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这期文章内容侧重于思想,当前中国社会思想分歧相当大,为什么大?就是因为中国本身已经没有了主心骨,没有主心骨的人思想能不混乱吗?但是,尽管众说纷纭,总有思路清醒而明白的人,仲大军 、盛洪、陈明等先生对“普世价值”现象的分析可谓深刻,一针见血。仲大军和盛洪先生这样的民间学者都是最主张民主、平等、自由的人,都是最强调人权、正义的人,但他 们为什么对普世价值说不?看看他的文章自然就明白什么是深刻什么是浅薄了。]

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遭人烦感的原因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7月6日

目录

仲大军:《“普世价值”遭人烦感的原因》

徐景安:《当今中国的三大流派:自由主义、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

盛洪:《一些西方人所谓的普适价值其实不是普适的》

陈明:《抗震救灾 谁的荣誉?----我看“普世价值”、“社会主义”和“传统文化”之争》

吴稼祥:《围绕普世价值爆发的中国“南北战争”》

田忠国:《没有阶级、国别的普世价值只是一句骗人的鬼话----“普世价值”之我见》

向东:《多党代议制民主可能导致挑动群众斗群众,中国要避免走菲律宾和印度的道路》

亦忱:《中国人的文化品格源于皇权专制的塑造——浅议中国劣质文化的制度性根源》

朱一心:《贵州瓮安打砸烧事件的经过》

翟玉忠:《秦晖!住嘴!》

秦晖:《中国的人心与法家、儒家》

吕鹏:《社会大于市场的政治经济学》

《中墨对比:国内金融和传媒界的“国际化精英”将把中国引向何方?》

易富贤:《周老虎倒下了,“1.8的生育率”还能挺多久?》

张文木:《变动中的世界政治与日本问题》

乔续:《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看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向资本主义》

《2008年健在的开国将领名单》

--------------------------------------------------------------------------------------------------------------------------------

“普世价值”遭到人们烦感的原因

----在“中国新文化论坛第七次会议”上的发言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8年7月5日

    在当前的中国,有一些人大谈普世价值,大打普世价值的牌,这种做法说穿了就是用这些价值来压中国政府进行政治改革,压中国社会照搬西方。让中国学习西方国家普遍遵守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原则,让中国吸收和借鉴外国好的东西,这未尝不可,但把这些名词搞绝对化和神圣化了,就有讨 厌之嫌。

    在文革期间,人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现在看这个真理还皆准吗?现在又有人跳出来,又要搞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请问:这种思维方式与当年的机械教条有什么两样?如果再过一百年回过头来看,今天这套所谓的普世价值又会是什么?

    现在一些人动不动就搬出普世价值,好象一提普世价值,就有了尚方宝剑,就有了压倒一切的最高权威。这种做法无疑是中国传统的专制遗风。表面上是引进国外的先进经验,实质上又在行思想专制之实。

    这种动不动就把某种东西绝对化和神圣化的做法,动不动就爱把自己的喜好硬要强加到别人身的做法,是典型的专制文化和封建迷信的遗产。说马克思主义好,就奉为经典,不得有半点疑义;说西方民主好,又奉为经典,也不许有一点质疑。这些做法都是历史上封建文化的产物,都是不利于中国顺利进入现代代的思维障碍。

    看看当前在社会思想文化圈跳得特高的一些人物,身上都有这种特性。他们表面是在学习和崇拜西方先进文化,实质上其骨子眼里仍然摆脱不了封建专制文化熏陶的特性。说到底,这种特性就是贱!是中国封建奴才文化的遗传。

    中国人如果永远这样贱,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这好那好中国人都要有主心骨,自负不好,但如果没了自尊、自重,丧失了自我,这个国家也是危险的。

“普世价值”容易损伤民族尊严

    特别是这些打普世价值牌的人,犯了中国民族自尊心的大忌。把什么好的东西都说成是外国的了,中国什么都不是,这一点对于很多中国人是难以接受的。中国历史有很多好的东西,那些一味崇外的人 很少认真研究过。如果连一点自尊、自强、自立的精神都没有,只靠照搬外国,再好的价值可能也没用。如果不摆脱洋奴的心理,再好的价值你也运用不起来。

    老徐(徐景安)让我们表态,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我说没有,只有相对的价值、阶段性的价值和地域性的价值。从历史上看,各国的、各时代的价值都是不同的,所以价值是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的。世界历史上有三大宗教,这就是不同的价值体系,各价值体系都是具体的,你硬要从中找出共性也没什么意思。并且,这几大体系历来就是你争我斗,十字军东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打了多少年仗? 即使今天进入全球化的历史时期,一些共同的规则也要逐步建立,只有全球都认同的那一天,你才能说暂时达到了一致,但这种一致永远都是不断变化着的。

    各国人民总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段寻找达成共识的准则,这些共同的准则是有时间性的,很难用“普世”这一词语来描述。普世这一词语既有地理概念也有时间概念,世既可理解为世界,也可理解为一段时间。在人类历史上,既适用于所有地区又适用于所有时间的价值恐怕很难找到。因此,普世价值一词除了带有理想色彩,就是带有欺骗价值。

    所以,现在盲目地动不动就把“普世”两字挂在嘴上的人,除了赶时髦,就是别有用心。就是到了全球化的今天,西方的价值也是相对的,也不能就绝对说成是普世价值。中国今天的现代化如果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也很可能遭受巨大损失。从经济领域看,目前这种损失已经形成了。这都是盲目照搬西方模式的恶果。

    世界上有普世的经济学吗?有普世的政治学吗?只不过是那些强国硬要打着这个旗号把自己的价值往别人头上套而已。菲律宾和印度这些国家不就是被“普世”的结果吗?中国也被普世一下会成什么样?难道肯定就比不“普世”强?

    现在很多中国学者已经明白过来,但是,一些不搞经济工作、不懂经济的文化人,往往是头脑浅薄,看不清思想文化博弈背后巨大的利益争夺,不知不觉地充当了外部利益的廉价工具,这些人不到吃亏上当的那一天,是不会醒悟的。

人类的一些共同特性不能叫做普世价值

    作为人类,的确有着共同的人性,譬如人类都会谈恋爱,都会性交,你能否把这种特性和喜好叫做普世价值?不能!称为价值的东西必须是社会层面的东西。如果仅仅根据人类有共性,就硬要说这个世界这个社会都存在着普世价值,那就大错特错了。

    特别是不能把普世价值当作为本国牟利的工具在全球推销。中国今天要认清某些国家推销普世价值背后的意义,那就是巨大的利益争夺。如果不看到这一层,就会陷入浅薄。

    美国不是硬要把它的普世价值搬到伊拉克、搬到阿富汗吗?这种强行实施的结果是什么?上百万人的死亡,巨大的经济损失。所以,在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要适当尊重各个 国家各个地区的传统和习惯,要让人们自觉自愿地学习。如果不尊重,那就是霸道,强权,就要遭人烦感和反抗。

中国必须要有中国的价值

    目前在中国打普世价值牌的人,他们根本的、让人讨嫌的原因是不打中国牌。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不打中国牌,那就容易被人骂作汉奸了。马立诚先生不是被人骂了一通吗?吴稼祥先生是不是也想被骂?我是不愿看到这种局面的。中国即使再改,再洗心革面,照样还是中国,还是中国的价值,中国的创造。

    我没读过西方民主的书,我也照样热爱自由、平等、民主、正义。我是靠自己的本能在争取中国的公平、平等、民主、自由和正义的。为什么把自己身上一切好的东西都要往西方的筐里装?都要归到人家的功劳 簿里?这可能是我和普世价值派们的根本分歧。

    最后一句话,没有个性、没有创造的民族永远是没出息的。

 

 

发件人:<xujingan@vip.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03 07:38:15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徐景安

    这是第七次中国文化重建论坛的开场白。希望你们的发言能引向深入,对目前三大流派发表看法。徐景安

当今中国的三大流派:自由主义、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

原深圳体改委主任 徐景安

2008年7月5日下午

    今天举行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七次会议。我认为刘利华副教授写的《“和谐哲学铁三角”的意义》是一篇很价值的文章,她提出的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的有机统一构成的“哲学铁三角”以及哲学必须面对和解决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即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三大关系,为构建中国新文化提供了一个参照、也是一个标准。我国思想界存在自由主义、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流派的不同主张及激烈争论。各派都说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说100年以后再看。利华的这篇文章等于给各派出了两道考试题,你的文化主张用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考察是否言之有理?能否解决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三大关系问题?当然,不能期望解决思想分歧,但能使讨论进一步深入。

    哲学是应该回答现实的。利华的文章提出:能否自觉接受人类普遍价值,标志着一个人、一个学者、一个群体、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没有属人的精神资格。还说普世价值标准在水平上有底线与高标之分。底线普世价值规范的是为人的资格,高标普世价值昭示的是成圣的理想。而汶川大地震恰恰引发了普世价值之争,以司马南为代表对普世价值极尽讽刺嘲笑之能事,你这里当神圣,他那里当毒品,对立之烈!而范跑跑的行为与言论更引起争议,一边骂无耻,一边夸坦诚,分歧之深!中国的精神分裂、文化分裂、道德分裂可见一斑。

    对于这种现象,也会有不同看法,这很好啊,文化多元嘛,只有一种声音的时代过去了。但是一个社会连什么是善恶都没有基本的起码的共识,是好事吗?不分善恶、美丑、真假、对错、是分,正是当今中国的时髦。连这样的共识都没有,中国还怎么改、往哪儿改?所以,我认为明辩善恶、寻求共识是当今中国的头等大事。雨墨发来一篇文章批驳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称“大陆中国人像迷失的狗”,确实是对中国人的污辱。用着中国人制造的廉价商品,中国又用所赚的钱购买美国国债,支撑着美国人的消费,还倒过来辱骂中国人,这种人才不是东西。但大陆中国人的迷失却是事实,没有主流价值观,不知对错,香臭不分,这种状况不改变,中国再多GDP,中国人再多人民币,也被世界瞧不起。正如利华说的,最多不过是一个“暴发户”。这也就是创建中国新文化的重要。

    总之,讨论哲学是为解释世界、改造世界。希望今天的讨论不要陷入纯哲学的概念之争,而是要结合实际。
 

 

儒家邮报第70期,孔子2559年暨耶稣2008629日邮发,主编:陈明,执行主编:天山明月,投稿及订阅:rujiayoubao@126.com

一些西方人所谓的普适价值其实不是普适的(节选)

----在中评网“民族主义:什么定义?谁的定义?”研讨会上的发言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  盛洪

2008年5月21日

(中评网首发)

两种民族主义定义

    现在经常使用的“民族主义”这个词,其实有两个定义,我们经常会把它们混同了。一个定义,我认为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定义,这个定义可以用经济学来严格描述。即认为本民族的效用高于别的民族的效用。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法国人打架,你根本不问是非,因为你是中国人,所以你就说中国人对,这就是民族主义。换句话说,民族是什么?民族是一个利益集团。这个定义干吗呢?民族主义就是追求这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或者叫民族产品最大化。为了这个目的,既可以采取公正的手段,也可以采取各种不公正的手段,可以用垄断的方法,欺诈的方法,战争的方法,掠夺的方法。只要为本民族利益去做,就是好事。这是比较严格的“民族主义”定义。

    还有一个“民族主义”定义,我要特别指出来,经常会混淆视听的,这是一些西方人经常用的一个“民族主义”概念,即凡是批评西方的文化,信仰,制度,政策和行动的主张,甚至包括反抗一些西方国家的扩张、侵略、掠夺和挑衅的主张和行动,就叫作“民族主义”。这是一种没有学理根基的、作为反非西方的意识形态武器的概念。比如说这次奥运圣火传递事件,不少西方主流媒体用民族主义这个词来形容中国以及海外华人对西方某些人挑衅的反应。

    在这背后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说只要是批评西方的或者是反对西方的主张,就是民族主义。所以这个“民族主义”定义是有非常大的迷惑性的。在这里,民族主义是负面的和褊狭的。与民族主义相对的是什么?它是在暗示,你既然反对西方的主张或行动,你既然是褊狭的民族主义,西方的主义一定是与之相对的具有正面意义的主义。有两种相对于民族主义的主义可以去想象。第一是世界主义,就是说西方做的事情是世界主义的,你反对它,所以你就是民族主义的。第二是个人主义,西方做的事是强调个人人权的,你反对它,你就是民族主义。我觉得这两点都在暗示,但是这种暗示都是不对的,都是不能成立的。

    其实民族主义恰恰是西方发明的,也是西方世界的传统,西方国家自近代以来直到现在一直在奉行民族主义。只有在美国,在个别时期出现过理想主义,但也从来没有实施过。但是西方世界给人以假象,因为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行动遍及世界,好像就该被认为是世界主义的。另外一点,西方的一些价值,比如说自由、民主、人权,被认为是普适的,所以也被误以为西方世界是世界主义的。这其实是最大的慌言。为什么呢?因为是否世界主义,并不在于行动遍及世界。如果心怀天下,关心他族如同己族,即使足不出户也是天下主义者;如果足迹遍天下,却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只能是民族主义者。

    而且这种民族主义是一种坏的民族主义。李慎之老先生生前在90年代初就写文章讨论过,把这种民族主义叫做“扩张的、侵略的民族主义”。比如说像干扰奥运圣火传递这件事情,已有媒体披露,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和一些机构直接参与了策划和操作,这背后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国际战略,并非为了世界的利益。这种行为可以被叫作“挑衅的民族主义”。一些西方传媒用民族主义这个词不仅在指责别人,而且在抬高自己。好像这么一指责别人,自己就成了世界主义者了。但是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

    第二,围绕着西藏和奥运圣火传递,一些西方人的主张和行动是不是个人主义的呢?是不是真正关心人权?大家也知道,不少西方媒体对于西藏实际情况过于扭曲的报道,不去关心事件中的受害者的人权,并且用假照片欺骗世人,肯定已经和真正关心的人权相距甚远,所以他们也不是个人主义的。

