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中国科技大学的黄卫东副教授发来一篇另辟蹊径的文章,完全是不按科班经济学套路想出来的一些新方法,尽管这些学者的思考还欠完善,还需要推敲,但他们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值得赞扬,中国改革这么多年来最大的问题是被西方理论主宰了头脑,大多数的中国学者已经不会思考,只知道跟在发达国家屁股后面模仿 ,结果使经济成果损失惨重。现在经济危机的迹象已经逐渐显示出来,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好事是暴露了主流经济学派的弊端和误国,从而刺激出一个新的中国经济学的诞生。现在一大批中国学者已经在做这件事了。他们已经放弃了对西方经济学亦步亦趋的模仿,开始重新思考中国新的发展道路。至于文化方面,情形也是如此, 各大派系目前都在较量,本文集下面发出两个派系的文章,一个是《儒家邮报》的一组文章,一个是《公民》电子刊物的一组文章,一个是土鳖,一个海派,不同的传统不同的风格,请大家细看其中的区别。总之,中国自己的魂魄与思想目前都正在经历着磨练,就象第一篇文章《浮生若茶》一样,只有在上下翻滚的沸水中,中国的这壶茶叶才能发出清香。]

岌岌可危的中国主流学派

迎接中国自己的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的诞生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7月26日

目录

《沉浮浮生若茶》

张宏良:《不要欺人民太甚!——评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问题研讨会》

菲利普•派瑞斯:《基本收入——21世纪的一个朴素而伟大的思想》

黄卫东:《发展国家经济的七大原则,驳主流经济学家卖国谬论》

 何清涟:《“世界工厂”中的劳工现状 》

 胡星斗:《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官僚特权与无权阶级的矛盾----建立公天下与私天下并存的中国》

林安梧:《发展公民儒学,提倡大公有私----伦理道德观的转化》

唐勇:《中国儒学比韩国弱很多----杜维明访谈》

皮介行:《两岸应该共同维护中国钓鱼台领土主权──略论钓鱼台问题》

郑永年:《是什么阻碍了中国文化软力量的崛起》

王达三:《抵制〈熊猫〉不如火烧〈赤壁〉》

日本时报:《左派儒学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石平:《欧洲垫脚布波兰为何超级反华?》

章立凡:《地震中的改革大厦——三十年改革的回顾与前瞻》

吴祚来:《我为什么要指责余秋雨?》

张祖桦:《公民社会与社会运动》

王京龙:《独立基督教会在中国公民社会形成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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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Flynn"?<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15 13:20:2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浮生若茶.?

浮生若茶

磨练

茶叶因沸水才能释放出深蕴的清香,生命也只有遭遇一次次挫折,才能留下人生的幽香…… 。

一个屡屡失意的年轻人迢迢来到普济寺,慕名寻到老僧释圆,沮丧地对老僧释圆说:“像我这样屡屡失意的人,活着也是苟且,有什么用呢?”

老僧释圆如入定般坐着,静静听着这位年轻人的叹息和絮叨,什么也不说,只是吩咐小和尚说:“施主远途而来,烧一壶温水送过来。”小和尚诺诺着去了。稍顷,小和尚送来了一壶温水,释圆老僧抓了一把茶叶放进杯子里,然后用温水沏了,放在年轻人面前的茶几上,微微一笑说:“施主,请用些茶。”

年轻人俯首看看杯子,只见杯子里微微地袅出几缕水汽,那些茶叶静静地浮着。

年轻人不解地询问释圆说:“贵寺怎么用温水冲茶?”

释圆微笑不语,只是示意年轻人说:“施主请用茶吧。”

年轻人只好端起杯子,轻轻呷了两口。

释圆说:“请问施主,这茶可香?”

年轻人又呷了两口,细细品了又品,摇摇头说:“这是什么茶?一点茶香也没有呀。”

释圆笑笑说:“这是闽浙名茶铁观音啊,怎么会没有茶香?”

年轻人听说是上乘的铁观音,又忙端起杯子吹开浮着的茶叶呷两口又再三细细品味,还是放下杯子肯定地说:“真的没有一丝茶香。”

老僧释圆微微一笑,吩咐小和尚说:“再去膳房烧一壶沸水送过来。”小和尚又诺诺着去了。稍顷,便提来一壶壶嘴吱吱吐着浓浓白气的沸水进来,释圆起身,又取一个杯子,撮了把茶叶放进去,稍稍朝杯子里注了些沸水。放在年轻人面前的茶几上,年轻人俯首去看杯子里的茶,只见那些茶叶在杯子里上上下下地沉浮,随着茶叶的沉浮,一丝细微的清香便从杯子里溢出来。闻着那清清的茶香,年轻人禁不住欲去端那杯子,释圆微微一笑说:“施主稍候。”说着便提起水壶朝杯子里又注了一缕沸水。

年轻人再俯首看杯子,见那些茶叶上上下下沉沉浮浮得更嘈杂了。同时,一缕更醇更醉人的茶香袅袅地升腾出杯子,在禅房里轻轻地弥漫着。

释圆如是地注了五次水,杯子终于满了,那绿绿的一杯茶水,沁得满屋津津生香。释圆笑着问道:“施主可知道同是铁观音,却为什么茶味迥异吗?”

年轻人思忖说:“一杯用温水冲沏,一杯用沸水冲沏,用水不同吧。”

释圆笑笑说,用水不同,则茶叶的沉浮就不同。用温水沏的茶,茶叶就轻轻地浮在水上,没有沉浮,茶叶怎么会散逸它的清香呢?而用沸水冲沏的茶,冲沏了一次又一次,茶叶沉了又浮,浮了又沉,沉沉浮浮,茶叶就释出了它春雨的清幽,夏阳的炽烈,秋风的醇厚,冬霜的清冽。世间芸芸众生,又何尝不是茶呢?那些不经风雨的人,平平静静生活,就像温水沏的淡茶平地悬浮着,弥漫不出他们生命和智慧的清香,而那些栉风沐雨饱经沧桑的人,坎坷和不幸一次又一次袭击他们,就像被沸水沏了一次又一次的酽茶,他们在风风雨雨的岁月中沉沉浮浮,于是像沸水一次次冲沏的茶一样溢出了他们生命的脉脉清香。

是的,浮生若茶。我们何尝不是一撮生命的清茶?而命运又何尝不是一壶温水或炽烈的沸水呢?茶叶因为沸水才释放了它们本身深蕴的清香。而生命,也只有遭遇一次次的挫折和坎坷,才能留下我们一脉脉人生的幽香!

 

 

张宏良新作:美国鹦鹉不要欺中国人民太甚!

不要欺人民太甚!(一)

——评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问题研讨会

张宏良

2008-7-25

    原编者按:这是张宏良先生短暂休憩后的第一篇力作,文章以犀利的笔锋,翔实的数字,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研讨会上“银行没有贱卖”的无耻论调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揭露了买办集团主导的金融改革欺上瞒下搜刮百姓断送国家财富卖身国际资本的滔天罪孽。在紧扣金融战争最新动态的同时,张先生还对30余年来的倒行逆施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勾勒,痛斥了“卖国三部曲”的前世今生,读来振聋发聩,令人拍案。文章秉承张先生以往的行文风格,虽然篇幅较长,但文风磅礴大气,观点环环相扣,叙事浅入深出,描述生动形象,全文充满正气且极富斗争性,饱含了张先生强烈的爱国激情和对人民的拳拳之心,是一柄刺向精英的利剑,是一卷唤醒民众的雄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相信让中国买办精英懂得这个道理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全文以此为结束,将打赢这场21世纪新的民族救亡战争的希望寄于中国人民的觉醒,望网友们广为转发、传播。

    2008年是中国人民多灾多难的一年。只是最大的灾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把老百姓视如草芥的任意蹂躏欺辱。所谓“杀人可恕,情理难容”,“士可杀而不可辱”,讲的就是生命和尊严的道理。你可以剥夺他人的生命,却不可以侮辱他人的尊严。不仅士不可辱,民同样不可辱。对于崇尚天理人伦和生命尊严的中华民族来说,任意蹂躏欺辱的罪恶远远超过杀戮本身,所以《水浒》才把唯一没有杀人的高俅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而把历史的荣誉献给了武松等一生杀人无算的英雄豪杰。其实西方也是这个精神,“不自由毋宁死!”就是表示宁死也不接受蹂躏欺辱。所以古往今来历代统治集团往往都是欺压人民欺瞒人民,却很少欺辱人民,即便是恶贯满盈的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也没有突破这个道德底线,不仅对本国人民没有,甚至对侵占国家的人民也没有,日本只是否认南京大屠杀,而没有歌颂南京大屠杀,更没有组织专家学者讨伐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这就是底线,这就是连法西斯野兽都没有突破的底线。可是当今中国金融买办雇佣的所谓专家学者却突破了这个底线,居然众口一词地讨伐起了贱卖银行股最大的受害者——中国老百姓,大骂中国老百姓是没有理性的情绪发泄。把主人的财产贱卖掉还大骂主人不应该有疑问,无论是作为现代公仆还是作为旧时奴才,都是悖逆天理丧尽天良的人伦大罪。

    中国人民历史上的过度宽容和现实中的过度忍让,造成了中国精英集团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地对其欺压和凌辱,逼其下岗,淫其妻女,掠其财产,卖其银行,最令人发指的罕见暴行是,逼其下岗后再骂其懒惰,淫其妻女后再骂其堕落,掠其财产后再骂其无能,卖其银行后再骂其愚昧。如果所有这些仅仅是一些道德沦丧的不良学者的个别行为也就罢了,最近以来为了讨好上面以升官,讨好买办以发财,个别明星学者一直上蹿下跳地叫喊贱卖银行有功论,而今居然上升到召开研讨会的水平,形成买办、学者、媒体的联合轰炸,并且舆论轰炸的内容已不再是贱卖银行有功论,而是直接讨伐银行的主人——中国人民。过去有句话,叫做“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国老百姓已经忍受了世界上任何一国人民都无法忍受的空前劫难,只求给留下一点点做人的尊严,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给留下一个“完尸”,可是老百姓就这么一点儿可怜的要求都遭到了残酷蹂躏,非要把老百姓碎尸万段不可,一定要逼着老百姓承认贱卖银行是举世瞩目的丰功伟绩,把十多元的股票几毛钱卖给外国人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收获!这种行径简直超越了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任何流氓强盗!流氓强盗固然可恨,但是古往今来,哪怕是最邪恶的强盗也没有逼着受害者承认遭受抢劫是最大的收获;哪怕是最变态的流氓也没有逼着受害妇女承认被强暴是最大的快乐(不过据博客中国报道,举办此次研讨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就以射精属于劳动为依据,提出了妓女剥削嫖客的理论。其创新贡献仅次于贱卖银行有功论。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大惊人创新理论就是:贱卖银行有功论、乱伦幸福论、妓女剥削嫖客论)。如此丧心病狂地暴虐世界上最善良的老百姓,可谓是欺民太甚!

研讨会还是讨伐会?

    或许有人会说,这些人只是表达了错误观点而已,不要看得太重。这是所有受害者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究竟是我们看得太重,还是对方做得太绝。不错,在一个健康社会里,任何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无论什么样的观点,哪怕是极端反动的观点,也有表达的权利,只要是真诚的观点,就应该得到尊重。所谓真诚的观点是指发乎于心而非出自于利,更不是西方豢养的美国鹦鹉和买办雇佣的学界走狗。而这个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问题研讨会恰恰是国际垄断资本和国内金融买办操纵的利益表演,与其说是专业研讨会,不如说是放狗咬人的讨伐会。

    作为研讨会,应该是不同观点之间的研究讨论,特别对外贱卖银行股这类牵扯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又是在业界学界各色人等杂陈的情况下,不可能在所有重大问题上与会者观点如同拷贝般惊人一致,即便是在皇权专制的御前会议上,在一党专政的代表大会上,也从未出现过全体与会人员的观点如同一张光盘上拷贝出来一样,至少在诸如价格高低这类技术性问题上还是应该存在差异的。像目前这种在细节上也没有任何差异的所谓研讨会,可以说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第一次,也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最无耻最肮脏最龌龊的一幕。虽然中国学者的堕落已是人所共知的肮脏事实,但是能够堕落到这个程度却超出了历史上所有无耻之徒最大胆的想象。在中国的土地上由中国人民养育的一群中国学者,聚在一起呼吁外国人投资中国银行一年赚取10倍的收益率太低,认为把股票以相当于中国投资者十分之一的价格卖给外资仍然太高,甚至把锁定外资风险的价值数千亿元的期权分文不取地白送给外资,仍然认为外资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如果说连白送都不属于贱卖,那世界上还有什么属于贱卖?如果连白取都算是承担风险,那世界上还有什么没有风险?人,特别是公众人物,怎么能够无耻到这种程度!

    学者卖论求荣进而卖国求荣,中国历史上不乏其人,但是能够无耻到这种程度的却是历史上绝无仅有,当初投靠日本的汪精卫也只是认为投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并没有认为日本侵占中国是一件日本人吃亏中国人沾便宜的伟大改革。特别是在同期同样投资中国银行业的中国股民亏损三分之二的情况下,作为最高学术机构和最高专业媒体的明星学者,不仅绝口不提中国股民不应遭受的惨烈损失,反倒大肆论证外国人一年10倍的投资收益十分合理,请问这世上还有没有天理?诸位还有没有天良?尽管你们讨好那些买办可以前程似锦,可以荣华富贵,可是你们却丢掉了作为人的最基本的东西:良知和廉耻。这是连指使你们的主子都不敢公开丢掉的东西,所以才驱使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奴才出来祸害百姓祸害国家。或许你们现在或将来都会恬不知耻地说,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奉命行事,是主子在借用你们的学术身份,并非是你们的真实想法。不过在此需要提醒诸位,一个人做什么是阶级利益和政治立场决定的,但是怎么做却是个人品质决定的;做什么反映的是立场问题,怎么做反映的是道德问题。诸位在贱卖银行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极端无耻下流,恐怕连你们的主子都会感到不耻。主子可能会欣赏奴才的效率,却很少会欣赏奴才的卑鄙;所以才有了贵族和奴才、绅士和狗腿子之间的明确分工;贵族和绅士拥有政治立场,奴才和狗腿子拥有卑鄙手段;前者往往立场反动却不卑鄙,后者往往是既卑鄙又反动。所以历朝历代都是奴才比主子更坏,二鬼子比鬼子更邪恶,但是能够邪恶到像银行业改革开放问题研讨会这个程度的,却是空前绝后。

    就拿这次贱卖银行股来说,仅仅10多家银行股贱卖一年就流失上万亿财富,如此惊人的财富流失震撼了整个世界,连那些参与掠夺的外国金融机构都忍不住感叹中国太惨了,甚至连美国这个最大的操刀手都被中国财富流失的可怕惨境震撼了,于今年4月份出台了新的外资审查法案,成立了包括国务卿、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长在内的外资审查委员会,构筑了强大的金融壁垒,避免中国财富流失的悲剧在美国重演。这次贱卖银行股造成的财富流失有多么可怕,看看中国股市就知道了,在持续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居然莫名其妙地爆发股灾,短短半年股市就跌去一半,大部分股票跌幅超过三分之二,市值损失18万亿,相当于7年全国工资总和(按2006年计),绝大多数投资者血本无归。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财富哪里去了?全都通过这种贱卖差价落入了外资腰包。面对由财富外流造成的惊人财富浩劫,无论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你还是个人,就会感到震惊和恐惧,可是这些顶着专家学者光环的美国鹦鹉和买办走狗得出的结论却是,外资掠夺越多中国就越富裕。在利益面前中国学者能够堕落到这种程度简直匪夷所思,真让人弄不明白他们究竟是属于社会学上的道德堕落,还是属于生物学上的物种堕落。马克思曾经讲过,动物只能按照本能这一个尺度衡量世界,人能够按照任何尺度创造世界。估计主张贱卖银行有功论的这些专家学者就是按照本能这一个尺度衡量世界的低等动物,他们自己依靠卖国走上了富裕道路,便认为全国人民都在他们卖国的道路上富了起来,所以才会理直气壮地高扬卖国旗帜。

     这个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研讨会最为荒诞的地方,在于它把30年来形成的“西门庆立法”这一中国特色推向了极端。既然是讨论银行股是不是贱卖的研讨会,参加者就不能是那些贱卖银行股的人,不能由小偷来评判盗窃是否属于犯罪,不能由流氓来判定什么行为属于强奸,这应该是古今中外所有社会的基本常识,只要不是已经丧尽天良的人,绝不会违背这个基本常识。可是看一下这个研讨会的名单就会发现,其中半数都是亲自贱卖银行股的人,除了那个刚刚贱卖完银行股就因受贿而被判刑的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之外(由这位行长身上就可以看出贱卖银行的都是些什么人),几家大银行的官员都到了,有的银行官员即便未亲自到场,也派了几条首席“黑背”隆重参加(中国老板的格言:企业聘用经济学家权当是养了几条“黑背”。“黑背”是一种狼狗),从而形成了 “西门庆立法”的典型现象。所谓“西门庆立法”,就是由当事人自己充当法官,为自己的行为确定性质,这是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司法现象,是所有立法中最荒诞最黑暗最邪恶,也是老百姓最绝望的一种立法现象,是中国所有悲剧的最大司法根源。当今世界立法分为公众立法和精英立法两大类,毛泽东时代属于公众立法;精英立法又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武松立法”,即由局外人立法;另一类就是中国形成的“西门庆立法”,即由犯罪当事人立法。由贱卖银行的人来讨论银行是不是属于贱卖,结论如何自是可想而知,只是这样做有些欺民太甚,太欺负中国老百姓,太把中国老百姓不当人了。

    即便在《水浒》这个集封建社会司法黑暗之大成的典型环境中,西门庆也只能是通过贿赂法官才能达到目的,而不能直接充当法官;高俅身为国防部长,要陷害林冲一个普通军校教员,也只能通过其他法官达到目的,而不能直接给林冲定罪。而30年来中国司法改革的最大悲剧,就是按照效率最大化原则,把罪犯和法官直接合二为一了,由当事人自己给自己立法定性。这个银行业研讨会的一些参与者,就是身兼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人大常委双重职务,中国产业的陷落,中国银行的贱卖,乃至将来弄不好亡国灭种,问题都出在这个双重职务上。银行是做买卖的公司,人大常委会是立法机构,这两个职务放在一个人身上,就必然形成现在这个局面,银行把股份贱卖给外国人,立法机构随之叫好,甚至无论银行做什么,人大常委都会予以肯定,最终把全国人大常委会变成了银行的私人保安。可以说,这个研讨会最让人震惊的就是“人大常委驳斥银行贱卖论”的大字标题了。作为达官名流的与会者应该知道,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国会议员以国会的名义参与商业银行买卖股票价格的讨论,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并且肯定会被立案调查;作为国有银行官员和人大常委更应该知道,在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国有银行资产的买卖特别是对外买卖,都必须经过议会批准,这是现代文明社会每一个公民都具有的基本常识。可是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天天以西方普世价值对抗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专家学者,在这个人所共知的问题上却绝口不提西方做法,绝口不提西方国家的国有银行是怎样买卖的。粗略看一下这个研讨会的内容就会发现,恰恰是在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上,所有与会者都不约而同地集体失语:一是在买卖中国银行股上发了大财的那些西方国家,他们的国有银行是怎么买卖的,是不是也是以高于外资10倍的价格卖给本国人民,以相当于本国人民十分之一的价格卖给外国人;二是在外国人赚取了10倍投资收益的同时,中国人赔了多少,又是怎么赔的,为什么在中国人血本无归的情况下,外国人仍然有十多倍的账面收益?其实,只要把这两个问题摆到桌面上,银行股是不是贱卖,就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了。

    看着这个与其说是研讨会不如说是讨伐会的内容我就在想,这些人为何非要把老百姓逼上死路不可。中央十七大提出要让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他们就同时启动天量的外资圈钱计划和“大小非解禁”的抢钱计划,导致股市暴跌8个月,彻底毁灭了老百姓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梦想;中央提出要实现“五有社会”,他们就通过贱卖银行股一年让外资卷走一万多亿,彻底摧毁了建设“五有”社会的物质基础;中央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他们就通过劫贫济富的办法把老百姓逼上极端,连半条活路都不留;最近党中央总书记公开登陆被称为“左派大本营” 的强国论坛,宣告党中央十分重视网络舆论,全国立刻就掀起了疯狂的删帖运动,故意制造网民对总书记的误解和对立。最近以来这股阴风越来越邪乎,可说是剑剑指向中央,刀刀剁向百姓。在这些人眼里,对共产党卸磨杀驴的时候到了,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已完成了财富抢劫,现在所担心的是老百姓会再次打起共产的旗号对他们实行反抢劫,所以他们下了杀驴的决心。当初他们是借用共产党的旗号抢劫老百姓,现在正好借用老百姓的怒火再消灭共产党,这可谓是超越千古的政治绝杀,无论最终难逃此劫的是共产党还是老百姓,他们都是已经注定的不变赢家。这种赢家地位来自于30年间他们自己制造的政治惯例,就是无论犯下多大罪行,只要往西方国家一跑,事情就算彻底了结。凭借这个人为制造的惯例,他们将亲属财产转移海外,在西方国家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地,安排好退路以后便开始了对国内老百姓极端疯狂地掠夺和欺辱。这个政治惯例是当初老爷子安排的所有杀着中最为高明的一着,目的是为逃避历史惩罚,让子女后代永远能够过上帝王般的富裕生活。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在积极配合这一惯例,对所有反华分子照单全收,特别是对学界和媒体大腕更是关怀有加。所以这个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研讨会才会如此无所顾忌地大肆讨伐老百姓。

    只是不知道这些人有没有想过,你们真的认为中国人民以后会遵循你们制造的这个惯例?你们真的相信西方人民能够接受毁掉了世界最美丽家园的一群罪犯?你们真的以为中国永远都不会像美国、欧盟、俄罗斯以及韩国那样对待叛国者?就在今年4月,韩国刚刚编纂出版了《韩奸大词典》第三卷,按照名单逐个没收后代亲属的所有财产,让所有子孙后代都蒙羞含辱,人前再难抬头。诸位就不为自己子女的将来想一想?既然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难道就唯独能够漏掉你们?别的暂且不论,就拿通过贱卖银行股转移给外资的这上万亿资产来说,就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千古第一大案,仅此一案就百年难消,所有人都应该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2007年美国龙星公司将1998年韩国危机期间购买的韩国外汇银行股份卖掉,10年赚取了46亿美元,引起韩国舆论一片哗然,韩国司法机关立案调查,那些当初参与外汇银行买卖的人纷纷落入法网。与10年让外资赚取46亿美元的韩国银行案相比,一年就让外资赚取上万亿人民币的中国银行属于什么性质的案件,我想参加“讨伐会”的专家学者应该十分清楚。在此,我们只是想提醒诸位,不要太蔑视历史,不要太欺负人民!

    不良学者的流氓观点还是金融买办的殖民化宣言?

    如果这个所谓银行业研讨会仅仅是几个不良学者赚取昧心钱的流氓言论,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加以理会,30年来中国的不良学者早已堕落成世界上最下流的生物群体,没有任何卑鄙事情是他们干不出来的,像贱卖银行有功论这类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勾当,原本就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可以说已经司空见惯。只是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围绕贱卖银行有功论的许多言论乍看上去好像完全是流氓言论,但是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些颠倒黑白的流氓言论不过是表面假象,其本质是推行经济殖民化的卖国主张,把经济殖民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图强加在在中国人民头上。通过下面这个研讨会的一些基本主张,就可以看出这些中国人已经把中国卖到了何等悲惨的程度!

    其一,这个研讨会最让人震惊的地方,就是他们认为外资不仅有权享有各种超国民待遇,甚至应该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权利,有权直接占有全国国有资产。这是他们的原话:“仅以入股价格计算,据了解,在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时,外资股东的入股价格高于同期入股的中方股东。四家银行进行财务重组和改制时,代表国家出资的财政部、中央汇金公司、中建投以及其他国有发起人股东均以每股1元的价格入股,而战略投资者入股价格最高的是汇丰银行,当时其以1.76倍市净率入股交行,最低的美国银行入股建行价格也达到1.15倍市净率。这一价格,远远高过国有股东。”单就形式上来说就可看出这些自称的“理性学者”简直就是一群地地道道的无赖流氓,你是比较入股价格还是比较市净率?如果是比较入股价格就应该中外双方都是价格,如果是比较市净率就应该中外双方都是市净率。用市净率比较入股价格,怎么知道美国入股价格是高是低?作为学者怎么能无耻到这种程度,即便是那些市井无赖也不会下作到这个地步!其流氓手段暂且不论,就关于我国银行国家股的价格分析来说,这些人完全是站在汉奸立场上来看问题。所有老股民都知道(经济学家更知道),包括银行在内的我国上市公司最初都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目的是为国有企业募集资金,帮助国有企业脱贫解困,简单说,就是国家不想再为国有企业掏钱了,要把为国有企业掏钱的任务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又不想丢掉控股权,便把企业现有资产按照股票面值折算成每股一元,国家并未投入一分钱现金,仍然保留了控股权。由于国有企业本来就是归全民所有,再加上又承诺国家股不流通,所以国有资产是每股折算一元,还是每股折算一毛,大家并未在意,反正都是国家的,都是老百姓的,怎么折算都无所谓,所以老百姓仍然高高兴兴地以平均15元的高价购买股票。只是随着后来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越来越多的国家股落入私人和外资手中,并且从去年起国家股也开始上市流通,把当初一元钱折算的股票和老百姓15元的股票按照一个价格买卖,老百姓才知道上当了,但是已经晚了,绝大部分投资者已经血本无归了。并且今年3月份还把这个过程起了个专业名称:股权分置改革,作为重大成就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老百姓也就只能认命了。

    但是,中国老百姓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的金融买办及其雇佣的专家学者,居然以当初国家股未花一分钱为依据,以国家股按照股票面值折算为标准,将中国的银行卖给外国人。按照他们自己的统计,卖给外资的最高价格是2元多人民币,最低价格不到1元钱。价格最高的兴业银行卖给外资是2.7元,国内2%幸运者的中签价是15.98元,98%的中国股民购买价是四、五十元;价格最低的建设银行卖给美国银行的价格是0.94元,国内2%幸运者的中签价是6.45元,98%中国股民的购买价是10元左右。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投资建设银行股票,中国投资者亏损数千亿,而美国银行能够从建设银行赚取数千亿元的原因。原本以为贱卖银行股一年损失上万亿资产可能是误入了外资陷阱,看了银行业研讨会才知道这个陷阱不是外资设置的,而是中国金融界和学术界帮助外资设置的。一年损失上万亿资产不过是灾难的开始,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如果按照国家财政部的入股价格对外出售银行股份的话,等于是要把全国的银行资产都白白送给外资,甚至不仅仅是全国的银行,包括所有国有公司的资产统统都要归外资所有。因为财政部代表全国人民控制国有资产根本就没掏一分钱,这是因为财政部本身就是全国人民的,如果那些参股控股中国银行业的外资公司也归全国人民所有,莫说是每股价格9毛多,哪怕就算是每股价格只卖9分钱9厘钱,老百姓也绝无异议,也绝不会认为是贱卖。

    而现在这些打着学术旗号的买办汉奸,居然要参照财政部控股国有资产的成本对外资转让中国的银行,这是连当初八国联军和后来的日本鬼子都想象不出的强盗逻辑,若非亲眼所见,任谁都不会相信是中国人自己的“无私奉献”。或许一些不太懂得经济的人不了解其中的可怕含义,以财政部对本国资产的控股成本作为对外出卖银行的参照价格,这就如同要参照主人的权利占有对方的财产,参照丈夫的权利占有对方的妻子,参照父母的权利占有对方的孩子一样。如此荒诞的卖国行径甚至完全超越了当年李鸿章最大胆的卖国想象,李鸿章再怎么卖国也没有卖到让八国联军享受和清朝政府相同的待遇。可就是这样一个与其说是卖国不如说是毁国的罪恶行为,居然胆大妄为地拿到研讨会上公开宣扬,可见在他们眼里老百姓已经被蔑视到了何等程度!所谓图穷匕现、水落石出,直到现在人们才明白银行业所谓改革开放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把中国的金融资产划归到西方国家腰包里,其中一部分成为金融买办的提成。庞大的中国金融业逐渐变成了国际垄断资本、国内金融买办、相关腐败官员和学界美国鹦鹉“四马分肥”的瓜分对象,账面那60万亿金融资产究竟国内还剩多少?恐怕不到彻底清算那一天谁都不知道。

    其二,在外资控股中国银行业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上,同样反映出了这些自称不同于老百姓情绪发泄的所谓“理性学者”的流氓本色。学者之所以为学者,他和流氓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有没有文凭有没有职称,而在于是不是讲道理。我们说外资控股中国银行业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的原因在于,银行不仅是现代经济中心,同时也是社会信息中心,中国所有企事业单位的流动资产,中国所有党政机关以及军警部门的活动,都处于银行的监视和控制之中,一旦落入外资手中,不仅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甚至危害国家政治安全和国防安全。所以,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把银行看作是有关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纷纷立法禁止外资控股本国银行。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今年3月中国银监会出台法规允许外资控股中国银行业,随后中国银监会主席又宣布“外资控股中国银行没有任何法律障碍,从百分之一到百分之百之间都可以”,才会引起全国一片哗然,最终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于是金融买办才匆忙召集了一帮不良学者,才有了这个所谓银行业改革开放研讨会。只是这帮所谓理性学者不应该像泼皮牛二那样强耍无赖,把外资控股中国银行和外资在中国设立银行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混淆在一起,借此欺骗党中央欺骗全国人民。这个研讨会报道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105个国家的统计,2005年末外资银行占国内银行总资产的平均比例为3%,东欧地区占比较高,外资银行总资产达到其国内银行总资产的58%,占比较低的东亚和大洋洲合计为6%,而我国仅为2.44%” 由此认为外资控股中国银行并不危害国家经济安全。显然这里是用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的规模,偷偷替换掉了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规模,这种替换的恶毒之处在于,对于一般不了解金融的中央领导和普通民众,很容易因此形成错觉,认为外资控股中国银行业不过才百分之一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大笔一挥就成了批示,然后这些金融买办再拿着中央批示镇压百姓的反抗。中国金融领域所谓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几乎都是如此形成的。

    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是“决策信息定向化”,就是中央重大政策的决策信息,都是由国内买办集团、美国鹦鹉等利益集团单向提供的,这些单向信息完全是建立在歪曲事实和编造谎言的基础上,任何人根据这些单向信息都只能做出单向决策,这是信息时代决策模式的一大特点。信息时代决策的基础是信息,有什么样的信息便会产生什么样的决策,所以美国等西方国家才不惜花大价钱控制中国的学术机构和咨询机构,把中国的学术明星打造成为美国鹦鹉,按照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和需要制造各种决策信息,误导中国高层决策。可以说,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所有重大决策失误,无不是这种“决策信息定向化”的结果,所以美国等西方国家才会在中国改革开放中获得巨大利益,把中国再次变成了经济上任凭外资掠夺的“国际奶牛”,美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比中国人还关心中国改革,多次威胁中国如果放慢改革将会直接损害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这个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研讨会,以及此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系列贱卖银行有功论的学术轰炸,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中国突然单方面全部开放金融市场的决策原因,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供的这些资料,任何决策者哪怕是西天佛祖,也会做出彻底丧失中国银行控股权的金融决策。

    就拿眼前外资银行规模大小这件事情来说,为什么外资银行在中国规模不大?道理很简单,因为控股中国银行的成本要远远低于在中国创办银行的成本,既然中国已经为外资准备好了现成的银行,外资可以用十分低廉的价格甚至零价收购过来,为什么还要自己辛辛苦苦去创办银行?所以国际金融资本的主要方式就是扫荡和控股中国银行,把中国人60年流血流汗艰苦奋斗创办的银行一个一个地全部拿走,而所花费的成本不过是贿赂几个金融买办和收养一批美国鹦鹉。由于暗中收购中国银行已不过瘾,美国国会便于去年做出决议,指使中国银监会制订允许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法律法规,用法律武器大肆收购中国银行。虽然此法案遭到全国人民强烈反对,但是在中国最高金融监管机构、最高经济咨询机构和最高学术机构的一致配合下,估计很快就会变成现实。他们几乎如同拷贝般地一致认为:只要财政部抱紧股份不卖,允许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法律就不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这无疑如同在说,只要妇女不解开裤腰带,允许强奸妇女的法律就没有任何危害。如此处心积虑地要把自己的国家置于险地,让人很难相信这些时常飞进飞出中南海的学者名流,这群黑头发黑眼睛的美国鹦鹉,居然都是中国人。

    目前中国决策信息定向化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党中央所有的信息渠道几乎全被垄断,目前买办集团对党中央的信息封锁几乎超过了当初袁世凯部属对袁世凯的封锁,当初袁世凯的部属为制造民众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假象,居然单独为袁世凯印制一份当时发现量最大的报纸《顺天日报》,诱使袁世凯做出称帝决策。一位新华社记者在报送中央的内参上介绍了美国俄罗斯等国加强金融监管的实际情况,引起了相关领导的关注,立刻就被中国最高金融监管部门以泄露内参的罪名密告国家有关部门,对该记者进行残酷打击;一些进步网站相继接到警告,如果胆敢涉及银监会的讨论立刻关闭网站。为了切断党中央和人民群众之间的信息渠道,继续向党中央提供单向信息,除党中央直属机关之外的一些相关部门已经联合行动起来,针对中国爱国人士的大规模迫害开始了!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批判,已经由数月前的理论讨伐变成了付诸实际行动的残酷打击。13亿中国人民都将看到,中国极端右翼政治势力竭力散布的所谓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究竟是如何血腥了。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连向党中央介绍美国俄罗斯的真实情况都要遭受严厉打击,这个国家已经被外部力量控制到了何等程度!中国再次出现了类似1966年前夕那种状况:一边眼含热泪高呼学习刘少奇,一边随便发表文章攻击毛主席。现在又是如此,那边报刊媒体可以公开发表文章批判党中央总书记,这边质疑一个小小银监会都要进行严厉打击。可见所谓右派的民主自由,就是他有对上推翻共产党,对下残害老百姓的自由,你却没有替老百姓说话的自由;他有任意编造谎言的自由,你却没有说出事情真相的自由;他有卖国的自由,你却没有爱国的自由。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均衡的一场政治战争。在爱国阵营方面,以人民日报、新华社为代表的部分党报党刊,由于受政治纪律的约束,没有任何攻击力,基本处于观望状态;经过30年彻底围剿,左翼进步力量已不再拥有任何一家报刊,街头报摊上的所有非娱乐性报刊,几乎全部被买办控制,在一个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国家里,能够把左翼报刊消灭得干干净净,不能不说是中国买办集团的一大历史创举;唯一能够表达民众声音的网络,删贴放贴的控制权也完全掌握在对方手里,关闭网站比拍死个蚊子还随便,对舆论的控制远远超过了晚清政府和国民党军统。可是在卖国阵营方面,却是阵容空前强大,强大到足以能够颠覆任何强大国家的程度。党报党刊办刊方式的僵化,左翼进步力量没有报刊的空白化,在客观上把整个舆论阵地全都让给了买办集团和美国鹦鹉,使其成为国内外反华势力真正的自由天地,在自由批判国家精神方面,在自由践踏天理人伦方面,在自由编造政治谎言方面,在自由扼杀民众思想方面,在自由欺辱民众人格方面,在自由出卖国家利益方面,其自由程度远远超越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正是这种空前的自由给予了他们空前强大的力量,能够把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变成美国的驻华金融代办处,一个接一个地不断把中国人民流血流汗建造的银行,变成美国等西方国家控股的银行,并且对任何持有异议的爱国人士进行残酷打击。目前以南方系报刊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势力,以《◇◇春秋》为代表的国内买办势力,以中央党校《◇◇时报》为代表的党内官僚势力,再加上中央电视台的经济频道和财经类报刊,再借助于最高咨询机构和最高学术机构的专家造势,形成了越来越强大的卖国信息防火墙,对上完全能够堵塞党中央的信息渠道,对下基本能够堵塞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的信息渠道。目前买办力量对中国的信息控制程度,已远甚于东汉、晚唐和明代时期的宦官专政。他们推行和掩盖卖国罪行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动用国家的行政系统对爱国力量进行打击;二是动用以美国鹦鹉为代表的学界力量和传统媒体对党中央进行信息封锁;三是动用黑白两道力量控制和搞乱网络信息,用网管等白道力量封锁扼杀真实信息,用网络流氓等黑道力量编造谎言、混淆是非,进行人身攻击。其目的是一定要把中国经济置于西方国家的殖民控制之下,以维护买办集团的根本利益。(接下)

 

不要欺人民太甚!(二)

——评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问题研讨会

张宏良

2008年7月25日星期五

    (接上)并且他们的舆论控制十分有效,制造的反动信息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就拿那个准备用国际垄断资本的法西斯专政代替共产党的《◇◇春秋》来说,最近发行量直线上升,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民众的极大悲哀,一帮把老百姓经济上剥夺干净并且正在把老百姓的家园也出卖掉的买办集团,却能够以虚假表象把老百姓感动的热泪盈眶,获得老百姓的真诚支持。在以前文章中我们曾经说过,中国买办集团具有大体相同的家庭结构,就是老子具有无边的权利,儿子具有无边的资本,孙子具有无边的自由。而《◇◇春秋》后面那个集团几乎全部都是这种家庭结构。在此我们看到了中国老百姓悲剧命运的另一个方面:当原本的人民公敌反倒成为人民自发推崇的偶像时,人民所遭受的一切劫难都将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报应。尽管这种推崇是被蒙蔽的结果,但它毕竟在客观上助长了罪恶的蔓延,当罪恶的祸水开始泛滥时,最先被淹没的自然是处于社会最低层的老百姓。老百姓经常疑惑老天不长眼的“好人不长命,王八活千年”,其道理就在于此。制造罪恶的人往往不会遭受罪恶的报应,遭受罪恶报应的人往往不知道报应的原因,这就是精英政治给老百姓带来的一大历史灾难。可以说,如果买办集团操纵的这些媒体继续受到老百姓自发的欢迎,发行量继续直线上升,那么,等待中国老百姓的就不再仅仅是丧失工作丧失福利丧失财产等经济损失,将肯定是血流成河的国破大劫难,到那时,倒卧在血泊中的老百姓将会再次想起“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的悲惨要求,即便是其中敢于反叛的佼佼者,恐怕也只能是再次重复怒目苍天饮恨亡的历史结局。

    面对这些肆无忌惮地把国家推向毁灭的买办帮凶和美国鹦鹉,中国人民应该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在决策信息化的时代,通过精心编造决策信息把一个国家推向毁灭,究竟属于刑事犯罪还是属于言论自由?为什么编造损害某个人、某个单位利益的有害信息属于犯罪,而编造损害国家损害人民甚至把整个民族推向毁灭的有害信息就属于言论自由?是谁设计的又是为什么设计的这套司法制度?为什么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勾结外部势力损害国家利益都属于犯罪,唯独在中国属于言论自由?形成这套世界独一无二法律体系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究竟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权贵司法制度的历史延续,还是中国精英集团人为设计的结果?但无论是什么原因,这套允许卖国毁国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司法制度必须废除,如果没有这套荒谬绝伦的司法制度,中国的买办汉奸就不可能如此猖狂。正是因为有这套荒谬绝伦的司法制度,才会出现同样荒谬绝伦的社会现象:合伙抢劫10元钱要四散而逃;合伙抢劫上万亿金钱却敢聚在一起开研讨会!如此违背天道,悖逆天理,丧尽天良,即便能够得逞于一时,老百姓无可奈何,也势必要遭受天谴,难逃历史清算。在此让人不由得想起了东方法学理论的三律:自律,他律,天律。意思是说人首先需要自律自我约束;当不能自律时就会有他律即社会的约束;社会也约束不了就会有天律即苍天的约束,就要遭受天谴,天谴就不仅会惩罚一代人,甚至要惩罚数代人。自律是用来约束好人的,他律是用来约束坏人的,天律是用来约束精英集团的。欧洲精英集团之所以能给老百姓留条活路,形成和谐社会,是因为欧洲精英集团在历史上曾多次遭受过天谴,知道天律的威严,能够自觉遵守天律。中国精英集团之所以不畏天变,不惧天律,不守天道,就在于从未遭受过天谴,如果中国精英集团也遭受过英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大革命那种大规模天谴,就绝不会像今天这样肆无忌惮地做尽伤天害理之事。

    其三,研讨会所代表的买办学者和美国鹦鹉最近叫嚣最凶的,就是被贱卖的银行和外资都赚了大钱,唯独不提中国普通投资者亏损得血本无归。按照研讨会的统计,“四家银行改革之初,国家注资共6666.2亿元人民币,以2007年12月底股价计算,国有股权总市值达43733.9亿元人民币,比注资增长了6.6倍;自2004年股改到2007年底,国有股东分红总额达1833.9亿元人民币”“据建行统计,大体上建行每赚10元,国家得到的收益是8.5元”,“四家银行共引进了9家境外战略投资者,协议投资总额达170.64亿美元。”许多对资本市场不熟悉的人或许很难看出这些数字背后的极端无耻和血腥。

