划是一个提供信息传递信息并保证信息质量的制度,它能够使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所需的信息量减少到最低并使信息成本降到最低,我们可以把“十一五”规划理解为一个载体,每一个人事先都知道规划所物化的知识,因而能在经济决策前获得准确的信息以减少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如果人们依据规划行事,就能节约信息成本,降低风险。规划协调参与社会分工人们的意识,每个人都知道别人对其行为的反应,这就大大减少个人决策的不确定性。在“十一五”规划下,每一个参与者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必定使它选定最有利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用途,其客观效果也正好达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要实现的目标。“十一五”规划将大大提高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改善市场的结构效率和运行效率,使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得以充分发挥。 

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问题、战略任务、战略方针、战略布局、战略措施 

1、赤字财政和国债 

“十一五”期间,财政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控制在10%-15%之间。10%的财政赤字已被印度实证可行,印度农业国就实行几十年,我国工业国才开始实行理应能承受更高。国债发行从2006年1.85万亿元逐步增加到2010年5万亿元, 5年共计发行15-16万亿元国债。扣除借新还旧和其它开支,尚有11万亿元的机动财力,这笔资金就是中央政府编制规划的依据,实施规划的能力。 

2、经济结构、减税、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 

到2010年,制造业就业人数要达到全部就业人数的30%,2015年达到35%,2020年达到40%。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2010年要达到30%,2015年要达到40%,2020年要达到50%。农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2010年要降到40%,2015年要降到25%,2020年要降到10%以下。 

2006-2010年,将增加税收的1/3用来减税。从2006年起税收将以高速增长,一部分由国债转化,一部分由经济增长。税收不会改变国内总支出,改变的是支出主体,企业用于投资的钱少了,政府价值不大胡支乱花的钱多了。减税就能使企业投资增加,对国家来说是利滚利。要利用减税为最有希望的增长领域提供帮助,帮助那些正在投资和迅速扩充的公司和工业部门,将盈利都留在最进步的分子手中。根据发达国家已经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历史格局,有条不紊地选择钢铁、汽车、造船、石油化学、计算机软硬件外包、消费类电子电器等中等技术工业部门给予帮助,如汽车和造船产量2010年要比2006年增加1倍以上,促使其在创记录的短时间内变得更加成熟和先进,从而在中等技术工业部门形成循环经济。在2006-2010年间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等技术产业,在2020年前形成中等技术全线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国家成为中等技术国家,也就是中等发达国家。 

2020年前,建筑热和投资热是正常现象、必经阶段。大规模急剧增长的设备投资,是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投资额占国民生产总值1/3是正常的, 2006-2010年,财政公共总投资5万亿元。经济增长率在2006-2010年控制在7-15%之间,2010-2015年控制在6-12%之间,2015-2020年控制在5-10%目标区内,经济增长要素由廉价劳动力逐步向廉价货币过渡。由于结构调整,2020年前国内会有2-3次经济增长率波动,世界会有一次以上的经济大衰退,这都是正常现象。 

不惜任何代价的增长是公平的,从2006年起开始的全国性投资活动,大多数人在2020年前就会得到好处。2020年人们就会过着2005年所难以奢望的生活,他们有钱了,购买住宅,成套家用电器,供暖和冷气空调系统,许多家庭不止一辆汽车,又买一辆,在中等耐用消费品捅有量上这赶上欧美,只是在高端服务上仍有差距。 

3、国有企业民营化和新建国营企业 

2006-2010年,将中等技术国有企业和高技术企业非核心业务全部移交民营,加快国有企业民营化。重新定义国有企业,总部设在中国境内,由中国人控股,由中国人经营的企业就是国有企业。 

2006-2020年,国家控制经济的手段由低级简单的控制企业转向高级复杂的控制财政和税收。控制财政支出就能控制一半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国家想干什幺就能干什幺。控制企业基本上控制不了经济,连企业个体也控制不了。国家利益驱动的国营企业任务是做出产业,商业利润驱动的民营企业任务是做大做强产业。对尚处于启动阶段、民营企业不能承担的高新产业由国家投资经营,凡能商业运营,即采取折价上市、连卖带送、象征性价格等办法移交民营,为高新技术产业做大做强铺平道路。国营企业同时投资建设周期长、利润低、风险大的公用基础产业,为民营企业大发展扫清障碍,提供支撑。民营大企业肯定是中国国有企业,面对发达国家先进企业的优势竞争,它们都深深根植中国,即需要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全力支持,也需要表现爱国心来证明行为正当以消除嫉恨。国有民营企业比国营企业更能担负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任务,汽车工业是我国由初级技术向中等技术攀爬的关键,也是典型案例,民营企业是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开发自主知识产权产品,而国营企业反而是外国经济外国有企业的一部分,只能组装贴牌生产。 

