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中国现在的事看得最清楚的是两派观点的斗争,一派是主流经济学者,他们仍然在信誓旦旦地坚守着市场原教旨主义,譬如本文集中的两个作者茅于轼和冯兴元先生以及美国耶鲁大学的那个陈志武教授,一派是象何必、田国忠等一批草根学者,他们对主流派发起了猛烈的批评和抨击。草根派加上新左派目前已经拥有了相当庞大的社会基础,并且正在影响着政府。这种局面使主流派坐立不安。冯兴元先生就在他《“中国奇迹”的成因与展望》文章后面流露出这样的担心:“随着近年来我国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统制主义思潮和政策的频繁登台,中国的经济奇迹的基础正在被侵蚀或废除。这里包括企业家产权在被加快剥夺,经济、财政和货币规则被废除,产业政策凌驾于竞争政策之上。大量转移支付和补贴政策出台提高了个人对国家的依赖性,许多人逐渐忘记或者丧失了更为根本的个人自主性和自主权。更糟糕的是众人的规则取向意识正在丧失或者破坏。而在丧失或破坏这种非正式制度之后,我们想要重建则需要至少几代人的时间,甚至永远不能重建。”

    现在需要分析的是为什么中国涌出这么多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统制思潮?一味按市场主义自由地走下去,中国真得能走出个现代化吗?看来冯兴元教授等书斋学者真得需要重新学习了。他们连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都不懂:缺乏政治改革 配套的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其结果只能是更加彻底的权贵私有化和对民众大剥夺。这种结局不能不遭到人民大众的反对和厌恶。所以,在今天这个时候,谁在中国鼓吹 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谁就是让精英和贪官污吏们猛抢猛捞, 谁就是权贵资本的帮凶和走狗,谁就要遭到平民百姓的唾骂。如果说象陈志武教授这样的外国鹦鹉学者不懂这个道理,难道身居国内的学者也看不明白这一点吗?希望大家警醒。

    此文集还有一封湖南省委党校退休教授们的一封信,我们发出此信并不是出于对这些教授的同情,而是向社会揭示这样一个现象:计划经济和官本位分配制度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有多大影响!这些教授如果和那些下岗职工比一比,或许就不会写这样的信了。相比之下,那些被遣散回家的工厂工人以及那些毫无社会保障的农民们,他们会向谁去斤斤计较,缁珠必较!所以,在这件事上,我们同意冯兴元的观点,中国的市场改革又 很不彻底,还需要深化。]

中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还能走多远?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7月25日

目录

洛杉矶时报:《对自由市场丧失信心:美国将选择社会主义》

朱学渊:《中美资源争夺,鹿死谁手?》

《9千亿美元买美国垃圾债券与陈云买黄金》

施晓渝: 《左派如还不奋起,经济危机这一刀又要砍向百姓!》

宋鸿兵:《世界金融海啸来临的时间》

金浩:《价格管制是否会导致更加恶性的通货膨胀?》

杨芳洲:《外国政要是否出席奥运有那么重要吗?》

第一哲学:《从贺卫方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

仲大军 徐景安:《“普世价值”是个有争议的词语》

司马南:《怎样面对来自长者的批评?》

邓耀柏:《新道德经——人类社会道德文明的普世价值》

田辰山:《什么是中华民族精神,它来自哪里?----世界上是没有普世价值的!》

阿玛蒂亚•森:《民主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

房向東:《中國文明是墳墓文明》

姚国华:《百年中国的思想脑震荡》

陳子明:《改革已死,宪政當立》

李伟:《中国产业的动力之源》

冯兴元:《“中国奇迹”的成因与展望》

张千帆:《只有民主才能造和谐》

贺雪峰:《给大学生村官计划泼冷水》

田忠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成为社会良知和智慧的眼睛》

何必:《中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还能走多远?》

孙连华:《必须让震后重建区成为中国改革试验区》

《“和谐哲学铁三角”的意义----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七次研讨会发言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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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23 13:12:5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洛杉矶时报: 对自由市场失信心:美国将选择社会主义

对自由市场丧失信心:美国将选择社会主义

洛杉矶时报

2008-07-22

    美国楼市危机和金融市场的动荡,油价高涨、就业市场萎缩,以及民众退休金缩水,让曾对自由市场深信不疑的官员与经济学家开始质疑这一机制是否能真正带来一个公平、稳定的社会,要求政府加强经济干预的呼声日益高涨。 看着现在美国正在苦于应付经济与金融的双重危机,历史学家认为,美国将因民众对市场绝望而走向社会主义。

    虽然仍然有些市场支持者认为,现在还没有要到抛弃自由市场元则的时候,不过随着股市连连重挫,消费者信心也降到了几十年来新低点。最近盖洛普民意调查还显示,有多达84%的美国人相信整个国家正在“错误的轨道”上运作。

    金融市场的颠簸更加深了他们的疑虑,最后终于逼得财政部不得出面替两家重量级房贷业者房利美(Fannie Mae)与房地美(Freddie Mac)做担保,抚平信心几乎溃散的市场。不过同一时间美国史上第二大的银行倒闭案爆发,资产达320亿美元的IndyMac Bank遭到联邦监管机构接手,再度让股市陷入深渊。

    这一次的金融危机,真的和过去有点不太一样。连布什都已表态支持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当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具半官方色彩的房贷业者开始传出危险后,布什政府似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交给政府处理。

    探讨自由市场《制高点》一书的作者Daniel Yergin表示:“在上一个世代里,大家对市场很有信心,但是显然现在又转回到寄托于政府身上。当所有事情都在同时间爆发,人们看待政府与市场的想法因此改变。”

    看看最近这一年来发生的几件事,便可知道为什么民众的信仰为何已经改变。 短短一年,零售汽油价格飙涨一倍,国际原油价格狂涨,沉重的燃料支出让热爱大型汽车的美国人叫苦连天,路上的卡车数量也瞬间减少许多,汽车、航空业双双陷入空前的危机。然而,油价飙涨和全球只上扬1%的能源需求来比,似乎有点搭不上关系,于是有人开始忧心能源市场的泡?化已经在酝酿。

    美国两位总统候选人则是将矛头投机客。日前美国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也召开了一场听证会,决定调查市场投机客对于油价的影响。至少有十几条提案规送到国会手中,要求限制投机资金或是对石油企业课税。 政府干预市场的类似手法,也在楼市出现。房价偶有波动本属常态,但在过去十几年来美国人看到的房价却只增无减。然而从2004年中开始,房价开始缓步下跌,到了2007年更急速下滑。特别是美国东西两岸过去短短一年内,房价重挫了16%,跌幅之深为二十年来仅见。许多分析师认为未来还会继续下跌。

    美国华府智库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经济学家Robert E.Litan表示,楼市的危机是充满野心的放款业者、愚蠢的信评机构和银行一手所致。但投资者也不希望就此放弃所有的市场,只是盼政府能够出面做一点事。 类似的模式,在全球贸易和投资资金潮上也可看出端倪。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Robert Z.Lawrence曾说,进入新世纪的美国,相信在服务与资讯科技上建立起一个新经济,可以让他们成为全球的最大赢家。全球化的概念在2000年当初提出来时,大多认为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是有利的,发展中国家则仍是需要帮助的一方。

    现在这些乐观的假设,都已经被视为荒唐的预言。大家所看到的一个现象,是新兴国家成长的速度超乎预期,发达国家则由美国领军下节节败退。“因此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早就和资讯科技与服务没关系了。现在是谁手上握有石油等其他商品,讲的话才能最大声。”Robert Z.Lawrence表示。 若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近年来股市的表现并不尽理想,至今仍然维持在2000年时的高点上下震荡,投资资金因而感到失望不安。在十年前投进大盘指数型基金的投资人,不但没赚到什么钱,还有可能损失了本金,这可和当初做的民调都期盼会有15%的年报酬率相差甚远。

     美国加州大学UC Davis历史学家Eric Rauchway指出,19世纪在美国发生的毁灭性的恐慌与绝望,最后反而促使政府痛心改革,也就是美国前总统罗斯提出的“新政(New Deal)”计划,让经过大萧条的美国经济浴火重生,开启几十年的强盛时代。 现在,美国人还没有放弃所有的投资市场,他们只是希望能够再出现一个新政计划,带领他们继续走向繁荣的未来。美国华府智库Brookings Institution资深研究员William Galston坦言:“我们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捩点。”

    温故知新:

毛主席语录

2008年7月23日

    “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

     “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⑶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22 11:12:1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资源争夺,鹿死谁手? ??

中美资源争夺,鹿死谁手?

海外学者  朱学渊

二○○八年七月五日

    去加拿大度假十日归来,感触良多。加拿大是一个资源极丰富的国度,产油大省阿伯尔塔去年获利甚多,发给每家每户三千加元(等同美元),但加国汽油价却是一点五加元一升,相当于六美元一加仑,是美国油价的一点五倍,为什么?一则是为节约,一则是为环境。人云中国人勤俭,实则只知俭省油盐而不知节约资源的的短浅小民,去了加国只得汗颜。

    最近美国经济停滞、通货膨胀,有不少‘爱国者’以为美国时代花落花去,中国崛起已经到来。而美元贬值的同时,国际原油价格节节升高,中美间的一场‘资源竞争’的恶斗已经开始,却很少有人预测它将对中国产生的后果和结局。六十年代开始,中共自作孽的‘文革’给了仇敌‘苏修’放手大干的机会,越南战争的胜利局面则更给以苏联精神鼓舞,到了里根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美苏军备竞赛决战决胜,两国的战略核武器分别达到了近万枚的空前数量。然而,就在这个令人瞠目结舌时刻,一九八八年五月苏联政府突然宣布从阿富汗全面撤军,前苏联崩溃以后的研究资料表明,那时苏联经济之弦崩断了。

    以俄罗斯为主体的前苏联是一个资源丰富、科技发达的国家,它在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中不时大放异彩,第一个爆炸氢弹,第一颗卫星上天……然而‘军备竞赛’竟象是美国的一条绞索,勒死了貌似强大的苏联。历史不会原封不动地重演,中美两国之间的‘资源竞争’,会不会也是一条勒死中共的绞索呢?当然应该是一个必须未雨绸缪的研究课题了。

    所谓‘资源’范围颇广,狭义地说是‘矿产’和‘能源’。前者又以铁、铝、铜为三大项,中国生来就稀缺,这就决定了必须依赖进口,受人勒索的‘无所作为’的格局。而‘能源’则不同,中国的油气储量虽不惊人,但煤炭储藏却极为丰富,如果合理开采、省吃俭用,适当辅以进口的话,当可以维持一个相当长的‘有所作为’的时期的。

    然而,在‘发展是硬道理’盲目运动中,中国选择了一条完全模仿美国的‘发展轿车工业’的消费道路,形成了中国的石油资源根本无力满足需求的局面;而在‘稳定压倒一切’口号下,又坚持了一条‘政府补贴油价’的能源政策,促进经济盲目发展。因此在一时国库满盈,外汇富足的情况下,大量进口矿产和石油,这就是导致国际矿物和原油价格同时上涨的第一位原因。

    几年前,与人谈这个道理的时候,许多年轻人就反对我,他们的理由是:为什么美国人可以消费廉价汽油,而我们中国人不可以呢?事实上,他们没有认识到两个基本道理:其一,石油是不可再生的,因此不是永远廉价的;其二,今天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是一个‘美元本位’的世界,中国是经不起美国所能经得起的风浪的。而今天这些有着‘崛起情结’的青年朋友,大都开始正面思考我的这些看法了。

    在制造‘轿车/石油’失误政策的同时,中国煤炭资源经历了疯狂的掠夺。我还记得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中国年产一亿吨煤。两、三年前我在新闻中看到,中国的煤炭、钢铁、水泥的消费量均占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那年中国的煤炭产量是十六亿吨,这可以推算世界煤产量是四十亿吨,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因为中国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

    今年年初,我又看到一条官方的报告,说去年煤炭产量达到二十四亿吨,即又增加了八亿吨,如果去年世界总产量是四十八亿吨的话,那么中国煤产量就是它的百分之五十了;而中国的人口是十二亿,人均年消耗就是两吨,这就是一个更加可怕的数字了。照此下去,中国有再多的煤炭资源也要被糟蹋光,因此我可以大胆预言:中国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四十年多前,我在四川一个产煤的县城里教书,那里有一个‘永荣矿务局’,一天发生了重大矿难,几十个矿工遇难死亡,原因是农村生产队在大跃进年代开了许多小煤窑,后来都被废弃了,多年后这些小煤窑中积聚了大量的雨水,当矿务局的采掘面开拓到这些坑洞下面时,地层发生破裂,积水冲进了采掘面……。因此,采矿学是一门非常严谨的科学,如果乱采乱挖的话,每挖出了一吨,则可能使几吨、几十吨的资源成为废物。当前中国煤炭产量‘大发展’,大概就是这样的大乱局,它不仅可以预告大量矿难将持续不断,而且可以预见‘黑金’资源的加速耗尽。

    而当前胡温这两位‘工程师治国’的时代,他们口喊着‘科学发展观’,实际上他们关注的只是‘对敌斗争’。我可以用巴西发展‘生物能源’的事例,来证明胡温对科学技术毫无兴趣。巴西并不是发达国家,政治也曾经不太稳定,但巴西政府却实现了用甘蔗渣制造酒精的规划,使巴西彻底摆脱依赖石油进口的局面。相反,华北平原每年夏收之后,焚烧处理大量的秸秆,有时还影响北京机场的飞机起降,难道工程师领袖就闻不到烟味,想不到发展秸秆能源吗?不是的,他们的要务是发展封杀人类思维源泉的‘金盾工程’。

    过去四、五年中,世界原油价格涨了近六、七倍,矿产价格涨了三、四倍,横跨太平洋的集装箱运费涨了三倍,制造产业回归北美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地增加了。然而道路不足的北京、上海还挤满了寸步龟行、醉生梦死的轿车。尽管中南海里志大才疏的工程师们最近有了一点‘我们的敌人遍天下’的警觉,但他们在世界上仍然不乏一些产油的政治朋友,然而他们与伊朗、苏丹、利比亚、俄罗斯、委内瑞拉……的交易,绝不会是友谊第一,绝不会有廉费午餐可餐的。

    所以在检视中国能源政策错误的同时,也令我联想起了美苏军备竞赛的教训,进而还要追问:中美争夺资源的‘和平竞赛’,究竟‘鹿死谁手’?

 

 

发件人:"『祖国网』爱国者的精神家园" <admin@zuguowang.com> 收件人: <admin@zuguowang.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23 10:08:3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中国买美国9千亿美元垃圾债券与陈云买黄金 祖国网 2008.07.22

9千亿美元买美国垃圾债券与陈云买黄金

白发渔樵

2008年7月

    中国拥有美国破产公司房利美、房贷美垃圾债券3763亿美元,当初要是买了黄金该多好!美国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美国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房利美)和美国联邦住宅抵押贷款公司(房贷美)近日陷入困境。分析人士认为,次贷危机因此进入了更加动荡的阶段。盘点过去一年次贷危机的发展过程,可以说市场已感受到了四波冲击,而且危机早已从最初的次贷领域,向整个金融市场和美国经济基本面蔓延。

    中国大陆除了拥有“两房”垃圾债券3763亿美元以外,还拥有5000多亿美国国债,早晚也是垃圾。两者之和超过9000亿美元。30年改革开放的换来的外汇家底大部分都套在里面。预警早就发过了,为什么不采取疏散措施。全国人大应当对此召开听证会,有关方面应当对全国人民有所交待。

    陈云:早就提出要贮备黄金以防美元贬值!可惜!! 据央行员工介绍,中国为数不多的几百吨黄金贮备几乎全部存放在美国金库,大概是在90年代初运到美国的。而中国的黄金产量,在年产百吨左右,现在是年产200吨,但中国的黄金贮备数量还是在600吨。35年来中国的黄金几乎都出口换美元纸币了,而三十年来美元纸币和黄金的比值贬值幅度惊人!在1970年购入的黄金每盎司才35美元左右,现在是800美元,20倍的贬值! 更可笑的是, 2005年中国的黄金储备还比2003年减少了。 1973年至1974年,利用国际货币动荡时机,陈云又向李先念建议,适时地购进600吨黄金,增加了我国的黄金储备。

陈云早就提出要贮备黄金以防美元贬值!

  陈云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很快给国家创造了极大的现实利益。由于美元与黄金脱钩,把通货膨胀的风险转嫁给世界各国,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规避汇率风险,使手中的外汇储备保值增值,是每个国家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虽然美元与黄金脱钩了,但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功能并未丧失,陈云非常看好黄金的升值潜力。1973年5月,陈云经过分析后判断:现在世界黄金产量每年平均2200万两,价值35亿美元。而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按每年增长1%算,就是300亿美元。当然,货币还有周转次数。但根据我们货币发行与商品流通1:8的比例算,目前黄金产量也是跟不上商品增长的,何况黄金还有它的工业用途。

  当时中国手头有一批外汇存在瑞士银行。陈云认为应该拿出来买黄金保值。这年7月他在听外贸部领导的香港华润公司管理、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在香港的派出机构五丰行汇报时说明了自己的判断:今后金价仍会看涨,美元还要继续“烂”下去。我们外汇储备较多,存银行要吃亏,除进口一部分生产所需物资外,可考虑买进黄金。请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外贸部一起开会研究,算算在国外存外汇有多少利息,存黄金要付出多少储存费,看合不合算。美元虽软,但在较长时期内仍会是国际主要货币,没有别的货币能代替它,原因是美国生产力在世界上仍然是最大的。   金价上涨中买黄金,确实存在风险。当黄金价格升至每盎司80美元时,陈云明确建议银行用外汇买进黄金保值。但银行认为利息损失大,不合算。

  陈云以丰富的经验和老到的算计,没有轻易放弃自己的意见。他向李先念建议,与其把外汇存在银行里天天贬值,不如拿来买一批黄金保值增值。针对买卖黄金可能有投机之嫌的疑虑,陈云辩解说:将来如果需要付款,再卖出黄金换回外汇。这样以实际支付为目的买卖黄金,并不算是倒卖。李先念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次买入黄金,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不但在美元狂跌中保证了外汇储备的安全,还为以后对外开放提供了可靠的支持。

 

左派如还不奋起,经济危机这一刀又要砍向百姓!

浙江 施晓渝

2008-7-22

    我国出现了经济危机,企业纷纷破产倒闭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右派自上而下已在动员各种力量说中国目前这种经济危机,企业纷纷破产倒闭是因出了劳动法,劳动力成本升高所致。如张茵等许多企业家和个别经济学家纷纷对诸如“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提出质疑时甚至认为新《劳动合同法》将搞垮中国经济,中央迫于资本势力的压力,已决定要修改劳动法和做实施细节。

    实际上工人最近所加的一些工资,顶多相当于物价上涨的幅度,比起海外市场的承受力和国际市场上的原料暴涨是不大的,比起应花在环保上的钱都远不够的。我国这些工厂,若工人不加工资,环保斗硬,一样会垮的,还不说像国企那样税收斗硬。这30年的改革,两亿多农民工,两亿多下岗工人的家庭人员,几亿农民,即全国2/3的人并未受多大的益,最好的也不过是基本生活能过得去。

    厉以宁这两天又大讲要维持低价出口的攻势,而廉价出口薄薄的利润根本不能积累企业后续发展的资本,中国目前的大多数私企早以资不抵债,仅靠的工厂的地皮或手里的地产向银行贷的款,这样的模式崩溃起来不得了。况且右派的美国老爸也在拼命的打压中国的出口。

    97年的东南亚经济危机时朱熔基狠命的讨好美国,兜揽危机,把兜揽危机的成本推向工人,狠狠地砍了工人一刀,把我国的竟争型国企全搞垮,国企工人大多下岗,过上了比文革中不如的日子。

    对于目前的经济危机,右派认为是压制左派的时机,左派同样也是打击右派的好时机。我国左派目前应抓住私企纷纷破产倒闭和国内以及世界的经济危机(次贷危机,股市危机)的现象,召集各种会议,批判血汗工厂和出口导向的所谓的开放政策,进一步反思改革,清算主流经济学家和朱熔基的政策对我国经济带来的破坏,再联系今天的经济危机回顾反思三十年改革的种种弊端,如贫富差距,血汗工厂,破坏环保,私有制无序竟争的神话等等。也要联系瓮安事件反思用国家权力强行的掠夺式改革,如搞国企工人下岗等的危害。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危机时,左派如不在经济政策上抗住右派的攻势,工人通过斗争来的一点加薪又会被物价上升或其它方式侵消掉,今后人民百姓就会在更多群体事件中多流血。左派如不打好这场战役,右派又将利用我国目前的这次经济危机狠狠砍向百姓,特别是工人(农民工为主)一刀。左派如打好了这场战役,我们将把主流经济学家踢出历史的舞台。而对于民企,我们会给出路的,他们将会因工人的收入提高,市场的扩大而受益,如国家能减少些政府开支,调节一下税收政策,降点税更好。

世界金融海啸来临的时间

宋鸿兵

2008年07月21日,中国经济网

    财经畅销书《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近日在博客上撰文,称美国金融危机可能进一步升级,一场巨大的“金融海啸”已不可避免,而发生的时段将在2008年6月到2009年夏。他称美联储完全清楚问题的严重性,但没有向世界投资者发出任何预警。因此他警告,在毫无警觉和预防的情况下,世界范围内的广大投资人势必遭受重创。

危险时段至2011年8月

    香港文汇报报道,宋鸿兵在文中声称,根据美国次贷的利率重设高峰和垃圾债券违约率,他预测2008年的6、7、8月,2009年3月,2010年9月,2011年8月很可能是次贷危机全面升级的危险时段。其中2008年的6、7、8月和2011年8月对世界金融市场的冲击将最为剧烈。相关冲击并分四个阶段来击倒美国及严重打击环球金融市场,他以“大地震”、“金融海啸”、“火山喷发”和“冰河期”,来形容危机的四个阶段,分别对应已经发生的“次贷危机”、正在到来的“信用违约危机”以及即将发生的“美元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

483万亿金融衍生品现危机

    文章指出,从今年6月起,美国已正式进入了金融危机的第二阶段。其主要标志是规模达62万亿美元的(约483.6万亿港元)信用违约掉期(CDS,CreditDefaultSwap)等金融衍生品市场即将出现全面危机。美国资本市场中的垃圾债券(JunkBond)、资产抵押债券(ABS,其中包括信用卡、汽车贷款、学生贷款、消费贷款等)、按揭抵押债券(MBS)、杠杆贷款等债务工具将出现信用违约的连环危机。其中特别是垃圾债券的违约率将在未来的一年内出现300%到500%的暴涨。

恐引发甩卖潮美元失控暴跌

    2008年到2009年,基于这些债券信用赌博之上的金融衍生品信用违约掉期将造成高达1万亿美元的巨大损失,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力将数倍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一些世界著名的大型金融机构很可能会倒闭或被收购。 因此作者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只是一个引爆器,其背后的48万亿美元(约374.4万亿港元)的总债务和45万亿美元(约351万亿港元)的财政亏空才是真正的巨型火药库。他指当前美联储以及欧洲、日本央行的联手海量注入流动性行为,只能“救急”而不能“救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国本身的巨大债务问题。作者预测,美国国债的债券信心危机将导致世界范围内对美国金融产品的恐慌性甩卖,接下来是美元的失控性暴跌,最后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发件人:"浩 金" <revolution198964@yahoo.com.cn> 收件人: "仲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24 09:21:5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苦难的中国”致仲老师收

价格管制是否会导致更加恶性的通货膨胀?

金 浩

2008年7月24日

    在www.dajun.com.cn上看到了最新一辑文章汇编,先说声谢谢!下半年通胀压力有增无减,人大财经委对总理的意见很大,连说五个涨价(一是国际大宗产品价格攀升;二是国内粮食价格上涨压力增大;三是上游生产材料价格加速上涨。四是成品油、电力和煤炭价格理顺将增大涨价压力。五是城市公共服务价格上涨压力大。)

    “财经委强调,通胀一旦超过一定水平而得不到有效控制,将改变居民和企业的预期,对经济产生严重的破坏性后果。当前,要密切关注通胀走势,防止通胀水平过高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破坏。同时,要继续推行价格改革,理顺价格体系,这样做短期可能进一步推高通胀,但抑制不合理需求、刺激供给的作用也相当明显,实际上有助控制通胀。靠价格管制来解决通胀问题很难奏效。 ”

    “靠价格管制来解决通胀问题很难奏效”——很明显:这是不点名地批评总理没有“按价值规律办事”。问题是全部放开价格,40%的GDP,中国经济全部利润,就要转化成成本了! 财经委认为,目前中国出口形势不容乐观。国内外经济环境趋紧和政策调整产生叠加效应,使出口形势面临严峻挑战。

    财经委认为,近两年来,为缓解国际收支顺差,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国家出台一系列加工贸易政策调整措施,主要是控制「两高一资」和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产品出口过快增长,导向是完全正确的,但政策的出台没有充分考虑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时机选择不尽合适。——习近平发迹于温州,他不想看着自己的风水宝地破产倒闭。

    我提出了“世界性恶性通货膨胀”这个问题,我却无法解决它。——因为世界的问题只有世界来解决!如果从石油史的角度来看,墨西哥湾时代的美国打赢了世界大战,西伯利亚时代的苏联展开全球进攻态势,而波斯湾时代的美-中东却陷入胶着战,谁也不能彻底控制油价主导权!——不幸的是,大庆时代已经随着中国油田干涸而结束了,我国已经被孤零零、赤裸裸地抛进了全球石油战争之中!俄国、美国都想掐我们的脖子!!!!!!!!

    在国内展开一场大肃奸,不失为一计,可是,我脑子只想着“油!铜!铁!”这三个字,——中国不得不对外进口的三种战略工业生产要素。我第一次痛苦地感到无能为力,因为我在中国境内挖不出第二个大庆,挖不出高品位的铁矿和高品位的铜矿。这是在逼着我对外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

 

外国政要是否出席奥运有那么重要吗?

杨芳洲

2008年7月22日
 

    奥运会是以人类和平友好为宗旨的世界体育比赛盛会,正因其和平友爱宗旨,所以尽量避免卷入国家间的利益纷争,尤其强调非政治化原则,以求起到以和平友好之体育比赛化解人类敌意、仇恨和冲突的作用。因此,奥运会不是一个需要各国政要广泛出席的国际政治会议,其非政治化原则倒是需要尽量少一些政治色彩。

    而我们却把邀请尽量多的外国政要作为奥运会目标,且为此不惜代价,使原本比较单纯的一个世界体育比赛大会因此而掺杂进很多政治因素,问题复杂化了。外国领导人是否出席奥运,与奥运会本身无关,来了也不过是一看客而已,尽管是比较尊贵的看客。而我们却以巨大代价把差不多全世界快一半(8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请来,给我们自己带来史无前例的巨大麻烦甚至灾难。

    首先,8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齐聚北京,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艰巨繁杂的系统工程,其安保和接待要求之高之重,我领导人会见会谈之频之累,短期内应对80多种错综复杂的双边及多边国际关系,其安排思虑之周全细致要求,非周恩来之天才呕心沥血不足以胜任。且又与奥运更庞杂之接待和安保重任混在一起,奥运本身又要防范恐怖袭击、东突、藏独、颜色革命、及各种突发事件。如此,该动用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兵力、警力、脑力?我领导人及众多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当累成何等模样方能确保平安无事?其安全把握能有多大?如此代价意义何在?

    更可悲的是,以上代价比起我国家民利益之巨大损失还只是小巫见大巫,因我视出席奥运开幕式之外国首脑多寡为成功与否重要标志,于是突然间我们对全世界那么多国家有所求,等于一下子给了众多国家可与我讨价还价的筹码,大大降低了我之国际政治地位,于是一个本来与政治无关的奥运,便形成了一个围绕各国首脑是否出席奥运的一个巨大国际政治经济利益交易市场。我们为此付出了史无前例的惨痛代价,如日本福田以此谋得我东海巨大主权权益,美国则在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得到了中国金融全面开放等巨大经济利益,可使之永世不绝吸食我巨额财富以拯救其经济崩溃厄运。其他各国政要大概也都不白来,有以藏独等分裂我国之损人目标相要挟者,有以大订单大注资等利己目标讨价还价者。损人不成再以其交换增加利己筹码。如一些欧美国家领导人据说因西藏问题要抵制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这些国家就有舆论说这将有损其“国家政治经济利益”。因其领导人奥运期间是否作客北京是其权利,与奥运比赛本身无关,谈不上“抵制奥运”。因此我们不可能因其领导人不出席奥运开幕式就制裁人家,搞坏国家关系,(若如此岂非满世界树敌?) 国际社会也不会认同我有此强人作客之特权。因此,“将有损其政治经济利益”一说,只能解读为若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将有益于其“国家政治经济利益”。而付出此“利益”代价的则只能是我们。为使这么多国家领导人出席奥运我们究竟会付出多大代价?目前还难以确切统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待奥运开过最后盘点下来,总代价必是导致我倾家荡产的巨大损失,必创奥运历史最惨痛代价空前绝后之世界纪录!此世界纪录及相关政治经济利益交易必成玷污奥运宗旨之空前绝后丑闻而永载史册!后人当对此反面教训千秋万代引以为戒!

    美国等西方国家办奥运是赚钱的,而我们不仅赔大钱,还赔上重大主权权益及天文数字的经济利益。何以视国家民族利益为粪土若此?三个代表都代表些什么?!

    一些网友分不清其中利害奥妙,也跟着某些舆论导向吵吵要制裁其领导人不出席奥运开幕式的国家。殊不知正是此病态求人作客之虚荣,增加了他人讨价还价的筹码。

何为抵制奥运会?某国不许其运动队来华参赛,这是抵制奥运会,是对中国人民的敌视,对其制裁可也!又如某国领导人支持藏独、疆独,会见达赖,这我无疑更应对其坚决制裁,撤销我向其采购大单等。但外国领导人是否出席奥运开幕式于奥运会本身并无妨碍,因此谈不上抵制奥运会。来不来作客是人家的权利和自由,世界上哪有强人所愿请客的道理?我又如何能以 “抵制奥运”为由给予制裁?
因此对外国领导人是否出席奥运会没有任何值得大惊小怪的必要。我若能听其自便谈然处之,外国政要以“抵制奥运”作筹码自然也全成废牌。

倒是好大喜功之虚荣透着求人赏脸之自卑,正是此自贱求人心理,凭空送给了他国政要谋求我政治经济利益的筹码。

而任何外人对此虚荣自贱心理的鼓励,都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某大国领导人说“缺席奥运开幕式是对中国民众的侮辱。”此言当真发自肺腑?若如是为何该国办奥运时未要求他国领导人出席?显然,此乃政客煽惑对手虚骄心以自增筹码之惯技。

邀请一些外国领导人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本无可厚非,但为邀请尽量多的外国首脑而不惜代价,仅为此一临时性面子工程就要以国家民族巨大利益相交换,就令人难以理解了!
不知何人出此馊主意?愚乎?贱乎?内外勾结借机卖国乎?抑或兼而有之乎?

可悲的是,如此虚荣自卑之劣计却被认定成为我奥运目标,可见决策层严重缺乏民族自尊自信,视洋人赏脸为奥运成功标志。这是一百多年来买办文化长期积淀泛滥,及列强文化渗透的结果。此民族自卑心理不仅高层有,其他社会阶层也有,前不久买办汉奸煽起对日谢恩潮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日本仅一次象征性的地震人道救援就使一些人宠若惊,以至要涌泉相报,此因自卑而生一厢情愿之亲善幻想,是使日本得以顺利窃取我东海巨大主权权益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次奥运更进一步证明:越自卑就越丧失民族利益,越丧失民族利益则越自卑……卑则愈穷,穷则愈卑;此恶性循环将永远困扰着买办精神文化充斥的国家!
买办汉奸文化是近、现代植入中国文化肌体中之最大糟粕和毒瘤,其流毒根深蒂固。自我新中国成立至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仍未能彻底清除旧中国半殖民地买办文化影响,致使今日一逢开放,及外部文化渗透,便又死灰复燃。由此可见,即使我们以后能彻底清除买办汉奸的政治经济势力,摆脱买办化发展道路,在文化上仍面临根除买办文化毒瘤,彻底荡涤其污泥浊水之长期艰巨历史重任。


 

从贺卫方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

第一哲学

     贺卫方从北京大学到浙江大学,是“有点心灰意冷”地离开的。他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时认为“改造社会不是人生的惟一价值”。同时,他又表示“归隐山林,逃避现实,我不会感到快乐。”贺卫方一方面是一个大学教师,另一方面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同时,作为一个人,他还需要追求“丰富多采的人生”。他是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既想学术也想政治,既想物质也想精神,但是彼此之间却难以达到平衡,因此,他们总是将学术与人生混为一谈,于是“在纵欲与虚无之上”彷徨着、徘徊着、堕落着。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内心追求上始终无法摆脱“学而优则仕”的老传统,学术一直在为政权服务,因此在传统中国难以形成真正的学问。真正的学问是指符合理性形式的学问,正如韦伯认为的那样,学术研究的最重要的方法是建立“理想型”。我们需要清楚的是,韦伯的“理想型”并非指“理想社会”,而是一种学术建构的理性的方法。然而在中国,学术自由和独立,是一个一直没有完成的命题;不仅没有完成,反而与传统更加接近了,最明显的证明就是中国大学的“衙门化”。在这种乱象之下,中国大学的知识分子们是不可能坐冷板凳做学问的。一部分人下海了,另一部分人当官了,更多的人试图混迹、游离于“双轨制”之间,而贺卫方则是后者的典型,世俗地看,他是名利双收的。

    贺卫方更像一个教师而非学者。按照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的观点,教师与学者所需要的是两种不同的才能,一个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人并不必然就是一个好的教师。要当好一个教师总要多少有点演员的天赋。根据本人的印象,贺卫方差不多是国内学者中开办讲座最多的一个。有一次,我聆听过他的讲座,感觉是:贺教授的确是一个非常能侃的人,完全具备演员的本领。他几乎很少需要讲稿,一般是临场发挥,所讲的内容都是自由主义和宪政。

    因此,我更愿意将他视为一个承袭北大五四传统的价值启蒙者。现在需要指出的问题是,贺卫方已经逐步偏离了学者的天职。在韦伯看来,任何带有个人价值取向的内容的传授,都已经属于政治的领域,而政治是不应该进入课堂的。然而,贺卫方作为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不仅对自己的学生“灌输”这种价值,而且他还将课堂延伸到了广大的社会。

    本文无意质疑和否定自由主义和宪政的价值——我承认,自己如果需要什么主义,也会和贺卫方的选择一样——而是试图指出,学者更应该做的是自己的本分,学者的本分就是“读死书”:在自己的领域建立一个“理想型”。遗憾的是,中国社会的“大一统”格局无法允许真正独立的学者的存在。这种格局同时与社会分工有关。没有平等、自由的哲学认识论的基础,社会分工往往同样受制于权力的硬性分配。固然如此,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甘堕落也是原因之一。知识分子不应该代替社会思考,他如果有什么价值追求,就应该更严肃地为自己的价值选择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否则,他就应该坐冷板凳,做到“价值无涉”的中立。

    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尖刻嘲讽了领国家薪水并享有特殊地位的教授在课堂扮演先知或救世主的角色,认为这类表演徒然使年轻人无法认清一件基本事实:今天人的命运,是要活在一个不知有神、也不见先知的时代。学者扮演假先知的罪恶后果,就是掩饰这个重要事实,让人继续靠幻觉生活,结果无法为自己的价值抉择负起严肃的责任。韦伯的这些话站在社会分工的角度看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做好自己的本分,都可以有自己的价值追求,但是他不应该干涉别人的价值观。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现代社会分工并非是人为划定的,每个人都应该可以“跳槽”。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学术与政治的某种妥协。遗憾的是,中国社会的这种妥协缺少学术之环,出现了学术不是学术政治不是政治的怪胎。它是学术与政治相互之间过分渗透的结果,“过犹不及”也。

    生命是一个开放系统中的夸克禁闭,个体生命只能通过虚无而与外界发生联系,因此生命现象本质上是孤立的,生命个体只能通过死亡的方式获得新生。同样,社会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否则就会寂灭,但社会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都有自己独立的区域和“规律”(即“规定性”),它不应该受到其他子系统的无理干涉。然而,中国的问题是,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社会的进化,导致中国社会一直处于蒙昧、野蛮和混沌的状态之中。在中国最大的文化——“实用理性”——的诱惑下,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面向利益的投降,因此,他们天生就刻上了堕落的胎记。在无法通过“理想型”、做冷板凳做学问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选择改造社会的角色,这和儒家的“好为天下师”是一脉相传的。其实,在这个现象的背后,是利益和价值的畸变,也是知识分子角色和天职的堕落。

    社会进化不是个别“先知”的“觉悟”,而是整体推进的,没有本分的政治家,没有顺应天职的学者,没有懂得价值自由选择的民众,社会就不可能进化。中国改革开放30来年,如果中国教育界和知识分子们能够潜下心来坐冷板凳,不知道培养了多少人出来了。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大学和知识分子的整体堕落,可爱的学生们一旦走出校门,就差不多成为了废品。他们只有价值观,而没有学到真知识。这难道不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吗?

