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当前中国经济理论界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经济学创新,近十几年来的经济实践证明,目前在世界上最流行的经济全球化理论 已遭到严重质疑,并且存在着极大的弊端和危险性,它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解决国际货币问题,在没有设计出一个科学的国际货币体系之前,谁盲目和仓促地进行经济全球化, 谁将会发现吃亏上当,特别是那些发展中国家,到头来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和骗局。中国已经走入这场骗局之中,并且正在忍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在这个危急的历史关头,一些中国经济学者挺身而出,思考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卢映西教授下面的文章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考,核心问题还是解决国际货币问题。如果不设计出一个合理的国际财富交易媒介,如果不解决好国际货币问题,任何发展都可能演变成掠夺和欺骗。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暴露出这一问题。尽管我国的这些思考刚刚萌芽,力量还很薄弱,但我们呼吁大家关注这方面的研究,齐心协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路。

    收到杨芳洲先生的文章《海外投资失误是水平问题还是卖国问题?》,又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一个问题:当今中国发现问题最早的人都是民间智库的学者。大家可以看看本网去年登出的宋鸿兵先生的《外汇投资公司: 当心美国“资产毒垃圾”》(2007年7月)、杨芳洲先生的《家底折腾光了靠什么打仗?又如何能避免恶性通货膨胀?》(2007年8月2日)这两篇文章,以及仲大军先生的《中国隐藏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这些文章都早早地指出了中国经济问题及发展问题。最使仲大军、杨芳洲等人痛心的是,明明看出海外的危险,我国官方一些身居要职握有重权的人如楼继伟等仍然在做着飞蛾投火的事情,仍然在把大把的外汇向海外扔。直到今天真相大白,后悔也来不及了。为什么体制内的官员和学者如此迟钝和愚蠢?大家只能从体制和制度上去找问题了。那些成为社会明星的主流学者如林毅夫、樊纲、张维迎教授看出问题来了吗?也没有。实践是检验对错的试金石,通过这一场大危机、大论战人们已经不难看出谁对谁非了。主流经济学家们还有人崇拜吗?]

全球化共识已经死亡

世界将要见证另一个类似的全球经济崩溃?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7月31日

目录

卢映西:《一个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框架——模拟金矿理论》

张明:《次贷危机爆发一周年盘点》

蒯辙元:《防止经济大落乃当务之急》

党爱民:《“三中全会”应当解决如何印钞的问题》

徐奇渊 何帆:《如何应对当前的通胀 ——基于石油价格变化原因的分析》

Dani Rodrik:《全球化共识的死亡》

杨芳洲:《海外投资失误是水平问题还是卖国问题?》

菲利普•洛佩兹畅销书《石油地缘政治》摘要

萧剑鸣:《中国要向恐怖主义宣战》

郭松民:《期待一场充满文化自信的奥运开幕式》

水火:《中国青年报怎么也当起了美国鹦鹉?》

《白岩松公然为富人辩护 暗示贫富差距有理》

马门列夫:《如何破除精英治国路线?----中国最大敌人是内奸》

陆寿筠:《离开劳资关系谈论“民主化”就是空谈》

《奥巴马在芝加哥大学:神秘狂妄从不发表论文》

胡星斗:《废除户籍制度、建立身份证管理系统的呼吁书》

您必须知道的社会生活中十二大著名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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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框架

——模拟金矿理论

南京财经学院WTO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卢映西

2008年7月30日

电子邮件: x8b8x8@163.com

  概要: 市场经济的常态是生产过剩,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视而不见的客观事实。以生产过剩的角度观察现实经济问题,就会发现长期困扰我们的经济难题基本上都是剩余生产能力得不到妥善处置的结果。事实上货币产业自古就有吸纳剩余生产能力的功能,只是一直未被学界认识和重视。在揭示货币数量论错误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和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可以在当今的信用货币时代重建货币与劳动的联系,进而构建可操作性极佳的模拟金矿理论,一举解决失业、贫困和通货膨胀等经济难题,使市场经济真正走上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轨道。

  关键词:生产过剩  货币  劳动价值论  模拟金矿

一、引 言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成就举世瞩目: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8%,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由世界第十跃居世界第四,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5.13万亿元。但与此同时,也产生和积累了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例如,就业难、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等民生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而棘手。种种迹象表明,在经济超常规发展的同时,中国似乎正在进入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一轮思想解放在我国展开了。

    (一)思想应向何方解放

    一般而言,解放思想意味着树立思想无禁区的观念,围绕那些事关全局和长远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辨明是非,突破那些已经僵化的不合时宜的旧思想、旧理论、旧模式的束缚,大胆地闯,大胆地试,以敢破敢立的气魄和空前的历史主动性去探索未知。这种思想认识上的进步,不是小打小闹,不是小修小补,而是要在理论上产生质的飞跃。尤其重要的是,必须提出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改革举措,能够增加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

    然而,思想无禁区并不意味着有意义的思想解放成果可以经由毫无针对性和方向感的胡乱突破而达成。这里的关键是对突破方向的把握,我们可以通过思想解放的历史找到可供参考的线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过三次思想大解放和社会大转折。第一次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次是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而在当前,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们再次面临一波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型。这次转型的核心问题是发展模式的转型,即确立新的科学发展的模式,从强调经济发展转向同时强调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从注重物质生活水平的增长转向注重“以人为本”的整体生活幸福感的增长,从“又快又好”地发展经济转向“又好又快”地发展经济。一句话,就是要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上闯出一条新路。

    对于解放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有一个形象的说法:“看病要知道是什么病,还要知道用什么药治这个病……老药方治不好,就要找新药。这就是解放思想的意义。”[①]我们看到,过去我们发现经济发展出了毛病,用计划经济这个老药方治不好,就找来了市场经济这味新药。我们搞市场经济,借鉴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现在,我国经济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要治好新毛病,同过去一样,应该从反思正在使用的药方开始。进而言之,要想解决我国经济出现的新问题,应该重新反思资本主义,这是由仲大军提出的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观点。[②]

    在思想史上,对资本主义反思最彻底的,莫过于马克思。在马克思眼里,资本主义正是一个成就与弊病同在的社会形态。一方面,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使得其经济繁荣根本不可能持续。今天,我们在拥有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重新反思资本主义,理应有更多的发现、更多的创新。

    (二)冲破旧教条的牢笼

    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在前辈们的眼里,有时真不算是什么难事。例如,伽利略面对统治了物理学近两千年的亚里士多德关于运动的教条——“重物的下落速度比轻物快”(此教条与我们的直观经验吻合得相当好)——就没有盲从,而是通过一个思想实验对它提出了质疑。他先假设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成立,并设想有这样两个物体:A重B轻,按照亚氏理论,下落时A快B慢。接下来把A、B两个物体绑在一起形成A+B,A+B显然比A重,仍依亚氏理论,A+B下落比A快;再从另一方面看,A+B中原来A快B慢,在下落时慢的B自然会拖住快的A,因此,A+B下落应该比A慢。这就产生了矛盾。伽利略于是提出了可以化解这个逻辑矛盾的理论:下落速度与重量无关,所有物体下落速度相同。原来,在我们的直观经验中之所以有重物落得快、轻物落得慢的成见,是因为看不见的空气在起作用。

    当然,这种四两拨千斤的理论创新机会不可能太多。这不多的机会,只会留给那些具备伽利略式科学精神的人。我们看到,后世的理论巨人,无一不具备这种精神。比如,爱因斯坦对自己的学术活动曾这样评价:“空间时间是什么,别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搞清楚了;我智力发育迟,长大了还没有搞清楚,于是一直在揣摩这个问题,结果也就比别人钻研得深一些。”[③]马克思则经常“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④]

    现在,让我们学着以这些理论巨人的眼光,重新审视一下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年来已经无人质疑的一些教条,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亚当·斯密曾经说过:“对食物的欲望是受每个人的胃的狭小的能力所限制的,然而对便利品、房屋的装饰、衣服、车马家具的欲望似乎没有什么界限和边界。”[⑤]这一说法看起来似乎与一般人的直观感觉相吻合,因此也与亚里士多德关于运动的教条类似,在未经仔细推敲的情况下渐渐被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最终形成了主流经济学赖以奠基的一个基本假设——稀缺性假设。这个假设是说,我们只有有限的资源,却要满足无限的欲望。由此,西方主流经济学为社会的生产和消费预设了一个“有限-无限”的基本模式,设定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这一假设的直接理论含义便是消费品的生产越多越好——消费品的产量越多,品种越丰富,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就越高。

    我们知道,主流经济学家重效率而不重公平的倾向常常被人诟病。其实,只要承认稀缺性假设是合理的,这些批评就毫无道理。因为任何经济分析框架只要以这一假设为前提,那么经济“蛋糕”无论做得多大都是供不应求的,所以对效率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

    然而,只要我们结合生产和消费的实际情况再深入思考一下,就会发现稀缺性假设完全是个空中楼阁。稍加观察就能了解,现实中的生产,并不需要满足漫无边际的消费欲望,只需满足人们的消费能力即可。而现实中的消费能力是不可能无限扩张的,因为消费能力受制于三大因素:生理约束、时间约束和预算(收入)约束。生理约束最容易理解,而且亚当·斯密也早已注意到了。只要我们再注意到一个明显的事实——所有消费活动都是需要耗费时间的,[⑥]那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段内,人的消费能力都是有限的——这就是时间约束。对于消费能力而言,生理约束和时间约束因其自然规定性,是无法通过理论、制度或技术的创新从根本上突破的,因而是硬约束。预算约束,作为现实中普遍存在的贫困和消费不足现象的原因,才是经济学应当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即使每个人都拥有无限的收入,由于前两个硬约束的存在,消费能力也只能是有限的。换句话说,消费能力也是一种稀缺资源。所以,现实中生产与消费的模式不是由稀缺性假设营造出来的“有限-无限”,而是“有限-有限”。

    再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提高生产能力具有明显而直接的促进作用,但对于突破消费能力诸约束则效果不彰。由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关论述:“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⑦]也就是说,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更为准确的模式应该是“大-小”模式。于是,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有一种现象将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生产过剩。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基石的稀缺性假设,由于从根本上抹杀了生产过剩的可能性,所以主流学者们只能对现实中日益明显的生产过剩现象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任由理论与实践的鸿沟越拓越宽,以致许多本来很容易解决的问题都成了长期困扰经济理论界的所谓难题。[⑧]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性错误,使得这一理论实际上已完全无法解释更无法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了。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主流经济学的各种观点重新进行审视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符合实际的理论框架。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对货币数量论的批判,重新确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经济学中的基础地位,进而提出一个可操作性极佳的模拟金矿理论,用以解决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可能彻底解决的贫困、失业和通货膨胀等问题。

二、从货币史中寻找新的理论切入点

  历史是前人走过的痕迹,也是供后人勘探开发的富矿。这是一个永不枯竭的富矿,无论曾经多少巨匠深挖细筛,仍然会有“遗珠”留给后来者拾取。

    (一)早期货币生产和交易的基本特点

  从货币产生的历史上看,货币只是从一般商品中分离出来的特殊商品——被公认可以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商品。在各国早期的货币史中,很多商品都曾充当过货币的角色,但有趣的是,互相隔绝的社会共同体在交易过程中,最终都不约而同地把货币材料固定在贵金属上,并形成相当稳定的交易惯例。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5-前425)曾讲述过当时的迦太基人是如何同北非石器时代的民族进行交易的:迦太基人的船停泊在一个海岸边后,他们就把货物搬到岸上,然后再把船开走,点燃起信号烟雾。当地的人只要看到烟雾,就会跑出来用黄金换走那些货物。如果迦太基人对支付的黄金感到满意,他们上岸取走黄金就开船离去;如果不满意,则等待支付足够的黄金后再走。[⑨]

  据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记载,到了14世纪末期,这种交易惯例仍无多大改变:“从摩洛哥南行的穆斯林商队,越过阿特拉斯山脉,20天后到达塞内加尔河畔。摩洛哥商人便在此地摆出摊子,陈列一堆堆食盐、珊瑚珠以及其他廉价商品,随即退出现场。在当地金矿中以淘金为生的部落民族就会来到河畔,在摩洛哥货摊旁放一堆金子,也就退出现场,让摩洛哥商人决定,要么把对方拿出来的金子取走,要么把那一堆货物减少,使之合乎对方所付的黄金价值。然后摩洛哥商人再次退出,交易如此进行下去。摩洛哥人就是按照这样的贸易惯例赚取土著的黄金。”[⑩]

    根据这些对早期货币生产和交易的描述,我们可以总结出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货币生产很早就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而且与其他行业一样,货币生产也是需要耗费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在今天的一些教科书里,当介绍纸币相对于金属货币的优越性时,往往把金属货币的生产需要耗费资源当作缺点,认为这是一种由社会负担的纯流通费用,会拖累经济发展。这显然是建立在稀缺性假设之上的观点,以为纸币代替金属货币而节省下来的资源可以用于生产更多的消费品,而消费品总是多多益善的。如前所述,稀缺性假设是完全脱离实际的,因此凡是建立在该假设之上的观点都要重新审视。从社会总有剩余生产能力需要寻找出路的角度看,贵金属货币的生产需要耗费劳动力——等于提供了就业机会——也许正是它的优点。这一点后面还要详加论述。

    第二,货币生产只需要简单的生产技能。早期的黄金几乎全部来自砂金矿,易采易选,只需简单的体力付出,即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劳动”。从早期货币史中我们可以观察到,通过货币的生产和交换,只具有简单劳动能力的人也可以分享由先进生产力生产出来的各种消费品。货币产业的这种消弥先进与落后、贫与富之间鸿沟的功能,过去的经济学家从未重视过。

    第三,一般商品与货币的交换比例——或者说一般商品的价格——是经过交易双方多次讨价还价形成的。究竟是什么因素内在地决定交易价格,在理论上有很大分歧。货币数量论认为,价格的决定因素是货币的数量,即长期中货币数量增加会引起物价水平同比例上升。可是,贵金属是每天都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的,而且作为货币的贵金属与一般消费品不同,它在使用过程中,也就是充当商品之间的交换媒介时,理论上是不会有损耗的,实际上的损耗也微不足道。这样,社会上的货币存量在长期中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相反,一般消费品总是不断生产出来又不断被消费掉,其社会存量没有只增不减的必然性。因此,按照货币数量论,物价应该只涨不跌,即通货膨胀现象在贵金属货币出现的早期就应该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了。但是这样的推论与史实不符。[11]

    另一种理论是劳动价值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威廉·配第(1623-1687)于1662年第一次提出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基本命题:“如果一个人能够在生产一蒲式耳谷物的时间内,把一盎司白银从秘鲁的银矿里运到伦敦来,那么后者就是前者的自然价格。如果现在又发现了新的矿藏更加丰富的银矿,这时候获得两盎司白银和从前获得一盎司白银的难易程度相同,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现在一蒲式耳谷物售价十先令就等于从前一蒲式耳谷物售价五先令,相对价格相等。”[12]显然,这一说法就无法被贵金属生产和交换的经验事实证伪。所以,只要回到货币生产和流通的原始状态,货币数量论与劳动价值论的优劣显而易见。

    第四,作为货币的贵金属已经不是消费品。货币从一般商品中分离出来,就与消费品划清了界线。尽管贵金属本来也可以加工成各种器皿、首饰等,可是一旦成为货币,就只是其他商品交换的媒介,交易双方都不再关心它本身的实用性。有些不易损耗的稀有物品也具有与货币相似的保值功能,人们同样不关心也不需要它们的实用性:“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13]

    货币的这一性质引发了人们对待货币的两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十分理性地认识到只有可供消费(包括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物质财富才是真正有用的财富,因而对单纯的货币积累不热心,甚至反感——“古代社会咒骂货币是自己的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瓦解者。”[14]

    对货币的第二种态度就是非理性的无限占有欲。货币本身虽然不是用来消费的,但它被公认为一切商品的交易媒介,可以随心所欲地换来各种消费品,因此可看成是一般财富的代表——这就成了一个挡不住的诱惑。我们在引言中说过,人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任何一种消费品都不可能让人产生无限的占有欲。人们之所以有可能对货币产生无限占有欲,正是因为货币不是消费品。理解这一点,是理解资本主义、理解市场经济的关键所在。

    (二)对货币的无限占有欲催生了资本主义

    对货币非理性的无限占有欲与对货币的理性态度一样,都是古已有之的,而且与人们对长生不老和永不枯竭能源的追求相并列。于是出现了与之相对应的三种活动:炼金、炼丹和造永动机。这三件事情大概永远也做不成,但并不是毫无价值。人们在炼金、炼丹过程中逐渐总结出各种物质的性质及其相互作用的规律,导致了火药的发现和现代化学的产生;对永动机的追求,使人们发现了热力学第一定律,进而奠定了现代物理学基础。有意思的是,非理性欲望歪打正着终成正果的过程并不止于催生自然科学,还要在经济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随着人们追逐货币的热情不断高涨,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形态出现了,那就是资本主义。

    1、“黄金渴望”

    14世纪初期,佛罗伦萨首先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1338年,佛罗伦萨已拥有200家呢绒业手工工场,有毛纺织工人3万余人,平均每个工场雇佣150人,全城每年可出产呢绒10万匹以上,行销西欧与近东各国,年产值达1200万佛罗琳。经济上的发达,使佛罗伦萨逐渐拥有了银行、毛纺、丝织、皮毛、医药、布匹、律师等七大行业,成为欧洲工业文明的最早发祥地。到了15世纪,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和尼德兰,也相继产生了分散的和集中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随着西欧各国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相互交易的目的渐渐从以互通有无为主变成了以积累货币财富为主,所以需要大量的金银和广阔的市场。可是当时西欧本身黄金的开采和储备已很有限,没有新的黄金来源,也就无法拓展新的市场,从而迫切需要通过国际贸易和对外掠夺来满足在西欧国家中出现的“黄金渴望”。在这样的背景下,先是葡萄牙人沿海岸向南搜寻黄金,随后,就是划时代的地理大发现。

    自从马可·波罗在13世纪将他笔下的中国描述成“黄金遍地、世界上最富庶繁华”的东方神奇国度后,“到中国淘金去”就成了所有想发财的西欧冒险家不可抗拒的诱惑。几经周折,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1451-1506)终于得到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于1492年8月3日扬帆出海。“但哥伦布在这次航行以及以后几次航行过程中所发现的地方,都不是他原本计划要找的地方。他没有找到中国和印度的财富、庄稼与稠密的人口,却在圣多明哥以及其他他所发现的新世界找到尚未开垦、长满植被、那里仅有裸体穷苦的野蛮人居住的土地。但他极不情愿地接受这么一个事实,即自己所发现的地方,不是马可·波罗所描写的那些地方。”[15]

    然而对于哥伦布来说,新大陆是不是传说中的印度和中国倒还无关大局,重要的是在新大陆能否找到黄金。有了黄金,就可以得到西班牙王室的更大支持。“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16]遗憾的是,哥伦布在这方面收获不大。

    “继哥伦布而起的探索新世界的西班牙冒险家,似乎都具有同一动机。使奥伊达、尼克萨、瓦斯科·努格尼斯·德·巴尔博到达里安海峡,使科特兹到墨西哥,使亚尔马格罗和皮查罗到智利和秘鲁的,都是对黄金的强烈欲望。当这班冒险家到达一个未曾被发现的海岸时,首先想知道的就是那里是否可以找到金矿。他们就依此决定自己的去留。”[17]

    黄金,黄金!直到1607年英国人在北美建立第一个殖民据点时,[18]新大陆对殖民者的惟一吸引力仍是可充当货币的贵金属:“由于该队伍主要由城镇居民和冒险家构成,其成员缺乏在荒原上建设新生活的耐心和能力。他们只想寻求黄金白银,对务农毫无兴趣。”[19]

    恩格斯后来对这段历史有过这样的概括:“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及整个远东地区搜寻着黄金;黄金这两个字变成了驱使西班牙人远渡大西洋的符咒;黄金也是白种人刚踏上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追求的头一项重要的东西”。[20]

    2、无限的货币占有欲造就了新的时代精神

    马克思曾经描述过人们对货币的无限占有欲:“贮藏货币的欲望按其本性是没有止境的。……他们同世界征服者一样,这种征服者把征服每一个新的国家只看作是取得了新的国界。”[21]这样的欲望正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

    虽然对货币的无限占有欲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存在,但一直不入主流,甚至为当时的伦理道德所压制。历史悠久的简单商品经济,生产者的目的只是为了交换自己需要的产品,即通过为买而卖的方式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因为人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所以简单商品经济的规模也是有限的:“为买而卖的过程的重复或更新,与这一过程本身一样,以达到这一过程以外的最终目的,即消费或满足一定的需要为限。”[22]

    然而,以消费为目的的简单商品经济,由于货币这一非消费品作用的不断增强,[23]终将突破其原有的有限规模。“随着商品流通本身的最初发展,把第一形态变化的产物,商品的转化形态或它的金蛹保留在自己手中的必要性和欲望也发展起来了。出售商品不是为了购买商品,而是为了用货币形式来代替商品形式。这一形式变换从物质变换的单纯中介变成了目的本身。”[24]一旦赚取货币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而是作为一种事业或人生目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蔚然成风,资本主义就产生和发展起来了。人们投入货币建立企业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货币,“单是由于这一点,这种运动就已经是没有止境的了。”[25]“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26]

    赚钱,无限地赚钱,每个人都被裹挟到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赚钱事业中去的洪流中,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最为壮观的景象。“新的‘资本家’不再满足于糊口,他们渴望扩大财产,因此在他们的消费需要得到满足后也不会停止努力。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被16世纪最富有的银行家富格尔简化成一句话:‘只要我还能赚,我就永远会赚下去。’”[27]

    3、新的贵金属来源化解了早期资本主义危机

    但是,通过建立企业生产消费品[28]来赚取货币的办法很快就会遇到瓶颈。因为人们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随着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企业间的竞争必然愈趋激烈,于是利润率不断下降。

    在市场经济中,竞争会使利润率下降,这一规律性的趋势是如此明显,以致任何经济学家都不能视而不见。亚当·斯密早就观察到,随着资本的积累,利润率会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加剧而趋于下降。[29]后来李嘉图也说:“利润的自然趋势是下降的”。[30]因而可以说,利润下降的趋势对于市场经济而言,就如衰老对于生命一样,是一种自然规律。现代主流经济学也承认这一规律,只是认为这一趋势发展到最后,整个经济将在经济利润等于零处达到均衡,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可是现实的经济表现却从未出现过这样理想的均衡,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往往导致投资下降、经济停滞,因此马克思认为最后结局是危机:“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欺诈、危机。”[31]其实,只要我们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常态是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就不会相信在生产过剩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市场经济会达到长期稳定的均衡。马克思的危机论实际上就是说,不能克服自身缺陷的市场经济是不可持续的。这样的认识远比当今的主流经济学深刻。

    不过,利润率下降可能导致的危机并非不可避免。15世纪末,被赚钱欲望烧昏了头的人们开始把眼光直接投向货币(贵金属)本身,这就是前面提到的西欧人的“黄金渴望”。这些国家的冒险家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对贵金属无休止的探寻,实际上是为过剩的生产能力开辟了新的宣泄出口,有效地化解了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其后历史表明,随着美洲贵金属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果然使欧洲突破了经济停滞的瓶颈,迎来了资本主义的大发展。[32]

    (三)贵金属本位的货币实践验证了劳动价值论

    货币是什么?这在纸币时代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从表象上看,现代纸币似乎只是印刷机印出的纸版,数量可人为操控,尽管与其他商品没有天然的联系,却又能成为所有商品价值的“法定”仲裁者,这就使人难以把握货币的本质。所以我们要认识货币的本质,还是要回到贵金属货币时代,那时,货币与其他商品一样,都是劳动的产品。

    1、劳动价值论通过了“价格革命”的考验

    16世纪40年代中期,西班牙人在玻利维亚的波托西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银矿。1600年,所谓的银山已经吸引了15万矿工。同时,在中欧的波西米亚开发了新的贵金属资源。1680年葡萄牙人在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又发现了丰饶的金矿。潮水般的贵金属流向欧洲和全世界。西班牙人把成船的银锭运往菲律宾,用于中国和东南亚的商品贸易。直到18世纪,美洲的白银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的100年间,世界黄金产量大约增加了2倍,其中大部分也是从美洲输入欧洲的。美洲矿产使16世纪欧洲货币存量约等于原来的5倍。而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欧洲货币存量也各增加一倍以上。虽然各种版本的数据不尽吻合,但西欧主要国家货币存量在该时期的激增是确信无疑的事实。[33]

    随着美洲贵金属的大量输入,欧洲人见识了一种新现象——“价格革命”,即价格的普遍上涨。后来,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被命名为通货膨胀。尽管下面的数据显示,这次通货膨胀与后来在信用货币时代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相比,简直太温和了,但是它总算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机会,用以检验劳动价值论和货币数量论孰优孰劣。

    美洲的贵金属是由西班牙人首先发现的,所以通货膨胀首先在西班牙爆发,随后波及西欧主要国家。就欧洲物价总水平而言,1600年比1500年增长了2-3倍。16世纪末西班牙物价比该世纪初上涨了4.2倍。在此之后,黄金和白银通过贸易和走私等渠道流入邻国,英、法、荷等欧洲主要国家也出现了价格波动。其中法国物价指数比世纪初高2.2倍,英国高2.6倍,荷兰的主要城市高3倍,阿尔萨斯、意大利和瑞典高将近2倍。[34]

  这些证据似乎对货币数量论有利。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据又不再支持货币数量论了 (储蓄的作用!) 据考证,美洲贵金属在17世纪继续大量涌入,但此时的欧洲物价却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并未重现16世纪的价格革命。[35]货币数量论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只有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才顺理成章。以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来看,“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36]因此,刚开始在美洲找到和开发新的贵金属富矿时,贵金属的劳动生产率自然会比以前大为提高,从而导致贵金属价值降低,物价上涨。等到美洲的贵金属矿得到充分开发,贵金属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也随之稳定在新的水平以后,物价也会在新的水平上稳定下来。也就是说,贵金属的价值只与其生产过程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关,与贵金属的数量无关。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有详尽论述:

    我们已经知道,商品流通领域有一个口,金(或银,总之,货币材料)是作为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从这个口进入流通领域的。这个价值在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即在决定价格时,是作为前提而存在的。比如说,如果价值尺度本身的价值降低了,那么,这首先会在贵金属产地直接同作为商品的贵金属交换的那些商品的价格变化中表现出来。而很大一部分其他商品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继续按照价值尺度的已变得虚幻的旧有的价值来估价,特别在资产阶级社会还不太发展的阶段是这样。可是,通过商品间的价值关系,一个商品会影响另一个商品,于是这些商品的金价格或银价格会逐渐同商品价值本身所决定的比例趋于一致,直到最后所有的商品价值都相应地根据货币金属的新价值来估价。随着这个趋于一致的过程,贵金属不断增加,它们是由于代替那些直接同它们交换的商品而流进来的。因此,商品改订价格普遍到什么程度,或者说,商品的价值根据金属已经跌落并继续跌落到一定点的新价值来估价达到什么程度,实现商品价值所需要的贵金属数量也已经增加到同样的程度了。由于对发现新的金银矿以后出现的事实作了片面的考察,在17世纪,特别是在18世纪,有人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以为商品价格上涨是因为有更多的金银作为流通手段执行了职能。[37]

  2、以贵金属为“锚”的纸币制度仍可保持物价稳定

  后来的货币现象,更进一步证明了劳动价值论的正确性。银行业最初在欧洲出现时,是以贵金属为经营对象的。随着信誉的进一步扩展,从事银行业的商人和金匠们在放贷时,不一定每次都把金、银币真实地借出。只要能够保证最终见票付款,银行只需向借款人开立印有银行背书的可转让票据,借款人便可以凭借票据进行各种支付活动。如此一来,市场上实际流通的票据的票面金额就会大于人们寄存在银行的金、银币的价值总和。而银行出借的这些超出实际存款价值的票据,就是银行凭借自己的信用“创造”的货币。由此,银行开始步入高级阶段,变成了能够创造货币的金融机构。在迈出了信用货币创造这一历史性的一步之后,欧洲经济体系对贵金属供给来源的依赖性减小了。信用创造增加了货币流量,解决了贸易资金不足的问题。自17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储蓄银行业的出现和金融大家族及贸易大公司实力的进一步扩张,信用货币创造在西欧成为了一种常见的现象。以英国为例,17世纪后期,在金属货币流通量的基础上,银行和金融系统凭借信用增创了25%的货币存量。到1698年,英格兰银行成功发行了价值134万镑的随时可兑现的银行券,至1720年该数值更上升到248万镑。在18世纪初,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基本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开始代替金、银币,并被人们普遍接受为最终的债务清算货币。[38]

    银行券的总金额虽然比银行中的贵金属存量大得多,但由于银行券没有割断与贵金属的联系,还是属于以黄金为基准货币的金本位制,因此银行券的增多并没有引起明显的通货膨胀,正如亚当·斯密早已正确指出的那样:“由具有确实可靠的信用银行家发行的银行钞票,只要拿来,无条件地随时都可以兑现。这样的钞票价值,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与金币银币相等。因为它随时都能换得金银。因此,不管什么货物,以这种纸币购买,其价格与用金银买卖一样便宜。”[39]

    可是只要割断了与贵金属的联系,物价马上就会陷入混乱。1797年2月,英政府迫于财政收支恶化,银行券发行过度,金准备日益不足,遂以敕令停止银行券的兑现,中止金本位制。这一举措立竿见影的结果是:物价飞涨,汇价下跌,纸币贬值,金价上升。到1809年,纸币与黄金的价值背离更成为英国公众普遍关心的大问题。于是,围绕着是否应该恢复金本位的问题,金块论者与反金块论者展开了激烈的所谓“金块论争”。这场争论持续十余年,最后金块论者获胜,英国于1821年5月恢复金本位。这一波折表明,离开了凝结着人类劳动的贵金属,要保持物价稳定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就是说,解释货币现象的最佳理论仍是劳动价值论。(贵金属含有劳动价值!)