国有企业民营化将发挥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双重优势,并促进政府官员与企业家双向交流,实现政经和谐,国民一体,从而使我国国有高新技术产业在创记录的短时间内更加成熟和发达,2020年后在高技术产业与发达国家的分工将由现在的高低端的垂直分工改为各有所长的水平分工,国家变为高技术国家,也就是发达国家。 

4、城市化和就业 

2006-2010年城市化财政支出5000亿元。2006-2010年,创造1亿个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机会,迁移1亿农民进入小城市。在2010-2015年和2015-2020年,各创造2亿个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机会,迁移2亿农民进入小城市。到2020年,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在80%以上。 

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小城市。大中城市已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由于移民费用螺旋式的上升,大中城市只能吸收能力较强的少数农民成为市民。大多数能力较弱负担不起这种螺旋式费用上升的农民,只能由国家提供帮助移居小城市。 

2006-2010年,建立2000个左右的小城市,在有高速公路出口,或正在建高速公路出口,人口稠密,有经济发展潜力的乡镇建立小城市。每个小城市每年中央财政提供3000万到1亿元不等的城建补贴,按比例限额补贴硬化路面和给排水。对城建征地农民采取土地分成不支付现金进行补偿,本县内农民参与宅基地互换的城市建房地价特别优惠,通过宅基地拆一建一,土地复耕来保持土地占补平衡。由于农民自建房往往每隔几年就翻修一次,浪费极大。农民城市合作建房法定一次建成,分期付款,将流程逆转。国家设计几百套住房图纸免费提供给农民,这些设计结构坚固,能用百年,造价低廉,功能合理,具有满足未来之需的可拓展性。一条街标准化建设有利于降低成本,标准化建筑也便于估价,方便转让,利于贷款。合作建房可使用住房抵押货款,财政给予贴息。凡参与国家宅基地互换安置的小城市移民必须安装太阳能热水器和太阳能电池板。农民拆了村庄住宅住城市,农村问题随之解决。离田远就再也不会回去,他必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上找出路,农民问题随之解决。不种田土地就得转包出去,小块土地是主要的农业问题,转包使土地迅速集中,农业问题也随之解决。通过城建补贴和宅基地互换,国家完全有能力迅速可控制地实行城市化,在7-15年内将5亿农民安置在小城市。这个时间快为7年,慢为15年,可根据情况需要通过调整财政补贴和财政贴息标准进行城市化速度调控。 

城市化本身就是就业机会,城市居民需要各种服务,他们本身又是潜在的服务业工人来源,政府公共投资就能启动这个就业循环。居住集中、劳力廉价、工业用地便宜且有高速公路,小城市很容易吸引外来制造业投资,打破低水平循环,使小城市具有自我发展能力。以每10万元投资直接间接创造1个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作岗位计,2006-2010年共计11万亿元国债,可创造1亿个制造业服务业工作机会。 

5、资源和能源 

2006-2010年,全国可开发的大中型水电站全部开工,到2020年,全国可开发水电资源开发程度达90%以上,水电年发电1-1.5万亿千瓦时;2006-2010年南水北调东中西全线开工,到2020年,从南方年调水1000-1500亿立方米;2006-2010年,撤销铁道部,设出租线路的国铁公司,集中力量铺设线路,降低租金。在运输压力大特别是运煤压力大的地方铺设三线四线铁路。将运营部分拆成几家互相竞争的铁路运输公司。到2010年煤产量控制在30亿吨,到2020年控制在年产量50亿吨。从2006年加快核电建设,到2020年建设80个核电机组。 