   [ 帖子 ]

    中国的人文社会知识分子,显然是把建立民主宪政的世俗国度,摆在了建立学术理想国之前。认为前者才是当前时期的第一任务。 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尖刻嘲讽了领国家薪水并享有特殊地位的教授在课堂扮演先知或救世主的角色,认为这类表演徒然使年轻人无法认清一件基本事实:今天人的命运,是要活在一个不知有神、也不见先知的时代。学者扮演假先知的罪恶后果,就是掩饰这个重要事实,让人继续靠幻觉生活,结果无法为自己的价值抉择负起严肃的责任。

    贺的悲哀在于他在起劲地鼓吹西方自由的同时,根本不明白或者明白而装糊涂:他鼓吹的那一套根本不适合中国,只能给中国带来水土不服的混乱和殖民化的恶果。中国只能走自己的路,不能走西化的路。甚至可以说,中国有义务为人类走出一条超越西方的路。这是贺之类的美国鹦鹉根本不敢想象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发件人:<xujingan@vip.163.com> 收件人: <maoysh@mail.ied.ac.cn>, , <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17 19:31:0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仲大军、徐景安:有没有普世价值、需不需要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是个有争议的词语

有没有普世价值、需不需要普世价值?

----在中国文化重建论坛上的发言

仲大军  徐景安

2008年7月5日

    仲大军:今天利华谈的这个主题非常好,给了我很多启示。尽管利华的某些观点我不太赞同,但她思考的问题非常重要。所以我认为今天这个会探讨的问题比以前的重要得多。我认为没有必要超越马克思主义,中国目前这种状况并不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错,而是自身文化传统的问题,不要把自身的责任推向马克思。马克思的主张在中国基本没有实行,譬如马克思在巴黎公社之后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实行普选制,所有的官员必须经过公民普选。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也强调了这一原则,可中国完全没有实行。马克思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思想在中国也未能体现出来,中国体现的只是封建专政的传统。我认为利华教授的超越马克思没有必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就是了,不要把屎盆子扣到马克思头上。中国今天的实际情况是,马克思主义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哪里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

    现在遵照徐景安先生的建议,表示一下对普世价值的怀疑。从语义角度上来说,普世价值这一词汇很成问题。普世既包括空间范围又包括时间长度,这个世字既有世界的意思,也有世代的意思。这样一理解就可以发现适合任何地域和任何时间的价值是很少有的。因此,利华教授刚才讲的普世价值论有点理想化。

    说完了普世再来说价值。价值和准则、定理、定律、共性一类词汇的概念又不同。譬如阿基米德定理、牛顿万有引力定理或定律,一旦发现了,便世代有效,不可更改。但这些万世不变的定理是自然界的规律,不是人类社会的价值,价值是与人有关的,被人类欣赏的东西才叫价值。自然界的共同准则是非生命的,宇宙的的规律,它不能叫价值,定理和定律不能与价值混淆。有人以为自然界里有共同的准则,人类社会里也有共同的价值。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人类社会比自然界要复杂得多。因此,世界上可以有很多定理,但很难有象定理一样的普世的社会价值。

    很多人盲目地运用“普世价值”这个词,但都没有仔细从字义上考察它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实际上这个词汇是经不起推敲的,在运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譬如说,人类有许多共同的人性和美德,如爱、慈、怜悯、同情、善良、忠实、孝顺、诚信,这些美德是人类共同讴歌和赞同的,这是一些带有普世性的价值,但超出人的范围,上升到社会管理层面,问题就复杂得多了。譬如西方的三权分立原则,在西方是统一的价值,在东方就不是。也就是说上升到社会层面,只要全球还没成为一个大国家,一个大政府,就没有同一的价值,就谈不上什么普世的价值。因此,在社会层面上谈普世价值一定要谨慎,不能轻易把某些群体的价值硬说成是所有群体的价值。

    如果是搞史学或经济的,你会发现任何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价值,绝没有统一的价值。价值是相对的,有时代性和地区性。有共同的准则,但没有什么普世的价值。从刚才黎鸣先生大骂司马南的表现,就体现了没有普世价值。你们现在硬要讲普世价值就有点象过去硬要把马列主义强加到人们头上一样,文革期间我们不是整天喊“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吗?所以,我们不要强加于人。如果硬要把一种价值说成是我们非要有的,那实际上又是在犯思想强制的错误。现在社会是很难把你的意愿强加在别人身上的,但是没有普世价值也没有关系,只要有共同的准则就行。

    譬如,美国和台湾选举,一个领导人最多也就被50%多一点的选民拥护,在对总统的认同方面,根本不可能获得普世价值。不能选出一个所有人都接受的总统,这就说明根本没有普世价值。没有普世价值怎么办?那就建立共同准则,选举的制度。有了这样一个制度,就可以使不同的价值获得最大限度的认同。问题就解决了。但这里解决问题的是共同的准则,即竞选机制。那么,选举是不是普世的价值呢?不是,只不过是人类历史上阶段性的一种现象。从人类历史的长河看,过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大多数社会都是世袭制,选举仅仅是这一时间段的社会现象。所以,从字面上理解,选举并不是普世都有的价值,所以,必须要把准则、制度与价值区分开来。

    徐景安:你认为没有普世价值,理由是什么?马克思说的是阶级论,你什么理论说没有普世价值?

    仲大军:因为社会是多元的,多元的社会必然有各个不同的分歧和差异。这个价值的差异非常大,它根本不可能普到一块去。只有靠某些法规和制度来强制。

    徐景安:我认为普世价值观有四个问题需要讨论:

    第一,可能不可能?一种意见认为人与人的思想、意识、行为都不同,或者阶级不同、时代不同,根本不可能有普世价值。赞成普世价值的理由是人有共同的人性,就有符合共同人性的行为标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人在早期与动物一样都是光屁股的,后来有了羞耻之心,就用树叶遮掩了,这就成了人的统一规范,谁也不会裸体上大街。这就是超越时代、阶级的普世价值观。当然,现在西方世界有人在挑战这个标准,搞了裸体游泳区,不过还没有上大街。所以,还没有形成全社会的分歧。

    笫二、承认不承认?人类已经创造的行为标准,承不承认具有普世性,比如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东方的孝道仁爱,社会主义的照顾公共利益。有的拒绝承认,找出种种理由,或者是虚假的、或者被坏人利用过、或者伴随着恶行等。不愿区分理念与事实,不愿去假存真。按这种观点,世界就没有可继承的文化遗产。

    第三、需要不需要?因为社会多元、文化多元,人和人有很多不同和差异,根本不需要什么普世价值。这是可怕的事情。然而一个文明社会,容许信仰不同、爱好不同、兴趣不同,给人尽可能多的自由选择,也正是如此需要有统一的行为规则,需要有基本的社会秩序。否则这个多元就乱套,自由成乱来。愿不愿意共同遵守游戏规则,愿意共同遵守多少游戏规则,愿意共同遵守什么样的游戏规则,表明了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第四、应该不应该?随着世界新问题的出现,比如环境资源问题、天气变暖问题,应不应该制定新的统一规则,可持续发展宣言签订了,东京议定书草拟了,但各国找不同的借口拒绝执行。这就需要人类付出更多、更大的代价去接受。也许人类到毁灭的那一天,还不醒悟,那人类就被淘汰,等待出现新的生物。

    所以,承认不承认、接受不接受普世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民族、社会成熟、进步的标志。一种观点认为越来越多元、越来越自由是文明标志,这没有错。但正因为保证多元与自由,就需要共同遵守一定的规范。否则,人类社会就向野蛮社会、动物社会倒退。我国过去实行绝对一元,把人类文明成果都说成是封资修,把落后的说成是进歩的,把进步的说成是反动的。今天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只強调多元,完全否认一元。或者肯定自己的一元,否认别人的一元,实际上还是过去的绝对一元。当今中国处于极度的思想混乱之中,没有共同认可的规范。中国要走向光明的未来,就取决于能不能真正吸收历史的、外国的优秀成果,再与本国、本时的实际结合起来形成新的规范共识,也就是普世价值观。这样,才能推进新的改革、建立新的制度、树立新的道德。其中有的是硬的,必须遵守。有的是软的,作为引导。不是大军理解的,普世价值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要求人人的思想行为划一。

    仲大军:是的,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可以达成人们一致遵守的价值和规则,但离开这个国家这个区域,又会有不同的价值和规则。从局部看是共同的价值,但超越这个范围你又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的价值和规则。所以,不能把一个地域一个国家的价值硬要说成是其他国家其他人类共同的价值。今天的世界,全球化刚刚兴起。各个国家正在寻找共同都能接受的准则和价值,即使这一时期达成的准则到了未来也可能发生变化。所以,在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从来就是各有各的价值。历史上的几大宗教各有各的价值。只有在今天全球化的情况下,地球变成一个地球村了,世界越来越小了,现实逼着人类不得不寻求一个共同接受的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有了人类的共同追求,但即使有了这个愿望,也不一定现在马上就有了共同的价值,也不一定现在你的价值就会被另一个地区、别的国家所接受。所以,我们可以容忍有不同的价值,比如宗教自由,各自信仰不同的价值,但是我们必须达成一个共同的准则,或者制度,这种大家都接受都遵守的制度更准确地说应当叫普适价值,而不是普世价值。普世是什么意思?它既有地域概念也有时间概念,普世是指全世界、全世代,任何地区任何时间都有和都存在的价值。这种价值可能吗?人类共同的准则都是阶段性的和地域性的。盲目地运用“普世”这个词是十分荒唐而可笑的。你今天可以说民主是普世价值,但倒退回两千年前,民主是个什么东西,人们可能还不清楚呢。你怎么能普世这个词来描述它呢?

    王占阳:普世的制度本身就是普世价值,普世是存在多样式的,它并没有纯粹、绝对的孤立的普世的东西,它是存在不同之中、多元之中的东西。

    仲大军:全球这种东西很少。要说有的话,也只是人类的共性,好比人类都愿意吃喝,都有性欲,但难道这是普世价值吗?人的本性爱好不能说成是价值,价值是带有社会意义的东西。即使在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暂时达成了一致,这也是相对的价值,也不是绝对的、普世的价值。普世这个概念根本就不科学。除了带有理想空想色彩,就是带有欺骗色彩。

    王占阳:我觉得越是普遍性的东西越少,所以普世价值数量少是理所当然的,要多了就不是普世价值。

    仲大军:普遍性和共同性肯定是有,但不能绝对化、神圣化。

    刘利华:我觉得你应该先看看我的文章。人有一个底线的准则。

    仲大军:我讲讲历史现象。现在说人类进步了,全球化的情况下要求有普世价值,可是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前几天我翻看《乌托邦》这本书,发现莫尔的理想国里还有一定数量的奴隶,为什么有奴隶呢?因为理想国里也会有和大多数人价值不一样的人,这些人就要把他们当奴隶对待,这可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来源。马克思主义核心的东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由此引出了哈耶克的强烈反对。哈耶克说过,通往地狱之路,往往是由善意铺设的。一些良好的意愿设计的社会,往往把人类引向深渊。

    王占阳:我也是历史专业出身的,我觉得历史上多数都是怀着一个恶意制造的恶意制度。怀着善意造出了恶意制度,这是19世纪以后才出现的这种情况。在此之前,基本上都是不怀好意的人做了一些不怀好意的事。

    仲大军:我是不同意你这种看法的,十字军东征是怀着恶意吗?在基督徒心目中那是多么高尚而正义的战争啊!中国革命,有多少人怀着对共产主义的无比忠诚而英勇战斗,英勇献身!即使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大破坏,多少人也是怀着崇高理想和满腔正义干的。这都是价值不同而导致的惨剧和恶果。谁都觉着自己对,自己正义,人类历史就是这样争来斗去的。建国之后,中国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之路,就是要实现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理想,但用的是一种专政的手段来实行的,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如果不同意这种理想,就对你实行专政或改造。

    王占阳:我就不相信他那个理想,像他嘴上说的那样。他实际上心里想的是我掌握了权利以后我就要怎么样,那是他心里真正的理想。

    仲大军:建国后的英雄们,哪个不是热血满腔、非常正义地去干事情!你不能说他就是邪恶的,他认为消灭你是很正确的,是为党、为人民做贡献。这就是不同的价值观。老徐硬要搞一个普世价值,硬要把价值观都拿到一起,非常难。不要说今天,就是下去一百年,我认为也是非常难。就是全球搞成地球村了,也仍然有千差万别。但我们还是要沟通,寻找共性,达成共识,哪怕是暂时的,一个时段的。我们必须用这种思路想问题。中国现在是形形色色的价值观,我们这帮人坐在这儿开会这样说,再来一帮人他们会那样说。今天中国社会需要建立一个让大家都能坐在一起说话、平等商量的制度,建立一个不相互专政、而能相互宽容的制度。不要用普世价值这种概念来压人家,好象一旦有了普世价值,就有了尚方宝剑,就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强制话语霸权的方法仍未摆脱封建专制的传统。

    徐景安:大军说,要建立一个让大家都能坐在一起说话、平等商量的制度,建立一个不相互专政、而能相互宽容的制度。这样的制度背后,就需要达成一种共识,公共事务、国家大事、人类未来,谁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这就是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为什么能相互宽容呢?那就要在终极追求上,达成一种起码的共识。只要是有助于人的幸福的,或者占阳说的普遍幸福的,都有用、都有价值。当然,对怎么幸福又会有不同的主张,但无论如何只让一些人说,不让另一些人说,肯定不幸福。没有这些共识,你这个制度怎么建立?有人说,你这个制度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无产阶级坚决不答应。修改后的党章还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你怎么办?你把普世价值说成是思想专制,整个搞反了,我们要达成的是不准思想专制才是普世价值的共识。有了这个共识,就会规定不准别人说话,就违法。至于,具体的制度设计很简单,平等商量的制度,我一分钟就可设计出来,其实根本不需要设计,宪法就有规定。但为什么不执行呢?背后的问题没有解决,宪法与党章打架,还是理念不统一。所以,我们开的是新文化研讨会,而不是制度设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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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面对来自长者的批评?

司马南

2008-7-12  星期五

  7月初,深圳徐景安先生邀请我参加他主办的“中国新文化论坛”,拟专门讨论普世价值问题。我当然很有兴趣,奈何先前已决定7月4日至8日赴汕头参加第四届中国文化论坛,朋友已约好,机票也已预订,我婉言谢绝了徐老先生的好意。

  汕头归来,得知徐老先生在该论坛上的发言,已经整理成《如何看待普世价值与“范跑跑”现象》一文,文中对我提出严厉批评,新浪网以《司马南是裸体冲锋的战士》为题还做了重点推介。

  仔细看罢批评意见,我猜想可能他老人家没有时间认真了解司马南到底说过什么,仅据只言片语推论,或据他人批评联想,便指斥“司马南是世界最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令人不解的是,他老人家把“南京大屠杀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的话也算到司马南头上,进而得出结论:“司马南是世界最彻底的反道德、反伦理、反人类主义者”。

  这样的论证方式很特别,也很省事,可谓不著分文便得天下,只要宣布“尔等反道德、反伦理、反人类”之后,精神即告胜利,论辩自行完成。试想,对手恶劣到了“三反”地步,与之还有何讨论之必要?今天回想起来,没去成这个“新文化论坛”也许对了,人家把你当成思想纳粹讨之诛之,“司马特勒”如何为“反道德、反伦理、反人类”而辩解?

  余自知才学浅陋,目力有限,故对饱学之士真心钦佩,对乐知善知者,有同命同好之悯,但是,本人并不乏开展批评的勇气,对人如是也,对己亦如是也。对那些恶意为之恶言相向者,譬如***者之流,回手就是一剑,绝不怯阵手软。但眼下的麻烦是,一位年逾古稀的,大家都该尊敬的长者出言不逊,而且宣布的是“新文化论坛”的研究成果。面对这样的长者,敬也不是,避也不是,反唇相讥更不是。试图解释一二,亦恐词不达意。

  幸好,徐老自己关于普世价值有一个定义:“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才是完整的普世价值观”。对此,我先真诚地表个态,这个普世价值观非常之好,好过《南方周末》鼓噪的,好过《南方都市报》炫耀的,好过“天谴论”教授贩卖的,好过范跑跑实践的。对此,我不仅没有不同意见,而且完全拥护举双手赞成。徐老的普世价值观与孔夫子“仁者爱人”之说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将其定义为普世价值应为众望所归。

  其实,稍仔细看看文章就会发现,司马小子并不反对什么普世价值,只反对世界上有人凭强权定义普世价值,反对把普世价值作为大棒谋一国之私,反对用普世价值来妖魔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反对鹦鹉学舌借普世价值消解我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小子所论盖属政治价值层面,基本与个人道德价值层面无涉。徐老人家真真冤枉我也。

  假使我的老父亲没有被文革夺命,活到今天应为八旬老人,“子欲养而父不在”,人生之痛莫过于斯。忆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面对徐先生的批评,晚辈惟取洗耳恭听,只要老人家心里痛快身体健康就一切就好。
 

 


发件人:"价值中国网" <accservice@chinavalue.net>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13 17:48:4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价值中国评论通知]评论: “普世价值”遭到人们反感的原因

新道德经——人类社会道德文明的普世价值

邓耀柏

2008-7-8

一、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再认识:

    凡是稍微学过点社会学或经济管理的人都会记得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他假设每个人内部都存在着以下5种需求层次:

    1、生理需要:包括饥饿、干渴、栖身、性和其他身体需要。2、安全需要:保护自己免受生理和心理伤害的需要。3、社会需要:包括爱、归属、接纳和友谊。4、尊重需要:内部尊重因素(如自尊、自主和成就),外部尊重因素(如地位、认可和关注)。5、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需要:一种追求个人能力极限的内驱动力,包括成长、发挥自己的潜能和自我实现。当任何一种需要基本上得到满足后,下一个需要就成为主导需要;未满足的需要具有激励作用,而已满足的需要会发展到一个新的层次的需要。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成为现代社会心理学和企业激励理论的基础之一。基于直觉的逻辑性往往揭示了真理的存在,可惜的是人们并没有进一步去发掘其更深层次上的人类学价值。

    马斯洛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原动力”的命题,而这种原动力并非只是人类专有。事实上,所有的生物,都天然地具有“趋利避害”的特征;从自然生物界最原始的单细胞生物的基因本能,一直到高级生物的行为方式,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需求层次理论”准确地反映了生物(从低级到高级)的行为本质。

    1、“生理需要”。生存、繁衍是第一层次的需要,是单细胞生物就已具备的特征,也是其他所有生物与生俱来的本能。从这一点上说,“趋利避害”和“发展延续”是生物最基本的原动力。关键词:欲望、本能。

    2、“安全需要”。生存资源与繁衍机会的有限性,是生物个体安全的最大敌人,也是导致竞争的根源。无论是植物争夺阳光的搏杀,还是昆虫求偶的争夺,都体现了“物竞天择”的残酷自然规律。关键词:恐惧、竞争。

    3、“社会需要”。生存竞争的出现,构成了“弱肉强食”的自然界形态。生物个体对于力量的依赖,导致了联盟的出现,因此几乎所有的动物都出现了群体化的特征;越是在食物链的低端,群体化的特征就越是明显。“物以类聚”成为生存的无奈选择。关键词:力量、团队。

    4、“尊重需要”。生物群体的出现,只是对于种族生存能力的改善,并不意味着生物个体欲望的消除;在群体的内部,个体之间对于生存资源与繁衍机会的争夺依然存在,这就导致了群体内部各社会阶层(阶级)的形成。个体力量的角逐,决定了群体领导权和资源控制权的归属,这就是强权政治的开始。
关键词:权力、阶级。

    5、“自我实现需要”。在群体内部争斗中的获胜者,拥有了集体的力量;为了保障种群的生存和自身地位的安全,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即消除各种外部威胁),就成为群体的统治者必须组织其群体力量去完成的使命。另一方面,群体内的被统治者也会基于自身利益和地位扩张的要求,而向统治者发起挑战。群体的生存与延续需求(欲望),如同个体的生存与繁衍需求(欲望)一样强烈,只不过在这一阶段,欲望已经升级为贪婪;新一轮更大规模的生存竞争、力量角逐、群体联盟、强权政治又将依次出现。关键词:扩张、霸权。

    人类作为自然界生物种群中的一个大类,拥有与动物世界完全相同的本能需求,并不足为奇。我们无论从人的个体需求发展阶段、还是从人类的社会进化历史来看,都可以发现这五个层次(阶段)的行为特征,而且在演进程序上也完全相同。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这就是真实的人性,那就大错特错了。准确地说,这只是人性中的一面:人的动物本能;或者可以通俗地称之为:兽性。

    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长,是因为人类还具有智慧。丰富的语言表达能力提供了交流与思考的工具,构造复杂的大脑拥有的记忆和反思能力,使人类能够聪明地积累知识、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预见和化解各种风险和矛盾,思考和构建种族、社会的未来愿景。因此,人学会了种植、养殖、畜牧,减轻了对于渔猎、掠食等动物式谋生手段的依赖;学会了交换、互助,减少了同类相残事件的发生概率;学会了协商、调和与建立规则,减弱了权利争斗的危害程度;创造了道德、教育、法律等人类文明体系,保障了生存智慧的传承与人类社会的延续发展。这是人之异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超越于动物本能之上的理性智慧,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性。由于人性的出现,混沌的世界才有了希望之光,才有了今天成为地球主宰的人类社会。

二、人类社会道德文明的再思考

    人性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人类学会了思考、交流,掌握了高瞻远瞩的能力,就能够意识到兽性行为(动物本能)的种种弊端,及其给种群社会带来的长远危害,从而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例如:

    ——当人在恃强凌弱的时候,意识到自己有一天也会伤病衰老,将心比心,就明白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理;

    ——当人陷于苦难困境、绝望呼救的时候,就会明白“见义勇为”、“救死扶伤”的可贵;

    ——当强权者发现其结局早晚必然是被挑战者打倒、当弱势者不断遭受践踏而意识到反抗才是出路,对于平等、公正和法律的期待,就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契约;

    ——当社会充满了抢劫、杀戮的时候,人们意识到危险随时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就不得不设法消除这种危险,倡导“和平共处”、反对战争和暴力;

    ——当世界上出现单极霸权、武力讹诈、经济掠夺、贫富分化加剧、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日益威胁到社会的安定、人类的家园,“和谐”发展的社会理想就会在有识之士的心中形成共鸣。

    类此种种基于生存和安全的远见性思考和换位思考,形成了人类社会特有的道德文明体系,这是人类文明形成的基础;而教化、政体、法律,则是人类文明的表现形式。然而,我们也不得不看到,人性(道德文明)的出现只起到了平衡和制约的作用,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消除兽性(动物本能)的一面。人类的动物本能是先天具有的,道德文明是社会约定俗成的,这就决定了人性对兽性的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不可松懈的。

    现代人类的道德文明体系大约形成于2000-5000年前,在不同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中分别萌芽、成型,各有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形式,但在核心要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究竟是“人同此心”,还是“神”的统一传授,目前无从查考;但从种种蛛丝马迹来看,似乎也并不能排斥是“造物主的教诲”这一可能性。例如,东西方的宗教(人类有史记载的初始道德文明)和“四大文明古国”均起源于东方(欧亚大陆中部高原山脉的东西两侧,即当今所谓的中东和远东),而据当代一些学者的观点,这里曾是外星文明或史前高级文明的中心;中华民族视道德文明体系为“天道”,西方把“摩西十诫”直接称为“神谕”;中华文明拥有当代科学尚未企及的周易理论、经络气功等文化瑰宝,西方的耶稣、先知们似乎也具备预测未来和气功治病的“神迹”能力,类此等等。

    不过,这些并不是本文所要探究的主题。我们只是从当代道德文明的东西方两大流派的内涵中,找到了堪称为“普世价值”的共同之处;由于西方的道德文明主要经由各种宗教派别的教义传播,而各种教派又是互有侧重、彼此攻扞、各不相让,其体系化已经遭到严重破坏,所以我们不得不立足于保留得最完整、影响力最为深远的中华道德文明来加以系统地阐述。

三、人类道德文明的普世原则

    人类道德文明的核心,分别包含在五个汉字内,即:仁、义、礼、智、信。

    1、仁:仁字包括四层含义,即敬心、善心、爱心、恕心(古称仁敬、仁善、仁爱、仁恕)。

(1)敬心,就是敬畏之心,对天道(真理或神明)、对大自然要心怀崇敬,不可轻亵;
(2)善心,就是良心、同情心,对于世间万物要本着善良的心态来对待,不可盟生恶念;
(3)爱心,就是自爱、爱人,同是红尘难民,应当相亲相爱、互相扶持、同舟共济;
(4)恕心,就是要学会宽容、忍让,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仁的主张,是基于对生命的爱护,基于对人类的生存、繁衍、安全等基本需求(马斯洛的第一、二层)的理解和尊重,是针对个人修养(世界观)的要求。

    2、义:义字是针对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是基于人的社会需要(马斯洛的第三层)而建立起来的共同价值观念,包括爱、归属、接纳和友谊。义的涵义非常广泛,核心的价值观念包括孝(父母、祖先)、悌(同胞手足)、伦理(家庭、家族、亲戚)、乡情(爱家乡)、忠义(爱祖国)、公道(维护道德)、侠义(弘扬社会正义)、同道知己(友谊、情义)等等。义的基本要领就是“推己及人”,由近而远,将仁爱之心贯彻、传播、推广到整个人类社会。

    3、礼:礼字是为实现社会结构的合理性、稳定性而建立的道德文明规范,是基于人的尊重需要(马斯洛的第四层),将内部尊重因素(如自尊、自主和成就)、外部尊重因素(如地位、认可和关注)等需求进行平衡满足、合理分配而形成的制度化规范。礼的内涵主要包括制度、本份、责任、法律、礼仪等社会性要求,具体可分为四个方面:

    (1)礼教:就是思想教育。让社会群体中不同地位、不同身份的人,都能明确自己在群体组织中所处的位置、所担负的责任、所应尽的本份,从而得以各司其职、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2)礼制:就是政治体制。体制的建立应当符合该社会群体组织的使命和功能要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内外环境下,应有针对性的设计,不可盲目效仿。

    (3)礼法:就是法律法规。法律法规是社会发展前进道路上的红绿灯,必须明确、完整、有效。对于危害、破坏社会群体公共利益的行为,需要用法制手段加以制约和惩戒;而对于大众行为规范的约束力,也须通过法治形式(而非政治手段)予以体现。换言之,执行部门与监督部门,决不可合并、混淆。

    (4)礼仪:就是文明礼貌。社会道德文明规范的教育,效果之优劣直接反映在礼仪方面,“礼貌”的字面含义就是“礼(文明)的外部特征”。

    4、智:智字在古代中国一向以“力”的对应面出现(如刘邦说“吾宁斗智不斗力”),而在人类道德文明的范畴中,也主要是对应于人的那种追求个人能力极限的内驱动力(包括成长、发挥自己的潜能和“自我实现需要”,即马斯洛的第五层)而言,以智慧的力量来征服自我,达到调适扩张心理、抑制霸权要求的目的。智是人类迥异于动物的生存技能。在自然界里,人没有尖牙利爪,但却终于占据了食物链的最高端地位(反而受制于细菌类的最低等生物,这也是自然生物圈特有的奇异轮回现象),就是因为人类具有掌握工具的智能、有社会协作的资源、有善于思考的头脑。

    智慧来源于知识(学)、经验(术)、才华(思)、是非判断能力(辨)四个方面:

(1)学,知识的积累,使人类得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攀登未知的领域;
(2)术,经验的提炼,使人类得以不断提升科技的水平、完善生存的技能;
(3)思,才华的培养,使人类得以探究自然、社会的奥秘与规律,创造更多更好的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4)辨,是非的判断能力,使人类得以具备远见卓识,对于危害社会和破坏自然的行为有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能力,确保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平衡、可持续发展。

    智慧的拥有,使人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欲望、贪念、恐惧、愤怒等等“‘力’的黑暗面”(美国影片《星球大战》中的哲人语录),从而获得比征服世界更难的“征服自己”的大智慧、大勇力。

     5、信:信字在传统儒家思想中,经常与“诚”字、“勇”字联系在一起,表明了信、诚、勇这三者的密切关联性。在人类的动物本能中,并不包含与此对应的需求,因此它是人性所特有的品质,也是人不致沦为行尸走肉、酒囊饭袋的根本保证。

(1)信,就是信仰,就是为理想而奋斗的坚定信念;
(2)诚,就是诚信,就是忠实于自己的信仰和原则,言行一致、正直坦荡;
(3)勇,就是执信,就是行动力,就是为信仰和理想排除万难、义无反顾的勇气。

    俗话说“知易行难”,正因为如此,忠于信仰的力量才尤为难能可贵。中国老一辈的革命家正是以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和理想(信),以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诚)、以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勇),把积弱的旧中国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压迫下解放出来,实现了中华民族崛起的第一阶段胜利;之后,又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信念驱动下,突破帝修反的围堵封锁,以两弹一星的成功和国民工业体系的建立,迫使美英等西方列强由对抗转为对话,奠定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强势地位,实现了中华民族崛起的第二阶段目标。

    以上关于“仁义礼智信”五大要旨的阐述分析,是对以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为代表的人类普世道德文明体系的概要介绍。有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上述五大要旨的内涵,在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世界各大宗教中都有类似的道德主张,除了神明崇拜部分有所差异以外,各种教义可谓殊途同归,从而进一步证实,上述要旨代表了人类社会道德文明普世原则的说法,是完全正确、于理有据的。

    作为信仰体系来说,中华民族的先哲圣贤以其睿智、洞察、练达的智慧,为中华儿女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卓越的哲学思想;而在神明崇拜的问题上,中华文明更是超脱了西方宗教教会对于神明膜拜的派系纷争与功利局限,以天为尊、以人为本,师法天道(自然规律),以“替天行道”、造福“社稷”(人类社会)为己任,从而更加符合和顺应当代社会“以人为本”、“民主自由”(不再沦为神权的奴仆)的历史潮流。

四、道德文明与动物本能的辩证法

     在对照分析和比较了人的动物本能(兽性)和道德文明(人性)两者的区别和冲突之后,或许有的年轻读者已经着急地将之视为“恶”与“善”的不共戴天的对立了。如果是这样,我们将误走上“清教徒”式灭绝人欲的极“左”道路。当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导致了“非黑既白”的阶级斗争狭隘立场。

    社会是多元的,人的行为方式是复杂的;人的动物本能与道德文明之间,并非只有“是”与“非”的二元性。如果把“利己”(满足自己的需求)作为动物本能的特征,把“利人”(有利人类社会)视为道德文明的要求,那至少将有四种组合:损人损己(大恶)、损人利己(有恶)、利人损己(有善)、利人利己(大善)。而如果将“先”与“后”的要素加入进去,那就构成了八种组合:先损人后损己、后损人先损己、先损人后利己、后损人先利己、先利人后损己、后利人先损己、先利人后利己、后利人先利己。而如果再引进“多”、“少”、“有”、“无”等其他元素(可能性),那就更让人头晕了。

     我们用中华传统文化瑰宝《易经》的理论来比喻: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化生万物。按照道家学说,人体是一个小周天,浑然一体;那么,兽性与人性好比是阴阳两仪,其行为组合如同四象(太阴、太阳、少阴、少阳),如果再考虑到变化因素,那就成为乾坤八卦了。
从哲学意义上讲,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是互相依存的、会互相消长的、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我们知道,人是必须要解决生理需求的,这是本能、但不是恶,人完全可以在对他人无害的情况下享受自己的美餐,非但不必有道德良心的谴责、还会因美食而滋生愉悦满足的精神享受,这就是阴阳平衡的状态;而如果他是夺走了穷人口中的救命粮,那就是罪恶、就形成了阴盛阳衰的消长不平衡状态;不平衡将会导致反向动力的作用,例如良心的折磨使之忏悔补过、或是法制力量介入将其打入牢狱、或者是穷人的反抗使之身败名裂,于是转为正气抬头、恢复到阴阳平衡的局面。而若正气抬头的结果导致了压制人欲的极端态势(阳盛阴衰),那也必将出现逆向的思想解放运动。

    再例如,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强权国家,但其内部依然有着正义的力量、道德的约束和理智的声音;中华民族历来最注重道德文明的教化,但同样会有范跑跑之类不忠不孝的无耻之徒出来献丑。而在一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美国当权者也会意识到霸权主义对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或被国际政治的多极化趋势遏制住其单边主义的行径;范跑跑之流也可能在社会道德的感召下以知耻近乎勇的觉悟而迷途知返,或者继续自绝于道德文明而饱尝恶果。与此相仿的,运动与静止、文明与野蛮、和平与战争、和谐与霸权,都具有相互依存、相互消长、相互转化的特性。

    中国古代先贤早已发现了“刚不可久、柔不可守”的道理。道德文明的力量是柔性的,动物本能的力量是刚性的;霸权力量有可能得逞于一时,但终将在全世界道德文明“普世价值”的压力围剿下,在内外交困中走向没落。然而,当道德文明成为刚性强劲的主流文化以后,人的动物本能也会以柔性的渗透侵入社会组织及成员的肌体,再度滋生出损公肥私、见利忘义的种种劣迹。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辈当上下以求索。

 

什么是中华民族精神,它来自哪里?

----世界上是没有普世价值的!