    首先,研讨会确认了通过贱卖中国四大银行股共获得170亿美元,相当于1100多亿人民币,其中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的贱卖是2006年,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贱卖是2005年。到2007年,外资在这四大银行赚取的资本收益超过8000亿人民币。其中投资时间短的不到一年,最长不超过2年,外资投资银行的资本就从1100多亿增加到8000多亿,一年时间投资增殖约7倍,这是世界证券发行史上从未有过的外资暴利现象。可见,是不是贱卖已经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良心问题了。至于说在银行资产增加的过程中我国赚的比外资更多,则更是荒谬无耻的说法。银行本来就是我们的银行,现在银行增加的资产被外资拿走了一部分,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分,这无论如何也得不出中国赚钱的结论。这就如同你们家的资产增殖了100万,被强盗劫去了20万,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你们家比强盗赚得还多。最让人感到愤怒的是,这些所谓理性的专家学者为了掩饰卖国,居然无耻到了编造谎言的程度,用国家注资来代替投资。研讨会承认银行股改之初,国家注资6666亿人民币,注资不是投资,投资可以获得股份,注资则完全是无偿的,是政府把本来属于全国人民的财政资金白白送给银行,没有形成哪怕是一股的国家股,何来回报之说?说到此许多人可能更不明白,为什么政府要在银行对外发行股票之前注资?就是为了消除银行坏账,把干干净净的优质资产卖给外国人。注资6千多亿人民币为了引进1千多亿人民币,然后立刻让对方再赚取8千多亿人民币,请问古今中外历朝历代有过这样荒唐的经济活动吗?除了与洋人分成的腐败因素之外,谁能解释清楚这种匪夷所思的所谓买卖!我经常讲,再过100年人们谈论今天的中国,肯定不会相信现在这一切是真实的,肯定会认为是历史记载错误,单就智商来讲人们就无法理解今天的中国人怎么会愚蠢到这种程度:用6千亿去换1千亿,然后再立刻送给对方8千亿。送完后还发动全国学界精英开动全国财经媒体一起高喊:我们赚了!经常有些青年人疑惑不知道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些什么,其实可做的事情很多,比如把现在这些所谓鹦鹉学者统计一下,搞一个排行榜,帮助他们名垂青史,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其次,外资和银行赚的谁的钱?又是怎么赚的?按照研讨会提供的数字,在不到2年时间里,9家外资公司就从中国四大银行赚取了8千多亿,只是他们声称在外资赚钱的同时,银行也赚了,并且以建设银行为例,“据建行统计,大体上建行每赚10元,国家得到的收益是8.5元,外资只得到1.5元”。外资是否仅仅拿走了中国银行资产的六分之一暂且不论,在此我们只是想弄清楚外资和银行赚的钱是哪里来的?又是以什么方式赚取的?在外资收益超过7倍,银行市值超过4万亿的同时,中国普通投资者却遭受了极其惨烈的巨大损失,流通市值损失6万亿,平均每个帐户损失15万元。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在中国股市上投资中国的股票,外资能够赚取7到8倍的收益,中国投资者却亏损累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买办集团冠绝古今的“伟大历史创新”:把股票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外资,以极高的价格卖给中国老百姓,如建设银行的股票卖给美国银行的价格是0.94元,中国2%幸运者的中签价是6.45元,绝大部分投资者的购买价格超过10元;中国石油的外资购买价格是1.06元,中国2%幸运者的中签价是16.7元,绝大部分投资者的购买价是三、四十元。正是这种巨大的价格差额,才能使美国银行在2年多的时间里从建设银行赚取2千多亿,巴非特一个人就从中国石油上赚取了接近3百亿。而与此同时,中国投资者特别是普通散户却是亏的惨不忍睹,建设银行股价跌去一大半,中国石油跌幅更是超过70%,对于节衣缩食的中国老百姓来讲,这无疑是一场极其可怕的财富浩劫。

     而造成这场财富浩劫的并非是市场因素,因为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财富浩劫完全是由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制订的悬殊差价造成的。把本国股票以高于外资10多倍的价格卖给本国老百姓,这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流氓现象。这种悬殊的价格差额完全锁定了外资的风险:当中国投资者开始赚钱的时候,外资至少已经赚了十几倍;当外资开始赔钱的时候,中国投资者已经完全“死光了”,肯定会爆发社会骚乱,这是中国政府不能接受的底线。所以外资绝对没有赔钱的风险。以牺牲数千万股民的利益保障外资的投资收益,这些监管部门到底是中国的国家机关,还是国际金融资本的驻华办事处?“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碳贱愿天寒”,老百姓唱不尽的千古悲剧啊,在中国股市中达到了顶端,对于那些48元买入中国石油的中国股民来说,眼看着美国人1.06元的购买价,怎能不心痛欲裂、肝肠寸断?要知道,中国石油可是中国人一滴血一滴汗干出来的公司啊,现在却是一元多卖给美国人,中国人自己买要花48元!那些丧尽天良的所谓专家学者说什么战略投资者股票有3年锁定期,对于投资中国石油的散户来说,别说是3年,恐怕再锁定13年也出不来。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散户血泪创作的《中国石油之歌》的凄厉歌声,就会在城镇血色的夜空中飘荡,飘入无数可怜投资者的可怕梦乡,这些朴实勤劳的股民被坑骗的太惨了,中国买办集团不仅毁掉了他们的白天,也毁掉了他们的夜晚。不管你是专家,学者,还是其他什么玩意儿,只要你还是个人,还有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良心,你就不会去继续欺辱这些已经被骗得血本无归的诚实投资者,更不会去论证他们的亏损完全是活该。连中国改革开放最坚定的拥护者吴敬莲先生都忍不住痛斥道:“中国股市连赌场都不如,赌场中至少不能看对方的牌,而中国股市完全是看着对方的牌出牌”。可见,无论你是左派还是右派,是市场派还是计划派,只要你还是个人,还没有卖国卖到丧心病狂的程度,你就不会为买办勾结外资狂赚中国人的钱而欢呼。

    其四,贱卖银行有功论的另一个根据,就是外资给银行带来了所谓先进技术。研讨会报道说:“学者们一致认为战略投资者不仅要投入资金,还带来了技术和经验,给国有银行带来的最大变化在于治理结构的优化”。看到这段话更让人感到难以名状的悲愤难耐,不知道中国学者怎么会无耻到这种程度。首先,对于四大银行来讲,一部分参股的外资商业银行把你看做是竞争对手,不可能给你什么先进技术;另外一部分是投资银行,也就是证券公司,是买卖股票的庄家,由于它本身就不是商业银行,如何能给你带来商业银行的先进技术?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你可以坚持卖国毁国的极端反动立场,却不可以践踏常识到不要脸的程度!其次,对于四大银行之外的大多数商业银行来讲,外资的确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这些注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商业银行,都已经是被外资控股的银行,资产已经不属于中国人了,此时这些银行有没有先进技术对中国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如同一个人的老婆都被人领走了,她的衣服是否时髦已经没有了意义一样。在贱卖银行过程中,中国最大的损失还不仅仅是财富的损失,更加可怕的是银行被外资控股后的经济殖民化和政治傀儡化后果,这也是买办帮凶和鹦鹉学者一直回避的问题。

    外资参股四大银行一年损失8千亿固然让人痛心,但更加让人痛心和担忧的是外资廉价控股中国银行。拥有4500亿资产的广东发展银行被美国花旗银行以20亿控制;市值超过1100亿的深圳发展银行被美国新桥集团以12亿多控股,这个价格还不到深圳发展银行一个季度的利润;市值超过1500亿的北京银行被荷兰人以17亿多控股,这个价格还不到当年北京银行利润的40%;市值近1千亿的华夏银行被德国人以26亿控股,这个价格只相当于华夏银行三个季度的利润。按照中国银监会分散中方股东的股改安排,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被外资控股,落入外资手中。银行落入外资手中不仅会造成重大财富损失,不仅会危害国家经济、政治和国防安全,甚至银行的亿万储户将会成为外资绑架中国政府的人质。

    广东发展银行被美国花旗银行以20亿拿走不到一年,就以经营困难为由迫使广东省政府注资购买其近600亿坏账,也就是让广东省政府代替偿还银行收不回来的600亿欠款,如果广东省政府拒绝偿还,美国花旗银行就会宣布广发行破产,丧失存款的亿万百姓就会造反动乱。这是广东省无论如何不敢接受的可怕后果,只好乖乖为广发行的坏账买单,由于广东省政府财政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被迫只能卖掉手里国家电网的股份,用来填补广发行的坏账。中国人真是窝囊到家了,白白送掉一个银行还不算,还要再为银行的坏账买单,这就如同领走人家媳妇以后,再以媳妇营养不良为由向丈夫索取营养费,丈夫手头没钱便只好卖掉房屋支付营养费。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如此欺辱中国人的买卖还从未有过,秦烩、李鸿章、汪精卫几乎都没有干过类似勾当。最让人担忧的是,如果这些被外资控股的银行像当初英国巴林银行那样,突然宣布因衍生品交易失误丧失了全部资产,从而一起宣布破产怎么办?如果这些被外资控股的银行都采用广东发展银行的办法,要求中国政府填补全部坏账,否则就让中国所有储户的存款立刻灰飞烟灭,用亿万储户作为绑架中国的人质,造成上至政府下至百姓真正意义上的国破家亡,中国将怎么办?控股中国银行,可谓是火烧赤壁前的铁索连环;非如此,不能把所有战船一把火烧干净;也非如此,不能把所有中国财富席卷干净。可以说,把中国逼上世界无产者的绝望境地,可能是贱卖银行对中国最大的影响。中华民族的崛起有可能完全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历史上所有崛起国家的共同特点,都是以富国身份崛起的,有可能中华民族将以世界无产者的身份实现崛起,从而为一体化的世界建立一个公正的秩序。

     看看下面银行破产的事实,就知道距离国家破产还有多远,中国距离世界无产者的目标还有多远。

银行破产是亡国三部曲的关键步骤

    这次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研讨会暴出的一个最惊人事实,就是2005年贱卖银行股之前,中国银行业事实上已经破产,据研讨会报道:“参会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当年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超过了30%,甚至被认为基本已经技术性破产”所谓技术性破产就是事实上已经破产,只是缺少一个法律程序而已。这是中国金融界和经济学界第一次宣布并且还是一致宣布,2004年至2006年的中国银行业事实上已陷入破产。这个结论可谓是石破天惊,自1978年走上改革开放的所谓强国之路,期间连年《政府工作报告》都宣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结果却是不仅国家没有强大起来,到2005年居然把原本没有任何坏账的中国银行业搞得破了产。对于现代经济而言,一个国家银行业的破产,往往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看看当初俄罗斯金融崩溃和今天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和后果,就会明白这个道理。中国改革的历史合法性,就是建立在改革前“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谎言基础上的,没想到,谎言重复千遍果真变成了现实,27年后中国银行业真的陷入了破产境地,国民经济真的到了崩溃的边缘。历史真是有意思,东西方两个最优秀的民族在重复谎言方面形成了戏剧性两个极端:当初德国戈培尔的谎言重复千遍,差点儿把整个欧洲都变成德国版图;而今中国谎言重复千遍,则有可能丧失现有的版图。中国右翼集团与西方国家右翼集团在国家利益上截然相反的奴才秉性,决定了中国的命运总是在悲剧的一端徘徊。记得当时中国左翼经济学家就尖锐指出:国企的私有化改革把工人抛向街头,把债务甩给银行,导致银行坏账急剧增加,势必会导致银行破产。针对中国左翼经济学家的批评,当时经济学届和金融界以及所有改革精英,也像今天这样倾巢而出破口大骂是极左回潮,是污蔑改革开放,一致认为中国金融状况十分健康。可是仅仅才过去2年时间,为了证明贱卖银行有功论,他们又反其道而行之,众口狂吠地高叫当时中国银行业已经破产。

    再过几年,他们会不会又像现在卖银行的逻辑一样,辩解说什么之所以要卖国,是因为今天的国家已经破产,只有卖掉才是国家唯一出路。回顾30年来他们毁国卖国的逻辑始终如此:最初用承包制把好端端的国有企业逼上绝境,然后以国有企业面临破产为由实行私有化,完成了权贵对公有制企业的全面抢劫;又用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把银行逼上绝境,再以银行已经破产为由实行外资化,把中国的银行变成外资银行;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当银行被外资控制以后,国家的全部财富都会被外资席卷而去,最终再以国家事实上已经破产为由,把整个国家卖掉,在中国亿万百姓血沃千里的悲惨呼号中,他们及其子女能够安然地享受美国夏威夷的海滩和阳光,或者可以驾车尽享满眼绿色的欧洲风情。总之,与国家和民族利益已经形成生死对立的中国精英集团,是一定要把国家推上亡国道路的,国破家亡是老百姓的逻辑,对他们则恰恰相反,是国破才能家在,亡国才能兴家。虽然马克斯•韦伯早就指出过发展中国家的一大苦恼,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这些国家的精英集团,在利益上越来越和国际资本相联系,越来越和本国利益相对立,但是像中国精英集团这样丧心病狂地要把国家推向毁灭的现象,却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

    中国精英集团与国际垄断资本为中国改革设计的内在逻辑,在客观上决定了必然会形成国企破产、银行破产、国家破产的亡国三部曲。目前,通过国企破产实现私有化的第一步已经实现了;通过银行破产实现外资化的第二步正在实现,这是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关键环节。关于国企破产的原因,中国的改革精英一直归咎于计划经济,这虽然是多年来人所共知的历史谎言,但毕竟在时间上还勉强靠得上。可是关于银行破产仍然归咎于计划经济,把数万亿直至十数万亿的银行坏账算在国民收入只有数千亿的计划经济头上,即便对无耻透顶的这些学界精英来说,也是感觉说不过去的。于是把账算到了2004年以前的市场经济头上,算到了上届政府的头上。这一手可谓毒辣之极:先前20多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造成了国企破产,后来20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造成了银行破产,可见,自1949年中华民族独立以来,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来,就一直处于破产状态,无论是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不行,除了再次普世成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之外,没有其它任何历史出路。如此深厚的城府,如此高绝的谋略,是这些学界走狗和美国鹦鹉难以企及的,显然后面另有大师在导演。

    宣布贱卖银行股之前中国银行业已经破产,是一个重大政治信号,表明对文革的控诉已经扩大到对整个共和国的控诉,对极左的清算已经扩大到对整个共产党的清算,为下一步全面清算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进行舆论准备。在此之前的历届政府工作报告,都坚持宣称包括金融领域在内的改革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始终把清算的底线划在改革开放之前,从未突破过这条底线。中国银行改制开始于2004年,贱卖银行开始于2005年,外资大规模参股控股中国银行是2006年以后。按照经济学界和金融界关于银行贱卖前已经破产的说法,破产是由上届政府留下来的。可是查阅上届政府总理朱溶基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却发现,其中不仅没有银行已经破产的迹象,甚至宣称1998到2003那5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伟大的5年,经济建设成就超过改革前28年的总和,“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上届政府宣称2003年之前是中国经济最辉煌的5年,本届政府的所有学者则一致宣称上届政府搞得银行已经破产,究竟是上届政府为掩饰国企私有化改革在说谎欺骗人民,还是本届政府为掩饰贱卖银行在说谎欺骗人民,历史自有判断,不过上届政府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巨额坏账却是无可争议的铁一般事实。按照美国高盛公司等外国研究机构的统计,中国银行的坏账可以概括为两个40%,即坏账约有40%,消除这些坏账需要耗费GDP的40%,这个数字要远远高于中国银监会公布的最高30%的坏账率。如果这个数字符合实际,中国银行业确实已到了破产边缘。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些坏账是哪里来的的?中国银行业怎么被弄到了破产境地?

    前面提到,银行破产不过是亡国三部曲的第二步,是由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决定的。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是一种致错改革,就是把原本好端端一个事物推向错误,形成改革的必要性;然后再推向一个更大的错误,形成更大的改革必要性;改革本身不断衍生出新的改革需求,由此循环往复,不死不休。于是便有了国企破产、银行破产和最终朝着国家破产方向发展的亡国三部曲。许多人或许都还记得,最初中国改革的方向并非是市场化,而是全面恢复前苏联的僵化体制,称之为是拨乱反正,彻底摧毁了当时中国正在探索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现代企业文化,把国有企业推上了难以发展的根本困境。后来苏联东欧的巨变更加证明了那完全是一条死路。这是中国国有企业被推上破产道路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其后便开始了增加企业活力的利润承包制改革,利润承包导致了杀鸡取卵的掠夺式经营,国有企业迅速陷入了破产绝境,由此开始了私有化产权改革,进入了全面抢劫的时代。国企的私有化改革很快又把银行拖入了破产境地:一是在私有化改制过程中企业把债务全部甩给了银行。二是购并国有企业的资金来自于银行。三是国企私有化后往往把工人抛向街头转向房地产开发,所有资金包括推高房产地产的资金全都来自银行。四是在高额回扣的腐败收益刺激下,全国变成了一个大工地,所有资金都来自于银行。朱溶基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十分自豪的基本建设成就,就是这样形成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比他们批判的文革高积累时期几乎还翻了一番。五是借银行不良资产升官发财,一方面,银行官员为了降低坏账比率迅速升官,便采取大规模放贷的办法,让企业借新债还旧债,导致不良资产呈几何级数增加;另一方面,通过不良资产发财,国企改革为银行制造不良资产,银行开放向外资赠送不良资产,外资再以巨额回扣返还相关人员,结果是银行大放血,大家都发财。美国摩根公司在中国经营不良资产的利润率超过900%。六是由于政府任命银行官员,政府官员完全把银行当成了提款机,金钱如同决堤洪水般通过各种建设项目渗透进了各级官员和开发商的腰包,重庆巫山县交通局长不过一个科级干部,受贿金额就能相当于全县收入的五分之一,这还是国家级贫困县的干部,一个县里像这样的科级干部不下数百人,一个人就能捞取2千多万,全县该是多少?全国又该是多少?全国7百多万党政干部,四千多万一般干部,如此攀比着捞起来,该是何等惊人的天文数字!莫说是会导致中国的银行业破产,如果世界一体化后也保持这种权利结构,恐怕全世界的银行都会破产。

    就这样,在九十年代掏空并进而占有国有企业之后,又以相同手段掏空了银行,只是后来占有银行的不再是国内权贵,而是国际金融大亨。金融买办集团为掩盖掏空银行的行为,把中国数代人建立起来的银行随便以不到一元钱的价格卖给了外资。只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的银行不仅仅是商业公司,甚至主要不是商业公司,同时还是甚至主要是金融管理机关。凭借其金融管理和市场的双重垄断,把中国资源和环境变现形成的巨大财富,把中国老百姓60年奋斗积累的巨大财富,把中国亿万股票和基金投资者投入的巨大财富,迅速转换成为银行资产,让控股参股中国银行业的外资公司赚取了超越任何冒险家想象的惊人财富。并且控制了现代经济最核心的命脉——中国银行业,进而开始了对包括证券、保险、年金等所有行业在内的整个中国金融市场的全面扫荡。对于虚拟经济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经济来讲,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系统被外资控制,等于是外资在中国架设了一条庞大无比的财富虹吸管道,无论中国老百姓创造多少财富,都能够在瞬间被全部吸走,所造成的财富损失远远超过八国联军和八年抗战的损失总和,由此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再次反抗,掀起了21世纪新的民族救亡运动。这是继鸦片战争、抗日战争之后,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三次民族救亡运动。

    这场斗争的救亡性质,决定了中国民众的矛头并没有指向国内的买办精英,而仅仅是不愿意亡国而已,虽然仅仅如此,却仍然引起了国内买办精英的刻毒仇恨和疯狂打击,他们面对中国民众日益高涨的民族救亡运动,十分狂妄地宣称:“无论有多少老百姓发泄,都阻挡不住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步伐!”是的,八十年代初的审判和八十年代末的镇压,造就了中国买办精英极端的狂妄,自觉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他们卖国的步伐,只是他们忘记了一个道理,当人民用现有方式无论如何都阻挡不住民族的灾难时,人民就会坚决地转而选择其他方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相信让中国买办精英懂得这个道理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我耳边仿佛又响起了那雄壮的歌声: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只是半个世纪以后,那歌声已变成为:保卫环境!保卫资源!保卫产业!保卫金融!才能保住全中国!

     网友评论: 胡温前往山东、广东视察企业,呼吁加大对中小企业资金扶持这一新闻就足以说明银行、金融领域汉奸买办公开对抗中央的嚣张程度。连最高领导人都要亲自到企业视察可见中国金融领域、财政部、银行都被汉奸买办所控制。他们对中央阳奉阴违,再联合统计、审计等部门为其一个个卖国决策提供数据机理论支持达到最终篡党夺权的目的进而瓜分中国财富、血腥奴役中国人民。 最令人发指的罕见暴行是,逼其下岗后再骂其懒惰,淫其妻女后再骂其堕落,掠其财产后再骂其无能,卖其银行后再骂其愚昧。——真是血泪控诉啊!

 

基本收入——21世纪的一个朴素而伟大的思想

菲利普•范•派瑞斯

成福蕊 译

    内容摘要:基本收入(或人头基金)是指一个政治共同体向其所有成员支付的一项收入,这种收入是以个人为基础的,没有经济状况审查或工作要求。本文概览了基本收入计划所采取的各种形式,并找出其共同的联系;将基本收入的核心原理整合为一种应对贫穷和失业的策略;考察了普适性的基本收入是否支付得起并且在何种程度上是可支付的;讨论了在南方和北方,基本收入的下一步最有希望的计划。

    关键词:基本收入;福利国家;最低收入;负所得税;贫穷。

    给每个公民一笔适当的、无条件的收入,作为他们其它收入的补充。这个非常简单的思想有着极其深远的渊源。在过去两个世纪中,人们发明的很多概念中都隐含着它的影子——例如,“区域分红”、“国家红利”、“人头基金”、“公民工资”、“全民利益”和“基本收入”——但大多数都没有成功实现。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观点突然在美国流行起来,而且居然由一位总统候选人提出来,但是不久便被搁置,几乎是被遗忘。然而,在过去二十年里,此观点逐渐成为整个欧盟中史无前例并迅速扩展的公共议题。有些人将其视为许多社会痼疾的良药,包括失业和贫穷。另一些人则指责其为疯狂的、有经济缺陷的、反伦理的计划,应尽快遗忘并扔进历史思想的垃圾箱。

    为澄清这些争论,我开篇较多地探讨基本收入是什么,不是什么,及其与现有的保障性收入计划有何区别。在此基础上,会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基本收入最近受到了如此多的关注,为什么会面临较大的阻力,以及最后该如何克服这些阻力。作者坚信基本收入不会被遗忘,更不会被抛弃。基本收入是硕果仅存的、定将影响新世纪理论和现实的几个基本思想之一。

    基本收入的内涵和外延

    基本收入是指一个政治共同体向其所有成员支付的一项收入,这种收入是以个人为基础的,没有经济状况审查或工作要求。下面简单剖析一下每个要点。

    一项收入

    现金支付而不是实物支付。我们可以设想一种福利,它具有基本收入的其他一切特征,但是以实物形式支付,例如,采取标准食物组合的方式或某块土地使用权的方式;或者这种福利是以带有限制性用途的专门货币形式提供,例如,食品券或住房补贴;或更广义的,仅能在当期消费,没有任何储蓄的可能性。相反,基本收入是以现金提供的,没有任何消费或投资的用途和时间方面的限制。在多数情况下,它是作为现存实物转支(如免费教育或基本健康保险)的补充而非替代。

    周期性支付,而非一次性赠与。依据不同的计划,基本收入由一组周期性的购买力构成,如每周、每月、每期、或每年。我们可以再设想一项福利,其具有基本收入的所有其他特征,但是一次性支付的,如在某人成年时。周期性的基本收入和这种基本赠与有很大的差别。然而,我们不能夸大其词。首先,基本赠与可以被投资,产生相等价值的年度或月度收入,直至受益者死亡,这也可以算是一项周期性基本收入。如果放入保险市场,年金的水平将与受益人的预期寿命成反比。例如,女性要比男性的年金低。其次,虽然除转为年金外,基本赠与还可以有其它用途,但如果基本收入的受益者能够对其未来基本收入流进行自由借贷,二者的最终差异将被基本抵消。

    由政治共同体支付

    从定义中看出,基本收入是由政府从公共资源中支付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一定由国家政府支付。也不一定从再分配的税收中支付。

    国家政府,内含或外延。在大多数计划中,基本收入被认为是由国家政府筹集和支付,正如“国家红利”、“全国分红”和“公民工资”等名称所代表的那样。然而,原则上,它也可以由国家内的部分政治组织筹集和支付,如省或社区。实际上,根据定义,唯一的真正引入基本收入的政治体就是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基本收入还可以被想象为由超国家的政治体支付。欧盟已经提出了几种计划,甚至联合国也提出了一些计划。

    再分配。基本收入可以但不一定必须由特定的或指定的方式筹资。它完全可以随着其他的政府支出一样从各种收入来源的公共资金库中筹集。那些支持从特定方式筹资的人大多是考虑某种专门的税收。有人希望从土地税或自然资源税中筹资,有人偏好一种税基非常广泛的专门税收或大大提高增值税。一些考虑全球基本收入的人强调新的税收工具的潜力,如对投机性资本活动所征的托宾税或对信息转让所征的比特税。

    分配。然而,再分配税收不一定是筹资的唯一来源。阿拉斯加的分红来自于风险分散化的投资基金的收益,此基金是政府用阿拉斯加的大量油田的租赁收入建立的。同样的,詹姆斯•米德规划的公平、效率的经济中包括从公有生产性资产的收益中的社会分红。最后,还有一系列计划从货币创造方面为基本收入筹资,从梅杰•道格拉斯的社会信贷运动,到更复杂的(也更适度的)约瑟夫•胡伯的建议。

    给所有成员

    非公民?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是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有些人,尤其是喜欢“公民收入”名称的人,将成员设想为限于法律意义上的国民或公民。基本收入的权利与全部公民身份的权利和义务相一致,如同法国的哲学家Jean-Marc Ferry的概念一样。然而,大多数基本收入的支持者,尤其是将其视为反排他性政策的人,不想对基本收入冠以限制性权利从而加深劳动市场的二元化。他们因此倾向于将成员设想为更广义上的,包括所有合法的永久性居民。操作原则可能是对于非居民设定一个最低居住期限,或者可简单的以现在的纳税居民作为提供条件,或者将二者结合起来。

    儿童?成员的概念在年龄维度上也是包罗万象的。有人将基本收入限定于成年人中,但往往并列的提出普适性的——即没有经济状况审查的儿童福利计划,福利的水平不一定与儿童的等级有关(正相关或负相关),或与儿童的年龄有关(正相关)。另有人将基本收入设想为一种从出生到死亡的权利,因此看作是儿童福利体系的完全替代品。福利水平必须独立于儿童的家庭状况,尤其是他或她的等级。在某些较慷慨的计划中,有人还希望儿童计划与成年人一样,不考虑年龄,像阿拉斯加分红计划的实际运作一样。但是大多数提出将儿童计划和基本收入机制融合的人依据年龄划分基本收入的等级,最大等级享受者必须在成年或以后。

    领退休金者?类似的,一些人将基本收入限于没有达到退休年龄的人,然后将其视为对个人的、没有经济状况审查的、在较高水平发放的无需缴纳的基本养老金的自然补充,这在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存在,如瑞典。然而,大多数计划中,基本收入对老人的发放额度与年轻成年人相同或更高。在所有情况下,老年人的基本收入都可以从公共或私人的养老金计划或者私人储蓄及就业中得到补充。

    监狱、医院等机构中的人?即使给“成员”一个最贴切、最广泛的定义,仍然有可能将一些人口排除在基本收入之外。将罪犯拘留入狱对社会造成的成本远远大于给与他们适当水平的基本收入,即使算上他们可能从事的全部生产性劳动。因此,很明显监狱里的人在其监禁期间应该失去他们的基本收入福利,除非监禁是没有确实依据的。但是一旦他们被释放,他们就恢复了领取基本收入的权利。这同样适用于其它机构中长期居住的人,如疯人院、养老院等,只要其全部居住成本是直接由共同体支付的,而不是其自己支付的。

     以个人为基础

    付给每个人。基本收入支付给共同体内的每一个成员,而不是像现有的大多数最低收入保障计划那样支付给每个家庭整体或其户主。
统一性。即使福利支付给每个人,其水平还是会受到家庭组合的影响。考虑到人均生活成本随着家庭的规模而缩小的事实,现有最低收入保障给一对夫妇的人均收入少于一个单身者。因此一种公平有效的计划的运行假定管理者有能力审查收益人的居住情况。相反,基本收入是严格以个人基础支付的,这有两层含义:不仅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是接受者,而且其收益的多少独立于他或她所属的家庭类型。因此,基本收入计划的运行不需要任何居住形式的控制,它保留了人们通过与他人共住而减少居住成本的全部好处。正是由于其严格的个人性质,基本收入更容易摆脱“孤独陷阱”,有益于互助生活。

    没有经济状况审查

    不考虑收入。相对于现存的最低收入保障计划,基本收入的最惊人的特点无疑是支付给穷人和富人同样的金额,不管其收入如何。即使最简单的现存计划中,对每种类型的家庭(单身成年,无孩夫妇,一个孩子的单亲家庭,等等)都规定了最低收入水平,要评估家庭来自其它来源的所有收入,家庭只得到总收入与规定的最低收入之间的差额。在这个意义上,现存计划是依据事前评估的受益人的收入,对符合条件者进行事后补偿。而基本收入计划是事先偿付,没有任何收入审查。收入超过规定最低水平的人和收入达不到最低水平的人都得到相同的支付额。在决定一个人应被赋予的基本收入水平时也不考虑任何其它资格:不论是个人的非正式收入,还是他可以从亲戚中得到的权益,还是其财产的价值。为了提供基本收入可能需要较高的平均税率,但是税收和福利体系不再依赖资格进行二分。

    没有使富人更富。穷人和富人得到相同的基本收入,不能得出基本收入计划会使富人和穷人都变得更富裕的结论。基本收入需要资金来源。

    1. 如果基本收入简单的加入现存的税收和福利体系中,很明显较富的人将不仅为其自己的基本收入支付,而且支付穷人的大部分的基本收入。如果资金是通过累进税筹集,这明显成立。但是在直接税和累退税制下,也同样成立。基本收入对穷人的经济优势,关键条件显然是相对于其人数(不一定是其收入),富人将比穷人贡献更多的资金。

    2. 然而,在大多数计划中,基本收入的引入是与取消部分现有福利和税收减免相结合的。如果计划的改革仅仅是将现在集中于穷人的非常有限的非缴费性福利分散给更多的人,那穷人境况明显变差了。但是没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荒谬的计划。在大多数依靠直接税的计划中,基本收入不仅取代了非缴费性收益的低端部分,而且取代了每个纳税人较低收入框架下的税收减免。在适度的基本收入下,收入分配的直接影响被限制在非常窄的范围内。但是其水平越高,所得税的平均税率越高,从富人到穷人的再分配就越多。

    同时给与富人,对穷人会更好?因此,给所有的富人和穷人,不意味着富人的境况变好。但是,是否有理由相信给定水平的最低收入比带有经济状况审查的保障性收入对穷人更好?是的,至少有三个相互关联的原因。首先,在普及性计划下,穷人的受益比率可能比带有经济状况审查的计划高。穷人中没有被通知但有资格领取其福利的人会减少。其次,作为公民每人收到一份福利没有羞辱感。因为耻辱效应会影响受益人比率,所以这与第一条也间接相关。再次,基本收入计划下的周期性、可靠的收益不受工作的影响,然而在标准经济状况审查计划下很可能受影响。这相当于从一个方面跳出了与传统福利体系密切相关的失业陷阱。

    创造了新的工作?经济学家更加关注的是失业陷阱的另一方面,即在没有工作和低收入工作之间没有明显的收入差异。在收入分配的最底端,如果每单位收入都能被失去的一单位福利所抵消,或者抵消得更多,那么即使不是非常懒惰的人也会放弃这种工作,也没有动力去寻找这种工作。因为考虑到额外成本、交通时间或照顾孩子的问题等,一个人在这样的条件下不会接受工作。而且,雇主设计和提供这样的工作通常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希望被解雇的人们不可能成为尽责的、可靠的员工。最低工资法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对全职工作提供低于最低保障收入的工资,但对于兼职工作仍然存在。普及性基本收入计划代替经济状况审查的保障性收入计划也通常被认为是解决失业陷阱的途径。如果人们收到一种普及性的基本收入,但是对所有不超出最低收入保障的收入份额课以100%的税收,那么失业陷阱与经济状况审查的保障性收入计划是一样的。但是只要最低收入水平的税率低于100%,那么下面的结论成立:由于无论工作与否,无论穷富,你都能够获得基本收入的全部额度,那么工作一定会比不工作变得更好。

    相当于负所得税?然而要注意的是,失业陷阱的第二个方面似乎也可以通过经济状况审查计划有效的解决,使福利减少的速度小于收入增加的速度。这也被称为负所得税,是一种统一的、可补偿的税收扣除。负所得税的概念最初出现在法国经济学家奥古斯汀•克诺特的作品中,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简要的提议将其作为削减福利国家的手段;詹姆斯•托宾及其同事更深入地研究将其作为反贫穷手段并同时保持工作激励。在直接税制下,税收可以(但不一定必须)是线性的,没有任何收入被课以100%的重税,负所得税相当于将每个家庭(给定组合)的所得税债务减少一个固定数额,当然如果固定数额超过税收债务就以现金支付福利。假设固定数额的税收减免与基本收入计划的水平相当,人们既没有基本收入,也没有所得税债务,这与得到一定金额的基本收入效果一样。随着收入的上升,福利将降低,正如传统的经济状况审查计划一样。但是在较低的水平时,实际上使得税后转移支付的数额与基本收入的发放数额相等。负所得税的差异仅仅在于税收和福利的净差额。在基本收入计划下,负所得税的税收减免所需资金被收上来又返还回去了。在负所得税计划下,转移支付都是单向的:在盈亏平衡点以下的家庭收到正的支付(负的所得税);在超过盈亏平衡点的家庭收到负的支付(正的所得税)。

    没有工作要求

    不考虑当前的工作绩效。最低收入保障计划的权利在定义上不受过去工作年限的限制,也不受社会保障计划中所交保险金的限制。但是,早期通常以履行一些苦役为条件。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大大不同于这些形式的与最低就业密切相关的最低收入保障计划。它也不同于那些要求家中至少有一人处于有偿就业状态的工作福利,如美国就业收入税收减免和英国近期的工作家庭税收减免计划。因为突破了失业陷阱,也就是提供一种有工作激励的净福利,基本收入(或负所得税)计划可以被理解和应用为一种工作福利或收益的补充,无条件的特点使其不同于任何形式的就业补贴。

    不考虑工作意愿。它也有别于传统的往往将权利限定在有工作意愿的范围内的最低收入保障计划。基本收入计划根据权利支付,不需要任何人工伪装,包括家庭主妇,学生,罢工者,和永久流浪者。一些折中性计划,如“参与式收入”,加入了一个广义的社会贡献条件,可以是全职或兼职有偿工作或自我雇佣;教育、培训或积极寻找工作;婴儿护理或照顾老年人;定期在一个被认可的机构志愿工作。条件越广泛,其与基本收入的差别越小。

    为何需要基本收入?

    如果不需要经济状况审查,那么重要的是放弃工作审查。将所讨论的后两种无条件情况放在一起——没有经济状况审查和没有工作审查——可以简单总结出在现有条件下基本收入计划最重要的核心所在。由于经济状况审查与失业陷阱密切相关,取消审查会出现新的低收入工作。但是,这些工作有的可能是污秽的、不体面的和无出路的,是不应被鼓励的。有的工作可能是舒适的、长见识的和有利于自我提升的工作,这即使在工资较低的情况下也是值得从事的,因为其内在价值或提供了培训。只有受雇者自己有识别工作的能力,但不总是有这样的权利。无工作条件的基本收入赋予弱势群体讨价还价能力,而这是有工作审查的保障性收入计划所不能及的。因此,取消工作审查是防止取消经济状况审查后污秽工作扩张的关键工具。

    如果没有经济状况审查,工作审查也不需要。同时,取消经济状况审查后的工作激励使得工作审查变得不具有吸引力,因为工作审查本身就是为了避免供养懒惰人群。基本收入的两项关键无条件逻辑上互相依赖,但是他们作为一项强有力的计划的要素在本质上是相联的。

    虽自由但积极。这两种无条件的结合是基本收入解决贫困和失业问题的核心。相对于传统的保障性收入计划,支持基本收入的关键依据在于其广泛共享的思想——社会正义不仅是对收入的权利问题,而且是参与性问题。最有效的兼顾收入和参与性的方法是无论个人行为如何,保持收入转移这种积极福利,使其由强制的非工作状态变为低收入的积极工作状态。可能有人认为工资所得税减免或就业补贴等计划运作得更好,更节约成本或保证低生产率工作的活力并为底层群体提供有酬工作的目标。但是,如果关注点不是使穷人不惜一切代价变得忙碌起来,而是让他们有机会从事有意义的有酬工作,基本收入的无条件特点就具有至关重要的优势:它(可持续的)使得弱势群体获得谈判能力,使他们能够识别有吸引力的或有前途的工作和那些污秽的工作。

    基本收入和社会正义。前面的讨论已经将社会正义作为人们追求实现真正自由的美好生活的条件。作者在“所有人的真正自由”中提出并论述了这个概念。对基本收入的可替代性原则正义提出的较少,但提出了很多实用正义作为简单的可达到更复杂的理想政策工具的次优。然而,我相信任何将基本收入作为最优的有力证据都必须采取某种“真正自由”(不仅是权利,而且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的方式)的概念作为社会正义的分配原则,并将它与某种很强的平等主义原则相结合。我提出“真正自由意志者”这个专门的概念对下列观点有关键作用:我们的真正自由根基实际上存在着极大的不平等,这是在我们生存的过程中所收到的各种恩赐的集合,包括使我们每个人拥有自己工作的机会。因此,我们工作中存在大量的就业租金,这可以而且必须(部分地)通过可预测、可持续的所得税收入最大化来解决,其收入用来支付普及性的无条件基本收入。我提出的模式无疑是可以改进的,但是我可以肯定,如果基本收入可以达到最优结果,那么它就一定与我的提议非常接近。

    基本收入可支付吗?

    一个有待说明的问题。这个非常宽泛的问题本身没有意义,有意义是只有在人们确定了基本收入的水平并规定它将取代哪种现存福利,才能开始转向可支付性问题。因此,基本收入计划是否具有可支付性因不同的计划而异。

    因为无工作审查而成本更高?基本收入是对所有人发放的,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工作,然而传统的保障性最低收入都要经过工作意愿审查。因此,与传统的保障收入相比,更多的穷人会收到基本收入,基本收入计划似乎将耗费更大的成本。但我们稍后将看到,建立基本收入这样的一种机制是昂贵的,但是工作审查机制并不会降低成本。因此,取消工作审查,不是危及基本收入支付能力的原因。

    因为收入无条件而更昂贵?

    经济状况审查和普及性计划的等价。基本收入的支付性问题更多来源于其对穷人和富人支付相同的福利的事实。原则上基本收入可以获得与传统的最低收入保障计划相同的总额和净额收入关系(见原文附录)。如果这种关系是相同的,它意味着对那些对计划作出净贡献的纳税人的成本在两种情况下是相同的,也就意味着两种情况下任何收入水平的边际税率都是一样的。

    给予富人是经济的。当传统的保障性最低收入在我们财富之内时,基本收入是支付不起的。但是转移支付不是净支出。他们是购买力的重新分配。净贡献者的分配成本和负激励产生的经济成本在任何计划下都可能是一样的。而且,还有管理成本。但是,现代计算机和有效的税收和转移支付技术在普及性的事前计划中很可能比在经济状况审查的事后计划中成本低,至少在有效性上。因此,给予所有人比专门给穷人不会更昂贵而可能更便宜。

    一个例子。为了使改革预算中性同时保证能够支付每个人的基本收入,我们必须提高较高收入阶层的税率以补偿较低阶层收入税率的下降。虽然每个赚钱者都有最低水平的收入,但不是每人都有较高水平的收入,所以说收入水平越高的层级,人数越少。假定将月收入在0-500元之间的平均税率降低20%,需要提高较高收入层级的税率来弥补。但是提高多少?这要看被提高税收的收入层级中有多少纳税人。如果是在500-1000元范围内征收,那么大多数收入还是会受到提高税率的影响,预算平衡可能要求那个范围中的税率提高25%。但是如果在2000-2500欧元范围内,受影响的人会少得多,但是预算平衡可能要求税率提高50%以上。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下面的结论就是必然的了。如果我们想把最低收入层级的税率大幅度降低,我们必须把较高层级的税率提高很多。

    低收入者的过重负担和部分基本收入。在基本收入的计划中有两种方法来应对这种提议。一个是修正线性的甚至是累进的税收体系,使基本收入的净受益者加重负担,如詹姆斯•米德所建议的那样。另一个如荷兰政府政策科学委员会所提出的部分基本收入,这在荷兰和其他欧洲国家都有很详细的研究。部分基本收入会比现在给单个人的保障性最低收入少,但是它会接近或超过目前给予一对夫妇的保障性最低收入的一半。它将与保留的带有经济状况审查的最低收入保障计划相结合。

    因为严格的个人基础而更昂贵?

    个人化的魅力。基本收入计划成本问题的另一个直接来源是严格的个人意义而非家庭意义。和别人共享住房、耐用品和一些服务对个人来讲是经济的。但与家庭人数为基础的福利计划必然不鼓励规模经济,而是鼓励了假的独立居住证明,从而导致审查居住条件成为必要之举。基本收入的最大优点正是避免了这个弊端。人们会利用共同居住所产生的一切优势,却不需要任何审查。当然,在短期情况下,充分的个人基础只能得到不充足的基本收入,与根据家庭规模发放收入,二者之间必须取舍。但长期来看,考虑了计划的执行成本,会发现基本收入的优势所在。

    往哪个方向走?