    更进一步,一些西方人所谓的普适价值,其实不是普适的。比如“民主”这个概念,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共同投票,决定一个决策。这个决策有可能代表一个政治共同体去损害或者是去侵夺另外一个政治共同体。“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的这种紧密关系是很自然成立的。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里面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发现很多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导致了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他没有说的是,其实西方国家的民主从来就是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美国就是这个逻辑,美国国会通过支持伊拉克战争的法案,实际上也是民族主义的,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侵害另外一个政治共同体。所以所谓民主和民族主义并不冲突,但就不普适了。“自由”也一样,自由是自由竞争,但规则可以另说,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暴力的。用优势暴力去战胜别国,掠夺别国,也是一种自由。这种国际规则直到现在都被西方主流暗自承认。所以这些与民族主义相通的民主与自由并不是普适的。真正的有普适意义的“自由”应是和平竞争的自由,真正的有普适意义的“民主”应被限制在不侵犯他国的范围内,和在世界上实行的民主。

    所以要注意这种作为反非西方的意识形态武器的“民族主义”。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弄清楚这种“民族主义”与真正的“民族主义”定义之间有什么区别,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民族主义”的西方意识形态含义。我曾说过,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化结果。在文化上缺乏自信和批判力,盲目追随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而不自知。而非西方知识分子,包括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主流的一个批评,就是它的民族主义,即扩张的和侵略的民族主义。

还是要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

    第三点,就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时,面对的是一个民族国家林立的世界,假定你过去有个天下主义传统,你现在还能不能坚持的问题。这些年我思考过,也写了一些文章。我还是想给出一个大家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我跟张宇燕和蒋庆都讨论过,这是一个叫做文明悖论的问题。如果你是天下主义,四海之内皆兄弟,但如果别人是民族主义的话,那你就会失败。人家抱团,你一盘散沙,因为你觉得你没有必要抱团,但是这个时候你就会完蛋。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恰当的选择就是要走向民族主义。因为别人打到你门口了,打进你的国土了,你还讲天下主义,这是不可能的。这时候的民族主义是对抗扩张的侵略的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李慎之老先生也给起了名字,叫做“反抗的和解放的民族主义”。

    我们经常做一个比喻,叫秀才遇见兵,你怎么办?你要先变成兵,这是微妙之处,你要变成兵,但是你又不可能完全忘记秀才的理想。道理很简单。如果你也变成兵,这个世界都是兵,那么世界就没有好了。这是我们最基本的逻辑。所谓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是一个失败的体系,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

    现在可以承认,我们是要进行民族主义的教育,因为时机不到。但是如果中国某一天真超过美国了,你还像美国这样做,你就是大失败。你不觉得美国是个失败吗?美国的军费,比后面10个国家的总和还要多,但是她还觉得不够安全,你说她失败不失败?不仅如此,改进武器的竞赛没有停止,大家在制造核武器,还要制造太空武器,基因武器。这个游戏在继续玩,你以为到原子弹就停止了?不是的。几克基因武器可以杀死几亿人,将来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要人类的智慧用在这种邪恶的目的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世界已经很危险了,不仅是美国的问题,因为如此强大的国家却如此的脆弱,对安全有这样大的担心,这是最大的失败。你说美国人更有安全感?还是中国人更有安全感?我认为是中国人更有安全感。中国为什么不搞导弹防御体系呢?

    我认为全世界的反美情绪是非常广泛的,在全世界的很多地方,尤其是伊斯兰国家,美国人并不安全。美国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有利益集团。在美国,利益集团游说国会是合法的。它们有自己的眼前利益。美国为什么要故意制造仇恨呢?这还是刚才说的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冲突问题吗?石油利益集团为了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去抢了,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利益,没有利益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是冲突的。

    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是一个失败体系。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到现在都没有完结。它没有让人看到一个永久和平的前景。不仅没有和平前景,却有人类毁灭的前景。按照这样一个游戏规则去玩,肯定是这样的逻辑。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强敌入侵,受到侵略,受到损害,受到剥夺的时候,肯定是要民族主义的。这点是没有错的。但是我觉得民族主义有一个度,有一个边界。做一个最形象的比喻,我们在反抗和解放的时候,我们肯定全都对。但是一旦我们已经捍卫了我们主权,这个时候如果再往前迈一步,就是对外侵略了。这个时候就错了。这就是民族主义的边界。

    有人说我们太理想主义,我们其实都很现实,对中国近代史中的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政治作用,都是高度肯定的。但是我们只是想说,当秀才变成兵以后,如果你的心也变成兵了,那就是很可悲的,你必须有一个秀才的理想,这个理想就是天下主义的理想。中国走向民族主义是不得已的,是为了反抗,并不是真心想这样做。是因为有人侵略我们,拿着核武器威吓我们,我们才用核武器对抗他,这是对的。但是我不认为核武器这件事是道德高尚的,而我们的理想不是要核武器,我们的理想是要消灭核武器。所以一个文明,一个民族,一个社会,要丢掉了天下主义的理想是非常危险的。而在世界各个文明中,中华文明有这样的文化基因和传统,她可能挖掘出来为世界的前途着想。如果我们都认为现在的游戏规则是对的,我们无非就是从小国变成大国,当上大国玩大国,再玩帝国游戏,再把美国比下去,那是没有意思的,也很危险。

    我们现在承认民族主义的合理性,但是我们要提醒我们的知识分子精英和我们的大众,民族主义要有一个边界,我们的知识分子精英应该形成一个天下主义的文化主流,要引导中国走向天下主义。这是我的一个基本主张。

世界主义与天下主义

    我最后做一个比较,就是康德的世界主义和天下主义有什么区别?康德的世界主义,他的世界永久和平论那套东西,他的世界主义是以西方这样一套权利体系、法律框架的逻辑思路推导出来的。他的基本逻辑,用一句话说,就是打出一个和平来。就是说,通过打,互相冲突的国家之间形成了权利结构的平衡。但是这个逻辑,基本上是错的。一个大错就是,这样一种手段其实是不能形成一个民族国家间的均衡的权利体系,为什么?因为民族国家的规模差异跟一个社会中的个人规模差异是不一样的,个人差异不会太大,但是国家间可以差数百倍。而所谓的权利均衡,在人和人的能力、规模差不多的情况下,谁都打不过谁了,可以形成一个权利结构。但在国家间则不同。实际上康德以后两百年,就没有见到打出了一个均衡的权利结构来。当然使用武力这种手段本身就有很大的道德问题。

    而天下主义就不太一样了。为什么中国能产生天下主义?是因为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家庭为基础。中国把家庭的一些基本概念一般化了,如孝。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讲,在家庭中人和人之间不是互相独立的,一个人的效用增加会使另外一个家庭成员的效用也增加,一个人为另一人做了好事自己也会高兴,家庭成员的效用可以互相增进,这样的人的关系和互相独立的人的关系之间有一个区别,就是更容易形成文化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如果把这个概念推广到天下,就能形成天下共同体的基础。

    第二个逻辑,是天下主义有比较现实的世界和平方案。互相独立的民族国家之间,如果没有一个世界政府,就跟丛林是一样的,不是战国,就是帝国,就不能形成最后稳定的均衡。但是如果以一个强大的,有道德自觉的,仁慈的社会体为中心,然后来团结周围的社会体,就有可能成就现实的永久和平的世界。所以朝贡体系除了有它负面的东西,我们还要理解朝贡体系所内含的合理的一面,它所形成国家间的和平局面,要比现在民族国家体系强得多,要好得多。

    (本文为2008年5月21日“民族主义:什么定义,谁的定义?”讨论会上的发言,根据速记整理,经作者本人校订。)

 

抗震救灾 谁的荣誉?

----我看“普世价值”、“社会主义”和“传统文化”之争

首都师范大学 陈明

    跟灾害本身一样,我们的国家、社会和人民面对苦难表现出的精神、情操、心态和能力,作为国人的共同经验和记忆业已成为中华民族建构的重要精神资源,其意义必将在未来的历史中得到显示和证明。因此,怎么去描述理解它,不仅是一个关于事实的解释问题,同时也具有使自己理论的正当性大幅提升的意义;而它的后面则更多少包含有对未来发展模式和方向之话语权争夺的意味。

    一种声音认为,“全亏了‘改革开放’的‘国际接轨’接来了‘普世价值’,中国人才知道了‘尊重生命’,才有了举国一致的抗震救灾”。一种声音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所坚持和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同价值认同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起作用”。还有一种声音认为,这是“民族情意结”的体现;它的后面则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传统儒家价值观”使然。谁是最适当的解释?

    一家德国媒体用国家运作好、社会表现佳、媒体开放描述其这些日子里对中国的观感。国家运作好是指领导反应迅速、军队冲锋在前、为受难者设立全民哀悼日;社会表现佳是指受灾民众坚忍有序、自强乐观,救灾民众休戚与共、热情相助;媒体开放以及接受境外财务和人力援助则反映出对知情权的尊重、对意识形态的淡化和对“以人为本”的落实。如果这就是所谓事实,那么不妨将其与前述价值观加以对勘,看是否契合相符。

    坊间所谓普世价值一般指自由、平等、博爱等――实际它们不仅不属于同一个精神谱系,而且彼此还颇扞格冲突;兹事体大,姑且按下不表。这里的普世价值是指“尊重生命”,依据则可能是设立全民哀悼日和开放国际援助这两种政府行为。确实,这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

    但尊重生命难道不也是中国历史和文化固有的传统和价值?谚云“上天有好生之德”,又云“人命关天”;孔子“问人不问马”的故事众所周知。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为什么不能说是传统“仁爱”精神的复活?唐山地震拒绝国际援助,主要问题是“政治挂帅”的文革思维作怪。在改革开放取得一定成就的基础上,“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口号适时提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执政党合法性论述的新形式,这难道不是一个更基本的事实更直接的背景?至于自由,这样一种冰海沉船似的突发事件更需要也更能检验的是道德意识而不是一般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民主或人权理念。如果要拿范跑跑说事,岂不徒增尴尬?

    因此,普世价值说如果不是完全捕风捉影的话,那也基本属于牵强附会曲为之说。它的问题不只在于将普世价值归于西方,更在于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意义的轻忽与蔑视,在于对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无知和狂妄。好的愿望如果不存实事求是之心而怀哗众取宠之意,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使各种可能也必要整合的思想价值因此而变得更加针锋相对水火难容。

    按照经典表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的“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首先意味着一种政治身份,与作为法律概念的“公民”身份是一种大不相同的东西。如果当年认同“以人为本”,文革就不会斗得那么轰轰烈烈,唐山大地震也就不会给国际社会留下不近人情的刻板印象。正因为这样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成为了“过去式”,那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说在基本前提上就存在困难。它的提出,可能是基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而军队也确实也很好地发挥了救灾主力军的作用厥功至伟),基于全国一盘棋的政府机器的高效运转(上上下下也确实动员了大量人力物力给灾区提供了物质和精神的巨大支持),即所谓集中资源办大事的社会主义政治优势。也许。但如果一定要沿用社会主义这个概念,那也应该是扬弃了教条主义开始向本土回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便如此,也有必要指出,抢险救灾应该不是建设军队建立政府的基本目的,其一般制度功能发挥和社会秩序运转因该是低成本、高效率的。况且,即使这一观点可以勉强说明政府机制和行为,那么民间社会以及台、港、澳地区以及广大海外地区表现出的同胞情意呢?灾区人民身上闪现出的那种坚定、自强、乐观、从容的人性光辉呢?血浓于水,文化大于政治。将视野从政治拓展到文化,除开几千年的儒家道家传统的熏染积淀,难道我们还有什么更合适的解释?

    是的,我赞成李光耀、张五常他们的观点,并且为这一结论是由两位“海外华人”最先论证提出而感慨不已。为什么是儒家?为什么可以是儒家?儒家政治哲学,不关心制度的设计,而关心行政的运作;从被统治者角度坚持“虐我则雠,抚我则后”的朴素经验,从统治者角度要求“博施广济”“为民父母”的“贤人政治”。这是一种“实用理性”。近些年来的政治改革事实上即是按照这样一种思路悄悄进行。和谐、小康都是儒家概念,其具体内涵表述在《周礼》里面,即“均、富、安、和”――国民党从孙中山开始就将其奉为圭臬。

    至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助,更是农业小共同体社会形成的道德规范。《周礼•大司徒》即记载有这样的社会制度安排:“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华侨结社洪门以“忠心义气,团结互助”为宗旨,可以间接说明这种价值的生命力。儒家的“民胞物与”就是对这种情感和理性、价值和计算交织的行为模式作出的哲学论证。它们的积淀和升华应该就是张五常所谓的“民族情意结”吧。

    革命党变为执政党,于是经济与世界接轨,文化向传统回归,公平、正义越来越成为政治生活的关键词。论者注意到,前述“民族情意结”之类的东西在抗震救灾中释放出巨大能量的同时其本身也在实现其现代性嬗变,而成为公民社会发育的基础和催化剂。

    突然想到一则谜语。谜面是“日本投降”,谜底是打一历史人物名。亲美者说是“屈原”;亲苏者说是“苏武”;共产党则说是“共工”――是不是跟这里的三家之争颇为相似?虽然我已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并不认为自己掌握的就是标准答案。世界上所有的水都是相通的,世界上所有的高尚价值也应该是相通的。或许,“普世价值”、“社会主义”和“传统文化”三者并不像论者想象的那样必然矛盾――丹尼尔•贝尔不是有这样的设计: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理想虽然遥远,但至少可以启示我们不妨超越意识形态而以平常心去接近面对。民族复兴的事业需要这种开放性的建设性的探讨。

    多难兴邦。如果历史的苦难真将以历史的进步做为补偿,我的希望是思想界能够尽快达成这样的共识。

 

中国爆发“南北战争”?

——围绕普世价值的冲突

吴稼祥

2008年6月

《选择》周刊第190期,2008年6月25日出版

    如果有人要编一本《100年感动中国的100个句子》的话,2008年的这句话很有可能入选:“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一切努力!”

    这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视察汶川大地震灾区对救援人员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也是让全国民众和世界舆论为之动容的一句话。这句话为什么如此震撼人心?就是因为它宣示了一种价值,拨动了所有人的心弦,不论他或她是男人还是女人,大人还是小孩,白人还是黑人或其他有色人种,也无论他或她生活在何种社会制度下,说何种语言,都会共鸣。这种价值就是:关爱生命。这种所有人都珍视的价值,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别小看“关爱生命”这四个字,它可是用灾区近10万人的生命和全国朝野会聚成海洋的眼泪、热血和奉献换来的。它为中国挣得了国际声誉,成为奥运年最有亮色的一张中国名片。

    奇怪的是,有个耐不住寂寞的反气功英雄(编者按:指司马南),刚学会打字,就朝这张名片上吐唾沫,向普世价值发起进攻。如果这只是守不住贞操的寡妇在网络上的搔首弄姿,本不值得关注,但有某两家德高望重的平面媒体也跟着起哄,一篇没有人知道它要说什么的“普世价值不得乱套”,一篇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关于‘普世价值’的几个认识问题”,不明白他们要干的是什么活。难道是要打一场“两北”(《北日》《北晚》)VS“两南”(《南周》《南都》)价值层面上的“南北战争”?

