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这期文集主要发表几篇理论研究性的文章,最重要的是香港学者王绍光教授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这篇文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给出了中国的一个历史的政治参与图系,上至西周,下至文革以及改革开放的今天。通过这样一种历史的比较,可以看出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参与产生了不同的政治结果,从而引起人们对现状的清醒认识。张伟林先生的《汇率、通货膨涨率等因素对GDP的影响》一文发来已很长时间了,今天才上网,主要是论述的主题不太清楚,但读者仔细去读也能明白作者的思想。叶劲松先生文章也值得一看,主要是搞清楚当前中国社会的一种现象。最后发出黄平先生的的一篇文章,从政府官员学者的角度认识一下我国面临的国际关系问题。

政治参与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8月6日

目录

王达三:《北京奥运能使中国更加成熟自信吗?》

《国际热钱欲夺中国粮食定价权,60%大豆炼油厂被外资控制》

《高盛斥巨资养猪,“偷袭”中国农业》

袁勇:《粮价怎么就不能升到3元钱一公斤?》

联合早报:《中国城市里的“新失业群体” 》

于爱群:《生活中的默认值》

资中筠:《不能单以捐赠数目评论企业形象》

叶劲松:《对林毅夫要听其言观其行----主流经济学家既当婊子又立牌坊》

挑战霸权:《当代中国主流精英学者是世界历史中最无耻的学者》

王绍光:《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张伟林:《汇率、通货膨涨率等因素对GDP的影响----对〈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文中观点的质疑》

黄平:《中国在21世纪上半期的国际环境与战略选择》

《2008年劳动合同法劳资对话会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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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祖国网』爱国者的精神家园" <admin@zuguowang.com> 收件人: <admin@zuguowang.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05 19:44:4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北京奥运能使中国更加成熟自信吗?『祖国网』2008.08.05.1

北京奥运能使中国更加成熟自信吗?

大连学者 王达三

    提要: 过于注重“外国友人”的感受和传统而忽视国人的感受和自身的传统,表明百余年来国人试图通过融入西方社会来赢得国际尊重的观念根深蒂固,而这种通过“他者承认”来获取“自我承认”的做法,说 到底还是有些不自信。

    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前几日在回答法国《队报》记者为何不批评 “中国的人权问题”时曾坦率地说:“由于我肩负的职责,我失去了一些言论自由。” 相信不少国人乃至部分在华外国友人对罗格的这番话身同体受:由于中国举办奥运会的职责所系,人们的生活感到了一些不便,比如严格的安检、机动车限号以及设置奥运专用车道等。但是,“不便”不等于“不快”——顾全大局的基本道理,中国人还是知晓的!

    不可否认的是,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模式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即政府依靠自身权威通过行政手段自上而下、按部就班地兑现承诺。这种被学者称为“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或“全能主义”(Totalitarianism)的模式体现出良好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因此可以预见北京奥运会将更有序、更安全、更成功。但一些海外媒体认为,由于政府以全职全能的“保姆”角色出场,致使民众对奥运的参与热情和参与能力有所降低,同时也说明中国尚未进入成熟的“现代社会”亦即“民主社会”。

    然而,现代奥运会的历史表明,奥运愈来愈难以把政府排除在外,因为日益突出的交通、环境、安全等问题绝非民间社会所能单独的提供和解决,这一点即使发达国家也不例外。比如,汉城奥运会就采取了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雅典奥运会的安保措施也给人们的签证、旅游、出行等带来一些不便。中国尚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举办奥运会乃中华之盛世、世界之大典,本着负责任的态度采用“政府主导型”的动员组织模式本身无可厚非。事实上,按照中国已故著名现代化问题研究专家罗荣渠先生的观点,“权威主义”是现代化序列中后发过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必然和有效的模式。

    但是,“权威主义”发展模式也有可能导致政府和民众产生“路径依赖”,从而不利于激发民间社会的活力和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就此而言,北京奥运一方面采用了“权威主义”的举办模式,另一方面也对“权威主义”采取了克制态度和化解措施,比如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方面增加了透明度,给媒体和网络提供较为宽松的环境,甚至为游行示威划定了专门区域。这些必将形成宝贵的经验和传统并延续下去,因而有益于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

    与此同时,数量众多甚至可以说无处不在的奥运志愿者,尤其是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冒着烈日排队购买奥运门票,说明民众参与奥运的热情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调查数据还显示,绝大多数国人为中国举办奥运感到自豪并相信北京奥运定能成功——确乎如外界评论所说: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在奥运期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但是,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往往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刺激/反应”模式,即“内忧外患”时方显“位卑不敢忘忧国”的情怀,比如在今年的 “3•14事件”、汶川震难和谴责CNN不实报道等事件中,国人就表现出可嘉的爱国主义情怀。

    但如何在平时保持和体现爱国主义的情怀,似乎还是一个问题。比如,尽管北京市民的文明指数有所提高,但北京街头随地吐痰、乱扔烟头、不遵守交通规则的现象仍时有发生。笔者认为,与北京新航楼、鸟巢、水立方等气势宏伟的建筑和奥运开幕式、闭幕式等气势磅礴的宏大叙事相比,国人日常的言谈举止更能代表中国的国家形象。所以,奥运期间进一步确立“我以中国为荣,中国以我为荣”的观念和“我即代表中国”的意识,仍然大有必要。特别是,这些观念意识还需要内化于心,变为的自觉的行动,奥运期间如是,奥运会后亦如是,这将是中国发展连绵不绝的内在动力。

    “我即代表中国”的意识并不是为了取悦于谁,而是中国文明和社会发展要求如此。王小东看到的那种“减少出行,为外国友人让出通畅大道”的标语竟然出现在现代中国确乎有些匪夷所思——难道北京奥运仅仅是外国人的奥运会?!前不久有关方面倡导的“八不许”,即不能问外国友人的年龄、婚否、个人生活 、政治观点、宗教信仰等八个方面的问题,同样让人有些诧异。西方友人可能对这些话题有些敏感,但外国友人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友人。“八不许”还有可能造成一些问题,比如请外国友人吃饭就很有必要了解其宗教信仰,否则请伊斯兰教徒吃猪肉或请印度教徒吃牛肉,就是很不礼貌的事情。

    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儒家经典《礼记》就曾教导我们说:“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中国还有两句俗话,一是“入乡随俗”,一是“客随主便”,这些都是中国的传统。固然不能说中国的传统优于其他的传统,但至少不同的传统应该和谐共处与平等交流。过于注重“外国友人”的感受和传统而忽视国人的感受和自身的传统,表明百余年来国人试图通过融入西方社会来赢得国际尊重的观念根深蒂固,而这种通过“他者承认”来获取“自我承认”的做法,说到底还是有些不自信。如果说笔者对北京奥运还有点什么希望的话,那就是期待北京奥运能够促使中国变得更加成熟和自信。

 


发件人:<zgxcfx@vip.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chenyuanzha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03 12:46:46 +0800 优先级:紧急标题:首届“湖湘三农论坛”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三篇文章!

高盛斥巨资“养猪” “偷袭”中国农业

记者

2008-8-3

    “高盛近期斥资2亿~3亿美元,在中国生猪养殖的重点地区湖南、福建一带一口气全资收购了十余家专业养猪厂。”记者获得这条信息后进而发现,以高盛为代表的国际PE渗透的不仅是中国养殖业的整条产业链,更涉及中国农业上下游各个领域。在多哈小型部长会议再次破裂、各国死保农业底线的今天,高盛以及其他国际投行在中国农业相关产业链领域不断追加投资的行为值得关注。

    “在中国最有投资价值的就是农产品。”罗杰斯如是说。

    “高盛现在正在按照区域来大规模地收购养猪厂。”一位消息人士说,高盛的资本之手正在向中国农业产业链的更深处推进。新希望集团副总裁王航同样观察到这一现象。“近两年来,我国的生猪产业正在从‘千家万户养殖’、‘后院养殖’向专业户养殖与合作社养殖演变。”王航告诉记者,目前,专业户养殖与合作社养殖已经迅速占到了全国养殖量的40%,并在以加速度推进。“到明年,规模养殖会超过50% ,这为国际资本的并购进入提 供了很好的机会。”

    “初步谈成的是德意志银行注资6000万美元,获取养猪厂30%的股份。融资的同时,进一步谋求企业的海外上市。不过,现在因为协议的某些条款及回购风险等 问题,作为民营企业家的负责人还没有在意向书上签字。”姜华说,这也让德意志银行担心,日后对其他同类企业的收购价会一路水涨船高。据了解,近年来在天津发展势头很猛的农业产业集团宝迪也在进行大型私募,德意志集团也参与其中,计划注资金额同样达到6000万美元。宝迪集团的计划是在全国建立十大肉食品工业园,与雨润、双汇三分天下。德意志银行如果注资成功,就可以大举进入中国大宗肉食品消费市场。

 

国际热钱欲夺中国粮食定价权 60%大豆炼油厂被外资控制

中国乡村发现

2008-8-1

    ▲国际热钱对中国粮食产业的投资兴趣高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原因就在于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

    ▲对外经贸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最大的93家大豆压榨炼油厂中,60%都已经被外资控制。

    ▲在吸引外资中,我们必须筑牢粮食安全堤坝,绝不能让热钱在堤坝上打洞。

    正在愈演愈烈的全球粮荒给世界许多国家的粮食安全敲响了警钟;而与此同时,国际热钱在从没有投资前景的楼市与股市退出后,开始加速进军粮食产业。为此,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提出: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粮食产量最大和消费量最大的国家,中国已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热钱追逐的对象。对此,我们应该提高警惕,严防国际热钱追逐中国粮食产业。

国际资本觊觎中国农业

    据曹建海介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投资基金主要介入商品市场,他们从商品市场购买大量的小麦、玉米和大豆期货。随着粮食危机的升级,购买农田、化肥和 运输工具,已经成为投资者长期投资农业产品的另一个趋势。目前,进入投资者视野的目标已经有位于加拿大、阿根廷等地的农耕地,中国的农耕地、粮库等也 落入了国外投资机构的视野。2007年以来,国内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以及国家加大农业投入的政策,开始吸引大量的资金投向农业,“三资”开发农业由此成 为社会热点。2008年1月—5月,广东农业领域完成投资20.41亿元,同比大幅增长70.1%,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51.4%。

    国际资本开始觊觎中国农业。据曹建海透露,高盛控股了河南双汇这个中国最大的屠宰公司;中国最大的两家制奶企业——蒙牛与伊利,同样让外国资本从中获 得了不少的利益;中国在新加坡上市的大众食品成为新加坡最受投资者欢迎的上市公司,它的控制力也在外资手里;早在2004年,德国的DEG就介入了中国农业 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G海通。据对外经贸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最大的93家大豆压榨炼油厂中,60%都已经被外资控制。

粮价洼地催生投机行为

    曹建海说,2008年5月以来,国际市场上1斤大米的价格超过了6元,而同期国内市场还普遍在每斤1.50元左右徘徊,只有国际市场价格的1/4;除大米外,国内面 粉价格每吨大约5800元,国际市场价每吨接近7000元,相差约20%。毫无疑义,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粮价的洼地。另据介绍,2008年,国家开始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标准,国标三等白麦的最低收购价已由去年的每吨1440元提高到1540元。但是,由于农民产量提高增加的收益远远不能弥补成本提升增加的支出,国家储备粮食收购面临不少困难。当前我国小麦的绝对价位,不仅大大低于国际麦价,甚至较中国1996年的小麦价格水平尚 有一定差距。

    曹建海认为,粮价洼地催生了投机行为。当前,许多热钱纷纷退出高利贷市场,将目光投向了价格上涨潜力最大的粮食市场。由于农民均有强烈的惜售和涨价要求,热钱的进入将引起普遍的涨价效应。“如果按照粮价到年底翻一番的国际推测来看,投资粮食市场的获利空间比高利贷还要高。因为高利贷有很大的风险成本与讨债费用,而粮食除了短期的储存费用之外,成本很小。更何况,热钱进入粮食市场,对价格的推高作用可能会更大,如果不加控制,粮食市场对热钱的聚集效应会不断攀升。”曹建海说。

筑牢安全坝成当务之急

    那么,热钱是如何进入粮食领域的呢?据曹建海分析,鉴于国内对于外资的吸引政策特别优惠,热钱可以通过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方式投资国内粮食和农业领域,实现直接投资和随机退出的长短结合。具体来说,可以通过这样几个途径进入:进入期货市场购买粮食期货;进入粮食购销、储运业;进入面粉、大米加工业;进入食品加工和食品制造业;利用土地股份化和农民破产时机收购农耕地,投资中国农业,然后与上述企业一起整合,择机包装上市;进入金融业,重点从事粮食和农业资源的信托、资产管理业务。

 

粮价怎么就不能升到3元钱一公斤?

袁勇

2008-7-30

  笔者在乡镇从事农技推广工作十多年,近年来,越来越觉得农产品价格不合理,特别是粮食价格过低,使本来就弱质的产业显得更低效,本来就弱势的农民 显得更无助,心里也一直为农民鸣不平。不久前终于看到有专家在建议提高粮食保护价,但也有人对这种建议持不同意见。

    如7月16《农民日报》刊登的一篇题为“粮食保护价可以提到3元/公斤吗”的文章,该文章认为如果将粮食保护价提到3元/公斤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因增加城市低收入人群的支出而影响城市社会稳 定;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严重破产倒闭的危险;会因粮食效益高,减少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而引发严重的“菜篮子”问题;会因农民重新回乡种粮而 阻碍农业机械化在农村的发展。初看似乎有点道理,但细想还是觉得提高粮食保护价利大于弊,且带来的问题也并不是不能解决的。

一、国家干预下粮食低价的弊端

    1、无法保护农民的利益。保护价过低完全起不到保护的作用,反而会帮助商人、企业以此压低市场价,使其在国际粮价大幅上涨的时候依然能在国内低价购入 ,高价销售,那样真正得到保护的不是农民而是商人和企业;在农资价格上涨的时候,国家干预下的粮食保护价的提高幅度还不如农资上涨幅度,这样不但没有 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反而在牺牲他们的利益以维持低粮价,真正受到保护的又是远比农民富裕的城市居民。

    2、低粮价保护的是少数人的利益,损害的却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对粮食而言,生产者是9亿农民,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消费者是市民,占少部分,低价损害的 恰好是大多数生产者——农民的利益,这不符合政策应该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原则,有失社会公平。

    3、低粮价不利于保证粮食安全。陆学艺指出,近年来国内粮价大大低于国际市场,农民种粮收益锐减,种粮没有积极性,长期看会危及中国的粮食供应。

    4、低粮价会拉大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农民的贫富差距。粮食的消费特殊性决定了并不会因为降价而增加消费量,也不会增加农民的销售量,更不会增加种粮的 效益。按理说我国人多地少,粮食稀缺,又是人所必需的商品,其价格应该贵才对。可在国家保护价干预下,我国粮价长期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严重制约了农民 致富。长此以往,只会使基层政府和农民都越来越不重视粮食生产而抓结构调整或经济作物,只能使种粮农民和粮食主产区的农民越来越穷,非种粮农民和粮食 主销区农民越来越富(据河南农业大学有关项目研究显示,我国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已从1980年的72.75元扩大到2003年的1991.08元,比 例从1.37倍扩大到1.75倍),由此造成的城乡、区域和乡村内部的贫富差距将不断拉大,必使中国农业陷入无法自拔的恶性循环!

二、提高粮食保护价的理由

    1、是促进种粮农民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和解决粮食安全的最佳途径。农产品价格一直是决定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我国人多地少,加上政府干 预下形成的低粮价,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始终处于矛盾的对立面:要保证粮食安全,就无法实现农民增收;要实现农民增收,种植经济作物,就会影响粮食安全 。而目前的粮食直补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粮食补贴,而是按农民耕地面积进行的耕地补贴,即使不种粮食,农民一样能拿到粮食补贴,这对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 、解决粮食安全作用并不大。因为,农民通过比较后,在种植什么都能得到粮食补贴的情况下,只要条件允许,他们还是愿意种植经济效益高的经济作物。在国 家财力无法对9亿农民实现高额粮食补贴的情况下,如果将粮食保护价提高到3元/公斤,每亩效益可达到1000——1500元,比以前的效益成几倍的增长,这必将 极大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从而既能促进种粮农民增收,又能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实现了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的统一。

    2、能极大促进粮食种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和现代农业发展。目前阻碍我国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根本原因可以说是人的问题:一是农村留守农民的妇女 化、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二是留守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越来越低,即严重缺乏现代的农民。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粮食的价格太低,效益太差,大量青壮 农民在客观上不得不外出务工挣钱以维持家用,留守农民在主观上又不愿意学习种粮新技术,使得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和贡献率都远远低于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 。如果提高粮食保护价,一亩粮食有1000元以上的纯收入,农民在利益的刺激下,肯定会重视粮食生产,会想方设法提高单产,自然也会激发对新技术的需求。 这样,不但能极大促进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还能提高农民的劳动技能和知识水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甚至还可能因产量增加 ,促进我国粮食的出口创汇。在人口不断增加、耕地不断减少、农业生产资源特别是水资源越来越紧缺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依靠科技进步来保证我们的粮食安 全,而通过提高粮价来增加种粮农民的收入,似乎成了促进科技推广、成果转化的最佳选择。

    其实,也只有高价才能体现出我们生存的必需品——粮食的价值,也才会使国家、社会重视粮食这个财富,从而避免国家的决策失误。从国际上来看,中国的粮食价格低于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粮食保护价也是很多国家保证种粮农民利益,保证本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措施,但他们的保护价大多和市场接轨,而不像我国的保护价反而成了限制粮食涨价的障碍。 (来源:三农中国)

 

发件人:"CSR Global" <csrglobal.cn@gmail.com> 收件人: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04 14:32:0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CSR Global 信息简报第26期,三篇文章!

中国城市里的“新失业群体”

联合早报

2008-07-30

    这是在中国一个逐渐成型、但还没被社会关注到的群体。这群体都是些失业或半失业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多数就蜗居在城市边缘郊区的农民房,或是城里生 活属于低档次的“城中村”。他们多是来自外地乡镇的毕业生,多没工作,很多人就连投资在教育上的成本也收不回来,有些每月还能找几百块钱过日子,生活恶劣还能忍受,但前途茫茫,是最大的失落。

    北京《格言》杂志编辑李东辉,是一名较幸运的80后,他告诉笔者,其实这群体与社会种种无法协调还有着多样复杂或人身个别因素。但最直接原因是他们都想 流连北京,并对北京存有过多期盼。事实上地方也需要大学生,只不过“留在首都”的意志牵涉到知识分子对城市的种种向往,这也是年轻人朝向现代化的必然心态。

    一名就在北京处于半失业与失业状态的80后毕业生韩松也告诉笔者,不愿留在地方有其道理,他们大学企业管理系学生只能被安排到省里几家大宾馆当服务员做实习,身为大学生结果干的活是在劳务市场的谋业人员都能做的,心里很难平衡。更何况,在地方上只要有门路有关系,不管学习多烂都能被家里人安排到好待遇的工作单位,福利待遇也好,而没有关系的学生就只能跟很多人一起争那仅有的几碗饭,有时还争不到。既然都是窘境,流连北京,机会还多些。

对群体的命运深入反思

    他们不是普通的“新游民”,一些关注他们的社会学家把他们称作“新失业群体”,目的是有别于当年国营企业纷纷关闭的大批“下岗工人”。这一批人,与80年代中关村凭科技创业的那一代精力与理想皆饱满的群体也不一样。

    2000年的高校大幅度扩招,使得每年毕业生人数激增,每年中国都有上百万人无法实现当期就业。虽说经济转型刺激市场,但用人单位不断抬高选取资历,明明是专科生能做的事要求本科生来做,明明本科生能做的事要求研究生来做。加上多数高校所设置的学科其实没跟上新市场需要,因此这群体所受挫折也就更多。他们目睹更多繁华与破败的对比,也体验过更多骄傲与低鄙的落差。尤其当群居一处时,他们更容易在相处中发觉大家的形势并非个案,不免就会对自身群体的命运与境遇进行更深入反思。这些人都有学识,有文化,有独立的价值判断,他们也渴望能在这个社会中发出自己声音。而这股压抑的力量假如不适当地被外化出来,或许不只不利于建构和谐社会,对社会稳定也是一个潜伏忧患。先是大学学科设置偏差,再来是高校为扩招造成教育商业化却对学生在职业应策方面没有完善指导,再加上市场对毕业生种种不公要求,都是这新群体焦虑不安与感到愤懑的背景。

变成新的游民阶层

    其实中国在某些措施上也鼓励年轻人创业。如首年免税及申请注册有绿色通道等等,但措施虽有,却效应不大。其中除了学生经济成本问题,不少大学生仍存着应该以其本科择业的传统观念,这就缺乏与新市场呼应的“改行”灵活性,对创业的信心也难以坚持。更何况创业前也需对市场进行实地理解研究,这一段时间及空间同样牵涉解决生活的问题。但如果社会能推出更为积极的创业优惠机制,相信也能稍微缓解问题,因为在一批批年轻人创业后,他们自己先成为新市场一份子,也就能吸纳更多也具有新市场思维的未来毕业生。

    这是一个不能也不该忽略的群体。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注意到这群体里很多就是所谓“网络暴民”的主要构成者。张教授说,“他们多数是30岁以下,面临着发展瓶颈和成长不足这个现实压力的年轻人,感觉自己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不具优势,因此才形成这种焦虑与难堪境地。”

    大批的辍学生,失业的大、中学校毕业生游荡于城市和乡镇,并成为一种新的游民阶层,这绝对是个不可忽略的严峻现实。另一名北大教授钱理群除了以“游民”来形容这个群体,更指出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堵塞了农民子弟向上流动的渠道,而城市取向的教育却又使得他们远离土地。即使这时候他们被城市抛出,也回不到土地去。他们只能成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游民,并迅速为流氓意识所支配,他们身上正出现着道德底线的大失守。”

 

生活中的默认值

中央电视台记者编辑  于爱群

2008-07-30

    计算机行业有个术语叫“缺省值”,也叫“默认值”。那是在你没有指定的情况下由系统提供给你的不言而喻的基本配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自来水、抽水马桶、电灯、天然气灶、电话是最早的一批缺省配置。

    我这个年龄的中国人,还在没有这些配置的时代生活过。当我像我女儿那么大的时候,自来水是定时供应的,每天4个小时,分早晚两次,所以家家户户要用大缸存水。我妈妈每天起早,赶在供水的时候用手把全家人的衣服洗出来。我们全家4口人,两盏25瓦和两盏15瓦的灯管用于日常照明,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是唯一的家用电器。一直到我16岁时,家里才第一次有了电话。至于炉灶,也经历了从蜂窝煤、液化气、煤气到天然气的过程。而我家里帮我照顾孩子的女孩小涵,她在农村的家至今仍然用秸杆烧火做饭取暖,用压井水,也没有抽水马桶。

    后来,我的缺省配置里又陆陆续续增加了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脑、抽油烟机、饮水机、排风扇、电饭煲、微波炉,它们成了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我8岁的女儿从出生开始就享用着这些东西。在她看来,这些东西是每个家庭都理所当然拥有的,必不可少的,缺少它们,是不可思议的。这就是家庭现代化的过程。据说只有拥有了这些东西,才算是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然而这些家用电器都是以电为能源的。在中国,70%以上的电是由煤炭转化的。这不仅意味着二氧化碳的排放,还意味着二氧化硫的污染。

    以前读过一个小故事,一位哲学家,闭门读书,潜心学问。一天来到市场,不禁大吃一惊,说,天哪,这里有这么多我不需要的东西。很长时间里我一直纳闷,哲学家为什么会大吃一惊呢?现在明白,那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的默认值和这个时代主流的默认值,有太大的差距。就拿洗澡来说。30年前,我爸爸作为援藏医生在西藏工作的两年中,只洗了两次澡,一次是进藏时,一次是出藏时。他说,藏北大部分藏民一辈子只洗两次澡,一次在结婚,一次在死前。

    三毛也讲过,撒哈拉沙漠里的居民一年才洗一次澡,每次洗澡都是一次隆重的仪式。在小涵的家乡东北农村,从前只有换季的时候才洗澡。后来每个月到镇上的公共浴室洗一次澡。至于云南的傣族人,他们靠水而居,依水谋生,洗澡是家常便饭。在这些民族的生活中,洗澡是和当地的气候相适应的。洗澡,怎么洗,在哪洗,多长时间洗一次,都是由环境决定的,是由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决定的。而在现代城市生活中,洗澡已经脱离了当地的自然环境,而成为现代行为方式的某种仪式,某种象征。直到大学毕业,我一直每周洗一次澡,而现在也逐渐习惯了每天洗澡,把它当成了生活必需。

    我们生活在现代的社会中,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现代生活所带来的种种便利,似乎所有的这一切都成了我们生活中不言而喻的默认值。但是我们似乎很少去认真的想一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冰箱是必需的吗?空调是必需的吗?汽车是必需的吗?每天洗澡是必需的吗?每天换新衣服是必需的吗?

