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这期文集包括动态层面和理论层面两种文章,主要想讲两个问题,在经济政策层面,提醒中国政府不要再走老路了,施晓渝的《强烈反对提高服装纺织品出口退税》一文,表面上看是个具体的步骤,实际上隐含着重大的发展战略转型思想。 在张明先生的文章中也谈到宋国青教授的意见:与其用廉价的纺织品出口去补贴外国人并换回不断缩水的美元资产,不如国家用财政资金向出口企业收购纺织品,并发放给地震灾区的居民(出口转内销)。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急需要从以出口和增长数据来评价改革开放成绩的思路,转换到以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中国居民能否从增长中获得实惠来评价改革开放成绩的思路。

    中国政府如果不从根本上进行转型,仍然想靠老办法保持经济速度,那么其结果很肯定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损上加损。在外向型道路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如果再不从大战略上进行调整,那么中国未来的前景不仅不会改善,反而会损失更多的国内资源。为了认清全球化病根的根源,我们发出袁剑先生的理论文章 《大裂变来了?》,这篇文章从理论深层让人看到全球化的脆弱和危险性。没有一个全球性的可靠货币机制,仅仅依赖美元进行的全球化,危险巨大。事实已经证明这条道路难以走通。各国都开始从理论深度进行反思,中国更应当加深认识。在这个时刻,聆听来自各方面的思想和意见,是大有益处的。下面一些文章都是我们选出来的较有意思的文章,供社会参考。]

中国急需放弃外向型的经济调控手段

关注中国的下一场裂变!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8月5日

目录

施晓渝:《强烈反对提高服装、纺织出口的退税!》

张明:《人民币升值速度为何放缓?》

姬宇明:《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的依附关系》

蔡恩泽:《中国能否既保高增长又保低通胀?》

王有斌:《股市震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份量》

宋宗宏:《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入高风险时期》

文建平:《中国农民贫困的真正原因》

《中央电视台是谁家的天下?白岩松的问题》

石戈:《反思邓式改革----今天的“四化”已变成什么了?》

 袁剑:《大裂变来了?》

乔续:《毛主席的经济战略: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陳施長:《中国需要增强民族精神!》

李而亮:《青年人要敢露政治锋芒》

佚名:《中国人对外部文明的严重误读》

何必:《中国右派如何面对伊拉克沦陷真相》

亚笛多星:《击向中国经济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翟玉忠:《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与秦汉社会功勋制》

来信:《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金华海到底是个什么公司?》

Cui Zhiyuan:《印度精英在中国厕所清洁工身上发现了什么?》

维一:《柳雯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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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反对提高服装、纺织出口的退税!

浙江 施晓渝

2008-08-01

    从8月1号起,我国提高了服装纺织的退税两个点。对此我表示强烈抗议!

    我国年产鞋100来亿双,出口70来亿双,服装出口年200亿套,世界每人三套,布年产1000多亿米,全球每人20多米,分别都占了全球的1/2,甚至2/3,整个世界市场根本装不下中国如此发展的生产能力,你价格再低别人也用不了,世界人民用不完你生产的这么多东西,你还要怎么发展鼓励?

    国外来个反倾销,提高进口征税,或再迫使你人民币升值,或搞贸易壁垒,搞或加强配额或原产地制度等你又怎么办?至少压价是显而易见的。你又增加退税?国外稍采取上任何一措施,你这个增加退税就成了给国外送钱,国内企业不但不能因此受益反会因国外的强烈报复反遭其害。

    我国这三十年改革一直沿循这条道路:私有化-----无序竞争(浪费资源,破坏环境,血汗工厂)-----出口找出路--------经济主权卖国换海外市场-------经济危机(由中国导引世界)--------大崩盘(由世界反馈到中国)。

    这条路虽有了巨大的GDP,但工人却并为因此受益,工人工资极低,工作条件非常苛刻,工作环境极度恶劣。这次服装、纺织出口退税的提高就是向这种错误的发展,增长方式屈服,投降!再者,这次服装、纺织出口退税的提高未经公众讨论,专家论证,又未向全国人大报请审批,又成了拍脑袋决策,这又是违备了科学民主法治的基本要求!

    这笔增加的退税的钱约合150亿元人民币,如把这笔钱用于改善穷人的生活,扩大了内需,效果肯定会好得多。我国十三亿人,平均生活水平约排在世界的185位,消费仅占GDP的35%,而美国是70%,印度也有60%,所以我国内需市场潜力很大,中国百姓的待遇提高一点就可以产生巨大的需求。而对那些厂,该垮的,该破产的,你也救不了,顶多无非是延续一下我国的病态经济而已。经济危机的阴影已笼罩在我国的大地上,这是这三十年私有化无序竞争改革的必然恶果,该来的终究会来,唯一的办法是改变这种发展方式。现在的反思改正或许还有救药,否则,我断言在这种错误的发展方式上陷得越深,崩盘将更剧烈!因此,我强烈反对提高服装、纺织出口的退税!

    网友评论:

    退税越高,销售价格越低,成本就越低,赚的外国人的钱就越少,同时国内工人工资也越低。

    广东省最近投资400亿元,要挽留这些企业。朝令夕改。

    国家战略有问题。赚来的外汇储备 事实上 只富足那些对 中国外汇储备 有支配权的 人 。 对国内, 高额的外储是白条,出口使国内物资减少,结汇使货币供给增加, 导致通货膨胀。

    对施晓渝的这个建议,我同意。我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了,接着又贬值,只是替美国做义工工;而且退税提高企业也没有多少利润增加,外方马上就要压价的。看来管理国家经济的精英们,不是白智就是美国的合伙人了。社科院的报告评估游资( 把引进外资的未汇出利润包含了进去)几乎等于外汇金额。如果属实,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将不可避免,在贬值后美元资本将大量收购极为便宜的垄断性资产。
 

 

发件人:"rcif cass" <rcif.cass@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03 23:09:5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RCIF Policy Brief No. 08052 - 人民币升值速度为何放缓

人民币升值速度为何放缓?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研究员 张明

Aug. 4, 2008

zhangyuxuan@gmail.com

 Policy Brief No. 08052, www.rcif.org.cn


    自7月17日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升值趋势明显放缓,甚至出现了反向波动(图1)。我们认为,导致人民币升值速度放缓的主要原因包括:

图1 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有所反弹

资料来源:www.exchange-rates.org。

    第一,出口和贸易顺差实际增速下降减缓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受次贷危机导致的外需下降、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率下降、劳动力和资金成本上升、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飙升等五种因素的综合作用,2008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和贸易顺差的实际增速显著下降。出口的实际增速从去年的24%下降到今年上半年的13%。今年上半年的贸易顺差同比下降11.8%,净减少132亿美元。国际收支失衡的改善减缓了人民币升值压力。

    第二,资本管制力度的加强遏制了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自2008年7月以来,中国政府明显加强了对国际收支的监测和管理,特别是严加防范通过贸易、FDI和非居民人民币存款等渠道的热钱流入。7月14日起,外管局、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开始对出口收汇结汇实施联网核查管理。同日起,外管局也加强了对出口预收货款与进口延期付款的管理与监测。7月18日起,发改委发布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外商投资项目管理的通知》,严防外汇资金通过FDI渠道的异常流入。6月18日起,外管局出台了“报送非居民人民币账户数据”的有关规定,加强了对非居民八类人民币账户的统计与监测。众多加强资本账户管理措施在六、七月份的密集出台,加大了短期国际资本进出中国套利的成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短期国际资本的继续流入。

    第三,从2007年8月起,中央银行在上调人民币法定存款准备金时,要求全国性商业银行以美元缴纳新增的法定存款准备金。这种要求商业银行以美元缴纳人民币法定存款准备金的政策造成更多的外汇资金停留在商业银行系统内,降低了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同时也减轻了中央银行的对冲压力。例如,2008年6月中国外汇储备增长仅为119亿美元。但考虑到央行在6月份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了1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商业银行以美元缴纳人民币法定存款准备金因素,则2008年6月中国外汇资金的整体流入仍将达到550亿美元以上。

    以上三大原因导致中国官方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下降,客观上减缓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即央行在宏观调控思路可能转变的前提下,加大了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力度,即在市场上买入更多的美元(出售更多的人民币),导致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上升,从而人为制造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向波动的现象。由于宏观调控重点从防止通货膨胀转变为防止经济下滑,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抑制通货膨胀的操作手法,可能让位于通过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来保障经济增长。

    目前国内反对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主要观点是,人民币升值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出口行业,中国贸易顺差的下降将拖累整体经济增长。由于出口行业以劳动密集型行业居多,出口下滑可能导致中国就业压力加大,影响社会稳定。

    迄今为止,中国出口下滑的迹象的确已经相当明显,但预料中的失业率上升却迟迟没有出现。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可能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另一方面说明中国出口行业的产业调整和结构性升级正在进行之中。低附加值和高污染高能耗的出口企业倒闭之日,正是高附加值强竞争力的出口企业兼并扩张之时。

    即使2008年上半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为负,中国GDP同比增长依然高达10.4%,产出缺口仍然为正。这说明在净出口下降的同时,内需的有效增长依然能够保障GDP的平稳较快增长。在维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前提下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是中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的既定目标。如果仅仅因为出口下滑就改变我们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初衷,不免有叶公好龙之嫌。

    为什么要坚定不移地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一个重要的答案是,我们不能再以自己的微薄国力,去补贴富得流油的发达国家了。通过人为压低汇率、利率、能源、劳动力的价格,以及以惘视环境成本以及透支子孙后代的福利为代价,中国的确通过刺激出口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由于要素价格被压低,中国每增加一美元出口,就等于向美国人补贴了若干美分。中国进口的石油和铁矿石,很大一部分最终被发达国家的居民所消费。好处被别人占尽,而骂名靠自己来背。况且从本质上而言,中国是以出售宝贵的实物资源为代价,换回了以美元储备为代表的账面资产。

    如果这些账面资产的购买力能够保持稳定,中国能随时用自己的外汇储备购买亟需的外国产品,这种交易还勉强能够令人接受。但次贷危机的爆发后,美国政府选择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宽松货币政策来应对危机,这客观上造成美元以及美元资产几乎不可能维持价格稳定,大幅贬值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如图2所示,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向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贷款规模,已经远远超出了自美联储诞生以来所有危机时刻的水平。随着更多中小州立银行的破产倒闭(以IndyMac为例),随着两房危机的深化与扩展,随着3000亿美元住房重组计划的实施,美联储重新步入加息周期的时间似乎越来越遥远,在此之前,美元贬值,美国国债与机构债信用等级的下调以及市场价值的下跌,似乎越来越难避免。

    一方面,中国以压低各种成本为代价,向发达国家输出实体资源与商品;另一方面,中国出口换回的外汇储备正在并将继续缩水。这种局面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这种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难道真的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吗?

    诚如宋国青教授所言,与其用廉价的纺织品出口去补贴外国人并换回不断缩水的美元资产,不如国家用财政资金向出口企业收购纺织品,并发放给地震灾区的居民(出口转内销)。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急需要从以出口和增长数据来评价改革开放成绩的思路,转换到以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中国居民能否从增长中获得实惠来评价改革开放成绩的思路。

 图2 美国存款性机构向美联储借款的历史波动

 

 资料来源:www.research.stlouisfed.org。


 

 

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的依附关系

姬宇明

2008-8-3

    自格林斯潘上台,美联储的研究转向了资本垄断和资产价格方向。美联储的战略以推低国内储蓄,来降低美国企业融资成本的手段,在今天获得了巨大成功。而与此同时,中国市场一直追捧着凯恩斯主义的教条——这个上世纪70年代为西方带来严重通胀的学说。这势必与全球大趋势的发展产生难以想象的冲撞。这种冲撞的后果则是中国竞争力落后、福利缺口、贫富分化、资源亏空与环境恶化等。如果中国市场不明白美联储降低国内储蓄的目的,不了解中国经济在凯恩斯式通胀的失衡中飞速滑行,那么明天中国的物价、房价与粮价以及全球黄金、石油、铜等基本商品价格只能是个‘谜’了。

5年熊市与凯恩斯主义损害中国竞争力

  凯恩斯主义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产物。这就好比一个病人快死了,打了一剂强心针,好了。但如果有点小毛小病就打强心针,不停地打上几年,那这个人恐怕只能是早死了。所以,上世纪70年代西方的两位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弗里德曼、卢卡斯先后撰文指出凯恩斯主义是死亡了。

  死亡的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复活,以及中国5年熊市,彻底摧残了中国个人消费的繁荣与技术部门的强大。现在,中国个人消费占GDP比重40%,而美国是80%;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是13%,而美国企业融资成本则在2%。故,如果戴尔、微软、沃尔玛在中国资本市场出生,那现在也就是一个小车间、小超市。而个人消费与技术部门的受困,又辩证地吹大了凯恩斯主义的盛行或go-vern-ment经济承包商的地位。

  go-vern-ment支出 = 低劳动生产率。如甲省要招商,乙省也要招商。甲省与乙省的竞争结果就是廉价或免费向投资人提供土地。据国土局统计,有7000万亩耕地转让,以20万/亩这个极低的价格计算也应有14万亿人民币的财政收入。而事实是,能有5~6万亿人民币进入财政部就相当不错了,大量的财富流进了私人利益集团。各级的财政亏损又被转移到广大纳税人身上,这必然导致中国技术部门人才严重短缺与贫富分化。再则,中国浪费与转移到私人手里的煤炭资源不低于3000亿吨,按保守的 30美元/吨计算,应有9万亿美元财富或70万亿人民币的财富。美国的阿拉斯加现在价值3万亿美元,如果美国也推行凯恩斯与熊市政策,美国的阿拉斯加现在也得在石油寡头手里。

  现在,中国的结构是低劳动生产率 + 强大的蝗虫式私人利益集团。中国并没有出现go-vern-ment支出收缩,技术部门支出增长,吞噬中国资源的私人利益集团的财富被公平退还给广大纳税人,这些促进技术进步的基本要素。而因为一个简单的中国股市,1月至6月跌去30%市值对货币、对CPI造成的影响,去谈论通货紧缩,那这只能是无知。

中国需求抬头,央行货币职能枯竭

  许多地区石油库存远低于警戒水平;电不够用;上半年汽车销售增长近10%;6月份信贷达4000亿人民币这个历史高地带;7月份外汇储备增长将不低于 300亿美元;未来半年外汇储备将达8500亿美元,增长的1500亿美元流入市场会创造出近4万亿人民币货币量;央行也加入承包商的队伍,开始收购市场上各式垃圾债券;企业破产的力量正在凝聚,go-vern-ment的赤字收缩无望;凯恩斯式的结构失衡在井喷。中国10月份通货膨胀全面爆发已成定局。

  经过这两年与物价的困斗,央行的货币职能开始枯竭。理论上央行可以提升利率或发行票据收缩货币。但现在人民币升值了,如果央行提高利率,苍蝇式的食利者们又将疯一般飞向人民币。

  央行票据的数量已超过了警戒水平,再加上go-vern-ment隐形赤字这个警戒水平该变成红灯了。不要忘记,1994年摧毁墨西哥金融市场就是倒霉的短期美元债券 (tesobonos)。央行一定要饮鸠止渴再开票据的话,格林斯潘会非常满意,因为2006年美国通胀还要靠中国央行票据帮忙,这是后话了。

人民币升值与美国经常帐户

  人民币升值可以轻微解决中美贸易赤字问题,这是一个错误的经济概念。这是一个经济的算术问题。因为投资 = 储蓄。如果美国储蓄低,则必定被国外储蓄弥补。美国就会通过扩大进口,使国外储蓄大量流入。而这样美国的贸易赤字就出现了。人民币升值是增加国内储蓄。现在,美国格林斯潘与小布什的经济政策是中性货币 + 松财政。这种政策是降低美国储蓄的政策。看来,人民币升值,是协助美国恶化美国贸易赤字与美国经常帐户赤字。这样美国就会很快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自然推高了全球黄金、石油、铜等基本商品及中国物价、房价与粮价。

  2005年4月29日笔者在《第一财经日报》《警惕美元政策带来的第二次亚洲危机》一文中指出——下半年中国CPI、房价、债市、粮价及全球黄金、石油、铜等全球基本商品价格都会暴涨,而如人民币升值,则成倍暴涨。 7月21日人民币升值后,石油、铜、黄金即刻出现大幅攀升,而中国债市的单日升幅创历史最高。未来几个月,美国又将大规模逼迫人民币升值。再结合中国需求的上升。全球基本商品指数CRB只能井喷,全球地产也只能暴涨。

资本垄断与资产价格

  格林斯潘的历程,是一个为美国全球资本垄断,不断地提供巨大资助的历程。
    
  1987年,格林斯潘上台后,为挽救美国股市下落,迅速向市场提供巨资。随后,其与里根、克林顿开始‘猎杀’日本高股价、高房价,扼杀日本企业的资本垄断。联邦基金利率从1987年11月的6.7%上升到1989年5月的9.8%。这一紧缩政策压制了日本,但也拖累美国经济进入了衰退。非常幸运的是,日本央行错误的紧缩政策,于1989年出台。以及美国go-vern-ment成功的使汇率,从1989年140日元兑1美元,压到1995年的80日元兑1美元。90年代初,随着日本泡沫的破灭,为格林斯潘相机抉择的3%通胀目标的货币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帮助。1991年后,美联储将货币增长率,从接近于零,提升至12%。而与此对应的全球官方储备,由1991年至今增长了400%,平均7年增长1倍。

  所以,今天不懂美联储的长期战略是资产价格膨胀,不懂美国人逼迫人民币升值的真实目的及美国货币与财政会产生什么样的资产价格。看一下美国人持有什么——全球最大的石油储备、全球最大的黄金储备、全球最大的海外地产收购者与中国最大银行的海外控股人;而中国人持有的是7000亿美元‘纸币’与国内资源亏空。故,如果石油价格从今天60美元上升至120美元,中国单外汇储备就巨亏3500亿美元。美国全球资本则是财富猛增几万亿美元。反之,美国则巨亏。这场游戏将如约‘唱’下去。不懂经济也知道。懂一点吗,就是定个时间的事了。

石油价格

  2001年,笔者呼吁中国应尽快建立“次级金本位”(黄金、石油、铜、白银、铁等组成的货币体系)来改变中国汇率与货币的经济政策。同时指出未来这些基本商品价格都将有10倍的涨幅,即黄金3000美元、石油300美元等。艰辛呼吁至今,黄金上涨80%,石油上涨近3倍。基本商品价格再暴涨这是一个常识。
    
  1.中国现在70人一辆汽车;
    
  2.以最保守的估计,未来5~8年印度将达到中国现在经济规模;
    
  3.日本这个‘经济怪物’的金融资产是13万亿美元,其正进入高龄化社会。未来15年之内,将消费掉5~8万亿美元;
    
  4.而美国克林顿时代的退休者,正亢奋地准备花掉格林斯潘为他们带来的丰厚退休金。
    
  5.计算一下美元价值,今天100美元/桶的价格与上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相当。而美元未来的供应将在7年内翻番。那么,2012年石油200美元/桶比今天还便宜。如果世界不甘心美国如此收取印花税,那么,全球基本商品价格将疯了。

  预言石油崩盘的人总会提到科技进步。但是,过去全球每一次的大规模科技进步无不是go-vern-ment赤字收缩让位于私人资本的时期。未来10年,中国go-vern-ment赤字收缩困难,日本则不可能,欧洲就不谈了。有希望的美国,政治与经济的战线又太长,要斗中东,斗人民币,斗日元,要当全球老大,所以,美国最终也逃不了一句老话,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当然,未来的石油短期大幅下落也会出现。但什么时候、什么价格则在格老与小布什手里攥着。这需要用经济头脑去探知。所以,笔者上面指出中国央行票据就是格老未来的砝码。
    
  储蓄低,必然产生贸易赤字。而美国贸易赤字就像‘天上馅饼’,吸引着各国把本国资源与资本出口到美国。而美国则把美元出口到各国。这样美国的利润是美元,各国的利润也是美元。滑稽的一幕在全球就出现了。石油价格高,美国利润就多。而石油价格 低,各国利润就多。谈石油价格不与美国储蓄结合,那么中国参与全球资本游戏只能是‘送钱’。

    今天,中国急需建立本国资本垄断,降低本国企业全球化中的经营成本,向蝗虫式吞噬着中国资源的私人利益集团开征高额税收,大幅提高工资收入,go-vern-ment支出由公共投资转向教育、医疗与社保。这些才是促进中国劳动生产力大幅成长与反通货膨胀成功的基本要素。例如,中国今天的7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等于向美国出口7000亿美元中国资本。如若这些资本转向国内企业使用,那么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将由现在的13%迅速降至2%。而美国企业融资成本将由目前的2%迅速升至10~15%。

    中国企业经营成本的降低与美国企业经营成本的提高,将会造成中国对全球人才定价权的上升与美国对全球人才定价权的下降,将会为中国带来全球几万亿美元在中国市场的技术与效率的并购。为此,中国企业与社会成本将直接节约不低于每年3000亿美元。这个道理很简单,但在中国懂的人却很少。现在,美国格林斯潘正是在本国推广这个简单道理。格林斯潘真幸福。而美国几十年前淘汰的经济理论与对中国资本市场践踏来推高中国企业的经营成本,在中国是被人大肆贩卖与推广。所以美国企业今天真是太幸福了。请问,如果两国真枪真炮开战,双方死伤无数,谁会把本国资金借于对方军队,谁会发动全国力量践踏本国股市,扼杀本国企业融资呢?全球化难道不是美国人请中国人来经济较量的战场吗?今天,中国最大的危险就是格林斯潘为什么知道中国10月份CPI、房价、粮价与债市将井喷。而中国市场对此是不懂与不知。那么,今后美国还将吞噬全球化中的每一份不义之财。而某一天,1997年美国资本对泰国攻击的一幕也会到中国顺利展开,因为中国今天的经济战场是全球化无防线地区。

 

发件人:"鸣 雷" <thunder6971@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06 22:16:3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仲老师,发现文章抄袭

文有抄袭之嫌

仲老师:您好,为什么http://www.dajun.com.cn/wenji0806.htm 中的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的依附关系

http://wangziyuan2008.bokee.com/viewdiary.12751688.html
 
这篇文章为什么完全一样?
 
谢谢,
雷鸣

 

 

发件人:"金浩 " <revolution198964@yahoo.com.cn> 收件人: "仲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03 10:15:0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仲老师,
 

中国能否既保高增长又保低通胀?

蔡恩泽

2008-8-3

    最近,中央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位置。这是中央对下半年宏观调控政策定下的调子。从“双防”到“一保一防”,宏观调控因势而变。 在持续一年多的宏观紧缩调控之后,中国经济似乎正走到一个尴尬的十字路口,一边是经济降温已现冰山一角,一边是通胀高企未见强弩之末。管理层和经济学家们都在焦虑:宏观调控向左还是向右?关键时刻,中央提出“一保一防”的调控方针,可谓因势而变。

    今年5月份和6月份,全国CPI同比涨幅连续两个月出现较大幅度回落,但通货膨胀走势仍难言乐观,国内外涨价因素尚在。从国际因素来看,由于美元贬值的欲望还没有收敛,未来我国输入型的通胀压力仍未减缓。最近房地美、房利美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陷入困境,保尔森敦促国会通过向“两房”注资150亿美元的计划,美联储将继续采取不负责任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这将更加刺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从国内因素来看,短期和中期的通胀压力依然如影随行。6月份调整成品油价格后,PPI向CPI传导的压力加剧,很多企业面临生死抉择——要么提价,要么倒闭;农产品价格自成品油调价后就乘势而上,对下游产品的涨价传导将十分迅猛;而因电煤紧缺导致多年少见的电荒又已经出现,高温季节,南方部分地区已经拉闸限电,电价上涨的呼声急切而又在情理之中。

低通胀好日子难再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美联储的政策不发生方向性改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仍将继续上涨,如果国内经济继续放缓,本土劳动力成本涨幅又不会太大,如果放开价格管制,将成品油、粮食、煤电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都调整到位,物价涨幅又会像脱缰的野马。 因此,在未来三到五年,成本推动型的物价上涨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又有一定的牵制因素。我们可能要接受5%-8%的通胀水平,再回到3%以下的低通胀好日子几乎不大可能。关键是看财政如何通过补贴取得平衡,将物价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上。

    中国经济增长不断加速已经八年。然而,今年以来,中国投资、出口的实际增幅同比都有所放缓,消费还比较平稳,经济增长的的“三驾马车”总体上放缓了奔跑的速度。 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野马——投资,今年前五月同比增长25.6%。从表面看,这一增幅仅比去年同期回落了0.3个百分点,但考虑到同期8%以上的投资品价格涨幅,投资的实际增幅回落是比较明显的。

    出口形势已出现阴影。今年前五月中国出口22.9%的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了4.9个百分点,贸易顺差更是同比下降了8.6%。在今年4月举行的第103届广交会上,来自中国最大出口市场之一美国的客商人数和签约额都降低了一成左右。一些美国客商更是苛刻地提出,把支付货款的期限从30天延长到120天甚至180天。 被寄予厚望的消费,今年以来虽然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但考虑到同期超过8%的居民消费价格上涨,消费实际增长速度与往年相比总体平稳,略有上升。

周期性调整“暖冬”来临

    我国本轮经济增长周期启动于2002年,到2007年第二季度开始步入周期性调整。即使没有美国次贷危机、国内雪灾和地震等供给因素的冲击,经济增长本身的周期性调整也会如期而至。 既然是周期性调整,就不是说一两个季度可以停下来的。今年第二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10.1%,增速同比下降2.5个百分点。这只是一个信号,经济增长放缓的势头还将延续。经济学家预测,下半年GDP增速将继续回落到9%-10%,明年可能继续回落,但仍将保持在9%到10%之间。

    分析人士认为,相对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七上八下”来说,9%到10%这个增速相当不错,可视为中国经济进入周期性调整的“暖冬”。最近,中央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位置。 这是中央对下半年宏观调控政策定下的调子。从“双防”到“一保一防”,宏观调控因势而变。

    去年12月份中央提出了“双防”——防经济过热、防通货膨胀。随著形势的变化,今年5月份时,实际上调控基调已经变成单防——防通货膨胀。下半年调控基调会进一步变为“一保一防”——保增长、防通胀。 但经济学家认为,保经济增长与防通货膨胀这两个目标难以两全,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但在新的目标中,中央有两句话都提及通胀,显示政府希望在两个目标间灵活、谨慎引导经济发展动向。 下半年,谨慎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交替调节国民经济。

因势而变“一保一防”

    货币政策方面,主要是三率,即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和汇率。只要我国外贸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延续,存款准备金率就要继续上调,但下半年的空间有限;对付遏制通胀而言,加息的作用非常有限,而成品油价格调整之后,如果连续两个月回落的CPI扭头向上,央行也可能通过加息来调控预期;至于汇率,短期之内还会提升,但有可能叫停,因为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会导致更多的出口加工企业倒闭。

广东中小企面临空前威胁

    广东省最近发表研究报告,石油库存仅足够供应20天,远低于国际公认标准的90天,缺油已经严重影响加油站的供应,省政府提议国家临时减免地方税三个月,并且调高养路费、路桥费及高速公路收费,以及提高计程车及长途客车费。先不说对民生影响,企业的运输成本势必进一步提高,对企业的打击是雪上加霜。

    企业生产另一个重要成本是电价,石油涨价已经导致电价提高,广东另一重要的发电动力是煤,今年上半年广东从越南和印尼进口的煤价上涨五成,而华北产的煤主要是保北京天津等地,可以由国家协调价格来保证获得低价供应,广东只好捱贵电。广东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但出口价格由于人民币升值的影响而不能大幅相应提高,而且廉价劳动力已经成为过去式,不少企业正陷于开工则亏本,不开工则没有出路。政府的对策是希望企业升级换代,但过去订单源源不绝的时候错过了升级的机会,现在陷于困境的时候已经没有升级的可能。唯一的出路是迁往电价和工人成本较低的地方,比如江西、湖南、广西等地。

    大型加工企业即使北迁也要面对原材料和成品出口运输成本的巨大开支,正是搬也难,不搬也难。中小企可是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八年第一季度,累计流入中国的热钱多达一万七千五百四十二亿美元,比二零零八年三月底的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还多出百分之四!每小时就有三亿美元的热钱流入内地。目前流入中国的热钱规模已过于巨大,超出了十一年前亚洲金融风暴时整个东亚地区所承受的规模。

    习近平发迹的温州,错过了产业转型,错过了社会转型,宁死不发展重工业,宁死不实行民主化,却默许发展高利贷地下游资!(“黑担保”)——现在逼死了泵阀老板。价格管制之下越管越死,越死越管,货币收紧之下贷款逐渐干涸,楼市降温,股市跳水,全国工业企业主的平均文化程度却在高中以下!——宁死不提高劳动生产率!宁死不发展自动化!

    “热胀冷缩”,一万七千多亿美元热钱,输入型通货膨胀,股市寒潮,信贷紧缩,同时发作了!——滞胀来了!

 

 

发件人:"王有斌" <youbinwang@g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02 10:31:0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文章

股市震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份量

江西 王有斌

2008年8月5日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股市大盘除少时反弹,几乎都是呈下跌趋势,跌势超过60/100;超过任何一个股市交易所的大盘跌幅;或者说超过任何一个经济体(国家)的股市震荡;在中国股市大盘严重走低这种严峻情况下,在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一个奇迹。特别是在我国3月份的CPI通胀压力曾高达8.7/100,发生在世界第一人口发展中国家。我国没有发生金融波动,仍然整体经济运行平稳;这是个引以为豪的事实,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我个人认为,这应该得益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更得益于我国国民的整体素质。从冰灾到地震,从藏独到奥运,似乎今年我国天灾、人祸不断;每一桩每一件都能使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严重受阻,引起经济发展衰退,导致社会骚乱。从现在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没有。人民生活一如往常,极为平静、和谐。可能是得益于全国(全民)因为奥运即将开幕而保持高度警惕;自发维护良好持的社会秩序。从中央到地方,上下一心,奋发图强,全国人民自觉承担经济发展压力,保持着我国旺盛的经济发展态势。

    无数国内外经济界学者针对我国经济发展,发表了各自健康有益的意见;并提供了科学的宏观数据。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用国际常态(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学论证当前的我国经济发展态势;违背客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理论,没有综合逻辑常理论证分析。我个人认为这是用唯心主义辨证观来阐述当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宏观局势,不客观。

    我国股市的回落,没有影响中国经济总体运行。应该归功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突出表现。是因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会过分依赖于展望以后的生产力(经济)用于今天的市场经济平衡。所以我认为国内外各界人士要求中国国家资本救市没有发生,是非常正确的,是明智的。

    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实体经济发展为主的;表明实体经济的指数是用实际生产力来体现的;我国的实际生产力就是中国最基层的劳动大众(劳动力价值)体现;依照马列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可以认定为最基础的(生产力)劳动力都属于(社会)无产者阶级,客观上讲最基础的社会阶级,属于真正的无私的(社会)奉献者。

    无产者(阶级)没有股权(票),更没有过多的流通纸币或拥有(生产资料),充其量最多只有住、吃等;所以在这个阶级层内关于股市张跌没有实际意义;但是又正因为这个阶级层的辛勤劳动,而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

    我认为无产者(无产阶级)大多数没有各种社会福利,能保障温饱的情况下是不会向社会提太多的要求的,我国近几年的粮食产量基本上能自足是重要前提。政治领导已经多方关注社会基层,特别关怀是社会基层的最弱势群体;体现了政府不偏离社会主义制度公正性。通过30年来经济改革、发展,我国政府的原始积蓄也已经有能力为社会基层(无产者)提供这些生活保障。

    我要表达的就是必须保证“国粮足、民就稳,民稳,国就固”。我国已经做到了,并且在不断的完善!