    一只眼看远方,一只眼看脚下。

    一般性的、没有家庭审查、经济状况审查和工作意愿审查的最低收入保障计划在多数欧盟成员国都已存在(包括最近的葡萄牙),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关键一步。但正如为普选权而战一样,为基本收入而战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如果不能与基本收入计划完全一致,目前提出三种最有希望的下一步计划,即个人税收减免、家庭为基础的累退所得税和合理的参与收入(详见原文)。

    值得一提的是两个有趣的国家。在南非,自从种族隔离体制以来已经建立了一套综合的非缴费性养老金计划,将福利分配给绝大多数符合年龄区间的南非黑人,无疑构成了非洲大陆上最有力的再分配计划。在此背景下,一个令人吃惊的普及性基本收入运动蓬勃兴起,有来自工会、教会和许多其他组织的支持。另一个国家是巴西,工党的首席议员从九十年代初就开始从事引进综合性的负所得税形式的保障性最低收入运动,数不清的家庭收入支持计划和义务教育计划已经在市政一级被引入,许多人已经越来越将今天的试验和需求放在为巴西人民争取最后实施无条件基本收入计划的框架内。

    在基本收入成为普遍现实的过程中,最艰难而关键的斗争显然是在更长远的方面展开:保证公共管理的效率和问责制,监管移民,合理的选举体制和重构超国家组织的权力。但是在一个公正、自由的社会中,清晰而一致的核心分配制度能够给予这种斗争方向和力量。
 


发件人:"Weidong Huang" <huangwd@ustc.edu.cn>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25 13:15:3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Fw: 论发展国家经济的七大原则,驳斥主流经济学家卖国谬论,from 中国科大 黄卫东博士

发展国家经济的七大原则,驳主流经济学家卖国谬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黄卫东 副教授

2008-07-25

huangwd@ustc.edu.cn

    摘要:近年来,我国物质财富生产量已成为世界第一,人均生产量与发达国家差距也大大缩小,但人均收入和人均拥有的财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同时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频繁发生,其原因值得深思。本文以一个独立小岛为模型系统作为研究对象,以寓言故事形式,进行实物生产和消费过程的分析,揭穿主流经济学家贩卖的卖国谬论,系统论证发展国家经济应遵循的主要原则。其内容主要包括:

    1,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增加外贸顺差,是奉送我们的财富,有害国家经济发展;2,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国家都没有资金缺乏问题,引进外来投资有害国家经济发展;3,提高居民收入,增加消费是国家发展经济的必要条件;压低低收入劳动者工艺有害经济发展和资本家利益;国家发展经济,应以可持续的国民收入为主要评价数据。4,独立自主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一切都是海市蜃楼。5,发展经济,不能以发展GDP为目标,只能通过劳动者推动技术进步来实现,应建立良好的促进技术进步的机制,如加强专利保护;6,所有财富都是劳动者创造的,人力资源是发展经济最宝贵资源,失业是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7,基本生活资料生产是基础,要时刻保证其安全。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严重违背了这些原则,这是导致近来经济发展走向困境,人民生活发生困难的主要原因。本文根据上述原则,提出当前应对之策和今后经济发展策略,呼吁尽快回到正确的轨道,一切违背这些原则的政策协议,包括WTO,都应推翻。

前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近年来,物质财富生产量已成为世界第一。人均生产量与发达国家差距也大大缩小,但人均收入和人均拥有的财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越来越大,普通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困难。这是非常令人困惑的事情。近年来,我国的经济问题突出,各种危机频繁发生,已严重危及到我们的发展。如何正确认识产生我国经济问题的深层原因,从而提出应对之策,已迫在眉睫。这里以一个独立小岛为模型系统作为研究对象,以寓言故事形式,进行实物生产和消费过程的分析,阐明目前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错误观念,以论证发展国家经济应遵循的七大主要原则。进而回答如何发展我国的经济。

原则一:增加外贸顺差,是奉送我们的财富

    从寓言故事开始。寓言故事1:

    从前有两个小岛,甲岛农业发达,居民辛勤劳动,生产了大量粮食;乙岛每年能够生产不少黄金珠宝,由于甲岛居民相信黄金珠宝价值高,喜欢储存黄金珠宝,每年生产的粮食除自己消费外,就省吃俭用,从乙岛居民手里换来大量黄金珠宝,也不储存粮食备用。乙岛居民喜欢储存粮食,除换来粮食供当年消费,每个居民还储存大量粮食。

    后来乙岛居民发现黄金珠宝重量大,不便携带使用,就印刷了一种纸币,说每一元纸币与某重量的黄金是等价的,使甲岛居民相信乙岛货币价值等同于黄金,于是甲岛居民改用粮食换取乙岛货币储存。再后来,由于乙岛发行太多货币,手里没有等量的黄金珠宝兑换,乙岛只好宣布乙岛货币与黄金不能按原定价格兑换,黄金价格浮动。可是甲岛居民思维惯性,还是不断拿自己辛勤生产的粮食换取乙岛的货币,手里的货币越来越多,有一天,甲岛居民手里总共积累一百万万亿元乙岛货币,这样一笔庞大资金,按照巴菲特的寓言故事,似乎甲岛居民可以买下乙岛居民所有的财产,可是现在乙岛上货币贬值非常严重,一百万万亿元最多只相当于乙岛居民所有财产的万分之一。两岛居民的生活仍然如故。

    突然有一年,两个岛同时发生大旱灾,粮食颗粒无收,假设乙岛居民手里的粮食只够自己活命需要,再无剩余粮食出售,试问在这三种时期发生这样的大旱,会发生什么情况?

    饥荒时期,历史上发生过一两黄金买不到一斤大米的情况。据说阿拉伯首领哈里发曾被蒙古人关在自己的金银财宝仓库里饿死。如果甲岛和乙岛都只有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情况,我相信任何一个读者作为乙岛居民都能回答这个问题,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去换黄金或号称美金的货币。对一个国家来说,虽然道理是相同的,然而当今现实中,一般不会出现这种容易判断的特殊情况,人们就难以辨别了。

    我们向国外销售货物的目的是获得我们需要的物资,在原始社会,人民通过物物直接交换,后来,发展通过黄金和货币进行交换。外币与货币一样,只是货物交易过程中使用的一种工具,如果我们将外汇保留在手里不使用,就不能实现货物交换。外汇本身不能带给我们任何价值。我们国家现有外汇储备1.6万亿美元,如果我们不使用这些外汇,就相当于送给国外等价的物资,如果还在不断增加外汇储备,就相当于不断送给国外物资。现实中,我们国家的外汇,一种储存在自己的银行或个人手里,相当于我们没有使用它,它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实际价值;一种投资在国外市场,如购买国债,似乎能够保值,甚至还能获得利润,实际只是给国外居民提高生活质量服务,对自己是否有利是很难说的,例如近年来美元通货膨胀率是8%,我们主要使用美元外汇购买美国国债,其利率约5%,平均计算每年损失3%,而实际损失由于国外操纵远超过此。在国内还有大量贫困人口和诸多问题存在的条件下,与其投资国外为外国居民服务,不与留下这些外汇所对应物资用于国内,为改善国内居民的生活质量服务。

    不管怎么说,我们获得外汇的最终的目的还是将其换成我们需要的物资或技术,例如石油,我们不能拿美元黄金等当饭吃(黄金只有用于生产,实现了产品销售和使用才有实际价值)。外汇是否贬值而损失,是与我们需要购买的物资的国外市场价格相关的,如果我们只用来换取石油,石油价格增长一倍,我们的外汇价值就因为物价上涨一倍而损失一半。我们可以简单估算一个损失数据,我们国家今年需要进口石油约2亿吨,按照去年曾经的价格60美元/桶,约相当于500美元/吨,当时购买2亿吨石油储存下来,只需要1000亿美元,今年价格增长一倍,达到1000美元/吨,这时购买,则需要2000亿美元,因此,我们储存美元代替储存石油,就损失1000亿美元。按照目前白银价格0.5美元/克计算,1000亿美元相当于白银64亿两,远远超过清代历史上我们国家被外国掠夺抢劫的财富。平均说来,由于物价以美元计算是不断上涨的,美元购买力是不断下降的,因此,这些年来,我国储存外汇不可避免是不断损失的。近三十年来,我们国家在外汇方面的损失可以想象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文数据。如果美元崩溃,1.6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能会大部分损失掉。历史上德国马克和蒋该死发行的法币就发生过这种情况。

    如果我们将这1.6万亿美元所对应的物资(相当于10万亿元人民币以上)用于国内建设,停止生产出口创汇产品而转向生产国内需要的产品,如用于环境保护,治理水环境,一方面少消耗能源、矿物,同时减少污染排放,与此同时,国家给向国内提供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人们发工资,代替向为生产出口产品的人发工资。则这10万亿财富会使我们国家的发展必然比今天要好得多。

    反之,如果我们向国外销售的物资后,马上换成我们需要的物资,而不是长时间储存外汇,则可以减少国外发生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我们对外销售的产品很多是国外的必需品,生产这些产品的原料如果上涨,其生产成本必然会上涨,我们相应提高价格,同样具有市场竞争力,从而使原料价格上涨所额外付出的支出与销售价格上涨所得抵消。

    有一位我很尊敬的学者的观点,曾公开发表文章,说是每获得1亿美元外汇,我们就在国内发行等量的人民币8亿元,它们产生乘数效应,促进了我国的生产。这种观点非常荒谬,假设我们没有获得1亿美元,也在国内发现8亿人民币,在不使用外汇条件下,它们对国内经济产生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有识之士已逐渐认识到,这些年来不断增加外汇储备,带来的国内人民币发行量扩大,1.6万亿美元的产品送给外国人了,换来印有1.6万亿美元的纸放在自己手里,同时国内增发了10万亿元人们币,而没有任何对应的物资产品,这是引起目前国内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道理如此明显,以至国外有专家怀疑我们国家在搞阴谋。“中国人在补贴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把他们当浑人?还是他们耍我们?”

    诸多主流经济学家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地扩大对外贸易的规模,认为经济外向型的程度越高越好。为促进出口创汇,多年来制定了诸多优惠政策,在出口创汇中就损失了中国利益,而产生的外贸顺差更是将中国的财富奉送对手,这种愚蠢的卖国行为让外国人都难以置信。

原则二:吸引外来投资有害国家经济发展,中国不缺资金

    去年十七大胡锦涛作报告说:“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然而,政府在执行时,还是围绕招商引资发展GDP。例如,今年(2008)1月28日在昆明市委九届四次全会上,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提出:要牢固树立“招商引资是第一政绩”的理念。招商引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一直在做的主要事业,为此而制定的一系列吸引外资的政策,相关宣传早已深入人心。

    问题是中国缺资金吗?别忘了中国还有2万亿外汇储备,它远远超过了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所吸引的所有外资。即使没有这笔外汇,中国是否就缺资金,是否就需要外资?还是从寓言故事开始分析。

    寓言故事2:

    从前有两个与世隔绝的小岛A和B,A岛不使用货币,居民自己组织劳动,分享自己的产品,B岛唯一与A岛不同的是,B岛使用货币,通过市场进行经济活动。后来,A岛和B岛都获得了别人赠送的机器,采用机器生产,只需要一半人来生产原先的所有产品。如何安排另外一半人活动。A岛就自己组织开发生产新产品,供给岛上所有人使用。B岛由于原先的货币发行量与原先的经济活动匹配,B岛没有多余货币,或者说资金,无法投资组织这一半人从事新产品开发和生产。B岛这一半人就失业了。请问B岛该如何解决此困境?

    显然B岛不缺资金,缺少的是管理经济运行的良好机制。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是政府通过中央银行增加货币发行量贷给公司投资。现代国家在经济运行中,是通过货币进行管理的,类似寓言故事中B岛。一个不断发展的国家,其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对每年新增的生产能力,国家必须为这部分新增的生产能力提供货币,从而扩大再生产。日本经济协会理事长金森久雄在 << 日本经济增长讲话 >>( 中译本 84---86 页 ) 中讲到: “ 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是由于所必需的钱得到了充分的供给才得以实现的,……日本银行的货币是供给通货的最主要的渠道 , ……日本银行向民间银行贷放 , 民间银行再向公司放款,……日本银行在超出自己力量以上的放款叫做“超额贷款“,日本为经济增长所必需的钱正是靠这种超额贷款供给的。 ” 他进一步解释说 : “在实行金本位制时,由于货币的数量受到限制 , 若是经济活动旺盛,则银行自然拮据,不久经济活动的旺盛便告结束,在经济知识尚不发达的时候,人们把这种不合理的做法都称之为黄金的自动调节机能,并且认为是有益的东西。可是,现在已经可以做到不依靠黄金的盲目调节力来支配经济,而由中央银行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调节通货量了。正因为如此,日本银行对通货管理的重大责任就在于要为适当的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通货。”我们从日本发展的经验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发展经济需要资金,是不存在的。实质上,当技术进步,促进了生产效率,从而使国家财富生产能力提高,国家必须增加货币发行量,为这部分生产能力提供市场交换的工具-货币。

    既然我们不缺资金,我们引进外资投资的目的是什么?外资投资究竟有什么作用?还是从寓言故事开始。

    寓言3

    从前有二个小岛A和B,A岛上的工厂都是外来资本家投资的,其他人都是打工的,B岛上的工厂都是B岛人自己投资的,但是,两个岛所有工厂的设施,包括各种原料都是来自自身的,来A岛投资的资本家并没有从岛外带来任何生产资料,仅拿来黄金到A岛上换成A岛货币,在A岛上开始利用A岛资源开始建设。假设两岛建设内容相同,资源相同,建设效率相同,建成成功所用时间相同。显然两岛上工人付出的劳动也是相同的。等所有设施完成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唯一区别,B岛所有产品归B岛自己,而A岛生产的产品归外来资本家了,A岛资本家只需将产品销售,部分利润作为工资付给工人,其余部分就归自己了。至于A岛外来资本家给A岛带来的金子,还是储存在A岛银行,A岛居民从来没有用过。工厂投产一段时间以后,外来资本家在获得足够的利润以后,又从市场上换回了自己的黄金。从此以后,两岛居民的区别是,引进外资的A岛今后不仅要生产自己生活所必需的商品,还必须为资本家提供商品,如果这个资本家是今天的中国资本家,A岛居民可就可怜了,因为当前中国资本家给工人的工资太低了,A岛居民再也没有时间从事自己的财富生产,发展自己的经济,存在着永远给外来资本家打工的可能。而B岛居民生产的商品全部归自己,他们可以比A岛居民有更多的休闲时间或更多的时间提高技术水平,从而使自己的发展大大加快,将A岛远远抛在后面。

    从寓言故事可以看出,一切新增财富都是劳动者创造的,这也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结论。外来投资不仅没有创造任何价值,而且是有害国家经济发展的,它的唯一效果是使国人创造的财富的一部分归外来投资者,而外来资本家并没有提供或创造任何财富。毛泽东时代即使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与苏联友好,当时中国也没有引进包括苏联在内的任何外来投资。这才是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日本在其发展过程中,直到现在,外来投资所占比重也很小。它们都是经济快速发展的良好例子。至于那时中国的发展水平为什么与日本差距很大,其原因还在于发展的基础太差(附录2)。一个国家发展经济根本不需要资金,实际需要的是资金所代表的物资或技术。也许有读者会说,外来资本家会带来技术。即使外来资本家有技术,我们也应选择购买技术,而不是引进投资。如果外来资本家不卖给我们技术,即使我们引进了投资,仍然得不到技术。主流经济学家长期以来误导中国人民缺资金,为引进外资投资制定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出卖了国家利益,使外资投资在我国的比重越来越大,是我们经济发生困难的主要原因。我们今天的引进外资就如寓言故事中B岛,它的唯一作用是今后部分国人在外资企业为外国资本家创造财富。

    寓言故事4:

    很久很久以后,地球要走向毁灭了,人类必须考虑移民到其他星球上去,于是就派了很多先遣队,到不同星球上去,由于飞船装载量有限,必须准备携带合适的物品,主流经济学家说,最重要的是资金,有了资金,就有了一切,只要把资金带足就一切ok,我相信没有一个读者,在加入先遣队时,会听从经济学家的。

    一个国家发展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其过程与人类到外星球上发展是类似的。资金是没有任何用处的,资金的实质是其背后所代表的物质。如果国家引来外资,投资建设一个工厂,而这个工厂建设所用的所有物资来源于国内,即使资金完全是由外资企业提供,它们将外汇交给了中国银行,换成人民币,这个投资对中国的作用也是完全负面的,除非该外资企业还未进行活动,就亏本卖给国内企业,换回部分外汇走了。其原因是,中国银行加印钞票贷给国内企业同样能够作此事,两者的唯一区别是工厂今后产生的财富一个归外来资本家,一个归国人所有。此时,很多人可能会担心,加印钞票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然而,外资投资,如果不引进产品或技术,其实际效果也是加印了钞票,两者并无不同。有读者可能认为,国家可以用外资带来的外汇在国外进口产品抑制通货膨胀,但实际上,真正产生通货膨胀,外汇储备是起不了作用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发生了多次物价上涨,我们的外汇起作用了?例如,今年我国物价上涨很快,我们的2万亿美元起作用了吗?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将价值两万亿美元的物资换回2万亿美元储存,而中国银行必须在国内增加发行对应的16万亿人民币,它们没有对应实物在国内。即使是在三十年前,我国国家外汇储备还很少,经常不够用,我们需要的也是向国外借款,而不是引进外资投资,获得外汇去购买必须的技术或物资。今天,我国已经积聚了近2万亿美元这样一笔庞大的外汇,我们还需要这样做吗?在前章,我们论证了储存外汇,相当于送给美国等价的商品,是我们的极大损失。当前我们自已的外汇都用不掉,还用这种方式获得外汇,这是毫无必要的。何况,现在外资办企业,国内银行还配套贷款,提供优惠政策。

    外资工厂在中国办起来以后,其运转可分以下四种典型情况:

    1 原料和产品均在国内,其实际效果是外资利用中国市场获得利润,对中国发展没有任何作用。如果国内不能生产该产品,则原因应是国内生产技术不过关,我们应当采取的办法是自己发展技术或引进技术建立工厂。2 原料和产品均在国外,其实际效果是外资利用中国劳动力获得利润,对中国发展作用是负面的,占用了中国的人力资源,还可能产生环境污染,还不可避免使用国内的能源等资源。虽然通过缴税提供了中国目前过剩难以处理的外汇。3 原料在国内,产品在国外,这是把中国的资源输送到国外,返回中国一些目前不需要的外汇,对中国发展的作用最差。4 原料在国外,产品在国内:如果国内能够生产,应坚决采用进口原料,自己生产的方式。如果自己不能生产,也应自己发展技术或引进技术生产。不应引进外资企业,这样做的唯一效果是,与自己投资生产相比,外资受益增多了,中国的付出增大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任何情况下,引进外资办工厂等都是对我国发展不利的做法,尤其在我国目前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经济水平阶段。即使工厂里很多机器是国内无法生产的进口产品,也不与自己开办,进口机器,因为外国资本家不是活雷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制定了各种促进外资投资的优惠政策,以吸引外来投资,使这些外资企业在国内市场占据竞争优势,造成国内企业经营困难。这是非常荒谬的政策,是犯了方向性错误的政策,应立即取缔。它严重损害了中国经济,国家应通过严格的环保政策等措施,合法赶走这些投资者。那么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是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原则三:压低工人工资有害国家经济发展和资本家利益

    还是从寓言故事开始。 寓言5:

    从前有二个与外界隔绝的小岛A和B,都是由一个资本家统治。两岛主要区别在于A岛资本家愚蠢而又贪婪,对工人剥削比较厉害,工人工资只能解决吃饭穿衣等基本生活需求,而B岛资本家给工人的工资比较高,是A岛工资2倍。一段时间以后,A岛和B岛资本家都积累了大量利润投资建设生产电视等高档消费品的工厂(实际情况是工人建好了生产电视的工厂,与利润多少无关),假设两岛都只有一个资本家,产品无法运出岛外,大家可以预料两岛资本家投资生产电视的命运。A 岛资本家必然不能收回投资,因为电视机没有市场,而B 岛资本家必然获得了更多利润,因为工人生产了更多商品,创造了更多财富,虽然部分归工人,而资本家总是获得财富的大部分。

    从寓言故事可以看出,提高工人工资,不仅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也是一件有利于资本家的事情。而压低工人工资,使商品市场萎缩,既不利于国家发展,也不利于资本家获得利润。主流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主张压低工人工资,鼓吹所谓的低工资比较优势,这是造成我国内需不足,经济逐渐走向困难的主要原因。历史上,美国福特公司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使自己的工人买得起自己生产的汽车,才使汽车在美国销售量大幅度提高,对比我国主流经济学家和资本家,历史的智慧都忘在脑后。他们不仅没有创造历史的智慧,而且没有学习历史的智慧。

    下边这则寓言故事反映的是历史事实。寓言故事6:

    从前有一个小岛,小岛上只有一家兄弟几个,由于父母已去世,这弟兄几个分家了。有一年发生大旱,庄稼没有多少收成,大家只好吃余粮。老大余粮充足,还喂养了很多奶牛,每天供应牛奶给一家人,吃不掉的就倒入大海。老小没有多数余粮,只好饿着肚子,实在受不了,就吃草。读者可能感到奇怪,为什么老小无法从其他人手里借到粮食,也许是这家人非常自私?

    这里实际是将一国比喻成一岛,是历史上发生过的真实事情。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期间,就发生了富人向大海倾倒牛奶,而穷人饿着肚子的情况。在这里我们将一个国家比喻成只有弟兄几个组成的一个小岛,就显得非常荒诞。社会生产了足够的粮食,而老百姓还饿着肚子,原因很清楚,财富分配出了问题。该寓言还说明市场经济不能解决财富分配问题。一些经济学家鼓吹市场万能,是误导中国人民。罗斯福上台后,通过公共工程增加工人工资,从而为资本家准备了产品市场,使美国经济发展加速。那以后,西方国家正确地认识到问题所在,从而应对正确,再也没有出现粮食生产丰富却产生饥饿问题。我国古代也有类似的故事,在荒年,由政府组织搞一些建设活动,使老百姓增加收入。但是,如今我国这样的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

    发展经济,办法之一是扩大已有商品的生产能力,增加商品生产量,这是我国当前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之一,也是多年来,我国提高GDP的主要方法。但是,如果不提高居民收入,或只提高高收入人群收入,增加的产品卖给谁?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停止增产,因而也无法实现持续增长发展。(当然,这里所说的商品不属于国内市场已经达到饱和的商品。因为人们对很多商品的消费是有限度的,当人均消费量达到或接近饱和时,再增加这种商品产量也是无法销售的,会导致商品滞销而无法实现经济增长。)还有一种办法是为国外生产,这是我们国家很长时间内采用的方式,我们在前面论证了为国外生产,换回外汇储存,相当于送给国外等价的商品,是我们的极大损失。

    日本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制定国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其理由是生产出来的商品,只有被消费,才能实现其商品的职能,才能不滞销,才能继续生产而实现经济增长。然而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会尽量压低劳动者工资和收入,导致劳动者无足够的收入去消费。这个矛盾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不管是外来的资本家,还是国内的资本家,似乎还是马克思描述的自私自利的资本家,并没有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环境中进化,在自私自利方面与日本的资本家并无多少区别。当时,日本政府内有识之士决定由政府采取强制措施,制定政策提高农民和工人的收入,这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空前举措,后来,很多资本主义国家也纷纷采取类似政策。

    日本当时增加劳动者收入的措施包括:

    1 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日本大米价格和农产品价格指数从60年到69年,提高了95%,到68年,与美国相比,大米价格是美国的2.7倍。同时也相应提高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约上涨30%。此外,通过普及机械化(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农民人均粮食产量,这样使农民收入有了很大增加。

    2 提高工人工资。确立最低工资,按地区和产业不同,将全部劳动者分成若干集团,每个集团确定同意最低工资,制定每年增加量,使70年平均工资是61年2.7倍,收入差别也很小。同时期通过技术进步,使发展的商品价格与工人工资比较匹配,还配套消费信贷政策,促进了商品销售。十年间,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加16%,大大超过其他国家。

    至于投资资金,大企业主要由资本家自己解决,国家采用高折旧政策,减少收税,促进企业加快设备更新(即企业新购设备的支出算以前设备折旧,不交税)。国家制定法人累进所得税制,为中小企业留下存在生存空间。政府增发货币通过银行提供贷款支持。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劳动者工资几乎没有增加。工人主体的很大一部分是由民工承担,在扣除价格上涨因素以后,他们的工资几乎没有增加,导致的结果是,很多商品在农村无法销售,农村市场始终没有发展,生产能力长期空置,工厂开工率逐年下降。近年来,一系列改革政策出台,城市工人也下岗了,使收入情况更加恶化。政府为了增加GDP,确保8%增长率,对策不是增加工资,而是将住房,教育、医疗等必需服务推向市场,还不断推高住房、教育和医疗服务价格,虽然提高了GDP,却将老百姓手里积累的财富一扫而空。政府所得不断扩大,与政府消费相关的产业不断繁荣,而普通百姓生活则逐渐陷入了困境,国家近年来已到了天怨人怒的地步了。我们的政府官僚和资本家就像寓言故事中愚蠢贪婪的A岛资本家。对这些愚蠢贪婪的A岛资本家,我这里也给一个寓言故事:

    寓言故事7:

    有两个人躺在沙滩上晒太阳聊天,其中一个人是远道来旅游的亿万富翁,另一个人是当地渔夫。

    富翁问:“每天需要多少时间打鱼?“

    渔夫说:“大约2小时。“

    富翁又问:“那么你一天剩下那么多时间都在干什么?”

    渔夫说:“我呀,每天睡到自然醒,出海抓几条鱼,回来后跟孩子们玩一玩,再睡个午觉,黄昏时晃到村子里喝点小酒,跟哥们儿玩玩吉他,我的日子可过的充实又忙碌呢!”

    富翁帮他出主意说:“我倒是可以帮你!你应该每天多花一些时间去抓鱼,再买更多的渔船。然后你就可以拥有一个渔船队。到时候你就不必把鱼卖给鱼贩子,而是直接卖给加工厂。然后你可以自己开一家罐头加工厂。如此你就可以控制整个捕捞、加工和行销的产业链。然后你可以离开这个小渔村,搬到墨西哥城,再搬到洛杉矶,最后到纽约,在那里经营你不断扩大的企业。”

    渔夫问:“那要用多少时间呢?”

    富翁回答道:“15到20年。”

    “然后呢?”

    富翁说:“到那时你就可以退休了!你可以搬到海边的小渔村去住。每天睡到自然醒,出海随便抓几条鱼,跟孩子们玩一玩,再睡个午觉,黄昏时,晃到村子里喝点小酒,跟哥们儿玩玩吉他。”

    渔夫疑惑地说:“我现在不就是这样了吗?”

    这则寓言说明了,财富对一个人来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个人消费有限,过多的财富对个人来说并无多大意义。而无限膨胀的财富欲望对社会和个人都是十分有害的。君不见有多少人为财富权力绞尽脑汁,从而损害了自己的身体,损害了自己的精神。

    增加劳动者收入的实质是要将新增生产能力产生的商品销售出去。不提高劳动者收入,生产力进步增加的生产能力及生产的产品卖给谁?如果卖不掉,怎么能实现经济发展?因此,与此对应,国家每年必须为新增生产能力提供对应的货币。国家是全国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管理者。所谓货币,作为国家来说,是国家管理经济时,提供的一种管理分析工具。从实物管理角度来看,国家根本不存在负债问题。当货币增长速度超过了生产力增长速率,会引起通货膨胀,但是,当国家确保生活资料生产能力同时确保所有居民有生活保障方面的收入,是不会引起1929年经济危机这样的问题或历史上发生的饥荒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只需增加货币发行量,根本用不着发行国债,因为发行国债,实质上是减少了居民手里的购买能力,反而会减小销售能力,使发展停滞。除非产生需要抑制的通货膨胀,可以发行保值国债,减少货币流通量。正确的经济管理方法是国家根据生产力发展情况,增发人民币。经济学家应通过研究发展一种方法,判断每年需要增发量,例如根据通货膨胀率,当通货膨胀率高于某一指数,就减少货币增发率,低于某一指数,就增加货币增发率。股市和储蓄也有类似减少消费能力的作用。

    总之,一切减少居民消费的举措都是有害经济发展的,包括促进储蓄,发展股市和国债等措施。西方国家储蓄率都很低。一些学者鼓吹高储蓄有利经济发展,显然是受西方经济学所谓资本是紧缺资源的误导,其目的是误导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大量引入西方投资,从而减缓甚至控制我们的经济。至于西方国家的股市和国债,也很难证明对经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因为所有通过这两种方式筹措的资金,都可由国家银行增加货币发行量,通过借贷提供。其中国债,如前所述,可在发行货币过量情况下,减缓物价上涨。取消股市,还消除了股市投机行为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风险。

    主流经济学家提出低工资增加市场竞争力的卖国谬论,多年来,在这一谬论指导下,我们国家采用压低劳动者收入的方法,实际导致的结果是生产力发展缓慢,竞争力下降。最近出台的劳动法,仅对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增加了要求,就引来众多经济学家的反对。由于购买力低,国内价格始终低糜,企业无力发展技术,出口商品也是以低价为主。如果国内价格高,很多商品自然就不会出口,顺差自然就会减少(前面我们论证出口顺差对国家有害),能够出口的更多的是高价格高利润商品。国内通信行业是少数从业人员收入高和企业利润高的行业,出口利润也较大,其主要原因是原先技术由西方垄断,利润特别大,我们进入以后,虽有下降,但还保持较高利润,这是企业得以发展的基础。而保持高收入和高利润,是我们国家通信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生活资料生产能力充足的条件下,增加工资,即使产生通货膨胀,也不会产生比较严重的问题。目前我国在人们基本生活资料生产方面,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在食品生产方面,基本满足自己的需要。据报道,我国人均年消费肉60公斤,排名世界第八,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由于我国居民在饮食方面以粮食为主,以个人经验来看,基本接近饱和。在住房方面,人均居住面积到2004年已超过24平方米,达到了世界中高收入国家水平。在这些方面继续增长,即使继续增加生产,也不能实现经济增长的目的。或者说国家不宜把人力物力投入到房地产了。例如,新生产的房屋成为炒卖的对象,对全体人民来说,并无使用价值。从国家层面来说,应制定政策限制,例如在贷款方面,禁止家庭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制定税收政策,家庭第二套住房加重收税等,打击炒房活动。

    只要保证了生活资料的生产,人民生活是不会陷入挨饿受冻的地步。维持我国基本生活资料生产的人员,主要包括全部农业从业人员,全部肥料生产人员、建筑从业人员中相当比例,能源生产中少量人员、机械工业生产人员中少量人员、纺织业人员中相当比例,在我国总劳动力中的比例已经很小了。农业从业人员似乎较多,实际情况是农村青壮年基本进城打工,农业生产是由留在农村的老人和孩子负责,以农业生产为主的青壮年劳力基本没有了。

    我国的大部分劳力,除了部分是为国内服务,包括教育、医疗、科研及工业生产等以外,很大一部分人是为其他国家服务,生产大量产品出口换汇,换回来所谓美金储存在美国人手里,在美元不使用时,这些劳动实际上是损失财富的劳动,应停止这部分无效劳动,由国家负责发给相关工人,包括以前失业在家人员工资,从事有益国内的工作,如植树种草等活动,还减少物资出口,减少环境污染,交通等方面公共支出,其效果仅仅是GDP下降,但国家和人民得益。

    目前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招商引资,为中外资本家服务,忘记了政府的基本职能。由于站在资本家一边压迫剥削老百姓,导致民怨沸腾,国内暴力事件不断发生。这是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出现的根本错误所致,也是政府人员的见识大大落后于时代,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造成的。国家应尽快更改现有政策,加快胡温执政以来推行的社会保证制度的建设,将社会保障尽快覆盖全体国民,提高社会保障质量。

    国家应转变观念,以人均收入及收入方差为地方政府工作评估标准,制定最低人均收入增长率,不断提高人均收入,减小人均收入方差。人均收入方差代表了人民的收入差别,相当于西方的基尼系数。尽快改变目前的工资制度,大幅度提高普通工人最低工资,压低资本家和管理人员收入,减小收入差距。只有低收入劳动者增加的工资才是用于消费的,高收入劳动者增加收入,只会增加投资。在生活资料充足的条件下,提高普通工人工资是解决我国目前生产能力过大,市场容量较小的唯一途径,不仅不会产生任何问题,而且会促进国家的快速发展,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指望资本家良心发现,给工人增加工资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个资本家都是自私的,都要通过压低劳动者工资降低成本,以获得竞争优势。国家应该学习日本,强制资本家提高劳动者工资。

    当前大幅度增加我国劳动者工资,从而提高物价,是促使出口企业转变为对内销售的良好措施,这是应对当前国际金融风险的良好对策之一。我国国内物价过低,是导致企业重视出口的主要原因。通过大幅度提高收入从而提高物价,人民币也无需升值,还可打击境内的热钱。有网友提出上述观点,我们论证这样做,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们生活资料生产能力已接近国内消费饱和地步。增加收入,不会导致基本生活用品产生过分上涨,其他消费品上涨并不会影响普通老百姓生活。

    寓言故事8:

    很久以前的某一天,一伙来自地球以外高度发展的外星人来到地球上的一个小岛A,在这个岛上建立了基地,雇佣了大批岛民,从此,A岛上的人们就过上了幸福生活:外星人为他们准备了充足的各类生活用品,还为他们建起了宽敞的房屋等,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一切都很充足。而他们唯一需要做的是每天到外星人基地内为外星人开几小时机器,其他时间都用来享受自己的生活了。

     B岛居民听说以后,非常艳羡,就组织人员上A岛学习,发现要学会在B岛上自己复制这一切非常困难(外星人无意在B岛上复制),但是,B岛居民还是开始了自己复制之路。由于那时B岛生产力水平非常低,B岛居民每天忙碌于生产基本生活必需品,能用来开展此项复制活动的人力资源非常缺乏,因此,B岛居民就组织了军队,击败了C岛,每年从C岛无偿获得了人们生活所必须的大量物资作为赔款。从此,就能腾出大量人手开始了复制A岛之路。从发展教育开始,开矿山,冶炼钢铁,生产机器,建立生产线,等等,终于,有一天复制了一个水平较低的A岛,此后,又不断改进,很多年以后,B岛居民也过上了类似A岛居民的幸福生活。

    在抵抗B岛侵略失败很多年以后,C岛居民反抗B岛成功,在一位领导人率领下,也独立地开始了复制A岛之路。但是,他们没有侵略抢劫其他地区,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因此,C岛居民需要完成的工作较多,生活也比较艰苦。首先要大力发展粮食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增加人力资源,包括大规模修建水库,改造田地,建立工厂生产化肥,改进作物品种等,同时发展教育,开矿山,冶炼钢铁,生产机器,建立生产线等等。虽然C岛进展也很快,一段时间以后,已经初具规模和水平了,生活水平也开始改善,但与B岛相比,差距似乎越来越大。老百姓不能理解,更不愿意继续这艰苦生活。终于有一天,一直以来率领C岛发展经济的领导人逝世了,人们就主张改弦易辙。从此以后,C岛就走上了引进之路,抛弃了自己发展的初级玩意,一切都从B岛引进,这使C岛很快生产了丰富的产品,人们的生活水平增加非常快。然而,这一切是有很多条件的。首先对B岛的要求有求必应,资源分配必须服从B岛安排,质量好的归B岛,还有了所谓共同开放C岛资源的名堂;生产什么也必须听从B岛安排,C岛居民每天劳碌,除获得自已所需的生活资料外,还必须为B岛居民生产,所生产的8亿件衣服也只能换一台机器。由于地球上还有很多其他岛也希望为B岛生产,这样的机会还必须时刻珍惜。如果B岛不要C岛生产的产品,就意味着C岛居民的末日到了。因此,我们就看到,B岛的老百姓到了C岛就有了很多特殊待遇。对B岛在C岛居民中发展自已的代理人,到输送武器武装分裂C岛也只是抗议和装可怜以求得世界舆论的支持和B岛的怜悯。

    然而,终于有一天,地球上化石燃料没有了,C岛上依赖化石燃料的各种机器无法运转,更为严重的是,依赖化石燃料的化肥产量大幅度降低,粮食生产也随之大幅度下降,C岛居民又陷入了饥饿困苦的生活之中。对于B岛居民来说,他们早有准备,由于人力资源充足,预先发展了可再生能源,如生物质能、风能、太阳能等,多年来,不断提高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实现了平滑过度,期间生活水平虽有下降,但影响不大。至于A岛,有一天,外星人走了,A岛居民无法玩转这些机器,他们又回到原始社会去了。

    A岛故事与历史上发生的事很相似。二战时,美军曾利用太平洋上一个小岛中转,空投了很多物资,其中一些物资被这个小岛居民拣到了,二战结束以后,小岛居民还在盼望着天上的神鸟下蛋。这里的B岛和C岛暗指日本和中国。

    从寓言故事可以看出,独立自主发展经济是第一重要的事情。没有了独立自主,所谓的经济发展是海市蜃楼。

    主流经济学家鼓吹引进外资投资、贸易自由化,放弃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使我国的经济命脉逐渐被外国势力控制。然而,从现实来看,这些年来,帝国主义从来没有忘记颠覆统治中国,奴役世界的工作。这二十年来,发生了无数次遏制中国的事件;也发生了无数次针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侵略和战争。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到处招摇撞骗,事实却是一个在历史上消灭了原土地上所有几千万原居民,还从非洲掠夺几千万人为奴隶的国家;一个国家的军事开支占世界一半以上,豢养着世界上最多杀人武器的军队,还叫嚣朝鲜、古巴这样一个军事实力连其百分之一都不到,领土还被其占领的小国对其产生威胁;是地球上温室气体排放最多以及人均排放最多的国家,却对影响全球人类命运的温室效应无动于衷,拒绝作任何承诺。抬高石油价格,一方面打击中国发展速度,另一方面深知美国所有玉米用来生产酒精,不考虑生产过程中的能量消耗,也只能替代美国汽车燃料总量的12%(J. Hill et al,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energetic costs and benefits fo biodiesel and ethanol biofuels, 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Vol.103, No.30, 11206-11210),解决不了燃料替代问题,却趁机发展玉米酒精,人为抬高全球粮食价格,控制第三世界国家,攻击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粮食生产和安全。几年来,我们的大豆生产在美国低价倾销作用下和国内卖国势力的配合下,生产能力大幅度下降,近来,美国大幅度抬高大豆价格,减少供应,造成我国食品价格大幅度增加,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敌对势力的威胁。

    长期以来,国内汉奸精英拼命鼓吹美国的自由人权,目的是让中国人民忘记这些威胁。然而,美国及其支持者要想证明它对其他国家人民人权、自由和民主方面的真正的关怀,只需要美国同意自由迁徙;同意技术转移。美国推行美元霸权,用几种纸就换回了大量商品,通过美元不断贬值,事实上是在向全球征税,享受全世界的劳动果实。同意迁移,是让其他国家人民也享受这种果实。目前美国的技术水平,在全球实施,足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饥饿问题,使全球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转移技术,特别是粮食生产相关技术,并不影响美国经济,只是使美国控制剥削小国的能力下降。事实上,美国从来不无缘无故,而是因为自身的目的,才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少量技术,从来不关心与自己利益无关的国家老百姓的悲惨命运。美国积极推行的全球化,实际上是通过全球分工,让发展中国家成为打工仔,象中美洲国家海地一样,只能生产某些下游产品,从而在经济上无法独立,难以摆脱被奴役的命运。

    指望它领导全球,决定人类未来命运,必将使占全球人口多数的第三世界的老百姓走向死亡。把中国的命运交给它们,中国的最终命运也只有毁灭。在当今世界,中国,也只有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辉煌的历史文化,必须起来,做好准备,领导全球发展中国家,对抗和改变这种命运。
所谓的“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与赫鲁晓夫所搞的三和路线一脉相承,赫鲁晓夫三和路线要通过和平竞争战胜敌人,忘记了战争;所谓的“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则根本不提斗争,在投降主义路线上甚至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这样下去,必将使中国走上前苏联的崩溃之路。

    国家发展经济的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很多年来,我国经济变成了以发展GDP为目的,以出口还汇为导向,造成了很多严重后果,在GDP和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老百姓收入有不增反降的趋势,分配差距越来越大,近两年来,很多老百姓经济上陷入了困境。胡温执政以来,重提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回到了经济发展应有的轨道。如何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从寓言故事可以看出,首先我们必须发展一种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包括增加我国产品的生产能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第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独立自主,首先要求产品的市场在国内,它是我国人民需要的产品;其次,它的生产技术,包括原料生产技术及储存、运输、使用等方面技术掌握在中国人民手里。对影响民生的产品及其相关技术,尤其重要。违反这一点,必然使中国人民遭受损失。我国目前很多政策都偏离违背这一点,这是我国经济近年来遭受重大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继续目前的路线,我国的经济在几年内必将遭受比东南亚金融风暴还要严重的打击,陷入困境,严重的会发生大面积饥荒。但是,如果我们改弦易辙,我们就能够战胜困难。

    如何走出当前的困境,且听下回分解。
 

原则五:发展经济是发展生产力而不是发展GDP

    这是网上流传的关于GDP的寓言故事9

    说两个经济学家在公园散步,看到路边有一坨屎。其中一个经济学家对另一个说:如果你吃了这坨屎我就给你一百万。另一个人把屎吃了,拿到了一百万。然后两人继续往前走,又发现一坨屎。刚才吃屎的经济学家越想越觉得不舒服,于是对另一个说说:如果你吃了这坨屎我就给你一百万。于是刚才那个叫他吃屎的经济学家吃了,也拿到了一百万。之后这个经济学家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说:我们俩无缘无故的各吃了一坨屎,真窝囊!另外一个想了想,说:不对,我们吃屎的同时还创造了200万的GDP!