     每当现代技术提供一种可能,我们很快就把它从可能变成了必需,成为默认值。这个过程正在变得越来越短。似乎在现在的这个时代,消费成了一种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真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么?我约略会想起来小时候的一些细节。比如那个时候,很多人会把空的易拉罐剪开,制作一些烟灰缸或者花瓶,还会把纸箱上绑扎用的绳子收集起来,编成一个一个的篮子,我就提着这样的篮子去买过菜,还会将废旧的挂历或者香烟盒搓成卷,然后缀成好看的帘子。这些用心做来的东西,丝毫没有因为他们低贱的出身被人鄙视,相反,每一个都做得相当精巧,堪称是很好的工艺品。但是后来这些东西就渐渐的在我们的生活中销声匿迹了。越来越多的精美的商品和越来越多的一次性的用品出现了。于是每一个人的购买欲望都被调动起来,生活却因此少了很多精心调制的乐趣。我曾在一家工艺品店看到过这样的帘子,但是很明显是有意为之,原材料应该不是废弃的东西,但是效果却不见得好。我有时候想,我们曾经遗弃下来的大量的铜版彩页,如果用来制作这个,岂不正合适?但是似乎没有人再会去想这些。

    这就是现代社会。一种以消费为中心、以物质满足为终极目的的生活方式。只是,当技术成果成为缺省配置后,已经不能带来幸福感和满足感;相反,当缺省配置缺失时,却能带来痛苦。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缺省配置会越来越庞大,消费的欲望会越来越高,用以支撑这种消费的能源和资源越来越捉襟见肘,环境越来越不堪重负,而这时再想取消这个默认值,已经不可能了。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从来如此。

 

不能单以捐赠数目评论企业形象

----企业形象与企业公益事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资中筠

2008-08-04

    大家也看到我写了一本关于美国公益事业和公益基金会的书,大家也觉得对中国有一些启发。所以我今天恰好想讲的,第一是,中国跟美国的国情很不一样,不能够简单的类比。第二是,一个企业的形象不能简单的以它的公益捐赠的数目来评优劣,特别不能以一次性的在某一次的特殊事件里拿捐赠的钱数来评优劣。我想借这个机会讲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除了捐赠,中国企业还有很多责任

    中国的企业家不像以前的,刚刚教授问我慈善家,我说慈善家还没产生出来呢,是指的现在的。假如指解放以前民国时期的话,也还有一些,比如像张謇、 卢作孚等等这些人。我们现在为什么还没有产生大的慈善家呢?因为我们还没有产生大企业家,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还是刚刚的事情,不管谁发了多大的财没有安全感。美国的企业家财也大、气也粗,而且他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为他服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我本人从来就没有做过企业,企业家也没给我多少钱要我为他们说话,但是我常常觉得要为中国的民营企业说几句话,一直到现在的处境也不见得很有 安全感了。现在在座的可能都已经是成功人士,就是说已经是站住脚的了,但是大量的中小企业,包括已经稍微大一点的,不一定站住脚,政策一变、形势一变,就不一定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说你现在有多少资产就应该捐出百分之多少来,或者非得大笔的捐,我觉得企业形象不应该拿这个来衡量。

   在中国特殊的情况之下,在做慈善捐赠之前,我觉得中国的企业还有很多责应该做的,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说为推动生产力作出贡献,这个已经做了,而且在改革几十年来,民营企业对发展经济和发展工业是作出贡献的。但是这个之外我觉得是这样,基本的责任还可以有一些,一个当然是保障本单位的员工的基本权益 和福利有很好的保障。第二,对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比如像环保,企业本身的导向,不是说谋取一时的暴利,而是对长远的发展有贡献的。

    简而言之,比如说有一个煤老板,基本的安全生产条件没有达到,对环境也没有进行治理,可着劲的污染环境,然后他在本地捐了好多好多慈善的事业,一 会儿捐一个贫困学生的奖学金了,一会儿捐一个学校了,等等等等,我觉得并不认为他的形象就很好,或者说不能够以他的慈善捐赠来掩盖他的基本社会责任没有尽到。所以我觉得所谓公益事业作为企业品牌,我觉得首先的前提是,在原来公益以外的应该基本的企业的责任已经尽到了,然后行有余力再来谈公益和捐赠。

    在做大笔的公益慈善捐赠的时候,一定要赚了很大的钱才能够这样做,不能够要求他的资金经常发生紧张的情况之下,非得说现在需要捐赠了你就得拿出大 笔的钱,所以我觉得对于公益捐赠这个事情不能够做简单的理解。

做慈善须避免腐败

    作为中国特色的企业责任,就是不要参与腐败,这个问题我觉得主要责任不在企业,主要责任在政府,在官和名之间,在权与钱之间,权当然是占主导地位 了,但是作为我们一个有良知的、健康的、有现代化意识得企业来讲的话,尽量的避免做这些事情,尽量的避免回应寻租的行为。当然我觉得作为中小企业,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也觉得不能够要求目前情况下说他百分之百的干干净净,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我也有这个现实感。但是我觉得作为真正的已经发达的企业,而且已经相当成功的,应该尽量的为净化社会作出贡献,为引领好的风气作出贡献。

  我觉得美国的企业家,像卡耐基他们刚刚爆发起来的第一代企业家,他们做了一件对美国非常功德无量的事情,就是拿他们的钱引领了一个好的风气,而不是骄奢淫逸去引领一个以奢华为荣、以炫富为荣的风气,我觉得他们无形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如果他们这批暴发户全去吃喝嫖赌,把社会高的奢靡不堪这样的风气,美国就是这样,再有钱不是奢靡的社会。在这种在我们国家有某一些假如说土财主之类的,现在还有这样的意识,就是一掷千金,办一个婚礼、办一个寿筵、办一个丧事,简直搅动的全社会都瞩目,这种风气应该改变。

 

对林毅夫要听其言观其行

----主流经济学家既当婊子又立牌坊

叶劲松

2008年8月

  7月22日,星岛环球网以《中国贫富不均愈演愈烈 政策面临新挑战》为题,讲述了林毅夫教授对中国贫富差距的一些批评观点,但对林教授,我们认为最好是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对当今一些中国学者“小骂大帮忙”的现象,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林毅夫受西方赏识而被聘任为世界银行副行长,他和其他精英一样,按照西方资本意愿,许多年一直极力推动我国向国际资本主义接轨,搞以私有化、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这种改革,必然造成我国贫富悬殊状况。林毅夫称我国的贫富悬殊是“全世界贫富最悬殊的现象之一”,其实,出现这种状况,这里面就有林毅夫、吴敬琏等主流经济学家的“重大功劳”。  

  当私有化、市场经济改革造成我国的贫富悬殊,引起广大民众对这改革的巨大不满的时候,主流经济学家们也出来“分析” 我国贫富悬殊的原因。不过他们的“分析”不是分析,是掩盖,是企图掩盖正是他们极力推行的以私有化、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是造成我国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当然,他们的“分析”不仅是掩盖,而且还是打扮,他们企图通过他们的“分析”,把自己扮成反贫富悬殊的斗士。主流经济学家真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  

  例如,林说:“贫富悬殊部分要归咎于中国经济模式的根本缺陷”。“林毅夫批评,共产党以‘效率’之名将企业利益置于劳工利益之上,将由此产生的所得不均问题留给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去处理。他写道,‘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确保穷人的收入增长高于富人,但这不应透过再分配来达成。’”林做出一副关心劳工利益,反对贫富悬殊的样子。但在林毅夫话中,他回避劳工利益受损、贫富悬殊产生与发展,与产生人剥削人生产关系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关系。相反他还说,“一旦实现完整的市场制度,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缩小。”在他话中,似乎是中国特殊的、不是“完整的市场制度”的“经济模式”才造成中国贫富悬殊,而继续“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将缩小贫富悬殊状况。

  但是,林毅夫关于“共产党以‘效率’之名将企业利益置于劳工利益之上”,而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经济下似乎不会出现“将企业利益置于劳工利益之上”,还能“确保穷人的收入增长高于富人”,并将缩小贫富悬殊状况的说法,甚至经不起他们主流经济学家经常宣扬的理论观点的批驳。

  主流经济学家常说,市场经济下市场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个理论观点的出现,是因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压榨表现出的资本的贪婪、残酷是掩盖不了的,为此,资本豢养的经济学家就只能对其进行无害化的、“合理”的解释。因此,市场经济下市场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不过是资产阶级学者对资产阶级对劳工的剥削、压榨等损害他人利益的贪婪、自私行为,进行淡化、粉饰处理的说法。但是,即使不从资本对劳动剥削、压榨的真实阶级关系出发,而是从主流经济学家也经常念在口上的、市场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这种粉饰性说法出发来分析,也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市场经济的主要、强势的市场主体——企业(实质是资本),在其与弱势的市场主体——劳工的关系上,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必将使“企业利益置于劳工利益之上”,也必将使资本为主的富人的收入增长高于穷人,从而加剧劳动与资本间的贫富悬殊。  

  另外,即使是主流经济学家编的一些书中,也可见到有关市场经济将造成贫富悬殊这样的论述。例如在吴敬琏(他可是因为极力鼓吹市场经济和私有化而闻名)主编的一部工具书就讲道;“在个人收入分配等方面,通过市场体系难以实现社会认为的公平。……由于市场经济决定的个人收入的分配往往形成很大的不均等。而且对于那些缺乏挣取收入能力的人以及找不到工作机会的人,市场体系也不能提供支持或者维持他们的生存。这在西方经济学中也称之为市场失效,认为需要政府干预,采取措施来减轻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以及对不能维持生活的人给予一定的接济,以防止社会的动乱。”(吴敬琏、张卓元主编《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百科全书》第17页,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政府对经济的作用则表现在对国有化经济的控制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规划和宏观调节,设法减轻或者消除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所带来的由收入不均所造成的贫富悬殊、大量失业和过度的通货膨胀,以保证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都得到一定的保障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发展。”(上书的第57页)  

  吴敬琏主编的1993年出版的书中,白纸黑字写着市场经济“难以实现社会认为的公平”,并且会造成个人收入“很大的不均等”,造成“贫富悬殊”。对此,应该“政府干预”、“政府对经济的作用”来“减轻”这种贫富悬殊。而历史实践也告诉我们,我国在精英们搞的市场经济改革前,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统治地位,当时的贫富悬殊远比现在小。  

  而林毅夫的讲话中,举不出有关经济统计数据或事例来支持自己的市场经济能够缩小贫富悬殊的观点;甚至不能用简单道理说明,市场经济为何能缩小贫富悬殊。一个严谨的学者,提出一个论点,应有大量论据来给予支持,这本是常识,但林先生却作不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林毅夫只是提出一些不能用论据、论证来自圆其说的的观点。  

  其实,正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压迫(现代生产资料私有制只可能在市场经济下运作),损害劳工利益,使资本聚集巨额财富,产生了劳动和资本间贫富悬殊的严酷现实。因此,不仅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有严重的贫富悬殊,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美国也有严重的贫富悬殊。可以证明这点的统计数据比比皆是,我们可以略举一些。  

  1992年3月,美国国会预算局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从1978年到1989 年的几年间,美国占家庭总数1%的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了77%,占家庭总数20%的收入最低家庭的收入却下降了9%,占家庭总数20%的较低收入的家庭也下降了1%。在美国总共6600万个家庭中,在这几年里有2460万个家庭的收入减少了,不仅没有分享到美国经济发展成果,反而情况恶化了。在这几年里,美国家庭纳税后的总收入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净增了7,400亿美圆,其中96%被收入较高的20%的家庭所占有,而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又占7,400亿美圆的60%。市场经济下,美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就是这样几乎全被以资本家为主的富人所占用。  

  1995年4月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沃尔夫为纽约20世纪基金会撰写的报告,援引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统计数字指出,占美国全部家庭总数1%的最富有家庭拥有美国全部财富的比例:70年代中期是20%,1989年激增到39%,1992年更增加到42%。沃尔夫的报告说,美国的贫富差距扩大了。对此,在谈到亚当.斯密认为市场经济中那只“无形的手”给“社会带来好处”时,沃尔夫教授说:“竞争那只无形的手不是友善的手,不是仁慈的手,”“其它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作出更大的努力来减轻‘那只手的打击’,因此按照比例,它们的贫困程度不那么严重,过分富裕也少了些。”

  1996年3月29日,美国最大的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时报》报道,兰德公司经济学家林恩.卡罗利在最近一期《牛津经济政策评论》上发表文章说,90年代以来美国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进一步加快。在美国最富有者收入迅速增加的同时,占人口10%的美国穷人1993年的收入比1989年下降14%,占人口50%的美国一般人(这中间包括大量的“中产阶级”)1993年收入也比1989年下降8%。就股票资产而言,全美国77%的股票、债券和共同基金掌握在占人口5%的最富有家庭手中,而占人口80%的中、下层家庭只拥有上述资产的1.8%。  

  2007年10月14日, 星岛环球网一名为《国税局:贫富差再加剧 高收入者收入创新高》的文章写道:“根据美国国税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的美国人2005年的收入所得占据全国总收入的两成多,创下一战以来的历史新高……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数据显示,全美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的人口在2005年收入所得占全国总收入的21.2%,……同时,美国人口中的一半属于低收入,这一群体却变得更穷。在2005年收入所得占全国总收入的12.8%,这比2004年的13.4%有所降低,也低于2000年的13%。”  

  2008年7月23日,星岛环球网刊载了名为《美国人收入差距扩大 最富人群升至70年高点》的文章,文章写道,“美国人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根据美国国税局最新发布的数据,……1%最富有美国人2006年在全美调整后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为22%,高于2005年时的21.2%。”  

  从美国上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的数据表明,因为资本将其利益“置于劳工利益之上”,以“全美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的人口”形态出现的美国大资本家庭成员收入,其收入增长远高于劳工大众收入增长(并且在许多时间里,很多劳工大众实际收入是负增长),导致大资本收入在全国总收入中比重越来越大,劳工大众收入在全国总收入中比重越来越小。美国约3亿人口,2005年,300万“全美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的人口”的总收入,是“美国人口中的一半属于低收入这一群体”(这一群体占美国人口一半,约1.5亿人)的总收入的1.65倍。在被主流经济学家称为“市场经济楷模”的美国,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连资产阶级办的星岛环球网也说“贫富差再加剧”。  

   林毅夫极力鼓吹用市场经济来缓解贫富悬殊,林毅夫说,“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确保穷人的收入增长高于富人”。但是,作为“市场经济楷模”的美国做到了吗?市场经济分明将加剧贫富悬殊,他却说他将用市场经济缩小贫富悬殊,明明是要将劳动人民推向更深的贫富悬殊深渊,他却做出他是将民众救出深渊的样子。分明是婊子,硬要立牌坊。  

  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实践告诉我们,要消灭贫富悬殊,必须消灭产生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这样才能消灭剥削和被剥削,才能为消灭贫富悬殊,建立和谐社会打下基础。相反,企图在维持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经济情况下消灭贫富悬殊,不是幼稚,就是欺骗。

   林毅夫,西方主子欣赏他,委以重任,国内媒体铺天盖地的忽悠,引以为荣,同时蒙蔽国民,以为中国不得了了,联合国、世行这些组织都由中国人执掌,多么骄傲的事情!
 

链接资料

林毅夫反对贫富不均愈演愈烈的经济发展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8-07-22

  中国13亿人口的消费市场令各国商家垂涎。国际品牌从必胜客到劳斯莱斯无不愈来愈仰赖中国市场来带动成长——中国零售销售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21.4%。卡地亚珠宝和万宝龙墨水笔的厂商Richemont上周才表示,其季度销售强于预期,是拜中国大陆和香港需求强劲之赐。路透社报道,但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虽然富豪数目日益增加,2005年时中国仍有2.04亿人每天生活费不到1.25美元。所得如此悬殊,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及政治难题之一,这也让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新论文颇值得一读。  

  在出任世行高位前,林毅夫在澳洲国立大学和Asia Pacific Press共同出版的论文集《中国的两难(China's Dilemma)》中指出,贫富悬殊部分要归咎于中国经济模式的根本缺陷。林毅夫批评,共产党以“效率”之名将企业利益置于劳工利益之上,将由此产生的所得不均问题留给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去处理。他写道,“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确保穷人的收入增长高于富人,但这不应透过再分配来达成。”  

危及社会稳定  

  林毅夫称,企业或许因政府着重“效率”而财源滚滚,但这不过是因为政府给予庇护,令它们免于面对市场竞争,且可获得国家巨额的补贴。“然而这些获利基本上是一种财富转移,势必会导致社会不稳”。  

  林毅夫的建议可归纳如下,看起来像是激进的宣言:1,中国必须推动小型银行来帮助小型企业成长。他抨击目前体系让国有银行放款给大型企业进行资本密集的投资,而像是农民若想贷款添购鸡舍则根本求助无门。2,应显著增加对资源企业征税。林毅夫指出,税费太低让一些矿产和石油公司大发利市,进一步扭曲收入不均的情况。中国对这些企业的税费率仅1。8%,美国则为12%。3,尽可能打破垄断、鼓励竞争,这将可降低产品及服务的价格以及企业利润。  

  林毅夫称,“一旦实现完整的市场制度,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缩小。”而事实上,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近年来是扩大而非缩小了。亚洲开发银行去年的报告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93年的40.7窜升至2004年的47.3,已处于典型的拉美国家水平。印度的基尼系数明显较低,为36.2。(在所得完全平均分配的社会,基尼系数为零;所得全部集中在一个人手上,则基尼系数为100。) 以另一指标衡量,中国在1978年展开市场改革时,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农村的2.6倍,而到2006年时已扩大至3.3倍。林毅夫称,这是全世界贫富最悬殊的现象之一,他写道,“古谚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  

 

当代中国精英学者是世界历史中最无耻的学者

挑战霸权

2008年8月

    中国当代精英学者大多是依靠说谎造谣投机政治捞取政治利益和财富利益的奸贼,他们现在造谣说他们在毛泽东时代不敢说真话。我看是他们现在敢说假话。怎么证明他们说的是假话呢?就是因为现在是话语权被右派专制的时代,媒体被右派专制了,说的全是官屁。出版社被右派专制了,出版的全是右派编造的谎言。凭什么说他们是专制呢?因为没有一个跟他们的说法相反的争论言论可以出版。所有媒体全是否定毛泽东时代的一方面的声音,没有争论的声音。没有争论的声音只能证明他们是依靠强权专制编造谎言的,所有否定毛泽东时代的出版物报刊杂志全是造谣诽谤。如果你们是真理就不会害怕争论,真理是不怕争论的,是你们的专制证明你们是依靠权势制造谎言欺骗人民。

    当代精英学者是特权阶级的御用造谣专家,特权阶级连网络论坛都给专制了,网络也成了特权阶级编造谎言的舆论工具了。他们不会钻研学术,他们只会用编造的事实做学术论据。他们的学习方法是奴才式的,他们首先在精神上成了权威的奴才,然后再用背诵乞讨来权威思想,他们对权威思想只会背诵解释,不会在实践中检验总结那些权威思想,他们是精神的奴才思想的乞丐。他们的学习就是到处找权威去乞讨思想,不是找古代圣人就是找外国洋权威,反正他们的学习方法就是背诵权威圣人的思想,谁背诵的多解释的好就是教授大师著名精英了。尤其那些会用洋语言背诵洋思想的洋奴才更是垃圾,他们说中国人全部应该用美国人的大脑思考一切问题,这种洋奴才被美国人洗脑了洗的连灵魂都成了奴才,他们那些洋奴才学者恨不得把自己的遗传基因也移植成美国人的。

    没有独立、自主、自强、自尊精神的人就是奴才,连思考问题都要用美国人的脑袋了,连自己的中国人的脑袋都鄙视了,想换脑袋了,这还是人吗?他们只有人的生理特征,他们的人性没进化好,进化成奴才性了,还不如进化成猪。他们就欠骂,我从来不骂人,只骂不是人。

    那些垃圾学者文人只会写一些丰乳肥臀的烂书,只会编造一些伤痕文学,只会编造名人伟人的谣言满足那些变态人的变态心理需求谋取财富。


 

 

发件人:"Flynn"?<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15 09:26:4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汪晖?东方主义、民族区域自治与尊严政治?