“十一五”规划能源和原料模型采用经过科学和历史验证的“长期的世界需求与技术循环四阶段”理论,淘汰已被证实纯属错误的人口爆炸论和自然资源枯竭论。第一阶段:商品短缺和通货膨胀。现有的技术运用到已知的自然资源,再加上世界人口的增长,造成商品短缺和价格上涨,也就是通货膨胀;第二阶段:技术反应。商品短缺刺激新技术的开发,此时价格仍在上升,也就是通货膨胀仍在持续;第三阶段:商品过剩和通货紧缩。新技术运用到已知自然资源,造成商品生产过剩,价格下跌,亦即通货紧缩;第四阶段:需求上升,超出供应。经济发展与收入增加,使有效需求得以增长,尤其在欠发达国家。世界近代史以来反复出现这种循环,中国现在就处于第四阶段向第一阶段走。 

任何游戏的后入局者,都要出更高的价钱,中国也不例外。高价原料和能源是中国发展成果必须支付的代价,美国在五十代日本在七十年代的发展都引起世界原料和能源价格的上涨。有趣的是与原料大需求时间吻合的游客出游,美国游客五十年代出现在欧洲,日本游客八十年代初出现在世界各地,中国游客现在出游,所到之处都是负面评价,与世界对美日中原料和能源需求评价相同。这是原有秩序者对新进入者的不适应,适应一阵子,生客变为熟客,也就习惯了。规划的价值就是让世界习惯,中国量大价高期长的能源和原料需求的路线图将坚定世界能源和原料供应商的信心,促使其增加投资,从而增加供应,稳定价格。 

到2010年,中国钢产量将达到5亿吨,并保持一段时间后缓慢下降。2020年中国石油日耗量在1800万桶(年耗9亿吨),其中进口1200万桶(年进口6亿吨)。这现在就有充足供应,政治恢复正常的伊拉克能日产800-1000万桶石油,单伊拉克一国石油增加量就可满足中国全部对石油增加量的需要。中国对未来能源原料的需求只能预测到2020年供求平稳的数据,其间由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时突然加速,频率和幅度无法预料,能预料的是2020年前,世界原料和能源会有一次此上的暴涨暴跌,为减少损失,必须采取措施。 

考虑到油价有可能在一年内涨跌几倍甚至十几倍,必须分散风险,油价谁也控制不了,只能确保供应来源。由于我国有庞大的石油工业,油价高低对我国也是有利有弊,价格低也是低到一定水平才有利,考虑到煤炭在我国的作用,2020年我国对国外能源依存度大约在17%,与世界各国相比,抗能源危机能力较强。石油是特殊商品,电是政治商品,核电也是廉价的石油储备,核电投资大建设周期长,运转费用高,只能由政府投资,即便剩余也是双料储备。法国在石油危机时全力投资核电,但一时建不起来,受到巨大损失,建成油价下跌,运转费用又高,不过核电确也防范了下次危机,只是应急成本太高。 

我国煤储量丰富,足以信赖和依靠,问题一是要大规模铺设运输线路;问题二是要清洁煤生产。水电是清洁可再生能源,我国西南的水电资源价值不亚于沙特阿拉伯沙漠下的石油,水电不建是巨额财富在白白流失。水电开发每隔几年成本就会高几倍,晚建不如早建,早建不如现在就建。应水电开发压倒一切,在平衡各方关切的前提下水电开发第一,不惜一切代价抢时间开发。 

水资源。由于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用水猛增,在北方缺水地区,国家每投资调水工程1元,就可降低5-10元损失,调水到北方干旱区也是粮食安全战略储备。 

节能。在工业时代,人们有权消费,2020年,我国消费能源和原料会以几倍增加。节能并不意味着过着清苦的生活,也不意味着小就是好,节能意味着革新技术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6、对外贸易和外交 

2006-2010年,要保持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和世界贸易增长速度,对外开放进入一新阶段。在全球化相互依赖的环境中寻求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尽可能多的国家签定自由贸易协定。2006-2010年,对外贸易由顺差逐步向平衡过渡,外贸以顺差为主出口,出口劳动力,输入美元。2015-2020年,对外贸易由平衡转为逆差,外贸以逆差为主进口,输出人民币,吸入资源,顺差和逆差都是国民经济所需。大力拓展出口,使出口质量发生显着变化,把消费者曙目的产品提到突出位置,出口日益先进的产品。用宽广的眼光看世界,大力促进能源原料和技术设备进口,特别是美国高技术产品和农产品进口,追求贸易平衡。 