    人们不能装着不知道,近几年来,国家领导人在强调中国特色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认同人类共同的价值。2007年3月16日的《北京晚报》就刊登过温家宝总理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时说的一段话:“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这个观点,在他早些时候发表的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里就得到同样的表述。“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不是普世价值又是什么?

    如果说这个说法还不够直接的话,经胡锦涛主席亲自审定的文件则有更明确的表述。在“暖春之旅”结束的时候,中日发表“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这个声明可不是一般的声明,而是国策声明。这就是说,“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是当前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一,这可不是一般的个人见解。

    现在有些人,患有顽固的西方恐惧症和自虐症,只要一提“普世价值”,就认为是高高在上的西方颁布的圣旨。其实,当今世界公认的普世中最普世的价值就是“道德金律”,它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来的“恕”道。所谓“道德金律”,就是全球在伦理观念上的“最低限度共识”,它载入了1993年世界宗教会议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换用肯定的措辞,即‘你希望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应当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中成为不可取消的和无条件的规则。”什么叫“所有生活领域中”“无条件规则”?还不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我也没有听见哪个宗教派别在惊呼:这是在搞“全盘华化”!

    普世价值实际上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出来的共同文明的结晶,否认它的存在,就是否认人作为人的存在。

 

发件人:"田忠国" <tianzhongguo@g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06 16:35:28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

没有阶级、国别的普世价值只是一句骗人的鬼话

----“普世价值”之我见

田忠国

200876星期日

近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对“普世价值”问题争论得比较多,表面上看,争论的焦点是个要不要民主的问题,但如果深入研究,我们就不难发现,其实焦点并不在于要不要民主问题,而是个中国要资本民主还是个平民民主的问题。一方认为,西方国家的历史证明,民主是经过资本民主而来的现代社会,因此,拥有绝对优势的精英应该代替民众行使民主权利,因为,精英民主是普世价值。另一方则认为,资本民主是对平民权利的剥夺,是少数人的普世价值,而多数人的普世价值则是,社会成员拥有平等的、对政治经济的参与权、管理权、分享权。

当然,对于资本自由民主主义者来说,社会成员拥有平等的、对政治经济的参与权、管理权、分享权不是普世价值,因为,社会成员的平等权,无法突显资本价值的等级地位,而无法突显资本价值的等级地位,则是对“精英”最大的不公平。人民群众则认为,资本只是为我创造财富提供了一个平台,如果没有我的参与、创造,资本就是死的,并不能带来创造财富的功能,而资本只所以具有创造财富的功能,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有我参与、创造,所以,资本的拥有者不能有高出我的权利,如果有高出我的自由民主权利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公平。

由此看来,现在世界上的普世价值,只是阶级的普世价值,尚不存在没有阶级的普世价值,如此说来,过去所谓没有阶级的普世价值只是一句骗人的鬼话。但问题是,世界上有没有各个社会阶层能够接受的普世价值呢?我以为是有的,但就看精英阶层接不接受了。

精英层接受,社会成员人人平等的拥有对政治经济的参与权、管理权和分享权,普世的价值观念就形成了,但如果平民百姓只有票选权,票选之后,平民百姓照样任由“精英”宰割,票选的形式只不过成了精英对平民割韭菜的形式,所以,只有票选权加参与权、管理权和分享权的形式,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平民的民主与自由,平民具有和精英同样的民主与自由权利,所谓普世价值才具有实质性意义。

再进一步说,普世价值是社会各阶层都接受的价值观念,如果某个社会阶层接受,但其它社会阶层不接受,甚至坚决反对,就不是普世价值,而国际上的普世价值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上说,真正的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全球同此凉热了,普世价值才可能出现。比如,美国的民主与自由,只允许附合美国利益的民主自由,如果有违于美国利益的民主自由就不是民主自由,相反,还是美国武力干涉的对象,由此可知,美国的民主自由是霸权式的民主自由,是美国的自由侵略的代名词,而不是民主。国际间真正的民主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对话,并在平等对话过程中寻找世界各国的平等利益,而不是相反。

我一直认为,中国不是个要不要普世价值的问题,而是个要什么样的普世价值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需要的是人民民主,因为,人民群众需要的是平等参与、管理、分享政治经济的权利。但这些权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过人民群众的斗争争取来的,并通过斗争、实践,再使人民群众的平等权、参与权、管理权、分享权程序化、制度化。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动力是人民群众,那种人民群众是改革最大阻力的论调是错误的,因为人民群众最渴望对他们对国家有利的改革,反对的是对国家对人民有损的改革,由此可知,为谁改革开放的问题确实到了反思的时候了。我个人以为,为多数人的改革和民主自由才是普世价值,比如,全国共有一百个人,有七十个人赞成,并且成为这七十个人追求的价值目标才能算普世价值,如果一百个人中,只有不到一个人赞成,那怎么能成为普世价值呢?那个不到百分之一的人赞成的普世价值,最多也只能算他个人的普世价值。

 

 

发件人:"Richard Xu" <richardx@telus.net>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05 12:32:45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FW: New civilization

多党代议制民主可能导致挑动群众斗群众

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不是普世价值

中国要避免走菲律宾和印度的道路

向东

Emailrichardx@telus.net

    各位朋友:前段时间,我对一个在七十年代曾经一同为推动中国的民主而努力并付出过的朋友讲,我们不能只停留在70年代的水平上,光是呼唤民主,而不去认真研究真正能够使中国成为一个具有创新能力(不是口头上,而是要在现实中),富强仁义国家的具体而可行的民主形式,我们就可能犯祸国殃民的错误。有目共睹,在很多后发展国家,在照搬西方的多党代议制民主之时,就等于开始上演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闹剧之日。

    现在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还望大家参与,积极发表不同意见,为中国和世界找到一条可持续的和平发展之路。因为后发展(工业化)国家,如果不保持独立自主的清醒头脑,盲目复制西方国家的各种制度,最后给本国人民带来的,将不是幸福而是灾难。

   了解一下亚洲与西方国家接轨最彻底的国家菲律宾的现状,还有印度、泰国、印尼等国家,都是推行私有化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加多党代议制政治制度超过半个世纪的后发展国家,最典型的是菲律宾,先后被西班牙和美国统治,现在菲律宾所实行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是最美国化的制度,甚至大部分的菲律宾民众,都皈依了天主教和基督教(罗马天主教83%,基督教新教9%,伊斯兰教只占5%)而现实是,今日的菲律宾民众是亚洲国家中与印度差不多的最穷的民众,菲律宾的社会矛盾尖锐,而且最多人离乡别井,一家人天各一方,西方国家需要什么人力资源,通过猎头公司到菲律宾招聘,报名者众,从家佣、护士到工程师应有尽有,举个例子,长期短缺护士的加拿大最近决定到菲律宾招聘500名护士,菲律宾报名者中包括了有廿年临床经验的外科医生,为什么?因为加拿大出得起价钱,这就是国际化,市埸化的现实。而加拿大国家广播电台也承认,``在菲律宾,每十个需要治疗的病人中,有七个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但有什么办法呢?菲律宾是一个与国际接轨超过一个世纪,最按市埸规律办事的国家。我接触过很多菲律宾人,感觉中没有一个菲律宾人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问他们为什么要离乡别井,回答总是:``政府官员腐败,贫富差距巨大,谋生不易,发展更是艰难。”这就是大部分菲律宾民众在自己祖国的处境。在这样的社会,不管是贫是富,都没有安全感,在菲律宾,绑架勒索与保安是两个互为因果的火爆行业。迫不得己,只好漂洋过海,另谋出路。

   印度、泰国、印尼等国家的情况,因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多讲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已去了解。这里稍微要提一下的是,印度的中上阶层移居西方国家的人特别多,原因不外是与太多的赤贫同胞在一起,一来没有安全感,二来感觉也很不舒服,到处是脏乱的贫民区,即使是富人,如果还有一点良知,也不会有好心情。但很多富有的印度人移居到西方,又抱怨受到种族歧视。因此后进国家应该走怎样的发展道路,确实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

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不是普世价值

如果认为只要与国际接轨,实行市埸经济与多党代议制民主就可以成为第二个美国,是不切实际。即使是美国,去看看洛杉矶、纽约等所谓国际大都市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也让人心酸。不要忘记,美国的人口只有中国的1/4,农业用地是中国的三倍,并享用着全世界25%的自然资源,掌握着国际货币的发行权,拥有可以将全世界摧毁三十次的军事力量。资本主义最讲究掌握先机,谁掌握先机,谁就是霸主,它不会让其他人走相同的道路后来居上。既讲竞争,又讲双赢,是自欺欺人。用美国模式,中国如果要达到美国人均国民生产值的50%,就要占用100%的世界资源。单从这个角度,就可以断言,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不是普世价值。因为这个地球没有足够的资源让全世界都变成美国。即使是美国,也有很多贫穷和无家可归的人。

  真正的普世价值是什么呢?我认为是自由、民主、人权。现在有些打着左派旗号的人否认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我认为他们是在为左派抹黑。他们不是真正的左派。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明确什么是自由、民主、人权,有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价值标准,再判断自由、民主、人权是不是每个人都希望拥有的东西,以及人类社会是否有可能让她的每一个成员都享有自由、民主、人权。如果每个人都希望拥有自由、民主、人权。而人类又可以构建出一种社会制度,让每个人都享有自由、民主、人权,那自由、民主、人权为什么不是一种普世价值。

   先讲什么是自由。马克思讲,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进化的历史。怎样理解马克思讲的自由?我想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在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时,我们要从北京到广州,年轻力壮骑马也要走几个星期,如果到了八十岁,大多数人必然不敢骑马到广州,有了飞机,即使是九十岁,坐飞机四个小时就到广州,这就是有了交通工具以后给人类带来的自由。要自由就要有工具,而要造出飞机,这不是一个人能干的活,从采矿,冶炼,设计,加工到总装,才能造出飞机,有了飞机才有出远门的自由,而造飞机需要很多人的合作。由此推论,自由等於创造,创造需要合作,合作需要纪律和秩序。凡是有利促进创造发明的秩序和法律,都符合人类的自由精神。自由不等於无组织无纪律。看看人类的历史,最有权利最自由的民族,都是最有组织性纪律性的民族。

   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不懂得合作就没有自由的道理。一九三七年,只有一亿人口的日本为什么敢侵略欺负人口是它四倍,国土面积是它25倍的中国,就是因为日本看准了中国人不懂得合作。几千年的皇权专制,造就了中国人将权力变成特权的政治文化。而少数人的特权,是靠剥夺多数人应有的权利构成。正是这种剥夺,破坏了合作的基础。合作一定要建立在平等互助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否则不可能持久。

清皇朝的灭亡,是因为以慈禧为代表的皇室及依附于这个皇室的官僚阶级拒绝放弃特权造成的。清朝倒下了,但几千年皇权专制形成的特权思想还在,为了这个特权,中国人又开始了新一轮兵戎相见,自相残杀的内战。先是北洋军阀与国民革命军对决,之后是国民革命军内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对决,每次对决的结果,都是更多地代表平民权利的一方取胜。然而这种兵戎相见,武力对决的过程,却给第三者提供了可乘之机,正所谓鹤蚌相争,渔翁得利。如果中国人做了日本的亡国奴,日本人要中国人做什么中国人就要做什么,哪有自由可言,中国的事统统都由日本说了算。

中国的政治文化是否能去除这种特权思想,是决定中国人廿一世纪命运的关键。也是中国人能否享有自由的关键。改革三十年,我们看到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在中国兴起。这是改革的悲哀,也是改革最大的失败。获得特权者,也没有自由,为了维持这个特权,特权阶级又必须向外国强权屈服。发生在2008年的两个典型事例,一是王歧山作为胡锦涛的特别代表,向美国承诺进一步对美国金融开放(这种开放是不对等的),二是由胡锦涛亲自出马,到日本向日本承诺与日本共同开发东海上属于中国的春晓油气田。胡锦涛不是不和道这两件事损害中国的利益,会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但中国当权者贪污腐败的把柄,甚至中国的经济命脉,都已掌握在人家手中,只有唯命事从,任人摆布。

第二,关於民主,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中国人对专制不会陌生,用孔老二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上级有支配下级的绝对权力。

多党代议制显现出很多问题

   人类社会需要合作,合作需耍秩序,秩序需要服从,这是一种逻辑关系。问题是,这种服从应该是有条件的,是双向的,如果只有下级服从上级,那处在最上面的顶级服从谁呢?难道他可以为所欲为?他可以将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讲得震天响。但是,如果他讲一套,做一套,或是判断错误,作出荒谬的决策,导至祸国秧民的后果。面对这种情况,人民应该怎么办?在专制社会,人民除了逆来顺受,就是揭杆起义,武装反抗,这两条道路都很痛苦,代价也很大。能不能有另外的选择呢?有,这就是民主,民主的作用就是要让各级的掌权者接受批评,受到监督和制约,去实践他为人民服务的诺言。一个真诚的立志为人民服务的领导人,应该主动去建立一种制度,主动地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监督和制约,这种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应该是强制性的,能有效约束领导人的制度。能够化解矛盾,有利于我们进行社会合作,又能有效监管各级领导人,令到他们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制度就叫民主制度。私有制的民主制度是多党代议制,推行了一百多年,显现出很多问题,在化解社会矛盾和监管领导人方面都不够理想。

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应该比私有制的资本主义拥有更好的民主制度,王力雄提出的递进民主制就是一个很好的设想,递进民主制为我们从一党专制转变成一党民主制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它特别适合继承了儒家文化传统的社会,它既能维系中国政治传统特有的向心力,又实践了民主的基本原则,即权力应产生于由下向上的程序,应该获得民众的认可和随时接受民众的监督。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实践一下,从中探索出一套更加完美的民主制度,中国人只有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文化传统去走出一条新路。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变后进为先进。

    第三,关于人权,其实人权就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权利。凡是叫做人都应该有的权利。绝对平等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能力与财富上,这里讲的财富包括精神与物质两方面。但一个好的制度不应该扩大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而是应该缩小这种不平等。什么叫爱,爱体现在强者对弱者的关怀和照顾中。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爱,都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这种关怀和照顾扩展到社会,扩展到我们都去上班工作的集体中?我们为什么不能将我们的工作集体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家,一个生产劳动的家,构建和谐社会是不是应该在生产资料公有的基础上将工作集体,将我们的社会,国家营造出一个大家庭的气氛,团结合作,和谐社会不就自然在这种气氛中成长起来了吗。搞私有化,搞等级制,与和谐社会是南辕北辙。中国从九十年代到今天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搞一个公投,去问一问我们的人民,让他们去说,从1989年到现在,中国的人权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根据以上的理由,真正的左派,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没有任何理由不高举自由、民主、人权的大旗。真正的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不就是要体现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吗?