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王绍光

2008年第 4期 (第 23卷)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No. 4 2008(Vol. 23) 法律与政治

  摘 要: 政治参与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而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不单单是政治权利的体现,而且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大意义。从中国古代阶级社会、民国、1949 —1977年、1978 —1990年等四个不同阶段民众政治参与的态度、方式以及不同群体在参与影响力上的差别看 ,以影响中国民众政治参与的两个重要影响因素———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为解释变量,以古观今,全面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引起的参与危机。一方面社会上存在要求参与的压力,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希望回应参与危机。在两方面力量的相互作用下,中国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政治参与的新渠道、新形式。

    关键词: 政治文化; 社会结构; 政治参与

    作者简介: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 (北京 100084)

    文化恰恰不承认这一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是

一、古  代

    在原始社会里,民众似乎有参与的权利。《诗经》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这里的“先民”据说是上古之君,把这句话译为白话就是:古之人君决策前,一定会征求庶民的意见。这就意味着,“最古之世,人民之得以参与政事者也”。

    但在传统阶级社会,民众的利益表达和参与需求并不高,他们对公共性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中国如此,外国也是如此。在古代中国,有两样东西形成了利益表达难以逾越的屏障,一是传统政治文化,一是传统社会结构。利益表达的前提是承认民众个人或群体利益是正当的, 但中国传统文化恰恰不承认这一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是“和”。为了实现“和”的理想,可以有两种做法。

    ① 吕思勉《: 中国制度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370 页。

    ② 钱穆《: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 ,27 31 页。

    一种做法是让初始不合拍的各种利益得到表达, 让它们在相互碰撞中整合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另一个做法是压抑个人的私欲。中国传统文化选择的是后一种做法,它是一种整体本位的文化,这里的“整体”相对于个人是家庭,相对于家庭是家族,相对于家族是地方,相对于地方是国家,个人只是这些外延不断扩大的整体中的一分子。个人利益应当服从整体利益,甚至为整体利益作出牺牲。同理,小群体的利益应当服从大群体利益,并为大群体利益作出牺牲。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被称之为义务本位的文化, 而不是权利本位的文化,它强调的是人们应尽的义务, 而不是应该享受的权利。 在这种整体本位和义务本位的文化里,民众的利益表达和参与显然没有一席之地。 如孔圣人便有“民可使由”、“庶人不议”的主张。

    也许有些人会举出从孟子到黄宗羲的民本主义者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自由主义和民主的成分。不错,孟子贵民,认为政权转移及政策取舍都应该考虑人心之向背。但是,孟子虽然重视民意和舆情,我们翻遍一部《孟子》也找不到关于利益表达和参与的只言片语。大概孟老夫子认为民心靠君主用心去体会足矣。萧公权对孟子的评价十分到位: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之民权有别,未可混同。简言之,民权思想必含民享、民有、民治之三观念。故人民不只为政治之目的, 国家之主体,必须具有自动参与国政之权利。以此衡之,则孟子贵民,不过由民享以达于民有。民治之原则与制度皆为其所未闻。故在孟子之思想中民意仅能作被动之表现,治权专操于“劳心”之阶级。

    黄宗羲比孟子晚生近两千年,是清初民本思想的领军人物。他在其代表作《明夷待访录》对君主专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不仅如此,黄梨州还参照明代政治之流弊,提出了以“贵民”为基本理念的一整套变法建议,涉及国体、官制、学校、选举、兵制、田制、财计等诸多方面。不过这些想法的核心是“分治”,让地方势力和宰相来制衡君权,民众的参与并不在其视野之内。难怪萧公权感叹道:“吾人细绎《待访录》之立言,觉梨州虽反对专制而未能冲破君主政体之范围。故其思想实仍蹈袭孟子之故辙,未足以语于真正之转变。”

    传统社会结构对民众利益表达和参与的影响同样深远。在农耕时代,中国社会像一个硕大无比的蜂巢,由无数个蜂室组成。在这里,我们不去细究作为其基本构件,每个蜂室到底是村落还是其他什么类型的社区。无论其基本单位是什么,每个蜂室是一个带有强烈内聚性的经济体。它有明确而稳定的边界,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生产、运输、交易和信贷体系。除此之外,每个蜂室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共同体,人们的婚姻关系、亲属关系、朋友关系都在其中形成,人们的文化活动、宗教信仰活动在其中发生,人们之间的政治交往和权力关系也在其中展开。基层共同体的居民对区域内部状况相当了解,并具有高度的集体认同感,但他们对区域外的世界却十分陌生,并充满疑虑。

    在这种蜂窝状结构的社会里,由于人们的切身利益主要与他们所居住的那个小共同体相关,他们的视野往往局限在那个小小的蜂室之内,而对整个蜂巢不甚了了,所谓“天高皇帝远”是也。每个基层共同体的成员主要由农民构成,但也有乡绅、工匠、商贾和僧侣,其中乡绅是国家机器与农民之间的中介,商贾则沟通此蜂室与彼蜂室之间的有限的经济往来。正是这些不是农民的人维系着各个蜂室与整个蜂巢的关系。在蜂窝状结构下,即使赋予农民利益表达和参与政治的权利,他们充其量只能在小共同体内行使这种权利。更何况传统政治文化根本不允许他们享有这种权利。 社会结构对参与的影响也许在传统文化被摧毁后会表现得更显著。

    ①30 年来国内外都有人试图证明在中国传统文化占支配地位的儒学与个人主义和个人权利不矛盾。如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 : 中国的自由传统》,李弘琪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 年。但他们的论证往往从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中) 经典中抽取只言片语,且忽略了儒学对人们行为的实际影响。Chenyang Li. Confucian Value and Democrat2 ic Value , The J ournal of V alue Inqui ry , 1997 , 31 : pp. 183 193 ; Robert Weatherley. Harmony , Hierarchy and Duty Based Morality : The Confucian Antipathy Towards Rights , J ournal of Asian Paci f ic Communication , 2002 , 12 :2 , pp. 245 267.

    ② Lucian W. Pye. The State and the Individual : An Overview Interpretation , China Quarterl y , 1991 , 127 : pp. 443 466.

    ③ 萧公权《: 中国政治思想史》第1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87 页。

    ④ 萧公权《: 中国政治思想史》第2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560 页。

    ⑤ 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有人认为是村落,有人认为是基层市场社区。刘玉照:《村落共同体、基层市场共同体与基层生产共同体———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 社会科学战线》2002 年第5 期。

    ⑥ 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 ructure in Rural China , Part 1 , 2 , 3 , J ournal of Asian S tudies , 1964 1965 , 24 , (1 3) ; G. William Skinner. Chinese Peasant s and the Closed Community : An Open and Shut Case , Com2 parati ve S tudies in S ociet y and History , 1971 , 13 , (3) ;杜赞奇《: 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 1942 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年。

    在中国古代,只有那些传统政治文化和传统社会结构约束不了的阶层才得以较多地表达其意见。这首先是指知识精英———士大夫。早在周武王伐商纣时,就有伯夷、叔齐站出来发表反对意见。秦汉以下,政治上郡县制代替了封建制,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唐代实行科举制以后,士大夫更是被国家揽于彀中。但是,相对于其他所有阶级,士大夫有一些特殊的力量来制衡皇权。

    于是“, 在政府里,由臣下来批评君上,有下僚来批评上司,由在野来批评在朝,由下代来批评上代”,历代正史中随处可见。士大夫之所以能特立独行,一方面是因为儒家传统期待他们在君主荒淫无道时站出来说话,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士大夫这个阶层在蜂窝状社会结构里地位特殊,具有双重角色,游走在蜂室与蜂巢之间,能进能退。

    工匠和商人也比一般农民有更多的参与机会。特别是宋代以后,中国出现都市化的趋势。规模日益扩大的城镇与传统的蜂室不太一样,其内聚性没有农村社区那么强。随着城镇工商业的发展,财富的累积, 人口的膨胀,出现了一些商业性和工匠性的职能团体。缙绅阶层虽然不屑参与这些团体, 但也不能忽视这些团体在城镇中的影响力。不过,这些团体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和地方性的, 从未成为独立的、全国性的政治力量。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城镇没有西欧那种城市自治权,另一方面由于传统抑商文化的作用,这些团体甚至还需仰仗缙绅担任与地方政府交涉的媒介,根本不可能成为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所谓“市民社会”。

二、民  国

    清末民初,传统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都开始发生松动,尤其传统文化对大众参与的敌视受到撼动。但辛亥革命主要还是一场政治革命,文化革命要等到“五四”前后,社会革命还要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引入了一整套西式政治体制,如总统、国会、政党、选举等。看上去热热闹闹,但政治参与的范围只是稍稍扩大了一些,从只允许士绅参与,扩展至包括一些都市新精英(如商人、新学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学生等) 。以1913 1914年的国会选举为例,由于存在财产、税负和教育等方面的严格要求,只有10. 5 %的人口成为合法的登记选民。当时选民由各省自报,这个数字很可能有较大的浮报和滥报成分。

    在新精英中,商人的角色值得注意。这里说的商人,不是分散在农村的老式商贩,而是集中在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城市) 的新兴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不再受传统蜂窝状结构束缚,其成员牵涉的利益关系更加广泛复杂,不局限于某个特定地域或特定行业,他们的视野也相应比传统精英要宽广得多。随着工商业在清末民初的发展,这个阶层的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商人开始组织起来,成立了商会这种具有近代特征的新式社会团体, 以独立社会力量的崭新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

    ① 在中国古代,农民的参与只有在动乱的时候才看得出来,如从陈胜、吴广到黄巾、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不过“这种力量暴起暴落,有破坏性的冲击,却不能构成制度性的制衡”。许倬云《: 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 ,32 页。

    ② 许倬云《: 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30 32 页。一个例子是,士大夫往往可以利用“清议”来评论政治和政策。Mary Backus Rankin. Public Opinionand Political Power : Qingyi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 J ournal of Asian S tudies , 1982 , XL I , (3) : pp . 453 484.

    ③ 钱穆《: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41 45 页。

    ④ William T. de Bary. Chinese Despotism and the Confucian Ideal , in Chinese Thought and I nsti tutions , ed. , by John K.Fairbank ,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57.

    ⑤ Merle Goldman. China?s I ntel lectuals : A dvise and Dissent ,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1.

    ⑥ 许倬云《: 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28 29 页。

    ⑦ Peng2yuan Cha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lites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 The Parliament of 1913 1914 ,J ournal of Asian S tudies , 1978 , XXXVII , (2) : pp. 293 313.

    ⑧ 熊秋良《: 论民国初年的选举法》《, 社会科学辑刊》2005 年第1 (总第156 )

     根据张玉法的研究,1899 1909 年间中国就出现过265 个商业社团。不过,早期社团一般都很脆弱、短命,稍纵即逝。 辛亥革命为商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在1912 ,全国仅有57家商会, 但到1915 , 商会总数已经增长到1 242 家。 在清末民初中央政治权威衰落的背景下,以商会为中心,商人们广泛参加了抵货运动和其他政治活动,并在地方自治运动中成为中坚力量。其后在20 年代初期,工商业者逐渐摆脱了“在商言商”的旧习,开始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政治运动和争取政治权利。他们多次主动发起请愿、抗议等政治运动,敦促国会制定宪法,要求监督国家和地方财政,要求废督裁兵,直到自行组织具有立法机关性质的“国是会议”和具有行政机关性质的“民治委员会”。到20 年代中期,甚至还有人提出成立“商人政府”的主张。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一成立,便着手对商人团体及其他职业团体进行改组整顿,企图把它们纳入训政体制,加以控制。此后,虽然商人阶层也曾偶尔主动参与政治,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政府的附庸。只是到了1947 1949 年间,当国民党政府陷入风雨飘摇时,商会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才再一次爆发出来。不过,在整个20世纪前半叶,蜂窝状结构的效力在乡下和小城镇依然很大,那里的商人们在政治上未必如此投入。

    同一时期,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也一浪高过一浪。尤其是在1919 年的“五四运动”以后,他们展开了一轮大规模的结社运动。在1920 1923 年间,成百上千个青年团体、学会、文学俱乐部和互助合作社等在各大城市出现,大中学生和教授在结社中尤为积极。青年学生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派豪情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从早期学生运动到“五四运动”, 从“五卅”时期的大规模卷入,到抗战前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再到抗战胜利后波澜壮阔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青年学生在历史发展的每个关键时刻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知识分子偶尔也走上街头,但他们更多地采取办刊撰稿和组党的方式来影响时政。从黄遵宪等人创办《时务报》(1896 ) ,到梁启超创办《清议报》(1898 )和《新民丛报》(1902 ) ,到陈独秀创办《新青年》(1916 ) ,到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1919 ) ,到丁文江倡办《努力周报》(1922 ) ,到傅斯年和胡适等人创办《独立评论》(1932 ) ,再到储安平创办《观察》(1946 ) ,都是现代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办报办杂志来参与和影响社会变革的例证。这些刊物几乎每个都代表着一股风潮、一个时代,对当时的思想界,尤其是青年学生产生过极大的冲击。lu 除了办刊办报外,有些知识分子还直接投身政治,组建起自己的党派。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时期就出现过一个组党热潮,据张玉法考证,民初国会选举时,竟有大小600 余个政团参加。当然,它们大多数是昙花一现,不久就销声匿迹了。lv二三十年代,又陆续出现一些政党和代政党色彩的团体,如中国致公党(1925 ) 、中国农工民主党(1930 )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 ) 、国家社会党(1934 ) 、中国青年党(1934 ) 、全国各界救国会(1936 )

    ① 虞和平《: 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 年。

    ② 张玉法《: 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 ,90 148 页。

    ③ 朱英《: 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55 页。

    ④ 《民国八年中国年鉴》(民国八年版之影印版) ,台北:天一出版社,1975 ,117 页。

    ⑤ 马小泉《: 地方自治:晚清新式绅商的公民意识与政治参与》《, 天津社会科学》1997 年第4 ;杨振姣《: 论民初资产阶级地方自治》《, 烟台大学学报》2003 年第16 卷第1 期。

    ⑥ 朱英《: “在商言商”与近代中国商人的政治参与》《, 江苏社会科学》2000 年第5 期。

    ⑦ 魏文享《: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1927 1947》《, 开放时代》2004 年第5 期。

    ⑧ 冯筱才《: 1911 1927 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文献批评与理论构建》《, 浙江社会科学》2001 年第6 期。

    ⑨ 王世刚、李修松《: 中国社团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 ,358 372 页。

    10,20 世纪20 年代,胡适就曾说过“, 廿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致高一涵等四人关于《努力周刊》的停刊信,192310 9 ,参见耿云志、欧阳哲生编《: 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21 322 )

    11,张玉法《: 民国初年的政党》,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33 页。

    抗战期间出现了中国民主同盟(1941) , 抗战胜利后,又相继产生了一些新的党派,如中国民主建国会(1945 ) 、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 、九三学社(1946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 ) 。这些党派有的依附国民党,有的支持共产党,还有的高举“第三势力”的旗帜。不管其纲领如何,他们都在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奋斗。在传统社会,读书人就比其他阶层束缚少。到20 世纪上半叶,经过外来思想的撞击,他们的眼界更加开阔。如果说商人参与的主要是地方政治,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则试图为中国向何处去寻找答案。

    19 世纪40 年代中国出现近代工业。从那以后,新兴的工人阶级便开始在中国历史舞台崭露头角。据估算, 1919 年前后, 全国当时有约260 万产业工人和1 800 2 000 万手工业作坊工人、小型店铺职工和城镇苦力,他们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的大都市里。 中国工人阶级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不断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进行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不过,在很长的时间里,工人们虽然工作和居住在城市,但他们的斗争方式不仅没有摆脱传统蜂窝状结构的影响,反倒受到蜂窝状结构的强烈影响。这与中国工人队伍的来源有极大的关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源于破产的农民,在城市里是背井离乡、远道而来的外乡人。为了在陌生的竞争环境中生存下来并保护自己,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往往集中在某个行业。因此有近代上海“广州木匠、宁波铜匠、盐城人力车夫”及“哈尔滨之理发者,皆为鄂人,北平之挑水夫,尽为鲁籍”的现象。在各地的码头搬运工、车船脚夫、城镇挑夫等苦力行业中,更是普遍存在不同籍贯的人各划地界、把持行市的情况“, 非其本帮,绝难羼入”。 即使必须与外地人在同一个行业共事,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也往往与同乡结成帮会,乡谊给他们一种归属感、亲近感和依赖感。如20 年代初在汉口铁路工人中,便有所谓湖北帮、福建帮、安徽帮、江南帮等。按照邓中夏的说法,这种组织“当然不是阶级的组织而是同乡性质的组织??同乡的帮口是互相帮助寻找工作,和帮别人争夺工作的组织”。换句话说,移民们在城市中复制了他们熟悉的蜂窝状结构。毛泽东在描述中国革命时曾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实际上,即使在城市里,也是农村的文化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新移民们的行为方式。这也是“农村包围城市”,一种“传统”对“现代”的包围。在这一背景下,工人运动受到帮会影响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中国早期的罢工绝大多数是由帮会发起和领导的,突破行会帮口界限的罢工是例外,而不是常例。 虽然乡谊有利于同籍工人内部的团结,使基于区域文化认同的工人组织有较强生命力; 但与此同时,与帮会混杂在一起的工人组织往往追求狭隘的利益,并因此相互冲突,甚至械斗,很容易被雇主、买办、当局和军阀所利用,不利于工人阶级的团结。无论如何,由于帮会的影响巨大,所有政治势力都希望利用帮会来争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国民党如此, 日伪政权如此, 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

    ① Edmund S. K. Fung. The Alternative of Loyal Opposition : The Chinese Youth Party and Chinese Democracy , 1937 1949 ,Modern China , 1991 , 17 , (2) : pp. 260 289 ; Edmund S. K. Fung. Recent Scholarship on the Minor Parties and Groups in Republican China , Modern China , 1994 , 20 , (4) : pp. 478 508.

    ② 王永玺《: 中国工会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6 页。

    ③ 高爱娣《: 行帮对早期工人运动的影响》《, 工会理论与实践》2003 年第17 卷第3 ,48 页。

    ④ 蔡少卿、刘平《: 中国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兼评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 学术研究》2000 年第3 ,74 页。

    ⑤ Elizabeth J . Perry. S hanghai on St rike :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 abor ,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3 , pp. 10 15.

    ⑥  高爱娣《: 行帮对早期工人运动的影响》《, 工会理论与实践》2003 年第17 卷第3 ,49 页。

    ⑦ Elizabeth J . Perry. S hanghai on St rike :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 abor.

    ⑧ 参见王永玺《: 浅析行帮、会党与中国工会运动》《, 工会理论与实践》2000 年第14 卷第3 ;顾健娣、林齐模《: 杜月笙和上海工运》《,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2 年第21 卷第1 ;张辰《: 战后上海主要产业和工运概况》《, 档案与史学》2002 年第3 5 期。1920 年代中期,为了获得广泛政治支持,反对共同的敌人———军阀和土豪劣绅,国民党和新成立的共产党都花了大量力气组建工会和农会。到1927 年两党决裂前后,中国已经建立了700 个工会,拥有两百万会员。参见刘健清《: 中华文化通志·社团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343 页。国共分裂后,两党分别控制自己的工人组织。据南京政府中央工商部1928 年调查,国民党控制下的工会有1 117 ,177 万余会员。参见瑷Z :《历史上国民党领导和组织的工会》《, 工会博览》2004 年第7 ,41 页。

    在经过长期艰难的探索之后,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一套解决帮会问题的策略,包括争取利用工人中的帮会头目;派共产党员亲自加入帮会,采取“红心白皮”的方式开展工会工作;开办工人学校、俱乐部,与工人沟通感情,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等。共产党早期的工运领袖,如李立三、刘少奇、李启汉、包惠僧、陈潭秋、苏兆征、林祥谦、汪寿华、张维桢等就是这样身体力行打开工运局面的。只有通过这些迂回的方式,共产党才得以逐步将一些受帮会控制的工人组织改造为新型工会,获得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如果忽视工人中帮会势力,不注意排除帮会势力的障碍,单方面去搞纯而又纯的工人运动,往往遭到失败。1922 1923 年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5 年的五卅运动、省港工人大罢工、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等史实都说明,只有妥善处理好与帮会的关系,才能有力地推动工人运动。在这些成功的、跨越帮口的总罢工中,政党的作用是胶合剂,把散落的“蜂室”聚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来自政党的动员,单靠“自为”的工人阶级,也难以发动起有效的工人运动。在政治参与上,农民更容易受到蜂窝状结构的影响。虽然在晚清新政时期中国已出现自称“农会”的组织,但它们都是商办或绅办的职业团体,并为这些精英所把持, 与普通农民无关。

     1921 9 月底爆发在浙江省萧山县的衙前村农民运动,虽然只存在了不到3 个月,却拉开了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序幕。次年6 ,彭湃在广东海丰组织了“六人农会”,并于1923 年元旦建立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县级农会———海丰总农会。衙前和海丰农会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减租、争端、互救问题,仍局限于其所处的村落之中。农民运动的高潮是在国共合作形成后才出现的。如图1 所示,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有三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出现在广东。从1924 12 月到1926 5 ,广东的农会会员由18 万猛增至62 ,其后又上升到83 ,会员人数几乎占全国同期农会会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不过,北伐开始后,国民政府的精力北移,土豪劣绅马上有了反扑的可乘之机,加之广东国民政府首脑李济深迅速右转,压制农民运动,广东很快丧失了在全国农运的中心地位。

    第二个高峰出现在湖南。本来湖南农民运动远远落后于广东,1926 4 ,全省才有农会会员38 000 人。1926 7 月、8 月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形势急转直下。到1926 12 月举行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时,农会已拥有130 余万会员。此后,农会会员人数快速膨胀,1927 4 月底,湖南全省农会会员达到518 万余人,几乎占全国农会会员的一半。

    ① 参见黄美真《: 沦陷时期的上海工运》《, 历史研究》1994 年第4 期。

    ② 参见房晓军、胡长青《: 论党在早期工人运动中解决帮会问题的策略》《,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 年第23 卷。

    ③ 参见田素文《: 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新特征》《, 山东师大学报》1994 年第2 ;周建超《: 大革命时期中共关于城市帮会工作的政策与策略》《, 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 年第3 ;张军《: 秘密社会与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求索》2005年第1 ; Elizabeth J . Perry. S hanghai on S t rike : The Pol i tics of Chinese L abor , Chapter 2.