    也许有人说这种活动应该不计入GDP,但是我们国家当前统计的GDP,有大量这种经济活动。例如,一个美国经济学家用一个小事例告诉大家我们统计的GDP是什么东西:比方,驾车出行,不幸出了车祸。人受伤要看医生,要花医疗费,车坏了要修理,要花修理费。修理店,医院的收入增加了。于是,GDP也跟着增加了。而实际上,却是人力、物力的消耗。这则寓言故事说明GDP并不反映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的目的,也是最近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阐述的改革开放目的。只不过这些年来,被精英们给忽悠成了GDP。地方政府以发展GDP为主要考核标准,从而带来了严重问题。

    GDP即英文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缩写,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通常对GDP的定义为: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值。GDP代表了中国境内的产值,但是,它并一定代表其中创造的财富都是中国人的。外国投资的工厂,其产品虽然是中国人创造的,所有权却不属于中国人。显然用GDP是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财富的积累,从而也不能代表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内外诸多学者讨论了使用GDP代表国家经济的缺点。

    发展生产力,最重要的是建立和改进产品生产系统的能力。发展经济的目的之一是生产足够的人民生活所需要的产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物质资料的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然而,人民对未来却越来越担心。人民担心金融大额会卷走中国人民的财富,人民币升值担心,贬值也担心,担心石油短缺,担心粮食短缺,担心付不起教育费用,担心付不起住房。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我们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完全是中国人控制了。我们的生产能力不完全是中国人建立的,我们离开了外国人的工厂,我们的经济就会出现问题,我们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因此,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还要考察我们建设、运行和改善产品生产系统的能力。只有具备建设和运行产品生产系统的能力,我们才能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系统,经济发展才能不受外界控制;只有具备改善产品生产系统的能力,才能改进生产系统的效率,从而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享受生活;有更多的时间发展新产品,满足人们的新需求;有更多时间解决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如石油短缺问题。高生产效率,才能用更少的劳动获得更多的产品,从而增强国际竞争力,通过外贸交易获得国内缺少的原料,如石油等。因此,发展生产力,更重要的是建立和改进产品生产系统的能力,从而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日本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具体体现就是日本的生产产品的效率高。1962年,每一个日本工人大约可以生产钢铁 100吨,英国工人为400吨,但到了1974年,日本在钢铁方面的生产效率是英国的2到3倍。1976年,在日本滚珠轴承工厂里,一个工人的标准生产量大约是英国主要制造商RHP的工人的2.5倍。

    与日本相比,我国的劳动生产率非常低,以汽车行业为例,按每个职工每年生产的汽车数量计算,1990年劳动生产率仅为0.35辆,1998年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了0.83辆。从企业个体角度来比较,1996年我国几个较大的汽车企业人均年产量为3辆左右,而同期日本的11个汽车公司这一指标为39.9辆/人。1998年上汽集团每人年均生产3.67辆,一汽集团为2.57辆,天汽集团为2.67辆。从这些数字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汽车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与日本的巨大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主流经济学家鼓吹发展GDP,国家将目标从发展生产力转向了发展GDP,从而采用了很多错误方法,主要包括努力扩大出口,从而增加GDP,导致外贸顺差不断扩大,使我们的财富损失严重;吸引外资投资,增加生产能力,从而增加GDP,但在外资控制的工厂,我们创造的财富不属于我们,我们事实上引来外资使我们的劳动成为为他人作嫁衣,从而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损害严重;为了吸引外来投资,我们还放弃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原则,结果使我国的经济系统受外界制约严重,如此下去,我们的核心产业被国外控制越来越严重,被敌对势力引向崩溃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此外,压低劳动者工资,降低产品成本,促进出口,却抑制了内需,使外贸顺差不断扩大,财富损失不断加大,严重妨害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在主流经济学家的推动下,还不顾一切将教育、医疗和住房推向市场,使中国人民重新背上了三座大山。这一切,淘空了中国人民多年来积累的财富,使中国经济走向了困境。

    综上所述,我们再也不能将发展目标订在GDP上,必须将发展经济的目的转到发展生产力上。发展经济,不仅包括产品生产量的扩大,更重要的是提高建立和改进产品生产系统的能力。

原则六:财富是劳动者创造的,失业是资源的最大浪费在寓言故事3中。

    我们论证了一切财富都是劳动者创造的,与资本无关。这里我们进一步分析失业效应。还是从寓言故事开始。

    寓言故事10:

    从前有一个小岛,岛上只有一大家人,他们自己组织劳动,分享自己的产品,后来,他们获得了别人赠送的机器,采用机器生产,只需要一半人就能生产自己生活所需要的产品了,另外一半人就不需要从事以前的工作了。我们是让这一半人失业,还是另作安排。对于一个小岛来说,还是有很多事情的,比如,如果这个小岛是太平洋上的岛,则会担心地球温室效应带来海平面增高,淹没小岛。作为小岛的主人,应该安排人员采取对策。例如,安排人员在岛上沿海岸线筑堤。

    寓言故事中小岛得到了机器,提高了生产效率,从而有富余人员需要安排。如果将我们国家比作这个小岛,同样由于技术进步,使生产效率提高,多出人员。而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更多了。例如,我们的水污染治理工作,我们的替代能源开发工作,我们的城市基础建设,我们的国土整治工作,这些都需要安排人员去做。人们经常担心的是我们国家是否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或者说资金。然而,我们分析,对国家来说,重要的是物资,而不是资金,我们进行水污染治理,需要生产资料建设设施,我们进行技术开发,需要设备材料。这一切追本溯源,都是由不同原料在人民的劳动下产生的,最终是原材料用量需要增加,如果我们需要的原材料来自国外,我们就需要安排人员去生产国外有需求的产品,以换回我们需要的原材料。如果原材料来自国内,我们就增加原材料生产力度。如果我们安排得当,失业人员应该很少。总之,我们的发展,取决于我们是否组织好人力资源,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从而腾出人手去完成我们还未完成的基础建设工作,去加快技术开发工作。正如我们在寓言故事3中所论证的,我们的一切财富都是人民创造的,这也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本结论。我们要发展,必须充分发挥我们的人员的作用。如果我们的失业率较高,势必会影响我们的发展速度。政府的主要职责就在于组织好所有人员,降低失业率。主流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将西方经济理论引入中国,鼓吹夸大资本的作用,抹杀劳动者的作用,一些人还暗示失业人员是负担,通过混淆黑白,谋取私利。这严重危害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我们一方面需要安排一部分人去生产我们目前生活所必须的商品和服务,当我们的生产效率提高,这部分人员数量必然下降。发达国家创造了一个词汇,叫创造需求,历史上演绎了很多故事,这样又安排了一部分人的工作,生产一些新产品。然而,在很多发达国家,就业人员最多的是从事教育,科研人员,从事教育的人员主要作用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从事科研的人员也不直接从事商品的生产和针对个人的服务,而是从事技术开发或相关工作,主要作用是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

    我们国家在很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高失业率现象的存在,是政府管理工作水平低下的表示。在计划经济时代,可以根据需要安排失业人员工作。在商品经济时代,单纯依靠市场,是不可能实现正确的工作分配的。政府必须介入。西方国家政府主导的工作越来越多,例如美国在军事上的投入,不是市场作用的结果,而是美国政府计划的结果。在我们国家,由于普通百姓收入过低,产品无法销售,导致商品消费市场萎缩,企业生产无法实现,人民生活改善和提高也就成了空谈。这是失业率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人力资源是一种资源,如果国家不利用,让人员失业,就是国家资源的浪费,而且还会产生很多问题:由于失业,必然导致收入下降,收入下降,必然导致社会消费下降,从而导致生产下降。大量失业人员长期存在,还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将毛泽东时代归结为老百姓懒惰,然后声称维持一定的失业率,会提高生产效率,是一种误导。毛泽东时代生产力水平低,还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然而,毛泽东时代所完成的工作量是中国几千年所未能完成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大规模粮田建设,这一切都是在工业批量化生产未完成,机械化生产量还较小情况下,主要依靠人力完成的。使得我国能够养活的人数增加了一倍,也打下了后毛泽东时代粮食增产的基础。我们通过实物分析,论证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比当时日本快(附录1),比改革开放发展速度快(附录4)。当然人口增长是有限度的,与一国自然资源拥有量相关,如果人口过多,超过了生活资料生产能力,则会出现饥荒和失去独立自主(日本必须依附大国,粮食供应是一个重要原因,对日本来说,中国无法替代美国,因为中国无足够的余粮供应日本)。

    尽可能多地安排人员从事技术开发方面工作,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才是发展生产力,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在生活资料生产得到保障,供应充足的条件下,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日本就是一个资源十分匮乏的国家,但是通过发展技术,经济却处于世界前列。

原则七:促进技术进步是发展经济最重要的工作

    想象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人口保持稳定,如果技术水平也保持稳定,也没有发现新资源,每个人的产出必然保持稳定,从而总产出也保持稳定,也就是说在人口和技术稳定情况下,经济不可能增长。我们前面分析过,外来投资有害经济发展。因此,在人口稳定的情况下,国家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根源在于如何组织人力,促进技术进步,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出,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

    从技术进步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可以较快增长。因为发展中的落后国家可以节省很多研究技术的投入,只要集中训练人员,让他们尽可能学到世界上比较先进的技术,应用到生产系统中,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快的增长。当然发达国家是不会让你学习他们的最好技术,因为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技术。但是,在发达国家,有很多技术己经公开,如专利技术,在专利保护期满以后,就可以免费使用,也有一些专利技术,虽然在美国的保护期没有满,但是在中国没有申请专利保护,我们也可以免费使用。通过学习先进技术,我们在技术上有较快的进步,从而带动经济较快增长。等到这些公开技术利用得差不多了,你还可以购买一些技术,等到跟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相差不多的时候,一方面最好的技术发达国家是要保密的,绝对不卖给你。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已经没有多少可以学习的技术了。这时我们只能依靠自己发展技术。主流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以发展GDP为目的,鼓吹比较优势和贸易自由化战略,忽视发展自己的技术,实质上是让中国人民永远处于国际经济的底层,老老实实打工。

    如何发展自己的技术,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促进机制。毛泽东时代和现代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目前intel公司的计算机性能每18个月提高一倍,这是非常惊人的技术进步速度。在毛泽东时代,我们科技进步速度也是惊人的,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研制成功,仅用了两年多时间,比西方快得多。直到现在很多西方人还很怀疑,中国的核弹技术是否来自了西方。证明当时我国科技进步速度是非常快的。但那时科技人员稀缺,难以应用到民用方面,普通老百姓感受不到。笔者硕士毕业后,1992年曾在家乡最大的工厂短期工作过一段时间,其技术人员匮乏现象非常严重,厂里仅有一个从事技术的大学毕业生很快离开了,工厂里另一个能够独立从事产品检验的中专生(经过培训)也很快走了。那已经是1992年了。但是,当时国家重点发展领域进步是非常显著的。如育种方面,其成果惠及全人类。我们最近评选的新四大发明,全是毛泽东时代成果。现在还有一些企业和单位延续毛泽东时代方法,例如河南南街村,深圳华为公司还保留非常多的毛泽东时代管理方式,包括鞍钢宪法。

    西方社会主要通过专利制度和专利保护,使技术研发成果得到利用所带来的效益被企业垄断,从而使企业积极进行技术开发,这一政策促进了技术进步。我国现在实现市场经济,也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但是专利保护做得很差,使得企业搞新产品开发,技术革新,死得更快。因为市场仿冒非常严重,地方政府为了地方利益,对仿冒活动打击不力,往往造成企业研发投入难以收回,更不用说获取垄断利润。如何保护企业在技术开发方面的投入,确保企业通过技术进步获得效益,从而保护企业在技术研发方面的积极性,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此外,我国在专利方面,还存在很多其他问题,需要另行讨论。目前我国的科研,主要以科研院所和学校为主,这种科研活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间接的,象是在岸上学游泳,在做篮球练习,而不是在赛场比赛,在练习打靶,与战场上的实战差距很大,这与毛泽东时代的技术开发活动形成鲜明对比。近几年来,国家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提倡产学研结合,但由于没有良好机制保障企业从中受益,实际效果较差。

    如何发展一套好的机制,推进我国的技术进步,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仍然是一个急待解决的关键问题。通过借鉴毛泽东时代做法和国外专利制度,也许我们能够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深圳华为公司所从事的通信领域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他企业不易仿冒,企业内部管理借鉴毛泽东时代方法,可以说是一个较好的成功例子。目前华为公司已进入到与国外公司相互竞争的技术水平了。

    如何推进企业的技术进步,是关系到我国发展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期待我国的有识之士能够多加讨论,为推进我国企业的科技进步献计献策。此外,我们在技术研发方面存在很多错误认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关于技术开发难度

    改革开放以来,国人走出国门,发现西方发展水平比我们高出很多,许多人就拜倒在西方人脚下,一切都认为西方的好,就差认为西方的月亮也比中国圆了。在技术方面更是如此。毛泽东时代长期发展工业基础,在改善人民生活的轻工业方面才开始起步。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品与国外相差较大。加深了我国技术落后的印象,再加上主流媒体刻意否认毛泽东时代的成就,夸大技术开发难度,造成长期以来人们头脑中技术开发难度大的印象。毛泽东时代的技术积累也被放弃,从全力引进技术到引进外资,使我们国家的经济走上了依附发展的路线,拉美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在这样下去,我国只能成为西方经济体系中底层,经济再也无法发展。人民生活质量再也无法提高。

    在技术上,中华民族历史上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建国以来,我们的技术突飞猛进,发展了两弹一星,飞机上天,杂交水稻、人工胰岛素合成处于世界前列。改革开放以来,连国产小汽车也发展不起来,难度小汽车比飞机上天,人类太空旅行还困难?长期以来,我国人民,特别是政府人员错误的指导思想才是真正原因。以笔者曾经从事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为例,主要技术是利用微生物氧化城市污水中有机污染物。由于微生物活性受污染物性质影响,性能变化很大,技术上通常需要保险系数达到20-100以上,相当于处理系统体积比理论上体积要大20-100倍以上,相应投资也同比例增长。通常国外多选用较大保险系数,国内为减小投资,多选用较小保险系数,实际建造时,我国大多选用国外所谓先进技术,认为外国先进技术比较可靠。然而,美国环保局曾调查美国的城市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率仅在70%。西方国家发展的很多城市污水处理技术,第一个大规模的工厂通常都是在中国投产的,包括一些不适宜建大规模厂的技术,中国成了这些技术的大试试验厂。

    现代科学的基本原理已经很清楚了,人们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所使用的基本理论已很好建立起来,人们也许还需要应用现有的基础理论建立模型,以全面反映研究对象的性质,从而指导技术发展。但是,过去那种瞎子摸象的情况再也不存在了,技术发展,很多情况下,需要我们不断实践。即使是引进技术,我们也需要不断实践,以消化吸收和改进技术,否则,我们还会很快落后。借口技术上与国外相差较大,就停止发展自己的技术。这种方式只会使我们彻底落后。发展自己的技术,一时落后并不要紧,日本人战后开发小汽车时,第一次试车没跑多远,发动机就脱落。技术是在实践中不断进步的。一些人认为采用自己的技术生产成本较高,市场没有竞争力。然而,西方国家的成本也是通过不断发展来降低的。我国的火箭发射数量不及欧美日,但可靠性高,发射成本是世界上最低的,为什么就认为我们在汽车等其他方面就做不到?

    关于技术研发投入

    产品开发,需要经历原理实验、小试、中试和生产规模实验,很多人感觉科研经费数量很大,我国经济上有困难。事实是,科研实际消耗的物资材料是很少的,需要使用各种仪器设备,这些仪器设备往往生产复杂,批量很小。从货币价值来看,价值很大,实际是消耗了很多人力,消耗的物质资料很少,不像工业化生产,原料消耗非常大。对国家来说,重要的是实物,而不是空虚的资金,而实物也是由人创造的,最终来源还是人力。科研更多的是支付给科研人员的工资。它们在我国今天劳动者收入持续多年停滞的情况下,实际上起到了增加消费支出的作用。从物质消耗来看,每个劳动者维持生存消耗的资源相差不大,国家是否通过市场机制安排他们的工作,给他们发工资,他们都会消耗我们的社会资源,如果他们失业,等于社会资源单纯减少。今后,即使增加劳动者收入达到商品市场供需平衡,这种开支仍然是必要的,因为它直接提高了生产效率。因此,在生活资料供应充足的条件下,剩余人员应不遗余力用于生产力发展,进行科研活动就是一种直接的发展生产力活动。近年来,我国高度教育大发展,大批毕业生毕业即失业,人力资源丰富,另一方面大量工作需要人做,却没有人做。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专利保护不力,企业无法从技术研发中获得利润,因而不愿在技术方面投入。国家应破除技术研发投入大的观念,尽快从严执行专利保护政策,使企业能够从技术研发中获利,从而促进企业发展技术的积极性。

八、中国应如何应对当前危机

    本文是从实物生产和消费来分析国家经济发展的。读者可以将国家模拟简化为只有一家人生活的独立小岛,不需要货币,分析如何发展小岛经济,来理解我们得到的发展国家经济的重大原则,主要包括:

     1,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促进外贸顺差,都是奉送我们的财富,有害国家经济发展;

    2,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国家都没有资金缺乏问题,引进外来投资有害国家经济发展;

    3,提高居民收入,增加消费是发展国家经济的必要条件;压低低收入劳动者工资有害经济发展和资本家利益;国家发展经济,应以可持续的国民收入为评价标准。

    4, 独立自主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一切都是海市蜃楼。

    5,发展经济,不能以发展GDP为目标,只能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其关键是建立良好的促进机制;

    6,财富是劳动者创造的,人力资源是发展经济最宝贵资源,失业是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7,基本生活资料生产是基础,要时刻保证其安全。

    根据以上原则,我们就能理解本文所提出的对策,以应对目前我国遭遇的问题。在基本生活资料生产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这些对策将能确保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不受大的影响,人民生活不受大的影响,虽然GDP会大幅度下降,由于多年来我国经济偏离了正确轨道,这是回到正常轨道必须付出的代价:

    1 应对金融大鳄炒作

    (1)股市,我们认为股市用于筹集资金进行投资的作用,实质上减少了消费,不利经济发展。也许在调节投资方向上有一定作用。应取消股市,即使不取消股市,也应大幅度提高股市交易税率等措施,减少和抑制股市上的投机活动。

    (2)汇市,建议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促进内销,抬高内销物价,从而减少出口,使货币贬值,从而降低多年来积累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取消各种促进出口的措施,改为增加出口税;取消和降低各种外币存款利率。停止引进外资,还清外债,选择适当时机使用现有外汇,逐步减少外汇储备。将外资企业逐步收归国有。

    (3)期货:本身是不需要的,虽然长期合约是需要的,市场信息是需要的,应重新设计,使其没有赌博功能。

    (4)楼市:商品时代,抬高商品价格是发展商品的最佳手段,近年来,住房价格一路高升,使住房建筑面积大幅度增加,已经超过人均24平米,达到或接发达国家的水平。然而,国内居民收入低,导致空房率,更多购房者并不使用,而是作为一种投机行为。应制定政策限制打击炒房活动,例如在贷款方面,禁止家庭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制定税收政策,家庭第二套住房加重收税等。学习新加坡,对房地产转让征收100%的资本利得税。

    总的说来,一切金融活动,本身目的是筹集资金,用于投资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我们论证国家发展需要的资金不能通过这种方式筹集,应由国家增加货币发行量,这种方式只能减少居民消费能力,减缓经济发展速度。现在我们国家的金融活动,很多成了赌博场所,成了国外金融大鳄吞噬我国财富的场所,国家应充分利用政权的威力,不要被各种蛊惑人心的理论迷惑,制定应对政策打击炒作。由于外资进来之后需要汇出利润等必须到指定银行换汇,换汇审批和换汇价格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扼住外资出逃喉咙。这些金融资金目的是偷袭中国财富,搞乱中国金融市场,阻碍我们的经济发展,所以,我们应采取各种措施控制,由于外来投资有害经济发展,我们也不要担心他们因此而停止投资。卖国精英拼命鼓吹市场万能,目的是让中国人民放弃使用政权,放弃使用维护自己利益和财富的权利,好让金融大鳄在中国横行,席卷中国财富(参见附件3)。

    2 应对当前通货膨胀和石油涨价

    当前通货膨胀的两大主要原因是贸易顺差和石油涨价。我国积累的贸易顺差1.6万亿美元,相当于我们将价值1.6万亿财富送给了美国人,美国人给我们印着1.6万亿美元字样的一堆纸,但是我们的银行向拿着这些纸的资本家兑换了等价的人民币,这笔钱有11万亿元之多。它并没有对应的财富在国内市场,相当于多印了这样一笔大钱。我们全国老百姓一年的收入,也不到十万亿,对比可知,这是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因此,降低通货膨胀的主要措施,就在于降低顺差,要鼓励我们国家的企业购买技术;要制定政策,合法地赶走外资企业,从而让它们带走美元,将人民币还回银行,退出流通。

    石油价格高涨,是另外一个主要原因。2007年初,石油价格不到60美元/桶,现在高于120美元,我国石油消耗量约4亿吨,相当于支出增加2000亿美元。石油是工业的命脉,它使大部分工业产品生产成本上升,包括农业生产资料。因此,为抵消其影响,房地产发展速度应大幅降低,与其相关的能源、钢铁、水泥等行业下降,降低能耗。我们分析房地产业已成为无效劳动,国家不应投入过多人力物力发展房地产。国内石油提价,降低个人交通方面的石油消费。提高粮食价格以抵消石油涨价对粮食生产的作用。

    国家应尽快建立社会保障系统,特别是失业保障,以应当危机来临,大量企业停工停产。在危机来临以后,切实保障基本生活资料生产,由于我国的主要生活资料生产系统生产能力充足,能够保障我国的基本供应,建立社会保障系统有足够的资源,不会引起经济系统崩溃,是维护社会稳定,度过经济危机的唯一对策。

    3 粮食安全保障

    在大豆生产方面,前几年,美国通过补贴向我国倾销,使国内种植面积锐减,产量大幅度下降,今年,国产大豆仅能满足国内需求的一小半,而美国大幅度提高大豆价格,减少供应,使豆饼供应减少,带来整个粮食供应不足,价格升高,使我们毫无选择,只能在大豆消费方面大幅度增加支出。大豆涨价和供应减少可能是我国近来食品涨价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的粮食生产也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们国家的命运就完全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了。因此,国家应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应大幅度提高粮价同时大幅度提高粮食种植补贴,防止农业生产资料上涨带来的粮食生产下降,确保粮食安全。通过关税等控制粮食出口和今后类似美国低价大豆对国内粮食生产的冲击。只要维护了粮食生产,中国就能保证社会稳定。其他资源,如石油,虽自给率较低,但需求有一定调整空间。

    4,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分析与应对之策:

    我国外汇资产的影响与对策

    我们在国内生产商品卖到国外,目的是换回我们需要的商品,现在变成美元,实际上是损失了商品。虽然以后外汇可以买到商品,但是,国外市场我们需要的商品涨价,我们的外汇就损失。由于国外通货膨胀,我国的外汇资产贬值在所难免。一些投资美国风险较大的金融市场的资产可能损失光,我们也没有办法。至于投进更多外汇,那是要增加损失。美国的金融市场本来就是一个赌博场所,美国的金融家通过这个场所来席卷财富的。美国政府实际上被美国金融家控制。到今天,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不知是愚蠢,还是卖国,还想拿中国的外汇给美国人救市,是要把中国的更多外汇通过这个赌博场所送给美国人,所有国人,应共同声讨。因为中国外汇所代表的财富是国人创造的,它送给美国人了,损失是由全体国人承担的。因为,外汇是企业拿商品在美国市场上换来的,在中国银行按汇率换成人民币,人民币在国内流通,中国银行管理这笔外汇。我们应等待危机来临,市场萎缩,原材料价格下降,我们可以利用外汇在国外市场采购原材料,从而使我们的外汇价值增加。

    国内经济的影响与对策

    国内经济在高外汇储备下,运行超过一年了,所以损失部分外汇对国内经济的直接影响应不是很大。但是,国外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外资企业要抽逃资金回国救自己的企业,如果资金量大,可能引起恐慌,带来连锁效应。美国金融危机本身就是针对中国的一个阳谋,一种妄图使中国经济崩溃的方法。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针锋相对。首先,要控制资金流出速度。这样对美国国内的公司也是一个打击,从而打击美国的国内经济,同时减缓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其次,危机发生后,应趁机利用外汇储备收购这些外资投资,不仅减小外资在我国的比重,而且减少我国外汇储备,减小外汇在危机中损失。国家应限制外资企业停产,对停产企业,有理由进行破产拍卖,从而收购。其负面效应是,这些企业停产,对我国生活资料生产的影响,主要包括农业生产资料生产的影响,电力,燃料生产的影响。国家应掌握相关情况,制定应对策略。第三、一旦危机发生,中国应大幅度削减出口,抬高价格,使发达国家很多商品供应量大幅度下降,价格必然高涨,一方面打击美国的经济,另一方面提高利润率,减少损失。国内相应的企业工人本来很多就是中国人民在发工资(他们的消费是中国人民创造的),现在换成失业救济,对经济并无影响。当然政府更应该安排好他们新工作,为国人创造财富。中国今天占领的低端国外市场是不必要的,因为外贸顺差太大了,只能损失自己的财富。低端商品本身利润小,出口就没有必要,市场占有率降低也无所谓。国内出口企业应转向国内市场,国家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市场消费能力。将出口为导向的经济转变成以内需为主的经济,本身就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趁此机会,进行转换,是最佳时机。

九、如何发展我国经济

    最后,我们根据以上分析对如何发展我国的经济做一个总结,主要包括十一个方面:

    第一:此时此刻,我国当前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很多企业已经落入外商手里,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措施,全部收归国有,这是实现独立自主发展的唯一途径,否则任何努力都是无意义的。

    第二:转变出口导向的生产体系,减少出口,由于目前外汇过剩,应在相当长时间内减小进口。今后的出口应与进口相平衡,外汇顺差应控制到合理水平。出口应向高利润产品靠拢。进口应为紧缺的原材料。

    第三:制定不断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的政策,使生产力进步带来的新增财富应与普通劳动者收入增加部分相平衡。能否大幅度提高民工工资,是胡温新政的试金石,可以测试出是停留在口头,还是真正实行。

    第四:制定良好的机制,如加强专利保护,促进我国技术进步,采用高折旧政策,促进企业更新设备,推动企业的技术发展。

    第五:政府应通过中央银行逐年增加货币发行量,贷给公司投资,解决所谓资金短缺问题。基础建设方面,政府应直接投入货币进行建设。

    第六:通过控制商品积压率,来控制好不同领域的发展平衡。一个长期处于高积压率的商品,其生产出来的产品实现不了销售,从而对人们生活没有贡献,应降低该领域的贷款,从而减少产品生产,减少人力投入。

    第七:降低失业率,失业率上升时,应通过加大贷款力度,提高工人工资,增加基础建设等方面,降低失业率。

    第八:应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资源短缺时代,我们应尽快转向可再生资源,包括相关技术开发,应逐步较大幅度提高资源税和资源产品物价,推动人们节约资源。我国的资源物价长期处于很低水平,这是我国资源浪费和大量资源出口的主要原因。

    第九:建立社会保障系统,在吃饭、医疗、教育乃至住房方面实现社会保障。国家在粮食生产、在医疗教育和住房方面有足够的资源,只有保障这些基本生活要素,才能实现社会和谐,才能稳定社会,从而保障经济发展。

    第十:采取金融对策,消除金融领域广泛存在的赌博经济,从而彻底堵住国外金融大鳄通过炒作席卷我国的财富。

    第十一:强烈呼吁进行政治改革,通过改革回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资本家服务的轨道上来。一切危害我国经济发展基础的政策和协议均应取消,包括WTO。

十: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历史解读与今后发展方法

    我国经济处在非常危险的阶段,有很多论述,但对如何从根本上杜绝目前引起经济崩溃的因素的分析还较少。本文建立发展经济的七大基本原则,目的是从根本上推翻目前引起国家经济问题的政策和措施的理论基础,希望彻底杜绝类似经济问题。希望广大读者共同探讨七项原则。下面根据七大原则,解读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总结阐述作者对中国经济今后的发展对策。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历史解读: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技术进步,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起步晚,比西方落后,我们需要在我国的经济活动中大量使用先进技术,这些技术可以通过自己学习开发,也可以通过引进消化。事实表明,一条路是行不通的。自己对技术一无所知,国外是不会卖给中国,即使能买到,在价格也难以承受。我们必须同时自己学习开发。然而,改革开放一开始,我们就放弃自己学习开发和引进消化,采取全盘引进的方式,一种产品生产线都全套引进几十条,国内无需消化,这使引进成本难以承受,外汇很快就枯竭。于是就采取直接引进投资,解决了外汇短缺问题。从此,资本的作用被无限夸大,人们都忘记了财富是谁创造的,忘记了劳动者推动技术进步进而带来财富增长。在此基础上,在资金短缺理论指导下,制定优惠政策促进外资投资。为筹集资金,还发展股市,国债;将医疗,教育推向市场,又推动楼市,实际作用是将老百姓手里用于消费的资金拿走了,使国内经济活动的链条断裂,只好以出口为主,发展外向性经济,实际作用是中国人民为外国人服务和劳动,创造财富也送给外国人。在发达国家低价商品市场也被我国基本占领的情况下,不知道我们国家今后的发展方向在那?我们再也无法继续目前的发展方式。同时发展起来的股市,楼市成为赌博场所,在内外资本的操纵下,一段时间内,利润率居高不下,吸引了国内各行各业资金,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和经济虚拟增长。由于股市增长与所创造的实际财富不相符,价格严重偏离价值,当游资撤离后,引起价格剧烈下降,带来经济崩溃。

    经济发展方法:我们得到的原则结论之一是国家发展经济,不缺资金,各种融资手段,包括引进外资都是不必要的,引进外资投资还有害国家经济发展。所谓缺少资金是技术进步以后,需要增加货币投放量匹配新增生产能力。要实现经济发展,同时还需要实现商品的销售,因此,必须提高所有劳动者的收入为新增生产能力提供市场。在此过程中,关键是实现商品生产和销售系统的技术进步,包括管理技术和生产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这个目标不仅依赖于整个社会的努力,主要包括教育、科学研究和新技术的基础研究,而且需要社会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环境,有利于企业投入到技术创新中,获得超额利润,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和发展计划。西方通过专利保护使企业获得垄断利润,可资借鉴。日本战后在发展计划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对象。目前我国在技术上与西方相比,还落后很多,可以通过学习、开发、引进、消化西方技术提高,降低技术投入,从而实现高速增长。我国改革开放的目的应该是引进消化吸收技术,而不是引进资本。技术进步速率决定经济发展速率,决定货币投放增加量及劳动者收入增长率,可通过宏观经济数据决定经济发展速率,确定货币投放量。在实现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决定货币投放方向,应通过商品经济环境下商品积压率确定。劳动者收入增长率应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数据,还需要控制劳动者收入差距,防止贫富分化。商品出口量是由进口需要决定的,外贸顺差应严格控制,外汇不足时,首先选择租借,拒绝外资投资。任何时候,发展经济都应遵循独立自主的方针。在当前资源短缺时代,我们应走可持续发展道理,逐渐转移目前依赖化石燃料资源的经济到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相关技术和经济系统。当前外资在国内占有相当比重情况下,国家应制定政策支持国内企业,逐步降低外资企业比重。

    毛泽东时代和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非常符合作者所提的发展国家经济的七大基本原则。我们对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实物增长速度比较,结果表明毛泽东时代发展速度明显比改革开放快(附件4),与日本战后经济发展速度相当,是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它们为我们今后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参照对象。这些结果都表明目前的改革开放政策需要修正,我们的改革开放应引进消化吸收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而不是外资投资;应发展高效商品生产系统,而不是发展GDP,获得外汇;是全体老百姓提高收入,而不是扩大贫富差距。是发展独立自主的经济,而不是发展依附性经济。

    虽然本文认为中国走出目前的困难局面,走向美好的未来是不困难的。然而,这一切都需要现在的领导层的智慧以及人民的努力。从古至今,我国的精英阶层都是自私自利的。我们国家是少数几个历史上政府被普通老百姓多次推翻的国家,在历史上,精英阶层自私自利的愚蠢行为是主要原因。他们不断积累财富,直到普通老百姓再也无法生存,从而毁灭了整个国家,也毁灭了他们自己。今天,这些自私自利的精英并没有改变,我们又走到了我们国家兴亡周期的十字路口。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对农民工的压榨始终如一,国内市场逐步萎缩。出口导向的做法,实质上是将财富储存在国外贬值甚至被骗走,也不与国内老百姓共享。正如本文寓言故事5中所述的结果,商品被生产出来,却无法分配给需要的人使用,从而资本家也无法获得利用,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停滞。然而精英们并没有放弃收敛财富的努力,不断出台所谓改革,将人民手里的财富搜刮殆尽。精英阶层从古至今都是中国社会始终没有走出王朝复兴到衰落的怪圈的主要原因。汉奸精英为个人私利,连银行也出卖,其卖国行径古今中外都闻所未闻。今天我们能否走出历史怪圈,还要看人民的力量。然而,今天的形势比古代险恶,外有远比古代强大的敌人的窥伺,内有汉奸精英的破坏,今天的中华民族已经走到十分危险的境地了。每个中国人包括精英阶层都应当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作者后记:本文作者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经济方面只能算业余爱好。为从根本上揭穿汉奸精英们的卖国谬论,探讨我国经济发展之路,撰写此文,以抛砖引玉。如果您认为论证正确,请宣传;如果您认为论证有问题,请指教,email:hwd99@netease.com, 欢迎大家原文转贴。本文部分已贴在乌有之乡。

 

附录1、毛泽东时代发展速度与日本比较

    有关毛泽东时代,我们的发展速度是否很快,虽然有很多论述。但国人对我们在高速发展后,仍然与日本差距加大,感到迷惑不解,我们分析了原因。但有一些人从国民经济产值增长速度比日本低,提出了怀疑。采用货币产值分析,由于与产品定价相关。日本很多产品价格远远高于中国,而且在当时那个时期内涨价严重,而毛泽东时代物价非常稳定,很多活动没有计入经济活动中,很多产品价格还大幅度下降,因而通过产值分析,无法反映两国经济增长情况。本文主要通过实物增长率来进行分析。这里选取了四个指标,主要包括发电量、钢、硫酸和电话机数量。还有很多其他指标,由于日本增长已近饱和,增长率很低,没有比较的意义。例如,交通方面,铁路和公里里程,日本变化很小,汽车生产,主要是针对出口的小汽车。日本的一次能源主要来自进口。日本农业上化肥使用量的增长率较低,机械设备增长率也较低等。这里选取的发电量与工业活动密切相关,钢是工业基础,硫酸是化工工业基础,电话是通信发展的象征。无论是从1950年还是从1955年进行比较,从比较结果可以看出,除电话机增长率中国稍低,钢产量增长率相近,其余两项均是中国增长率较高。考虑到日本当时,从西方大量引进技术,进口石油价格非常低。而中国当时受西方封锁,主要使用品质较低的能源煤炭,国防开支比重大等因素,特别是文革时期,为了打破美苏两霸的封锁,实行三线建设,预防战争,降低了效率。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发展速度至少不低于日本。

    数据来源:中国数据除硫酸来源于中共湖南省委党校理论资料研究室编,《我国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录编(1949-1981)》,其他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9),日本数据来源于王琥生编著,《战后日本经济社会统计》


附录2、毛泽东时代生活水平与日本存在差距的原因分析

    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速度快,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也通过实物增长率进行论证。但是,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似乎与日本差距加大,这是人们感到困惑的地方。下面是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南亮進所著《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日本的比较》一书(经济管理出版社,1991年,北京)列出的中国在1987年左右达到的人均指标及对应日本达到该指标的年度。除第一项和最后两项指标是我根据该书估算得到的,其他数据均直接来自该书。

    根据此表,该书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到1988年,仍然同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阶段有极大的差异,中国应该学习日本战前的经验。该书作者总结,中国1986-1988年的经济,在宏观经济水平和经济结构方面,相当于日本1900年,落后日本80年左右;在制造业方面,相当于日本1930年代后期,落后日本40-50年;在基础设施方面,相当于1900年左右日本,落后日本70-100年;人口资源方面,落后日本60-80年。该书作者还告诫国人,经济发展是长期过程,需要时间去积累。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建国初经济水平极低,虽然经过快速发展,在毛泽东时代,经济水平与当时日本的差距有所减小,但仍然存在巨大差距。因此,当时的生活水平要达到日本同时期水平,是不可能的。即使到今天,改革开放又过了三十年,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与三十年前日本有很大差距。

 

附录3、汉奸精英又在忽悠中国人:评茅于轼《必须保卫市场》兼答郎咸平如何应对中美金融战争

    一年来,国人时刻担心, 美国的金融大鳄在中国金融市场进攻中国成功。地球人都知道,美国有美元印钞权,在国际市场,美国的金融大鳄呼风唤雨,利用所谓市场忽悠世界人民,不管是自己的盟友日本,英国,还是曾经的对手俄罗斯,还是其他第三世界穷国,均被其抢劫一空。地球人都知道,美国利用自己取之不尽的美元做后盾,在所谓的金融市场上是战无不胜的。

    地球人都知道,美国人豢养的中国精英极力向国人推销所谓的市场万能,能实现资源最佳配置,能实现经济发展。可是它们的主子却并不相信这一点。不久之前,美国花费了三千亿美金干预拯救美国股市,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美国历史上的自由市场曾经产生了1929年经济危机,一方面牛奶等食品大量倒入大海,一方面大批老百姓饿着肚子,这些精英难道一点都不知道。

    汉奸精英们鼓吹的必须保卫市场,其实质就是要中国人民遵从西方的自由市场的原则,听任西方金融大鳄在中国金融市场席卷中国财富。如何应对这一点。很简单,在中国的土地上,政权还掌握在中国人民手里,中国人民任何时刻都可以修改规则,进入中国的货币资金,进来了,什么时候出去,能否增值出去,由中国人民决定,决不允许金融大鳄随意拿走中国人民的财富,想走就走,想来就来。

    刚解放时,在上海,那时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还一穷二白,都能狠狠打击那时上海滩的金融贩子,今天,国力经过近六十年的积累,对付这些金融贩子,就没有办法了?也许汉奸精英们要说了,中国这样做,会妨碍引进外资。但是,中国需要外资吗?中国缺资金吗?这是西方经济学及其走狗彻头彻尾的欺骗,这些外资对中国人民百害而无一利,详细分析参见我的文章:

    中国应如何发展经济0―如何评价中国的外汇储备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806/42694.html

    中国应如何发展经济2――中国缺资金吗?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807/44901.html

    汉奸精英们,你们为了个人的私利,正在误导中国人民,误导你们的子孙后代,走向毁灭的边缘。你们悔改吧,否则中华民族会将你们载入历史史册,让你们遗臭万年的。茅原文:http://blog.people.com.cn/blog/template/blog_template.html?site_id=51769&log_id=1215783239875621


附件4:关于改革开放和毛泽东时代发展速度比较

    如前所述,采用实物商品进行增长率比较,才有实际意义。主要数据除硫酸来源于中共湖南省委党校理论资料研究室编,《我国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录编(1949-1981)》,文革前其他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9),文革后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gb/)。增长率1代表以1955年为基准毛泽东时代的年均增长率,和以1979年为基准的改革开放时代的年均增长率,增长率2代表以1950年为基准解放后每年的年均增长率。

    从表可以看出,主要工业产品均是毛泽东时代明显大于改革开放时代,发电量增长率在毛泽东时代>14%,改革开放以后<9%,钢产量增长率在毛泽东时代>10%,改革开放以后,大部分时间仅6%左右,近几年大搞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增长较快,达到10%,硫酸产量增长率在毛泽东时代>13%,改革开放以后<8%。粮食产量在改革开放初还与之前相当,近几年明显比毛泽东时代低。然而,两个时代更重要的区别是,毛泽东时代创造的财富都归中国人民,现在中国人民生产的财富还有多少归中国人民。

    一些人因为毛泽东时代还是商品短缺时代,就否定毛泽东时代的成绩。然而,毛泽东时代开始时,我们是一穷二白,人均寿命仅35岁,老百姓生活条件很差;到改革开放前,有了极大改善,人均寿命增加到了68岁。我们比较不同时代,只能通过增长率进行比较,不能比较生活水平。如果改革开放以后,生活水平下降,那等于经济不发展,还倒退。这种情况通常只会发生在战争时期。毛泽东时代还发生过浮夸风,虽然毛泽东主席需要负领导责任,但直接责任人是刘少奇,否则经济发展还会更好。有关刘少奇责任可参考:

 

“世界工厂”中的劳工现状

海外学者  何清涟

原载《当代中国》杂志,2008年第二期

引言

中国缺少一把衡量改革成就的重要标尺

      衡量已届30周年的中国改革,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标准,一个是富国强兵,另一个是人权进步与富民。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坚持只用“富国强兵”这一标尺来衡量这场改革。用来赞扬成就的主要是GDP总量,迅速崛起的现代化军事力量以及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至于政府分配功能的畸型导致的严重社会不公、“世界工厂”的竞争力建立于劳动者权利被严重剥夺之上这一事实,以及人权状态的恶劣,却是政府不愿意检讨的话题。

    一个社会的进步最终取决于社会成员个人利益及权利的实现程度,而中国的改革成功与否,至少应该将社会的多数成员――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及权利的实现程度考虑在内。资本主义的分配理论认为资本、劳动及土地等生产要素均参与分配;马克思主义理论则强调劳动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来源。无论是按照哪种观点,劳工权益都不应当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但恰恰是在中国这个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国家,无论是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工资收入)还是劳动者的权利,都处于近乎悲惨的状态。劳动者工资增长的幅度远远落后于企业利润特别是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幅度。社会成员劳动所得之比重长期偏低的情形,完全背离了社会正常发展的目标和经济增长的本来目的。

     本文讨论的主题是:改革以来,支撑中国经济“辉煌”成就的支柱之一是中国成了“世界工厂”,然而,为什么维持“世界工厂”运转和盈利的上亿劳动者反而不能正常地分享到中国经济繁荣的成果呢?在一个至今仍然宣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理论上应该成为“救世阶级”的工人阶层为何会沦为世界各国蓝领当中境遇最为悲惨的一个群体?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中国制造”:庞大的血汗工厂

     在中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中,“中国制造”的贡献可谓居功至伟。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依据“比较成本优势”理论构架对外经济关系,使中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制造”在世界各国攻城掠地,一些产品拥有极高的世界市场占有率。许多数据都展现了“中国制造”曾经拥有的辉煌: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制造业产值已经增长了近3倍,比全球制造业的增长速度快10倍[1]。中国制造的三大主要类别--玩具业、制鞋业与纺织业,成了世界市场同类产品的主力。2006年,中国玩具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高达70%[2];鞋类出口量占世界出口总量的53%以上[3];而纺织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则从1986年的5.35%上升到2005年的24.03%,以每年8.93%的速度递增,从1995年起连续10年保持世界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位置[4]。由于“中国制造”的支撑,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在GDP中所占份额不断上升,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越来越高,2000年还只有44.5%,2004年就已经升至69.9%。[5] “中国制造”遍及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并以低廉价格获得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以进口“中国制造”产品居中等水平的德国市场为例,近年德国对华贸易的增长也非常迅速。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008年5月发布的统计数据,从2000年到2007年,中国产品的进口量增长了3倍,中国已成为德国位居第三位的重要贸易伙伴,仅次于法国和荷兰;与其它国家略有不同的是,德国引进的“中国制造”当中,办公设备、电脑设备与元件占18.6%,其次是电视、无线电和电器元件[6]。

1.是什么支撑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物质极度短缺的状态迅速过渡到向世界各国源源不断地供给各种产品,到底依靠什么?且来看看引起世界恐慌的“中国制造”的背后。“中国制造”依靠两大因素支撑,一是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二是巨大的环境生态损耗。正是依靠严重透支的劳动者生命福利与环境成本,“中国制造”才得以维持价格低廉的“优势”,成为“世界工厂”。对“世界工厂”这一称谓,中国最初是坦然接受,并将此当作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重要标志。但近年来支撑“中国制造”的两大因素日益暴露出其致命弱点,由于劳动者的人权受到严重剥夺,生态环境也日益恶化,到本世纪初,中国原来矜夸的“优势”竟然成了中国经济的软肋。最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劳动力工资低下造成了作为国民主体的劳动者的购买力相对萎缩,导致国民经济的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走低,与1980年代前半期消费率维持在53%到51%的状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本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日益繁荣,国民经济的消费率快速下滑,在短短的4年内,就从2000年的48.0%降至2004年的41.4%[7]。消费率的高低和走向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国民是否从经济发展当中获益。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报》统计,目前发达国家的消费率在78%左右,发展中国家的消费率平均为74%,素来以高国民储蓄闻名的东亚经济体的消费率也在65%以上。显然,如果用消费率来衡量,总体上看改革时期民众并未从经济增长中明显获益,而本世纪以来则处于利益受损的状态。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在消费率过低、国内市场严重萎缩的情况下,必然对国际市场过度依赖;一旦国际市场的需求发生变化,“中国制造”就会陷入困境。比如,2008年“中国制造”的三大“主打”产品玩具业、纺织服装业与制鞋业的厂家大批破产,其原因就是遭遇到国际市场寒流。

    看起来强势的“中国制造”其实非常虚弱。如果观察制造业价值链上所处的位置,中国的制造业仍然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并未掌握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只是在全球生产链的最后一道环节上组装产品。在全球营销方面,大部分中国产品既没有自己的营销管道,更没有自己的国际品牌。可以说,所谓“中国制造”其实是全球产业链中流血流汗最多的一环,也是利润最微薄的一环。正因为如此,当全球都在为“中国制造”的洪流惊恐的时候,中国厂商却正在为“中国制造”的无利可图而苦恼。

2.“象刀刃一样薄的利润”

    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虽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订单,但接到订单的中国厂家最终能赚多少钱呢?有人算了这样一笔账:美国市场上销售的一种儿童玩具的零售标价是100美元,玩具的设计商和经销商都是美国公司,生产商是中国企业;玩具设计定型后,美国公司将订单下给一家香港贸易公司,每件价格为50美元;香港贸易公司转手将订单交给中国的一家外贸公司,每件价格为22美元;这家外贸公司再向广东和江苏的两家工厂订货,每件价格15美元;工厂的生产成本(包括人工和原材料)是12美元;美国公司拿到玩具后,以每件82美元的价格卖给商场。粗略计算下来,中国生产企业的毛利及成本是每件3美元,中国外贸公司的毛利及成本是每件7美元,香港贸易公司的毛利及成本28美元,美国公司的毛利及成本32美元,商场的毛利及成本是18美元。在这条生产价值链条中,中国内地的生产商和外贸公司总共才获得10美元,仅占商品零售价的10%,而其余的90%则由各个经营环节参与分利。不仅如此,近年来不少中国厂商为保住美国市场,大都采取先付货、后结算的方式;有的美国零售商和中间商收到货物半年后才付款,甚至在货售出之后才付钱,等于把库存成本转嫁给了生产者[8]。

    多年来在国际市场占有率上稳居第一的中国纺织服装业,其实一直依靠国内的出口退税制度维持生存。在2006年下调出口退税率之前,纺织业的出口退税率为13%,而领取了出口退税的纺织业的平均利润不过5%而已;退税率调整到11%之后,纺织业的平均利润也相应萎缩到3%左右[9]。

    加拿大约克大学商学院国际工商管理硕士项目主任伯尼·沃尔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曾形象地形容“中国制造”的利润:“中国有许多公司出口,但是出口的利润却只有刀片那么薄。[10] ”

3.中国劳动力的工资到底有多低?