    不能让人民享有更多的自由、民主、人权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它没有生命力,也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历史己经证明了这一点。本人才疏学浅,孤陋寡闻,一定有讲得不对或谬误的地方,还望大家批评指正。

 

发件人:"Richard Xu" <richardx@telus.net>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05 12:32:45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FW: New civilization

中国人的文化品格源于皇权专制的塑造

——浅议中国劣质文化的制度性根源

亦忱

草根民主論壇,此文于2007年08月26日做了修改

前言

    老朽曾在涂鸦小文《中国式问题:是文化问题还是制度问题?》中说过,当今中国最迫切的问题,“其实是个制度问题:我们在传统的制度路径上究竟还能走多远的问题。”对此,有许多人深表认同,也有不少人加以质疑。其中,网友愤怒的玫瑰以《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哪里——与亦忱先生商榷》为题撰文,认为文化问题才是中国式问题的主要症结之所在。

    玫瑰在文中写道:“再好的制度也是由具体的人来执行。中国之所以落后,说一千道一万还是教育的落后,从家庭到学校都只重‘技艺’,不论‘修身’,人权、自由等方面的教育完全是空白。父母从来就没有人格平等、天赋人权的概念,对小孩的评价以是否听话为主要标准,教养出来的孩子连起码的自由、独立的思考的习惯都没有,怀疑、批判的发散性思维更是欠奉(原文如此——疑为“缺”字之误)。”因为我在文中对易中天不久前在香港的行状提出了异议和批评,玫瑰在文中为易中天抱屈,遂告诉我:“易中天写的《走近顾准》就写得很好”。并说,羰侨靡字刑炖?#8220;讲人权讲自由一样是个高手”。据此,玫瑰反问我:“易中天有机会讲顾准、林昭吗?”

    玫瑰网友为了坚信文化问题才是中国最根本的问题之所在,向我和众多读者们提出了这样一连串的问题:“在染缸文化里挣扎的人格猥琐的思想侏儒,即使制度设计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呢?您能想象他去坚决捍卫自己的论敌的言论自由吗?您能想象他会为了一个陌生人的人权,不惜走上街头抗议吗?大陆数量庞大的政治冷淡和自私冷漠、只知道经济利益的人群,难道和文化没有关系?”

    最后,玫瑰网友得出结论:“最不坏的民主制度以及一切美好的制度安排,没有强大、深厚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教育下的民众的自觉参与,只能是空中楼阁,成为粉饰和谐、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按愤怒的玫瑰在文中不言自明的结论:文化问题才是中国最根本的问题。以下,就是我这个没有什么文化不学无术的老朽关于传统中国的文化与制度问题一锅烩式的胡说八道,权做引玉之砖。欢迎像愤怒的玫瑰这样的网友给与批评和批判。

一,如何定义文化和制度?

    为了回答愤怒的玫瑰提出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制度?这两者究竟是个什么关系?不搞清楚这三个问题,所有争论中国式问题的人,鲜有不陷于郢书夜说式的语言陷阱之中。关于文化的定义,在古今中国,由于其语义的笼统性、模糊性,一直是一个无人可以说得清楚的问题。即使在欧美社会,古往今来,这也同样是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例如,美国人克罗伯和克拉克洪曾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回顾》一书中,竟列举了文化的定义达一百六十多种。

    据英国人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考证,从18世纪末开始,西语中的“culture”一词的词义与用法,与历史上的狭义用法相较,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写道,“在这个时期(即18世纪)以前,文化一词主要指‘自然成长的倾向’以及――根据类比――人的培养过程。但是到了19世纪,后面这种‘文化作为培养某种东西’的用法发生了变化,文化本身变成了某种东西。它首先是用来指‘心灵的某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完善的思想具有密切的关系。其后又用来指‘一个社会整体中知识发展的一般状态’。再后是表示‘各类艺术的总体’。最后,到19世纪末,文化开始意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①

    中国学者余达维经过研究和考察,对文化的定义作了以下表述:关于文化的定义问题,“就西方而言,基本能够达成共识。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文化指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这样给文化定义:‘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就对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义上说,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条件是一个适于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研究的主题。’将文化定义为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它包括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提供道德的和理智的规范。它是学习而得的行为方式,并非源于生物学,而且为社会成员所共有。文化作为信息、知识工具的载体,它是社会生活环境的映照。文化作为制序(institution)、器物与精神产品,它给予我们以历史感、自豪感,据此我们理解人的生命存在、意义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文化作为人类认知世界和认知自身的符号系统,它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切成果。”②

    上述余达维所综合阐明的西方学者对文化的定义,应当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否则,当下中国人讨论所谓文化问题,如果没有共同认可的概念作基础,基本上都是在进行聋子之间的对话或争论,不仅达不成共识,而且会陷于毫无意义的口角之争。与对文化的定义如此复杂相比,对制度的定义,则就相对要简单一些。所谓制度,一言以蔽之:是国家政权和各种经济与社会组织,凭借有效的强制力为后盾,而为这种强制力所能约束到的人制定的规则总和。制度的核心功能,是界定人的权力与责任,明确权利与义务;抽象来说,则是划定人在社会生活中自由与禁忌的边界。在一般情况下,制度是由所有成文的规章和法律组成,但在皇权专制下的传统中国社会,中国的皇帝所发出的任何圣旨乃至片言只语的口谕,都能成为国家制度的补充。

    在搞清了文化和制度的定义之后,我们就不难发现,尽管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国家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反作用,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制度决定文化,而不是文化决定制度。那是因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凡是抗拒“皇权专制”国家制度的人及其所代表的文化,都被中国的国家制度给无情地淘汰了。所谓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总体上来说,都是中国传统制度的衍生物。所谓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都是由“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制度——皇权专制”所锻造的。

二,为什么说中国人的文化品格源于“皇权专制”的塑造?

    传统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是什么?我认为,其主干是“帝王至尊,以吏为师”,其余的东西全是从这个主干上生长出来的枝枝蔓蔓。在我看来,能够塑造中华民族文化品格的制度,莫过于在中国流毒了2000余年的皇权专制的社会制度。凡对中国历史稍微有所研究的人都知道,自商鞅奠定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之后,中国的国家制度特性,自秦以降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这2200多年间,是“千载犹行秦法政。”

    事实上,当年毛泽东就曾毫无顾忌地说过,他在中国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其特点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现在,回过头再看看近代中国的社会制度,其中,究竟有多少马克思主义色彩,又有多少秦始皇主义色彩?这绝对是个可以写十篇博士论文都涵盖不了的宏大课题,显然不是我这个没什么学术造诣的人可以扛得动的题材。然而,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我却可以尝试着从当代中国的制度源头上,去追溯一下,传统中国人的文化品格是如何被皇权专制的国家制度所塑造的。

    据中国历史记载,公元前359—350年,是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才基本上奠定了“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这一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基本制度。与此同时,商鞅还把一个对中华民族影响极为深远的国家制度设计,即,把“强本抑末”的经济制度,赋予了秦国的朝廷和后来的历代中国朝廷,使之与皇权专制的国家基本制度结伴而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由邓小平逐渐加以改变。所谓“本”,是农业,而“末”则是除农业之外的百业,主要是指商业和手工业。“强本抑末”制度若换成现代语言,便是“以农业为国家经济建设中心任务的‘轻商主义’经济制度”。即,国家政权在制度层面强化农业,同时,给商人们和手工业者们设置重重制度性障碍。

    公允地说,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中古时代,秦国在实行商鞅所奠定的这个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制度百余年后,秦始皇率先受益于“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和“强本抑末”经济制度所产生的“综合国力”增强,以及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远强于其它六国,而最终灭掉六国统一了中国。

    当中国历史演进到现代,我们再回头看看,中华民族在2000多年前所创造的“最先进”的“皇权专制”国家制度,把国家高度统一起来后,坚持这个制度2000多年不动摇,循着这个制度的路径,究竟在历史上创造过什么值得用现代人眼光能加以肯定的社会成就和普世价值呢?我看,除了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所谓“四大发明”给了西方近代人以最初的科学技术工具使之能够改变旧世界,以及在唐代之后相对公平与日渐成熟的科举制度,催生了西方社会的现代文官制度之外,充斥中国历史典籍的记载,则是中华民族中的坏人、歹徒和野心家、阴谋家,为了争夺那个惟一的龙廷宝座而周期性地陷国家、社会和整个民族于动乱和自相残杀的血泊之中,在广袤的神州土地上血流成河之后,为长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和北京的皇宫里更换了一个又一个帝王而已。中国的锦绣大好河山,除了每过几百年改变一下姓氏之外,其对中华民族的芸芸众生而言,莫不是在无边的苦海和劫后余生之间轮回。

    若是用一个现代人的立场来评价一部2000多年来的中华民族史,从最根本意义上说,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帝王兴衰的闹剧史和悲剧史:即,由“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这一国家的基本制度编制剧本,从商鞅发端,由秦始皇率先登台表演,到汉武帝推至高潮,在唐玄宗手里弄到鼎盛,至康雍乾三帝转盛而衰,直到袁世凯黯然谢幕,其间,究竟浸泡着中华民族的多少血泪,只有老天爷才知道。对中华民族尤为不幸的是,这一中国式的悲剧和闹剧,至袁世凯落幕后,其尾声不仅延及当代,其流韵还将回响在难以预见的将来。

    如今,虽然时过境迁,但我们还是可以粗略回顾一下,中华民族上演的“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的闹剧和悲剧,是如何由出演中华民族悲剧和闹剧的当然一号主角秦始皇领衔上演的。

    史载,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由于所谓“制度路径依赖规律”所发生的必然作用,以超强暴力手段实现天下一统的秦王朝,继之以实行“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实乃合乎历史逻辑的大一统国家制度的强化之举措,也是建设专制社会之必须。现在看来,虽然秦始皇当时所实行的文化专制确实阻断了中华民族对文化进行多样性的选择,用“皇家垄断”取代了“百家争鸣”,但是,通过对中外历史的比较,不难发现,文化专制对一个社会、对一个民族的伤害无论怎么残酷,也只能局限在意识形态的精神和气质层面,并不会必然导致一个社会、一个民族陷于千年的停滞不前。对此,希特勒当年所搞的“国家社会主义”文化专制,应该可以作为反证。

    在我看来,中华民族的发展权之所以被“皇权专制”所剥夺,中华民族的科学创造性和经济上的开拓能力之所以被“皇权专制”所窒息,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商鞅所奠定的“强本抑末”坏制度,在秦始皇当国时,加以了超越极限的固化和强化:统一中国后的秦王朝,开创了在和平时期凭借国家暴力大面积剥夺国民私有财产,并同时限制中华民族最具发展潜力的成员其人身自由的恶劣先例。

    秦始皇所开创的这个恶劣先例,流毒极为深远:中国人自秦代以降,在帝王眼中,从来就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可言,中国的帝王们不仅随时可以剥夺国民的私有财产,而且,对国民拥有不受任何制约的生杀予夺的无边权力。以统一天下后的秦王朝为例:秦始皇凭借超强的国家暴力完成兼并六国的壮举后,即把全国的商贾富户和所谓“豪强地主”,悉数剥夺其财产,尽迁于咸阳而加以奴役和管制,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个以贫苦农民为主体,以朝廷任命的各级官吏为地方行政长官并集文化传播者和管理者职能为一身的“麻袋装土豆式”的匀质化贫困社会。

    正是在秦王朝极度放任暴力的治国措施作用下,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便由秦始皇一举而塑造成型:帝王至尊,以吏为师,恃强凌弱,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游戏规则由拥有最强暴力手段者制定,便成了中华民族最具特色的文化品格。这种文化品格带给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的最大祸害是,对当朝皇帝的倒行逆施,全国人民除了逆来顺受之外,除非这个帝王寿终正寝,便只能由另外一个握有更强暴力手段的人加以推翻,而代之以另一个家天下。

    秦始皇死后,虽然短命的秦王朝很快被农民起义所推翻,但汉承秦制,其“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和“强本抑末”的轻商主义国家经济制度得以全盘承袭,并未随着秦朝的灭亡加以方向性的更改。只不过,在汉初文帝和景帝当国时,汉朝廷从秦的灭亡中汲取了部分教训,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内,实行“郡国并存”的一国两制这一有利于地方诸侯分权管理社会的国家制度,同时,以“无为而治”的道家治国理念治理满目疮痍的国家,用“轻徭薄赋”的政策给了广大农民以休养生息。从而,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建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相对比较和谐的社会,史称“文景之治”。

    然而,汉承秦制的“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和“强本抑末”的制度功能,虽然可以一时处于休眠状态,但它在适当的时候被再次激活,乃是历史合乎逻辑发展的必然。

    至汉武帝当国时,武帝在景帝削藩成功的基础上,为了筹措对匈奴进行战争所必须的巨额军费开支,拓展财政收入来源,把商贾打入“四民之末”,更是在政策取向上,朝“重农轻商”的方向急剧演化:以盐铁专卖、均输平准和所谓征收“算缗”与“告缗”的掠夺性税收政策,不仅把天下富商巨贾乃至中等富裕人家的致富渠道堵死,而且,还把他们已经拥有的财富掠夺一空,以此聚敛了巨额钱财得以展开对匈奴旷日持久的战争。从而,使文景时代所建立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官权主导下的自然经济状态,彻底取代了工商业者自由发展下的经济状态,传统中国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便第一次夭折于“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暴力摧残之下。

    汉武帝死后,那些被朝廷伤害得奄奄一息的工商界名门望族,在宣帝的辅政大臣霍光卵翼之下,曾结伙提请朝廷改变歧视工商者的政策。为此,霍光搞了一次著名的反对盐铁专卖的大辩论。虽然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民间挑战朝廷获利产业垄断性经营政策的尝试,在霍光的支持下,一度以废止均输,废除盐铁专营而载入史册,但是,那些被汉武帝当年剥夺了财产的工商业者们,不仅没有获得朝廷大面积的平反和补偿,而且依然是处于随时可以被朝廷乃至地方官镇压和剥夺的社会底层。