    ④ 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末各省设立农会史料》《, 历史档案》1998 年第2 ;常书红、王先明《: 清末农会的兴起和士绅权力功能的变化》《, 社会科学研究》1999 年第2 ;于建嵘《: 20 世纪中国农会制度的变迁及启迪》《,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5 期。

    ⑤ 丁晓强《: 衙前农民运动研究的几个问题》《, 中共党史研究》2002 年第1 ;陈晓蓉《: 略论浙东衙前农民运动》《, 江西社会科学》2003 年第11 期。

    ⑥ 殷丽萍《: 早期海陆丰农民运动性质新论》《, 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 年第1 期。

    ⑦  李彦宏《: 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中心再认识》《,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6 年第5 ;李彦宏《: 大革命时期两个全国农民运动中心成因对比研究》《,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7 年第5 ;肖飞《: 论大革命时期的广东农民运动》《,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2 年第1 期。

    ⑧ 范忠程《: 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再思考》《,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 年第5 ;吴忠华《: 大革命时期湖南成为全国农运中心的历史必然性》《, 辽宁师专学报》2004 年第4 期。

 

    北伐军进入湖北后,农民运动出现了第三个高峰。此前,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湖北农运发展较慢。1925 12 月省农协成立时,会员不过区区2 000 人左右。然而,随着北伐军的到来,农会会员很快在1926 9 月增加到287 000 人。19273 ,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迎来了湖北农运的鼎盛期;2 个月后农会会员人数已高达250 余万,占全国农会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但在1927 5 月的马日事变和7 月的武汉分共后,一片腥风血雨顿时吞噬了一度蓬勃的湖南、湖北农运,全部农会组织几乎顷刻瓦解。

    大革命时期,广东、湖南、湖北是农民运动的中心,鼎盛期三省农会会员共计约800 ,而当时全国农会会员总数不过915 万人。从三省的情况看,农民运动从兴起到高潮、再到衰落不过短短一年左右,最长不超过两年,真可谓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如何解释这大起大落呢?很明显,农民运动能在短期内展开得如火如荼取决于两个外部条件。一是国民革命军摧毁了军阀控制的基层政权,使这三个省广大农村一度出现政权真空。两湖的农民运动就是在北伐军开进后才出现一日千里之势的。 二是受过现代教育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发动,尤其是共产党人的革命动员。事实上,无论是衙前农民运动,还是海丰农民运动,都是共产党员发动的。北伐前,毛泽东和其他人曾试图在湖南组织农会,但组织者一旦离开或被杀害,农会就马上垮了。北伐期间,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陆续派出大批农运特派员到湖南和湖北,发动农民支持北伐战争,组建农会。没有这批青年知识分子的动员,农民运动的勃然兴起也是难以想象的。那么,为什么如此大规模的农民运动竟然毁于一旦呢? 前述两个外部条件的消失是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当时农民运动的蜂窝状特征也可以解释其脆弱性。

    ① 程得红《: 大革命时期的湖北农民协会》《, 湖北文史资料》2002 年第2 ;廖廷实《: 大革命后期的湖北农民运动述论》,《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2002 年第2 期。

    ②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编《: 中国现代史统计资料选编》,170 页。

    ③ 金冲及认为,中共没有及时在农民中发展武装力量是一个重要原因。参见氏著:《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 近代史研究》2004 年第6 期。

    ④ 在湖南,农会会员超过5 万人的那些县都处在北伐军由南向北挺进所经过的区域。而农协会员最少的是芷江县,只有274 ,那是在北伐军主力没有经过的湘西地区。参见金冲及:《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 近代史研究》2004 年第6 ,31 32 页。

    ⑤ 金冲及《: 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 近代史研究》2004 年第6 ,23 24 页。

    ⑥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4 7 月至1926 9 月共举办了六届,共培养学员772 ,先后被分配到全国20 个省区。据不完全统计,1926 年底至1927 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共举办了17 个地方性的农讲所或农训班,为当地培养了几千名农运干部。谭克绳《: 大革命时期湖南、湖北两省农民运动研究》《, 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 年第5 ;杨建中《: 试析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农民运动高涨创造的条件》《, 沧桑》2003 年第3 期。

    在1926 1927 年的高潮期, 农民运动虽然从整体上看席卷数省,气势如虹,但农民协会基层组织带有浓厚的家族观念和地方色彩。农民往往以家庭为中心、地方为单位组建农民协会。广东国民政府曾试图将农会与宗族等血缘关系剥离开来,强调“对于农民协会会员,绝不可表示地方亲族或亲戚关系”。但实际上,同族同宗同时加入农会的现象相当普遍。当时还出现过这样的状况,即在杂姓乡里,如果其中一姓成立了农会,其他姓氏就不参加农会。成立农会的家族还往往借农会的势力凌辱其他的姓氏。当时规定一乡不得有两个农会,否则就会出现以不同姓氏为主的农会。

    两湖地区的农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蜂窝状结构中形成的农会关心的主要是本地(甚至本族) 的问题。如湖北黄冈县的农民遇到旱荒就参加农会,一旦下雨,农会就解散了。在湖南农民运动过程中,捉拿土豪劣绅时往往出现一姓农民与另一姓农民之间发生争夺的事情。因为同样的原因,湖北许多农会会员不听从村农会的安排, 许多村农会不服从区农会的指挥,有的区农会不服从县农会的指挥。湖南省农民协会1927 年也抱怨,全省各地“区农协不服县农协指挥,乡农协不服区农协指挥,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现象”比比皆是,相当普遍,以至于“省农协简直失掉指挥全省工作的作用”。费孝通曾指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看来,当时的农民运动也复制着这种“差序格局”。当农民运动同时在一个个蜂室里兴起时,也许看似轰轰烈烈,然而,一旦支撑农民运动的外边条件消失,各村、各乡、各县的农会便不得不孤军作战。在反动势力的血腥镇压下,运动的失败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府于1928 年通过了《农民协会组织条例》,1930 年通过了《农会法》,1938 年通过了《各级农会调整办法》,并试图在各级建立御用的农会。南京政府声称,1938 年全国共有33 000 个基层农民组织, 拥有会员近3 500 万人。 然而同时国民党自己也承认,“我国农民运动,自民国十六年以还,渐趋消沉,各级农会虽多依法组织,而实质极为空虚,工作几近废弛”。 如果说国民党控制的农会还有什么功能的话,那便是它们“纯粹成为县政府执行征兵、派夫、农林、水利、生产等政令的工具”, 完全没有利益表达的作用。

    在共产党控制的苏区、边区、根据地、解放区情况则完全不同。与国民党统治区压抑人民政治参与的做法截然相反,共产党在自己控制的地区鼓励人民政治参与的愿望,并建立各种机制,为人民的政治参与提供有效途径。早在中华苏维埃时期,便实现了劳动群众普遍的选举权:凡是苏区的工农群众,无论性别、财产、种族、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居住年限,均享有苏维埃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剥削阶级及反革命分子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被剥夺。这反映了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工农民主专政。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这的确是反其道而行之。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说得很准确,“工农劳苦群众对这样权利的取得,乃是历() 上的第一次”。lu 工农群众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民主权利,在选举时表现出很高的政治热情。据当时的史料记载,1932 1933 年中央苏区的三次选举,选民一次比一次多,平均达到四分之三。选民不仅享有选举权,还享有对代表的罢免权。苏区不少乡都有评议代表和罢免最差代表的记录。

    ① 《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 页。

    ② 黄冬娅《: 试析广东国民政府的农会政策》《, 学海》2005 年第1 ,58 页。

    ③ 姚曙光《: 农民的理性:对湖南农民运动社会心理层面的探究》《, 云梦学刊》2005 年第1 ,44 页。

    ④ 程得红《: 大革命时期的湖北农民协会》《, 湖北文史资料》2002 年第2 ,75 76 页。

    ⑤ 李彦宏《: 试析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历史局限性》《,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1 年第3 ,97 页。

    ⑥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4 30 页。

    ⑦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国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三)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86 497 页。

    ⑧ 于建嵘《: 20 世纪中国农会制度的变迁及启迪》《,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5 ,14 页。

    ⑨ 于建嵘《: 20 世纪中国农会制度的变迁及启迪》《,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5 ,14 15 页。

    10,田利军《: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制度述论》《,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6 年第4 ,102 页。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边区和根据地的政治参与制度更加成熟。为了贯彻抗日统一战线的原则,除了卖国者、剥夺公民权期限未满者和精神病患者外,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了照顾不识字的选民,还创造出“投豆法”、“烙票法”、“投纸团法”等多种投票形式。这使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关心和参加选举。无论是在陕甘宁边区,还是在晋察冀边区、晋绥、太行、山东等根据地,投票率都高达80 % 90 %。在人民群众教育普遍低下的战争环境里,根据地人民如此之高的政治参与程度,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除了选举以外,各抗日根据地还普遍建立了工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团体。这些组织摆脱了血缘与地缘纽带,提高了不同群体的自身组织化程度。通过在村民大会、行政会议、参议会中的代表,这些群体可以比较有效地参与政治,影响决策。 共产党在促进人民政治参与方面的成就连中共的敌人也不能否认。如张君劢承认,共产党之所以深得民心,是因为它“凭借中国人民之民主要求,造成国民党精神之崩溃”。

三、1949 1977

    就政治参与而言,新中国的成立带来了四个方面的变化。第一,牢固树立起人民主权的观念。如果说在传统社会和民国时期政治参与是精英们的禁脔,新中国则开启了工农大众参与政治的大门。1949 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开宗明义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又重申了这一国家性质。这样,在法律上,政治参与权的主体便扩大到全体人民,尤其是几千年来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从此以后,如果任何人试图在法理上反对人民主权的原则,都注定会被历史所唾弃。

    政治参与权的行使首先体现在人民代表的选举上。1953 ,中国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公民选举,参加投票的选民有2. 78 亿,占登记选民总数的85. 88 % ,共选出基层代表566. 9 万人。其后,直到1965 ,全国人大会议基本上做到根据宪法规定如期举行。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从1953年到1963 年先后进行了五次普选,也基本上做到了按时选举。 也许拿严格的程序民主原则来衡量,这些选举的民主程度并不很高。但对于几千年来饱受专制压迫、从未行使过选举权的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它们确实标志着迈向民主的一个大飞跃。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当时人民对选举的积极性和热情如此高涨。

    1949 年以后,对传统精英阶层(包括地主、富农、资本家、知识分子) 而言,他们的政治参与权的确在很长时期里受到了限制,甚至遭到剥夺;1957年以后更是如此。但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昔日的“卑贱者”变成了新中国的“领导阶级”和“主人”,至少在理论上如此。第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同时, 传统的蜂窝型社会结构不仅没有被摧毁,反倒在新基础上得到加强。传统蜂窝型社会的基础是家庭、宗族、村社,

    ① 谢一彪、朱腾云《: 论中国苏维埃选举制度的特点》《,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 年第1 ,42 45 页。

    ② 翁有为《: 论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 山东社会科学》1997 年第3 ;张鸿石《: 论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农民的政治参与》《, 河北学刊》2002 年第2 ;李伟中《: 论抗日根据地的乡村民主政治建设及其意义》《,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4 年第6 期。

    ③ 封祖盛编《: 当代新儒家》,北京:三联书店,1989 ,137 页。

    ④ 杨群红《: 新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历史发展》《, 中州大学学报》2004 年第4 ,68 页。

    ⑤ 梁柱《: 体现人民民主的制度选择:新中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的由来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 年第1 ,29 页。

    ⑥ 《北大教师珍藏12 张选民证,见证我国选举进程》《, 京华时报》2003 11 11 日。

    而新蜂窝型社会的基础在农村是集体所有制的社队,在城市是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单位”。农村的情形也许还好理解,因为社队的基础就是传统的村社。那么,为什么城市也会在现代条件下保留蜂窝状结构呢? 很多人认为,单位是共产党的创造。其实,早在民国年间,一些公营或准公营机构已经带有了“单位”的色彩。不过,那时外企和私企的流动性较大,已不像一个个蜂室。

    也许绵延几千年的传统带有极大的惯性,哪怕时代进步了,一有可能性,人们就倾向在新形势下复制传统的东西。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首先具备了单位的特征,它们不仅具备各自独特的职能(如工厂、学校、医院、政府机关) ,同时也带有共性,即它们都是其成员赖以生存的共同体。从进入单位开始,一个人的命运便与它联在一起。他() 的工作、住房、娱乐、医疗、托儿、退休保障等一切福利待遇都由那个特定的单位提供,要想从一个单位调往另一个单位非常困难。“铁饭碗”是本单位提供的“铁饭碗”,离开了单位,饭碗就将不保;“大锅饭”是本单位那个“大锅”里的饭,不会与其他的“大锅”混在一起。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城市里的所有机构都变成了带有极强内聚性的单位,大部分人都被纳入了单位体系,游离在外的恐怕只有那些学徒工、合同工、临时工。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这种新蜂窝状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划定了人们的人际交往、文化活动以及权力关系的外延边界,与传统的蜂窝状结构十分相似。在这个意义上,把它称之为“新传统主义”也未尝不可。在蜂窝状结构下,工人和农民虽然享有利益表达和参与政治的权利,他们充其量只能在小共同体内行使这种权利。

    第三, 农会和工会不再发挥利益表达功能, 其理由是共产党已经最好地代表了工农大众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1949 年以前,在新老解放区的广大农村地区已经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在1950 年之前,“仅华东和中南两区, 农民协会已经有2 400 万会员”。1950 7 ,政务院通过并公布了《农民协会组织通则》,规定农民协会的性质是“农民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并要求建立除中央以外各级农民协会(乡、县、专区、省、大行政区) 。此时的农会是包容中农和富农的组织,代替了解放战争中一些解放区(尤其是东北解放区) 成立的贫农会、雇工工会。不过,农会的主要领导人在贫雇农中挑选。为了联合中农,同时也提出要保证中农占农民协会领导成分三分之一的要求。至于农会的职能《, 通则》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改革法,农民协会是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

    《通则》实施之后,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了农会。农民协会在土改、组织农村生产、保障农民享有政治权力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树立了较高的威信。也正是通过农会,贫雇农掌握了农村政权,成了农村的主人。50 年代头两年恐怕是自大革命以来农会发展最兴亡的时期。然而,由于农会带有强烈的基层政权特征,随着土地改革复查在1953 年春结束、其后逐步组建了乡村政权机构,原先的基层农会骨干,大多转为村、乡两级干部。1954 年春,经过普选,全国普遍建立起乡人民代表大会,取代了原来的乡农民协会;乡以下的农会组织也被村级政权所取代。此后,在农村政治舞台上,农会的身影便消失了。直到1963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以后,贫下中农协会才再次出现,它们一直存在到80 年代初,随人民公社一起消亡。

    ① Wen2Hsin Yeh. Corporate Space , Communal Times : Everyday Life in Shanghai ; Bank of China , A 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1995 , 100 , (1) : pp . 97 122.

    ② 刘建军《: 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Xiaobo Lu , Elizabeth J . Perry , eds. Danwei : The Changing Work 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 ve Pers pecti ve , Armonk , N Y: M. E. Sharpe , 1997.

    ③ 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2T raditionalism : Work and A uthorit y in Chinese Indust ry ,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6.

    ④ 张举《: 新中国初期农民协会兴起与隐退原因探析》《,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2 年第3 ,16 页。

    ⑤ 徐国普《: 建国初期农村权力结构的特征及其影响》《, 求实》2001 年第5 期。

    ⑥ 于建嵘《: 20 世纪中国农会制度的变迁及启迪》《,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5 期。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领导的全国总工会在1949 7 8 月份召开了一次全国工会工作会议。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劳动协会与全国总工会合而为一,实现了中国工会运动在组织上的统一。这次会议要求在全国范围,尤其是重点城市,大力发展工会组织,反对各地工会工作中的委派制度和包办代替现象。当时,刘少奇还提出,要“把最强的干部,第一等的干部放在工会,做工会工作”。然而,建国后不久,在中国高层就发生了关于工会作用的激烈争论。争论的起因是在有些公营企业,工会不知道如何为自己定位,往往过多地屈从于行政,忽视了职工的利益。1950 7,中共中南区第二书记邓子恢在题为《关于中南区的工会工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工会应该旗帜鲜明地站在工人阶级一边。在私营企业里,工会固然不能代表资方,替资方说话,即使在国营企业里,工会也不应与企业管理层混同在一起。虽然工会和管理层都是为国家和工人的根本利益服务的, 但毕竟岗位不同。工会绝不应成为“厂方的附属品”。邓子恢的报告得到了党中央首肯,全国总工会也将这份报告列为工会干部整风学习材料。

    但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不同意邓子恢的看法,并于1951 4 月组织撰写了《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一文,对邓子恢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高岗认为,在公营企业里,不存在阶级矛盾,没有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关系。因此,公营企业中管理层的利益与工人群众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在此后的争论中,刘少奇和当时全国总工会负责人李立三支持邓子恢的观点。但国基未稳的背景下,毛泽东为了确保人事稳定,消弭了高岗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决定牺牲李立三。

    1951 年底召开的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给李立三扣上了“狭隘的经济主义”和“严重的工团主义”两顶帽子,并撤销了他全总党组书记的职务,由赖若愚接任。 这次对李立三的批判给以后的工会工作带来了深远的消极影响。“经济主义”和“工团主义”像两个紧箍咒一样长期禁锢着工会干部的思想,从而导致工会功能的萎缩。此后,工会工作的主要任务局限于以生产为中心,生产、生活、教育三位一体,而不能发挥保护职工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的作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更有人提出了“工会消亡”论。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全国总工会甚至提出撤销县及县以下工会的方案,结果导致大量工会摘牌或停止活动。

    第四, 经常性的政治运动成为群众参与政治的特殊形式。从1949 年到“文革”结束,可以说是群众运动持续不断,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从20世纪50 年代初的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50 年代中后期的反右、反右倾,再到六七十年代的四清、“文革”,运动几乎一个接着一个。这些运动具有三个共同特点。首先,运动不是自发的,而是由中共最高当局发动的。与其他执政者不同, 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十分信任群众,一直把群众当作党最宝贵的资源,并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法宝之一。一遇到需要解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他们总会想到用动员群众的方式加以解决。董必武曾不无感慨地说“, 全国解放初期,我们接连发动了几个全国范围内的群众运动,都获得了超过预期的成绩”。毛泽东则更直截了当:“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评, 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

    其次,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对象要么是旧社会的老“精英”(如土改的对象地主、富农;镇反和肃反的对象反动党、团、军警特人员;三反的对象资本家;反右的对象知识分子) ,要么是解放后产生的新“精英”(如三反的对象国家工作人员;反右倾、四清和文革的对象党内各级领导干部) 。最后,运动的依靠对象是最广大的普通工农大众和青年学生。现在有人说当时的政治运动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是在强迫命令情况下进行的。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亿万普通百姓是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参与其中的。否则,中共领导人决不会一次又一次地诉诸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现在还有人说,当时卷入运动的群众是受了蒙蔽,他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这种说法也似是而非。尽管运动是自上而下发动的,但群众依然可以利用运动提供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意愿。如果群众真是浑浑噩噩,他们卷入运动的行为应该是随机的,没有规律可循。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① 龚宣《: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一次全国工会工作会议》《, 工会博览》2003 年第22 期。

    ② 引自胡其柱《: 工会转向:建国初期的工会之争》《, 聊城大学学报》2004 年第4 ,48 页。

    ③ 樊济贤《: 建国初期有关工会问题的分歧与争论》《, 工会理论与实践》1999 年第6 期。

    ④ 艾棣《: 上世纪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刮起的“工会消亡”风》《, 工会博览》2004 年第12 期。

    ⑤ 参见阚和庆、陈长生《: 建国后政治运动的历史反思:兼论邓小平“不搞运动”的政治发展思想》《,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 年第6 ,10 11 页。

    例如, 在所谓“最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分派的逻辑清晰可见,决不是“上当受骗”可以解释的。实际上,运动中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有利于破除旧“精英”们对劳动人民的鄙视,遏制新“精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防止在他们中产生高高在上、压制民主、独断专行、拉帮结派、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的现象。1949 年至“文革”结束,腐败现象之所以比较罕见,与群众运动的巨大声势与震慑作用是分不开的。在“文革”期间,为什么农村总的来说没有城市那么动荡? 对农村干部的斗争为什么没有城市那么残酷? 这并非是因为农民不善于参加群众运动。究其原因,大概与农民的怨气刚刚在四清运动中得到抒发是分不开的。 这个反差充分说明了政治运动是当年中国老百姓参与政治的一个重要途径。需要指出的是,运动虽然是全国性的,但参与者最关切的主要是本单位、本地区的运动。对其他单位、其他地区的运动,人们往往没有太大兴趣,除非其他单位、其他地区的运动会影响本单位、本地区运动的力量对比和结局。

    这四方面的变化对中国城乡居民政治参与的内容与方式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国家的主人,工农大众的参与权是谁也不能剥夺的,但他们不能通过工会和农会纵向联合的方式影响国家大政方针,只能在本社队或本单位对政策的执行者和执行过程施加影响。例如,农村生产队长往往是由本队社员选举产生的。除此之外,社员还可以通过大会发言、向工作队反映情况、给上级机关和新闻机构写信等方式影响政策的实施。在工矿企业,干部并非选举产生, 但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要求干部参加劳动, 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这里所谓工人是指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在管理上,除了有工人群众作为专职人员的参与之外,工人群众还可以以非专职人员的身份参加管理。毛泽东把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精髓的鞍钢经验称之为“鞍钢宪法”,它在20世纪60 年代初至70 年代末成为公有制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针。需要指出的是,不管“鞍钢宪法”体现出来的经济民主精神在多大程度上化为现实“, 两参一改三结合”都是单个企业内部的“两参一改三结合”。

     1949 年至“文革”结束,就连人们的非制度化参与也受到蜂窝状结构的影响。那些深嵌入蜂窝状结构的人较少采取非制度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恰恰是那些与蜂窝状结构若即若离的人更可能采取非制度化的方式参与政治。例如,1957 3 月至6 ,上海发生了1 300多起罢工和怠工事件,其中百分之九十发生在刚刚成立的小型公私合营企业中。这绝不是偶然的,与国有企业的工人不同,这些企业里的工人尚未完全适应蜂窝状结构。在公私合营企业职工中,又是那些还没有完全纳入蜂窝状结构的工人(如学徒工、临时工、合同工) 在罢工和怠工中最为积极。1957 年的上海工潮还有一个特点,工人并没有一个可以让他们联合起来的不满对象,他们抱怨的对象局限于本企业,无非是劳动补偿、管理风格之类的问题。因此,虽然单个厂的罢工不少,但形不成一个像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三次起义那样的全市性总罢工。这明显也与蜂窝状结构有关。

    ①  王绍光《: 理性与疯狂:文革中的群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年。

    ②  裴育萍《: 对毛泽东“群众运动治腐”思想的思考》《,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02 年第1 卷第2 ;童中贤《: 论我国反腐败制度变迁的几个问题》《,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3 年第2 期。

    ③  李若建《: 安全阀:四清运动的潜功能》《, 开放时代》2005 年第1 期。

    ④  John P. Burns. The Election of Production Team Cadres in Rural China : 1958 1974 , China Quarterl y , 1978 , (74) :pp. 273 296.

    ⑤  John P. Bur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Peasants in China , in Victor C. Falkenheim , ed. , Citizens and Groups in Con2 temporary China , Ann Arbor :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 Michigan :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1987 , pp. 91 121.

    ⑥  Rensselaer W. Lee III. Ideology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in Chinese Industry , 1949 1971 , Asian S urvey , 1972 , 12 , (8) :pp. 647 661 ; Charles Hoffmann. Worker Participation in Chinese Factories , Modern China , 1977 , 3 , (3) : pp. 291 320 ;鞍钢宪法研究课题组《:“两参一改三结合”与国企改革和发展:为纪念“鞍钢宪法”40 周年而作》《, 党政干部学刊》2000 年第2;罗定枫《: 关于“鞍钢宪法”的回忆与思考:纪念“鞍钢宪法”诞生四十周年》《, 党史纵横》2000 年第12 ;马宾《: 纪念毛泽东谈鞍钢宪法》《, 人民春秋》总第42 ,2003 10 15 ,http :/ / www. maostudy. org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又是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最早试图组建纵向联合的地区性或全国性组织,以突破蜂窝状结构的束缚,争取他们这些特殊群体的利益。中国的执政者对跨单位、跨行业、跨地区的参与方式十分敏感,因为他们更习惯于掌管蜂窝状结构,哪怕是在蜂窝状结构下的造反。因此,对这类纵向联合、打破蜂窝状结构的全国性组织,即使原则上支持造反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毫不手软,当劝说解散不果时,他们很快宣布这些组织为“反动组织”,并加以取缔。1967 年初以后,全国性的群众组织便很少出现。哪怕是造反精神最强的人也不敢再碰建立全国性组织这条政治“高压线”。“文革”头两年,各地跨单位、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当然不计其数,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蜂窝状结构。中央领导人很快认识到这种状况的潜在危险。因此,1967 年上半年开始,他们便要求解散跨行业组织, 到下半年,毛泽东更亲自发出指示,要求群众组织“按照系统, 按照行业, 按照班级, 实行革命的大联合”。1968 年又提出“归口闹革命”的口号,强调按单位实现大联合。 只有在架空跨单位群众组织的条件下,中央才可能收拾“文革”头两年造成的乱局,恢复原有的蜂窝状结构。1969 年以后,多数省份很少再出现突破蜂窝状结构的现象,因此也比较稳定。

    综上所述,1949 年至“文革”结束, 工农大众政治参与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多, 但他们的参与有一条相当明确的边界,即他们所在的社队或单位。只是在“天下大乱”的“文革”期间,他们才在短暂的时间里有机会跨越这条边界。不过,这个机会瞬息即逝。至于被排斥在“人民”之外的“敌对分子”,则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四、1978 1990

     1978 年开始的改革,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众政治参与的制度条件。改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坚持“人民主权”原则的同时,扩大了“人民”的范围。以前搞阶级斗争,将“黑五类”等排除在“人民”之外;现在,取消了阶级成分,摘了“右派”的帽子,不再讲阶级斗争,因此,所有人都顺理成章地成为“人民”一分子,同享“人民主权”。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受了20 多年的压制,这些旧“精英”阶层及其子女仍然拥有比其他阶层更多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一旦恢复公民权, 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迅速膨胀,并很快超过其他阶层。另一方面,正式宣布从今以后不再搞群众运动, 1975 年写入宪法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被删除,民众通过运动的方式制约当权者不再可行,但又没有设计出新的有效制约机制。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影响政治参与的制度条件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90 年代以前,以单位体制为特征的蜂窝状结构虽然有所松动,但多数人的生活还离不开单位和村社。另外,农村的贫下中农协会在80 年代初便随人民公社一起消亡了,而“文革”中一度停办的工会现在只不过恢复了以前所具备的那些功能,仍不能完全发挥保护职工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的作用。

    ① Elizabeth J . Perry. Shanghai?s Strike Wave of 1957 , China Quarterl y , 1994 , (137) : pp. 1 —27.