 

 

发件人:"hanxiaoszh" <hanxiaoszh@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05 16:49:4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入高风险时期

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入高风险时期

武汉大学的经济学在读博士  宋宗宏

2008-8-5

     当今世界并非是多元化的世界,美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和平与发展并不是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自9•11以来,美国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布什政府继续沿用冷战的思维方式,宣称要建设新罗马帝国,美国的许多单边政策正在将全世界拖入一个充满风险的漩涡。毫无疑问,如果不转变思维方式(可能性极小),美国必然会继续遏制中国的崛起。这就导致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目前美国已经从地缘政治角度完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扶持印度已经充分暴露了美国的政策动向,如果印度成为南亚的一个大国,则会对中国形成某种牵制,从而确保美国在亚太的政治经济利益,而印度的崛起必然会与中国争夺资源,其结果是印度成为缓冲中美矛盾的一个重要地带,中印之间直接对立的最大受益者将会是美国。

    任何危机的发生几乎都起因于内部,如果不修好内政,中国在未来将难以应对各种危机。改革开放至今已30年,中国知识界、媒体到处都充满了乐观的预测和不切实际的幻想,从“世界工厂”到“大国崛起”,还有人根据GDP的增长率,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实力进行线性的乐观预测,认为中国将在20年之后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强国。这种预测毫无根据,而且无视中国目前的严峻现实,青年失业、官商腐败、贫富两极分化、金融部门和某些关键部门被外资控股、国际竞争力低下、技术能力低下、中产阶层分化等,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延缓中国崛起的进程,而且有些问题可能会导致社会的动荡(失业、腐败、贫富分化等)。这些问题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中国将会失去发展机会,沦为一个新的“殖民地”或“飞地”,成为发达国家倾销产品、转移国内矛盾、分化瓦解的对象。对美国抱有天真幻想的中国人应该注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看看美国在自由、民主的旗号下,发动过多少场“正义”的战争?!美国的对外政策具有高度的连贯性,对此中国人应该保持警醒,我们从未如此远离过战争,也从未如此接近过战争!有人否定毛泽东的伟大功绩,然而我一直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如果中国没有研发出原子弹和氢弹,如果没有那两场令美国军方深感耻辱的战争,今天伊拉克的命运就是明天中国的命运!任何发展成就都来自于艰苦的努力,中国人不要把一切都寄托在神秘的精神力量上、躺在五千年的悠久文明的废墟上意淫,辉煌只属于过去,今天的中国,可曾有过哪怕是一刻的短暂辉煌?!历史再悠久,如果不能在当代人的手中焕发生机,成为推动社会前进和文明发展的动力,只怕早晚会坐吃山空。

    有时候,一个健康的人和一个病重的人,在病人被疾病击倒之前,可能会呈现出相同的行为和身体上的特征和现象,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中国的繁荣和所谓的经济“奇迹”仅仅是从经济增长率的角度去说的,这种繁荣是病态的,甚至带有一定程度的虚假性。这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首先:按照卡尔•波兰尼的说法,市场经济社会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运动,一种是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运动,另一种是消除或缓解市场经济的破坏性作用的社会保护性运动,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内引入了市场机制,其结果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以为市场机制可以推广到任何领域,包括本属于公共领域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保护性机制的解体和缺失导致中国呈现出一种非常奇特的、原本为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现象:经济迅速增长,但是贫富差距却在拉大。人们看不起病、读不起书、买不起房,压力越来越大,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工作强度越来越大。问题之所以还没有发展到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地步,原因在于中国目前已经或正在淘汰一部分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没有话语权的弱势群体,而这些弱势群体的很大一部分是农村人口和农民工群体,而农民工群体与农村的天然联系以及土地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得这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其次,要认识到这种虚假的或根基不稳的繁荣,需要和日本作一对比,二战之后,日本几乎与中国在同样的起跑线上起跑,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和日本都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在1978年之后,二者的发展开始分道扬镳,日本逐渐成为发达国家,而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问题出在哪里?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逐渐放弃了自主创新和研发的战略,引入外资,试图通过合资来引入外国技术和管理方式,而外贸出口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是这种粗放的外向式发展战略(请注意:我并不反对引进外资和改革开放,问题是我们必须在这种引进和开放中保持自主)越来越难以为继,不仅耗费国内资源、引起严重的环境污染,而且导致内需疲软,所积累起的庞大美元外汇储备,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从经济史来看,任何一个后进国家都不是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发展起来的,国家干预的重点放在建立本国的高附加值产业上(在重商主义时代,高附加值产业是以纺织业为主的制造业,而在今天,这种产业主要是钢铁、化学、电子、信息、生物工程等)。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放弃了自主创新的战略,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机会,除了在少数产业(国防、军事等)中贯彻自主创新和研发的战略之外,在大多数产业中,都采取了引进外资的方式来获取技术,其结果是非但没有积累起技术能力,反而被外资牵制,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或曰生产力,斯密认为国家的实力体现在国家所生产的年产品上,而李斯特则认为国家的实力体现在国家生产产品的能力上,我更倾向于从李斯特的“质”和“潜能”的角度界定国家的实力)已经大大地打了折扣,这种处于产业价值链条低端的尴尬地位,怎么能叫做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或成为了“世界工厂”?(请与当初英国成为世界工厂时的数据资料作一比较!)

    中国具备成为世界强国的某些必要条件,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表明也存在中国崛起的充分条件,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中国所采取的政策和人民的努力,如果中国继续局限在狭隘的视野上,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所左右,则中国将会继续失去机会。高风险来自于内部和外部,这是对执政党的能力和中国人民的智慧的考验。


 

中国农民贫困的真正原因

文建平

2008年8月5日

    近段时期,我主要是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国家级贫困县走动。走了一些穷的地方,我发现贫困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贫困就是因为农民素质低、没文化、愚昧、自然环境条件差,等等。我们把贫困的原因归结到穷人本身,好像贫困与政府、制度、主流人群没有多大关系。不是的!在很大程度上,贫困源于没有权利,贫困源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

    我先从一个故事开始。我到了某地区的一个乡,那个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拉出去的矿产值约40万。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矿开了,环境破坏了、资源没有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矿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如果你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你的第一感觉是这些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的现实选择的。

    第二个故事:我去的一个贫困县,那里的原始森林是九十年代以来砍伐的,砍树的时候没有任何补偿,因为主流社会的人说森林是国家的,砍伐森林自然不关当地人的事了。没有砍伐森林的时候,当地人主要以狩猎为生,辅以简单的农作,生活还是比较舒坦的。树砍了之后,当地人不得不从狩猎生活转向农耕生活,千辛万苦地造了梯田。最近几年,说要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政府强制当地人退耕还林。森林砍了,没有补偿;辛辛苦苦开的梯田,一个文件下来,说补给你每年三百斤粮食,给5—8年就了事。我身临其境的时候,无比地羞愧。很多人讲保护环境的时候表现得无比善良和慈悲,而面对弱势的同胞却是如此的不道义!

    当我走进贫困的深处面对贫困的时候,我实在没有理由指责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他们没有错!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对贫困有了更清晰的理解。至少有十几种主要的限制穷***利、导致贫困的不合理制度,需要我们重新检讨:产权制度。

    上面的两个故事都与产权制度有关。矿产资源属于国有,国有是谁有呢?谁有权审批矿产资源开发,谁就代表国家了。有人会说,国民分享税收啊,谁代表国家征税呢?当然是几个人的事。一吨煤35元—50元的税收,可是一车装10吨却只算5吨,白天运10车计税,晚上100车不计税。就是征了税,当地的老百姓又如何实现分享税收收益的权利呢?

   如果说森林、矿产资源是国家的,穷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罢了,但本来是穷人的财产,“国家”也要占有。比如说,农民集资办的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等,产权都不属于农民。既然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为什么农民没有产权收益呢?如果把农民投资的电力、交通、能源、通讯等等基础设施,都让农民分享产权和收益,农民也不至于这么苦、这么穷。

   不仅如此,到八十年代后期,国家鼓励农民办粮食加工厂,一个加工厂要投资几十万、几百万。到了九十年代,国家一个文件下来,不允许农民经营粮食了,农民损失惨重!国家不承担任何责任;八十年代政府鼓励农民贩猪、宰猪,九十年代,要“定点屠宰”,农民办起来的生猪“一条龙”全垮了,谁也不赔啊;八十年代后期,允许农民经营种子、农药、化肥,九十年代,供销社重新专营,把农民害的可苦了。农民由此所负的债是一代人、两代人都还不清的。城里的企业破产了就破产了,农民的企业被逼得破产了,钱还是要还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财政制度:农村电、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里人用的电和电话比乡村便宜;农村的学校是农民自己集资建的,农村老师的工资是农民自己开的。城市里的学校是国家建的,城市里老师的工资是国家财政开的;城市里的公路是国家修的,一公里就是好几百万甚至千万,农村里的公路主要是农民自己修的。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

   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谈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来说,还太奢侈。这个极大的不平等说也是白说,不说也就罢了。但不能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即不能剥夺农民拥有土地的权利。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他们怎么生活?我们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呢?

   金融制度: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从银行贷款买房,乡下人不可以;城里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也是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币的基础,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不承认呢?如果我们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的房,也能在银行里抵押,那农村也不缺投资,农民也有钱发展。现在,农民贷款生产农产品供城市人享用,贷款也是那么难,利息还高于城里几倍。外国银行不下乡,中国的银行也进了城,国家又不允许乡村民间金融存在,难道农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务不成!

    税收制度:农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两千多块钱,不是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还含着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国家按农户农产品产量的百分之八点四来收取农业税,但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一块除开,那肯定是百分之二十几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百分之三十几以上。一个农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里人一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里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不种(的话)可不可以不纳税?不可以,不种地照样纳税。农业是最弱质的产业,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却面对最不优惠的税收政策。农民怎么不贫困呢?

   资源的配置制度:就说说扶贫的资源配置制度吧。国家的扶贫资源是属于穷人的钱,这个资源是由谁来配置的?是干部来配置的。谁跑步“钱”进、谁跑得勤就给谁。跑到扶贫资源是要成本的,资源通过一级一级的下拨是要雁过拔毛的。这些资源到了项目点、到了社区该怎么使用,还是没有穷人的发言权,还是国家干部说了算。不少贫困地区搞工程招标,谁主持,是干部,谁有权参加投标,极少数有钱的人,穷人在哪里呢?占99%的穷人被排斥在外了。

  如果法律制度来配置扶贫资源,肯定会比干部权力配置更有效力;如果资源到了社区,由老百姓主导资源的使用,就可以用很少的钱办很大的事,因为中国农村有的是过剩的劳动力。但在不少地方,扶贫资源和公共资源配置成了权力和权力、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游戏。

   教育制度,医疗制度:这两个制度差不多,只说教育。人们似乎公认:“教育改变命运”。中西部的教育能改变中西部人民的命运吗?我看不能,反而使它们越来越苦难。我在我的《扶贫日记》里写过一个高中生,他的父母亲为了培养他,借了一身的债,他高中毕业到城里打工,每月的工资400元,要用十几年的时间打工来还债。他说只要还清债攒够2000元钱,他就准备回到他的那个小山村去结婚,再不来打工了。那时候他大概也有40岁了,不回山里城里人也不会要他打工了。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什么?贫穷的父母亲,负了一身的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高中生。高中生给了父母什么回报?没有!他把20—40岁黄金的时间给了城里,他得到了什么?没有!到了40岁,快要老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不要他了,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中西部,甩给了穷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机?教育不断地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不断地把穷人的资源往富人抽啊!

  我读小学时,几毛或一块钱读一年;初中时,一年两块钱;高中时,三块五块读一年;大学时,国家一个月补贴20多块钱,35斤粮票。现在我的孩子读书呢?小学100多,中学1000多,中考把录取分数线提得高高的,缺一分100元、几百元不等。现在我们读大学,国家给一点钱甚至不给,更多的是学校收钱。我计算了一下,从19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相当于农民的收入(在价格上)长了7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你说农民怎么不穷!农民能够卖的一点钱,就被我们的教育吸得一干二净,农民是要负债来培养自己的孩子,并且是给发达地方培养人才。

   就业制度:很长时期,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里。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里的职工,失业保障与农民工没有关系。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依然还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更为严重的是在财政税收资源解决就业问题时,农民依然是极少考虑的,常说的再就业工程根本与农民无关。国家的金融资源也偏向解决城市居民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每年有数百亿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证券市场也有更多的资源被输入国有企业。重要的职能就是保障就业。谁给了农民这样的政策资源呢?

   解决农民的就业是不是没有办法呢?不是的。国家有很多机会可以为农民提供就业。例如,1998年大洪水后,国家拿出数百亿元治理大江大河,长江大堤每方土12元,这样的好事给了大企业家做了,大企业家转包给农村的拖拉机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一方土坐地净赚8元多。如果从农民就业的角度去考虑,几百亿可以解决多少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数百亿收入。再如,农村还有很多的水利工程待建,有的是要恢复原有功能。假如国家一时拿不出钱来,可不可以让农民先干上,发给农民劳动工积累券,农民可以凭券购买教育、医疗等服务或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

   主流社会,面对农民就业难的时候,总是指责农民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不适应城市社会,不适应市场经济等等,全是歧视性的语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农民的就业问题当成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把创造农民就业岗位当成政府的基本职责。中国的农村什么最多,劳动力最多。每天有几亿农民没有活干,能挣钱的活专给有钱的人干,你说农民能不穷吗?

   工资制度:工资制度是一个最大的抽水机。城里人的工资里面包含有结婚、生儿育女、孝敬父母的部分,还有再教育和养老部分。农民工的工资呢?它包含这些吗?不包含。农民工一个月就500元钱左右,他们不可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承担不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自己养老的问题也无法解决。根据陆学艺、郭书田等先生的计算,每个农民工在城里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这是高估了)。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价值。如果进城的农民工是1亿人,那么农民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多个亿。

   工资制度对农民工严重的不人道,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据统计,全国现在有千万以上的娶不起媳妇的农民和农民工。乡下的女孩子都嫁到城里去了,她们不愿意在乡下找一个养不起孩子和老人的老公,有的女孩子做二奶也不愿嫁给“足马”为妻。社会学家樊平呼吁,农村“美女”的流失将导致农村社会“荒漠化”!我们追求的城市化难道要以农村社会“荒漠化”为代价吗?

    土地制度:土地制度可能是第二大抽水机了。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所谓集体所有,就是村民共同共有。但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地进入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再由国家出卖,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几万不等,转手就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不等;农民自己在自己的地里盖厂子可不可以?不可以,还得先给国家征用了再买回来;农民在自己的地里挖鱼塘可以吗?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钱给国家。据统计“国家”每年从农民的土地上拿走数百亿甚至更多的钱。

   干部制度:但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干部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干部是上面提拔的,要当干部就只有找上面。想当干部就要跑步“钱”进,不跑步“钱”进想提拔,难!所以每年用于跑官的钱不是个小数目。这些钱从哪里来呢?当然是公款消费了。我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么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赶紧用权力从老百姓身上寻回来。提拔的干部越多,干部换的越勤,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所以干部制度也是个抽水机。如果干部选拔权在人民,公布干部的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当官就要给老百姓送礼了——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要是这样就好了。

   现在也搞民主,干部也要选,谁提名呢?上面提名。谁想当干部,还是要给上面送礼才行。现在的民主还是上面的“民”主,把上面要的人“举”上去,和原来的效果是一样的;其实,老百姓要的是下面的民主,是要把那些不为民服务的人选下来的民主,这些人不选下来,好人怎么选得上去呢?好人选不上去,农民怎么不穷呢?

   法律制度:改革开放以来,立了很多法,可是,来北京**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年比一年多。这说明什么?法不管用。那“法”为什么不管用呢?一个农民一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几百块钱,怎么打得起官司,请得起律师?穷人是用不起法律这个奢侈品的。当穷人用不起法律的时候,法就是富人或有权人用来欺负穷人的工具了。不打官司又没有其他方式救助,一般的情况就只有忍气吞声;实在忍无可忍了,穷人才进京城。很多人有理无钱,打得倾家荡产,最后走极端,结果有理打成无理,由**者变成一个违法者!

   我们依法治国叫了很多年,但犯法的农民越来越多了。一个农民从四川跑到北京打工,兜里只有500块钱,到了北京把车费一除,只剩下200块钱了。办暂住证、健康证等需要很多钱,也不知道在哪里办,为了生存只有不办了;要是不办,就是违法;不是违法,是不得不违法啊!穷人是逼得为了降低生存成本而不得不违法,真是冤枉啊!有些人嘲笑相信包青天的农民和“私了”的“法盲”。假如你是穷人,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曾经总结说,中国乡村有两个发展的趋势,要引起警惕:底层的民众不得不违法来降低自己的生存成本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基层的政府和基层的组织,以违法来养执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作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不违法是不能生存的,因为财政只给了60%的预算,还有40%要靠创收。以派出所所长为例,他的职责是惩治犯人,保卫人民,就得给他钱履行义务,但实际是政府财政只给人头经费的60%,没有办案经费,此外,公安局不仅没有钱给派出所,派出所还得每年给公安局交8万元钱。派出所从哪里搞钱,当然是用自己的权力找老百姓搞钱,这不就成了一个违法者吗?这就是“靠违法养所谓的执法”。派出所是这样,基层的法庭不少也是吃了原告吃被告。

   有的人说中国的法制越来越完备了,中国社会越来越接近法制社会了,我相信一半。因为这个社会的多数人(特别是穷人),要想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越来越难以支付成本了。

   科技推广制度:科技推广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农村急需要科技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农业大学的学生,读了四年大学,几年的硕士、博士,到农村当技术员,会去吗?当然不去!因为技术要追求高回报,中国农村小农经济没有可能支付高价读大学后所需要的回报。市场配置技术,结果就是有农业技术的大学生远离农民、远离小农经济、农村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少。技术是不是绝对的不下乡呢?不是的,比如杂交种子下乡了,技术为了追求高额回报以一种物化的特殊垄断方式下了乡,农民不得不付出使用“技术”的高额代价。所以,靠市场配置技术的结果是两个,一是技术人才远离农村;二是农民使用技术必须付出高成本。

   历次乡镇机构改革,工商要加强、税务要加强、财政要加强、土地要加强,凡是找农民收钱的部门都要加强。凡是农民需要的技术服务部门,比方说,农业技术推广站、渔业技术推广站、林业技术推广站……统统转制,统统推向市场自谋生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就是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网破、人走、技黄”,农民获得廉价的技术服务的权利被剥夺,为技术获得垄断收益创造了可能,这样改革的结果只会导致贫困的农民更加贫困。

   市场主体制度:很多人都认为,农村最早改革开放,分田单干了,农民肯定是市场的主体,肯定有市场主体的资格。其实不是这样的,今天的农民还没有获得完全的市场主体的地位。

   农民休耕,不仅要照常交税,还要受到罚款。这就等于用一种强制力逼农民用低偿或无偿的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生产大量的廉价的农产品,来保证城市人的要求。农民有市场主体的地位吗?显然没有完全的市场主体资格,而我们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府的官员动不动就要求将农民统统“推向市场”。一方面不给农民市场主体资格,另一方面要把农民推向市场。这是个什么道理?很清楚,强制2.3亿个农户生产,生产了,再把他们推向市场,形成无序的过度的竞争,农民能够得到社会平均利润吗?农业本身回报就很低,农民怎么不穷啊!

   户籍制度:户籍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城市户口相对于农村户口是很值钱的,我读小学时就知道城市户口的人的优越和高贵,城镇户口的同学吃的、穿的、住的、玩的都和我们农家子弟不一样。我当时好羡慕有城市户口的人。85年,我当乡书记了,很多农民找我解决户口,户口要粮食、公安、民政等好几个部门联合办公,最后分管的县长签字才能解决,解决一个户口除了要花很多钱外,还要花好多的时间和精力。到了90年代初期,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100个、200个、500个不等,每个30000元,一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后门”,那时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后门,有的人真是哭着求我。再到后来,全国都卖户口了,有的城市一个户口卖十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口,依然还要出钱买,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为买不起户口。户口这个东西,吸走了多少农村的财富!

   招标制度:现在,农村做一点公共设施都要招标了,似乎这就是公平的制度。也许招标制度在国际上或发达地方确实好,但在不发达的农村我认为不怎么好,是一个歧视的制度,加重农民负担的制度,必须改进。在一个不发达的地方,市场不能形成充分的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招标就是几个干部和几个他们招来的“哥们”之间的公开的、合法的“灰色交易”。在招标的游戏中,既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又没有民主监督,99%的人被排斥在外,这样的招标只能是权钱的合谋。本来可以10万干好的事情,预算打到50万,权力和资本分肥;本来可以让农民的组织组织农民干,实行以工代赈,最后也来一个招标,实际上是权力和资本排斥穷人。现在,国家投入农村的“六小建设”资金的使用,和八十年代比较,一元钱只能做一毛钱的事;国家最近几年的扶贫资源越来越多,但脱贫的人数越来越少,有一个贫困省的政策研究的领导跟我说,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的效果了。对于扶贫资源使用的效力越来越低的问题应该引起反思了。

   代表制度:县里面开人民代表大会,十几个农民的代表权只相当于一个城里人的代表权。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一个乡镇开人民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干部,没有几个是纯农民的;有几个是纯农民的都是干部提名的。这样的代表制度,决定了人数最多的农民“失语”。

    类似上述导致贫困的制度还有。如果这些制度对穷人和富人;城里人和乡下人;对老百姓和当官的;对主流和非主流是一视同仁的、是公平的,我想农民不会这么苦!农村不会这么穷!

    主流社会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就是建立在自以为是基础上的。就像当年回城知青对农民农村的认识一样。有些知青回到城后,讲述在农村的苦难,说在农村浪费了十年的青春。当时,没有人认为这句话有问题,其实说这句话的人也并不一定有歧视农民的思想。但是这句话的潜台词——却是说农民世世代代都浪费掉了——农民同城里人相比下人一等。正是主流人群自觉或不自觉地歧视农民,所以才有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设计,是有意或无意间这么形成的。所以,主流社会要认真反思;正因为是无意识的歧视,更应该认真反省。 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我写了这篇帖子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来共同努力!不要让帖子沉下去! 看过的人们,只要给我一个小小的顶字,这对我来说,也是莫大的支持!亲爱的各位朋友!请一定要跟帖呀!!谢谢各位了!

网友评论:

    有同感。我的父母都是农民,在我们弟兄两个都大学毕业了,依然对父母的生活条件不能做很大的改变,中国这是怎么啦,贪污、腐败、国家意志薄弱、对外国的回应好像是个娘们,软绵绵的,没点男人气。真怀念毛主席啊!

    文章写得真好,尤其是小标题切令提纲,起到浅入深出作用。农民工如何穷,是中国特色包身工,要说是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和伟大成果,真是恬不知耻恬不知耻啊……

    只要中国存在下去,再也抹不掉毛泽东,就象地球,再也离不开太阳。

    农村的真实被小岗村掩盖了。

    多好的文章!看了不仅流泪,更有一种负罪感。我想,所有不是农民的人都应该向农民们谢罪,都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农民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特别是不能用歧视性的语言。

    感谢您的详尽的分析,感谢您记着中国农民! 没有了毛主席的人民的下场就是如此,到如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明白毛主席当年为何要三反五反了,为何要一个革命接一个革命的进行了,说到底就是那股要骑在人民头上的力量几千年来从来没有消失过,一有机会欺骗、愚弄人民,而今就是最好的证明。最可恨的就是那帮臭老九文僚,官僚的沆瀣一气。如不信,看看眼下的中国就明白。

    改革走到死胡同里了,我们的精蝇说是我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要深化改革必须解除旧思想的束缚,又埋怨起毛泽东来了,大家说说这是什么世道啊。

    没有了毛主席的人民的下场就是如此,到如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明白毛主席当年为何要三反五反了,为何要一个革命接一个革命的进行了,说到底就是那股要骑在人民头上的力量几千年来从来没有消失过,一有机会欺骗、愚弄人民,而今就是最好的证明。最可恨的就是那帮臭老九文僚,官僚的沆瀣一气。如不信,看看眼下的中国就明白。

    农村问题是我国最根本的问题,应该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了。文章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作者以自身的经历和多年的工作实践,提出的那么多确实存在的问题,是广大的农村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目共睹的。

    有了邓,就有了资本主义,就没有了工农联盟,就有了资本主义,官僚主义(帝国主义也快了,经济剖削开始)就有了我们奴隶阶级!

    农民,只有团结起来,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才有发言权,才会过上好日子。毛主席多么英明,只有毛主席才是“为人民服务”的其它的都是:为人民币服务”的。

 

中央电视台是谁家的天下

山右京客

2008年8月5日

    在中国,无论如何说,还是共产党掌权。而共产党掌权,就意味着它的服务方向和宗旨,即一切服务于为人民,服务大多数人,服务于劳苦大众,丢弃了这个最基本的服务方向,或者说服务对象,就等于放弃了共产党的建党宗旨,是要受到人民唾弃的。既然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是多数人的国家,是劳苦大众的国家,作为媒体,特别是作为执政党——共产党主办的主流媒体,自然要为人民服务,为多数人服务,为劳苦大众服务,这就毫无疑问了。

    但是,最近一些年,我们的一些媒体作为党的喉舌,人民的喉舌,却不喜欢为老百姓说话,为穷人说话,而十分喜欢为富人说话,为权贵说话,为少数人说话。比如最近央视的新闻主持人白岩松就在一个“新闻1+1”节目中,以学者的身份自居,大放厥词,对改革30年的成果做了“高度”归结:“大家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情绪。但是我想问改革30年的目的是什么呀?改革30年的目的是为了让所有的人依然贫困吗?显然不是,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更多的人富起来,去告别一个所谓“均贫富”,所有的人都均贫的一个历史阶段。我想这恰恰是改革30年的最大的一个成就。因此,我们的很多富裕观、富豪观可能也要发生一些变化。”看到了吧,在白岩松眼里,我们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此,他的富裕观、富豪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富人的收入大多合理合法……就算富人真的通过不公平不合理的手段致富了,那么我们要反对的也不应该是富人,而是法律和制度,要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法律和制度,要改变这种法律和制度。”我们话分开说。我们慢不说先富起来的人带动更多的人是个“乌托邦”的空想,就是他说的今天“多数人的收入是合理合法”这个说法来讲,事实上很多人的先富并不一定合法合理。就以白岩松的收入来说,你就合理?你占着国家电视台的资源,那可是全民的资产啊,怎么你的收入就那么高,而工人农民的收入就那么低?合理吗?垄断产生不公,你占有国家的话语权,就在那里能胡说八道,普通老百姓能不能去和你辩论?如果不能,你就是特权,你的高收入当然就不合理合法。至于那些发矿产财、资源财、土地财、贪污受贿财的先富者,哪一个合理合法?

    白岩松在节目里主要的目的是想谴责人们的“仇富观”,但白先生不知想过没有,人们为什么“仇富”?“仇富”是如何产生的?如果我们的富人们真的就像他说的“带动更多的人富起来”也罢,但这样的例子我们很少见到,这里我倒想问的是,你白岩松这个富人带动了那几个人富起来了?如果没有,你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白岩松口口声声以学者自居,但连起码的国家性质也不懂,在节目里他大肆鼓吹富人有理,富人有功,还斥责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我真不知道这样的人怎么混进中央台的,怎么能做党的喉舌?当然了,小白也说了,“我们要反对的也不应该是富人,而是法律和制度,要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法律和制度,要改变这种法律和制度”。多么露骨的表白,他的意思无非就是责问我们国家的制度、法律和性质,走富人剥削穷人之道。

    好了,不用多说了。还是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立场不同,阶级成分不同,我们要指望富人白岩松为穷人、为老百姓说话,门儿也没有。但是,我们的党的喉舌却不能视而不见允许这样的视共产主义为“乌托邦”的人在那里明目张胆地谴责我们国家的制度和法律,更不能眼瞅着不管,任由他们一股劲地为富人说话。中央电视台究竟是谁的天下?

 

央视需反思:白岩松是认识问题,更是立场问题

刘金华

2008年8月5日

 

    最近,网上对白岩松的批评很多,缘于他对于群众抵制家福乐以及后来对网络舆论的否定。我不知道《新闻1+1》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还是白岩松个人承包的节目,照说应当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央的喉舌怎么能由个人承包呢?但是看《新闻1+1》很像是即席谈话,白岩松常常是以个人名义发表意见,语病很多又言犹未尽便草草收场。我认为,无论《新闻1+1》这个节目属于谁,板子都不只是打白岩松一个人的嘴,毕竟名义上是中央电视台分节目,因此台长的手心也该挨几下,身为台长,为什么对手下人如此放松。我说该打板子,当然也是和大家一样,认为白岩松的说白很有问题。说很有问题,是我认为,不只是认识上有问题,还在于他总是高高地站在听众之上,一贯地站在群众的对立面。

    白岩松关于抵制家乐福是“损人不利己”,是“内讧”的指斥,前不久关于杨佳袭警事件的“无理由犯罪”的说法,以及最近一次由袁隆平逛车展引发的关于“仇富”的说道,白岩松什么事情都可以插一嘴,人说是“名嘴”,我看太一般了,没有特色,准确说这是白岩松的嘴,简言之是“白嘴”,其特色是:腹中无墨,眼中无人。

    就拿这一次关于袁隆平逛车展的评论来说,袁隆平逛车展,媒体传言他要买奔驰,网上是一片赞同声,无人“仇”袁隆平富的,按说白岩松应当解析群众为什么不“仇”袁隆平的富,但是他却反批群众“仇富”,大谈其“三个层面”,“两个方面”,指东说西,言不及义,白扯了一个晚上。

    白岩松用“反问一句话,如果一个国家,一种制度,一个法律,是让我们富起来的人,超过80%以上的人都是要么来路不明,侵害了其他人的利益,要么就是利用特殊地位获得了这种超出其付出的高收入,我们该仇的也不是这些富人,该仇这种制度和法律,为什么不进行一种更好的监督,不使这种情况出现呢?”便得出了“所以我觉得情况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的现实跟大家的情绪是有落差的。我刚才一直在强调,如果改革30年了,这种情况还占到80%以上的比例的话,社会富裕起来的过程太可怕了,真应了很多人去探讨的‘原罪’说,难道这种‘原罪’一直持续到现在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比例本身就是一种带有情绪性的比例。”这就是白岩松式理性评论,不需要对客观事实调查研究,只要提出一个“如果”的“反问”,便“所以”地推出一个“我觉得情况不是这样的”的判断。

    把白岩松话中的话——“我们该仇的也不是这些富人,该仇这种制度和法律,为什么不进行一种更好的监督,不使这种情况出现呢?”剥出来,不就是精英们的民主政治改革论调。

    白岩松和群众不同,群众不仅在反思改革,批评现在的制度和法律,同时也指斥为富不仁,不断揭发官商学勾结窃取社会财富。而白岩松则同张维迎等精英一样,只仇制度和法律,反对“仇富”,提出“没有富人,请问哪有富裕起来的企业?哪有那么多的工作岗位?那大家就一起穷好了”的“富人价值观”,讲什么“其实很多“仇富”的人在同时一方面用笔或者用鼠标写下了“仇富”那些非常极端的言论和字语,很痛快了,可是同时他又在想尽一切的办法,希望能成为被仇的富人当中的一个,这不正是这个时代当中的一个特质吗?”的民众“财富观”。这些论点都不值一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要看一看即使是合法致富的人,也是雇佣工人办企业富起来的;否则,在今天的社会制度下,有多少个能够劳动致富,以及人们不仇袁隆平的富的事实,就足以驳倒他的谬论,看清楚他的立场观点。

    白岩松说的“我们太习惯现在把网络的意见当成民意,不是,它只是人民当中的一部分年龄段的意见,而不是全体,因为网络在中国毕竟只发展了十多年的时间,可能更多的体现在15岁到30岁之间的人,更多数,也有其他年龄,但这个年龄段的人更愿意在网上发表意见。因此当说网络民意的时候,我们恐怕应该解读成是更多的15岁到30岁之间的人来表达的意见,比如说我们的父母他们从来不会在网络上去表达他们的意见,但是他们不是民意吗?”首先从实际上讲,他是一如既往地在闭着眼睛瞎说,在网上最先提出“反思改革”,清算“原罪”的,是40岁以上的人,15岁到30岁之间的人那时许多并不了解“原罪”是怎么回事。但是十分重要的是,青少年是社会的未来,因而他们的意向事关社会的发展,岂容忽视!

    我讲过,“现在的网络民主,从参与的人群和人数来说,都还不是全民参与,只能叫“中民主”,但是比精英的小民主广泛得多了,网络民主可以说是基本上代表民意。”如果白岩松实际作过网民构成调查,把“网络民意”同工农大众的要求分析比较,他也应当和我一样地认为“网络民意是基本代表民意的”。

    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总书记说:“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白岩松却说“网络民意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我们太重视网络民意了”,不仅清楚的说明他根本蔑视群众呼声,而且明显地是对总书记最近到人民网强国论坛之举的批评。应当说白岩松个人有批评领导人的权利,但是,第一,他应当是摆事实,讲道理;第二,这不是他的个人博客,也不是在论坛上发表个人看法,而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新闻评论栏目主播。所以我认为,对于中央电视台如此放任主播信口乱说,台长是应该打手掌心的。白岩松也要有自知之明,自己是个播音员,不是时评家,不是百科全书,更不要站在听众之上,站在群众的对立面。

    中央电视台以及所有国家媒体,都要记住胡锦涛说的话:“我的梦想和中国人民的梦想是一致的。我一直认为,作为国家领导人,必须倾听人民的声音,尊重人民的意愿,关心人民的疾苦,维护人民的利益;要想人民之所想,办人民之所需。”国家领导人要如此,作为国家领导者者的耳目喉舌也要如此。

 

 

发件人:"Richard Xu" <richardx@telus.net> 收件人: <zdjun@163.bj.com>,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03 02:07:5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FW: New civilization

    各位朋友:这期民主论坛,我没有将三个大知识分子的三篇重要文章放在其中,而是将他们单独发出,为的是更能引起大家的注意,方便大家的阅读、下载和转发。其中,张宏良的文章是对现实痛心疾首的愤怒,袁剑的文章,对引发这些现实的内在原因进行了深刻、具体和到位的分拆,王力雄则对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制度性的设计方案。如果我们认真看完袁剑中肯而又到位的分折,已经可以感觉到,文章是在呼唤一种类似递进民主制那样的解决方案。我们在观察、研究中国问题的同时,也在等待,等待中国政治改革的启动。我们希望中国的政治改革能够和平进行。如果了解中国的现实,就能明白,用逐级递选制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是唯一不会引起混乱与流血的方法。这个世界,人们还没有看过一埸不引起流血冲突的真正的政治改革,我期待着中国人能够把它创造出来。其实,世界上的竞争,讲到底,就是制度的竞争、民主的竞争、文明的竞争,哪个国家能够创造出一系列制度,有效化解矛盾、凝聚人心、激励创造、组织生产、搞好分配,让广大人民过上安居乐业和有尊严的生活,哪个国家就能够引领世界潮流。中国同胞们,拿出我们的远见卓识,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表现出我们的正直良知,让我们用行动告诉这个世界,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向东,

该反思邓式改革的得失了

----今天的“四化”已变成什么了?