    只要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中国商人在历史上的屈辱经历,武帝朝规定的商人不能坐车,不能穿丝绸衣服,不能携带武器,其后代不能入仕做官的歧视性政策,给中国历代商贾阶层带来的消极影响,历两千年而不消散,自唐及宋,一直延续到明、清,乃至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商人们受到朝廷和政府的歧视,其社会地位低下的景况,并无根本意义上的改观。

    当代社会学原理告诉我们,人就其社会属性而言,都是制度的产物,社会制度永远比任何单个的人都要强大。尽管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周期性震荡频频发生,然而,国家制度的惯性却导致旧制度在新王朝被反复克隆和回归,中国人身上所具有的“帝王至尊,以吏为师,恃强凌弱,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游戏规则由拥有最强暴力手段者制定的文化品格,”在此种“皇权专制下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和“强本抑末”的经济制度塑造下,便逐渐成为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文化品格。

三,在“皇权专制”下的中国永远不会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化

    “重农抑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安排,在皇权专制的传统中国社会,为何会历2000多年而不衰,要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被逐渐加以改变呢?为什么我敢说,在“皇权专制”下,中华民族永远不会实现文化的现代化呢?那是因为,在“皇权专制”下,能够引领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资产阶级,永远登不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对此,我们从西方逐渐兴起的比较史学中,可以看到一个可供比较的事例。

    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的杰弗逊总统,其经济主张与大搞“强本抑末”的汉武帝、桑弘羊几乎如出一辙,在西方搞比较史学的学者眼中,是一个基本的常识。据阅读过《盐铁论》英译本的人说,如果拿它与杰弗逊与捍卫自由市场制度的泰斗级人物汉密尔顿关于工商政策辩论的原文相比较,会很容易发现,这两者之间所使用的话语体系,几乎完全相同,其社会理念,也一脉相承:桑弘羊的观点和立场,其实就是杰弗逊的观点和立场。虽然中国2000多年前的桑弘羊当时看重的是遏制匈奴的国防经济,而美国200多年前的杰佛逊偏重的是新大陆的社会道德,但他们为国家政权干预经济所找的理由,其最核心的出发点,都是所谓基于“公共利益”。他们所主张的“重农轻商”的概念与政策,无论是2000多年前或200多年前,其内在逻辑都是一致的:国家必须通过对社会经济生活加以调控,才能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历史上的汉朝廷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之所以在贯彻“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上会大易其趣,其对社会的伤害和影响会有天壤之别,最关键的原因是,美国是一个以“五月花号公约”所奠定的“主权在民”原则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美国总统不像中国的帝王那样拥有乾纲独断的专制权力。而古代中国之所以能够把“强本抑末”的国家政策,一以贯之地坚持2000多年不变,是主张这一政策的官员身后,有一架无坚不摧的皇权专制的暴政绞肉机。中国的国家政权,不仅可以强制执行诸如“重农抑商”政策,它甚至可以“焚书坑儒”,可以“罢黜百家、独崇儒术”,可以搞任何它想搞的诸如东汉末年的“党锢”运动。

    残酷的历史事实表明,中国的历朝历代,以帝王为代表的专制国家专政机器,与现代任何一个民选政府其行政权力受到多方制约所不同的是,中国任何一个朝廷所拥有的权力,是没有限度地役使民众,乃至随时可以剥夺民众生命和财产的绝对权力。只要翻开中国历史看看,我们都能看到,生为中国人,他们被朝廷和官府驱往东则不敢往西,赶向南则不敢向北。最极端的例子是,朝廷想剃你的头,你则绝对不敢留发,你若是不合时宜地大哭一场,也可能会导致脑袋搬家。在“皇权专制”下的中国百姓们,若想活下去,无不俯首听命于朝廷的号令。在历史上的中国,不但朝廷所制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会得到贯彻实行,就连一纸当朝皇帝的诏令,亦可在极短的时间内落实到乡村底层社会。这种朝廷高度集权的行政权力,就是“秦制度”留给历代中国人的制度路径和国家政权的遗传基因。离开这个产生民族文化的制度路径和政权遗传基因来谈论中国文化,无不陷于隔靴搔痒之论。

    我们考察中国历史,还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传统社会的行政权力结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国家权力结构是典型的金宇塔架构,而完全没有半点如当代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的“平坦”结构。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无论你是生活在古代或者是生活近代,你都被社会制度定格在金字塔的某个层级之中。在这个金字塔内的每个层级之间,安排着环环相扣的直属关系。尽管在唐代之后,因为相对比较公平的科举制度,专制王朝确实能够筛选出比较优秀的人进入官吏队伍,但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是,中国的各级官员,迄今一直是按照“官出上级”的制度安排,下级服从上级,全国听命于朝廷皇帝或中央政府,从而,组成了极有行政效率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运行机制。

    这一“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在清乾隆时代和毛泽东当国时,可以说臻于极致:从英国的玛嘎尔尼使华和美国的基辛格、尼克松首次来中国的事件中,任谁都可以看到,哪怕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居于承德避暑山庄偏远的行宫或中南海书房里乃至游泳池边,只要其愿意,不仅能够对远在万里之外的人和事加以随心所欲的安排和摆布,而且,竟然会精准到连来访者走哪条路,乃至吃什么和睡在何处,都不偏离其设想的情景于一丝半毫。

    最要命的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不仅是朝廷和帝王拥有漫无边际的无限权力,而且,中国的官吏从一、二品的督、抚大员,到七、八品的县令、县丞芝麻小官,乃至不入品的衙役末吏,无不对治下的芸芸百姓享有各自职权范围内的绝对权力。在中国有记载的历史中,迄今为止,真正能够制约官吏的人,只有他的顶头上司。这样的制度安排,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它从何处可以生长出来呢?所谓文化的现代化又能由谁来主导呢?中国的传统文化长期陷于皇权专制的粪缸之中,自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宿命。

四,现代文化为何会在美国兴起和大获成功?

    参照中国历史上“强本抑末”制度大获成功,我们再来看看杰弗逊总统的“重农轻商”的政策为什么会一败涂地。其原因只有一个:是杰弗逊总统缺少了商鞅和桑弘羊背后所架设的中华牌皇权专制的国家专政机器。

    杰弗逊的不幸和美国人民的幸运是,杰弗逊和美国人民所共同拥有的,是一个按“主权在民”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三权鼎立”的国家制度。杰弗逊只有一个可怜的联邦政府作为支点,而美国人民则拥有可以把杰弗逊赶下总统宝座的选票。杰弗逊的政策主张站立不稳,不完全是他的政策主张不适合美国国情,而是美国人民用选票否决了他的政策取向。杰弗逊总统因为说服不了支持他采取“重农轻商”政策的国会议员和广大人民,又无权搞有美国特色的“民主专政”,所以,他最终败下阵来,便没有了任何悬念。

    美国的民主制度之所以会在短短的200多年内,促使美国经济执世界经济的牛耳,导致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会风靡全球,其最核心的原因是,全得益于美国人在建国时对国家制度所作的“主权在民”的历史性抉择。

    一部近代世界历史表明,只有在“主权在民”的国家制度环境中,人民才会拥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才会有言论自由,才会有新闻自由,才会有合法赚任何钱的自由。人民才会以发家致富为中心任务和人生追求,而不是在各级政府的强迫下,必须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为追求目标。看看简短的美国历史,当我们看到美国的社会制度对国民追逐合法的经济利益放任不管,美国人做什么合法的产业来钱就可以去干什么,则资产阶级想不在美国兴起都难了,资本主义社会想不在全球大获全胜那就会是真正的怪事了。说句不一定妥当的话,如果现代人类文化不是由美国的资产阶级来主导,则地球上的绝大部分人类,会依然在漫漫的专制社会长夜中忍受无边无际的煎熬。

    换过一个角度看,若是杰弗逊总统的“重农轻商”思想和政策取向,像传统中国社会一样,在北美大陆能大行其道,那美国的农民恐怕现在就不是占3亿美国人的3%,而一定是像中国一样占70%。对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大获成功,马克思虽然没有进行过总结和论述,但他对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却足以佐证美国前进的方向,就是马克思所坚信的历史前进的正确反向。

    在马克思看来,“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出现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当年为了给资本主义社会安上一个社会主义的笼头,使之不让资产阶级这匹野马在恶性膨胀中把无产阶级当作草料吞噬掉,遂主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殊不知,美国的无产阶级会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居然会成为所谓中产阶级,而和资产阶级勾肩搭背乃至同床共枕。

    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是在西欧活动,他没有去过美国,更没有详细考察过中国社会,他所预言的“历史必然趋势”,之所以会在欧美发生,较之于传统中国社会,有一个国家制度设计上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小政府,大社会”,也就是美国人所说的“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如果马克思在中国看到朝廷、官府的权力强大到“秦皇汉武”那样的水准,他究竟会不会说出这个“必然趋势”,都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了。至于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欧美的劳动者许多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可以做到和谐共处,并共享发达的生产力创造的社会财富,那种马克思所设想的劳资争斗你死我活的情形已成历史陈迹,则是马克思做梦都难以想见的。

    从美国的成功,来对照中国的落后,我们会很容易发现,传统中国社会实行了2000多年的“强本抑末”经济制度,其最核心的功能,既是“抑豪强,倡农耕”,更是防止“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而架设的绞架:当资产阶级成长到绞索能够到其脖子的高度时,国家的暴力机器则毫不犹豫地绞死这个阶级。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安排,它所起到的最核心的历史作用,除了维持传统中国作为一个由自耕农组成的匀质的贫困社会2000多年不变外,就是把中国的资产阶级扼杀于萌芽状态。在传统中国社会,离开了资产阶级起主导作用,所谓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无异于痴人说梦。

    无论是谁,只要心平静气地回顾一部古代中国政治史和经济史,应该都能够看到,在皇权专制的国家制度压榨之下的传统中国社会,像近代欧美诸国那样的资产阶级,永远登不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其作为所谓“资产阶级萌芽”最好的境况,也只能作为朝廷的附庸和官府的跟班,而在权贵们的颐使气指下分专制社会的荣耀一杯羹。中国传统社会的商贾阶层,其没有任何独立的文化品格和政治品格,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传统的中国社会因此也就永远不会自动进入所谓资本主义社会,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历史性结论。而资产阶级所引领的现代文化,在传统的中国社会,自然是“皮之不存,毛将附焉。”

    近代,中国一些无良的历史学家之所以要拧着脖子说,“中国古代的资产阶级萌芽会像近代欧美社会一样,成长为资本主义的参天大树”,他们如果不是出于无知,那就绝对是因为无耻。

五,对中国社会进步的展望和中国人重塑文化品格的预期

    大陆中国进行了快30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创举,它从根本上开始扭转中国社会演进的方向,并为重新塑造中国人的文化品格提供了可以遐想的前景。

    根据我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观察,当代中国农村的体制改革,最早是政府给予农民种田的自由;城市的体制改革是最早放开“水果和水产品”的自由流通,给城里的那些无业游民以自由经商的自由。其结果是,中国农民在没有人教他种田和监督他种田的情况下,国家的粮食连年大丰收而导致农民卖粮难;城市则在放开水果和水产品自由流通后,只过了短短的几年时间,老百姓就由吃烂水果和臭鱼虾,而变成随时可以买到新鲜的水果和鲜活的水产品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人民日报》曾以“两水奔流”为题,专门介绍了这一流通领域具有革命意义的改革成就。

    对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成就所蕴含政治学意义,若用我的一句话来概括,便是:只要政府的行政权力退出什么以前被它管得奄奄一息的领域,则那个领域立马就生机盎然。这正好印证了美国人当年所说的名言:“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所谓30年的改革成就,若换成2000多年前的说法,应该叫做“无为而治”。

    在我看来,现代中国正在深入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对中国文化的再造,其实才刚刚开始。中国未来是否有个美好远景,从最根本意义上说,取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突破既往的制度路径而另辟蹊径。

    虽然2000多年来,由中华民族组成的农耕大国,其不间断的5000年文明史,实属举世无双,但是,古代中国以千年为时间计量单位的停滞,也是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可以相提并论的。如今,历史的脚步前进到了世界日益“变平坦”的21世纪,中国人要在同西方文明的竞争中拔得头筹,其制度的改弦更张,其劣质文化在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上加以重建,乃是历史的必然。除非被坏制度彻底毒害的中华民族自甘被现代文明所淘汰,我实在不忍心去设想,那些开眼看世界的现代中国政治精英们,会在既往的制度路径上一条道走到黑。

    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人说正在造就一个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并指斥,因为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存在,而凸显了现代中国的财富分配严重不公。为此,有些中国人希望再次回到毛泽东时代。这种希望中国的社会制度朝既往路径回归的思潮,虽然都打着社会公正的旗号,但他们无一不是从骨子里希望中国回到现代版的“皇权专制”社会。如果由这样的制度改革主张来改革中国现存制度,则中国复辟旧制度,无疑是老马识途,一日千里。

    实事求是地说,虽然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是一个从2000年专制社会中孕育出的怪胎,具有中国特色的先天不足,其所作所为与欧美的资产阶级相比,确实令人看了感到绝望,但我们必须看到,在现代世界政治史和经济史上,任何一个国家要搞现代化,无不是由这个国家中的城市资产阶级带头搞起来的。欧美先行一步,日本“脱亚入欧”步其后尘,就连亚洲的“四条小龙”也概莫能外。在中国,若要再次埋葬“资产阶级萌芽”,秦始皇、汉武帝早就给这个民族做过光辉的榜样,只要依样画瓢就是了。只是,当这个民族把伴随着30年改革开放而出生的资产阶级连同其出生的污血一起倒掉,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则必然再次踏上“以吏为师”之路,其前景如何不言自明。在中国社会,是把资产家改造成有良心和富有人道关怀的人容易,还是把不受制约的最高统治者改造成自愿受制于人民的人容易?我想,对这样的问题,就是一个小学生也不会答错吧。

    我的一位读者在读过我所写的《中国式问题:是文化问题还是制度问题?》后,在文后留言说:“中国的问题远不是一个制度问题。就算美国人完全接受中国文化,也不会出现大多数‘中国式的问题’。原因是美国没有中国如此这般的‘生存空间狭窄’问题。比如美国的公交车不如中国拥挤,美国人找工作没有在中国难,等等。还用句话说:中国人身上的毛病并非是由于中国文化所产生的,而是与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生存环境相关的。”此人居然由此而得出结论:是“生存空间问题消灭了民间的自治能力,于是需要一种超越社会的控制力量——皇权被抬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对此,我认为,这位先生是纯属倒果为因。众所周知,就生存空间的压力而言,只要拿出可供比较的指标,当今世界会有哪个国家的生存空间压力会大过日本?然而,因为日本在国家制度特别是在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选择上“全盘西化”了(所谓日本的“全盘西化”有点言过其实,应该说是有日本特色的西化),日本不仅极好地化解了所谓生存空间的压力,而且,其生存空间的优良程度远远胜于生存空间压力小于日本的中国。再说,所谓中国的生存空间压力,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纯属子虚乌有的杜撰。就拿中国的人口压力来说,也只是在上世纪50年代之后才日益凸显,而这正是实行政治垄断和文化专制的当局放任错误的人口政策带来的消极后果之一。

    无情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以神州之地大物博,以中华民族之人才济济,而一度被西方世界扣上“东亚病夫”的帽子,其主要原因恰恰是坏制度使然,绝对不意味着中华民族是一个低劣的民族。近代,那些脱离神州制度环境的中国人,无论是被西方人作为“猪仔”贩运去美洲大陆,还是作为知识精英负笈远行,他们在新大陆上都取得了令世界人民刮目相看的成就。这难道还不能够充分证明,任何社会学意义上的人,首先都是制度的产物,然后才是由文化所造就的吗?