    ② 参见周恩来、王力、陈伯达、江青等1967 年1 月中下旬的历次讲话《,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抄录》第3 集,1967 年1 月。又见1967 年2 月1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告”,1967 年2 月1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告”,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一) ,1968 年4 月,第224 —225 、228 —229 页。

    ③《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1967 年4 月13 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一) ,1968 年4 月,第326 —330 页。

    ④《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1967 年10 月17 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二) ,1968 年4 月,第565 —566 页。

    ⑤《中央文革碰头会领导接见首都工宣队军宣队代表时的讲话》,1968 年9 月14 日, http :/ / www. etext . org/ Politics/ MIM/ chinese/ classics/ jiangqing1966to1976/ 1212160/ 135. html 。

    在不讲阶级斗争和终止群众运动制度环境下, 民众的政治参与开始常态化。两项实证性研究为我们展示了常态化中国式政治参与的特征。第一项是美国杜克大学史天健教授的研究,其资料来自中国人民大学1988 年末和1989 年初在北京市进行的问卷调查。史天健将参与的概念定义为“市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实际后果的行为”。这样定义的“参与”不仅包括一般人理解的选举行为,也包括诸如用送礼方式进行的利益交换等。根据这个定义,史天健发现北京居民的参与行为有28 种之多,包括参加各类选举、通过各种途径反映情况,怠工、罢工、贴大字报、游行示威等。在调查的前5 ,90 %北京居民至少以一种方式参与政治活动。如果排除参与人大代表的选举, 73 %的居民至少以一种方式参与政治,57 %的居民至少以两种或两种以上方式参与政治,20 %的居民至少参与了一种抗议行为,如怠工、罢工、游行示威、抵制不公平选举,鼓动他人与领导对抗等。总之,北京居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远比西方学者想象得要高。对比其他国家的数据, 史天健的结论是,尽管参与的方式不同,北京居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并不亚于很多所谓民主国家(见表1) 另一项是美国密歇根大学荣休教授肯特·杰宁斯的研究,其资料来自1990 年初北京大学对4 个县的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对被访问者提出五个有关政治参与的问题,1 给出了调查结果。

 

    也许在中国人看来,1 反映出来的农民政治参与程度并不高。但在熟悉其他国家情况的杰宁斯教授看来,这样的结论恐怕太草率。杰宁斯自己得出三个结论。第一,中国农村居民独立的政治参与行为比一般人想象得更积极、更普遍。即使与中国城市居民或发达国家的居民相比,也不遑多让。例如,在已经民主化了的爱沙尼亚,曾试图联合他人解决本地问题的人(10 %) 与中国这次农村调查结果差不多,而曾向民意代表反映意见的人(12 %) 则比中国农村低。与发达国家比, 中国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在有些方面水平低一些,但在另外一些方面高一些。需要指出的是,其他国家的调查对象主要是城市居民,教育程度普遍比中国农村居民高。我们知道,政治参与水平与受教育程度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如果中国农村参与水平较低的话,那很可能不是中国政治制度造成的结果,而是农民教育程度不高的结果。假设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他们在同样制度环境下的参与水平一定会更高。第二,农村居民参与政治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带有多元主义的色彩。除了追求与个人利益相关的狭隘目标, 他们也追求其他更广泛的目标。而且他们懂得如何运用不同的参与方式来影响政治。

    ①  Tianjian Shi. Political Partici pation in Bei j ing ,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7.

    第三 影响参与水平的变量既包括个人特征,也包括环境因素。这些变量的作用方式与在西方国家的情况十分近似。例如,杰宁斯的多变量回归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参与水平的关键变量之一: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越大。在这方面,中国与西方民主国家没有什么区别。用杰宁斯的话说“, 一位不知内情的观察者如果看到这些数据,很可能认为数据来自西方民主国家”。

    这两项研究,数据都采集于1989 1990 ,一项研究城市,一项研究农村,结论却是惊人的一致:中国人政治参与的水平其实并不低。与别国相比,城乡中国人的政治参与有四个特点:参与集中在政策实施阶段,而不是政策制定阶段;参与行为主要发生在单位内部,而不是在单位以外;参与方式往往是个体行为,而不是集体行为;参与的目的是在体制内追逐具体利益,而不是挑战现有体制。很显然,这些特点都是当时中国制度环境的产物。

五、挑战与回应

    进入20 世纪90 年代以后, 社会结构与政治文化发生的深刻变化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参与危机。首先,引起社会结构变化的最关键原因有两个,一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二是人口流动的加速。农村所有制的变化早在80 年代初就发生过一次巨变,当时人民公社的解体使得农村集体经济仅剩下乡镇企业那一块。在90 年代,农村开始推行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乡村集体企业“改制”。所谓“改制”,实际一言以蔽之就是私有化。几年下来,乡村集体企业大部分已变成原来经营者的私有财产。乡镇集体企业的消逝“标志着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城镇所有制结构之所以发生变化,除了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对集体企业进行改制外,非公有制经济(包括私营企业、外企等) 的崛起也是重要原因。

 

    如图2 所示,1978 年时,几乎所有城镇就业人口都是国有和集体职工。这种格局在80 年代虽然开始松动,但变化很小。直到1989 ,90 %以上的城镇就业人口依然是公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90 年代以后,情况急转直下。尤其是1995 年以后,在“抓大放小”、“减员增效”的口号下,成千上万的国有和集体企业破产倒闭,几千万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下岗失业。到2004 ,国有和集体职工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已跌至30 %以下。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导致依托公有制存在的城乡蜂窝状社会结构快速崩溃。农村不用说,在城镇,非公有制企业已经不带“单位”的特征;即使国有和集体企事业部门的“单位”特征也消退。

    ① M. Kent J enning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 ryside , A merican Pol i tical Science Review , J une 1997 ,Vol. 91 , No. 2.

    ② 王颉《: 乡村集体企业的兴衰及“改制”的社会学剖析》,http :/ / www. usc. cuhk. edu. hk/ wk_wzdetails. asp ? id = 3653 ;冯曲《: 世纪末的变革:苏南乡镇企业改制的一个评注》,http :/ / www. usc. cuhk. edu. hk/ wk_wzdetails. asp ? id = 2573 。

    其次,人口加速流动既是农村蜂窝状结构解体的结果,也成为进一步瓦解城镇蜂窝状社会结构的原因。目前全国流动人口已经达到了大约1. 45 亿人。以前,一个人在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岗位上工作可以一干几十年,有利于维持蜂窝状结构。现在情况大不一样。社会流动的速度加快后,就好比蜂窝里的蜜蜂纷纷外出不归,很容易导致蜂巢的衰败。目前,不少农村地区已成为所谓“386170 部队”,也就是说,剩下的只有妇女、儿童和老人了。这样的社区内聚性有多强可想而知。进了城的那些青壮年则往往要么干起个体户,要么充当临时工、季节工、合同工,与所在企业缺乏有机联系。如果城镇还有什么“蜂窝”的话,他们绝大多数游离在“蜂窝”之外。而廉价外来移民的无限供给会诱使仍维持“单位”部分特征的公有制企事业部门进一步减少“单位”特征,以削减成本。这样一来,城镇残存的蜂窝状结构会加速消失。

    一方面,解放后形成的新蜂窝状结构正分崩离析,另一方面,恢复传统蜂窝状结构的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可以说,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社会变迁是实实在在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社会变得日益开放、流动、多元的背景下,中国的政治文化也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传统中国政治文化排斥民众的政治参与。解放后,人民主权的观念深入人心,普通民众第一次全面、深入地卷入政治生活;但在很长时期里,民众的参与带有政治动员和蜂窝状结构的痕迹。现在,人们对政治参与的态度如何呢? 先看看两项有关民众政治参与意愿的抽样调查结果。

    第一项调查于1995 年在北京进行。从表2可以看出,针对三个政治兴趣领域,大约三分之二的被调查者“感兴趣”或“很感兴趣”。更出人意料地是,超过九成被访民众承认,他们“偶尔”、“经常”或“总是”与他人谈论政治话题。与别国相比, 北京市民对政治话题的兴趣大大高于墨西哥,超过美国和英国,只是比韩国居民低一点。北京市民与他人谈论政治话题的频率则高于这所有四个比较对象。

 

    第二项调查于2000 年在江苏农村进行。超过三分之二的农村居民对国家大事“感兴趣”或“很感兴趣”,对本地事务“感兴趣”或“很感兴趣”的农村居民只是稍微少一点,也接近三分之二。正是因为感兴趣,他们也爱谈论政治话题,超过九成农村居民“偶尔”、“经常”或“总是”与他人谈论政治话题(见表3) 。对比江苏农民与北京市民的对政治的兴趣,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别不大,与外界对农民的“愚昧”、“保守”等刻板印象大相径庭。

 

    ①  李培林《: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新形势》,南方网,2005 年4 月15 日,http :/ / www. southcn. com/ nflr/ llzhuan2 ti/ hexie/ hxlw/ 200504150369. htm。

    ② J ie Chena , Yang Zhong. Mass Political Interest (or Apathy) in Urban China , Communist and Post2Communist S tudies ,1999 , Vol. 32 : 281 —303.

    ③ Yang Zhong. Political Culture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 ryside :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 PS , 2004 , pp.445 —453.

   人们不仅对政治有很强的兴趣, 他们对民主参与的理念也相当认同。以江苏农村调查为例,绝大多数被访者认为乡镇和县级官员应该经选举产生,将近六成的被访者不认同由上级指派官员的做法(见表4) 。更有意思的是,大多数被访者认为,即使经选举产生的官员不能解决问题,即使选举造成小小的不安定,也不应取消选举;即使官员们很能干、值得信任,即使一般人知识准备不足,也不能剥夺人们参与决策过程的权利。正是因为人们普遍接受民主参与的理念,近六成的农村居民相信,中国的前途取决于老百姓,而不是几个国家领导人。

 

    把当代中国放入横向比较的框架,也许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当今中国人对政治参与的要求有多强。国际上有一项“世界价值调查”(WorldValue Survey) ,定期对大约70 个国家进行政治文化方面的调查,其中包括中国。“世界价值调查”的问卷从几个不同的侧面询问被访者对民主制度的态度。图3 衡量了亚太地区各国被访者对民主制度的支持程度。我们看到,美国、日本、韩国、新西兰、新加坡、越南六国民众对民主制度的支持程度比中国略高,但中国被访者对民主制度的支持程度则高于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四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问卷中引用邱吉尔的话说,民主制度也许有很多问题,但它优于其他政治制度。中国90 %的被访者同意这个说法,其比重高于多数国家。当问到是希望看到强人治国、能人治国、军人治国,还是民主治国时,高达96 %的中国被访者选择民主治国,居各国之首。 也许中国人对“民主”一词的理解与别国人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在中国是非常深入人心的。关于这一点,其他多项实证研究可以相互印证。

      对政治话题感兴趣是政治参与的必要心理条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那些对政治话题感兴趣的人,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一定高于别人。同样,接受民主参与理念更是政治参与的心理条件。那些接受民主参与理念的人,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也一定高于其他人。当然,对政治话题感兴趣或认同民主参与理念并不是政治参与的充分条件;制度上的限制很可能使那些有心参与政治的人无法参与政治。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对政治感兴趣的人很多, 认同民主参与的人很多,但制度上对政治参与的限制重重,就很容易出现所谓“参与危机”了。事实上,参与危机的苗头已经出现。据2002 年进行的一次全国性随机抽样调查,城乡居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进步。除了经济发展以外,人们也享有更多的自由。但唯独在民众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方面,只有不到四成的被访者看到了进步,远低于其他方面(见图4) 。恐怕正是因为民众的参与不足,收入分配才变得越来越不公平、腐败情况才越来越严重。可以说,参与危机已成为中国目前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图3,亚太地区各国及地区被访者对民主制度的支持程度

 

 

图4,改革开放以来哪些方面有进步

 

    一方面社会上存在要求参与的压力,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希望回应参与危机。在两方面力量的相互作用下,中国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政治参与的新渠道、新形式。如果说90 年代以前中国式参与集中在政策实施阶段的话,那么新型参与已经提前到选举决策者、设定议程、制订政策阶段;如果说90 年代以前参与被限定在单位藩篱之内的话,那么新型参与正在突破了蜂窝状结构;如果说90年代以前的参与主要是个体行为的话,那么有些新型参与已经带有群体性色彩。

    ① 其他几项相互独立问卷调查印证了江苏农村调查的结果,参见David Zweig. Democratic Values , Political St ructures ,and Alternative Politics in Greater China ,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 2002 。蔡定剑的调查表明,农民的选举积极性排列相当靠前,高于其他许多职业身份的人,包括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见蔡定剑《: 公民素质与选举改革调查》《, 战略与管理》2003 年第2 期。

    ② Russell J . Dalton , Doh Chull Shin. Democratic Aspirations and Democratic Ideals ,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c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Irvine , 2004.

    ③ Shi , Tianjian. Cultural Values and Democracy in Mainland China , China Quarterl y , 62 , 2000 : pp . 540 —559 ; Chu Yun2han , Yu2tzung Chang. Culture Shif t and Regime Legitimacy : Comparing Mainland China , Taiwan , and Hong Kong , in Shiping Hua , ed. Chinese Pol i tical Cul ture , 1989 2000 (Armonk , N Y: ME Sharpe , 2001) .

    ④ Sidney Verba , et al. Partici pation and Pol i tical Equal i t y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78。

    ① Shi Tianjian. Count ry Report : Mainland China , Duke University ,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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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通货膨涨率等因素对GDP的影响

----对《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文中观点的质疑

张伟林

2008年8月6日

电子邮箱:go_on_21th@sina.com

    内容简介:在进行国际经济关系纵向与横向比较时必须考虑各国汇率、通货膨涨率的影响,同时也应区别GDP(current prices)与GDP(constant prices)的不同以及各自的意义与使用条件。

    关 键 词:GDP(current prices)、人均GDP(current prices)、GDP(constant prices)、GDP实质增长率、汇率、通货膨涨率。

序言

    为何要写该文呢?在2005年初当看到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人员参与编写的,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以下简称该书)以及网上铺天盖地的介绍文章后,我感到十分错愕。我在网上发表的文章里间接地涉及了本文中的一些观点,这次在准备其他论文时,决心系统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有关通货膨涨率对经济模型分析的影响最早发现于十几年前我在做有关电话回线普及率与GDP的相关分析的硕士毕业论文时发现的,即如何区别使用GDP(constant prices)与GDP(current prices)的数据将导致相关分析的结果是不同的。最后借此诚挚盼望社科院或北京大学系统学术刊物以学术自由的精神,海纳不同学术观点。

    首先,对该书提出以下一系列疑问,同时也是针对我国理论界一直在回避的问题:

    1. 为何执政党,以及理论界一直坚称,同时也有数据表明1949年以后中国GDP实质增长率的平均值位于各国前列,但是中国的人均GDP(current prices,美元,以下同),即也是该书观点主要依据的数据在国际中的位置即使经历了50年发展之后的上世纪末也几无变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00年中国人均GDP为946美元,与世界平均值的5197美元相差甚远。而其他一些国家例如韩国等,即使GDP实质增长率平均值低于中国,同时新中国成立之期在国际中的位置与我国处于同等水平甚至落后于我国的国家在经过了50年发展以后,把中国远远抛在后面呢?由此直接从数据上表明,我们一直坚称人类历史上的壮举,与其说有丰功伟绩,倒不如说成为千古罪人了。如何回答一直在刻意回避的问题,同时也到了理论界也应思考自己学术之风的时期了;

    2. 众所周知,中国从1840年起一个世纪里不断的战争失败中才使得一个世界富裕国家、一个拥有世界经济总量近一半的第一经济大国逐渐衰败成在新中国成立之际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按照该书的方法把上世纪末我国现状的比较点定在清朝进关之后的某一年,或则南宋时期中中国也是世界最富极的国家,即把比较点定在南宋之前的某一年是否更能显示出该书的目标是如何艰巨与宏伟呢?

    3. 前苏联在1917年初创之时,前期作为一战的参与国战争并未结束。作为唯一的红色政权,内有比新中国成立之初还要强盛的反对派武装叛乱,外有18国的武装干涉。初创期间的前苏联所经历之艰难,时间跨度之长的经济倒退决非新中国所能比拟的,但是只是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前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封建资本主义国家就完成了工业化建设,发展成为一个在世界中处于较为领先的国家,即前苏联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已经达到了该书所规定的在2080年前后中国所要达到的目标。当然在论述前苏联经济在当时世界中的地位时不能忘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资本主义世界同时进入严重经济危机之中,日本和意大利通过战争,德国通过国民经济军事化达到早期脱离经济危机这一历史背景;

    4.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前期,不管是经济指标还是实际情况来看当时的韩国在国际中的经济水平还处于中国之下,而且有一个与自己国力相比极为强大的直接敌人-北朝鲜的存在,韩国经济的军事负担比中国更为严重,又是一个自然资源极度贫乏的国家。即使如此,在经过了三十年发展后韩国已经进入了该书所规定的在2050年前后中国所要达到的目标。而且用书中的观点来说,以2001年为起算,2001年的中国所拥有的经济发展条件比韩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所拥有的条件优越许多。即便如此,中国还需50年左右才能完成韩国只用三十年就已经完成的目标;

     5. 二战结束后,日本在国际中的经济水平并不比当时的中国好多少。但是日本在经过近四十年发展后完成了该书所规定的在2080年前后中国所要达到的目标;

    6. 还有一些可以举例的国家和地区,例如中国的台湾地区等,由于作者未能在网上查到联合国等一些机构的统计数据,否则提供一些更为普遍性的数据说明该书的观点缺乏科学的严谨性,刻意回避一些历史真相,属于不负责任的研究报告;

    7. 众所周知,中国从1979年起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的。1978年的中国人均GDP约为230美元,经过了15年发展之后于1993年实现了翻一翻的目标为517美元,又经过了7年发展之后于2000年实现了翻二翻的目标为946美元,再经过了6年发展之后于2006年实现了翻三翻达2015美元。后两个翻一翻的发展速度被该书称之为高速发展期,这种发展速度应用何种角度、何种根据进行评介呢?作为一些对比数据以前苏联的一些加盟国在前苏联解体后的发展历程进行说明。对于1992年与2003年人均GDP的数据,俄罗斯分别为576与2975美元即约为5.2倍之比率,阿塞拜疆分别为164与880美元即约为5.4倍之比率,哈萨克斯坦分别为169与2064美元即约为12倍之比率,土库曼斯坦分别是264与2347美元即约为9.5倍之比率,以上各个数据都表明增长速度大幅度超出经过2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实现的人均GDP增长8.8倍这一实绩。这是该书作者完全理应进行对比的常识性数据,如果说这是一些经过经济战争失败之后特殊时期的数据不具有参考价值的话,那么战争结束新中国成立以后应如何对待?还可以举出中国的一系列特殊性来自我否定该书的一系列观点,该书所提出的模型以及参照对象数据到底有何价值呢?所以,作者认为:对于将分别属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数据而且又可能错误选择了参照时间标准,对于分别属于不同经济制度的对象,以及分别属于不同的国际政治环境下的数据进行比照是否有价值值得怀疑,更不用说对未来进行预测与评估了;

     8. 中国拥有众多人口,不可能存在过一个可以对比的国家,今后也只有印度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对比的国家。如果要说中国拥有许多发展的不利因素,更应举出中国拥有了不可比拟的众多发展有利条件。

    综合上述,该书中所涉及诸多中国发展目标,与其说将是要改写世界历史的奇迹,更应说如果确有其实则将是人类历史中一段羞耻的记忆。以上所述的历史事实都是该书作者即从事比较经济学“专家”应具的历史常识,为何刻意回避这些历史真相。本人认为:该书仅作为学生毕业论文或则范围限于纯数学模型讨论还有价值的话,则作为一个国家级研究成果完全是误人害国的“成果”,用不敬的言辞直截了当地评说在制造“垃圾”。本人认为:与其做这些无意义“伪科学”的预测,到不如做一些实实在在的研究,例如中国如果成为该书的目标-经济发达国家,则必须打破现行的“金子塔型”国际经济体系;如果中国的GDP达到世界第一前后将如何影响全球经济,如果人民币成为世界流通货币和采用欧洲央行的标准,中国(港、奥、台归入计算)的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仅需2千美元就足够了,将对世界经济产生如何影响呢?历史上2001年欧元跌到近年来的低谷也是和欧元区各国富余了相互间持有的“外汇”即富余的欧元有一定的联系;还有随着美元的持续贬值,各国持有的财产以美元计价时“变相”大幅度升值将对世界经济产生如何影响呢?等一系列相关研究,而这些课题将对我国的国民经济运行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将对该书的结论起着左右因素的影响。因为即使现在的中国经济能量与影响和发展轨迹已经脱离了西方国家有关通货膨涨理论的基础,更不用说中国GDP位于世界第一前后将会对经济理论的变革提出何种要求。用该书的结论得出一个拥有现在所有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的中国将对世界产生如何影响,这就是国际上流行的中国威胁论的源泉,一个该书所展示的将要成为不可回避的未来。同时根据IMF提供的数据表明有关中国的GDP进行判断:

    1. 如把港、奥、台归入中国内计算,中国在2006年已超过德国;今年由于汇率因素可能不能超越,但是大陆将在2008年超过德国;

    2. 本人预计按现在国际政经形势发展:如把港、奥、台归入中国内计算,中国将在2010年前后,即大陆的人均GDP比2006年的水平接近翻一番时将超过日本;大陆不迟于2013年将超过日本,即接近于该书所定的2050年的目标。这里将2006年日本的数据例举如下:GDP为43665亿美元,年平均汇率为116.35,今年的汇率将接近118,同年港、奥、台合计GDP为5687亿美元。历史上日本的GDP在1995年达到52779亿美元,该年年平均汇率为94.03。如果日元对美元的年平均汇率不低于114的话,中国将在2009年,大陆将在2010年超过日本;