2006-2010年,外交重点是确保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2015-2020年外交重点是确保投资和金融。随着全球化进一步发展,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制造业变得非常复杂和多样,每一个国家都依赖他国的供应,不但我国与发达国家交换市场的程度加深了,我国与发展中国家交换重要资源的程度也加深了,未来在投资和金融方面也会出现类似的依赖。在国际政治生活中,每个国家的安全都远远比过去更加取决于其它国家的行动,国内的政策同国际环境发生了相互关系。中国是否能进入发达行列,取决于是否参加政治、商业、金融的国际市场,并在这更大的舞台进行竞争和扩大依赖。要弄清粮食安全,我国耕地只能保证口粮,肉食品必须依赖进口饲料用粮。口粮就是粮食安全,平时人们吃好一些,环境好一些,耕地不再满负荷,一旦天下有变,这也是余地、战略储备。要在2020年前形成年进口1亿吨以上美国玉米和大豆的进口规模,并以饲料和油料用粮进口解禁平衡美国高技术出口解禁,形成中美经济互补,美国高技术产品和农产品占两头,我国初等技术和中等技术产品占中间的中美经济互相依存。谋求中美一体化,在2020年前实现中美经济一体化。 

7、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开放 

金融是经济之魂,创新之源,创新和扩大再生产是市场经济本质特征。2006-2010年要通过国债外部供给货币,低资本股票上市内生供给货币,分期付款内外生供给货币,改变金融业只有正常信贷而无非正常信贷,形成创新大爆发。2006-2010年,实现外汇管理人民币汇率由硬目标区向软目标逐步过渡,2015年前实现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形成支持中国成为世界主要贸易国的人民币世界储备货币和支付手段。2006-2010年,逐步放宽或取消外国金融机构在华开设分行限制,放宽或取消外国金融机构购买中国证券公司限制,放宽或取消外国公民公司在华筹集资金的限制,2015年前完全开放资本市场,吸引外资由2005年几百亿美元增加到几千亿美元,以此增加外部货币供给和刺激消费信货货币内外部供给。同时支持国内资本大规模对外输出。到2015年金融管理与国际惯例基本一致,国内金融与全球金融一体化。为避免金融危机,根本之法是信息公开,应急之策是对资本进出征收托宾税,关键在于巨额国债和信用扩张,中国当前众多无解难题都在于国债发行太少太晚。 

8、知识和教育 

巩固九年义务教育,逐步普及12年义务教育,将中等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逐步纳入义务教育,实行公私合营和财政补贴,12年义务教育到2010年全国有30%县市普及,到2015年全国有60%县市普及,到2020年全国普及。每年拿出3500亿元对义务教育进行免费午餐补贴、计算机普及、原版译文图书配发。依各省市自治区人口多寡,中央财政每年拿400亿元,按清华、北大国拨经费1/5的标准补贴1-10所重点大学,一部分为日常费,一部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经费,一部分为校企合作发展研究补贴,切实提高地方高等教育质量。“十一五”期间,额外增加教育专项经费2.2万亿元。 

9、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 

2006-2010年,建立覆盖全体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号,每个号包括多个基本帐户,缴费由雇主和工人分别负担,每个帐户法定每月必须缴费,一元起缴,根据各地区部门工种不同,实施听证确定缴费基准和增长率,低于标准不享受该帐户的保障。在2010年要有30%的劳动者达到标准,在2015年要有60%的劳动者达到标准,2020年全部劳动者达到标准。社会保障费用由雇主和工人分别承担,国家只能承担有限责任,利用电子银行、手机、互联网建立廉价的社会保障缴费查询管理体系。这个体系就是法律强制,低起点培养社保开支意识,缴费习惯,雇主和工人互动最终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医疗市场化改革是成功的,出现看病难看病贵是市场化和人们适应存在空档,应进一步市场化运作来填补这个空档。 