田辰山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举国上下大规模的抗震救灾在电视台和媒体报出了无数令人感动的故事。中国领导人、政府、军队、志愿援助人员、严重受地震损害的四川人(包括老师和儿童)的表现都很令人钦佩。使得历来只倾向报道中国负面消息的西方媒体也出现了较为肯定的报道。中国表现的到底是一种什么精神?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国这种抗震救灾的英雄精神到底来自哪里?这是很值得认识清楚的,是个从根本上树立中国人自信心的问题。

    中国人现在把它叫做“以人为本”,叫做“人性化”。有些人还说这是国际接轨而来的“普世价值”。似乎中国人在过去是不讲“人性”的,是没有“尊重生命”传统的,而只是与国际接轨之后,才学会的。这是不对的。我认为,中国人在抗震救灾中表现的精神是一直延续在自己传统中的精神,是一种特有的中国精神,是中国两千年文明经久不衰的精神。温总理“多难兴邦”说法,是中国历史的写照,也是中国互系性哲学思想方法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中国人是在困难之中站起来的,这是中国精神,也是中国人的经历。这是针对整个民族的精神来说的,这正是西方传统中所不突出的。

    西方传统,尤其是现代自由主义传统,突出的是自私和邪恶的人性观念。这与中国人所看到的人性的美与善,是明显不同的。这明显不是从西方来的。所谓现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以人性恶作为基本设想所建立起来的制度。这一点是与中国人对政府和政治的观念存在根本区别的。所以,中国人的精神是中国特有的,是自己传统的。西方的所谓“尊重生命”,是尊重单个个人的生命,是把“人”想成是一己的、单个的,不是中国人的把“人”想成是互相联系不分的,是“大家”、是“民”、是“群众”。尊重一己个人生命,尊重单个个人生命,在逻辑上是不能直接产生、也不能在现时中实现尊重每一个人生命的。中国是把个人生命看成是与群体相联系的,不像西方个人与群体是对立的。所以,所谓“尊重生命”在西方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自由主义,个人把“我”这个一己看成是绝对的,是生命的完全意义,完全以一己为中心,一切围绕自己转,以自己为终极目的是天经地义的。中国则总是把个人看成是离不开与他人和群体、社会的联系的。这是中国传统固有的思维。而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就是依赖这种世界观和认识,具有了自己的精神,是在这种精神之下获得自己民族的延续和在任何困难面前站立着的。

    世界上是没有普世价值的。所谓没有普世价值,就是没有绝对不变的价值,没有抽象的价值。任何价值都是具体的、是根据不同时间、地点、情势而不同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普世价值是什么,是金钱、是个人财富、是个人幸福、是个人自由、是个人权利的核心、是保护这些的权力政治、是西方概念的“democracy”,是西方概念的“法制”。这些都是绝对价值,是不变的价值,是抽象的价值,是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但在现实中,这些都不是绝对的、都是不抽象的、都不是普世的价值,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以互不联系的单个个人为假设基础上的。在直接逻辑上和现实社会中,都不导致所有个人的金钱、幸福、自由、权利和保护所有人的权力政治(或“democracy”)和法制。而是,即便是一些个人的这些价值的实现,也是在竞争当中去实现的,而正是竞争是根本不会实现普世价值的机制。也即是说,竞争是以产生不平等为前提的,是以非绝对价值的存在为前提的。在这点上,正是与中国精神相逆反的。恰恰是中国传统历来不推崇竞争,而是提倡合作与友好竞赛精神,是产生普遍价值(注意不是普世)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正是如此,才有大地震中国表现出的这种独特的精神。

    为什么中国领导人、政府、军队、志愿援助人员、严重受地震损害的四川人(包括老师和儿童)和全国人民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的表现?为什么西方报纸有对中国军队的表示惊讶?这就是中国传统所延续到当今获得迸发的精神。这个精神的来源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对人的认识,也即,把人不看成是互不联系的单个个人,而是感同身受。感同身受就是把人看成是互相联系的而呈现的一种心理状态。如果把人看成是一己个人的,互无关系的,就不会有感同身受。感同身受是自由主义对人的认识产生不出来的心理状态和情感。它只讲个人感受,只局限于一己,当中是没有感受他人的逻辑的。相反,它在认识上和心理上,必然导致二元对立。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政府与人民的关系。

    中国人把人看成是互相联系的,个人与群体不是对立的,看到的是人性的善和美,正是这些使得中国人所理解的“普世价值”,不是西方那个普世价值。因为西方普世价值是建立在人是互不联系的、人性是恶的,个人与群体是对立的,一己是终极目的的认识和心理状态上的价值,是由于这种情况,那种认为中国人是由于国际接轨学到了西方普世价值的说法是不对的。这是对普世价值的不了解,只是出于对西方概念的一种盲目崇拜。正是由于这样的差别,才有了人们所熟知的在中国和在西方,有截然不同的政府和人民关系的认识。在西方,政府与人民永远是一对冤家,永远是对立的,个人对政府永远不能信任,永远怀有戒心,因为政府中的人也是个人,也是人性恶的,永远是在为自己权力追求的,任何政府中的个人必然是对其他个人造成威胁的。这就是众多二元对立思维的一种。而中国人的认识是,政府和人民(不是个人)之间不是对立而是联系的;人不是没有好人的,政府是可以由好人来行使的,可以有好政府,好政府必须是为人民(不是为个人)利益的,可以是与人民同命运共呼吸的。这在自由主义传统是无法产生出的认识,是无法想象的。所以中国的精神和很多说法,在西方是奇怪的,是不可信的。因此,大地震中的政府和军民精神是中国特有的,是与所谓“普世价值”毫无干系的。

    中国有做人的说法。这种做人的说法,是西方没有的。做人的说法,就是基于人性有两种,一种是伟大、高尚的,一种是渺小、低级的,甚至是卑鄙的、龌鹾的。所谓伟大、高尚的,就是特别注重把个人看成是与群体相联系的,在正当把握上,追求一个更合适的尺度。中国人历来的英雄精神是那种将天人视为合一的,把小我融入大我的认识和行为。而所谓渺小、低级的,甚至是卑鄙的、龌鹾的,也正是在不同程度上的把一己摆在人民之上或社会之上的不适当位置。中国历史上可歌可泣的英雄,都无不是追求一个在特定情势条件下的一个小我与大我的恰如其分的关系,都是把小我的价值体现在与大我的联系之中。这次大地震之中,中国军民之表现的可歌可泣,还是这种体现。它体现在生死的关键时刻,体现在没有过多时间考虑的时刻,所以体现的更是与人性接近的品质,体现的是人性的真实,而不是虚妄的人性,编造的人性。这就是中国传统的特有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的认识和中国的经验,是中华民族作为整体生存和自强的遗产。这种精神,就是古代的民本,就是近现代的革命精神,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为人民服务精神,就是今天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尽管说法不同,都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一脉相承。它基于中华民族特有的世界观,特有的思维方式和特有经验的价值观念。用现在的话讲,这个精神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生命高于一切,就是个人敢于为着弱者、为着大多数人,为着他人敢于牺牲自己的英雄行为。某个知名学者将此指为“愚蠢”,说明他已经不再与中国的精神相认同。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特质,是中华民族久经磨难而不倒,多难而兴邦的坚忍不拔精神。它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力量所在。也可以说,中华民族不是靠以个人第一生存发展下来的,而是靠以抗震救灾这种在生死存亡的现实面前,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人性和精神,而生存自强起来的。

    所谓“普世价值”,西语是“universal value”,是基于一种特有的西方思维,它包含一整套传统架构,一整套诸如“人性恶”、“个人第一”等的假设。中国有区别于西方这种价值,区别于这种架构的一套自己的东西。它是适合于中国自己生存和发展经验而来的。中国的价值是中国自己的一种文化和心理成熟的标志。成熟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互系思维的结果。也就是说,它看到高尚和渺小两种人性,看到如何从渺小走向高尚的过程。中国不把人混同于动物,不混淆人性与动物性的差别。在中国的意义上,不能有一个没有高尚和渺小差别的人和社会。一个没有这种差别的人、社会或民族是个迷失方向的人、社会和民族。只有高尚的人性才堪称人性,才是真正的人性。渺小的人性是伪人性,只是某些人的假设,是某些人的迷信。只有高尚、伟大的人性才是人性的所在,才是人生存的灵魂,才是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打不垮的精神支柱,才是支配巨大物质的力量。这种人性存在于每一个人。地震中表现的美丽人性,众多的是发生在普通人、小人物身上。这种美丽,只在于人对自己的人性开发。而放弃对自己这种人性的开发,摒弃这种真正的人性,制造只有渺小才是人性,则是少数人虚妄概念对多数人的强加。这两种精神差别的根本之处,就在于对人和人、个人与社会是否是互相联系的认识;人是以单个人独立存在还是以联系的人之间形成的共同体而存在,是人以共同体形式的生存、自强,还是依赖某种假设的外来主宰力量。

    新自由主义错就错在把个人利益突出为抽象概念的“人”的终极目的。它在于要把这个假设的概念从市场利润竞争的狭小范畴无限的扩大,扩展成普世价值、绝对价值,强加给任何人,强加给整个社会和整个人类。而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实现的却只是少数所谓强者、成功者对大多数人构成的不平衡权利和权力关系。人们应当弄明白、认清新自由主义这种对社会、对人心、人性的危害和腐蚀。

    当然,人与人是有差别的。对少数信仰自由主义的人怎么办?推崇这种理念造成的危害,已经在我们周围有丛生的现象。然而这种人是必然有的,也即,人和人不一般齐,十个指头不一般齐,怎么办?这就是一种社会运行的操作问题,就是不承认它政治上、社会意识形态上的主导或正统地位;而是要把它控制为在操作层面的适当处理问题。也就是说,把它控制只在适当的市场范畴之内,使它对社会的冲突影响被限制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请读者注意,在这篇文章中,译者将 universal walue 译成“普适价值”,而不是“普世价值”。普适和普世是不一样的,请大家以后慎用”普世价值”这一词。]

民主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有删节)

阿玛蒂亚•森

    1997 年夏天,一家日本的主要报纸请我就二十世纪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事谈谈自己的看法。我发现这是个很少遇到的引人深思的问题,毕竟在过去的百年当中发生了那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欧洲的帝国,特别是在十九世纪中居于支配性地位的英、法帝国,终于没入了历史。我们亲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看到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和衰亡。二十世纪目睹了共产主义的崛起,以及它的没落(如在前苏联阵营)或大幅度的变革(如在中国)。我们也注意到,西方世界的经济支配地位已被一种新的经济格局所取代,在这一新的经济格局中,日本、东亚和东南亚有着更大的影响力。虽然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现在正面临一些金融和经济问题。

    若要在二十世纪里发生的诸多进步当中选择一项最重要的,那么,我会毫无困难地指出,那就是民主的兴盛。到了遥远的将来,当人们回首这个世纪的历程时,他们就会发现,民主制度出现后被广泛地接纳为政府的组成方式,除此之外恐怕没有比这意义更重大的事了。

    我们所了解的民主制度是经过了很长时期才出现的。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有效的统治方式,它逐渐成长直至最终居于支配地位的过程是由一系列历史发展进程所组成的。这些事件包括1215 年英国的大宪章的签署,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以及十九世纪在欧洲和北美选举权的扩大等等。然而,直到二十世纪,民主的理念才被确立为在任何国家都适用的“常规的”政府形式──无论在欧洲、美洲、还是亚洲或非洲皆然。

    关于民主的思想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念,它是崭新的、典范式的二十世纪的产物。当年通过宪章运动强制性地限制英国君主权力的反叛者们,把民主完全视为单纯地为其本地需要服务的理念。相比之下,为美国独立而战的志士们和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者则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他们帮助人类懂得了,必须把民主变成在人类社会里通行的制度。不过,他们在实践中提出的要求之重点,也仍然有相当的地域局限性,实际上限于北大西洋的两岸,而且是以该地区特殊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历史为基础的。

    在整个的十九世纪里,民主思想的理论家们觉得,议论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是否“适合于民主制度”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直到二十世纪,这一看法才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承认,这样提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根本不需要去判定一个国家是否适合于民主制度,相反,每个国家都必然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变成适应民主制度的社会。这一变化的确是个重大的变化,它把民主理念潜在的影响扩展到了历史和文化各不相同、富裕程度千差万别的数十亿人当中。

    也正是在本世纪,人们最终接受了这样的理念,所谓的“成人的普选权”必须包括所有的成年人──不仅仅包括男性,而且也包括女性。今年一月我有幸会见了一位享有盛名的杰出女性、瑞士总统露丝.德雷福斯女士(RuthDreyfuss )。这次会见令我浮想连翩,仅仅在二十五年前,瑞士的妇女还没有选举权呢。我们终于在本世纪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民主的举世普适性就象善行一样,是不应对之加以限制的。

    我不否认,民主价值观的普适性这一诉求受到着各种挑战,这些挑战形式各异,来自不同的方向。实际上,这正是本文要讨论的主题之一。在下文中,我将回顾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诉求,并分析围绕着这一诉求的种种争论。但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有必要明确地把握这样一个概念,即在当今的世界上民主已经成为支配性的信念。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环境中,都有一些占优势的信念,它们似乎被尊为一种普遍性规则,就象在计算机程序中预设(default )的安排一样;除非这些信念提出的要求以某种方式被完全否定了,否则,在一般情况下这些信念往往被视为是正确的。尽管民主制度尚未成为在所有国家都施行的制度,虽然民主的理念也确实还未被所有国家一致接受,但按照世界上通行的一般看法,现在民主政治已被视为大体上是正确的选择。只有那些想抵制民主政治、
以便为非民主制度辩护的人们,还在那里竭力排斥民主的理念。

    当年那些在亚洲或非洲倡导民主的人们曾处于极为艰难的困境当中,这并非年代久远之事。但自从那时以来,历史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在政治问题的理解方面,整个的大气候已经与上个世纪完全不同了。人类社会已经公认,民主制度是普遍适用于各国的,民主的价值观也被视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是思想史上的一场重大革命,也是二十世纪的主要贡献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在我们来讨论为什么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

“印度经验”

    究竟民主制度成效如何呢?虽然没有人真会去质疑民主政治在美国或英国、法国的作用,但是,民主政治在世界上的许多贫穷国家里成效如何,却仍然是个引起争论的问题。在本文中,我不可能详细地检视历史记录,不过,我想指出,民主制度的成效相当不错。

    如果谈到民主政治在贫穷国家里的成效,常常会涉及到印度的例子。当年,英国殖民当局拒绝印度的独立要求时,就处处怀疑印度人管理自己的国家和社会的能力。1947年,当印度独立的时候,这个国家确实处在某种混乱当中。独立后的印度政府毫无政治经验,印度过去各自分治的地区之间尚未融合一体,政治上各种力量的分野模糊不清,同时还广泛存在着社区性暴力事件和社会失序。那时,对印度未来是否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国家,还真缺乏信心。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印度的民主政治历经甘苦,已卓有成效地奠定了巩固的基础。在这段时间里,政治上出现的分歧大体上都按照宪法的准则来处理,并且坚持根据选举结果和国会的规则来组织历届政府。虽然当年印度这个国家是由各个差异极大的地区勉勉强强地仓促组合而成的,但它不但存活了下来,而且,作为一个建立在民主制度基础上的政治体,运转得相当良好。确实,印度的各个部份正是通过有效的民主政治体制而结为一体的。

    印度的各邦操各种不同的语言、有着多样化的宗教,在国家的发展中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也构成了对印度的生存的巨大挑战。当然,由于宗教和社区间的差异,印度的政治具有某种特殊的脆弱性,这往往会被宗派政治家所利用,而他们也确实数次这样做过(包括在最近的几个月里),由此导致了群众的极大恐惧。不过,当宗派性暴力活动乘机兴风作浪时,全国各界都会一致谴责这样的暴力活动,从而最终维护着民主制度的基石,以反对狭隘的派系摩擦。印度不仅是居于多数地位的印度教的故乡,也是世界上第三大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口之家乡,还拥有数百万的基督教徒和佛教徒,世界上大多数的锡克教徒、印度祆教和耆那教徒也都住在印度。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差异极大的国家的生存和繁荣来说,这样的社会共识当然是至关重要的。

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即不民主的体制能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这种想法有时被称为“李氏假设”,因为新加坡的领导人、前总统李光耀是它的鼓吹者。确实,有一些实行威权体制的国家(如韩国、李光耀自己的新加坡以及改革后的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高于许多非威权体制的国家(包括印度、牙买加和哥斯达黎加),从这个意义来讲,李光耀当然是对的。然而,这个“李氏假设”是以零星的经验观察为基础的,是根据高度选择性的、有限的信息归纳出来的,它并未经过任何以现有的大范围数据为基础的一般性统计检验。要证明威权体制和经济高增长的关系具有普遍性意义,就不能用高度选择性的资料去论证。例如,博茨瓦纳是非洲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也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之一,它几十年来一直是非洲大陆上的一块民主制度的“沙漠绿洲”;如果要把新加坡或中国的高经济增长当做威权主义体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做得更好的“确凿证据”,那我们就不能回避从博茨瓦纳之例中得出的相反结论。我们需要做更系统的经验研究,以便从中分辨出支持和反驳“李氏假设”的证据。

    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普遍性证据能证明,威权主义的统治和对政治及公民权利的压制真的对经济发展有益处。从普遍的统计资料中不可能归纳出这样的结论。系统性的经验研究的结果从未真正支持过这样的观点,即在政治权利和经济表现之间存在着普遍性的冲突。究竟政治权利对经济表现的影响为何,似乎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的作用;某些统计调查发现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微弱的负相关,而另外一些统计研究却发现两者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如果把所有的比较研究的结果放在一起,关于经济增长与民主之间没有明显的彼此影响的假设还是相当有说服力的。

    这个问题也涉及到经济研究方法的一个基本要点。我们不仅应当从统计上看相关程度之大小,还应当考察和分析关系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因果性过程。现在,学者们已经对导致东亚地区各国经济成功的经济政策和环境因素有相当多的了解。目前学者们已经就一份对经济发展“有助的政策”清单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在这个政策清单上有开放竞争、利用国际市场、由公共部门对投资和出口提供激励、高识字率和中小学入学率、成功的土地改革以及其他促进广泛参与经济扩张活动的社会条件等。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假设,这些政策中的任何一项会与更广泛的民主制度不一致、而只能由象在韩国、新加坡或中国那样的威权体制来强力支撑。实际上,有一项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要形成更快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是一个更宽松的经济气氛,而不是一个更严酷的政治体制。

    要完成这一研究,就必须超越狭隘的关于经济增长的观察,而应更宽泛地分析经济发展需要些什么,包括经济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需要。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就要一方面看政治与公民权利,另一方面看主要经济灾难的预防,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1958 年至1961 年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 年至1961 年间差不多饿死了三千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去。在世界上此刻正发生的两场大饥馑中,一场在北朝鲜,另一场在苏丹,可以说,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

    饥馑经常看上去与自然灾害有关,而新闻记者也常常把饥馑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自然灾害:在失败了的大跃进期间中国出现了洪水灾害,在埃塞俄比亚有旱灾,而在北朝鲜则是谷物歉收。然而,许多同样遭受到类似自然灾害的国家,甚至其灾情更重,却能有效地避免饥馑的发生。因为,对选民负责的政府必须积极地采取措施以帮助人民、减轻饥饿的威胁。政府可以通过创造收入(例如,通过就业计划等)、让潜在的受饥馑威胁的受害者获取食物,从而使穷人免于饿死。即使是在那些最穷的民主国家里,万一遇到了严重的旱灾、水灾或其他自然灾害(如印度在1973 年,或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在八十年代前期),政府也能让人民得到食物而从未出现过饥馑。

    如果采取认真的努力,要避免饥馑其实是很容易的。一个民主政府由于必须面对选举和反对党及独立的报纸的批评,所以除了积极努力地避免饥馑以外别无选择。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直到独立之时都饥馑不断(最后的一次饥馑发生在1943 年,是印度独立前四年的事);然而,自从印度建立了多党民主政治和实现了新闻自由之后,饥馑就突然消失了,这样的结果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避免饥馑实际上只不过是民主政治可以解决的诸多问题之一。一般而言,政治和公民权利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它有助于防止出现经济和社会性灾难。如果一个国家诸事顺利、一切都走上了轨道,人们或许不会特别注意到民主的这种工具性作用。但当形势因种种原因变坏时,民主政治所提供的政治激励机制就显现出巨大的现实意义。

    许多经济技术官僚主张使用由市场经济提供的经济激励机制,但却忽视由民主政治所保证的政治激励机制,这意味着实行一种极不平衡的制度基础。当一个国家运气不错、未经历严重的灾难、一切顺利时,民主政治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性功能可能未必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当经济或其他环境发生变化,或者发生政策失误而未予纠正时,由此会产生不安全的危险,这时哪怕一个国家看上去十分正常,其中也可能潜伏着这类危险。

    最近东亚和东南亚发生的问题就是实行不民主的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惩罚,这在两个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首先,在这一地区的某些国家(包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里,金融危机的发展与商业上缺乏透明度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金融运作方面缺乏由公众参与的监督。没有有效的民主制度下的舆论监督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核心原因。其次,一旦这场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全面衰退时,在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里,民主制度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性功能方面的真空就显得极为突出了,这与民主国家可避免饥馑是同样的道理。在印度尼西亚,很多人被这场经济衰退剥夺而生机困难,当权者却根本不理睬他们的诉求。

    这些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都达到了百分之五至十,也许在金融危机中国民生产总值跌落百分之十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若经济收缩的负担不是由全社会分担,而是集中压在承受力最低的失业者或社会上的过剩劳工身上,那么,哪怕经济增长率只下降百分之十,也会使数百万人陷入悲惨境地,甚至夺去人们的生命。在印度尼西亚的情势一帆风顺时,这些社会地位脆弱的人们或许不觉得没有民主会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但在没有民主的社会里他们的声音被压抑住了,而危机来临时所带来的沉重代价就会轻易地压倒他们。在最需要民主政治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性功能发挥作用时,他们才体会到了没有民主政治的悲哀。

民主的各种功能

    以上讨论主要是回应对民主政治的批评,特别是回答了经济中心论者的批评。下面,我将回到与民主政治的批评者的争论,侧重于回答文化差异论。不过,现在我准备先从正面进一步分析民主政治的特点,并说明为什么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

    究竟什么是民主呢? 我们不能把民主等同于多数人的统治。民主政治所提出的要求是多方面的,其中当然包括投票以及尊重选举结果,但民主也要求保护各种自由权利、尊重立法机构、保障言论自由以及发布新闻和公正评论而不受政府检查。如果在选举中不同党派未能得到充分机会表达自己的立场,或者选民没有获得新闻的自由、也无法自由地考虑不同候选人的观点,那么即使有例行的选举,这样的选举也是弊端重重的。民主政治需要一整套机制,它并非一个孤立的、机械的由多数人实行统治之类的原则。

    从这一角度来看,民主政治的优点以及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反映出人类社会中一些独到的德行,这在其充分的实践中得到了体现。事实上,我们可以提出,民主政治从三个方面丰富了民主社会公民的生活。首先,政治自由是人类一般自由的组成部份,而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的幸福生活当中,关键的一个部份就是行使公民和政治权利。政治和社会参与在人类的生存和生活里具有内在的价值。而阻挠人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实际上是对人们的一大剥夺。其次,如上所言,民主具有一种重要的工具性价值,能促使当政者倾听民众所表达出来的要求(包括经济方面的要求)。再次,民主的实践给公民们一个互相学习的机会,从而有助于在社会中形成价值观、并明确各类问题的优先顺序,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即使是“需求”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也需要在公众中展开讨论,需要交换不同的信息、观点和判断。由此可见,民主除了是公民生活中的内在价值、在政治决策中具有工具性价值外,它还具有重要的建设性价值。当我们讲到民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时,必须同时考虑到民主在这三方面的贡献。

    在评估社会和政治问题时,公开对话的范围和效用常常被低估了。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生育率过高的问题,在公众中组织相关讨论可以卓有成效地降低生育率。在印度有大量证据证明,在识字率较高的邦,组织公众讨论高生育率对社区、特别是对青年妇女的生命的不良影响,对这些地区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有明显作用。如果说,在印度的克拉拉邦或塔米尔.那都邦,现在出现了小型家庭是现代社会的幸福家庭这样的观念,这无疑要归功于一系列相关的公众讨论和争辩。克拉拉邦现在的生育率是1.7 (与英国和法国相同,比中国的1.9 还低),实现这一目标完全未使用任何强制性手段,而是主要依靠一种新的价值观的出现──在这一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政治和社会对话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民主价值观的普适性

    民主的诉求之所以有高度的价值,就不仅仅是基于它具有某一特殊的优点。民主的优点是多方面的:首先,自由和政治参与在人类生活中具有内在的重要性;其次,民主是一种重要的工具,能产生激励而令政府面向其公民并对他们负责;再次,在形成价值观念以及形成民众对需求、权利和责任的理解的过程中,民主具有建设性的作用。根据这一判断,现在我们可以提出本文欲表达的核心问题,即为什么说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

    有一种看法认为,并非人人都认同民主的绝对重要性。在有些人看来,这种缺乏共识的现象就充分证明,民主的价值观并不具普适性。到底什么是具普适性的价值呢?若有一种价值被视为有普适性,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人人都得对此价值表示赞同呢?如果确实必得如此,则世界上恐怕就没有什么具普适性的价值了。我认为,如果某些理念具有普适性意义,那并不需要所有的人都一致赞同,所谓的价值的普适性,其实就是指任何地方的人都有理由视之为有价值的理念。当甘地宣扬他的非暴力理念是普适价值时,他并不认为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已按此理念行事,而是相信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承认这一理念是有价值的。同样地,当泰戈尔提出“思想自由”是普适价值时,他并没有说人人都接受了这一观念,他的意思是,人人都有足够的理由去接受这一理念,而泰戈尔毕生都在为探求、表述和传播这样的理由而努力。

    民主制度从欧洲和美洲发源,伸展到世界上的许多遥远的角落,在那里人民积极地参与到民主政治当中去并接受了这一制度。不仅如此,一旦某一现存的民主制度被推翻,即使抗议这一政治变化的活动常常遭到粗暴的镇压,广泛的抗议活动也仍然会此起彼伏地出现,许多人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为恢复民主而战。

    有一些人质疑民主的价值普适性,其理由并不是民主未得到所有人的赞同,而是各国的国情不同。他们所讲的不同国情有时是指一些国家的贫穷状态。他们的观点是,穷人感兴趣的和关心的是面包而不是民主。这种时常听得到的说法有两大层面的错误。

    首先,正如以上所言,对穷人来说,民主的保护性作用显得特别重要。当饥荒的受害者面临饥饿的威胁时,这是非常明显的;对那些被金融危机从经济阶梯上甩下来的贫民来说,也是如此。有经济方面需要的人民同样需要在政治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民主并不是一种非得达到普遍富裕后才可享用的奢侈品。

    其次,几乎没有证据能证明,如果穷人有选择的话,他们宁可拒绝民主。有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事例,七十年代中期的印度政府曾试图用同样的观点为它宣布的“紧急状态”(以及对政治和公民权利的压制)辩护,在随后的选举中选民们围绕着这一问题分成了两个阵营。对印度的民主制度来说,这是一场命运攸关的选举,选举中主要的争议就是实施“紧急状态”的问题。结果,虽然印度也许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印度选民们的多数坚定地拒绝了政府压制政治和公民权利的企图,他们挺身抗议政府忽视民众的自由和权利的做法,并未把注意力放在抱怨经济剥夺方面。

    印度的现实完全驳斥了这种穷人不在乎公民和政治权利的说法。若观察韩国、泰国、孟加拉、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以及亚洲其他国家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结论也并无二致。同样地,虽然非洲的许多政府排拒政治自由,一旦条件允许,那里就会出现反对政治压迫的各种运动和抗议活动。关于文化差异问题的争论

    还有一种观点也强调民主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它谈的不是经济条件,而是文化上的差异,或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谓的“亚洲价值观”。这种观点认为,亚洲人传统上高度评价纪律,而不重视自由;所以,与其他国家的人相比,亚洲人不可避免地会对民主制度持更为怀疑的态度。从亚洲文化的历史中,特别是考察印度、中东、伊朗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古典传统,很难找到任何支持这一观点的根据。例如,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印度帝王Ashoka 的铭文中,就可以发现主张容忍多元主义和国家有责任保护少数的最早、最明确的记载。

    当然,亚洲面积广袤,人口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很难就这样一个地区的不同民族下一个一般性的结论。有时,“亚洲价值”的鼓吹者往往会主要把东亚当作这一观点的适用地域。当李光耀说明“西方和东亚在社会和政府的概念上完全不同”时,他解释说,“当我提到东亚时,我指的是韩国、日本、中国、越南……”。

    即便只考虑到东亚地区,这一地区也是千差万别的,不仅在日本、中国、韩国及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而且在每个国家内部也有很多差异。在诠释“亚洲价值”时,学者们往往引用孔子的话,但在这些国家里对文化产生过影响的并不止孔子一人(例如,在日本、中国、韩国,佛教的文化传统既古老且深远,其强大的影响曾绵延达一千五百多年,此外,这些国家还受到了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其他影响)。在所有这些文化传统中,没有哪一种曾一贯如一地鼓吹对秩序的崇尚比对自由的崇尚更重要。孔子本人也并不主张对国家的盲目崇拜。当子路问孔子,“应当如何为君王服务”时,孔子回答说,“告诉君王真话,别管是不是会冒犯他”。(【译者注】《论语.宪问篇》云,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孔子并不反对谨慎从事、讲究策略,但(如果策略上必要的话)却不会姑息一个坏政府。他说:“如果政府的表现良好,就要大胆地说话行事;如果政府的表现不好,要行事勇敢但说话温和。”(【译者注】《论语.宪问篇》云,“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把亚洲价值笼而统之地说成是反对民主和政治权利的,其实经不起严格推敲。

    当然,要在亚洲的传统中找到威权主义式的说法并非难事。但是,在西方的经典文献中也不难发现这样的论述。只要查一下柏拉图(Plato )和阿奎那(Aquinas )的著作就会发现,崇尚纪律并非亚洲国家独有的主张。若仅仅因为亚洲国家的一些著述中强调了纪律和秩序,就否认民主的价值观所可能具有的普适性,就好比仅仅根据柏拉图和阿奎那的著作(姑且不提大量的欧洲中世纪文献曾支持天主教审判异端的宗教法庭),就要否定民主制度是欧洲和美国政府的一种自然形式。

    人们基于当代、特别是中东地区政治摩擦的经验,往往把伊斯兰文化描绘成根本不容忍个人自由、甚至排拒个人自由的一种传统。但是,正象在其他文化传统中一样,伊斯兰文化其实也充满了差异性和多样性。在印度,阿克巴(Akbar )和大多数莫卧尔王朝(Moghul )的其他帝王在理论和实践上所表现出的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宽容就可算是个典范。土耳其的帝王们常常比他们同时代的欧洲帝王们宽容得多。在开罗和巴格达的统治者那里也可以发现大量的例子。十二世纪伟大的犹太学者Maimonides 曾被迫逃离毫无宽容精神的欧洲(那里本是他的出生地),以逃避欧洲对犹太人的迫害,最后在萨拉丁(Saladin )苏丹的庇护下,这个才在宽容礼貌的开罗找到了避风港。

    多样性是世界上多数文化的一个特徵,西方的文明亦非例外。民主的实践之所以能在现代的西方国家赢得胜利,很大程度上是自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所出现的共识之硕果。若把这一进步理解成过去一千年来西方社会追求民主的一项历史使命,然后再把它与非西方社会的传统相比(并笼而统之地看待每个非西方的传统),那将是个极大的错误。

结语:

    我在本文中曾涉猎了不少与民主的价值普适性相关的问题。民主的价值观包括这样一些内容,民主在人类的生活中具有内在的重要性,民主在产生政治激励方面具有工具性作用,民主在形成社会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具有建设性功能。这些非常宝贵的特徵并不受地域的局限,也不会被鼓吹纪律和秩序的主张所抑制。差不多所有的主要文化其内部都具有价值体系的多样性。所以,关于文化上的差异之争论并不能阻止我们、也不能约束我们去选择当今的政治制度。考虑到当代世界赖以生存的民主制度的种种功能性作用,选择这样的政治制度应该是时不我待的。我强调,民主制度的生命力确实非常强盛,绝不是在某些地区偶然出现的个案。民主的价值观之所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其影响力最终来源于民主制度的生命力。这就是关于民主价值的普适性所强调的根本之点。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总69 期,选择周刊 2008 年06 月18 日-总第189 期。  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 ):1933年出生于印度,195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印度、英国和美国的大学任教。1998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对福利经济学几个重大问题做出贡献,包括社会选择理论、对福利和贫穷标准的定义、对匮乏的研究等。)

 

中國文明是墳墓文明

浙江  房向東

2008-5-24

    据香港《明报》报导,现年43岁的伦敦最年轻的民选市长约翰逊曾在他的著作中写道,“中国文化影响近乎零”;他还曾在任职的《每日电讯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对人类没有丝毫贡献”。对于类似约翰逊这样的言论,中国网民的反应无非骂声一片。而我以为约翰逊是一个率真的人,他怎么想就怎么说。也许他还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

    记得鲁迅曾说过大意如此的话:那些说中国好话的外国人,不见得对中国好;那些说中国坏话的外国人,也不见得对中国坏。建国以后这样的事例很多,某些外国为了好处,便说几句中国的好话,有的甚至祇说几句中国政府爱听的话,就可以得到很多中国纳税人的血汗钱。此后如果台湾出更多的钱了,他们又大骂中国了。

文明都从西方来

    古代中国与外界隔绝,不存在交流问题,因而也无所谓贡献。据说中国有“四大发明”,鲁迅说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外国用来做枪炮御敌,中国却用来做鞭炮祭鬼神;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外国用来航海,中国却用来看风水。祭鬼神与看风水,都与坟墓有关。鲁迅还说,外国人用鸦片治病,中国人却用鸦片当饭吃。把鸦片当饭吃,唯一的结果,是早早地进入坟墓。

    近代以来,中国对人类有什么贡献呢?我经常想,中国人天天大骂所谓“全盘西化”,然而,实际上中国人天天在享受“全盘西化”带来的西方文明。如若不信,看看事实。中国人祇会八股文,数理化诸学来自西方;我们坐的汽车、轮船、火车、飞机,骑的自行车,都是西方人的发明;电灯、电话、电报、照相机、手机是西方人的贡献;电影、电视,还有极为深刻地影响我们生活的计算机和网络,还是西方人的发明;我们脚下走的马路,铺的水泥是西方人的发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织布机流水线是西方人的发明(我们有纺车);就是慈禧太后,用的祇是木制马桶,抽水马桶也是西方人的贡献,早在70年代,江青同志甚至从外国进口可以洗屁股的电控马桶;从政治意识形态来说,台湾的三权分立,是克隆了美国的政治体制,社会主义共和国是西方人马克思设计的;从文化层面而言,中国专制文化的本质部分,诸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妇女,莫非王妾”,这绝对影响不了从选票里出政权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中国的古文字,甚至没有标点符号,我们今天用的标点符号,也是来自西方。近代中国,是裹着脚,拖着猪尾巴,抽着鸦片烟,步履蹒跚,骂骂咧咧地踏进了现代门坎。如果说中国对人类有所贡献的话,就是中国大面积的鸦片消费,为英国更快地完成了血腥的原始积累。

    我不隐瞒,我深为赞同约翰逊的观点的。他不过是说出了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已。中国民族是没有理性的民族,我们一边享受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一边一刻不停地咒骂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而那些诸如霍查、波尔布特、齐奥赛斯库、金正日之流,没有给我们任何帮助,要走了无以计数从我们母亲和孩子的牙缝里挤出的大米,却被称为“同志加兄弟”。

从皇宫文明到坟墓文明

    中国文明是什么呢?鲁迅说,中国的史书上歪歪邪邪地写着两个字,那就是“吃人”。“吃人”的中国文化,现在被“美女教授”于丹包装成温情脉脉,这不得不让我想起要吃唐僧肉的白骨精。除了鲁迅说的“吃人”的一面外,我认为,中国文明是坟墓文明。

    坟墓文明的前身应该是皇家文明,或是统治者文明。我们到各历史博物馆看看,博物馆所展示的大多数都是皇家用品。中国的皇帝们,从来就没有把老百姓当回事(可叹的是,我们现在用西方人发明的电视,天天在那里播放历朝历代皇帝老儿的“丰功伟绩”),他们把人世间最好的东西搜括到了皇宫中。皇宫中的一切,除了现在让普通百姓用高价门票得以一睹以外,什么时候走进过百姓的生活?

    皇宫文明的一时“中断”,那就是一个具体的皇帝死了,这时,他还要把皇宫的一切带到地下,于是,这就形成了坟墓文明。我们张开眼睛看看吧,所谓伟大的中华文明,除了像长城一样、像锁链一样曲曲折折的裹脚布以外,有多少不是从坟墓中挖掘出来的?!读者诸君,你祇要在网络上查一查“陪葬”二字,就会有无数的中华文明在你面前大放异彩。活人陪葬的实例不胜枚举,就是到了现代,也还有人效法。活人陪葬太过残忍,祇有中国的统治者才会有如此的作为!

    先说秦陵。秦陵陪葬品的数量到底有多少?司马迁称,“奇器珍怪徙藏满之”。最新考古勘探数据显示,秦陵地宫东西实际长260米,南北实际长160米,总面积4万1600平方米,规模相当于5个现代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地宫就这么大,里面的陪葬品以“藏满之”来推测,数量该是多么惊人!仅秦始皇睡的那具棺椁,“冶铜锢其内,漆涂其外”、“披以珠玉,饰以翡翠”、“棺椁之丽,不可胜原”。目前仅在陵区地宫外发现的文物,已超过10万件。公元前206年,项羽为了报复秦王的横征暴敛,入关后,动用了30万人,“盗掘其陵墓”,忙乎了30天,还没完没了。

    再看干陵。营建时,正值盛唐,国力充盈,所以陵园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富丽,为唐帝王陵墓中最大。不祇干陵的规模宏伟,陵内的陪葬品之丰也堪称帝陵之最。据说,李治陪葬品的价值占大唐一年税赋的三分之一。武则天死后,又有同样多的金银珠宝被她带进了干陵。干陵中陪葬品有卷帙浩繁的文史典籍、精妙绝伦的稀世器皿、令人叹为观止的绫罗绸缎等等,多得数不过来。

    中国大大小小的皇帝将近500位,他们带走了多少人间珍宝、人民血汗?此外,又有多少的诸侯、将相,他们的陪葬品虽不好与皇帝比,但也绝不在少数,陕西出土的大小官僚的坟墓,都有数量颇巨的陪葬品!马王堆的出土文物也不算少,墓主辛追还祇是长沙国丞相利苍之妻!