    3. 本人预计按现在国际政经形势发展:如把港、奥、台归入中国内计算,中国将在2020年代前期超过美国;大陆将在2020年代中期结束前超过美国,即接近于该书所定的2080年的目标,此时大陆的人均GDP将比2006年的水平翻三番左右,而美国的2006年GDP是131947亿美元。如果尽早完成国家的统一,那么大陆的GDP超过美国将是下一届中国领导在换届时必须达到的政治目标。但是达到这一标值的最为关键条件是中国对变化中的国际政经关系起着积极的主导性作用,即中国超过美国的速度直接取决于中国在国际政经关系中的地位如何变化;

    4. 大陆迟迟不能统一中国的代价就是:1996年未能统一使得中国失去了一个接近1996年大陆的GDP,这一数值是8560亿美元。提供以下数据:2006年与1996年相比台湾的GDP从2893亿美元变化到3646亿美元,而汇率从27.46跌倒32.56;和2006年大陆对台湾的贸易逆差为664亿美元,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于初级产品(附加值全部在大陆)不能输出到台湾所引起的。如果相信统一的中国将很快克服统一时的阵痛,则由上述数据可以得出2006年中国已经失去了近8千亿美元的GDP这一结论是完全可信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汇率差损所引起的,还有中国在国际中政经地位的变化所带来的红利,最为直接的例子就是中国现在就可以大规模开发东海资源和南海问题的早期解决与资源的开发。而如果在2020年代中国还未能实现国家的统一,此时仅是大陆的的中国将失去一个2 006年大陆的GDP,这一数值是26670亿美元。所以延缓中国的经济崛起,争取美国的适应时间是美国的战略所在,其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阻挠中国的统一。这也是主导该书结论的主导性因素,相关内容本人在整理中,准备发表。

    换一个角度从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进行讨论。冷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在2001年时达到最高值32.09%,当年美元指数年平均值是115,欧元的年平均汇率是0.8954。根据今年10月IMF公布的数据,今年的美国经济将降低到25.85%,而实际数值完全可能更低,截止11月底美元指数年平均值是81.25(今年的该数值低于81已是毫无悬念了),欧元的年平均汇率是1.3638。如果正如本人所预计的情况成为现实,大陆的GDP在超过美国时各个经济体在全球中所占的比重将是如下:大陆和美国合计将拥有不超过40%,北美经济共同体与扩大后的欧共体将拥有45-47%左右,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与澳大利亚组成的东亚经济体将拥有约32-35%。

    或则,用政治决定经济发展的视点,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如果说该书所要展示的宏伟蓝图适时才会展现在人类面前的话,更确切地说那时的中国将是国将不国,世界能容忍这样发展速度的统一中国存在吗?所谓的宏伟蓝图只是子虚乌有的幻想世界而已。

    最后,本文讨论了通货膨涨如何影响纵向与横向比较的结果,但是从中简单地得出通货膨涨作用,或则在预测中如何发挥通货膨涨作用那将是一种“悲哀”的举动,这是因为:

    1. 除非有新的模型可以依循,否则现有的模型对于预测的效果极为有限,而且众所周知经济数据的构成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是不相同的。更重要的是:经济规律是建立在一定时期,一定基础上的。进行不同时期的对比分析效果极为有限,更何况将过去或现在来对未来的预测进行比较。经济发展服从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尤其对大国而言,但是难以预测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或则换一个视点:所有预测建立在特定世界政治格局下的,一旦这种格局发生变化则预测结果就丧失了真实性。难以置信一个大国的经济发展不会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影响,这在人类发展史上有太多的例子。现在的中国经济发展已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产生过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该书所展示的未来中国无可非议将主导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或者那时的中国将是世界政治格局的“设计师”;

    2. 人们普遍认识到:“无限资源,有限使用”与“有限生产,无限需求”的时代已经或则将要结束,人们进入了“有限资源,有限需求”新时代。支撑传统“通货膨涨”理论基础的时代结束了,新的“有限资源,有限需求”时代呼唤着新的理论。

    这里作为补充,提出这样一个数字游戏。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采用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直至1984年经济运行一直处于低通涨状态下的。如果用发达国家通货膨涨率的平均值替换中国的通货膨涨率平均值,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保持与欧共体除英国外同样的变化趋势,那么结果就是中国已经完成了该书所要展示的在本世纪末所要达到的宏伟蓝图,即符合执政党与理论界一直持有的,也有数据表明的中国GDP实质增长率平均值位于各国最前列这一事实的结果。或则换一个数字游戏,如果人民币汇率达到美国许多政客所期盼的“理想汇率”,则一年内就可以实现该书所提出的中国在本世纪后前期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可否认结果将是比日本泡沫经济更为“壮观”的泡沫经济。当然这仅是一个数字游戏而已,但是中国的经济体制以及欧共体经济发展的轨迹也是一个无疑的事实,这就是对该书的观点提出最直观的问题与答案。

    在中国时尚地使用地“最”与“第一”的语言,作者不知道该书作者们在提出这些宏伟目标时是否与“最”、“第一”相联系,但是作者痛切地感到这不是给针对中国崛起提出一副“良药”而是一副“毒药”。作为学者应该慎用与“最”、“第一”相关的内容,要用严谨的、负责任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如果要将时兴的“最”、“第一”相关的内容随意地引进学术研究之中,那将是中国命运之悲哀,如果这种风气得到推尚,用不敬的言辞直截了当地指出:成为扼杀中国崛起的刽子手。

    作者也痛切地感受到不仅在社会科学领域,在其他领域这些缺乏严谨的、负责任的科学态度随处可见,例如去年夏天中国四川地区遭遇罕见的干旱,当时一些技术背景出身的中国专业人员质疑,提出是三峡水库导致的结果。这些专业人员如何从事本职的技术研究或设计开发呢?这是研究和设计工作人员所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素养:不应无视一系列关键的因素而起关注那些属于误差范围内可以忽略的因素。是的,去年夏天完全可能三峡水库库区的狭长通道对干旱起着正效应的因素,但是正如当地一些城市建筑所形成的热岛效应也对干旱起着正效应的因素一样,这与干旱起源于热岛效应的观点如果存在一样地是荒谬的结论。如果说今后几百年一直对三峡库区周围大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生态破坏,植被被大范围破坏后可能引起持续的类似干旱,但是这和三峡水库几无关系,这是长期人为破坏的结果。所以说在三峡水库建设周期以及建成以后应该持续不断地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和建设,如果要说对气象环境有不利影响的话,完全可以在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中加以解决的。

    类似的论点在黄土高原形成的探讨上也存在着,秦始皇在建设阿房宫和陵墓时对周围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导致黄土高原形成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黄土高原的形成是由于青藏高原的持续不断的隆起导致气象环境的变化,中亚和西亚地区的大范围沙漠化以及长期以来人们长期如同秦始皇一样对生态破坏的结果。其中,气象环境变化是关键因素,而人们如果长期以来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的话,在一定范围内保持原有生态环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同时从另一个角度进行思考:根据三峡水库导致四川地区遭遇罕见干旱的理论基础,就更应该进行西藏地区水资源大规模开发利用,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水资源的困境,即通过水库建设形成气温升高、植被扩大、提高供氧这一有益循环。这是运用相同的理论基础,使通过喜玛拉雅山峡谷的大气增大的方法,使得印度洋暖湿气流更容易进入中国大陆即通过改变气象条件来改变中国的水资源环境。人们将惊叹地发现“寓公真的可以移山了”,人的力量真的伟大与自然力量是如此渺小。

    同时,也对反对对西藏地区水资源进行大规模开发利用的观点也难以苟同。任何一项大型水资源大规模开发都必然涉及到利与弊,是否存在着利绝对大于弊的途径;即使将人类活动全部退出该地区,是否存在着自然环境不会被破坏的地区;人类迄今为止对自然环境是在无意识或则无能为力条件下进行的,还是在有意识地进行破坏,即是否存在着对自然资源不造成不可逆转的、大规模破坏的条件下进行开发利用。如果开发西藏地区水资源不会对该地区自然环境造成大规模、不可逆转的、以及中国全境的气象条件的破坏,即使不考虑开发的战略价值,那么面对着中国全域日趋严重的、今后也将持续不断地恶化而将付出沉重代价的自然环境,为何不考虑通过对西藏地区水资源大规模开发利用来改变中国全域的水环境呢?同时也应该警惕西方世界对保护自然环境一些人的动机:尽可能使当地人对自然资源占有率最小,作为西方国家自然资源的战略贮备目的而进行阻挠。

一 前言

    在考察各国经济的运行状况和发展水平时可以通过对国民生产总值GDP或人均GDP等关键性指标进行观察与分析得出判断与结论,或者针对一些观点找到其依据来源。由于具体GDP(或人均GDP,以下同)建立在各国货币上,并且近、现代的各国经济一般都处于通涨下即各国货币处于不断贬值中,由此国际上采用了GDP(constant prices)和GDP(current prices)两种不同体系。GDP(constant prices)指以某年的价格为参考基准后在不变价格下的GDP,例如GDP增长率(constant prices)即GDP实质增长率一般采用上年价格为参考基准,这时的GDP(constant prices)是消除通货膨涨影响后的具体GDP数值。而GDP(current prices)是以当年价格为基础、反映该年通涨影响后的具体GDP数值,一般情况下两种GDP在数值上是不相同的,除非对象国的经济无通涨。综合上述,GDP(constant prices)和GDP(current prices)反映了对象国经济状况的不同侧面,理应不同区别使用。同时在进行各国比较分析时,例如进行横向分析即对同一年份各国具体的GDP数值进行比较分析,而纵向分析是用发展的角度对某国或各国GDP数值进行比较分析,不论横向分析还是纵向分析都应建立在参考货币上进行比较分析的。目前国际上通用参考货币是美元,这里就引入了汇率,而各国的政治介入也会影响汇率,众所周知汇率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对象国的通货膨涨影响。在《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参考文献1]的论著中提出了以下一些观点:

    1 2002年中国的综合现代化水平只相当于1858年的英国;1892年的美国;1957年的日本和1976年的韩国。如果以综合年代差来表示,2001年中国与美国等二十几个发达国家的综合年代差在50至100年左右。

    2 如果把人均GDP和经济结构的综合年代差理解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与其他国家的年代差距,则2001年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与美国等7个国家的综合年代差约100年,与德国等7个国家约为80年,与日本等6个国家约为50年,与葡萄牙等5个国家约为30年。

    3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任务是:21世纪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国际水平要上三个台阶,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要前进六个阶段,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的世界排名提高60位左右。具体而言,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在2020年左右从经济欠发达国家升级为经济初等发达国家;在2050年左右从经济初等发达国家升级为经济中等发达国家;在2080年左右从经济中等发达国家升级为经济发达国家,在2100年前达到经济发达国家的前列。

    本文认为以上论点有值得商榷的部分,本文指出的是除非发生严重经济危机,在进行各国比较分析时更应采用GDP(current prices)而不是GDP(constant prices)。以下采用一些实例进行分析论证,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为GDP(constant prices,本币)、GDP(current prices,本币)、GDP(current prices,美元)、GDP实质增长率。

二 依据

    1,作为参考货币的世界上唯一特殊国家-美国的考察。

    现在我们考察拥有参考货币美元的美国在通货膨涨作用下GDP(constant prices)的数值如何发生变化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一直处于通涨状态下,考察表一可以得出:

表一    美国经济的比率=GDP(current prices)/GDP(constant prices)

与通货膨涨率的年度变化表

GDP(constant prices)的参照基准年是2000年,数据来源附表


    1. 比参照基准年要早的年度,GDP(constant prices)的数值大于GDP(current prices)的数值,而且时间越早则趋于扩大,例1999年的数值分别是94704亿美元和92684亿美元,到了1980年时的数值就分别是51617亿美元和27895亿美元;

    2. 比参照基准年要晚的年度,GDP(constant prices)的数值小于GDP(current prices)的数值,而且时间越晚则趋于扩大,例2001年时的数值分别是98907亿美元和101280亿美元,到了2006年时的数值就分别是114136亿美元和132446亿美元。如果一个经济体长期处于通缩状态下,则GDP(constant prices)的数值变化将是与美国的例子有相反趋势,例如香港由于受到97年回归前经济泡抹化和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一段时间香港经济处于通缩状态下,对照表一由表二和图一可以得出:1. 比参照基准年要早的年度,GDP(constant prices)的数值小于GDP(current prices)的数值,而且时间越早则趋于扩大,例1999年的数值分别是11956亿港元和12667亿港元;2. 比参照基准年要晚的年度,GDP(constant prices)的数值大于GDP(current prices)的数值,而且时间越晚则趋于扩大,例2001年时的数值分别是13232亿港元和12988亿港元,到了2004年时的数值就分别是15099亿港元和12916亿港元。

表二    香港经济的比率=GDP(current prices,港元)/GDP(constant prices,港元)

与通货膨涨率的年度变化表

GDP(constant prices)的参照基准年是2000年,数据来源附表

    总和,当经济运行处于通涨/通缩时GDP增长率(current prices)大于/小于GDP实质增长率,GDP实质增长率处于负增长时GDP增长率(current prices)将趋缓/加速负增长的影响。

图一    1980-2006年度香港经济的实态

GDP的单位千亿港元,数据来源附表

    2, 在汇率、GDP实质增长率与通货膨涨率综合作用下的比较。

    首先以1970-2006年期间,对美国与瑞士这两国在变化的汇率、不同的GDP实质增长率与通涨率的综合作用下它们的人均GDP(current prices,美元)比率的变化。这一期间美国和瑞士都属于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比率的发达国家,美国人口从1970年的20519万人增加到2006年的29972万人、增长率为1.46,同期瑞士人口从6176千人增加到7287千人、增长率为1.18。从图二中可以看出这两个经济结构类似的国家,尽管在通涨率差与增长率差上美国有扩大在人均GDP(current prices)上优势的总趋势,但是在人口自然增长率尤其是瑞士法郎大幅度走强的主导下美国在扩大人均GDP(current prices)上处于劣势。具体数据1970年时美国的人均GDP(current prices)为5067美元、而瑞士为3449美元,当年的汇率为4.31;到了2006年时分别变化到44190美元、51771美元和1.25。
 

图二    1970-2006年度美国与瑞士人均GDP(current prices)变化的分析

通涨/增长率差=美国的通涨/GDP实质增长率-瑞士的通涨/GDP实质增长率

比率=美国人均GDP(current prices)/瑞士人均GDP(current prices,美元)

汇率=美元/瑞士法郎,数据来源附表

    现在考察1989-2006年期间,美国与日本在不同的汇率、GDP实质增长率与通涨率的综合。

图三    1989-2006年度美国与日本GDP(current prices,美元)变化的分析

通涨/增长率差=美国的通涨/GDP实质增长率-日本的通涨/GDP实质增长率

比率=美国GDP(current prices)/日本GDP(current prices,美元)

汇率=美元/100*日圆,数据来源附表

    作用下两国的GDP(current prices,美元)比率的变化。这一期间日本经历了从泡沫经济的顶峰滑向破灭至今进行着痛苦挣扎的时期,期间美国的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较大。从图三中可以看出,尽管日圆汇率从1989年的138.04小幅上升到2006年的116.35,但是在通涨率差与增长率差上美国长期占有优势,结果美国扩大了在GDP(current prices)上比日本的优势。具体数据1989年时美国GDP(current prices)为54844亿美元、日本为29468亿美元;到了2006年时分别变化到132446亿美元、43675亿美元。

    最后考察1970年-2006年期间,中国与韩国在不同的汇率、GDP实质增长率与通涨率的综合作用下两国的GDP(current prices,美元,以下同)比率的变化,并对前面一些观点作进一步佐证。观察1973年-1979年期间,尽管存在着人民币升值这一有利于扩大中国GDP的因素,但是由于GDP实质增长率尤其是通涨率大幅度小于同期的韩国,导致中国GDP的增长量小于同期的韩国。而在1994年-1996年期间,汇率仅作微幅变化,但是由于中国的GDP实质增长率尤其是通涨率大于同期的韩国,导致中国GDP的增长量大于同期的韩国。在1983年-1989年期间,尽管中国的GDP实质增长率尤其是通涨率大于同期的韩国,但是在人民币大幅度贬值的主导下,中国GDP的增长量还是较大幅度地小于同期的韩国。

图四    1970-1996年度中国与韩国GDP(current prices,美元)变化的分析

通涨/增长率差=韩国的通涨/GDP实质增长率-中国的通涨/GDP实质增长率

比率=中国GDP(current prices,美元)/韩国GDP(current prices,美元)

汇率=美元-韩元/100*美元-人民币,数据来源附表

    3, 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的俄罗斯。

    随着1991年前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经济陷入严重危机之中,经济负增长和高通涨这种特殊经济运行形式并不适合前面的结论对象。随着1998年底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结束,经济逐步恢复正常运行。在2000-2006年期间,卢布仅作小幅先跌后升的过程,GDP实质增长率也都小于10,观察数据可以得出结论:引起GDP(current prices,美元)高速增长的主因是远大于GDP实质增长率的通货膨涨率,最终实现了俄罗斯的GDP(current prices,美元)翻了两番即走完了中国开革开放后几乎走了近20年的历程,尽管当时的中国GDP实质增长率除个别年份外都高于该时期的俄罗斯GDP实质增长率。实际上这种状态在1974年-1979年期间的韩国例上也可观察到,当时韩元从1974年404跌到484后一直维持着着一价位。
 

表三    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运行的实态

名义增长率为GDP增长率(current prices,美元),数据来源附表

 

三 结束语

    除了类似前苏联解体的俄罗斯经济陷入严重危机的时期外,在作GDP的横向和纵向比较分析,即使进行一国的纵向分析中运用GDP(current prices)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在作对象国GDP(current prices)相对比较分析时,影响结果的因素是复杂的,观察各年度《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等所载的数据后发现时常汇率和通货膨涨率比GDP实质增长率更起主导性作用,尤其是二战后日本、韩国、新加坡、西班牙等一些后发国家在经济崛起过程中几乎都是通货膨涨率比GDP实质增长率更起主导性作用,即使一些先进国家在二战后经济恢复过程中往往也是通货膨涨率比GDP实质增长率更起主导性作用。随着美国在1971年取消美元的金本位制度后,汇率的因素逐渐显现出来。

    参考文献:

    1. 《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

    2.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年度附表数据。
 

附表    数据

 

 

 

     注:GDP1GDP(current prices)GDP2GDP(constant prices),除香港地区使用港元外,其他都为美元,单位是亿;人均GDP人均GDP(current prices,美元);汇率使用的是美元-本币;增长率为GDP实质增长率;通涨率即为通货膨涨率。GDP1GDP2人均GDP增长率人口的数据全部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其中GDP(constant prices)数据的参照基准年是2000年。美元-日圆和美元-瑞士法郎的数据来自于http://quote.fxtrek.com/misc/fxcm.asp公布的市场交易收盘价的年平均值,美元-卢布和美元-韩元的数据来自于http://www.oanda.com/convert/fxhistoryoanda银行公布的市场价的年平均值美元-人民币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外汇管理局。

 

 



发件人:"李宪源" <li9xianyuan@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04 03:48:4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Fwd: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 From: 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Date: Aug 3, 2008 12:27 AMSubject: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To: lin chun <C.Lin@lse.ac.uk>

中国在21世纪上半期的国际环境与战略选择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研究员

玛 雅*

全球性挑战与全球性机遇

玛雅:在今年11月举行的中美合作论坛上,双方与会者共同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在国际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同时应当和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如何看待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应当扮演的角色,请你谈谈你的看法。

黄平:中国今天的发展格局,严格地说,已经走到了一个"内外难分"的阶段。不再像过去,可以分为国内发展和国外发展,现在则是内中有外、外中有内,越来越难以区分。在国际关系中,以前也主要是处理双边关系,现在即使是传统意义上政府对政府的双边外交,涉及的问题也经常是多边的,特别是中美关系,很多问题早就超出了双边关系。即使是国内的许多发展问题,比如农民增收问题、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实际上越来越和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有很大关系。国际规则对我们的限制、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和实际得到的利益/利润,以及能不能及时到岸、及时交货,初看起来是怎么调整好国内政策的问题,其实都和大的国际环境有关,与我们怎么处理好各种多边关系有关。

换句话说,中国发展到今天,客观上到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不是中国自己一家造成的,大国作用很大,各个地区各个国家,乃至各种组织,都在起作用,区域和全球挑战使全球关系和双边—多边关系都在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也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现在加进来其他一些关系,多边的、区域的或全球的关系。区域的关系十分明显,我们要处理的不是和哪一个国家的关系,是和整个区域的关系——与东盟,与亚太,与欧洲。还有全球性的关系,不只是国家之间,大量的跨国集团、非政府组织都在当中扮演角色,主体越来越多。客观上,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与1919年、1949年、1979年不完全一样了。

玛雅:有意思,这几个年份全都逢9,又都是中华民族面临重大转折的时刻。

黄平:1919年以后,我们面临的是怎样赢得独立和解放,这个任务到1949年完成了。1949年到1979年,我们不但守住了独立和主权,而且解决了"挨打"(割地赔款、任人宰割、受人欺凌)的问题。1979年(从三中全会算是1978年)以后30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又解决了"挨饿"(从贫困—温饱走向了小康)的问题。现在中国"长"大了,不再是过去商品短缺的年代。那时国家财政时时捉襟见肘,老百姓也经常揭不开锅。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综合国力更强、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的新时期,虽然我们仍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但是中国已经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一方面,中国自身不能再简单地只处理中美、中俄、中英、中日这些双边关系;另一方面,世界对中国的认识、预期和要求,也越来越多地把我们作为多边中的一方,从维和到反恐,从传染病控制到全球变暖,很多问题既要听中国的意见,也在看中国的行动。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和挑战。

第二个变化,是世界政治的变化。"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进入一个重新磨合、重新调整所谓"游戏规则"的阶段,好多游戏规则现在并不清楚,甚至有许多事情变化已经发生了,却还没有什么游戏规则,"规划赶不上变化"。比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国际/全球机制和通行的法律规则。它们不是一个一个的国家,国际上也没有一个平台来处理它们的问题。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是按照国与国的关系来建立的,所谓国际关系,就是INTER-NATIONAL,而现在很多东西是跨国的(TRANS-NATIONAL),全球性的东西越来越多,这才会出现类似跨国洗钱、全球金融动荡、国际恐怖主义等等。一方面,整个世界在后冷战时期,没有彻底摆脱冷战的阴影,特别是亚洲(按照沃勒斯坦的观察,在整个冷战时期,亚洲基本上一直在经历着热战!),并没有摆脱。但另一方面,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需要互相磨合的阶段,比如全球变暖以及相关的环境、能源、疾病问题,都是跨国性质的,不是以哪个国家为边界,因此需要各国及各类组织一起来处理,至少是逼着大家共同去找到一个新的对话和合作机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变化也给了世界一个新的机会。原来大家可能为一座山、一条河、一块地的归属闹得不可开交,外交始终要致力于解决这类事务,而现在因为第二类问题凸显——从经贸到汇率,到知识产权、进出口、劳工标准、能源、环境、生态、气候、疾病,越来越变成国际关系和外交中的重要议题,甚至不只是危及子孙后代。当今天活着的人天天饱受空气污染、河流污染、食品短缺或者不安全等困扰时,解决这座山那条河的纠纷,达成共识或妥协的可能性反而增加了——咱们是为了一条河去大吵大闹,还是来共同面对非传统领域的挑战?这些原来传统的外交不怎么处理的问题,现在变成了一个个全球性的挑战,也给了世界一个全球性的交流、沟通、对话与合作的机会。

内外相关的四个关系和全方位调整

玛雅:在这样一个新时期,传统的国际关系是不是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中国应该如何给自己定位?