    (四)重商主义的货币观与主流经济学的不归路

    在现代经济学人眼里,重商主义只是一种过时的、早已被主流经济学“批倒批臭”的学说。可是只要面对现实,我们很容易发现重商主义一直“阴魂不散”,各国的国际贸易政策倾向仍然是“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从常识上看,追求贸易顺差和追求货币一样是非理性的,以牺牲自然环境、耗费自然资源的产品换取外国钞票的行为是十分愚蠢的,所以我们理解并赞同近年来以仲大军为代表的学者对重商主义发展模式的批判。[40]不过,在重商主义学说早已式微的今天,为什么许多国家仍不得不以自由贸易之名行重商主义之实?对这种悖谬现象追根溯源,或可生发新见。

    1、持续不断的货币流入促成经济繁荣

    15世纪以后西欧的经济发展过程表明,大量境外贵金属的涌入,带来了明显的经济繁荣。在一个一直以来钱币很少的社会,如果有了额外的钱币出现,它就像水流一样使得国内的物品流动起来。皇帝和国王自不待言,就连一般的富裕市民家庭,也都产生了对豪华生活的兴趣。我们可以从很多细节上看到这个倾向:凡有经济能力的人,穿着开始精细,很多富贵人家已经习惯于使用台布和餐巾。从物质财富的外在表现形式上看也同样明显:那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荷兰和德国很多地方的宫殿、市政厅和市民别墅的富丽堂皇至今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这笔从美洲飞来的横财,还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各种海外事业的发展,致富渠道迅速多元化。利润不断地从奴隶贸易、香料贸易、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甚至从海盗劫掠中源源而来。这种明显的经济繁荣与商业竞争、技术进步一起,导致了欧洲经济中货币使用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长,资本主义因素迅速成长壮大。而所有这一切,代价只是持续一个世纪左右的温和通货膨胀(与后来信用货币时代的通货膨胀相比)。

    货币——一种本身不是消费品从而要面对无限需求的商品——的增加,居然能引起多个国家的经济繁荣!究其内在机制,其实并不复杂。这个机制起作用的前提,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生产过剩——市场经济的常态。在生产过剩的条件下,单纯的货币增加,就可以把各国剩余的生产能力和被低收入压抑的消费能力调动起来了。当时,美洲贵金属矿的发现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剩余生产能力打开了一个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海外殖民地的金银生产和运输。接着,欧洲各国不得不以巨量的工业产品交换他们的金银。也就是说,贵金属的大量流入就相当于新市场的扩大,美洲市场成为一个有巨大支付能力的市场。这个过程在使西班牙和葡萄牙富起来的同时,也使英国的工业品制造业发达起来了。类似的现象在中国也存在:大量白银涌入中国,造就了景德镇的发达,推动了湖州南浔等丝绸产地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这都是出口扩大拉动的结果。[41]

    2、重商主义粗糙的正确和主流经济学精致的错误

    因此,至少在表面上看来,货币的增加,以及人们对货币的无限追求,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总是利大于弊的。基于这些切身的经验,作为前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重商主义粉墨登场了。这一学说认为金银货币是社会财富的惟一形态,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金银货币,金银货币的多少是一国富裕程度和经济实力大小的标志;金银货币财富的来源除开采金银矿藏外,就是流通领域和对外贸易;国家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本国商业和工业,在对外贸易中实行少买多卖和少支出多收入的原则,以保证本国货币财富的稳定增长。(贵金属时代形成的概念和意识,就是攒钱! 美圆时代必须抛弃这一习惯! 现用现买,决不积攒。)

     显然,重商主义是建立在人们对货币非理性的无限占有欲上面的。在亚当·斯密看来,对货币的无限占有欲与理性相悖。他认为一些落后民族对货币的态度反而更为理性,而经济中真正不可或缺的是工业原料和消费品,直接进口贵金属是无足轻重的。[42]  (攒物还是攒货币?仲大军这些年里一直在提醒中国要攒物而不是外汇货币。)

    但是不理性并不一定导致坏的结果。重商主义经济学说虽然只是抓住了货币增加与经济繁荣之间的表面联系,还没有深入到现象的内部去寻找和揭示其本质规律,但得出贵金属货币增加对经济增长有益无害——在不出现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这个结论却是符合实际的。发现追求货币积累的欲望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已经足以使这么一种似乎相当粗糙的理论在经济学学说史上奇峰独立。

    人们通过对货币无止境的追求,最终却能达到全社会经济繁荣、能够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阶层不断扩大这样一个合意结果,正好与斯密发现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如出一辙。斯密发现了“看不见的手”,发现了分工的深化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却没有发现这一切离开了源源不断的货币供给就根本无法正常运转。他还不能清楚地认识到,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是必须通过货币而起作用的:“经济学主要研究人类活动的动力和阻力,这种动力和阻力的数量只能大略用货币来进行衡量。不过,这种衡量仅指动力和阻力的数量而言。不论是高尚的还是卑鄙的动机的质量,在性质上都是无法衡量的。”[43]此外,斯密的认识误区还在于,他以为资本积累的目的是消费,[44]不明白企业家投入资本的目的其实只是赚取更多的货币[45]——如前所述,正是这种对货币的无限占有欲,推动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斯密虽然推崇理性,却没有观察到非理性的货币占有欲对经济发展的有利影响,因而无意中为经济分析的“二分法”打开了方便之门,把后来经济学发展引向了一条不归路。所谓“二分法”,是指将货币分析与经济分析互相割裂的分析方法。显然,“二分法”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割断货币与其他商品都是劳动产品这一天然联系,所以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一般都抛弃了劳动价值论,转而信奉货币数量论,只讨论货币数量与一般物价水平的关系,认为货币的增减惟一能够改变的只是名义变量(如价格)。他们认为,经济活动的实质是物物交换,货币只是便利实物交换的媒介,不会对实质性经济变量(如就业、实际收入和产出等)产生影响。换言之,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在长期中与货币量的增减无关,这就是所谓的“货币中性论”。而在经济分析中,他们撇开货币因素,只讨论实物经济在市场自动调节下的运行规则,其中主要是讨论商品相对价格体系的决定。我们看到,经济学的发展在这里发生了严重的倒退——重商主义虽然粗糙,但至少已经正确地认识到货币不是中性的。

    (后代经济学的错误发展,那就是撇开货币谈经济增长!)

    稀缺性假设上的错误已经使主流经济学偏离了正确方向,再加上“二分法”,更是错上加错,最终使主流经济学成了一堆毫无用处的伪理论——尽管这门学科已被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学公式梳妆打扮得很像一门精致的“自然科学”。事实上,这种理论由于完全脱离了实际,从而不能正确揭示贵金属货币制度与现代信用货币制度的本质区别,以及这种区别对现实经济运行的影响。我们必须重新把符合实际的思路梳理一遍。

    3、梳理新的理论思路

    其实,在货币增加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上,马克思早已显示了他超越亚当·斯密和重商主义者的洞察力:“资本主义生产是和它的条件同时发展的,其中条件之一就是贵金属有足够的供给。因此,16世纪以来贵金属供给的增加,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因素。”[46]
近年来,我国也有学者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了货币在长期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中性的: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这样一个偶然历史事件,造成大量贵金属涌入西欧,并且相当迅速和剧烈地引发了财富在社会各阶级之间重新分配,从而最终导致了制度创新。正是因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和经济持续增长两者相互促进,西方率先走上了致富之路。[47] (其实欧洲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并非都是贵金属流入导致的,主要是工业革命。)

    追寻西欧工业化的历史轨迹,我们看到的是,美洲的白银至少在16世纪上半叶刺激了西班牙的工业。16世纪中叶之后,对美洲的贸易额达到了新的高峰,海外的需求量早已超出了西班牙的工业能力,因此不得不从其他国家寻求新的供给来源。自16世纪后期以来,荷兰开展了广泛的工业活动,并在造船业和纺织业方面居欧洲领先水平。与此同时,一个牢固的、高度多样化的工业结构也开始在英国逐渐形成,其中采矿业、冶金业和纺织业的发展尤为显著。贵金属的流入就是这样由点到面地改变了整个西欧。对这一段历史,古典经济学奠基时期的思想家大卫·休谟(1711-1776)曾作过生动的描述:“自从美洲发现了金银矿,不光矿主,连欧洲各国的生产情绪都普遍高涨;这种劲头的形成,除了别的原因,把它归之于金银的增加,是不过分的。因此我们看到,在货币大量输入空前激增的各国,一切都有起色,面貌一新:各行各业朝气蓬勃,干劲十足,商人更加雄心勃勃,力图进取,制造业者更加兢兢业业,精益求精,连农民扶犁也手脚轻捷格外用心了。”[48]

    后来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波折,也从反面证明了贵金属流入对经济繁荣的支撑作用。例如在17世纪下半叶,新大陆输入黄金的减少和30年战争的结束使欧洲的经济活动陷入低迷,大多数欧洲国家为了商业资本家的利益采用了保护主义贸易体系,为了保护国内的生意而对进口征税。又如,在18世纪的后50年,主要由于来自巴西的宗主国收入因黄金产量下降而减少,其次来自亚洲的收入也大幅下滑,再加上需要在1755年大地震后重建里斯本,葡萄牙的财政陷入极度困境。[49]

    为什么货币的增加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如此关键的作用?原因仍然是上面提到过的:生产过剩。过剩首先体现在富人的生活中,他们的收入越高,其购买力就越是高于实际消费能力,储蓄倾向的提高大大快于消费倾向的提高。这种情况将导致穷人失去向富人出售产品的机会,从而不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就是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1772-1837)所说的“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50]这句话的内在机理。也就是说,在生产过剩条件下,从总体上看,穷人已不可能通过生产消费品来脱贫致富。这时,穷人要想立竿见影地增加自己的消费能力,只能另辟蹊径。这一“蹊径”实际上早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就已经找到了,就是直接生产货币。因为整个社会对消费品的需求是有限的,对货币的需求是无限的,所以只有货币的生产才是释放剩余生产能力的最佳出口

    我们看到,只要从生产过剩的角度看问题,正确认识货币在市场经济中的枢纽作用,就很容易找到彻底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反之,如果沿用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最多只能得出一些自欺欺人的理论。例如,直到现在,无论国际国内都流行一种“开发式扶贫”的理论,鼓吹“造血优于输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等老生常谈,把扶贫寄望于帮助穷人“生产自救”。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在生产过剩条件下,只要不是让穷人直接生产货币,任何“开发式扶贫”都不可能获得全面、持久的成功。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世界银行何以仍只能把“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当作梦想来追求?[51]原因就在于目前主流经济理论的基础是完全脱离实际的。

     论述到此,新的理论思路已经相当清晰了:我们需要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重建一个类似金矿的货币供给机制。(再次开创一个货币大供给的时代!)

三、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模拟金矿理论

    在经济学说史上,劳动价值论由配第首先提出,后来富兰克林也作过阐述,再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发展成古典劳动价值论,最后由马克思加以批判继承。马克思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发现了商品的二因素是由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决定的,从而创建了劳动二重性理论,纠正了古典劳动价值论的错误,最终构建了完整而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体系。

    马克思在由他最终完成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以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进行深入分析,建立了著名的剩余价值理论。现在,我们同样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货币作为特殊商品试作探索,希望能够打开一个新的理论窗口。

    (一)货币本身不再需要有使用价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简单价值形式、扩大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货币形式的历史发展过程做了详细阐述,揭示了货币的起源与本质,阐明了价值与价格的关系。

     在马克思的货币论中,货币本身也是商品,“货币同任何商品一样,只能相对地通过别的商品来表现自己的价值量。它本身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并且是通过任何另一个凝结着同样多劳动时间的商品的量表现出来的。”[52]随着价值形式的发展,人们普遍认识到贵金属的天然属性最适合充当商品的一般等价物。“一旦它在商品世界的价值表现中独占了这个地位,它就成为货币商品。”[53]即当贵金属独占了一般等价物这个位置时,贵金属货币制度就产生了。在这个制度中,价值是商品的本质、内容,价格则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而且是最成熟的价值形式。这样,马克思彻底地解决了古典经济学所不了解的“货币之谜”,揭示了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内在联系。后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由于背离了马克思对货币的正确认识,货币也就重新成了谜,于是整个理论体系不可避免地走上歧路,结果连最基本的经济问题也解决不了。

    货币从一般商品中独立出来以后,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货币本身的使用价值变得无足轻重了。一般商品都是消费品,这些商品的最终购买者的目的只是消费,因此这些商品的价值要以使用价值为前提,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但是人们获取货币的目的不是为了消费货币本身,而是或者用货币作为媒介交换其他商品,或者把货币作为资本去赚取更多的货币,或者把货币当作财富的一般代表贮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甚至干脆就是满足对货币的无限占有欲。我们看到,货币的所有用途均不需要用到货币本身的使用价值。“货币正是商品的转化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商品的一切特殊使用价值都已消失。”[54]也就是说,货币从一般商品中独立出来成为特殊商品,其特殊性就在于:货币在执行货币职能时不再需要以使用价值作为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生产货币的具体劳动形成货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货币的价值。如上所述,作为货币,真正起作用的是货币的价值,而不是货币的使用价值。所以,由什么材料来构成货币体,甚至货币体完全消失——就如电子货币那样——都不会影响货币正常行使职能。利用货币的这一性质,我们可以很方便地使金属货币升级到纸币再到电子货币,从而使货币的生产和流通彻底摆脱自然界的限制,为我们主动驾驭货币打开了方便之门。正因为货币具有不需要使用价值的特殊性质,所以生产货币的具体劳动形式对于货币而言不再重要,换句话说,任意置换生产货币的具体劳动形式也不会妨碍货币行使其职能。更进一步,甚至可以说,生产货币的具体劳动是否有用也无关宏旨——有用的具体劳动只是保证产品具有使用价值,而货币与一般商品相比,其特殊性就在于货币体不需要有使用价值。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货币的这一特殊性质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对于货币而言,只有一点万变不离其宗,即货币中凝结的抽象劳动不能丢,否则就会陷入货币数量论的泥坑,使得币值的稳定成为一个永远无法彻底解决的难题。就是说,要解决币值稳定的问题,关键在于保持货币与抽象劳动的联系,保证一定量的货币永远代表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贵金属本位制之后的货币发行体制,最大缺陷就在于割断了这一联系。相对于过去从贵金属矿中把货币生产出来的过程,现在的货币发行显得很不自然,因而失去控制货币价值的客观标准,货币数量的控制陷于“水多加面,面多加水”这样事倍功半的困境。更重要的是,现代的货币发行方式完全丧失了过去金属货币生产过程提供就业、化解生产过剩危机的功能。

    (二)模拟金矿构想

    在贵金属货币时代,货币生产与价值形成有着天然的联系。假设货币产业是由大量贵金属矿组成的,进入和退出这个产业也完全自由,我们可以认为货币产业形成了一个完全竞争市场,货币的价值量——从交换价值的角度说就是对其他商品购买力的大小——只由生产货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在实际的货币生产中,各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率(单位时间内产出的货币量)参差不等,所以生产一定量货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要通过市场交换“平均”出来。但在理论上,为简单起见,完全可以假定所有生产者都以同一劳动生产率进行生产,这样就可以省略市场交换的具体过程,把单位货币的价值量与这个同一的劳动生产率直接挂钩。这样,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可以得到一个显而易见的推论:在一个完全竞争的货币市场中,如果各货币生产者都有同样的劳动生产率,则单位货币的价值量只取决于这一劳动生产率,而与货币的数量无关。

    在理论上假定货币的生产有一个同一的劳动生产率,在真实的贵金属生产过程中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实际生产活动中不可能存在整齐划一的劳动生产率。但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假如货币可以通过模拟的方式“生产”出来,那么这一理论假定就会变成可以实现的人为规定。

    前面说过,到了不以贵金属为本位的信用货币时代,货币与劳动的天然联系被人为割断了,从而使币值稳定成了无法彻底解决的难题。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指导下,创造性地重新建立货币价值与劳动的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在马克思之后已经不再困难,因为马克思早已在古典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了价值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扬弃了斯密的“劳动一般”在形式上、内涵上的模糊性和局限性,从而把一切形式的人类脑力和体力的消耗都算在“劳动”范畴之内,保证了范畴使用的彻底性,扩大了劳动价值论的适用范围,从而也为我们在纸币时代重建货币与劳动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

    我们注意到,在金本位制早期,也有纸币流通,只不过当时纸币与黄金是可以自由兑换的。假设生产1克黄金需要1个工作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1克黄金可以兑换100元纸币,则这100元纸币就代表了1个工作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1克黄金具有相同的购买力,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55]

    黄金可以被纸币代表,这一事实已经启发了我们:黄金也有可能被纸币代替。从代表到代替的关键,在于认清黄金能够取信于交易各方的奥秘:一定量的黄金凝结着一定量的人类劳动,或者通俗地说,黄金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与其他商品一样,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人类劳动才能生产出来。当这样的知识成为人尽皆知的常识之后,黄金就可以取信于交易各方了。这时,一定量的黄金实体其实只是一定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证明。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找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其他证明方法,黄金就可以被代替。前面已经指出的货币只需有价值而无需有使用价值的特殊性质,实际上已经为我们寻找这种代替方法铺平了道路。

    那么,怎样才能找到代替黄金的具体方法呢?凯恩斯提出的一个模拟金矿设想就很有启发意义:“如果财政部把用过的旧瓶子装满钞票,然后选择适当的深度,把这些旧瓶子埋在废弃的煤矿中,再用垃圾将煤矿填满,择取自由放任的原则,让私人企业再把这些钞票开采出来(通常的办法是通过招标来取得在填平的钞票区开采的权利),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的话,失业问题就解决了。”[56]实际上,凯恩斯已经模糊地意识到,如果从地下一定深度挖出1克黄金可以兑换100元纸币,那么这一过程就与直接把100元纸币从同一深度挖出来完全等价。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解释就是,要使100元纸币获得1克黄金相同的购买力,并不需要1克黄金真的存在,只需要使人们获得纸币与获得黄金耗费同样多的劳动即可——在这一过程中,顺带把失业问题也解决了。通过这种模拟金矿的“生产”方式,纸币完全代替了黄金,凝结了原来凝结在黄金中的同样多的抽象劳动,取得了像黄金一样作为货币流通的资格。

    可惜,凯恩斯囿于自身世界观和立场的局限,不愿意接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因而他的这一天才的思想火花只能停留在设想阶段。后来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也同样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一设想的坚实理论基础在劳动价值论(尤其是马克思独创的劳动二重性理论)那里,仅仅把凯恩斯的这一设想当作一种不着边际的调侃而没有认真对待。事实上,由凯恩斯提出,后来被经济学家普遍接受和发展起来的宏观调控理论,对于市场经济面临的各种难题来说,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药方,相当于用止痛药治癌症,无怪乎一遇到“滞胀”就遭到普遍怀疑。而整个凯恩斯理论中真正具有传世价值的“金矿”,其实就是这个不被人重视的模拟金矿设想。

    有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论基础,凯恩斯的模拟金矿设想就变成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但是要原原本本地实施这个方案,可能会遇到的观念上的阻力,来自这一方案看上去十分明显的荒诞性。可以想像,仅仅是为了给货币注入真实的价值,就要组织一批人从事一种明显无用的劳动,这种劳动就像希腊神话中受罚的西绪弗斯一样,周而复始地把石头推上山又滚下来。如此荒诞的做法很难说是明智的,确实构成了对人类智慧的嘲弄。不过,只要我们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深刻理解,要找到另一种有意义的活动取代凯恩斯所说的那种无聊的挖坑活动并不难。稍加观察就能发现,有一种人类活动与劳动一样,也需要耗费脑力和体力,也需要占用时间,但一直未被我们当成劳动看待,因而这种活动一直没有取得报酬,甚至还要付费。我们说的是人类的学习活动。

    从各方面看,学习活动都是取代凯恩斯那种挖坑劳动的最佳选择。我们可以在财务管理层面把每个学校都改造成模拟金矿,在这些模拟金矿中,每人每天的时间价值量一律定为100元。具体做法是,每个学生学习一天,中央银行就印出100元钞票发给他。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学校的考勤记录证明学生在学习中占用的时间,就像过去人们用黄金证明其中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当然,这一做法在实际操作中,还要考虑一些其他因素,比如就像真实金矿中的矿工挖出的黄金不可能全归矿工一样,学生每天所得的100元也必须扣除校方的办学成本和投资利润。因此,学生实得报酬可能每个学校都不同。只要学生有入学和退学自由,各个学校就有提高教学质量和降低办学成本的激励,这个道理与真实金矿之间的竞争是一样的。

    回到前面的假设,在一个生产1克黄金需要1个工作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且1克黄金可以与100元纸币自由兑换的金本位经济体中,中央银行以上述模拟金矿的方式发行纸币,从理论上说,既不会使黄金与纸币的兑换比例发生变动,也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这里应用的原理,就是本节开头给出的推论,即只要生产货币的劳动生产率不变,单位货币的价值量也就不变。原来与1克黄金自由兑换的100元纸币之所以具有与1克黄金同样的购买力,是因为这100元纸币代表了在1克黄金中凝结抽象劳动量——1个工作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劳动量。现在经由模拟金矿“生产”出来的100元纸币与1克黄金也有同样的购买力,是因为这100元纸币与1克黄金一样,都直接凝结了1个工作日的抽象劳动。

    由此我们得出了与货币数量论不同的结论:央行增发纸币并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关键在于怎么发。用模拟金矿的方式发行货币,可以在币值不变——即社会的任一成员的经济利益都不受损害——的情况下,实实在在地让一部分人得到原来没有的收入。因此,这一货币发行方式的变革就是一个典型的帕累托改进。本来,这一改进是在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彻底破解货币之谜后即可付诸实施的。遗憾的是,后来的经济学者们,或者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性(甚至还有不少走火入魔的主流经济学者对劳动价值论不屑一顾),或者没能拓展劳动价值论的应用范围,以致时至今日,人们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还远远不能望马克思之项背。

    以模拟金矿的方式发行纸币,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种货币发行制度一旦实施,我们就会发现,作为货币材料的贵金属生产已经变得毫无必要。这样,货币制度既摆脱了对贵金属的依赖,又承袭了贵金属币值相对稳定的特点。而且,在币值稳定方面的表现,建立在模拟金矿基础上的货币制度甚至比贵金属货币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现在的币值已经能做到绝对稳定而不仅仅是相对稳定——“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商品的价值量也就不变。”[57]

    至此,我们实际上已经彻底解决了学术史上由李嘉图提出、至今仍悬而未决的“不变的价值尺度”问题。现在回头看去,李嘉图之所以没能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太难,而是因为他忽略了一个浅显的常识:任何度量衡制度中的“不变的”量的尺度,都是人为规定的,并不需要依赖自然的恩赐。模拟金矿构想的实质,就是把一个单位的抽象掉具体劳动形式的劳动时间,人为地规定其对应一个固定的价值量,再以此为标准,去度量各种生产消费品的具体劳动所占用时间的价值量。

    (三)模拟金矿“劳动生产率”的确定

    理论问题解决之后,就可以考虑怎样把模拟金矿构想应用到实践中了。

    我们要做的是,设计一条渐进的路径,使现行的中央银行通过再贷款方式实施货币发行的制度,逐渐过渡到通过模拟金矿“生产”货币的货币发行制度。首先,要确定一个与目前社会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基本适应的模拟金矿“劳动生产率”,即每人每日的货币“产量”标准。前面我们为了论述方便,假定这个标准是每人每日100元。从理论上说,这个标准是人为的,定在什么水平上都可以。标准确定后,货币就以此标准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原来的物价水平将逐渐通过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形成新制度下的物价水平。当年欧洲人在美洲发现新的贵金属矿时,这些贵金属矿的劳动生产率就大大高于欧洲的老矿,后来经过一个多世纪温和的通货膨胀,整个欧洲的物价才涨到与新矿劳动生产率相应的水平。在贵金属货币时代,新矿的劳动生产率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批新富矿的发现引起的物价波动和劳动力流动难免对旧的经济秩序造成一定的冲击。现在我们采用模拟金矿的办法,“劳动生产率”可以人为确定,大幅度的冲击或震荡就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也就是说,我们在实际确定这个标准时,应该而且可能考虑怎样使新制度对旧制度的冲击减小到最低程度,以实现新旧制度的平稳过渡。

    不过,这一标准并不需要数学般的精确,只要定在一个大致合理的范围内,使得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调节,物价水平不致产生大的起伏就可以了。以我国的高等学校为例,要把所有大学都变成模拟金矿,“劳动生产率”标准可以这样确定:就目前而言,我国大学生的人均培养成本为每年1.3万元(人民币),[58]假如每月学生的“工作日”为20日,每日“产出”100元人民币——即央行按此标准印钞票发给学生,则学生每年的毛收入为:20×100×12=2.4(万元)。扣除其中的1.4万元归校方,使校方能够收回办学成本并略有盈余,每个大学生每年还有1万元供日常消费。我们估计,这样的收入水平,从保障学生的基本生活需求的角度看,应属大致合理,不会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明显冲击。所以,假如目前要在我国实施模拟金矿制度,可以采用每人每日100元人民币的标准。

    (四)模拟金矿制度的推广及其意义

    货币发行制度的新旧过渡,可以用我们熟悉的由点到面逐步推广的办法。具体地说,就是先选几所大学作为模拟金矿的试点,央行在这些大学以每人每日100元的标准印发人民币。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如果这种做法没有引起物价的明显波动,就继续扩大试点范围,直至所有高校都变成央行的模拟金矿。新货币发行制度在高校取得成功后,还可推广到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从出生到上幼儿园前的阶段,可以按人头发钞票。从理论上说,这一由点到面逐步改造货币发行制度的方法,只要做到物价稳定,每一步都是一次帕累托改进。这些帕累托改进最终将使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建立在真正以人为本的基础上:人们从出生时起,也就是从形成消费能力时起,已经同时具备了“生产”能力。只不过作为一个文明社会,制度上应该规定社会成员在成年之前只能参与货币的“生产”而不能参与一般消费品的生产。

    所有学校都改成模拟金矿之后,下一步就轮到图书馆了。图书馆是一个自由进出的阅读场所,可成为最自由的模拟金矿。进馆阅读的人可以用刷卡的办法记录在馆中逗留的时间,按标准满一工作日发一日的钞票。图书馆成为模拟金矿后,长期困扰我们的非自愿失业问题就得到了彻底解决。

    接着,模拟金矿制度还可以推广到养老院、残疾人康复院等机构。我们在前面说过,生产货币的具体劳动内容是无关宏旨的,关键在于货币生产者必须向社会证明他们在生产货币过程中的确付出了时间的代价。因此,老人、残疾人经考核确实在模拟金矿中度过了规定的时间,也可以获得央行印发的钞票。随着社会“老龄化”趋势日渐明显,如何养老,养老费用如何解决,都成了全球学界关注的问题。建立了模拟金矿制度后,这些问题将迎刃而解。

    于是,从摇篮到坟墓,任何人都不愁没有保障基本生活需求的收入。虽然这在高福利国家早已成为实现,但模拟金矿制度仍有后来居上的明显优势:建设这样美好的和谐社会原来是无需增加任何财政负担的!

    显而易见,加入了模拟金矿制度的新经济体制,与原来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只是增加了一个庞大的产业——货币“制造”业。原来的消费品生产企业,则仍与以前一样,遵循利润最大化的原则继续经营。对比一下即知,新经济体制仍然是市场经济,但已是真正完善的、完全可以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市场经济。而迄今为止的市场经济,根本的缺陷就在于缺少一个可以自动吞吐社会剩余劳动力、同时把因生产过剩而游离于社会生产过程之外的社会成员的基本消费能力用货币加以表达的货币产业。换句话说,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种赚钱游戏,过去的游戏规则很不完善,现在我们把它完善了。[59]

    每个人的基本消费需求都能得到切实保障之后,经济学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过去人们对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以为在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之后,每个人最奢侈的消费需求都应得到满足。实际上,从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角度看,奢侈消费本来就是不宜提倡的。在这里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对地球资源和人类需求的关系要有一个切合实际的认识。事实上,可供我们利用的物质资源,既不像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的那样绝对的稀缺,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丰富,而是像IPCC[60]主席巴乔里所说的:“这个世界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不能满足每个人的贪婪。”[61]

四、结 论

  过去的市场经济实践一直无法根治失业、贫困、通货膨胀和周期性危机等顽疾,只是因为我们的经济体制是不完善的,其根本缺陷在于缺少一个至关重要的产业——货币产业。在早期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自发地通过贵金属的生产建立和维持这样一个产业,推动市场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到了现代,贵金属货币制度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但货币在经济体系中的枢纽地位仍未改变。只要在理论上彻底破解“货币之谜”,在实践中推广模拟金矿制度,我们就可以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重建一个功能更为理想的模拟货币产业。建立了模拟金矿制度的社会经济体系分为两大部门:货币“生产”部门和消费品生产部门。这两大部门人员的自由流动,使市场经济真正具备了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机制。因此,这样的市场经济体制才是完备的、可持续的经济体制。只有在这种经济体制的基础之上,科学发展观才能得到落实,和谐社会才能得以实现。

注释:

[①] 《汪洋参加广州团分组审议再论解放思想》,《新快报》2008年1月19日。
[②] 仲大军,1952年出生于山东济南,1968年初中毕业,先后在济南456厂、中国人民解放军9637部队、青岛市邮电局工作,1978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1982年毕业分配至新华通讯社,一直从事国内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创建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现为中心主任,研究员。重新反思资本主义的观点见http://www.dajun.com.cn/guangdms.htm
[③] 聂运伟:《爱因斯坦传》,湖北辞书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④] 恩格斯:《资本论》第二卷序言,《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页。
[⑤]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8页。
[⑥] Gary S. Becker.: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 The economic journal, 1965, 75(9): 493-517.
[⑦] 恩格斯:《资本论》英文版序言,《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页。
[⑧] 卢映西:《生产能力过剩与消费能力稀缺――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性缺陷》,《经济学家》2005年第5期;《论WTO现实困境的根源》,《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将消费能力稀缺引入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开放导报》2007年第5期。
[⑨]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41页。
[⑩] 转引自[英]迈克尔·帕金:《经济学(第5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第133页。
[11] 史载贵金属货币时期第一次比较明显的通货膨胀发生在近代:“在16世纪,这个世界大概是头一次遭遇到规模异常大的持久的通货膨胀。我们必须牢记这一事实。”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3卷,[英]沃纳姆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7页。
[12] [英]配第:《赋税论》,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59页。
[13] 《汉书·食货志上》。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6页。
[15] [英]亚当·斯密著,谢祖钧等译:《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页。
[16] 哥伦布1503年寄自牙买加的信,转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
[17] [英]亚当·斯密著,谢祖钧等译:《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5页。
[18] 这次殖民尝试并未成功。直到13年后著名的“五月花号”航行,北美殖民史才翻开新的一页。
[19] 美国新闻署编,杨俊峰等译:《美国历史概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25页。
[20]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兴起》,《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三联书店,1955年,第9页。
[2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6-157页。
[2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7页。
[23] “自从有可能把商品当作交换价值来保持,或把交换价值当作商品来保持以来,求金欲就产生了。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的权力增大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4页。
[2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3页。
[2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7页。
[26]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8页。
[27]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1-392页。
[28] 这里所说的消费品包括生活消费品和生产消费品,也就是除货币之外的一般商品。下同。
[29]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2页。
[30]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01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4页.
[32] “自从美洲发现后,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进步了许多。英格兰、苏格兰、法国和德国,甚至瑞典、丹麦和俄罗斯在农业和制造业各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引自[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2页。
[33] 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38页。
[34] 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35] 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60页。
[36]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1页。
[37]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0页。
[38] 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119-120页。
[39]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6页。
[40] 仲大军:《中国应深刻反思重商主义》,2003年1月6日,http://www.dajun.com.cn/xinsilu.htm。
[41] 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164页。
[42]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7、281-282、288页。
[43] [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44]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积累只有一个目的,即供给目前的消费,而且要不断增加这种供给消费的资财。人民的衣、食、住依靠这种资财。”[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0页。
[45] 生产的目的本来应该是消费,这是亚当·斯密能够认识到的。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资本家在生产中的目的只是追求利润。利润目的与消费目的的内在矛盾最终必然导致经济危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认识。
[46] 马克思著:《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380页。
[47] 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04年。
[48] 转引自张正斌:《经济学300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第255页。
[49] [英]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2页。
[50] 转引自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11页。
[51] [美]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16页。
[5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1页。
[5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页。
[5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5页。
[5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0页。
[56] [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00页。
[57]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3页。
[58] 数据来源:《学者称教育产业化存在误读被严重扭曲》,《南风窗》2007年2月21日。
[59]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确地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目的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获取利润。在此基础上,柳欣进一步指出现实的市场经济根本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实物经济”,而是“货币经济”。换言之,市场经济其实只是一种比谁挣钱多的游戏,人们在竞争中为之奋斗的目标不是实物,而是货币这种纯粹的价值符号。因此,经济学应该把市场经济当作为获取金钱而竞争的游戏来研究,揭示其运动规律和矛盾,从而通过修改游戏规则把原来人们之间残酷的竞争变为一种有益于所有人的游戏。--参阅《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柳欣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0]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7年,IPCC与致力于环保事业的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61] 转引自张睿:《“我们必须行动了”——来自奥斯陆的呼吁》,《南方周末》,2007年12月20日。

 

 

发件人:"rcif cass" <rcif.cass@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29 23:22:3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RCIF Policy Brief No. 08051 - 次贷危机爆发一周年盘点

次贷危机爆发一周年盘点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July 30, 2008

zhangyuxuan@gmail.com

Policy Brief No. 08051, www.rcif.org.cn

1、 次贷危机是如何演进深化的?它与以往的危机有何不同?它给美国经济、社会、百姓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2001年至2005年,美联储低利率政策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在市场繁荣时期,贷款人放宽了对借款人的贷款标准和审核程序,推动了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繁荣。同时,贷款人通过发行以次级抵押贷款债权为基础的证券化产品(例如MBS与CDO),将信贷风险由贷款人自己传递给全球资本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这为次贷危机的爆发留下了伏笔。

    次贷危机演进与深化的过程如下:首先,自2006年中期以来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下滑,以及美联储自2004年至2006年的连续17次加息,导致次级抵押贷款的违约率不断上升,最终在2007年夏天引爆了危机;其次,次级抵押贷款违约率上升,造成构筑在这些贷款之上的金融产品信用评级被调降,市场价值下跌,导致购买了这些金融产品的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出现大规模的资产减记与账面亏损;再次,为了符合资本充足率要求以及在险价值(VAR)管理模式,所有金融机构均不得不出售风险资产,提高流动性资产的比重,从而造成市场上出现持续的流动性短缺与信贷紧缩;第四,流动性短缺与信贷紧缩不仅造成资本市场持续下跌,而且导致信用违约从次级抵押贷款扩展到Alt-A与优质抵押贷款市场,并可能造成更大规模的金融机构倒闭,例如最近破产的IndyMac银行以及最近陷入危机的房利美与房地美;最后,如果危机进一步发展,且美国政府应对不当,次贷危机最终将对美国的消费和投资产生严重冲击,从而将美国经济拖入衰退。

    次贷危机与以往危机的最大不同在于,次贷危机涉及的金融机构之广、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之深、给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之大,均是前所未有的。导致这一局面的深层次原因包括:金融全球化把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联系起来;金融创新使得小风险可以通过杠杆效应放大成破坏性巨大的危机。

    次贷危机造成的信贷紧缩已经影响到美国居民的消费。次贷危机爆发后,贷款机构普遍收紧了贷款标准,如今美国居民申请房贷的难度显著上升。危机爆发后,市场充斥着不确定性,居民对金融机构和美国政府的信任程度有所下降。目前危机已经影响到美国消费,包括房地产投资在内的整体投资更是大幅下滑。如果不是美元贬值造成美国出口增长,美国经济已经陷入了衰退。

2、 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市场、世界经济发展、物价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由于大量全球性金融机构均购买了美国的次贷金融产品,因此次贷危机的爆发也造成了这些机构的账面损失。次贷危机造成的流动性过剩与信贷紧缩也导致全球股票市场价格下跌,同时危机加大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性。

    所谓其他国家经济与美国经济已经脱钩的判断可能过于乐观了,次贷危机造成的美国经济下滑已经并将继续拖累全球经济增长。一方面,美国经济下滑导致进口需求下降,将会影响到依靠对美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东亚国家与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政府主动采取美元贬值的方式来应对危机,这推动了全球能源与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给全球其他国家带来了严峻的通货膨胀压力。目前,全球大多数国家均面临经济增长下滑与通货膨胀加剧的双重压力,一旦应对失当,世界经济可能陷入“滞胀”的困境。

    3、 怎样客观评价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的通货膨胀、股市下跌、楼市不振、出口遇阻、人民币汇率以及宏观调控等,这些是否与次贷危机有关系?是怎样的关系?有人说次贷危机虽然发生在美国,但中国金融市场的反映却更加强烈。对此您有怎样的看法?