石戈

2008年8月5日

     关键词:今天的四化----国民经济殖民化、思想文化西方化、社会财富权贵化、工农民众贫困化。

    “四个现代化”曾经是邓式改革开放之初打动人心的一面大旗。而今天,无论东方西方,或者是那些御用学者,在再行评价邓小平时,却连“四化”这两个字眼都很难见着和找到了。

    六十年代,毛泽东提出中国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现代化的构想,并正式提上中国国家计划的日程表;70年代四届人大时,由周恩来庄严宣布:“在二十世纪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周的报告在国际上引起强烈震动。本世纪,就是25年内。没有十分把握的事,毛泽东是不会如此宣布的。

    事实上,宣布之时中国在“四个现代化”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农业: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成效显著,为确立农业机械化战略目标奠定基础,大中小型农机制造业已经初具规模;现代化肥工业建立并增产、品种改良迈出坚实步伐;工业及科技的支农逐步展开,尤其是以温州和河南巩义为代表的乡镇工业开始向全国试行推广。工业:技术创新和引进消化成就显著,石油、化工、冶金等许多重大项目已经投产。国防:两弹一星举世震惊;海军核潜艇导弹长足进展;以运十为标志的航空工业令西方震动。科技:重点项目如核聚变、电脑、生物合成等举世瞩目并展开国际间的交流。当时的西方,没有人敢轻视中国已经拥有的实力基础和决心。

     其时,中国的工业布局是:以国防工业带动最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以及人才队伍发展;提升轻工业的比重,以轻工业资金的积累帮助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投资;并积极迅速地增加人民的消费;再以工业支持农业,完成农业的机械化,发展农村的社队工业,形成农村和农村、农村和城市畅通的良性流通循环。配合总布局的策略是:毛泽东在成功打破封锁、实现中美邦交,一手导演成“三个世界”的鼎立格局后,立即批准执行数个重大开放引进计划项目,利用对外开放,引进技术加以吸收消化,并积极在国际和国内进行科技交流和贸易交流。

    但是,邓式改革三板斧砍掉了“四化”内涵,将国家引向私有化和殖民化的死路。毁灭四化的过程是这样开始的,首先发起以宝钢项目为代表的洋跃进,订出十大工农业发展战略区,结果使国民经济瞬间陷入紧张的边缘,国力难以支撑。这种状况倒使华国锋背黑锅下了台。邓小平嫁祸于人,扛出“四化”与改革开放招牌,同时放出“梯队”接班的烟幕,顺利完成了权门亲贵的世袭传递。

    在经济领域,进行“价格双轨制”改革,全民经商,权贵利用权力平台,乘机捞足了双轨制的第一桶金,终于引发了1988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激起89全民性的抵抗运动。通过武力平息动乱,保护了由“官倒”发迹的权贵利益集团首次抢劫国民财富的成功,结束了尚存一息的人民民主国家制度。

    1992年,官僚权贵专政,正式开始并加快与国内外资本及其豢养资助的资本知识精英结盟的进程。四化,理所当然地连影子也没有了,为了掩盖他们的目标,“四化”变成“小康”的话语宣传。   

    农业变成小农经济,集体经济解散,小恩小惠使农民可怕地失去了“组织起来的力量保证”。从此,农民失地,三农问题,农民工成为受压迫最深重的弱势群体;以城市化的名义公开抢劫农民土地,官资与农民土地矛盾激化。由于问题严重,当局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孤注一掷,三峡大坝,引进西方的农业企业化,鼓吹遗传工程,忽悠毫不知情的农民,又是打的一步登天的算盘。

    工业变成美欧加工车间,大批全民企业被官员抢劫私有;国家28个核心行业的前5名全部拱手送予跨国公司;中国民族工业岌岌可危。5000万工人下岗失业,产业工人失去了“成为组织起来的阶级”的全民企业的经济基础,同时失去了赖以生存、生活和发展的恒产----毛泽东用“鞍钢宪法”交付给产业工人实现权利、管理国家、保障自己的“铁斧头-铁饭碗”。官僚买办工业控制了经济命脉。工业经济基本殖民化。工人们现在才痛心疾首地意识到了毛泽东时代的可贵。

    醒悟,也正是中国希望的曙光!撇开民生、政治不谈,仅仅以经济发展方针看,邓式改革将毛周布局全部颠倒,变成以市场消费经济和国际贸易为主导,开始了重商主义的消费主义经济。所有重工业,国防军工都改变成生产消费品,高级工业转变为低级工业。进口成品而不是技术转让,进口的产品夺走了本国工业的市场。跨国公司纵横中国。到八十年代底,四个现代化就已是历史名词了。

    科学技术,七十年代中国的超级电脑工业已接近西方水平。到了邓小平手上,八十年代是大量进口成品;九十年代,电脑工业就变成加工组装工业了。不断披露的资料证明,国家拥有的高级技术工业不去开拓自己的市场,资金的积累全部转为消费与消费工业的生产。邓的企业家们在眼前利益的追逐中,根本就不会考虑什么原创科技尤其是战略性科技的投资。

    这样,工业科技的高级科研人才不得不转向消费工业和商业。培养的人才“储蓄”在国外,为外人所用。钢铁产量号称跃居世界第一(利用废船及引进等),而矿冶业和高级钢合金工业这上下两头反而十分落后。其他工业就更是等而下之了。毛泽东时代,中国从工业空白一路追赶到最先进的氢弹导弹火箭卫星等尖端工业技术,培养了世界一流的科技队伍。正要进入第二个阶段加速现代化步伐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去了!如今,毛留下的工、农、科技、国防等雄厚的经济基础,让邓小平顺手拿来,一面是收买人心,愚弄国民;一面却抢劫掠夺化为私有。

    邓式改革在决议中说:毛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于是接下来的便是一场联合跨国资本的疯狂抢劫。企业权贵和政府官员一夜间便暴发成千亿万豪富。社会主义“四化”经济,全让邓式改革给毁了。正如正直学者指出的:邓式改革打着“四个现代化”的口号起家,今天,中国“四化”早已变成国民经济殖民化、思想文化西方化、社会财富权贵化、工农民众贫困化了。

    国防工业:国家国防预算逐年减少,只占全国预算的百分之八左右,总量远远低于美国和日本;还一再向西方保证要降低国防支出。现在,所有的通讯网络,集成电路的国内市场已经完全让给外来进口。日本的国防支出逐年增加,总量居世界第二。具有战略意义的集成电路工业,日本已经超过了西方。至于取消毛泽东已经成功的运十项目,今天不得不再拿起的“大飞机”,就更是世人皆知、空留唏嘘的感叹了。

    第三板斧,就是全面私有化、买办化和殖民化。这个,直接造恶者是江集团,总设计师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或者是“功勋”,就让他们自己一伙去争执评选吧。

    邓式改革对工业现代化的摧毁,许多学者研究认为,即使国家重下决心,如此大规模的投资也不是今天中国的政府所可能负担得起的。再说,全世界的技术进步(特别是系统的整合)所牵涉的工种复杂,不可能以照搬照抄的方式做到,而必须要有自己的发展环境。这个环境,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是空白。过去中国充分具有的,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

    中国经济的“奇迹”,邓小平唯一可能摆在桌面上的“成就”,就是所谓的GDP增长的“奇迹”。但是这个GDP包含着大量的为国际消费者服务的GDP,国内居民只是从中分一杯羹。

    八十年代前积累的本钱都被国内资本和国际资本廉价利用了。七十年代以来,国际资本的供求关系是求方的市场,资本在市场上充斥,到处寻求出路。而邓式改革给予外资以最大的优惠,把中国的广大市场拱手相让,还不收税、倒贴返税;直至把老本吃光,把国家的未来资源耗尽,把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交给国际资本……中国变成外资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变成资本家不用冒险的天堂。

    在中国传世的史册上,邓式改革的功过在得与失上都是惊人的,但在经济卖国方面,将会超过汪精卫十倍百倍地。如果再不加以纠正,这不能不使这场变了味的改革永远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05 11:17:4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大裂变来了

大裂变来了?

南京 袁剑

2008年8月5日

    历经30年漫长的改革跋涉,中国似乎终于修成了正果。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先进们相比,今天的中国不仅拥有了一整套宏、微观市场经济体系,拥有了一大批熟练驾驭这套体系的技术官僚,更拥有让西方前辈们望尘莫及的增长动力。这种看上去似乎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经济活力让西方国家自叹弗如、艳羡不已。在经过了十数年的迷惑、怀疑、苦思而终于不得其解之后,(现有的思想资源似乎已经很难令人信服的解释中国的经济神话),西方的观察者们终于将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作为一个事实接受下来,而在地球的这一边,中国内部最顽强的怀疑论者也开始销声匿迹。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迷,而是永无休止的高增长的代名词。很多人相信:在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老迈、迟暮之际,中国正在东方续写资本主义新的历史传奇,并为世界资本主义提供新的想象力。揆诸中国100多年的现代化历史,这种天时地利的历史境遇还是第一次出现,可谓千载难逢。

    虽然仍保留着中国式的克制和低调,但一种乐观主义情绪显然已经在中国的精英群体及官僚体系中开始蔓延并逐渐上升为主流意识。中国的精英们确信:只要凭借过去三十年奠定的体制基础并在这个体制基础上小心翼翼的调整和应对,中国就能像过去的三十年一样,将经济增长的神话再延续三十年。然而,这是真的吗?

一、迟到的幽灵

    在2007年11月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以其一贯的平稳风格说到:“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 不仔细体会这个讲话的背景,很多人都会将这个讲话当作典型的官样文章而熟视无睹。但如果人们真正了解2007年中国经济形势的诡谲,我们就会发现:胡的讲话中其实充满了忧虑与疑惑。

    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们的确有充足的理由对2007年岁末的中国经济形势表示疑惑。虽然GDP一如既往的高速增长,并无异样,但一场久违了的通货膨胀却不期而至。中国领导人显然早已经习惯了高速甚至过热的增长,但新世纪以来历久不衰的低通胀高增长环境却让他们对通胀变得相当陌生。在很多技术官僚那里,通货膨胀甚至早已经是货币政策可以轻易降伏的对象而成为现代经济史的遗迹。然而,在人们普遍认为已经彻底消灭了的通胀的时候,这个在中国政治中具有特殊敏感性的老问题却陡然卷土重来,这让中国的技术官僚们颇有点措手不及。不过,这并不是唯一令中国领导人疑惑的“新情况、新问题”。在2007年,原因不详的流动性泛滥、民怨沸腾的房地产市场都久治不愈。而在中国南方,一向被视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也开始出现大规模倒闭风潮。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国开始变得陌生起来。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让中国领导人疑窦丛生、惴惴不安。在他们前面,仿佛一个巨大的幽灵已经开始舞动它的翅膀。

    是的,中国领导人的直觉非常准确。在一场历时三十年的资本主义狂欢之后,中国可能的确正在进入一个前途诡谲的时期。

    正如最近几年已经被广泛揭示的那样,在过去三十年沸腾的资本主义实验中,中国不仅缔造经济史上无与伦比的增长纪录,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这些成本虽然无法像GDP一样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但却是加诸于中国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债务。长期以来,这些成本被转移、隐匿起来,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反而跟中国的GDP一样处于高速积累之中。如果说我们在以前更多的是看到并快乐的享受高速增长之红利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很多年中,我们将为过去三十年中积累的巨额债务痛苦地埋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其实正在进入一个还债高峰期。中国经济在2007年所发生的种种诡异症状,其实就是这个债务洪峰即将到来的明确信号。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高速的经济增长一直是政府的主要合法性来源。而对于1989年之后的中国来说,则尤其如此。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使中国快速转变成一个彻底的世俗国家。在所有的认同都烟消云散之后,经济增长就变成这个世俗国家最新的意识形态。可以说,除了策略性的民族主义之外,经济增长是1989年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其他林林种种的利益主体之间所达成的唯一交集与共识。虽未明言,但中国政府与民间却达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默契:政府许诺经高速经济增长,而民间许诺放弃所有的政治诉求。这实际上就是邓小平先生所谓“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历史由来。作为一个嗅觉极其灵敏的老资格政治家,邓小平显然非常精准的把握了中国在1989年之后的精神脉动。在他看来,高速经济增长可能是继续凝聚这个在精神上已经彻底裂解的国家的唯一法宝。于是,增长不仅成为官方与民间的一种隐性契约,也成为中国官僚系统头上一道紧箍的精神魔咒。在相当程度上,它就是1989年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共同认可的一部隐性宪法。不过,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民间与官方共享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暗含这样了这样一种假设,那就是:经济增长必定可以带来普遍而且相对平均的福利改进。1990年代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确具有这种特点,这也为经济增长成为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经验基础。然而,这只是一种错觉。我们将会看到,实际上,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福利的改进,更不会自动将增长红利以一种可以接受的平均程度分配给全体国民,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它甚至可能带来福利损害。而当它作为一种压倒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录用标准时候,经济增长就可能被中国各级官僚系统推向极端并成为他们邀功请赏的统计游戏。不幸的是,中国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增长就非常经典的诠释了增长的这种另类意涵。

    1992年的“南巡景气”之后,中国新生的市场经济很快就遭遇了第一次过剩危机,接踵而至的亚洲金融风暴则使这种危机雪上加霜。急迫之下,从中央到地方,中国各级政府开始全面涉入经济增长并成为经济增长之中最活跃也是最决定性的角色。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活跃角色的情况还基本上限于沿海地区,但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情况则遍及全国。虽然没有正式的号召,但考核官员事实上的GDP标准以及地方政府本身的内在利益冲动使全国各级地方政府了陷入了一场狂热的GDP竞赛。在中央政府层面,政府主要通过其掌控的财政金融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其中包括积极的财政及宽松的货币,甚至积极的股市政策。而在各级地方层面,则通过其掌握的一切资源疯狂地招商引资,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招商引资活动中出现得最频繁的,就是中国的各级官员。在中国,由于各级政府垄断性的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这是中国政府的得天独厚之处),所以,只要他们愿意,在理论上他们就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最多投资,并生产出世界上最廉价的产品。事实上,将各种资源及要素价格尽可能地压低至极限以吸引投资(唯一没有被压低的可能是腐败成本),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超速增长的关键密码。于是我们就看到,中国有超低的能源价格、超低的水价格,超低的环保标准、超低的土地价格(有时候是白送)、超级的税收优惠、超低的劳动标准。在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中国的人均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0至30%),资源理应由于稀缺而具有更高的市场价格,然而在中国,资源却长期维持极低的水平。这其中的巨大差价,其实就是被政府送给了各类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合谋者。难怪有人说,在中国抢土地抢生态不仅风险极小,而且收益极大,比抢银行要合算得多。很多人都将中国的投资吸引力(我不倾向使用“竞争力”这个词语)归结为所谓劳动力价格的低廉,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只是中国高投资的因素之一。而即便是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实际上也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合谋之下形成的(正是这个合谋形成的劳动力价格正是造成中国消费率长期低迷的主要元凶),权力的高度垄断一向是中国体制最重要的特殊禀赋。与理论界流行认识所不同的是,这个禀赋并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一直是中国经济高增长最重要的秘密之一。凭借这种禀赋,中国可以通过压低一切需要压低的价格从而在国际投资的竞标中获胜。然而,它的另一面则是人民权利的极端矮化和萎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关键秘密实际是:极端廉价的公民权利。也正是这种长期萎靡不振的公民权利,使得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福利效果受到了严重扭曲,使得高增长的成本一再被隐匿、转移,直至积累到难以负荷的地步。

    所有这一切,都让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价格及“环境”套利的国际资本欣喜若狂。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实际上成为全球名副其实的投资天堂。在全球套利资本蜂拥而至的情况下,中国的投资想回落恐怕都难。如果说19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国内的高投资的话,那么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则同时为国内及国际两个高投资所支撑。这种高投资所带来的高增长与毛泽东时代的投资颇有几分相似。区别在于,现在的这种高投资多少要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从理论上及经验上看,长期畸高的投资必然带来严重的过剩,幸运的是,冷战结束之后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全球化市场,为中国的这种高投资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条件是:必须低价,甚至是最低价。所以,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本质并不仅仅在于国家塑造了一批大型的垄断企业,而是通过国家力量为所有资本所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套利环境。在奇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推动下,中国积累了越来越庞大的过剩产能,虽然这种过剩产能通过维持低价在国际市场上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是灾难接踵而至,维持这些产能的所需要消耗的原材料、资源(除了人力因素之外的几乎一切要素)却立即发生了严重的短缺。在中国,有人看到了过剩,也有人看到了短缺,但事实上,中国是过剩与短缺并存。

    我们大致可以这样图解一下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循环:中国利用国家操纵的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吸引投资(当然也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本身的高投资),通过最廉价的方式消耗国内资源或者以昂贵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所需资源来维持这些产能,然后以最低廉的价格在国内及国际两个市场上同时倾销其巨大的产能。我们丝毫也不怀疑中国的高增长,但总整体上看,这越来越像一桩赔本的买卖。赔本的买卖是很难持续的。

    必须提醒的是,政府塑造一个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中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了剥夺的过程。(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这正是交易成本为零的理想境界)。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土地被剥夺了,人民的社会保障被剥夺了,劳动阶层的工资被剥夺了,子孙后代享受正常自然环境的权利被剥夺了。而这些被剥夺的福利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被源源不断的馈赠给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及境外的套利者及消费者(这个过程中的市场交易外表特别具有欺骗性)这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高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本质。可以相当有把握的说,中国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再是一个多赢的游戏,而是一个典型的零和博弈。这就是为什么1990年代中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经济增长感到疑惑和不耐烦的原因。人们似乎渐渐明白,中国的高增长实际是这样一个怪诞的组合,即:高污染、高消耗、高剥夺、而它的另外一副面孔则是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费以及急速扩大的贫富悬殊。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中,投资焉有不高之理、消费焉有不低之理?中国民间对经济增长的逐渐祛魅向执政者发出了一个警告:作为政府合法性金字招牌的高速增长可能正在迅速褪色。

    不过,这并不是中国真正的麻烦,真正的麻烦在于:中国1990年代中期以来看上去不可一世的竞争力以及建基于此上的高增长循环,实际上是一个异常脆弱的平衡。只要条件稍稍改变,这个高增长循环就可能戛然而止。在2007年,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循环正在发生突然梗阻的强烈信号。其集中表现,就是突如其来的通货膨胀。

    对于这场让人措手不及的通胀,中国经济学家做出的解释已经连篇累牍,但其历史本质,则是长期被隐匿的高增长成本开始逐渐释放的结果,是长期被压抑着的要素、资源、环境等价格从最底线开始反弹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这次通货膨胀并不是一次普通的通胀,而是一次历史的报复。

    初看上去,中国这次通胀的诱发因素似乎相当复杂,但追根溯源,仍然是成本上升的推动。而所谓成本上升,无非是中国国内的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及劳动保障标准在不提高则无以为继的基础上略微上涨而已。在我看来,目前的上涨可能也仅仅只是能够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而环保、资源价格的上升对弥补已经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支持可持续发展则完全是杯水车薪。如果所有这些价格向一个正常社会可以容忍的标准看齐的话,不仅大量中国企业会破产,而且通货膨胀也可能会飞到天上去了。有人将中国的这次通胀归结为境外输入型,意思是说,中国的通胀主要是由于国际市场诸如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暴涨所引发的。但仔细分析这个所谓境外输入说,结论可能正好相反:不是世界向中国输入通胀,而恰恰是中国(当然也包括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黑洞般的需求导致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数据表明,在2006年,中国消耗了世界32%的钢材,25%的铝,23%的铜,30%的锌和18%的镍。在石油方面,随着中国石油进口的大幅提升,世界原油价格开始了一轮令人惊叹的牛市。在2006年的世界新增石油需求中,中国已经占据了31%。另外一个最新的例子则是,当中国2007年上半年中国首次由煤炭出口国变为煤炭进口国的时候,世界煤炭价格立即在短时间内上涨了近一倍。国际能源机构预测,中国将在2010年以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毫无疑问,虽然有其他诸多因素影响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但中国需求的因素,却是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最重要的基本面背景之一。今天的中国已然成为标准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中国这种建立在高消耗基础上的高增长模式,引发全球基础原材料以及能源价格的暴涨实际上只是时间问题。正所谓“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暴涨”,前几年的一句调侃,竟然一语成谶。据说,由于中国对铁矿石的巨大需求导致澳大利亚矿业劳动力严重不足,以至于出现澳大利亚海军兵员不足的情况。

    当中国巨大产能所需要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还可以在中国国内满足的时候,中国可以通过政府力量强行压低要素、资源、环保等等价格,维持商品的低价输出,这就是本世纪初,中国向全球输出通缩的真相(所谓“中国卖什么,什么就跌”),而当中国的产能日长夜大,国内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远远不足以满足需求的时候,为了维持这个巨大产能,中国就只能向全球购买这些原材料及能源,从而引发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国外的人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标准远远超过中国,其成本自然也要远远高于中国,政府既然没有能力像压低国内价格一样压低国际市场的价格,大概就只能忍受通胀之苦了。以中国潜在经济规模之巨,增长之迅速,“中国需求”(当然不仅仅是中国)引发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还仅仅是开始。在国际金融界,人们将中国需求所引发的大宗商品牛市,称之为“超级周期”。言下之意很明显:这轮牛市可能持续的时间以及上涨的幅度,将大大超出传统智慧的想像。如果有朝一日,中国政府无力或者不愿意再压低资源价格、土地价格,并且让劳动力价格恢复到人道可以容忍的水平,以中国增长模式的消耗之巨,人均资源之贫乏,中国的通货膨胀几乎肯定将达到难以容忍的水平。否则,恐怕就只能通过一次非比寻常的大萧条来消灭过于庞大的产能。以中国经济目前的情形,我们离一次剧烈通胀或者一次大萧条可能都只有一层纸的距离。在这里,我们应该终于可以理解什么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真实含义。很显然,中国愈演愈烈的通胀绝非短期因素或一般的周期性因素所引发,而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必然后果,是中国经济早就应该付出的成本。这是一个迟到的幽灵,当它姗姗来迟却又终于来到的时候,它可能预示,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正在迅速奔向其阈限。现在,该是发达国家为长期享受中国廉价产品的美好时光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在中国经济增长一路凯歌的表象之下,还有一个比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消耗隐匿得更深的成本,那就是社会分裂的成本。与大多数人的想像不同,社会分化,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更是其条件。道理很简单,不维持一个庞大的低工资低层,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不能成立,不剥夺农民的土地以及其他弱势阶层的利益,中国经济的交易成本就不足以降低。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这种内在要求,将中国在极短的时间中,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无论是是数据还是经验都表明,中国的社会分化程度正在迅速超越在这方面名声最差的几个国家。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在短短三十年中彻底瓦解了中国的社会团结,也因此瓦解了社会合作最隐性但却是最重要的信任基础。在中国,所有的精神纽带几乎都已经折断,社会认同几乎荡然无存。人民仅仅被一种与经济增长如影相随的虚假幻想扭结在一起。这种幻想向人民许诺:假以时日,每一个人都能够发财致富。这是中国改革从未明言但却不断向全体人民暗示着的一个“中国梦”。可惜的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的确只是一个梦。健康的经济增长本应是一个巩固社会团结,加强社会认同的过程,很不幸,在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尤其1990年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中,中国不仅没有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社会认同,反而加速破坏了原有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与环境破坏及资源消耗一样,社会团结的瓦解,不会计入任何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不会计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但它作为一种真实的负债,则随时都可能引发整个经济体系的内爆。从概率上讲,任何经济体都会遇到经济危机。所以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会遇到危机,而是我们在遇到危机的时候,社会是否团结,人民是否能够共度时艰。很多人对韩国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人纷纷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共度难关的情形记忆犹新,这就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团结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这是一个古老的智慧,但却是人类代代相传深植于社会基因之中几乎成为本能的一种智慧。在今天的中国,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缘何日本可以历经十多年的经济停滞不至于土崩瓦解,而社会却一片祥和,其中原因并不神秘: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财富分配非常平衡。如果这种停滞换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十年,就是两年恐怕都无以为继。如果说以掠夺自然资源和环境为条件的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战争或者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勉力维持的话,那么以剥夺内部人民为条件的经济增长则肯定会遇到重大挫折。这不仅是因为它造成内部需求的严重萎缩进而阻塞经济循环(内需不足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大的苦恼之一),更是因为它破坏了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信任环境和抽象资源,而这恰恰是一个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基础设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通货膨胀只是一个经济体系自毁的助燃剂,而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的裂解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燃料。这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另外一层更加深层的含义所在。

    屈指算来,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30年,其高昂的成本也积累了三十年。三十年之后,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格局:在积累了巨大的对外债权(巨额外汇储备)的同时却也积累了天文数字般的对内债务。常识告诉我们,成本不能无限制地向未来转移,也无法永远隐藏在地毯之下。中国经济中的种种不祥之兆暗示,中国经济增长高昂的成本正在进入集中释放周期——这个曾经被我们强行捉进瓶子里的幽灵,正在悄悄从后门回到我们中间。显然,在三十年的增长盛宴之后,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危机四伏的麻烦周期,或者说是一个还债周期。不巧的是,中国内部这个危险的周期可能与另一个不祥的周期叠加在一起并发生共振。

二、 历史没有终结

    2008年3月,在中国人大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评论美国次贷危机时说:“在全球化深化的局面下,有很多影响是超出我们以往的经验和以往的分析套路的,所以我们需要给予密切关注。”不愧为嗅觉灵敏之人,在愈演愈烈的美国次贷危机中,周小川似乎已经嗅到了一股异样的气味。不知道周是否真正察觉了这股异样气息背后的东西。在次贷危机飞灰湮灭的财富灰烬中散发出的,是一股秋天的气息。因为,次贷危机可能并不是那种周期性爆发的金融灾难(比如1980年代的住房信贷危机,1990年代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而是一个大时代行将结束的预兆。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可能还没有真正理解我们目下的历史处境。

    二战之后,美国凭借其在战争之中积累起来的经济实力及道德力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新霸主。由此,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心也正式迁移到美国。继荷兰、英国之后,接续资本主义数百年历史血脉的任务落到了美国人头上。通过创制一整套的规则(如关贸总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一整套组织机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美国在惨烈的战争废墟上迅速重构了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体系。在接下来的四十多年中,这个资本主义体系不仅帮助老欧洲恢复了繁荣和增长,也孵化了新东亚的经济奇迹。虽然有冷战的军事及意识形态对峙,但毫无疑问,及至冷战结束之前,作为一种历史运动的资本主义版图,在美国体系时代已经远远超出荷兰及英国时代。资本主义在美国体系时代的这种黄金般的成功,实际上也是美国最终取得冷战全胜的关键原因之一。柏林墙倒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最强大的竞争对手轰然倒地,美国体系时代以自己都感到诧异的方式全速进入鼎盛时期。美国体系时代的这一历史盛景,被两个重要的特征强有力地呈现出来:其一是,几乎所有国家都加入了这个资本主义体系。无论是前共产主义国家如俄罗斯、东欧、中国,还是以前徘徊在两大阵营之间态度暧昧的如印度等国家,都在上个世纪末期毫无保留的加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巨型人口国家的加入,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这个星球上的绝大多数人口已经被纳入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这一时刻,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不再能幸免于资本主义市场逻辑的渗透、规制和裹挟。尾随全球大国的这一历史性的集体转向,市场资本主义成为全球唯一共享的新的意识形态。

    在这一尊新神的普照之下,世界似乎又一次跨越了“史前的黑暗”而终于进入大同时代。福山言之凿凿的“历史终结”暗示的就是这一情形。全球大国在市场资本主义上的这一高度共识——后来的“华盛顿共识”实际上是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正式确认,不仅是美国体系时代处于鼎盛时期的又一重要表征,而且也反过来推动了这一体系在空间上的迅速扩张。从这个维度考察,中国1990年代中期之后直到今天的高速经济成长,既是这一体系扩张的一个结果,也是这一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到了本世纪之后,由于人口以及越来越庞大的经济规模,中国更成为这一体系扩张的关键因素。正是由于中国,印度、俄罗斯等人口大国(这些资本主义的新大陆被国际投行兴奋的概括为“金砖四国”)对这一体系的卷入,将资本主义的美国体系时代推向了顶峰。然而,正当人们将增长和繁荣当作一种历史常态并乐观地以为:增长和繁荣还会像过去60多年一样一如既往的持续下去的时候,美国体系——这个扩张了60多年并且直到最近还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无形帝国,却可能正在发生所有帝国都必经的宿命式的断裂。

    没有一种统一的货币,任何市场体系的扩张都是难以想象的。检视战后60多年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发展,作为一种世界货币的美元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没有美元在世界范围内的被接纳、认可,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就不可能扩张到像今天这样无远弗届的地步。正是美元——这个可以穿透国界的幽灵,将这个星球上被国界分割成碎片的民族经济体,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无缝对接,粘合成一个统一的全球市场体系。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美国总统布什,但可能很少有人不知道美元,不知道美元背后所隐藏的坚挺的购买力。美元这种世界货币的地位可以由IMF提供的下面这个数据得以确证:截止2007年9月,全球央行的外汇储备之中,美元比重高达64%。(虽然这已经比2002年72%的峰值下降了8个百分点)。这个占比远远超过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如果说美国的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还多少有些疑问的话,那么美元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货币的地位则绝对是无可争议的。就其本质,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巨大的全球市场体系,乃是一个美元的帝国。美元,为这个每天都在高速运转的全球市场体系提供了最基本的信用基础,是这个体系得以成立的基石。否则,这个巨大的市场体系就可能在一刹那轰然解体。当年,中国的始皇曾经以“车同辄、书同文”一统天下,而美元只是凭借一张绿纸,便建立了远为庞大的隐形帝国。

    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曾经使全球市场体系得以建立并将其触角延伸全球每一个角落的美元,可能也正在成为动摇这个体系的祸首。

    自尼克松震荡之后,美元彻底摆脱了黄金的羁绊,自此,隐藏在美元背后的货币发行基础不再是可以测度的黄金,而是不可测度的“实力”和信用。人们之所以相信并接纳美元,是因为人们相信隐含在美元中的美国的实力和信用。实力和信用虽然可以通过全球最强大的美国媒体以及美国伟大的历史被明确地“感受”到,但却是一个无法被准确测度的东西。这就为美元的超越国界的无限发行提供了可能。作为一种润滑剂,无限发行的美元为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提供了信用基础。美元的购买力(注意,不是美国的购买力。美元的购买力与美国的购买力并不总是相称的)通过吸收全球剩余产能支持了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

    事实上,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庞大过剩产能都是通过美元购买力而得到吸收的。这不仅支持了这些体系中新伙计的经济扩张,也使这个体系本身的边界大大扩展。而在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加入这个体系之后,美元又充当了同样的角色。没有美元在全球市场体系内提供的信用基础,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最近几十年的高速成长是难以想象的。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家央行里堆积如山的巨额美元就是全球经济发展这一历史路径的明证。然而,吊诡之处在于: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加入在让美元帝国扩张到极致的同时,也使这个帝国出现了深刻的危机。如果说,与美国实际消费能力相称的美元购买力可以支持日本以及东亚国家的历史性扩张的话,那么,它却绝对不足以支持中国、印度这些巨型国家所制造的过剩产能。要想继续通过美元这一原有路径来吸收这些海量产能,远远超过美国实际消费能力的美元滥发就成为唯一的办法。而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的情况。那些躺在各国央行中的巨量美元,实际上已经失去购买力,只能被金融投机领域所吸收。美国的购买力因为美元全球通货的特殊性质被大大的放大了。

    数据表明,最近十年来,美国家庭的支出一直超过美国家庭的收入。这就是说,美国的吸纳全球过剩产能的消费能力实际上是通过美国家庭的巨大负债所支撑的。让美国家庭以负债的方式来消化中国、印度等国数十亿人口所制造的而且还在不断膨胀的产能,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至少是难以持续的。实际上,目前愈演愈烈的美元危机,就是美国不堪重负的表现。揆诸美国体系60多年的扩张史,美国的这种不堪重负事实上早已暴露。美元兑日元在1970年代之后的急剧贬值,就是同一种危机的早期症状。只不过,这个危机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被有意忽略和掩盖了。一是美国在冷战中的全胜,这将美国的软实力膨胀到了巅峰。在一个货币发行已经失去了可测度标准的时代,不可捉摸的软实力恰恰是最重要的货币发行基础。第二个原因则是:1990年代在美国发轫并蓬勃兴起的新技术革命,这个革命不仅推动了美国1990年代超长的增长周期,也使美国在资本主义内部的模式竞争中获得至尊地位。