黄平:中国在新的时期怎么定位,怎么认识自己以及被别人认识,相应的怎么来行为,这确实是一个新的课题,至少需要处理好内外相关的四个关系:一是传统的国际关系,二是全球性的关系,三是国内的关系,四是大国间的关系。

第一,传统的国际关系仍然是很重要的,因为主权国家仍是最基本的政治单位,仍然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完整,因而要处理好中俄、中日、中印、中美关系,甚至中越、中巴等关系。同时,还要和IBM这些跨国公司和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非政府组织(包括媒体)打好交道。这些都是新的"玩家"(players)。从逻辑上说,在新的全球关系的变革中,中国和其他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巴西、印度、南非、印尼,更不用说俄国,实际上又赢得了一个新的机会。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后发是有很多劣势的,因为在现实的利害关系中,人家都已经搞定了,你要掺和进去,就会打破利益格局,引起新的矛盾冲突。但是为什么说现在反而给了新兴国家一个机会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新的全球性的关系的出现。这样一来,就不再是简单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是我们一进去就一定会抢人家的饭碗,不是到非洲就把欧洲的后院抢去一块、到拉美就把美国的后院抢去一块,于是产生贸易冲突和政治、军事冲突。现在,在环境、能源、疾病这些方面,不一定总是"零和游戏",不是我们的环境好就意味着别人的环境会变坏;不是我们把非典、禽流感控制住,别人那里就一定要爆发。

第二个关系,是全球性的关系,它给了后发国家、新兴国家一个新的平台,也给了已经处于强势地位的发达国家俱乐部怎么和后发国家打交道的一个新的平台,当然也给了其他国家一个新的平台。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如果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包括政治、外交战略,及时地参与哪怕只是区域性的合作,比如借助东盟这个平台,把它变成一个主要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就能赢得新的发展机遇。

这种新的关系并不妨碍传统关系的存在。比如,中国现在还存在着在国际经贸、政治中怎样维护好主权、国家尊严和领域完整的问题,存在和一些相邻国家领土或者领海的纠纷,国内还有"疆独"、"藏独"、"台独"的问题。包括保护国民的基本利益,比如善待农民工的问题,其实都不只是国内政治调整和法治完善的问题,而都和中国在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有关。实际上,在国际关系中越有地位,处理国内的事情就越顺,这不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也是一个互相促进/促退的关系。

这也就涉及第三种关系,国内关系。在传统的框架里,西方国家有相当的能力,来做出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制度安排,这和它在国际关系中的优势地位有关。看看欧洲的发展,它的所谓社会民主主义的内容——福利政策、养老政策、医疗、教育政策,都与它在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中占有优越的地位有关。不只是军事地位,包括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也包括在高科技领域中的地位。靠优势换来的好处体现在国内,就是福利国家,就有相当大的能力化解或缓解国内矛盾。这个也部分回答了恩格斯早期的一个困惑——英国怎么会出现工人贵族。到了晚期,甚至整个工人群体都分得一杯羹,就是因为英国在军事上、国际贸易中和科技上那种优势地位,大量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使国内矛盾可以转化为外部问题。

玛雅:但中国今天不可能走西方殖民扩张的发展道路。作为后发国家,我们所面临的制约因素主要有哪些方面?

黄平:作为整个涉及13亿人的发展模式,中国一方面不能简单地通过西方18-19世纪的殖民扩张来发展,这对中国、对世界来说,现实中不可能,道德上不能够,如果发生了就一定是灾难性的,对中国对世界都是灾难。另一方面是能源、环境的制约,已经不允许我们继续靠高耗能、高污染来发展。这已经不是1960-
1970年代《只有一个地球》和《寂静的春天》作者们说的那样,我们不要毁了后代的生活;现在的问题已经成了当代人自己的身心健康和生命质量的问题。从第三种关系(国内社会关系)来说,也不可能再靠原始积累、扩大劳资矛盾这种制度来积累财富了。人们的知识、信息、意识已经不一样了,包括农民工也都不一样了,时代也不一样了,我们不可能再用一个极端残酷的办法(盘剥或者自我盘剥)来搞发展。这也是现在为什么要调整发展思路,走科学发展之路,其实就是顺应时代潮流,因为方方面面都制约着我们,再不调整就不可持续也不全面不协调了。

那么,这样的挑战客观上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机会?我们的领导层和精英层——科技的、商业的、媒体的、知识界的,能不能及时发现并顺应这一新的时代?进一步说,能不能做新时代的弄潮儿?如果发现不了、顺应不了,更谈不上领风气之先,还是按老一套去做,那么机会就从我们身边遛走了。所以,现在最重要的、真正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能不能真的做到与时俱进。要意识到时代的变化,包括科技、信息给我们带来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不只是农民工开始使用手机,学生可以上网搜索全世界的各种信息,而是说,整个社会组织方式、治理方式、管理方式、思维方式,必须要有一个全方位的大转变。

玛雅:在国际关系和外交上,应当有什么样的变化和调整?

黄平:在原来的格局下我们如果有事,可能由一两个部门单向推进,再开个会发个文件就基本搞定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内外彼此纠缠是一方面,多边相当程度上替代双边是另一方面。再一个变化是,个体(不只是个人,也包括群体、组织、机构等)的能力提高使得它们与领导(authorities)不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只要上面一决定,传达到基层就搞定了。现在是多中心和多主体互相制约和影响。媒体也是这样,国内媒体和国外报道已经分不开了。一个地方小报报道当地居民生活中的一件事,可能第二天就被《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转载,甚至可能它们还先知道、先报道。所以,再也没有原来意义上的内和外,因此在处理国内关系的时候,也涉及对外政策、双边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处理。

当然,传统的挑战还是很强烈的,我们是后发国家,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我们出于天然的警惕也好,出于实际利益上的考虑也好,总之他们一定会限制我们。这也不止是大国或大国集团(如G8),也包括一些小一点的发达国家,对我们的商品,从皮鞋到衬衣、玩具、食品,他们都有天然的警惕,不断夸大我们的产品在市场中的份额和意义。可能中国小商人在意大利米兰的鞋市,实际上也就两三条小街,但是因为分布集中,就特别容易在媒体上被放大,使很多当地人觉得,中国的鞋把整个意大利的鞋市场全部占领了。他们那种警惕不只体现在心态上,也体现在整个对外政策、双边政策、国际关系的处理上,包括诉诸WTO机制以及联合国机制,甚至媒体,不断地把这类事一说再说,说着说着真就说成一个大事了。中国前段时间在食品药品问题上不断拿出统计数据,合格率、安全率达到多少,和别的国家进行比较。统计数据是个客观数字,但是我说的那个效应,是一个社会文化和心理上的效应。而且,变成一个多边处理的问题,仅仅通过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渠道,使馆照会、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发布,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换句话说,不再是某一个部门通过一个传统的办法就能把一个问题搞定。所以说,管理方式、治理方式,包括思维模式,都要变化。

现在处理双边关系,比如中日关系,你会发现,政治关系和经贸是勾连的,和历史文化也是勾连的,还有它与中美关系、中韩关系、整个亚太关系,乃至两岸关系,都有勾连。这个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于处理双边关系或单向的由一个部门来处理的东西,现在变成了即使是双边关系中也有多边关系,即使是由某一个部门为主来处理——比如财政部为主来讨论贸易问题——其实也涉及其他的方面和其他部门。对这样一种挑战,我们现在虽然也在调整,但调整的速度和步伐还不够。一个调整就是增加部级之间的沟通、配合,再一个是最近开始的搞大部委制,第三是加入更多的国际多边组织,首先是熟悉它们那些规则。比如WTO我们加入了,但是对它的很多规则还不熟悉。这实际上是老的马拉松关系甚至是马泰效应——先走一步的,很大程度上是规则的制定者,我们则是在了解和认识这些规则,努力顺应它也好,不断调整也好,事后增加保护也好,都是后来者,总是比较被动的。这既是一个学习过程,也是一个斗争的过程。

连不干涉内政原则也面对挑战

玛雅:但中国毕竟是个大国,即使是后来者,也不可能仅仅是规则执行者的角色。

黄平:这就涉及第四个比较重要的关系,就是大国的关系。我们现在讲对外关系,包括四种关系,一个是大国关系,一个是周边关系,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关系,一个是国际多边关系。这四个关系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处理周边关系,既涉及大的国家——日本、俄国、印度,也涉及发展中国家。处理大国关系,也涉及周边,处理发展中国家,也涉及新兴大国(印度、巴西),更不用说多边组织中,大中小都在里面。其实,这四个关系当中的任何一个,都包含着其他三个关系。

再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外交关系,还有经贸、科技,以及现在说得比较多的军事,基本上都是按照17-18世纪的思路设计的,客观上确实有大国小国、弱国强国之分。即使联合国有一国一票的体制,也只是形式上的平等。大国在其中更有主导地位和影响力。大国如果不高兴,有时故意摆脱联合国,甚至可以抛开联合国或绕过联合国自行其是。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很长时间,第三世界把中国看作一个代表,希望我们在联合国等组织中发挥大的作用的原因。中国的确曾经在这个方面起过很大作用。

但是,这个格局现在也在改变。后冷战时期,各个小国就不再简单地把中国看作它的天然代表。以中非关系为例。现在中非关系有三个变化:一个是非洲国家的需求跟当年不一样了。当年一条坦赞铁路,从当事的非洲国家,到当地人民,都很高兴,甚至很感激,现在这种意义上的项目援助仍然很受欢迎,但远远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要了。第二,他们未必把投资援助项目都看成好事、善事,有的反而认为我们去投资,是不是也是去赚取利润。而且我们去搞项目,是不是也要砍树,可能破坏他们的环境。第三,从就业角度说,这么大的项目来了,中标的公司很可能不是当地的公司,当地人觉得没怎么参与进来。客观上,我们现在进入非洲和拉美的力度,不但超过了这些国家本身的预期,更超过了西方国家的预期,甚至超过了我们自己的想象。其实从全局来讲,我们的企业走出去的力度还远远不够,中国还远远不是一个地区性的大国,更别说是全球性的大国,13亿人主要还是在自己这块有限的土地上努力解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但是因为中国规模太大,所以出去几个企业,做几个在我们看来不过是小菜一碟的项目,在当地可能就成了最大的项目,哪怕发生一点小事,都可能成为头号新闻。

第二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直到今天仍然必须坚持并还以为自豪的、不同于西方殖民主义的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现在甚至也受到了挑战。这一直是我们坚持的最基本的一条,我们不干涉别国内政,别国也不能干涉我们的内政,这是近代以来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原则。现在不只是西方国家把人权作为一张牌来打,而且很多非政府组织和我们援助国家的当地人,也说我们这条不干涉内政如何如何。援助项目如果是通过政府间的关系给它,就有一个道义上的问题。本来我们是援助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因为我们以前曾经长期饱受任人宰割、受人欺凌之苦。现在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比如说某个政府或其某些政策在当地是不得人心的甚至是胡作非为的——当然这个要具体说,绝不是西方国家或西方媒体说它胡作非为它就一定是胡作非为。但至少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了,那就是在今天新的格局下,简单地固守我们从1840年以来饱尝任人宰割之痛后悟出来的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本原则,是不是仍然那么有效?那么受到欢迎或接受?本来不干涉内政也不是我们的发明,原来的民族国家体系就有这一条规则,因为涉及主权问题,我们作为后来者,在主权问题上更是不能退缩或让步。但是在国际事务中,哪些在主权范围之内,哪些属于内政,不应被干涉,这确实是个新的难题。我们的认识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否则有可能本来是办一件好事,可是不具有与这件好事匹配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结果好事被说成是坏事,或者好心办了傻事,还被说成坏事。

玛雅:中国进入非洲和拉美,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警惕和担心。

黄平:不管具体是什么事,第一个关系还在。就是说,如今国际关系中确实存在竞争,甚至很激烈的竞争,搞得不好就有一个输赢问题,或者还是所谓"零和游戏"。你只要进来似乎就抢了他的地盘,似乎就抢了他的生意、资源,因此他就会形成警惕或抵抗。中国在现在这些新兴的后发国家中规模最大,速度也最快,也似乎是最"异类"的,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处理不好可能会形成对中国进一步发展极其不利的新国际关系格局。所谓新格局,比如有人(包括美国的总统竞选人)提出的所谓"民主国家同盟",或者小泉提出的那个所谓"民主之弧"——从日本到印度再到澳大利亚这么一个弧形圈,那么中国在他们那里就是个"异类"。在这个意义上看,问题就是从里根到老布什等一直在讲的,未来世界就是两个东西——市场经济加民主,而中国直到现在,首先,还有很多国家不承认我们已经具有所谓的"市场经济地位";其次,现在连我们处理两岸关系(本来是主权问题)也被硬加进了所谓民主这个因素。

这就是说,一方面,广大第三世界和我们是不是一定是天然的盟友关系,有些国家会不会也有别的诉求和别的认知?另一方面,所谓的"民主之弧",从美日,到日澳,甚至印度也要被拉进来。这些在今后三十到五十年,会不会造成一个不利于中国成为世界平等之一员的新格局——即使不叫"新冷战"?美国现在针对中国使用的词——"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就是因为中国太大,又越来越有实力,我们这边如果有动荡一定会引起世界动荡,因此它不希望我们这里出乱子,但仍然把我们看作"异类"。而且这样一个异类,甚至对美国那些战略家来说,都是从未遇到过的。因为我们不是像当初苏联那样,向全世界宣布要消灭资本主义,不只是策略上不扛旗,事实上也没有一个挑战的势态;但是如此大的一个规模,发展得如此之快,哪怕有环境污染、地区差异、收入分配等问题,连续30年这样一种发展势头,而且现在还看不到马上就会停下或减缓的趋势,所以即使我们没有公开或直接挑战,但对他们来说,也会认为我们是个"异类",甚至是个"威胁"——即使不明说我们是他们的"敌人",或把我们列入所谓"黑名单"。

中国为什么被视为"异类"?

玛雅:既然没有挑战它,那么所谓"异类",是不是更多的是意识形态上的表述?

黄平:当然是意识形态的偏见。所谓"异类"是在四个层面上:第一,在经济层面。我们对能源的需求,对市场的份额,我们的经济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都越来越大。那么在市场意义上,作为一个竞争者(更别说占先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谁都要想办法来限制我们的发展。第二,在政治层面。我们实行的不是他们那一套制度。不管前面加了多少限制词,中国特色、初级阶段,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在他们的概念里,说是"异类"已经是客气的了。第三,在宗教层面。中国13亿人口这么大一个国家,不是西方基督教脉络里面的。现在这个问题似乎还不是那么突出,因为伊斯兰国家的问题在"9·11"后显得更突出,但是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也说不定哪天会变得很突出。第四,在种族层面,我们也是"异类"。这个话现在谁都不敢说,因为有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还有美国的民权运动,种族偏见和歧视谁也不再说了;但是在认同上,种族的因素不仅是存在的,偏见与歧视也是严重的。综合这四种情况来看,整个大格局未必由于"冷战"结束,就会自动变成和平与发展或者共享共赢。我们当然希望和平发展、共享共赢,斗则两伤或多伤,和则两利或者多利。但是上述四个因素同时摆在那里,所以,我们怎么扮演一个不是竞争性的全球经济贸易的积极参与者、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积极推动者,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玛雅:有人说,包括一些非常严肃的学者都这么说,中国因为不是国际社会所公认的"民主国家",在国际交往中非常吃亏。为了不让别人以此为由排斥打压我们,中国一定要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黄平:这是对"民主"很狭隘的理解。在政治层面,民主不只是要不要选举的问题。即使是民主,也有多种形式、多种模式。我们有些人一讲就是三权分立,其实欧洲很多国家(如英国)也不是三权分立的。还有比如说参与式民主,包括我们叫做人大、政协体制下的多党合作,而不是多党竞争,等等。民主,不是绝对的要么民主要么不民主的黑白两分问题。但是对中国来说,确实有一个怎样慢慢地使我们的这种政治发展成为一种模式的问题,而不是永远让他们认定我们是"异类",因此要把我们搞掉,甚至不惜一切方式来把我们搞掉——从硬的、软的、军事的、经济的、科技的,到法理的、道德的、宗教的,各种方式搞我们。即使是消极地说为了避免这样的局面,也得做到和而不同,在政治意义上承认我们是一种类型的文明,而不是什么"异类"。这个挑战不是派出一些什么团队,去如实地介绍介绍情况就能应对的。真正要做的是,我们自身要摸索出一套符合人的利益、人的诉求和人的道德的理念、制度和治理模式,包括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诉求的那样一种治理模式。至于这个模式是叫民主还是叫王道,是叫法治还是叫德治,那可以再说。但是在最高的层面,在理念和道德的层面,比如西方从古希腊文明中搞了几个最基本的理念——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那咱们从《礼记》、《尚书》一直走到今天,有没有不同于西方的另外一种政治文明?这个文明在今天还能不能站得住?能不能拿得出一套理念、一个模式、一套言说,而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如苏美斗争那一路;也不是被简单地被动地融入西方那个体系里面,明天就多党制、议会民主;更不是仅仅复兴一下国学,振兴一下儒学,回到孝悌仁德义礼廉耻上去,这是极大的一个挑战和考验。我认为,"和谐"这个理念,是完全可以在最高层面与人类的其他伟大理念并驾齐驱的。对于一个13亿人口,一路走了五千年,一直走到今天的大国来说,不能只是自发自然的状态,而应该是自主自立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不但觉得自己应该这么走,还能把这个走法说清楚,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和合理性,先使自己的精英有底气有自信,再让自己的人民活得理直气壮,最后让别人(不算那些充满种族—文化—政治偏见的花岗岩脑袋)也有起码的尊重并至少愿意倾听,也承认我们的活法是多中之一,文化意识形态上和政治法理上都是多种文明中的一支。

文化—意识形态的问题很难,不是靠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就能自动解决的。如果说我们不是基督教传统,那么文化意义上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们曾经是比较世俗化的,以儒家为主,包括法家道家佛家和其他,至少是有一种精神和文化意义上的,既体现在国家制度层面,又体现在个人生活、人际交往上的一套伦理和不叫宗教的宗教。我曾有过一个简单的说法——过去我们是通过30年的革命和30年的建设解决了"挨打"(近代以来受人欺凌、任人宰割、割地赔款)问题,通过30年的改革和发展解决了"挨饿"(摆脱了贫困、走出了温饱、进入了初步小康)问题,下一步是要通过确立文化自觉来解决"挨骂"(文化自觉性和正当性)问题。以前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是要解决最基本的独立自主和生存发展的问题,所以文化自觉这个问题还不那么突出。下一步要解决挨骂,这就是一个非常突的问题。这个和前述第二个层次密切相关,但是它显得更"软"。这个"软"不是所谓的软实力,不是如何走出去影响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得有一个大家都视之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文化—伦理格局,然后广大人民身在其中能自得其乐。比如我们不去教堂,不念圣经,那我们靠什么凝聚?总不能演变成只是经济动物,只为找工作赚钱。那样,这个社会仍然是不足以维系的。这一问题也不只是在精英层面,它涉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不能每个人都变成追名逐利的小人,他得有一个包括从自律开始,人之为人的一种东西,使得社区像社区,生活像生活。这样的话,经济有时候好一点,有时候差一点,今年物价高一点,明年天气旱一点,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遇到大的灾害和挑战也能彼此照应,因为我们有作为精神的人、伦理的人那样一种状态。最近南方的冰雪和这次四川等地的大地震,最能看出这个"人之为人的东西"的重要性,危难时刻见真情,它不仅感动了国人,甚至也震动了世界。

今后的30年、60年、90年,我们要从彻底解决挨打、挨饿,到进而解决在世界上"挨骂"(各类的攻击、污蔑、歪曲,也包括曲解、误解,这次围绕拉萨3·14事件西方媒体的反应可见一斑)的问题,使中国不仅站起来、富起来,而且真正强起来,这是一个艰巨无比的任务。用老话说,过去的基础,是为我们的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今后的路还长着呢。

前述第三、第四个层面的问题,也不是中国自身的成熟就能完成的,确实还有一个世界不同文明在文化和种族意义上彼此共处、彼此互补的问题。现在最突出的是伊斯兰世界,"9·11"以后连头上缠一块布似乎都成了恐怖的象征。这个问题远古以来一直没有解决,不只是文化多元一体、合而不同,而是真正在文化和种族意义上如何共存共生共享共赢,整个中国人、亚洲人、非洲人和非西方人,在世界上如何确立自己的位置。

外交不再只是外交官的事

玛雅:这种从经济到种族的多重挑战,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意味着什么?

黄平:在这四个层面的问题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怎么来处理都还是有问题的。比如中日历史上的问题怎么处理?中印边境问题怎么处理?中美、中欧在经贸能源、人权民主等方面的问题怎么处理?这些就不再是一个一个就事论事就能处理好的问题了。不是今天被发现猫狗食品有问题,我们就宣布,其实猫狗食品99%是安全的;明天又说从中国出口的饺子出了问题,我们就说其实饺子也不是我们的问题……一定意义上,今天的外交已经不再只是外交官的事,国际关系也不只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官员的事,甚至连农民都牵扯在里面。举个例子,偏远藏区的村民采集松茸出口日本,日本一方面也加入西方,不断来谴责我们不讲人权、不民主,劳工标准不合乎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工资压得太低,等等。但另一方面,藏族老百姓到高山上去采集野生松茸,结果到了日本口岸,他说你的野生松茸里有农药。如果这个理由不成立,就说你包装箱的木板有问题,有什么寄生虫的卵。通过外贸出口,运到日本口岸,他不验收,到了日本港口还要被罚款,说占了他的地方。藏族老百姓一年的非农非牧收入主要就是靠这类采集,本来附加值就极低,结果还被刁难,同时又反过来指责我们的藏区发展政策没有惠及藏族老百姓。

我们现在已到了所谓公共外交、人民外交这一步了。外交不再只是外交官的事,外贸也不只是外贸部门的事,连偏远地区的基层怎么生产,怎么包装都是事。现在开始有一点点这个意思了,就是政府为主,学者敲个边鼓,偶尔媒体去说一下,但是基本上是在一个老套套里,就事论事,缺乏对整个大的时代的把握。我觉得,这需要全方位的调整,包括中国的各种声音怎么能发出来的问题。有一些中国做得很好的事,但如果每次都是外交部发言人、政府新闻发言人来发布,就经常说的别人听不懂,听懂了也不信。就连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这些事件,我们就没有来自民间的人到世界上去说,让人家明白,结果由美国的某个作家或者记者说了,人家才意识到,二战还有那么残酷的一面没有被认真梳理过。我们自己做的,包括卢沟桥展览馆那些内容,人家要么不看,要么看了不信,总认为那是官方宣传。这次拉萨等地的事件也有这个问题,外面为什么一边倒,出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偏见,也有我们如何说如何做的问题,否则就是有理也被当成了无理。

玛雅:研究领域呢,我们的国际研究是否跟得上新的世界发展?