    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虽然中国金融机构持有美国次贷金融产品的规模有限,但次贷危机的间接影响不容忽视。

    首先,次贷危机造成美国进口需求下降,以及美国政府应对危机而导致的美元大幅贬值,严重恶化了中国出口行业的外部环境。2008年上半年中国贸易顺差不但没有延续2007年的强劲增长态势,就连绝对额也有所下降;其次,由于美联储进入了降息周期,而中国央行在通胀压力下不得不实施从紧货币政策,加剧了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升值预期,吸引了大量的国际短期资本流入中国套利。大量资金的涌入一方面造成外汇储备迅猛增长,强化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另一方面加剧了国内流动性泛滥的局面,推动通胀率和资产价格上升;再次,次贷危机的爆发改变了全球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金融产品价值重估,增加了金融市场的波动性,这也是造成目前中国股市与房地产市场波动性加大的原因之一(当然,笔者认为导致中国股市与房地产市场下滑的根本原因仍是国内因素);最后,美元贬值推高了全球能源与初级产品价格,这将通过PPI的上涨,最终传递到中国的CPI。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宏观调控的方向依然不能变,尤其是从紧的货币政策不能放松。

4、 中国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中国会发生房贷危机吗?

    次贷危机带给我们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其一,造成次贷危机的根源之一是政府对金融机构放松了监管。金融市场是一个高风险的市场,保持全面和适度的监管乃是金融市场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其二,金融创新被滥用是酿成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国政府在推出各种金融创新产品(例如做空机制和股指期货)时,一定要非常谨慎;其三,高评级的金融产品一定是低收益的,但未必是低风险的。在准确理解某种金融衍生产品的构造与风险之前,中国金融机构不应该盲目购买该项产品。

    中国房地产市场从2007年第四季度开始进入调整时期。潜在购房者对房价未来走势的预期发生了变化,投机性需求已经萎缩,自住性需求也显著推迟。在信贷紧缩、资本市场萎靡的情况下,很多开发商的资金链面临断裂的危险。由于目前中国商业银行平均20%以上的资产集中于房地产开发贷款与房地产抵押贷款领域,一旦中国房地产市场爆发危机,那么中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可能严重恶化,甚至可能导致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骤然放松信贷政策,因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局部泡沫已经比较显著了,保持目前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可以逐渐挤出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当然,加大货币政策的从紧力度,也必须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以及银行系统的承受能力。整体上而言,笔者认为目前中国爆发房贷危机的可能性较小,但应对房地产领域的风险保持关注。

5、 次贷危机对国际经济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次贷危机发展到今天,是否可以看出美国是不负责的?

    次贷危机的确给美国政府的国际形象造成了严重打击。一方面,以前发展中国家爆发金融危机时,美国开出的药方总是停止政府救援,实施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接受了这一药方的发展中国家通常都陷入了衰退。而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立即对金融机构实施援助,实施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美国政府对己对人的双重标准,已经受到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指责;另一方面,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选择了大幅降低基准利率和美元贬值的手段来应对危机,而将美元大幅贬值可能对全球通胀造成的负面影响置之不顾。套用一位美国前国务卿的话来讲,“次贷危机是我们的危机,但美元贬值是你们的问题”。由于美国的海外资产大部分是由外币计价的,而美国的海外负债大部分是由本币计价的,因此,美元贬值可以大幅降低美国政府的负债,减轻美国的国内调整压力。此外,美元贬值推高了全球能源以及初级产品价格,制造了全球通胀的局面,从而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进行积极的政策调整,这事实上意味着其他国家不得不承担部分的次贷危机成本。

    美国政府的上述做法虽然短期内降低了应对危机的成本,但是这种置其他国家利益于不顾的做法严重损害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领袖形象,美国甚至被指责为一个不负责任的大国。考虑到美国与欧元区正在竞逐全球经济金融格局的主导权,次贷危机可能在长期内损害美元、美国金融市场以及美元经济的相对竞争力。

6、 次贷危机近期有什么最新进展?次贷危机的发展趋势如何?

    次贷危机自2007年8月爆发以来,迄今为止已有一年时间。然而,危机非但没有触底反弹的迹象,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从危机爆发的源头来看,虽然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违约率将在2008年第三季度达到高峰期,之后有望逐渐下降,但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仍将持续下跌。标准普尔-希勒房价指数(20个城市)已经下跌了16%,但是市场普遍预计该指数还将下跌15%左右,美国房地产市场还有一半的跌幅尚未完成。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下跌导致很多美国家庭出现了负资产的情况,即房地产价值低于未清偿银行贷款价值,这自然会导致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选择违约。目前信贷风险已经由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蔓延到Alt-A贷款市场以及优质贷款市场。

    从市场流动性和信贷状况来看,尽管流动性短缺的状况有所改变,但信贷紧缩现象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缓解。最近一年来,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了325个基点,美联储先后推出了四项创新贷款机制来向包括投资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提供期限更长、抵押条件更为宽松的贷款,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流动性短缺。然而,由于资产组合中基于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产品的市场价值下跌,导致实施以市定价(mark to market)的金融机构不得不减记资产并披露账面亏损,这对于普遍实施在险价值(value at risk)管理的金融机构而言,意味着被迫启动去杠杆化(deleveraging)过程,即出售资产组合中的高风险资产,提高流动性比重。当市场上所有机构都在抛售风险资产时,将会出现两个结果:其一,资产价格持续下跌;其二,金融机构惜贷。从目前美国信贷市场上的TED、OIS等反映信贷风险的指标来看,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进程尚未结束,信贷紧缩的现象并未根本缓解。

    2008年7月,美国次贷危机迎来了两项标志性的事件。其一是加州地方银行IndyMac的破产倒闭。这家银行是从事Alt-A贷款的专业银行,从未涉足次级贷款领域,它的倒闭意味着信用风险已经完全由次级抵押贷款市场扩散到Alt-A贷款市场。此外,IndyMac的倒闭反映出,美国目前有一大批地方中小银行正处于倒闭破产的边缘。目前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手中持有大约90家左右可能破产的银行名单,但更令人担忧的是,仅仅IndyMac的破产就已经耗费了FDIC大约15%的可动用资金。

    其二是房利美、房地美陷入危机。房利美、房地美的主要职能是从贷款商手中购买抵押贷款,或者为贷款商的抵押贷款提供担保,它们持有美国12万亿抵押贷款债权中的大约45%,对于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顺利运作发挥着枢纽作用。然而,由于这两家政府担保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太低(不到2%),不良资产的增加迅速侵蚀了它们有限的资本。雷曼兄弟估计,两家公司总共需要募集750亿美元的资本金才能摆脱危机。鉴于这两家公司对于美国金融市场的重要性,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提出了救援计划,包括提供贷款以及部分国有化,目前美国参众两院已经基本上批准了这一计划。

    我们对次贷危机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是,次贷危机至少将持续到2009年年底,这意味着次贷危机的高峰期才刚刚到来。随着美国房地产价格的进一步下跌,金融机构将爆出更大的亏损。美国最大的一批金融机构可能因为得到政府的救援而避免破产,但很多中小银行可能难以幸免。由于房利美和房地美陷入危机,美国机构债的信用等级可能被调降。如果美国政府对两房实施国有化,则美国国债的信用等级可能被调降。危机不仅可能将美国经济拖入衰退,而且可能动摇美元和美国金融市场在全球的主导地位(相对于欧元区以及欧洲金融市场)。

 

防止经济大落乃当务之急

蒯辙元

《亚洲周刊》 2008年7月30日

    蒯辙元﹕中国智业发展战略委员会副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教育学术交流中心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塑造未来》主编、特约研究员。美国东西方大学工商管理(决策学)硕士。曾在美国、澳洲做访问学者。

    提示:30年“低通胀,高增长”的经济发展,被人斥为“通过行政权力人为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同时“商品完全市场化”的官僚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通过超经济剥削人民剩余价值、毁灭环境、掠夺资源的原始积累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当下中国经济已经被动地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国外输入型通货膨胀无法遏制,国内价格管制越管越死,越死越管,从央企到私企都和国家宏观调控打游击,钻空子,——在这种国际国内流氓资产阶级腹背夹击的不利态势下,改“从紧”为“宽松”,走“高通胀,高增长”,是饮鸠止渴?还是以毒攻毒?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七月十八日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生產总值(GDP)同比增长百分之十点四,增速同比回落一点八个百分点;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百分之七点九,六月份同比上涨百分之七点一;出口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九,增速回落五点七个百分点。

    事实上,对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大落的担忧,近来已在经济界、经济学界、市场、媒体和公眾中存在,并且从政府官员到社会各界现时都在热议此事,希望能寻求到防止中国经济大落的良策和解决之道。今年新春伊始至三月上旬,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高层到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面临的通货膨胀和偏快过热的压力和形势看得十分严峻。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防止通胀列为二零零八年中国政府的首要目标和任务,全年的CPI要控制在百分之四点八左右;全年GDP的增长要下调至百分之八左右。对於全国总动员,全力以赴控制和严防通胀和过热,笔者曾有一种忧虑,在三月初发表文章担心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弄不好会从一种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在全国严防通胀、过热的同时,要警惕失调、失控而导致严重的紧缩、滞胀、下滑,一旦出现将导致中国经济的衰退。

    现在看来,时隔四个月,中国经济出现的下滑正在印证笔者当初的担忧,如若仍然不改革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其可能出现衰退的风险后果还将继续印证笔者的忧虑。若果然如此,那将是中国经济社会的不幸,也是世界经济社会的不幸。

    当前,中国经济宏观调控政策要改革,首先必须反思检讨当初中国政府所设定的宏观调控目标:二零零八年全年CPI百分之四点八,GDP百分之八。笔者对这种近乎於「操之过急、下猛药或杀鸡取卵」式的宏观调控政策目标,曾表达了强烈的质疑和忧虑,指出这「将导致通缩的危险,并将伤害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半年来,经济社会实践业已证明,这种宏观调控政策目标的设定和决策,缺乏科学依据,有违新兴经济的运行规律,也不符合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实际。

    改革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需要革新思维。当今新兴经济体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伴随相应的适度的通胀是必然且不可或缺的,是可以容许和可接受的。现今新兴经济体国家的CPI都高於中国,有的甚至高达到两位数,也并未见这些国家惊慌失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新近发表报告预计,今年新兴世界的通胀率为百分之九点一。相比而论,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对CPI略为偏高就出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过度恐惧心态,把严防通胀定为全国首要目标和任务就有失偏颇,而为防过热把GDP增长压降至百分之八就更为偏激。

    今后的经济社会实践还将进一步证明,全年CPI百分之四点八的调控目标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也无需要必须实现。而全年GDP百分之八的调控目标是完全不需要去实现的,相反应保持在百分之十左右才符合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和实际。如果真的把二零零八年的GDP控制在百分之八以内,可以断言,中国经济今年必将出现大落,而导致二零零九年甚至更长时间出现衰退。这对中国经济、中国社会来说,才是最可怕的、危险的,对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来说也是危险的。

    目前,世界经济下滑、金融动盪、全球通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中国当前CPI如果受其影响,在下半年出现反弹,只要控制在百分之八左右,都是可以容忍和接受的。再者,外部因素和内在结构所形成的通胀,仅靠货币从紧政策是无法解决的。当前从紧的货币调控政策,若不适度放鬆,更有可能不但造成通胀无法压低,反而导致经济的严重下滑。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袁钢明研究员提出:「为防止经济加剧下滑的更坏情况发生,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可以选择将通货膨胀控制在百分之十左右位置上防止经济下滑到百分之十以下。」

    笔者认为,袁先生的建言是可供政府决策部门参考的。当然考虑到中国政府和人民对CPI的可接受、可容忍度,将其控制在百分之八左右较为适宜。综上所述,为防止中国经济今年下半可能出现的严重下滑以及明年后继的衰退风险,中国经济宏观调控政策亟须改革,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政策取向是:

    改革既定的宏观调控「双防」政策(严防通货膨胀、防止偏快过热)为「一防一保」政策(防止高通胀,确保经济增长)。就具体的宏观调控政策改革而论,一、把既定的稳健财政政策改革为适度宽鬆的财政政策,并逐渐稳步过渡到宽鬆的财政政策;二、把既定的从紧货币政策改革为适度鬆动的货币政策,并逐渐稳步过渡到适度放鬆,进而过渡到较为放鬆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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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应当解决如何印钞的问题

广州 党爱民

2008-7-29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国内出口企业纷纷倒闭。看来,走出口的路走不通了。三中全会要解决利润来源的问题,也就是谁来印钞的问题。

    我在2004年就写了《没人愿意印钱是个大问题》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总结了印钱的几种途径,无非就是财政赤字、银行坏账这两类。这两类印钱的办法,是政府多么不愿意看到的!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找到了第三种印钱的途径,就是把商品买到国外,搞出口,让外国人帮我们印钱。这个办法的确很好,财政赤字和银行坏账的问题,这几年立刻消失了。但是,问题真的解决了吗?没有,一点也没有,——而且问题越来越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拼命出口换来美元时,美元在天天贬值,而且,当我们拿我们赚来的美元到国际市场采购东西时,买什么什么涨价。这还了得!

    奥运会之后,要召开“三中全会”,重点自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要搞市场经济,就要赚钱,没钱赚就不是市场经济,没钱赚市场经济就玩不下去。在此,我要特别强调一点,赚钱就是赚钱,就像打游戏机挣积分一样,绝不是赚物。人们(确切的说是资本家)对流动性的偏好有非常深刻的经济学背景,本文不做阐述。

    纸币与金属脱钩以后,纸币就是一种信用货币。凡是信用,必然对应着债务。因此,任何一笔钱的背后,必然对应着一笔同等数额的债务。一部分人赚了钱,必然对应着另一部分人为你承担着同等数额的债务。赚钱越多,积累的债务就越多,这样债务越积越大、越积越多,总有一天会玩不下去,于是,就爆发了债务危机。任何一次或大或小的经济危机,我们都可以从中发现债务危机的影子。

    中国自从开始靠赚美元过日子以后,日子过得很光彩。然而,赚美元给美国带来了债务危机。美元并不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是由美国政府印出来,再发给美国人拿到中国买东西的。要是那样,美国就不会爆发“次贷危机”。美元都是借出来的。而“次贷危机”就是把美元借给了穷人才引起的。

    “次贷危机”爆发以后,美国国内经济一蹶不振,需求急剧下降。对应着中国这边,就是出口企业立即陷入困境。种种迹象表明,靠美国帮我们印钞过日子的事情不会继续下去了。美国人帮我们印钞,我们丧失了巨额的实物财富,导致国内资源耗竭、环境恶化,得到的却是不断贬值的、无法花出去的美元。这种冤枉事还要继续干下去吗?一来这种事以后就没了,二来就是有也是亏本的买卖。于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这就是如何印钞的问题,就是谁来填补原来由美元占据的那部分缺口。具体到企业的问题上,就是玩出口企业,看来是玩不下去了,怎么办?

    其实,只要把问题看透了,也很简单。波兰经济学家卡莱茨基早就提出过“对内出口”的概念。Abba Leiner(1947)就提出过“功能财政”的观点,指出“政府完全可以使用自己的财政权力保持经济繁荣”。现在美国的几位青年经济学家Bell(2000), bell and wary(2003)也发表论文支持“功能财政”,认为财政赤字是很正常的现象,尤其是当考虑财政赤字的“储备效果”的时候。

    近年来,欧洲及全世界的经济学家正在致力于以“按人发钱”(他们叫“基本收入”)替代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支持按人发钱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其中就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蒙、米德、哈耶克、弗里德曼、索罗等。一些政党和政治家,包括来自执政党的政治家,越来越多地站出来支持按人发钱。2008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第12届全球按人发钱大会。
长话短说,如果把迫切需要解决的印钞问题与按人发钱结合起来,就会彻底解决市场经济正常运转需要的利润问题(赚钱问题)。财政不愿赤字印钞、银行不愿坏账印钞,但,市场经济要赚钱,钱从何来?没有钱的来源,市场经济就玩不下去。如何印钞,谁来印钞,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还需要强调一点,由“赚钱”引起的对货币的需求,与市场对货币的流通需求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需求。应付流通需求需要的货币量,与“赚钱”需要的货币量相比,是极其微不足道的。“赚钱”的需求几乎是无限的。因此,靠什么商业银行“货币创造”之类的把戏是无法满足“赚钱”的需求的——除非你不在乎银行坏账。

 

如何应对当前的通胀

——基于石油价格变化原因的分析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研究员

徐奇渊  Hoxuqiyuan@gmail.comH

何帆   Hhefancass@gmail.comH

July 28, 2008

Policy Brief No. 08050,www.rcif.org.cn

    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对微观企业个体和宏观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以至于全球经济耗费了多年时间才走出其阴霾。而此后的8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原油价格转而较为平稳,在人们的脑海中,石油危机的烙印渐渐被抚平。但是,自2004年国际原油价格快速上升,从当时30美元/桶一路上升到目前的130美元/桶,人们再次忿闷地发现,要加满油箱就要把钱包掏得更空了。OECD国家并不缺乏这方面的回忆,经济学家们可以从不愉快的回忆中感悟到有价值的思想。但对于中国,在其融入世界经济之后,还是初次面临这样的局面,因此需要格外审慎的对待之。

    本文对世界石油价格的分析将表明:两次石油危机的价格上升属于供给驱动(supply-driven)为主导的类型,而当前的石油价格上升则是由需求驱动(demand-driven)主导的。虽然两种情况都引致石油价格上升,但两者对物价水平和总产出却有不同的影响。具体地,供给驱动的石油价格上升,使产出下降,宏观经济出现较为明显的衰退迹象;同时,其对物价水平具有较为温和的推升影响。另一方面,需求驱动型的石油价格上升,在推动总产出增加的同时,对物价水平具有更为明显的推升作用。因此,在后一种情况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是更加可行和必要的。下文中,笔者将以理论分析为基础,进而借鉴美国的货币政策和经济表现,对上述分析做出说明。

一、石油价格变化的新特点

    OPEC组织成立以来,国际原油价格的波动性加强。如图1所示,给出了国际原油价格的两种表示:各年的当期现价,不变价格(2007年美元不变价)。其中,不变价格剔除了物价的因素,使得各年价格更具有可比性。基于不变价的石油价格曲线,可以观察到:二战后的国际原油价格经历了如下三次最大幅度的上升: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年开始),第二次石油危机(1978末开始)以及近年来的石油价格上升(2004年开始)。在此,且将2004年开始的石油价格上升称为第三次石油价格上升1。

图1 国际原油价格走势(1960年至2007年)

    数据说明:数据来源于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8,BP(英国石油公司)。蓝色线表示各年份对应的原油当期现价,黑色线表示以2007年不变价计算的各期石油价。单位为美元。

    从图1中可以观察到:第三次石油价格上升与前面的两次石油危机中,石油价格虽然都有迅速上升,但上升速度的差别是明显的。两次石油危机中,石油价格几乎呈直线上升,而第三次石油价格上升则呈现出一定的坡度。基于图1的信息,计算各年份石油价格的变化率,可以得到图2。从中又可以观察到:两种价格的变化率几乎重合,在此我们以不变价变化率来进行分析。可以发现:1974年和1979年的价格上升速度分别为217%和103%,而2004至2007各年份的石油价格上升速度分别为:29%,38%,16%,8%。因此,相对而言,第三次石油价格的上升速度明显较为温和2。

 图2 国际原油价格的变化率(1961年至2007年)

    此外,图2还清晰的表明,前两次石油价格的极速上升,都随即伴随着价格下降,例如1975年和1981年价格下跌幅度分别为9%和11%。但是,第三次价格上升,从2004年开始至2008年已经持续了近五年。可见,第三次价格上升与两次石油危机相比具有持续性特征。

    总结上面的分析:与两次石油危机相比,第三次石油价格上升呈现出鲜有的温和性和持续性。这两个特点似乎意味着:第三次石油价格上升的机制与两次石油危机有所不同。那么,这种内在机制的不同,到底发端于何处?其对货币当局又有什么不同的含义?下文将做进一步的分析和阐释。

二、石油价格变化原因的判断

    供给和需求的出清,给出了市场的均衡价格水平和产出数量。下面以图3来说明石油市场的价格变化。

图3 石油市场的比较静态

    该图给出了石油市场的局部均衡分析。供给曲线S与需求曲线D相交,得到初始均衡状态E及其对应的石油价格和产量。现在,假设发生了供给冲击(例如OPEC的限制产量措施),则供给曲线S向左上方移动到的位置,此时供给曲线S′S′与需求曲线D实现了新的均衡状态E′。与原先的均衡E相比,石油价格上升,而产量下降。这一简单的冲击可以总结为:供给冲击引起供给曲线移动,而需求曲线不动;则此时均衡状态的价格和产量沿着需求曲线移动。更加明确地,由于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因此供给冲击引起的石油价格变化,将表现出石油价格变化与石油产量变化的负相关。同理,也可以分析得到:需求冲击引起的石油价格变化,将表现出石油价格变化与产量变化的正相关。如果石油价格的变化,系由供给和需求冲击共同驱动,则有:如果供给驱动占主导,则仍将有石油价格和产量的负相关;如果需求驱动占主导,则将表现出石油价格变化和产量变化的正相关3。这些反过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判断石油价格变化的主要驱动力量,即:如果石油价格变化和产量变化的负相关,则石油价格变化主要由供给驱动;反之,如果石油价格变化和产量正相关,则石油价格变化主要由需求因素驱动。

图4 国际原油价格与产量变化率的相关系数(1970年至2007年)

    如图4,在1970年至2007年间,国际原油价格与产量的变化率相关系数大致呈现出图示的波动情况。这里的数据来源于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8,BP(英国石油公司)。我们根据各年度国际原油总产量和国际原油的不变价格(2007年$)计算得到各年度国际原油产量与价格的变化率。曲线L6上的某点表示:该年度之前(包括该年)6年以来,国际原油产量与价格变化率的相关系数;依此类推,L7表示该年度之前7年以来,国际原油产量与价格变化率的相关系数;L8,L9,L10也有类似的含义。

    数据说明:数据来源于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8,BP(英国石油公司)。根据各年度国际原油总产量和国际原油的不变价格(2007年$)计算得到各年度国际原油的产量与价格的变化率。曲线L6上的某点表示:该年度之前(包括该年)6年以来,国际原油产量与价格变化率的相关系数;以此类推,L7表示该年度之前7年以来,国际原油产量与价格变化率的相关系数;L8,L9,L10也有类似的含义。

    总体来看,图4中的各条相关系数曲线基本具有比较一致的变化趋势,结合前面给出的判断标准,我们初步有以下结论:(1)20世纪70年代,从第一次石油危机到第二次石油危机,国际原油价格的波动主要由供给因素驱动,各条相关系数曲线都支持了这一结论。(2)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国际原油价格经历了一段主要由需求驱动的时期,在其后的80年代末又逐渐转入供给驱动价格的局面,90年代中期之后,需求驱动的力量又在价格变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2000年前后,国际原油价格的驱动力量经历了短暂的供给驱动,之后又回复到需求驱动为主导的状态。(3)2001年,尤其是2004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的变化主要系由需求驱动,不同长度的相关系数曲线显示结论非常一致。(4)2008年的相关数据并不可得,但是可以从以下的分析中得到预先的评估。沙特和俄罗斯分别是国际原油第一和第二大生产国。沙特方面,2008年6月22日国王阿卜杜拉宣布:为抑制国际市场过高的原油价格,其原油日产量将增加20万桶,增至970万桶;而在2008年1季度,沙特的原油日产量还是920万桶。俄罗斯方面,其作为非OPEC成员国,在石油产量方面受到的约束是更松的,在2008年1季度,其原油日产量已达到950万桶,首次超过沙特;在此基础上,2008年6月7日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进一步表示:俄罗斯将采取措施,减少对石油公司征税,促进石油生产,为稳定世界原油市场做贡献。由此可见,国际原油的产量将有明显的提高。综上,此前已经大幅巨升的原油价格,加上明显上升的产量变化,可以期望:在2008年,原油价格和产量变化率的正相关关系将得到加强。因此,石油价格变化仍将是需求驱动的。

    从以上的分析看来,近年来的石油价格变化是由主要由需求驱动的,而非供给驱动。那么,2008年的石油价格变化,为何一改往日需求驱动情况下的温和特点而迅速上升?这里提供一种比较可靠的解释,需求驱动的力量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生产性、保值性需求,二是投机性需求。前者是基于经济增长,财富累积而产生的,因此对石油价格的推动是温和而渐进的;但是投机性需求则可能在短期内使得石油价格快速上升。张斌(2008)认为,从资产组合的角度出发观察,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由于各种金融资产的投资价值下降,使大量的投机性资产向实物商品转移,例如石油、粮食等商品,从而使这些商品的价格在短期内快速上升。这种观点进一步证实了2008年原油价格变化主要是由需求驱动的。

三、石油价格上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供给驱动和需求驱动

 图5 石油价格上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图5-1表示供给驱动情况下石油价格上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AD和AS曲线为初始状态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E为初始的均衡点。由于发生了供给冲击,石油价格上升,生产成本提高,总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到AS′的位置,均衡状态改变为E′。此时,均衡产出下降,均衡价格水平上升。紧接着,由于石油价格上升导致的收入转移效应4,以及石油价格上升带来的不确定性5,总需求曲线AD的滞后响应表现出向左下方移动,到AD′的位置。此时的均衡为E′′,可见,总需求的滞后响应,进一步加强了产出下降,而弱化了价格水平上升。总体来看,从初始均衡状态E到最后的均衡状态E′′,产出有明显的下降,价格的上升相对较弱。

    图5-2表示需求驱动情况下石油价格上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E为初始的均衡点。由于发生了需求冲击,例如经济增长引致对石油的需求强加,总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到AD′的位置,均衡状态改变为E′。此时,均衡产出和价格水平都表现为上升。

    上面的分析表明,石油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冲击,前者对总产出有负向影响,而对物价水平的上升影响相对较弱;而后者伴随着产出的上升,以及物价的明显上升。

四、石油价格上升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供给驱动和需求驱动

    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否具有可能性

    在供给驱动石油价格上升的情况下,有两方面的政策目标,即:扭转产出的负向变化,稳定物价水平。而货币政策无论是或松或紧的取向,都只能实现其中一个目标,而对另一个目标有消极影响。企图依赖货币政策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会产生不可避免的矛盾,因此要么做出权衡,要么增加政策工具来配合实现。但是,在需求冲击的条件下,物价水平的上升将是明显的,政策目标改变为:稳定物价水平,保持经济增长,而且这两个目标在一定程度是正是一致的。所以,与供给驱动石油价格上升的情况相比,需求驱动石油价格上升情况下的货币政策更加可能有所作为。而这个有所作为的货币政策,就是从紧的货币政策。

 图6 美国的货币数量增速和通胀率(1961年至2000年)

    数据说明:数据来源于IMF,IFS Online, 2008. 黑色线表示以M2为口径的货币供给增速,蓝色线表示以CPI指数为基础计算的通货膨胀率。单位:%。

    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否具有必要性

    图6给出了1961年至2000年6美国的货币供给增速和对应的通胀率。从图上可以看到,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货币供给增速波动较大,总体上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对于控制需求、抑制通胀预期等方面是不利的。在此货币政策的环境下,两次石油危机迅速推升物价水平提高,随即出现了70年代的两个通胀高峰,并且一直蔓延到80年代初期。这期间惊人的高通胀引起了公众的普遍不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清了通货膨胀高昂的实际成本。

    保罗·沃尔克于1979年就任联储主席后,开始致力于紧缩的货币政策。但是,1980年是选举之年,联储的政策不利于扭转衰退,因而没有得到当时卡特政府的支持,所以政策的预期效果并未实现。此后上台的里根政府,对沃尔克的联储给予了非常强力的支持,这使得物价水平在1982年出现了转机,当然经济也为之付出了衰退的代价。1983年,里根重新任命沃尔克联任为下一届联储主席,这就向公众显示了政府的低通胀偏好,巩固了公众的低通胀预期,为之后的物价稳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马丁·费尔德斯坦称: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美国经济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代。这其中包含了对货币政策转变的强调。在美国,具有第二市场影响力圣路易斯联储(St. Louis Federal Reserve Bank)的一份研究报告7也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石油价格对美国通胀的影响降低了,一种可信的解释是认为:在此期间,美国在货币政策方面,维持了可置信的低通胀制度。其他OECD国家的经验也显示出相同的结论,以低通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在应对石油价格的影响中是必要的,即使伴随着相应的政策成本。

    上面结合美国情况的经验分析,主要是对供给驱动型情况下的石油价格上升而言的。在目前需求驱动石油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同样力度的冲击会导致物价水平的更高上涨,因此货币政策更有必要有所作为;而需求驱动情况下,产出的伴随上升,也为货币政策的有所作为提供了更大的可能。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当前从紧的货币政策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需要继续坚持。

    注释:

    1, 有人将近年来的石油价格上升视为“第三次石油危机”,笔者并不认同这种说法。故将其称之为“第三次石油价格上升”。下文的分析将有表述。

    2, 在此,可能有人认为石油价格从2007年的72美元上升到2008年7月中的130美元,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上升速度,因此而否认刚才所做的比较。但是,仍然有两点理由来辩护:首先,将2008年的价格折为2007年不变价,石油价格上升幅度会有所削弱;此外,更为重要的理由在下文中有说明。

    3,具体的证明,请见文本附录。

    4, 收入更多的转移到能源的生产部门和国家。

    5 由于石油价格的上升,使得企业重新考虑原先的耗能投资项目,也使得居民重新考虑汽车购买计划。

    6, 2001年9月发生了“911”事件,美联储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进行应对,这被认为是美国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转变。

    7, Oil prices and monetary policy, in Inflation Report, St. Louis Federal Reserve Bank, 2004.3.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30 10:38:5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 Rodrik

全球化共识的死亡

by Dani Rodrik

     作者简介:Dani,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首位社会科学研究院Albert O. Hirschman奖获得者。他最近的作品是《一个经济状况,多种对策:全球化,体制和经济增长》。

    剑桥-世界经济已经见证了一次全球化的崩溃。金本位制时代――伴随着资本自由流动以及开放贸易――在1914年突然终止,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没能得到恢复。我们将要见证另一个类似的全球经济崩溃吗?