    参与“中国制造”的厂商除了依靠维持过多年的出口退税制度的优惠之外,压低工人工资几乎成了“铁律”。衡量中国劳动力的工资有两个标准,一是绝对标准,即与他国同类劳动力相比较;二是工资在GDP中所占比重。前者与劳动力市场供给状态有关,后者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因素和相应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及劳工政策和制度。

     从绝对标准来看,中国劳工的工作环境恶劣与工资之低,一直是国际社会杯葛的一个话题。“三资”企业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尤其是出口贸易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早在2002年,中国的“三资”企业已达到28万户左右,在中国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占到13%,占全国工业产值的14%,占中国出口总额的47%。但许多“三资”企业的工人都在超强度、超负荷、超体能、超工时的情况下工作,工人由于疲劳过度而伤亡的事件不时发生。据调查,在“三资”企业工作的外地劳工每天工作至少12个小时,每周至少6天。他们的年龄大多在17到23岁,每小时基本工资仅为30到50美分,月收入在100到150美元[11]。2004年以来,由于工资太低,一度发生“民工荒”,不少企业被迫提高劳工工资。即使如此,中国工人的工资还是非常低。据《纽约时报》2006年的一篇报道,跨国公司设在中国的大工厂的平均月工资水平仍然在100美元至200美元之间,其中最低工资每月不足80美元;鉴于员工通常每周工作6天,每天10小时,按照跨国公司支付工资的上限(每月200美元)计算,每小时的工资是77美分,而同期美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小时工资为17.72美元[12]。《华尔街日报》曾将韩国工人工资与中国劳工收入加以比较,“现代”汽车的工人平均年薪是5,000美元,还因为待遇过低而引发劳资纠纷;而在中国的广东,最新出台的“月最低工资”规定是800元人民币左右,也就是1,200美元左右的年薪。从这个角度便很容易理解大量外资为什么涌入中国,以及中国的加工贸易为何能蓬勃发展[13]。

    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统计,2005年度美国平均每小时工资16.16元。而在中国,许多地区工人的小时薪资仅为40到60美分[14]。该报告举了一个例子,“‘中国制造’的芭比娃娃单价20美元,但中国只能获得其中的35美分”。被外媒称为“肮脏的‘苹果’制造业”之所以能牟取超级暴利,原因之一也是在中国使用“廉价高强度劳动”。据报道,苹果在中国的iPod工厂是Foxconn代工组装工厂,位于深圳龙华的Foxconn工厂雇佣了20多万员工,其中绝大多数为女性。报道称,这些工厂生活住宿条件极为简陋,而且不允许外人进入;厂内工人每天要工作15小时以上,每月工资仅合27欧元(约270元人民币)[15]。

二、决定中国劳动者生存境况的政治过程

    二战之后,GDP日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指标(中国只追求“国富”,对使用GDP作为衡量国力的标准更是有狂热的偏好),但欧美民主国家更多地用民众福利(包括工资与社会福利在内)作为衡量本国民众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重要指标。若用后一种方法来衡量一国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并作国际比较,可以采用国民的工资收入在GDP当中的比重这一指标。中国国内互联网上盛传一个说法,即“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收入一般占GDP的50-60%”,笔者无从查考此数据的出处,仅以此为比较中国相关数据的大略参考。必须说明的是,在中国由于这一指标会显示出不利于官方的结果,所以国家统计局经常故意回避使用这一指标,相反则偏好用“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和平均工资连续四年两位数增长16%”[16]之类来宣传劳动者待遇的提升。

    与中国劳工工资偏低、消费力萎缩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政府收入在经济增长中迅速攀升。若比较政府收入与职工工资在GDP中所占比重的变化及相互消长,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中国当局追求“富国强兵”、忽视“富民”这一社会发展目标的局限性。

1.决定中国劳动力工资的制度因素

在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连年萎缩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事实,即中国的职工工资在GDP中所占份额长期偏低,而过去十多年来政府财政收入在GDP中的份额却呈持续扩大之势。表1所列数据充分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是不断降低工资和消费在GDP中的份额,然后以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始终停留在一种缺乏内生动力的对外倚赖式增长陷阱之中。

    在讨论表1内容之前,有必要说明两点。第一,判断政府收入有多少,大体上有三种计算口径:小口径是预算内财政收入,中口径即财政的预算内收入加上预算外收入,大口径则是预算内、预算外收入再加上各级政府的财政制度外收入。如果按照国内有些学者采用的大口径来计算,那么政府部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超过30%[17]。笔者采用了中口径,因为资料易得,可逐年比较。第二,改革以来尽管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但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就业人数与全国人口总数对比,可以发现,从1978年到2004年,城镇就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从9.9%上升到20.4%[19],翻了一番。为什么全国总人口中城镇就业人口大幅度增加,而城镇职工工资总额在GDP中的比例却持续下降?这表明城镇就业者的收入状况恶化,除了部分领取工资的就业者工资偏低之外,还有相当大数量的城镇就业者(约1亿左右)没有固定工资,处于半就业或临时性游动就业等低报酬状态。

表1:中国政府收入与职工工资在GDP中所占比重之比较

年 份 GDP总量
(亿元)
政府财政收入
(预算内+预算外)[18]
职工工资
(亿元)
总 量 占GDP比重 总 量 占GDP比重
1978年 3,624.1 1,479.37 40.8%   568.9 15.7% 
1985年 8,964.4 3,534.85  39.4%  1,383.0  15.4%
1995年 58,478.1 8,648.70  14.8%  8,100.0  13.9%
2000年 89,468.1 17,221.66  19.2%  10,656.2  11.9%
2002年 105,172.3 23,382.64  22.2%  13,161.1  12.5%
2004年 136,875.9 31,095.47  22.7%  16,900.2  12.3%
2006年 209,407.0 45,373.38  21.7% 24,439.0   11.7%
2007年 246,619.0 59,304.00  24.0%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数据来自国内媒体的报道,见2008年4月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7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统计结果公告”(国家统计局公告2008年第1号):“根据年度统计结果,2007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24,932元,日平均工资为99.31元。”但统计局未公布计算职工年均工资的全年职工工资总额和职工人数等数据。

    表1中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85年到1995年,职工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逐年走低,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即“分税制”后,90年代后半期这一比重的下降速度更快。1995年至2000年,财政收入从 8,649亿元增加至17,222亿元,在GDP总额中所占比重从14.8%提高到19.2%;与此相对应的是,职工工资在GDP中的比重却从13.9%降到11.9%。2006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1.7%,而职工工资的比重则降为11.7%。显然,政府财政收入和职工工资的此长彼消是中国改革的一个不容否认的结果。毫无疑问,建立在这样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是不利于劳动者的增长,而且必然缺乏可持续性。

    中国官方经常以“中国特色”的改革成就优于俄国而自得,其实,将上述中国的数据与俄罗斯的资料加以比较,就能发现,那种既无自知、又缺乏对它国准确认知的自得是如何可笑。世界银行报告指出,1999年至2003年,俄罗斯的工业年均增长6.64%[20],而2002年俄罗斯职工工资占GDP的比重为47.1%[21];另一方面,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领域,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能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22];结果,从1999年到2006年,俄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从30%下降到14%[23]。与俄国相比,中国的职工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低于俄国,所以职工工资占GDP的比重也自然会低一些,但在中国的城镇就业人数比重翻番的情况下工资占GDP的比重反而下降,这无论如何都无法被解释成中国改革的“成功”。从民众受益这个角度去看中俄两国的转型,究竟何者才是“以人为本”,何者是“以官为本”,高下立见。面对这样的事实,官方和御用学者对中国改革模式的种种辩解,不是苍白无力,就是谬导误释。

    近几年,比较中印度两国经济是热门话题,但两国的工资差距却常被忽视。印度的工资连续多年以高于GDP的速度增长。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美世咨询的一项调查显示,从1999年至今,印度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为11.5%,其中,2004年印度人的平均工资水平上涨了11.6%,是亚太地区最快的国家;而同期印度的GDP增长速度不到9%,仅2005年的GDP增长速度达到9%;考虑到通货膨胀,他们的实际工资增长是7%。在制造业领域,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24]。事实上工资差距(即国民的消费能力)已影响到中印两国的经济走向:中国由于缺少一个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不得不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经济风险大大高于印度。

    必须指出的是,考虑到这些年中国职工工资总额的增长与公职群体的工资增长有密切关系,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增长缓慢这一问题就更加突显出来。具体来看,中国的职工工资增长状态有以下两大特点:

    1.在职工工资总额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GDP增长速度的同时,其中公职人员的工资呈刚性增长。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85年以后,政府曾对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制度作过8次调整及“改革”,自2001年以来共计三次给公职人员加薪(主要是职务工资和基础工资),每次增幅都不低于15%[25]。单纯就工资收入而言,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确实不算太高;但如果将非货币收入如住房及各种单位福利都计算在内,各地的公务员收入都远远高于当地中等水平。更何况公职群体还得到社会保障体制的全方位覆盖,再加上职务的含金量高(有灰色收入)、工作稳定等等,公务员便成为中国时下最热门的职业。另一组数据更能说明公职群体的实际收入水平:2003年,由国家财政预算内收入、预算外资金、企业与村民交费和列支成本支出的行政事业供养费高达15,766亿元,占GDP的13.52%;政府部门总支出37,960亿元中的37.58%由公职群体所消耗,这还不包括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花费的6,000多亿元(接近当年财政收入的20%左右)。上述财政供养人口约7,000万人,消耗国家财政收入的58%左右[26]。

    2.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总额却增长缓慢,甚至少有增长。比如,90年代初期到21世纪初期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但在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企业蓝领员工的工资竟10年未涨[27]。同时,蓝领阶层在享受社会保障体系的几大社会福利如医疗、养老金、失业保险等方面,还面临严重的歧视。

    在中国,无论是公职人员的工资还是劳工工资的决定,都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中国政府连续多次给公务员加薪,毫无疑问是制度偏倚的结果。与中国特色的政治相对比的是,在中国当局努力贬损的美国,公务员要求涨工资首先要经过参、众两院三分之二多数的批准,然后还要由全国超过四分之三的州议会批准;最重要的是,美国还奉行“谁提出涨工资,不给谁涨工资”的原则,即本届议会和政府通过的加薪法案不能自己受益,只能让下任官员受益。

    中国劳工在与资本的博奕中之所以会处于如此不利的境地,首先与中国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有关。中国当局确立的国策是“发展经济是硬道理”,以GDP增长速度作为考察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这种政绩考核体系必然使地方政府不惜一切追求当地的经济发展,而以牺牲劳工利益为代价吸引外资,依靠过度榨取劳工血汗获取产品竞争力,从而保证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样的施政手法几乎成了地方官员心知肚明的条规。可以说,在苛剥劳工方面,中国政府与企业结成了不光彩的利益同盟。

    中国与民主国家的重要区别是,在民主国家,民众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直接或者间接影响该国的经济政策与国民收入的分配,而中国民众至今尚无影响国家政策的诉求管道与制度化能力。因此,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面对资方的惨败,从表面看来是劳动在与资本的博奕中失败,但其实背后却有制度的政治裁量。底层劳动者的工资增长缓慢,其中固然有劳动力市场极度倾斜、呈无限供给趋势这一因素在起作用,但同时还应该看到,劳工阶层工资增长缓慢的更深层次因素是中国劳动者缺乏权利。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的劳动力价格超低是因为政治制度起了极大的抑制作用。比如,中国当局从不允许劳工自行组织工会,这就使得劳工在与雇主进行工资谈判时,不能组织起来参与谈判,无法具有作为一方谈判者的主体地位。

    王炼利曾对劳工工资做过一项调查。该调查表明,上海建筑业中有51%的从业人员人均年报酬仅266元(因为雇主欠薪),房地产业和制造业中分别有75%和43%的从业人员人均年报酬1,700元[28]。而建筑业的劳动强度如此之大,工人被迫接受如此之低的工资水平乃至承受雇主欠薪逃薪的后果,其关键原因就在于劳工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他们不能组织工会集结成有组织的力量。一盘散沙式的劳动者是无法与资方通过谈判有效维护自身权益的,更何况资方背后还有地方政府在撑腰。可以说,劳动力供给极度倾斜,是中国劳动者面临的特殊困境;但如果他们能获得政治制度保障的权利,尤其是自由结社、示威游行、言论自由等能够保障权利的权利,中国的劳工群体决不至于堕入目前这种悲惨境地。

2.中国工会“一身而二任”的双面角色

    在美国与欧洲,工人从来不会被称为“弱势群体”,劳资双方在政治制度规定的权利框架之内的博奕决定了劳动者的生存境况,而工会势力之强大,也早已令政治家必须重视。中国的劳动阶层之所以被称为“弱势群体”,不仅在于他们的经济地位低下,更在于他们政治社会权利的缺乏。

    这里有必要解释中国官方工会的性质。国际社会虽然知道“中国至今尚无独立工会”,但将“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定性为“较温顺的工会组织”,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迄今为止,中国的官方工会根本不是由工人群体中自发产生并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它只是政府机构的一种延伸,因此中国的工会机构长期位列政府系列的“党政工青妇”几套常设班子之中。“全总”及其辖下的各级工会与民主国家的工会有三点本质的不同:其一,经费来源不同,各国工会的经费均来自会员所交会费,而“全总”的经费主要由财政拨款。其二,民主国家的工会负责人乃会员选举产生,他们不能同时具有公务员的地位,更不能由政府任命。而中国的工会负责人,从中央到省、地级市、县,无不列入政府官员编制,由人事部门任命,国有企业的工会主席也是行政任命,处级以上的工会主席还得经过党的组织部门考察。事实上,大多数地方政府的工会成了安排当地政治失意者的官僚机关。据浙江省的一项调查,75%以上的工会干部来自党政部门,只有11%的人来自工人[29]。其三,民主国家的工会独立于政府,它为了劳工利益与政府部门讨论、谈判,但绝不会沦为政府的附属品。而中国政府对“全总”及其活动保持着绝对的控制。尽管工会声称自己代表工人的利益,但它的真正作用是将政府的政策传达给工人,宣传劳动纪律,推行政府政策,而不是代表工人与雇主和政府交涉。正因为如此,在前苏联,工会被当局称为企业负责人(由政府委派、代表政府)与工人之间的“传送带”。中国的工会模式至今仍然是苏联版,改革并未使工会的官方属性发生什么变化。可以说,在中共的控制下,官方工会系统即便有一些为劳工争取利益的功能,也必须完全服从于党政部门的需要;与其它官僚机构相比,它处于相对弱势。如果说,有些工会干部能相对积极地为劳工呼吁,那也不过是因为地方党委任命的工会负责人个人对工人有更多的同情而已。

    总体上看,虽然中国各地的国有企业与党政事业机关均设有工会,这些工会并非为维护职工权益而设。如果询问任何单位的工会会员,工会发挥什么作用,得到的答复肯定是“工会是给职工发放福利的机构”,比如节假日组织职工旅游,或者给职工发一点节日食品之类。90年代后期以来,各企业的工会虽然形式上代表工人与企业签订“集体合同”,但工人从来不认为工会能代表工人捍卫或者争取权利。

    从2006年开始,官方工会在美国零售集团“沃尔玛(WalMart)”等外企当中开始建立工会组织;与此同时,当局还在8,000多万家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组织。这些举措并非为了让工人有维护自身权利的组织工具,只是为了让党的势力更深入地渗透到企业当中,从而使党握有更多的控制企业的筹码。而众多外企管理层凭多年与中国官方打交道的经验,也很明白此“工会”并非民主国家的彼工会,只不过是中共政府打进外企中的一根楔子,这根楔子的作用取决于党的需要,既可以成为外企对付工人的一张牌,又可以成为党用来对付外企的工具。如果有外企工人自发成立工会,既得不到“全总”及其下属各级工会的保护,外企管理层也会想方设法打压独立工会负责人直至将其解雇。

    北京海淀区中日合资企业“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环相模”)解除该企业工会主席唐小东劳动合同一案,就很能说明工人自发组织工会的尴尬处境。2003年8月22日,“三环相模”的工人自发组织职工大会,选唐小东为工会主席,这一选举结果于8月29日得到海淀区总工会批准,取得合法资格。2003年9月9日,“相模”工会向企业行政方发出了第一号工会文件,要求公司于9月30日前与未签劳动合同的部分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并补发部分加班费、补缴社会保险金等。2003年11月3日,企业行政方发布“关于解除唐小东总务部经理的决定”,以唐小东未做好本职工作为由解除唐的职务。在各方斡旋之下,“三环相模”于2004年1月8日收回解职决定。2004年8月30日,“三环相模”以唐小东严重失职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唐小东认为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对工会干部维权的打击报复,向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但无任何结果。与此同时,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的援助律师受“三环相模”工会的委托,向海淀法院起诉“三环相模”侵权,海淀区法院未予受理。唐小东离开“三环相模”后失业,曾以工会干部身份向海淀区总工会申请失业求助,未获批准[30]。此案最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市此前从未有过工人自发组织的工会,在“全总”领导下的企业工会也未发生过工会主席被企业报复开除的先例。“相模工会”虽然成立后得到了海淀区总工会的承认,但在官方眼里,它与中国政府领导下的工会有本质的不同,因此唐小东这个合法的工会干部既得不到政府部门的政治支持,也无法通过法律诉讼解决自身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要了解中国的劳资关系,必须了解劳工阶层面临的体制重压,否则便难以理解,为何中国的劳资关系被扭曲成如此现状。解读2001年通过的《工会法》是了解中国劳资关系的一把钥匙。《工会法》第27条称:“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对于职工的合理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予以解决。工会协助企业、事业单位做好工作,尽快恢复生产、工作秩序。”理解这一条文需要把握两点,一是参与“停工、怠工事件”的工人之要求应当如何对待,不是依法裁定,而是由工会根据当地政府的意见来判断是否“合理”,一旦地方当局认为工人的要求“不合理”,工人就面临被迫害的危险,而工会则袖手旁观。第二,这一条文的潜台词是,如果工人自行罢工,工会的功能不是参与罢工的组织和领导,而是劝导工人(即“做好工作”),协助管理层“恢复生产”和“工作秩序”,换言之,中国的工会有责任瓦解工人自发的罢工。 正因为如此,海外的研究对中国工会的作用做如下描述:“中国工会的作用更像一个人事部下面的一个办公室,它主要关心的是管理层的利益。[31]”而工会代表们对本身角色的认知比任何观察者都更能说明问题。棠下一家钢厂的工会主席郑寅斌(音译)这样描述自己的角色:“我代表谁?代表劳资双方。如果我要会议上发言,我会说,‘首先,以总经理的名义……’,然后,我会说,‘其次,以工会的名义……’,我知道这让人难以理解,但这是事实。[32]”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工会只不过是政府机构对劳工实施管理控制的另一工具,在保护工人权益方面必然无所作为。

     劳资双方的博奕通常主要围绕工资进行。从企业主的立场来看,工资是一种必须尽量压缩的成本;而从劳动者立场观之,工资则是一种应当正常增长的工作报酬。在人权昌明的民主国家里,工会和管理层之间经常会就工资水平谈判交涉,工人则拥有自由罢工的权利。在中国则全然不同,中国的劳工既无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无自由罢工或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而官方工会不是工人自由表达利益诉求的有效管道,在劳资双方博奕中也不会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更何况,充当劳资双方仲裁者的地方政府出于政绩、税收等种种利益考量,在劳资双方的博奕中常常成为资方的保护者。许多长期观察中国工会的研究者指出,中国工会的角色不是代表工人,而是向工人解释为什么公司不能给他们提高工资,为什么裁员会帮助企业。一位“全总”的代表对研究人员们表示:“如果工人抱怨他们的工资太低,我们不会去同工厂的主管面对面地谈判,……如果这家工厂倒闭了,工人们就会丢掉饭碗,……能还是不能涨工资,最后是老板作决定。考虑到裁员的问题,我们能做的只是给工人做好思想工作,……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没有做好工作,就面临着失业的危险。[33]”

     中国虽然也订立了本意应是保护劳工权益的《劳动法》等相关法律,但同时却设置了种种制度性障碍,使得这类法律形同虚设。“资方和地方部门可以通过制度运作中的不良变通和连接制造一些制度性障碍,从而使得一种有意安排的制度不匹配得以出现,劳工权益保护制度或失去发挥作用的前提,或以一种变形成为工人维权的障碍。[34]”在司法程序方面,这表现为拖延时间与恶意诉讼、提高工人获取证据的成本、利用劳动争议发生的时效、利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限制求助行为等。于是,在资方和政府的合谋之下,看上去似乎有利于劳工的法律往往成为限制工人维权的工具。2008年1月1日开始生效的新《劳动合同法》问世之后的情形堪称诡异。这部新《劳动合同法》未生效之前被媒体解读为劳动者的“保护神”,同时也被企业管理层视为抬高经营成本的“洪水猛兽”。针对《劳动合同法》保护工人的条款可能生效的局面,一些企业主未雨绸缪。从2007年10月开始,深圳华为、“沃尔玛”等企业出现大规模“裁撤”员工事件,华为公司居然有7,000多名工龄8年以上的员工为了“配合”企业,“请辞”后再竞聘上岗。这样的做法是为了规避新《劳动合同法》的如下条款:劳动者在满足“已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或“连续订立2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条件后,便可以与用人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成为永久员工[35]。此外,由于新《劳动合同法》本身的缺陷及缺乏配套的实施细则,反而令工人担心自己的权益会因这部法规的实施受到损害。比如2007年12月,顺德一家大型企业就出现上千员工拒签劳动合同,原因是工龄计算与社会保险转移接续有障碍[36]。其实,即使与新《劳动合同法》配套的实施细则出炉,只要“有意安排的制度不匹配”情况仍然存在,就很难指望这部法律会真正成为劳动者的“保护神”。

    在与资本的博奕当中,劳动者作为分散的个体,是无法与强大的资本对抗的,他们的工资因而也成为最容易被压缩的部分。《中国青年报》曾发表过“珠三角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记载了广东东莞市政府想方设法降低当地劳工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形。该市分管工业的副市长拒绝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理由是,“调高最低工资水平会赶走外来投资者”。珠三角地区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为了节省人工成本,绝大多数工厂都按照最低工资水平线来确定工人的底薪。按照国际惯例,最低工资标准应为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40%至60%,中国劳动部门也已出炉了类似规定,但珠三角各地这一比例仅为20%至30%[37]。

3.中国劳工极其危险的工作环境

    工资低只是中国劳工状态的一个侧面,而工作环境充满危险则构成了劳工状况的另一主要方面。事实上,中国“经济神话”的背后是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与中国人为此支付的异常沉重的生命代价。且看一组数字:

    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血汗工厂”,工作环境极不安全。那么农民工每年因工伤死亡致残的人数有多少?即使按照官方数据来看也非常惊人:2003年中国大陆死于工伤的高达13万6千人,其中80%是农民工;死伤率最高的是矿山开采、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这三个农民工集中的行业[38]。在中小企业和私营经济发达的广东、江苏、浙江三省,死亡人数分别是11,795人、8,911人和8,839人,依次居中国前三位,均超过美国全国的工伤事故死亡总数[39]。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2003年是中国工伤死亡事故的拐点,从这一年开始,工伤事故死亡人数连年上升的势头得到遏制,比2002年少死亡2,625人,下降2.1%;2004年下降0.2%;2005年下降7.1%[40]。但即便如此,2007年中国的工伤事故死亡人数依然高达101,480人[41] 。

    其实,这三大高危行业之外的其他制造业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支撑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的重要支柱之一是乡镇企业,在乡镇工业的38个行业中,有33个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病危害,涉及有毒有害的职业(或工种)达6,533个。全国乡镇工业中有500多万家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病危害,占乡镇工业企业总数的80%;接触粉尘、毒物和噪声等有毒有害作业的职工2,515万人,占乡镇工业企业职工总数的32.80%[42]。苯污染引起的问题已经有不少案例见诸报道。中国是世界上的制鞋大国,每年生产各类鞋60亿双,占世界鞋产量的53%,坐上了世界鞋业的头把“交椅”。三苯溶剂是制鞋业所需要的生产原料,在鞋业集中的福建、广东、浙江等地,工人的苯中毒事件时有发生,其他诸如正已烷中毒、三氯甲烷、三氯乙烯、二氯乙烷中毒事件时有发生[43]。不独鞋业如此,制帽以及箱包行业的情况同样令人触目惊心。它们普遍使用含有苯、甲苯、二甲苯成分的强挥发性胶水粘合剂。这里还必须提到从本世纪初以来在中国遍地开花的PX产业。PX在中国被称为对二甲苯,是一种用于生产塑料、聚酯纤维和薄膜的有毒化工原料。目前,中国已经建成与正在扩建的大型PX生产基地已有10余处,如浙江镇海、山东淄博、辽阳、青岛、辽宁大连、河南洛阳与福建石狮等地[44]。这种可以通过呼吸、食物摄入、皮肤吸收,对人体危害极大的化工项目,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停产,为什么只有中国在不计后果地引进?原因只有一个,PX原料带来的高利润。从1997年以来,国际市场上PX就处于供不应求状态。从2003年以来,PX需求几乎以每年100万吨的速度增长[45],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中国各PX生产基地也同步扩大产能,以牟取巨额利润。这类有毒化工原料的生产,危害的不仅仅只是生产厂家的工人,企业附近的居民也深受其害。为了使居住环境免受污染,近年来在厦门与成都相继发生当地民众抵制PX落户本地的维权活动[46]。

    在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浙江省宁波市有一家以断指再造为特色的市第六医院,平均每天有30名断指病人就诊,2004年做了上万例这类手术。该院外科主任陈宏称,伤者多为小型企业或家庭作坊的外来打工者,而生产事故频发是断指的最主要原因。据陈宏估计,除了该院之外,其他医院也分流了近半病人[47]。宁波有一家工厂,一年之内有30个工人失去了手指、手或手臂。这家工厂甚至还开出了一份“价格”表:死亡或失去双手的,赔偿人民币15,000元;大拇指人民币3,000元;小指750元。在厦门的一家只有600职工的刀具厂,4年中竟有142人工伤致残[48]。

    目前,职业病已成为影响中国劳动者健康的最主要因素。全国每年报告各类急、慢性职业中毒数千人,死亡数百人;重大恶性职业性中毒事件时有发生。对发生职业性中毒企业的调查显示,有28.91%的作业场所没有卫生防护措施,47.69%的企业工人没有个人防护用品;在被诊断为职业病的509例患者中,18.6%的工人被解雇。不少工人回到乡下家中后才发现自己患上了职业病,即便想求助于法律的保护,却苦于无法支付旅费、医疗检查费而只能放弃[49]。在劳工待遇最高的深圳市,从1998年至2004年,每年都要发生各类工伤事1万多起以上。据记者调查,深圳市1998年鉴定的工伤(仅含外伤)为12,189例,其中90%以上都是断指、断掌或断臂。在深圳,平均每天有31人工伤致残,每4天就有1个人因工伤死亡[50]。

    支撑“中国制造”的“廉价”,其实是以劳动者付出生命“补贴”而降低了的价格――至于环境补贴则需要另做专题研究。

三、中国为何不欢迎跨国公司的验厂审查?

    伴随着“中国制造”行销天下,中国“血汗工厂”的面目也逐渐呈现在世界视野之内。应当令中国人感到惭愧的是,关注中国劳工悲惨境遇并试图帮助他们摆脱这种不体面的工作环境的,并非宣称“以人为本”的本国政府,而是中国政府一直排斥、监控的维护劳工权益的跨国网络。这个网络由许多跨国公司、消费者运动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外基金组织、公司社会责任国际组织、慈善机构以及宗教组织等构成,近年来一直对生产基地设在中国的各大跨国公司施加压力,促使他们对中国的生产厂家加强验厂审查,以改善中国工人的恶劣工作环境。

    2006年11月27日,美国《商业周刊》的一则报道使中国的“血汗工厂”再度受到关注。这篇题为“秘密、谎言和血汗工厂”的文章,其新颖之处在于,它指出了中国的出口制造业充满了欺骗,甚至出现了专门帮助中国供应商作伪以逃避检查的“咨询公司”。该文称,在过去4年中,中国供应商递交伪造工资单而被发现的比例从46%上升到75%,估计只有20%的中国供应商遵守薪水规定,而只有5%服从对工作时间的限制[51]。

    这里涉及到近年来跨国公司在中国推行“SA8000标准”(全称为《企业社会责任标准》)遇到严重阻力的问题。从表面上看,“血汗工厂”似乎是企业主缺乏良心的产物,只要约束企业主的行为就可以解决问题。但这种看法却很难解释与此相关的另外两方,即政府与工人对验厂审查的消极反应。实际上,“血汗工厂”是中国现有经济模式及整个社会大环境的产物,因此,反对“SA8000标准”的力量不仅来自企业管理层,还来自中国政府,愿意配合验厂审查的工人也不多。

   个别中国媒体曾很无耻地将美国跨国公司推行“SA8000企业认证制度”,说成是美国害怕中国强大,变相设置贸易壁垒。一篇题为“美欲向我抡SA8000大棒,珠三角恐成重灾区”的文章自2003年12月12日在广东一家媒体发表后,几年来在中国网站上时不时被翻出来炒作。在这种舆论主导下,中国不少媒体都将“SA8000”关于童工、强迫性劳动、健康与安全、结社自由与集体谈判权、歧视、惩罚性措施、工作时间、工作报酬等标准,一律视为美国借此“打压”中国,意在构筑一种变相的贸易壁垒。尽管有负责任的媒体如《新京报》对此作了澄清,认为在中国推行“SA8000”有利于保护中国劳工权益,但主流媒体还是坚持这种所谓“爱国主义”的看法。如《环球》杂志驻伦敦记者于2006年1月曾发表“美欧将中国妖魔化为世界血汗工厂,凸现恐惧心理”一文,仍然坚持“美欧批评中国是世界血汗工厂是害怕中国强大”,并指责许多造成中国劳工恶劣工作条件的罪魁祸首是西方公司[52]。

    中央政府对此究竟采取什么态度,这可以用“国家认监委”的表态加以说明。“认监委”曾声称,现阶段在中国不宜推行“SA8000认证”。其实,“SA8000认证”与中国的《劳动法》、《消防法》、《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等基本一致,在很多方面还不及中国的现有法律规定严格。该机构的官员还说,如果中国企业不愿意遵守国外的社会责任标准,感情上可以理解;因为就连中国法律这一强制性规定,企业都没放在眼里[53]。

    地方政府出于增加税收的考量,对“血汗工厂”的存在普遍假作不知,也不欢迎任何媒体报道此事。“沃尔玛”的遭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2004年2月9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在头版报道“沃尔玛”供应商的工人实际工资为每小时16.5美分(当时约为1.36元人民币)。美国“全国劳工委员会”等机构在调查后发表一份报告,指责“沃尔玛”公司在广东省东莞地区的数家供应商工作环境恶劣、克扣工人工资、强迫工人加班。尽管“沃尔玛”在法律上无须承担“血汗工厂”的罪名,但美国公众和媒体掀起的拒绝“血汗商品”的声讨,使“沃尔玛”感到巨大压力,转而要求它在全球的供应商实施“SA8000”制度,其供应商达到了该规定设立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才有机会取得“沃尔玛”的订单,成为其合作伙伴。“沃尔玛”的验厂行为引起了中国众多加工企业的恐慌,而这些企业又是地方政府税收的主要台柱,于是地方政府与中国的媒体几乎一边倒地批评“沃尔玛”对中国企业实施的“社会责任壁垒”[54]。在中国政府严格控制舆论的环境中,这种一边倒的批评很容易造成社会认知的混乱。“沃尔玛”尊重社会道义的行为也引起了受害工人的恐慌,因为“沃尔玛”的“社会责任标准”使企业陷入困境,工人们将失去工作。在就业艰难的今日之中国,“包身工”式的工作境遇尽管非常糟糕,但在中国农村有2亿多劳动力无业可就,城市也有数千万失业者的情况下,有工作毕竟要比失业强得多。工人们既痛恨黑心厂主的虐待苛剥,但更害怕失业。因此,只要工厂主未将工人逼到无路可走的地步,工人们大多不会向审查员主动提供情况。所以,跨国公司的验厂审查员要调查清楚中国企业的真实情况十分困难。可以说,缺乏中国政府的支持,跨国公司欲在中国贯彻社会道义责任,不仅收效甚微,还有可能被中国当局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在民众中煽起不满。

    然而,与在中国本国企业工作的劳工相比,这些在外企工作的劳工还算是幸运的,至少还有关注中国劳工权利的跨国网络在观察并促进改善他们那不体面的工作环境。中国劳工的最底层其实并不是他们,而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型产业――煤矿以及各种矿井中工作的工人以及多次被揭露曝光的“黑窑童奴”,他们悲惨的生存处境为世界创造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名词――“带血的GDP”。我曾经撰写过一篇专门研究分析中国矿工生存处境的文章--“清洗‘带血的GDP’为何如此困难”[55],此处就不再重复了。

    结语:社会进步的基础在于富民与人权进步

    中国启动经济改革30年,中国以透支劳工生命与福利而营造的“中国制造”,支撑着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它带给中国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工厂”的荣耀。从本质上看,中国劳工的悲惨处境源自中国当局的改革目标,即只追求“富国强兵”而刻意忽略“富民”及促进人权进步。这条漠视人民福祉的“富国强兵”之路,与晚清以来中国历届政权在百多年内所走的道路并无根本不同。只有少数被当局极力消除的声音曾质疑过中国当局的“富国强兵”之路,绝大多数中国人至今也未认真思考过这条发展道路与自身的利害关系到底是什么,更未体会到中国特色的“富国强兵”之结果,就是劳工阶层和普通民众的相对贫困化与人权状况持续恶化,以及每年高达数万起的社会反抗事件。

    我印像最深的是这样一件事:自世界银行公布2006年各国GDP总量排行榜以来,中国行将成为“世界第二强国”、若干年后会超过美国这一说法,几乎成为中国媒体的最强音。同年11月,中国媒体公布了一项来自“欧美”的民调,声称欧美人民“一致认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强国”。于是网上有评论说,这证明了“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实现的强国之路是正确的”。

    当人们为“富国强兵”的结果――看起来相当庞大的GDP总量――所陶醉时,完全忽视了一个本应认真思考的问题,即中国发展经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其实,改革初期对这个问题曾有过讨论,而且基本达成社会共识,那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富国强兵”之道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所以必须通过改革扭转这一方向,让经济发展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服务。1989年以后,不知不觉间,这场“改革”又悄悄地朝着当初被否定的毛泽东热衷的“富国强兵”模式回归。这些年来,中国政府一直矜夸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富国强兵”成就,如“大大提升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之类,绝口不提中国现在生活于日均一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高达3亿这一事实[56]。

    作为一位中国的知识分子,我无法忽视中国民众的生存权经常因政府的自利性目的而受到严重侵夺的现实,比如本文谈到的中国劳工为“中国制造”的低廉价格提供的“生命补贴”,近十多年以来到处都发生的征地与拆迁,这都是政府肆意侵夺民众生存权并批量制造穷人的过程。在一个贫困人口占四分之一左右的国家,底层民众被迫在不体面的工作环境中有失尊严地工作尚不得温饱,政府依靠掠夺民众的生存资源并牺牲生态环境而堆积出貌似强大的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不过是在流沙之上建构大厦,难奠磐石之安。

    现实是对本文最好的注脚:2008年,既是改革30周年,又逢北京举办奥运,但中共中央却在6月13日召开紧急会议,号召“共克时艰”[57]。“时艰”因何造成?当局难道还不应该从改革方略、改革目标与改革手段等方面好好反思自己这场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权贵私有化为实质的“改革”吗?