    到这个时候,人们已经不仅仅是相信美元,而几乎是在膜拜美元。由于这个缘故,不仅美元的危机被掩盖,反而进一步巩固了美元在全球货币竞争中的地位。然而,这两个因素对美元的支撑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在逐渐销蚀。冷战结束之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部威胁被消除,体系内部的纷争和美国模式本身的问题开始逐渐浮现,美国已经不复是以前的美国,它正在被“祛魅”。而在另一方面,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看不到美国发动另外一场(像信息技术那样的)新的科技革命的可能。这就是说,美国很难再现1990年代的超级增长。如此一来,一直支持美元滥发的“魅力”和经济基本面因素都流失殆尽。

    以一个民族国家名不副实的消费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消费能力被美元大大的放大了)来吸纳人口数十倍于它的其他民族国家的产能,进而维持整个体系的扩张,是目前这个美元体系中的一个深刻悖论。而这个体系更加深刻的悖论则在于:美元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货币,美联储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中央银行,虽然强烈的影响着体系内其他国家的经济,但却无须对此负责。美联储的政策以及美元的发行从来就是以美国的国内问题为首要考量(这是民选政府必须遵从的铁律),而由此可能形成的外部性则从来不是他们要考虑的事情。正如美国的前财政部长的康纳利那句著名调侃所揭示的那样:美元是我们的,问题是你们的。在2007年发生的次贷危机中,隐藏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的这个悖论,以一种经典的方式被呈现出来。当体系内其他国家仍然处于水深火热的资产泡沫、经济过热以及通货膨胀的时候,美联储为了挽救美国经济却大幅度降低利率并向市场不断注入流动性。这其实是将体系内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推向了深渊。美联储这种饮鸩止渴的政策虽然目前还没有引发问题,甚至可能在短期内推动全球市场体系的经济发展,但正如“911”之后美联储所做的那样,这将给全球经济体系未来的剧烈动荡埋下伏笔。指责美联储以邻为壑是荒谬的,因为它没有义务也不可能对全球经济负责,尤其是在美国国内问题与体系内其他国家的问题相背反的时候。而随着体系的扩大,这种背反由于各民族国家发展阶段之不同以及国内问题之千差万别,将会越来越成为常态。但惟其如此,我们才更加深刻的领会了这个体系的悖论所在。由此引申出来的另外一幅世界图景则是:在民族国家的边界仍然泾渭分明,全球政治远未统一之时,各主要国家以及跨国公司却在努力推动着全球经济的统一。讽刺的是,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一个新型的乌托邦。

    从逻辑上讲,要想消弭目前全球市场体系的这个悖论,无非两个方案:要么美国政府成为世界政府,并对全球选民负责;要么美元从目前体系中退出,不再充当世界货币。前一个方案在民族国家仍然是主要政治单位的世界中无疑是一个幻想。后一种方案,则同样意味着巨大的风险。货币是不能退出的,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想象一下如果在中国突然停用人民币将是一种什么情形,我们就能洞悉这种发展将可能引发多么巨大的混乱。

    作为一种衡量商品及服务的价值尺度,货币必须保持相当的稳定性。如果货币本身处于动荡之中,那么,生产与贸易实际上就已经无以为继。目下的这个全球市场体系即处于这种有由货币而起的大混乱之中。不具备任何生产价值而且早已退出货币领域的黄金如今受到神经质般的追捧,并不表明投资者真的重新发现了黄金的价值,而是暗示我们:全球货币财富的拥有者们已然处于莫大的惊恐之中,正在四处寻找着财富的避难之所。透过这种惊恐,我们看到的是全球市场体系濒于解体的噩兆。在评论糖价飙涨时,一位糖生产商断然说道:“糖价必须上涨,这样才能弥补美元疲软造成的损失”。这种货币综合症说明,货币动荡已经给全球市场体系造成了何种程度上的紊乱。

    一批幼稚的市场信徒认为,只要美元对其他货币有足够的贬值,市场就能够出清美元的滥发,就像过去美元对日元以及其他货币所作的那样。因此,这一次的美元危机同样可以安然度过。然而,无论对那些拥有巨额美元储备的国家,还是对美国自身,美元的贬值都是有其政治和市场底线的。一旦超越这个底线,目前的这个全球市场体系所面临的,将不是出清,而是崩溃。对于那些巨额美元持有国来说,美元的过度贬值不仅会给国民财富造成天文数字的损失,而且也会触发他们加速抛售美元的强烈动机,而这会进一步加剧美元的贬值;而对于美国来说,美元的过度贬值会引发美国国民购买力的急剧下降,继而大幅拉低美国中产阶级的实际上收入水平,这在政治上是不堪忍受的,事实上,美元目前的贬值所造成的购买力下降,正在美国国内引发政治上的麻烦。更为重要的是,美元急剧贬值所造成的美国国内实际消费能力的萎缩,对于以美国为中心的这个全球市场体系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它意味着,在这个体系中,将不再有一个吸纳全球剩余产品的调节器。其后果是,这个全球市场体系的大萧条。因为这个缘故,所有的美元持有国,尤其是那些美元持有大国,都不能忍受美元的过分贬值,甚至必须支持美元的某种强势。有趣的是,在1920年代联合王国霸权衰落的时候,美国也曾极力维护英镑的地位。这种历史的雷同,对于今天的全球经济来说,大概不是什么好兆头。它暗示着,全球霸权体系已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

    有人借助冷战术语,将目前的美元形势,非常精当地比喻为“恐怖平衡”。意思是说,无论美国还是那些巨额美元的持有国,都不敢轻易打破目前美元的平衡。因为美元一旦不可控制的贬值,将意味着系统的瓦解和全输的局面。以中国为例,如果中国大规模抛售美元,美元就可能在瞬间急剧贬值,而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财富也将立即大幅缩水。中国在美元上的这种尴尬处境也是这个体系中其他大大小小的美元资产持有者的处境。正如金融市场中那句著名格言所说的那样,美元实际上已经“大得不能倒”(too big to down)。然而不同的是,在冷战棋盘上对峙的,是两个对核武器具有绝对控制力的冷静的对手,而在今天的全球金融体系中,却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参与者,其博弈关系要复杂得多。所以,美元目前的“恐怖平衡”,实际上也要比冷战中“核威慑平衡”脆弱的多。谁都无法保证,某些国家不会出于政治或者财富保值目的而突然抛售美元。而在金融市场中,任何初级投资者都知道这种抛售所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意味着什么样的资产灾难和财富损失。很清楚,现在的问题不是美元会不会崩溃的问题,而是美元何时崩溃的问题。

    作为二战之后建构出的全球市场体系的象征符号,美元的危机并不仅仅是一种货币的危机,而是这个体系的危机。这种体系危机可能表现为美元贬值,但却绝不是美元贬值可以化解的。要想达到一种新的平衡,长期的经济动荡与政治较量将是不可避免的,毫无悬念的是,这其中一定会险象环生。

    在过去的六十多年中,由美元所支撑的美国消费需求,实际上起着维持世界贸易正常循环的作用。这种作用,创造许多国家的经济奇迹,推动了全球市场体系的膨胀,许多发展中国家受惠于此。然而,现在可能到了我们要为此买单的时候了。随着美元崩溃式的下跌,美元吸纳全球剩余产品的能力将会急剧收缩。美元——这个曾经在过去六十多年中推动全球市场体系不断扩张的关键发动机,正在逐渐熄灭。
不幸的是,推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断扩张的另外一架发动机也处于事故频发的灾难之中。

    利润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氧气,是资本主义企业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不断开疆拓土的引擎。没有了利润,资本主义企业以及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也就会停止呼吸。为此,资本主义必须不遗余力地开拓任何潜在的利润来源。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一直在两个维度上开拓其利润流。一个是空间维度上的扩张,其主要手段就是开拓各种新兴市场和边陲地区,这种新兴市场不仅包括新兴的民族国家市场,也包括各种新技术带来的新的产业市场。然而,新兴市场毕竟是有限的,在资本积累已经相当充裕的情况下,无论是新兴国家市场还是新兴的产业市场都迅速被各种竞争者所拥塞。于是,资本主义必须竭尽其想象力在时间维度上另辟蹊径。这就是现代金融。就其本质而言,现代金融是一个向未来索取利润并将未来的收入流折现为当期利润的一个行业。无论是按揭贷款、各种期货衍生产品,还是资本市场,都是将透支未来预期收入并折现为当下利润的工具。在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晚期,“未来”才是资本主义最大的利润金矿。需要指出的是,未来的利润被多锁定和透支一份,资本主义企业在未来的“利润矿藏”就少一份。在资本主义的实体经济越来越增长乏力的情况下,金融的这种魔术性质就成为资本主义扩张和维持活力的最关键手段,资本主义越是扩张,金融的重要性就会愈加突出。

    以美国为例,早在1990年代中期,美国金融服务部门在GDP中的占比就已经超过制造业,而到2007年,金融服务部门的所创造的利润更是占到全美公司利润的40%。美国对金融业利润的依赖由此可见一斑。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实际上是一个金融国家,担负着全球市场体系金融中枢的功能。华尔街正在越来越等同于美国,是全球市场体系的命脉所系。一个让人警觉的历史镜像是,在荷兰及联合王国的霸权衰落时期,金融扩张也是世界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换句话说,金融扩张乃是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扩张乏力及最后阶段的显著标志之一。资本主义在空间及地理维度上的开拓潜力越是被竭尽,在时间维度上的开掘就越是疯狂。全球金融体系当下有目共睹的几乎成几何级数增长的规模膨胀及复杂程度,表征的就是资本主义利用金融工具向未来掘进的狂热程度。然而,金融体系越是向未来掘进及延伸,其面临的风险就越是增加。其中道理是:越是久远的未来,就越是难以预测,就越是充满不确定性之迷雾。在这个意义上,立足于对未来的想象的现代金融,实际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信心游戏,天生就具有高度不稳定性。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几十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频率越来越高的原因。洞察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理解,目前美国的次贷危机并不仅仅是个别人的贪欲以及监管者的疏忽所酿成,而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内在强制使然。资本主义的利润逻辑像鞭子一样时刻驱使金融家们去疯狂冒险,也同样驱使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放宽监管尺度。更加通常的情况则是,以金融创新的名义,金融家们甚至是故意设计许多(很少人搞得懂的)复杂的金融产品以便给自己发奖金。而监管当局也乐得装聋作哑。这种疯狂使得传统资本主义时代所培育出的金融纪律及投资智慧都被抛到脑后,而向未来冒险,遂成为这个时期金融最真实的本性。

    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晚期,金融往往居于支配地位,成为企业之王,在这种情势之下,资本主义国家就被迫以暧昧的态度鼓励金融的冒险以获得维持资本主义前进的利润动力,而一旦这种冒险变成了灾难,由于现代金融所具有的公共品性质(任何金融企业的倒闭都可能引起连锁反应从而累及它业已覆盖完毕的千家万户),政府就必须以纳税人的金钱为此买单。这反过来鼓励现代金融业道德风险的泛滥。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十年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一位财经评论家正确的评论道:“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与其为内部人士创造的巨额回报的结合,将在全球范围内摧毁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市场经济本身的政治合理性”但这位评论家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现代金融的这种政治合法性的流失恰恰是深嵌于资本主义核心的内在逻辑之中的。)金融从业人员的工资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付出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努力或者具有更多的智慧,而是因为金融在创造利润继而维持资本主义生命中的不可取代的位置。一个真实的幽默是,一位国际投行的职员在领取了50万英镑的年终奖金之后,高声表达他的不满:“这哪里是奖金,这简直是小费!”对于一个在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输送氧气的现代金融从业人员来说,他的确是有底气发出这种抱怨的。

    不过,正如资本主义在地理和空间上的开掘是有尽头的一样,金融在向未来攫取利润同样面临着某种极限,金融的利润来源不可能向未来无限延伸。当所有的地方都变成了资本主义,当所有地方的资本主义公民都债台高筑,并将自己的未来都抵押给金融资本家的时候(各类按揭贷款不要说在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新兴市场中的中产阶级当中也达到了极其普遍的程度),资本主义还能够从什么地方吸取能量,并继续向前呢?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全球市场体系的中心,美国一直是靠吸纳全球储蓄来维持金融膨胀的,但是,这种能力却在这一次次贷危机中受到重创。在1990年代末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储蓄纷纷涌向美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寻求避险,而在美国爆发的新经济浪潮,恰好为这些避险储蓄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想象空间。思科、雅虎、微软这些神话般的公司对于全球储蓄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在高峰时期,美国的股市的市值占到将近全球股市市值的50%。新经济不仅为全球市场体系的金融膨胀提供了动力,也为全球巨量的过剩美元提供了一个蓄水池。它带来的一个意外后果是,美元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贬值之后,开始回光返照。然而,随着新经济归于沉寂,以及在次贷危机中的美国本身金融市场脆弱性的暴露,美国金融市场的吸引力也出现逆转。在当下还在继续的金融危机中,全球储蓄不是在追逐那些在1990年代熠熠发光的所谓“软资产”,而是将投机想象力疯狂倾注于那些新兴市场急需的“硬资产”,比如石油、农产品等等大宗产品,其中的历史转折意味相当浓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金融市场很难再复制一次类似新经济的奇迹,美国金融市场将不再是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它甚至也不再是安全的避风之处。如此,过往源源不断涌向华尔街的资金就会出现历史性的断流甚或倒流。在全球市场体系金融中心的华尔街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标志着全球市场体系金融扩张的动力临近衰竭危险,这也会间接加速美元的崩溃(美国强大的资本市场一直是吸收过剩美元从而间接支持美元汇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这种情况并不简单的意味着其他某种货币走强或者资金流向某个其他金融市场,接下来的麻烦反而是:全球资本流动将愈发失序,失去家园的热钱的走向也将更加漂浮不定,而金融动荡也将更加频繁。

    总而言之,金融危机越来越频繁的发作,实际上是全球资本主义金融体系——一座活火山,正在进入活跃期的明确迹象。次贷危机并不是一次那种周而复始的经济周期的结束,而是二战之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一个更大的危机周期的开始。次贷危机不是一个单独的危机,而是一连串危机的一个部分,是全球市场危机的一个明确信号。它象征着现代金融,因而也就同时象征着现代资本主义可能正在进入一个高度不稳定的时代,同样,它也可能象征着金融为全球市场体系提供扩张所提供的动力正迅速滑入一个螺旋式下降的衰竭时期。看来,资本主义美国体系时代在冷战之后荣耀加身的快乐时光真的要结束了。而更令人担心的一种前景则是:二战之后为期六十年的美国体系时代正在退出历史舞台。

    如果我们对二战之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猜测恰好被证明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已经走在全球巨变的前夜。沿着已经出现的线索,不需要任何想象力,我们首先就看到了一幅全球滞胀的可怖图景。具体来说,就是发达国家之滞和新兴国家之胀。

    在目前的全球体系之中,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处于高速工业化时期,对基础资源的需求可以用“饥渴”形容,尤其是中国、印度等巨型人口国家的工业化,对全球资源的供应已经构成严峻考验。以人口因素计,是次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最后的工业化阶段——全球将近四十亿人将同时跃入中等发展水平。一旦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全球的绝大多数人口都将完成工业化。所以,它考验的不是这些工业化国家本身的资源承载能力,而是考验整个星球对已经勃兴了数百年工业化及资本主义运动的资源承载能力。或者我们干脆说,它是对工业文明是否真正适合这个星球的一次最终裁决。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目前这场正在上演的全球通胀的历史性质。虽然,在整个工业文明的历史中,人类通过创新制度不断应对工业文明对资源的消耗。但资本主义以及如影随形的现代消费主义,在本质上仍然是倾向于掠夺并最终耗尽自然资源的。资本主义市场可以利用稀缺,但决不能消灭稀缺。

    很不幸,就我们在中国观察到的现实而言,新兴市场国家几乎是完美的继承了工业文明最糟糕的模式。在中国,资源的消耗、浪费以及环境的污染都已经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不过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裁判资本主义及其现代消费主义的最终命运,而是要探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一轮全球工业化究竟会给全球价格带来什么样的冲击?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已经通过不断刷新历史记录的石油价格、农产品价格以及几乎所有大宗产品价格得到了部分回答。但考虑到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工业化的还远未完成,以及长期以来新兴国家在全球投资竞标中对环境、资源、劳动力价格的极端压抑和透支(新兴国家国内矛盾的加剧,已经不再允许这种无底线的竞标继续下去),我们相信,目前已经让人匪夷所思全球价格暴涨可能还仅仅是开始。这些产品价格接下来的走势,可能还会让大多数人——他们以为基础资源的价格仅仅是周期性上涨,不断跌破眼镜。除非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停止工业化或者出现大萧条,否则不足以哪怕是暂时阻绝这一价格趋势。而显然,这在政治上是一条死路。在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不要说萧条,哪怕就是增长的放缓所引发的失业等一系列连锁后果在政治上都是不能承受的。然而,对于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来说,通货膨胀同样是不可忍受的(哪怕它同时伴随着经济的高增长)。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中,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通胀与增长之间寻求某种高危的平衡,就像今天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那样。之所以是一种高危的平衡,是因为新兴市场国家缺乏维持这种平衡的调控手段。在全球产业链基本固化的今天,过往封闭经济中行之有效的调控手段都告失效,而最严峻的则是,最需要资源的国家根本无法左右资源价格的国际定价,而这些基础产品恰恰是他们需要天量进口的。换言之,他们无法调控他们最需要调控的资源价格。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这是他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要面临的最为无奈也最为恐怖的前景。稍有不慎,通胀就可能失控从而连锁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灾难。事实上,在最近的半年之中,马尔萨斯的冷酷预言已经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阶层中复活(比如在埃及和泰国,都因粮价上涨而发生骚乱,这是多年来未见的异象))。

    毫无疑问,我们已经相当接近一场全球资源的殊死争夺战。新兴国家为了保障其就业,缓解国内政治矛盾(不管他们会制造多少过剩,这也因此推动了它们在全球争夺市场的努力),将在这种争夺战中扮演特别活跃的动力。经济手段不能奏效,就诉诸政治甚至更加极端的手段,类似事件在全球工业化不同阶段的历史中,都有迹可循。对于由新兴市场国家所引发的全球通胀,发达国家并不具有独特的免疫力,其所激起的效应同样具有灾难性。首先出现的后果就是,全球通胀将会大幅拉低发达国家的消费能力,进而将体系内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挣扎在萧条边缘的经济最终拖入深渊。作为发达国家政治稳定基础的中产阶级,早已经因为全球化过程而蒙受重创,经济停滞乃至萧条必然进一步刺激他们的政治抗议。前不久美国国会要求调查欧佩克操纵油价的事实表明,政治家们似乎已经嗅到了某种潜在的政治紧张气氛,并开始提前采取行动。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由于金融扩张、新经济增长动力的衰竭(当然也包括1990年代以来如火如荼的全球化之后所引致的大规模产业转移),发达国家的衰退将是长期的。而通胀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并使美国的长期衰退前景变得更为明确。次级债危机之后的美国与1990年代泡沫破裂后的日本颇为相似。在那之后,日本经历十多年的痛苦的经济停滞。那么,美国呢?不管萧条会导致什么,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美国的社会结构及意识形态对萧条的耐受力比日本要脆弱得多。

    发达国家长期的停滞以及新兴国家长期的通胀,组合起来就是全球市场体系未来的图景。可谓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这样一幅图景,让很多人不安的联想起1970年代。同样新兴国家的高增长、同样的石油危机、同样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同样的货币动荡,1970年代初期的这一幕经济危机与今天何其相似。如果说,1970年代初期美国的滞胀以及货币动荡(尼克松冲击)是当时的全球市场体系对日本等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所做出的适应的话,那么今天的全球体系则是对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工业化将会做出更加痛苦的适应。而它的症状首先就会通过美国,这个体系霸主的经济反应出来。不过,将当前的全球经济仅仅于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相比,恐怕过于乐观了。目前全球市场体系内的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内社会矛盾也迥异,这决定了他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不可能一致,甚至连任何协调的可能都没有。在这个意义上,目前的全球市场体系已经基本失去调控的功能,是不可改革的。一方面是目前的全球市场体系已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另外一方面则是,重建这个体系的努力毫无进展。在这方面,人们经常听到的是毫无紧迫感的官话:加强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如此,今日全球市场体系就面临着一种极其凶险的可能:新兴国家之胀与发达国家之滞形成巨大的正反馈效应,从而最终导致体系的崩解。全球经济这个凶险前途的历史镜像,吻合于英国霸权行将解体的前夜。那时,到处寻找利润的资本家们也曾疯狂地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放任的全球市场体系,结果是一战、二战接踵爆发,体系霸权与体系本身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瞬间崩溃。全球体系的大混乱之中,各民族国家纷纷逃离全球体系,进入各自的经济救生艇。波兰尼曾经提示我们,“一战之后,罗斯福新政,苏维埃五年计划,法西斯主义,德国国家社会主义,都是脱离正在解体的世界市场,进入国民经济救生筏的不同手段”。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理解,已经有人已经提醒我们:我们正在面临一场类似于1930年代的大萧条。

    历史从来不会简单重复,但在一战、二战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美国体系进入大混乱、大爆炸时期,却是确凿无疑的。这是美国体系的秋天季节,一个萧索的晚秋。我们无法预知这个巨大的体系爆炸将将在何时并以何种形式结束,但其中肯定充满了争夺,冲突、乃至杀戮。在这个体系巨变的时候,任何在前面六十多年中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经济管理智慧都将无济于事。而这,正是处于经济增长兴头上的中国,很快就要面对的。作为这全球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中国的命运与这个体系的荣衰有着深刻的扭结。在相当程度上,体系的命运即中国的命运。但历史闪烁出的诡异在于:中国既无法继续受惠于这个衰败的体系,但也绝不会从这个体系的崩解中获益。显然,这种处境比中国那些幼稚的民族主义者以一种危险的浪漫心态所勾勒出的幻象——他们总是想当然地以为美国的衰落等于中国的崛起,要不测的多。在冷战即将结束之前,历史终结论的始作俑者们曾经乐观地暗示我们:即将终结于资本主义及民主价值之下的新世界将是一个长期和平及繁荣的永恒纪元。然而,已经展开的纪元,比那些乐观主义的预测却要远为险峻。历史,几乎从未满足过任何思想的愿望。

三、胡温革命:与危机的赛跑

    如果历史还算是多少有些可信的知识来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资本主义都经历过重大经济危机。不管是它是哪一种资本主义,也不管它是那个时期的资本主义,似乎都没有逃过这种历史宿命。即便是自奉为上帝子民、拥有一切好运气的美国人,也未能摆脱1930年代的经济灾难。有些蹊跷并让人费解的是,在所有的危机发生之前,该国的资本主义无一不经历着极度的繁荣,而该国人民(尤其是主流的中产阶级)也无一不处于极度的乐观之中,仿佛好日子永不落幕。1929年之前的美国如此,1990年之前的日本如此,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东亚同样如此。除非幸运之神真的已经降临中国,否则,我们无法相信,中国可以例外于这一历史命数。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资本主义的繁荣与前述几个资本主义的标志性时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其毁灭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狂野程度也无出其右者。这让我们有理由怀疑,中国资本主义内部所积累的危机能量,也可能远胜于前。虽然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一直戒慎恐惧、临渊履薄,虽然中国的技术官僚们可能已经从过往的危机中继承了最多的管理智慧,但中国经济及社会中的种种最新迹象都显示,我们可能无法规避这一命定的劫数,所不同的可能只是危机的形式及其后果。如果非要寻找一个具体的历史对应者的话,那么,中国的经济地貌与1929年之前的美国的确有几分相似。在1929年的灾难之前,美国人在一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场自由资本主义的宏大戏剧,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繁荣,但灾难几乎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从天而降。虽然最后的结果相当幸运,但危机的毁灭性却差一点就断送了这个如今独步全球的资本主义文明,其惨烈程度我们可以从当时华尔街的历史照片中获悉。美国1929年开始的危机,正好与当时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危机重合,这也正是今天中国可能的历史际遇。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示的那样,如果中国30年改革积累的内部危机与全球体系60多年的外部危机相互叠加并发生共振,将大大增加危机的复杂性及可管理性,因而也将大大增加危机的摧毁性。

    这一代中国领导人以及主流技术官僚对市场经济的历史记忆,是在资本主义的全盛时期形成的。在这种记忆中,市场经济即意味着永无休止的繁荣,所谓危机和萧条如果不是年代久远的老黄历,就是可以通过提前防范而得到化解的。的确,在过往仅有的几次危机中(无论是1993年起自内部的经济危机还是1998年源于外部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国都成功的化险为夷。而在危机化解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及新生技术官僚群体的超级学习能力也令人印象深刻,但必须记住的区别是:在前面的两次危机中,中国是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经济体,市场主体本身也相当稚嫩。但今天,防火墙已经撤除,市场主体的政策游说能力也今非昔比。从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在房地产、宏观经济以及环境资源等领域调控中所显露出的无奈,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以往手到擒来、点石成金的行政能力可能并不是未来可靠的依恃,而好运气也不会永远都一路相随。相反,在一个已经天翻地覆的调控环境中,过去的经验往往会成为未来的绊索,从而招致重大挫折。危机之所以为危机,就是因为它是不可预测的。危机的发生、发展以及最后的毁坏程度总是超越于我们的视野和想象之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行政全能型(资源几乎全部控制在行政当局手中)社会而言,行政力量很容易通过迅速调动并集中资源解决局部危机(地方或者某个行业的危机)。这种能力,在中国的银行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熟悉中国金融改革的人都知道,中国金融改革之所以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化腐朽为神奇,并不是中国的金融家们真有什么三头六臂,而是因为中国行政当局可以迅速的将巨额财政资源注入银行系统,从而化解危如累卵的金融危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全能政治的能力一直被中国官方误读为“社会主义优越性”,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因为这个缘故,中国更有可能的危机形式是一种疑难杂症式的情况,从而导致多目标之间的相互冲突以及多种手段之间的相互抵消,呈现出一种无法治理的状况,并最终从整体上耗尽所有的行政资源。在这个时候,我们一直引以独家优势的全控能力就可能突然被肢解。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政府而无社会的地方,这种情况将是非常具有灾难性的。因为这将意味着出现某种无法修复的整体性崩解。就目前的思考所及,我们显然无法清晰勾画未来危机的具体形式,但有一点却是没有疑问的:危机从来就不是以我们熟悉的方式出现的。中国,显然正在疾驰入一个风高浪激但却没有任何航标的危险水域。对此,无论是我们的人民还是我们的精英,似乎都远远没有做好准备。

    如果危机注定要到来,那么,哪里才是我们最后的避难所?一如我们无法真正看清危机本身的面貌一样,我们也无法真正了解,我们如何才能从危机中幸存下来。或许,我们真的无处可逃。然而,现在就开始行动总比坐以待毙要好得多。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经提前看到了一场与危机的赛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种古老的智慧,可能是我们幸免和幸存于危机的唯一希望。

    2002年,中国执政团队在毫无波澜的情况下实现了新老交替。但这场看似没有任何戏剧性的接班,却开启了中国三十年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就其精神取向与内在气质而言,这个被媒体称之为“胡温新政”的改革转向,实际上更像是一场革命。

    与革命时代中国留给外界以及学术界的印象截然不同,改革时代的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世俗主义的政权也拥有最世俗主义的民众。有很多人已经观察到,无论是政权、企业,还是人民,效率至上的意识在中国已经发展到相当扭曲的极端程度。因此,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及市场利益主体基本形成之后,微观及局部效率已经根本不是问题。反而是个体的极端理性及效率至上所导致的整体非理性及反效率,已经引发了严重的问题。在中国目前已成公共灾难的环境污染、社会失信、以及贫富悬殊等等都源自于此。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在一直作为中国改革唯一维度的效率与增长的价值之外,为中国改革引入另外一种公平正义的价值维度,就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不如此,就不足以规制和平衡极端个体理性对整体社会环境以及自然环境的败坏。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胡温执政伊始就一直高举公平正义的大旗,并将其作为新政的核心论述之一。现在看来,这的确找到中国改革最隐秘的罩门。在这种新思维的视野之下,缺失了公平正义的经济增长,不仅不能带来合法性,反而会加剧社会资本及环境资源的快速干涸,并最终导致增长的停滞和社会的解体。所谓和谐社会,其实就是以公平正义为社会新的价值基石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基础及自然环境基础的可持续性上取得一种平衡。虽然这些论述被官方意识形态机构解读得相当糟糕并因此受到民间社会的习惯性调侃,但很多人并没有发现,与过往“发展就是硬道理”以及“闷声发大财”改革取向相比,这里隐含着中国改革对经济增长一个重大的认识论转向。从这种认识出发,胡温新政在公平分配、扶助弱势、环境保护等方面做出一系列的努力,其目的就在于要将人民的认同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移到更加坚实的公平正义的价值上来。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公平正义基础上的繁荣与富足才是一个社会永续生存的基础。在这一层意义上,胡温新政的实质是在中国改革已经被废弃的精神之维上重建一种新的社会和国家认同。如果我们的人民和领袖有更加伟大的宏愿,那么,这就是建设一个新国家和新社会的重要起点与契机。胡温转折的革命性意义也正在于此。对这种革命性转折,我们应该给予最大程度的鼓励。但是,如果仅仅消极地将公平正义当作维护稳定继而维持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一种权宜之计,如果仅仅将公平正义理解为扶助弱势而不是社会和经济运行的普遍准则,那胡温转折的革命性意义将大打折扣。非常值得警惕的是,在中国目前主流意识之中,公平正义一直就是作为财富增长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在这种对思想史和文明史知之甚少的狭隘经济学视野中,公平正义多一点,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就会少一点。这种幼稚的观念离奇地占据中国意识的主流,简直就是中国思想界的一种耻辱。事实上,公平正义作为一种社会的基础设施(虽然它可能无形)以及制度公共品不仅是任何一种财富增长所必须,其外化的后果——更加公正的分配,也是深受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困扰的中国经济本身所急需。一言以蔽之,公平正义的价值内部,本身就孕育着更多和更高质量的财富增长。在中国改革经历了市场化(1978年到1990年代中期)、凯恩斯主义推动(1997年的亚洲金融为危机到2000年代早期,朱镕基内阁拉动内需的政策)、全球化(2003年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到现在)三个动力阶段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前几个动力已经日渐式微。在这个时候,公平正义应该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强劲的动力来源。正如一位商界朋友形象的比喻那样,公平正义应该成为中国改革的第二级火箭。换言之,公平正义可以推动中国在更加健康的基础上再繁荣三十年。悲哀的是,中国改革三十年所形成的思想及制度惯性太过沉重,它依然裹挟着我们在原有的轨道上风驰电掣。在这个意义上,胡温稚弱的革命实在是一场与危机的赛跑。

    自中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以来,由孙中山、蒋介石而毛泽东、邓小平,中国几代领袖和他们的人民一直致力于民族的独立和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当这两项国家任务基本达成之后,人民对政府的及格标准将被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之上,那就是:能不能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创造持续的繁荣。中国的新一代领袖必须意识到,经济增长和民族独立本身都已经不能单独为政治合法性的提供持续的资源,他们必须向他们的人民允诺一个更持久的核心价值和更有魅力的愿景。对这种核心价值和愿景的认同不仅是一个民族在遭遇重大挫折时最后的避难之所,也是这个民族能够浴火重生创造一个更伟大文明的发动机。一、二战期间,美国在自由民主精神的基础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一个伟大的文明,这是美国最终能够在战后脱颖而出的关键。那么,中国能为这个世界贡献什么?