    这个问题并不是凭空想像的。虽然经济全球化已经使发达国家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水平,并惠及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地区几千万的贫穷工人,但是它是建立在不稳固的基础上的。和倾向依靠国内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国内市场不同,全球市场的"根基是很虚弱的"。没有全球性的反托拉斯机关,没有全球性的最终贷款人,没有全球性的调控者,没有全球性的安全网,以及当然没有的全球性的民主。换句话说,全球市场的治理很无力,并因而使其缺乏公众正当性。

    最近的事件加强了讨论这些问题的紧迫性。美国的总统选举活动突显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开放贸易支持的脆弱性。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显示了缺乏国际协调和规则是怎样加剧金融市场固有的脆弱性的。食品价格的上涨暴露了没有全球转让和补偿安排的经济相互依赖具有的消极面。

    同时,不断攀升的油价提高了交通成本,导致分析家怀疑业务流程外包的时代是否正在终结。而且,隐现的气候变化灾难一直存在,它极有可能是这个世界曾经面对过的最严重的威胁。所以,如果全球化处于危险之中,那么谁是它真正的敌人呢?曾有一段时间,全球的精英们可以用这种思想来安慰自己:反对世界贸易体制的人主要是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者,自私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以及无知而空想的青年。同时,因为他们明白保护和推进全球化是反对贫穷和不安全感的最好的方法,他们把自己看作是真正的进步人士。

    但是那种自信的态度现在几乎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疑惑,疑问以及怀疑主义。暴力的街头抗议和大规模的反对全球化的运动也消失了。现在制造新闻的是不断增加的主流经济学家对全球化想象的十足的优点的质疑。因此,我们有了战后标志性的经济学教材的作者保罗・萨缪尔森,提醒经济学家同仁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进步极有可能是以牺牲美国为代价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现在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家,论证说和低收入国家的贸易不再会因为太小而对不对平等没有影响;阿兰・布林德(Alan Blinder),前任美联储副主席,担心国际流程外包会给美国的劳动力造成前所未有的错位;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全球化最善于表达的支持者之一,写出了他对金融全球化结果的失望;以及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美国财政部长以及克林顿政府的"全球化先生",思考竞相降低标准的国内监管的危险以及国际劳工标准的必要性。

    虽然这些担心几乎没有达到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样的人进行的完全的正面攻击的程度,它们仍然表明了一个显著的学术氛围的转变。而且,即使那些没有失去信心的人,也经常对 他们想要看到的全球化前进的方向有非常不同的观点。例如,杰出的自由贸易支持者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和支持全球化的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登(Fred Bergsten),都曾出面认为批评者极大地夸大了全球化的坏处,而且没有正确地评价其好处。但是他们对区域贸易协定的价值的辩论-伯格斯登支持,巴格沃蒂反对-就像上面提到的作者互不同意对方观点一样的激烈。
当然,这些知识分子中没有人反对全球化。他们想要的不是使全球化倒退,而是要在国内或者在国际上创立新的体制和补偿机制,以使全球化更有效,更公平以及更可持续。他们的政策建议通常很模糊(当需要明确的时候)并且很少一致。但是,在全球化上的对抗已经很明显地超越了金融报纸的专栏和主流智囊团的讲坛。

    这是全球化的拉拉队需要明白的一个重要观点,因为他们常常表现得好像"另一边"仍然是由贸易保护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那样。现在的问题不再是"你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的问题,而是"全球化的规则应该是怎样的"的问题。现在,拉拉队员真正的辩论对手不是投石攻击的年青人,而是他们的知识分子同仁。

    在1945年后的最初三十年间,起主导作用的是布雷顿森林共识――一个允许决策者在关注国内的社会和就业需要的同时,能够使全球 贸易恢复和繁荣的肤浅的多边主义。这个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被一个更深入的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议程所取代。

    我们已经知道那个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如果全球化要继续下去,它需要一个新的学术共识来支持它。全球经济急切地等待着新的凯恩斯理论。

 

英文原文

The Death of the Globalization Consensus

by Dani Rodrik

Dani Rodrik

CAMBRIDGE � The world economy has seen globalization collapse once already. The gold standard era � with its free capital mobility and open trade � came to an abrupt end in 1914 and could not be resuscitated after World War I. Are we about to witness a similar global economic breakdown?

The question is not fanciful. Although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enabled unprecedented levels of prosperity in advanced countries and has been a boon to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oor workers in China and elsewhere in Asia, it rests on shaky pillars. Unlike national markets, which tend to be supported by domestic regulatory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global markets are only "weakly embedded." There is no global anti-trust authority, no global lender of last resort, no global regulator, no global safety nets, and, of course, no global democracy. In other words, global markets suffer from weak governance, and therefore from weak popular legitimacy.

Recent events have heightened the urgency with which these issues are discussed. The presidential electoral campaign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highlighted the frailty of the support for open trade in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nation. The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has shown how lack of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and regulation can exacerbate the inherent fragility of financial markets. The rise in food prices has exposed the downside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without global transfer and compensation schemes.

Meanwhile, rising oil prices have increased transport costs, leading analysts to wonder whether the outsourcing era is coming to an end. And there is always the looming disaster of climate change, which may well be the most serious threat the world has ever faced.

So if globalization is in danger, who are its real enemies? There was a time when global elites could comfort themselves with the thought that opposition to the world trading regime consisted of violent anarchists, self-serving protectionists, trade unionists, and ignorant, if idealistic youth. Meanwhile, they regarded themselves as the true progressives, because they understood that safeguarding and advancing globalization was the best remedy against poverty and insecurity.

But that self-assured attitude has all but disappeared, replaced by doubts, questions, and skepticism. Gone also are the violent street protests and mass movements against globalization. What makes news nowadays is the growing list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who are questioning globalization's supposedly unmitigated virtues.

So we have Paul Samuelson, the author of the postwar era's landmark economics textbook, reminding his fellow economists that China's gains in globalization may well come at the expense of the US; Paul Krugman, today's foremost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ist, arguing that trade with low-income countries is no longer too small to have an effect on inequality; Alan Blinder, a former US Federal Reserve vice chairman, worrying that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will cause unprecedented dislocations for the US labor force; Martin Wolf, the Financial Times columnist and one of the most articulate advocates of globalization, writing of his disappointment with how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has turned out; and Larry Summers, the US Treasury chief and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Mr. Globalization," musing about the dangers of a race to the bottom in national regulations and the need for 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

While these worries hardly amount to the full frontal attack mounted by the likes of Joseph Stiglitz, the Nobel-prize winning economist, they still constitute a remarkable turnaround in the intellectual climate. Moreover, even those who have not lost heart often disagree vehemently about the direction in which they would like to see globalization go.

For example, Jagdish Bhagwati, the distinguished free trader, and Fred Bergsten, the director of the pro-globalization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have both been on the frontlines arguing that critics vastly exaggerate globalization's ills and under-appreciate its benefits. But their debates on the merits o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 Bergsten for, Bhagwati against � are as heated as each one's disagreements with the authors mentioned above.

None of these intellectuals is against globalization, of course. What they want is not to turn back globalization, but to create new institutions and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 at home or internationally � that will render globalization more effective, fairer, and more sustainable. Their policy proposals are often vague (when specified at all), and command little consensus. But confrontation over globalization has clearly moved well beyond the streets to the columns of the financial press and the rostrums of mainstream think tanks.

That is an important point for globalization's cheerleaders to understand, as they often behave as if the "other side" still consists of protectionists and anarchists. Today, the question is no longer, "Are you for or against globalization?" The question is, "What should the rules of globalization be?" The cheerleaders' true sparring partners today are not rock-throwing youths but their fellow intellectuals.

The first three decades after 1945 were governed by the Bretton Woods consensus � a shallow multilateralism that permitted policymakers to focus on domestic social and employment needs while enabling global trade to recover and flourish. This regime was superseded in the 1980's and 1990's by an agenda of deeper liberalization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That model, we have learned, is unsustainable. If globalization is to survive, it will need a new intellectual consensus to underpin it. The world economy desperately awaits its new Keynes.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rodrik21/English
 



发件人:"晓陆 杨" <yangxiaolu_8@yahoo.com.cn> 收件人: "《团结》杂志编辑部" <tjzz@vip.sina.com>, " 抄送:发送时间:2008-08-01 11:12:5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杨晓陆传文(附件)

海外投资失误是水平问题还是卖国问题?

——读时寒冰文章后回顾我和宋鸿兵先生一年前的文章

杨芳洲

2008年8月1日

    读了时寒冰先生的《谁来拯救中国3760亿美元财富?》,愤怒之余,想起鄙人一年前(2007年8月)的一篇文章——《家底折腾光了靠什么打仗?又如何能避免恶性通货膨胀?》。当时写此文是因为看了宋鸿兵先生07年7月的一篇文章《外汇投资公司:当心美国“资产毒垃圾”》,阅后觉得问题严重,因此撰文呼吁高层制止此类胳膊肘外拐的灾难性投资。

    当时美国次按危机已经爆发,华尔街早已人心惶惶。100多家次贷金融机构倒闭,五大投行之一的贝尔斯通,其旗下的两只基金近200亿美元的庞大资产已 “没有什么价值残留了”。而这还仅仅是拉开了一个序幕而已。因“巨额亏损将再也难以掩盖, 横扫整个世界金融市场的空前风暴必然降临。” 于是“国际清算银行强烈警告世界可能会面临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

    火烧眉毛之际,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阿方索•杰克逊于去年7月13日匆忙赶到北京求援解套,仅一周后,21日《经济观察报》就登出了楼继伟等1000多亿美元金融投资组合,并且还是选秀外包给外国投资机构运作。一年后,我现在持有的美国公司垃圾债竟增至5000多亿美元。这么明显的牺牲自己巨大的国家利益去为华尔街救火,只能说明我们这些大员太爱美国太不爱中国了。

    一年前,为阻止我巨额外汇储备用于灾难性卖国投资,宋鸿兵先生不仅发表文章揭露美国金融创新陷阱,而且专程从美国赶回北京,向有关部门陈述厉害。可谓仁至义尽苦口婆心。在此之前,我还写过两篇文章,分析批评中投公司(即汇投公司)30亿美元投资美国黑石,并进而论述外汇管理使用方针问题。

    其他学者也都对中投公司的灾难性投资发表了很多文章。宋鸿兵和我们的这些文章在网上都曾广泛贴出。然而这一切都没能阻止如此荒唐的送礼性巨额投资。一年过去了,不仅我们所担心的变成了事实,而且更糟糕。

    我们买美国公司垃圾债竟高达5000多亿美元,而不是一年前我们担心的2000多亿美元;摊到全国13亿人头上,已不是相当于庚子赔款全国人均负担一两银子的12倍,而是相当于庚子赔款全国人均负担一两银子的30倍。

    这些垃圾债券的市场价值,也已经不是宋鸿兵所说“一旦上市拍卖,‘人们将会看到这些泡沫资产的实际价格非但不是财务报表公布的120%或150%, 而很可能是50%甚至30%。’” ,这些垃圾债现在所值,已如时寒冰先生所说“中国购买的这两家公司约3760亿美元债券14日公开市场没有买家出价”。而除两房以外的1000多亿美元更毒的垃圾债只会比两房更糟。

    可悲呀!5000多亿美元垃圾债!三、四万亿人民币!人均30两银子,就这么轻而易举灰飞烟灭!而且这还不算完,另有5000亿美元美国政府长期债券也随着美元不断加速贬值而大幅缩水!

    楼继伟等自然是罪责难逃,但正如我在去年的文章中所说,“为何我堂堂大国数千亿美元经营支出却可放权给一部级干部任其胡造,而没人对其约束。对其要求仅‘保值而已’,却无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方面的任何要求。如同公司老总将自己的财权下放给部门经理,任其支配公司钱财而不问其用途,甚至这些钱可能转到对头手里用于吞并或搞垮自己也不管,而仅要求其‘保值’。”

    楼继伟等的上级领导肯定也是有责任的。而此责任仅以“水平不高”“工作失误”来解释却难以服众。这固然是“水平不高”“工作失误”,但倘若还有一丝爱国心,如何能在台海面临紧张的关键时刻为可能的战争对手救火而不惜毁掉我巨大财力储备。如此军国大事岂能儿戏?“工作失误”可有再一再二,岂可再三再四?况且还都是重大涉外利益问题!难道将我宝贵的600吨黄金储备都放到美国存放也是“水平问题”?难道将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入美国债券损我利美,将我每年(不断升值)的一、二百吨黄金产量出口去交换不断贬值的美元,使我黄金储备自03年后不增反减,允诺外资控股的平安保险在我股市圈钱1600亿,对外资贱卖我银行,今年2月对来访的日本首相许诺共同开发包括所谓“中间线”以西的我东海资源等等也都仅是“水平问题”?!

    现将我和宋鸿兵一年前的文章再次贴出,以帮助大家回顾一下我们是在什么形势下买入这大部分美国垃圾债。


    附文一:《家底折腾光了靠什么打仗?又如何能避免恶性通货膨胀?》杨芳洲 2007年8月2日,

    附文二:《外汇投资公司: 当心美国“资产毒垃圾”》,宋鸿兵 2007年7月,

    附文三:《时寒冰:谁来拯救中国3760亿美元财富?》(略)

   (注:这些文章都可以在本网首页文章里找到!或者上网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18 13:29:4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畅销书《石油与地缘政治》摘要

畅销书《石油地缘政治》摘要

菲利普•赛比耶—洛佩兹  

引言

   “石油,10%是经济,90%是政治”。早在上世纪30年代,剑桥能源研究协会(CERA)董事长、国际石油界的知名人士丹尼尔•尤金(Daniel Yergin)曾用这句话来形容当时的欧洲石油市场,此时欧洲各国的经济仍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今天,丹尼尔•尤金却这样来形容目前的石油市场:“石油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其他任何原材料所无法企及的。这一点在中东、俄罗斯、中国、拉美……乃至世界任何地区都可以得到证实。”[1](见注释1)这两个在不同历史时期作出的截然不同的判断,充分说明了地缘政治在石油问题上所占的重要地位。20世纪30年代,在当时的发达国家眼里,石油只是一种关乎国家安全的重要内政问题,而70年之后它却成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性地缘政治问题。短短几十年间,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国际能源市场呈现出了多元化发展的势头。尽管如此,随着运输能力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石油的依赖程度依然不减。从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第四次中东战争,又称赎罪日战争)到1979-1980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引发的石油危机,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上升了近10倍。从理论上讲,自那时候开始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开始致力减少对石油的依赖,然而被人们称为“黑色黄金”的石油至今仍是人们最主要的能源品种。

    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简称IEA)[2]在其公布的《2003年世界能源展望》年度报告中,详细阐述了全球初级能源的消费结构:35%为石油,21.1%为天然气,23.3%为煤炭,11%为可再生燃料(生物燃料),6.9%为核能,2.2%为水电,0.5%为其他能源,包括各种可再生能源。无独有偶,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管理署(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3]在其公布的《2002年世界能源展望》报告中也得出了类似结论。报告认为,全球初级能源的消费量在未来30年内将翻一番,即由2001年的9个GTEP(即90亿吨标准油)[4]增加到2030年的18个GTEP(即180亿吨标准油)。按照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管理署的估算,到2030年油气仍将在全球能源消费中占主导地位,约占全球商用能源需求总量的60%,其中石油为37%,天然气为28%。如果能够保证充足的供应,人们对油气等碳氢燃料的钟爱是不会削减的,尤其是近年来崛起的新兴国家的能源需求十分旺盛,全球石油市场目前脆弱的平衡很可能被打破。

    在20世纪30年代,石油主要操控在少数发达国家以及少数几家私营或国有公司手中,它们都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都认清了石油的重要性。法国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意识到石油首先是用来作战的![5]

    然而,在短短数十年间,世界上主权国家的数量增加了3倍,由1945年时的60个增加到了2005年的191个[6]。石油问题也由一个发达国家和少数殖民宗主国之间的内政问题演变成了涉及局部乃至全球利益的地缘政治问题,与石油有关的主角明显增加,彼此间的依赖日益增强。它不仅涉及到石油消费国、生产国以及出口国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到了跨国石油集团、国有石油公司以及一些小型公司的利益。

    与此同时,人们还注意到了另一个现象:在国际石油市场的结构性失衡危机一触即发之际,还不断有生产国跳出来要求捍卫集体利益。种种迹象表明,国际石油市场的失衡因素正在累积,过去在石油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达成默契的那种对双方都有利的小幅浮动机制可能被彻底打破。

    在本书的《引言》中,将首先通过一些过去与当前的例子,来说明石油与地缘政治之间历来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之后将对2004年以来石油市场的波动作一个简要的分析。这些被称为石油危机的现象充分说明了本书中所阐述的地缘政治因素对石油市场的潜在影响。这些地缘政治因素很可能会延长甚至加剧当前的石油危机。

石油与地缘政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曾迎来被称为“辉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期,石油不仅成了当家的能源品种,也变成了一种最理想的战略物资。在过去50年间,石油产品成了我们日常生活必不可缺的必需品,汽油、塑料以及合成纤维等石油产品随处可见。19世纪50年代随着汽车的普及,20年间石油的需求量增加了四倍,对石油资源的控制也自然而然成了一个极为重大的地缘政治问题。

    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相继出现,导致石油产品的需求剧增。几乎在同一时期,全球各主要产油国共同组成了一个名为“欧佩克”的组织[7],其目的是联合起来从控制供应量入手,维护石油价格的稳定,以共同对付一直控制着国际原油市场的英美石油大公司。这一竞争态势使得各国纷纷加入到石油勘探和开采行列,就连那些发展中国家或中低收入国家也跃跃欲试。不过,这种竞争态势正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局面,一方面因为发达国家对石油的需求依旧不减,另一方面中国[8]和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出现加剧了原油市场紧张的供求关系。

    经过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相对稳定期之后,全球对石油的需求再度趋旺,必然会刺激原油产量的提升。在全球新的石油地缘政治格局中,西非几内亚湾地区以及里海沿岸等地区的地缘政治价值开始凸显。尽管这些新“乐园”的原油储量根本无法与中东地区相比,但由于中东地区的动荡因素有增无减,使得其他地区的一些小油田突然间也成了香饽饽。

    中东地区局势日趋恶化,且不说永无休止的巴以冲突,目前所推行的民主进程不仅于事无补,甚至使局势更加恶化。自2003年4月伊拉克战争打响以来,一切便陷于停滞。此前,分析家们曾普遍预测,在一场闪电战过后,伊拉克的石油生产能够迅速恢复,不料残酷的现实打破了他们的预想。再者,伊拉克今后很可能实行联邦制,届时伊拉克的库尔德人、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必然会围绕石油资源的分配而大打出手,尽管在此前达成一致的《宪法草案》中,各方已就省份和人口的划分签署了书面协议。

    伊朗则在2005年6月选出了一位属于极端保守派的新总统,使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核危机再度爆发。从1995、1996年开始,美国便对伊朗进行了长达10年的经济制裁,而且自伊朗出现伊斯兰革命以来,美伊之间的外交交恶已经长达30年之久。在这种背景下,国际能源署和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管理署此前对伊朗石油生产所作出的预测很可能无法实现。按照这两个机构的预测,2005年伊朗的原油日均产量为410万桶,到2010年为日均540万桶,2020年为日均800万桶。[9]

    至于沙特阿拉伯,它从2003年起便成了本·拉登及其领导的“基地”组织的进攻目标。换言之,这个世界第一大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将长时期直接面临恐怖威胁,而目前人们普遍认为,一旦出现重大危机,沙特将是各国唯一的依靠。上述三个国家已探明的石油会储量约占全球总储量的43%,而在2004年三国的实际开采量在全球总量中“只占”21%。也就是说,一旦政治条件得到改善,这些国家的产能将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此外,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等一些石油出口国则时常受国内政治和社会危机所困,这更增添了国际原油生产的变数。也正因为如此,俄罗斯这个二线石油出口国才会受到青睐。所有这些导致地缘政治紧张的因素,虽然有明有暗,而且可能包括了一些为投机的需要而被人为夸大的情况,但它们多多少少对全球石油市场构成了威胁。更何况,目前石油市场本身的结构性的矛盾就相当突出。在这一背景下,对石油市场进行地缘政治分析将有助于人们全方位了解石油问题,认清国际石油界各参与方的把戏,并进而采取一些互相依存的措施。所谓的参与各方不仅仅局限于石油生产或消费国少数几家国有公司或跨国集团。此外,石油与天然气一样,不仅与一个国家的执政当局关系密切,甚至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能产生重大影响。这就是石油与生俱来的地缘政治特性,当前石油市场所面临的危机只会使这种地缘政治更加突出,这一点我们将在此后的章节中谈到。

    我们对地缘政治的定义是:它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某一区域的力量对抗或影响力的角逐(甚至包括一些国家争夺地盘),同时也包括各种力量为争夺对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或间接控制权而展开的较量。由于一个区域的范围以及为此所下的权力赌注都是可变的,因此在做地缘政治分析时就必须借鉴不同类型地区、不同规模区域的分析报告,以便为某个地缘政治研究课题制订出全面的参考框架。

    除了之外,我们还将采用一种跨学科的分析方法,内容涉及地理、历史、社会学乃至人文科学。人文科学能够弥补政治学和经济学过于简单扼要的弊端,那些拙劣地缘政治分析文章最喜欢引用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分析报告。

    石油不仅用途广泛,而且无论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如何,它都无法离开石油,在交通运输和国防领域尤其如此。而众多的地缘政治问题以及一部现代史也告诉我们,石油还是一种政治武器。

石油:一把政治“双刃剑”

    石油虽然可以被各种军队用来维持其常规作战能力,甚至在最后关头可以直接用于作战,但它也可以成为一种用来避免战争爆发的武器或压力手段。

    美国是最早将石油作为外交施压手段的国家之一。上世纪30年代,日本国内的日常石油消费80%以上依赖美国,自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以及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美国曾部分冻结了对日本的石油供应。随着日本在亚洲扩张步伐的加快,美国于1940年7月加大了制裁力度,直到于1941年6月美国对日本实行了石油禁运。遭到到美国禁运的日本于1941年7月开始与苏联接触,试图从苏联那里获得原油供应,结果也以失败而告终。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于同年9月开始策划向美国开战,经过3个月的准备,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发动了著名的“珍珠港事件”。然而,日本的战略家们一心只想摧毁美国在太平洋基地的战舰,却忽略了摧毁美国在夏威夷港存放的450万桶油料。这一疏忽使美国得以迅速发动反击,速度之快完全出乎日本海军部的意料。

    石油同样是1938年签订的苏德条约的核心内容。通过这一条约,希特勒不仅得到了德国东线的和平承诺,使他的军队可以放手入侵西欧,更难得的是德国由此从苏联获得了充足的石油供应,而这是发动战争所必不可缺的。1939至1941年间,莫斯科向柏林提供的石油总计达6500万桶。事实上,石油供应一直是希特勒的软肋之一,“沙漠之狐”隆美尔及其率领的非洲军团之所以兵败北非,一个直接的原因是油料的缺乏。苏德条约被撕毁后,希特勒的军队之所以向高加索、巴库地区开进,所看中的也正是这些地区的石油资源。最终,德国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这里也成了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石油禁运作为一个制裁手段曾被多次运用。这些制裁有的是在联合国框架下以国际法的名义作出的,如针对南非和罗德西亚政权的制裁以及伊拉克1990年入侵科威特之后受到的制裁等;也有的制裁是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如美国单方面向一些被它视为“无赖国家”所进行的制裁,包括古巴、伊朗、利比亚和苏丹等。石油禁运(无论是禁止出口还是禁止进口)作为政治施压手段的有效性虽然还值得商榷,但它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后果是实实在在的。

    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由阿拉伯国家于1973年10月发起的石油禁运就是如此。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由原油生产国向原油消费国发起的石油禁运。如果没有1960年成立的“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1968年成立的阿拉伯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OPAEP)[10],此次禁运便不可能实现。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数十年间,全球所有的石油生产和销售都被7家英美石油公司所垄断,人称石油“七姐妹”。根据1928年签订的《阿希纳卡里协定》,埃克森公司(ESSO,后改名为EXXON)、壳牌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以及此后加入的美孚石油公司、雪佛龙公司(CHEVRON)、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和海湾石油公司[11]决定组建一个国际石油卡特尔,通过分配生产定额的方式结束彼此间的竞争状态。在20世纪30年代,上述七家公司垄断了全球85%的石油产量。由于七家公司采取了稳定价格的措施,客观上促进了全球的石油消费。此外,它们还通过极其低廉的价格——与它们的利润相比,这些公司的付出简直微不足道——获得了大量的油田特许经营权。直到20世纪50年代阿拉伯国家出现石油民族主义思潮之际,全球60%的石油开采都控制在这七家公司手里[12]。正是为了与“石油大佬”[13]的霸权行径相抗衡,一些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才在1960年决定成立“欧佩克”, 即石油输出国组织。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是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这样,石油工业发展初期那种石油公司大权独揽的时代终于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石油生产国组成的卡特尔。

石油生产国收回控制权

    此后的几年间,石油生产国逐渐收回了对本国石油资源的控制权,与国际石油公司之间也形成一种全新的关系。1956年、1967年1973年先后爆发的几次中东战争,使石油生产国逐步认清了它们对欧洲以及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的影响力。在那个时期,美国本国的石油生产虽然即将开始走下坡路,但美国当时仍算得上是世界上重要的石油生产国。

    1967年以色列发动“六日战争”并取得空前胜利,占领了阿拉伯的部分领土。尽管联合国安理会此后通过了要求其撤离的第242号决议,但以色列却始终拒不执行,这为阿拉伯国家在1973年实施石油禁运找到了理由。众所周知,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通过近40年,但它始终没有得到落实。阿拉伯国家的禁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全球石油全面减产25%,另一方面对美国、荷兰、南非、罗德西亚和葡萄牙等五个国家实行全面禁运。美国是由于其偏袒以色列而遭到禁运的,而其余四个国家遭到禁运则是由于各自奉行的“殖民”政策。在整个过程中,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这三个国家最为积极,最后沙特阿拉伯也加入了这一禁运行动,因为它担心外国公司的颠覆活动会波及本国政权,而这种事例已经在埃及、伊拉克、也门和利比亚出现过。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由国王巴列维领导的伊朗是美国在该地区最铁杆的盟友,伊朗最后也站出来支持石油减产行动,但并没有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

    由于阿拉伯石油出口国采取了减产、提高价格及石油出口关税等一系列措施,使得石油价格在很短的时间内提高了四倍,上涨后的油价于1974年9月在维也纳得到了认可:从那时候起,石油价格成了工业化国家通货膨胀的指数之一。

    这场风波被称为第一次石油危机,1979年因伊朗革命而引发的危机被称为第二次石油危机,第三次石油危机则是由1980年开始的两伊战争引起的。从第一次石油危机开始,人们便意识到其中蕴涵着重大的地缘政治危机:一个局部区域的冲突可能带来全球性的后果,至少会导致石油价格的上涨。当时,伊拉克曾竭力主张扩大禁运范围,与石油消费国展开全面的经济战,但这一主张遭到了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反对。正是这两个国家的反对才阻止了事态的恶化。阿拉伯国家的这一内讧反而成了油价维持高位的重要支撑。这一事件使各个石油消费国一下子意识到了本国经济的脆弱性,各国从此开始着手调整能源政策,以期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石油的依赖。

    如今,尽管各国在调整能源政策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但随着发达国家运输能力的提高,加上国际社会能源需求总量的提升,各国对石油的依赖有增无减,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也不断提高。此外,对于西方国家而言,除非人们现有的生活方式彻底发生改变,否则任何想减少对石油或天然气依赖程度的努力都将无从谈起。因为大部分西方国家虽然经济发达,但对石油的依赖是命中注定的:这些国家本身所拥有的石油或天然气资源微乎其微,巨大的需求缺口需要从别国进口方能弥补。

    当前石油供给领域的危机不但加深了发达国家的对外依赖程度加深,而且一些石油生产国的民众也趁机抬高了要价。由于“历史”的原因,尼日利亚近年来多次做出过这种“趁火打劫”的勾当。不过,2005年春季在玻利维亚以及同年8月在厄瓜多尔发生的一切都表明,这种利用国际石油市场的弊端而哄抬要价的做法呈现出了蔓延的势头。