2006-2010年,中央财政拿出600亿元资金,国家通过划拨土地,以每2万人一所,每所基建投资和基本医疗设备各投资50万元,建立遍布城市社区和乡镇的全国统一标准化小医院型诊所,廉租给医生合伙人,将医疗费用降至最低,就近就医。一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财政统一采购设备可迅速配发给廉租诊所,廉租诊所还可承担某些公共卫生义务,如抗艾滋病药品免费分发等。2006-2010年,财政投入资金在各地扶持几家医药公私合营连锁企业,将连锁店、加盟店、特许店开遍城乡。通过市场寡头竞争将药费降至最低,就近购药。公私合营医药企业还可承担某此公共义务,如战略药品储备。政府出资建设互联网等形式医疗价格信息公开平台,使患者就医货比三家,进行超市化选择。2006-2010年,财政向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额外注入1000亿元资金。 

10、行政区划的调整 

2006-2010年,淘汰计划经济的垂直集权树状行政区划组组结构,建立市场经济的扁平化分布式网络行政区划组织结构。实现国务院与县级政府电子政务双向沟通,省级政府专守协调。分省,在2006-2010年将人口超过6000万的省拆分成2-3省,将省级行政单位控制在50个左右。撤地,撤销地区、地级市等地级行政单位,实现省直管县市,撤销市辖区所属乡镇。设县辖市,在2006-2010年设2000个县辖市,县辖市有独立的城市管理职能。

11、计划生育 

2006-2010年,全国实行统一的2胎准生制度。2010年废除强制计划生育,撤销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公民自愿计划生育,生育完全放开。 

强制节育和强制生育如同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当通货膨胀出现时,国家一般会采取极端对策进行干预。如果治理通货膨胀对策长期坚持不变,通货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变为通货紧缩,反之亦然。国家一般都采取极端干预措施后往中间路线走,避免钟摆反复游走极端,代价太大,这样效果最好。物极必反,过犹不及,这与俗话判断相同。用马克思主义辩论法、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来解释都是如此。种种迹象表明,2000年人口问题已发生不可逆的逆转,如果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信息公开,开放人口数据供研究,利用数学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对人口数据进行模型推演,就可以象时令节气、天气预报一样精确而不需进行争辩。 

再进行强制计划生育就会出现人口塌陷,越往后推塌陷速度越加快,早在2030年迟在2040年国家必须象1980年强制人工流产节育一样采取人工授精强制生育进行干预。人口问题从出现迹象到恶果无法控制大约滞后一代人二十年时间,马寅初1957年观察到人口过快增长要发生苦难,真正结果出现在1978年。2000年前后,人人都看到老龄化在加快,中国社会未老先衰,人口出现塌陷。应当在2000年就往后撤,往中间路线走。如果不停止干预,在2015年就会出现四二效应,在2030年就会出现四二一效应。即2015年我国如今日之欧洲,新生人口过少已严重影响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后续发展。2030年我国便如今日之俄罗斯,人口急剧减少,国家萎缩得不象个样子,曾经人丁兴旺、昌盛一时的俄罗斯在世界舞台正走向哀落,甚至说自我毁灭。这只是直线推论,因为我国采取了几十年持续强烈干预,这种情况在某一时间临界点出现的加速塌陷之猛可能超出我们想象。 

计划生育是特定时期特殊情况下的特例,古今中外都无,是反常而不是社会的常态。此外强制计划生育的理论依据人口爆炸论和自然资源枯竭论已被历史证明是完全错误,强制计划生育的对策依据,即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来加大积累实现经济增长,早已被其它高效低副作用的对策所替代,继续实行强制计划生育已失去理论及对策依据。新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强制计划生育明显违反宪法,直接侵犯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等基本人权。强制计划生育还面临着伦理道义问题,如几千万光棍、无形剥夺几千万女孩的生命、民族人口构成异常变动等,这些都是极具爆炸性的社会问题。除此还有情感孤独问题,人活一世,情感和物质一样重要。强制计划生育造成养而孤苦,生来孤独,无兄弟姐妹,表堂兄弟姐妹,下只有独子或独女,上无舅伯叔姑姨。这是一个物质享乐和情感孤独的平衡问题,自愿节育喜欢享乐美国人的解决办法是养几千万条狗,养狗和养孩子一样费钱,不能通过强制节育迫使中国人民选择不养几千万个孩子而养几千万条狗。

2006年就应废除强制计划生育,这将大大缓解未来人口老龄化塌陷的痛苦,2010年方案完全是妥协。由于政治和宣传的一致性,官员和学者脑海里的观念转变需要时间,克服计划生育既得利益集团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无论如何在实行强制计划生育第三十年时都应废除。面对中央政府计划经济的两个残余,铁道部什幺时间撤销是个小问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什幺时间撤销是个大问题。 