    (谨以此文献给中国改革三十周年)

 

发件人:"qiaoxu20011982" <qiaoxu20011982@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02 00:33:3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毛主席的经济战略---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毛主席的经济战略: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乔续

2008年8月5日

    文章提要:外资,私人如果不受管控,胡作非为,操纵市场,他们羽翼一旦丰满将“挟市场以令政府”,逼迫政府就范。所以我们需要完成毛主席未竟之愿望,完成经济领域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战略,将市场这只老虎关在人民政府的笼子里面。

    最近刚在公司的周围租了一间房子外住,每天早上坐着公交车穿梭于刚刚建成的居民楼,工厂(大部分是外资企业的)之间,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中国引进外资的发展模型,社会财富的聚集方式在大脑里逐渐形成轮廓。现在中国的几个典型的镜头是:

    一,大量的初中,高中,中专毕业的农村少年背上行李,排着队走进外企打工,他们一般被安排在集体宿舍里面,每天三点一线的生活,他们一般是两班倒,加上交接班的两个小时,他们一般需要一天工作14个小时,新实行的劳动法对他们来讲是很陌生的东西,也许是他们年龄太小,一般20岁左右,还没有形成维权意识。他们所工作的城市不属于他们,这里只提供给他们工作的地方,城里的生活似乎与他们格格不入,他们有一个称呼: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一般打扮的有一些时髦。

    二,年龄大一些的农民工,他们穿梭在城市的工地上,中国城市的建筑基本都留下了他们的劳动的身影以及辛勤的汗水。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们穿作的有些破,有些脏,也许因为劳累一天的缘故,他们看起来也不太有精神,他们就是总理曾经帮忙讨过薪水的最早的农民工,城市似乎跟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当他们刚干完一天的活坐上公交车的时候,不时也会传来一些好奇甚至鄙视的眼神。

    三,大学毕业后工作的人,他们一般打扮时髦,经常聚会,聚会的时候,会谈论如何买基金,股票,回忆大学的生活,讨论房价的走势,讨论交男女朋友的技巧,心得。他们就是传说中的小白领,与白领还有距离,是因为他们的收入比工人要高的多,可是与上万的房价比起来,他们仍然力不从心,他们大多数几个人合租在一些两室一厅,三室一厅的房子里。为了买房子,面子,或者为了成家他们经常加班,他们大多数有技术,但是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修修补补的技术,西方企业一般不会给他们接触学习现在世界最时髦的产业的核心技术的机会,本土企业因为技术落后同样也没有能力提供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因为工作的技术含量不高,他们一般进入公司一年左右工作就能完全上手。他们常常觉得自明不凡,可是当想到自己的未来,上万元的房价,高档的轿车,又会哀叹命运的无奈,感到生活的迷茫与无奈

    四,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打游戏上网也许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他们经常联网打游戏, CS,魔兽,劲舞团等等让他们疯狂一时。大学生们不太喜欢学习了,通常到了快考试的时候,他们才会发奋读书,甚至熬通宵,老师似乎也体谅自己的学生,学生们一般都能通过老师出的考试题的测试,甚至还会有高分。学生们平时最用功学习的科目就是英语,因为他们盼望毕业能够出国留学,遥远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是他们魂牵梦绕的地方,因为那些地方“民主”,富庶,有一流的科技,他们也希望能进IBM,微软,NOKIA……等名牌的外企,这也是很值得同学羡慕的事情,大家经常的话题就是某某学长去了某著名公司,不过因为竞争的压力他们好多人考研究生或者公务员,通常大学的最后一年的上半年他们会很忙碌,而下半年他们会经常走动。为了打法无聊的大学生活,谈恋爱成为时尚,能找一个漂亮的女朋友或者帅气的男朋友是很有面子的事情,通常这也是家庭背景的较量。

    五,大批的富人阶层,因为本人不是富人,没有接触过富人的生活,所以无法准确的描写,大体说来,他们里面有通过自己辛勤劳动致富的人,可是很少,他们大部分都是擅长敛财而不是创造财富的人,他们认为穷人有仇富心里,因为他们钱财来的不是很正当,所以为了放心,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到国外。

    大家都知道80年前后,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左派看来是资本复辟,右派看来是春天的故事,我不知道我算是左派还是右派,我觉得80年代后,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不过领路人的自私加上能力的欠缺,官僚的腐败堕落加上国外反华势力的渗透导致了改革开放在现在看来是失败的,至少按照邓公当年的标准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失败的,如果按照毛主席为中国设计的自主的城市化工业化的道路看,现在的景象其实和旧社会没有什么区别的,毛主席他老人家如果看到现在的景象,会认为这是中国革命的倒退,是复辟,在他看来中国至少有上百万的官员应当被判处死刑,共产党需要从上而下一场彻底的整风运动,反右,反帝运动,他会说如果6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演习的话,现在真正发动文化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也许这也正是一些人处心积虑的要消除掉毛主席对中国的影响,让人民失去对毛主席的信仰,不过在我看来这些人的算盘是不可能成功的,抛去现在毛主席的热的兴起不说,要彻底跑掉毛主席的思想至少在军队这一关过不去,也许一些人说毛主席不懂经济,还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可是在军事领域,毛泽东思想是任何人不可撼动的,废除毛泽东思想,军事这一关过不了,军事的意义是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毛主席比较“死心眼”,他的经济思路,我个人认为和他的外交思路,政治思路是差不多的,就是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个思路的核心就是先打扫干净屋子,然后再请客。不是不请客,前提是打扫干净屋子,而一些人说毛泽东不懂经济只是看到了毛主席只在打扫屋子,就认为毛主席不请客,是在搞自闭,可是我觉得这些人太低估了毛主席的智慧了,毛主席在70年代左右开始进行的建立中美外交关系难道是自闭吗?当年大批的苏联专家帮助中国搞建设,难道是自闭吗?如果中国自闭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国家把中国抬进联合国,显然中国在这之前只对美国封闭过,也许这里的自闭特指针对美国,不过我纳闷了,美国为什么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分量这么大,毛泽东49年建国前曾经数次对美国暗示建交的意向,可是美国偏要跟中国过不去,美国封锁中国,这难道是中国自闭?

    个人认为造成中国建国后到76年时候一些悲剧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中国基础的薄弱,国民文化素质有待提升,另一方面就是中国外部力量的强大冲击了中国正常发展的轨迹,这个力量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当时的国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受西方思想,封建思想的影响太大,在政治军事领域就是自尊的中国不得不提防国外反动势力的渗透甚至打击。还有一点不是最主要的就是当时的领导人急于求成。例如拿大跃进来说,毛主席其实已经意识到了当时的错误,想纠正。可是这个时侯刚从“苏联“回来的彭德怀的态度不得不让毛主席警惕,设想以下,三反五反的时候,曾经有大批的人提意见要求江山轮流坐,这个时候,如果苏联在背后操纵,抓住中国大跃进的错误,并在这方面大做文章,一方面利用彭德怀的军权,另一方面利用广大的“民主”人士的反官僚反一党专政的呼声,再加强苏联对中国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可能中国的政权就可能被苏联控制,并扶持起一批苏联的代理人上台(这种事情曾经在革命初期发生过),作为任何一个卓越的政治家,他都应该会考虑到这样的事情的发生,所以在庐山会议之后,会议的宗旨迅速转向了打击右派“机会”主义。这里看出毛主席对苏联强大外部势力的警惕下,不得不作出的一些迫不得已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毛主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至于美国对中国的渗透,现在我们已经深深遭受到了它的危害,很显然,在毛死后,接班领导人在与美国打交道的时候缺少毛主席那样的远见和能力。造成80年到现在中国社会问题的原因应该就是部分领导人的自私,腐败,无能。

    80年代之前面对外部势力的强大,中国采取了集权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在当时中国国民文化素质不高,生产力水平地下,工业基础薄弱的情况下保证了中国能够集中力量进行大的项目的突破,科学技术的迅速提升,以及工业基础体系的建立,这种模式特别适合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当到了70年代末,中国的国民工业经济体系初步建立,国民素质进一步提升的情况下,可以说那种高度集中的国家统得过死的发展模式不再适合中国,此时中国需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这要求国家不能够在经济领域统的太死,需要激发社会所有成员的积极性,利用掌握的科技以及生产能力,按照自身的需求进行组织生产活动,这种模式有点象市场经济的模式,不过不是国家完全放开的市场经济模式,应该属于国家资本占主导的经济组织模式。

    这种模式下,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由之前的实体经济转向了虚拟经济。在农业方面,集体化的农业,在运用农业科技以及优化管理的前提下,大批的农民从土地上得到了解放,进城成为工人,而且他们的福利也得到了切实的保证,集体化的农业,保证了农村的生产的稳定,以及新的农业科技的迅速使用和大的农业项目的建立,还保证了共和国的农业安全。在城市,因为国家权利的集中,保证了集中力量进行攀越科技顶峰,而某种程度的权利下放,保证了企业利用自身的技术水平,生产能力,按照他们发觉的劳动人民的需求进行生产活动,这样就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样个人,地方政府也允许通过自身获得的技术能力来组织生产活动,来满足他们发觉的人民的生产生活需求。为了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因为经济活动因为科技的迅速发展而变得日益复杂,实体经济的管理无法满足迅速反映的管理需要,这需要在虚拟经济层面进行管理,通过银行业与国家资本结合建立国家控制下的垄断企业财团,并保留国家资本管理组织对旗下企业在特别情况下的一票否决制。在完成了这些经济布局之后,就可以放开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进入,此时,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参与丰富了经济的运行主体,活跃了经济体,更大程度的挖掘了老百姓的需求,满足了老百姓的需求,这样,就实现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目标。市场经济是笼中的老虎,体现人民利益的国家政府就是关老虎的笼子,只有在国家的控制下,这只老虎才能最大程度的挖掘社会需求,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造福人民群众。但是如果市场被私人或者外国控制,其结果就是控制市场的人,通过自己的市场支配地位,操纵价格为自己牟利,而老百姓成为被剥夺的牺牲者。毛主席的经济领域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理论,这里就比较清楚了。

    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三座新大山,腐败,下岗职工,农民被征地这里就不说了,这里重点说以下在外资进入的情况下,中国的国民经济财富是如何被抽血,在国内国民财富是如何被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从而形成了国民经济的运行开始在某些领域被私人,外资,以及私人与外资的联盟控制。

   外资大批量的进入中国,中国政府不但不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还一方面对外资实行优惠,另一方面将大批的国有企业下放,卖掉。因为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无作为,让中国经济技术的极端领域被外资控制,在一些低技术的生活品领域被民企控制,这样就形成了今日的中国经济的格局,不过还好,我们的政府没有放开一些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这种经济的弊端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被暴露无疑。一方面尖端设备方面中国无法保证抗灾的需求,不得不使用外国货,从国外进口,另一方面在一些低技术的民用品领域,我们的政府不得不亲自跑到地方去督促一些抗震救灾物资的生产。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实施了毛主席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经济战略,那么抗震救灾的需要的设备以及生活物资被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我们的政府只需要下一道命令就可以了,而没有必要跑到地方去督导,去谈判。现在这种经济模式的最大的弊端在于在发生特特大灾害,经济危机甚至战争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因为政府财力的大量消耗,而使得掌握了生产主导权的外资或者私营业者控制政府。这种事情西方已经发生了,中国也曾经发生过,毛主席也曾经警惕过。

    现在外资控制了相当一部分的中国的产品的生产,分配。生产的主导权取决于生产的技术以及生产组织形式,西方这方面已经在极端领域控制了中国,分配权取决于定价权和市场营销能力,而定价权取决于技术能力和产品生产组织形式,无疑技术和市场占据优势的西方资本占据巨大的优势。因为西方掌握了定价权,使得中国出口西方的产品以及资源价格低廉,而中国需要进口的东西的价格却一再上涨。因为没有定价权,中国无法享受自己生产许多的产品,无法享受外企在中国生产的大量的产品。因为外企控制了定价权,这样也就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控制中国经济的能力。

    大量的外企进入中国开办工厂,他们需要招收大量的技术支持人员,管理人员,周边人员以及员工,可是他们生产的产品却都出口了,中国的老百姓没有享受到这部分产品。按照经济运行分工以及各种生产者通过市场来购买产品的角度分析,大量的外企员工并没有为中国市场提供产品,却获得了中国市场的产品,结果就是中国老百姓平均福利的降低。具体来讲就是大批的劳动力在外企工作,获得一定的工资收入,因为外企占据了部分土地以及劳动力,能够生产供应中国市场的产品的劳动力没有向中国市场提供产品,而这些劳动力却获得了一定的工资收入在中国市场上购买产品,结果就是中国市场的产品没有得到应有的增加,而购买者以及货币数量增多,这样的结果必然是通货膨胀。那些多出来的货币就是外资企业员工得到的工资,在进出口的表现上面就是中国出口这些产品得到的外汇所兑换的人民,这些人民币一部分通过外资企业工资的形式进入消费市场,助长消费品价格,另一方面通过外企利润的方式进入中国的银行或者这部分钱用于扩大再生产,造成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中国付出的劳动力和资源的价值就被以外汇储备的形式存储起来,因为这部分价值对应的产品没有进入中国市场的流通,这样造成了中国的钱多了,产品却相对少了,这样就必然产生通货膨胀。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本土的出口企业上的结果也是一样的---造成通货膨胀。

    这样的结果还不是最坏的,因为我们毕竟储备了一些以国外货币表现形式的产品价值。最坏的结果就是这些外汇储备在宏观上没有换来对应的中国为产生这些外汇而消耗的劳动力和资源对应的产品,这样的结果如果发生了,就说明我们的劳动力和资源被别的国家无偿的掠夺了。现在中国外汇储备随着美元的贬值而缩水的结果就是我们的财富被美国无偿的占有,这只是美国掠夺中国财富的一种方式。大量的美元进入原材料,能源领域并推高了这些产品的价格,使得中国外汇储备的购买力大大下降,这也是美国掠夺中国财富的另一种方式。

    这里看出这种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并不能使一个国家变得富有,相反反而能使这个国家被迫纳入西方强势国家经济的循环中,失去经济自主权沦为殖民经济。沦为殖民经济主要是由于不断的通货膨胀,成本上升造成这个国家经济运行的紊乱,使得产品产出大大减少,而货币却很多,这样造成严重的货币贬值以及国际收支的失衡,造成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这个时候这个国家各种资产的价格就大大降低,这个时候,外资在进入抄底,这样本国人民辛辛苦苦创下的基业就被外资控制,这个国家最后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一些国家要走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道路,原因就是他们技术能力不够,生产组织方式,产品营销方式不够,使得他们缺少定价权。而决定这些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这里也看出不能单纯的以经济论经济。

    美国掠夺中国财富的另一个方式就是金融货币领域通过资产政权价格的操纵来实现。这属于纯粹的金融领域的操作,这个方面需要中国国内大批汉奸的配合才能实现,也许正是这个战略的需要,美国在中国国内金融领域培养的汉奸特别多。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太多了。例如中国用大量的外汇购买美国国债,而美国又用中国人的钱来收购中国的企业,操纵中国的市场,赚取更多的钱,最后的结果是中国为别人做嫁衣不说,顺便还当了个陪嫁丫环。例如用外汇购买美国的次级债券,而债券却大幅随水。用外汇投资美国银行,而美国银行却倒闭或者股价大跌。

    我个人认为我们在金融领域跟美国抗争无异于自讨苦吃,有效打击美国的方式在于打击美国的实体经济和美元这两个美国金融的基础。在国内部分利益集团敛财的方式除了赤裸裸的利用权利和官商学勾结进行敛财外,就是通过市场操纵的方式。

    挖掘市场说到底就是挖掘人的需求,人的需求主要有衣食住行和文化精神方面。操纵市场其实就是通过操纵人的需求来赚钱。当某些人控制了某些产品的供应,而人们又离不开这种产品,这样某人就操纵了市场,通过操纵价格的方式完成交换,无偿占有别人的财富。在衣食住行和文化精神方面,文化精神方面不是必须的,所以无法操纵,衣食行方面,衣食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因为国家完全放开市场,竞争激烈,企业众多,所以不便于操纵,操纵这种竞争性的市场需要很强的资金实力,生产组织能力和操纵管理能力,中国那些腐败低能的政府官员还有一些利益集团根本不具备这个能力(值得警惕的是外资具备这个能力),所以他们不会选择这个市场。行方面中国基本是国家完全控制,所以最后剩下的是住了,住房问题,首先需要土地,而中国是土地公有制,便于政府官员控制土地的供应,这样也就控制了市场的供应,另一方面因为建筑领域的技术要求和资金需求量使得进入门槛相对较高。再加上政府在城区规划,审批等方面权利的垄断,使得这个市场容易被操纵,这样中国就出现了开发商,政府,银行,文娼的结合,开始操纵市场,抬高房价。我们看到的一幕就出现了。

    以上可以看出外资,私人如果不受管控,胡作非为,操纵市场,他们羽翼一旦丰满将“挟市场以令政府”,逼迫政府就范。所以我们需要完成毛主席未竟之愿望,完成经济领域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战略,将市场这只老虎关在人民政府的笼子里面。

 

 

中国需要增强民族精神!

陳施長

2008年8月5日

    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作为具体体现的一种精神。它使得中华民族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文明,而且生生不息、连绵不绝,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脊梁,是一个民族信心和力量的源泉。而其核心——爱国主义,则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对于自己祖国挚爱的深厚情感。它表现为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和深切的眷恋,对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强烈期盼,对祖国繁荣昌盛的坚定信念,对祖国主权和尊严的坚决捍卫,对卖国求荣的无比鄙视,对爱国志士的无比崇敬等。

    中华民族具有爱国主义传统,为了民族的独立、解放、发展和强大,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前赴后继,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奋斗,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英雄事迹。屈原、文天祥、郑成功、邓世昌、杨靖宇等,是其中杰出代表。

    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深深根植于延绵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始终是维系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精神纽带,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强大的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之魂。千百年来,民族精神薪火相传,越燃越旺。井冈山精神、红军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是革命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突出表现。在当代和平时期,中华民族精神又有了崭新的表现。在研制“两弹一星”的过程中,形成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在与洪水的搏斗中,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的抗洪精神;我国航天工作者在长期的奋斗中铸就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青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承担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所以,青少年必须培养和弘扬民族精神!

    同时,作为一个曾经饱受侮辱、国耻的中华民族共和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忘国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民族精神应该是当代青年首当其冲的作为武装自己、保卫国家的人生观、世界观的一个部分!长城以其"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久远广阔的时空跨度,被赞誉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宏伟壮观的人工建筑奇迹。长城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深远巨大的影响,也积淀和凝聚了极为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鲜明地体现出构筑者的思想感情、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熔铸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人们往往从长城厚重纷繁的历史底蕴中抽取含义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比喻和象征,各种比喻或象征之间的反差非常之大。如果是在一般情况下拿长城作为某种比喻或象征,从长城斑驳多彩的内涵中撷取一二自无不可;但如果是以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就应在严肃考察长城历史作用的前提下,选择其最本质的特征、最能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内涵加以考辨、阐释和弘扬勤奋智慧与坚韧刚毅。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构筑长城的直接目的是用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军事效应是评价长城首先要辨明的前提。在冷兵器时代,长城防御体系的军事作用应该说是卓有成效的。秦时,"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新书·过秦》)汉武帝时,"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汉书·匈奴传》)明代因火炮应用于战争,攻城之矛愈益锋利,但守城之盾也相应强化。明长城重点设防地段多用砖石砌筑,极其坚固,明守军也广泛配置火器。因此,明清时代,长城的防御作用仍可发挥。 当然,对修建长城效益的评价,也不能脱离对其相应所付出代价的估量。构筑长城无疑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和巨大的牺牲,但其中在相当一部分地段则是依山势关隘而建。北魏修建六镇千里长城,"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强弱相兼,不过用十万人,一月可就,虽有暂劳,可以永逸。"(《资治通鉴》卷136)而在许多朝代,例如明代,主要是调动军队施工,一般民众的负担尚未达到无法承受的地步,因此秦以后就再没有因修筑长城而激起民变的事件。

    更重要的是,在任何一个朝代,只要有得力的朝臣边将主持,就可充分发挥长城的御边作用,其巨大的社会效益难以估量。以明代为例,嘉靖年间俺答部屡屡入寇,边民"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地弃而不耕,屯田荒芜,盐法阻坏,不止边方之臣重苦莫支,而帑储竭于供亿,士马罢于调遣,中原亦且敝矣"(《明穆宗实录》卷59),边防失修造成的损失远比构筑长城的投入巨大得多。而隆庆万历年间增设城防、有效抵御入侵并进而促成汉蒙和议后,仅从直接经济开支来看,即每年"所省征调不啻百万"(《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 古长城沿线大体上与农牧区自然分界线相吻合,长城便是这种生态环境差异和农牧民族冲突的产物。中原王朝既然无法彻底清除飘忽不定的对手,又要时刻防备突如其来的偷袭,广筑长城在中国古代较长的历史时期便不失为一种明智有效的对策。至于长城构筑中的设计施工,从位置走向的确定到障、堡、敌台、烟墩(烽火台)等整个防御体系的配置,以至城墙形制结构、选材用料,都巧妙利用地形地物,因地制宜,其构思的精巧合理令人叹为观止。而在极为艰巨复杂的施工过程中体现出的刻苦勤奋、坚韧不拔的精神更为世人赞叹。英人斯坦因在穷荒险峻的西部长城遗址面前曾发出如下感慨:"在这里,汉武帝时那些军事工程专家遇到可怕的天然险阻所表现的坚韧精神以及组织力量又得到显著的证明。"(《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35页)

    这一切充分显示长城不愧是中华民族坚韧刚毅和勤奋智慧的精神象征。 向心凝聚与爱国主义 中国是由50多个民族凝聚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较好解决了农牧民族之间的碰撞交融问题。基于生产、生活的需要,互相联系交往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区人民的共同愿望,长年攻伐征战则给双方带来巨大灾难。但历史地看,只有凭靠长城的坚强护卫,才能遏制游牧民族军事上的侵扰,才有可能实现长期和平有序的交往。以汉代为例,汉文帝时,"遣将吏,发卒以治塞",匈奴始稍收敛;景帝时,"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武帝初,"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书·匈奴传》);宣帝时,则有赖于"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以至"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汉书·赵充国传》)。在漠北匈奴墓中出土的铁制农具也表明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生产方式对游牧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匈奴"乐关市,嗜汉财物",往往"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后汉书·南匈奴传》)。在从中原获得大量生活、生产必需品的同时,也推动了匈奴畜牧经济的发展。这种互市交往也使中原地区受益匪浅。汉初牲畜奇缺,将相或乘牛车,但到武帝时,长城以南"滨塞之郡"已是"马牛放纵,畜积布野"(《盐铁论》),大批畜力投入农耕、交通运输,极大地提高了中原地区的社会生产力。

    明代隆庆和议之后,长城沿线同样出现"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凑,无异于中原"的兴旺景象(《无梦园集》卷2)。据万历《宣府镇志》记载,张家口一带居然"南京的罗缎铺、苏杭绸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的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蒙古族非但"孳牧渐多",而且逐渐改变单一畜牧经济结构,"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种子有麦有谷有豆有黍",瓜、瓠、茄、芥、葱、韭之类,"种种俱备"(《宝颜堂秘籍·夷俗记》)。经蒙汉居民共同努力,塞外古丰州还屹立起一座归化新城(今呼和浩特市),垦田万顷,连村数百,"城郭宫室布满丰州川"(《明穆宗实录》卷23)。隆万年间之所以呈现汉蒙互市"华夷兼利"的局面,显然与张居正推行边防新政密不可分。张居正深谙长城边防与和平交往之间的内在联系,就在达成"隆庆和议"之后,他仍再三强调"桑土之防,戒备之虑,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岂以虏之贡不贡而加损乎!"并特命宣大总督王崇古"教督诸臣,比常倍加防守",把"城堡及时修并,边境之险渐次可复"列为"所当修备"的"四要"之首(《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明史·方逢时传》所载"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便真实体现了长城边防与屯田实边、交通网道、互市贸易之间环环相扣内在关联的辩证关系。农牧民族在长期和平交往中彼此增进感情,消除隔阂,在思想文化、生活习俗上也互相熏染融合。汉族"边人大都五分类夷"(戚继光:《陈边情及守操战车》);而蒙古族渐习华风,竟至"每于佛前忏悔,求再生当居中华"《两朝平攘录》卷1)。

    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既表现为政治上明确归属、实现统一,军事上疆城稳定、边防巩固;也体现于经济上内地与边疆相需相靠、联为一体,民族关系上和平交往、融洽相处,包括在价值取向和习俗心理上相容认同。只有出现"边人大都五分类夷"和"求再生当居中华"这种趋同融合,以及像明代那样塞外畜牧经济与江南商品经济千丝万缕般联结在一起,才最终使辽阔的北部疆域成为祖国牢不可分的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些方面,长城防线发挥了联结、凝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纽带作用。

    事实上,中国古代并非只是汉族中原王朝修建长城,北魏、东魏、北齐、北周、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进入农耕地区后,也都相继构筑长城。长城是中华各族共同建造的历史丰碑。历史上匈奴、乌桓、鲜卑、氐、羌、突厥、柔然、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中,有相当一部分沿着这条既是军事防线又是经济、文化汇聚线的长城地带融入汉族之中。长城蕴涵的巨大向心凝聚力,是使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文明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构成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元素。

    纵观中国古代北部边疆地区开拓发展的历史,大多与以长城为核心的边防建设密切相关。构筑与护卫长城防线、基本上以长城为轴心或以之为后盾向外辐射扩展的屯田实边与辟置郡县举措,刺激了边地经济的发展。秦汉数以百万乃至千万计的屯垦军民运用中原的先进生产工具、技术和组织经营方式,累世艰苦开拓,初步建立起鄂尔多斯(时称新秦)、河西、辽阳三大新经济区。西汉时,新秦业已"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汉书·匈奴传》。明代军屯、民屯之外,还行"开中"法鼓励商屯,遂使"近疆水陆屯田,悉垦治如内地"(《张文忠公全集·行实》),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五杂俎》卷4)。北疆交通网络最初也是直接由于构筑长城防务的军事需要而建立起来的。畅达无阻的交通网道是运输粮草、调集兵马,使长城防线贯通一气的动脉。构筑长城和屯田实边、开辟交通以及互市贸易相辅相成,从而发挥了传播先进文明、开发边疆、孕育"塞上明珠"的生命线作用。 长城本身不过是"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盐铁论·险固》)的战略防御设施,与封闭、保守、退缩之间并无必然联系。"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的赵武灵王正是以"变俗胡服,习骑射"而著称于世的政治家(《史记·匈奴列传》),而标榜"众志成城"、斥长城无用的清朝恰恰又深深地陷入闭关锁国的泥潭。事实上,当中原王朝转入战略进攻态势时,烽燧亭障随着前锋兵马的挺进而向前延伸,在步步为营不断巩固前沿阵地的同时,又提供交通供给之便,为新的拓展进击奠定坚实的基地。汉武帝时曾派李广利征讨大宛,首战即因后援不继,"不患战而患饥"(《汉书·李广利传》),招致惨败。这之后才"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汉书·西域传》)秦皇汉武,包括明初,无不是在主动出击、军事上取得压倒优势时修建长城的。这说明,修筑长城既是一种积极防御,又是积蓄力量、继续进取的谋略。

    毋庸讳言,长城本身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家、军事家手中,长城的效应也不尽相同。但对于古代高明的政治家来说,长城从来不是限制文明空间的环。如《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提及"中国最初进入中亚,急遽创造同继续保护这条通道"时所述,"看一看这种前进政策功成圆满所经过的那一段可怕的地面,不禁令我们感到中国人势在必行的展长长城以及后来汉朝猛进的政策,在人力方面所受的痛苦和牺牲,一定是很伟大的了。"开辟与西方交流的通道,"以通西北国"(《史记·大宛列传》),显然是西汉在西域构筑障塞亭燧的战略构想。所谓"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汉书·西域传》)。在这里,长城绝非是阻断与其他民族、国家交往的障碍;相反,正是"旷哉绝域,往往亭障"确保了丝绸之路畅通和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修筑长城所表现出的这种开拓、探索精神,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民族运用万里长城这道军事防卫线和经济、文化汇聚线,巧妙地控制、调节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把农耕文明和畜牧经济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有效地促进了民族融合、边疆开发和国家统一。长城沿线诸如榆林红石峡"华夷天崭,蒙汉一家"的巨幅石刻、各民族和中外文化荟萃交融异彩纷呈的甘肃敦煌石窟及大同云岗石窟、被定为中国邮政标志的嘉峪关魏晋墓室《驿使》图、作为中国旅游标志的武威铜奔马,其间所折射的文化意蕴堪称是长城精神的真实写照。两千多年来长城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产生的积极效应构成中华民族心理认同的客观依据,而这种底蕴、内涵又与长城极为雄伟博大的景观所激发出的豪情壮志竟是这样完美和谐地融为一体,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最终积淀熔铸成勤奋智慧、坚韧刚毅、开放交流、开拓进取和充满向心凝聚力、维护统一、热爱祖国的民族精神的象征。今天,长城的军事防御价值已不复存在,兄弟民族之间早已千年干戈化玉帛,但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碰撞中融合的历史见证,作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长城将万古长存!作为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长城所象征的中华民族精神也必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中国人需要精神追求!中国人压抑得太久了!

 

青年人要敢露政治锋芒

李而亮

2008-08-04

《中华儿女》 第3期

    李而亮,男,1955年9月出生,籍贯广西。1983年人民日报社任编辑。1995年至今,任西藏日报副总编辑、西藏日报总编辑、党委副书记,人民日报社市场报总编辑、党总支书记,《中国青年报》总编辑,中华儿女报刊社社长、总编辑。

  春节过后,世人瞩目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和前第一夫人希拉里之间难分伯仲的较量,突然形势大变,奥巴马连拿下10个州,拉开了与希拉里的差距,令全世界为之惊谔。而同时由新华社发布消息的,是我国所有省级的人大政协换届选举工作完成。可后一条消息却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关注。

  政治观察家分析,奥巴马之所以势如破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得到了年轻人的支持。据统计,50岁以下青年人投票给奥巴马、希拉里的比例为5:1。大部分青年人将选票投给具有活力和激情的奥巴马,表面上看,是对年纪稍大的希拉里的不认同;深层次,则是被认为“千禧年一代”的美国青年人政治抱负的觉醒。他们不愿意看到希拉里的当选将美国演变为第二个“克林顿时代”,他们把更多思变、纠错的期待寄托在新生代领导人的身上。他们意识到,如果美国需要对这个世界有更大的贡献,如果他们也像前辈一样认为美国对这个世界应该有特殊的使命,那他们必须勇敢地接过接力棒,把出了差错的政策更正过来。

  在我们的东邻日本,青年政治家并没有因为安倍的失败而浇灭了自己的激情。到地方去,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不以官大,而以事成”作为政治成功的标准,在现在的日本已成为一种新“时尚”。一批青年政;台家纷纷辞去在中央政府工作的职务,到地方去竞选市长、县长,去开发地方活力,推动地方改革,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从那些主动扎根地方进行改革的青年政治家身上,人们看到了日本社会未来发展的活力和希望。

  在当今世界,更多的青年人在政治的介入中表达自己的立场和声音,比如对全球变暖的担忧,对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关注、对中东如何实现和平的焦虑、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愤怒,等等,都显露出他们比在平常的环境内更多地注视本国政治对世界局势的影响,并要求政府制定或者修正相关的政策。

  2008是个大选之年,注定了会有更多的政治大事值得关注,更大范围的政治格局会因此而改变。在中国,继去年党的十七大胜利闭幕后,近日召开的两会,将产生新一届国家领导人。按通常的说法,“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可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美国等国家的青年人越来越关心政治的同时,中国的年青人(特别是80后)似乎正在走向相反的方向。许多青年人对两会换届选举的关心,远不及对海峡对岸台湾“总统”更替的注视。

  关心政治是参政的开始,参政与从政只有一步之遥。今天美国的年青人积极参与政治,投票选举与他们有共同理想的候选人,明天他们就会从被动的投票人变成主动的竞选人。那么,中国青年人不关心政治,是他们缺乏参政和从政的热情吗?情况似乎不是这样。近年来,报考公务员空前火热,国家机关一些热门位置达到了近百人竞争一个岗位的程度,说明当代青年有着很强的政治抱负和从政愿望。在高校里,大家对争取入党和当学生会干部趋之若骛,很多学生早早就开始研读“权术”、“厚黑”“关系”之类的书籍,为以后参政从政打好“知识储备”。

  有从政的抱负,却表现不出对政治的关心,恰好是中国青年与美国和日本青年截然相反的态度。即使近年来“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即使西方将万里之外的达尔富尔问题莫名其妙与中国联系在一起,即使抵制北京奥运会噪音此起彼伏……但在这些涉及民族与国家利益重大问题上,难得听到中国青年群体发出的声音,难得有青年人为国家政策提出的政治主张。可以说,面对我们国家不断挨骂,中国的青年人基本上集体失语。

  在重大国策问题上,不能亮出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主张,注定不可能成为政治家。中国青年缺乏当政治家的意识和抱负吗?并非如此,而在“不敢”。在当今中国社会,你可以张扬自己的个性,可千万不可张扬你的政治抱负,否则就是有“政治野心”,从此被打入另册;你可以争取职称,追求奖励,伸张权利,但万万不可表达你希望在什么样的职位上实现你的政治理想,否则就是跑官要官,组织上不会再予考虑。因此,青年人必须将政治抱负埋在心底,韬光隐晦,老成低调,决不可锋芒外露,招风树靶。

  我很赞成一位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大国要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赶超发达国家,需要强大现代化取向的政治动力,这种动力需要众多政治家的通力合作。”在核武器时代,世界不再是军事技术核军事实力的竞争,而是价值观念的竞争,即政治观念体系的竞争。收敛、压抑我们的政治锋芒,只能使自己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

  中国的青年人,不要再避讳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

 

中国人对外部文明的严重误读

佚名

2008年8月5日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日本是最善长学习并接纳外来先进文明的国家。现代日本文明究其实是汉唐帝国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复制品。一个处于蛮荒状态的草昧民族,就因为虚心学习接纳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成果,跃升为这个星球上的一等民族,超过中国老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文化巨人。

    日本民族在学习外来先进文明的过程中,不但能做到虚心诚恳全心全意。而且能很好的结合本民族的特点,尤其是融合本民族的文明优势,结果日本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很多方面超越他的老师。

    和日本民族相反,中华民族对待外来先进文明的态度是深闭固拒妄自尊大,实在无法排拒时就采取“拿来主义”,摄取形式排泄内容;同时用“民族劣根性” 对外来文明进行“筛选”,能够适应“中国特色”者才能“为我所用”。因此外来文明进入中国后大多变得不伦不类,往往徒具外在形式而失去精神内赅。一个典型例子是自掘坟墓的满清政府在进入墓门的前一年为了缓解内外危机,仿效欧洲政府建立“责任内阁”,可内阁的十三名成员中居然有九人来自“皇族”?