 石油、天然气以及原住民的要价:国际石油市场的新威胁

    2005年春,玻利维亚发生了第二次“天然气战争”,人们很快发现这实际是一个涉及全国、次区域乃至整个美洲大陆的地缘政治问题。玻利维亚的天然气储藏量十分丰富,在拉美地区位居第二。然而,这些天然气资源绝大部分位于南部圣克鲁兹及其周边地区,圣克鲁兹是玻利维亚最发达的地区,但被人口占少数的白种人所控制,他们一直要求该地区实现自治。而占人口总数三分之二、生活在西部安第斯山山区的印第安族纷纷要求对天然气资源实行国有化。2003年10月,玻利维亚曾爆发过第一次“天然气战争”,造成80人死亡,事件的导火索就是国家宣布将通过智利向美国出口天然气。玻利维亚与智利关系一直很微妙:1878年,玻利维亚政府没收智利人的硝石公司,引起智利不满,1879年至1883年间两国打响了著名的“太平洋战争”,结果玻利维亚从此丧失了出海口,成为内陆国家[14]。两场天然气战争先后导致玻利维亚两位总统下台,经常被指责为一切祸害之根源的外国石油公司也由此放慢了对玻利维亚的投资步伐。对于阿根廷和巴西这两个玻利维亚天然气的主要进口国而言,发生在2005年春季的那场危机严重威胁到了两国的能源供应。尽管巴西对天然气的依赖程度不是很高,但它只拥有两个星期的战略储备,而且60%的天然气需要从玻利维亚进口。巴西与玻利维亚之间有一条长2600公里的输气管道,连接了玻利维亚的油气田以及巴西东南部最大的工业区。此外,巴西拥有60万辆液化天然气作燃料的汽车,而且巴西国有石油公司(Petrobras)还是玻利维亚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最大的投资者。由此可见,玻利维亚的天然气远不止是一个小范围的地缘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全国、次区域乃至整个美洲大陆的地缘政治大问题。因此,作为一个天然气消费大国,美国一定对这一切给予高度关注。

    厄瓜多尔的情况也与此相类似。占厄瓜多尔人口40%的印第安人要求政府更合理地使用石油收入,以改善就业和当地基础设施。2005年8月,厄东北部亚马孙地区两个产油省的石油工人举行罢工和抗议活动,随后政府宣布这两个省进入紧急状态。这一事件严重影响到了厄瓜多尔的石油生产:危机爆发前,厄瓜多尔每天的石油开采量达到53.5万桶,而到8月底厄瓜多尔的石油产能只能恢复到此前的四分之一。尽管厄瓜多尔只是拉丁美洲第五大石油生产国,但这一风波仍引起了厄瓜多尔石油主要输出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不安。占全球消费总量四分之一的美国,是世界上头号石油和天然气消费国,一旦它的供应出现问题,势必会对全球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造成冲击。

    在尼日利亚,由于2005年一年内三次调高国内的石油零售价,引起民众不满。在尼日利亚劳工大会的号召下,2005年9月中下旬尼日利亚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一事件促进人们开始反思油价上涨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尼日利亚这样的原油出口国的影响。原来,尼日利亚虽然是世界上第六大原油出口国,但由于提炼能力有限,本国的成品油仍依赖进口。当国际市场上成品油价格过高,政府无力提供补贴,只得开始涨价。

    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另一个成员国印度尼西亚也实行类似的石油消费补贴制度。如果不是印尼议会在2005年9月通过了一个削减补贴的议案,否则2005年印尼的石油补贴预算将达到140亿美元[15]。石油补贴的削减导致油价一年内上涨了150%,并由此带动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扬,从而最终激起民众的不满。那些不出产石油的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境遇则更加糟糕:从2005年4月起,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以及巴拿马等中美洲国家先后发生示威流行,抗议油价上涨。至于那些不出产石油的非洲国家,其经济和社会环境则更加恶化。

    如今,全球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即20多亿人生活在没有任何初级能源的地区,他们所能依赖的只有生物燃料。如果将每天石油开采量超过10万桶的国家都看成是石油出产国,那么这样的国家全球也只有50多个,世界上其余国家的石油供应都得仰仗这50多个国家了。一旦石油价格上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固然会受到拖累,但是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后果将更加悲惨。在石油这个问题上,各国之间虽然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对每个国家的影响并不相同。同样,在解读当前石油的体系对各国的影响时,这种双重性也一样存在。

金融与地缘政略:石油市场的两种解读

    谈及石油,一般人都会从生产和市场的角度对它作出两种诠释:一方面,石油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原材料,不过由于开采成本高昂,因此它必须借助于资本市场,而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经济体制下,追逐利润是资本的首要目标;另一方面,随着供求关系的趋紧,石油越来越成了一种战略资源,是石油生产国及其国有公司在与跨国石油集团和石油消费国战争中有威力的筹码。正是因为石油是一种战略资源,这才注定了政治必将长期回归石油事务。一个反常之处在于:目前的局面并不是石油生产国的意愿所决定的,而是由石油市场管理法规中一些经济弊端所决定的。目前,石油市场主要由资本市场所控制,有关经济弊端我们在今后的章节中还将提及。这种在利益认知和解读上存在的差异,在美国加州的优尼科石油公司并购过程中得到体现。

    2005年8月10日,优尼科石油公司的股东们对他们公司的并购案进行表决。摆在他们面前的原本有两个竞购方案:一是美国第二大石油公司雪佛龙的收购案,开出的收购价是168亿美元,第二个收购方是中国第三大石油公司、中国政府拥有73%股权的中海油公司,其开出的收购价是185亿美元。但此时金融市场这一并购没有多大的兴趣,因为此时优尼科的沽值早已提升:早在2005年2月,市场披露雪佛龙有意收购优尼科的消息后,优尼科的股价便飙升了40%。面对中海油开出的巨额收购价,美国的石油专家似乎无动于衷,与此同时,代表雪佛龙公司的利益集团则开始四处活动。在这些利益团体的劝说下,美国一些政界精英开始向布什总统写信,而包括在克林顿时期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詹姆斯•伍尔西在内的一些人则纷纷在美国议会各委员会发表讲话。这些人的做法无非是想让美国当权派和公众舆论感觉到,这一并购行为可能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些人的最终目的是:让中国公司望而却步,让中国人认识到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是不可能落到中国人手里的。这一插曲充分说明,在石油市场上有时候连自由主义和法律条文都无计可施。在华盛顿主宰美国事务的部分政治家眼里,石油是与国防同等敏感的要害部门。正是在这种思维逻辑的指导下,一些本应主宰石油市场运行规律的经济和财政因素,有时不得不让位于地缘政治考量。

    对于布什政府来说,这一并购交易的核心问题是优尼科公司拥有的17.5亿桶原油储量。由于这些石油资源分别位于东南亚、墨西哥湾和里海沿岸地区,其中蕴含的地缘政治价值不言自明。尽管与2005年初已经探明的全球11880亿桶原油储量相比,这17.5亿桶原油的储量简直微乎其微,但在华盛顿那帮极端保守派眼里,中海油以及中国从此在其国土的周边拥有了石油资源储备。不仅如此,中国从此便能控制美国的一小部分石油供应,因而可能损害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按照目前国际石油市场的运行机制,这种所谓的“控制”也仅限于理论层面,而并无任何实际意义:因为当前国际石油市场的价格完全是按照供求关系来决定的,一旦出现原油短缺,谁的手里有钱,石油就会到他的手里。尽管美国政府在优尼科公司的并购问题上对中国采取了一些阻挠措施,但国际石油界仍认为,作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加上美元参考货币的地位,美国无论到何时都会有足够支付能力,与世界其他地区争夺石油资源。
优尼科公司的并购案应该对国际上各大原油交易所[16]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按理说,根据全球原油开采和提炼能力等各种变量来给原油定价是这些交易所的主要功能。然而在当今的体制下,原油交易所越来越成了一位看客:撇开投机资金不说,原油价格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那些控制供求关系的原油生产国和消费国手里。最令石油消费国担心的是,随着全球原油需求的不断提升,目前过剩的产油能力最终将被全部消化。

    1965年,法国曾成立埃尔夫石油公司,这是石油消费国成立的专门为本国服务的石油公司。此后,随着此类运行模式的消失,石油市场存在不同“代表”的现象从此销声匿迹。经济自由主义的深入人心,加上资本市场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石油公司开始与原来控制它们的国家脱钩。当然,由于核心利益的一致,这些石油消费国有时也会与原来的石油公司合作,以期形成合力。对于石油公司而言,当初与国家脱钩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经营自主权。一旦条件允许,它自然愿意再次享受到国家的政治支持。当前的石油危机使很多石油消费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它们与昔日的石油公司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再度升温。2001年5月16日,由美国副总统切尼亲自挂帅的工作小组提交了一份《国家能源政策》的报告,引起轩然大波。反对派指责在该报告制订过程中,切尼与雪佛龙、埃克森美孚、康诺克炼油厂、壳牌公司以及英国石油美国公司(BP AMERICA)等企业的高层都有过接触,往来甚是频繁。这一事件充分表明石油界与政界的关系是何等密切。[17]

从地缘政治到当前石油市场的危机:从理论到实践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钟摆回归的现象,让我们稍事休息,先讲一讲当前石油体制的危机,以及这场危机的主角——石油生产国的国有石油公司以及那些大型的国际石油集团。尽管这些国际石油大集团在2004年和2005年获得了丰厚的利润[18],但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些跨国巨头的日子并不怎么好过。
如今,全球已探明的11880亿桶原油储量中,80%掌握在各大原油生产国的国有石油公司手中,私营石油公司只控制了其余20%的份额。全球最大的五家石油集团只拥有5%的储量,这五大公司依次是埃克森美孚、壳牌、英国石油公司、雪佛龙德士古以及道达尔[19]。在原油开采方面,各产油国国有石油公司所占的份额达到了70%。2004年,“石油大佬”(MAJORS)们的开采量仅占全球总额的14%至15%,而在1960年,这一比例高达60%。人们还清楚地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由于石油价格偏低,石油开采领域的投资锐减,一些大的国际石油公司纷纷开始兼并。这种整合一方面是为了扩大规模,另一方面是为了重拾自己对市场的影响力。但这种整合既不能影响到公司的独立性,更不能波及企业的财务状况[20]。为此,公司一方面尽可能多地向股东们派发红利,以维护资本结构的稳定;另一方面则动用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购买股票,尤其是在2004年2005年最为明显。尽管这一策略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收益,但它却有助于企业掌控自己的资本,以防止被恶意收购,甚至能让资产升值。当然,此类金融套利会损害到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投资者的利益。纯粹的市场投机行为(当然这一切离不开证券市场)和政治交易(与产油国的石油公司签订合同自然离不开政治)在这里发生了交汇,再加上石油消费国的原油供应原本就是个敏感的经济问题。这一切表明,石油公司的业务不仅非常独特,而且带有战略意义。随着供需矛盾的形成,各国加紧了对石油资源的争夺,石油的地缘政治意义凸显。出于争夺石油资源的需要,石油公司在原油开采过程中十分注意开采量和储藏量的比例,要让这一比例保持在投资者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石油出产国国有公司的作用越来越大

    对于被称为“石油大佬”的全球几大石油巨头而言,眼前这场石油危机多多少少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墨西哥等一些产油大国的石油开采业不对外开放有关。一般情况下,只有那些缺乏实力的小营国有石油公司才愿意与私营石油公司搞合作,而那些石油生产大国的公司很少采用这种合作方式,除非是迫不得已。这些国家的国有石油公司更愿意与从事油田服务的专业公司合作,如斯伦贝谢(schlumberger)、哈里伯顿公司(Halliburton)和德克尼(Technip)等。此外,在类似伊朗这样的国家,西方大石油公司已经很难拿到新合同了。面对各大石油公司竞相争夺石油资源的局面,各石油生产国也变得更加精明:它们已经很少与外国石油公司成立合资企业,而更愿意签订石油产品分成合同(即PSC)。然而,这些石油产品分成合同所涉及的一般是那些高风险、低投资价值的油田,而且在所签订的合同中,外国石油公司的必须按一个保底的数量提供石油产品,而不是以实际的开采数量为标准。这样做既能降低石油生产国的风险,又能确保这些油田会被开发。随着油价的上升,石油生产国越来越富,而外国石油公司所获得的部分却相对减少了。这使跨国石油巨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几十亿美元已经投入到了那些贫瘠油田,但开采量却十分有限。于是,跨国巨头们被迫实施多元化战略,一是实行石油和天然气共同开发,二是涉足开采、提炼、销售、石化等上下游各个产业。另外,跨国巨头们心里一直觊觎着那个油气资源丰富、又容易开采的地区——中东。所有的国际石油大集团都与海湾国家的石油公司有合作项目,以期有朝一日能够互相协作。这些合作项目虽然都是在中东以外的地区,但跨国巨头们都想借此建立良好的关系,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分享中东地区珍贵的石油资源。

    近来年,国际石油市场上出现了一个反常现象:按理说石油需求的增长会带动供应能力的提升,但实际上这些年来各大跨国石油巨头的影响力却在减弱。跨国巨头们越来越多地受到了中小型私营石油公司和新兴国家国有石油公司的挑战。后者虽然在资金规模和技术水平方面还远远不能与跨国巨头相比,但它们通常更能够抓住当前石油市场的各种机会。这些负债低、投资灵活的中小石油公司极具竞争力。在这些中小石油公司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阵地”的同时,间接助长了石油生产国的力量,使它们在与跨国大集团的较量中占了上风。所有这些纷繁复杂的因素纠合在一起,不但提高了各方的相互依存程度,更使相互参股成为石油界的风潮。这种参股不仅意味着公司与公司之间结成了战略联盟,甚至代表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迈向了新台阶。所以说,在这个石油资源争夺战进一步加剧、石油市场可能很快出现供不应求现象的时候,用地缘政治学来分析全球新的石油格局将具有重大意义。

    尽管目前国际能源署26个成员国都有各自的战略石油储备[21],但石油消费国依然担心国际市场原油以及成品油的供求关系出现失衡,并最终导致石油供应断档。美国对这种潜在的威胁也十分担心,于是出巨资建立了总量高达7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简称SPR)。任何认为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有别的用途的想法都是幼稚可笑的,美国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的唯一目的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比如,2004年当飓风“伊万”登陆美国后,美国动用了战略石油储备。又比如,2005年当飓风“卡特里娜”袭击美国,不仅将墨西哥湾的石油开采全部瘫痪,路易斯安娜和密西西比两个州的炼油厂全部停产,交通运输中断,美国再一次动用了战略石油储备。虽说暂时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可能会对缓解国际石油市场的压力起到间接的作用,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的—— 也正因为如此,在美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的同时,国际能源署的其他成员国都对美国慷慨相助—— 但是战略石油储备所肩负的使命绝对不是为了拯救国际石油市场。事实上,自2004年以来国际石油价格持续走高,国际能源署对此束手无策,这充分说明战略石油储备和国际能源署对目前的局势并不能发挥多大的作用[22]。

当前的危机不同于1973年和1980年的石油危机

    当前的危机与前两次石油危机完全不同:这一次危机是由于原油需求,尤其是成品油的需求过大而引发的,而以前的危机都是因为供应不足引发的,是石油生产国卡特尔主动限产的结果。

    按照实际价格(包含通货膨胀因素)测算,美国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WTI)[23]在第一次石油危机过程中上涨了160%。在1980年发生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中,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整整翻了一番(108%)。自2002年初以来,原油价格的增幅达到了196%。据香港汇丰银行2005年测算,目前美国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的价格已经逼近了1980年5月创下的历史纪录。根据香港汇丰银行的换算,这一最高纪录目前的对应价格为每桶94美元,而法国“企业发展暨经济推广研究所(REXECODE)”推算出的对应值为每桶90美元。而在2005年8月底,新加坡市场的原油价格已经突破每桶70美元的大关,纽约市场的油价在飓风“卡特里娜”过后也很快超过了每桶70美元。

    然而,谁能够预测未来5年甚至10年的原油价格走势?2005年,两家在圈内非常知名的金融研究机构作出了两份完全不同的预测:美国高盛集团预言,原油价格在未来几个月内将达到每桶105美元,而美林集团则认为油价将出现回落。以下的图表将展示过去150年来原油价格的走势,以及左右这些走势的一些重大“石油”事件或地缘政治事件。从该图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长达一个世纪里原油价格一直低得出奇,尽管人们都清楚这是一种需要数百万年才能形成的不可再生能源,而且最多只能供人类用上两个世纪。[24]

----dollar courant 按照目前的美元价格计算
----dollar 2004 按照2004年的美元价格计算
1859 1er découvert en Pennsylvanie1859年美国宾夕法利亚州首次发现油田
début des exportations de pétrole russe俄罗斯开始出口石油
début de la production de pétrole à Sumatra(Indonésie印尼苏门答腊开始出产石油
découvert de Spindletop(Texas)得克萨斯“纺锤顶”大油田发现
craintes de pénurie aux États-Unis美国担心出现油荒
Augmentation de la production au Venezuela 委内瑞拉的产量提高
Découvert de réserves (est du Texas)东得克萨斯油田发现
Reconstruction après guerre 战后重建
Baisse de l’approvisionnement 石油供应减少
Crise de Suez  苏伊士危机
Guerre du Kippour 赎罪日战争,又称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
Révolution iranienne伊朗革命
1983 1er cotation de brut à New York,1983年纽约商品交易所首度推出原油期货
l’Irak envahit le Koweit 伊拉克侵占科威特
Crise financière asiatique 亚洲金融危机
Boom de la demande 70$le baril需求增加,油价超过每桶70美元
Invasion de l’Irak 入侵伊拉克

资料来源:英国石油公司2005年6月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

石油价格变化表(单位为美元每桶)

    虽说预测未来的油价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而且经验告诉我们这些预测经常是不准确的,但如今国际石油界却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至少在未来三至四年内,国际油价仍将在高位徘徊;而且三、四年之后油价也几乎不可能再回落到危机前的水平。这一现象当然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从短期来看至少与国际石油市场的结构失衡有关,即原油期货市场一直呈现远期升水(contango)状态。所谓远期升水就是指远期价格高于即期价格,这种状况是从2005年春季开始出现的。它明确地显示了市场对未来原油供应能力的担忧,因为全球的原油需求一直在不断上升。

    与前两次石油危机相比,本轮石油危机所造成的冲击似乎不那么强烈,这主要是因为它持续时间较长的缘故:本轮石油危机持续时间达43个月,而1979-1980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的持续时间为10个月,1973年发生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持续时间为9个月。此外,在2004年10月至2005年4月间,国际油价曾出现过短暂的稳定,一度使企业界和金融市场恢复了信心,大家都指望宏观形势能在2005年下半年有所好转。然而,石油价格再次回升。而且与前两危机不同,经济的增长――受石油危机的影响,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可能放缓,有的甚至可能出现衰退——非但没有导致石油需求的下降,甚至可能居高不下。由此,市场开始担心国际原油及成品油的供应能否跟得上日益强劲的需求增长。

    众所周知,国际原油及成品油的供应是从2004年底开始开始吃紧的,因为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由于国际油价偏低,跨国石油集团以及那些石油生产国的国有石油公司在石油开采领域的投资少得可怜。本着同一节约精神,石油提炼和原油及成品油运输领域的投资情况也大同小异。在整个90年代,全球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投资总额每年大约在1000亿美元和1200亿美元之间,而根据推算,要想完全满足全球各国对石油和天然气等碳氢化合燃料的需求,全球在该领域的投资每年至少应翻一番,而且这一趋势必须保持到2030年。2005年,全球在原油开采领域的投资超过了1400亿美元,而2000年为990亿美元,2004年为1250亿美元。不过,要想使整个行业得到均衡发展,今后仍应对石油提炼领域加大投入。

石油行业投资不足

    按照近年来全球石油需求每年约2%至3%的增幅,国际能源署对未来的石油需求作了大致的估算:2005年为日均8400万桶,2006年为日均8600万桶。与此同时,全球目前已开采油田的产量则以每年6%至7%的幅度递减。也就是说,想保持供求平衡,就必须加大投资,每天必须多生产出800万桶的原油,而这一数字相当于沙特阿拉伯目前日均产量的五分之四。此外,在扩大产能方面还应增加投资,为原油生产能力预留出一个浮动空间,以应付有朝一日需求的骤然增长。

    由于长期投资不足,2004年全球的石油提炼能力还停留在1980年的水平。这当然也是因为炼油行业利润过薄,各大石油巨头对此不屑一顾的缘故。不过,这是2004年油价上涨之前的事了,这个行业自油价上涨以来又有利可图了。整整25年间,美国的炼油能力一直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尽管美国29年间未新建过一座原油提炼厂。而欧洲的炼油能力却在逐步下降,以至于目前欧洲出现了双重依赖:首先原油依赖进口,其次成品油也同样依赖进口。目前,法国每天进口原油约200万桶,柴油则有60%需要进口。

    与原油开采及成品油加工领域一样,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在原油及成品油运输领域也同样存在。在某些特殊时间,比如说2004年秋季,石油海上运输就曾出现过饱和状态。由于一大批目前仍在服役的油轮已经陈旧不堪,出于环保的需要,它们都将很快被淘汰。运输能力不足的现实就摆在眼前;而石油行业各环节对此作出反应需要一定时间;再加上石油行业内局部范围甚至全局性的调整已成定局。所有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得石油市场普遍担心在局部地区出现阶段性的供应问题,有人甚至担心出现短期甚至长期的石油短缺。事实上,全球范围内地缘政治危机的深化吓退了许多本应到位的投资。至于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它或许能够应对短期的危机,但若出现长期的结构性危机,那么战略石油储备将变得毫无意义。

    此外,面对可能出现的石油短缺,一些能源消费大国也开始建立自己的战略石油储备,并加入了争夺石油资源的行列,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自从中海油并购优尼科公司受挫后,中国政府另一家全资公司中石油透过其全资公司中油国际于2005年8月以4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注册地在加拿大的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这也是中国企业最大的海外收购案。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经营业务全面,既从事原油开采也设有石油提炼工厂,这一收购案于2005年10月得到了股东的批准。作为前苏联一个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除了与中国接壤之外,境内石油和天然气的蕴藏量也非常丰富。在吸取了本世纪初对石油资源开放过快的教训之后,哈萨克斯坦政府这一回通过其下属的哈萨克斯坦天然气公司(KAZMUNAIGAZ)从中油国际手里购回了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33%的股权,为自己留下了一定的监督权。

    印度的石油公司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如印度政府控股的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一直是中油国际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过程中的主要竞争对手。近年来,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通过参股的形式进入了14个国家的约15家石油公司,包括越南、俄罗斯、苏丹、伊朗、利比亚、叙利亚、澳大利亚和科特迪瓦等。此外,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还积极参与阿尔及利亚、阿联酋和委内瑞拉的石油勘探业务。

    全球各国对石油资源的争夺战还刚刚打响。为了确保获得珍贵的石油,各国甚至可能不惜打响政治战。

石油储量与生产

    一谈到石油资源储备,人们很容易就会联想到雪佛龙德士古公司2005年夏季在《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等报刊上刊登的一则广告:“众所周知,人类用125年才用完了第1兆[25]桶石油”。不过,广告接着强调,再过30年人类便可能用完第2兆桶的石油,而这差不多相当于全球已探明的石油总储量[26]。这些数字是根据国际能源署提供的消费预测推算出来的,因而普遍得到了业内专家的认可。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新的常规石油资源还会被发现。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那些储藏量巨大的非常规石油资源的开采价格也会下降至人们能够接受的水平,如加拿大的沥青砂岩油田和委内瑞拉奥雷诺克(Orénoque)的重油等。当然,要想把这些非常规石油变成“可用”的成品油,还需要耗费巨大的能源。以加拿大阿尔伯特省北部的阿萨巴斯卡(Athabasca)沥青砂岩油田为例,其提炼所需的能耗约占其开发总量的三分之一。

    尽管从石油资源的角度看前景不错,但由于近20年来全球石油的消费量一直超过了新发现油田的蕴藏量,因此一些石油专家担心石油产量在2015年左右将会见顶,甚至出现“石油峰值”。所谓石油峰值论,是指全球石油产量将在达到顶点后出现下降,进而导致油价稳步上涨,甚至引发全球能源危机[27]。虽然我们仍无法预计确切日期,但未来的石油危机注定将会发生,而且严重程度将远远超过当前这场因体制缺陷而引发的危机,因为在当前的危机中石油资源领域并未亮出红灯。当未来的石油危机出现时,不仅意味着原油生产无法增加,更意味着一些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将无法开采,这必然加剧原油市场的供求失衡,甚至可能使石油供应出现长期短缺。正因为如此,人们都希望拥有全球60%石油储藏的5个中东国家[28]能够尽快开放其石油产业上游市场。不过,对于这些国家所拥有的石油储量,人们还存在一些疑问。

    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引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油价飞涨。然而到了1982年,由于原油需求量下降,加上美元走强,油价开始下跌。在这种情况下,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对原油生产进行限产,并根据每个成员国的石油储量给予相应的配额。此举的目的是消灭市场的原油过剩,从而保持油价的坚挺。但自1985年以来,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决定不再遵守配额制,从而导致欧佩克“限产保价”政策寿终正寝。从此,原油产量开始出现过剩,油价开始回落:这就是1986年出现的油价暴跌危机。面对这一窘境,一些中东石油生产国意识到限产保价政策迟早都得恢复,于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些国家的石油储量出现了惊人的增长。1987年至1988年间,沙特阿拉伯已探明的常规石油储量由1690亿桶增加到了2540亿桶,增幅超过50%。从此,沙特阿拉伯的原油储量一直保持在2600亿桶左右。阿联酋的情况也是如此,它的储量由1985年的329亿桶增加到了1986年的970亿桶,增幅超过300%;同一时期,正在进行两伊战争的伊朗的原油储量也从590亿桶增加到920亿桶,增幅达56%;两伊战争的另一位主角伊拉克的原油储量则从1985年的650亿桶增加到1987年的1000亿桶。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此期间上述国家并未发现过新的大型油田。所有这些数据都是由欧佩克组织的年度报告公布的[29]。而这些数字的上调决非毫无意义,因为到2005年初,上述四个国家所拥有的石油储量占了全球总量的51.1%。[30]

    尽管在这些数据是否真实还有待确认,但中东地区作为全球石油仓库的现实不会改变。以下两个图表展示了2005年初世界各地油气储藏、开采和消费情况,其中一个是石油,另一个是天然气。将两者放在一起比较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天然气时常被看作是调节石油问题的一个变量。[31]

Amérique du Nord 北美洲
Europe 欧洲
CEI 独联体
Asie-Pacifique 亚洲---太平洋
Amérique Centrale et du Sud 中美洲和南美洲
Afrique 非洲
Moyen-orient 中东
2000km    2000 公里
à l’Équateur 在赤道上
Réserves 储量
En trillions de m3 万亿立方米
% des réserves mondiales在世界储量中所占的百分比%
GAZ en 2004 en milliards de m3/jour  2004年天然气产量(日均10亿立方米)
Production 生产
Consommation 消费
% du total mondial 在世界总量所占的百分比%

Amérique du Nord 北美洲
Europe 欧洲
CEI 独联体
Asie-Pacifique 亚洲---太平洋
Amérique Centrale et du Sud 中美洲和南美洲
Afrique 非洲
Moyen-orient 中东
2000km    2000 公里
à l’Équateur 在赤道上
Réserves 储量
En milliards de baril 10亿桶
% des réserves mondiales 在世界储量中所占的百分比%
PÉTROLE en 2004 en millions de barils/jour  2004年原油量(百万桶每天)
Production 生产
Consommation 消费
% du total mondial 在世界总量中所占的百分比%
cartographe :Philippe Valentin décembre 2005
制表 : 菲利普·瓦朗丁,2005年12月
Gaz et pétrole dans le monde
世界上的天然气和石油

    从石油资源分布图中可以看出两点:一是石油资源在各大洲分布非常不均,二是石油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本书所收录的附录1和附录2详细介绍了各相关国家的油气已探明储量、开采及消费情况。当然,这些油气田的分布都是由自然法则所决定的。

石油储藏和地质学:阿拉伯-波斯湾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储量巨大

    今天,地质学将这一地区称为“隐没带”(英语:subduction zone),即地球的岩石圈中对流的沉降流所在的地区。在红海大裂缝的挤压下,阿拉伯半岛在向东北方向推移的过程中,渐渐插入到了伊朗板块中。这种“隐没带”在地球其他地区也同样存在,如太平洋底板块插入了北美洲及南美洲板块。但由于该地区处于大海的深处,因而这里的石油资源无法得到开发。相反,阿拉伯-波斯湾地区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隐没带”本身处于浅海区,而且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形成的冲积盆地仍在不断提升。于是,在这一带形成了一条长达2000公里、宽达500公里的“大沟”:一些生活在海洋及泻湖里的生物在这里堆积,并在冲击盆地的保护下,逐渐变成了石油。因阿拉伯半岛下沉到伊朗板块底下而形成的褶皱带则成了一个个穹丘,石油则在高压的作用下逐渐在这里沉积。这些需要经过钻探才能发现的褶皱带就像一个个高压瓶那样排列在地下,聚集在一起就是油田。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勘探,如今人们在世界各地发现了3万多个可用于商业开采的油田。习惯上,这些油田被分为以下几类:

    ----约400个“大型”油田,可直接开采的储藏量超过7000万吨,即5亿桶原油。

    ----其中50个是“超大型”油田,可直接开采的储藏量超过7亿吨,即50亿桶原油。

    从数字上看,这400多个油田所储藏的原油占全球已探明原油总储量的60%,然而其开采量却只有全球商业开采总量的1.3%。在这组油田中排在前50位的“超大型”油田则占了全球已探明总量的40%,而且这些“超大型”油田60%以上位于中东地区。中东地区的油气蕴藏量占全球总数的三分之二,而且全球石油储量排名前五位的全集中在这里。沙特阿拉伯的加瓦尔(Ghawar)是世界上最大的油田,1948年刚刚发现时的总储量为164亿吨,相当于1200亿桶。仅这一油田的储量就相当于目前排名第二的伊朗全国石油储量的总和。值得一提的是,加瓦尔油田的确是一个地质珍品:排在其后的世界第二大油田科威特的布尔甘(Burgan)油田的1938年最初发现时的储量“只有”580亿桶,而排名第三的沙特阿拉伯的萨法尼亚(SAFANIYA)油田在1951年最初发现时的储量为300亿桶。在迄今为止发现的全球30个“超大型”油田中,有23个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及阿拉伯-波斯海湾一带。大部分“超大型”油田是在1930年至1970年之间发现的。最后发现的一个“超大型”油田是2000年在哈萨克斯坦发现的卡沙甘油田,其蕴藏量约在110亿桶到130亿桶之间。这一发现也可算是个例外,因为最近20多年来,人们几乎没有在里海沿岸和几内亚湾以外的其他地方发现过大型油田。目前,只有伊拉克境内,尤其是该国西部的逊尼派控制区,还有发现大型新油田的机会。对于石油公司来说,有朝一日能发现一个“超大型”油田就是件天大的喜事了。

全球石油体制和局部利益

    由于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储藏三分之二集中在中东地区,而世界上的能源消费大国则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亚洲等输油管道很难直达的地方,因此油轮成了主要的运输和调节工具。油轮变成了输油管线的延伸,这些输油管线通常蔓延数千公里,穿越好几个国家,最后的终点通常设在海底深处,以便于大型油轮的装载。这些原油将通过油轮运送到最终用户手里。