    在西方,基本上看不到这样的坟墓文明。他们有的祇是教堂文明,不论是帝王还是将相,死了,有的葬在教堂中,有的则葬在公墓中。流沙河写过关于美国战士公墓的文章,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他们的坟墓是一样的。美国还立法,每一个人占有墓地的面积应该是均等的,因为,无论谁,站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有一些人为国家为人民建功立业,那么,就塑一座铜像,耸立在城市,既是民族精神的展现,又是城市的一道艺术景观。再说回民的丧葬,他们甚至不要棺材,真正融入了地母的怀抱。

    从坟墓文明可见,中国的统治者是多么的自私、冷酷,但是,不要忘了,他们还要口口声声地号称爱民如子!他们豢养的宣传家还要进行道德说教,诸如“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样的漂亮话,都是出自他们之口。劣迹斑斑,罪恶累累,还要垄断、霸占道德的制高点。

鲁迅的感慨:中国就是一个大墓场

    最近,一直忙于写《孤岛过客——鲁迅在厦门》。鲁迅是应林语堂之邀来到厦门的。林语堂在《鲁迅》一文中对当时厦大的周边环境是这样描写的:“那地方的四周是中国人的公共坟地……山上遍布土堆和坟坑……乞丐和士兵的尸体腐烂着,而且毫无遮拦地发出臭气,而那知识界的空气呢,比起来也祇好一点。”周边是坟、腐烂,一如知识界的空气。如果说,鲁迅在厦门的海边也是一种旅行的话,那么,他还真是思想的旅行。你看,他有时也去散步,白领们散步,一般是花前月下,鲁迅却在“丛葬中”漫步,甚至还在林语堂描述的坟墓中留影。鲁迅感慨了:“中国全国就是一个大墓场。”鲁迅在坟丛中散步,从而想到了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墓场,想到了中国是死的中国,无声的中国。

    统治者精心经营着自己的欢乐园,还要把这欢乐园带到坟墓中,而他们统治下的国度,路有冻死骨,全民皆哑巴,自然就成了实实在在的如鲁迅所言的“大墓场”。

    社会的主体价值观,从根本上看,都打上了统治者的思想烙印。皇帝如此,中国民间,祇要有了钱,就要大兴厚葬之风,从古至今,这里一个坟墓,那里一个坟墓,大地母亲伤痕累累,统治者倡导的坟墓文明,简直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大坟墓。在这个大坟墓中,祇有权力图腾,因为有了权力,不仅生的时候可以享受一切,死了还可以带走这一切。所以,在中国这个坟墓里,除了权力有价值外,其它一切都没有价值。当代中国,竟还有这样的现象发生,人死了,还要配阴婚,先是用女人的尸体,继而要用鲜活的女人,所以,有了杀女人卖丧家的生意,据说,曾有一时,在有的地方,还相当红火。有的人贩子,把偷来的孩子弄残废了,然后逼他们去行乞,为他们去赚钱,让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早早走上通往坟墓的不归路。这种坟墓文明,这种坟墓文明所滋养的如鬼一样的国民,为世界各民族所仅见!

    (以上是5月10日拟的草稿,过了两天,发生了汶川大地震,从此,再无力写字,更谈不上修改这篇文章了。这10多天,我天天晚上两三点睡觉,守着电视、计算机,看着这一切,这一切的一切!我盯着孩子们的尸首,我看着成了废墟的校园,我看到满是沧桑的祖国母亲淌下一行一行的热泪……细看了,那分明是一行一行的鲜腥的血!我的心在颤栗,我的灵魂在嚎叫:苍天啊!多灾多难的中国啊!——作者)

国家大剧院 = 两万所希望小学

    1933年,四川茂县,也就是距离汶川仅数十公里的地方,曾经发生过里氏7.5级的大地震,当时也有约8000人死亡。这说明,该地区发生7级以上地震是有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该地区的建筑防震标准应当与之相适应。可是,我们看到的事实是,绝大多数的学校都是预制板建筑。预制板建筑在不是地震区的城市,都已经被定为危房。当记者问教育官员这是不是“豆腐渣工程”时,当地教育官员坚称“教学楼是豆腐渣工程的说法根本没有依据”,其辩解理由,并非是指建筑物本身的抗震能力,而看似莫名其妙地说为:“过去因国家拔款建校的标准祇有每平方米400元,而最近几年才调到500元。”“这些年都是国家办教育,建造时考虑的抗震度很底,而这次又是百年难遇的高强度地震。”这番辩解虽然颇为诡谲,倒也不难理解。教育当局之所以不承认“豆腐渣工程”,归根结底,并非是指相关工程本身未必不是科学指标范畴的“豆腐渣”,而是指在相关教育经费不足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建“豆腐渣工程”。

    我看到的另一方面事实是,国家大剧院整个项目共投入资金将近40亿元,分摊后每个座位平均造价70万人民币。有人指出:“建国家大剧院投资的40亿元是个什么概念?有句名言说得好,多建一所学校就是少建一座监狱。20万元可以建一所希望小学,40亿就能建两万所希望小学,一个学校如果招收200名学生,足以使400万贫困学生受到教育。这些人中哪怕祇有1%的人犯罪,全国就会新增4万个罪犯!”我却这样想,远看,我们知道汶川附近曾经发生过大地震,是地震区;近看,我们有过唐山大地震的教训,倘若我们把这40亿元投到汶川,可以想见,多少的花季生命将得以延续!

    国家大剧院的门票该卖多少钱呢?媒体没有介绍,我们不妨做个简单推测。前几年投资5亿元建成的上海大剧院,商业演出票价是100元到800元,国家大剧院投资近40亿元,以投资金额判断,平均门票低于1000元肯定赔钱。我国剧院演出的一大特点是官员和关系户免票,据说组建人员从建院那一天起,就打算由国家补贴。也就是说,这个项目从出娘胎那一天起,就注定要赔钱,而且是填不满的无底洞。农民年均收入不到3000元,绝对进不了国家大剧院的,工人、中产阶级,一般也无力消受。全国诸如国家大剧院之类的项目又有多少!

    别的不说,就说说今年春天争论得沸沸扬扬的所谓“中华文化标志城”吧。山东济宁要建号称“文化副都”的所谓“中华文化标志城”,要“将此项目纳入国家预算”。据说,建设地点选在孔孟故里的济宁市,规划建设区域约300多平方公里。“其总体构思是:集中体现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核心精神理念、核心道德信仰,世代呵护、世代延续、世代传承,具有中华优秀文化标本价值,属于全球华人的东方文化圣城和共有精神家园”,有关官员已经开口,说“300亿肯定不够”,300亿还不够,估计又是一个无底洞。在两会上,有108名政协委员联名反对上这一项目,民间争议中的反对之声也呈压倒性,就在这样的情势下,济宁市长一槌定音,表态“肯定要建”,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另据报导,“中华文化城”的项目已于3月1日起正式启动。

建“中国文化标志城” 是再造新坟

    “中国文化标志城”的种种荒唐和匪夷所思,专家和网民已经把意见阐述得淋漓尽致,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网络上看看,我就不加发挥了。此时,我在想,如果把这300亿以上的鉅款投入到全国校舍的加固、维修当中去,虽属杯水车薪,但肯定要比搞什么“副都”,发扬鲁迅说的“吃人”文化,要有意义、有价值得多。所谓“中国文化标志城”,无非就是再造一座新坟,把那数千年的枯骨重新安葬一番。与其如此,还真不如造一座新坟,把每一个地震遇难者的名字都镌刻在上面。

    “中华文化标志城”会不会又像国家大剧院一样“巍然屹立”在祖国大地上,我们等着瞧吧。学校人群密集,又都是孩子,全世界公认,应该是最坚固的建筑。可是,我们祇见了那么多、那么多的学校倒塌!震区的学校简直就成了坟墓!我还要问,那些还没有发生地震的地方的学校,又比汶川的学校坚固多少?此时,在我的眼里,国家大剧院之类,就像一座座的大坟墓,里面盖着的,是成千上万如花似玉的、被称为是祖国花朵的生命!

    看着学校成为废墟,我们就能看出以国家大剧院粉饰的太平是虚假太平,巨大建筑所象征的崛起是外在崛起;我甚至看出,国家大剧院里面可能掩盖的是废墟、腐败、脆弱和在人民力量面前的恐惧。……

    有了这样的坟墓文明,我理解了鲁迅所言“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度中国人”的含义,我宽容了胡适所言“中国不亡,天理难容”!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文明,据说还要建“副都”复兴这种文明!写到这,我胸口阵阵发痛,中国啊,我生于斯长于斯还将死于斯的中国,我为你热泪盈眶!
 

 

 

发件人:"『祖国网』爱国者的精神家园" <admin@zuguowang.com> 收件人: <admin@zuguowang.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24 10:40:1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奥运期间北京将开放三个公园作为游行示威地点 祖国网 2008.07.23

奥运期间北京将开放三个公园作为游行示威地点

    中新网7月23日电 北京奥运会主新闻中心今天举行“平安奥运之北京奥运会安保工作”新闻发布会。北京奥组委安保部部长刘绍武说,北京已经设置了专门供游行示威人员表达自己意愿的地点。

    刘绍武介绍,设置专门供游行示威人员表达自己意愿地点的公园有丰台区的世界公园、海淀区的紫竹院公园和朝阳区的日坛公园,这些都离市区和赛区比较近。

 

百年中国的思想脑震荡

姚国华

2008-6-24

各位同学,晚上好!

  非常感谢湖湘文化研究会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已经是第四次站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了。这次的宣传效果是最好的,刚开始时,人非常少,值得庆幸的是,后来,人慢慢多了起来。这次,我会在北京不同的高校做一次巡回系列演讲,今天在北大的题目是“百年中国的脑震荡”,话题可能稍微沉重一些,思想性较为深入,但它涉及到我整个思想脉络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话说得情绪化一些,我认为,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的整个思想界,包括那些思想大师们的思考,包括今天学者们的主流思维,都可能存在一个大的思维陷阱。我把这种思维叫做“脑震荡思维”。我将从三个概念入手阐释这种思维的特征。在拙著《文化立国
》与《大学重建》中,我提到了,在当代中国人使用的那些最基本的观念之中,都包含着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思想陷阱。这种陷阱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人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迈进。可能有些概念是最为基本的,是绝大多数人不会怀疑的,它们却恰恰是陷阱。我认为,今天中国的所有问题,都与这些概念
上的陷阱有关系。

  我今天只讲三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封建”。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关于中国历史的描述,如果离开封建一词,可能无法述说了。(笑声)我们把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定位为传统的封建社会。但是,封建一词,说白了,是一个简单的常识性错误。直到前几年,我国一位著名的
思想家李慎之先生,才把这个错误揭露了出来: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使用封建一词时,在99.9%的情况下是错误的。这样一个关键词,究竟错在哪里呢?很简单。封建,在汉语之中,甚至在西方用语中,它都是指“封土地、建诸侯”。秦始皇废除井田制,建立中央集权制度,这个行动就是废除封建制度。也就是说,早在两千多年前,封建制度就灭亡了。但是,我们的教科书,那个我们背不好就考不上高中更不用说考大学的教科书,(笑声)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秦始皇建立了封建制。

  而事实的真相是:秦始皇就消灭了中国的封建制度。这是个历史的简单常识,但是几十年以来,99.9%的中国人在使用封建一词时,从来没有意识到用错了。而且,这不止是一个用词错误的问题,如果是这样,那好办,我们约定俗成,这个词语有了新的含义,用另外的词语代替它的旧含义。问题是,这样一个关键词的用错,背后是思维方式的错误。而一旦陷入这种错误中,我们的思路就没有办法翻身。

  这种错误是哪里来的呢?其实,中央集权制度和封建制度本来是一个对立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从秦始皇时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状况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层面看,都不是封建主义,而更加接近西方的资本主义。如果说,把中国两千多年的制度与西方制度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与其说像西
方的封建社会,不如说像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家想想,在中国,地主的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地主可以雇工,有钱人可以开钱庄等等,这些都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极其接近。而事实上,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从明清开始萌芽,恰恰相反,从秦始皇甚至更早,中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就萌芽了,而中国的工商业也一直非常发达。

  为什么要说两千多年来,我国处于封建社会呢?错误来自于一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中国人被西方人打败了,而我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打败的,我们被打晕了。刚开始,我们是被西方的枪炮打败的,后来,我们被西方的整个体系打败了,中国的文明找不到坐标,看不清方向。十九世纪末,中国的整个文明体系崩溃了,于是开始重新寻找方位的历程。这就好比,一个人被强大的东西撞成了脑震荡,自己不知道方向了,没有时间了,没有空间了,传统的文明体系和坐标系全部垮掉了。这时,中国发现,只能跟着眼前那个还在活动着的强大力量行走,这种状态就是脑震荡。我们看过电影,战争中,有人被炮声震慑后,失去记忆,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这时,怎么办呢?他还有平面的感觉能力,要让他获得思想的坐标,只能让他模仿眼前正常人的活动。这就是脑震荡。

  一百多年前,中国人被西方人全面打败之后,开始相信,整个世界有着一元进化的方向,有着单一进步的套路。西方人在这条路上,走得比中国人快,走到了前进的这种发展程度。而全人类的文明都会沿着这种上升的趋势前进,只不过不同的民族,处于文明上升链条上的不同点上。中国人在这里,西方人在中国人前面,而比我们更落后的柬埔寨人在中国人的后面,而中国的少数民族鄂伦春在更后面。(笑声)也就是说,不同的民族沿着同一个方向,只不过在方向的不同点上,在往前发展。

  我们知道,二十世纪初期,有一种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力非常之大。胡适之的名字就体现了当时思潮的倾向。适之这个名字,是胡适根据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理念取的。当时,进化论在中国的影响太大了。中国人被打晕了,要找到自身挨打的原因,避免再次挨打,怎么办呢?有一种解释告诉我们,中国人挨打是因为中国落后,要不挨打,怎么办呢?赶快沿着那条道路前进,赶上西方。这种想法,一下子让中国人看到了希望,中国人想往前追。这时,中国人就给自己找到了一种定位,但是,这种定位建立在历史一元化发展的逻辑之上,它相信,每一个民族都会沿着同一个方向进化。这种进化论思想,依据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从那以后,我们就有了这些观念:历史是进步的,时代是前进的,社会是发展的,而且向上的趋势是唯一的方向。

  这种观念,实际上就把西方人走过的道路,看作全人类必然会经历的道路,西方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我们的今天是什么呢?按照这种逻辑,我们的今天当然就是西方人的昨天。西方人的昨天是封建社会,自然而然,两千多年来,中国不发展,就是因为我们处在封建社会。我们说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这不是从经验出发,不是从事实出发,不是从中国的境况出发,而是从一种简单的逻辑出发:西方人的昨天是我们的今天,昨天西方人处于封建社会,那么,我们两千年来也是处于封建社会。人在脑震荡的状况下,完全丧失了记忆,丧失了时空观,丧失了自我坐标,于是,封建,这样一个毫无道理的观念,支配了中国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这种逻辑的背后,又强化了我们相信的那个原因:人类历史沿着同一方向往前发展。当然,今天,稍微有点生物学知识的人都知道,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对达尔文的一种误解。达尔文主义根本不认同生命的进化有一个统一的方向。生物学科学告诉我们,人类进化呈现出一种树状的发展逻辑,根本不
存在说:人是最高级的,类人猿低一级,猩猩再低一级,接下来是猴子,一般的哺乳动物再低一级,依次往前,是爬行动物,小虫子。按照这种逻辑,就会产生出一种可怕的推理:我们今天是人,昨天是类人猿,昨天的昨天是猩猩;猩猩不服气,它说自己今天是猩猩,明天可以进化成猿,后天就变成人了;猴子也不甘示弱,它说不久它的尾巴就会掉,变成猩猩,再往前进步,总有一天会变成人;老鼠也不甘心一辈子做老鼠,将来它也要做动物中的佼佼者,做猴子,最后进化成人;甚至,连一头猪都不甘心任人宰割,有朝一日,它也要变成人。(笑声)稍微有点生物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所讲
的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他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终极的、最高级的进化状态,可是呢,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一般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却告诉我们:人类发展有一个同一的方向,有一个终极的状态。而且,我们知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种发展逻辑,一种完全在斯大林时代杜撰出来的理论,一种根本不是马克思原意的东西,支配了我们今天的思维。封建这个词语上的错误,不在于词语自身的错误,关键在于,词语背后所强化的逻辑:它告诉我们整个人类文明进程有一个单一的坐标系,它以现代西方的标准为标准,说到底,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

  第二个词语,也是我们时常在使用的,而且,不认为它是错误的,这就是“启蒙”。其实,启蒙背 后,也有一种思维的陷阱。如果说,封建一词背后的陷阱,只要经人一点化,大家就能意会的话,那么,启蒙一词背后的陷阱,显得更加隐晦。包括我刚才谈到的李慎之先生,虽然他指出了封建一词的错误,但是,他同时也认为,中国人需要启蒙。

    启蒙一词与封建一词中,有一些极其类似的东西,其陷阱也颇为相似。法国人、英国人观念中的启蒙,与汉语中启蒙一词的意思,非常接近,它们都指:人处在一种阴暗的角落里,要获得光明,走向文明,由愚昧走向开化,这就叫做启蒙。这好比一座房子,黑漆漆的,我们把窗户打开,让光线照射进来 ,这些光线象征着聪明、才智、文明、先进与智慧,它们照耀了我们黑暗的心灵。但是呢,法国人首创启蒙一词时,在他们的意识当中,启蒙所运用的智慧,并不是外面的世界给予他们的,不是外部文明光芒的造化。也许,诸如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会羡慕古老中国的文明之光,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法国文化自身就是黑暗的,要等待东方文明的改造。待会儿,后面我会细致分析。

  十八世纪,法国许多搞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都认同中国是文明之国,东方人太了不起。伏尔泰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当我们欧洲人还在亚平宁的森林里游荡的时候,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东方的文明古国已经进化到不可想象的程度。中国皇帝把辽阔的东方,统治得井井有条。中国像一个家庭那样和谐有序、充满仁爱,自由、平等、博爱的故乡就在中国皇帝那里。皇帝对待他的臣民,就像父亲对待儿子那样仁慈。在法国许多启蒙思想家的观念中,启蒙的源头是东方的光明,中国人的光明照耀了西方。但实际上,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年法国人启蒙的时候,当英国人、美国人和德国人也都向往中国的时候,他们的向往与我们今天对西方的向往,期盼着由西方文明启蒙中国,是有根本不同的。不同在哪里呢?欧洲人当年向往的东方,是一个难以企及的东方,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所以,他们的东方,很大程度上,是自己脑中构想的东方,是自己想象的东方,而不是真实的东方。由于实际的东方,离他们太遥远了,所以,他们只能发挥自己的思想,杜撰一个东方。这就好比你在一瞬间看上一位美貌的姑娘,此后你却没法见到她,却经常回想她,甚至在梦中见到她,但是,你心中的她,与真实的她相差越来越大了。正因为有距离,你的想象才能自由,你才能让自身充满主观能动性,这样一来,你期盼的偶像,与真实存在的她,是两回事情。

  回到启蒙问题的探讨上,西方人崇尚东方,以为是在用中国文明改造西方文化时,实际上,他们是自己在改造自己。那也就是说,真实的启蒙运动,不是西方人借助外面的光芒来照耀自身,而恰恰相反,他们是在自我觉醒。在其他的讲座场合,我曾经谈到过,西方文化的源头,更多的是,古希腊的哲学、犹太人的信仰、基督教的文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都是西方人的一种自然状态的萌发。西方人真实的启蒙,并不是用外面的光明来照射他们,而是用自己的光芒照耀自己,用自己内心智慧的觉醒来改变自己。

  可见,启蒙一词的原义,并不是我们表面所理解的那样。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照德语中启蒙一词的含义。它与英语、法语、汉语中启蒙的意思不一样。在德语中,启蒙指的是自我成长发育和自我进步的过程。这可谓是更加真切地表达了启蒙的本义。但是呢,当今,大多数中国人理解的启蒙是:中国人的现状是蒙昧的,急切需要用外面的光芒在改造自己。说穿了,如今很多知识分子鼓吹的启蒙,就是要以西方的先进思想来改造中国人。这种启蒙,是一厢情愿的倾向,是将所谓先进的思想灌输我们的大脑,让我们走向光明,这种启蒙,与西方原创的启蒙完全是两码事。在这种情况下,人变成了所谓的光明的奴隶,受它支配,人在所谓的光明面前,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被改造的对象。这种启蒙的指导思想,可能恰恰造成了今天中国的许多被动、挨打和平庸。中国人越来越缺乏创造力,越来越丧失个性,越来越没有了主动能力,越来越将自身活力崩溃。“启蒙”观念上的陷阱,可能是根源之一。

  好,我继续讲第三个词语,“现代化”。恐怕,更是极少有人怀疑,现代化一词背后,也有一个陷阱。不过,这个词语背后的陷阱,是很明显的。稍微有些汉语语感的同学,都应该知道,什么叫“化” 呢?它指的是不是某种东西,却要变成某种东西。那么,现代化就意味着,中国人如今并不现代,中国还处在古代,在座的各位,2004年4月4日的这群北大学子,不是现代人,是古代人。(笑声)现在的中国人不算是现代人,只能算是古代人,古老的中国人要走向现代化,这就存在着一个时间上的混乱。我 们所说的“现代化”概念,与所说的“封建”一词,它们依赖的时空观是一致的。即二者认为,美国人
、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处于的现在才能算作现在,他们有权说:我处于现代,而中国人的现代,只相当于他们的古代。这种思维,导致我们中国人不得不把自己的时间坐标取消。

    引申一下,我认为,二十世纪,人类思想领域内有一个极其具有戏剧性的对比。是什么呢?上个世纪初,也就是1905年,爱因斯坦在自然科学领域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这场革命可以简单概括为:自然科学范畴内时间观念的革命,即打破统一的、绝对的、一元的时间坐标,转化为多元的、每一物质体系都有独立坐标系的时间坐标。这就意味着,时间成为一个相对性的坐标。时间不可能脱离物质体系而存在,不存在一个绝对、唯一的坐标系。爱因斯坦引导了绝对时空观向相对时空观的改变。可是,同样是在二十世纪,在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在社会科学范畴,却有恰恰相反的转化。起初,大部分社会学者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身独立的时间坐标,每一民族有不同的历史纪年方式,如太阴历、格里高里历、黄历等。而逐渐地呢,演化成统一的、一元化的、绝对的时间坐标。

    当二十世纪最后一天到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为此而惋惜;当二十一世纪的太阳第一次升起的时候,全世 界的人们都觉得与众不同。这时,我要发问了,这一天与其他天,真的不一样吗?其实没什么不同的, 只不过是西方纪年法的偶然设置,造成了这一天的特殊。这种时观,使得全世界人民都追逐着同一个时空,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相对时空观完全相反。曾经有个小伙子问爱因斯坦,说他的相对论太抽象太深奥 了,爱因斯坦打了个通俗而有趣的比方:如果你面对一位罗嗦不停、说话含糊不清的老奶奶时,这时, 一分钟好比一个小时;如果你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时,一小时好比一分钟那么短暂。这就是相对。它告诉我们,时间是以每个主体的不同状态来决定的,不同主体之间不存在一个绝对同一的时间观念。可是,二十世纪末期开始,我们却在社会生活领域建构了唯一的时空坐标。这就是“现代化”概念的来源。

  关于这一点,有人说得更加激进一些,比如台湾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授,名叫王小波,我跟他有过一次对话。我谈起了以上三个词语背后的错乱,王教授赞同我的很多观点,不过,对于启蒙一词,他不 同意我的看法。他说,封建一词,是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强加给中国人的;而现代化一词,是美国中央情 报局强加给全世界的。(笑声)这句话,我当时听起来,就觉得很有意思。后来,我查阅了一下,发现 他的说法还真有一些事实根据。当年,共产国际的东方执行部,为了让朝鲜、中国、越南等国家跟着他 走,就说:社会是发展的,是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成 长起来的,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西方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比你高级,而我们苏联,已经超越 了资本主义,到了社会主义阶段,你看着办吧,到底是跟着西方走还是跟着我们走?

  跟着人家走也可以,但是跟着我们走,你就可以跳跃一级。中国一想,既然可以跳一级,我们当然跟着共产国际走呀。(笑声)于是,我们把自身定位为封建社会,在苏联老大哥的带领下,朝着社会主 义的方向迈进。关于现代化这个词语,有这么回事。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有个亚洲基金会,目前仍 然存在,它支助了一次第三世界的大会。大会会场位于韩国的汉城,会议的主题是现代化问题。从这次 会议以后,现代化一词,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广泛认同。亚洲基金会的后台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当 时的意图是在文化上领导世界潮流,怎么领导呢?当年,西班牙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伊比利亚 化;英国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英吉利化;荷兰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尼德兰化;法国人 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法兰西化;德国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德意志化。后来,美国成为世界 上最大的强国,美国人没有太大的底气说,让全世界都美国化。美国的主流虽然是西方文化,但他毕竟 是个大杂烩。所以,他干脆选择了一个表面上具有普遍性的词语,不叫美国化,叫现代化。现代化一词 ,就是这么来的,说穿了,它的背后就是美国化。我们的学者,对于现代化,做了那么多的研究,制造 了那么多的标准,其实都是人为想象出来的,美国人引领世界潮流的基本根基就是现代化。

  以胡适之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们,领先接受了现代化这个词语,再将它跟启蒙一词相结合,于是,中国人在无声间接受、模仿并学习西方人当时的状态,迫切希望与西方接轨。今天,我们没有更多时间 去探讨,现代化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哪些陷阱。简要得说呢,全球化的潮流,是非平等的,非公正的 ,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分,你越是跟着人家走,你越是陷入人家的话语系统的支配之中。

  现代化一词,同样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强调的单一逻辑,基于对达尔文主义的彻底误解。封建、启蒙和现代化三个词语,其使用的误区,都在于,我们中国人在这一百多年以来,都处于时间错乱的状 态。什么叫做时间错乱呢?说得简单一点:我们的历史记忆模糊了,我们没有自己独立的时间坐标了,我们只知道跟着别人走了。这样一种状况,我把它叫做百年中国的思想脑震荡。

  西方哲学界的一个重要人物,康德,他的思想中,有过对人类知识的解析。我们的知识结构是如何构成的呢?康德有一个十分经典的描述。他认为,我们人类的知识,既不简单地都是从经验中而来,也不完全是先验的,而是先验和经验两者结合的产物。纯粹的经验,不可能成为知识;纯粹的先验,同样不可能产生知识。在经验和先验中,康德涉及到对时间和空间的描述。他说,当我们经验性地去感受作为对象的物质世界时,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先验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而这个先验的时空坐标,是知识发生的前提。

  康德进一步认为,原因、结果、可能性这类概念,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它们都是先验的产物。时间和空间,也是一样,物质世界中没有,只存在于每个人的思想中间。说得更明了些,人,才会意识到时间和空间,客观的对象上,是不存在时空的。人的时空坐标,正如笛卡儿的坐标系,加上混沌的经验被纳入,才有了我们的记忆、感觉和印象。将记忆、感觉和印象等,用我们的概念体系进一步加工,才形成了我们的理性知识。康德告诉我们,人类的思想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个人的时空坐标,个人先天的概念模式。当然,二十世纪时,皮亚杰的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康德所谓的个人时空坐标,不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而是在个人的思想孕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尽管这对康德的理论有所修正,但是,它仍然没有否定康德的一个前提:我们人类的知识并不简单只是经验,而是包含着先验的因素,先验的表现之一就在于个人的时空观念。

  中国人的时间、空间概念丧失了,这意味着,我们丧失了独立进行思考的能力。我们只能简单地照搬、套用西方人的概念体系、历史观点和时空坐标。一个彻底丧失了自我时空观念的民族,当然就是一 个彻底脑震荡了的民族。中国这一百多年来,几乎没有真正的思想家。我有另外一个话题,讲犹太人和 中国人的比较,那时,我们会发现,中国和犹太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但是,当中国人面对犹太人 时,有一点是需要我们集体自卑的。那就是,这一百多年来,犹太人在任何一个领域内,都有最杰出的 人物,都有引领潮流的人物,而中国几乎没有一个这样的人,也许除了毛泽东。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 命名的主义、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思想、没有一个中国人研制的科学成果,可以理直气壮地对 全世界说:跟着我来!我是最先进的。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师和思想大师,也只能在 中国的范围内被人们广泛认同,他对于世界潮流来说,几乎没什么影响。也许,在中国人中,引领 过世界潮流,只有昙花一现的毛泽东。

  中国作为如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在世界思想的海洋中却丧失了声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 中国人集体处于一种脑震荡状态之中。中国人的独立思索能力消失了,按照康德的话来讲,中国人不可 能是有思想的。事实上也是这样。今天,每当我们谈到某种重要思想时,都把它看作一种既定的模式, 而不自省式地去剖析它。今天,中国也没有科学了,中国的科学是照搬西方的传统科学知识,我们以为 这种知识就是科学,其实不是。思想不thought,而是thinking。Thought是结果,既定的状态, hinking才是过程,活跃的状态。这个问题深入下去,会引出我的许多思考结果。其中有一点,我认为 ,中国今天的科学完全死亡了。中国许多经济学家们所构想的崛起之路,其实只是头脑不清醒的人的幻 梦。中国许多社会学家和改革者高喊着宪政改革,其实同样是处于脑震荡的状态,根本不 知道自己处在何时何地。(掌声)谢谢大家。

  中国的教育就更惨了。前不久,一位思想非常激进的学者说,中国的教育部,干脆应该取消。因为教育这个词语,本身就是一个陷阱。教育意味着,某个主体高高在上站在那里,把所谓的真理、思想和 知识灌输给大家。这种教育是害人的。真正的教育,应该尊重受教育者,受教育者也是主体,他们自我 成长。而我们的教育呢,似乎是把所谓光明的、先进的、正确的东西,灌输到空白的、愚昧的、无知的 、麻木的头脑中,也就是普遍中国人概念中的启蒙。这种教育无疑是糟糕的。(掌声)上面那位激进的 思想家说,教育部应该改成学习部。活到老,学到老嘛。但是呢,后来发现,中国就没有几个干净的词 语,学习这个词语,更加糟糕,比教育还糟糕。(笑声)为什么呢?学,本来就是效仿的意思,即有一 种现成的结论、模式、楷范摆在面前,我去照搬它、模仿它、运用它,这就是学习。 习,只不过是练习,让你照搬和运用的时候,更为娴熟。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是在这种学 习的观念和行动中延续的。这种学习,造成了中国文明的稳定,也造成了文明的停滞不前,丧失自身的 活力和创造力。中国人几乎只知道学习,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一直学到中学、大学,学到博士, 取得博士后学位,还有学到老,我们却没有想到,这种学习,是有问题的,它的后面蕴藏着巨大的陷阱 ,我们完全成了所谓真理、结论、模式、教科书的奴隶,我们成为被动的客体。一百多年来,这种模式 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不过,我们由学习老祖宗转向学习西方人,我们以跟国际接轨为目标,说到底, 别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种思维模式,把我们与生俱来的创造力、生命冲动、自主性、想象力都 抹煞了。这种状态,造成了今天我们中国所有的死板和平庸。西方人就不学习了吗?他 们也学习。但是,他们既在learn,又在study。Study不等于我们概念中的学习,它指的是,在没有 现成的结论、原理和答案的前提下,去寻找规则、公式、规律等,它更多的是一种探索、研究和发现。

而我们中国人缺少的就是这根弦。如果这种状态不改变,中国谈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在太过荒诞,只有思想处于脑震荡状态的人,才会提起这种不切实际的口号。(掌声)其实,我们中国的学习,是 与另外一件东西,结合在一起的。什么东西呢?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都以为知识是最重要的,其实 还有比知识和结论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的想象。推而广之,这种想象,包含着人的想象力、创造力 、激情、生命冲动、革命精神、主观能动性和永无止境的好奇心,这些恰恰是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东西。 而今天大部分的中国人,忘记了的正是这些,我们的教育,停留在学习知识的阶段上,把人与生俱来的 可贵东西给断送了,而被动接受别人既定下来的文明。

  中国社会里,如今有太多的领域,完全陷入了将别人现存的东西当作楷模的泥坑中。我们经常引以 为豪的某些东西,其实是我们的耻辱,大家有没有想过呢?比如说,我们认为长城伟大,因为据说长城 是人类在太空中可以肉眼看得到的景观。我的著作《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中已经谈到,这种说法是荒唐的。后来,一位读者给我来信,问我为什么能在杨利伟登上太空之前就识别了这种说法的荒谬。 (笑声)原因很简单,这是个常识性的问题。经过简捷的科学探测,我们就会发现真相。但是,为什么 我们要自欺欺人呢?因为我们总是停留在这样一种思维:洋人说我们的某某东西伟大,那就是真正的伟大。洋人的赞扬,才能增添我们的骄傲感。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另外的名胜古迹上。大家知道,西安有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何谓“第八大奇迹”呢?有这么一回事。当年,法国的总理也就是如今的总统希拉克,来中国访问时,中国领导带他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当时,兵马俑刚刚被发掘出来,中国人感到很骄傲,固然要借此机会,向法国人炫耀一下。面对如此壮观的景象,希拉克也被镇住了,崩地一下,他就冒出一句话来:“这真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呀!”但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为什么呀?他的说法,跟两千多年前中国一位使者出使夜郎国时引来夜郎王的说法极为相似。夜郎王问使者从哪里来,问他的国家和夜郎国相比,哪个更大。他可谓狂妄自大透顶了,于是,产生了夜郎自大的成语。我们笑夜郎 王,笑了两千年。假如现在的中国人还是两千年前的中国人的话,中国人就会笑希拉 克,笑上两千年。希拉克说兵马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是用西方人狭隘的眼光在观望世界。在古希 腊时期,一位旅行家在地中海沿岸发现了七处值得观赏的地方,把它们称作“世界七大奇迹”。这七大 迹,如果与文明古老的中国奇迹相比,简直无法起眼。但是,此后,每当西方人发现了另外的什么奇迹时,就随口说一句,这是世界第八大奇迹。站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土地上,面对壮丽奇特的中华遗迹, 希拉克意识到了,他犯了类似于夜郎自大的错误,他马上改口:“哦,不不不,要我看的话,这简直是世界第一。”其实呢,希拉克根本不必改口,因为站在他面前的中国人,是完全丧失了自我时空坐标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这些地方官员们,认为秦始皇兵马俑已经排上“等外级”了,已经很了不起呀。( 掌声)从此,世界第八大奇迹,作为兵马俑的代称,广为流传。西安最显眼的宣传条幅上写着:“欢迎 来到拥有世界第八大奇迹的西安!”这哪里是什么荣耀,这简直是一种耻辱啊!(掌声)还有什么湖北的三峡工程、四川的三星堆等,也都在争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等外级”称誉。

  我们被西方人式的单一坐标套住了头脑,而这种坐标根本不具备任何普适性,我们为什么要拽住它,用它来定位自身和自身的文化财富呢?我们实在是脑震荡有些厉害啊。前面我们谈到过,当年西方人 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以东方文明为楷模,但是,这种楷模地理上离他们太过遥远,几乎是在不可 企业的另一个世界,获取楷模的原型太过困难,于是,他们只能任凭自己的经验想象一种“东方文明” ,这实际上是创造了。比如,《图兰朵》中设想的中国宫廷,与实际的中国宫廷,没有多少关系;《一 千零一夜》中构想的中国,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西方人把中国的四大发明拿过去,运用自己的理 论科学,做了一番彻底的改造,使得它们不再是原来的模样。对于这一点,鲁迅说得更明白:蔡伦发明 了造纸术,中国人用它来烧冥币,西方人却用来搞宗教改革。如此的事例,太多太多。中国的东西,一到西方,就被西方人用创造力变成了另有意义的东西。可是,今天的中国人在接受和模仿西方时,觉得太容易了,太舒服了,太风光了。有谁出国了,生活在洋人的世界里,有谁做了洋人的弟子,他一回国,就会受到众人的瞩目,就有了话语权力,他能与洋人平起平坐,谈笑风生,便自视有水平,有资历。这种思维,其实就是一种脑震荡思维。(掌声)

  再比如说,体育竞赛上,我们用西方人现成的规则,与西方人较量,我们在很多项目的技巧上的确可以超过西方人,我们得到的冠军荣誉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中国人却很难有一种游戏、一种规则、一种玩法,让西方接受,我们只能在西方人既定的游戏规则基础上,在技巧上追逐人家。在其他一些技术方面,我们也能追赶上西方。比如说世贸大厦垮掉了,中国人可以建造很多座世贸大厦,并且超过原有的。但是请问,这是真正的超过吗?不是。我们只能在有形的表象上、在西方人的模式控制中,超过人家,在实质性的理论、原则方面,我们无法超越。从技术上讲,再盖出一座比原先的世贸大厦高一倍的高楼,都是可能的,但是,没有一个美国人还会干这种傻事,因为这种高楼无论从经济价值还是舒适度上讲,都是不划算的。美国那些营造高楼的公司,都搬到哪里了呢?搬到了亚太地区。

  台北有高楼,高雄有高楼,香港有高楼,马兰西亚有高楼,新加坡有高楼,北京有高楼,上海有高楼。而且,大家暗暗较量,要盖成世界名列前茅的高楼。为什么要这样竞争呀?因为我们的独立思维方式彻底崩溃了,而我们想要长大,想要在别人的模式中往前冲,我们只能按照别人的看得见的指标去争
个不休。这种竞争没有任何文化意义,只有数字意义。包括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争GDP,玩数字游戏;许多人拼命追逐,想要打破吉尼斯大全的记录。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囿于传统的思维错误。我们既抹煞了西方文明的灵魂,无法理解其精髓,又看不见自身文明的灵魂,我们只是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后面跑,这
无疑是一种脑震荡的病态。

  还有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其中包含着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据说这个数字还来源于中纪委。中国每年用于政府官员出国考察的金额达到三百亿美元。这三百亿美元当然不会包括个人的资金,全是公费的。三百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超过中国今天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的总和。我们知道,当年,哥伦布历尽艰辛,自以为到达东方,其实只不过是个虚假的东方;马可波罗经历千辛万苦,才来到东方,体验到元朝的面貌。他们回到西方后,都将自身借助的文化力量发挥出来,使之更加强大。而今天呢,中国有这么多的官员,轻易就到达西方。他们所获得的是西方最精确的知识,他们毫不走样地接受西方的现代文明,而这种模仿,只不过能得到一些僵硬的、失去灵魂的东西。总之,如今的中国人,正处于一种丧失了独立的思维能力和时空坐标的脑震荡状态。

  改变这种脑震荡的状态,唯一的出路,可能是回到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甚至毛泽东的某种思维中去。中国人必须重建自己内心世界的信念,一场改变中国人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清理中国人心灵世界 的文化运动,才是改变现状的正确抉择。在我的著作中,我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我既不赞同现在
的所谓左派,又不赞同右派,我反对接轨的思维,我不认为实行政治改革是发展中国的灵丹妙药。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像西方曾经的那样,来一次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或者像德国那样,来一次大学运动。大学运动,上个世纪的中国曾经昙花一现地进行过,比如蔡元培的北大建设、西南
联大的大学重建。中国人必须在自己的内部,建立一个文化中心,一个文化特区。我第一次站在贵校的讲坛上时,讲到了二十一世纪大学运动的主题,当时我就强调了,中国应该建设文化 特区,而不是仅仅搞经济特区,文化立国是我们的最终出路。

  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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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当有一天我们再举不起那面我们从一无所有中扯起的旗帜, 年轻的一代会对今天充满憧憬——将紧紧抓在他们的手中!用中国自己的文化支配自己的思维,用自己的思维支配自己的行动,用自己的行动建设自己的国家。不要做崇洋媚外的洋奴。把现在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描绘的太精彩了! 强烈支持姚先生的建议:“中国人必须在自己的内部,建立一个文化中心,一个文化特区,而不是仅仅搞经济特区,文化立国是我们的最终出路。 ”

 

改革已死,憲政當立

陳子明夫婦在悉尼的演講

2008年7月08日

    7月6日,悉尼支持中国民主化工作平台为陈子明先生及夫人王之虹女士举办演讲会。演讲会在悉尼艾士菲天主教俱乐部举行,由曾是陈子明狱友的孙立勇先生主持,100多人参加听讲。

    陈子明着重介绍了他的新作《“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亢奋到疲顿》。他说,所谓“改革开放”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至1992年,1992年至2002年,2002年至2007年。陈子明披露了八十年代中共权力斗争的一些内幕及路线斗争轨迹,及其对民间民主思潮的影响和摧残。他说,中国“改革开放”头十年期间,邓小平游走于胡耀邦为首的中共党内全面改革派和陈云为首的局部改革派(或者说还原派)之间。1989年“六四”后,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共当局已经完全关闭“政治改革”大门。2003年,“胡温新政”昙花一现,非典事件和孙志刚事件一度展现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但与此同时,《21世纪环球报导》周报和《走向共和》电视连续剧先后被勒令停刊和腰斩。同年,前中宣部长朱厚泽在青岛修宪论坛上提出在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加上最根本的一条“权为民所授”。随后,该论坛的发起人和主持人曹思源即遭到24小时的严密监控。最近几年,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不仅仅是停滞了,而且在许多方面比1980年代还要倒退,例如修改了选举法,停止了新闻法的起草。鲍彤曾撰文透露:胡乔木在1989年年初说过“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将从宪法中删去”。19年过去了,“四项基本原则”仍未从宪法序言中删去。即使是落实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方面,也出现了大幅度倒退。必须对宪法实行大规模改造,把对中共歌功颂德的内容取缔。中共党内人士19年前就提出修宪删除“四项基本原则”,我们更是义不容辞。改革已死,宪政当立!