【注释】

[1]“‘世界工厂’中国会吞噬世界制造业吗?”《环球时报》网络版,2007年2月1日,http://www.southcn.com/news/international/gjsp/200702010221.htm。
[2]“建立基地,汕头市澄海玩具生产形成大产业”,原载《经济日报》,2006年12月14日,中华玩具网,http://www.chinatoynet.com/html/list3.asp?id=9431。
[3]“裂变:中国制鞋业与世界鞋业的博弈”,中国经济网,2008年03月10日 10:04http://intl.ce.cn/zgysj/200803/10/t20080310_14777401_1.shtml。
[4] 孟凡臣、高少薇,“我国纺织品服装业的国际竞争力分析”,《集团经济研究》(北京)2007年第12期中;《2005~2006中国纺织产业安全报告》(摘要),全球纺织网(中国),http://cn.globaltexnet.com/news/detail/9/2/d92187.html。
[5]依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6]“德国从中国进口量八年内增长了三倍”,德国之声,2008年5月14日。
[7]计算公式为:居民消费总额/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100%。计算所用数据见《中国统计年鉴2005》第63、64页。对消费率与储蓄率之分析可参见何清涟的“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不消费?――斯诺的建议与中国的现实”,此文发表于Taiwan News财经文化周刊(2005年10月27日,总209期),何清涟个人主页上亦可查找此文,http://www.danke4china.net/jjgc/16.htm。
[8]“中国制造能否转变为中国创造,技术将是终极关键”,《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3月9日。
[9]“出口退税或将上调 纺织业能否绝处逢生”,中金在线,2008年6月20日,http://news.cnfol.com/080620/101,1280,4315506,00.shtml。
[10]许波,“中国世界工厂时代即将结束?”VOA, 2008年5月12日。
[11] 杨明,“中国工人三资企业处境难”,VOA,2002年12 月12日。
[12]“中国劳工”,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2006年4月18日。
[13]“韩国劳资冲突加剧促使公司移师海外”,《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站,http://chinese.wsj.com,2006年8月14日;“中国‘组装’了美国新财富”,《中国经济周刊》第17期,2005年5月8日。
[14] 程刚、何磊、董伟,“珠三角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机器吃人何时了?”原载于《中国青年报》,见http://news.163.com,2005年1月2日。
[15] Inside Apple's iPod factories,Macworld staff , Monday, 12 June 2006 ,http://www.macworld.co.uk/news/index.cfm?newsid=14915。
[16] 比如中新社2007年7月1日电,“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和平均工资连续四年两位数增长”,以此证明这段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工实际工资收入水平增长最快的时期”,但该文根本就没提这一时期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加远比职工工资快得多这一事实。2007年7月2日。来源: 中国新闻网。
[17]“中央党校专家周天勇:中国宏观税负高达31%”,新华网,2007年3月14日
[18]本文预算外财政收入取中口径,预算内与预算外的具体数字(以亿元为单位)如下:
1978年:1,132.26+347.11=1,479.37;
1985年:2,004.82+1,530.03=3,534.85;
1995年:6,242.2+ 2,406.5=8,648.7;
2000年:13,395.23+3,826.43=17,221.66;
2002年:18,902.64+4,479=23,382.64;
2004年:26,396.47+4,699==31,095.47;
2006年:39373.38+6,000=45.373.38;
2007年:51,304+ 8,000(估计值)=59,304。
[19] 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年鉴2005》第93、120页。
[20] Russian Economic Report #14,June 2007,Published by: World Bank,http://web.worldbank.org/。
[21] Russian Economic Report,August 2003, No.6, Published by: World Bank,http://web.worldbank.org/。
[22] Russian Economic Report #12,Date: November 2005,Published by: World Bank,http://web.worldbank.org/。
[23] Russian Economic Report #14,June 2007,Published by: World Bank,http://web.worldbank.org/。
[24] 珑铭,“中国工资水平比印度落后在哪里”,《上海证券报》 2007年2月13日。
[25] 郭威,“1985年后历次公务员薪酬体系调整”,公务员考试信息网,www.gongwuyuan001.com/,2006年6月26日。
[26]“公务员工资改革调查:三大争议阻碍调薪”,公务员考试信息网, www.gongwuyuan001.com/,2006年6月26日。
[27] “珠三角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机器吃人何时了?”,网易,http://news.163.com,2005年1月2日,来源:《中国青年报》。
[28] 仲大军,“中国经济:侈谈劳动力低成本是犯罪”,《重庆晚报》2004年11月9日。
[29] S. Baek, “The Changing Trade Unions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30.
[30] 吴革,“尴尬的工会――工会主席诉雇主开除案”,中国影响性诉讼网,2007年4月12日,http://www.imlawyer.org/。
[31] Simon Clarke, Chang-Hee Lee, and Qi Li, “Collective Consultation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China,”2004;D. Ding, K. Goodall, and M. Warner, “The Impact of Economic Reform on the Role of Trade Unions in Chinese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Vol. 13, No. 3, 2002, pp. 431-4
[32] Philip P. Pan, “When Workers Organize, China’s Party-Run Unions Resist,” 见该文注释23。
[33] Qi Li, “A Study of Labour Relation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The Continued Dominance of the State and the Failure of the Collective Contract System” (Ph.D. thesi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0)。
[34] 黄岩、郭巍青,“跨国网络在中国的劳工维权行动”,《当代中国研究》[美] 2006年第2期(总第93期)。
[35]“华为、沃尔玛大规模裁员,企业用裁员打如意算盘?” 新华网,2007年11月05日 08:36:02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7-11/05/content_7012499.htm。
[36] “新劳动合同法引发员工拒签潮”,《南方都市报》2008年1月17日。
[37] 程刚、何磊、董伟,“珠三角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机器吃人何时了?”原载《中国青年报》,见http://news.163.com,2005-01-02 15:54:38 。
[38] 2004年6月,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赵铁锤在首届“全国外来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研讨会”上的讲话,见彭嘉陵,“农民工职业安全健康状况堪忧”,《人民日报》2004年6月19日,第5版。
[39] 夏小林,“社会责任、最低工资和经济学革命”,http://www.sa8000.org.cn/csrinchina/COCArticle/200509/1315.html。
[40]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李毅中,“谈谈我国的安全生产问题(2006年6月16日)”,中国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网站,http://www.chinasafety.gov.cn/zhengwugongkai/2006-06/17/content_172198.htm。
[41] 韩咏红,“中国工伤人数虽减犹高,去年仍多达10万余人“,新加坡联合早报网,2008年1月23日。
[42] 中国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关于乡镇企业职业卫生情况的调查报告” ,中国乡镇企业信息网新闻,2003年5月21日,http://cte.agri.gov.cn/index/asp/xqxw.asp?idd=1181。
[43] “山东查处时风集团重大苯中毒事件”,中国法律网, http://www.cnfalv.com ,2007年10月29日; “去年主要苯中毒事件”,中国质量新闻网,www.cqn.com.cn/news/2003218/0-0-0-11325.shtml;新华社2003年6月5日电,“近年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温岭鞋厂苯中毒事件 已造成4人死亡”,爱喜城市网站,http://city.icchina.com/news/getInfo.asp?id=46900,2002-3-25 17:18:00 ??赵春香、罗荣等人,“一起特大箱包业苯中毒事件的调查分析”,预防医学网站,http://www.cqvip.com/qk/95647X/200305/8408001.html。
[44] “国内PX新项目及扩容情况”,中华纺织网,2004年9月16日,http://www.texindex.com.cn/Articles/2004-9-16/34392.html。
[45]“ PX需求将以每年100万吨速度增长”,中国聚酯网?,www.juzhi.com.cn , 2008年5月4日。
[46] “媒体被封杀报导:南周PX化工:成都危险拐点?” http://www.aboluowang.com/news/data/2008/0509/article_48308.html。
[47] 郑巍,“宁波:医院每天接诊30名断指人,多为外来务工者”,新华网江苏频道,www.JSxinhuanet.com,2005年5月13日,来源 ,《今日早报》。
[48] Anita Chan, "Labor standards and Human Rights: The case of Chinese workers under market Socialism", in Human Rights Quarterly,20(1998),pp. 88 6-904。
[49] 李桂茹,“关注‘打工仔’生命健康权”,人民网,www.people.com.cn,2001年10月9日。
[50] “珠三角农民工生存状况的调查”,《中国青年报》2005年1月1日,腾讯 网,http://news.qq.com/a/20050101/000212_a.htm。
[51] Secrets, Lies, and Sweatshops,Business Week Cover Story ,Novermber 27, 2006.
[52] 马桂花,“美欧将中国妖魔化为世界血汗工厂,凸现恐惧心理”,《环球》杂志,2006年1月8日。转引自中华网,http://news.china.com/zh_cn/finance/11009723/20060108/13013391.html。
[53] “国家认监委:目前在中国不宜推行SA8000认证”,《法制日报》,2004年10月13日,转摘于http://www.ce.cn/new_hgjj/hgplun/more/200410/13/t20041013_1974826.shtml。
[54]“沃尔玛‘验厂’成隐性贸易壁垒,谁支付代价?”http://www.cnfstar.com/gold/show.aspx?id=135067, 来源于: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8月11日。
[55] 参见何清涟,“清洗‘带血的GDP’为何如此困难”?何清涟个人主页,http://www.danke4china.net/jjgc/54.htm。
[56] Albert Keidel, “The limits of a smaller, poorer China”(直译为“限定在一个更小更贫穷的中国”),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11月14日。
[57] “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不少新的复杂因素,中央召唤共克时艰”,新华网,2008年06月24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6/24/content_8429544.htm,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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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官僚特权与无权阶级的矛盾

建立公天下与私天下并存的中国

——在香港《北京奥运与民族精神》研讨会上的各次讲话综合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我建议北京奥运后实行“新政”,认为:“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清末实行“新政”即进行政治体制(君主立宪)改革太晚,在改革与革命的赛跑中,立宪改革最终落伍并失败;罗斯福“新政”为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纠偏,奠定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中国当代“新政”或许将带来中华民族的新生,开创万古流芳的政治现代化的伟业,一举终结中国两千多年走不出秦始皇体制(集权制、任命制、郡县制)的恶性循环。

    现在看来,中国不仅要实行“新政”——新政治、新政纲,而且要建立“新文化”,或者就是我所说的“中华新文明”[2]、“高贵中华、文明中国”[3]、“现代中华文明”[4]。我曾经提出2008奥运年作为“文明中国年”[5]。

    文明中国是公天下与私天下并存、公文化与私文化发达的中国。所谓公天下、公文化,就是借助奥运、以及在北京奥运之后逐渐建立公民、公仆、公权、公心、公益、公德的“六公”文化。中国人要成为公民——懂得自己的权利和责任的现代公民,不再是臣民、顺民或暴民;要建设公民社会,实现自我管理、社会自治,不再重蹈管制型社会、奴才社会、一盘散沙社会、官民对立社会的覆辙;

    中国要驯服政府,还原“公仆”的本来面貌,废除官本位、特权等级的制度,包括垄断企业制度、官本位财政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特权社会保障制度等;中国要建立主权在民的公共权力,防止公权力的蜕变、扩张、滥用与腐败,塑造权力与规模适度的政府、服务型政府、廉洁廉价的政府;中国要弘扬天下为公的公心,匡扶社会正义,纠正一己之私、集团之私。中国古代有很多公天下的思想,如《六韬》中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礼记》中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些都应当作为中华新文明的重要内涵。

    中国要大力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尽快实现民间公益组织、慈善组织的合法化,鼓励公民的自主参与、奉献与爱心;中国尤其要培育公德,提升官德,改变谎言与暴力的社会环境,树立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在培养“六公”文化的同时,中国还要继续培育“六私”文化——私产、私权、私心、私利、私域、私德,建立大私若公、竞争创富、自强不息的私天下、私文化。

    首先要保护私有财产,不断完善宪政法治,建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私产保护制度。理论与世界的实践都证明,财产公有导致集权、特权与腐败,财产私有最终推动分权、法治与民主;其次要保护私权利,改变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蚀与侵害的全能主义政治;第三要引导私心即利己之心为社会服务。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都是建立在人心自私的假设之上的,计划经济、明君政治、人治社会则是以人的智慧无限、人性善为基础的;第四要客观对待私利,保护合法利益;第五要严格界定公域与私域,改变中国人公私不分、表面上有公无私、实际上有私无公的现状;

    第六要谨守私德,暗室无亏。通过弘扬“六公”、“六私”,建立公天下与私天下并存的中国,将普世价值与中国价值结合起来,是奥运带给中国的遐想。什么是普世价值?就是为整个人类所认可和接受的体现人的解放、人格尊严、社会物质与精神全面提升的观念体系。其精华是人道、人本、人文、人性、人权、宪政、法治、自由、民主、科学。普世价值中包含了中国价值。或者说,中国价值是普世价值的一部分。

    什么是中国价值?就是高扬人道、人本、人文、人性、人权理念的中华民族文化之精华,如墨子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兼相爱,交相利”;“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诸侯攻战,天诛地灭”等人道思想;孔子的“仁者,爱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义以生利,利以平民”等思想; 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爱人者人恒爱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不为”;“善战者服上刑”;“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等反战争反剥削思想;老子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民之轻生,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等反侵略反压迫思想。这些就是中国的核心价值。

    结合普世价值与中国价值,中华民族在新世纪一定能够重新崛起,建成“中华新文明”、“现代中华文明”和“现代中国制度”。“中华新文明”、“现代中华文明”就是要确立人道、人本、人文、人性、人权、宪政、民主、自由、法治、共富、和平等价值观,同时将中华优秀传统——社会道义感、使命感、责任感;气节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尊师重教的精神等发扬光大。

    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僚特权垄断利益集团与无权阶级的矛盾,当代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特权制度问题,即特权政治、特权经济、特权司法、特权福利等,解决之,只能通过不断的官民博弈、人民的争取,逐步建立“现代中国制度”,也就是融合普世价值与中国价值的现代政治制度、现代法律制度、现代经济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文化制度等。

    由此看来,奥运不只是一场体育盛会,更是分享文明硕果的盛宴;奥运,不应是一项政绩工程,而应是改善中国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重塑中华文明和中国制度的转折性事件。通过北京奥运以及奥运之后的努力,中国将会逐渐改变物质巨人、精神矮人的状况,建立“公天下”与“私天下”并存的“崭新中国”。

唯有真话才能颠覆谎言与暴力的传统

    因为害怕失去财富、失去工作、失去家庭、失去尊严,人们选择说假话。林昭、遇罗克、彭德怀因为说真话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免于恐惧的自由对于中国人遥遥无期。于是,物质主义、唯物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构筑着中国的道德废墟。不择手段、白猫黑猫、不问正义、重复谎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即是真理,写进教科书)、隐瞒与做秀,成为多数官员的座右铭。 因为反右与文革,中国人的政治道德堕落到了冰点;因为没有改革旧的政治体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经济与社会道德又进一步滑到了五千年以来的最深渊。

    谁能拯救中国人?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拯救中华民族。唯有真话才能颠覆谎言与暴力的传统。让我们捍卫说真话的自由与权利,构筑说真话的制度与环境。 让我们发起说真话运动!

退休高官王亚忱的影子腐败

    影子腐败就是官员利用其在职时期的影响力或者通过安插其亲属在机关任职以保证其影响力的发挥,从而在退职或退休以后获得的期权腐败。发达国家有回旋门或冷却制度,也就是官员退职或退休以后不得在其任职的产业或领域工作,他们也有回避制度,也就是官员与其配偶、子女或直系亲属不得在同一部门或机关任职。

    中国也有类似的冷却制度、回避制度,但一直执行、监督得不好,也不可能执行好、监督好。因为我们靠的是上级监督、纪委监督、组织监督,而不是群众监督、媒体监督。上级监督难以发现线索,没有足够的精力和人手,因为下级需要监督者数以万计甚至上百万人,上级忙死也不管用。即使发现了问题,因为情面、关系、权力网、官官相护的原因,也难以查处。

    中国的监督机构本身就不独立。如审计机构在发达国家要么隶属于议会、法院,要么完全独立,没有像中国这样的隶属于行政机关和政府,让下级的审计局去查处上级的县长、市长、县委书记、市委书记,怎么可能有效呢?类似的,中国的反贪、检察、行政监察、环境监察、信访、法院等机构都没有独立性,所以,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以后,这些机构都应当从行政机关中完全独立出来。因此,反腐败关键是要实现权力分立与制衡,要自下而上地反腐败,相信人们群众的作用,加大媒体监督的力度、公众监督的力度。

    另外,还要尽快建立官员收入公开申报的制度,实行阳光财政和阳光收入。退休官员的监管还与公务员薪酬机制的改革密不可分。我国官员的工资有很多是非货币化的,退休以后拿退休工资,他们会认为有很大的损失。而实际上,我国在财政上行政开支很大,但官员的工资却不多。比如汽车、住房补助,加上各种隐性收入,公款吃喝等,一年国家给一个官员的财政支出就好几十万。假如这些都能够货币化,取消他们的特殊福利,增加官员的工资,那么他退休以后的工资也会相应地提高,这样有助于避免官员退休以后心理上的失落,减少他们谋取影子腐败的动机。

农村养老与计划生育

中国的确到了以社会保障反哺农民的时候了。几年前搞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反哺农业、农村,现在更重要的是反哺农民。两年前,我也提出对60岁或65岁以上的农民提供“老年津贴”,类似于你说的普惠制的养老金。中国现在国富民穷,国家完全有财政能力解决农村人口的养老问题。2007年一年,中国新增加的财政收入就达到1万多亿,中国现在的财政收入超过了日本,仅次于美国,世界第二,每年拿出一些钱搞老年津贴,完全是可能的。全国农村约有1亿老年人,假如每月为每个老年人提供200元,200元是许多地方的农村就能够保障基本的生活,那么全国农村的老年津贴一年需要2400亿,只及一年新增加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左右,完全可以安排。

1951年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把当时占人口总数90%以上的农民排除在外。现在在中国农村提倡家庭养老和土地养老,可是据调查,在中国农村,老人与子女住在一起的比例虽然高达88.7%,但是收入来源、生活料理依靠老人自己的比例分别达到50.7%、82.2%(民政部农村社会保险司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文件汇编”(1995)),可见即使在农村,家庭养老也是靠不住的,现在有一大批农村老人的生活缺少必要的保障。土地养老也不难以做到,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使用权也受到诸如承包法中的农业用地不能转作非农用途的限制。现在农业生产成本高,收入低,甚至种地亏本。在农民的家庭收入中,近40%来自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性与财产性收入仅占纯收入的5.7%。因此,农村老人很难单靠种地保障老年的基本生活。

有人说现在农村有低保。1995年,国家开展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试点,2007年又在全国推广,但是到1999年底,全国农村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316.17万人,占农业人口的0.34%,目前全国财政投入农村低保约100亿,仅能够救助农村人口的1~2%,太低了。过去,在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建立了农民退休、领退休金的制度,现在连比我们落后的印度、越南也有农村老人津贴或大米补助,中国实在是有必要建立全覆盖的农村养老金或农村老人津贴制度。

关于计划生育,近一两年有许多争论。中国的确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加剧、未富先老的问题,因此有的人主张废弃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还说人口多不是负担而是人力资源,是财富;世界历史上的强国无不是人口居多的国家;一胎化政策将使得中华民族衰落甚至自然地灭亡;计划生育违反人权;老龄化将使中国面临巨大的养老负担,社会保障无法承担,中国经济将陷入长期的衰退,等等。

而我主张基本维持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四川大地震死了那么多人?在那样的高山峻岭地带、地质断裂带、地震活跃带还住着那么多人,不就是因为中国人多地少、人口太多吗?所以,在沙漠地区、荒漠地区、不适合人类生存的黄土高原地区也都住满了人,草原也过度放牧,载畜量太高,草场大量地退化。虽然有体制的问题,但其根本原因还是人口过于庞大。在美国,像汶川那样的高山地区、地震带肯定没有人居住了。

人口多当然是人力资源是财富,但也不是人口越多越好。中国即使放开来生育,也是农村生育率高,城市生育率低,鼓励城市人生育,他也不生,而农村的生活条件、教育条件很差,这样就导致中国人的文化素质越来越低;当然,现在也存在这个问题,农村的实际生育率还是很高,但如果没有计划生育,可能更糟。

所谓人口多才能成为世界强国,有一定的道理,人口太少肯定不行,人口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人口越多就越能成为世界强国。人口不能超过其国土承载能力。中国国土面积与美国差不多,但我们的自然条件差多了,中国的平原面积10%也不到,美国超过50%;中国是个以高山、沙漠、荒漠、黄土高坡为主的国家,人口又超过美国4~5倍,怎么能不贫穷?怎么能够成为真正的强国?!中国国土最多可承载16亿人口,指的是在和平年代能够养活16亿人,一般不会饿死人而已,但绝对难以现代化、难以达到小康、难以活出中国人的尊严。

至于老龄化、社会保障缺口、经济衰退等,这是哪个稍微发达一点的国家也不可避免的,中国经济也不可能永远繁荣。不能因为日本老龄化问题严重,经济衰退,中国就要多生、增加人口,结果呢,肯定永远贫穷。

所以,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给农村老人提供老年津贴,每年花两千多亿元解决农村的养老问题,让老人无后顾之忧,这不仅是建立民生财政、促使财政支出合理化的问题,同时它又可以解决计划生育的难题,因此也是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人权问题,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成功与否。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每日新闻短评”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儒家邮报第73期文章

孔子2559年暨耶稣2008年7月21日邮发

主 编:陈明,执行主编:天山明月

投稿订阅:rujiayoubao@126.com,下载网址:http://www.rujiacn.com/


 

发展公民儒学,提倡大公有私

----伦理道德观的转化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 林安梧

《绿叶》记者

2008年第5月

    摘要:在大陆,中国文化传统、西方文化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传统三大传统可以在交谈中互动发展。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有共通之处——都包含人文主义,以人作为核心性思考,强调人的平等。今天,大陆处在走向公民社会的学习进程中,从“无我的自我”过渡到“有我的自我”,道德伦理必然大变,而大陆的伦理学尚来不及面对这一巨变,出现问题很自然。台湾是大陆一面很好的镜子,台湾代表的是一个旧世纪的扬弃和新世纪发展的可能。大陆应进行伦理道德观的转化,通过与其他多元文明的互动融通,发展公民儒学,提倡“大公有私”和人的共生共长共存共荣。

问:能否谈谈您对大陆近几年来传统文化热的观察,您是如何评价的?

答:大陆传统文化热,我以为是从所谓的文化知识分子热起来的。我觉得这样的热是浮在表面的,它必须落实到民间,好好生根发展,否则就只是知识分子的一个炒作过程,只是他们取得声名的一个工具而已。当然,大陆也有一些文化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深耕易耨,很认真地在扎根、在发展,譬如读经运动,等等。我特别注意到,有很多知识分子呼吁:要让中国传统文化扎根,必须与整个民间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譬如说礼乐教化本来就是一体的,所以要配合自然与人文,恢复中国传统的节庆,不要只是五一、国庆长假。这一点,台海两岸的知识分子其实都同声呼吁,例如要有中秋节、教师节,而且应该以孔子的诞辰为教师节,以孟子的诞辰为母亲节。这些呼吁慢慢地大陆的政府也听到了,今年就取消了五一长假,而有了清明节、端午节与中秋节,我想这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认为大陆传统文化热基本上是一个剥极而复的过程。我常常想,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现在这个阶段很像从秦到汉、从汉初文景到汉光武的时期,是一个儒学重新生长的年代。这个重新生长的年代倒不必像汉武帝时那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应该让百家互动,共生共存共长共荣,有更多的沟通与交谈。所谓更多的沟通与交谈,最重要的就是扎根,而扎根就不能离开现实生活路线。我知道大陆在这方面花过很多功夫,包括对于民间宗教的调查研究,譬如福建地区的三一教(明朝林兆恩创立,也称夏教)等。在台湾,宗教只要不违背刑法、民法,基本上是完完全全被保障的。而大陆在这方面,在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过程里,只能够慢慢地一步一步发展,而台湾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是这样的。所以有关宗教的问题,我认为一定要谨慎,不能够太快,在开放的过程里面也要有深入的理解。

问:您如何看待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观点和方克立先生呼吁官方对政治儒学加以警惕的意见?

答:这两位先生都是我非常熟悉的朋友。蒋庆先生强调政治儒学,其实这个名称我以前与他提过,我并不赞成,因为政治儒学会让人误认为是一种政治化的儒学。不过我想经过他多年来的努力,大家都已经很清楚,其实政治儒学的意思是政治面必须展开实践的儒学,而并不是被政治化的儒学。他的政治儒学是一种外王学的儒学,强调中国传统以公羊学为主导开启的一套外王思想。这一套外王思想经过他的调理以后,形成了他所谓的“三院制”,以及其他种种。我认为,蒋庆先生这个想法有点理想化,甚至有些乌托邦,并不现实。但他这个观点是重要的,因为能够引发更多的讨论。在一个文化的发展过程里,有人提出一些不同的想法是很有价值的,它能引发更多的讨论。当然有人会问,蒋庆这个想法会不会太封闭?有没有可能带着某种专制性?我想,不用担心,因为这个想法不可能具有“主导性的力量”,它具有的是一种“引发性的力量”,能够引起讨论。

方克立先生呼吁官方对政治儒学的警惕,我想这是站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立场所做的呼应。也有人对方克立先生提出很严重的批评,我认为这批评过头了。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中国文化传统、西方文化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传统是三个很大的传统,这三个传统其实是可以交谈、互动、发展的。方克立先生做的这样一个呼吁,会引发马克思主义传统好好地来面对儒学和西方整个哲学传统,来做交谈和互动。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大陆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它其实已经累积、积淀了非常可贵的核心性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这块土地上所发展出来的思想里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更何况,在人类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传统也是一个重要的传统,它有正统马克思主义,有新马克思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夹带当时的政治力量,有它突破性的发展。至于新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强调回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时候它所面对的“人的异化”问题,后来开启了所谓法兰克福学派、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而这两个学派对资本主义之后的发展,给出了非常清楚并有反省力的批判。这个传统是不容忽视的。

2000年,我与郭齐勇、欧阳康、邓晓芒在武汉大学有了第一次中、西、马的对谈。2005年,武汉大学开了一个当代新儒学会议,会议之余,我们四个人又做了第二次对话,我与郭齐勇代表中国文化传统,欧阳康代表马克思主义传统,而邓晓芒代表西方文化传统。四个人虽然立场不同,但有一个立足点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大家相信中、西、马可能互动流通,可能交谈对话。我相信,以后这样的讨论会继续增加,这也是可贵的。

问:您如何看待官方对儒学的提倡、支持和期待,以及儒学对官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威胁和挑战这一矛盾现象?

答:我知道中国共产党以前反对儒学,批林批孔,是关联着政治的,中国是在彻底的反传统的氛围下生出了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来,既反中国文化传统,也反西方文化传统,它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带有非常强的公平性、正义性、普遍性和绝对性,开启了翻天覆地的运动。

共产主义在整个中国的发展史上有其合理性,目前改革开放的路子,也有其合理性。在这个改革里面,大陆官方对儒学,对道学,包括对佛教,基本上都是支持和期待的,特别对儒学和道学给予了更多的提倡。就此来讲,我认为是一件好事。我以为不用太担心,因为儒教还很有发展空间,可以继续发展。儒道佛所形成的调节性原理、和谐性原理对于当前中国大陆是极为必要的。

儒学对官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是有些冲击,但这个冲击不算太大,为什么呢?因为官方马克思主义所受到的冲击,不是来自于儒教、道教和佛教,而是来自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已经不是原先马克思主义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社会。新资本主义已经调整了早期资本主义的方式,而这样的方式,一方面看起来是比较人性化的,但同时它也因太人性化而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这个问题不是现在的大陆知识分子所直接面临到的,他们最直接感受到的就是改革开放可以带来些什么样的立即性的后果。而改革开放到目前为止,整个大陆国民所得翻了几番,中国从原先的外汇存款很少的国家,到现在成为全世界外汇存款最高的国家。所以我的看法是,并不是儒学、道学与佛教冲击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整个大陆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然要根据形势发展而不断充实、创新,当然,也因此有很大的挑战。

再者,我以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它们都包含人文主义(Humanism),都以人作为核心性的思考,都强调人有平等性。当然,就这一点来讲,原先的马克思主义更强调的是“革命的实践”,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新的发展是强调“社会的批判”,像法兰克福学派就强调这一点;相对来说,儒学强调的是“道德的省察”。但我认为儒学可以从“道德的省察”而转向“社会的批判”。就“社会的批判”这一面,强调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一个回到人、回到事物本身,物各付物、人之为人的社会。就此来讲,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应该有可接头的地方,而且是有一个重要的接榫点。所以我并不认为大陆对儒学的提倡、支持与期待,会导致儒学对官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形成很大的冲击、威胁与挑战。其实,儒学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整个发展,会提供一个调节、融通、交谈、对话的可能,这一点我的理解与大陆的一些朋友并不一致,我想这是一个值得检讨的地方。

问:儒学热应当与当下社会的道德状况有关,您如何评估目前大陆的道德状况?

答:大陆目前的道德状况如何,我并不完全知道,但是这十年来非常强调以德治国,以法治国。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人恒言其所不足”,强调以德治国,是否这社会上很多人无德?而强调以法治国,是否这社会上很多人不守法?那么,为何会无德?为何会不守法?我想也不是那么“无德”,只是在发展的过程里,原先以共产主义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体制的社会,目前已经开始转化为改革开放。既为改革,它就变动了;既为开放,它不再是原先封锁的。所以它已经在逐渐转化,从原先整个国家的一个控制的经济,慢慢走向了所谓中央调控,其实已经走向市场经济。

须知:公有制下人的存在,与私有制下人的存在,状况是不一样的。在公有制、社会主义为主导下的人的“自我”概念,与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即所谓现代化社会下的“个人的自我”,概念是不同的;连带地,他们的道德实践方式也不同。我认为在这个过渡期里,原先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那“无我的自我”的道德观,其实已经不敷现代使用。从一个“无我的自我”,过渡到一个“有我的自我”,整个道德伦理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中国大陆来说,现在的伦理学来不及面对这个变化,所以必然会出现问题。不能说现在中国人的道德就比以前低,而是说现在的道德状况与以前的道德状况的评估起点已经不同了。在这个转化过程里面,其实还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立足点和评估点;对于如何重新建构现代的道德,也还没有找寻到一个恰当的起点。这个问题,我想是很多大陆的学者朋友都在努力的。

问:在“原子社会”(一种非熟人社会)里,道德如何可能?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如何保证?您认为儒教之于道德培育和约束有多大的有效性?

答:这不是一个通过理论去说明就可以了事的问题,它其实是个实践的过程。套用一个术语“摸着石子过河”,只能一步步往前走,好好重新调节。从理论上说,在一个非熟人社会里,道德最重要的是必须放在一个法律契约所构成的公民社会的公共性、普遍性上面来谈,它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私下的交往与沟通,不是原先那“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思考,也不是原先威权掌控下的社会,由威权者的道德实践来落实起。它必须通过交谈、互动,必须落实到生活中来,让每一个人知道他如何成为公民,什么是公民的公共性与普遍性,如何唤起自己的个体性与公共性、普遍性之间的张力的觉醒。这种张力的觉醒,如果够的话,那么道德就会从目前的状况日趋平稳,而慢慢生长。

当然,你会问,如何是充分的张力觉醒?这问题就牵涉到我们必须有更多的交谈互动,必须好好去反省:原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特质是什么?到后来以正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状况下,那个特质又是如何?而现在改革开放已经30年,发展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它的特质又是如何?在这样的发展过程里,我们可以发现,最重要的不是如何强调儒教有什么核心性的概念能够来做主导,而是强调儒教、儒学有何核心性的概念可以落实在生活世界里头生长。而如何生长?它必须通过多元互动、融通,与其他各种不同精神文明更多地交谈对话,共生共荣这样来生长。儒教有益于道德的有效性,其实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来说的。如果在这过程里,我们去重视《论语》这样的儒教典籍,我们大可以说,应该对它有更高的信心,因为整部《论语》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孔老夫子与他的弟子、与当时的贤者、与当时人之间的一种对话。这种交谈对话的经典,不同于基督宗教的启示经典,它非常强调彼此对等的互动与融通,就此来讲道德建设是恰当的。其实,道德不是限制,也不是强制,它强调的是“生长”,一种彼此互动融通下的共生共长。我认为,即使在“原子社会”,非熟人的社会里,道德仍然是重要的。它其实还是必须回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融通,人不能够只是一个封闭的单子。但是,放在公共性里面,人是一个个原子。这里有两层,这两层必须要有更多的交谈,更多的理解。

问:“人是一个可堕落的存在”,您如何看待人的“可堕落性”一面?

答:人的“可堕落性”就隐含着“可超升性”,“可受诱惑性”就隐含着“自由”与“自觉”的可能性,这是连在一块儿的。如同佛教所说的,这“一念无明法性心”,一念既是无明,也是法性。也如同孟子所说,人的心是“出入无时,莫知其向”,所以孟子讲心善论、性善论。性善论是就性说;把心提到“志”,“志于道”的“志”,心有定向,是就心的“定向”去说性善论。但就心本身之所发来讲,“意”它可上可下,往上为“意志”,往下为“意念”,所以心是“出入无时,莫知其向”。

回到你所提的这个问题上来。其实“可堕落性”与“自由”有关;而“可受诱惑性”就代表着自由自觉的可能,这“可能”就意味着“也可能不自由不自觉”。“自由”的特质是它可能往上也可能往下;“觉”的话,“一念觉即是圣”,而一念无明、一念不觉即是凡夫。就人来讲,都有这两面性。

我一直强调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场域,一个良好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可贵是在一个法律契约的公共性、普遍性底下,人必须按照这个法律的、契约的公共性和普遍性来过活。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自然的存在(Natural being),进入到这个社会里,成为一个“社会的存在”(Social being),这样,你才能够说人作为一个道德的存在,而这个道德更往上提,可以提到那个道德的理想人格之为何。

不管可堕落与否,其实最重要的是强调我们是否可能建构一个良善一点的制度。在一个公民社会底下,人们愿意成为一个公民,来让自己更能够安身立命。而作为一个公民,他必须衣食无虞,他的生命财产、自由安全必须受到保障;不是唱高调地强调如何无私无我,而是更强调与清楚地知道公私分明。也就是说,不再是原先只强调的“大公无私”,而是“大公有私”,公私分明,让“私”能够获得恰当的安顿,同时“公”的公共性与普遍性能够真正获得保障,真正好好地被建构下来。这是我非常强调的,我认为公民社会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社会。

在这样的公民社会下的儒学,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儒学,它不再是原先帝王专制、威权体制、父权高压、男性中心底下,非常强调人民无私无我地去成就那个全体,而谁代表那个全体呢?就是父权、君权、夫权。这其实是由有权力的那一方代表的全体,而没有权力的那一方,你的个别性必须要牺牲掉。这一点我认为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公民社会所应该有的。所以我认为大陆在发展的过程里,要从一个无私性的道德,开始真正正视、知道“有私”不是一个不好的意思,正视每一个“个体性”的道德。这个发展是必要的。

台湾也就是在这个发展过程里面慢慢取得一定的平衡,发展出来的。就这一点来讲,台湾基本上是经过了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但整体看起来还是非常顺适的。在这过程里,以汉民族为主导的文化传统,加上西方传进来的基督宗教传统,以及原住民的文化传统,构成了一个非常丰厚的文化土壤,做为人们的心灵积淀,使得整个台湾地区的人民能够有非常好的调节性力量。台湾的公民社会,虽然现在从电视上看到,你会觉得台湾好像很乱,但其实不是,这是台湾的政治和媒体乱,而台湾相对很稳定。大陆到过台湾的学者,都对台湾的社会有非常高的评价,认为台湾的社会充满着爱心。这样的理解,给我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我认为是我们的儒、道、佛的文化传统,再加上其他几个文明重要的传统,给予台湾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这是非常肯定的,也非常值得我们去强调。

这样,我们来看待人的可堕落与否,就会很平情而论,也就不会太强调人的主体自觉的绝对优位性。人的主体的自觉,总的来讲它绝对重要,但是你不能够说人如果能有主体的自觉,一切就好了,自觉只是作为一个最重要的起点而已。而如何能够主体自觉?良知当然是最重要的自觉。良知最重要的是“觉”与“健”,就是我的老师牟宗三先生所强调的——觉醒和刚健不息。但是如何能够“觉”与“健”呢?良知会不会放假,会不会偷懒,会不会躲藏起来呢?我想我们必须给它一个可能性,你给它可能性,它就会好好地、很自然而然地这么做。我一直强调在现代化的社会里,在合理的公民社会里,在恰当而有人性的、温馨的氛围下,人在这个生活世界里面是平等、互动、融通的,是共生共长共存共荣的。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我觉得儒学的发展会更稳当。不必有太多的口号,太多的高调,它自然而然地就发展出来,而且它也会谦虚地认为自己只是诸多文明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的传统而已,不会再强调它是最重要而且惟一的,我想它应该要努力的是:如果我要强化我的重要性,就必须要有更多人来参与、从事,而且更尊重其他不同的文化传统。我想,这个年代会慢慢来临。

问:您说现在“不是从内圣怎么开出外王,而其实是从外王重新调节出一个新的内圣”。如果这样,儒学不再是着眼要生发出现代化,而要依现代社会来做自我调整。能否告诉我们这一内圣是什么?是您说的公民儒学吗?

答:对,的确是“公民儒学”。我并不是说由外王生出现代,也不是说由内圣开出外王,如果硬要说内圣如何开出外王,外王如何开出内圣,我就藉用王船山“两端而一致”的论式来说:“内圣与外王是交与为体而互为体,交与为用而互为用。”内圣为体,当然可以开出外王之用;以外王为体,也可以开出内圣之用。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已经在一个现代公民社会的学习过程里,在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化、资本主义化之后的社会的学习过程里,或者在大陆的一个崭新的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当然什么叫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有争议的。不过它实际已经在发展了。公民社会整个组织结构、生产方式、制度,以及人的生命脉络,与传统社会是不一样的。在这发展的过程里,人的生命状态如何理解?人的修行修养方式如何重新来处理?这牵涉到所谓内圣,而这样的内圣,当然是从外王回过头来处理。我想所有的人都可以慢慢理解到,公民这个概念与儒家的君子概念是不同的。但是一个公民意义下的儒学,与原先传统社会下的君子儒学,是不是相互违背呢?其实不然。它是重新的转化、重新的调节发展。

问:您说以前人们所思考的“中国文化传统是否妨碍现代化”是个虚假的问题,并说这是犯了一种方法论上本质主义的谬误,因为这种思路认为文化有一个固定的本质。照您的说法,“五四”新文化运动似乎正犯了您所说的“毛病”,那您如何看待和评价“五四”精英主导的“新文化运动”呢?

答:没错,“五四”就是我说的方法论上的本质主义(Methodological essentialism)的一种思考,反“五四”者也是一样。那个年代百分之九十甚至百分之九十几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思考,那是一个时代,带着一个时代的精神。而我们评价它的时候,必须把它放到一个方法论上的非本质主义的思考,放在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里。我们现在重新去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现其实它有一个触动、引发的功能,有一个重新开启我们如何去与传统、与现代对话的功能,而以前是有一些走偏了,离开了正途。所以我们现在去看它的时候,千万也别落进方法论上的本质主义而彻底把它推翻,说它毫无价值。我们应该正视它的启蒙性,它开启的文化互动与融通的发展可能。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重新去看待它,我想我们这个时代也应该有一个新的文化运动,但它并不是所谓的“新五四”。现在是一个“后五四”、“后新儒学”的年代,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其实已经到了总结20世纪进入21世纪的新发展阶段。台湾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台湾其实代表的是一个旧世纪的扬弃和新世纪发展的可能;而中国大陆这30年来,其实也可以把它当成很重要的过渡。这个过渡中,我认为应该有更恰当的方向而不必重蹈覆辙。所以这个时候如果用本质主义的思考方式,认为只要我们发展个什么就可以发展出民主、科学,这种思考是不对的。

我尽我之所能,在我所专业的领域里好好地去做我能做的工作;落实在生活世界里,与广土众民结合在一起;在自己的学问传统、经典教养里,提出自己的诠释与见解,并且用开放的胸襟,接纳各种不同的文明和它们的诠释者、发扬者。在这样共生共荣共存共长的交谈互动下,我认为新的文化运动会有新的可能。当然,大陆目前来讲与台湾不同,因为台湾的整个文化基底是比较深厚的,它的交谈互动已经达到可调解、可融通的机制,而大陆恐怕还没有这样,所以它可能会有偏激的发展。就这一点来讲,我倒是肯定“中央调控”的重要性。在发展过程里,不只是经济要中央调控;我认为在一个文化发展过程里,仍然应该要有一个中央调控,不过这个调控的幅度、强度各有不同。经济上如果是“强调控”,文化上应该是“弱调控”,这个调控应该给出更多空间,更多可能。

我认为在这个发展过程里面,中国大陆在两岸和平的基础条件下,再发展个20年,整个东亚的和平是能够稳定的,而东亚的和平稳定,使人类的和平能够稳定。因为整个基督宗教的文明,以及以基督宗教为主的文化传统,其实目前面临极大的危机,早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里头已有这个呼声。站在亨廷顿的立场,也就是白人的立场,他当然认为是危机,因为基督教的文明不再能够取得优先的地位了;但对我们来讲,这其实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契机,一个新的交谈年代的来临。而我认为中国文明可以与包括日本、韩国、印度等在内的文明做更多互动,并且以同样的方式与西方文明做更多互动,当然很重要的是,我们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一向有非常良善的互动,这一点我想是中国文明里面非常可贵的部分。

在这种状况底下,我认为在21世纪中叶的时候,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华人将会在人类文明里面扮演最为重要的角色。台湾海峡这一岸的台湾,在原先它是扮演着为整个中华民族接受西方帝国主义欺凌的一个受过、受罪的角色;而且对我们这个民族有非常重要的贡献。而目前,它有幸能发展出这样的现代化,这样的民主,这样的一个公民社会,我觉得这是全华人的光荣,也是台湾人重要的努力。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去重视它,并且鼓舞它的。你去重视它、鼓舞它,将会使得台湾人对整个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有更深层的认定,而在认定底下,将会保障两岸发展出更美善的和平,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1

 


中国儒学比韩国弱很多----杜维明访谈

《环球时报》驻美国特派记者 唐勇

2006.08.25

    国学班开办、国学大师开评、国学短信开通、国学博客开放……中国的“国学热”可谓持续升温,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争论。复兴国学,是为圈钱获利,还是为传承文化?这场争论也关系到儒家传统在中国的处境以及中国如何延续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对当今世界的意义等重大问题。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被认为是新儒家第三代的领军人物,并有中国传统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之称。日前,《环球时报》记者在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官邸,就中国儒家文化的一系列问题对杜教授进行了专访。

中国的文化断代很严重

记者:曾有一个关于“儒家文化在东方各国影响力”的调查,结果受调查的几个国家和地区中,最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是韩国,中国内地排在最后一位。作为儒学的母国和发源地,中国的处境为何如此尴尬?