    原油的输送,包括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输送主要通过输油管道和海上运输两种方式进行。而且原油输送的触角已经遍及世界各地,在国与国之间建立编织起了完善的网络,纽约、伦敦和新加坡交易所在这张巨网中最多只起到一个调节作用。由于油气运输经常是跨越数万公里,在漫长的路途中经常需要经过一些运河、海峡等宽度只有几公里甚至几百米的“咽喉要道”。这些油轮的必经之地最容易受到恐怖分子的袭击,本书将对此一一作出分析。原油开采及成品油的精炼设备以及石油的运输和销售环节都有可能成为恐怖分子的袭击对象。除了上面讲到过的结构性矛盾外,今后人们还应关注石油供应的安全问题并对原油短缺进行风险评估,包括因系统缺陷、经济景气或局部动荡等所引发的石油短缺。

    在当前的国际石油体制中,任何一个石油生产国所发生的一个小事件都可能引发全球性的后果,其程度远远超过了事件本身或这个国家的重要性。除了金融市场与生俱来的投机性质之外,这一不对称性不仅使业内人士更加脆弱,也使政治决策者更加担心。事实上,在这个原油供应全球化的体制下,虽然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的原油或成品油供应存在各自的特性,但是只要一个油田出了意外,它必然会引起整个市场的波动。一旦出现紧张状况,某个石油消费国的充足供应必然是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的,哪怕两者是盟友或是合作伙伴。在这种情况下,原油价格(它的高低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速,影响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对原油的依赖程度)或成品油价格(它更多地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税收制度)的高低只不是这种担忧的具体体现罢了。

    下图2003年全球原油及成品油流动示意图。图中还标明了同一时期各地区原油开采能力和提炼能力。如今,全球三分之二的原油及成品油是通过油轮来运输的,相当于每天4800万桶。

    这就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石油消费国所必须正视的石油地缘政治现实:一个竞争白热化、险象环生、各种力量纠合一起的纷乱局面。

石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软肋之一

    美国的人口总为仅为2.94亿,约占全球总人口的4.5%,但其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量却占到了全球消费总量的25%。油气等碳氢燃料既是美国强大的基石之一,也是其少有的软肋之一。事实上,过去25年来,美国的原油和成品油进口数量不断增加。尽管2004年美国仍是世界上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和第三大石油生产国,但它对外依赖程度仍在不断提高:60%的原油消费来自进口,此外还进口大量的成品油。

États-Unis—Canada 美国---加拿大
Étast-Unis 美国
Mexique  墨西哥
Amérique Latine 拉丁美洲
Améritque Latine (dont Mexique) 拉丁美洲(包括墨西哥)
Europe 欧洲
Afrique du Nord 北非
Golfe de Guinée 几内亚湾
Afrique 非洲
Moyer-orient 中东
CEI 独联体
Chine 中国
Japon 日本
Inde 印度
Asie-Pacifique (sans Chine) 亚洲—太平洋(不包括中国)
 Australie  澳大利亚
Consommation 2003  2003年消费
Capacité de raffinage au 1er janvier 2004 2004年1月1日的提炼能力
en millions de tonnes 百万吨
% du total mondial在世界总量中所占的百分比%
 
flux de pétrole brut et de produits pétroliers en 2003
2003年石油和天然气流动示意图
 
flux marginaux compris entre 5 et 10 millions de tonne
500至1000万吨的小规模流动量

en dessous de 5 millions de tonnes,les flux ne sont pas représentés
500万吨以下的流量未被计算在内
 
2000km    2000 公里
à l’Équateur 在赤道上
 
cartographe : Philippe Valentin décembre 2005
制表:菲利普·瓦朗丁,2005年12月
 
Les principaux flux de pétrole et de produits en 2003
2003年全球原油及成品油流动示意图

    正因为如此,美国必须在石油问题上树立全球的政治视角。自2001年初正式上台开始,布什总统便把能源问题尤其是石油天然气问题作为政府的优先目标之一。为更好地解决能源问题,美国副总统切尼亲自挂率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2001年5月,这一工作小组提交了一份名为《国家能源政策》的报告。布什的《能源法草案》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之后才会具有法律效力,由于美国国会内部纷争不断,按照正常程度,这部法案最迟要到2005年7月底方能正式实施。然而,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布什还未等《能源法草案》正式通过,便将其中的主要精神落实到了2001年美国的外交政策之中。

    2003年美英开始攻打伊拉克,媒体的评论或普通民众都认为这场战争与石油及地缘政治密不可分。当然,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石油是一种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的能源,而且由于石油资源分布过于集中,因而极具地缘政治价值。然而,美国入侵伊拉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确保原油供应吗?从间接角度看,这一说法是正确的:美国所看中并不是伊拉克本身,而是借它来促进全球石油供给。事实上,美国还拥有比发动战争更便宜、风险更小的手段来实现上述目标。那么,美国为什么还要发动这场战争呢?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情况,应当将伊拉克战争放到全球能源市场的大环境中去分析。当前,几乎所有的国际大石油公司都因无缘参与中东地区的油田开采而找不到理想的投资场所:其他地区要么局势不稳,要么从长期来看经济回报率都不高。如今,世界上主要油气储藏都集中在里海地区、几内亚湾、中亚和拉丁美洲等政治风险较高的地区。当然,国际原油市场的平衡点仍在中东。在不久的将来,中东地区在全球石油生产中所占的份额一定会增加。至于天然气,则主要分布在中东和俄罗斯两个地区。此外,自9•11事件之后,阿拉伯世界那些专制政权已不再是对付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堡垒。正因为如此,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中东的现状必须改变,为了未来的需要必须让该地区实现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中东国家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埋藏于这一带的地下资源。然而,伊拉克的萨达姆永远都不可能对华盛顿忠心耿耿。要对付萨达姆,或许战争就是最简便的选择,更何况战争还可以对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有助于这些国家归顺美国。如今,似乎已经有一些中东国家读懂了美国人所要表达的信息。这一定是发动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美国新保守势力的思维逻辑,当然他们还有其他的战略考量,如保护以色列等。

    此外,随着人们环保观念的变化,国际石油和天然气的格局也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如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有人认为石油的停用并不需要等到全部资源枯竭的那一天,而是出于应对温室效应和防止全球变暖的需要。面对这一前景,一些石油生产国可能就此对本国的中长期战略作出调整。一旦这种情况真的出现,美国就可能再次动用军队,按照美国的意愿来“组织”这一转化进程。当然,美国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这一情况的出现。与此同时,美国也已投资了数十亿美元,用于新型替代能源的开发和研究,此举显然是为了保持在后石油时代的霸主地位。相反,如国际石油市场能够通过逐步改革而维持总体格局不变,那么美国人可以凭借目前所惯用的两手在油气资源争夺战中继续保持优势地位,并进而维护美国人在后石油时代的霸权。美国所惯用的两种手法是:一是以反恐的名义继续保持军事部署;二是宣扬民主教世的论调。

    每一个大国能源政策的背后,都可以看到对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特别关切。这样说虽然有些夸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今后油气问题将日益突出,而且其中的地缘政治色彩将越来越浓。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示其中的一些奥妙。

    石油虽然是美国少有的几个软肋之一,但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既拥有能源政策、又拥有强大经济和军事手段的大国。这些手段确保了美国的能源政策能在世界范围内实施,并保证能源的供给与运输的安全。基于以上种种原因,美国这个曾在世界石油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国家今后一定会占据全球石油地缘政治的中心位置,并将发挥核心作用。

    本书将介绍此前曾经提到过的石油运输路线上的一些战略要冲,之后还要带领读者到世界各个主要产油区一饱眼福。书中自然缺少不了叱咤当今全球石油业界的主角们,包括国有石油公司、跨国集团以及一些独立的石油公司。读者还可通过本书了解到各大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博弈、一种围绕石油地缘政治而展开的非同寻常的博弈。

封底文字

    国际原油价格自2004年以来的飞速飙升,看似国际原油市场无力应对需求剧增的局面,但是,这到底是石油市场自身的结构性缺陷所导致,还是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刻巨大的国际政治与战略问题?中国与美国作为首当其冲的能源消费大国,其更紧迫的问题,在于原油供应及石油产品的输送安全等等。世界的能源供求关系就此打乱,从委内瑞拉到俄罗斯、从里海到波斯湾、从地中海沿岸到西非的几内亚湾,无一不受影响。更为严重的是,石油成为恐怖分子威胁破坏全球原油市场的武器,世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人类用完第一兆桶石油,用了125年。再过30年,人类便可能用完第二兆桶石油——这已近似于全球已探明的石油总储量。——美国雪佛龙公司,2005年

    “石油,10%是经济,90%是政治。”——剑桥能源研究协会(CERA)主席丹尼尔•尤金(Daniel Yergin)(前勒口作者介绍)

     菲利普•赛比耶—洛佩兹(PHILIPPE SÉBILLE-LOPEZ),法国地缘政治研究所的专属地缘政治学家,同时也是法国地缘政治事务所(GÉOPOLIA)国际关系与国家风险评估顾问。作为石油问题领域的权威,作者以 “石油之路”为主线,穿越世界各主要产油地,审视那里正在发生的角逐和争斗,解读迫在眉睫的冲突,揭露种种暗藏的玄机。威逼交恶、恐吓利诱、和解、妥协或结盟,等等,一种全新的国际石油战略跃然纸上。

注释:

[1]摘自《丹尼尔•尤金访谈录》,《国际政治》第98期,2002-2003年冬季出版,第331页。
[2]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简称IEA)于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成立,隶属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目前,经合组织30个成员国中,有26个国家加入了国际能源署,主要目的是协调各自的能源政策。
[3]能源信息管理署属于美国能源部。
[4]GTEP相当于“10亿吨标准油”。
[5]一次大战期间,燃料供应不足的法军参谋部意识到了法军对美国燃料的依赖。这一迟来的醒悟促使法国后来采取了一系列亡羊补牢的行动:在时任法国总理的雷蒙·普恩加莱的推动下,法国先后在1923年成立了石油咨询科技委员会,1924年成立了法国第一个石油公司,即法国石油公司(CFP) 。法国石油公司于1985年改名为道达尔法国石油公司,到1991年最终定名为道达尔集团(TOTAL) 。
[6]这是2005年7月1日公布的联合国成员国名单中所列的国家,其中不包括西撒拉、台湾和索马里兰。
[7]按照加入的时间顺序,欧佩克11个成员国分别为: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科威特、委内瑞拉(这些是1960年9月欧佩克成立时的创始成员国) 、卡塔尔(1961年加入) 、印度尼西亚(1962年) 、利比亚(1962年) 、阿联酋(1967年) 、阿尔及利亚(1969年)和尼日利亚(1971年) 。厄瓜多尔和加蓬都曾加入过欧佩克,但目前均已退出。2003年4月遭入侵(译者注:原文如此)后,伊拉克不再遵守欧佩克的产量规定。
[8]自2003年起,中国成了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虽远远低于第一位的美国,但超过了目前位居第三的日本。
[9]欧佩克和英美等西方国家原油数量单位通常用桶。一桶大约相当于159升。本书中常以百万桶(MB)为单位来解释一个国家的石油产能或储量。
[10] 1973年的石油禁运是由阿拉伯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发起的,而并非由欧佩克发起。阿拉伯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总部设在科威特,1968年1月1日由科威特、利比亚和沙特阿拉伯在贝鲁特发起成立,目的是保护成员国的利益,协调各自的石油经营活动并进而促进阿拉伯世界的经济一体化。阿拉伯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目前拥有10个成员国,即阿尔及利亚、巴林、埃及、伊拉克、科威特、利比亚、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阿联酋。
[11]为简便起见,书中都采用了上述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合并之后目前所采用的名称,而并非是1928年签署协议时的公司名称。
[12]石油国有化运动于1938年在墨西哥首先展开。
[13] “石油大佬”(MAJORS)一词原本用来专指全球五大私营的石油公司,它们分别是埃克森美孚公司、壳牌公司、英国石油公司、雪佛龙-得克萨斯公司以及道达尔公司。如今,“石油大佬”一般用来泛指世界上最主要的几个私营石油公司。
[14]秘鲁与智利之间的关系经常吃紧,这更使玻利维亚处境尴尬。
[15]在采取放弃干预措施前,印尼提高的石油补贴占全年财政支出的25% 。
[16]世界三大原油交易所分别是纽约商业期货交易所(NYMEX)、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和新加坡交易所。
[17]摘自2005年11月16日《华盛顿邮报》上刊登的文章,题为《资料显示:石油巨头曾会晤切尼的工作小组》,作者为DANA MILBANK和JUSTIN BLUM。
[18] 2005年上半年,各大石油公司实现的赢利分别为:埃克森美孚155亿美元,英国石油公司105亿美元,壳牌公司101.8亿美元,道达尔公司63亿美元,雪佛龙德士古公司(不包括优尼科公司)61亿美元。2004年,这五大巨头的主营业务收入高达11500亿美元,利润总额为840亿美元。2005年,五大巨头的利润总额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2005年第三季度,埃克森美孚的净收益高达100亿美元,创下了公司的赢利纪录。
[19]在雪佛龙德士古与优尼科公司合并之前,道达尔是世界是第四大石油公司。
[20] 2005年2月28日,埃克森美孚重新成为美国证券市场的第一股,总市值超过4020亿美元。2004年,埃克森美孚公司曾创下了高达253亿美元的赢利纪录,这一纪录在2005年有望被打破。
[21]截至2005年9月1日,国际能源署26个成员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国家储备加上工业储备)接近40亿桶,其中三分之一为应急储备。这一储备量相当于这些国家90天的石油进口量。
[22]当飓风“卡特里娜”过后,整个墨西哥湾的炼油设备全部停产从而导致成品油出现短缺。而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均是原油,因而不能发挥任何作用。最终,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提供的成品油才最终帮助美国度过了难关。
[23] WTI,即美国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是美国石油工业的基准原油。
[24]这一图表由英国石油公司制作完成,它主要采用了以下三组参考数据:1861年至1944年国基准原油的平均价格;1945年至1983年沙特轻质原油的平均价格;1984年至2004年北海布仑特原油的平均价格。该图表刊登于2005年9月8日的法国《世界报》。
[25] 1兆相当于1万亿。
[26]通常人们讲一个油气田的储量是指该油气田所蕴藏的全部石油或天然气资源,而已探明储量是指用现代技术手段能进行大规模开采的油气资源。尽管人们对已探明储量的计算方式还有争论,但“已探明储量”这一概念对一个油气田来说才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这里所指的是常规石油的已探明储量,也就是指那些通过一次采油或二次采油手段能够开采的石油,包括压井、机械采油、气举采油和油田注水等。而非常规油如重油和沥青砂岩油田的开采手段则要复杂得多,比如蒸汽驱等。
[27]一些地质学家和石油专家认为,我们目前正处在“石油峰值”期。而另一些石油专家则认为,“石油峰值”期要到2020年左右才会出现,因为到那个时候,由于全球气候变暖,人们将不得不改变对化石能源的消费方式。
[28]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科威特和阿联酋。
[29]见欧佩克组织2004年底公布的《统计年报》。这份报告提到了对欧佩克成员国原油储量的多种估算,详情见该报告的附件3。
[30]资料来源:英国石油公司2005年6月出版的《全球能源数据回顾》。
[31]资料来源:英国石油公司2005年6月出版的《全球能源数据回顾》。

 

 

发件人:"杨新英" <yangxinying@cjis.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29 09:47:4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一篇奥运文章

中国要向恐怖主义宣战

萧剑鸣

    北京奥运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然而,在北京城却看不到丝毫的欢乐景象和愉悦气氛,过于谨小慎微的安保措施和大规模入京查验安排,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们感到厌烦与无奈,原本应该欢快祥和举国欢庆的气氛,已经被一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恐慌气氛给遮蔽了。这难道就是我们举全国之力精心筹备,奉全民之心竭力拥戴的北京奥运所期望的正常气氛吗?

    国际奥委会曾在评估报告中指出“北京将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独特的财富”,难道我们能够让几个恐怖分子的刻意搅局,就把本应欢乐祥和举国欢庆的北京奥运,弄成紧张寥落无人喝彩的冷清奥运吗?这难道就是北京要带给奥林匹克运动的“独特财富”吗?

    奥林匹克运动一直奉行“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也同样高举和平主义的旗帜。在这样一个世界性体育盛会面前,如果有人想要表达他们的意见和不满,只要采取和平理智的方式,我们当然应该给人家机会、渠道和场地,并且要认真检视和改革自己的制度缺陷与人权保障和社会问题。但如果有人想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他们的凶残与暴力,那么,任何针对奥运的恐怖袭击,不仅是向世界各国运动员的施暴,也是在向人类的基本价值和尊严挑战,他们不仅是北京和中国的敌人,也是所有运动员乃至全人类的公敌。

    基于以上理由,希望中国政府自即日起向全世界宣示:北京奥运能够理解和包容任何和平理智的意见和建议,但决不容忍任何以暴力和伤害为特征的恐怖主义。对于任何敢于蔑视奥运精神与和平公义,公然在北京奥运期间发动恐怖袭击的任何组织,中国一定会通过国际合作,在全球范围展开追查和打击,直至将这个的恐怖组织连根铲除。与此同时,北京依然欢迎前来参加和观看奥运会的所有人士,并承诺妥善保障他们的安全。

    我们不能听到地蝼蛄叫就不耕地,更不能被几个恐怖分子弄到风声鹤唳的地步。恐怖主义跟专制主义一样,主要以恐吓与威胁为手段,并企图达到要挟和控制他人的目的,因而是所有文明人类的公敌。对付这种邪恶的组织,除了以牙还牙没有其它更好的选择。中华民族有如此庞大的族群,我们有面对巨大灾难的勇气,也有面对恐怖袭击的魄力,我们同样也应该有包容不同意见的胸怀,但我们决不能听任恐怖主义毁坏北京奥运本应带给我们的欢乐心情与祥和气氛,决不能忘记我们对北京奥运的承诺,也绝不能辜负奥林匹克运动对中国和北京的期望。

    对于那些一直想要看北京奥运笑话和期待中国出丑的人,政府目前草木皆兵的做法也许正是他们在角落里窃笑的理由:抢一下火炬、闹几天藏独就让中国人神经紧张寝食难安,成本低廉的无法想象。让北京奥运会开得紧紧张张戚戚惨惨不正是他们的如意算盘吗?咱们何不索性完全放开,该欢快照欢快,该蹦高照蹦高,让那些躲在角落窥视北京奥运动向的人沮丧失落去吧!

 

 

 

发件人:"『祖国网』爱国者的精神家园" <admin@zuguowang.com> 收件人: <admin@zuguowang.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29 22:47:5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中国青年报》,怎么也当起了美国鹦鹉?『祖国网』 2008.07.29

期待一场充满文化自信的奥运开幕式

郭松民

    “奥运开幕式彩排今晚8时举行”(7月30日千龙网)——这一消息意味着,作为本届奥运会的最大秘密,也当然应该是最精彩一幕的开幕式,已经处于一种生米做成熟饭的状态,只等最后揭开锅盖了。和许多国人一样,笔者对开幕式也充满了热烈的期待和想像,与此同时,也怀揣着一点担心:这场开幕式,能够成为一场充满文化自信,向全世界展示自己核心价值观的开幕式吗?

    我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有历史的教训作依据: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的闭幕式上,中国作为下一届举办国,有一台8分多钟的文艺表演。这台表演向全世界展示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被刻意裁短的旗袍、裸露的大腿、小女孩的飞吻,再加上红艳的色调和轻佻的旋律,组合成了一种类似于夜总会的风格。文化学者祝东力曾经不无尖刻地评论说:整个演出只有对西方的迎合,反映的是一种急于要和西方接轨的焦虑。至于文化自信什么的,当然也就谈不上了。

    当然,本届奥运开幕式上,无疑会充满了中国文化的符号,这一点我倒是不太担心,因为总导演张艺谋善于运用中国文化符号是出了名的。但充满了中国文化的符号并不等于充满了中国文化的自信,符号是外在的、表面的东西,而自信则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比如四年前雅典那8分钟的表演,里面也充满了传统中国的文化符号:旗袍、二胡、红绸,还有京戏、武术、高跷、红灯笼和茉莉花的旋律,等等,但我们却很难说这场表演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文化自信。

    让人感到不安的是,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结束以来,中国的社会心态似乎并没有走出“急于要和西方接轨的焦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变得更加焦虑了。而焦虑的结果,就是更加没有自信,对西方更加迎合。比如为了照顾西方人反对吃狗肉的偏好,在奥运期间,北京所有“涉奥”餐馆禁止狗肉,其他餐馆也被奉劝暂时停售狗肉。有海外华文媒体就此发表评论说:“这里反映的是中国近年来经济自信心上升的同时,文化自信心却始终不振。”

    文化自信,说到底是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和优美。强调文化自信,决不意味着盲目排外,而是包含了这样两层意思:一方面,是决不无原则、无底线地改变自己,以换取西方文化的认可;另一方面,是对其他文化取鲁迅先生所主张的“拿来主义”的态度,“占有,挑选”,为我所用。“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

    其实,在世界国家和民族之林中,中国最有理由保持自己的文化自信,因为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传统文化体系最完备、最精良的一个,在“现代性”已经显示出诸多弊端的今天,中国文化可以成为必要的调理之药,其作用是多方面的。比如中国传统文化格外强调“天人合一”,较之西方文化,更能指导人类与大自然达成高度的和谐。

    俗话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对奥运会来说,就更是这样。假如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能够成为一场充满中国文化自信的开幕式,则金牌的多少,我倒并不是很在意的。

 


《中国青年报》,怎么也当起了美国鹦鹉?

——请看《中国青年报》如何为美国的罪行辩护     

水火

    在中国尚未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出现了经济过热的通货膨胀,基础原材料、工业产成品价格节节攀升,外汇资产巨额损失,人民财富大幅蒸发。此时人们发现这场财富劫难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国,自然而然,“美国阴谋论”成为社会普遍的共识。但30年来中国精英们向中国老百姓推销说:美国是慈祥高尚的啊,如果“阴谋论”甚嚣尘上,今后还怎么“开放”、“接轨”、“融入”?美国老大怎么能顺利建立“一体化”的“大东亚共荣圈”呢?于是,《中国青年报》和欧美同学会会员、首都经贸大学副教授兰纪平先生携手登场。7月27日,该报公布兰先生的“研究成果”:《通胀“国际阴谋”论不成立》。让我们见识见识“刘峙式”的《中国青年报》和兰纪平,如何驴头马嘴地替美国主子做无罪辩护的吧。 

一、粮价上涨:怪只怪中国人吃得多,长得少  

    粮食需求为什么增加呢?兰先生说,1、农民多吃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大量从农村转入城镇的人口增加了粮食需求”;2、市民吃好了:“城镇居民收入的提高,改变着居民消费结构”,“导致油料作物、工业用粮和饲料用粮的需求增加”。  

    这真应该给兰副教授颁发诺贝尔奖了。为什么呢?兰教授的意思是“大量从农村转入城镇的人口”,以前是不吃粮食的,一转入城镇,他们这才开始文明地吃起粮食来了;或者农民们一到城镇了,立即钞票大大的,狂吃滥喝起来,所以这才“增加了粮食需求”啊;而市民吃得比过去好吗?国家粮食局副局长曾丽瑛4月份说了,“饲料用粮”这几年一直稳定在3300万吨的消费量,等于说市民狂吃肉狂喝奶造成粮价上涨的因素“不成立”;“油料作物”就不好意思要请兰副教授回去问问美国大人了,他们逼中国开放大豆市场,将东北农民的大豆产业搞垮了,将我们70%的榨油企业买走了,然后使我们油料的进口依赖度搞到72%,这以后价格就一路飚升了:2001年才1700-1800元/吨的大豆,到今年就涨到5000元/吨左右了。好像不是因为中国市民狂喝油的原因。至于“工业用粮”增加,我就不说了,因为很多工业用粮是人不能直接食用的“陈化粮”,即使增长绝对数量也很少。 

    粮食供应为什么减少了呢?兰先生说,1、田少了:“2003年以来,我国耕地面积平均每年减少0.7%,粮食种植面积年平均下降0.65%”;2、人懒了:“农资价格的上涨,粮食价格一直被人为地压低,各种侵害农民基本权益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都在影响着农民务农的积极性”。 

    人常说,没有知识也要有常识,没有常识也要看电视,可兰副教授和《中国青年报》就这样睁着眼睛说瞎话,不脸红吗?我国已经连续四年粮食增产,刚刚过去的夏粮已经是连续第五个丰收年,产量是新中国历史上最高的,超过2300亿斤。中国的农民在这粮价飞涨的四年,一直以增加供应量来支撑着共和国的运行,但是绅士们却信口雌黄,说粮食供应减少了,真是为了给美元主子搽一点粉,连供养自己的父老乡亲都拿来糟蹋了!  

    而兰副教授和《中国青年报》在文章的开篇就说:“我国又是粮食净出口国。2006年净出口粮食285万吨,2007年净出口粮食835万吨,今年第一季度超过100万吨”。这不是扇自己的耳光吗?粮食供不应求了,那里有余粮供粮商们倒到国外去赚钱呢? 所以,地球人都明白,这轮粮价上涨,就是你们的美国主子玩的鬼花招。  

    1、将原油价格炒到天价,然后将好端端的粮食拿去做酒精,使世界粮食短缺,全球粮价上涨;  

    2、中国的农业是“原油农业”,生产化肥农药要原油,灌溉种植收割要农机,原油炒到天价,农业成本大幅度上升,推动粮价上涨;  

    3、美国控制了中国的大豆市场,豆粕又是所有饲料最主要的原料,大豆飚升,豆粕飞涨,肉、禽、乳、水产价格当然水涨船高;  

    4、泰国大米比国内市场大米价格高四倍,那些手眼通天的绅士们能不想方设法出口吗?那些密密麻麻的喽罗们能不千方百计走私吗?绅士们弄出来的高高在上的价格能不牵引中国粮价往上跑吗?要知道,我们现在WTO了啊。     

 二、物价上涨:怪只怪央行票子印得多  

    难为兰先生唠唠叨叨化了半天,跟我们讲了这个道理:假如你身上只有10块钱,5块钱买面包,5块钱买裤子;假如面包涨价到9块钱了,裤子必然会跌价到1块钱;假如裤子也涨到9元了,通货膨胀了,肯定是另外多给了你8块钱。同一个意思,兰先生说了三遍,其中一段原话是这样的:“当粮价上升时,会使得农副产品、各种食品及服务整体变得更贵,人们在吃饭方面的花费增多,必然减少其他商品和服务方面的开支。因此,又会有另一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下降,而整个社会的总体物价水平并不会上升。同理,若国内仅出现石油产品价格的上涨,会令消费者增加购买石油产品的资金,却由此减少了购买其他产品的开支,也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出现。” 所以兰先生理直气壮地说,通货膨胀不能怪俺们美国,只能怪央行票子印太多了!

    这真是欧美培养的高才生啊。兰先生认为:食品价格上涨了,人们其他方面的服务就减少了,比如一星期上5天学的,现在上3天;本来坐院1个月病才能好的,现在10天回家。学校医院需求不足了,价格自然就要跌下来,而面包如果涨到10元,裤子干脆不穿,所以“整个社会的总体物价水平并不会上升”啊;而“若国内仅出现石油产品价格的上涨,会令消费者增加购买石油产品的资金,却由此减少了购买其他产品的开支”,于是一天吃三顿饭的,吃一顿;冬天穿棉袄的,太贵,穿衬衫!所以“也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出现。”  

    需知,中国的恩格尔系数是0.4左右啊,也就是说40%的收入要购买食品保命的,况且这0.4是和年薪6000万的马明哲们平均下来的,0.8、0.9甚至忙来忙去就忙了一张嘴的老百姓在中国还不知道有亿万呢,你让他们如何去选择性消费?但兰先生说央行票子印太多,到真是事实。为什么央行要印这么多票子呢?兰先生列举了三个原因:  

    1、“银行贷款数量的大幅增加”;2、“2006年、2007年全国范围的公职人员、国有企、事业单位大幅增加工资”;3、“外汇储备增加。”  

    银行贷款和工资增加,没有错。但是钱多了,一天会吃八顿饭吗?富裕的人,是否一顿能吃十斤红烧肉呢?至于央行钞票真是发多了。“国内年经济增长的水平保持在平均10%左右,而货币供给的增加量一直在16%~18%”,看起来央行超发了6%—8%的票子。但是这6%—8%的票子都是银行贷款和增加工资制造出来的吗?我们将兰先生认为的最无足轻重的外汇储备拿出来看看就晓得了。兰先生只说外汇储备增长,不分析为什么增长,就急匆匆说“不怪美国”,也太护主心切了吧。 

    就如同兰先生家电灯亮光,兰先生说是开关的原因和电厂无关,水龙头有水,是阀门通畅和水厂无关,这就是副教授治学的态度?这就是《中国青年报》办报的水准?  

三、中国经济:别冤枉俺美国!  

    杂杂拉拉乱扯一通后,兰副教授做总结了:“国际阴谋论”不成立!为什么呢?请看三个“兰氏理论”:  

    1、“美国经济中,进口石油的所占比重和数量远高于中国,那么,若要搞阴谋提高油价害别人的话,自身经济所受的损害会更大”。美国去年消费10亿吨,其中进口6亿吨;中国才消费3.5亿吨,进口才1.6亿吨,这没有错。但是美国进口的6亿吨是谁生产的呢?我们知道中东的67%石油由美国资本控制;在非洲、欧洲、亚洲,美国石油公司的钻井隆隆作响,2007年全世界赚钱最多的是哪家公司啊?美国的埃克森美孚公司。石油涨得再高,人家也是从左口袋放到右口袋啊;全世界用什么买卖石油呢?除了伊朗,其余的全部用美元。中国要先拿衣服、玩具、矿产甚至土地给美国,然后才有美元去买石油;而美国,只要印刷机转得快点,油就换回来了。所以石油价格高对美国损害大还是中国损害大呢? 

    2、“如果以当前美元对石油的购买力缩水作为阴谋证据的话,那么,几年前,北京两三千元人民币/平方米的房子现在涨到了一万八至两万元/平方米,那是否为咱们国的阴谋?”假如前面兰先生还装模作样地端着个副教授的派头,说几句“之乎者也”的话的话,到这里完全一副胡同里披头散发的大妈,叉腰朝中国人骂起街来了。

    我们先不说北京的房价上涨本身也是美国阴谋的造成的后果之一,我们就说美国人不住北京的房子日子能过吗?当然能过,真要人家居住,恐怕人家绝大多数人白送都不要,所以北京的房子涨到天上去,干美国人民屁事;但是北京人民能不用石油吗?当然不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石油一涨价,北京人就要多掏腰包。将这两种对世界经济影响力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联系起来,是不懂乎?还是故意忽悠老百姓乎? 

    3、美元没有贬值。因为“不能只看对石油的购买力的极大缩水”,“还要看到”“对电视机、冰箱、电脑、手机、汽车等工业品的购买力又在增加。贬值多少需要计算“一篮物品”后才是准确的。”这种瞎话也说得出口啊!兰副教授和《中国青年报》的下流程度至此登峰造极,超过所有普通人想像的可能了!  明明美元对欧元贬值不止、对日元贬值不止、对英镑贬值不止、对人民币贬值不止,总之,对世界所有主要货币,美元无一不贬值。这是事实,请去看中国银行的外汇牌价就清楚了,但是兰副教授居然说没有贬值,而《中国青年报》也泰然宣告,无耻得真叫人出一身冷汗啊!  