    当“西方文明”不能按中国人的期望值解决中国的“传统问题”时,我们就很容易简单地把过错推到“西方文明”身上,丝毫也意识不到问题的根源不是我们引进的“西方文明”;而是“传统文明”的惯性作用,是我们对西方文明的“悲剧性误读”。下面列举几条最具代表性的“我们对西方文明的误读”:

一、 性开放。

    上世纪七十年代前的中国性观念异常保守,“性”一度成为民众谈虎色变的话题。除了伟大领袖一人外,民众必须奉行“禁欲主义”,性行为机械化政治化。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的“性开放”理念被饥渴的国民以最大的热情全盘接受并发扬光大,甚至于比西方走得更远更离谱。下面几则众所周知的“西洋传闻”最能体现中国人对西方“性开放”的理解。

    传闻一:美国女中学生在上学前,母亲总要提醒她别忘了带“避孕套”……

    传闻二:美国夫妻不干涉对方的“性自由”,双方在外面都有一个或多个情人。丈夫回家撞见妻子和情人做爱,多半选择礼貌地退出来……

    传闻三:美国的海滨浴场,男女全都一丝不挂……

    中国的“极端女权主义者”甚至杜撰出这样一个版本:妻子出门时丈夫都要提醒她别忘了带“避孕套”,告诫她若遇上色狼千万不要反抗,因为“生命”比“贞操”更重要;但和色狼做爱时别忘了戴上“避孕套”,因为“生命”离不开“健康”……

    如果美国人听到上述几则关于他们的“性开放传闻”,震惊程度应该不下于听到“911”恐怖袭击消息。传闻中的他们不是和动物没有任何分别吗?他们的“人性尊严”哪里去了?

    我们对美国的“性开放”确然存在严重的误读。首先美国的“性开放”只存在“特定地点”和“特定群体”;主流社会的“性观念”则远比我们保守,大众传媒和公共场所也远比我们“干净”。 美国是一个奉行自由主义的国家,政府和多数人不能随意剥夺“少数群体”不触犯法律的爱好和行为。所以美国有专为部分追求性刺激的成年人开设的 “成人俱乐部”;“回归自然派”男女还可在远离公众的海滩一丝不挂裸浴;“好莱坞”影星也可追求“私生活丰富多彩”……但这些“性开放”把戏只限于“特定群体”和“特定区域”,美国的主流社会则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观。美国的公共场所根本看不到涉及色情的宣传广告;我国的色情广告则满天飞,与性相关的影视宣传画和壮阳招贴从大街小巷一直贴到公共厕所。美国的电视也非常干净,连骂人的脏话都被删掉;可我每次旅行到一个县城,在大街上经常能听到录相厅传出的女人高潮时呻吟声。象纽约这样的海岸国际大都市,因为外来人口较多,外来文明占很大比重,性保守倾向还不十分明显;但在主要由美国本土人居住的内地中小城市,美国人则表现得象货真价实的“清教徒”。美国大部分州都禁娼,所有与色情有关的场所都必须在指定的位置,尤其要远离教会、学校。既便如此,他们还时常遭受一些周边居民的抗议。相比之下,我国的色情业不但“丰富多彩”;而且不顾对青少年的影响。我国的星级酒店,小姐进进出出已经成为没有人会因此大惊小怪的正常景观,加之洗头房,洗脚房,卡拉ok,夜总会等诸多色情场所,堪称世界之冠……

    当未成年中学生走在大街上,眼中看到宣传画上戴有挑逗性的性感女体和淫秽文字;耳中听到女人高潮人呻吟声,他能不想入非非吗?能不想到去引诱他的女同学吗?如果引诱达不到目的,能不想到实施“性暴力”吗?近几年我国青少年犯罪率直线上升,“性开放”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诱因。其次美国的婚姻家庭也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滥情任性不负责任。美国人在计划结婚之前是有些随便;可一旦结婚就非常清楚自己的责任,家庭始终摆在首位,连工作也得从属家庭,很少结了婚的人还会经常去娱乐场所和别的男女玩浪漫或一人深夜不归泡吧。美国离婚自由,可在婚姻期间大多能对配偶保持基本忠诚,尤其是有一定经济条件和文化教养的绅士阶层更能以身作则。性绯闻不但令政务官吃不消,绅士若是沾上性绯闻也一样会失去社会的尊敬。

    再次美国人讲求生命的尊严,甚至于把尊严看得大于生命。所以认定美国女人都会对强奸犯俯首听命是只有“好死不如赖活”的中国人才会相信的无稽之谈。前段时间看到一则网文,写手居然嘲讽一位为保贞操誓死不从歹徒强暴的烈女子,文后还有不少人附和?真的想不到我们的性观念已“开放”到如此荒谬的地步!

二、 金钱选举。

    美国的民主制度很健全,总统和和行政区域一把手都是民主直选产生;各级议会也是全民公平普选产生。民选政府的第一职能只能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民众就会在下次选举中不投他的票或在任期内弹劾罢免他,得罪民众的政务官轻则丢官重则身败名裂。只有极少的傻瓜政务官才会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去愚弄民众或以权谋私。美国的各级政府都是“民本政府”,绝大多数政务官都有浓厚的“民本思想”,在任期里能尽职尽责,极少腐败渎职现象,个别例外也能很快被发现并受到毫不留情的膺惩。之所以会如此主要是美国选举制度的功劳。一个如此科学理性的选举体制,应该成为文明世界学习仿效的样板,可我们的多数国民却对美国的选举存在很大的误区,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就盲目给对方贴上“金钱选举”的标签。

    国民之所以容易相信美国的选举是“金钱选举”,一是媒体的误导;二是从电视里看到总统候选人组成庞大的竞选班子一个州一个州去拉选票,没有大量的钱是不行的。在电视普及的时代,赢得选民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在黄金时间发表电视讲话。可占用大段电视黄金时间需要花很多钱……所以美国选举需要很多的钱铺路,没有钱在信息社会寸步难行。因此富人很容易用金钱操纵选举,只有富人才能决定选举结果,要么自己直接参加竞选;要么把自己的利益代理人用金钱扶上台?

    因为我们不了解美国的选举运作方式,所以很容易形成上面的错觉。美国的竞选机制早就设置了富人用金钱操纵选举的壁垒,在运作方式上使金钱的影响降到了尽可能低的限度。美国选举确然要花很多的钱,但金钱并不能决定选举结果,富人很难用金钱操纵选举。美国的竞选机制使穷人和富人拥有相对公平的竞选机会,富人在竞选时不但无法发挥金钱的优势,“富人身份”甚至会成为竞选的累赘。美国的历任总统除了肯尼迪一人外极少出身豪富阶层最能说明问题。

    美国的总统选举制最能说明美国选举给穷人提供了均等竞选机会:总统选举制规定:对于没有经济实力的总统候选人,国会可以拔给他一笔可观的竞选经费,但很少有候选人愿意领用这笔竞选经费。一则那是纳税人的钱,用纳税人的钱为自己竞选铺路候选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二则总统候选人只要有足够的实力和人望,就能通过正规渠道筹集到必要的竞选经费。也许有人会问,给候选人提供竞选经费的富人难道不会提出相应的条件,待候选人当上总统后再利用手中职权维护并拓展他们的利益吗?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当选的虽然不是富人总统,可一样只能做富人在政府中的利益代理人?一样是“金钱选举”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上述情况其实在美国很难发生,一是提供竞选经费的美国富人很少会提出“用公权作报偿”的条件,美国富人的情操智商毕竟和中国富人有很大的差别;二是就算个别富人提出那样的条件候选人也作出相应的承诺,当选总统在任期内也没有相应的权力履行自己的承诺。美国总统在国内的行政经济活动受到司法机关、议会和媒体无孔不入的监督和制约,权力空间极为有限,以权谋私的机会很少。你别看小布什在国际上颐指气使、今天指责这个国家是邪恶轴心,那个国家搞恐怖;明天又制裁伊朗,威胁军事打击北朝鲜,俨然成了地球的家长;但他在国内的权力小得可怜,他的任何行动、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国会批准,没有国会的授权他寸步难行、一筹莫展。地方各级政府都是当地民众直选的,在宪法框架内只对当对民众负责不对总统负责,总统升不了地方行政首长官也降不了他们的官,因此也不可能在地方政府安插亲信或插手政府采购和地方公共工程。美国总统可以把巴拿马总统抓到美国审判,可美国的一个普通市长就可以不买总统的帐。联合国50周年庆典时,纽约市长为各国首脑举行了一场音乐会。音乐会开始前,市长居然把克林顿总统邀请的客人阿拉法特 “请”出了剧场,理由是阿乃“恐怖主义分子”,气得克林顿七窍生烟,但也只限于生气而己,对市长的决定他无可奈何,只好自己去道歉……

    我国的官僚体制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大官的亲信在下级权力机关和大企业是“抢手货”。美国的情形则刚好相反,政务官的亲属在他的辖地常成为企业避之唯恐不及的对象。因为你一旦任用政务官的亲属,你的公司企业就会成为公众和媒体质疑的焦点,你的一举一动就会暴露于无孔不入的监督之下,这对企业的生存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所以美国人一旦当选政务官后,他的亲属很快就会发现自己一夜间成了“二等公民”,不但受到“就业歧视”;还不能享有“完全公民权”,犯同样的错误要比普通人承受更重的处罚。小布什就曾因此深受其害,因为他拥有一个总统父亲,所以“二等公民”的感受格外强烈,心灵上受到很大创伤,并一度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后来因为皈依基督教才在灵魂上获得新生。

    在上述境况下,总统能利用公权为竞选捐助人谋求“私人利益”吗?

     美国的总统竞选特别讲求“公平原则”,总统候选人无法利用金钱优势来破坏“公平原则”。美国政府和民主、共和两大党都没有受控于自己的电视台和报刊,所有的主流媒体都是私营的。政府和党派无法利用职权来控制“话语权”。不但权力机构无法控制“话语权”,私营电视台也一样必须遵循话语上的“公平原则”。如果哪位总统候选人用金钱买得某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段发表电视讲话,该电视台必须在不另收一分钱的情况下让其他总统候选人在同一时间段发表同样长时间的电视讲话,否则该电视台就是违法。这一“公平原则”有效地防止了富人利用金钱优势垄断对公众的“话语权”,先声夺人谋求竞选的优势。

    在保障必要竞选经费和“公平原则”下,你能说美国选举是“金钱选举”吗?

三、 个人主义。

     西方自由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个人主义”;但西方“个人主义”的内涵与中国人的理解有很大的出入。我们是从字面上理解“个人主义”的,即“个人利益第一”?在这种价值取向引导下,西人以“自我”为中心各自为政,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无视他人利益和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

    西方“个人主义”的真正内涵与中国人的理解刚好相反,从本质上来说西方“个人主义”其实是“利他主义”。西方文明强调社会是由单个的生命个体组成的,每个生命个体都不能被社会忽视,都应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时,都应尊重他人这个利益实体的存在,不能因为个人利益忽视甚至侵害他人利益。如果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只注重自身利益而无视他人利益,或者因为集体利益而践踏个人基本权益,这个社会就会陷于自相残害的利益冲突之中,最终每个人的利益都会受到伤害。如果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尊重他人利益,不因集体利益践踏个人基本权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就会和谐统一在一个共生共荣的共同体之下,每个人的利益都会稳步增长……

    因为西方文明讲求尊重个体,尊重他人利益,欧美国民特别注重“公德”。“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在公众场所大声喧哗”和“插队占道”等中国司空见惯的社会景观,在欧美国家很难看到。助人为乐也成为西人习以为常的美德。在英、美、德、法等国,人们在公众场合说得最多的话是“对不起”和“没关系”。一个人遇到不幸时,周围素不相识的国民都会给予真诚帮助……

    西方“个人主义”的英文单词是“individualism”。我无法追究最早把individualism翻译成“个人主义”的那个中国人怀着何种动机?这个翻译显然是不准确的,不但不能表达individualism的真实意思,也极容易误导中国人的价值取向。问题是这一有意误导对外国人并无多大损害,主要受害者还是我们中国人自己。

四、 拜金主义。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联系了。对金钱的追逐也因此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向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基于这一认识上的误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为了学习西方国家的“致富经验”,自然把“挣更多的钱”作为人生的终极奋斗目标。当我们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造成社会道德普遍下滑,面临群体信仰危机和品格崩溃时,我们才发现“金钱”是一柄双刃剑,能成事也能坏事,奉行赤裸裸的 “拜金主义”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利小弊大。新世纪的今天,当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拜金主义”的始作甬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时,才发现美、英、法等国金钱的作用并不是“万能”的,西人对金钱的热情也远远没有达到我们想象的那种程度。我们先前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信奉“拜金主义”是对西方文明的又一悲剧性误读。

    当成千上万的中国富翁不惜伤害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用非法手段聚敛巨额财富,肆意挥霍巧取豪夺来的不义之财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知道:多数外国富翁把通过勤劳智慧挣来的正当财富回报社会,晚年把绝大多数甚至全部财富捐给慈善机构或学校。前不久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裸捐”最能说明问题,他把自己名下 580亿美金的巨额财富悉数捐给慈善基金会,没给子孙后代留下一分钱的财富。众所周知比尔.盖茨创建了软件帝国,他的财富是凭借勤劳和超人智慧,掌握先进生产力挣来的合法收益;不象中国的多数超级富翁一样依靠“特权”和“投机”来聚敛非法财富。比尔.盖茨捐献合法财富与我国富翁挥霍并遗传非法财富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另一个层面折射出我们和西方在金钱面前的态度反差。

    当美国的多数富翁在晚年都争相把财富捐出来回报社会时,我们能说这个国家的国民信奉“拜金主义”吗?如果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巧陷入了“拜金主义”的泥潭,又自认为这是学习西方的结果;难道不是我们对西方文明的悲剧性误读吗?和西方民主国家相比,专制国家更容易陷入赤裸裸的“拜金主义”。托克维尔在他的论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描述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时写道:“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

    这是因为在专制社会中,即使经济得到了发展,可是由于继续剥夺了大众参与社会的各种权利,从而将人的生存依然挤压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之中。所以对金钱的崇拜,在一个专制国家中,可能比一些民主国家表现的更为极端、强烈和不择手段。正是专制社会对权力的垄断,才无法使它的人民产生对生活更加丰富的情趣,因而他们在金钱欲望上必然要走向一种极端。 …………

    去年我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垃圾桶基因》这篇杂文里,曾经说过我们的文明在继承和学习倾向上出了大问题,具体表现在容易吸收外来文明的垃圾和劣势;对外来文明的优势要么深闭固拒,要么令其沾染“中国特色”。 西洋文明成果的最闪亮部分应该是民主、宪政、法治、人权、廉洁政府、新闻自由、任人唯才、公平竞争等……这些先进的文明成果我们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在学习借鉴过程中掺和“中国特色”,美味香甜的淮南橘子移植到淮北后变种成又苦又涩的“积子”。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我们的选举,民主选举无疑是从西方学来的,可我们的部分地方政府把选举“改革”成“走过场”的闹剧。当欧美文明国家公正公开“直选”各级行政一把手时;我们依然热衷于“暗箱作业”,预先圈定候选人,甚至于搞什么“铁定当选”的“等额选举”(候选人只有一个)?

    我们在排斥或扭曲西洋文明先进成果的同时;又以不可思议的热情接纳了西洋文明的暗点。不但全盘吸收了对方的暗点;还利用我们的“聪明才智”把暗点发扬光大。西洋文明最典型的暗点莫过于“性开放”,我们不但学来了,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今天美国的离婚率只有百分之八,我们则逼近百分之二十。美国的政务官在任期内不得有绯闻;我们的地方权力人物则热衷于“包二奶”。美国离婚自由但绝大多数配偶能作到基本的忠诚,我们的婚外恋则成为时尚,有条件者多想试一试……

    当我们感到外来文明的“垃圾”供不应求时,我们就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对外来文明进行有意识的“误读”和“加工”,给自己的文明暗点贴上外来文明的标签。明明自己信奉“金钱万能”,偏要说美国是一个“金钱至上”的国家。明明自己自私自利一盘散沙,偏要把西方文明的“利他主义”误读为狭隘自私的“个人主义”……

    我们的文明向何处去? 天佑中华!

 

中国右派如何面对伊拉克沦陷真相

何必

2008年8月5日

    或许,我们在所谓的全球化、市场化、民主化、自由化等等听起来就让人心潮澎湃乐不思蜀的原则与理想当中,浸淫得太久,以至于习以为常地感觉它们丫挺的就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民运人士当中,在美国的方觉根本否认这个世界有什么多元化的构造,说这个世界只有美国一元。如果像我这等在中国的社会最底层的混混儿,以孤陋寡闻到了井底之蛙的德行样,说出这样的话来,也许还可以被一笑了之的话,那么像方觉这样的号称要引领中国未来的主儿们,以及像在国内却得到美国鬼子资助的余杰等所谓精英的狗日的们,如此臭不要脸地唯美国马首是瞻,就很是让人哭笑不得了。如果这个世界真让美国鬼子拿去糟蹋,会是什么样呢?咱们不妨来看看这个。

    你可能会纳闷,一群人站在这里,你们的诉求是什么?这让我哑口无言。我相信,如果你知道真相,你将不会这样问我。当天空洒下含着血腥的雨,当地上长出剧毒的稻谷,当微风悲鸣彷佛孤儿寡母的哭声,语言便到了尽头,你还会有什么诉求?伊拉克很远,但人心的距离并不远;战火蔓延,生命何辜?我为此惆怅,难道你真能释怀?当萨达姆为恶时,美国却努力拉拢之,并协助发展生物武器,藉之与伊朗对抗。

    *1991年1月 17日,美军发动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根据美国前司法部长Ramsey Clark 于2000年 1月 26写给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的一封信,美军在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头一个月内,投下八万八千五百公吨的炸药,威力相当于七个半的广岛原爆;他并指控美军蓄意轰炸如水库及自来水厂等民生设施,制造重大伤亡。

    *英国卫报《The Guardian》2003年 2月 14日报导: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期间,伊拉克第二大城Basra和科威特之间沙漠公路上,有一万多名弹尽援绝伊拉克士兵与逃难平民,包括上千名妇女小孩,美军先以压倒性武力堵住去路,再由空中扫射,并发射具大规模杀伤力之丛集飞弹(Cluster Bomb)及八十年代已禁用之烧夷弹(Napalm),接着英美联军用坦克及军用推土机,把这一万多人不管死活全给埋了。

    *参与活埋的一名美军接受美公共电视「前线」(Frontline)访问时说,「感觉就像在打野鸭、射水桶里的鱼」。英著名评论家Robert Fisk说他亲眼目睹 ITV记者拍到一群野狗啃食尸体画面却隐而不播。美国士兵 Joe Queen因「表现优异」获铜质勋章,他受访表示:「很多同袍吓坏了,但我觉得还蛮爽的。」上校 Anthony Moreno 说他「看到许多填满人体的壕沟,有些手脚还伸出地面。」指挥官 Lon Maggart 反驳各界批评说:「我知道把人活埋很恶心,但若派兵进壕沟先一个个刺死再埋,岂不更恶心?」

    *英国「医学教育信托」(Medical Educational Trust)估计: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初期一个多月内,直接杀死大约一至两万名伊拉克人。根据一项1993 年的研究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直接或间接导致二十万零五百名伊拉克人的死亡;其中包括两万三千名妇女和七万四千名小孩。大部分的死亡—约十一万人—起因于英美长年在伊禁飞区空袭、蓄意破坏伊国基础建设所导致的公共卫生恶化。借口保护库德族人及什叶派,美军进行长达十一年的非法轰炸,为2003年的入侵铺路。

    *1991年 3月3日美伊达成停火协议。但其实不仅没有真正停火,英美法三国更以保护库德族人为借口,于1991年 4 月入侵伊境,规划所谓「安全区」。
*1992年 8月,美军更以保护什叶派为由,进一步擅自规划「禁飞区」,不准伊拉克任何飞机(包括民航客机)飞入此一区域,违者一律击落。此区面积约占伊国土三分之一,伊主要空军基地及部份大型油田集中此区。

    *1996年 9月,美军宣布扩大一百二十公里的禁飞区,直逼首都巴格达,几乎完全剥夺伊国国内空中飞行权利。联合国宣布禁飞区及安全区之设立侵犯伊国主权,但美国照干不误。禁飞区内,伊飞机不得进入,但美军却来去自如,常以各种莫须有的借口对伊各项民生设施及军事目标进行轰炸。据各国际人权团体估计,此举约直接造成三万名伊拉克平民死亡,数十万人伤残,数十万人无家可归。

    四项反人道战争罪行:任意攻击平民,反人道禁运,蓄意破坏伊国净水设施,并以各项重大民生设施为攻击目标

    *除禁飞区轰炸外,自1991年起,美国逐年非法扩张禁运范围,连抗生素及医疗用麻醉药品、净水原料及诸多民生物资都被管制进口。各方一致估计,反人道禁运措施加上美军针对伊国基本民生设施(例如水库)持续数年之「禁飞区」非法轰炸,使得原本在中东世界首屈一指的伊拉克公卫条件急遽下降。在1991至1998年之间,至少超过一百万伊拉克人死亡,其中五十万是五岁以下儿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1997年11月报告指出:约有九十六万名五岁以下伊拉克儿童因禁运正处于饥馑状态。伊拉克卫生部统计:截至1997年8月为止,禁运已造成一百二十五万名伊拉克儿童死于饥饿或疾病。该数据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附和。

    *联合国安理会设置的人道小组(Humanitarian Panel)于1999年3月提出报告如下:「伊拉克由禁运前的相当富裕,变成目前的大规模贫穷,此一事实可以从其婴儿死亡率之跃居世界最高者之一看得出来;23 % 的新生儿体重不足;四分之一的五岁以下儿童长期营养不良;59 % 的居民无法经常有干净饮水;83% 的学校需大幅重建。」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报告(http://www.unicef.org/infobycountry/iraq_statistics.html),伊拉克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自1990年禁运以来,逐年递增;1990年为每千人死 50 人,1999年增为每千人死 125人;一岁以下的死亡率则由 1990年的40增为1999年的102。

    *根据美前司法部长Ramsey Clark 于2000年 1月 26写给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的一封信,伊拉克五岁以下儿童死于一般可治疗疾病如感冒与肠胃炎及营养不良的人数,在1989年至1999年十年间,足足升高十一倍;1996至1999年,每年更有超过二十万名五岁以下儿童死亡。体重少于2500公克的初生婴儿比率由1990年的4.5% 升为 1998年的24.1%,约为五倍。儿童营养不良在1990年以前很少见,仅有九万七千人,1998年却飙高为一百九十一万人,将近20倍。

    ......

    这样的内容,是谁写的?中国内地的右派们(比如刘军宁、徐友渔等号称继续开放到无以复加的主儿)或者会指认,这是国内愤青之作。不过,如果仔细研读的话,会发现,首先,如果是在国内,互联网管制会使得其中绝大多数网页根本无法登陆;其次,当中的许多人物、地方、事件的名称翻译与流行的乃至官方认可的口径不一致;第三,其中的币值也不是最终以人民币为换算结局。可以说,这应该是个台湾人的作品。

    如此说来,米国人可以说是无恶不作了吧。这样,再来看比如方觉们认为美国就是全人类的主导、担当着全世界唯一一极的说辞,恐怕就很是能够体谅我对此的啼笑皆非了吧。

    开篇,英国人为了一个其在伊拉克占领军监禁的当地平民被殴打致死赔偿相当于接近4000万人民币的欧元,那么,如果真是有公理的话,美国鬼子该向伊拉克人赔偿多少?遗憾的是,到现在,国际上对此还是无能为力。

    那些口口声声就是什么普世价值的自由派(右派)们,不厌其烦地念叨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却绝口不提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主权国家内部,治理原则、知识、经验、规约等等都相对成熟,专制也好,宪政也罢,都能够各执一词并意乱神迷。但是到了主权国家之外,在国际事务当中,所有这些基于国家领域边界以及在属地原则基础上的规则就通通失效啦。

    如果说,在主权国家内部,行政权力可以大行其道的话,那么在国际上,在主权国家之间,行政权力就根本无俅所谓。刚刚闭幕的G8峰会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以及史无前例地邀请了10个发展中国家列席会议,还有与印度、墨西哥、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对于是不是加入这个富人俱乐部抱着不以为然的立场,就折射出这个世界在国际间合作的软弱无力。

    在国际上,没有了货真价实的公权力。联合国只不过是个婊子,是个美国鬼子如果想肏伊拉克的话完全可以把联合国置之不理的货色。什么海牙国际法庭,什么卢旺达人道主义灾难国际法院,什么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米国人主导下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乃至世贸组织,在国际间治理上通通都黯然失色。

    美国那个报纸记者弗里德曼弄了个什么《世界是平的》,让包括中国的自由派在内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欣喜若狂喋喋不休。可是,资本主义以来,到现在的金融化,成为穆军称之为“400年未遇之妖风”,也就是说,在经过了资本主义400年历史之后的今天,资本已经发达到了可以数百倍于实体经济的程度,以其巨大到可以比冷战时期美国苏联各自恫吓把世界炸掉几百次的核武器还要厉害许多层级、可以在转瞬之间把一个、几个甚至几十个国家(想想历次金融危机吧)打回刀耕火种时代的能量在全世界横冲直撞。

    在国际间行政权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只能凭借资本的权力为所欲为,资本充当起了裁判员与运动员的角色,并且攻城略地一往无前,所到之处血雨腥风尸横遍野。

    奥运会要开了,中国收紧了签证制度,使得原本可以大赚一笔的中国旅游业损失惨重。如果心平气和下来,可以看到的是,这并不是中国别出心裁。发达国家普遍紧缩签证,比如美国实施指纹制度,比如对移民乃至避难政策门槛的节节攀升,让中国国内那些主张取消户籍限制的人们颇为惭愧。按理说,自由迁徙也是基本人权,但是,国际间的人员往来却有着越来越高筑的壁垒。在生产要素之中,土地的不可移动性质,决定了其属地化状况;而劳动力这个原本应该是最为活跃的因素,却只能被国际间的户籍制度锁定在主权国家的国境线之内,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就更是如此。

    咱们能够设想,中国的农民工汹涌澎湃地前往发达国家打工么?痴心妄想了不是。所以,别来不来就什么全球化了吧。因而,生产要素之中,就出现了当且仅当资本在国际间来去自由的狗娘养的状态。当国际间事务都得对资本俯首帖耳甘拜下风之际,那么除了资本权力之外,也就没有什么国际上的普世价值,所有的一切国际事务,都不过是资本游戏规则下面的望闻问切。不管是科索沃,还是伊拉克,或者再往前的两次世界大战,尽皆如此。

     现如今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上动辄就比拼肱二头肌,打了这个打那个。米国人自己把这称作是帝国主义,并看到这种制度的苟延残喘,恐慌与后美国时代的不期而至。嘿嘿。所以嘛,如果问,米国人应该为伊拉克战争向伊拉克人赔偿多少,这恐怕并不是个不着边际的胡说八道吧。

 

 

 

击鼓传花中国加油,断肠总理冷水煮蛙

----离弦之箭: 击向中国经济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亚笛多星

2008年8月5日

    有一点可以肯定:一、 人民币同美元兑换朝:6:1.再朝5.5:1方向过渡。在这个刻舟求剑的指南下,国际热线加速进入。二、 当下中国国内油价同国际油价相差1.5倍。粮价相差四倍的古怪现状将会大大改变。中国政府不可能把每年递增的上万亿财政资本全投向稳定社会价格补贴。这样做的结果是:暂时稳定了社会,但因花光了政府的财政。最后窒息了政府。所以,价格与国际接轨势不可当。三、 中国将加大开放金融门户让美国、欧洲各国、日本银行加快进入中国市场。与中国国有银行决一雌雄。

    总之:这场无一丝炮声;无一缕硝烟;看不到三军统师;也看不见遍野军尸;也听不到一个号角的金融滑铁庐之战仍在进行着......中国的剧烈通胀也在进行!中国的贪腐国家的浪费也在进行!中国绝大多数的下层人民就这样熬着!中产阶级就这样沉默着!媒体照样编着!秀着!骗着!国库的血在滚滚流着!代表工农斧头镰刀的鲜红党旗在逆风中飘着......

    2008年. 是一个沮丧年份。是一个让全世界人民脑袋不断向上昂酸的年份。这一年来的每一天,世界都在震颤。人们的目光紧紧盯住地平线上不断波动石油价格标牌。

    北京的智囊出现三种声音

    第一种,高唱马赛曲的雀派:水涨船高;随行就市;与国际价格同步接轨。否则.将严重稀释中国的金本货币。中国人很有可能,今天从海外驶进广州港的那一船92号汽油,上个星期就是从中国福州港偷运出去的。周一从北部湾偷运出去的三千吨大米;在公海上绕了半圈,周五便驶入深圳盐田港报关进口。中国政府在用人民的血汗钱,去填充世界经济幕后巨人贪婪的胃口。

    反方:油价是一切经济的火车头。油价如果同国际接轨,国内的成品油将从当下的每升5元,一步跳到10元一升。在市场经济这头猛兽的破门开闸下:一切生产生活的原料、物质、商品也将齐齐跟涨。大米将从3000元一吨上涨到6000元一吨;化肥从200元一包升到400元一包;建筑钢材也将从5000元一吨上升到10000元一吨。人民币将直接贬值50%以上。

    反方:在国际油价还在每桶60美元时.中国人民的整体实际生活水准;人均收入远远低于西方;低于日、台、韩。仅比亚洲的穷国和非洲落后的国家,好了一些。大多数中国人家庭生活用四个字概括:勉强维持。如果2008年物价整体上升百分之一百。中国有近八亿的百姓将进入甲级贫困户。可能的结果是残酷的。按2006年一家四口人每日保障三餐基准为计:2008年物价上升100%状态下这一家四口,只有三个选择:1、三餐干饭变三顿稀饭;要么三顿减二顿。2、a.吃储蓄;b.吃养老钱;c.卖血卖房子;d.借高利贷。如果1.2项不果:3、一家四口人a.有二人逃荒;b.四人饿伤c.二人饿死。这种结局己无异于:崩溃!中国再度还原1911年.1949年时局,不仅是电影层面上的虚构恐怖。

    第二种.大唱国歌的鹰派:起来;中国加油!战斗;中国挺住!万众一心;中国崛起!倾一国之力与世界金融大鳄决战于国门之外;对抗世界不断上升的油价粮价。

   1、 绝不同国际价格接轨;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阴谋。2、 国内能源、原料、商品绝不加价;一加必乱;力保全社会安定。3、 三军严把国门:严防因国内国外巨大价差而产生的成品油;粮食;原料大规模走私出境。4、 抛售1.6万亿的美元;与美国来一个鱼死网破的彻底决裂。5、 中国大不了重归毛泽东锁国时代。

    反方:1、 中国己持国际契约登上世界关贸总协定的大船;中国整体经济列车;与列车铁轨;能源、调度、控制、运行机制早已定型;国家主义的信誉、航向、驱动已安装在里面。不接轨等于自毁。

    2、 中国生存的二大命脉:能源和粮食已严重依赖进口。中国自杀式的粮田换金钱;拆迁变银行;夺地赶田户模式的内出血,长久瘀积已开始穿孔。过去二十年间.陆续拥进城市的二亿多失地、弃田、失耕、失牧、失渔百姓己不可能为政府创生能源和粮食。不进口吃什么?用什么?不进口能源,中国无数台的机器;无数只烟囱;无数条流水线…如何开动;当宁静的道具吗?不开动?停产?几千万打工者干什么?吃什么?造反?还是象梁山泊?井岗山那样啸聚?中国经济的二大重镇:珠三角和长三角就会变成二块弥布厄运的沼泽。

    3、 三军如何把关?比地方更腐败的军队可靠吗?向西南:中越、中缅、中印有几千公里陆基边境;每日民间贸易量经无数路径循环,根本无法统计也无法阻截。向北再向东北:中巴、中蒙、中俄也有几千公里陆基边防线;道口无数如何封锁?向东向南:几千公里的海岸线上,有上百万艘大大小小的渔轮、货船、小舢舨;他们24个小时游航在平面的大海上。中国沿海聪明人惯用的“蚂蚁搬家”“由无数条船构成的:浮在风浪上的城市”会那么安分?不屑灿烂金本的诱惑吗?