    如今,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现代化进程,虽然巨大的成就举世公认,但是,如果现代中国在基本的国家制度层面不摆脱既往的路径依赖,其30年改革开放成果被毁于一旦,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在历史上,中国的朝廷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缺乏成例。然而,皇权专制的国家制度,是绝对不会允许富起来的人群成为挑战皇权专制的资产阶级,即使商人们富可敌国,家财远超国库所有,朝廷想消灭尾大不掉的商贾阶级,帝王们只要动动小指头就够了。这是因为,所谓专制社会,也就是任何一个独裁者都不会允许独裁者之外的力量来分享国家权力的社会。任何对专制者、独裁者构成现实威胁乃至潜在威胁的异己力量,都在专制者、独裁者必须加以剿灭的范围之内。用宋太祖赵匡胤的话来说,就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结束语

    所谓中国式问题,究竟是文化问题还是制度问题?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见仁见智,但中国人的文化品格被中国传统的皇权专制的国家制度所塑造,乃不争之论。我认为,现代中国若不在国家制度的革新上改弦更张,那么,中国将永远不会有什么先进文化对外输出,只能输出张艺谋式的中国文化垃圾和李安式的中国文化猎奇,中华民族将永远只能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攻势而居于守势。

    我在此预言,随着21世纪的世界正在按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的,“正在变得日益平坦”,由金字塔结构搭建的中国传统社会,必然会在西方所掌握和推行的铲平世界的力量面前坍塌,这只不过是时间的早晚而已。我最后的结论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坍塌,中国传统文化的革新,若是由中华民族在自己的民族英雄引领下主动地拆解和实施,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远胜于外来力量的压垮。这也正是我在一年前,忠告当今中华民族的精英们,要从满清王朝的覆亡中汲取教训的立意之所在。

    伟大的、有着5000年不间断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你将何去何从?路,其实就在当今每个中国人的脚下。

    ①②余达维《文化定义&S226;文化表现形式&S226;文化生产》http://www.confucius2000.com/poetry/whdywhbxxswhsc.htm
相关阅读:1, 亦忱《中国式问题:是文化问题还是制度问题?》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13890

    2, 愤怒的玫瑰《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哪里——与亦忱先生商榷》http://club.beelink.com.cn/dispbbs.asp?boardid=5&id=210672

 

 

 

发件人:"" <capitel@sina.com> 收件人: "" <capitel@sina.com> 抄送:<wyzxwyzx@vip.sina.com>, <richardx@telus.net>,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zaojl@163.net>, <zdjun@263.net>, <panyi_bj@sina.com>, <zhengran6@gmail.com>, <hankai@nankai.edu.cn>
发送时间:2008-07-05 18:54:54 +0800 优先级:紧急标题:《亚洲周刊》:瓮安官僚抢尸

贵州瓮安打砸烧事件的经过

《亚洲周刊》 朱一心

    六月二十八日,贵州瓮安因一名中学生的死亡,爆发大型骚乱,警员遭围攻,警局遭破坏。事件虽已平息,但根源未除,地方利益分配不公、官员枉法、干群关系紧张、政府无公信力等问题依然存在。

    李树芬之死,包括同天尸检报告已完成,接着又爆出公安局派人抢尸体、强行下葬,以及李树芬叔叔被打伤的消息,同学和家长的质疑演变成愤怒,逐渐积压至临界点。虽然事件信息太多,没法完全寻出真相,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民众不信任政府,当地政府没有公信力,所有传闻无论真假均显示官民矛盾如汽球不断膨胀扩大。

   李树芬死亡事件发展至廿八日中午十二时十五分,充满气的汽球终于爆发,先是李树芬的亲友及同学,以及她的亲属任教学校的学生、同学和家长,形成约千人的请愿队伍,到县政府大楼请愿,要求交代李树芬之死,但县政府却把他们推到公安局。生气的群众,直冲往公安局,其它学校学生闻讯赶至,这时已有一些不良分子加入,及至公安局门口,人数估计达数千,警方估计约三千,把公安局团团围住,而街上也聚集数千围观者。

    公安局开始感到事态严重,立即派警员维持秩序,一位省政府的内部人士向亚洲周刊透露,当时警员与群众形成对抗,暴乱一触即发。人群前排站着李树芬亲友以及部分学生,与警员发生推拉挤撞,当一些学生被踩伤和撞到时,后面跟着学生请愿的家长被激怒,马上冲上前围攻警员,双方以肢体碰撞,怒火中烧,估计一些帮会分子和闲杂人员在旁搧风点火、乘乱打砸,场中学生吶喊助威,一场骚乱正式拉开帷幕。

    群众开始时是砸公安局的玻璃窗,向门口的警员掷石和扔矿泉水瓶,但很快就情绪高涨,演变成火烧门口,警员走进局里躲避,接着滋事分子燃烧汽油在街上烧警车,数百警员又匆匆从公安楼走回街上,因为大楼上已充满烟雾;如此大型的骚乱是警方始料不及的,恐怕也是瓮安县政府第一次,据消息人士搜集现场数据表示,当时群情汹涌,警方无法控制,惟有鸣枪,并及时向当地消防武警及黔南州政府增援。

    这时,群众已冲击入公安大楼,警员退到三楼,群众冲击至三楼楼梯口才折返街上。估计现场烧毁十多辆政府车,由于聚集群众达数千人,消防武警想驶进来增援,也被群众围着难于驶进。不过,该位消息人士表示,为防事情恶化,消防武警增援前已决定紧急时采取弃车撤退措施,所以网上有「消防员怕了老百姓,民不畏死」的帖子,是现场实况。当局立即紧急增援县武警二千人,同时通知县电视台单位,为防骚乱失控,黔南州亦实时派出二百武警赶来现场。但黔南州武警进城并不顺利,瓮安县已不是说进就进,一些群众已在大路拦截警车;省府内部人士说,该批武警是七时半赶到现场,因了解群众与警察对抗的心态,进城武警决定不带枪枝,只配备防暴装备,然而,无枪械进城仍平息不了民愤,开进来的武警车被重重围堵,进退两难,最后不得不弃车往城外跑。

    瓮安县当天大概给群众占领了七个小时。群众在公安局门前示威焚烧打砸后,又转向市委市政府大楼、电讯大楼行进,一路焚烧政府车辆。

    事态确实严重,黔南州当晚深夜十二时再派出第二队武警增援,先由武警装甲防暴车开路,由于该支武警不同于当地警员的恶劣形象,凌晨时份,许多居民开始互相劝喻息事宁人,气氛逐渐松懈,群众开始散去,但他表示,那些学生家长及李树芬的亲人朋友仍集结在公安局门外请愿,直至深夜仍没散去。

    这一夜,群情逐渐平静下来,县政府却在电视上发布「敦促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通告,地方政府将事件定性为「恶性暴乱」,本来已恢复平静的瓮安,老百姓又再被政府激起怨愤,不久,瓮安实施治安戒严,他说,本来黔南州武警及增援的抗暴警察已认为事件平复下来,但当地县政府半夜却自己行动,单方面出动当地警员突然往县政府大楼驱散李树芬亲属等请愿群众,在驱散的过程中,一些居民与警方对峙受伤。

   虽然实施了治安戒严,但县政府把这次行为定性为恶性暴乱,再次为官民伏下冲突的导火线。「实际上,瓮安县的一些政府和公安人员和黑社会勾结的说法,是有所依据,他们长期欺压居民,人民对官警及帮会之间的利害关系,早已埋下仇恨。」这位省府份内部人士的这番话,倒有不少左证,记者随便问一些当地人,很快就说出官员和公安欺负人民的事件,最多问题就是矿山贪污、地下赌场、以及包庇亲人胡作妄为等问题。

    六月廿九日下午,居民气愤难平,大量居民重新集结在县政府大楼外,但这次不是要求县政府调查李树芬案,而是?烈要求省委领导人对昨天的集会性质进行平反,集结的人群表示,若不受理,会到贵阳省政府请愿,并到北京上访。当天,据在西门河经营商店的老板向亚洲周刊说,死者浮尸的西门河新桥一带,每天都集结许多居民,有围观者,亦有轮流护尸的群?和家属。老板说,这里的官员贪污太普遍,大家已看不过眼,他用手机拍下集会图片,并向记者展示。图片质素虽然很差,但仍可看到群众集结。

    省府内部人士说,由于瓮安是汉族和少数民族高度集中居住的地区,少数民族至今仍是家族聚居,一个孩子受伤,就会整个家族声援,不管个人意见如何,仍会声讨政府。因此,贵州省委已认为事态严重,于廿九日已派出调查小组,前往瓮安县展开调查。而中央官员亦已于七月二日下午扺达瓮安,了解相关事件。

    截稿前,骚乱虽已平息,但当地警员及县外增援的武警仍守在瓮安各个大小通道,只有防暴警员收了队,但他们随时候命。七月二日截稿前的瓮安县城,仍不准外人进入,公事必须有公司证明或登记,本地出租车亦不可随便接载外来乘客,也不欢迎媒体采访。记者有时只能偷偷进入采访,进城全赖抄小路,像老鼠躲猫般躲过武警耳目。

     记者从车上观察,整座县城气氛严肃,中学已普遍放假,大小通道口必有三至四名武警驻守,而街上亦有大批街坊纠察巡逻。县公安大楼所在地及对面的广场,驻守的武警就更多了,全城仍然在戒严状态,不少店铺关门,从各方面形势来看,六二八事件的民?骚乱抗议,针对的主要还是地方政府,而非国家政权,跟西藏及新疆的事件有别,虽然性质不同却同样充满风险,那位省府内部人士呈交的报告,也指出六二八瓮安县事件,李树芬之死只是引爆点,核心情绪是地方利益分配不公、官员枉法,该事件让瓮安民愤出现井喷爆发。

 

 

发件人:"新法家传真" <alexzhai2@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27 11:52:4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秦晖!住嘴!

    编者按:1840年以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内在压力使中国本土学术全面西化,进入二十一世纪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就连秦晖这样鼓吹自由主义的清华大学教授,在谈论中国本土学术时竟然缺乏基本的理性和常识。面对西学迷信产生的无知、甚至无耻,任何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和具有独立学术人格的知识分子都应当认识到,除了京戏这样的"文化副业",太多的所谓"国学学者"只满足于在中国古典文明中找到亚里士多德和自由民主的模糊倒影,而中国古典学术本身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中国新法家明确反对对待中国本土学术的这种叶公好龙的态度!

秦晖!住嘴!

翟玉忠

    最近,一位编辑朋友寄来2008年5月10日秦晖在《中国的人心与文化》出版座谈会上的一篇发言,题目是《中国的人心与法家、儒家》,我满怀兴趣的看了,看完后,怒不可遏。

    一个识汉字的中国学者,有幸站在清华大学的讲堂上,怎么能这样信口雌黄!误导公众!良心何在!我只有一句话——秦晖!住嘴!

    冷静下来,还是决定写点东西。依法表达言论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作此文的目的不是为睹上秦晖到处胡念"自由主义经"的嘴,而是让公众明白中国古典政治理论法家究竟是什么?

法家政治中没有性恶论

    秦晖认为法家和西方都讲性恶论,但法家依性恶论设计制度是为了制约老百姓,防止百姓侵害皇权,而西方依性恶论设计制度是为了限制皇权,保障民权。

    西方文化传统中有性恶论,中国当然就应该有,法家是也,这就是秦晖的逻辑!请问,秦晖先生,法家什么时候讲性恶论了,从《逸周书》到《韩非子》,中国古典政治不都是讲人皆趋利避害的人情论吗?西方有的东西,中国就要有,美国有密西西比河,中国就不准有黄河——西方有奴隶社会,中国就要有奴隶社会,西方有性恶论,中国也要有性恶论,哪有这个道理!难道您就是这样作学问,然后在大学里教自己的学生吗?