    难道这些主要货币和美元的比价不是按照“一篮子物品”衡量出来的?是否兰先生的美元在兑换其他货币时,银行的人员询问你,你兑换去干什么呢?如果买石油,我就少给你点,如果你买电视机、冰箱,我就多给你点;或者只有美元对“电视机、冰箱、电脑、手机、汽车等工业品”的购买力增加了,你用美元购买,人家立马降价;而英镑、欧元、日元、人民币对这些工业品的购买力下降了,你用这些货币购买,立马涨价。是这样吗?  

    三个理由讲完,兰先生断然宣布:通胀“国际阴谋”论不成立!假如没有兰先生这番“高论”,或许我还要思量思量;但是看了这番“高论”后,我立即心明眼亮:通胀“美国阴谋”论,成立了!为什么呢?象兰先生这样的副教授,话说得颠三倒四,理摆得破手烂脚,而请《中国青年报》这样的下三烂媒体替美国辩解,分明是请黑手搽粉、用污水刷牙,不是马脚被越来越多老百姓识破而手忙脚乱了,不会如此见个棍子当棒槌的!  

    在目前事关国家危亡的时刻,《中国青年报》和兰纪平先生,不警醒国民,不为国思谋应对之策,却甩开膀子,卖力地替敌手涂脂抹粉,他们到底吃的是谁家饭?!做的是谁家事?!只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明白了:《中国青年报》,看不得;首都外经贸大学,上不得---至少兰副教授所在的系科。一个副教授的文章不如一个乡村肄业高中生写出来的东西,能指望这样的老师教出好学生来吗?  

    美国资本家并非不可以为自己辩护,但是只恳请能找个谎编得圆一点的人来,再找家编辑水平说得过去一点的报社。千万别太小看中国人民的智商,以为弄些“刘峙”一样的人和报纸,胡言乱语一番,就能将中国人民糊弄过去了。钱再多,也不能瞎糟蹋啊,不是吗? 
 

白岩松公然为富人辩护 暗示贫富差距有理

现在的新闻1+1中,白岩松正在公然为富人辩护。其实,并非一定要骂富人才让大家心满意足。你当然可以为富人辩护,但是,如果辩护的理由根本不能成立的话,我们是不是有理由怀疑他的居心何在呢?

  1,白岩松说,我们不要均贫,我们不要仇富,否则结果就是大家都穷,我们应该支持一部分先富起来。这话没错,没有任何人不允许别人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富裕起来。可是大家谴责的不是富裕,而是不公平的富裕,很多人并非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而是借助某些见不得人的方式富裕起来。这才是大家所反对的。

  2,白岩松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初可能有人钻了空子,富裕来的不那么合法,可是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富人的收入大多合理合法。我不禁要问,白岩松,你是否活在中国?你真的相信今天的中国是那么的法制那么的规范吗?难道你不知道改革开放三十年,各种弊病和矛盾已经日益激化吗?在这样的中国,不是说大多数富人合理合法的问题,而是也许根本没有一个富人的财富是合理合法的。你居然可以当着全国电视观众,睁眼说瞎话,是否你自己就是富人才如此呢?

  3,白岩松说,就算富人真的通过不公平不合理的手段致富了,那么我们要反对的也不应该是富人,而是法律和制度,要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法律和制度,要改变这种法律和制度。我更觉得可笑了,难道你不知道中国的法律和制度是什么人制定的吗?难道是老百姓说改变就能改变的吗?难道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统治阶级吗?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从来都不缺乏活生生的例子,那就是一个阶级利用手中的权力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制度和法律正是他们的工具。

  4,白岩松说,网络民意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我们太重视网络民意了。这大有暗示网络上的人都是暴民的含义,意思是他们的偏激,极端,嫉贤妒能,看不得别人有钱,这些人的看法不值得重视。我想,他骨子里大概非常讨厌网络上的各种声音,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他就是一个富人,他还是一个掌握话语权的人,他不能容忍来自任何方面的挑战。
  
  我不得不说,这期节目中,董倩一直在试图从客观和现实的角度来引导白岩松面对问题,而白岩松呢?一次又一次回避问题,有的只是一心捍卫富人利益的嘴脸。充满了对民意的不屑。他有点太自以为是了。居然敢当着如此多观众的面,在电视节目中宣扬自己的偏见和自私,却丝毫无所畏忌,还表现的很公正,很讲理,和客观的样子。实在是很过分。

 

如何破除精英治国路线?----中国最大敌人是内奸

马门列夫

柳鲲鹏提出“中国人民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引起了热议,是一个好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中国能不能强大的首要问题。柳鲲鹏和黎阳都认为,最大的敌人在中国内部,特别是掌握了中国命脉的汉奸精英。如何清除这些“精英”?实际是一个如何破除精英治国路线的问题。

1,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为什么中国内部总出内奸?

““只要中华民族内部不出问题,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回顾中国历史,的的确确如此。可惜历史上中华民族内部总出问题,总出内奸。”

秦始皇政权内部最大的内奸是一个小小太监赵高,却颠覆了一个强大的秦国。为什么出赵高?赵高的力量在哪里?因为,赵高虽是不起眼的小人,但他却是一股庞大的腐朽势力的代表人物——代表了腐朽没落的六国贵族,强秦正是亡于奴隶主贵族的复辟!

民族问题说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在历史上中国面对外敌“总出内奸”,本质上是内奸代表着腐朽阶级出卖民族利益。

在世界资本主义时代,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欧洲勃起,而中国还停留在腐朽的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腐朽的封建阶级的代表就必然成为中国的内奸。这就是近代中国“总是出内奸”的深刻的阶级原因。

2,如何对付内部的伤害和癌变

“人最大的敌人就是人自己——外来的伤害有可能避开,但内部的癌变或衰老却无计可施。”

也不是完全无计可施。一个是内部比较隐蔽,所以第一个办法就是要尽可能作到早期发现,早防早治。防治的办法也不是主要依靠看医生,而是按照科学方法强身健体,积极开展同疾病苗头的早期斗争,比如注射疫苗,增强抵抗力免疫力。不能讳疾忌医,不能排斥和拒绝内部斗争,甚至把积极的内部斗争简单地看作统统是内耗。

3,自强者无敌,自辱者无友

“中国强大与否不取决于任何外国,只取决于中国人自己。能让中国强盛的只有中国人自己,能让中国人衰败的也只有中国人自己。”

敌人不只存在于外部,更可怕的是内部的敌人。首先必须承认内部有敌人,不能自欺欺人,对内部敌人采取不承认主义。承认有内敌内奸,就必须划清界线,国家就不能是什么“全民国家”,就必须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对人民必须实行民主,对内敌内奸必须实行专政。而不是相反,对汉奸精英民主,对人民专政。

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就必然自强无敌,实行精英治国,中国就必先自辱而后被他人辱之。

4,精英治国必然是买办卖国

“谁有能耐毁灭中国的国有经济?谁有能耐把中国的骨干企业拆散卖光、搞垮中国的民族工业?谁有能耐引狼入室让外资把持中国一切命脉?谁有能耐把中国重新变成一盘散沙?谁有能耐在青年一代心目中丑化中华文明、妖魔化中国一切民族英雄、否定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谁有能耐把中国社会撕裂成尖锐对立的不同阶级?只有那些一心搞垮中国的“精英””

5,树立起无产阶级只能自己解放自己的牢固信念

“中国人要让中国真正强盛,就不但必须与有形的敌人——替外国谋利益的“买办精英”决裂,也必须同无形的敌人——自己头脑里的种种错误观念决裂。”

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同汉奸精英,买办精英的有形的决裂,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文化革命,人民取代精英而占领上层建筑,这是同迷信精英的思想观念决裂,树立起无产阶级只能自己解放自己的牢固信念。

6,精英治国路线必然是一条精英挟持中国的路线

“要使中国真正强盛,就决不能让一心搞垮中国的中国人“劫持”中国,尤其是那些主张把中国“溶化”给外国的“中国精英”。这就不仅必须坚决拒绝这些“精英”,而且必须坚决拒绝这些“精英”散布的一切毒害。”

7,“中华民族的第一敌人是谁呢? 汉奸。”

“以任何形式直接或者间接污蔑中华文化是劣等文化的人。比如那些鼓吹西化的人,鼓吹西方优越的人”

“以任何形式直接或者间接鼓吹崇洋媚外的人。”

“以任何形式直接或者间接破坏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人。”特别是否定中华文化集大成的毛泽东思想的人。

“以任何形式直接或者间接把中国资源财富送给外国人的人。”

“以任何形式直接或者间接把中国资源财富转移到外国的人。”

    “当中国污染全国时,他们鼓吹“发展是硬道理”;当中国血汗工厂、矿难的带血数字不断出现时,他们鼓吹“世界工厂”;当社会风气败坏、伦理道德崩溃时,他们鼓吹要“思想多元化”;甚至他们可以公然污蔑中华民族,破坏高尚和神圣。”

    能治这些精英的武器,第一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是分清敌我的人民民主专政,第三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分清敌我的文化大革命。有了这三条,少数卖国精英就无所施其计了。
 

照片:反对拆迁

(北京)

 

 

 

离开劳资关系谈论“民主化”就是空谈

陆寿筠

一、民主的核心问题

事到如今,公开讨论民主化已经成了时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而且是好不容易得来的进步。但是谈论不等于真能实现,还要看是否谈到点子上。因为世界上存在着各式各样名为“民主”的社会现象,真真假假,让人眼花缭乱,不可不慎。

笔者以为,民主必须从根本上做起。在现代以大生产为主导的社会,劳工与资本的关系是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和面貌、制度的本质和架构、国家的趋向和前途的、最根本的社会关系,因此建立在劳资平等基础上的企业民主乃是社会民主的起点和基石。笔者曾写过若干文章强调这一点〔1〕,可是至今仍很少看到其它人触及这个核心问题,似乎这仍是一个禁区。笔者说的是劳资平等,又不是要搞极左去消灭私人资本,打倒新资本家,只是平等一下而已。实在不能理解,在一个依靠工农起家的政党领导下的、号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谈论一下劳资平等、企业民主都这么难,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啦?

二、什么是劳资平等

劳资平等的根本方式是劳动入股。金钱可以是资本,为什么劳动就不可以作为资本、而只能出卖?劳动入股是实现劳资完全平等、企业完整民主的前提。就是说,劳动者(包括专业经营管理者)与出资者都是企业的主人,可以平等地参与企业管理,平等地享受企业的利润。至于劳动资本与金钱资本折股的具体做法,则需要通过实践以及理论的探讨(经济学家的职责!)逐步形成和完善。但劳动入股的合理性和原则性,是没有理由可以否认的。〔2〕

次一等的方式是劳动不入股、不参与分红、但在企业管理上(包括工资政策)劳资双方具有大致平等的发言权,如德国政府规定的大企业劳资共治。

如果劳资共治也不能接受,那么工人起码应该具有通过自己的工会组织与资方讨价还价(包括罢工)的权利。这是最最起码的民主权利了。如果这样起码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都要被剥夺,那不是背叛了自己依靠工会、农会起家的历史?不是连资本主义都不如吗?

当然还可以有其它因地制宜的形式实现劳资之间的动态平衡。动态平衡是永恒的大道,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方式不同而已。迟早而已。 被动不如主动。

三、如何实现企业民主

劳资平等、企业民主首先应该在名为“全民”、“国有”、“国营”或“集体”的企业内实行。因为:一、这些企业主导着国民经济、乃至国民政治、国民文化的方向,也就是整个国家的方向;二、这些企业既然名义上不是私有的,实行与资金入股相平行的劳动入股、以及在此基础上实行企业民主,阻力应该是最小的。如果当今这些企业的实际掌权者不愿实行企业民主,那就等于承认那些好听的“名义”只是挂羊头、卖狗肉罢了。这些人根本不能代表“全民”、“国家”或“集体”。人民就有权把他们从霸占着的权力地位上赶走。如果那儿的掌权者还有一点共产党人的良知,那就拿出一点勇气来,从阻力最小的地方开始,披荆斩棘,做出一个榜样来。要么就承认自己无能,那就干脆改行,改做自己力所能及之事吧——国家有这个责任去推动这些企业向着民主的劳资关系这个方向去改革。

至于私人资本的民营企业,如果哪一位企业主能有这个觉悟,在自己的企业试行上述某一种形式或开创其它形式的企业民主,那么他就是社会的先进分子,就是一位合格的共产党人了。当然,这种探索需要社会和国家政策的支持。名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也没有理由不支持。

在多数企业主没有这个觉悟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首先是人大,应该通过立法,规定从试点开始、逐步推广实行劳资平等、企业民主的原则和步骤,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起点、和第二个三十年改革的新起点。

四、基层民主需要什么样的人文条件

现在有一种舆论认为,如果人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不够高,就没有条件实行基层民主。笼统来说,这也许不无道理。那么什么样的水平就够了呢?笔者以为:如果一个企事业单位或社区的大多数人能达到下面这三条,就有条件实行基层民主了:一、对于他们熟悉的人能够辨别其忠奸,即能分清是忠于公共利益者还是损公肥私之徒;二、能看出一个人的一般思想能力和工作能力是高还是低;三、能不受明显的欺骗或裹胁而独立表达自己的意志。笔者以为这三个条件并不太高,但是足够了。应该说,在所有的城市和大多数农村,除了某些由邪恶的帮派势力控制的单位和地区(这些地方首先需要从外面解除邪恶帮派的控制),一般心智正常的成年人都能做到这三条。

五、基层民主与全民民主

这里首先说的是基层民主。但除了基层单位内部的民主管理以外,通过这样的基层民主还可以直接推选出当地地方的民意代表;再辅之以其它考核措施,间接或直接推选出行政首长;并在条件成熟时,继续逐级间接或直接推选出更高层次、乃至全国的民意代表和国家领导人。〔3〕这样的民主就不是建筑在沙滩上的、越高越走样的、扭曲的伪民主,而会是比较真实可靠的民主。

应该承认,在今天,要实行这样的民主,比起三十年前来,阻力是要大得多了。但是一切真心希望民主的人们,不应该绕道而行,回避问题的核心所在。只有关于真正民主的呼声大了,才会有真正民主的行动出现。当然这种呼声本身就是民主的一种行动表现,但从实现全民民主的万里长征来看,这一点微弱的呼声连第一步都算不上。


注:

〔1〕 如:《基层企业全员民主的合理性依据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6/6/26/35247_11.html 等。

〔2〕 参见笔者《政治经济学新论(七):劳资合营的企业制度》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5/11/20/14215_4.html 等。

〔3〕 参见笔者《层级递进式选举制(2):选举人制度》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7/4/15/62350.html 等。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31 09:26:0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揭秘奥巴马在芝加哥大学

奥巴马在芝加哥大学:神秘狂妄从不发表论文

中国网 china.com.cn

2008-07-30

    据《纽约时报》7月30日报道,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奥巴马的名字一直都很响亮,从1992年到2004年,奥巴马在这里教授宪法学。在学生的眼中,他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老师,“长得很帅”,博学幽默,这一秒还在讲述一个案例,下一秒开始讲解黑帮电影《教父》。在同行教员的眼中,他神秘而且狂妄,从不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在12年的学术生涯中,奥巴马没有发表任何学术成果,却拒绝了芝加哥大学提供的终生教授职位。

第一个黑人教授 跟学生分析好黑帮电影《教父》

    1991年,奥巴马以“极优等拉丁文学位荣誉”从哈佛大学法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回到芝加哥。在哈佛大学,奥巴马曾任校刊《哈佛法学评论》的总编辑,他撰写的编辑意见给当时的芝大法学院教授迈克尔 ・ 麦康奈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提供了奥巴马在芝加哥大学兼职讲师的职位,配备一个办公室,一个电脑。就是在这个电脑上,奥巴马敲打出了后来极为畅销的自传《父亲的梦想》。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是全美最好的法学院之一,同美国其他的精英法学院相比,芝大法学院更加保守,相对右倾。在奥巴马之前,这里从未出现过黑人教授。芬兰传奇设计师埃罗・ 萨里宁设计的法学院大厅矗立在芝加哥南部,和校外黑人区的贫穷和漠视隔离开来。因为在这里教书,在后来的政治竞选中,奥巴马经常被贴上“知识分子、精英”的标签。

    上世纪90年代,统计学分析方法风行芝大法学院,教授们开始用精确的数字来分析法律实施效用,法学院本就严谨的学风更加严谨。但是,巴拉克・奥巴马教授却是个例外,在课堂上,他对学生直呼其名,还嘲笑学生的浪漫情调。这一秒,他还满脸严肃地讲解一个案例,下一秒却开始分析好莱坞经典黑帮电影《教父》。学生们当然喜欢这样的老师,这些学生后来成为奥巴马的第一批粉丝,他们自发走上街头,分发奥巴马的竞选传单,为奥巴马募集资金。

“选奥巴马的课吧,那里有一个很帅的教授”

    奥巴马在芝加哥大学开设了三门课,其中最传统的课程是一门选修课,关于宪法的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问题;另一门课关于投票权,追溯美国的选举法改革,涉及内容包括剥夺黑人的选举权、明显种族区域选举的公平性、选举资金法等等。这是奥巴马最喜欢的一门课程,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最后一个课程是关于法律的政治、历史问题研究会,在这个课程上,奥巴马编写了自己的教材。1996年,奥巴马升任高级讲师,这是少数兼职教学的联邦法院法官才能得到的头衔。期间,他还一直在芝加哥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

    据学生回忆,奥巴马教授对于历史上的人权受侵案件情有独钟,他还专门编写了1919年美国被处私刑的受害者名单,包括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因被强奸而割掉耳朵或手指的人,婚前怀孕连累孩子也被处私刑的人,被烧成焦炭的尸体骨头被一根根叫卖,等等。奥巴马教授问在座的学生,“有没有法律手段可以补救以往的种族偏见受害者,而不仅仅是现存的受害者?”

    这都是些沉重、艰深的论题,但是奥巴马教授从不轻视学生的智慧,他让学生也参与进来,一遍遍重述、雕琢那些模棱两可的答案。一节课上,奥巴马还模仿那些愚笨的白人腔调,问“为什么你们的朋友在房屋建造计划上争吵不休呢?”

    奥巴马的课程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越来越多的学生选他的课。当时流行语是,“选奥巴马的课吧,那里有一个很帅的教授,讲解一些奇怪的案例。”他的学生甚至标榜为“奥巴马迷”。

挑拨方式激发学生讨论热情

    越来越多的自由派学生来他的课堂上寻求避难,但是一个学生说,“奥巴马教授并不是一味的自由主义者,如果你想在这里听到对自由主义的溢美之辞,你会失望的。”

    1996年,在接受芝加哥大学校刊采访时,奥巴马说,“就全国而言,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合作意味着民主党不再关注穷人的利益,放弃了国家在解决贫困、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环境保护问题中的作用。”这是对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批判,在任时,克林顿一直强调两党合作。

    另外,奥巴马教授还喜欢用挑拨方式激发学生的讨论热情。比如,在一节课上,他提出了个论题,“在种族隔离体制下,黑人的生活更好”“黑人运动员比白人运动员更优秀”。一个当时的学生、现在的大学法学教授回忆说。“他总是不偏不倚,他认为这些话题值得讨论。”

奥巴马“扭扭捏捏”

    但是,这种不偏不倚的观点在某些场合就遭人嫌弃了。期间,芝加哥政府准备通过一项法律,为了及时清除可能的犯罪团伙,允许警察解散夜晚无故聚会的人群。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两名教授为这个问题争吵不休,转向询问奥巴马教授的意见。奥巴马教授一反平日标榜的坦率,表现出了少见的谨慎,苦苦思索,最终也没有表示支持哪方。一个教授说,“他只是以一种感兴趣的心态参与争论。” 法学院自由派的教授理查德・爱泼斯坦说奥巴马的性格偏向懦弱,“他是一个聪明的聆听者、一个睿智的质问者,但是他从来不上台,从不自己跳舞。”

    在学术研究上,奥巴马同样也表现得“扭扭捏捏”,在芝加哥法学院的12年间,他没有发表任何学术论文。他很忙,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从1996年起,他就开始忙于自己的政治事业,竞选伊利诺伊州议员和美国参议院议员。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爱泼斯坦分析说,“奥巴马不想让自己的名字牵涉到政治,总是避免自己的名字出现任何可能被政治利用的学术观点中。通常的情况是,他发现问题,你去解决问题。”

他跟谁关系都不好

    奥巴马另有打算,在他12年的教书匠生涯中,他进行了5次政治竞选,包括三次伊利诺伊州议员和两次国会议员竞选。教书可以让他得到满足,得到平静和工资支票,但是他显然对 “这个地方该不该做脚注” 之类诘屈聱牙的学术问题没有耐性。一次,一个教授拦住从办公室往外走的奥巴马,询问他是不是在竞选州长,奥巴马回答说,“首先,我不会竞选州长,再者,如果我参加竞选,希望你能支持我。”这时候,奥巴马还只是伊利诺伊州的议员。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聚集了一群高智商、善于抽象思维的教授,每过几周,他们就会在教授室的一张圆桌上聚餐,讨论彼此关心的学术问题。但是奥巴马很少参加讨论,即使他就在芝加哥。

    芝大法学院的哈钦森教授说,“我认为他跟谁关系都不好,除了同为宪法学教授的卡斯・松斯坦。” 松斯坦现在是奥巴马竞选班子的顾问。很多教授都觉得奥巴马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貌合神离”,爱泼斯坦说,“我很肯定,在这12年中,教授室没有对奥巴马产生任何影响,他甚至从来都不知道我来自哪里。他是一个成功的教师,但是在其他的场合,他是一个缺席者。”

    2000年,奥巴马已经连任了两届伊利诺伊州议员,他想参选美国国会议员。但是在民主党的提名战中,他以一票之差败给了对手博比・拉什。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回忆说,这段时间,奥巴马看起来异常疲惫,不停地抽烟。

拒绝终生教授职位

    当时的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院长丹尼尔・ 菲谢尔找到奥巴马,委婉地告诉他“你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并提供给了他终生教授的职位。这个职位的工资比他在律师事务所、美国国会议员的工资要高出很多,但是奥巴马拒绝了。两年后,奥巴马决定竞选国会议员,停掉了在芝加哥大学的课程。2004年,他赢了,正式从芝加哥大学辞职。

    现在,看着奥巴马在电视上演讲拉票的画面,学生们纷纷明白,从芝加哥大学的讲台上开始,奥巴马就一直再为这一刻积蓄能量,他的演讲风格和在芝加哥大学并无二致,总统竞选中被问到的问题,他们在课程上早就讨论过。

    在课堂上,奥巴马是复杂的集合体,他告诉学生,即使是看起来最正确的命题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竞争的利益合法性问题并不是总能得到解决,没有哪条法规适用于所有的案例。所以,即使是当时奥巴马最忠实的学生“粉丝”,听到他现在的演讲,都会不寒而栗。当时的学生拜伦・罗德里格斯说,“过去,奥巴马教授可以把一个问题无限复杂化,现在他谈论问题简单明了。还是过去的演讲比较有趣。”(闻新芳/西风)

 

 

发件人: "postmaster" <postmaster@huxingdou.com.cn> 日期: Sun, 27 Jul 2008 13:33:39 +0800 收件人: <postmaster@huxingdou.com.cn> 主题: 转发: 建议北京奥运后实行“新政”——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每日新闻短评:取消户籍隔离制度

废除户籍制度、建立身份证管理系统的呼吁书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2008年7月31日

一、户籍制度的危害

 (一)户籍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大障碍。构建和谐社会,虽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废除户籍制度、保障公民平等、实现迁徙自由却是在制度层面上消除隔离、走向统一、实现和谐的开始。

 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是隔离型的制度,它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城市之间割裂开来,按照特权、等级、排序进行治理,保护一部分人的利益,同时损害另一部分人的权益。源头上的不公正日益成为仇恨、犯罪的渊薮,事实证明户籍制度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要求。

 现实中国的不和谐——特权、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市差距、身份歧视、省籍歧视、就业歧视、边缘群体、弱势群体、血汗工厂、农村贫困、城市犯罪、同命不同价、打工子弟学校、高考分数线差异,基本上都与户籍制度有关。户籍制度造成了人民事实上的严重不平等,如在求职方面,许多城市规定:某些行业和工种必须持有所在城市的户口才能被录用,报考公务员也只能是城市户口者;在求学方面,许多农业户口的子女在城市入学不得不交纳额外的费用,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由于“户籍制度”而丧失。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享有不平等的权利,其根源是户籍制度承载了太多的附加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户口簿不仅是一种身份的体现,而且是一种资源享有权的证明。

 中国大陆事实上是一个“准分裂”的国家。虽然中国的各个省、市、县、乡、村的居民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但大家似乎更认同自己是“广东人”、“潮州人”、“福建人”、“温州人”,海外有“广东帮”、“潮州帮”、“福建帮”、“温州帮”,国内还有“北京人优越感”、“上海人排外”、“河南人受歧视”等等现象。户口是中国的准国籍,户口簿、身份证、暂住证是国内的准护照,1978年之前,人民只有持有介绍信,才能在国内“出差”;三年饥荒时期,许许多多的饥民出外要饭而被千里抓回,活活饿死在户籍所在地;2003年之前,许多外地人被收容遣送,被关押、虐待。现在,中国公民终于可以去国内的任何地方,也可以在外地工作,但本地人优先;可以去深圳,但要申请边防证;可以去香港、澳门,但要办理通行证;可以在外地居住生活,但要申办暂住证,相当于美国有效期一年的非移民签证,只不过非移民签证针对的是外国人,而中国各地的暂住证针对的是国内同胞。只有办理了暂住证的人,才是合法移民;没办理暂住证的,是非法移民。农民工在中国城市的待遇,和美国的非法移民的待遇几乎一模一样,甚至还要更差。比如,美国的法律规定,非法移民的子女也享有免费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在美国中小学生注册时,校方不能询问学生家长的身份。

 可见,中国大陆确实是一个准分裂的国家,国家被条块分割化,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工作要拿“绿卡”,在自己的国土上生活却是“暂住”,地方主义甚至导致“政令不出中南海”。这种情况非常类似于德国十九世纪统一之前的邦国割据,各邦国各自为政,中央权力几乎不存在。

 建设和谐社会,就要从改革极端不合理的制度入手,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有了好的制度,才可能逐步建立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只有废除户籍制度,实现迁徙自由、机会均等、统一管理,才能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和中央政府的权威性。

 (二)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完全相悖离、相冲突。隔离型的户籍制度是秦汉专制时代的产物,那时“编户齐民”,目的是实行对臣民的严密控制;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民实现了迁徙自由,农家子弟毛泽东得以走南闯北,在北大作图书管理员,不需办暂住证,也不用担心被收容;到了计划经济时期,户籍制度重新被捡起,并且不断被强化,那时人民外出要凭介绍信,国家严格掌握户口迁移指标,夫妻即使长期分离,也难以“调动”到一起;同时,城市居民粮油关系、福利完全附着于户口,而农民则义务交粮、高价购买生产资料,国家依靠掠夺农民实现畸形的重工业化。

 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劳动力市场化、国民自由迁徙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落后的制度形成了对改革的极大阻力,既得利益集团也总是逆潮流而动,阻碍着制度的改革——劳动力流动,被当作“盲流”;招聘人才,但不给落户口;在异地居住3天以上,要办暂住证,严格地说,每年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都违规了,他们没有一个人办了暂住证;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投资办厂、购房大多不能改变身份,于是,有了中国特色的词汇——“农民工”、“农民企业家”,似乎“农民”代表了与生俱来的无法抹去的贱民身份;城市里的脏活、累活都是农民工干的,煤矿的工人大多数也是“农民工”,一幢幢高楼、一条条马路都是农民工修的,城市的基础设施大部分是农民的贡献、国有资产超过一半是五六十年来农民的牺牲、奉献所积累的,可是农民现在一无所有——连土地也是租来的,宅基地也不是农民的。

 (三)户籍制度是“三农”问题的祸根,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户籍的制度安排,使得城市可以无限度地榨取农村的财富、富裕地区可以无限度地掠夺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而无须负责外地人的社会负担,不用考虑外地人的医疗、工伤、养老、子女教育问题,地方政府的人均GDP、人均财政支出也不包括外地人在内。有专家统计,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的剩余价值是1.9万元,全国有1亿多农民工,每年创造的财富至少为2万亿人民币;另据统计,由于国有银行不给农民贷款,农村邮政储蓄也只存不贷,因此,农村每年向城市流出6000亿人民币,进一步维持了城市的繁荣。可以说,中国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民工的利益、放任农村越来越贫困为代价的。西方评论家认为,“中国的城市像西欧,中国的农村像非洲”,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如果不废除户籍制度,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永远不可能解决。

 户籍制度制造了越来越大的城乡差距,十分有利于城市的发展,但严重妨碍了中国城市化的顺利进行,导致我国城市化速度的极其缓慢。国际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均高于工业化率,但中国正好相反,1978年时,中国的工业化率为50%,城市化率只有19%;目前,中国的工业化率在80%左右,而城市化率只有40%。据新华社2006年2月18日电,南京有百万农民工,但五年只落户了4~5人,每年不到1人,获得南京市户口的农民工不到百万分之一。1994年美国有城市1050 座,日本有城市667 座,均比当时中国的建制市要多,但他们的人口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

 户籍制度既损害了农民、外来人口的利益,也损害了城市居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托达罗的人口流动理论,农村人口只要能够指望在城市中获得的预期收入高于继续留在农村的收入,那么他就会向城市迁移。这种迁移,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当然,事实上影响迁移的因素很多,不只是与收入相关,但无论如何,人为地限制迁徙,割裂市场,一定会降低经济效率。按照梯博特(Tiebout)模型,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为零,推动了各个地方政府的相互竞争;居民自由迁徙,用脚投票,将使得公共物品的供给与税收相当,达到帕累托最优。可见在中国,由于不能够自由迁徙,不仅社会公平丧失了,经济效率也损失了。

 (四)户籍制度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际公约,妨碍了公民权利的实现。1951年7 月16日,政务院批准公安部《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在城市中一律实行户口登记;1953年4 月,政务院发布《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同时制定了《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以便在农村建立户口登记制度;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要求通过严格的户口管理,制止农村人口外流;1958年1 月9 日,毛泽东签署主席令,颁布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此条例违背了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的条款。

 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户口迁移的规定》,强调“从农村迁往市、镇,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从其他市迁往北京、上海、天津三市的,要严加控制”;1975年、1978年、1982年三易宪法,干脆取消了自由迁徙的规定。

 国际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是落实《世界人权宣言》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该公约的第12条第1款规定:“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显然,中国的户籍制度与国际公约相违背。

 迁徙自由是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很多人回避或者从来不敢正视公民的自由迁徙权以及对自由迁徙权的限制所带来的危害,好像在中国,人口多,人民的迁徙权利就要受到控制,存在即合理。当中国社会出现种种不公平的事件时,人们只是震惊、气愤于地方政府或者某个领导人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没有人性。例如孙志刚事件,虽然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被废除,但其背后的根源——户籍制度、暂住证制度、歧视制度却依然故我。