    王之虹紧接着讲述了她作为受难者家属的艰难生活、与陈子明的夫妻恩爱的情感历程。当局一直对她进行跟踪骚扰,使她只能靠织毛衣、做描图员和打字员等散工维生,直到1999年才被允许工作。现在陈子明专注于写作。一家三口靠王之虹养活。在陈子明系狱期间,她与当局斗智斗勇,千方百计把监狱外面的信息传递给陈子明,同时把陈子明在狱中写的稿件传递出来,用笔名对外发表。据悉,陈子明在服刑和剥权期间用不同笔名发表了数百万字的文章,已合编成《囹圄文集》(十卷)。

    之后,听众进行了踊跃的提问。现将陈子明的答问摘要如下:对于中国的前途,他表示“审慎的乐观”,认为在他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中国民主化的实现。他认为历史有机遇性,对于中国民主化可能有四种模式的道路:第一种,是葡萄牙模式,即军队武装夺权。中国传统上有众多起义的先例,因此不能排除军队起义的可能性。如果有机会形成市民和学生走上街头的机会,那么也不排除出现罗马尼亚军队揭竿而起的可能性。第二种,是印度尼西亚模式,经济崩溃导致政治剧变。第三种,是苏联模式,即靠上层演变。他不看好。第四种,是台湾模式,即体制内外互动。这主要看体制外力量的冲击力。他说,不能寄希望于中共官僚利益集团自动交权,要着眼培养民间反对力量,推动民间力量的觉醒。上述四种可能性中,第四种可能性最大。

    关于中国国内的民运力量,他认为有三股力量:一是狭义民运力量。这部分人为了中国民主化,甘于奉献自己的一切,包括失去工作,直至判刑。我们不能企求每个参与民主化运动的人都能做到这样。二是维权力量,是广义民运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维权过程中与中共体制形成鲜明对抗,挑战专制,与狭义民运站在一起。三是潜伏在中共体制内良知未泯的力量。我们可以期待,鼓励和推动他们作出抉择。现在中共只有枪杆子和警具,十分虚弱。这部分人站出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关于海外民运,他有两条建议:一是摆脱小圈子,与各种各样的人对话,特别是要培养年轻人。他说,中国几代人都曾被称为“垮掉的一代”,但每一代人最终都会挑起历史重担。现在海外搞民运的人都年纪不轻,应与年轻人互动,争取支持。二是希望海外民运不要局限于对中共的口诛笔伐,要对外国民主制度进行总结,争取亲身实践的机会,然后介绍给国内。中国人能读到的介绍西方民主制度具体运作和利弊分析的书还比较少。这样,亲共人士在挑民主制度的毛病时,具有一定的欺骗性。

    对近期出现民族主义高涨现象,他说,年轻人生来偏激,要给他们犯错的机会。“四五一代”是从对毛的信仰走到对立面。要将心比心。不久前,他遇到一些年轻的杂志主编们,他们是1999年参加反对北约炸馆游行的骨干,现在都是民主化的坚决支持者。年轻人不关心政治无可厚非,但在中国,政治生态恶劣,有责任心的人就应当关心政治。民族主义分左中右,中间理性的民族主义其实并不强,当然新左派和右翼民族主义发展壮大后也都会把矛头指向当局。鼓动反对家乐福同样会导致反对当局(买办权贵资本家的庇护者)。1989年民主运动的一些学生领袖曾经是1985年“九一八”反日游行的策划者。他们自身会觉悟。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从关心政治必然走向争取民主自由。

    陈子明为争取此次出国权始于去年年中,今年年初才获得护照。为获得澳大利亚签证也曾一波三折。陈子明表示希望能够利用此行多了解海外情况,同时保持自己的尊严,担当相应的专制反对派的角色。

    此前,悉尼支持中国民主化工作平台成员曾与陈子明夫妇进行餐叙。平台成员无不对陈子明“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高尚人格表示赞赏。陈子明夫妇是在6月28日自北京抵达悉尼的。这是这对患难夫妇首次出国旅游度假。在抵达悉尼国际机场时澳广ABC电视台作了采访。陈子明夫妇还将于近日前往墨尔本和新西兰旅游度假。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24 09:34:5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中国产业的动力之源

中国产业的动力之源

李伟

《三联生活周刊》总488期, 2008-07-21

初期工业化:从"一汽"到宝钢

    新中国诞生之初的1949年,工业净产值仅为45亿元,所占比重仅为12.6%。在上述的一组对比数据背后,隐含着一个建立在农业国家基础上、拥有13亿人口同时进入工业化进程创造奇迹的命题。摆在开国元勋们面前的处境是,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是一个新的政权能否生存下来的核心问题。当"一五"计划完成时,中国的工业体系已经初步建立。5年里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8.6%,平均年增长19.2%,其中生产资料类(主要是重工业)生产比1952年增长2.2倍,轻工业增长83%。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是这段革命时期的重要成果。1952年7月,国家汽车工业筹备组在长春成立,一汽被列为国家"一五"期间规划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1953年7月15日,万名建设者汇聚在长春西南郊,在侵华日军留下的细菌工厂的废墟上,开始向工业化进军。1956年7月13日,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开下总装配线。1958年5月12日试制成功东风轿车,8月1日,手工打造的红旗车问世。在现代制造业的发展链条上,汽车工业处于顶端,体现一国技术水平与生产能力的高下。以举国之力建设的一汽就承担了为中国新工业体系打先锋的重任。

    中国工业先驱们,用"大跃进"的方式推进着中国的早期工业化。"红旗"的诞生只用了1个月零3天,他们将当时仅有的一辆1955年美国克莱斯勒生产的"帝国"牌高级轿车的零件拆散,放在车间长台上标明各项试制任务要求,靠这种最原始的做法,装出了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

    时隔20年,改革开放寻找的突破口还是汽车。1978年5月,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一汽就派出了包括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在内共20人的实习团,前往日本4大汽车公司考察、学习了半年。而1978年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了上海,当时,一位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在考察了手工作坊般落后的厂房后,曾略带嘲讽地写道:"大众汽车将在一个孤岛上生产,并且这里几乎没有任何配件商。中国车间里的葫芦吊、长板凳、橡皮榔头,都是爷爷辈的生产方式。"

    当时不仅重工业长期停滞不前,轻工业发展也严重滞后。1953~1979年,重工业增长相比较轻工业增长的领先系数达1.47,甚至在一段时间内竟高达6.0。出于政治目标和国家生存战略的需要,军工产业被放在最首要的地位,钢铁、石油等重工业与之配套。这直接造成了轻工业和国民生活必需品的严重短缺。

    这时,带动中国工业的龙头从长春转移到了上海。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即1978年12月24日,日后成为中国钢铁业支柱的宝钢公司在上海北郊一片海滩上打下了第一块基石。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建委等部门的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新建一个年产650万吨生铁、670吨钢的大型钢铁厂。媒体对宝钢的定位是"我国第一个新型的、现代化的钢铁基地",它代表了当年度中国政府经济发展和引进外资的最大举措。

    开工不久,宝钢就陷入到一系列问题的争论中,包括工程究竟要花多少投资,工厂建成后能出多少产品,建设这么一个厂在经济上是否合算,工厂的选址是否恰当,工程质量又如何等。1980年,全国银行个人储蓄共180亿元,其中8亿农民存款30亿元,2亿城市居民存款150亿元。上海市当时总共的固定资产只有400亿元,而国家建宝钢要用300亿元,而且大部分要用外汇。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宝钢的建设终于没有"喊停",到1982年8月,第一批两座巨型熔炉正式宣告投产,这个时间比原定计划延迟了大约10个月,年产钢铁300万吨,占当时全国钢铁产能的1/10。这是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布局――2000年,三期工程完成后,宝钢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为一座现代化钢铁基地,解决了很多"中国制造"面临的"简单的难题"。它造出了电冰箱的侧板与正板,造出了汽车钢板,造出了能打5000米深的石油钻杆。在1998年还造出了镀锡板(俗称"马口铁",也就是用来做罐头和易拉罐的薄钢板),使中国饮料企业终于不需要用进口的易拉罐了。

    "制造"于是才可以一个国家的名义攻城略地。

分水岭:二次重工业化

    中国工业化脉冲式的发展,在2003年终于积累起一股强大的变革力量。这一年多种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开始流向钢铁、水泥、造船为代表的重化行业,很多在西方已经淡出视野的领域,中国资本却开始了一场新的狂欢。这一年,以汽车为代表的内需市场实现了井喷,全国大中城市房价迅速上涨。中国铁矿石进口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此后一年,宝钢代表中国23家大型钢厂坐到了价格谈判桌前。

    2002年GDP增速达到了8%,这是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好成绩。而2003年春天尽管发生了"非典",经济增长竟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到年底,国内生产总值增幅达到9.1%,这一年GDP迈上了11万亿元的台阶,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财政收入超过2万亿元。

    对GDP最大的贡献就来自重化工业的强劲发展。2003年,工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4%,对高速增长作用最大的6个行业分别是电子、冶金、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力、化工和电气、机械行业,重工业增长18.6%,超过了轻工业14.6%的增长速度。

    重化工业的投资热潮来势汹汹。2002年,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总额为710亿元,比上年增加45.9%,2003年投资增幅高达96%。与钢铁行业类似,电解铝的投资增长了92.9%,水泥投资增长了121.9%,汽车投资增幅也超过了70%。2004年,只有两家钢铁企业的钢材产量超过1000万吨,而到2005年一下子猛增到了8家。长江三角洲一带甚至流传着一种 "新五个一"的说法:"生产一吨钢只需投资1000万元,100万吨的产量只需一年建成,一年就可收回投资。"这种疯狂的投入产出效率,听起来近乎传奇。

    中国制造于是开始真正傲视全球。科尔尼数据显示,"中国制造"在集装箱、家电、电子玩具等领域以"第一"的份额傲视全球,其中集装箱为90%,DVD播放机为80%,玩具为75%,礼品为70%,体育用品为65%,自行车为60%。

    根据"霍夫曼系数=消费品工业净产值/资本品工业净产值"公式,将工业化过程分为4个阶段,其中第三阶段即为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阶段。在此阶段,两种净产值比率在0.5∶1~1.5∶1,消费品占33%~60%,而资本品占40%~60%。2000~2003年,中国的霍夫曼系数分别为0.66、0.65、0.64和0.55,说明我国已经进入重化工业阶段。

    但轰轰烈烈的重化工业运动随即马上遇到了能源瓶颈,电荒首先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堵墙。据国家电监会的数字,2003年全国电力需求增长14%,为25年来用电增幅最快的一年。钢铁、化肥、水泥等重点耗煤行业持续发展,致使煤炭消耗快速增长,带动全国用电负荷和用电数量攀升。

    能源就像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原本就已供应紧张的各种原材料更是趁势上涨,水泥、钢铁价格到了"一月三价"的地步。随后,以铁矿石、有色金属、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进入涨价通道。以铁矿石为例,2002年价格下调,2003年后一路上涨,到2008年增长了近3倍。

    中国新一轮工业化的发展模式也引起了国内经济学家的警惕,并且导致了针锋相对的争论。

    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认为,重化工业的发展并不适合中国的比较优势,重工业每投资1亿元可创造5000个就业机会,轻工业同样的投入却能创造出3倍的就业岗位。重工业需要的是专业技术产业工人,无法吸纳中国数以亿计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劳动力。中国的现实是劳动力便宜,资本昂贵,现阶段大力发展没有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果很可能是银行坏账的增加。

    持类似看法的还有吴敬琏,他认为目前大量的投资都受到了地方政府为追求GDP的支持,中国可以绕过重化工业阶段,以信息化带动,进入高附加值的新型工业。

    经济学家赵晓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佐军则认为,重化工业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阶段,与美国、日本的工业化之路相比,中国才刚刚开始。2003年,美国制造业高达17111亿美元,日本是9111亿美元,德国是4430亿美元,在没有考虑购买力平价的情况下,中国只有区区3825亿美元。按过去的追赶速度,中国要赶上美国和日本还有至少几十年的长路要走。

    重化工业的投资暴涨,引发了国家新一轮的宏观调控,但各地的重化工业项目并没有降温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4年全国第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同比增长了43%,创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增长率,其中钢铁行业的投资幅度更是高达107%。

"中央军"的战斗力

    在重化工业的带动下,大型国有企业光芒万丈。2002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3786亿元,这在几年前是一个不敢想的成绩单,要知道,1998年时国企盈利仅为213亿元,4年增长18倍,速度实在骇人。2003年,利润数据进而冲到了4769亿元。在之后的几年里,国企利润仍以超过30%的惊人速度递增。有人曾做过一个统计,2003年仅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宝钢集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7家公司实现的利润,就占到了全部中央企业的70%。

    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于是不断提出。2004年,宝钢宣布在2010年前斥资500亿~600亿元,将产量从2000万吨扩大到3000万吨,增加50%的产能。这一消息震惊了全球钢铁界。随即,中国第四大钢铁企业武钢集团表示,武钢的几个大项目已经通过国家发改委的批准,总投资超过200亿元,其他几个大型钢铁厂也纷纷启动新项目。

    2003年发生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成立。它集合了原中央企业工委、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等部委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职能,接受管理总量17.84万亿元的国有资产、15.9万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其中国资委直接管理中央直属企业为196家,是为"中央军"。国资委的任务包括:任命和撤销或提名国有企业负责人,制定国有企业重组计划,国有资产的分割、合并或撤销,帮助国有企业发债融资,决定国有股权转让,负责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中国新一轮重工业化,为大型央企的扩张创造了难得的机会,一场国有企业的重组拉开大幕。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宣称,国资委的目标是到2010年,将"中央军"调整和重组到80~100家,其中30~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国资委希望这些企业成为搅动世界产业格局的"鲶鱼"。

    在国资委的支持下,大型国企集团开始收购国际资源型企业。今年7月11日,中国中钢集团公司已经获得了澳大利亚铁矿石公司MidwestCorporationLtd 50.97%的股权,得到了公司的控股权,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成功的海外收购。宝钢也在计划收购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公司FMG,而中国铝业则在今年初收购了澳大利亚第二大矿产商力拓9%的股份,收购价为140.5亿美元,此次交易规模开创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规模的新纪元。

    国资委成立3年来,中央直属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78.8%,年均递增超过20%;利润增长140%,年均递增33.8%;上缴税金增长96.5%,年均递增25.2%。

全球化下的双重压力

    然而中国这一轮的快速工业化给自己、也给世界出了一道难题。因《世界是平的》而名声远播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这些日子,美国、欧盟、日本和亚洲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在睡前都要为中国经济祈祷,世界逐渐被中国借助廉价的劳动力、原材料需求以及外资投资而确保的巨大资本力量套牢了,一旦中国泡沫破灭,世界上所有的泡沫就会一起破灭。" 一方面是中国重化工业的高歌猛进,推动"中国制造"将全球竞争推向极致;另一方面,资源与环境的困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成为世界性的危机,中国制造的代价越来越昂贵。

    中国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生产机会,并将它转化为非凡的生产力――即使韩国传统食品泡菜的生产基地也挪到了中国。2001年中国出口韩国泡菜393吨,2004年居然达到了7.26万吨。各国制造工业由此受到致命挑战,贸易摩擦随之而来。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是WTO成员国中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全球7件反倾销和贸易救济案中就有1件针对中国,中国每年因此而损失的贸易额达500亿美元。

    这种紧张的商业关系依旧在不断加强,在2007年引发了"利达玩具事件",导致超过2000万件中国玩具被召回。尽管这一事件最终被证实为美方改变标准,经销商转嫁风险,而企业家利达玩具的总经理张树鸿却以自杀的方式抗议这种商业体系。对中国商品谩骂或者侮辱性的指责似乎已经不需要理由,这是当今商业界最诡异的事件之一:谁也离不开"中国制造",可是每个人都对它表达着不满。《金融时报》驻北京记者雷蒙德・马利德描述了西方世界这样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西方消费者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另一方面,西方人大声抱怨廉价的中国商品正在让当地人失去工作,让中国得到不容置疑的好处。"

    中国企业把国内极尽残酷之能的价格战推向了国际竞争,并且强迫跨国公司接受这一规则。跨国公司们虽然依旧保持着很多领域的技术领先,但是超额利润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同时,中国崛起对于资源的索求和环境的压力也引发了全球关注。美国在其工业化的过程中总共消耗了300多亿吨石油和近50亿吨钢,日本则用了30多亿吨石油和近11亿吨钢,英、美、日在其工业化期间,人均累计钢消费量分别为22吨、20吨和17吨。而按中国目前的资源耗费,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5.5%,却消耗了全球石油总消费量的8%、原煤的40%、粗钢的32%、氧化铝的25%、水泥的48%、玻璃的33%、化肥的30%、每年铁矿石增量的95%。

    与高需求并存的是资源利用率的低下:中国火电耗煤量千瓦/时为379克标准煤,比国际先进水平高67克;大中型企业吨钢可比能耗为705千克标准煤,比国际先进水平高95千克;电解铝交流电耗为每吨15080千瓦时,比国际先进水平高980千瓦时;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相近发达国家的2到3倍。

    中国由此必须选择低能耗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国给自己的发展制造的难题,我们由此需要选择"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路径。"我们可以走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制造业之路,这就是,既有国际上的高标准,又有中国的低成本、快速度,这3个方面我们都可以做得非常非常好。"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说,"所以,我们的民营企业一旦进入这样的大型产业,我们会制定出世界竞争标准。"

 

 

发件人:"lianbangzhi lianbangzhi" <lianbangzhi958a@gmail.com> 收件人: <lianbangzhi@gmail.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24 12:08:1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选择周刊第194期 2008年7月23日出版

“中国奇迹”的成因与展望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 冯兴元

2008年7月25日

衡量经济“奇迹”的标准

     对于“东亚奇迹”和“中国奇迹”,赞赏者有之,诟病者也有之。纵观历史上各种经济“奇迹”观,衡量一个经济体实现了“奇迹”的最基本指标不外乎以下几条:一是应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二是较高经济增长应持续了较长时段;三是较高经济增长应较为稳定;四是经济增长中应存在技术进步(包括技术效率的改进)的一定甚至较大贡献。

对“中国奇迹”的再认定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实现了长期、稳定、高速的经济增长。根据1978年不变价格和水平平均法公式计算,我国1978-2007年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8%,同期第一、二和三产业GDP分别年均增长4.73%,11.39%和10.73%,人均GDP年均增长8.59%。

    早在1994年,克鲁格曼(Krugman,1994)就诟病“东亚奇迹”,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主要依赖的是投入型增长,而非基于技术进步的增长。安德森(Anderson,2008)把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分解为四个因素:资本投入贡献,劳动力投入贡献,社会资源重新分配贡献以及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他根据一些计算,把1978-2007年我国的平均GDP增速调整为9.2%。根据其测度,1978-2007年期间,在9.2%的年均增长率中,我国资本投入贡献了4.7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2.1个百分点,余下的为劳动力投入和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贡献。细究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资本投入贡献率达到了52%,比劳动力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作用都更重要。从安德森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奇迹”较大程度上归因于投入型增长,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基于技术进步的增长。

    此外,单纯从我国1991-2007年科技发展情况来看,研究与试验发展折合全时人员从1991年的67.1万人年增至2007年的164.9万人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0.57%增至2007年的1.49%,专利申请授权量从1991年的2.46万件升至2007年的35.18万件。这些数据也表明,简单认为中国只投入依赖型经济增长或数量型增长而无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贡献或质量型增长贡献的说法是不可立足的。

    从上述数据来看,我们基本上满足“奇迹”指标,因而可以指称我国实现了“中国奇迹”。不过,我国的“奇迹”较大程度上得益于对西方技术的模仿。按照陈志武(李利民,2008)的观点,可以说这是西方技术带来的“奇迹”。

“中国奇迹”的成因

    对于“中国奇迹”,有必要提出一个多源成因解释。主要成因包括:有利的初始条件:一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出于对战争的担心,中央政府对落后的“三线”地区进行了大量重工业投入,并鼓励各省自给自足,把许多经济和投资的计划权和管理权下放到省级政府(Qian等,1996),无意之中创造了分散的、多中心的空间经济结构。这为改革开放以后各地利用自身的人才和设施创造了条件。二是改革初期我国的企业组织形式主要呈M型,多部门组织结构(multi-divisional organization),不同于苏联以U型组织形式为主导,也就是以单一制组织形式(Unitary System)为主导(Qian等,1993); 三是劳动力成本低廉。这是我国奉行“赶超战略”的一部分结果。在“赶超战略”下,消费被压制,投资被鼓励;轻工业被抑制,重工业被孤立;工人、农民收入被抑制,工农业生产剩余大部分转移到重工业企业和其他支柱性企业的发展。中国的劳动力非常充裕,而资本相对稀缺,这也为中国参加国际大分工,或者说外资参与中国的劳动分工创造了条件。大量廉价的劳动创造来大量廉价的产品,而外资的进入又为产品质量的提高创造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单位”制度虽然使得劳动力不能随意在单位间流动,但除此之外,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几乎为零。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当时成为世界上劳动力市场管制最少、最自由的国家之一。四是宏观政治经济环境有利。文革结束时,我国经济出于低谷之中,百废待兴,稳定政治、社会、经济局面的措施和改革措施均可以大大恢复经济产出。在这种环境下,越有卓识的政治家可以借助稳定经济和改革之名更容易掌控整个政局。

    改革之初采纳最小阻力路线:一是我国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切入点,激发了农户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属于典型的“帕累托改进”,它是指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这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初的实践则是民间自发的行为。政府在改革之初将其作为一种正式制度推行。二是财政分权,其形式为多种财政包干制,大大激发了地方政府参与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其最初的设计符合中央和地方收入上的“帕累托改进”理念,但是地方政府的一些对策性行为(如“藏富于民”,预算外资金和制度外资金的收取等)事实上侵蚀了中央政府的收入份额。三是最初阶段实施“价格双轨制”,允许新建地方国企或者集体企业,包括乡镇集体企业。最初资源由国有部门控制,经由“价格双轨制”,利用交易机制把一些资源从国有部门以更高的价格配置给国有部门之外的市场主体。最初阶段这种做法也无疑是采取了“帕累托改进”的思路。

    币值稳定:我国1994年之前通货膨胀率较高,但是国家通过三资企业持有外汇兑换券来以选择性的方式稳定币值。1994年初取消外汇兑换券制度之后,我国通过新的预算法来切断财政部从中央银行的借款途径,使得通货膨胀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了较大的控制,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与之不无关系。

    逐步引入私人产权:根据耶鲁大学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的看法(李利民,2008),产权非常重要,但单单产权本身并不一定带来高速增长或者经济奇迹。陈教授也提到古代中国也存在私人产权,但并没有带来发展,这说明单纯有私人产权还解释不了经济奇迹。中国的私有产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育过程。改革之初国有产权占绝对主体,随着行政和财政分权,城乡集体产权作为缝隙经济与国有产权展开竞争。相对于国有产权,集体产权主体更为明晰。乡镇企业在80年代中期开始大举发展。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乡镇集体企业的大力发展形成中国工业的所谓半壁江山,但乡镇集体企业也属于政府企业,与国有企业一样有着预算软约束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经济开始逐步发展,1988年开始私营企业开始逐步发展。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赋予了私营企业合法地位,同年国务院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1992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多种经济成分将与公有制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由此我国逐步形成和发展壮大了独立的私人部门。即便一些个人私下建立了表面上隶属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实际上由自身控制的乡镇集体企业,也就是“红帽子企业”,其所谓的“模糊产权”(李道葵,1995)也是对私人产权的逼近和模拟。各种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体现出一种效率落差,这导致了我国两次企业改制浪潮。第一次大致发生在1992-1993年期间,另一次发生在1996年后。刘小玄(1995)根据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数据做了按不同所有制分类的研究。在全国的几乎是全部制造业企业的数据基础上的分析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效率最低,私营企业效率最高。刘小玄(2004a;2004b)根据最新得到的2001年的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数据,做了类似的研究。其分析覆盖了几乎全部工业产业。从分析中得到的发现主要如下:第一,国有企业 (包括传统国有、国有独资企业)对于效率具有明显的负作用,私营企业、股份企业和三资企业则都表现为积极的对于效率的推动作用,在其中,私营企业推动产业效率的作用最强,三资和股份合作企业其次,再次则是股份企业和集体企业。第二,对于改制企业的不同资本股权来说,个人资本普遍具有最显著的对于效率的积极效果,而国家资本则表现出十分显著的负相关的效果。因此,民营企业仍然是最有效率的,改制基本上是成功的。

    逐步引入竞争:中国的经济奇迹还跟引入竞争有关。一是国际竞争。全球化带来国际竞争,国际资本,国际管理经验和国际技术。尤其是香港和台湾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二是国内各种企业之间的竞争,包括各种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竞争,企业竞争发挥了优胜劣汰的作用。三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行政和财政分权之后,地方政府拥有地方产权,极大刺激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被钱颖一等(Qian 等,1996)誉之为“市场维护型联邦制”。这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有时候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竞争相互交织。比如地方政府之间围绕吸引外来资本的投资,往往在中央同意的税收优惠基础上,增加优惠程度。或者在中央政府的统一要求之外增加对外来投资的补助。而且,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后来导致了地方企业的民营化(张维迎等,1998)。
开放市场并利用国际市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选择性地开放了外资和内资的市场进入并利用了国际市场。这促进了多种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提高整个经济体的效率。另外,出口使得我国能够利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

    强化责任:民营化、市场化和私人部门的兴起是产权明晰的过程。产权明晰的过程也是强化责任的过程。国有和集体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由于产权主体缺位,企业不能为自己的行为有效承担相应的责任。私人产权则恰恰相反,企业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强化责任的行为有利于为发展经济提供正向激励。

    逐步推行契约自由:计划经济时期不存在契约自由,政府统一调配资源解决不了创新问题和无法有效加总大量分散知识的问题。经济的改革与开放发挥社会力量和市场主体通过自愿契约组织生产和交换,实现劳动分工和知识分工(division of knowledge, 见Hayek, 1937),从而能够创造更大的社会财富。

    经济政策的前后一致性和连续性: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威权政府对外资选择性提供了比较稳定的政策环境。比如在税收优惠方面对外资承诺“三免五减半”政策。新近的外资企业所得税和内资企业所得税的“两税合并”属于经济政策的大转折,提高了外资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虽然存在缓冲期,但影响到外资企业在今后的区位选择或者再选择。不过,我国已经加入WTO,通过法治来提供普适性的授能性投资环境不可避免。

    渐进的试错方式:整个改革进程采取渐进的试错方式。这一方式利弊并存。试错符合制度建构和演化的一般逻辑,有利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根据德国弗莱堡学派(Eucken, 1952)的观点,经济和社会秩序中存在许多子秩序,这些子秩序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性。无疑,这种相互依赖性是整个秩序运作的基础。“休克疗法”一夜之间打破这些子秩序之间的相互依赖,难以在短期内磨合种种子秩序而重建相互依赖性,从而短期内整体秩序难以运作,整体经济处于严重不稳定之中。而渐进的试错方式就没有这一问题,符合事物发展的应然规律。波普尔(Popper)和哈耶克(2000)也特别强调试错在接近真理、发现知识方面的作用。此外,渐进的试错方式允许文化、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随着时间的发育和演化。“休克疗法”试图一下子改变和调整非正式制度,这注定要蒙受短期挫折。渐进的试错改革的弊端是:渐进的试错改革可能被既得利益者用来阻碍改革的进程,既得利益者越强、人数越多,改革的阻力越大。而且,渐进的试错改革本身也可能成为政府腐败的工具。总体上看,试错仍然是正确的选择。至于试错改革被利益集团和部分政府官员所用以满足私利,恰恰反映了政府体制改革需要跟上。不能以此否认试错改革。

    文化和教育传统因素:中华文化和教育传统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1 一是“小传统”的影响。儒教不主张“君子”(政治家、官员和文人等)经商,但并不排斥“小人”(普通百姓)的商业活动。这两种分别体现为中国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大传统”和“小传统”。“大传统”涉及的官方伦理和文化往往是一些伦理诉求,而“小传统”中的文化却是真正内化的、实践中的非正式制度和规范,是一种功利性的、重视财富和商业的文化。孟子甚至大力提倡“通功易事”,即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也就是通过交易而互通有无,改善交易双方的福利。2“中国人一方面信佛事佛敬佛,或者很多的人信基督,似乎追求彼岸的解脱,但中国人同时是实用主义的,追求世俗的满足,现世的更美好生活。3.我国历史上在民间存在着一种商业文化。4.商业文化在晚清时期由于东西方文明的剧烈碰撞而得到更为长足的发展,成为晚清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中国人这种对现世更美好生活的追求的心态虽然在计划经济时代被压抑,但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就成为追求财富的动力来源。像温州和浙江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间“小传统”的复活和晚清文化的重续。二是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使得中国的大量劳动力和企业家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同时有进一步掌握专业技能的能力。中国的父母们绝大多数愿意自己省吃俭用,也要送孩子上学读书。三是历史上的生存压力和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使得中国人总体上比较刻苦耐劳的品质。

生存压力、更美好生活的追求与企业家精神:上述三方面的文化和教育因素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涌现大量民营企业家、发挥企业家精神创造了非正式制度条件。而生存压力和对更美好的生活的追求,外加政府的允许(最初为默许)空间的扩大,进一步促成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这里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甚至政府官员的改革冲动以及港台企业家的大举投资也同样受到中华文化和教育传统的影响,以及生存压力和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的影响。

上文列举的很多因素,除了文化和教育传统因素、生存压力、更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企业家精神之外,似乎都是政府主导的。但是真正的奇迹却主要归因于这些政府外因素,同时部分归因于政府的作用。政府主要选择了退出经济领域,撤除众多管制,选择性地提供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环境,创造和维护了一个相对促进绩效竞争的竞争秩序框架。这一尚有严重欠缺的竞争秩序框架可以视为对一种标杆性竞争秩序的无意的接近或模拟,为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提供了较好的空间。5

展望

    上述种种原因导致了中国的“奇迹”。那么中国的经济是否能够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回答是比较微妙的。随着经济改革的进展,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触及一些核心的体制问题。若要进一步推进经济改革,萨克斯等(2000)和陈志武(2008)等关注的宪政改革不可避免。

    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总体上是经济、货币、财政规则生成和完善的过程。但是,随着近年来我国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统制主义思潮和政策的频繁登台,中国“奇迹”的基础正在被侵蚀或废除。这里包括企业家产权在被加快剥夺(比如通过大量劳动法规),经济、财政和货币规则被废除(比如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设立公司,发改委主导本应由银行自决的信贷政策),产业政策凌驾于竞争政策之上。大量转移支付和补贴政策出台提高了个人对国家的依赖性,许多人逐渐忘记或者丧失了更为根本的个人自主性和自主权。上述正式规则或者正式制度的事实侵蚀或者废除还不是最糟糕的事情。更糟糕的是众人的规则取向意识正在丧失或者破坏。而在丧失或破坏这种非正式制度之后,我们想要重建之,则需要至少几代人的时间,甚至永远不能重建。

    所幸的是,我国的文化和教育传统因素,更美好生活的追求与企业家精神仍然颠扑不破。生存压力也仍然存在。只要气息尚存,企业家阶层仍然会甘冒风险、寻求利润机会,发挥企业家精神。但是,如果进一步离开了产权保护,失去了一个较为有利的投资环境和和一个较为促进绩效竞争的竞争秩序,企业的成本必然上升,再加上其他多种成本上升和不利的国内外需求因素,中国的“奇迹”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点早于我们的预期而终结。因此,需要政府和社会各阶层提高警惕,共同负起责任,严格产权保护,维护一个普适性的、有利的投资环境,创建一个真正促进绩效竞争的竞争秩序。

注释:

1 这方面的观点部分得益自与德国法兰克福金融与管理学院德中管理学院院长何梦笔(Carsten Herrmann-Pillath)教授的讨论。

2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原文为:“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 孟子所强调的是要通过交换剩余的粟和剩余的布,可以互通有无;用多余的物品(“羡”)换取和补充不足的物品,可达致交换者各自处境的改善。这种改善就是当今经济学家所称道的“帕累托改进”。 哈耶克(2000,189)也曾提及“catallaxy”一词,意味“交易互利”,与孟子所言“通功易事”酷似。哈耶克指出该词的出处是在古希腊语里的“Katallatein”一词,它意味着相互交易、为社会或共同体所接纳并因此而化敌为友。它与相互交往和相互接纳相关,因而有别于强加于人。

3 中国人的一些习俗也侧面反映了这一点:比如,中国人玩的麻将全是与钱财有关,很多海外饭馆供奉着财神,每到清明节,中国人要上坟为先祖焚化纸钱。

4 科举时期,即便读书,也往往带着“升官发财”的念头。

5 德国经济奇迹的社会经济制度基础为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该经济体制的三大思想来源为弗莱堡学派(即秩序自由主义学派),基督教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其中弗莱堡学派的经济学思想发挥了主导作用。该学派代表人物欧肯(Eucken,1952)主张建立一个竞争秩序,认为它是通往繁荣的必由之路。而竞争秩序构成性的原则包括币值稳定,私人产权,开放市场,契约自由,承担责任,经济政策的前后一致性和连续性。市场经济与竞争秩序为德国创造经济奇迹奠定了直接的制度基础。

 

只有民主才能造和谐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张千帆

2008年7月

    最近接连发生的几起事件看上去互不相关,其实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社会不和谐,而且是出自同一个根源。6月28日,贵州瓮安县公安局对该县女学生李树芬的死因鉴定结果引起不满,当地群众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并发生冲突,县委、政府和公安局遭到焚烧打砸,百余民警受伤。7月2日,北京密云县李各庄村民王再英倒在自家被强拆的房屋废墟上。由于对拆迁补偿不满,王再英等一些村民拒绝搬迁,曾多次遭遇砸玻璃、揭房顶等各种形式的恐吓,最后遭到强行拆除。此后他每天晚上都到废墟附近守护,最终被暴徒打死。7月3日,56岁的外地瓜农张士礼来郑州卖西瓜。城管人员不问青红皂白,抢走了瓜农的秤。张士礼前去夺秤,结果小腿被执法车轧断。附近群众将执法车团团围住,不让离开。据同一天报道,海口三轮车屡禁不绝、越禁越多,三轮车主拉帮成派,暴力抗法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发生过砍伤城管队员的事件。

    上述事件只是当前中国社会不和谐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缩影。城管野蛮执法是众所周知的各地普遍现象。前年曾发生“小贩杀城管”的崔英杰案,今年初则发生过企业家用手机拍摄城管执法场面而被围殴致死的恶性事件。城管人员往往既是野蛮执法的主体,也是暴力抗法的牺牲品。如果究其表面原因,无非是部分城管执法人员素质低,工作方式粗暴。问题在于,为什么地方政府将不合格的人纳入执法队伍?为什么城管问题那么普遍,城管执法涉及那么多居民的切身利益,却很少听到有任何地方重视城管法治及其队伍建设,将它作为一件大事来抓?要知道,城管只是整个政府的一部分,地方首长最终对政府任何部分的违法行为负责,因为是他决定地方公安领导,而后者又负责城管队伍的配备、训练和管理。城管问题之所以还没有引起地方的足够重视,无非是因为地方领导不把地方民众的利益当回事;而地方领导之所以能这么做,最终是因为他们不对当地人民负责,因而不需要承担地方治理不力的直接后果。

    更重要的问题是,城管人员素质提高就能避免一些社会悲剧吗?我看完全未必。如果城管严格执法,但是所执行的法本身就侵犯了当地人民的利益,那么执法越到位,问题越严重。崔英杰之所以情急之下持刀杀人,并不是因为牺牲的城管队长执法不文明,而是因为所执行的法不人性,因为北京市的市容规定不仅禁止一切无证商贩,而且还授权没收小贩谋生的工具——在这里,崔英杰不止一次遭没收的三轮车。商贩确实需要规范,但是究竟如何规范?北京市政府征求过市民和商贩代表的意见吗?如果没有,那么试问又如何保证这样的规定符合市民和商贩的利益?在商贩的经济活动自由受到过分严厉的限制乃至剥夺之后,少数过激的反抗行为不也在情理之中吗?同样的,据说郑州市规定6月20日以后就不允许农用瓜车进城,但是这项规定是否征求过郑州市民和瓜农的意见呢?是否代表郑州市民的利益呢?亲眼目睹野蛮执法的市民质疑,瓜车进城有什么不好?市民可以吃到瓜农自种的新鲜的西瓜,比瓜贩的西瓜要强得多。瓜农也很自觉,卖瓜的同时还不忘带着编织袋,把人们吃剩的瓜皮打扫干净。试问瓜农和市民如此互利的行为违反了政府的哪一项“天条”,有什么必要管制和禁止?政府究竟应该为了谁和什么目的服务?