    用20CN80年代.几万只温州海船海艇,海上贸易经典而论:只要一小样东西有:一元钱的差价;一船货有:一万元的差价。当初的他们都会雷雨无阻;怒海狂奔…谁顾忌严酷极左的革命刑法。今天.21CN10年代.世界经济已无根本的国境。钱.这玩意更加天马横空群往群来。所谓三军把关!真是:猫同鼠谈。

    4、 至于抛售1.6万亿美元储备吗?那更是南郭先生们外行冒进内行的屁话。如何抛?中国财政部早已按2007年1美元:8元人民币的汇率:乘8再加乘五倍的人民币印刷制造量。投向国内流动市场。抛!岂不是自崩金堤吗?攻击的剑只有中国有吗?抛!老美不会反击吗?也许老美的牌更多一些。

    5、 还原毛泽东时代!可能吗?1949毛泽东率我党我军从国民党、地主、资本家手上夺得的全部资本和人民在建国后用血汗积累的资本;如今几乎都被变卖成私有物权。如何还原?把卖掉的东西拿回来是要付帐的?还是不付帐的再来一个土改;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全面公有?还是再抢一次?这行不通。

    第三种,哼哼粤剧步步高的鸽派:在雀派和鹰派中间取个折衷。即:逐渐接轨;前提是:必须加速印制新版人民币。充实四大国有银行的库基准备金。时间!时间!最重要的是时间!争取时间,加固阻止金融崩溃的防波堤。利用奥运情结,加速加大加重中国民族主义舆论浪潮。以外展欧美;内聚民心;把水搅混;模糊视野。

    国家的智力不允许;国家也没有这个能力;为保油价、粮价、汇价无休止地用钱砸入欧美的口袋。不可能掏空国库去赠与渔利的世界。油价.必会驱动所有物品价格上升。上升太快会带来动荡。降低动荡的频率最好的办法:悄悄抽骨;慢慢抽血。最大的策略是:用冷水煮青蛙;先用小火逐渐升温。最后煮透到位。因为:火太大水太烫;所有的青蛙都会跳身锅来!呱呱闹事。所以:全面地慢慢地涨;把人民的剧痛分成十段,让人民在感受不到大痛的可忍受范围里:放血。

    据2008.6.20以来的资讯汇总看:中共中央已选择中国智库鸽派的建议,配置精密方案正在不可估算的风险中实施。呜呼:人民的意志被内外的政客给绑架了。哀哉:中华民族十四亿人生存的二根肠子;能源的油肠子和粮食的饭肠子被强权者紧紧卡住了。

    据可靠情讯:二广一闽三省的成品油、大米偷运出境有十分猖獗之势。江、浙、鲁三省也有愈演愈烈之势。还有一种介于走私与非走私之间的灰色地带也在不断扩大。是什么?半成品的塑料板;薄膜等。半成品的粮食与成品的粮食如压缩的干面;公仔面;挂面等。中国6.20成品油价大幅上调18%是链动中国风险经济多米诺骨牌的第一记锤击。接下去的骨牌将会在大幅升价的惯性下,一个接一个地倒下。除非世界出现一个油价立即回落到2006.6指标的奇迹。否则无法重新扳回一个个倒下的骨牌。

    金本市场是无情的。市场这只手,会按照价值的升降;去确定物价。金本市场也是理性的。他只服从价值价格和物的本性;绝不服从任何一道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的社会主义行政命令。金本市场有时又是软弱的。他听命于世界强权的操控。金本市场己成为强权者敲诈勒索他国;改变他国命运;甚至是颠覆他国最有效的工具。强权者强大的后盾就是:优越的制度;超强的科技;精锐的军力。

中国油价上去之后

    有规律迹象表明:一切与石油直接相关的化工原料、塑胶原料、物品、成品、半成品都在涨价。一切与石油有间接相关的物品、能源如:航空航天器材、铁道矿山器材、航海航运器材、包装印刷、化肥、酒精、油漆、胶水、涂料、桐油、石蜡、装饰材料、汽车用料配件、电脑电子配件、布料、纸张、运输、医药医疗用品等都在升价。一切与石油无直接干系的物质如:土地、粮食、钢材、矿产品、煤、有色金属、电、水、木材木料海洋产品等都会涨价。全面涨价的共同介质就是中国的货币;金银;股票;债券;古董;名画;珍罕的收藏品。

    物质物价千变复万变;唯一不变的仍是这个国;山还是这个山;水仍是这方水;天依旧是这个天;地还是这块地;;今天这块土地依旧供养着昨天那个十四亿个中国人。全面涨价将使得国家政治发生难以预测的变化。国家经济将出现结构性的错乱与纵横面上的重新分区划域。

    一、 国有四大银行将出让更多的权重股,给欧、美、日等国;国家金融将纳入全球透明的资讯监察系统之下。中共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拥有绝对的:随需所印;按需所印;透支所印的印刷纸币的权力。中国主权上的印钞权,很有可能成为这个政权为了保住经济命脉,保住最后的统治权;最大程度隐蔽掉丧权辱国为强权者牵制的狼藉声名;被迫变相分割出一部分印钞权给他国强权者。

    二、 国民的储蓄将大幅缩水50%至80%供养中国城乡二亿多离休、退休、退养、参保、投保人员的养老金;医疗金同样将大幅缩水50%至80% 这批为专制共和国大厦添砖加瓦了一辈子的老人们,每月所领的那点养老金,只能够开半个月的伙食。

    三、 体制内五千多万的党务人员;公务人员;军务人员;公职工职人员每月薪水的实际购买力,仅相当于2007年的一半。如果一步到位给他们加升100%薪水.1、国力国资兑现不了;2、人民不会同意。反过来,如不满足他们?1、会影响他们的效命性与忠诚度;2、加剧贪污受贿的腐败;3、增加乱收费力度;4、加大卖地财政。到头来又纳进体制的恶性循环之中。

    四、 国家运作的行政成本也将大幅上升。钱钱钱!钱从那里来?都是不可回避的难题。在新价格体系下:中国经济的另一个主体推动:城市房地产成本;基础道桥建设;环保减碳项目;水电建设成本,都将大幅提高。没有钱一切免谈。

    我由衷地希望:基督教西方世界要以:为主的慈悲,去帮助中国;拯救东方。更希望中国开明的政治家们能抛弃专制;还原宗教;真正走向共和。实现人民和解。根据全球化发展带来冲突与非冲突的资讯,我悲观预测:

    一、 油价还要攀升。2008年顶点在每桶180美元至190美元;2009年将在每桶190美元至250美元之间。二、 人民币同美元汇价将从2008年初的7:1升值到2008年12月的6:1.2009年将升值到5:1。三、 2008底中国的粮价,将从2007年年底的价格基础上,上升50%至80%2009年.还会上升接近国际粮价;相当于国际粮价的70%。四、 2008.9.即北京奥运结束之后.中国的成品油价主还要上涨20%至30%.92号汽油将从现在6.6元上涨到7.9元至8.58元。五、 2008.9月.中国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全都得按新的价格体系;汇价率重新评估。六、 中国金融的最大防崩大坝》中国股市的沪证指数;深证指数;所有会计成本报告;都得颠倒重写。

    狼来了!雨来了!洪峰来了!多股洪流堰塞在北京奥运的前夕…中国的金融体系事实上已处在一个崩而不溃的临界状态。火炬传递结束了!历史永不霉朽的纪录片依旧震撼着:“中国加油”!“北京加油”!“中国挺住”!“人民加油”!这洪亮的声音,沿着火炬穿越过的五大洲每一座名城久久回荡着……这良久的回荡声,降B大调地切换成:“全球油价?”“中国油价?”“全球加价!”“中国加价!”的声音。中国人民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在这一场21CN金融滑铁庐大战第一个回合上:不用盘点,我们已损失惨重!我们的经济元气大伤!

    击鼓传花:告急…告急…


 

 

发件人:"新法家传真" <alexzhai2@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02 20:16:2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与秦汉社会功勋制

    编者按:除了自由市场和政府计划,人类文明中还有一种按一个人为社会贡献的大小配置有限社会资源的制度,即社会功勋制。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已经遇到诸多困难的时代,我们有必要关注这种政治经济体制。过去,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将中国传统政治对社会系统分层的关注简单地理解为封建等级制,然而现代系统论告诉我们,系统内部的确是"不平等"的,那是社会系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理性质";人类个体的意志通过民主选举实现的线性叠加也不会"自动"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实际上意味着西方当代政治逻辑的解体,如果人不是不需要区分的"公民原子",中国传统政治对贤与不肖的论述显然变得重要了——那样的话,我们将面临怎样激动人心的人类文明的突破啊!

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与秦汉社会功勋制

翟玉忠

2008年8月5日

    在2008年年初武汉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徐景安先生问笔者,既然历史证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已经流于平均主义和大锅饭,为什么还要讲社会功勋制。我当时的回答是:此项研究的重要意义恰恰在于,秦汉社会功勋制没有流于平均主义,而是实现了按照一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分配有限的资源,它对当代社会仍有巨大的借鉴作用。

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原则

    在马克思看来,按劳分配原则是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经历列宁的进一步阐释,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分配社会资源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开始设想资本主义私有制灭亡后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的分配理论。首先,马克思将社会总产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补偿已经消耗了的生产资料,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用于消费,用于消费的产品将按照劳动时间在生产者中间分配。"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6页)

    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特别提到,同共产主义按需分配比较,社会主义阶段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还是调节商品交换的同一原则,仍有其缺点,因为按劳分配原则默认了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由于各个劳动者在体力或智力上存在差别,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不等,又由于劳动者赡养的家庭人口数量不同,因此,社会把劳动这个同一尺度应用于不同的劳动者时,就会出现事实上的不平等,造成劳动者生活富裕程度的差别。马克思说按劳分配所体现的这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平等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

    马克思似乎没有注意到社会作为一个复杂巨系统会产生分层的"物理学性质",而是过于强调结果的平等,并把结果的不平等同资产阶级权利联系了起来,而不将它看作高度组织化、复杂化的社会发展进程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没有想到的是,在二十世纪诸多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按劳分配所体现的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平等权利会蜕化为社会主义社会资源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现象。直到最近,古巴才取消平均工资制,允许根据工作表现向劳动者发放奖金。古巴劳工部副部长马图说,自1959年革命成功以来至今所实行的工资体制已经不再适用,因为"没有奖惩的制度是有害的"。在新制度中,工人如果完成所要求的指标,至少应当获得5%的奖金,而且工资不应当封顶。 而作为经理人员,如果他负责的团体增加了产值,他可能会获得30%的奖金。(中新网2008年6月12日电,http://www.chinanews.com.cn/gj/ywdd/news/2008/06-12/1280113.shtml)

    中国的情况与古巴有相似之处,1949年解放后最初几年,党政干部和解放军官兵实行供给制,到1955年才普遍改为工资制,按苏联模式,在工人中实行八级工资制和计件工资制,在国家干部中实行各种级差的工资制度。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这种情况才有所松动,进入八十年代工资改革才正式展开。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就指出:"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个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政治态度也要看,但要讲清楚,政治态度好主要应该表现在为社会主义劳动得好,做出的贡献大。处理分配问题如果主要不是看劳动,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总之,只能是按劳,不能是按政,也不能是按资格……要实行考核制度。考核必须是严格的、全面的,而且是经常的。各行各业都要这样做。今后职工提级要根据考核的成绩,合格的就提,而且允许跳级,不合格的就不提。"(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1页)

    那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为什么会成为平均主义原则呢?邓小平在这里看的很清楚,就是没有考核和奖惩制度,工资大体和级别走,级别又大体按工龄走,干好干坏一个样——这里劳动时间似乎成了唯一的分配尺度。

    秦汉的社会功勋制不是这样,每项工作不仅有严格的奖惩制度,劳动时间(劳绩)也不是惟一的评级标准,比如能抓捕从诸侯来为间谍,斩首敌人,就会拜爵一级等等——整个秦汉社会组织都按照一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组织起来,其核心是爵制。

秦汉社会是按照社会功勋制度组织起来的

    世界上很少有学者注意到秦汉社会是按照社会功勋制度组织起来的,在当时的社会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主要不是取决于他的政治地位、物质财富,而是取决于他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对社会贡献的大小是用爵制来体现的,所谓"爵以功为先后,官用能为次序。"(语出《汉书·外戚恩泽侯表第六》)爵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出生的继承一直到死后的葬礼。

    通过对考古文献和历史文献的研究表明,秦汉人在登记户口时,是按(郡)县、里、爵、姓名、年龄的顺序。日常生活中爵比我们现代人的学历和职业还重要。在正式场合,也要按县、里、爵、姓名的顺序记名。公元121年许慎之子许冲向朝庭献其父所著《说文解字》时开篇即说:"召陵万岁里公乘,草莽臣冲,稽首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这里的召陵万岁里是今天的河南省召陵区姬石乡许庄。

    日本著名史学家西嶋定生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注意到中国秦汉的社会秩序与中世纪的欧洲迥异,二者不能用"封建社会"一词概而论之。不同于欧洲封建社会那种层层封建领主模式,秦汉的基本社会秩序是按二十等爵制形成的,皇帝在这一秩序下对农民直接实施支配和管理。秦汉的爵也不同于欧洲封建社会那种贵族爵制的位阶(the rank of nobility),一般庶民都被赐爵。在《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一书的结束语中,西嶋定生总结说:

    "上自皇帝,下到编户之民,全都编入了同一爵制秩序之中,因此,就可了解,天子也是爵位这层意思。那么,正是这种与国家秩序相符合的爵制秩序,才是由皇帝施行的个别人身支配所由成立的场所,这种支配的性质及皇权的性质,也由这种秩序结构的性质所规定,我们于是指出了像通常所认为的把秦汉帝国的皇帝片面地理解为专制君主,是不正确的。"(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武尚清译,中华书局 ,2004年10月,每555~556页。)

    中国学者在研究汉代政治选举制度时,也意识到以前认为汉代选举制度的核心不可能是察举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蒋非非在《汉代功次制度初探》一文(载《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中指出,《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了西汉后期官吏的确切人数,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这支庞大的队伍是如何维持自身规模与规范内部流动的呢?自古及今,学者多将察举征辟制作为汉代主要的仕进制度,然而,如果我们将"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作为考察的对象,就会发现一些长久以来被忽略的重要问题:首先,岁举孝廉最多时228人,茂才(秀才)20人,中都官察廉吏30人,三科合计不到300人。也就是说,每年只有占官吏总数2‰的人被举,那么汉代政治系统中肯定还有另外一种更重要的制度存在,这就是功次制度(即社会功勋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卜宪群研究员在研究了1993年江苏省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汉墓出土的《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后发现,《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所记载的东海郡109个长吏升迁原因中,有73人是因"功"而升迁的,又有11人是因捕群盗或捕格不道者升迁。卜宪群在《也谈<尹湾汉墓简牍>的性质》一文(《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中同样指出:

    "关于汉代的仕进制度,过去我们大多以察举制来概括,即官吏以各种科目入仕,再以各种科目升迁,而对文献和汉简资料中大量出现的'功'、'劳'、'功次'等记载重视不够。已有学者指出'绝大多数汉代官吏终其一生与察举无缘,……察举制度之外,还有一项仕进制度左右着十几万官吏的命运',这就是功次制度 。日本学者大庭修在《秦汉法制史研究》一书中也认为'即使在汉代,只要官吏常年进行工作,即使没有能力也可晋升高官,这是一种制度',他讲的也是指功次制度。因此,东海郡长吏广泛因'功'而升迁的实例,佐证了上述观点,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证明了'功次'制度的确广泛存在于汉代官僚队伍中,并且是汉代官僚晋升的一条最主要的途径 ,汉代大部分官僚一生的政治升迁所依赖的是功次,而非察举。"

    现实操作层面,社会功勋的考核确定是极为严格的,其细致甚至超过了现代人的想象。

现实生活的社会功勋制

    在秦汉以社会功勋为基础的社会中,考核和奖惩制度明确,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点。奖的手段除了拜爵、还有增加劳绩和物质金钱奖励等等。比如从居延汉简《北边絜令》中我们看到,边郡军吏的劳绩是一日当一日半,每月记劳四十五日(原文:"北边挈令第四,候长候史日迹,及将军吏劳二日皆当三日。" ),显然这是因为边郡生活危险艰苦的缘故;罚的方式也很多,如剥夺爵位、罚金、记过(负算)等等。

    汉律规定,每年秋天进行射箭大会试,这是军士功绩考核的重要方面,参加者发矢十二,中六矢为达到标准,每多中一矢,即赐劳十五天;反之,每少中一矢,则夺劳十五天。 过期未参加会试者,必须补射,并计劳上功。居延汉简中有如下两条:

    □弩发矢十二,中[此字上"巩"下"巾"]矢六为程,过六若不[此字上"巩"下"巾"]六,矢赐、夺劳各十五日。(相似条目还很多,如:功令第卌五:士吏、候长、蓬隧长常以令秋试射,以六为程,过六赐劳,矢十五日。)

    吞远候长放昨日诣官上功,不持射具,当会月廿八日,部远,不及到部,谨持弩诣官射。七月丁亥蚤食入。(相似条目:临木候长□,昨日诣官上功,不持射具,□会□□□□□□远,不及到部,谨持弩诣官射,七月丁亥蚤食入。)

    尽管目前已经发现有关秦汉功勋制的大量资料,但中国学者仍缺乏详尽的研究。这里我们仅以汉初《史律》为例,说明社会功勋制的一般特点。

     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初墓葬中发现了久佚的汉律。其中《史律》是关于史、卜、祝的考试、选拔及任用的法律,学童学习三年后,由师傅带领参加考试,中央的学生到奉常所属大史、大卜、大祝,郡史学童到郡守处考试,达到一定标准才算过关,成绩优异者有奖励,对于学童考试不合格者,学童本人受责罚,师傅要承担连带责任、罚金二两。上面说:

    "卜学童能风(讽)史书三千字,征卜书三千字,卜九发中七以上,乃得为卜,以为官処 (?)。其能诵三万以上者,以为卜上计六更。缺,试脩法,以六发中三以上者卜之。以祝十四章试祝学童,能诵七千言以上者,乃得为祝五更。大祝试祝、善祝、明祠事者,以为冗祝,冗之。不入史、卜、祝者,罚金四两,学佴二两。"

    关于教师的信托责任,秦律中有相似规定。《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中有"除吏律",上面说,驾驺(为官长驾车的人)已任用四年,仍不能驾车,罚负责教练的人一盾;驾驺本人应免职,并补服四年内应服的徭戌。(原文:驾驺除四岁,不能驾御,赀教者一盾;免,赏[偿]四岁繇[徭]戍。)

    从教师到官员,从养牛者到造箭者,秦汉时代所有人按对社会贡献的大小(爵等)分配资源,张家山出土的汉律中《户律》、《置后律》、《赐律》、《传食律》等律法中规定甚详,不再详述。这里仅列出对农业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田和宅)的分配数据供感兴趣的读者参考,文中的爵等是按从高到低排列的,等级越高社会财富的分配越多:

    "关内侯九十五顷,大庶长九十顷,驷车庶长八十八顷,大上造八十六顷,少上造八十四顷,右更八十二顷,中更八十顷,左更七十八顷,右庶长七十六顷,左庶长七十四顷,五大夫廿五顷,公乘廿顷,公大夫九顷,官大夫七顷,大夫五顷,不更四顷,簪袅三顷,上造二顷,公士一顷半顷,公卒、士五(伍)、庶人各一顷,司寇、隐官各五十亩……宅之大方卅步。彻侯受百五宅,关内侯九十五宅,大庶长九十宅,驷车庶长八十八宅,大上造八十六宅,少上造八十四宅,右更八十二宅,中更八十宅,左更七十八宅,右庶长七十六宅,左庶长七十四宅,五大夫廿五宅,公乘廿宅,公大夫九宅,官大夫七宅,大夫五宅,不更四宅,簪袅三宅,上造二宅,公士一宅半宅,公卒、士伍、庶人一宅,司寇、隐官半宅。"

    综上所述,在承认社会系统层级结构的基础上,按对社会贡献大小分配有限的资源,是秦汉社会功勋制的典型特征。这一制度既没有陷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的野蛮,也没有沦为僵硬低效的社会主义平均主义——社会功勋制是一种形式上不平等,事实上平等的社会新秩序,它保证了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实现自己的价值。用秦相李斯少时的话说,那是"布衣驰鹜之时"。(语出《史记·李斯列传》)

    随着中华民族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内部的儒化,社会功勋制到东汉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从王符(约85~约163)《潜夫论》和王粲(177——217)《爵论》中我们还能看出当时精英阶层对社会功勋制崩溃的担心。王符在《潜夫论·考绩》抨击东汉时政指出,普通行政官员不思为社会立功勋,乃至犯法欺民;高级官员不能考核监督下级,社会不安;谏议之官不能直谏,察举所选官员非其实,导致富人和有权力的人翻云覆雨,吏制混乱。王符说:

    "今则不然,令长守相不思立功,贪残专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州司不治,令远诣阙上书讼诉。尚书不以责三公,三公不以让州郡,州郡不以讨县邑,是以凶恶狡猾易相冤也。侍中、博士谏议之官,或处位历年,终无进贤嫉恶拾遗补阙之语,而贬黜之忧。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嚚闇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材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听所以数乱荒也。 "

    从公元二世纪到公元二十一世纪,社会功勋制离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已经太久。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已经遇到巨大发展障碍的今天,社会功勋制——这一成就中华文明大黄金时代的伟大制度终将走出历史学家的书斋,造福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及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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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

----金华海到底是个什么公司?

来信

2008年8月5日

    我是青岛金华海生物有限公司的一名消费者,是金华海公司生产的保健品“喜多安”几十万受益者之一。我要如实的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也把我们近一年来的苦水和诸多的不理解,向有关领导倾诉一下,我更要大喊一声广大消费者都想说的话......

    金华海公司是合法经营的民营公司!有自己的专利、自己的产品、自己销售,这样一个深受百姓爱戴的公司何罪之有?为什么07年5月23日,大祸能降临到公司老总头上了?山东滨州市惠民县公安局,为什么对金华海痛下杀手?为什么用欺骗的手段把老总骗去,扣押到现在还不放人?那么金华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公司呢?

    金华海生物有限公司创始于1993年,在董事长王万泉的带领下,经过公司员工十几年的耕耘,公司形成了以主营海洋生物新材料的提取,制药与环保科技产品为龙头的高科技民营企业,尤其是对“甲壳质”的研究与开发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并跻身世界的先进行列,“喜多安”系列产品获得了国家火炬计划重点开发项目,经国家五大部委的联合考察被列入国家级重点新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董事长王万泉被推荐为中国甲壳质行业协会的主任委员、秘书长。秘书处就设在金华海。目前公司已申请注册专利和商标29项及产品190余种,2002年公司荣获了“中国民营企业创新奖”为青岛市争得了荣誉。2007年1月23日,中国管理科学学会、中国高科技企业发展评价中心、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期刊社在人民大会堂授予金华海的喜多安保健品、喜农1号农药和化肥为“最具市场价值高新技术产品”称号在青岛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金华海生物有限公司新扩建的厂区、生产线即将投产,将成为国内最大的“甲壳质”生产开发企业。

    由于政府的支持和帮助,金华海公司迅速发展壮大,已跻身于国际市场,美国、英国、俄罗斯等重要国家及中东地区诸国均与我公司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同时公司也勇于开拓进取,积极向国际市场进军,2005年8月30日,我公司与加拿大河岸投资公司联合收购了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特拉华州的WORK RECOVER股份公司97&#37;的股权,我公司控股75&#37;,成功实现借壳上市,成为全国在海外借壳上市的23家民营企业之一,开创了山东省民营企业进军美国资本市场的先河。目前我公司已经与南非、中东、新加坡、俄罗斯等多个国家联合建立了合资公司,“喜多安”产品得到了广泛的国际认可,特别是南非政府将 “喜多安”系列产品中的4种批准为进口药品。金华海生物有限公司在不断研发新产品造福人类健康的同时,严格地履行了纳税人的义务,公司每年向政府纳税数百万,成为青岛市民营企业的纳税大户之一。公司的发展具备了国家直销法要求的基本条件,公司已经依照法律程序申请直销牌照,现已获得了青岛市有关部门的审批文件,申报正在进行中。就是这样好的一个公司它即将毁于一旦,我们痛心疾首,这不仅是一个公司的不幸,也是整个民族企业的不幸,更鉴于以下原因,我不得不直言上书:

    (1):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被无端的侵犯。(2):民族企业即将倒闭、由于公司在美国借壳上市,美国审计部门每年6月份必须对我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这项工作无法进行,我公司在美上市的资格将被取消。(3):中东,2006年5月,阿曼、巴琳等五国大使联合考察我公司后,与我公司签署了联合开发生产“吡啶”产品的协议及五国协助金华海开发保健品市场的协议,目前公司已无法履行协议。(4):南非。我公司在南非成立了合资公司,并成功获准“喜多安”以药品身份进入南非市场,目前南非方面派人来华联系询问,我公司无法接待回复。(5):新加坡:我公司与新加坡签署的大型水利污水处理项目协议,不能按期操作,面临违约赔偿解除协议的困难。(6):英国:英国连续几年订购我公司的甲壳质产品,现已无法履行供货义务。公司在境外所设立的合资公司独资公司处以瘫痪状态。由于公司不能履行协议,必将造成国际股东的损失,甚至可能引起国际诉讼纠纷……等等,一系列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强烈呼吁: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挽救民族企业于水火之中,造福百姓于千家万户;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真正的实现国富民强!

    下面是我要反映的问题,如有不恭敬请谅解::每当提起保健品就会让人联想到“传销”二字,这难道不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吗?其实这是对保健品的一种偏见,更是我国人民的悲哀!因为,我们的政府和法律法规已经远远的滞后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的需求了,我不是有意亵渎我国的法律法规,而是就事论事。

    第一个问题:销售自家“国家重点火炬计划”产品有什么错? 青岛市金华海生物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万泉、郭智先夫妇、销售公司总经理何兴奇、周静波等有关人员多名,从07年5月23日起陆续被滨州市、惠民县公安局抓捕,一直羁押到现在,没有任何说法,只有万国律师调查时惠民公安的一纸片面说辞,所谓的“惠民简报”。

    可查http://blog.sina.com.cn/jhh2007“惠民简报”。惠民县公安局负责人称:打击犯罪,是针对单位犯罪,如不打击,其主要负责人将携款潜逃,目前王万泉、郭智先、何兴奇等人均在押。打击犯罪我们举双手赞成,可是只凭臆想来判断“如不打击,其主要负责人将携款潜逃”,就将负责人抓起来羁押,我们就无法理解了。现在的政府不是文革时期,没有法制,谁有权谁就是法。现在是要依法办事重证据的,怎么可以只凭臆想来办案呢?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所谓的负责人真的想携款潜逃,怎么会让惠民公安以“调查解决问题”为名被骗到惠民呢?又如何拿出1500万作为押金来解决问题呢?(金华海公司先后应惠民公安的要求将1500万打在经警队长牛景军的个人账户上了。)我想天底下没有这么傻想携款潜逃的人吧?

    惠民县公安局负责人称:金华海案件的主要负责人以非法经营罪已经移送检察院起诉,这一点在惠民县检察院得到了证实,检察官预计应该在春节以后才能向法院提起公诉。这里所谓的“非法经营罪”无非是想把金华海引入他们设下的“非法传销”陷阱中去,以便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那么金华海是不是传销公司、老总王万泉是不是在搞传销呢?大家逐条对照一下《禁止传销条例》,有哪一条能对得上?金华海公司是有实体的正规公司,保健品“喜多安”系列是金华海自己的专利产品,那么自己销售自家的产品,有什么错?怎么就扯上了传销了呢?如果这也叫“非法经营”那什么才是“合法经营”呢?这样的“非法经营”公司是不是比比皆是吗?难道都要抓起来问罪吗?难道就因为它的销售制度与众不同、有独特的创新吗?请看在两会结束的中外记者会上关于解放思想问题,[温家宝]: 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鼓励大胆的探索、实验和创新。 谁能说金华海的运营制度不是大胆的探索、实验和创新 呢?为什么不给它一个宽松的环境使它能够逐步的加以完善、带动我国民族企业更加昌盛起来呢。

    第二个问题:惠民公安执法犯法。 打个比方:就算是金华海涉嫌非法经营,为什么惠民公安不依法办案?《禁止传销条例》明确规定:第三章 查处措施和程序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涉嫌传销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责令停止相关活动; (二)向涉嫌传销的组织者、经营者和个人调查、了解有关情况;那么公司老总王万泉是07年5月23日被滨州惠民县公安以调查为名骗去的,然后羁押,违背了上面的(一)、(二)两条之规定:

    其一、既然滨州市惠民县公安,早就盯上了金华海公司涉嫌非法传销“如不打击,其主要负责人将携款潜逃”,而且5月23日已经把老总羁押在案了,那为什么不及时“责令停止相关活动”而纵容其继续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直到7月12日,公司为配合国家严打行动自动停止运营呢?其二、 惠民公安不是“向涉嫌传销的组织者、经营者和个人调查、了解有关情况”而是采取各种诱骗的方法来疯狂的到处抓人,并且超期羁押。其三、 对取保候审人员的保证金,采取交10万开5万或开2万,甚至交12万开1万的收据,这是事实(有认证物证)。可是惠民简报上却公然说“惠民县公安局负责人称所谓1500万打到惠民公安局某个人的账户一事,不是事实;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人,在交纳保证金后,给予办理取保手续,但不存在交10万保证金,给开5万收据的情况。”,这可真是公安还撒谎,而且撒谎不带脸红的。可是别忘了:我们是有证据的!其四、 惠民县公安局负责人称并没有冻结金华海公司的资金,该公司帐户也没有资金,既然没有冻结金华海公司的资金,怎么知道该公司帐户也没有资金的呢?钱呢?我们在停盘的最后一期07年7月10日买产品的款呢?这些钱也不下几千万吧?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有人,不惜一切想把金华海打成“非法经营罪”,然后好将其财产全部没收。——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查看文章!

    第三个问题:惠民公安为什么不依法办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章第二十四条 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第二十五条 几个同级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的案件,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审判。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移送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审判。

    金华海公司位处青岛市,王万泉夫妇是青岛本地人,无论是犯罪地还是被告人居住地都轮不到小小的惠民县来管,何况青岛市政府、工商部门对自己管辖的十几年的公司不比三百里外的惠民县更加了解更有话语权吗?青岛市司法部门不比惠民县的司法部门更具有实力和经验吗?为什么这么大的案子不移交给青岛市来处理呢?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

    第四个问题:超期羁押何时休?  既然金华海案件的主要负责人以非法经营罪已经移送检察院起诉,为什么检察官预计应该在春节以后才能向法院提起公诉。“春节以后”指的是什么时候?到09年春节前都算是08年春节后。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4、126、127、128条的规定,就一罪而言侦查中的最长羁押期限只有7个月,超过7个月的羁押行为便是绝对的超期羁押。现在已经羁押10月有余,本来就已经严重超期羁押了,为什么还要继续超期下去呢?这不是执法犯法是什么?这让我想起一位司法界的人士说过“抓人容易放人难”。超出法定羁押期限,这种羁押就具有了违法性。而超过法定审判期限审结案件必然导致超期羁押,因此,超期羁押的实质就是非法拘禁,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的侵犯,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犯罪。因为被羁押人是指被专门机关依据一定的法律程序和理由,关押在专门场所而剥夺人身自由的人。被羁押人是尚未经过审判程序而未被证明有罪的人,即“法律上无罪的人”。所以不能以被羁押人是刑事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就以传统司法理念认定其必定是罪犯,更不能因为其可能是罪犯就认为关押时间长短都应该而任意延长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关押期。造成超期羁押还有一个原因:“英雄主义”的思想泛滥。

    所谓英雄主义是指司法机关在案件事实没有完全侦查清楚之前,出于单位或个人的私利主义目的向上级机关、新闻媒体邀功取宠。在经过上级机关的赞赏和媒体的炒作之后,一旦案情突变,发现被羁押人犯罪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只有“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不得以而求其全之的策略便是以种种借口“超期羁押”了。更有甚者为了达到某种个人英雄主义的目的在一夜之间被羁押人由此罪变成彼罪,由重罪变成轻罪,由羁押变成取保候审等等,但却始终不承认在羁押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侵权行为和渎职行为。这些话说的并不过分,请看一下这篇文章httpwww.jcrb.comzywn183ca102948.htm超期羁押:有罪无罪关十年就知道超期羁押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谁又能保证王万泉等人不会遭到如此厄运呢?

    第五个问题:法院是否公正谁来监督?这是我们最为关心也是担心的问题。按照司法程序,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如何审判?是否偏袒惠民公安?能否依法行事?这些都是未知数,我们祈盼法院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千万不能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判决。可是我们又不能不担心,司法部门的黑暗事实的存在。一位有正义感的律师说 “法院的黑暗还在于对于有力的证据可以置之不理,然后就其他证据进行完全主观分析,成为一方的代言人。可以看出,法院并不是在秉公办案! 法院的黑暗还在于,法院超出法律关系的要求,可以任意扩大解释,添枝加叶,为其袒护大作特做文章。 法院黑暗更在于对民众的合法权益于不顾,将大量的案件不执行或者不受理。有权受理,有关系受理,执行过程漫长,效果极差。

    法院的黑暗,太多太多,司法公正正面临着严峻考验!难怪现在信访案件那么多!击鼓鸣冤,现在真是需要! 我相信,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受到司法不公的当事人,千万不要气馁,相信邪永远压不了正,黑暗一定能够过去,光明一定会到来!有关部门也应当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切实保护民权! ”现在谁都知道,司法黑暗是最大的黑暗,因为没有人能对它采取任何法律手段,来制止这种黑暗。这就造成了无数的冤假错案,只有错抓,没有错放的先例。更没有人为此而负责,即使现在有了新的制度,可是真正错抓了,又怕当事人起诉,只好硬着头皮一错再错,豁出去了,大不了你死我活、鱼死网破,何况谁都知道民不与官斗、胳膊永远也拧不过大腿。

  第六个问题:谁是罪魁祸首?如果金华海被判定是传销公司,我们消费者是最大的受害人,我们不会就此罢休、任人宰割的,我们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我们自身的权利。我们要依法起诉:人民日报、青岛日报、青岛财经报、河北3.15报、青岛市政府甲克质专业委员会、中国管理科学学会、中国高科技企业发展评价中心、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期刊社……等等单位,一个不能少。我们就是看了这些个媒体报道才相信公司的合法性,因为我们相信政府的媒体是不会欺骗我们的,所以才放心的购买了金华海的产品。我们要讨回属于我们的血汗钱,我们买产品的钱打到了公司的帐户,却未收到产品,我们要求退款。即使法院判定没收公司财产,也要先还我们的钱,这是天经地义的,谁妄想吞掉我们的血汗钱,我们就跟他没完,我们也会不惜一切代价斗争到底!