 最大的人格是维护个人的尊严不受侵犯,最大的国格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如果中国不继续从公民权利方面入手,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而是一心只想做经济的庞然大物,那么中国的经济越发展,世界上的“中国威胁论”就会越有市场。

二、人口管理的办法

 废除户籍制度,代之以身份证系统进行社会管理,类似于美国的社会安全号,将个人和家庭信息、就业收入以及财产情况、信用守法纳税记录、养老医疗低保等社会保障资料、甚至做义工、志愿者等事项一并纳入全国统一的身份证号数据库中,按照身份证号建立社会安全网,建立可衔接、可转移、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将个人档案电子化、透明化,进入身份证管理系统中,供全社会有条件地查询,打破城乡界线、地区界线、城市界线,塑造政府与公民之间透明、互信的新型关系。

 有了全国统一的身份证管理系统,假身份证、假学历、偷漏税、骗贷、骗经济适用房、骗低保等情况将会基本消失;以用工单位、房主、宾馆方面为基本责任者,登记身份证并且定期报送有关部门或者通过网络即时报送,有关方面将能及时掌握人口流动的信息,公安部门可以迅速打击犯罪分子;政府还可通过免费发放生日礼物、节日礼物,赠送急救卡、医保卡,吸纳为工会会员、协会会员等人情化温馨服务的方式,鼓励外来人员进行身份证登记。

 公安部应当成立身份证综合管理局,统筹规划、促进身份证信息系统的建立,现在可以在各省市的现有身份证系统、信用信息系统的基础上进行衔接、联网。

三、户籍保留论批判

 (一)户籍小改小革论。一种观点认为,户籍改革不是取消户籍,而是剥离户籍的附加功能,为此,必须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将二元的条块分割的教育、医疗、财税、金融、住房、社会保障等体制统一化。由于统一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户籍改革难以有所作为。

 而我们认为,与其坐等二元体制的一元化,不如通过废除户籍制度,促进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改革;否则,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和弱势群体权利的贫困,二元差距不但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中国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只会进一步恶化,因此,实质性的户籍改革是遥遥无期的。

 废除户籍制度,将迫使各级政府逐渐放弃二元体制,比如在财政上安排打工子弟的教育经费、取消回原籍参加高考的规定以及高考分数线的不公平政策、解决外来人口的医疗保险等问题。

 (二)不平衡发展论。一些人认为,因为中国的发展太不平衡了,所以,户籍隔离制度是必要的。这种观点的危害在于,不知道发展的不平衡、差距过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户籍隔离的结果,譬如户籍制度使得农民五十多年来损失了数十万亿元。

 这里存在一个怪圈:因为发展不平衡,所以要保留户籍制度;而保留户籍制度,发展将更加不平衡,中国陷入了恶性循环。 美国允许自由迁徙,城乡一体化发展,所以比较均衡;中国不允许自由迁徙,城乡各自为政,城市只管各自户籍内的人民,发展就不均衡。跳出恶性循环,只有果断地废除户籍制度,同时,国家建立规范的科学的公共财政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平衡各个地区、各个城市、以及城乡的投资,这样才能够促进中国的和谐发展。

 (三)大城市负载沉重论。另一种观点认为,一些大城市负载沉重,资源贫乏,人口过多,所以应当实行户口准入限制。可是现实的情况是,由于城市之间的差距不断地拉大,户口并不能挡住外来人口的拥入,只不过造成了歧视和不公平的待遇。而且,中国的大城市并不多,也不大,相对于人口13亿,中国的城市化要达到日本的水平,城市数量也应当增加7-8倍。日本东京拥有三千四百万人口,北京、上海也仅1千多万。

 人口集中在水资源等自然条件较好的大城市,反而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据研究,大城市、小城市、集镇的人均占地的比例为1:2:3.1,可见大城市更有利于节约土地。如果中国人口能够集中于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也将有利于西部脆弱恶劣环境的保护和改善。

 (四)外来人员犯罪论。一些人把外来人员、农民工的增加作为犯罪率上升的原因,孰不知,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地方政府为富不仁,GDP上去了,但不接纳外地人,人为地制造了歧视和仇恨,以及放任城市对农村的剥削,导致农民的极端贫困,才致使犯罪现象的增加。如果永远维持城市集团与“流民”之间的界限和仇恨,那么不仅中国的治安形势不可能从根本上好转,甚至社会道德在恶法、恶制度的逼迫下也会进一步地沉沦。

 在美国,有钱人大多住在“农村”,那儿人少,空气新鲜。富人有车,照样可以方便地出行、购物。穷人大多集中在大城市,纽约集中了全国60%的穷人。这些人在城市有廉租房,平等地接受教育,出行乘地铁,省去了不少生活开支。黑人犯罪占美国的70%,但没有人提出种族隔离,相反还要给黑人平等的待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降低其犯罪率。

 (五)城市管理需要论。一些官员认为,城市管理需要户籍制度;废除户籍制度,会导致大量的人口拥入一些大城市;城市会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其实,城市管理关键在于建立身份证信息系统,与户籍没有什么关系。即使没有了户籍限制,由于大城市的生活成本高昂、住房太贵、工作难找、教育医疗养老的障碍一时难以突破,所以,短期内不会有很多人拥入城市,而从长期来说,更多的人进入城市正符合中国城市化加速的大潮流。

 中国城市也不会出现印度式的贫民窟。印度的贫民窟是由于城乡低水平的一体化、城乡没有制度化的差异,以及自由迁徙与民主制度造成的,而中国的城乡割裂的状况即使没有了户籍制度,也需要几十年才能够改变。

 (六)各国存在户籍论。有的学者抛出了各国都存在户籍制度的谬论。事实上,目前世界上只有北朝鲜和贝宁两个国家实行类似于中国的城乡割裂、地区分割、城市隔离的户籍制度,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身份证管理、人号或社会安全号管理等措施,它们与中国的隔离型的户籍制度完全是两码事。

 中国现在已经是“大国崛起”了,不应再回避公民自由迁徙这个基本人权。废除户籍制度,正是中国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着力点。不然的话,中国社会将永远没有公平、正义,只有特权、歧视!

 

废除户籍制度:问题及解决办法

——在中国政法大学户籍改革研讨会及华中科技大学的演讲

胡星斗

    我主张尽快废除户籍制度,代之以身份证管理。一些学者说,没有必要废除户籍,应当改革户籍;不能激进,应当渐进。似乎在中国现在做什么都谈渐进,渐进就是对的,否则是激进,不符合中国国情。但是像隔离型的户籍制度,本质上是封建社会、防控型社会的产物,目前世界上也只北朝鲜和贝宁两个国家有,这么落后的、没有人性的、极度妨碍中国现代化、破坏和谐社会的制度如果也不能果断地废除,那么是不是当初在西藏废除奴隶制度也应当慢慢地来?2003年中央政府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也应当慢慢地来?现在废除破坏法治的劳动教养制度也应当慢慢地来?

   诚然,必须做好预案、找到管理的替代办法,但是如果你一心想保留户籍制度,那么永远也不会建立起符合现代文明准则的替代办法。只有下决心废除它,才会着手及加快建立我所说的身份证电子管理系统以替代户籍制度,并且让身份证系统更加公平、人性化、高效地发挥管理的作用。

   还有学者说:户籍制度没什么用,有用的是附加在其上的其他制度,所以,关键是改革附加制度;或者改变把附加制度如低保、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与户籍捆绑在一起的做法,让户籍只起人口登记的作用,那么保留户籍没有什么不好。另外有人说,现在城乡二元制度、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城市之间的差距都太大了,只有等到二元制度一元化了,差距缩小了,才能废除户籍。

   这些说法乍一听,都像是有道理。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不废除户籍制度,附加制度成为附骥之苍蝇、缠树之藤萝,不可能发生大的变革的;户籍制度是造成二元制度的因,二元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是果,不消除因,期待果改变,由二元变为一元,是不可能的。因为教育、医疗、养老等二元制度的形成,虽然也有权力结构、特权制度、工业化、历史因素等原因,但最基本的原因是户籍制度造成和扩大了二元差距。在户籍制度存在的情况下,没有消除“因”,你要等到这些附加制度一元化、二元差距缩小,那是痴心妄想。比如,现在中央政府尽管非常重视民生,努力缩小城乡差距,但是因为户籍制度及由此衍生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明晰、土地不能资本化、在集体土地上建设的小产权房不能合法化、农村金融匮乏、农业保险阙如、农村财税制度不规范(乱收费等使得乡镇企业萎缩)、农民没有技能、没有创业可能、农村没有象样的社会保障、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没有就业失业保障等原因,现在的城乡差距还在不断地扩大,如2006年城里人人均收入增长了10%,农村人只增长了7%,相差3个百分点,以往的年份相差更大,有时相差10个百分点。只要户籍制度等不改变,我可以断言,未来中国的城乡差距不会缩小,只会增大。

   从表面上看,的确不应该把低保、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与户籍捆绑到一起,但是实际上不捆绑到一起,你做得到吗?比如你提供社保、医疗、教育,在户籍制度存在的情况下,你能不捆绑到一起吗?不捆绑到一起,财政支出会大大地增加,人均GDP、人均福利等政绩指标大大地降低,你能干吗?只有把户籍制度废除了,你如果还说我不应该享受北京市民的待遇,我就要起诉你了,舆论压力就更大了,公民的权利意识觉醒了,扫除了户籍这个核心制度的障碍,那么这个时候每个领域单独的改革、附加制度的改革才有可能真正地启动。

 所以,废除户籍,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推动和加快其他领域制度的改革。的确,现在户籍的实际作用已经不大了,但是户籍是权利的象征,从这个角度来说,户籍的作用又是巨大的。有关部门可以依据这个权利的象征,不给你相关的待遇,比如不给你小孩免费入学的资格,不让你享受低保的资格。因此,只有废除它,就像美国、南非废除歧视黑人的种族不平等制度,那么一个公平的平等权利的社会才能够实现。南非曾经规定:年满16岁的非洲人必须携带身份证、迁移证、寻职证、居住证、纳税证明等,以备警察随时检查;如果忘了携带或者证件不全,会因“无业游民”的身份而被捕,仅1958年,南非就有近60万人因此被抓。

 中国政府既然已经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不再像南非那样,没有暂住证、居住证就被收容,那么中国还应当一鼓作气,像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那样,废除暂住证背后的户籍隔离制度,同时,以废除户籍为契机,进行平等权利的制度变革。

 既然户籍只起人口登记的作用,而身份证电子系统不仅起人口登记的作用,在人事档案、信用记录、收入纳税、社会保障、治安管理等方面都具有无比的优势,为什么不采纳呢?实际上,一些人主张保留户籍,只是维持二元制度、维持城市特权而放任城乡差距的扩大、不愿意增加财政支出的一个借口。

 假如宣布废除户籍,不会使得城乡公民马上获得平等的实际权利,但是会导致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会有更多的公民拿起法律武器,直接或者通过各种渠道来要求自己的权利、主张自己的权利,通过博弈维护自己的权利、实现自己的权利,比如打工者会打官司要求政府必须为打工子弟的教育拨款,农民为了解决他们的医疗、养老、就业等问题,也会利用舆论媒体更多地向中央、地方政府提出平等的要求,去问责,甚至起诉等等。

 废除了户籍,也会促使中央政府从城乡一盘棋来考虑社会保障等问题,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尤其是对一些外来人口入籍入户比较多的城市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以保证它接纳更多的外来人口。同时,统一要求地方财政必须拿出多少钱用于教育、拿出多少钱搞社保,现在各级政府在教育上拿的钱太少,不愿为打工子弟的教育付费,中国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还不到3%,世界平均为4~5%左右,中国社会保障的支出也仅占财政支出的20%左右,发达国家一般要占50%以上,美国为61%。所以中国应该大力加强财政支出中教育、医疗、社保的比例,多为农民、农民工、外来人口承担责任。

 有人担心,假如户口准入放开了,会有很多人拥进大城市,甚至出现大量的城市流民、贫民窟。这种担心没有道理。中国目前事实上已经实现了自由迁徙,该来大城市的都来了,只不过自由迁徙的权利没有获得法律上的认可和保障。即使放开户籍,而教育、医疗等附加制度也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只是通过废除户籍促进附加制度尽快地平等化而已,所以,外来人口到大城市不会一下子获得实际上的平等待遇,也不会立即有更多的人到大城市来,因为第一,大城市生活成本高,找工作难,第二,住房贵,第三,还有教育医疗等等条件的约束。加上我们可以立法规定:必须在大城市拥有工作一定的时间,拥有住房(或者租赁了住房),才能够入籍;入籍后必须放弃农村的土地,而农村的土地随着未来土地制度的变革如允许集体土地的开发建设、小产权房合法化、甚至终究会有一天土地归农民所有,土地的资本价值将会越来越突出,农民不一定对进城感兴趣。所以那种认为户籍放开、大城市就会人满为患的情况不会出现。当然,时间长了,教育、医疗等附加制度越来越平等化了,进入大城市的人会越来越多,这是好事,正好符合我国城市化加速的大趋势。

 由于户籍等限制,中国在过去近60年中城市化速度远远落后于工业化速度,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完全相反,其他国家都是城市化快于工业化。这样,就导致中国的城市既不多、也不大。例如美国有18000个“市”,中国667个。河南的人口与日本差不多,但河南没有一个象样的大城市,日本却有东京、大阪、名古屋、横滨、京都、神户等国际化大都市。未来,中国就应当加快城市化步伐,把人口更多地集中在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大城市,让西部特别是西北部大部分地区休养生息,保护生态,不再进行“大开发”。按照经济学家的测算,大城市人均占地只有小城市的1/3~1/10,发展大城市能够节约大量的土地。另外,大城市基础设施好,效率高,能够形成财富聚集效应。至于说,大城市也有问题,存在所谓的“城市病”,则主要通过改善政府管理等去解决,发达国家目前基本上克服了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就是最好的说明。还有人说大城市房价太高,不适合生活,可以通过政府减收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及税费占房价的60%)、允许农民有序地开发集体土地建“小产权房”等手段,中国就能够把房价控制在居民家庭年收入的3~5倍的国际标准之内。

 假使不废除户籍,现在各个大城市对人口的限制也限制不住,而且越限制问题越多。比如说,北京要限制人口在多少多少之内,结果不断地被突破,死守户籍制度的结果便是更多的人人户分离,户籍不在北京,但是人在北京,其它城市也一样。在户籍保护之下,大城市与偏远地区城市、农村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像北京作为特权城市,一流的大学、研究机构、医院、大的国有企业总部、银行总部、加上中央政府都在北京,而我们国家又没有建立科学、民主、均衡的公共财政制度、投资制度,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只会越来越肥。发达国家哪有北京这样的情况?美国无论是华盛顿还是纽约,都无法像北京这样集中资源,最好的大学、研究机构,最好的医院、企业很少在华盛顿的,也很少在纽约,他们美国是各个地区均衡发展。而我们户籍限制以及特权城市制度的结果是,城市差距越来越大,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人们对城市的认同度低下,城市没有人文关怀,社会治安问题越来越严重。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政府于是在户籍上限制更加严格,包括要求办暂住证等等,越限制,城市特权就越多,想进入大城市的人也越多,但人们对城市管理当局的抵触情绪也越严重,结果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就如一个水库,泥沙淤积,河床越来越高,堤坝也不得不越筑越高,风险也越来越大。所以,废除户籍制度越晚,对社会和谐的伤害会越大,社会风险度也会越高。

 还有人说,郑州等地曾经放松了户口管制,结果教育、医疗、低保等部门受不了,户籍改革失败了,现在回到了以前严格户籍、暂住证的状况,说明中国目前的财力还不足以支撑户籍全面的改革。

 我认为,郑州等地的改革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中央政府没有对户籍改革的地方进行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地方财政体制没有得到改革。现在,中国的财力够强大的,2007年财政收入达到5万多亿元,加上预算外、制度外收入,实际为9万多亿,远远超过日本的相当于3~4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收入,高居世界第二;中国的外汇储备1.53万亿美元,世界第一。中国不是没有钱,而是财政支出不科学、不透明、不民主,财政支出结构畸形化,如政府行政成本约占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社会保障支出仅占20%左右,而美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61%。我算了一下,即使废除户籍,统一城乡待遇,医疗方面政府一年要多支出2500亿左右,教育方面2000亿元左右(近年来中央推行免费义务教育,这个钱已经在出),低保方面城乡总共才花了一二百亿,将来就算花一千亿,以上几项加起来也就五~六千亿元,而中国2007年新增加的财政收入达一万三千亿元,只要把新增收入的一半资金投入就可保障废除户籍的成功了。如果能够进一步改革财政体制,把每年4200亿公款吃喝、3000亿公款买车、3000亿公款旅游出国等的钱省下来一半,也足够支撑户籍改革了。所以,中国不是没有财力推动户籍改革,非不能也,不为也。对于郑州等地的改革,中央政府应当进行财政支持,这样就不会失败了。

 废除户籍之后取而代之的是身份证电子管理系统,请见我的文章“废除户籍制度、建立身份证管理系统的呼吁书”。以后,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有一个唯一的身份证号码,把户口、档案(过去档案都是封闭的)都电子化,户籍的相关资料都放到身份证管理系统中来,包括加入个人收入情况、纳税情况、就业失业情况、申领低保、经济适用房情况,还有信用情况、犯罪记录,甚至做义工、慈善方面的纪录等等。这样的全国性的电子身份证系统快的话两三年就能初步建立起来,以后电子身份证也是可以刷卡的,各个城市街头伫立着刷卡机,你到一个城市来在刷卡机上一刷,公安部门、管理部门就知道你到哪里了,所以不用担心治安问题。这个系统也有助于解决收入申报、假身份证泛滥等问题,以后在身份证系统中就可以自主地申报收入、申领低保和保障性住房了;由于身份证号码与个人的资料紧密结合,因此,假身份证无处藏身,在发达国家如果没有合法身份,确实很难生存。

 当然,为了保证个人资料的私密性,身份证电子系统将分层级、类别查询,并且立法惩治泄密行为;不同的政府部门可以查到个人的不同资料;他人可以有条件地查到另一人的非隐私资料。有了废除户籍制度的决心,身份证电子系统才能在二三年内建立;如果总想保留封建的户籍制度,那么总也会拿没有替代措施来找借口。

 2008-3-26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您必须知道的社会生活中十二大著名法则

 

一、马太效应

《新约?马太福音》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国王远行前,交给三个仆人每人一锭银子,吩咐他们:"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时,再来见我。"国王回来时,第一个仆人说:"主人,你交给我们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1 0锭。"于是国王奖励他10座城邑。第二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5锭。"于是国王例奖励了他5座城邑。第三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一直包在手巾里存着,我怕丢失,一直没有拿出来。"于是国王命令将第三个仆人的一锭银子也赏给第一个仆人,并且说:"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这就是马太效应。看看我们周围,就可以发现许多马太效应的例子。朋友多的人会借助频繁的交往得到更多的朋友;缺少朋友的人会一直孤独下去。金钱方面更是如此,即使投资回报率相同,一个比别人投资多1 0倍的人,收益也多10倍。这是个赢家通吃的社会,善用马太效应,赢家就是你。

对企业经营发展而言,马太效应则告诉我们,要想在某一个领域保持优势,就必须在此领域迅速做大。当你成为某个领域的领头羊的时候,即使投资回报率相同,你也能更轻易的获得比弱小的同行更大的收益。而若没有实力迅速在某个领域做大,就要不停地寻找新的发展领域,才能保证获得较好的回报。

二、手表定理

手表定理是指一个人有一只表时,可以知道现在是几点钟,而当他同时拥有两只表时却无法确定。两只表并不能告诉一个人更准确的时间,反而会让看表的人失去对准确时间的信心。你要做的就是选择其中较信赖的一只,尽力校准它,并以此作为你的标准,听从它的指引行事。记住尼采的话:"兄弟,如果你是幸运的,你只需有一种道德而不要贪多,这样,你过桥更容易些。"如果每个人都"选择你所爱,爱你所选择",无论成败都可以心安理得。然而,困扰很多人的是:他们被"两只表"弄得无所,心身交瘁,不知自己该信仰哪一个,还有人在环境、他人的压力下,违心选择了自己并不喜欢的道路,为此而郁郁终生,即使取得了受人瞩目的成就,也体会不到成功的快乐。

手表定理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给我们一种非常直观的启发,就是对同一个人或同一个组织的管理不能同时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不能同时设置两个不同的目标。甚至每一个人不能由两个人来同时指挥,否则将使这个企业或这个人无所适从。手表定理所指的另一层含义在于每个人都不能同时挑选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否则,你的行为将陷于混乱。

三、不值得定律

不值得定律最直观的表述是:不值得做的事情,就不值得做好,这个定律似乎再简单不过了,但它的重要性却时时被人们疏忘。不值得定律反映出人们的一种心理,一个人如果从事的是一份自认为不值得做的事情,往往会保持冷嘲热讽,敷衍了事的态度。不仅成功率小,而且即使成功,也不会觉得有多大的成就感。

哪些事值得做呢?一般而言,这取决于三个因素。

1、价值观。关于价值观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只有符合我们价值观的事,我们才会满怀热情去做。

2、个性和气质。一个人如果做一份与他的个性气质完全背离的工作,他是很难做好的,如一个好交往的人成了档案员,或一个害羞者不得不每天和不同的人打交道。

3、现实的处境。同样一份工作,在不同的处境下去做,给我们的感受也是不同的。例如,在一家大公司,如果你最初做的是打杂跑腿的工作,你很可能认为是不值得的,可是,一旦你被提升为领班或部门经理,你就不会这样认为了。

总结一下,值得做的工作是:符合我们的价值观,适合我们的个性与气质,并能让我们看到期望。如果你的工作不具备这三个因素,你就要考虑换一个更合适的工作,并努力做好它。

因此,对个人来说,应在多种可供选择的奋斗目标及价值观中挑选一种,然后为之而奋斗。"选择你所爱的,爱你所选择的",才可能激发我们的奋斗毅力,也才可以心安理得。而对一个企业或组织来说,则要很好地分析员工的性格特性,合理分配工作,如让成就欲较强的职工单独或牵头来完成具有一定风险和难度的工作,并在其完成时给予定时的肯定和赞扬;让依附欲较强的职工更多地参加到某个团体中共同工作;让权力欲较强的职工担任一个与之能力相适应的主管。同时要加强员工对企业目标的认同感,让员工感觉到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值得的,这样才能激发职工的热情。

四、彼得原理

彼得原理是美国学者劳伦斯?彼得在对组织中人员晋升的相关现象研究后得出的一个结论;在各种组织中,由于习惯于对在某个等级上称职的人员进行晋升提拔,因而雇员总是趋向于晋升到其不称职的地位。彼得原理有时也被称为"向上爬"原理。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一名称职的教授被提升为大学校长后无法胜任;一个优秀的运动员被提升为主管体育的官员,而无所作为。

对一个组织而言,一旦组织中的相当部分人员被推到了其不称职的级别,就会造成组织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导致平庸者出人头地,发展停滞。因此,这就要求改变单纯的"根据贡献决定晋升"的企业员工晋升机制,不能因某个人在某一个岗位级别上干得很出色,就推断此人一定能够胜任更高一级的职务。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人员选聘机制,客观评价每一位职工的能力和水平,将职工安排到其可以胜任的岗位。不要把岗位晋升当成对职工的主要奖励方式,应建立更有效的奖励机制,更多地以加薪、休假等方式作为奖励手段。有时将一名职工晋升到一个其无法很好发挥才能的岗位,不仅不是对职工的奖励,反而使职工无法很好发挥才能,也给企业带来损失。

对个人而言,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期待着不停地升职,但不要将往上爬作为自己的惟一动力。与其在一个无法完全胜任的岗位勉力支撑、无所适从,还不如找一个自己能游刃有余的岗位好好发挥自己的专长。

五、零和游戏原理

当你看到两位对弈者时,你就可以说他们正在玩"零和游戏"。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总会有一个赢,一个输,如果我们把获胜计算为得1 分,而输棋为-1分,那么,这两人得分之和就是:1+(-1)=0。这正是"零和游戏"的基本内容:游戏者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游戏的总成绩永远是零。

零和游戏原理之所以广受关注,主要是因为人们发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能发现与"零和游戏"类似的局面,胜利者的光荣后面往往隐藏着失败者的辛酸和苦涩。从个人到国家,从政治到经济,似乎无不验证了世界正是一个巨大的"零和游戏"场。这种理论认为,世界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财富、资源、机遇都是有限的,个别人、个别地区和个别国家财富的增加必然意味着对其他人、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掠夺,这是一个"邪恶进化论"式的弱肉强食的世界。

但20世纪人类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的高速增长、科技进步、全球化以及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之后,"零和游戏"观念正逐渐被"双赢"观念所取代。人们开始认识到"利己"不一定要建立在"损人"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合作,皆大欢喜的结局是可能出现的。但从"零和游戏"走向"双赢",要求各方要有真诚合作的精神和勇气,在合作中不要耍小聪明,不要总想占别人的小便宜,要遵守游戏规则,否则"双赢"的局面就不可能出现,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

六、华盛顿合作规律。

华盛顿合作规律说的是:一个人敷衍了事,两个人互相推诿,三个人则永无成事之日。多少有点类似于我们"三个和尚"的故事。人与人的合作不是人力的简单相加,而是要复杂和微妙得多。在人与人的合作中,假定每个人的能力都为1 ,那么10个人的合作结果就有时比10大得多,有时甚至比1还要小。因为人不是静止的动物,而更像方向各异的能量,相推动时自然事半功倍,相互抵触时则一事无成。我们传统的管理理论中,对合作研究得并不多,最直观的反映就是,目前的大多数管理制度和行业都是致力于减少人力的无谓消耗,而非利用组织提高人的效能。换言之,不妨说管理的主要目的不是让每个人做到最好,而是避免内耗过多。2 1世纪将是一个合作的时代,值得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真诚合作的重要性,正在努力学习合作。

邦尼人力定律:一个人一分钟可以挖一个洞,六十个人一秒种却挖不了一个洞。合作是一个问题,如何合作也是一个问题。

七、酒与污水定律

酒与污水定律是指,如果把一匙酒倒进一桶污水中,你得到的是一桶污水;如果把一匙污水倒进一桶酒中,你得到的还是一桶污水。几乎在任何组织里,都存在几个难弄的人物,他们存在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把事情搞糟。他们到处搬弄是非,传播流言、破坏组织内部的和谐。最糟糕的是,他们像果箱里的烂苹果,如果你不及时处理,它会迅速传染,把果箱里其它苹果也弄烂,"烂苹果"的可怕之处在于它那惊人的破坏力。一个正直能干的人进入一个混乱的部门可能会被吞没,而一个人无德无才者能很快将一个高效的部门变成一盘散沙。组织系统往往是脆弱的,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妥协和容忍的基础上的,它很容易被侵害、被毒化。破坏者能力非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破坏总比建设容易。一个能工巧匠花费时日精心制作的陶瓷器,一头驴子一秒钟就能毁坏掉。如果拥有再多的能工巧匠,也不会有多少像样的工作成果。如果你的组织里有这样的一头驴子,你应该马上把它清除掉;如果你无力这样做,你就应该把它拴起来。

八、水桶定律

水桶定律是讲,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完全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组织都可能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即构成组织的各个部分往往决定了整个组织的水平。

构成组织的各个部分往往是优劣不齐的,而劣质部分往往又决定整个组织的水平。"水桶定律"与"酒与污水定律"不同,后者讨论的是组织中的破坏力量,而"最短的木板"却是组织中有用的一个部分,只不过比其它部分差一些,你不能把它们当成烂苹果扔掉。强弱只是相对而言的,无法消除。问题在于你容忍这种弱点到什么程度。如果它严重到成为阻碍工作的瓶颈,就不得不有所动作。

 如果你在一个组织中,你应该: 1、确保你不是最薄弱的部分; 2、避免或减少这一薄弱环节对你成功的影响; 3、如果不幸,你正处在这一环节中,你还可以采取有效的方法改进,或者转职去谋另一份工作。

九、蘑菇管理

蘑菇管理是许多组织对待初出茅庐者的一种管理方法,初学者被置于阴暗的角落(不受重视的部门,或打杂跑腿的工作),浇上一头大粪(无端的批评、指责、代人受过),任其自生自灭(得不到必要的指导和提携)。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一段"蘑菇"的经历,但这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尤其是当一切都刚刚开始的时候,当上几天"蘑菇",能够消除我们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让我们更加接近现实,看问题也更加实际,而对一个组织而言,一般地新进的人员都是一视同仁,从起薪到工作都不会有大的差别。无论你是多么优秀的人才,在刚开始的时候都只能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蘑菇"的经历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就像蚕茧,是羽化前必须经历的一步。所以,如何高效率地走过生命中的这一段,从中尽可能吸取经验,成熟起来,并树立良好的值得信赖的个人形象,是每个刚入社会的年轻人必须面对的课题。

十、奥卡姆剃刀定律

如果你认为只有焦头烂额、忙忙碌碌地工作才可能取得成功,那么,你错了。事情总是朝着复杂的方向发展,复杂会造成浪费,而效能则来自于单纯。在你做过的事情中可能绝大部分是毫无意义的,真正有效的活动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它们通常隐含于繁杂的事物中。找到关键的部分,去掉多余的活动,成功并不那么复杂。

奥卡姆剃刀:如无发要,勿增实体。12世纪,英国奥卡姆的威廉对无休无止的关于"共相"、"本质"之类的争吵感到厌倦,主张唯名论,只承认确实存在的东西,认为那些空洞无物的普遍性要领都是无用的累赘,应当被无情地"剃除"。他主张,"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这就是常说的"奥卡姆剃刀"。这把剃刀曾使很多人感到威胁,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威廉本人也受到伤害。然而,这并未损害这把刀的锋利,相反,经过数百年越来越快,并早已超越了原来狭窄的领域而具有广泛的、丰富的、深刻的意义。

奥卡姆剃刀定律在企业管理中可进一步深化为简单与复杂定律:把事情变复杂很简单,把事情变简单很复杂。这个定律要求,我们在处理事情时,要把握事情的主要实质,把握主流,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尤其要顺应自然,不要把事情人为地复杂化,这样才能把事情处理好。

十一、二八法则

你所完成的工作里80%的成果,来自于你20%的付出;而80%的付出,只换来20%的成果。

十二、钱的问题

当某人告诉你:"不是钱,而是原则问题"时,十有八九就是钱的问题。照一般的说法,金钱是价值的尺度,交换的媒介,财富的贮藏。但是这种说法忽略了
它的另一面,它令人陶醉、令人疯狂、令人激动的一面,也撇开了爱钱的心理不谈。马克思说,金钱是"人情的离心力",就是指这一方面而言。

关于金钱的本质、作用和功过,从古到今,人们已经留下了无数精辟深刻的格言和妙语。我们常会看到,人们为钱而兴奋,努力赚钱,用财富的画面挑逗自己。金钱对世界的秩序以及我们的生活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广泛的,这种影响有时是潜在的,我们往往意识不到它的作用如此巨大,然而奇妙的是:它完全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致富的驱动力并不是起源于生物学上的需要,动物生活中也找不到任何相同的现象。它不能顺应基本的目标,不能满足根本的需求- --的确,"致富"的定义就是获得超过自己需要的东西。然而这个看起来漫无目标的驱动力却是人类最强大的力量,人类为金钱而互相伤害,远超过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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