12、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2006-2010年,中央财政每年拿出2000亿元,按在编人员人均补贴公用经费1万元,人均补贴收入1万元的标准,对党政机关公用经费补贴1000亿元,对党政干部收入补贴1000亿元,其中500亿元分配给领导干部。 

在转型期特殊时期特定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由党政干部推动,能力、素质、责任、贡献决定党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收入在高位运行。2010-2020年,由于经济社会逐步完成转型,学而优则仕阶层分流,其它阶层经济地位上升,党政干部收入将趋回正常的中等水平,但这个阶段不可逾越。 

《共产党宣言》对共产主义社会描绘是:“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即使追求个人的目标,其客观效果也正好达到社会所要实现的目标,即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的一致,这就是所谓的激励兼容(Incentive ComPatibi Lity)。 

共产主义社会是激励兼容社会,市场是激励兼容,所以市场经济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把党政干部描绘成天上神仙,不食人间烟火,是对共产主义的教条理解。建立在这种教条上的认知及制度,唯心地混淆理想(一个好的人应该怎幺办)和现实(一个人实际在怎样办),为使现实符合理想,必是普遍的做假,腐败就是对虚假的自我纠偏。其实党政干部都是普通人,有七情六欲,食五谷杂粮。必须以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形成制度,求真务实地实现党政干部劳动价格市场化,正当正常需要去罪化,通过经济替代合法化,满足党政机关党政干部正当正常经济需要,用合法渠道资金替代党政机关党政干部通过非法定渠道弥补收入不足所引起的激励不兼容,把党政机关党政干部行为纳入合法制度框架内,实现上层建筑的激励兼容。部长拿100万,厅长拿60万,普通党政干部平均拿2-3万只要为国尽忠为民服务不腐败这都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5年1万亿元建立与市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造一座好建筑哪有不花钱的,物有所值,建筑不好是造价没出到位。 

13、政治控制与协调,民主历程和公共安全 

2006-2010年,要就民主同国际国内坦诚沟通,实现国际国内政治的和谐。中西方对民主的争议来源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来源于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中国目前是农民社会,市民社会的运作要等2020年后中国完成城市化、由农民社会转为市民社会后,才能进行,市民社会也必定随之建立,这个阶段不可逾越。 

我国实行的政治控制与协调符合科学规律,是一种行政管理技术,外部输入的自由在美欧受到一定限制是符合其国家利益,是人民意愿的选择。就象中美欧纺织品自由贸易受限制一样,美欧行为证实,对国际公认的自由标准,为避免本国人民的自由受损害而进行限制,是正当合法的。同样我国对国外输入的民主进行一定的限制是完全正当合法的,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标准。这种不适合国情的民主会在我国引发混乱,损害我国人民的民主,损害我国的国家利益。美欧虽在纺织品贸易自由设限上捞了一些经济好处,但也付出了巨大的道义上的代价,再也不能对我国居高临下进行民主布道、自由说教。以往美欧掌握话语权,我国在谈论这些问题时很被动。由于2009年前欧美一直对纺织品自由贸易设限,现在有了克它制胜的法宝,要紧紧抓住这个自由话题不放,时不时谈论国际标准的自由,经济上的损失要在政治上得到补偿。 

我国实行的是多党民主,中国共产党执政,日本战后长期由自民党一党执政,日本被认为是民主国家。任何成功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国家都是实现的压缩式发展,过快发展会带来政治和社会的紧张,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严格的政治和社会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控制原因是为防止力量分散,具体表现为政治的一致性,这种共性将消除国内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党派所引发的内斗,这种内斗将国家力量耗费在争夺有限现有资源上。中国目前把着重点放在严格的政治控制上,是因为政治的一致性将使举国之力集中于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上,通过发展将蛋糕做大,使人人都能从中分得利益,并同时促进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这才是激励兼容。中国共产党是毫无个人私利的政党,代表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人民当然有权选择适合国家利益,适合自身利益的发展道路,这是基本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任何后发展国家他们的政治制度都遭受巨大的压力,发达国家的先进社会对他们即是威胁又是榜样,多数难以有选择借鉴。 