杜维明: 这项调查是朱谦先生做的,当时他在美国夏威夷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下属的传播研究所工作。当时调查的结果是,韩国首都首尔最合乎儒家的核心价值,中国上海排在最后。在中国这个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为什么儒家文化的影响反而不是很大?这个问题需要从1840年鸦片战争特别是五四运动讲起。当时中国一心追求现代化,而现代化跟西化又不可分割。儒家文化的衰落和这个潮流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调查结果并不让人惊讶。

记者: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就是要打倒孔家店。

杜维明: 不仅要打倒孔家店,其实从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有好几个特别有影响力的传统。一个是悲愤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受西方文化的冲击但又无能为力。再一个就是革命主义传统,还有一个就是反传统的传统,甚至造反有理的传统。这几个传统结合起来,发生了“化学变化”。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当中,传统文化的声音的确相对薄弱。如果把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分开来,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中,传统文化的比重并不很大。目前的这个情况是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变局,也就是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来未有的大变”。但慢慢地,这种传统现在正在恢复,可能会逐渐回到一种正常的情况。

记者:近代以来,儒家文化受到了怎样的冲击呢?

杜维明: 从鸦片战争(1840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的109年当中,每10年就会出现一次大的变动,如太平天国、不平等条约、日本的侵略、清朝的覆灭、军阀割据、国共两党抗衡等。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每5年就有一次大的变化:从朝鲜战争到大跃进,从三年自然灾害到集体农场,再到文化大革命,每次变化都惊天动地。如果从教育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确是源远流长,但近代中国166年文化断裂的情形非常严重。所以中国人才会出现“集体健忘”,甚至这个“集体健忘”还是我们主动自觉的。这使得我们对历史的重新改写和回顾,看起来就多元多样。我们认为,整个传统文化的发展就是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现在要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儒学是应该扬弃的糟粕。

记者: 现在有人常提文化的断代,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杜维明:中国的文化断代的确很严重,主要表现在五四以来,尤其是现代,影响了很多代人。这种情况非常让人忧虑。举个例子,北京大学是中国最老的现代大学之一,但是京师大学堂时期的北京大学、五四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五四以后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北京大学、解放以后的北京大学、文革以后的北京大学都很不一样。这中间不仅北大的校址变了,它的教育理念、理想人格、学术目的都变了,学校的很多档案也流失了。

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是出现文化断代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个情况和日本、韩国和美国都有很大不同。虽然在二战中吃了原子弹,但日本的学术谱系从来没有中断过。相比之下,从五四以来,在中国大陆,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中间不受干扰的人几乎很少。

韩国有专门的儒教大学,跟其他精英大学能相提并论

记者:跟韩国、新加坡乃至中国台湾相比,中国大陆在保持儒学传统方面的差距主要在哪里?

杜维明: 第一,知识精英是否认同儒家文化。在韩国,有专门的儒教大学,名叫成均馆,跟韩国其他最好的精英大学可以相提并论。成均馆的命名来自中国元代的太学、国子监,有超过600年的历史,我去参观过。相比之下,中国有一些知识精英都强烈反对儒学,认为儒学是造成中国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

第二,政界和企业界是否推崇儒家文化。在韩国和日本,很多政界和企业界领袖都非常重视儒家文化。比如韩国三星集团一直在赞助成均馆,它每年都向成均馆投入成千上万的资金,三星集团认为这对它是莫大的荣誉。

第三,生活世界是否体现儒家文化的精神,这是最有趣的。比如在韩国,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很重视儒家礼节,韩国人每年都要祭孔。而且韩国人很较真,认为祭孔必须使用明代的仪式,清代的仪式不够正宗,这是韩国的传统。十五六世纪,儒学在朝鲜族全面发展,韩国的年号基本上是顺着明代的年号,他们认为满清入关是对儒学的摧残。韩国的祭孔仪式非常庄严,弥漫着祭奠至圣先师的氛围,政府也很重视,经常是教育部长以上的官员亲自出席。在中国台湾地区,人们也搞祭孔,也至少是台北市市长和“教育部长”出席。大陆最近也恢复了祭孔,但相比之下,旅游观光的色彩太浓,不够庄重,无法跟韩国比。

另外,韩国对儒家文化的推崇还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细节。比如1000韩元是韩国流通最广的货币,大约相当于1美元。这张钞票的正面印着一位慈祥长者的人像,他就是韩国大儒李退溪,像下是他的生卒时间(1501—1570年)。李退溪号称“韩国朱熹”,是朝鲜李朝时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为朱子学说在朝鲜半岛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有人评价他为“朝鲜五百年推为第一儒家”。李退溪的人像旁边印着一个投壶,这是古代儒家学者游戏用的。钞票的反面印刷的建筑群是陶山书院,由李退溪一手创办,地位相当于中国的白鹿洞书院。

当然,儒家文化对韩国也有一些负面影响。比如,韩国确实是明显的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大男子主义很盛行。所以韩国的女性主义者对儒学批评得非常厉害。当然,现在情况也在慢慢改变。

在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学术地位比商学院要高

记者: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出现了祭孔、读经、建立国学院等现象,如此密集地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进行重新认识与推崇,引起了社会广泛争论。您对此是如何看待的?

杜维明: 儒家在中国的发展,有人说是“国学热”,但总的说来我认为还是力量太薄弱,因为我们毕竟是从零开始。如果与日本对日本传统文化、美国对美国传统文化、法国对法国传统文化、韩国对韩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相比较,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境遇是很糟糕的。我们必须考虑,怎么才能把民间社会很薄弱的儒家文化资源变厚实。

现在在中国,影响社会的力量多半来自学术领域之外,突出表现在超女、歌星影星等。真正的英雄似乎都是企业界领袖、歌星影星或者运动员。我很希望影星歌星运动员或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们都能够有比较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但很多人对于宣扬传统文化并不是很自觉。

记者:您曾提过,教育最大的危险是滑入市场社会的危险。缺乏对年轻人的儒学教育,中国传统文化还将如何传承?

杜维明:市场经济是好的,我们担心的是市场社会。中国一旦滑入市场社会,所有人际关系包括婚姻都市场化了。中国人接触的价值领域太单一,过于突出政治经济,对文化不重视。比如中国的精英绝大多数愿意考理工或者医学,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认为学习文史哲好像没什么出路。就是学习社会科学的也大多选择企业管理和外文。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不仅在大陆,就是在整个华人文化圈中都比较少。现在大家应该有一种危机感,企业、政府、媒体要加大推动学习传统文化的力度。

希望政府和企业投入一些资金,专门培养文史哲的接班人。在美国,从事文史哲研究的大半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而在文史哲研究中从事中国研究的,又是精英中的精英。美国的大学校长,多半也是文史哲出身。在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学术地位比商学院要高。在日本,清流(人文学者)比较清苦,但社会地位极高。我很熟悉的一个日本学者冈田武彦,他的亲戚中企业家不少,他的薪水比他兄弟低得多,但他在家里最受尊重。另外,学术界的工作比较稳定,可以长期发展,容易得到满足感。比如医学外科手术,做上1000次,是很乏味的重复劳动,没有多少创造性可言。所以医生多半会自己另外发展一些兴趣爱好,或是音乐或是其他艺术等。

西方开始逐步接纳儒家文化

记者:您长期在西方教授中国传统文化,遇到的压力主要是什么?

杜维明: 我是从1981年到哈佛大学教书的。在此之前,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4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书10年,也就是说,我在西方讲授儒家文化已经有近40年时间了。

儒学能不能得到发展,能否用英语或者说非汉语来表述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是儒家能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关卡。世界三大宗教,每个都有多元多样的文化形式和语言,我们可以用中文来念圣经,并不一定非得用希伯来文,我们也可以用中文来念佛教经典,并不一定非得用梵文。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英文、法文、德文等来了解儒家文化呢?我个人在这方面也面临很大的压力,无论是从中文来讲还是从非汉语来讲都有困难。中文的困难在于:由于听讲人过分熟悉,他们会说,儒家的负面影响很大,你一定要在海外多讲它的好处。英文的困难是:听讲人很愿意听,愿意了解和认识儒家文化,但由于不熟悉和文化差异往往导致误读。

不过,现在西方开始逐步接纳儒家文化,开始思考它的人文价值。比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把《论语》当作受教育的西方知识分子必须学习的一个文本。《论语》是唯一入选的非西方文本。

记者:他们主要关注儒学的哪些地方?

杜维明:基本上是伦理,包括个人的修养问题,还有社会的和谐问题、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儒学的人文精神是很宽广的。西方的人文学和人文主义基本上是反自然和反宗教,对自然有侵略的倾向,对宗教不闻不问。但儒家所代表的人文学要求人类既要和自然保持和谐,又要与宗教保持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它的内涵比较宽广。比如儒家的金科玉律,包括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观念正逐渐被西方知识分子接受,成为最朴实的伦理。当今世界各地出现的生态环保危机表明,人和自然的关系要重新厘定。儒家尊重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也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

 

两岸应该共同维护中国钓鱼台领土主权

──略论钓鱼台问题

台湾学者 皮介行

2008年7月

    ○日军故意撞沉中国台湾之船只

    6月10日台北县海钓船“联合号” ,在钓鱼岛南方海域六海里海钓时,被日本巡逻舰不加警告直接撞沉的事件,立即在台湾引起喧然大波,民众连番上街抗议日本的蛮横行为,于此同时,“外长”欧鸿炼基于护卫人民与国权的责任,严肃指出:日方以大型巡逻舰冲撞台湾小型钓渔船的行为过于蛮横,日本应就此不人道行为立即道歉,并赔偿何鸿义所受损失。

    台“立法院副院长”曾永权宣告说:他将带领部份立法委员,于6月18日乘军舰到钓鱼岛,宣示“捍卫主权”的决心。台“总统”马英九.“行政院长”刘兆玄,并做出“不惜一战”的政策宣示。

    ○琉球王国与钓鱼台列岛是中国领土

    据历史数据显示:孔子1923年琉球中山、山南和山北三国分别向明朝政府称臣,正式成为明朝藩属。几年后琉球统一于中山国,明政府遂册封他为琉球国王,从此有了琉球国,亦即为中国属国,用中国的年号,使用中国的汉字。孔子2160年[1609],日本萨摩藩岛津氏攻打琉球,俘虏琉球国王尚宁,逼其每年向萨摩藩输粮8000石。孔子2205年琉球在中国帮助下摆脱萨摩藩的控制,为感念中国的厚道皇恩,琉球主动遣使到中国请求册封。当时的康熙皇帝封琉球王为尚质王。孔子2426年[1875],日军武力占领琉球群岛,禁止琉球进贡中国和受大清册封,废除中国年号,改为日本明治年号。为避免清政府的抗议,日本政府执行一种与清政府共同分割琉球的政策,把琉球一分为二,北为日本领土更名为“冲绳县”,南为大清领土,并企图逼中国承认日本的军事占领为合法主权。当时的李鸿章拒绝承认,企图留待中国局势稍好时,再行索回琉球。        

    又据明永乐元年(孔子1953年)的《顺风相送》航海图,中国已经发现钓鱼台并给予命名,基于国际法「有效先占」之原则条件,中国已经取得钓鱼台主权。而日本声称对钓鱼台有主权,是在「马关条约」时,中国将台湾连同钓鱼台岛割予日本。之后日本才将钓鱼台列为日本领土,以「尖阁群岛」一词来表示钓鱼台列屿,并划归琉球。除此以外,于甲午战争前二年慈禧太后曾发布诏书将钓鱼台列屿赐予盛宣怀,其孙辈盛承楠在一九四九年自江苏迁台后,更不时到其家族「产业」钓鱼台上采石苁蓉(及其它生草药)以供制造药丸之用,他并于一九七○年九月九日在台北市大华晚报发表《钓鱼台列屿采药记》。[注1]

  孔子2496年[45]日本战败投降,并宣布无条件接受《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和约》,日本的合法领土只限于其本土四岛,其它武力吞并的领土都必须放弃,因此钓鱼列岛和琉球群岛理所当然非日本领土。孔子2498年[47]联合国《关于前日本委任统治岛屿的协议》,把这两块“主权未定”之地交给美国“托管”。 孔子2523年[1972]美国把琉球及钓鱼台列岛的管理权交给了日本。

 但是,这一项行政管理权的转交,并没有使日本自动取得琉球及钓鱼台列岛的主权,因在《开罗宣言》中规定「所有日本窃夺自中国的土地,均应由中国政府收复之。」.《波斯坦和约》中规定日本必须放弃“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已经明显的不承认日本以武力侵占的土地是日本的合法领土,美国受联合国之托委任统治琉球群岛,也不具有琉球群岛的主权,因此也不能将她所不拥有的主权交予日本。再说一项国际法原则规定:「一国的领土主权,不因其它国家间的条约对该领土有所处置而受到剥夺或影响。」。美国政府无权将其所不拥有的主权交给日本 [注2] 。钓鱼台的主权既原为中国所有,因马关条约而丧失,战后马关条约失效,台湾回归中国,钓鱼台自应随同台湾一起归还中国,是则美日对琉球及钓鱼台管理权的私相授受,并不影响中国对相关岛屿的主权。

    结合以上历史与法理的探寻,笔者认为:

    1. 满清中叶以后的历史,是中国人的一页痛史,受到西洋人东洋人的连番侵略,经过国共两党及全国仁人志士,流血流汗的联合努力,中国总算适度的恢复了安全与尊严。但是由于国共内战,中国的分裂,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其中最主要的是与日本的历史恩怨。日本的脱离部落城邦文化,是由于大量输入中国文化,在此中国是有恩于日本的。近代以来中国积弱,日本积极侵略中国,这是不仁不义的恩将仇报。而且日本在占领中国领土,勒索中国赔款上特别贪婪与恶毒,在马关条约以及一连串对中国的侵犯活动上就看得很清楚。民国之后日本竟变本加厉,从东北切入想全面吞灭中国,扶植满州国,华北特殊化,进而引发中日全面开战,南京屠杀30万中国人,更且以中国人为“原木”进行各种活人试验,对中国施放细菌….可以说丧心病狂,无所不用其极。此仇不报,中国人还能有尊严么?但是两岸各别领导人,竟莫名其妙的放弃政府的对日索赔,连带的竟也忘了要求日本必须对中国进行民事赔偿,以致于民间的残废与死亡,欺凌与污辱,都被忽略,都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数十年来,民间孤军奋战的向日索赔,日本人就想方设法的耍赖,没有负起相应的责任,而中国的政府竟都冷眼以观,这太令两岸人民寒心了!孔子有谓“以德报怨,将何以报德”?现代中国人应深思话中的哲理,一百多年来,日本人对中国人干下多少丧尽天良的事!占领了多少中国土地,掠夺与破坏多少中国财富!不经过全民公决,谁有权力宣布“以德报怨”? 谁有权力代表亿万死亡的.受害的.残废的灵魂,向日帝侵略者说“不用道歉”.“不用赔偿”呢?所谓“此仇不报非君子”,所有有爱有尊严的中国人应该坚此百恨,一心一德,坚持向日本讨回公道,不达目的绝不终止!

    2. 人说兄弟阋墙,外御其辱,当年国共内战的悲剧既已过去,现在就应该痛定思痛,反思当年双方的错误以策励未来,同时应积极采取互相谅解,合作共进,协同对外,以抗日帝的策略。当前台湾政治健康转型,马英久上台执政,两岸并已展开一连串友好交流活动,当此之时,日帝嚣张之气,竟敢在中国钓鱼台海域,故意撞沉中国台湾的船只,是可忍孰不可忍?因之台湾有 ”不惜一战” 之宣告,但台湾毕竟无力单独抗衡日本,此时,中共政府站在一个中国的立场,岂能坐视台湾人民受欺于日本,岂能坐视日本明目张胆侵略中国领土?如果中共政府此时不能积极站出来,做台湾人民的后盾,则台湾民心去矣,所谓 ”一个中国” 的政策宣告也将随之破产,中共还能拿什么来赢得台湾民心?还有什么道义及法理基础坚持 ”一个中国” ?

    3. 美国在太平洋西岸布下链岛防线以压制中国,同时分裂中国。如何统一中国,突破其链岛防线,实为中国安全与发展的重大政略所在。两岸60年的分裂,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在国际上的互相打压,是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分化中国的基本条件。当前钓鱼台事件,引起台湾朝野之愤慨,这正是中共示好台湾,团结台湾,共同抗拒帝国主义,以重建两岸中国认同的大好机会,所谓 “分担眼泪与汗水,将使我们成为一家人” ,中共应该抓住这历史机遇,积极主动与台湾政府合组〔两岸东海问题协调咨询会议〕,以协商步调,研究对策,一致抗日。务须同仇敌慨,互策互励,维护中国人的尊严与领土安全。

    结语:两岸必须统一,中国人必须有尊严,“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仍应该是指导当前国策的基本信念!虽然两岸之分裂与对立已非一日,解开两岸敌意的心结也不容易,但中共政府特别应该为疏解心结,做出相应的努力,应该赶快放弃疏离台湾人心的相关政策措施,放开及放宽台湾人居留的签证[注3],放弃台湾人不准住招待所的限制[注4],放弃台湾人不准在网吧上网的控管措施[注5],停演丑化国民党的相关电视电影。通过点滴而长期的努力,以重建台湾人民的祖国认同。

     特别是琉球与钓鱼台问题,影响重大,大陆政府尤其应该采取负责的政策,积极的与台湾政府进行沟通,协调,共同合作维护中国领土主权。这么一个维护主权的行动,不但有利于东海问题的解决,同时可以大大增进,两岸人民的互相认同与互相理解,更可以非常有效的促进中国和平统一的进程。而只有中国之统一,才足以保障中国之安全与崛起,此事非同小可,万不可轻心待之!

    孔子2559年6月16日[08] 皮介行 写于 山东.济宁

    [注1] .[注2].其中资料主要取材于〔钓鱼台是中国领土历史、地理和国际法的左证〕一文.通过网上搜索而取得.未见署名。

    [注3].我于公元1987年10月首度到大陆,并采访中共13大,以后经常来往及常住大陆约已20年。若以一个外国人住于一个国家如此之久,也该可以得到长期居留权了,更何况我的孩子是上海户口。但在 ”祖国大陆” ,却经常只能取得3个月一次有效的签证。去年8月我在武汉申请一年的签证,费时约一个月,跑武汉境管局约10趟,从新洲双柳的云深书院前往境管局,每次来回约100公里。境管局一再刁难,总办不通,由云深书院后面的公司出具证明,不行。找子贡书院院长陆声俊的公司出证明,还是不行。要退回来申请三个月的签证,不行。要撤回来到其它省市另行申请,仍然是不行。最后以我的一份购房合同同意办理,但官员坚持只能办2年多次签证,必须去体检,于是又费时一周,缴款540元取得体检证明。签证发下来时一看,仍然只给了一年,但国家政策规定一年签证无需体检。

    [注4].3年前在北京受到新儒家陈明教授的接待,代付房钱,安排我住进人民大学招待所,住进去以后,我到柜台办理登记,一出示台胞证,马上被要求离开,说政府规定恕不接待。

    [注5].最近在山东某网吧,因上网必须出示身分证,公安局对网吧有一管理程序,输入台湾身分证号码,程序不接受,输入台胞证号码,程序仍然不接受,于是被拒绝上网。老板说这是公安局的规定,如果违反规定,他们会受处罚。
 

 

是什么阻碍了中国文化软力量的崛起

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或许仍然有人记得,在今年3月的中国“两会”期间,有3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呼吁制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继承、弘扬法”。中国媒体报道的大幅标题就是“哈利波特淹没了刘胡兰”。

    如同其它稍微关注中国文化领域的人一样,这些代表也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中国的新一代吃着麦当劳,读着哈利波特长大,不知道自己国家历史上还有李白、杜甫、花木兰,还有刘胡兰、高玉宝,甚至有大学生不知道《论语》《春秋》和《孙子兵法》。

    代表们要用立法来扭转这种现象,他们对中国文化领域的现状的担忧不言而喻。

    本栏且不去评论这个立法呼吁本身是否可行。通常,形式的东西(例如文物)可以用法律来保护,但是文化精神的东西,任何法律也保护不了。中国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遭破坏本身只是文化衰落的结果,而非原因。没有了文化精神,就不会有任何有效的意在保护物质和和非物质文化的法律和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文化的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

文化崛起并非复活历史

    文艺复兴不是复古,文化的崛起并非要复活历史(包括历史人物)。无论是为了借古讽今还是为了弘扬传统,复活历史只是传统的很小一部分。体现在人的精神层面的文化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很多人担忧文化的衰落,但只知道形式,忽视了精神。可以设想,即使中国人今天改穿长衫马褂,留小辫子,大家都来唱京剧,也不见得能够复兴中国文化。没有创造性,传统文化很难得到衍生。传统文化要生生不息,关键在于新的创造。

    那么,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底蕴到哪里去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盛行日剧。这些年又被韩流所冲击。为什么?这并不是说日剧和韩流包含着什么高深的艺术水平,而是因为中国观众从中看到和感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子,引出了共鸣。这是一种现代和传统的有机结合,或者说一种创造性的结合。

    人们对传统文化衰落的担忧,本身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并没有成功,甚至很大程度上的失败。另一方面,这30年来,中国的文化领域也向西方学,并且在学的同时不断表现出文化走出去的欲望。但结果呢?正面积极的东西没有学来,负面消极的东西拼命进来了。

    很多人认为现在一些西方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文化中不健康的东西严重腐蚀着许多国民。这或许有些道理,但过于简单,也不公正。为什么西方好的东西学不来,色情、暴力等则蜂拥而至,学得有过之而不及呢?

    文化艺术领域没少向外学,但学的只是形式,而非精神。学西方是做给西方人看的。但问题是,西方人所喜欢的,国人不见得喜欢。文化产品不反映民族文化,没法引出国人的共鸣。

    中国的文化人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国外获奖,但为什么在国内没有很大的市场呢?文化艺术是世界性的,是时代性的,但更是民族性的。没有时代性的文化,就很难要普罗大众接受和吸收;没有民族性的文化,就不会成为世界性。

    民族性是世界性的基础。去年有德国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批评中国文学是垃圾文学,原因在于中国的作家不是在写中国的东西,在写民族的东西。这个批评应当是确切的。光有国际市场的捧场,是不够的。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崛起的重要性。光有经济的发展,光有高楼大厦,没有以文化为主要载体的软力量的崛起,一个国家是不能真正崛起的。正因为有这种认识,所以要大张旗鼓地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倡和鼓励文化走出去。但如果没有内部的文化崛起,又如何能够走得出去呢?

    近年来,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办得轰轰烈烈,但只是局限于语言教育。况且不论政府主导的东西是否可以持续,如果只是一种语言的推广,那么软力量也仍然是微弱不堪的,因为语言只是文化的一部分。普通话说得一流的国人本身都不能成为中国文化的载体,怎么能要求学几个汉字的外国人来弘扬中国文化?

失去文化直觉如何产生大师?

    文化复兴和软力量崛起的主体是社会,而不是政府。中外都如此。中国的历朝历代,政府除了大修土木外,还能做什么?今天,已经有明白人指出,各级政府修建一些大型建筑是复兴不了中国文化的。留给今天中国人文化遗产的、组成中国文化主体的所有伟大的哲学家、艺术家和作家,哪一个是政府培养出来的?

    几年前,温家宝总理在见科学家钱学森时,提出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的问题。这可能不仅仅局限于科学研究领域,而也适用于包括文化在内的所有领域。

    这些年,政府在文化领域的投入并不少,但显然并没有大的哲学家,大的艺术家和大的作家。没有任何经验表明,政府的大量投入能够产生这样那样的“大家”。

    在近代欧洲,规模并不大的社会经济转型产生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一代又一代的大家。尽管当代中国的转型无论是规模还是速度在世界历史上罕见,但产生不了大家,这是应当加以深刻思考的问题。

    这就要求人们深刻反思中国现存文化管理体制。文化官僚体制对中国文化的复兴和软力量的崛起是一个有效的制约。曾经听一位官员说,他们(文化官僚)已经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管理的方法,说是只要把哲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管理好,文化领域就太平无事了。

    这位官僚说得非常对。的确,从历史上看,一切所能找到的“负面”形容词都可以套用到这三“家”,如非理性、狂热、疯人、蛊惑人心、颓废等等。但是,如果把这三“家”管理死了,就不会有文化复兴了。正是在这些领域,存在着文化复兴所需要的所有要素。如果没有了文化直觉和文化本能,那么如何才能产生大家?

专业精神要占主导地位

    从经验层面看,西方文化的进步同新类型的哲学家、新类型的艺术家和新类型的文学家相关联的。新的哲学、艺术和文学既是时代的写照,也推动着时代的进步。

    新文化的崛起是创造的结果,是一种对传统的毁灭性的再创造。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文化再创造的历史并没有中断过。在这个漫长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中,西方的文化也融合了世界的文化,甚至是中国的文化,例如西方的理性主义和中国的传统的世俗文化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庞大的文化官僚体制,其存在的目的不在于鼓励创新,而在于控制。无论在任何国家和地方,文化规制是需要的,例如一些会造成宗族、宗教冲突的东西,色情和暴力的东西,都有必要加以管理。

  这也是很多西方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因此才有一些新概念例如“政治上不正确”的出现。当然,之前,也存在着各种制约性,例如“宗教上不正确”。

    提出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问题,并不是说不要任何规制文化活动的体制,而是要从现在随意主观的政治控制转型成为法治基础之上的规制。在政治控制状态下,文化官僚的目的就是寻找他们所定义和规定为“敏感的”和“不正确的”东西。一旦出现一些新的思潮和文化形式,就马上作过分政治化的解读。一旦政治化,便把文化创造扼杀在本能和直觉的状态。

    在很大程度上,这使得文化界和官僚当局之间存有很大的矛盾,这也就是文化界存在着的“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状态的政治根源。

    要建立文化规制,就需要在官僚体制和文化领域建立边界。文化领域应当有属于自己本身的自治空间。文化领域进行自治,就可以鼓励文化领域内的竞争和自我约束。专业精神才会在这个领域占主导地位,只有有了专业精神,创新才会成为可能。


只有当文化活动超过了这个边界,国家规制才可以介入。政府规制的唯一目标就是在文化创造和公共利益之间求得平衡,保障公共利益。从根本上而言,没有文化管理体制的大变革,就不会有中国文化的复兴和软力量的崛起。


 

抵制《熊猫》不如火烧《赤壁》

王达三

 

    作者简介:王达三,1974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中国儒教网站长,儒教复兴论坛总版主。独立学者,现居北京。

    女儿是不折不扣的“熊猫迷”,笔者是不折不扣的“三国迷”,所以父女俩先后一起观看了电影《功夫熊猫》和《赤壁(上)》(以下分别简称《熊猫》和《赤壁》)。尽管笔者不是影评人,但还是想对两部电影的印象以及国人的反应谈点看法:虽然“中国熊猫美国心”,但抵制《熊猫》却有些勉强;虽然“中国赤壁中国味”,但火烧《赤壁》却大有必要。

    一些评论家简单地将部分国人抵制《熊猫》视为“作秀”甚至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无疑忽视了抵制者的情感诉求:汶川震难后全国特别是四川尚笼罩在悲恸的氛围之中,不宜播放和观看具有搞笑色彩的影片;制作者“梦工厂”的老板斯皮尔博格一向对中国不敬,特别是公开抵制北京奥运会,伤害了国人的自尊。但是,从情节构思和视觉效果等电影艺术的角度来看,《熊猫》无疑是成功的——笔者的女儿除对“熊猫的爸爸是鸭子”颇感不解之外,整个观看过程都是兴高采烈、手舞足蹈!我们不能阻止孩子的快乐,更不能侵犯孩子追求快乐的权利,或许这就是抵制《熊猫》不了了之的根本原因。

    倒是一些论者指出的“中国熊猫美国心”的问题值得深思。就外形而言,阿宝是而且只能是一只地地道道的中国熊猫,但从言行举止尤其是精神理念而言,阿宝被“美国化”了。它乐观开朗、风趣幽默,不像现实中的熊猫和中国动画里的熊猫那样憨态可掬。更主要的是,它不屈不挠、奋发向上,通过个人努力修得正果并成为捍卫良知和正义的英雄——理想主义加英雄主义是美国大片的永恒主题,也是美国文化价值观的核心要素。从某种角度看,《熊猫》展现的就是“只要努力,就会成功”的“美国梦”。一如施瓦辛格:在电影中是刚毅顽强的英雄,但在现实中却是从奥地利小城格拉茨的普通男孩一步步成长为美国的电影明星和加州州长

    《熊猫》是否像一些论者所说的那样滥用了中国元素、亵渎了中国文化,笔者无从断定,但可以肯定的是,《熊猫》确实体现了美国的“软实力”、宣扬了“美国梦”。笔者并不认为保持和促进社会流动的“美国梦”有什么不好,但痛心的是中国为什么就拍不出“中国XX中国心”的电影来?抵制是弱者的武器,无论是气愤还是悲壮,都不会带来任何自尊和荣光,相反有可能使中国熊猫千古如是、永无起色,更掩盖了中国电影“为何不能”和“如何来做”的反思和追问。而这种反思和追问,是确保中国电影人幡然醒悟与奋勇赶超的基本前提。

    中国电影人是否进行了这种反思和做好了这种准备?答案是否定的,明显的例证便是《赤壁》。就笔者看法,在追踪和模仿好莱坞大片的艺术风格方面,《赤壁》可谓是登峰造极,但只能算是得其形而弃其神,而且还丢弃了自己的精神传统,成了邯郸学步或“四不像”。一个集中的体现是,《赤壁》虽然有血有肉,但唯独没有自己的灵魂。

    一部经典电影不仅要靠自己的“肌体”来吸引人,更要靠自己的“灵魂”来感染人。《特洛伊》的灵魂是“为了爱情”,《角斗士》的灵魂是“为了自由”,《斯巴达三百壮士》的灵魂是“为了祖国”,人的价值和人性之美无不在诸如此类的灵魂中得以彰显。与此同时,观众看到的是杀戮的电影画面,但得到的却是精神的升华。然而,谁能告诉笔者,《赤壁》的灵魂是什么呢?

    当然,《赤壁》的灵魂为何是个仁智之见的问题,你可以说是“忠君报国”的“忠”,也可以说是“桃源三结义”的“义”,还可以说是刘备的“仁”、诸葛亮的“智”以及关羽和张飞的“勇”,这些都是足可称道并有待大力宣扬的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就笔者意见而言,“赤壁之战”的灵魂应该是“大一统”,诚如《三国演义》开篇所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战乱频仍和黎民涂炭的困局下,曹操试图一统天下,刘备、孙权的抗争也绝非是不要统一,而是力图通过抗拒确保自己不被剿灭,进而不断坐大以便一统天下。遗憾的是,《赤壁》显然没有揭示至少是没有突出上面提到的任何一个价值诉求,这也就决定了《赤壁》虽然打闹地不亦乐乎,但却是行尸走肉、了无生气。

    更为主要的是,由于曹、刘、孙三家虽然都有“大一统”的诉求但又在到底天下该统一于谁发生了严重分歧,从而注定了三国历史绝非轻喜剧,而是“不得不战”和“以战止战”并造成了“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历史悲剧,同时也为各路英雄提供了横刀立马、争战天下的广阔舞台。令人诧异的是,《赤壁》几乎就拍成了一个轻喜剧,比如诸葛亮说“我需要冷静”,周瑜则说“我也需要冷静”,就引来了全场哗笑。《赤壁》也颠覆了人们心中已然定型的诸多英雄的形象,比如“青灯读青史”的关公竟然成了私塾先生。此外,《赤壁》还掺入了过多的令人费解的噱头,比如雄才大略的曹操南征竟然是为了小乔,而周瑜和小乔的床上戏、接生戏实在是多此一举。总之,观众很难在《赤壁》里看到或体会到苏轼于《赤壁怀古》一词中所描写的“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的英雄气魄和“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感慨!

    不能说《赤壁》无丝毫可取之处,比如战争场面刻画得酣畅淋漓,但就总体而言,《赤壁》可谓是继《英雄》、《无极》、《满城尽带黄金甲》等灵魂缺失的国产大片之后的又一个“脑瘫患者”。模仿好莱坞大片并无不可,但不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亦即电影不能没有灵魂。中国电影尤其不能没有中国自己的灵魂,亦即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理想。笔者以为,以《亮剑》和《士兵突击》为代表的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已经初步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但中国电影恐怕还要走很长的路。

    再长的路也要走,而且也是人走出来的。韩愈说“文以载道”,柳宗元说“文以明道”,这个道,实际上就是文学作品的灵魂。我们说,电影也必须“载道”和“明道”。中国电影的未来之路,就在于呵护自己的“道”,就在于确立自己的灵魂。事实上,如果认识到这一点,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完全可以为中国电影尤其是史诗题材的电影、动漫提供广阔的空间。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痛下决心火烧《赤壁》。只有这样,中国电影才能凤凰涅磐、浴火重生!

 

 

发件人:"『祖国网』爱国者的精神家园" <admin@zuguowang.com> 收件人: <admin@zuguowang.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14 09:35:0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如果有一份前景光明的职业,谁还去干传销? 祖国网 2008.07.13

左派儒学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原题:儒学在中国东山再起

日本时报

  在中国,究竟是什么可以提供长期的政治合法性?对此,多数西方人认为答案是自由民主。但还有另一种答案,其形式是古老的儒家传统。政府官员、重要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正复兴儒学。

  奥运开幕式将凸显这种复兴:它将不会引用马克思,而是引用《论语》。“四海之内皆兄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等说法将向全世界数十亿人传播,展现中国文化最好的一面。

  然而,我们在这里碰到了麻烦。自汉代以来,政府就借用儒学达成自己的目的。他们把儒家与法家结合,为盲目顺从统治者、让妇女处于从属地位以及使用严酷惩罚等做法辩护。如今正在复苏的“官方”儒学可能没那么危险,它强调社会和谐,意味着和平解决冲突,但它仍然是一种保守的道德观。

  但儒学还有另一种解读——我们称之为“左派儒学”,它强调知识分子批评不良政策的义务,责成政府为民众提供物质福祉,扶养孤寡民众,呼吁政府采纳更加国际化的视野,依靠道德的力量而不是军事力量达成政治目标。它对宗教生活采取多元包容的态度。它强调教育机会平等,以及政府的英才管理,把领导职务分配给最有道德魅力最合资格的成员。

  这样的价值观可以追溯到孔子、孟子和荀子的“原始儒学”,这种儒学存在于儒学成为国家正统以前。在帝制时代,那种关键的传统由黄宗羲(Huang Zongxi)等学者传承。如今,甘阳(Gan Yang)等新儒学左派呼吁构建“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蒋庆(Jiang Qing)等儒学学者公开承认,他们对儒学的解读跟社会主义理想很接近:不是当今中国“现有的社会主义”,而是马克思和其他人所捍卫的社会主义理想。儒学传统旨在影响当代政治,但它独立于国家权力和正统,随时准备指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事实上,左派儒学与现状的偏离就是值得指出的一点:它意味着给社会批评家提供一个道德标准,启发一个更美好的政治前景。和共产主义不一样,它提供了一种源自传统未来的合法性,这种未来建立在过去提供的基础之上(包括社会主义传统),而不是摧毁过去。

  因此,左派儒学支持制度改革,认为长期的稳定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需要中国传统的基础。蒋庆提出了具体的三院制建议。

  如今中国政治现状最可行的替代办法就是左派儒学。(作者:DANIEL A. BELL,清华大学政治理论教授。《中国的新儒学:不断变化的社会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China's New Confucianism: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 in a Changing Society)》是他新书)

 

欧洲垫脚布波兰为何超级反华?

石平

2008年7月

    有一个国家,他永远站在了历史的反面,每次都选错边站错队,号称欧洲的垫脚布,那就是本文要说的波兰。用一句名言来说,就是-----大波波(波兰)就是那垫脚布,不论汉斯(德国)还是伊万(俄罗斯),出门都要踩一脚。也许讲到现在大家都要同情这个经常被大国虐待的国家了,同胞们,我要说的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建国,被瓜分,再复国,再亡国,再建国,再亡国,这就是波兰在二战前的命运。甚至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曾说过“给予波兰独立无异于给猴子一块高级怀表”。为什么呢?关键在于这个国家对自己自身定位太过荒谬。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   

    波兰这个小丑,在暂时强盛时期,比谁都跳得厉害,侵占了人家俄国莫斯科,瓜分人家的土地,等俄国,普鲁士等国一强大, 就先找这个不识相的小丑出气。1919年还趁火打劫侵略人家苏联,瓜分人家的领土,也怨不得人家苏联二战初期出兵波兰。二战前波兰在德国俄国身上都啃了一块内还都不肯吐还想要啃更多一副“你们两个一起上我也不怕”的气概,结果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小个子被两个大块头挤在一起暴打。二战的时候不就是么?纳粹在华沙屠城,很快红军的无产阶级铁犁又来了一遍波兰本来就是个无赖国家。自己强大的时候,就四面扩张,到处横行霸道,欺负别人,自己弱小被人欺负的时候就装可怜,骗取外人的同情。

    波兰的近代悲剧在于,政治领导人缺乏远见,经常站错队,干一些力有不逮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最搞笑的国家就是波兰了,典型的二百五,一点政治远见都没有。本来夹在两个富有侵略性的大国之间,一个俄罗斯一个德国,就很不容易了,要不就中立要不就死心塌地的跟着一个国家。可波兰总以为自己很牛,很强大,在历史上德国弱它欺负德国,俄罗斯弱它欺负俄罗斯,最终结果就是隔三差五的被强盛时期的德国或俄罗斯轮着灭国。算波兰运气的是,历史上还没碰上德国和俄罗斯同时强大的时候,否则一起搞个3P,就波兰那点小体格,估计彻底从地球消失。   

    波兰整个就一欧洲的韩国。恬不知耻,到处惹事,自以为实力天下第一。如果这国家哪天真狗屎运到了变强的话,绝对是极残暴的国家——不过可惜没机会。而且脸皮极厚,历史上干的恶心事极多。除了和小日本一鼻孔出气极端敌视中国以外。这个民族在对待犹太人方面比除了纳粹外二战的一般德国人恶多了——亏这个国家还有脸号丧说德国人对它伤害大,死了600万人,也不想想,那600万人中,有一半是被它这个民族送进集中营的犹太人——这个民族纯粹就是个极恶心的二战刽子手,而且还是那种在被别人欺辱的同时不忘记对更弱的人施虐的鼻涕虫似的猥琐民族。   

    后来美国人扶植了波兰, 波兰成了美国插在欧洲的搅屎棍。但波兰可悲的是,他天真的以为有了美国就肆无忌惮,又重蹈覆辙开始对德国,俄罗斯过度强硬了。波兰的确是有点erbi,自己的经济全靠靠着德国人支持呢还公开反对德国,东面又和俄罗斯不和真不知道波兰是不是以为只要靠着美国就万事OK了可怜的波兰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需要的时候美国人会毫不犹豫的把你一脚踢开。可怜的小国,三次亡国,还不知道悔改,真是可悲啊。波兰就是这么喜欢跳来跳去,他不知道,他不是大国,他这样跳得越高,迟早会摔得越惨。历史上无数次失败,还不长教训,活该。   

    看看欧洲地图就知道波兰的地缘环境都多么恶劣了,西边是德国,东边是俄罗斯,北边是基本上被德国和俄国控制的波罗的海,南边是一大堆墙头草一般而又和波兰有过历史恩怨的领国,传统盟友法国又已经和德国结盟。可波兰不顾这些事实,以为抱住了山姆的粗腿就可以在欧洲呼风唤雨了,到处树敌,今天和德国抬杠;明天让美国在波兰部署NMD恶心俄罗斯,摆明了一副“向我开炮”的欠揍模样。波兰从来就没有吸取二战的教训,照这样下去,被条顿武士和俄罗斯大熊联手修理的历史未必不会重演。   

    最奇怪的是,也许这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个超级反华的国家。波兰在1919年巴黎和会时表现令人匪夷所思。1919巴黎和会:波兰人挺日反华。读过《顾维钧回忆录》,对波兰政府的鄙视无以复加: 1919年巴黎和会,日本想把一战中趁火打劫搞到的山东权益合法化,顾维钧在会上慷慨激昂据理力争,各中小国家则在公开或私下场合对中国表示同情。英美法意各大国一时也有所顾忌。只有一个国家的代表公然跳出来,发表演讲,支持日本对山东的要求,反对中国--波兰。   

    直到顾维钧写回忆录,他都不明白和中日都没啥关系的波兰干嘛要这样做。波兰想做欧洲的日本。当时波兰就想借着大战刚结束,德国一片混乱,俄国是混乱兼内战的时候,尽量扩大自己的地盘,历史上是我的我要,不是我的我也要,能抢多少是多少。事实上波兰随即也有出兵干涉俄国内战,几番拉锯以后从俄国抢到一大片地盘--这种想法,和日本何其相似!波兰在和会上挺日反华,一方面是想帮助确立趁火打劫合法化的先例,方便自己以后的行动;另一方面是想给五强之一的日本献媚,今天我帮你欺凌弱小,明天我从俄国人那里抢地盘时你也帮我说说话。1939年之前波兰政府,说它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真不算过分。   

    中国自古跟波兰就无冤无仇可不知怎么搞的无论是北洋政府时代还是中华民国还是现在,波兰总喜欢跟中国过不起。历史上波兰从来在中国的反面。波兰这个国家做什么其他的不要紧,可是这个国家对中国一向仇视——不管国民党政府,还是中共时期这样仇视中国的国家,就算死/绝了也不值得中国人为他同情一点。   

    波兰总理宣布将不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而代之会见**,不得不说波兰人真的具备一种能力,那就是“波兰的历史,就是一只金丝雀,野心勃勃要吞下两只虎视眈眈的猫(俄罗斯和德国)的历史。” 这次创新了,又招惹了第三只猫(中国)。

    波兰,等待你的命运是再一次历史的轮回。




发件人:"citizen?citizen"?<citizen917a@gmail.com> 收件人: <putaoshuster@gmail.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16 11:58:2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公民第17期?