黄平:我们现在的国际关系,从研究到实践有几缺。一个是缺少自己的大视野,因此就事论事,捆在传统的框子里,要么是处理双边的传统外交关系,从主权领土到政治纠纷,要么是处理眼前的事——今天哪个政府、哪个总统提了个什么,咱们怎么来应对,大量地停留在描述、追踪、就事论事层面,缺乏一个长期、纵深、从历史到理论、从思想层面到制度层面,以及部门之间配合协作的战略。结果呢,好像学者们在国际关系上的事很多、很忙、很热闹——因为国际上的事情 是层出不穷的;但是实质性的研究,为我们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和平发展有所贡献的成果(更不用说能传之后世的佳作或"精品")并不多。所以,要站在新的高度,思考如何从后冷战走向下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叫什么?未必就一定要叫全球化,比如说也可以是一个区域化的过程。欧盟现在已经是一种区域化组织形式,其他区域也在开始形成不同类型的区域化组织,比如北美自由经济贸易区、东盟+3,等等。从后冷战走向一个新的时代,这个理念使得整个国际关系从研究到实践,会有一个新的格局,而且这个格局会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处理国内发生的许多事。

再一个是缺少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国际关系的人,在开始国际研究以前,至少他在本科和硕士学习时,应该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政治学或其他什么学的学科,这样他研究的时候有一种方法切入——从问题的提出到解决问题的路径。我觉得,现在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是不是有一个新的可能,就是不再是传统外交的这个政策、那个政策来回应,而是把比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理论和方法运用到研究中来。不管我这次是研究朝核问题,下次是研究伊朗问题,再一次是研究中日关系或中美经贸分歧,它背后其实都有一个深厚的、从理论到方法再到学术传统的脉络。这样我说出来的东西,不但在狭义的小圈子里研究朝核问题的人能互相交流,对于搞经济的甚至是政策一线搞经贸的人,也是有参考意义的,对于学术的传承和思想的丰富,也是有价值的。

由于这些缺失,我们研究的问题有时甚至是被媒体牵着鼻子走的。可能真正重要的问题没有成为问题,而是因为媒体讲禽流感严重,我们就研究禽流感;媒体讲食品安全问题,我们就研究食品安全;媒体讲朝核危机,我们就研究朝核危机。而我们的媒体又是跟着世界大的媒体特别是英语媒体走的,尤其是美国媒体。某个问题可能对美国是大事,或者对美国的媒体是个大新闻;但对美国媒体重要的问题,未必对美国的学界、政界、商界是真正重要的问题;即使对美国学界、政界、商界是重要的问题,未必对中国学界、政界、商界也是那么重要的问题,或者未必对我们当下是那么重要的问题。而我们常常被牵着走,并且还没有自觉到被别人牵着走。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已经有学界的声音进入外交决策人和外交官当中,这是大好事,但我们学者实际上也是一孔之见。我们那一孔之见可以很深刻,但是总是站在一个角度看问题。如果学者被媒体牵着走,外交官被学者牵着走,那就未必是好事了。我们有些学者,因为有教授的头衔,就经常被媒体请去就国际问题说说自己的看法。政治家和外交官在第一线要处理大量的日常事务,应对眼前发生的事,并没有时间真正从历史和理论的结合上去思考。如果他们以为我们是教授,我们的观点就一定有深厚的学理支撑,那未必每次都是准确的。所以,作为一个研究者,不仅做人要低调,谦虚谨慎,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而且确实要知道我们的边界何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中国需要伟大的思想

玛雅:刚才你谈到,中国要想不被当作"异类",就要使自己的走法被别人承认,那么就要有一套理念、一种模式,使自己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这个想法怎么能实现,你有比较具体的思考吗?

黄平:当然不只是伟大的思想就够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如果没有实践操作好,结果也可能很糟糕。但是,首先要有伟大的思想。我觉得,中国现在需要思想,特别是伟大的思想。学人智者不是没有思想,但是如果只是沉湎于书斋,那就变成了孤芳自赏,这样的思想最多是藏之深山、传之后世的学说,而不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思想。现在需要的是与这个时代的需求紧密相关的伟大思想,使人们(不只是决策者)在制定战略、规划步骤时也能感受到它们的启迪或警醒作用。说实在的,思想的匮乏与我们的体积、规模、速度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不相称的——这么伟大的社会变迁,这么深刻、快速、涉及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和整个社会的全方位变化,特别需要伟大的思想能够既让自己心知肚明,也让别人即使不同意至少也能倾听和理解,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但另一方面,我们确实有孔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管子、韩非子,一直下来,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再到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智慧和理论,都是伟大的思想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些伟大的思想,以及大量而丰富的精神遗产,有没有被及时地梳理,并被转化为当代人的灵魂和智慧?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有些老农民即使不识字,也可能会用《三国》、《水浒》,甚至《汉书》、《史记》的道理去支配自己的日常行为和处理人际关系。也有很多政府官员,虽然不读二十四史和《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但还是按照那里面的思想和智慧在处理天天碰到的问题。但是这种自然自发的运用和自觉自主的认识,是有区别的。虽然我们骨子里有一个脉络,但是把历朝历代形成的思想和智慧变成自觉自主的精神、智慧、道德、气质和战略,在这方面我们现在显然和我们的大国地位不相称。所以才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很多的暴发户,穿着很华丽,脑袋里基本还是一包草。而且不只个别地区,包括一些很发达的地区,也有这个现象。甚至有时候正相反,越发达的地区精神的东西显得越缺失。你到一些比较贫困的省份,欠发达的地区,物质条件很差,却还能发现一些智者,找到很严肃的思考。

玛雅:这就是说,思想的空缺不能靠物质财富来填补。

黄平:这是一个落差,也是一个盲点。有相当多的人认为,随着物质生产的丰富,精神就会自然起来,其实古往今来,并没有这么个"定理",说经济发达了就一定有思想的繁荣。经济只是基础,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更不是充分必要条件。这种不相称也不只是时间的过渡,不是过一个阶段必然就好了。这个精神的复兴(叫作文明的复兴、文化的再生,都没有关系)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是说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明天人均5000美元了它就自然会有了。有很多曾经辉煌的文明后来都完蛋了,就在于它思想的、灵魂的东西丧失了。它的感召力、说服力、对周边的影响力、对自己后人的影响力没有了,物质的东西再发达也没有用。再繁荣的物质文明失去了灵魂,都会面临死亡。

反过来说,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出现过,在兵荒马乱的艰难时世中,有很多伟大的思想诞生了。那么当物质生活有所改善时,怎么把那些艰难时世中的伟大思想积极而自觉地接过来并发扬广大,这是个挑战。相比而言,这一点欧洲做得比较好,没有简单地变成一个暴发户,把伟大的精神资源给丢掉。我们有过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包括一个任人宰割的年代,那个时代也产生过很多了不起的思想。怎么把那个时代产生的伟大思想,把60年来的革命建设和30年来改革发展中积累起来的伟大思想,以及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智慧,重新整合,让它们再生,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玛雅:这是社会精英的问题。

黄平:在思想层面,主要是精英的问题。就此而论,也可以说我们的精英离时代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在从文化到不是宗教的宗教的层面,就不只涉及精英,即 使是普通人也不能只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只是吃饭挣钱、挣钱吃饭,也有一个怎样处理好诚意正心格物致知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问题,怎样在由己及人的社会关系网络里像人一样理直气壮地生活。任何一个人,都是生物机体,都会今天精神一点,明天疲惫一点,后天有点感冒,经济生活、物质生活也是一样,一定是有起有伏,有涨有落,比如今年猪肉涨价,明年干旱歉收,后年又有什么不测,甚至诸如冰雪和地震这样的大灾大难,那么在这种变化中人们怎么来应对?这里也有一个民族的心态,或者民众的心态、文化素质问题。以前我们老提到丘吉尔讲的一个例子,当英国因为战争时期供应短缺,人们排队买面包都买不到,头上还有飞机轰炸,而且今晚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轰炸到自己的时候,人们照样去看莎士比亚的话剧。这样的一个民族,它的老百姓是不会被炸跨的,是不会散架的。所以说,精神的东西不是自然就能振兴的,不是盖了多少高楼,有多少外在的硬件,城市有多大改观,就能够自发起来的。

玛雅:在制度层面呢?也就是说不仅要有一个理念,而且要有一种治理模式。

黄平:这就是制度和社会政策的配套问题。我们现在的制度建设有几个问题:一个是在人的思想和行为状态还不具备相应条件的时候,大量的制度形同虚设。很多制度在它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环境中可能非常有效,但是简单照搬过来就未必有用,所以我们说要有一套适合自己历史与现实、经济与文化状况的政治制度。现在的制度和法律的推进其实是挺快的,有的还不只是"接轨",简直已经是超前了。每年大量的法律通过了,似乎就摆在那里了,似乎谁也不清楚,似乎谁也不在乎。从理念到制度中间有一个过渡,制度本身确实需要和社会实际契合,才能真正变成一种制度,否则就只是一个通过了的、摆在那里的决议而已。

再一个问题是大量的制度之间不配套。可能一个部门制定的某个制度,在当时是针对某个具体问题的,针对性很强,但它与其他各项制度之间是不配套的。这当然有一个时间问题,制度是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形成的,经过磨合和完善,最后与其他制度配套。这个不只是政府管理理念的转变,确实需要大量制度意义上、社会意义上的"工程师"和"熟练工",否则就只是停留在一些最高层面,比如人大立法层面,或者政府政策层面。现在缺乏的,就是实际意义上的操作者、一流的"熟练工"。

理论思想越辩越明

玛雅:回到思想层面。前面你说,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伟大的思想,要有自己的一套理念。这种思想缺失,我想与我们在理论上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有很大关系。华东理工大学的曹锦清教授说,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理论话语都是来自西方的"译语",因为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也就没有自己的理论创新能力。

黄平:我们不是没有思想,而是自己的话语没有占到应有的位置,部分人因此也就放弃了追求自己的话语乃至话语体系的努力。结果就只是拿别人的,美其名曰"拿来主义",实际上很多时候无非是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永远在后面模仿人家,用人家的理论在剪裁我们的实践,然后不断自我否定,或者用别人的理论来解释、辩解甚至求饶。

在某些领域我们放弃对话语的追求,是因为有一个所谓的预设——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到时候就自然会有思想的。但那是一个经不起检验的假设,并不是随着经济发展,自然就会有精神、理论、文化。这个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过去曾经有一套解释,后来随着实践检验真理的讨论,发现过去的那套解释没走通。从无产阶级革命到三个世界的理论,包括冷战时期和苏联的争论,我们过去是有一套关于世界、关于中国、关于我们自己历史的解释的。后来在几个最基本的领域我们基本上发现那一套不行了,因此也不说了。

政治家可以不争论,埋头做实事,尤其省长、市长、县长,要抓实事。但是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大的发展格局,在理论思想上不可以没有自己的东西,包括国际关系,即使是借鉴别人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借鉴。

玛雅:在理论思想领域,真理越辩越明。

黄平:短期里,1978年一直到1988年,十年摸索,走一步看一步,那都可以,也只能如此。但是我们自己的理论,得有很实在的内容——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科学发展观,得有很系统的关于整个历史的一套叙述。

我觉得,毛泽东的叙述,并不是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比如说,马克思的基本学说是阶级学说,毛泽东是关于人民的学说,他是讲人民革命。而且这个人民的主体是农民,这和马克思讲的很不一样,以至于共产国际长期不承认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实践。我们后来无形中也拿回来一个叙述,那就是说,只要经济发展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这其实又是一种叙述,只不过比较简单化,只要用市场化,甚至私有化的办法来发展,最后所有的问题,从民主到法治,到社会公正,到福利保障,都能自然解决。欧美理论思想界形形色色,但一般也没有这么简单地看待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物质生产和民主法制关系的。

我觉得,即使是与时俱进,也要在原有的叙述的基础上前进,包括它不成功在哪,问题出在哪, 而不是简单地放置一边、置之不理。比如,今天去看中苏论战,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和谁当国际共运老大的问题,当时中国对苏联的批评、对苏共的批评,有很多东西对认识国际形势的走势和下一步的发展是有意义的。包括1970年代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叙述——虽然世界大战还可能,但是世界的主要趋势是和平。毛泽东没有用"和平"这个字眼,他说的是,无非是两种可能,或者战争引起革命,或者革命制止战争,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趋势是革命。他实际上就是说,现在是革命制止战争,不会发生大的战争。这样才有他的整个战略调整,进入联合国,和西方及日本等打开关系,在国内讲要安定团结,并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这些具体政策的背后是有一套对世界的基本叙述的。

我觉得,这个放置一边是无意的或者被迫的,既和我们自己前30年的实践在国内产生的后果(特别是"文革"的后果)有关,也和冷战结束后我们要不要当头、要 不要扛大旗有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个正确的战略决策,并不是西方有人说的那样我们是在耍诡计。但是由于我们把自己过去的叙述放置一边,这就使得比 如说一些非常庸俗的"回忆"大行其道,甚至编造出很多野史。而正统的叙述,即使不同意那些"回忆",无非也就是毛泽东这个人如何智慧、如何会写诗、书法如 何好,朱德如何谦和,周恩来能力如何强,刘少奇如何勤奋,而看不到他们关于最基本的近代历史的逻辑叙述。这样来处理整个近现代史,时间长了是不行的。 看看西方的叙述,比如美国,从华盛顿、林肯到罗斯福一直下来,好像每一位总统都特别的伟大光荣正确,在个人品质上也不断美化他们;但美国的叙述有一个 基本的"话语建构",从美国建国就是追求自由,到美国是山颠之城、上帝的宠儿,到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到美国因此有责任义务去维护世界和平。美国即 使搞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也是有一套叙述的——哪怕其不得人心。我们需要自己的关于历史、关于世界、关于未来的叙述,而且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让别人即使不同意也会尊敬和倾听的叙述。

文化自觉与"中国模式"文化建构

玛雅:所以美国才能争得话语权,占据意识形态制高点,而我们在这方面似乎非常被动,非常无力。

黄平:现在我们的文化部门也在走出去,但主要是办点孔子学院,再搞几场演出,在国外大街上去扭个秧歌、走个高跷、耍个龙、舞个狮子。我们需要一个全方 位的总体部署,权衡利弊、长短,才能适应现在的总体外交战略要求。包括制度、政策,如果不配套,结果明明是有主动的一面就是发挥不出来,一直在穷于应 付,介绍、辩解,甚至求饶,人家还不买账。有些方面我们其实做得挺好的,但就是缺乏那个"合法性",自己讲也理不直、气不壮,别人听起来也不合情、不合 理。

玛雅:其实一辩解就等于甘拜下风,等于承认他的价值体系。

 


 

 

发件人:"Flynn"?<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15 09:35:0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2008?年劳动合同法劳资对话会?

2008年劳动合同法劳资对话会摘要

2008-07-02

    《劳动合同法》已由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07年6月29日通过,并已于2008年1月1日开始施行。该法共98条。2008年5月9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草案)》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草案共有45条。

    《劳动合同法》自草案出台到公布、实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争论。参与争论的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泛、观点之尖锐、持续时间之长,都是改革开放30年来所罕见的。这从一个侧面表明该法对经济发展、劳资双方的利益具有重大影响。这些争论和分歧如果不能通过有效的途径加以疏导、缓和、解决,必然会对该法的实施带来消极影响,也不利于该法“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的宗旨的实现。

    根据调查,有关《劳动合同法》的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四个焦点问题上:1.《劳动合同法》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会导致“大锅饭”吗?2.《劳动合同法》是否应当允许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3.《劳动合同法》是否会给用人单位增加过重的负担?4.《劳动合同法》客观上是否会损害劳动者的利益?

    通过深入地对话、协商、沟通,以及专家提供信息咨询,这次劳资对话会试图在消除各种信息不对称、不充分的基础上,尽最大可能去促进社会各方当事人理性共识的形成,全面客观地评价《劳动合同法》是否公平合理、是否符合中国实际,实事求是地对该法社会效果作出判断。我们希望通过组织这次劳资对话会,准确了解公众在经过理性对话、获得相关的充分信息之后,对《劳动合同法》所持的真实态度、看法,以及可能提出的具体建议。我们将收集研究这些意见,并将把劳资对话会的结果提交给国务院有关部门,协助有关部门准确判断民情民意,使《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制定更加民主、科学、合理。我们的讨论、协商和民意调查将围绕这四个大的议题,对《劳动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草案)》进行讨论。

一、《劳动合同法》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会导致“大锅饭”吗?

(一)背景情况

    2005年,全国人大对《劳动法》执行情况专项检查发现,劳动合同制度在实际落实中存在许多突出问题,问题之一就是很多企业劳动合同是一年一签、甚至一年几签,劳动关系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据上海市总工会前两年对189家企业抽样调查,在签订劳动合同的7.84万职工中,签订1年期劳动合同的职工为60%。在一些合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中,签订1年期劳动合同的职工所占比例高达85%左右。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开展维护劳动者权益相关法律法规执法检查,发现至少有70%的被访职工希望能和企业签订较为长期的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规定了三种情形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鼓励用人单位在其他情形下和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更长期限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这一规定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些企业认为该规定会导致“大锅饭”、“养懒汉”,同时也有许多人认为种种担心是多余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会导致这些问题,反而对劳资双方更加有利。

    《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1、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2、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的;3、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二)争议焦点

    反对观点认为,“无固定期限合同”条款实为终身雇佣,企业再也无法轻易解雇员工和聘请临时工,剥夺了企业解雇员工的自由,导致了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主义,致使用人单位无法有效地管理劳动者,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提案要求修改《劳动合同法》,建议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改为3-5年固定期合同。

    支持观点认为,无固定期限合同仍是劳动合同,可以解除,它不是铁饭碗或大锅饭。《劳动合同法》规定了用人单位可以单方依法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多种情形,可以满足用人单位正常管理的客观需要。提倡签订长期或无固定期限合同有助于保障劳动关系的稳定,减少劳资双方的短期行为,这对劳资双方都有好处。

二、《劳动合同法》是否应当允许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一)背景情况

    根据1994年《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不违法的前提下自由约定违约责任。在实际生活中,许多用人单位为了保证劳动者在约定的期限内履行劳动合同,在劳动合同中对劳动者约定服务期和相应的违约金,且数额通常很高。而劳动者为了获得工作机会,往往也会接受这种服务期和相应的违约金条款,放弃其自主择业权。劳动者如果要提前终止合同,就必须支付约定的违约金。

    《劳动合同法》为了防止用人单位滥用违约金条款,保护劳动者的自主择业权,规定只有在两种情形下,用人单位可以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一是在培训服务期约定中约定违约金。二是在竞业限制约定中约定违约金。《劳动合同法》还赋予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

    《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除本法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

    第三十七条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第二十二条针对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情形,允许劳资双方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及相应的违约金。第二十三条是针对关于保密和竞业限制事项,允许劳资双方订立协议,约定竞业限制期限及相应的违约金。

    (二)争议焦点

    反对观点认为用人单位提前解除合同往往要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但劳动者提前解除合同却不用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规定对用人单位来说是不公平的。这样将导致劳动者随意解除合同,合同对劳动者缺乏约束,难以保障劳动合同按照预先的约定正常履行,不利于用人单位维持正常的运作。

    支持观点则认为如果允许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在目前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缺乏广泛工会活动、劳动者处于弱势一方的情况下,这种约定的违约金往往对劳动者非常不利,进而容易对其带有部分人身自由性质的择业自由构成了妨碍。用人单位作为相对强势的一方,与劳动者相比,承担更多的责任是公平合理的。用人单位通过改善劳动者的工资福利待遇,可以保障劳动合同的稳定履行。

三、《劳动合同法》是否会给用人单位增加过重的负担?

    (一)背景情况

    《劳动合同法》在延续以往规定的同时,对用人单位在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时支付经济补偿作出了一些新规定:一是增加规定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因用人单位违法行为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也应当依法支付经济补偿。二是增加规定劳动合同因下列情形而终止时,用人单位也应当依法支付经济补偿:(1)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况外,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期满终止的;(2)因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或者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而终止劳动合同的。

    针对实践中一些用人单位滥用试用期的问题,如试用期过长、过分压低劳动者在试用期内的工资、在试用期内随意解除劳动合同等,《劳动合同法》作出了一些与《劳动法》不同的新规定:

    一是规定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三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二是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并重申试用期工资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三是规定在试用期中,除劳动者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

    此外,针对用人单位的违法用工行为,《劳动合同法》加重了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例如,第八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第八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二)争议焦点

    反对观点认为,实施《劳动合同法》导致许多企业不堪重负,削弱了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一些企业面临倒闭危险。有人称实施《劳动合同法》的明显结果是,企业劳动力成本将上升,中国制造企业的人力成本将提高10%—50%。[ 肖华:“劳动合同法:越来越大的冲击波”,《南方周末》2007年11月29日。] 有报道称,《劳动合同法》颁布以来,珠三角地区有部分企业撤离或转移到东南亚地区,撤资数额约在20亿元左右。山东30余家韩资企业“半夜撤离”。

    支持观点认为,实施《劳动合同法》企业增加了部分成本,但非常有限。从新法的制度设计看,因法律规定而增加的成本主要包括两项:一是企业主动终止期满的劳动合同或者因企业破产、解散等原因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支付经济补偿。这一规定只涉及企业一部分劳动者。另一项是企业支付给试用期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但这涉及的仅仅是试用期劳动者,影响不广泛。

    《劳动合同法》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将明显增加违法行为的成本,违法企业原先通过违法行为获得的成本优势将受到很大削弱。但这对原本守法的企业非但不会增加新的成本,反而可以获得更加有利的依法公平竞争的机会。据商务部发布的消息,2008年1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112亿美元,同比增长109.78%。

四、《劳动合同法》客观上是否会损害劳动者的利益?

    (一)背景情况

    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正式施行。很多企业,包括国家著名的跨国公司,以各种方式回避可能的法律风险,保护企业的利益。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夜,无论外资、国企、私企,还是事业单位,很多单位都对其用工制度、劳动关系进行了调整,,例如较为普遍的做法是不再直接和员工签订劳动合同,而更多地改由劳务派遣公司派遣;花钱买断老员工工龄,以避免和他们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或者干脆裁员;有些外资企业关闭,转移到其他国家投资。劳动合同法出台后,航空、银行、石油、电信等行业的许多大型国有上市公司,纷纷在2007年底前突击把一些老员工改为劳务派遣。中国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发动了“7000员工先辞职再竞岗”的运动,包括总裁任正非在内的所有工龄8年以上的老员工一律辞职清断工龄,再重新上岗。[ 肖华:“劳动合同法:越来越大的冲击波”,《南方周末》2007年11月29日。]

   (二)争议焦点

    反对观点认为,由于《劳动合同法》增加了用人单位的成本,为了规避这些成本,用人单位更多地采用劳务派遣,反而导致劳动合同更加短期化。另外,该法将促使用人单位在雇佣新人时,更加谨慎,不轻易和求职者建立劳动关系,这对尚未获得工作岗位的新人相当不利。因此,《劳动合同法》实际上损害了许多劳动者或潜在的劳动者的利益。

    支持观点则认为,滥用劳务派遣以规避法律义务是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行为。针对这种情况,可通过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防范劳务派遣的滥用。提倡签订长期或无固定期限合同能够留住一批技术精良的员工,这对企业发展是有好处的。同时要求企业必须有完善的奖惩制度,鼓励职工向上和进行创新。[ 郑廷鑫:“关怀:《劳动合同法》如何保障各方权益? ”,《南方人物周刊》2007-11-12]关于对就业环境的影响,由于施行《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雇佣新人自然会更加谨慎,但归根到底,影响招聘就业的主要因素是宏观经济形势和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而非《劳动合同法》。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全国94个城市职业供求信息进行的分析,2007年第四季度企业用工需求人数比上年同期增加32.5万人,增长了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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