为消除民主争议的威胁,2006-2010年要大力开发领先世界基于互联网的政府同人民双向沟通的新型民主消除美欧在工业时代领先的老式民主的心理优势。同时将“十五”期间中央政府利用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体同人民进行前所未有的沟通这一新型民主,推广到地方各级政府。此外,要积极借鉴美国在民主、自由和人权方面的成就,“十一五“期间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是公共安全。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样带来了政治和社会的紧张,发达国家已渡过了政治上需要严格控制的阶段,所以美国把着重点放在严格的社会控制上。2004年美国每10万人关押486人,罪犯都关到监狱里去了,社会上罪犯密度大为降低,犯罪率随之也大大降低了。我国关押人数的标准仅相当于美国的1/3,这两倍于在押人犯的罪犯和潜在罪犯游荡在社会上,难怪国家担心稳定,人民有不安全感。美国经济繁荣起来了,监狱里塞满了罪犯。要参考美国标准进行倒算,进行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公共安全机器建设,切实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14、国防和台湾问题的解决 

2006-2010年,每年发行2000亿元的台海繁荣与世界和平公债,切实保障台海繁荣和世界和平,在2010年前实现军事预防下的台湾问题政治解决。 

要参考中英港问题解决模式,构建实力与速度,使美国放弃坚持不属于它的所谓国家利益。根据国际公法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建设中美和平基石的核不对称平衡。牢牢掌握台湾问题解决主动权,为防范台独恐怖分子挑起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灾难,要建设快速反应国防力量,在台独火星引发世界大火灾前将其迅速扑灭,将解除恐怖分子胁持下的台湾地方武装所需时间压缩到7个小时以内,在政治解决方案中尊重台湾居民意愿,特别行政区名称设置上可灵活,参考历史惯例与世界惯例,基本上满足台湾各派力量的愿望。 

五、求真务实的规划实施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三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经常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从中央到地方为推进事业发展提出的好思路、好政策、好措施不少,但很多事情往往是提出来后只是热闹一阵,并没有真正落实,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追根思源,重要原因还是由于没有做到求真务实,我们必须从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贯彻执行,确保党和国家发展目标顺利实现的高度,把抓落实的问题,十分严肃地提到全党面前”,“十一五”规划要落实,真正要干,成百上千个环节都要有人操心,仔细盘算,到处都是困难,需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当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十一五”规划的目标,其中浸染了党政干部拟订并保证实施的可行计划,企业家的奋斗,亿万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的汗水、泪水、鲜血和智能。 

后注:2005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向全国发出通知,对全党全国征集十一五规划,西李湾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于2005年11月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交了西李湾版的十一五规划,此文为原件.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7-08-03 13:20:12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转发: Fw: 某市十大杰出青年简介 (名字起得好) Subject: 转发: 某市十大杰出青年简介

某市十大杰出青年简介

1、关德锦,男,37岁,市局看守所所长。就职以来,查漏洞,补篱笆,狠抓警务纪律,严控囚犯思想,创造了连续300天无犯人越狱逃跑的新纪录,有力地缓解了全市治安状况的进一步恶化。看守所被广大市民亲切地誉为“天下第一关”。

2.胡开堂,男,35岁,市人民医院外科副主任,主治医师。从不当面接受病人及其家属馈赠的红包。手成功率一直稳定在50%以上,其中阑尾炎手的成功率突破了70%。手术患者无一人死在手术台上。许多患者激动地对他说:“你开刀,我放心!”

3.夏晓彤,女,24岁,市委机关幼儿园小班教师。对儿童极端地热忱,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常年坚持自己带饭或买饭,从不偷吃儿童带来的食品饮料。对儿童不打不骂不罚站。从不让儿童为自己洗手绢袜子和内裤。从不无故向家长索要钱物。所在班儿童无一人丢失、死亡或严重伤残。而且还在班内积极开展精神文明教育,收缴了大量淫秽书刊和音像制品。班上儿童每天在饭前便后都异口同声地高呼: “夏阿姨,我们的好阿姨!”