    在人情论的基础上,中国建立了符合本土特点的政治法律体系。《韩非子》中将因人趋利避害之性而行赏罚称为"二柄",认为代表国家整体的最高领袖依法赏罚是正常政治秩序的保证,假如赏罚的权力被人任意使用,就会造成人治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两千多年前《韩非子•二柄第七》中说:

    明君用来控制臣下的,不过是两种权柄罢了。两种权柄就是刑和德。什么叫刑、德?杀戮叫做刑,奖赏叫做德。做臣子的害怕刑罚而贪图奖赏,所以君主亲自掌握刑赏权力,群臣就会害怕他的威势而追求他的奖励。而现在的奸臣却不是这样。他们对所憎恶的人,能够从君主那里取得权力予以惩罚;对所喜爱的人,能够从君主那里取得权力予以奖赏。假如君主不是让赏罚的威严和利益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听任他的臣下去施行赏罚,那么全国的人就都会害怕权臣而轻视君主,就都会归附权臣而背离君主了。这是君主失去刑赏大权的祸害。老虎能制服狗,靠的是爪牙。假使老虎去掉它的爪牙而让狗使用,那么老虎反而会被狗所制服。君主是要靠刑德来制服臣下的,如果做君主的丢掉刑赏大权而让臣下使用,那么君主反而会被臣下所控制了。(原文: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故世之奸臣则不然,所恶,则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爱,则能得之其主而赏之;今人主非使赏罚之威利出于已也,听其臣而行其赏罚,则一国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归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释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则虎反服于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

    十七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中国建立在人情论基础之上的法律制度高度赞美,因为中华法系不仅因人避害用以惩恶,还因人趋利而奖善,而现代西方国家的法律以及中国西化的法律体系直到今天还没有能够建立起完整的奖善制度。两百多年前伏尔泰写道:

    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若是出现一桩罕见的高尚行为,那便会有口皆碑,传及全省。官员必须奏报皇帝,皇帝便给应受褒奖者立牌挂匾。前些时候,一个名叫石桂(译音)的老实巴交的农民拾到旅行者遗失的一个装有金币的钱包,他来到这个旅行者的省份,把钱包交给了知府,不取任何报酬。对此类事知府都必须上报京师大理院,否则要受到革职处分;大理院又必须奏禀皇帝。于是这个农民被赐给五品官;因为朝廷为品德高尚的农民和在农业方面有成绩的人设有官职。(伏尔泰,《风俗论》,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1月,第251页)

    在同一书中,伏尔泰也和与他同时代的魁奈一样,抨击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关于中国社会是专制社会的论断,他认为孟德斯鸠只看到了中国政治的表面现象,伏尔泰说:

    看到一些人跪拜,便认为他们是奴隶,而接受人们跪拜的那个人必定是1.5亿人生命财产的绝对主宰,他一人的旨意便是法律。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这正是我们将要讨论的。这里我们只须指出:在帝国最早时代,便允许人们在皇宫中一张长桌上写下他们认为朝政中应受谴责之事,这个规定在公元前2世纪汉文帝时已经实行。(伏尔泰,《风俗论》,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1月,第249页)

    法国重农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将专制君主分为合法的专制君主和为所欲为(不合法)的专制君主,前者是指执行法定绝对权力的统治者,后者指篡夺专制权力的统治者,执政不论好坏,其政府都不受基本法则的保护。他认为:"中国的制度系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执行这些法律,而他自己也审慎地遵守这些法律。"(弗朗斯瓦•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4页)

法家"弱民"不是"强迫所有人都作恶"

    孟德斯鸠还能根据社会表面现象作出自己的判断,而甲午战争以后太多中国学者只能根据西方人贬低中国的观点作判断了,人云亦云似乎代表了学术上的"政治正确"。到了秦晖那里,法家政治不再是成就中国千年辉煌的伟大制度,却成了"强迫所有人都作恶"的制度。首先是皇权绝对专制,没有任何制约。

    前面我们说过,中国的政治哲学基础是趋利避害的人情论,皇帝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他自己也是普通的人,也趋利避害,当然希望自己的国家治理的好。如果我们把权力比作筷子,筷子插进喉咙可以致死,为什么秦晖还用筷子吃饭呢?就是因为秦晖也是人(黄皮白瓤"香蕉人"),也要遵守趋利避害的人情论。

    韩非子进一步指出,只要依法行使公共权力,社会就会治理的好,如果等待尧舜那样的贤者圣人出现再去治理国家,那么千年也遇不到一个,而像桀纣那样随意破坏法制的人,也是千年遇不到一个的,所以法治只需要中等水平的人就能治理好国家。韩非子反复强调中主抱法处势而治的政治思想:

    放弃法术而凭主观办事,就是尧也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不要规矩而胡乱猜测,就是奚仲也不能做好一个轮子;废弃尺寸而比较长短,就是王尔也不能做到半数符合标准。假如中等才能的君主遵循法术,笨拙的匠人掌握规矩尺寸,就会万无一失了。做君主的能去掉贤人、巧匠也办不成事情的做法,奉行中主、拙匠都万无一失的做法,人们就会竭尽全力,功名也会建立起来。(《韩非子•用人第二十七》原文: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万不失,则人力尽而功名立。)

    掌握法度、据有权势就可以使天下太平,背离法度、丢掉权势就会使天下混乱。假如废弃权势、背离法度,专等尧、舜出现才使国家太平,这就会一千世混乱,然后才有一世太平。掌握法度、据有权势,等待桀、纣,桀、纣出现才使国家混乱,这就会一千世太平,然后才有一世混乱。依此而论,太平一千世才有一世混乱,和混乱一千世才有一世太平相比,就像骑着千里马背道而驰,相去是非常远的。(《韩非子•难势第四十》原文: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夫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也,是犹乘骥、駬而分驰也,相去亦远矣。)

    我们不是说建立在人情论基础上的中国古典政治制度是完美无缺的。秦国、西汉长期都是法治社会,还是出了秦二世、汉元帝这样的"将筷子插进喉咙"的最高领袖,秦二世更改了秦律,在督责之术指导下使秦法成了暴法;汉元帝将儒家德治引入,结果真如他父亲汉宣帝所预言的那样汉家逐步败亡了。

    笔者认为,西方民主制度给我们的最大启迪就是,在取消落后的政治世袭制的同时,在制度上实现了对国家最高领袖的有效制衡,很难想象美国总统会像秦二世、汉元帝那样随意更改国家的根本法律制度;但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也有不足,就是他们的权力制衡是建立在一个阶层之内,而不是像中国古典政治一样建立在社会不同阶层的平衡之上。这应与东西方的思维方式有关,中医和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都主张动态平衡(阴阳平衡)思想,在中国人心目中,一个阶层垄断政权,无论是"民主"和"君主",都是危险的,西周初年的政治思想家将之总结为"敬德保民",并指出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从整体角度来论述君与民的关系。

    一位华盛顿的政客曾私下对我的一个美国朋友说,总统年年换,我们这些人却是铁打的营盘——资本垄断政治权力,这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痼疾,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照抄。

    为了实现不同阶层的平衡,法家提出了"弱民"主张。秦晖在这个问题上简直是"学术愤青"。他甚至解释说:"所谓善治国者,必强国弱民,要使老百姓变得非常糟糕,这种状态才是很好的东西。如果你是坏人,那么你帮皇上为虎作伥,欺负老百姓,法家当然觉得好。如果你是好人,不帮皇上这样欺压老百姓,也不行。"我们怀疑,秦晖是否读过法家关于弱民问题的论述,否则中国最著名学府的教授不应该这样胡说八道。

    法家"弱民"是使社会所有阶层都依法行事,防止任何一个阶层垄断国家政权(公元前81年西汉盐铁会议上桑弘羊所谓"绝兼并"是也),真正实现"用必加于功,赏必尽其劳"的社会功勋制,按社会贡献的大小分配资源。《商君书•弱民第二十》对这个问题论述甚详,上面说:

    人民不敢抗拒法律,国家就强,人民敢于触犯法律,国家力量就弱,所以治理得法的国家一定要使人民不敢抗拒法令。人民朴质,就不敢触犯法律;民众放纵就敢于恣意妄为。不敢触犯法律就会守法。人民守法,就听众役使;任意而行就不受控制。所以说采取强民政策以去除不守法的民众国家力量就弱;采用弱民政策以去除不守法的民众,国家力量就强。(原文: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故曰: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

    《商君书》的作者还认为,农民、商人、官吏各个阶层要为整个社会服务,而不是寄生于社会或绑架整个社会。正是中国古典政治百姓均平的思想,使中国长期以来没有像现代西方国家一样陷入政治上的军国主义和经济上的殖民主义,军事工业集团和商业金融力量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垄断过国家政权。上面说:

    农民、商人、官吏,这三种人是国家有经常职业的人。农民耕恳土地,商人贩卖货物,官吏治理人民……农民有了太多剩余的粮食,于是成年安逸享乐。商人获致了太大的利润,贩卖华丽、玩好的物品,于是对于日用必需物品发生了不良的影响。官吏虽然设置了,而不肯为国家出力,思想行为成为国家和人民的病害。(《商君书•弱民第二十》原文:农、商、官三者国之常食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农有余食,则薄燕于岁;商有淫利有美好,伤器;官设而不用,志、行为卒。)

    只有依法行政,赏罚分明,使人民与国家同心同德,才能实现国家的真正强大。《商君书•弱民第二十》论证说:

    明君任用他们的臣下,任命一定要充分体现他的功绩,奖赏一定要及于他的所有功劳。国君使臣民相信这一点就像相信日月运行有规律一样,那样就无敌于天下了。离娄能看到秋毫之末而不能将他的明目给旁人;乌获能举起千钧的重量却不能把他的神力给予旁人。圣贤在才能方面也不能给予旁人。当今掌握政权的人都想成为圣人,那就要实行法治了。舍弃法度治理国家好比负重远行而没有牛马,又如想渡过大河而没有船。(原文:明主之使其臣也,用必加于功,赏必尽其劳。人主使其民信此如日月,则无敌矣。今离娄见秋豪之末,不能以明目易人;乌获举千钧之重,不能以多力易人;圣贤在体性也,不能以相易也。今当世之用事者,皆欲为上圣,举法之谓也。背法而治,此任重道远而无马、牛,济大川而无舡、楫也。)

法家政治中的萧何是"好人"还是"坏人"

    秦晖举出的法家弱民政策"逼良为娼"的案例是萧何自晦一事。事情发生时西汉初年,大汉政权尚不稳固,百废待兴。萧何自晦事实上是明哲保身之举,其自晦的手段,就是秦晖所说的作"恶"是用低价、赊借等手段买百姓的田,在当时的阶层制衡体制下,政治纠错能力比纠正美国总统小布什误导公众进行打伊拉克并不慢。

    丞相干了坏事,百姓告发;皇帝决策,官员纠正;丞相职责一方面对皇帝负责,一方面治理百官。其中国家最高领袖、官员(包括卫尉和相国)、百姓之间的制衡关系在其中演绎得淋漓尽致——真实的历史远远不是秦晖所描述的情况。为正视听,我们不防引述《史记•萧相国世家》中的记载:

    汉十二年(前195)的秋天,黥布反叛,高祖亲自率军征讨他,多次派人来询问萧相国在做什么。萧相国因为皇上在军中,就在后方安抚勉励百姓,把自己的家财全都捐助军队,和讨伐陈豨时一样。有一个门客劝告萧相国说:"您灭族的日子不远了。您位居相国,功劳数第一,还能够再加功吗?您当初进入关中就深得民心,至今十多年了,民众都亲附您,您还是那么勤勉地做事,与百姓关系和谐,受到爱戴。皇上之所以屡次询问您的情况,是害怕您震撼关中。如今您何不多买田地,采取低价、赊借等手段来败坏自己的声誉?这样,皇上的心才会安定。"于是萧相国听从了他的计谋,高祖才非常高兴。高祖征罢黥布军队回来,民众拦路上书,说相国低价强买百姓田地房屋数量极多。高祖回到京城,相国进见。高祖笑着说:"你这个相国竟是这样'利民'!"高祖把民众的上书都交给相国,说:"你自己向百姓们谢罪吧。"相国趁这个机会为民众请求说:"长安一带土地狭窄,上林苑中有很多空地,已经废弃荒芜,希望让百姓们进去耕种打粮,留下禾秆作为禽兽的饲料。"高祖大怒说:"相国你大量地接受了商人的财物,然后就为他们请求占用我的上林苑!"于是就把相国交给廷尉,用镣铐拘禁了他。几天以后,一个姓王的卫尉侍奉高祖时,上前问道:"相国犯了什么弥天大罪,陛下把他拘禁得如此严酷?"高祖说:"我听说李斯辅佐秦始皇时,有了成绩归于主上,出了差错自己承担。如今相国大量地收受奸商钱财而为他们请求占用我的苑林,以此向民众讨好,所以把他铐起来治罪。"王卫尉说:"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如果有利于百姓而为他们请求,这确是宰相分内的事,陛下怎么怀疑相国收受商人钱财呢!况且陛下抗拒楚军数年,陈豨、黥布反叛时,陛下又亲自带兵前往平叛,当时相国留守关中,他只动一动脚,那么函谷关以西的地盘就不归陛下所有了。相国不趁着这个时机为己谋利,现在却贪图商人的钱财吗?再说秦始皇正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错而失去天下,李斯分担过错,又哪里值得效法呢?陛下为什么怀疑宰相到如此浅薄的地步!"高祖听后不太高兴。当天,高祖派人持节赦免释放了相国。(原文: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上心乃安。"於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上罢布军归,民道遮行上书,言相国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上至,相国谒。上笑曰:"夫相国乃利民!"民所上书皆以与相国,曰:"君自谢民。"相国因为民请曰:"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稿为禽兽食。"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乃下相国廷尉,械系之。数日,王卫尉侍,前问曰:"相国何大罪,陛下系之暴也?"上曰:"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与。今相国多受贾竖金而为民请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系治之。"王卫尉曰:"夫职事苟有便於民而请之,真宰相事,陛下柰何乃疑相国受贾人钱乎!且陛下距楚数岁,陈豨、黥布反,陛下自将而往,当是时,相国守关中,摇足则关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国不以此时为利,今乃利贾人之金乎?且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李斯之分过,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浅也。"高帝不怿。是日,使使持节赦出相国。)

    话说回来,假如法家真是"强迫所有人都作恶"的制度,那么实行齐法家核心黄老之术的西汉可能没有谁比萧何干的坏事更多。秦晖可能是这样作梦的,但数千年来,上至皇族下至普通百姓都对萧何充满了敬仰,千年祭奠不衰。明朝中期湖南官吏刘威曾写下《谒萧何墓》一诗云:"半世悠悠刀笔场,偶持文墨事高皇。入关独解收秦籍,略地先能绝楚粮。指示功勋高一代,定来法律胜三章。临终更笃曹参代,万古忠心日月光。"

    中国未来必须建立在中国历史的根基之上,我们不能忘记那样为中华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们,他们已经融入我们的文化血液之中。在此,让我们穿越悠悠千载红尘,遥祭依秦律制定汉律的萧何,是他奠定了强汉的国魂——将中华法系和中华文明推向了历史的峰巅!

    读罢秦晖的文章,到处都是千年历史积累的谎言和迷信西方产生的无知。事实上在汉以前,秦汉法家制度为世人所称赞,今天我们读《战国策》、《荀子》、《韩非子》等典籍还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当时的政治观察家普遍认为是法家制度实现了社会大治,路不拾遗,而不是如秦晖所说强迫所有人作恶。汉代儒家为了垄断中国古典学术才刻意攻击法家及其他诸子百家,秦晖只不过拾儒家的牙慧而已!