地震中的改革大厦——三十年改革的回顾与前瞻

北京 章立凡

《公民》2008年7月号,总第17期

    1976年7月28日,中国唐山发生大地震。43天后,毛泽东逝世,一个绝对威权的时代就此结束。两年后,中共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工作为中心”,“改革开放”的时代就此开始。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如果将改革视为一座大厦,则这座营造了一个世代的建筑,迄今尚未完工,算得上是一桩“胡子工程”。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北川的大地震,再度撼动中国大地,也将改革工程中的一切问题推到了桌面上。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改革大厦”的设计与施工质量,也不得不在此时此刻接受检验。

一、地震危情:“豆腐渣工程”PK“一百年不动摇”

    进入2008年以来、雪灾、股灾、物价上涨、拉萨骚乱、圣火事件、列车相撞、手足口病直至大地震,三十年来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在天灾人祸的触发下一齐浮出水面。在“家天下”时代,遇有天灾,皇帝必定会下诏“罪己”;如今时代不同了,据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关于地震是“天谴”或“报应”之类的说法,一露头就被鸣鼓而攻之,决不承认是上天降罪。但人祸与天灾之间的关联思考,却总是在人们心头萦绕,要想回避也难。

   本次大地震,中共领导人接受今春雪灾的教训,在危机处理上反应迅速,个人形象频频得分。但地震现场许多“豆腐渣工程”顷刻间土崩瓦解,特别是大量中小学校舍倒塌以及救灾款物管理的不透明,迅速引起了公众对官场腐败的问责,并延伸到教育投入、地震预报、水库与环境安全、“一胎化“政策(对失去一切的受灾家庭而言,最无法承受的是失去独生子女)等诸多领域。官方媒体则推出了大量煽情故事以化解民怨,一时各说各话。

    从近期中共高层的表现来看,虽然调动了一切行政资源救灾,竭力营造一个高效有为的政府形象,但毕竟积重难返,至今无法摆脱地方及中层以下的尾大不掉之局,现行体制的拥护者,也有不少是改革大厦中的硕鼠与蠹虫。在意识形态上,宣传仍沿袭“坏事变好事”的老套路,虽然在历史上首次为普通百姓降半旗致哀,但在国殇日高呼“加油”也属世界首例。制造“反华势力”的假想敌,鼓动爱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试图将国人对同胞的哀痛化为奥运动力,“扬我国威”之类政治先行的传统舆论导向,与“以人为本”南辕北辙。

    面对公众对灾害伤亡等“人祸”的问责,灾害发生时“公开透明”的高姿态变得暧昧了,一只看不见的手加快了动作,屏蔽资讯、禁止采访、发动反击、围剿异见……等等等等,这套老掉牙的手法在信息时代能否奏效?是否会起到“为渊驱鱼”的反作用?任何有常识的人都心知肚明。不计后果地向“舆论一律”时代倒退,凸显了主管部门的落伍与无奈,也昭示出当局所处的窘境——一切为了保住执政地位。

    邓小平被誉为改革的总设计师,他将中共的政治权力安危系于改革开放,视为百年基业,宣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然而,“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在建长达三十年的“改革大厦”,施工质量如何?其间有无“豆腐渣”成分,又有多少“王八蛋”从中上下其手?这不能不从执政党内部查找原因。以上两个词是前总理朱镕基在1998年水灾期间骂出来的,又一个十年过去,贪腐愈演愈烈,基业还能百年不动摇吗?

二、设计缺陷:“科学发展观”VS“摸着石头过河”?

    任何一座大厦的建设,皆须有全套蓝图,从最简单的平面图到最复杂的施工图,都不可或缺。“改革大厦”是一个系统工程,虽然在技术标准上允许“与国际接轨”,但从总体设计上又强调“中国特色”,其他国家的方案“不能照搬”。总设计师的指导思想是“猫论”,当初只提出了一个框架草图,其他要靠主持施工的工程师们临场发挥——“摸着石头过河”。

    按照总设计师的草图,改革大厦的建设分为经济和政治两个工作面,合起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工程从设计到施工,管理班子换了三批,头一批除了总设计师,另外两位主角连名字都几乎湮没;第二拨承包商从理论上代表一切,却只顾闷声发大财,撇下一个豆腐渣工地走人了;当今的主持者提出“科学发展观”,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比“摸着石头过河”多了几分预见性。科学与民主,本应是发展观的两个方面,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不可偏废。

    朱学勤先生曾提出:“三十年来中国有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 他把1978年-1989年视为第一场改革,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迄今作为第二场改革。我在不久前的一次会议上,曾当面向朱先生提出商榷。我认为:第一,中国改革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进程,我不反对将其分阶段评述,但从时空上、逻辑上有其连续性,整个进程无法割裂;第二,虽然改革的领导者有更迭,但主导改革的执政党只有一个,不应以人物划分场次;第三、将改革分作两场来评述,可以作为一个新闻话题,甚至可以是一个哲学命题,但不具备历史科学上的意义。

    回顾三十年的改革史,经济体制改革的工程延续下来了,有改革也有开放;政治体制改革工程则由于某次事故曾长期停顿,如今只是内部小改,不对公众开放。设计从一开始就存在缺陷:在社会转轨的进城中,权力从未被关进笼子,并随着经济的增长而膨胀,导致权力寻租贪腐横行,某些利益集团已具备了自立门户的实力。改革的 “怪兽化”,不仅使社会公正受到挑战,也正在挑战执政党自身的权威及合法性。

三、政治轮回:从革命到改良,从垄断到放权

    按中国传统历法,明年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花甲之年(六十岁),其间经历了从革命到改良、从垄断到放权的历史循环,中共也经历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地位变迁。

    改良与革命,是社会变革的方式的两种不同选择,都具备一定意义上的正义性。前者是用渐进方式逐步化解社会现有的矛盾,后者则是以激进方式一揽子解决社会长期蓄积的矛盾。革命成功之后,需要通过不断的改良(或曰改革)来调整社会利益的分配,以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革命不是社会的常态,但如果改良不能保证公平和正义,则革命将会超越它。这也就是我过去常说的“改良与革命赛跑”。

    要回顾三十年改革,毛时代是重要的参照物。毛泽东的“不断革命”,是对革命的误读。自1949年到1976年这一阶段的轮回,不仅未能实践建国前的民主宪政承诺,而且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消灭了民间社会,驯服了同盟者。垄断了一切政治权力;不仅未实现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的承诺,而是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通过“对资改造”和“人民公社化”,垄断了一切经济利益资源。

    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垄断,源于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叫做“党是领导一切的”。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下,只允许全能型的、包办一切的政权模式存在,社会分工和民主监督皆无从实现,甚至连独立思考都有罪。对真理的垄断,最终导致了个人崇拜乃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令全社会失去理性陷入动乱,造成了经济、政治的全面危机,革命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被视为“思想解放”的开始,对真理的垄断虽未彻底放弃,但已在相当程度上有所松动。经济上的开放搞活,其实是回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原点,允许私人资本主义重新发展。以上两方面的举措缓和了社会矛盾,启动了社会转型,也有效地维系了执政地位。就政治权力而言,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故“四项基本原则”仍必须坚持。

    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在总结前苏联崩溃的历史经验时,总结出垄断权力、垄断利益、垄断真理的三点教训。“三个垄断”其实也是毛泽东时代的特征。提出并主导“改革开放”,是中共对毛时代罪孽的一次成功的自我救赎,也是其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是一个从垄断到逐步放权的过程,放权是为了长久利益,垄断并未消失,而是转换为比较温和的形式,历史的惯性依然发挥作用。

四、经济轮回:从“以革命的名义”,到“以改革的名义”

    纵观五十九年间中国的财富走向,中共的执政理论至今尚未自圆其说。毛时代通过土改、对资改造不断制造阶级斗争,直到发动“文革”废止宪法,普遍地侵犯人权和财产权,以“革命的名义”集中了民间的财富,其结果只是平均分配了贫困。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财富走向,则是在“一部分人先富”的旗号下,以“改革的名义”重新瓜分这笔国民财富及其增殖部分,其结果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

    改革开放至少继承了两项“文革”遗产:一是1956年通过“对资改造”成为公私合营的企业,支付给私方的定息到1966年“文革”爆发就停止了,按年息5厘计算,十年间只支付了50%;“文革”结束后,公私合营企业全部成为为国有,不再承认私方的股权。二是原城市居民私有的房屋及其土地,“文革”中全部充公,“文革”结束后,部分房屋得以发还或给予了补偿;但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增加了“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条款,房屋下面的土地变为国家财产,这就使政府成了中国最大的地主。

    上述两项资本与土地所有权上的变更,是在“文革”刚刚结束、权属尚不明晰的状态下悄然实行的,由于公民的权利意识已被摧毁殆尽,无人敢于公然提出异议。直到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制拍卖和城市开发拆迁开始后,矛盾才逐渐暴露出来。政府成为这两项“文革”遗产的受益者和拍卖庄家,各种官商勾结的贪腐之弊也由此滋生,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社会分配严重不公,是当今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所在。

    20世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实现民主宪政。进入21世纪,中国的经济命脉掌握在“血酬”权力、跨国公司和权贵资本手中。建国时“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共同纲领》中由全民普选产生全国人大的规定,历时59年仍未实现。

五、政党轮回: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会党到现代民主政党

    当中共领导人正为地震危机高度紧张之际,一位恩怨纠葛多年的兄弟、曾经的友党和宿敌——中国国民党,却完成了从革命党——执政党——在野党——现代民主政党的转型,于2008年5月20日在台湾重掌政权。

    中国近代政党往往带有浓厚的封建会党色彩,家长制与派系、阴谋与暴力的魅影,长期挥之不去。国共两党曾同是“以俄为师”的党,同样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体制到观念极其相似。国民党因独裁和腐败失去了大陆,到台湾后长期实行威权统治,直到蒋经国时代才开始接受普世价值。历经两次选战败北之后,终于浴火重生,完成了向民主政党转型的历史轮回,并在民意选举的背书下再度赢得了合法性。

    天下究竟是国民的公器,还是政治集团的战利品?武力可以维持统治,但无法赢得民心,国民党从“打出天下”到“天下选出”,昭示了从“党天下”向“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回归。越是为了党派利益拼命垄断权力,越是可能失去权力;只有将全民和社会的利益放在党派利益之上,人民才会赋予权力。

    中共将改革视为维护权力的重要手段,自称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如未能完成向现代民主政党的转型,它就仍然只是一个政权。没有真正的民意支持,最担心失去的,也许就是最可能失去的。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最近参谒中山陵时,题写了“天下为公,人民最大”八个字,足以发人深省,“百年老店”国民党的失败与成功,是中共最现实的参照系。

六、历史选择:公民社会,或“二次文革”

    对三十年来改革的反思,从去年就已经开始。进入2008年这个“奥运之年”后,社会持续震荡迄今,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社会前途的深切忧虑。必须承认,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意识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商品经济的活跃唤醒了中国人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作为纳税人,有权过问政府收支;作为公民,有权监督政府行使权力。

    地震似乎使社会在一夜间走向成熟:公众一反以往的听任态度,开始认真监督官方救灾机构的善款、物资使用;而民间NGO及大量志愿者出现在救灾第一线,也是一种世人瞩目的社会现象,反映出国人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往中国官方总是习惯于“为民作主”,并对民间社会的成长心存疑惧;本次地震中公民社会责任感的勃发以及民间组织的活跃,是今后中共政权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十九年来,民间蓄积着一股民粹主义的社会能量,如何释放这股能量,各种政治力量都有盘算。主流长期习惯于借左打右,借右打左,以维持政权的稳定,但一段时间以来,这种平衡开始被打破:制造仇富、排外心理,发动对自由主义学者的围攻以及对某些新闻媒体的讨伐……,对真理的垄断在回潮。将民粹主义情绪引向狭隘民族主义及爱国主义,以围剿自由主义者,否定普世价值。这种策略很容易奏效于一时,因为前三者天然可以形成群体,而后者往往是天然个体。

    某些官方媒体一再挥舞棍子出招,“和谐社会”反倒不大提了,这是一个危险信号,折射出失去平衡的社会有可能走向裂变。玩弄民粹之火的失算在于,民粹主义从骨子里就带有反精英和不信任政府的属性,它和乌托邦主义一样,最易被现代化进程中的受害者及边缘化人群所接受。现实中的暴力维权者和虚拟世界中的网络暴民,都有可能成为民粹主义或鼓吹“二次文革”之新老“左派”的信众。回顾一下“文化大革命”中大小官僚们的命运,就该明白这把火最终会烧到谁头上。

    地震中的改革大厦,如今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突发事件有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也未尝不是摆脱困局的最后机会,这就需要政治智慧。是走向分裂动荡的“二次文革”,还是走向民主宪政的公民社会?中共要选择,中国国民也在选择,最终是历史在选择。

 

   [编者按:看了这篇文章,就知道吴祚来先生现在为什么被骂为汉奸了。由于他的博克后面充满了骂声,以致前一段时间他要状告博克中国。象他这样的文章怎么能不被人骂呢!居然说国外的反华媒体是被余秋雨虚构出来的,连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都要否定,可见这个人的神经糊涂到什么地步。他在批评余秋雨错误的同时,不知不觉地自己也走上偏激之路。批评国内的丑恶,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去维护国外媒体的恶意攻击。对于国外歪曲性的报道国人也要批评和反驳。不能挟洋人以自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事实作者却不能察觉,写作劲头还出奇得高,这一段在中国文坛上出尽了风头。现在的中国可悲就在这里。扎扎实实做学问的人少,跳梁小丑满天飞。谁要是不清楚什么是汉奸文章,那就看看下面这一篇吧。]

我为什么要指责余秋雨?

吴祚来

  第一,余秋雨先生虚构了反华媒体,余秋雨先生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一文中,首先虚构了反华媒体,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泛化的所谓反华媒体,只有某一媒体某一报道可能出现问题或观念倾向,我们要针对其观点或问题进行论辨,如果将其泛化为一种敌对力量,这是一种文化愚昧主义。

  余秋雨先生看到的国外媒体里的新闻镜头,"反华媒体"是真实地拍下来的,还是造假的?如果是真实的镜头,那是新闻记者的责任与职业,他们由此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也是他们的一家之言,我们用不着上纲上线,将其定性为死心塌地的反华媒体。

  余先生讲了国外媒体对华"诬陷性"的四点,其一是反华媒体说众多学生遇难,"是天灾更是人祸",这是事实还是诬陷?余先生应该知道灾区刘汉希望学校,为什么没有倒塌?那些倒塌的校舍,当然是人祸,如果不是人祸,就是官祸,都是贪官惹的祸。

  余先生讲的第二点,就是法院不受理遇难学生家长的申诉,这是反华媒体说的,但请余先生证明一下,法院受理遇难学生家长申诉的证据。余先生的意思是说,法院受理,但外国反华媒体却诬陷中国法院不受理?这条新闻是真是假,不由余秋雨先生说了算,而应该有法院或相关部门求说明真相。余秋雨先生不是有关方面发言人。请余秋雨先生告知天下:四川有关法院正式受理遇难学生家长申诉的证据!

  五个记者被短暂拘留,也许是盘问或质询,时间很短,没有必要造这个谣吧,如果是假的,也应该由相关部门来说明。余先生却将其定性为诬陷,余先生没有证据反证,怎么可能定性呢?还有"地震使中国民主了吗",这是一句询问,询问是为了得到应答,但余秋雨先生也将其归纳到诬陷之说了。

  第二,余秋雨先生觉得国家面子比公民权力更重要,宁要面子不要权利,那些灾区失去了孩子,他们为自己孩子也要天下孩子讨公道,是法律赋予的权力,余先生却将公民合法权力与国家形象对立起来,这是不人道的方式。

  现在国家第一要务,是救灾,是那些堰塞湖泄洪,是抵抗次生灾难,但中央还下派了纪检部门,强大的纪检力量正在审视着可能出现的贪腐,我们能不能将这些反贪的纪检人员说成是制造麻烦者?当然不能。各司其职。

  同样,那些失去孩子的家长,他们人生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的孩子会不会像余秋雨先生深信的那样成为天上的菩萨,他们不关心,他们要的是真相,是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他们不仅仅是为自己的孩子讨公道,也是为天下的孩子讨正义,如果此罪不究,更多的贪官腐败者还会前赴后继,更多的孩子会成为天国菩萨,而不能与自己的父母同学成为地上的生命。

  余秋雨先生说灾区政府无法腾出手来处理遇难学生家长问题,但我要告诉余先生,中央有关部门早已派出调查组调查取证,所谓刮风并不影响下雨,处理学校伪劣工程、学生遇难与救灾由不同的部门来处理,各行其实,我们没有看见要求法院与纪检人员全部都去一线泄洪或发放救援物品吧。在全民共愤中,在全世界的媒体关注下,让那些造伪劣工程的建设者与官员曝光,不会影响到中国的形象,只会给那些中国恶人以严厉地警告,告诉他们不对孩子与学校负责的官员与建设者会是怎样的下场。

  余秋雨先生的文章里,我们看到他对一些外媒的敌意,似乎中国的恶是外国传媒人造成的,似乎外国媒体总在等着中国出现巨大灾难,既然外国人如此之恶意,为什么余先生要走遍世界?文化苦旅为什么不写孩子们的教育苦旅呢?以余先生的影响力,如果走遍了全中国危房学校,我想中国的孩子会得到更多的福祉。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攻讦余先生了,因为余先生对传统文化太多的粉饰,对现实太多的虚置。在他心中,失去孩子的悲苦,还不如所谓的国家文化形象的一付耳环或一抹口红重要呢。

  第三:余秋雨先生要迷信,迷信就来了,余先生道听途说,认为那些在因劣质建筑而失去生命的孩子们,因为有全中国人民的悼念,所以已经升天成为菩萨,他们的灵魂已得到安宁。用一种宗教的安慰方式来虚拟出价值,画饼充饥,画菩萨骗人,这与他不久前谴责天谴论自相悖论,面对天谴论,他批人家迷信,现在他自己要迷信,迷信就顺手拈来。

  更为严重的是,余秋雨先生将那些为自己孩子讨公道的人,置于不义的地位,就是这些人不能申明大义,不能替国家着想,你们的孩子已成为菩萨了,已在天国里护佑我们中华了,但你们却在如此危难之际给政府添麻烦,真是令人遗憾!

  余秋雨先生,你置那些失去孩子的家长于不义之地,是大罪孽呀!

  我希望听见你的忏悔声!

  不谴责贪官污吏,不质问伪劣校舍,却在那些在剥夺通过法律途径讨公道的灾民身上打主意,做劝告,这就是余氏的文化战略,通过涂抹脂粉,来提升国家文化形象,这样的文人,缺乏起码的道义之心,完全是一种无良行为。

 

公民社会与社会运动

北京学者 张祖桦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民间组织的发育和公民维权运动的勃兴,中国公民社会得以快速成长,并在社会转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今年1月10日,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中国已进入公民社会》。法兰克福汇报的观点简单明了:第一,中国这些年的经济成长以及经济方面的改革和开放,导致了社会层面的巨大变化;第二,中国的中产阶层,现在已经在人口当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他们为拥有自己的住宅而自豪、开着自己的汽车、上股市投机,其生活风格已接近欧美的城市居民。第三,城市居民不再仅关心涉及自己事务的问题,他们也关注没有特权的人、农民、民工和失业者。他们批评环境污染和腐败现象,讨论法律法规,要求对当局的决策有话语权。居民中形成了非政府组织和自助团体。第四,互联网和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带动了公众就一些题材进行热烈讨论,这些讨论的动向也对政治决策产生了影响。

    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私人领域(或称“私域” )逐步扩展。所谓私人领域是指私人自主从事各种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的领域以及个人家庭生活或私人生活领域,个人在这一领域中,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应享有充分的自由,其隐私权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近30年来,由于经济市场化、企业民营化、文化多元化以及民间社会的重建,使得公民社会赖以生存的条件逐步具备,公民社会已不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是以清新的面目在私人领域大步迈进。

    二是民间社团迅速增长。民间社团的成员是基于共同利益或信仰而自愿结成的团体,是一种非政府的、非赢利性的社团组织。据有关部分发布的统计资料,目前我国民间组织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递增,截至2006年年底,全国注册登记的社会团体为19.2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为16.1万个,基金会975个,从业人员300万。如果加上以挂靠方式存续和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数量还要大得多。民间社团为公民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和手段,提高了他们的参与能力和水平,也提升了社会的组织化程度。

    三是公共空间逐渐撑大。公共空间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范畴。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它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近些年,以民间名义组织的各类论坛、沙龙、研讨会、讲座日益增多,公民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运动的热情也在逐步增长,公共空间呈现出逐渐撑大的势头。

    四是社会运动蓬勃兴起。社会运动是公民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要素,它是指由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组织化和社会动员特征的集体行动。不要小看公民社会的力量,在绝大多数国家民主化与巩固民主的过程中,公民社会都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公民社会,就不可能实现民主。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仁道夫曾指出:“公民社会也许是惟一有效反对专制和极权统治的源泉。”

    国人以往对公民社会的论述较多着墨于前三个方面,而对社会运动的作用关注偏少。这种状况到了应该改变的时候。

    今年“3•22”台湾总统大选,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高票当选为新一届总统,实现了第二次政党轮替。舆论多认为此举标志着台湾的民主走向成熟。事实上,台湾的民主化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历程,开放选举和打开党禁固然功不可没,但期间社会运动的持续开展,民间的奋起自救,英勇抗争,其作用也是绝不可以低估的。台湾在1980年代出了现大量的社会运动或集体抗争现象,在1990年代初期略微减缓。在运动风潮期间,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运动一一出现,共有26个类型,依时间先后,包括消费者保护运动、小区反污染自力救济、环境与生态保育运动、妇女运动、原住民权利运动、学生运动、「新约教会」抗议迫害、劳工运动、农民运动、教师人权运动、老兵权利/自救运动、外省人返乡运动、政治受难者(及其家属权利)运动、台湾人返乡运动、反核四运动、客家文化(还我母语)运动、无住屋者(都市住宅)运动、二二八和平纪念运动、知识界「反对军人干政」、教育改革运动、车祸受难者(家属)救援运动、声援「独台会案」与「一00行动联盟」(废除刑法第一百条中关于言论叛国得以处以死刑之刑责)、退报运动(抗议《联合报》为中共宣传)、雏妓救援运动、净化选举运动(反贿选及金权政治)等等(参见萧新煌:《台湾新兴社会运动与民间社会的兴起》)。

    什么是社会运动?一些西方学者将社会运动定义为:“一群人组织起来开展的集体行动,以促进或抗拒社会变迁。” 社会运动一般来说包含两个重要的元素,一是由下而上、体制外的集体行动,一是响应(包括促进与抗拒)社会变迁。在欧美诸国,有关社会运动的理论与实践非常之丰富。在其发展过程中,分别形成欧洲的历史哲学传统路线和美国的实证主义路线,先后出现了多种社会运动范式。其中影响较大主要有葛兰西的以“市民社会”和“领导权”为核心的国家理论、阿兰•图海纳的建构新社会运动论、勒庞的集群行为和大众心理学、美国的实证主义路线、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与“理性经济人”假定、奥伯肖尔的资源动员理论和艾辛格的政治过程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模式等。

    研读有关社会运动的文献资料,卷帙浩繁,内容庞杂,观点各异,难免使人产生如堕十里烟雾之中的感觉。如何化繁为简、提纲挈领,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感谢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西德尼•塔罗,他的《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中的一段话给了我很大启发。他在书中写道:“斗争要求不管起因如何,都是由政治机遇和限制转化为行动的。人们一般用可行的已知斗争手法,发展集体行动框架和集体认同,并围绕社会网络和组织建立动员结构,由此造成社会运动。”

    我从这段话中提取出社会运动的三要素:(1)发展集体认同或称集体共识;(2)围绕社会网络和组织;(3)建立社会动员结构和社会动员方式。社会运动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其实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这三个要素。社会运动是集体行动,要使分散的个体集合到一起,首要的一点就是要建立集体认同和集体共识。美国社会运动专家梅卢西指出,集体认同和集体共识的建构是社会运动最核心的任务。要让大众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之中,人们有着共同的需求和利益,应该把各自分散的力量集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才能争取和捍卫自身的利益。第二点,依托于一定的社会网络和组织,有谋划,有分工,有合作,互相呼应,协同并进,众志成城,才能达成社会运动。第三点,建立社会动员结构和采用有效的社会动员行动,传播促进动员进程的言语或行为。比如通过某一个具体事件,利用互联网、平面媒体和通讯工具,包括人际关系网络,采取法律手段,集会游行示威,罢工……进行充分地社会动员,以期达到“万杵一鸣千畚土,大呼高唱总齐声”,“大家齐力锄孱颜”的效果,“由此造成社会运动。”

    近读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发现该书第二自序中竟有对社会运动的生动描述:“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所谓运动者,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其参加运动之人员,每各不相同;所采之手段亦互异。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此种观念之势力,初时本甚微弱,愈运动则愈扩大,久之则成为一种权威。” 文中所谓的“继续的群众运动”不就是指社会运动吗?“共通观念”不就是指建立集体共识吗?“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 不就是“围绕社会网络和组织”展开社会运动吗?“参加运动之人员,每各不相同;所采之手段亦互异。” 不就是建立社会动员结构和采用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吗?看来中国本土也还是有一些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对于社会运动来说,梁先生所说的“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乃是最为关键的部分。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运动未出,意识先行,未雨绸缪,把握先机,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美国政治学家梯利在《从资源动员到革命》一书中指出:要把群众利益转化为一个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组织力量是关键的关键。事情要人来做,要靠发动群众来做。如何把分散的个人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合力,靠的是组织。组织力越强,则动员能力越强,社会运动的力度也越大,成功的可能性就越高。组织有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法人组织与非法人组织之分,此外,还有准组织和亚组织的形态,可以灵活多样,自主创新,不必拘于一格,强求一致。

    鉴于中国现实的制度环境,对于从事社运的组织禁制很严、限制很多,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利用现有的组织或者以准组织、亚组织的形式开展工作。例如利用现有的经济组织(公司、商会等)、文化组织(报社、杂志社、书店等)、法律组织(律师事务所、法律事务所)、科研组织(学会、协会、研究会、研究所、研究中心等)、教育组织(学校、培训机构)、社会团体(公益组织、慈善组织、环保组织、基金会等)、宗教组织、联谊会、校友会、俱乐部等等来开展各种社运活动。这些组织都有自己的主业,也都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和动员能力,因而可以在社会运动中担当起一定的组织功能,这样就可以避开登记注册的壁垒,有效地发挥现有社会组织资源的作用,灵活机动地进行社会动员。此外,建立人际交往网络对于组织欠发达阶段的社会动员也非常重要。大家平时多交往、多联络、多沟通、多互动,增进了解,建立友谊,培养互信,到了一定时候自然会水到渠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社会动员的成本大为降低,动员速度大大加快。例如持续了近一年时间的厦门PX事件堪称公民社会理性参与公共决策、有效进行社会动员的典范。自2007年3月,厦门市民揭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对政府强行上马海沧PX化工项目的行动。在整个过程中,互联网作为一个更加开放、便捷的平台,在汇聚力量、传播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小鱼网、天涯、凯迪等网络论坛是网民表达意见的场所,最初并没有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但厦门人表达意见的热情并没有消退。6月初,数以万计的市民接连两天以挂黄丝带散步游行的形式进行公民抗争,并在互联网上展开大讨论,反对上马PX项目。由于厦门市民的集体反对,厦门市政府不得不宣布暂缓该项目的建设并启动环境影响评价。在12月8日,厦门市委开通了“环评报告网络公众参与活动”投票平台,厦门人在短短一天时间内投上了5.5万张反对票。最终迫使政府作出将PX项目将迁址漳州的决策。厦门市民的维权运动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历史性的胜利。

    在国外,网络时代、员工维权与社会运动,也迎来了全新变革。去年9月的一天,IBM雇员在网站Second Life上举行的虚拟罢工游行,获得了高度评价,那一天被认为是“历史性的一天”。据相关博客介绍,去年IBM收入高达九百亿美元,净收入增长率为百分之十八,本来按协议应给意大利雇员加薪,但IBM单方面取消协议,致使五千名雇员受害。沟通无效后,一位名叫Barillo Kohnke的雇员号召人们举行一场网络虚拟罢工,位置就选在Second Life网站上的IBM商务中心。这两年,很多大企业赶时髦,热衷于在Second Life里建一个自己的虚拟商务中心,IBM亦不例外。但是这一刻,IBM尝到了苦果。罢工信息在二十四小时内,得到世界各地雇员响应。接下来二十多天,相关发起者开发了三种语言的罢工工具,并提供了相关的罢工训练课程,以使不同语言的人能够行动一致。同时召开了二十多个网络会议,解决了一系列的技术、法律、后勤以及安全等问题。9月27日,超过一千八百五十名雇员,其中包括来自其他三十多个国家的声援者,聚集在Second Life的IBM商务中心前,为证实每个虚拟化身背后都是真实的人,部分参与者提供了自己的照片与视频。十二小时后,罢工组织者宣布取得胜利:“巨大的成功!感谢大家。”接下来,网络世界的罢工游行产生了现实效果,IBM被迫接受意大利员工的加薪要求。时事评论家惊呼“历史性的一天!网络开启了社会运动甚至政治变革的新空间。”

    公民社会在中国尚处在起步阶段,社会运动也还是一个年轻的概念,正因为如此,它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不可限量的蓬勃生机。假以时日,中国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公民维权运动必将会收获累累硕果,而公民社会也必将在中国的社会政治转型进程中发挥出中流砥柱的作用。

 

独立基督教会在中国公民社会形成中的作用

王京龙

2008年7月

王京龙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毕业后到军队工作几年,后又考回母校读研究生。在读研期间适逢1989事件,受其影响而离开体制,成为民间独立思想者。近年来信仰基督,积极参加家庭教会活动,成为教会同工。长期来王京龙先生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尤其对基督教独立教会发展与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关系,有自己深入的研究。本期特约记者就此课题专门采访了王京龙先生。

特约记者(以下简称“记”):王京龙先生,您好!您多年来投身独立教会,对独立教会在中国发展对社会影响有很深刻的理解。今天首先想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独立教会的发展历史。

王京龙先生(以下简称“王”)王:任何稍有理性的人都能看到,在中国社会中,有一种力量,有一股不可遏阻的力量在慢慢涌流,它正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的道德,重塑中国的文化,重构中国的社会。它融化自私心灵,瓦解社会的隔膜,摧毁旧的信仰,彰显新的价值。这股力量就是中国独立教会。基督教从唐代初年传入中国(当时称为大秦景教),中间因唐武宗灭佛受牵连中断,后经过元代也里可温教的再传,一直到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三传均未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才蔚为大观,从此再没有中断,并且发展到今天的枝繁叶茂的景况。基督教在中土传播时间跨度上虽已愈千年,但真正大规模的传播只不过近200年的历史,其中又以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最为迅猛,似乎一夜之间信仰的火焰烧遍了神州大地。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三十年政治和文化的浩劫,将中国传统文化破坏殆尽,除了政治偶像之外,其他偶像都被打碎,民众的心灵充满了忧伤,迫切需要爱的抚慰和医治,而基督福音无疑是为破碎心灵疗伤的良药。其次,中国的教会开始走向独立了,外国宣教士被迫离开中国后,中国本土那些从监狱里,从不为人注目的角落里站起来的信仰战士,可以自由放胆地聚会、传福音、做见证了,教会一个个被建立起来。

据统计中国目前信徒约一亿左右。而且传播速度极快,每天有1万个中国人成为基督徒,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有多达2亿基督徒,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社区,并且可能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宣教力量。虽然从数量上不可谓不可观,但是因为信徒相当一部分在农村,基督教仍未成为中国主流社会的信仰,基督教文化亦尚未登堂入室成为主导文化。尽管如此,随着基督教在中心城市广泛传播并在知识分子中开始流行,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已经初露端倪。特别是对正在形成中的公民社会的正面作用,已构成不可忽视的影响。

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中国基督教会可以大致分为官方教会和独立教会,前者一般被笼统称之为“三自教会”,后者常常被称为“家庭教会”。“家庭教会”根源于最初的规模较小,且在家庭中聚会,故得名。但是在今天,这种称谓实际上已经不能反映其真实状况,教会规模日益扩大,超过千人的教会在城市已经有相当数量,超过万人的教会也已经出现,而且管理更规范,称之为独立教会似更符合实际情况,故本文一律称之为独立教会。独立教会目前从人数上已经占据中国信徒的大多数,官方统计“中国三自教会的基督徒约有1600-2000万”,据此推算,独立教会大约有8000万左右。中国独立教会总数约有40万家左右。

与官方“三自教会”不断的政治化、官僚化、世俗化、贵族化和形式化相比,独立教会相对具有更加纯正的信仰,他们传承了先辈们不屈的品格,为上帝而甘愿受苦的情怀,以及道德上的圣洁传统。多样化、平民化、敬虔化、家庭化是他们的主要特点。但是独立教会的发展状况非常不均衡,且表现为良莠不齐。虽然最优秀的教会已经建立起良好的教会治理结构,有受过良好神学教育的全职牧师带领。但是很多农村教会和中小城市中的弱小教会,则既缺乏受过良好教育的带领人,也谈不上完善的治理结构,对于当地的道德、文化、社会关怀和社会秩序等方面的影响甚微。惟在信仰和风俗方面对当地冲击甚大。少部分教会甚至表现为基督教的异端和极端,失去了追求美善的内在动因。

记:目前将中国独立教会视为中国最大的NGO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那么中国独立教会作为NGO 与其他NGO 有些什么区别呢?

王:我认为中国独立教会与其他NGO的区别具体表现在:(1)功能的模糊性和综合性 中国独立教会的功能集信仰传承、道德教化、社会救济、人文关怀、生命认知、教育职能、健全人格的培养、心理调适于一体。而一般NGO,功能大都非常专一,从发起成立(注册)的时候功能就很明晰。而独立教会大都慢慢形成,逐渐长大的,最初产生时的使命大都为追求信仰而来,其他功能都是在教会的成长中逐渐增加的。

(2)不追求形式,只追求内容 独立教会不需要注册,也无法通过法律注册组建完整的社团法人。在北京有一家近千人的教会,试图按照现行法律,通过社团注册,走向合法化和正规化。但是限于目前的政治法律结构,还不能被执政者认同,远没有达到能够注册的程度。但是这种形式的不完备并不影响其有效运作,因为从产生的那天起,独立教会就没打算成为被官方认可的社团法人实体。其他NGO如果不经过注册,常常因为形式的缺乏而导致内容的式微。

(3)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独立教会全都认同信仰的中心是耶稣基督,以他为教会的最高领袖(教会元首),所以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虽然屡次遭受执政当局的迫害,但是教会仍然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了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这种奇观只有独立教会才具有,因为独立教会有信仰而具有巨大的力量。如上海一家独立教会,虽然遭受当局多次的警告甚至大门被贴上封条,勒令解散,但是这家教会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逼迫中不断壮大,表现了强大的生命力。而其他NGO,由于缺乏信仰力量,在面临外界的巨大压力的时候,往往不断萎缩并最终消失或无法承担其使命。

(4)从边缘到中心,从亚文化到主流文化 基督信仰在中国的命运正如同在世界各地一样,经历了一个从边缘走向中心,从亚文化走向主流文化的过程。尽管目前这种进程仅仅才开始,但是可以相信,未来随着大批知识分子的加入,随着圣经价值观的不断深入人心,基督教在中国也必定会沿着这路径向前走。

记:独立教会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王:独立教会是传播普世价值的先锋官和中坚力量。独立教会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圣经的价值观,就是基督教的价值观,也是普世价值的核心。具体包括:普世之爱、在上帝前的平等、在上帝面前的悔改、上帝的拯救与审判、宽容和饶恕等等。许许多多的独立教会在它的每周聚会的讲道中,反复向会友传达关于爱、饶恕、悔改的道理,一个讲道效果很差的传道人所讲述的话语仍然是这些充满爱和悔改的话语。正是这些话语体系,日经天长地影响着会众,改变着人心。独立教会的讲道、祷告、歌唱赞美诗都是宣讲普世价值。

记:请王先生谈谈独立教会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关系

王:独立教会的治理结构养成现代公民意识。独立教会的治理结构大都采取同工会(长老会)加带领人的形式,重大决策由同工会会议决定,由带领人督导相关职能模块的负责人实施。同工会的同工,也是教会的管理者,使得哪怕是农村教会,也会产生出一批在当地堪称优秀的管理者。稍微大一点的独立教会一般由若干聚会点(或者称为堂、小组)组成,每一个聚会点都有一个组长(带领人)和小同工会组成,小同工会在本组起决策作用。

教会(包括小组)同工一般由两种方式产生:任命和选举。通过选举产生的途径使得教会会众形成了一种选举文化,会友们从这种选举中感知到了自己的权利,对于自己的天赋权利有深刻的认知。即使是任命产生的同工,也通过带领人的祷告而决定,决非率性而为。这种任命因为来自心灵中与上帝的沟通,因而也具有了神圣性和某种程度的公正性,决非如某些人所斥责的专制独裁。因为任命者的权威来自上帝,来自圣经,所以和世俗政权的专制独裁是不同的。
有的独立教会创造性地组织起细胞小组,这种聚会小组正如其名字一样,是构成独立教会的细胞。细胞小组是每一个基督徒敬拜、学习、成长、操练的重要组织形式。通过对小组的管理,会众的信仰状况得到提升,品格得到增长,推动了教会的复兴,并使教会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当然,独立教会的治理结构目前远非完善,在此方面真正优秀的教会只是冰山的一角,只有最先进的教会,受过系统的神学教育,并具有现代胸襟的年轻一代,在这方面作出了卓越的尝试。可以说他们的尝试,代表了中国未来教会的方向,同时也在一定程度预表着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

记:独立教会对中国社区精神文化建设有什么作用?

王:独立教会直接影响社区文化,形成美善的基督徒社区。独立教会不仅仅满足人们对于生命永恒信仰的需求,还形成一种独特的爱的社区。这种社区通过一些具体措施关爱教会中的弱势群体,当会友因为重大疾病而濒临绝望的时候,独立教会发挥了互助会的功能,通过彼此的互助和关爱,挽救了生命,从而大大地减轻了成员的病痛。在中国社会保险和救助缺失的时候,教会中的疾病互助对社会的和谐起了很大作用。北京某独立教会一位女会友患重病,所需要的7万元手术费全部由会友们无私捐助。通过对一个个家庭的关爱,挽救了无数濒临破灭的家庭。基督教强调家庭是上帝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许多有各种问题的家庭因为会友的爱得以重新走向合一。

会友们在工作方面彼此表达关爱,使失业者重新找到自己的工作。独立教会接纳贫困和边缘化的群体,在外界不能接纳的人,被城市遗忘的人,被社会遗弃的人都被教会接纳。北京某教会成功地劝导失足者走向正确道路,更多的教会接纳了来到北京的小时工、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基督徒社区正在和周围的非基督徒社区形成良性互动。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周围的世界,使基督徒的影响扩大,使社会变得更和谐。

记:中国独立教会发展对于中国道德重建有什么意义?
王:独立教会业已开始重建中国的道德。
随着中国社会近几十年来道德的急速滑坡,重建中国社会的道德成为各界共识。但是构成中国今日道德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却一直存在争议。而独立教会已经开始了其最有意义的道德建设实践。他们从爱邻舍开始,到爱仇敌并为逼迫自己的人祷告结束。从而在整个社会洒下爱和饶恕的种子。

许多人看到了中国传统道德的瓦解,但是没有力量去建设新道德。甚至不知道新道德的根基在哪里,从而陷入玄学的争论。但是独立教会没有争论,它知道道德的根基在哪里,知道新道德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从而立即开始了建设新道德的工作,拥有极大的行动力。独立教会在社会中构建爱和宽容的新文化,摈弃仇恨和自私的传统文化。独立教会努力构建新文化,倡导全人教育和全人关怀,注重健全人格的养成。将圣经的原则落实到生活实践中。独立教会以圣经的教导“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为训诫,使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而犯罪的人来到上帝面前悔改,以上帝的爱对犯罪者实施心理矫正,使他们重新回归社会。

记:中国独立教会在社会关怀中显示出何种力量?

王:独立教会在面对自然灾难的时候,展示了博大的爱心。近年来,中国独立教会在突发自然灾难救助中显示出了非凡的力量。从最近四川大地震来看,教会已经迈开了组织联合救灾事工的步伐。尽管从经济力量上独立教会也许还不如企业那么大,但是持久地保持巨大的爱心,长久地关怀那些需要的人,实在是独立教会的优势,而别的企业是无法替代的。如北京一家基督教事工机构,在汶川大地震中,表现出卓越的组织力和敏捷的行动力,很短时间内,就募集了大批金钱,投入到救灾中去。并且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建立了多个社会关怀机构,运作了多个社会关怀项目。诸如心理健康辅导站、青少年课外活动中心、就业培训中心、儿童活动中心、社区图书馆、老年人活动中心、儿童乐园、托儿所等。很快对青少年实施课外辅导,对受伤者实施心理干预,为农民工的就业开展培训等等。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独立教会在构建现代公民社会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丝毫没有计划僭越自己的职分,希望发挥超越自己能力以外的作用,而仍然只是发挥教会在精神领域的作用。它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诉求,而以全社会的和谐为依归,这正是它的可贵之处。独立教会虽然有很多优点,但是因为多年的政治打压,导致教会的联合困难重重,每个教会规模很小,内部组织建设大部分还不规范,存在较严重的管理问题。许多独立教会没有良好的教义及神学装备,制度建设软弱无力。一部分独立教会带领人有家长独裁作风。相当部分信徒不成熟、不独立,人格不健全,许多独立教会对外仍然缺乏整体的见证力量。

尽管有上述缺点,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独特的有信仰的群体,在它的深处有美善的基因,而且承认全世界的教会都是耶稣基督的肢体,他们彼此互相联合,互相帮助,强大的肢体终究会将那些弱小的教会带到成熟的境地。因为年青一代教会领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异象,有胆识,有服侍会众的心志,只要好好建设它,就能爆发出巨大的力量,成为建设公民社会的一支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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