4.吕伯冰,男,29岁,市建筑二公司第一青年突击队队长。以 “天下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精神,多次奋勇承担重大建筑项目。不但每次都大幅度提前完成,而且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宝贵的建筑材料。全市80%的立交桥,70%的高层建筑,均出自该青年突击队的双手。迄今为止,无一倒塌崩毁。吕伯冰的口号是:“多快好省,坏了就整。”每项工程完工后,都认真坚持常年修补,负责到底。几乎每个车水马龙的桥头,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每个月白风清的夜晚,都有他们机器的轰鸣。市委领导称赞他们是“永不谢幕的都市摇滚乐团”。

5.贾忆珍,女,22岁,市百货大楼烟酒副食组组长。所售香烟从正常渠道进货,烟丝中不含可卡因。所售白酒从未引起顾客中毒死亡。坚持做到四分开:点心与糖果分开,肉制品与豆制品分开,过期商品与未过期商品分开,个人品尝食品与商场销售食品分开。对所有顾客一律不嘲讽、不打骂、不搜身。遇到顾客退货总是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并积极帮助顾客与生产厂家联系。对个别态度恶劣的顾客,则交由保安人员处理。广大顾客有口皆碑地说:“不愧是百货大楼,这里还像个商场的样子!”

6.许慕迪,女,28岁,残疾青年。5年前因公园缆车事故,造成高位截瘫。从此自强不息,忍受了失恋、下岗、父母双亡、炒股破产、房东驱赶等一系列痛苦打击。在闹市街头卖唱为生,节衣缩食,终于还清债务,并找到了新的工作。目前在市人民广播电台负责“午夜悄悄话”热线,为广大不育夫妇排忧解难,为大中学生进行性启蒙和性教育,为中老年夫妇解答难言之隐。打过热线的听众都称颂许慕迪是“坐在轮*椅上的夏娃”。她的个人生活也传来了喜讯,今年国庆节,她将与一位健康结实的民工喜结连理。

7.艾传尧,男,30岁,市有线电视台记者。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公开抵制有偿新闻。到任何单位采访,均坚持四菜一汤标准。不拿交通费以外的红包,和纪念品以外的实物。多次报道重大新闻事件,特别是今年“四.二六”特大**杀人案中,艾传尧事先潜入犯罪嫌疑人作案地点,全面而详细地拍摄到**杀人的全部过程,为司法机关迅速破案和量刑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他另外拍摄的《孕妇落水众人见死不救》、《市委书记怒斥行贿人》和《气功大师妙手回春》分获省市级优秀新闻专题片一等奖。

8.赖飞飞,女,20岁,市歌舞团独唱演员。台风正派,德艺俱佳。从未发现她偷税漏税,也不曾喝过万元以上一瓶的洋酒,更没有利用色相腐蚀党政领导。尤其是待人谦逊和蔼,从不殴打要求签名的歌迷和演出单位的工作人员。她努力克服不识谱和嗓音有缺陷等困难,利用早年踢过足球的身体优势,每年坚持在城乡各地演出600场以上。在台上从不假唱和偷懒,放声高歌,满台跑动。一曲唱罢,汗水与声泪俱下,掌声与喝彩齐飞。歌迷中传诵著一句话:“看赖飞飞唱歌,值!”

9.热力卜,男,33岁,自行车修理个体户,从不在修理自行车时故意在车胎上多扎窟窿。不偷换顾客的零部件。不强迫顾客更换新胎、新*、新闸、新链。在修车地点前后1公里范围内的马路上,未发现故意摔碎的酒瓶和尖锐的碎石。他修好的自行车从没有当天回来要求返工的。另外还经常收购无照旧车向附近的大学生出售,解决了很多大学生的交通问题。遇到问路的,坚持说真话,不向相反的方向指引。那一带的居民都感叹说:“热力卜这样的好心人,真是打著灯笼都难找啊!”

10.常伟善,男,39岁,市经贸委副主任。拒腐蚀,永不沾。上任以来不到800天内,拒绝各种形式的贿赂人民币83万4千6百60元,金条22根,豪华住宅5套,轿车3辆。还有古玩字画电器服装及高档饰品,价值人民币455万1千9百78元。拒绝异性贴身按摩66人次。拒绝他人赠送的小保姆2人、生活女秘书3人。拒绝豪华宴会156场,脱衣舞表演30场。他不收别人的一分一毫,却节衣缩食,先后为希望工程慷慨捐献人民币17万元,洪涝灾害5万元。并将自己的住宅让给市委退休的老干部做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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