    至于有些人认为海口三轮车泛滥成灾、久禁不绝的“根本原因”是“管理不规范、整治缺乏力度”,我只能说这种主张误将表面原因当作“根本原因”。试想,海口三轮车之所以屡禁不绝,显然是因为车夫们可以和崔英杰一样靠此谋生,也就是说当地存在足够的市场需求。更何况那些车夫之所以在地方法律禁止的情况下仍然乐此不疲地拉车,说明他们没有更好的谋生手段。车夫和乘客两相情愿,地方政府管得着吗?为什么要“彻底清除违法三轮车,彻底解决海口三车泛滥的顽疾”?说来说去,有关人士提出的理由似乎只是“确保海口良好的市容和交通秩序”。如此表面“良好”的“市容”和“秩序”或许会让短暂停留的上级领导和观光客印象更深、更舒适,但它是不是海口人民的根本利益呢?再问一个同样的问题:清除三轮车的规定是否征求过包括那些车夫在内的海口民意呢?如果没有,那么和崔英杰案中的北京市容规定和这里的郑州市规定一样,如何保证海口禁止三轮车的规定真正代表地方人民的利益?难道不正是这些剥夺车夫、商贩和瓜农利益而又未必符合地方人民利益的规定同时造成了城管野蛮执法和危及城管人员安全吗?

    近年来,农村征地成为引发群体事件、暴力冲突和大规模上访的主要原因。我认为解决征地问题的根本措施在于改革土地制度,但是即便维持现有的土地制度,如果负责征地的地方政府或村委会对当地人民负责,也不会发生这么多社会悲剧。在成熟的民主国家,征地过程的关键阶段都需要公众参与。首先,究竟是否需要政府出面强行征地、究竟在什么地方为了什么目的征地?这个问题通常由地方议会决定,而地方议员是由当地选民选举出来的,因而征地决定必然不敢得罪地方选民。即便大多数选民无所谓,但是利益受到征地影响的部分选民激烈反对,也往往会造成不利的社会舆论,让地方政府觉得一意孤行得不偿失。其次,征地究竟给多少补偿?虽然被征收者可以就补偿方案提出诉讼,但是方案一开始也是议会在和被征地者协商基础上按照公平市价决定的。如果大多数被拆迁户满意,那么补偿方案一般不会太糟糕,更何况少数不满者仍然可以依靠司法程序维护自己的宪法权利。在民主和法治双重保障下,地方政府一般不会征地,除非出于公共利益的迫切需要,即使征地也不会引发大规模群体事件。

    然而,在中国某些地方,征地成了地方政府乃至官员个人的主要财源。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地方政府动辄征地,既不事先征求民意,也不履行公正补偿的宪法义务,甚至雇用社会上的黑恶势力非法恐吓、强拆强迁,严重侵害像王再英这样的被拆迁户的生命、财产与人身安全。这样必然会造成巨大的社会不公,也必然会遭到权利受侵犯的广大农民的抵制。在密云征地过程中,至少一半以上被征地户不愿拆迁或不接受补偿方案。请问这样的征地和拆迁符合当地农民利益吗?征求过他们同意吗?答案似乎显然是否。既然地方民主程序失灵,他们对征地决定和补偿方案都没有影响力,因而只有通过上访反映自己的需要。但是上级政府的时间、人力和资源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处理那么多的地方矛盾,因而许多事情必然不了了之,结果是被拆迁户或者默默忍受自己的权利遭到侵犯,或者诉诸体制外的暴力手段报复政府与社会。不论是哪种方式,显然都是和社会和谐背道而驰的。

    最后,家属对公安局死因鉴定结果不满并不少见,只不过这一次引发了大规模暴力冲突,引起了中央关注和总书记的亲自批示,瓮安县公安局政委和局长才被免去党内及行政职务。事实上,地方群众的普遍不满并不是这一次孤立事件造成的,而是地方官民矛盾长期积压的结果。正如贵州省委书记所总结的: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背后深层次原因却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屡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换言之,正是瓮安县的诸多长期不和谐因素才是造成“6•28事件”的根源,而地方政府之所以如此作风,又无非是因为他们在制度上不对当地老百姓负责。如果他们是由老百姓选举产生的,或地方民意对他们发挥很大作用,试问他们可能这么多年来一贯如此吗?

    由此可见,绝大多数不和谐都是从官民矛盾中产生的。只要地方政府不对当地人民负责,社会和谐就是缘木求鱼的空想。固然,中央可以直接过问个别像“6•28”这样影响巨大的地方事件,但是不可能亲自纠正每一次地方违法和侵权行为。事实上,只要没有产生大规模群体效应,以至惊动高层领导,中央甚至可能不知道密云县农民之死、外地瓜农在郑州的遭遇或海口三轮车夫的状态及其帮派对城管人员的伤害。如果地方政府不能有效解决地方问题,甚至可能是造成地方问题的根源,那么绝大多数中国社会矛盾都得不到解决,“和谐”自然也就谈不上了。要真正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只有从制度上保证地方政府对地方人民负责;地方人民或者直接参与地方决策,或者通过名副其实的选举保证民意代表在决策过程中充分反映选民需求,进而监督政府执法部门,保证符合人民需要的立法落到实处。

    一言以蔽之,只有落实民主,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

 

给大学生村官计划泼冷水

贺雪峰

一,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新知识青年下乡十分有趣。

    一方面,我们看到有些大学生毕业后主动跑到村里担任村官,一方面组织部门有意识选拔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锻炼,一方面众多大学生社团下乡支农。不经意间,中国竟然出现了一个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这个运动到了最近,又因为中组部宣布未来五年,每年选拔2万名大学生村官,进一步变成了更有组织和更加庞大的大学生村官计划。大学生村官计划与之前的新知识青年下乡是不同性质的政府计划,目标与后果也就不一样了。

    具体地说,之前的新知识青年下乡,到农村调查一通,为农民作点事情,主观上好意很多,客观上并没有也不可能为农民做成什么事情,提供什么有效的帮助。但是,大学生下乡并非没有意义,其中最大的意义是增加了大学生对农村的认识,从而改造了大学生,锻炼他们,并使他们更快地成长并成熟起来。我的研究生同学吴思红早在90年代中期研究生一毕业就主动跑到一个山区贫困村担任村支部书记,满腔热血,两年后却不得不离开。到农村支农大学生社团,几乎没有那个社团真正为农民提供了增加收入,改善条件,或者将他们组织起来的帮助。组织部门选拔大学生到基层锻炼,本身就是为了锻炼大学生。也就是说,新知识青年下乡的结果并非是为了农民,而是为了自己的成长。

    但是,目前计划推开的大学生村官计划与之前的新知识青年下乡有了根本不同,因为这次大学生下乡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真正改变农村的面貌,为了改善农民生活,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也在这里。大学生有能力改变农村面貌吗?大学生能真正在村里住下来成为永久牌吗?村庄需要大学生吗?

二,我们先来看一看农村的情况。

    大体来讲,我们可以将全国农村分成两种类型,一是沿海发达地区或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村,也包括少数中西部集体经济发达或者有大量资源比如煤炭的农村,这些农村总体特点是农村经济相当发达,农民比较富裕,村集体掌握有大量资源。这些村庄可以总称为发达地区富裕村;二是占中国90%以上的中西部农村,这些地区的农村主要从事传统农业,农民收入主要依靠农作和外出务工,村集体几乎没有资源,相反,大多数村庄还有很多债务,村庄运转主要依靠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这些地区的村庄可以总称传统农业村。显然,大学生村官计划所针对的不是发达地区的富裕村,这些发达地区的富裕村,经济本来就很发达,农民收入也高。尤其是,这些地区村庄并不缺大学生,因为比较富裕,这些村考上大学的学生甚至都不愿将户籍迁出村庄。这些村庄的干部,往往有多年的工作经验,有丰富的管理素养。村干部素质很高。大学生就是想在这些村庄找一个工作也是颇为不易。因此,这类村庄不是大学生村官计划的重点地区。大学生村官针对的应该是传统农业村。

    传统农业村在将来可能有三种命运,一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这些村庄越来越多的农民转移进入城市,村庄空壳化甚至消失了。有人反对新农村建设,说将农村建设的十分漂亮了,农民却都进城了,这不是浪费吗?这显然是误解,既误解了新农村建设,也误解了农民进城的空间。就新农村建设来讲,新农村建设并非要将农村建设成为花园,而是要为农民提供最基础的公共品。就农民进城的空间来说,即使有个别农村的农民很快都进城了,全国九亿农民进城却不是在短暂时间可以完成的,中国的城市化是几代人的事情。也就是说,就绝大多数农村来看,村庄将持续存在,而不会在短期内消失。二是传统村庄走向工业化,或者如山东寿光农村一样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让农民从高效农业中获得高收入。但是,正如九十年代全国农村消灭空壳村,不仅没有消灭空壳村,而且导致普遍的村级负债。目前希望在传统农村发展工业,以实现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已经没有可能。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效农业,本身就只能是少数农村做才有收益的事情。如果全国农村都发展高效农业,在农民与市民的比例超过二比一的情况下,农民是不可能有增加收入机会的。全国农村发展高效农业,其结果必然是农民增产不增收,也是必然要失败的。三是维持现状基础上的缓慢改进,大体又可以包括两个方面,即农民缓慢地向外流出,越来越多农民流向城市,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同时农民收入缓慢提高,农村经济条件慢慢得到改善。农民收入仍然主要由传统种植业和外出务工两部分构成。未来数十年,传统农业村庄的绝大多数将陷于第三种命运,假若我们不是更悲观的话。

    传统村庄的以上三种命运并非人为,而是由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决定的,即使有少数村庄可以逃出结构的命运,那也是少数。今天农村的有些问题不是干部无能或者干部无德,而是结构性因素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占中国90%以上的传统村庄,将来的大多数仍然是维持现状基础上的改进,而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巨大变化。大学生村官计划中的绝大多数大学生也是要到这些村庄去的。

三,我们来看这些短期内不可能发生巨大变化村庄的情况。

    这些村庄,农民收入仍然主要来自种植大宗农产品,和外出务工,村集体仍然只能有很少的收入,村干部几乎不可能通过办集体企业来发展集体经济。这类村庄,村民自己种自己的田,自己打自己的工。人人都为自己赚钱。经济上,村干部没有多少可以使力的地方。村干部有无作用?有的,作用很大。主要作用至少有以下几个,一是村干部要协助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必需的公共品,比如修路,灌溉,环境卫生,村庄规划等等;二是为困难农户提供帮助,向上级报告村庄贫困户的情况,及时为因子女外出务工而无力应对意外的农户提供支持;三是调解农村可能出现的纠纷;四是为农村提供必要的文化服务。等等。总体来说就是上传下达。向上级汇报村庄出现的各种情况,有困难就向上级提些要求。解决农户自己无力解决的事务,将国家转移支付的经费有效地分配给农民,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必要的力所能及的公共服务。等等。这个过程中,村干部得到由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适当报酬。

    因为国家转移支付给村庄的经费并不多,村庄本身又没有集体的收入来源,村干部太多,村干部的报酬太高,就只能留下较少的钱用于为村民提供公共品。为了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情,针对取消农业税后农村事务相对较少的特点,全国大部分农村为了减少用于行政的经费,而采取了合村并组和减少村干部的措施。行政村之下有村民组。行政村是由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演变而来,村民组则是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队演变而来。村民组是一个真正的熟人社会,是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娱乐单位,也是人情单位。村民组还是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单位,是灌溉单位。为了节省行政经费,取消农业税后,全国大部分农村取消了村民组长,虽然村民组长一年的报酬大多只有不足一千元。

    合村并组,减少村干部,取消村民组长,可以减少村级用于村组干部报酬的支出。但是,取消村民组长是很大的一个事情,因为村民组是真正的熟人社会,村民组长最了解本组农民,他们天天见面打招呼,知根又知底。取消村民组长,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行政建制力量在建国后第一次从熟人社会抽出来了。减少村干部,减少的是不脱产的村干部。村庄事务并非日常性的,而是季节性、临时性和应急性工作多。村干部可能一连很多天没有事情,但是,一旦有事,又往往不是个别村干部有能力处理的。因此,村干部的工作不是坐在办公室处理常规工作,而是在发生事情时随叫随到,是具有立即组织动员起来解决问题的能力。村干部不是要做某件具体的事情,而是要有解决问题的基础能力,这个基础能力需要一个熟人社会的组织体系来应对。取消农业税前的不脱产的村组干部队伍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组织动员体系,虽然他们被上级赋予了太多不恰当的收税和计划生育工作。

    现在不仅减少了村干部,而且将村庄合并的老大,村干部就根本没有能力处理发生的各种紧急任务。也就是说,在当前占中国90%以上的传统农村,取消农业税后,本来需要村干部处理的常常具有季节性、临时性、应急性的工作,却因为村庄合并和村组干部的减少,而失去了应急能力。村干部退出对村庄的日常管理,又无力真正应对应急事务。村干部说现在没有什么事情,因为这些事情都不再归村干部来管。农村公共品供给不归村干部管;农民家庭矛盾不归村干部管;村民纠纷不归村干部管;地下邪教的传播不归村干部管,村干部也管不了;农民的生老病死不归村干部管;农村文化活动不归村干部管。总之,村干部要么什么都不管,要么就管不了。日常的事务,村干部不管。应急的事务,村干部管不了。

    这就是我们在取消农业税后在全国很多农村看到的现象。取消农业税后,国家给了农村更多的钱,也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农民却只能享受更少的公共品。而实际上,国家通过取消村民组长,通过合村并组和减少村干部,并没有减少多少行政支出,因为村组干部都是不脱产干部,都只拿很少的报酬。村组干部对农村十分熟悉,有能力处理村庄的各种事务,又有足够的处理事务所必须的地方性知识。换句话说,过去深入到熟人社会的村组干部队伍,本来是有足够维持村庄基本秩序能力的。现在却因为国家想省点小钱,而使基层组织在维持农村基础秩序上的能力变得不足。

四,而现在,我们试图通过向每村派一个大学生来维持传统农业村庄的基本秩序。

    大学生是一个外来的有热情的力量。但是,我们也不能将他们的热情估计过高,因为他们不是下乡做义工,而是将村官作为职业。他们需要有收入,将来要成家,要生儿育女。大学生村官当然不是要娶一个村里的媳妇,而是要在城里安家的。大学生村官因此收入水平一定要比村干部高很多,不然他们就没有办法在城里安家。一个大学生村官的工资,抵得上全体不脱产村干部的报酬总额,更比村民组长报酬多很多倍。(村民组长报酬一般一年500元,大学生一年的工资至少一万多元?)。

    即使如此,大学生村官还是不是永久牌的村官,他们很可能过几年就要离开。仅仅几年,他们很难真正熟悉村民的情况,村庄工作往往需要的不是抽象的知识与法律,而是地方性的道理,是村情、是民性。是耐心细致的工作方法,是恰到好处的软硬兼施。这些都是需要对村情极为熟悉,对民性极为了解的长期在村生活的当地人最能干好的事情,而非一个外来的年轻的大学生可以干好的事情。

大学生村官并不比不脱产的村组干部有应对基层工作的知识和经验,也不比他们有时间,甚至不及他们有耐心和长远打算。在维持中国传统农村基本秩序的过程中,他们能做什么,就是极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前已述,农村工作具有的季节性、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因此处理传统农业村庄事务需要的并非脱产的一两个干部——哪怕是大学生村官——而是一个能随时被动员起来的基层组织体系。取消农业税后,合村并组,减少村干部,取消村民组长,基层建制退出熟人社会,这就作法严重削弱了农村基层组织体系,从而节省了一点村级支出。这个以损害基层组织能力节省下来的钱,现在要全部用在大学生村官身上了。问题是,现在请来了一个脱产而坐班的大学生村官,而失去了一个基层组织体系。

    脱产的大学生村官平常时间无事可作,一旦有事,他们则无力去做,因为有事的时候,要么事情大,要么时间急,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调动基层组织的能力,就是说要发挥组织的作用,而非一个大学生村官的个人作用。之前村组干部队伍就是这样的一个有动员能力的组织体系,一旦有事就可以立即组织起来。现在有了一个飞鸽牌的拿高工资的将家安在城市里的大学生村官,村里的组织体系也就瓦解了,那些不脱产的村组干部,也不会有积极性。最终,大学生村官计划,可能是用了突出一个外来的人,而牺牲了整个农村基层组织体系。这个结果,就不是建设了农村,而是进一步破坏了农村。

    中国大部分传统农业型农村是事务琐碎繁杂,是地方性特点突出,是季节性很强,且往往有诸多意料之外的应急事务的农村,因此是需要有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低成本、不脱产的基层组织体系来发挥作用的农村。现在我们的农村基层治理领域,一方面以节约成本的理由极快地削弱基层组织的能力,另一方面又以发展农村的名义来嫁入一个外来大学生村官。这显然是错置了农村这个空间。希望以个人来替代组织,这是大学生村官计划错误的核心所在。

五,更糟糕的是,现在大学生村官计划还存在严重的村庄错位。

    报道最多的是北京农村选拔大学生村官,而实际上大多数选派的大学生却只能到一般农业型村庄。到了这些农业型村庄,大学生村官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无法发挥作用的困境。本来大学生村官计划就是将村官当作大学生的就业出路来考虑的,一旦他们到村庄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却又几乎没有升迁的希望,他们内心残存的一点理想主义就会破灭。这时候,大学生村官计划就可能产生我们没有预计的另外的严重后果。记得1990年代,中央提出消灭空壳村,目标很宏大,理由很充分,就是条件不存在。其结果是,空壳村没有消灭,倒是带来了严重的村级债务,即使到了10多年后的今天,全国大多数村庄仍然严重受困于当时形成的严重村级债务。现在一个村若是无债村,那就是好的不得了的村。这个过去并不久的历史,应该让我们好好清醒一下。

 

 

发件人:"田忠国" <tianzhongguo@g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24 12:08:2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

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成为社会良知和智慧的眼睛

田忠国

  2008年7月24日 星期四

    张维迎先生说,经济学家不是民意代表。或许,对于一个坚守社会良知、坚守独立判断、坚守纯洁而又智慧的眼睛精英来说,这话本没有错,而且还是对的,因为,纯洁而又智慧的眼睛,只有站在战略哲学的高度,才会焕发出洞悉一切但又灿烂无比的智慧的光芒,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可能不理解,但不理解也必须坚持、必须坚守,因为,它关系到共和国的生命和人民群众最根本的长远利益,比如说毛泽东,他当时的战友不理解,反对他,但他不得不走到人民群众当中,同人民群众一道,同他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展开了殊死的斗争。曾经和他生死与共的战友更不理解了,以为他是过河拆桥,是独裁专制,因为,自己跟着你毛泽东奋斗了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同命运之劳,现在解放了,该高高在上折享受民众的朝拜、享受革命胜利的成果了,自己不享受到也罢了,谁叫你毛泽东不知道享受的妙处呢,也不准老子享受,不准享受到也罢了,还视同敌人。在孤独中,毛泽东完成了铸造社会良知和智慧眼睛的任务,成了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神灵。

    但中国的主流“精英”呢?

    个个都是攻击毛泽东的能手,个个都使出吃奶的劲来,明里暗里朝毛泽东拍砖头,试图打碎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立下的执政为民的宗旨和人民民主、平等的参与、管理、创造、分享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价值秩序,试图构建一个没有灵魂,只有兽欲横行,资本自由掠夺,等级森严的封建资本专制制度。如果在“精英”没有明确说出“改革朝已知的方向转变”,我会以为,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只是改革过程中的失误,我会努力的指出这种失误,试图提醒“精英”修正改革中的错误或失误,但知道“改革朝已知的方向转变”后,我才懂了自己的无知与浅薄,懂了自己只是一个充满良好愿望和幻想的人,懂了人民平等的价值秩序,不在顺从中灭亡,就在反抗中诞生,懂了资本的自由掠夺不是经济发展,也不是创造财富,而是剥夺弱者权利和利益积累的财富,懂了“精英”与平民为敌并非只想招来对手,而是为了通过掠夺国家和民众财富满足私欲,懂了“精英”朝毛泽东拍砖背后的真正原因,懂了平民百姓只有通过对“精英”的反抗才能获得他们被“精英”剥夺的权利,懂了没有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便没有人民群众的一切才是反人民的“精英”所谓的金律。

    我沉睡的心灵之眼,逐渐醒来,逐渐睁大社会良知和智慧的眼睛,穿过“精英”们散布的迷幻烟雾,走进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深处,静观“精英”的险恶用心四处游荡,同时静观毛泽东的治国之道,人人起来负责的治国之道,何时重新回到中华大地。

    在我近五十年的生命历程中,有十年时间是在文革中度过的,文革曾经使我生厌,因为,几乎每天都要来一次思想革命,都要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有没有剥削他人、欺压他人的想法,那怕是一闪之念,这样的思想革命,太过麻烦、太过烦琐,也太过没完没了,但是,当文革结束,文革成了批判的对象,毛泽东成了“精英”们所说的历史的罪人后,我突然发现,这个世界上只有欲望的疯狂肆虐,没有良知、道德、平等的存身之地,于是天天过起了曾经令我生厌的斗私但不批修的日子,因为,每天坚持,哪个地方有不洁之念,如果有,就要积极的修正,这样一路坚持下来,最终发现,我被“精英”们推动得欲望如火的历史甩得很远,早就被“精英”们推动的历史车轮辗得粉碎,并且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孤零零的站在空茫的“历史的垃圾堆”上,站在空茫的原野上,孤守着贫穷和信念,孤守着良知、道德,苦苦思索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现在又是什么样子?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自愿承担责任的人?自愿为共和国和人民承担责任的人?

    在我最无助、最无望的日子,我这个小人物,与这些名字:张宏良,仲大军,俞可平,胡伟武,张文木,江涌,高梁,卢麒元,潘老师,曹建海,左大培,翟玉忠,刘永佶,还有那个叫言路的写诗的小子等等,等等,不期而遇,从此,我发现,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在“精英”们苦心经营了近三十年之后,他们渴望消灭的良知、道德、责任、信仰,并没有完全消灭。在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一些不知趣的人,为信仰、为理想、为国家、为民众、为真理、为社会的良知与道德,苦苦的思索,苦苦的奋斗,我这才发现,清冷的小屋中和空茫的大野上,并非我一个人,一个独自走在思索的小路上的人。我还发现,娇嫩的八十后,九十后,终于用他们娇嫩的肩膀,担当起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用他们虽然尚不深邃,但更纯洁、更坚定的智慧的眼睛,在追索中国历史的同时,也在从不同角度,探究中国的未来。从此,寂寞的我,再不孤独。

    需要与八十后、九十后多说一句的是,只要是无私的追求,只要是为国家为民众的思索,就不要怕想错了,走错了路,就要大胆的反对、大胆的实践、大胆的闯,因为,中国的未来需要你们去创造、去承担,因为,人总会死的,如果没有后来者对责任的承担和大胆实践,就没有中国明天。平等的价值秩序和对政治经济平等的参与、管理、创造、公平分享的制度秩序,更需要你们思考,需要你们用你们的智慧,站在战略哲学的高度,分析、总结、完善并固化由毛泽东提出并在人类历史上初次实践的人民民主的价值秩序和制度秩序。也希望你们和我一样,寄希望于你们的孩子,而不是为他们的未来担心、操心。要让他们在自己的天地中,寻找属于他们的自由与民主的天空。

    让社会良知和智慧的眼睛,在中国大地上永远守望中国的未来吧。

    说了这半天,其实我想主流“精英”说的是,你可以不当民意代表,也可以不要良知,但你不可以黑着心肠消灭良知、道德和智慧的眼,不可以消灭人民民主的价值秩序和制度秩序,建构你理想中的、以自由掠夺、等级制度为核心的封建专制制度,也不要蒙骗人民,把那种以自由掠夺、等级制度为核心的封建专制制度说成是普世的民主价值,如果那也叫普世的民主价值,这个世界就一定没有一点天地良心了。

 

 


发件人:"大侠" <panyi012@gmail.com>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13 12:33:0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潘祎的稿子

中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还能走多远?

何必

    先来看看国内著名的自由派、年至老迈的茅于轼先生有关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一番幼稚到了连小孩子都不会相信的说辞。

能源供应安全之道——不要玩政治,要保护市场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市场有其天然的合理性。买卖双方都对对方有需要,谁也离不开谁。这种关系是很牢固的。拿石油这种商品来说,石油进口国嗜油如命,一旦停止供应,过不了多久经济马上陷入混乱。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石油出口国,他们同样离不开石油的出口。石油出口给他们的经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美元,靠这美元来买粮食,买医疗设备,汽车和配件,甚至于给政府官员发工资。石油几乎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倒不是他们想这么干,而是经济规律使然。因为石油的钱太好赚,别的钱相对太难赚,大家都奔向石油行业。于是百业潦倒,独兴石油。如果石油出口中断,马上经济瘫痪。我曾经问过沙特法赫德大学的一位教财政的教授,如果石油贸易中断,用沙特的外汇储备维持进口,这种情况能够维持多久.他回答说顶多三个月.他们害怕石油出不了口甚于我们害怕石油进不了口。这种两相情愿的买卖,没有外界的强烈干预是不可能出问题的。不存在石油出口国拿石油作武器,要挟石油进口国的可能性.石油供应是安全的。

    这一分析也为过去的事实所证明。世界政治风云动荡不安,敌我对持分分合合,但无论冷战也罢,合作也罢,能源市场从来没有中断过。1989年以前苏联输出天然气给欧洲,苏联垮台以后,俄国继续给欧洲供气.俄国的政权变了,领导人换了好几茬,但是有利于双方的商业合同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石油供应安全的问题呢?可以拿最近俄罗斯企图停止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来分析。首先,原苏联以低价给乌克兰供气,并不是一种商业交换,而是一种政治交易。2005年俄罗斯向乌克兰供气的价格是每千立方米50美元,而同时向西欧供气的价格是每千立方米240美元(约合每立方米2元人民币),二者相差近5倍。乌克兰是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当时苏联还是计划经济,价格不起作用,只是会计符号。每千立方米50美元的价格完全脱离市场价格。直到现在俄罗斯对原加盟共和国供应天然气的价格还是区别对待的。原则上,政治上靠近俄罗斯的气价就低;政治上靠近美国的气价就高。现在乌克兰独立的倾向十分明显,俄罗斯决定给他一点警告。白俄罗斯因为他的刚愎不驯,两年前供气就被切断了。波兰这个右倾的政府,正在打算修一条沟通挪威的气管,以摆脱对俄罗斯的倚赖。这一切纠纷的根源,就是政治进入了市场。就俄罗斯和西欧的天然气合同来讲,这更接近纯粹的商业合同,各方对对方都有强烈的需要,谁也离不开谁,没有政治的介入,合约就比较稳固。

    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上, 对不同的买主或卖主, 价格会趋于一致。检查一个商品是否有竞争形成的价格, 只要看是不是有统一的价格,像外汇,、黄金、石油、粮食等每天都有国际市场形成的价格,卖者想卖一个高点的价格, 或者买者想得到一个低一点的价格基本都是不可能的。同时, 价格的一致又是资源最优配置的必要条件。拿这一点来看, 现在各国的油气价格差别就很大,俄国出口油气的价格对不同的国家就相差四倍,更不用说俄国国内的油价就更低了。这部分交换肯定不是市场竞争的产物, 因此这种买卖也是很不牢靠的。一般而言, 石油出口国的国内油价都大大偏低,这种现象大大地损害了资源的有效利用。在当今石油稀缺严重的时候, 存在这种巨大的浪费, 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拿中国的石油市场看, 过去石油出口的时代, 国内油价大大低于国际, 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是完全分割的。改革以后原油的市场慢慢地合并, 但是成品油的市场还是分割的。尽管成品油也在进口, 但是国内成品油的价格跟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不同。最近石油涨价, 但是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着低价。所以国内的炼油厂纷纷亏损,并且造成成品油走私出口, 和内地市场上供不应求。这种价格政策显然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 造成浪费。

    中国为了能源供应的安全,正在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委内瑞拉等许多国家出产石油的国家修好,同时展开与日本,印度,等能源需求大国的竞争。比如从俄罗斯修输油管道到大庆一事, 就掺杂了许多非经济的活动, 因为跟日本有着竞争。中国为了得到非洲的石油供应, 常常附带着经济援助的背景。国家领导人多次出访非洲, 部分的目的也是跟石油有关.以我之见,用政治力量争夺石油的供应是一条充满危险的道路。因为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常常反手为云复手为雨,用政治联盟来求石油的可靠供应是非常不明智的。反之,保持政治中立,通过商业谈判,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才是可靠的。全球的石油供应安全同样应该建立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而不是政治结盟。

    美国人批评俄罗斯利用石油资源做政治工具, 是有道理的,因为俄罗斯出售石油的价格偏离市场很大。这就是拿石油做政治斗争的证明,反过来看OPEC国家, 绝大部分的石油都按照国际市场价格交易。OPEC的主席最近访问中国,明确宣称, OPEC是一个经济组织其目标就是利润极大化。这是十分明智的政策, 也是十分明智的宣称。

    石油供应的商业基础首先要石油资源的非国有化。即石油资源可以在市场上买卖。我国中国为了寻求石油的可靠供应,到世界各地购买石油资源。可是碰到国有化的石油资源,不论你出多高的价格,买卖也做不成。如果资源可以买卖,按照市场规则转变所有权,资源就可以转手到最需要的人的手中。资源的私有化也避免了政治家拿石油资源作政治斗争的工具,导致石油供应的不确定。私人企业也会碰上各种各样的风险,会面临倒闭。但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同。一般都是通过资源的重组,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来寻求出路。其结果是改善了资源配置,使资源的利用更为合理,这有利于增加资源的供应。国有化的石油资源往往管理不善, 效率低下, 而且非常难以纠正。所以资源私有化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不过百姓由于受了几百年的国家至上的教育, 很难马上转过弯来,连美国本来资源就是私人所有的国家, 碰到国际之间的资源性企业的并构时, 也表现出犹疑。一国政府之所以要资源的国有化,表面上的理由是国家安全,人民的利益,好像资源掌握在私人手里就不安全, 利益就被私人占有。但是要知道,资源的唯一用途就是经济利用。而市场恰恰是能够最佳利用一切资源的方式,政治力量反而会扭曲资源的配置。至于私人利用资源得到暴利, 完全可以通过税收来纠正。政府想占有资源往往跟政治家的私利有关, 或者为了满足他们的权力欲望。

    那么政治家在保证能源供应安全方面可以做些什么事呢?有一份极其重要的事,那就是保卫市场,保卫全球经济一体化,保护WTO自由贸易规则的无例外的实施,让一切交易遵循市场交换的原则进行。保卫市场,不像保卫一个城市,并不是坚守某一个看得见的地盘,而是保卫一系列的市场规则.这些规则简单地讲:供不应求时涨价,供过于求时落价;买者寻求索价最低的卖方;卖者寻求出价最高的买方。不可以因为看你不顺眼就不卖(或不买)。这时候因为价格调整了供需,市场总是均衡的.不可能买不到石油,只怕你出价不够高;也不怕你卖不出去石油,只怕你索价不够低。这时候,中国和日本不必争夺俄罗斯的天然气。从安全的角度看,谁买都一样。如果日本买了,他就不再到别的地方去买,空出来的市场可以提供给中国;同样地,如果中国买了也不会对日本构成威胁。商品供应的市场化能够保证供应的安全,但不会保证价格的稳定。价格随供需形势而变,这是极其需要的。如果价格不变,资源的稀缺性不能够在价格上得到反映,世界将陷入巨大的混乱。懂经济学的人都明白这一最基本的经济学道理。

    前面说过, 由于有了全球经济一体化, 争夺资源的战争不会再有了.但是确实有极其个别的例外。这种例外是一个强大的国家面对一个弱小的资源所有者, 有可能不惜发动战争来夺取资源, 即使没有任何其他诸如领土, 霸权等政治方面的想法, 单纯从成本收益出发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第一次海湾战争, 萨达姆的伊拉克侵略科威特, 发动战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石油, 战争的成本很低, 因为科威特不堪一击.如果这次侵略战争没有任何人加以制止,这将是一个全球性的灾难, 因为市场被破坏, 以后靠战争能够获得资源,资 源配置的规则就完全改变了。萨达姆明目张胆的侵略行为被联合国制止, 由美国出兵把伊拉克的军队赶回了伊拉克,萨达姆的这次错误, 从此使伊拉克人民和萨达姆自己陷入灾难,至 今还没有走出困境。但是市场规则进一步得到维护, 今后类似的事件不大可能再次发生。

    过去中国是一个经济上弱小的国家,参与世界市场的份额很小。我们更多地像一个旁观者。现在有些不同了。我们在世界市场中占的份额越来越大。2004年世界原油交易总量为18.5亿吨,中国占了1.2亿吨,合6.5%;美国占了27%,日本占了11.2%。像铁矿石,木材等产品我们占的份额更大。我们正在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一个真正的参与者。这种变化自然而然地赋予我们在保护世界市场中更多的权利和责任,这种权利和责任过去都是由市场份额最大的几个国家,特别是美国所承担。这一变化不知不觉地进行着,我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过去我们常常挑战世界市场秩序,现在我们要转换立场,变为保护世界市场。