    第七个问题:相信政府相信党最后我用温总理的话来结束我的文章,也代表我们三十五万金华海广大消费者,证明对党和政府是有足够的信心,使金华海的问题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温家宝在3月16日会见中外记者时,回答有关反腐败的问题:[温家宝]: 第三,要实行教育和惩治并举的方针,让每个干部和领导者懂得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对于那些贪污腐败分子,不管发生在哪个领域,涉及到什么人,不管他职务多高,都要依法严肃惩处。

    关于解放思想问题:[温家宝]:有人可能会问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还要进行多久,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将永不停止,一直到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到了那时也还需要解放思想。 新时期的解放思想应该突出哪些方面呢?我想有三点: 第一, 就是要继续破除迷信,反对本本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永远保持生机和活力。 第二,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鼓励大胆的探索、实验和创新。 第三,要使每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得到解放,也就是说要有独立思考、批判思维和创造能力。只有这样,我们的整个事业就会不断前进。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04 13:33:2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印度女精英被中国厕所清洁工“雷”到了

印度精英在中国厕所清洁工身上发现了什么?

Cui Zhiyuan

2008-08-01

    提要:中国人骨子里和潜意识中的平等意识和平等观念正是印度人所缺乏的,这也成为印度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

    在网上学了一个词“雷”,决定(作)用在一个在中国住了6年的印度精英身上。说这位Pallavi Aiyar女士是精英,是有点根据的:她是印度外交官的夫人、《印度教徒报》(The Hindu)驻京记者,新近出版了一本描写她在中国生活的书《Smoke and Mirrors----An Experience of China》。

    她是怎么被“雷”到的呢?这还要从北京胡同的一位厕所清洁工余宝庆(译音)说起。余宝庆38岁,原来是安徽的农民,2004年初到了北京,找到了这一份工作。他负责的这个厕所距离Pallavi Aiyar女士的住所不远,自然就成了这位印度女记者了解中国社会的采访对象。对于余宝庆来说,他觉得很幸运,厕所清洁工的工作远比在家乡务农来得轻松。他说这份工作每月可以挣到100美元,但更重要的是给了他一个见识大都市的机会。本来他很担心不适应城里的生活,可是这份工作让他结识很多人,交了不少朋友:“谁不来上厕所呢?”他笑着说。

    当Pallavi Aiyar女士结束采访与这位中国清洁工告别的时候,令她震惊的一幕出现了:he shook my hand with confidence(他很有自信地与我握手),而且邀请她过几周再来,等他老婆来北京时要把她介绍给这位他认识的第一个外国人。

    这段场景让她被“雷”到了。原因很简单,在他们印度,如果在印度的某些地方哪个上流社会的精英不小心触到了一个bhangi人(专门从事厕所清洁的下等人),people would rush off to take a bath(赶回家洗个澡)。Pallavi Aiyar女士自己见多识广自然不会如此反应,让她震惊的是中国的厕所清洁工会如此自信地伸出手来和她握手,毫无印度bhangi的自卑心理。

    这件小事让这位印度精英对中国人刮目相看。分析一下,余宝庆与印度的bhangi有以下几点不同:(1)印度的bhangi浑身带有异味,而余宝庆没有;(2)印度的bhangi大多是文盲,余宝庆上过两年高中;(3)印度的bhangi收入无法和其他阶层相比,但是余宝庆的工资不高,但是也可以和其他劳动阶层相媲美;(4)最重要的一点是,印度的bhangi生下来就是厕所清洁工也会做一辈子清洁工,而余宝庆从来就没有打算当一辈子厕所清洁工,他的目的是长见识,攒一笔钱,将来和老婆一起回老家做生意。这最后一点是Pallavi Aiyar女士的“重大发现”,她采访的另外一个写字楼里的厕所清洁女工打算挣点钱以后自己去开一个美发屋。换句话说,中国人的身份不管多么低,但是都在试图努力改善自己的地位。举个例子来说,内蒙古赤峰姑娘娄晓颖,因家境贫困,1998年赴京打工,从事家政服务工作,幸运的是,她被介绍到央视主持人倪萍家做保姆。之后几年里,在倪萍的帮助下,她考上了中央财经大学;在北京有了一个幸福家庭;现在已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名高级员工,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北京白领。

    这一切对一个中国人来说顺理成章,但是对这位从小在印度上层社会长大的女士来说不啻于一场深刻的阶级教育。她惊讶地发现,在中国,“阿姨”们的地位并不像在印度那么低,她们可以与主人同桌吃饭、一起看电视。还有,哪怕是开奔驰、去过巴黎旅游的中国富人,他们的父辈也照样会在家干家务包括清洗厕所。Pallavi Aiyar女士有一位中国大学生助理Cindy,是个喜欢KFC的时尚女性。有一次她们在SOHO的公寓里一起喝下午茶,这个中国女孩突然问 Pallavi Aiyar女士能否给自己的妈妈找一份“阿姨”的工作。这个问题又把Pallavi Aiyar女士“雷”到了,她形容自己是处于“失语”状态(Cindy’s question left me speechless),因为这使她再次体会到了中国人骨子里和潜意识中的平等意识。这种平等观念正是印度人所缺乏的,也是印度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04 13:27:2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柳雯姐

    按语:一个政党如果没有文化,又如果它统治着,它就会绞杀文化――在洗脑的过程里慢慢杀死,所谓温水煮青蛙。那些逝去的岁月伴随着多少悲剧,这篇故事是其中一种。

柳雯姐

维一

    柳雯姐是我父母的老朋友许伯伯家的长女,大我好几岁。那年“抗战”刚刚胜利,许伯伯被政府派驻到日内瓦去当邮政组织的代表,许伯母同行,柳雯姐就生在那里。後来许伯伯一家回国,这时大概是四九年了,国共两党的恶战差不多已经分出了高下,许伯伯参加民国政府的代表团,北上与当时占了北平的共产党谈判南北通邮的事项。大约是他也厌恶当时国民党的腐败,而且看到共产党终成气候,总之许伯伯从此就没有回南,更没有去台湾,而是顺应时势地留在新政权里。多少年之后我才从旁了解到,我们一家解放之後不久从上海来北京,还是因为许伯伯向政府举荐父亲促成的。

    我家搬到北京之後并没有太多的熟人和亲友,自然就与许家走动得很近。每次彼此拜访,大人跟大人聊天,小孩子就和小孩子玩。我就是那个时候认识柳雯姐的。

    那时我世事懵懂,但听大人都说,柳雯姐长得特别漂亮。有时两家人一同出去上街,我和柳雯姐手牵手地跟在大人後头,总能发现路上不少行人回过头来端详我们的目光。原先我还以为是自己长得神气,不免自鸣得意地摇头晃脑。後来说给母亲听,母亲哈哈大笑地说:这个孩子真不害羞!人家那是看你柳雯姐长得漂亮才多看两眼的,你可真叫“狐假虎威”了。这话弄得我大窘,以后上街就再也不愿意和柳雯姐牵手了,免得好像是我沾了柳雯姐的光似的。

    柳雯姐不但人长得好,还特别聪明。柳雯姐会拉大提琴,据说在瑞士她还只有四五岁的时候就请过一位洋人给开了蒙。我的父母夸奖柳雯姐,许伯母不无得意地说,眼下教柳雯姐的提琴老师一再说,这个孩子的天份很高,今后一定要送她去音乐学院深造,不然就耽误了人才。有时我看她拉大提琴,头时而埋在胸前,时而扬起,头发也随着飘扬起来,尤其是她的手指在琴弦上飞快的换位和揉弦时细腻的滑动,至今我都认为,如果拍摄下来,一定是幅特别好看的照片。

    後来父亲用他的稿费给我买了台手摇唱机,当时街上已经很难看到有西洋古典音乐的唱片了,许多我都是从柳雯姐那里拿来的。这些唱片是许伯伯在国外的时候买的,父亲知道是柳雯姐的宝贝,怕她舍不得,就连忙说是借去听,很快就送回来。可柳雯姐跟我说,你爱听就送给你,你懂了音乐之后听我拉琴的感觉就不一样了。这样的话从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嘴里说出来,免不了得到我父母的夸奖,并且把我不愿意将一个早已玩脏了的玩具狮毛狗送给表妹的劣迹又重新拿出来,着实数落了一顿。回到家里,母亲一再对我说,你要留心爱护这些唱片,可别辜负了你柳雯姐的一片心意。後来我对古典音乐的爱好应该说最开始的启蒙师傅还是柳雯姐。可惜我没有她那样的天份,也没有长性,到头来不但什么乐器都没有学会,而且至今只会听上两句,还听不大出门道来。

    柳雯姐还爱看书,每次到她家去,只见她的房间里面到处是书,许多还是外文的。她经常会给我讲许多别人从来没有给我讲过的童话,象《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里面的故事。有的时候听父亲给我讲福尔摩斯的侦探案,他是一边看着林琴南的文言文,一边再磕磕巴巴地用一口浓浓的长沙话讲给我听,我就抱怨他没有柳雯姐讲得好。父亲这时会假装生气地对我说,难道连讲故事都是你的柳雯姐讲得好么?

    柳雯姐聪明且懂事,自然特别讨大人喜欢。记得有一次,好几家人一起聚会,各家的孩子也都随了来。不用一会儿的工夫,大人的话题就转到孩子的身上。忘记是哪家的太太开玩笑对许家伯母说:我家的男孩正好比柳雯大一点,我看今后就把柳雯作我家的媳妇吧。这时,各家太太竟然当了真,连忙争了起来,说这样可不行,那要看今後哪家的男孩子有出息才作得数。说得脸红脖子粗的,好像真伤了和气。我还记得头一个被她母亲说“媒”的男孩子听得竟然掉了眼泪,赌气跑到院子里去哭。

   那时候我还不懂得“媳妇”是怎么回事,只是听街坊上的赵奶奶常常念叨的儿歌:“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闹着要媳妇儿。娶媳妇儿干嘛呀?点灯,说话儿;吹灯,作伴儿”,又见到那个男孩子“娶”不到柳雯姐的伤心劲,看来这准定是件好事,于是我就在心里不服气地想:娶柳雯姐当媳妇,他们谁配呀?

    柳雯姐在家讨大人喜欢,在学校也讨老师和同学的喜欢。上小学没有多久就入了队 ,而且很快就从中队长升成大队长 ,学校开大会的时候经常由她来主持,说起话来头头是道。那个时候有外国人的头头脑脑来访问,或者中国的头头脑脑出国访问归来,政府还学了苏联人的规矩,总要找两个面目可爱的小孩子在飞机降落之後跑上前去,敬个少先队的“队礼”,然后拿束鲜花送给他们,这叫作“献花”,是个很风光的差事,柳雯姐就经常被选作这类活动的角色。

    记得我上小学之后没有两年也轮到该入队的年纪。那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我们年级要举行“建队”仪式,班上不少到了年龄的同学都会在那天的仪式上入队,可是这其中并没有我,道理自然是我调皮捣蛋,还没有达到入队的“标准”。这个消息我不敢告诉家里,只对大人讲了前半段,说是那天我们在长安街上的首都电影院有个建队的活动。父亲听了并没有在意,只是说那天晚上正好要带我和许伯伯家一道去儿童剧院看话剧《马兰花》,说好下午我散了会,就到街对面父亲工作的机关去找他,先一道吃晚饭,然后去看戏。或许父亲认为他的儿子还不至于差到连少先队也入不上的地步,所以见到我开过会之後脖子上还没有“红领巾”便觉得很奇怪,问我为什么今天入了队却不把红领巾戴上。我只好承认自己在学校表现不好,老师没让我入队。父亲听了大失所望,镇下脸来说,你的柳雯姐都是大队长了,今天晚上人家要是问起来,你怎么好意思说呢。

    倒不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原先我真是没有把这件事太往心里去,可绝没有想到还有柳雯姐这一层,听到父亲的埋怨,尤其是继而想起那年几家大人说到要看今后哪家男孩子有出息的争论,我的心一下就凉了半截。到了剧院门口见到许伯伯一家,父亲也觉得这事很没有面子,或许父亲先前没有留下余地,已经向人家吹了牛。与其被人问起,倒不如自家先褒贬一通显得主动,于是就开门见山地把我的“落第”讲给许伯伯一家人听。人家当然免不了安慰一番。我从小是绝对不嘴软的,但此刻也只得把柳雯姐拉到一旁,哭丧着脸承认了自己“非队员” 的缺点。

    柳雯姐一把把我拉过来,拂弄着我的头发,又抹了抹我的眼角,笑着说:咱们不泄气,咱们能成,是吧?是吧?

    这是我生平稍晓世事之後,第一次体会出一点女孩子“善解人意”的味道,不禁泪流满面。那天晚上的戏文里说“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我觉得就是冲着我说的。

   没过两年,说真心上进也罢,说“伪装积极”也罢,我费了不少的劲,好歹总算把队给入上了,没有辜负了柳雯姐。平心而论,要说我在红旗下的日子里有什么进取心的话,大概就是这一回了。後来我上了中学,刚刚“退”了“队”,接着还得赶紧入“团” ,可这次我的精神头可小了许多,起初的缘故也还是因为柳雯姐。

    那年我还没入上“队”,柳雯姐就升了中学,是离他们旧帘子胡同的家不远的师大一附中。但不久许伯伯调到城外西郊的学院当教授,家里也随着搬到校园里的宿舍,彼此走动自然就少了。即使两家人聚首,柳雯姐也难得露面,总听许伯母说柳雯姐忙。我的母亲就说,一个学生会忙些什么呢。这个时候许伯母叹口气,摇摇头说:也真没有见过这样的孩子,本来在城里上学的时候还好,出了城要转学,柳雯姐一定要到圆明园那边的一O一中学去,说是从老根据地搬来的学校,而且住校过集体生活,这样既可以锻炼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还能学到革命传统。星期天也不回家,说是要到附近的村子里“访贫问苦”,了解旧社会的罪恶,要不就是帮助人家干农活,有时候一个月才回家,身上的衣服又脏又破。说到这里,许伯母就苦笑了说,农民从早忙到晚挣吃喝,根本没有礼拜天,你“访贫问苦”也不能给人家记工分,谁有闲心和你扯淡?替人家干农活也不会做,尽是帮倒忙。起先人家还敷衍一阵,後来不耐烦了,就轰柳雯姐他们走。

     许伯母自从跟许伯伯回国之後就没有出来工作过,对外面事情的了解就是凭着一张舆论一律的四版《人民日报》和许伯伯晚上回家饭桌上的那几句闲谈,还没有我一个小学生懂得多。她不明白这时候“三年困难时期”刚过,才吃了几顿饱饭,已经又开始闹“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了。当时我看过一部电影,叫《年青的一代》,讲的是一个从地质学院毕业的青年人林育生,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贪图城市的安逸生活,不愿意到地质队去,可他的妹妹很进步,後来家庭矛盾越来越尖锐,父亲出示了林育生亲生父母的血书,原来他是革命烈士的後代。这个年轻人幡然悔悟,就毅然回到了地质队。

    记得那天看完电影回家,听见父亲对母亲说,演妹妹的女孩子你看是不是有些象许家的小雯。电影里的妹妹林岚梳个齐耳的短发,与柳雯姐是有些形似,但我觉得她和柳雯姐的差别在于神气,柳雯姐说话行事要文静得多,不象电影里的林岚,风风火火的。倒是英俊小生达式常扮演的林育生对我的胃口,我只是担心:要不是那份血书,这出戏还真不好往下编。

    後来有一次两家人聚会,我终于见到了柳雯姐。这时候才发现,柳雯姐比电影里的林岚头发剪得还要短,作派还要风风火火。彼此那么久没有见面,可柳雯姐一上来就给我讲“修正主义”,讲“躺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讲“美帝国主义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第二代第三代人”身上。这样的话学校里的老师也常给我们讲,但课堂上的照本宣科听着还不觉得别扭,而现在是大家叙家常,特别这话从柳雯姐的嘴里说出来,觉得怪吓人的。看得出来,许伯伯夫妇也觉得不大好意思,对我嘿然以对。

    我插不进话头,就问柳雯姐现在大提琴还拉些什么曲子。她立刻打断我,坦然地说:不拉了,现在没有工夫,要抓紧时间改造思想,争取入团。我想,柳雯姐原先就是“三道杠” 5),如今入团还用费吹灰之力吗?我正想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见到许伯母冲我使眼色,只好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柳雯姐似乎也是意兴阑姗,根本不象原先我们小时候见面又说又笑的样子了。

    回家之後才听母亲讲起,据许伯母说,柳雯姐为了入团可没有少费力气。原先她是个心气多高的人,如今为了入团,就得检讨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每个星期写给团支部的思想汇报比交给老师的作业都要厚。可这个时候早已时过境迁,柳雯姐的聪明,柳雯姐的能干都一文不值了,讲究的是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人家怎么看怎么觉得柳雯姐不是他们一路人,总说柳雯姐没有“达到标准”,“组织”问题就一直不能解决。许伯母说,有几次柳雯姐在家过夜,她听见柳雯姐的房间里夜里还传出来呜咽声。

    柳雯姐当年是我们这些男孩子们心目中的公主,如今为了加入“组织”却要低声下气地委屈自己,向别人服软,我听说了就心疼得不行,觉得这个“鸟”团入它作甚?

    等我上了中学,形势每下愈况,愈发荒唐得离谱,我就更加把这份心思给懒了。那时候班上的同学都写了入团申请书,据说就剩下我一个人没有表示。班上的“团支书”着急了,中午吃了饭约我到操场边上开展“谈心活动” 。我对他搪塞道:恐怕我离标准太远,还是等以后再说吧。团支书一本正经地说:你这种想法可不对,申请不申请是你要不要进步的表现,而批准不批准是组织上对你的考验。可我听了这话觉得像是在挤公共汽车,凡上了车的,都不愿意下边的人再挤上来,可话要说回来,若是底下的人根本不抢着上,车上的人也就没有什么可神气的了,所以又盼着大伙儿抢才好。我觉得这都是让柳雯姐那样的人惯出来的毛病,我可绝对不干。那天和团支书两个人沿着学校里的四百米标准跑道“谈心”,足足转了十几圈,我也没给他留下一句准话。

    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这才没有人再找我“谈心”,让我松了口气。如今想起来我倒是觉得後怕,当初我是年轻气盛,遇事太欠考虑,得亏接着有个“文化大革命”,要不介後果不堪设想。

    几年之後,有次许伯母来我家里,说是柳雯姐中学要毕业了,正在准备报考大学。说到这里,许伯母看了一眼坐在母亲身边的我,停了话头。母亲懂得许伯母的意思,就打发我出去玩。许伯母走后,我听母亲和父亲在叨唠,要说按柳雯姐的资质和成绩,上北大、清华也是绰绰有余。可是如今上大学讲究“出身”,就是要看父母过去的作为,因为许伯伯解放前曾经在民国政府里担任过高级职务,虽说後来主动投靠了新政府,多少算是弃暗投明,但总归是“污点”,所以这本账也要记在柳雯姐的身上。柳雯姐的班主任人还不错,在家长会之後私下里对许伯母透露:虽说柳雯姐的表现无可挑剔,但按照学校的内部排名,先要照顾党的高级干部和工农的子女,柳雯姐肯定是上不了一流大学的。与其报了名然后再被无缘无故地刷下来,还不如退而求其次,找个三四流的学校为好,免得到时候伤了孩子的自尊心。许伯母听了这话正不知道怎么对柳雯姐解释,可那天柳雯姐风风火火地跑回家来说,班主任已经和她谈过了,上大学也要将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争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经过班主任的引导,她已经决定报考地质学院几个最艰苦的专业。本来许伯伯还想找学校谈谈,讲讲女孩子搞地质勘探不一定合适的理由,但许伯伯也是在学校教书多年,深知其中的利害,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讲理的时候了,况且柳雯姐要是知道了,恐怕还会埋怨家里的说情。

    父亲听说了母亲的话,先是不言不语了好半天,之後就一连几番地叹着气说:可惜了,可惜了,真是可惜了。母亲只是反复地说,总要考试来决定嘛,哪里有这样的搞法。

     我在门外听到之後,忍不住闯进父母的房间对母亲说,我知道有这样的搞法。我们学校里一个元帅的儿子非要上清华,但是成绩太差,两年都没上成,于是就一直在学校里“耗”着。後来还是清华点名要我们学校的一个数学竞赛尖子兼乒乓球好手,这才好歹把这个累赘“搭”了出去。母亲听了,忙对我喝道:小孩子哪里听来的这种疯话,到外边千万不要乱讲。

    後来知道柳雯姐果然上了地质学院,而且一再表示毕业之後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时我就觉得柳雯姐象是《年青的一代》里面那兄妹俩合二为一的化身。我想:不用血书这不也挺进步的么?可见电影编得不合理。紧接着的“文化大革命”,人人都在“触及灵魂”,大家互相很少来往,我家和许家有七八年根本不知道彼此的遭遇。

    经过文化革命,人都脱了一层皮,老朋友见面就像来世重逢。记得那是我和母亲狼狈回到北京之后的一九七四年,暂时借住在出版社大院里的一间客房里。不知是怎么鬼使神差的,居然让许伯伯打听到我们的下落,匆匆跑了来看我们。从後来与许家的交往中我才得知一点柳雯姐的境况。

    经过“武斗”、“军管”、“大联合”、“祖国山河一片红”等等之後,像我这样的中学生分到农村干活,像柳雯姐这样的大学生就分到工矿企业去。原先我总以为我们文化革命里毕业的中学生最“惨”,没吃没喝。後来我到山西农村去看插队的同学,偶然碰到一个从上海华东师大分到这里的“老大学生” 才明白,他们的境况还要不如。我的几个同学好歹是分在离县城顶多几十里路的地方,而这些“老大学生”得了那几十块钱的工资,就得听调派,差不多都给分配到最偏远,几乎不通道路的山村。那天这位仁兄是赶了整整两天的山路才到了我所在的这个村子里。我奇怪他跑了这么远的路来干什么。他说,一个人困在村子里实在闷得慌,凑到这里来聊聊天,顺便听听我的同学从北京带来的几张协奏曲的唱片,他还告诉我,他的姐姐是和顾圣婴 一样得过国际大奖的钢琴高手,姓洪。我明白他说这些为的是证明并非吹牛,而且爱好音乐也是其来有自。

    听许伯母说,柳雯姐当年是分到甘肃河西走廊的一处什么地质队,好像总归是张掖、武威一类的地方,整天要在荒不见人的野地里转,生活十分艰苦枯燥。柳雯姐倒还甘之如饴,每次过年,队里的同志们大都要回家过年,柳雯姐在北京的家早已没有了,就在当地留守,好多年都没有回过北京,也没有见过家人。

    有一次过年,地质队又只剩下柳雯姐一个人了,她就搬到旁边一个村子里搭伙过,这已经几乎是每年的惯例,村子里的人也和柳雯姐熟了。据说有天晚上,平素和柳雯姐还挺熟稔的队长家的儿子闯了进来,硬要柳雯姐答应嫁给他。说着说着就有些过份的举动了。没有想到的是,柳雯姐居然答应了他。

    第二天早上队长听说了就赶了过来,一脸实诚地说,按他们当地的风俗,娶媳妇总要给女方彩礼,不论多少,是个意思。有的时候双方都吃不准,就将女方上秤称份量算价钱。说是村东头那个独眼女人过门的时候还要了八百元的陪嫁,像柳雯姐这么个城里的大姑娘,又是嫁到队长家,少说也得两千。柳雯姐也不与他们争辩,只是说这些她都不要,但有个愿望:想离开地质队,落户到村里来,今后“组织关系”就在村里,到时候能不能由大队根据她的表现,接纳她参加共产党。队长一听就乐了,说这有什么难的,还不都是我的一句话。

    说到这里,许伯母顾不得我在场,竟失声痛哭了起来。当时母亲听了还劝了许伯母一回,回家之後对我说,柳雯姐当初是多么可人的一个女孩儿,记得许家刚从瑞士回来的时候,接到我家来玩,柳雯姐那时候还不会说中国话,嘴里嘟囔着洋文,手里攥着个半大的提琴不放,……。母亲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

   起初我也想不通,要说平常装蒜谁都会,但婚姻这样的大事可是装不出来的,难道柳雯姐当真就那么走火入魔么?後来还是毛泽东去世了,大家多少说些实话,我看到一篇报道,讲的是一件真事,与柳雯姐的经历很相仿佛。那篇文章说,有个贫下中农出身的小青年,看见村子里的一个女知识青年略有姿色,就趁着月色爬进窗户,霸王硬上弓,强行求欢。起初女知青还本能地想要反抗,後来耳边突然响起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要急贫下中农之所急”,也就俯首贴耳地顺从了。

   这样的情节照理说我本不会相信,可有柳雯姐的经历在先,又如何教人不信呢?我这才好歹理解了一点柳雯姐,多少有些释然。就像我们搞考古的人,看到老树身上的年轮总有那么几年与常年不同,无论如何也读不懂,其实那是因为时过景迁,无法身历其境罢了。再後来,母亲告诉我,队长那家人还一直想多要些娃儿,柳雯姐也就给他们生了三儿两女。听到这里,我只是觉得柳雯姐太苦了些。

    又过了些时日,许伯伯到底撑不住在“文革”里糟蹋的身体,很快就辞世了。听母亲说,许伯伯在“文革”中挺不过毒打,曾经三次服毒自尽,都被抢救了回来,有一次还是私自从学院的“劳改队”逃到火车站,本想躲到外地去死,但两腿无力,实在走不动,就在候车室里将带在身上的“敌敌畏”喝了下去。不巧被巡查的“工人民兵” 发现“行迹可疑”,扣在车站派出所,救过来之後又送回学校里。所以许伯伯的胃有好几处穿孔的地方,这次就是胃大出血而抢救不及的。

    那些年整天都是“翻案”的消息,整天都有追悼会的通知送来,不是早死的,就是刚死的,即便尸骨无存的也会到八宝山开个追悼会,以示“平反昭雪”。有时排得太满,一天要赶两场追悼会,忙得四脚朝天。母亲的身体实在不能坚持,有些只好作罢了。接到许伯伯的追悼会通知,母亲说,许伯伯的追悼会不一样,一定要去。

    那天我们赶车误了点时间,到了会场已经是人头涌涌,我和母亲只好挤在门口。追悼会最后一节是参加追悼会的群众绕场一周,先向逝者遗体行礼如仪,然后和遗属逐一握手,以示同情。我随着队伍踯躅向前,眼睛逐渐可以越过人墙看到许家的人了。不知为什么,这时我急于想看到柳雯姐。事前听母亲说,柳雯姐也已经赶回北京,想必今天一定会在家属的行列里。我先是看到了许伯母,继而看到她身边有个头发花白的女子,依情形总要有五十来岁,身前还有两个十来岁的半大男孩,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很不习惯这样的场面,眼光里露出惊恐的神色。我想这八成就应该是柳雯姐了,可是柳雯姐不是才只有三十多岁么?我希望这是柳雯姐,又希望这不是柳雯姐。想到这里,不知为什么,我竟慌张了起来。

    队伍在缓慢地向前移动,我紧张地在心里盘算着应该对柳雯姐说些什么,但如何也想不出来。眼看就要凑到柳雯姐跟前了,她并没有发觉我,只是低着头,木然地和队伍里走过来的人握手,另外一只手就不停地拂弄着身前两个孩子的头发。轮到我了,我不敢多看柳雯姐,只是轻轻地握住她的手,那已经不是柳雯姐小时候在大提琴上弹弄的那双细腻柔滑的手了,很有些粗糙,而且骨节也僵直地向外突出。我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小雯姐。”

    柳雯姐肯定吃惊了。她大约很久没有听见有人这样叫她,看得出,她飞快地在脑子里搜寻面前这个陌生男子的来历。趋趋缓行的队伍不允许我过多地停留,我也想早点离开柳雯姐的视野,别让她苦苦思索了,特别是在许伯伯追悼会这样的场合。大约是柳雯姐急于要知道刚刚走过去的这个人到底是谁,便问她身边的母亲。

    我听见身后有人在叫我的小名“毛毛”。回过头去,看到的是柳雯姐一张表情难以捉摸的面孔,这时我才仿佛能够清晰地端详柳雯姐的模样。在那副已是斑驳憔悴的面孔上只有风霜的刻痕,找不出一点我们幼时的记忆,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了。我冲她咧了咧嘴,自己也不知道那是哭,还是笑。之後我就随着人群涌出“告别厅 ”,搀扶着母亲回家去。

    不知为什么,事后我并想不到再见一回柳雯姐,柳雯姐大约也没有再见到我的意愿。我甚至后悔自己考虑不周,明知柳雯姐会出现在许伯伯的追悼会上,还偏要去。许伯伯的追悼会以后,许伯母好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人的心思一放下,百病缠身,很快也下世了,自此我们和许家就断了联系。

※       ※       ※

    和柳雯姐的最后那次见面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世事早已全非,没有想到当初那么亲近的柳雯姐,如今却是恍如隔世。老实讲,眼下我真的难得想起柳雯姐,不过倒是也有那么一回,恍惚之间曾有个念头闪过。那还是年前到瑞士度假,清晨坐游轮从蒙托城附近的石墉古堡 沿湖而下,中午时分船到日内瓦,走下舷梯便看见码头上有几个青年男女正在兴趣盎然地表演着弦乐重奏。我想,这大概是音乐学校的学生,有着这份兴致,娱人娱己,并不为着赚钱,所以面前连个讨钱的小篮子也没有放。

    我忍不住放开脚步,凑上前去。原来他们演奏的都是些耳熟能详的小段子,有巴哈的,海顿的,也有舒曼的。听着这些当年还是柳雯姐给我开蒙的旋律,再看见那个拉大提琴的女孩儿,埋头在自己指法和弓法的挥洒自如之中,脸上带着甜甜的笑,便让人觉得眉眼和举止与柳雯姐有那么几分神似。我忽然想起,这里不正是柳雯姐出生的地方,她不也正是在这里开始学得大提琴的么。後来还听许伯母说起,教她大提琴的老师说过,要是今后不送到音乐学院去深造就可惜了这份人材。继而我又想起柳雯姐此后的种种境遇,还有最後那回见到柳雯姐脸上难以捉摸的表情,不免就在心里暗忖:柳雯姐怕是要满六十岁了罢,不知道她如今过得怎样?

    说来这也就是一掠而过的念头,我并没有打算往下细想。其实到了这步田地,美国人心存侥幸的时候不是常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么?

    1, 全名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是共产党建立新政权之後,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建立的全国统一的少年儿童组织——中国少年儿童队,后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

    2, 一般一个小学的少先队有三级组织:小队、中队和大队,一个班有三个小队,本身是一个中队,而全校是一个大队,各级均有学生出任的队长负责。

    3, 当年把没有入队的同学称作“非队员”,我们这些许久没有入队的同学还戏称自己是“飞队员”,并且在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两手作飞翔状。

    4, 全名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原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初成立于上海,後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性青年政治组织。

    5, 担任少先队各级领导的学生在外衣左侧手臂上均佩戴表示职务的的标识,而大队长的标识是三道横符,学生谑称“三道杠”。

    6, 当时有所谓“一帮一,一对红”的运动,讲究一个先进份子和一个“後进”份子结成“对子”,进行心活动”。毛泽东有“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的指示,发表後曾经风行全国。

    7, 文化革命中在校的中学生被称作“老三届”,我们就称文化革命中在校的大学生为“老大学生”,以区别“文革”以前毕业的大学生。

    8, 顾圣婴(一九三七~一九六七),著名钢琴家。五七年获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钢琴比赛获得金质奖章。一九五八年获日内瓦第十四届国际音乐比赛女子钢琴比赛最高奖。一九六O年获中央音乐学院荣誉毕业证书。以后连续几年被评为上海市优秀青年、文化局优秀团员和上海市三八红旗手。一九**年赴比利时参加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钢琴比赛,再次获奖。“文化大革命”中遭诬陷迫害,年仅三十岁的顾圣婴含恨自杀离世。
9, 工人民兵是“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半军事组织,协助政府执行监察和管制任务。如上海工人民兵曾经是“四人帮”的基本军事力量。一九七九年後,撤消工人民兵小分队,由群众性治安组织——治安联防队取代部分职责,具体工作由派出所直接领导,队长由派出所所长或副所长担任,日常工作由派出所指派的治安民警负责。

    10, 石墉古堡(Chillon)位於瑞士日内瓦湖东端蒙托(MONTREAU)附近,青铜时代和罗马时代就有人定居。古堡的围墙始建于中世纪,後在十二和十三世纪扩建。现为著名游览胜地。

    转自二闲堂(http://www.edubridge.com/under_red_flags/jieji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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