    世界的石油市场非常需要保护,特别是中东盛产石油的地方, 问题很多。现在美国用了几条航空母舰保护石油的运输通道, 日本、台湾地区、新西兰、中国印度都靠这条通道, 都借了光。但是中东地区的最大问题是各国国内的政治不稳定,沙特、阿联酋、伊朗, 更不用说伊拉克国内都有复杂的斗争。帮助稳定这些国家的经济, 改善百姓的生活,这方面中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尤其是伊拉克,美国在那儿已经搞得焦头烂额。如果中国以合作的态度帮助建设电场、公路、港口、输油管,不但中国的商人能够赚钱, 而且能够改善当地百姓的生活, 有利于社会安定, 并且增加石油的生产和出口。美国人也不会反对,恐怕会感谢,利人利己何乐而不为。其他如伊朗, 国内问题一样很多。中国比较能够被当地政权接受,中国可以利用这个条件在经济上帮助他们,这些都是和石油安全间接有关的大事, 中国完全可以进入参与其事。应该说,全球政治家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就是保护世界市场。如果一旦这个市场被破坏。全球资源的配置除了靠打仗,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

    看了如此内容,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感受?反正我真是对这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不屑一顾,对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人能够对市场万能论信奉到如此地步而感到唏嘘不已。曾经在中国风光无限的经济学家们,连他们的祖师爷告诫的市场失灵的提醒都彻底给忘却了,好像市场真是个可以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货色。

    其实,同一期詹奕嘉发来的内容里,就有茅于轼在天则所的同事对能源安全问题的另外论述,本身就有着对茅于轼说辞的否定成分。
 

我们正处在一个战略性转折的历史关头吗?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盛洪

2008年4月5日

    道格拉斯. 诺斯教授是以他的新经济史理论获得诺贝尔奖的。谈论经济史,他应该是个权威。据他的看法,人类历史迄今为止经历了两次经济革命。第二次发生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通常被称为“工业革命”。然而,这样一个深刻的经 济革命,诺斯教授指出,在当时几乎无人察觉。甚至亚当. 斯密也未能正确地预言它。只有一个人,即恩格斯,在其1844年发表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意识到了这场革命。而“工业革命”一词,只有到了19世纪未,由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首先使用,才开始流行。

    恩格斯对历史的敏锐应在意料之中。他与马克思一样,都有很长远的历史视野和很强的历史感。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很注重从交往方式与生产方式的互动中理解历史的变迁。他们的理论对后来的制度经济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至我们在翻看诺斯教授对历史尤其是前资本主义时期的阐述时,往往觉得与马恩有相似之处。用这样的研究角度去透视历史,我们会更容易把握要点,即在一场工业革命,或生产方式的革命之前,必定有着明显的征兆。这个征兆按照诺斯教授的说法,就是“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规模的扩大如何影响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呢?可以用亚当. 斯密的一句话来解释,即“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一旦市场规模扩大了,分工和专业化就会发展。因为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化有赖于生产规模的增长,而生产规模 受制于需求规模。现代工业化的核心机密就是专业化和大规模生产。

    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导致市场规模的扩大呢?简单地说,是交易费用的降低。市场是人们进行交易的地方,当交易费用过高时,人们就不愿进行交易,市场就不会很大;交易费用下降了,人们就更倾向于通过交易获得产品,而不愿自己生产,于是市场就会扩张。导致交易费用降低的因素,一为技术的,一为制度的。这两种因素常常交替出现、互相促进。从18世纪到19世纪,与交易相关的技术在迅速变革,如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改进;与此同时,现代民族国家在崛起,商业组织在改进,现代金融体系在形成,法律制度在统一,这些都是产生降低交易费用影响的制度变革。由于这一系列的变革,在西方,市场从分裂的小邦国的范围,逐步扩展到民族国家,以至最后扩展到了整个世界。

    用这样的理论反观今天,我们发现有许多与上一次工业革命之前类似的地方。一个重要的征兆,就是计算机的普及和因特网的出现。计算机技术可以将各种信息形式,文字、语音、图片、影像等等,都变成数字信号,而因特网则可以几乎在瞬间将这些信号传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只要那里有一台可以接收和转换这些信号的终端。这一信息技术的革命使得交易费用又一次大幅度地降低。根据历史和上述逻辑,我们很自然会想到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就是:市场规模的更进一步地扩大。这种扩张显然已经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它挖掘出了人们在过去由于交易费用 过高而放弃的需求,它使人们更为多样化的偏好得到满足,它也在突破过去人为地造成的贸易壁垒。很自然,市场范围的新的扩展,又会引起新的一轮生产方式的变革。由于最为受惠于因特网的是信息的传播和交流,有关知识的“生产”将首先发生变化。既有可能更为专业化,也有可能更为综合。以知识为核心的经济将会整合和改造这次信息技术革命之前的所有“传统产业”,就如同当初工业革命时期,工业生产方式对在那时之前的所有传统产业的整合与改造一样。到今天,甚至餐饮 (如麦当劳)与教育这样的领域,也打上了工业化的烙印。

    实际上,在信息技术领先的国家,新的生产方式已经初具雏型。那些大型跨国公司从90年代初期开始,已经在进行新的一轮专业化改组;金融业使用信息技术创造着新的经营方式;微软公司每月从因特网上汲取上万件用户丰富而及时的批评,这些批评恰是改进软件产品的宝贵信息;同样借助于因特网开展直接销售的战略,戴尔公司每年的销售额已达数十亿美元,反过来这种销售方式已经在很大程度 上改造了生产方式,所谓“虚拟纵向一体化”已经脱颖而出;而在底特律,这个上一次工业革命的极致,已经开始用信息技术改造销售和生产方式,在同一条组装流水线的出口,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颜色和规格的汽车。IT(信息技术) 在逐步改变所有产业的面貌。

    当然变化的不仅仅是生产方式。上一次工业化也带来了旧秩序的瓦解,传统均衡的破坏,和人与人冲突的加剧。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在工业革命接近尾声的时候,发生了改变中国近代命运的鸦片战争。这说明工业革命的原因不仅是自由的市场竞争,它的过程也充满了血腥和残酷。今天因特网展现给我们的世界,就象一个新的新大陆。如同当初欧洲人面对美洲新大陆一样,也在开始一个新的“淘金时代”。不仅会有新式商人,也会有新式海盗,既会出现新的生产方式,也会出现新的掠夺方式。在历史性的转折关头走在前面的未必心地卑鄙,但落在后面的却似乎注定要挨打。当上一次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国刚刚渡过传统社会的最后一次繁荣。值得庆幸的是,如果我们今天意识到了我们所处的历史位置的重要性,离比尔.盖茨开始对因特网有所醒悟的时间只差四年。

    ………

    或许,我们在所谓的全球化、市场化、民主化、自由化等等听起来就让人心潮澎湃乐不思蜀的原则与理想当中,浸淫得太久,以至于习以为常地感觉它们丫挺的就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民运人士当中,在美国的方觉根本否认这个世界有什么多元化的构造,说这个世界只有美国一元。如果像我这等在中国的社会最底层的混混儿,以孤陋寡闻到了井底之蛙的德行样,说出这样的话来,也许还可以被一笑了之的话,那么像方觉这样的号称要引领中国未来的主儿们,以及像在国内却得到美国鬼子资助的余杰等所谓精英的狗日的们,如此臭不要脸地唯美国马首是瞻,就很是让人哭笑不得了。

    如果这个世界真让美国鬼子拿去糟蹋,会是什么样呢?咱们不妨来看看伊拉克沦陷真相。(略)
 

 

发件人:"孙连华" <sunlianhua2006@gmail.com> 收件人: <sunlianhua@hotmail.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24 12:21:0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必须让震后重建区成为中国改革试验区---灾后重建规划战略正在考验中国智慧(上篇)---欢迎转发、转载

必须让震后重建区成为中国改革试验区

---灾后重建规划战略正在考验中国智慧(上篇)

独立学者 孙连华

2008年7月24日 星期四 北京

    "震后重建规划"正在进行,出现了很多争论。笔者认为,既然已经是归零重建,那么,我们就该抓住本次机会,为中国的改革做一次试验!因为,是在已有的区域进行改革,还是在一片白纸上改革更容易、转移成本更低,相信大家一看便明白!(这可比武汉城市圈国家级试验区、重庆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更"白纸"!)。中国的改革是必然的,因为世界在前进,如果中国受资源环境限制而前进得慢了,别的国家就超过你!而国家落后的结果从中国历史上可以找到答案!

    首先,必须通过本次重建规划,实现农村的快速城镇化!(通过"老化-翻建:城镇化率曲线"代替"经济发展-城镇化率曲线")。

    2,三农领域,推进农业连片、减少农民的改革(农民数量参见我的"万人分工"思路)。

    3,就业领域,推进人人"先需再产"改革,则不会有失业的人(而当前是"先产再卖")。则以后的社会保障是没有"失业金"的!

    4,关于产业结构,推进"先需再产",由轻工需求理顺重工配套,理顺产业结构的改革。使资源配置更有效率!

    5,推进"以人为本"改革,而目前是"以企业为本"!这与上面的"先需再产"有直接关系!

    6,推进内需拉动为主,投资、出口为辅的经济格局!这与上面的"先需再产"有直接关系!

    7,继续推进机构合并工作,按"进一步大部制"的思路,推进"联合办公"试验。

    8,推进"中央---省---市---县---乡---村"层级缩减为"中央---省(100省)---县(100十字城镇/省)---乡(16单元/十字城镇)",取消市、村两个层级!

    9,推进"中国社科学术普查",使对于重建、改革的方案能够广泛对比,择优使用!

    10,推进中国慈善机构的"由鱼到渔"改革,例如提出由建设5000学校合并为建设1000规模学校,就是"渔"的体现,比号召大家多多捐助,建设5000学校要高效得多、节省得多、快速得多、可靠得多!

    关于敬老院集中养老、免费上学、免费医疗等更多改革思路,待《下篇》和《补遗篇》再写。(一些基本思路可浏览080609版本的《孙连华学术思想概论》)。并请阅读《孙连华重新拟订的"灾后重建(定性式)标准"》。

    中国作为大国,必须抓住本次机会,给世界一个证明。否则,不仅错失改善国内民生问题的机会,在面子上,国人出国后的腰杆还将挺不太直!

    (欢迎您提出写作建议,战略合作)

    独立学者 孙连华 1352 193 1166, sunlianhua@vip.sina.com, sunlianhua@hotmail.com,

    自我介绍:孙连华,独立学者,男,1974年12月生于辽宁沈阳,1993-1997年就读于北京机械工业学院机械制造专业,本科学历,现在北京。学术创新和社会活动整体介绍见我名片。

 

 

 


发件人:<xujingan@vip.163.com> 收件人: <maoysh@mail.ied.ac.cn>, , <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19 11:42:3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和谐哲学铁三角”的意义,发件人:"LIU Lihua" <llihua2003@vip.163.com> 收件人: <xujingan@vip.163.com>, <zdjun@263.net>, <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17 10:41:2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Re: 如何看待普世价值与“范跑跑”现象

“和谐哲学铁三角”的意义

----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七次研讨会发言纪要

时间:2008年7月5日

地点:北京湖北大厦1318会议室

    2008年7月5日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七次研讨会召开,31位学者与媒体工作者参加了会议。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利华主讲,提供的论文是《“和谐哲学铁三角”的意义》。著名学者黎呜 、独立学者甘泉作为嘉宾发表了评论。会议由徐景安主持。

与会者发言纪要如下:

    徐景安:今天举行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七次会议。我认为刘利华副教授写的《“和谐哲学铁三角”的意义》是一篇很价值的文章,她提出的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的有机统一构成的“哲学铁三角”以及哲学必须面对和解决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即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三大关系,为构建中国新文化提供了一个参照、也是一个标准。我国思想界存在自由主义、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流派的不同主张及激烈争论。利华的这篇文章等于给各派出了两道考试题,你的文化主张用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考察是否言之有理?能否解决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三大关系问题?当然,不能期望解决思想分歧,但能使讨论进一步深入。

    哲学是应该回答现实的。利华的文章提出:能否自觉接受人类普遍价值,标志着一个人、一个学者、一个群体、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没有属人的精神资格。还说普世价值标准在水平上有底线与高标之分。底线普世价值规范的是为人的资格,高标普世价值昭示的是成圣的理想。而汶川大地震恰恰引发了普世价值之争,以司马南为代表对普世价值极尽讽刺嘲笑之能事,你这里当神圣,他那里当毒品,对立之烈!而范跑跑的行为与言论更引起争议,一边骂无耻,一边夸坦诚,分歧之深!中国的精神分裂、文化分裂、道德分裂可见一斑。对于这种现象,也会有不同看法,这很好啊,文化多元嘛,只有一种声音的时代过去了。但是一个社会连什么是善恶都没有基本的起码的共识,是好事吗?不分善恶、美丑、真假、对错、是分,正是当今中国的时髦。连这样的共识都没有,中国还怎么改、往哪儿改?所以,我认为明辩善恶、寻求共识是当今中国的头等大事。雨墨发来一篇文章批驳国外的一份报告称“大陆中国人像迷失的狗”,确实是对中国人的污辱。但大陆中国人的迷失却是事实,没有主流价值观,不知对错,香臭不分,这种状况不改变,中国再多GDP,中国人再多人民币,也被世界瞧不起。正如利华说的,最多不过是一个“暴发户”。这也就是创建中国新文化的重要。总之,讨论哲学是为解释世界、改造世界。希望今天的讨论不要陷入纯哲学的概念之争,而是要结合实际。

    刘利华:我非常感谢大家对这样一个哲学的题目能够感兴趣,我很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正。这之前,徐景安先生给了我两个意见。一个就是希望不停留于原来的解释,能深入;刚才说了另一个要求,就是结合实际,不要陷入纯哲学概念的争论。所以这儿的深入,是向具体、实际的方向深入,而不是向哲理上深入。其实哲理上深入也有很多的空间。我很尊重景安先生的要求。

    因为文章很长,不可能去细讲,首先要对”和谐”哲学铁三角””有一个概念。”哲学铁三角”,它是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的一种有机统一。它为什么叫铁三角?待会儿再说。这个”哲学铁三角”的概念,是我从对人类文化和哲学的发展的研究而得出的一种概括,我希望它能给我们提供一种认识框架,或者叫做认识范式。”和谐”哲学铁三角””是”哲学铁三角”在总结和考虑到我们现在时代所积累的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我们现在时代发展的一些需要,对哲学的一种新的建构,或者说一种新的诠释。也可以借用康德的话,理性为自己立法。

    “哲学铁三角”,为什么说它是“铁三角”?针对什么而言是“铁三角”?我认为是针对精神形态的文化结构而言。就是说,只有具有这样的铁三角结构的哲学,才能够堪当一种有持久生命力的文化的灵魂。不一定所有的哲学都会有这种铁三角。从当代哲学看得更明确,像实证主义、非理性主义都不具备这三个角,但是它也可以称为哲学。对哲学怎么认识?我在那个长篇文章里面有一个解释,我就不再涉及它了。所谓的精神形态的文化,它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或者我们说制度文明、物质文明而言的,限于精神文明范围内的精神形态的文化。这种精神形态的文化,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我认为相当于人的精神系统在人的生命活动中的地位。它是一个精神性的,如果我们人没有精神的东西,我们实际上就和植物以及低等动物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人是有精神系统,有思维能力的。

    我认为这种精神形态的文化,它的结构可以分为内核层、中层和表层三个层次。内核层,就是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的有机统一。中层是自觉地贯穿了一定的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并且被系统表述出来的人文价值理想,社会行为规范,艺术审美情趣,国家意识形态以及承载并体现它们的有着价值指向和意义规范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发展应用的决策等等。表层是和上述两个层次相关联的,生动地体现于人民日常生活、民俗习惯,流行时尚,大众心理中的思想活动。内核层和中层属于亚文化层,对它的掌握、建构、应用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还有国家政治精英来做的。而表层属于俗文化层,它影响亚文化层,又被亚文化的塑型,通常以一种群众非理性行为或流行时尚的模式发生。这个由内在统一的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构成的文化灵活或者叫核心层,不但提供文化处理人和外生存环境的关系、处理人际关系的基础,而且提供终极价值的根据。我认为,文化的本质不同一定会反映在内核层上。如果仅仅是表层和文化中层的区别,我们可以说是文化差异。就是这种不同或变化不是本质上的区别,也不是革命性的创新。

    下面,我们从实际来着手应用一下”哲学铁三角”。从什么地方应用?它有什么样的应用价值?我们可以从中国最现实的问题来看。我认为我们现在,中国一定会走向民主宪政这个制度,这个几乎是没有疑问的。只有极少数的左派是不同意这个,他们有意见。我接触的80%以上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里面的知识分子,教师,我们不算学生,学生是需要引导的,都认为中国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但是如何铺垫从现在起步走向未来的这个路,这个脚下之路我们怎么走?我认为需要考虑和解决两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

    一个是如何确定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战略方向,一个是如何挽救中华民族精神的整体失落。刚才景安先生说的,我们价值观的混乱,那是精神失落的一个表现。我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就们这个民族整体达到理性程度而言,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比如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采取的一些操作方式,比如和平、渐进、有序、稳妥,这个共识是越来越多了。我们不能搞暴动了,我们再不能搞暴力革命了,已经是一种具有共识理性判断。还有包括对实行社会民主主义制度的操作方式、对现代国家的社会作用、对西方成熟的公民民主素质和人文素质的培养、对建设社会保障系统的经验以及健全的市场经济机制,等等,这样一些可操作层面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内容,还有在中国如何有效的应用,都不乏相当深入具体的研究和把握。但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两个关键的问题,刚才景安先生说有三大派,我认为是有四派。一个就是主导意识形态派,然后是自由主义派,再一个是传统文化派,再一个就是左派。这个左派又包括新左和老左。我认为这四派的主张各有长短。

    主流意识形态它的长处在哪呢?我认为它还是把握了中国1840年以后我们落后就要挨打的沉痛经验,以及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搞“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训。认定要提高我们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要奔小康、要现代化,这是它的长处。但是它有浅薄的地方,比如说,价值观上追求非普世价值,以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它的取舍。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不对吗?它真的有问题。这个问题在哪?就是它要留出一小部分人,不代表他们的利益。我说“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有两个漏洞。一个是对“根本利益”的解释,比如我把这个“根本利益”只界定为生存权,吃饱穿暖就行。你要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对不起,你那不是根本利益,不要考虑。再一个代表绝大多数人,有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我不代表,甚至我认为这“小部分”人是敌对分子,我认为他是反共产党,反执政党的,我要镇压他。即他不是普世价值观,是非普世价值观。这是价值观上有这样的问题。还有比如,在中国发展战略上现在是强调科学发展,以小康为我们发展的目标。但是我们知道科学本身有局限性,它不可能给我们人一个宏观人文意义的指向,科学的东西可以被善用,也可以被恶用。我们全体人民一心奔小康,可是我们的欲望有可能主宰了我们的理性,这就是它的浅薄之处。

    自由主义派坚定地要学习西方宪政民主制度,要接受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观。这个是它的可取之处,这没有问题。但是它有一种偏执。我顺便要强调一下,这里说的“四派长短”是一个模型化的比较抽象的概括,即它不可能完全反映我们现实当中的思想流派的微妙和复杂。但是我说的典型的自由主义派也有不可取之处,其中非常极端的人认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无可取,主张要学习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首先要把基督教的信仰引进来,要在中国人民中普及基督教的信仰,这反映了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不够。

     传统文化派的可取之处是它珍视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而其不可取之处,――也是其中非常极端的人――人家一提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就受不了:什么普世价值?这是西方人的价值,这种价值观跟我们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对立的,它们要实行文化霸权,或要和平演变、要腐蚀瓦解我们。这次汶川大地震司马南这些人就属这种观点。与此相应,认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在“体”的方面,早就应有尽有了,我们不需要向西方学习这方面的东西,要学也是学技术、管理这类的“用”就可以了。

    左派呢?我们说主流意识形态在哲学上是功利主义,是实用主义。它根据实际会做变通。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给了它一种变通的空间,同时也限制了变通所能达到的程度。那么和主流意识形态相比,左派有原则:我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比如说为绝大多数人或劳苦大众谋利益、或劳动阶级至上的价值观,比如说计划经济,比如说公有制。左派中的毛派和马派又有区别,毛派更进一步,要坚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为毛泽东晚年的东西可以给我们一个非常高明的治国论。所以这一派有非常鲜明的理论原则,不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但是他所坚持的原则本身,是落后的,背时的。这种偏激的思想流派,如果在宪政民主制度健全的社会中,会有很积极的作用,消极作用不大。但是在我们国家,假如这派思想主导了国家的权力,那我们就是倒退,就是灾难的再现,就是地狱的再现。但是这派可取之处就是他反腐败。他说劳动群众的利益一定要得到保护。

    我认为各派都有各派的长处和短处,但是第一,这四派当中每一派都没有办法整合所有的思想流派。第二,这四派所提出的文化建设的纲领以及我们社会发展的整体战略,都有偏差,都不能很大程度地凝聚人心。所以,我现在长话短说,我提出来“和谐哲学铁三角”,我认为能从最基础的层面提出整合这些思想的优点,抛弃这些思想的错误或者它的不好的地方,我认为”和谐”哲学铁三角””提供了这样一个参照系。

    “和谐哲学铁三角”的“体”或内涵,概括起来就是在世界观和本体论上走出唯某某主义的绝对主义误区,允许多元合法化;在底线或基本价值观上自觉认同并且遵行标志着当今人类精神成熟程度的底线人类普遍价值;在认识方法论上,承认辩证的方法与还原论的方法各有价值,将其恰到好处的用到适宜的地方。我对这些哲学理论的解释,在我两万多字的““和谐”哲学铁三角””的意义”那篇论文中已经有了,我不再做详细的论述。我们现在重点放在实际的应用价值上。

    “和谐哲学铁三角”的“用”我提出来四个。第一个是,它提供全球化时代人类与中华民族新文化不可缺少的灵魂或核心;第二个,是提供筛选、过滤、保留和发扬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参照系;第三,提供中华民族新文化建设,特别是中华民族天道信仰重建的宏观构架和哲学论证;第四,提供中华民族实现社会向民主宪政制度和平渐进转型,进而实现真正社会和谐的哲学基础。

     第一个用处,因为说起来太多了,不在这儿说了。

    第二个用处,我简单解释一下。我们历来对文化是有取舍方法和原则的。有句话从毛泽东那儿来的,叫“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但是你依什么来用?这涉及的是取舍原则。现在教科书写了,无论对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既不能够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我们要辩证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即对文化我们要有一种辩证的否定或者叫扬弃的态度,这涉及取舍方法。但是用什么衡量“精华”与“糟粕”呢?我们说在毛泽东那儿他有原则,那个原则就是人民性。这个人民性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劳动阶级至上的价值观。但是这个价值观是一种非普世价值观,待会儿再涉及它的问题。

    对文化,用什么作为价值标准来区分和判断什么要取?什么要弃?什么要继承?什么要批评?对中国文化的建设来说,这个价值标准我认为应当是,普遍的人类价值观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相机统,而对人类文化建设来说,则是普遍价值观和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需要相结合。我还顺便说一下,就是马克思主义流毒甚广。比如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几乎人们不假思索就在用,那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我们说小偷有小偷的真理,杀人犯有杀人犯的真理,嫖娼有嫖娼的真理,卖淫有卖淫的真理,赌博有赌博的真理,烂吃公款有烂吃公款的真理。假如我们把他的活动算为实践的话,假如其实践能达到预期目的,即是成功的话,那就算是真理吗?实际上。我们人类的社会性实践一定要有意义的标准,这就是普遍价值观之所以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说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有这样一个统一,我们通过这样的统一来筛选、过滤、保留、发扬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可以过滤掉那些不好的东西,而保留下来好的东西 。

    第三个用呢?我结合回答景安先生的一个问题来阐述。既然本体论是多元的,那么各种主张,各有道理,怎么会导向普世价值呢?那么对本体看法不同,不是自然会对价值的认识也不相同吗?

    事实上,本体论确实决定着终极的价值,但是本体论不一定必然的导出普世价值。比如我们说现在世界上几大宗教都有它的本体论,我们中国有天、道本体论。其本体论的终极本体、信仰对象,基本上都可以导向普世价值。我为什么说它不是必然地导向普世价值?因为普世价值的成立是我们人类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不断地在精神上走向成熟,才能建立起来的。

    比如说思想史上的君权神授:我的权利是神授的,因此我高于你们神没有授权的。这是非普世价值了。我们中国传统哲学的天、道本体论可以导出普世的伦理价值,但是导不出普世的人权价值,就是说人在权利上分为三六九等。但是儒家提出的君子小人之分,这个“小人”并不是出身、社会地位的分别,而是道德境界的分别。我们会发现,西方的上帝本体说什么呢?人生来平等,在上帝面前人都是平等的。由此可提出“人生而平等”的自然法。当然近代从格劳秀斯开始,认为自然法不必依赖上帝,就是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可是我们说到本体论中的终极本体提供终极意义,为什么人生来就是平等?因为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上帝是出于爱照自己的模样把人造出来的,所以人都要爱上帝,也都要彼此相爱,人在上帝面前平等。所以有这样的人权价值普世性:不分阶级,不分民族,不分阶层在权利和尊严上平等。

    我们中国的天道,它强调“利而不害”,天道至公,日月无私覆、大地无私载,非常公平。天道彰显的是无条件地善待世界。不分阶级、阶层都能够得到天,能够得到道的成全,用西方基督教的话来说,都能够得到上帝的成全,或者是恩宠。所以它能够导出普世价值。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还有尼采的唯意志论,它不能够导出普世价值。

    我们如果按照这样一个”和谐”哲学铁三角””――我说是一个范式――来思考的话,我们就会自觉地在文化核心层面形成一种能导致人类文化和谐健康的发展这样一个基础。我们就会自觉地将本体论提供的终极实在、终极价值落实在对人类普遍价值的维护、加强上。刚才我说的本体论不必然地导向普世价值,但是有些价值是由本体论的不同决定了其差别性的。比如西方人的本体论是上帝一次创造,而我们中国人的本体论认为天道自然而然。这种本体论的不同,反映在对认知价值取向上,我们中国人更肯定务实、实效;而西方人在认知价值取向上,更倾向于明理、思辨。但是在决定人的善恶的价值观上,大的宗教,所有现在世界性宗教,以及我们中国的儒家、道家的思想,老子孔子的思想都支持普世价值观。而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唯物主义本体论,从自然到历史都用唯物主义解释。还有尼采、叔本华唯意志论等等这样的哲学,不导向普世的价值。其实尼采的唯意志论并不是很严谨的本体论,但是他对意志作用的夸大有本体论之“嫌”。

    可以说我们中国哲学,老子对天道的概括是“天之道利而不害”。我们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论以这个终极价值为根据,发展出了非常丰富的普世伦理。我们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也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和西方哲学注重思辨,因此注重语义合理性相比,中国哲学注重务实,注重语用合理性,因此强调辩证逻辑的整体,动态综合,在处理实际问题时的实效性。天和道既是万物的本原、终极本体,因此它不光是中华民族创造伟大文明成果的理性认识的根据,更是中华民族特别是知识精英的信仰对象。那么我们的天道可以包容无神、有神、唯物、唯心、一元、二元乃至多种世界观。这样一种本体论或者信仰,它能够容纳各种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所以我们传统的中国从来就没有像西方中世纪那样进入一种世界观上的绝对主义束缚之中。我们中国”哲学铁三角”,对整体和谐有序执著追求。尽管改朝换代,有战争,有专制皇权的专政,在公元500年以后的1000年间,我们中华民族堪称世界上政治最开明,文化最繁荣,经济最发达,科学最发展的民族。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和缺点,就像手心、手背一样。它对普世的伦理价值的贡献非常大,它扬善这方面非常突出,但是相应地,对普世的人权价值就非常地淡漠,非常不当一回事。所以,它有这样的优点也就有这样的缺点。它非常圆融、富有生命力,同时这种不走极端的圆融性也导致我们中国社会很难走出皇权专制的社会超循环的一个原因。当我们和西方近代文明相遇时候,我们文化的弱点暴露出来了。特别是当时我们是满清封建没落的王朝,没有办法组织全民族对外抗击侵略,再加上西方文明是强势文明,是蒸蒸日上的那种状况,并且那时西方帝国主义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其侵略扩张的价值根据,实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你落后你就活该挨打,你不是弱嘛,吃你是你活该。所以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它是一种历史必然,它不是一种历史地偶然的错误。

    我刚才讲了这样一些铺垫以后,我现在重点讲第三个“用”,就是挽救中华民族的文化危机,解决民族精神的失落问题,以及第四个用,我们中国如何确定我们社会发展的整体战略方向。这两个问题,现在都非常重大,非常关键,非常迫切需要解决。而我们现在一般的理解,实际上是误在马克思主义里面出不来。

     那么我们说到马克思主义,它本身也具有完备的”哲学铁三角”。它的本体论是以实证科学的进步成果为根据,以改造世界为目的,贯穿于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彻底唯物主义。它的价值论是劳动阶级或者被压迫阶级至上的非普世价值。我们说,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七十年来,它的实际操作应用理论许多都已经被历史发展超越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铁三角”至今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论反思和清理,仍然像幽灵一般缠绕着我们中国现实文化的核心层或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暴治暴的革命哲学,主张通过被压迫阶级自觉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得翻身解放。在革命年代,作为被压迫者反抗专制压迫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致命误区暴露不出来,而它的积极历史作用得以发挥:就是帮助没有权、没有势、没有经济来源,受苦受难,但是对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劳动人民实现其本应当有的基本人权。但是一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暴力革命取得了成功,革命党、造反党、在野党变成了执政党,如果它不能够适时地自觉跳出专政的思想轮回,它按照历史的惯性,把进行革命的有效思想工具作为国家和平发展的指导思想,更有甚者,当做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的准国教,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致命理论误区就会成倍放大,并导致社会发展的深重灾难。

    从理论上,非普世价值观是导致1949年以后一切政治群众运动的理论根据――我们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我们要巩固人民的政权,所以我们要进行反对阶级敌人极其破坏活动的政治运动。所有这些被历史证明为社会性浩劫,有组织地发动的社会大浩劫,它的天经地义的理由无一不是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

    徐景安:现在讲三个代表,已经代表广大人民,代表人民群众了,这个理论已经突破了。

     刘利华:它没有突破。有些突破在哪?我们的新党章,三个先锋队中的“中华民族先锋队”是突破了。它代表最广大的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仍会坚持非根本利益它不要代表,而且什么是根本利益呢?解释权在他那儿。还有“一小撮”的利益它不代表,这“一小撮”相对数量可能很小,但绝对数量在中国却一定很大。它还是非普世价值观。

    我们现在有三个执政思想危机。一个是,原来搞暴力革命是对付别人的,现在是双刃剑,有可能被人用来对付自己。有一个小学生作文说,说我将来掌权了,我要如何如何,我要爆炸什么。再一个,它由信仰集团已经蜕变成了一个利益集团,思想权威性已经被自己的实践解构,变成做秀。第三,它和人类主流思想意识发生冲突。

     我们现在民族文化的失落,首先是我们的信仰,天道信仰早就没有了。刚才我要说景安先生特别让我说的,就是我们讨论一下范跑跑的行为。
我觉得要讨论他的行为,如果我们有铁三角这样的参照。就是他涉及人权普世价值和人伦普世价值,以及底线普世价值和高标普世价值。范跑跑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触犯人权的普世价值标准,但是他没有达到伦理普世价值的一般要求。为什么说他没有达到伦理普世价值一般的要求?因为他并没有遵守一个教师应有的起码的职业道德。从个人行为上看,他的利己或者不损人,没有提升到爱他,爱大家。那么作为教师,他这样做本身就是对于社会道德良知的蔑视、破坏。当然我们国家并没有形成一个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性的东西。

    我们说范跑跑的行为,我认为他有这样几个意义。这个意义还是有一定的启发,对我们有一定的教义。他真实地告诉我们现在的道德现状是一种什么情况。再一个,告诉我们这个现状说明了我们中国社会整体的道德滑落,是非善恶混乱到了什么程度。因为范跑跑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他的名字叫范美中,很好,很有价值意味的名字,但是他居然是那样一个品质。而且还有人支持他,说他讲真话。

    李延明:还有把他跟官方联系起来,领导先走。人家说那是官跑跑。

    刘利华:但是他还没有受到行政的制裁。我认为他应该被开除。

    徐景安:你这个论点有一个矛盾。一方面你说范跑跑没有违反法律,也没有违反做人的底线。但是你又说他如此如此坏。这是矛盾。如果一个人没有违反人的底线的话,为什么要开除他,批判他。

    刘利华:我是这样认为。他作为一个教师,他没有达到教师应该达到的一般的职业道德。

    徐景安:你只是说他只是违反的教师的职业道德。

    刘利华:所以作为一个教师,他应该对他的行为承担他的责任,他破坏了社会道德。

    徐景安:他没有破坏社会道德,他只是违背了做教师的职责,但是他没有破坏社会道德。因为你认为他是符合人的底线的。你这个论点是矛盾的。

    刘利华:我刚才说了,我给他留了一定的余地。我说在人权、法律上。

    徐景安:不要留余地。范跑跑的现象,是不是符合或违背人的道德底线,这是必须明确的问题。如果他不违背人的道德底线我们就不要批判他。这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非常核心的问题。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很大的区别在这里。按照西方文化,按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他是完全没有违背自由主义的原则。我跑了,我也没有妨碍人家跑。所以他完全符合自由主义的原则。另外,公正原则,我的生命和你的生命同样重要,我跑掉了,我是自由的,我是公正的。所以按照自由主义原则来讲,他没有违背人的道德底线。但是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角度讲,他违背的人的传统道德底线。换句话来讲,什么是道德底线?

    刘利华:待会儿您来讲,我再回应。

    第三,他不受行政制裁,说明我们中国的政治高压对道德建设的瓦解作用。比如有些人说共产党腐败,我要批评它,在网上发帖子,被抓起来了。而范跑跑道德水平很低下,我不按照徐景安先生的要求,我就按照一个教师你在这样一个职位上你应该符合职业对你的道德要求。你作为一个教师,你不能说不顾及学生,就像医生不顾及病人,那是不行的。待会儿再回应徐景安先生。

    我们说,我们中华民族如果是这样一个情况,只有权利没有信仰,只有法规没有良知,道德沦丧,等待我们国家的就不会有真正的民族复兴。这是我对范跑跑的看法。还有,除了思想危机和文化危机以外,还有政治危机。就是我们的政权合法性危机和执政危机或者社会管制危机。社会危机,就是人将不人的危机和社会体系崩溃的危机。这几种危机密切相关。最近我们知道瓮安的事件。我们维持社会表面稳定的成本越来越高。高压和利诱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总思路。我们说这个总思路,就有这样一个问题,欲壑难填。不在道义问题上认真,提不出能引导中华民族真正向善的思想纲领,只靠利益的抚慰和国家机制的强制,来摆平13亿人口的国家,短期可以,但是长期肯定不行。所以我们要从根上解决,就回到了”和谐”哲学铁三角””的实际意义。

    西藏的问题,汶川地震再次引发的民族主义和普世价值的争论。我认为健康的民族主义应该是由内推外的一种自然感情,是对本民族的爱的情感的体现。上升到理性的层面,当被赋于政治内涵的时候,我认为它的价值观的内核应该是自觉的人类普遍价值或者普世价值和本民族整体利益的统一。普世价值保护着每个人的价值,也保护了由每个人构成群体的价值。我们说每个人的价值得到落实,这个群体价值就得到落实,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接受这样一个普世价值和我们民族的整体利益相结合为核心价值观的话,第一对外我们不会侵略,第二我们应当反抗侵略,第三,我们民族的每个人,每个公民,他的权利都应该得到保护。相应的,我们主张的民族主义,它不能够落入一种“本民族主义”,“本群体主义”。我加了一个“本”,就是我们视中华民族的利益最高,高于所有民族的利益,因此可以任意侵犯所有的其他国家。这个本民族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的非普世价值观的表现。还有“本群体主义”,我们说知识分子价值最高,工人农民价值都不如我们高,这就是非普世价值观。

    法西斯主义,劳动阶级至上主义,以及为农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乃至为绝大多数人们谋利益。它的问题,一是视自己的群体利益高于其他群体。再一个是,视这个群体的利益可以高于这个群体当中每个个体的利益,甚至用群体的价值,否定群体当中个体的价值。这都是很大的问题。那么本群体主义,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有他的积极意义。就是当这个群体的利益被践踏、被强权剥夺的时候,这个群体争取自己基本权利的时候,把自己群体的价值在话语上不得已采取矫枉过正的偏激形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归根到底他把人分成不同等,否定人具有作为人所拥有的平等权利。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上,它也存在着本民族主义。还没有真正达到贯彻普世价值的自觉,并没有彻底告别从零和规则――你亏我赚,而自觉地采取双赢思路――双方都利大于弊。我们可以从它的很多做法上体验到这点。

     但是和我们现实的中国相比,在它的国内行政方面,就是它在国内管理这个国家的时候,它的原则是普世价值。自由、平等、博爱、人权,都是由法律来保障的。它有很多做的不够的地方,它存在侵犯它的某个公民合法权益这样一些不公正,但这是违背它的原则的。而我们中国的问题,我们是原则上就有问题,按照原则就会出现很多的错误,而且根据这些原则、错误得不到纠正。所以兰德公司骂我们中国大陆“像迷失的狗”,他们有没有骂我们的资格?仅就他们在国内实行以普世价值为原则,而我们中国还没有达到普世价值这样原则的自觉这一点来说,这就是他们骂我们的资格所在。也就是我们确实有这种民族精神的迷失、失落的问题。

    最后我强调一点,我们说反对普世价值的人,他们不明白,人权普世价值是每个人的护身符,是每个民族的护身符,是每个国家的护身符。对于弱势群体和弱势的个人尤为不可缺少。为什么?因为普世价值维护每个人的合法权益和尊严。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他否定普世价值,他根据资本主义早期普世价值还没有真正贯彻的历史现状,他说那是虚伪、形式的、骗人的。但是现在人家一步一步地在贯彻上深入了,深化了,得到了改善。普世价值本身是好是坏与贯彻普世价值的情况要区别开。我们要坚持普世价值。我们许多的误解,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文革以前。文革时对“抽象的人性论”的深入批判,主张的就是,人没有共同的人性,什么阶级有什么阶级的人性。还有一点,普世伦理价值是每个人不沦落为非人的精神保证。

    我讲得太长了,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能听到现在。

最后的回应

    刘利华:好多问题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很系统的论证。我想说一下,我得出“哲学铁三角”这个概括,是一种生命追求的结果。我的《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后记里面较详细地说明了,我怎么找到了老子,从老子的哲学里面看到它的超越唯心、唯物的道本体论,以“利而不害”为终极价值的价值论,以及辩证的认识方法论等等。我觉得马克思主义有很大的问题,以“和谐哲学铁三角”为参照,我看到马克思主义在本体论上是有问题的,价值论上是有问题的,认 识方法论上也是有问题的。

    我从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这样的角度来讲。刚才建军说本体论不会有很多家,本体论可以大致上分成几家。我翻译的斯维德勒的《全球对话的时代》里面把关于终极实在的理论,即本本体论归结为五、六种。每一种都可以存在。而我在本体论上强调的是,“走出唯某种主义的绝对主义”。即是说,你可以坚持以你的本体论解释世界,但是你同时要容许别人以他的本体论解释世界,不同的本体论或不同的世界观要互相对话、相互学习。为什么呢?我们人在面对终极实在的时候,面对的实质上是无限,我们看到的只是自己能看到的方面。唯心主义看到精神因素的重要,唯物主义看到物质因素的重要,都有依据,但是都是对无限的认识对象的有限认识。

    本体论也有水平高下的差别,我觉得水平高的,就是它能够使人的认识不被终结,其本体论不会挡住认识论的无限发展的可能,不会终结人类在认识过程中不断地向广度和深度开拓。在价值论上它一定要支撑普遍的人类价值。我们儒家的本体,是天、是道,老子的本体是道,基督教的本体是上帝,都可以支持普世价值。普遍的人权价值支持着不分阶层的所有的人,每个人都拥有普遍的人权,普遍的伦理价值则要求人要努力以人的道德衡量、规范自己。高明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价值论应该是这样一种关系。但是价值论的东西还有很多,如可区分为高标世普世伦理价值、底线普世伦理价值,也可区分为可量化的有用性的普世价值――或祛人文价值与不可量化的具人文曾世价值,比如标志善、恶的底线价值。还有很多的内容有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徐景安:我觉得有两个问题要讨论清楚。第一,究竟有没有普世价值?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是分阶级的。你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只有阶级性,没有共同的人性,也就没有什么普世价值。如果说有普世价值,理由什么,根据什么?第二,什么是普世价值?按照利华的解释,维护所有个体的权利,不是维护一部分人的权利,这叫普世价值。那么按照这样的观点,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是普世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恰恰不讲人和人的平等,不讲人的普遍权利。中国传统文化就没有资格提供普世价值吗?第三,利华认为马克思主义倡导劳动阶级至上论,不承认人的普遍权利,那么,社会主义理念里有没有普世价值呢?下面请黎鸣先生评论。

    黎鸣:我一半谈哲学问题,另一半谈徐景安先生所要求的具体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是,中国没有哲学,没有中国人自己的哲学。刘利华女士提到哲学铁三角,对于中国哲学界人士来说,这已经是一种境界。大家知道我曾说过“西方哲学死了”。后来的西方哲学,要么就是后现代主义,要么就是解构主义,要么就是语言哲学,他们找不到哲学死去的关键。我的看法是死在他们的逻辑思想已经枯竭了。

    西方的逻辑曾经非常发达,从最初的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一直到现在的符号逻辑、数理逻辑。这些逻辑非常发达,却与人的关系越来越远。包括他们讲的科学、民主、自由,西方人自己也感觉到迷茫了、模糊了。现在很多西方人认为他们的科学、民主、自由也有问题。我们的一些文人非常可笑,抓住棒锤就当针,索性认为中国人也不应该要科学、民主、自由了。这只能说明是中国人自己的浅薄,是中国人自己的无知。人家西方人在批评自己的科学,批评自己的民主,批评自己的自由,这是人家西方人自己的觉悟。可我们中国至今,连最起码的科学也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也没有,你跟着人家西方人瞎起什么哄啊。中国文人的食洋不化、食古不化、食今不化,大概是当今全世界之最。为什么?中国自古以来,当然是指独尊儒术以来,就没有了哲学,没有了合乎逻辑的思考。说白了,一句话,没有了真正理论的思维。严格地说,中国人只有意见,意气之见,很难具有真正哲学的观点。尽管今天中国有这个派那个派,例如自由主义派、新左派、传统文化派,还有当权的思想主流派等等。事实上,这些派的思想水平都差不多,多多少少继承了儒家的顽固不化的传统,多多少少表现出了食洋不化、食古不化、食今不化的毛病。

    人们最初认为我是自由主义派,我不反对。后来人们又说我是民族主义派,我也不反对。你们说我是什么派,我都不反对。问题在于我到底讲了什么,做了什么。中国人划派的目的多数并不在坚持什么真理,而实质上是以人划圈,拉帮结派,拉拢一批人,排斥另一批人。心中没有真理观念的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党派”、“学派”,而只有“帮派”。严格地讲,中国从来就只有两派,有权派和无权派。中国真正出现什么什么“派”,尤其是不同的“学派”,那得看什么时候中国真正实现了言论自由之后。而现在的所谓“派”,其实都只不过是有权派和无权派的外围派。显然,有权派的外围派会更有实力一点,而无权派的外围派从来是受压的。

    先说自由主义派。严格地讲今天的中国,自由主义并不成派,自称自由主义的人们非常混杂,尤其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一锅烩的时候,自由主义就算完蛋了,简直就是鱼龙混杂。自由主义派有一些很著名的人物,如朱学勤、秦晖等等,对于他们的很多观点我是赞成的。但是当他们离开自己擅长的方面信口开河的时候,就难免露怯,我只能认为他们缺乏应有的理论修养。比如朱学勤对汶川这件事情,本来说得好好的,却突然冒出一个“天谴”来。作为有哲学头脑的人说这种话是没有意义的。好象天在谴责中国的当权者,用这样一种语言没有意义。我们不应该再搞董仲舒的“天人感应”那一套。错了就错了,错在哪里?你直接批判当权者就是了。不要那么说,老天爷在惩罚你,什么叫老天爷在惩罚你?我觉得这是缺乏理论修养。

    最近,秦晖有一篇文章,说什么“伪善”是中华民族社会的一种重要的功能。又说什么儒家既不是那么好,也不是那么坏,到底是好还是坏?你是在这儿赞美“伪善”,赞美“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么?或者说,虽然不对,但是它是有价值的(社会功能)。秦晖在攻击韩非法家的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的时候,却把儒家的伪善当做了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去赞美,这是非常错误的。中国传统的儒法两家其实是狼狈为奸,法家赤裸裸的恶与儒家伪装的善从来就是中国传统统治者的两手“抓”。为了谴责一方却去赞美另一方,最终赞美的对象还是离不开统治者。“伪善”真是重要的社会“功能”吗?大家知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取法乎下仅得其末。如果秦晖先生真以“伪善”为中国的社会“功能”,那中国的社会还能够是“文明”的社会吗?西方的摩西十戒,里面就有明显的一条,你不能说谎做假证。作为人,这是起码的底线,你居然把伪善当做重要的社会功能。那就是说,伪善还是需要的,甚至可以成为美德了。那还得了!

    还有一个就是自称自由主义者的秋风先生。哈耶克是他的崇拜对象,他是因为哈耶克而走向了要恢复儒家传统的道路。哈耶克有一个观点,即认为法律的这些东西只能自发,而不能建构;所以只能服从传统,而不能违背传统。正是因此,秋风先生从自由主义转向了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他要恢复儒家的传统文化了。这样的食洋不化实在是太可笑了。哈耶克对于他们整个西方的传统来说我认为还是有理可鉴的,因为西方的传统是希伯来传统、希腊传统,这两种传统都具有追求人人平等的大方向。大家千万别忘了,人人平等,绝对是人类中的第一真理。否认这个真理,人类社会就不可能获得发展、进步。而希伯来传统具有人人在上帝面前追求平等的大方向,希腊传统有人人在真理面前追求平等的大方向。虽然哈耶克的反对“建构”的观点是错误的,然而他的维护“传统”的观点却歪打正着,实质上是维护了“人人平等”的真理。可是中国就不同了,中国的传统从来就是儒家的“礼乐”的等级制度、不平等制度的传统,而服从这样的传统实际上就是服从不平等的传统,就是明显地反对人人平等的真理。而反对人人平等的真理,中国的文明就不可能获得任何实质上的进步。西方社会之所以慢慢地能走向进步,关键正在于无论是它的宗教还是它的哲学,它们都具有“人人平等”真理的这种方向性的追求。对于宗教来说,就是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对于哲学来说,就是人人在真理面前平等。大家知道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真理高于一切,所以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再说秋风,他为什么到后来死命地走向文化保守主义,要恢复儒家传统?就因为他受了哈耶克言论的影响。因为哈耶克说要维护传统,所以他秋风也要维护传统。可是秋风就不想想,哈耶克说的维护传统是要维护西方的传统,而并不是要教你秋风,要你不问青红皂白地维护中国的儒家传统。中国的儒家传统是什么?中国的儒家传统是彻彻底底的等级制度的传统,不平等的传统,君子与小人的传统,这种传统在中国的两千多年之中根本就没有改变过。现在秋风因为你翻译了一本哈耶克传,你就把哈耶克顶到头上,把他的话当作圣旨。你读哈耶克的书,你要现实地去读,你要真正理解人家说的话。哈耶克说要维护西方人的传统,就是维护两“希”的传统,要维护追求人人平等的传统。可是哈耶克没有叫你秋风去维护中国儒家的传统,去维护不平等制度的传统啊。这样的食洋不化难道不可笑吗?

    中国是一个明显的文明停滞的社会,印度也是一样。为什么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民族不能走向进步?就在于这两个民族的传统之中都是完全彻底的不平等,根本就没有任何一点追求平等的精神。一个没有追求平等精神的传统社会,它是绝对不可能走向进步的。西方的两希传统之中,都具有宣扬并追求人与人平等的重要的价值取向,所以西方社会能够不断地走向进步。

    新左派的理论水平也高不到哪里去。同样食洋不化,甚至还可能更有害。新左派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思潮颇有渊源。后现代主义的中国代表是汪晖先生,他是新左派的精神领袖。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者、解构主义者发起了对启蒙运动的批判反思,同时也涉及到了对西方社会的科学、民主、自由现状的批判。中国的一些文人朋友就好像是捡到了宝贝,马上拿来批评中国的现状。同样是牛头不对马嘴,食洋不化。西方的科学、民主不管如何比没有科学、民主的我们好。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正在走向衰退。他们的自由,现在也在慢慢地变质,他们的平等也在慢慢地走向不平等。人家批判自己,这是人家的觉悟,我们的新左派却拿来当宝贝。人家都在批判科学、民主、自由,我们中国还要科学、民主、自由干嘛?这就是网上多少人在那儿咒骂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的原因。我觉得这些人瞎了眼,他们的脑袋里进了水?

    至于传统文化派,我对他们的批评一直在进行,这里就不多说了。传统文化派比自由主义派、新左派,思维水平更低。刚才刘利华女士对马克思很看不起,但是关于马克思,我还得说点公道话。马克思主义是西方人类的福音,却受东方人类的诅咒。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和西方造成的后果会这么截然地相反?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学问都是批判西方的资本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黑暗的揭露,而根本不是对东方传统社会的批判和揭露。中国的资本主义还远远没有达到起码的水平,你把马克思主义拉到中国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管用吗?为什么马克思在英国的牛津,人家说他是欧洲千年第一伟人,为什么西方人对马克思那么尊敬,而我们中国人却把马克思恨得咬牙切齿?其实真的是大冤枉。中国人什么时候把马克思的理论真正实行到了中国呢?有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讲的就是言论自由。我们为什么把马克思重要的东西丢得一干二净呢?中国有马克思主义吗?中国根本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要从文本、理论来寻找中国历史的种种倒霉的原因,那绝对是找错了地方。中国从上到下,包括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曾认真地把本本当做东西。就像中国的宪法一样,中国的宪法里面也有很多有道理的东西,但是中国宪法有价值吗?宣布完了以后就束之高阁。至于有人公然违背中国的宪法,有谁敢对他提出质疑、问责?没有。这说明中国人根本就没有把本本当做一回事,文字是文字,说法是说法,我行我素。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因为中国人从来就不认真理,中国人从来就不讲理,对于任何讲理的本本是决不会记在心里的,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一个样。这就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儒家留给我们的真真实实的传统,永远不讲理的传统。

我说刘利华女士有一点书呆子气,但是对这种书呆子气我还是赞美的,我希望这种书呆子多一点,对整个中华民族是有价值的。因为什么?因为讲原则、讲真理。讲话必须服从真理,讲完了还要认真实行,要不如此,你就等于放屁。包括我们的宪法,言论自由就明摆在那儿,但是我们实行过言论自由吗?一点没有。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一定要清醒地看到我们中国现在所存在的问题的渊源。中国的问题绝对不只是近几十年的问题,而是两千年前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古老的传统问题。我并不是对孔子个人那么恨,问题在于,孔子的错误的思想传统整个统治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不仅我应该竭尽全力来批判孔子,还应该有一大批青年、少年跟着我继续批判孔子,直到把孔子的极坏的历史影响彻底从中国清除掉为止。

    中国人从来不把文本当做一回事,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也是假的。中国人学习别人永远不如日本人学习别人。你看日本学习什么东西,的的确确有一种牛劲。学什么,像什么。不像中国人说学,却是假学,根本不是真学,还是依然我行我素。刚才刘利华讲,中国现在分四大派,这四大派为什么走不到一起去?问题在哪?问题就在于这些人全都是儒家传统的忠实的走卒或受害者,全都永远我行我素,这些人们的心中根本就没有共同的真理,也放不进真理,尤其是人人平等的真理,人们根本就不讲普世价值,不讲公共道德,中国文人的心中永远都只有自己,以及跟自己情感相通,可以互相吹捧的沆瀣一气者。他们的分派根本就与真理没有多少关系。或许,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会好一点,毕竟他们多半属于无权派的外围。

    什么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就是公共道德。不要因为这些概念把您弄模糊了,它就是公共道德。你生活在这个社会之中,你应该怎么说话?怎么行为?怎么思考?这都是对你自己主体的一种捍卫、爱、尊重。什么叫本体?本体说白了就是主体。你看黑格尔,讨论他的本体论的时候,到了最后的绝对精神,本体的最终结果就要落实到主体,落实到每一个人的“我”的存在,只有每一个“我”的存在才有世界的存在,没有绝对精神赋予每一个“我”的存在,世界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这就是本体论的价值。也就是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绝对精神的本体论的价值。

    刘利华:我想问一下黑格尔在什么地方这样说的?我觉得黑格尔没有这个话。

    黎鸣:在什么地方,我以后告诉你。他的绝对精神就是从这儿开始的。然后认识论,最重要的是认识你自己。如果你自己都认识不清楚,你怎么认识世界啊。这是最重要的认识论。价值论的观念,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什么是我的价值?如果每个人都能保持对本我、自我、超我的清醒的价值的认识,这也就形成了“我”自己的铁三角。

    中华民族伟大就伟大在伏羲、老子,这两个人的重要性将来应该绝对远远跨越孔子,超过孔子。在中国的古人之中,惟一只有老子的文本之中可以看到人的主体精神。我最初写的书,并没有对孔子那么严厉,我后来越研究,觉得问题越大。到今天,孔子简直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不尽一切努力摆脱孔子的影响,中国人根本就没有希望。

    伟大的哲人康德说,三就是全。但是他又说了另外一句话,三就是正、反、合。这就糟了,如果什么都变成了正、反、合的话,就变成了黑格尔。所以黑格尔不是从康德前进了,而是从康德倒退了。他同样用三来构建了他的整个体系,但是他的三全都是正、反、合。最重要的仍然是“二”的对立统一规律,而不是“三”的全息逻辑规律。这个对立统一既害了后面所有的哲学家,害了马克思,也害了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民族把马克思哲学当成惟一的哲学而排除其他一切哲学,简直是错误之极。

    普世价值就是公共道德,你承认公共道德,你就承认了普世价值。公共道德起码有三条。一,人人平等;二,人人自主,包括社会中的民主,你要养活你自己;三、人人在精神上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这就是人类世界的普适价值,普遍于世界一切人类的终极价值。再具体一点,就是平等信仰真理的价值,自主追求真实知识的价值,自由追求真诚爱的价值。这三者,就是普世价值。所以我觉得,现在网上的一些人,包括司马南,反对普世价值,那是自况非人,自己把自己当作畜牲。反对普世价值的人,他只能称作人类公共社会中的“非人”、“畜生”。

    徐景安:信仰、求知、仁爱,这是你说的人类三大元精神。伟大的仁爱精神就是孔子创造的。我就是从你的本本里面学来了。我看从逻辑上讲,你首先应写一个黎鸣先生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检讨,然后再批孔子。

    甘泉:黎鸣不要把修正变成修错了。

    徐景安:下面接着讨论,有没有普世价值?什么是普世价值?刚才黎鸣有他的说法,普世价值就叫公共道德。下面甘泉先生发表评议。

    甘泉:刘利华的和谐哲学铁三角这个论题,我认为很有见地。第一,现在好多人一谈哲学,就是迷雾重重,不知所云。她把哲学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一个本体论,一个价值论,一个认识论。这使哲学的面目变得清晰一些。是不是铁三角,我认为倒不一定。不过,只有具备这样三个部分,才是一个完整的哲学;不具备这三个部分,虽然也是哲学,但只是哲学的一丁点。

    马克思主义算是一个完整的哲学,还有黑格尔的也算。其实老子是完整的,孔子差一点,因为没有本体论。现在五花八门的这个派、那个派,都没有本体论。你刚才说的四派,哪一派有本体论呀?他们都局限在价值论这一个方面,实际上属于社会学,由于没有本体论的指导,因而最容易胡来。它没有根,没有总的指导思想,所以它必然是相当片面的。把哲学基本内容概括为三个,这样就比较清晰了。哪个哲学是完整的?哪个是不完整的?不完整的容易出现的偏差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二点,她简略地概括了中西哲学的同异。并且认为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共同性是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而它的差异性是在次级的层面上。所以对于有人说“中国没有哲学”的论调是一个有力的反击。第三点,她界定了普世价值的基本内涵。认为普世价值是每个人的个体价值都应当得到平等的尊重。其实跟黎鸣说的很一致。黎鸣说的更简捷、更明晰:人人平等,人人自主,人人精神自由。此外,刘利华指出“人类普遍价值是人类向善建构的成果”,而且强调了普世价值的意义。

    刘利华:我有一篇文章叫《中国传统的普世价值资源》,普世价值分为有效用的价值和人文意义的价值。善恶是属于人文意义的价值。

    甘泉:第四,提出了当今人类的必由之路,即应该走的道路。她说:“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人类需要自觉地建构起一种和平、和睦、和谐的人类文化。”如果要说跟中央相呼应,这个是相呼应的。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在建构这种和平、和睦、和谐的人类文化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第五,她大声疾呼,当前中华民族最深刻的危机是民族文化危机。中国现在面临的危机几大筐也数不完,但是最深刻的危机是民族文化的危机。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非常珍惜自己的民族文化,唯独中国人不珍惜自己的民族文化,并且一再地糟蹋,一再地摧残。我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批判》一文里,提到五四运动在“打倒孔家店”的狂潮中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给否定了。

    黎鸣:错!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第一次朝阳的升起,但是这个朝阳马上就给灭了。

    甘泉:关于洋务运动、五四运动究竟为什么发生等等,我在那篇论文里面都有论述。这里接着谈刘利华的论题。在一篇不到三万字的文章中,能有如此多项而深刻的见地,并且涉及问题的根本,实在难能可贵。比起那些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却空洞无物的所谓“高论”,真是良莠立判、泾渭分明。所以我认为,刘利华对和谐哲学铁三角的论述值得大家认真思考。
我本人对她的论题有这样四点意见。

    一、哲学的确应该是有用的,但是被一些人搞得云遮雾障,仿佛只有弄不懂的才是哲学。哲学应该让大家能够懂,这点我跟刘利华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她将哲学概括为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而在我的那本《简明中国哲学精髓》里是概括为这样三部分:自然哲学、人文哲学、哲学方法。
自然哲学大致相当于本体论,就是宇宙的本体以及基本的自然规律。自然哲学是客观的,你可以认识它,可以研究它,但是你没法改变它,更没法否定它。你不承认它,它还是存在的。

    人文哲学是关于人生意义社会准则的探讨,属于主观意识。人文哲学五花八门,怎样来检验其对错呢?这就离不了自然哲学——符合宇宙的客观实在和客观规律,也就是符合“天道”的,才是正确的;不符合“天道”的,就是不正确的。刚才说的四大派之所以浅薄,黎鸣说他们没有脑袋,这个批评不错。你既然搞这个东西,就不要那么浅薄。这四派浅薄在什么地方?就是缺乏哲学功底,没有上升到哲学层次,所以很容易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刘利华是这样说的:“价值论与本体论有着内在统一的对应关系,即本体论所设定的终极实在为该哲学所认定的终极价值提供着终极根据。”显然,离开了本体论的价值论,往往缺乏终极的根据。

    哲学方法是指人们研究哲学、应用哲学的途径。这个在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是有巨大差异的。西方哲学方法主要是由概念、论断、推理三大部分组成的严密的逻辑体系。而中国的哲学方法是通过禅定、顿悟等方式,达到洞悉幽明、把握总体、触类旁通的效果。所以中西哲学方法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不能以中国哲学方法否定西方哲学方法,也不能以西方哲学方法否定中国哲学方法。
这是第一点,哲学应该清晰,不应该搞得迷茫。

    第二点,刘利华主张以普世价值取代丛林规则。这点我赞成。丛林规则就是弱肉强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内容。而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是西方列强当年实行殖民掠夺的所谓“理论根据”,并且至今依旧是一切强权者、强势者的主要托辞。普世价值相对于丛林规则而言,尤其对于人类未来要走向光明道路的话,就必须受到尊重。

    第三点,关于当今人类的必由之路。刘利华刚才说“需要一种和平、和睦、和谐的人类文化”,我赞成这点。而且我一直认为,通过和解实现和谐是人类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说,如果人类不能够尽快走上和解、和谐的道路,必将在不长的时间内归于毁灭。如果将现在整个世界的环境状况、资源状况、人口状况以及社会问题当中的犯罪、堕落与空虚这些危机全部研究之后,你会得到这个结论,就是快完蛋了!西方人由于已经走到这个悬崖的边上,因而看得比较清楚。中国人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跑,还看不清这个东西。

    第四点,要想缔造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就必须有和谐哲学作为指导思想。如果没有和谐哲学作为指导,一切支零破碎、东拼西凑的理论都是无济于事的。这种和谐哲学必须具备这么一个条件,就是“对所有群体、所有个人都有益,同时对所有群体、所有个人都无害”。唯有这样才能让整个人类欣然接受、自觉实践。

    什么思想能够满足这个条件呢?唯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异彩纷呈、相互辉映的“和”的思想才能满足这个条件。而中华传统文化就蕴含着这种“和”的精神。在中华文化的浩瀚巨流之中,上应天理、下和人伦、贯穿于万事万物之根本的,就是一个“和”字。所以很显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整个人类前途命运的意义是无可置疑的。

    如果人类真的想走向一条光明大道的话,就离不了这个东西。为什么现在西方真正的有见地的哲学家、思想家非常关注东方思想,尤其是中华传统文化?因为他们觉得这里面有一种神秘的东西,能够引导人类走向光明。不过,他们并没有真正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中国人自己也没有很好地梳理它、提炼它。

    所以我认为,作为中国的学人,首先应该正视民族文化的严重危机,不要掩耳盗铃;然后深刻反思其形成的历史原因,不要受目前已有的“定论”束缚;最后在这个基础上努力发掘、梳理、提炼、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并把它贡献给整个人类,让人类走向一条光明、持久、和谐的康庄大道。我们不是要用中华文化去占领世界舞台,而是要把中华文化最宝贵的东西贡献给整个人类、造福整个世界。我想,这应当是我们中华学人最神圣的职责。

    徐景安:甘泉刚才批评中国目前四大流派都很浅薄,缺乏哲学功底,没有本体论的支持。这是很值得深入讨论的。

    自由主义认为,社会的本体就是个人。国家、社会、政党、家庭都是由个人组成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个人,只有个人具有终极价值。因此,要尊重个人的权利、个人的尊严、个人的选择。支撑的理由是天赋人权,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谁也没有剝夺他人的权利。这个理由似乎缺乏科学理性。于是,又说人有自由意志,而自由意志先于存在,谁也没有权利压制人的自由意志所作的自主选择。从个人为社会的本体出发,确立了个人主义价值观,强调保障人的权利,提出自由、民主、平等,并制订了相关的制度、法律、规范,创造了近现代文明。

    用天赋人权与自由意志来解释个人本位,似乎理由都不很充分。人为什么需要自由?人究竟追求什么?什么是人的需要?把自由作为终极价值,从本体论的角度是缺乏说服力的。你要自由就去荒山野岭,干嘛非要挤到城市,还要大城市?干嘛打工受老板支配、成家听老婆唠叨,多不自由!事实上,人们的许多行为是让渡了自己的自由,自由并不是终极目的。但自由主义反映了一个简单的事实,社会确实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社会最终是为了满足每每个个体的需要,最终由每个个体的感受作出评价。为满足个体的需要作出的选择,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社会的各种组织,国家、政党、家庭……都不能强制、压迫、剥夺个人的自主选择,除非这种选择侵犯他人的选择。这是承认简单事实基础上的简单真理。这是自由主义的合理内核。但是每个个体自主作出的选择,每个个体提出的需要,是不是天然合理的?简单来说,每个人都需要一辆汽车、都需要一幢别墅,这种需要能够满足吗?那么,为什么你有了,我就不能有,这平等吗?自由吗?自主吗?那就竞争呗!竞争的结果就是合理的,资源得到优化配置。这就被人们批评为强者为王的丛林规则。丛林规则就是动物性,追逐物欲、弱肉强食。弘扬人本的自由主义,变成了主张动物性,人权变成了动物权。自由主义遭到质疑与反对。

    自由主义的主张就是人人都爱自己,这是对的,但是自由主义把爱自己作为终极目的、终极价值就出了问题。自由主义就演化为利己主义,而一个只爱自己、不爱别人的人能追求什么?就是满足物欲,自由主义就演化为物质主义。自由主义崇拜个人自主选择的天然合理性,每个人从自利出发作出选择就会带来社会繁荣。而人从自利出发作出的选择往往是一种本我、本能,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需要学习的,对自己的认识也是需要提升的。而对自己的认识却是最困难的。可是自由主义鼓励对客观世界的探索,却反对人需要教化、需要反省、需要升华。今天的不少年轻人求知识、学技能很用功,而对人生的道理非常排斥。我怎么活,由我选择,不用你们啰索。现今的社会就是如此,科技很发达,信息大爆炸,但人对自己的认识却等同于动物。归纳起来说,自由主义只主张爱自己,拒绝讨论怎么才是爱自己,尤其是怎么才是真正爱自己。当然,自由主义也讲不要妨碍别人,尊重他人。茅于轼先生更是强调真正的自由主义是限制自己的自由。这是很可贵的。但一竞争起来,谁顾得上谁啊?想到的是把你挤垮、吃掉,人的爱自己也就降低到了动物的水平。

    中国传统儒学兴起,个人怎么是本位呢?人是从哪里来的?人是父母所生,人类是天地所生。要说社会的本位的话,是家庭。家庭是人生存、延续的载体,是社会組成的细胞。人类是天地所生,要敬畏天地;人是父母所生,要感恩父母。齐家才能治国,治国才能平天下。而齐家必须修身,修身就要克己。把父母的需要、他人的需要、国家的需要放在第一位,以孝道、仁爱、诚信、爱国作为道德要求。

    以家为本位,从本体论上就是崇拜血统、崇拜祖先、崇拜天地,价值论就是以他人为重,用崇尚教化的办法,遏制人的本能,提升人的道德。你想要汽车、别墅,那就凭等级。皇帝的别墅是宫殿,贵族的别墅是庄园,平民的别墅是茅房。皇帝的汽车就是大轿,就是大轿也分等级。等级就是礼,那是不可逾越的。黎呜攻击的就是这种人与人的不平等。讲等级的规则,就是奴才规则,就是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老老实实、唯唯喏诺、小心翼翼、唯命是从。于是,黎呜把满腔愤怒指向了孔子。孔子是不讲人与人平等的,但他讲人与人的爱。黎呜批评的就是,不讲人与人平等的爱,值得提倡吗?那是虚假的爱、伪善的爱!这么说来,在人与人不平等的社会里,是不能讲爱的,是不能讲善的。那问题就更大了,人类历史上从来就不平等,现实生活中也不平等,将来也平等不了。人与人什么时候讲爱、什么时候讲善?那只有恶。今天,很多人就是这么认为的。当今社会如此不平等,讲爱、讲善、讲道德,是脑子进水了!孔子的时代,能不能实现人与人的平等,如何实现人与人的平等,暂不讨论。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在一个等级的社会里,孔子倡导的孝道仁爱,在当时有没有人文价值?正是在这不平等的社会里,对父母、配偶、兄弟、朋友、邻里的爱,成为中国人生命的动力,人生意义的追求,克服困难的源泉,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而在物质追逐中迷失方向的今天,孔子倡导的孝道仁爱精神更具有价值意义。这就是人不仅要爱自己,也要爱他人。

    但儒学将爱他人作为终极价值、终极目的,勿视人的权利、勿视人的平等,进而反对自由民主,反对现代文明,反对改革开放,主张回到孔子时代。中国只要听孔子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就从一个片面走向另一片面,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儒学骂自由主义是丛林,自由主义批儒学是奴才。儒学骂自由主义是假自由、伪民主,自由主义批儒学是假仁义、伪道德。儒学以美国为例,满嘴的人道人权,却到处派兵干涉。自由主义批儒学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儒学称孔子为中国至圣,黎呜骂孔子罪大恶极。儒学说连自己的民族文化都糟蹋的人,不是白痴吗?自由主义讲连平等、人权都反对的人,不是专制吗?说起来都赞成兼容并蓄,做起来就水火不容。中华文明是专制奴才,西方文明是丛林规则,人类还有什么文化啊?

    中国还有一个传统社会主义派,什么个人本位、他人本位,统统以集体为本位。什么爱自己、爱他人,统统爱党、爱祖国。党代表你们的利益,还用你们自己爱吗?国家代表你们的利益,还用你们操心吗?计划经济多好,什么都由国家安排,不仅管经济,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国家下达计划;还管生活,发粮票、布票、肉票,还有免费住房,当然你得有耐心等,等不了的就去找关系,没关系的就没办法。还管思想,背老三篇,听最高指示,斗私批修,向党汇报思想。还管社会,穿衣、留髪、唱歌、看戏、听音乐,都有标准、规范,就是出门讨饭也要批准。那个时候,治安很好,没有小偷盗贼,话说回来也没有什么好偷的,大家都一样。更没有黄赌毒,哪一家吃什么都清清楚楚,谈恋爱都不能公开拉手,还有谁敢乱说乱动!更厉害的是管政治,说是敌人一小撮,结果越来越多,从地富反坏,到右派分子,到反党集团,到走资派,到叛徒、内奸、反革命修正主义,以至亲密战友一夜之间成为敌人,说一句话、写一篇文章就成为反革命。数千万生命被残害,连同他们的子女家人遭连累。这一切是为了什么?终极目标是什么?说是为了反修防修,巩固专政。反修防修,巩固专政,又为什么?是为了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可是为了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为什么要受吃不饱的苦、受天天斗的罪。当时,你敢这么问吗?谁这么问,就砸烂你的狗头!可是,今天的左派还要坚持计划经济、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社会主义,还说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做梦都没想到他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竟然是这样!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本意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就是人人要爱大家。他从来没有否认自由主义,恰恰相反,把每一个人的自由作为价值目标,把自由的个人的联合体作为经济组织,把解放全人类作为崇高理想与终极追求。他把这种理想社会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而马克思的不肖子孙,恰恰违背他的终极追求与社会条件,用暴力、专制把人们赶到他们杜撰的“人间天堂”,不准爱自己,也不准爱他人,只能信一个主义、爱一个领袖。经过了这样可怕的实践以后,今天还是有一批人要求回到那个时代,否定改革开放,反对现代文明。说自由、民主、人权要不得,那是美帝国主义的阴谋,颠复社会主义的工具。美国是有他的动机,美国也有他的劣行,但这与我们要实行自由、民主、人权,有什么关系?这是还权于民,是民众应有的但被剝夺的权利啊!

    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对上述三股思潮无法应对。要坚持改革开放,要发展经济,经济自由主义还用得上,但是,政治自由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拒之门外,依然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过自由、民主、人权这些词表面上也不得不接受。对于美国价值观的进攻,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以文化多元作为保护伞。对传统儒学,有所松动,还经常引用一些话,表示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也还有利用价值。但并不接受儒学的孝道仁爱精神,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社会主义,却不提倡爱父母。对左派反改革开放、攻击邓小平、批判现领导的言论与行为非常厌恶,但是无可奈何。人家依据的是党章、宪法,坚持的是四项基本原则。不管你们说什么,就是发展第一。结果经济发展了,GDP上去了,却带来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道德一系列问题。好不容易提出了“科学发展”,经过5年多的研究,权威解释是又好又快发展,还不如毛泽东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根本缺陷也是没有本体论,终极目标是什么,说不清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释,就是一堆空洞的政治概念。主导的意识形态完全失去了导向作用,更起不了教化功能,只剩下权力控制。

    中国的思想界吵成了一锅粥,当然比之过去一言堂,是一种进步。百花齐放嘛!但中国没有主流文化、没有善恶共识、没有道德底线、没有普世价值,就是一个没文化、没理念、没精神、没思想的社会。怎么办?在价值观层面上很难达成共识,得从根上梳理,在本体论上下功夫。这个根是什么?就是人究竟追求什么?人追求名、利、权,要自由、民主、平等,向往这个主义、那个社会,最终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追求幸福。幸福来自物质层面,就是吃、喝、玩、乐;情感层面就是亲情、爱情、友谊;精神层面就是理想、信仰。物质的幸福是短暂的,情感的幸福是持久的,精神的幸福是永恒的。人应该追求物质的幸福,也应该追求情感的幸福,更应该追求精神的幸福。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鼓励、引导人们从追求物质的幸福,升华到追求情感的幸福、追求精神的幸福。为此,一个人、一个社会,既要承认、保障爱自己,也要鼓励、引导爱他人,更要鼓励、引导爱大家。所以,自由主义的爱自己,传统文化的爱他人,社会主义的爱大家,都是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应该相互兼容,不应该互相对立。树立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主流价值观,并不排斥一个人偏爱自己、偏爱他人、偏爱大家。这就是甘泉所说的“对所有群体、所有个人都有益,同时对所有群体、所有个人都无害”的普世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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