秦晖这些人在讨论中国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时大体用原始(朴素)、专制、落后、愚昧来概括,反之,谈西方时则眉飞色舞,全变成了现代(有时用"后现代")、民主、自由之类。不要再让这种充满偏见的、非理性的态度污染中国学术了——否则,我们真的对秦晖只能说一句话了,那就是:闭嘴!

 

附文:

中国的人心与法家、儒家

秦晖

  这本书我很认真地看了,朱先生从法家着手分析(中国的人心),我觉得是很对的。因为中国儒家的东西虽然被说得很厉害,但是儒家既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坏。儒家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中国人说说而已,并不是做的。人们经常做的要么就是法家的那套,要么就是道家的那套,像犬儒主义。

  这里涉及到所谓虚伪问题,很多人都讲中国文化很虚伪,"五四"经常讲伪道学,那个时候大家都骂伪道学、伪君子,所以有些人就非常乐意以真小人来标榜,什么"和尚打伞"、"娘要嫁人"之类,的确显示出所谓反对虚伪的一种心理。

  其实我觉得虚伪很难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因为我们说什么虚伪呢?说儒家虚伪?其实我觉得所谓虚伪无非就是——最经典的一个表述是"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与其说是跟文化有关系,(不如说)就是跟敢不敢讲的文化氛围有关系。我们看到神权专制的时代,基督教也是很虚伪的。1949年以后,我们感到很多无神论者也是很虚伪的。老实说,如果有一种环境是使人不能说真话、只能说假话,那不管是什么文化下,人都会变得很虚伪。如果有正常的、基本言论自由的社会,虚伪当然可以减少一些,但是这只是"虚伪"的一个层面。

  另一个层面,即使是高度自由的社会,仍然有虚伪的一面,因为不管是人,就连动物都是具有表演欲望的,人们总希望别人看到的自己比实际上的自己要更好,就连孔雀都还会开屏,所以虚伪有时候也变为一种权利,隐私权,我们就假定真实的东西有权利不让人知道,我们有权利让人知道好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这也叫做虚伪,而且这种虚伪到底在哪种文化中最发达,也的确很难说,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包括一切化妆、整容,本来你没那么漂亮,要搞得那么漂亮,本来没有那么高尚,你要让人觉得你那么高尚,这某种意义上都是虚伪。

  但是我觉得同样是虚伪有两种很大的不同,我们通常讲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其实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比如我刚才讲到"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大家知道,肚子并不是思维的器官,实际上是一脑子男盗女娼,但是这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脑子的男盗女娼,这个事情真的有那么严重吗?老实说,如果不好的想法仅仅是存在于脑子里头,我觉得,第一别人是没法知道的,因为脑子里的东西谁知道呢,谁也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脑子里是不是男盗女娼,谁也不知道,根本是没法度量的东西。第二即使真有些不好的念头,如果仅仅是念头的话,那么也不会给社会造成太大的问题。我们经常讲的问题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满嘴的仁义道德,成天做男盗女娼,这问题就比较大了。因为这个问题不光是念头的问题,而是行为了。这个行为,真正的一个社会很糟糕的现象,是很多人满嘴的仁义道德,成天做男盗女娼,倒不是说他脑子里头想不想的问题。

  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对于有些人,实际上内心不见得就有那么高尚,但是在有一些情况下,内心不那么高尚的人,就不能做那些太糟糕的事情,而只能做那些比较好的事情。也就是说这种社会会提供"为善"的环境,使得很多人哪怕心里并不那么善,但是也必须做一些善事,而不能做恶事。我觉得这就是对权力进行制约的社会,这样的一些社会里面,很多人是不是真的就那么圣洁,也很难说。有一些人,比如我们说民主制度下其实人们也是很虚伪的,政客整天讲很冠冕堂皇的话,但实际上他们的真实生活或者真实想法,比如有人说克林顿就是个伪君子,或者谁谁谁是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现象一点也不奇怪。但是我觉得制度的长处恰恰就在于,它可以依靠一种权力制约,依靠一种保障民权的措施,使得很多哪怕内心不那么高尚的人也不能做不高尚的事,而只能做高尚的事。像这样的一种现象,有人说是伪善,这其实以前已经有人指出过,如果说这是伪善,那么这是社会非常可贵的一种机制。而且这种伪善和真善之间也没有截然的界限。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环境,使内心比较邪恶的人也不能不伪善,而且必须一直伪善下去,他一作恶马上就被人抓住,久而久之这个伪善成为一种习惯,也就成了真善了。所以说,其实伪善是一个社会很重要的功能,因为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人都是圣人,而且往往都假设任何人都是不完善的,而且也有权力不完善,我们也没有权力要求别人去做圣人,但是我们要求的是每个人的行为必须要受到制约,尤其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更是需要受到制约的。

  我们现在经常讲的伪善,指的就是缺少这样一种制度,比如说,有些人说儒家口头上讲得很好,但实际上做得很差。那么我觉得这很可能不是儒家文化本身的问题,换一种文化,基督教乃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等,都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中国社会中,最可怕的伪善不是这种伪善,最可怕的虚伪还不是这样一种虚伪,而是中国文化中实际上培养人们有一种虚伪,就是何家栋先生提到的,叫"为恶",有一种制度迫使人作恶。哪怕这个人内心并没有那么恶,也要表现出比较邪恶,如果不作恶,他就没法生存。

  所以我觉得,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个问题不大。但是这个社会要防止满嘴的仁义道德,整天做男盗女娼。我觉得像这样的现象,主要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我们现在讲的这种思想文化,恰恰是法家思想,是一种最明显的带有这种趋向的。我经常听到很多人讲,说儒家不如法家好,说儒家虽然(好听的道德)讲得很多,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而法家就是敢于很坦率地讲性恶论,这种坦率,实际上蕴含了满嘴的男盗女娼。满嘴的男盗女娼也不一定是问题,但问题是这个法家的制度造成了不仅满嘴的男盗女娼,而且实际上也做男盗女娼,而且使得一些不愿男盗女娼的人也不得不男盗女娼。比如说我们经常讲西方的性恶论,和法家的性恶论相比,都是说人是自私的,但是进行制度设计的时候,对人心要自私的时候,是在两个方向上加以制约,比如在现在的政治制度下,首先要假定保证民权的,如果要保证民权,又认为每个人都可能有自私的愿望,当然采取的是制约掌权的人,尤其是制约皇上,通过这种办法来使大家即使不那么高尚,但也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西方所谓的性恶论只是一种预设,所谓预设就是实际上并不是这些人真的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小人,不可能有君子。这只是一种可行的制度安排,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所有的人都是善人的基础上,而宁可假定这些人是有可能作恶的。如果这种制度可以使是良心不那么好的人不做恶事,也就是说好人可以表现的更好,这是权力制衡的指向或者目的。

  法家不一样的,法家从人性恶推出来一点:所有人都会毁坏皇权,因此把所有人的权力都剥夺了,使他没有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这样一种东西也是制约,这个制约主要是制约老百姓,为了防止对皇权的一种侵害。很多法家假定这些人都要作恶的,而且不仅假定这些人要作恶,他往往也认为这些人——这不是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也是应该要作恶的。因为按照法家的说法,什么人最容易控制呢?就是那些既贪财又怕死的人,贪财可以赏你,怕死可以罚你,假如天下都是既贪财又怕死的人,这个国家就好治理,不贪不怕,这个天下怎么治理得好?韩非子恰恰就认为,如果这样就坏了,他说如果有一些人既不怕死也不爱钱,那我怎么能控制他,我要赏他他也不图我赏,我要罚他他也不怕罚,那这样的人不就有造反的嫌疑吗。他说对这种人我们一定要把他灭掉。

  我们看到历代都标榜清官,但我们整套制度,包括皇上的真实想法,实际上不怎么喜欢清官,尤其是不喜欢自以为清廉一世不把皇上放在眼里,类似于海瑞那样的人。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种现象,是历代不觉得的一种现象,就是所谓的伪恶。法家有这样一种假设,你不是这样,反而是有危险的。这和西方的性恶论是不一样的,西方的性恶论设置了一些限制,即使你不高尚也不能做不高尚的事。法家的制度设置是什么?如果你是坏人,你就可以为皇上做坏事,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为皇上整老百姓,这一点法家是讲得很清楚的。所谓善治国者,必强国弱民,要使老百姓变得非常糟糕,这种状态才是很好的东西。如果你是坏人,那么你帮皇上为虎作伥,欺负老百姓,法家当然觉得好。如果你是好人,不帮皇上这样欺压老百姓,也不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所谓的坏人也不能做坏事,好人就可以做更好的事。这种虚伪的特点是,坏人不用说就会做坏事了,好人也必须做坏事。这种事情我们就看到好多,比如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一个例子:汉高祖刘邦在外面打仗,萧何当丞相,这个萧何挺廉洁奉公,老百姓对他评价也不错,于是刘邦就听到很多人讲萧何的好话,萧何如何如何廉洁,如何如何勤政等等。刘邦就很不高兴,萧何听到有这种传闻就吓坏了,他就伪恶了一把,马上反其道而行之,搞得老百姓向刘邦告状,说萧何不好,刘邦就很高兴。

  其实制度最糟糕的一种虚伪是强迫人作恶的虚伪,你就是不想作恶,他也强迫你作恶。而且正如伪善和真善之间没有真正的界限一样,伪恶和真恶也没有真正的界限,一个人原来还是有良心的,但是整天做没有良心的事情,我们一开始说这叫做违心的事情,但做惯了就把作恶习以为常了。所以法家鼓吹的那一套东西,要说虚伪也非常虚伪,并不见得比儒家要更好,但是这种虚伪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法家提倡的虚伪其实就是一种伪恶,强迫所有人都作恶。我们中国,老实说,所谓儒家的虚伪当然是存在的,但是这个东西反映在行为层面,主要是制度因素造成的,和文化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法家所鼓吹的虚伪才真正是非常要命的,因此我觉得朱建军先生分析中国人心,从法家入手是很对的。

  我在这里要讲一讲,老实说到底什么东西叫做文化,这是我非常怀疑的一件事情。我们通常讲的所谓文化,和我们所谓的民族性真有关系吗?老实说我是相信中国人和西方人是不一样的,在有同等选择权力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比如中国人喜欢吃中餐,西方人喜欢吃西餐,这一点人们就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有时候就不尽然,我们往往混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问题,就是能否选择和选择什么,我觉得选择什么的确是文化,但是能否选择,你就不能说是文化了。而且在这个方面也没有什么民族性的差别可言,关于这一点,我觉得五四运动的时候,陈独秀有一次提到一个事,我觉得说得很精彩。陈独秀反对严酷的父权,于是当时有比较保守的人就骂陈独秀,说你在那里毁灭我们的传统文化,说中国人是讲孝道,是讲百善孝为先,但是你陈独秀在提倡仇父,鼓吹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陈独秀当时有一个回答,我觉得很精彩,陈独秀说我当时是认为孝是很好的东西,子女孝敬父母,媳妇孝敬公婆都是很好的美德,我从来不反对这个东西。他说我只反对那种不合理的用父权剥夺子女和媳妇正当的权利,我反对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和所谓的孝文化有什么关系呢?假定中国人只是在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的威胁下才不得不尽孝,如果没有这种威胁就忤逆不孝了,那么你能说这个人真的是孝子吗?中国人如果真的都是这样的孩子,你还能说中国真的有孝文化吗?但假如中国不是这样的,人们从内心愿意孝敬父亲,不是被迫的,那么那种严酷的父权怎么有必要维持呢?没有这种父权又有什么关系呢?没有父权,孝文化就受到威胁?这里头有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在谈孝文化的时候,通常都假定了中国人内心就是要孝的,不是受到什么威胁,也就是说我们讲的孝和父权是没有关系的。既然这样,我们就不能把父权看成中国文化必不可少的因素,似乎父权没有了,就完蛋了。我们应该说,中国人好就好在没有父权也是可以尽孝的。

  所以我们不能以中国文化为理由——这个中国文化是好是坏我不知道,来为不合理的父权辩护,在这里我没有讲父权到底是好还是坏,你可以讲这个父权是很好的,是应该有的,但是这和文化没关系。也就是说,人们的选择权在某种意义上,有时候也是应该限制的。但是限制选择权主要是一种对自由辩解的概念,这个概念更多的是制度上的含义,不是文化上的含义。

  在这个问题上,我有时候会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我说大家都讲文化差异,我说哪一种文化差异是真正可以证明的呢?比如说世界上可以实证的两个文化差异最大的民族是哪两个民族呢?是中国和美国吗?是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吗?是俄国人和美国人吗?我觉得也许是,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证实的。能够证实的世界上两个文化差异最大的民族,照我看来就是美国人和瑞典人。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美国人和瑞典人正是在他们基本上都有充分地选择权的基础上——他们都有自由民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都可以做主他们的选择,都可以充分体现他们的价值偏好,在这种背景下,瑞典人选择国家管得很多制度,美国人选择了更多的体现自由放任的制度,这种差异的确是价值偏好的不同。

  因此我觉得我们现在谈文化差异,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什么东西是选择什么的区别,什么东西是能否选择的区别,如果我们弄不明白这个事情,我们就会把一些非常恶劣的制度当做是我们的文化在那里宣扬,同时我们把真正的文化倒是给颠覆了。因为老实说,任何一种文化要发扬光大,前提就是人们要有选择的自由,如果没有选择的自由,包括中餐都不可能发展,包括皇帝让你只能吃这样一种东西,不能吃另外一种东西,规定你只能吃面,不能吃米饭,如果这样的话,中餐怎么可能发展起来呢?不管是中餐还是西餐,能发展起来的前提就是,大家都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觉得这是不管哪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的基础。

 

 

发件人:"新法家传真" <alexzhai2@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05 11:33:13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社会大于市场的政治经济学 

    编者按:市场作为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不会自动实现平衡,市场本身的健康发展需要社会干预,这是二十世纪兴起的系统论给人类的最大启迪之一。面对二十一世纪自由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恣意扩张,以及中国一些经济学家不断重弹"不是竞争性制度与自我调节市场要对我们今天的病症负责,该负责的是对这个制度和市场的干涉"的老调,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吕鹏先生的这篇文章令人深思,它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必须回归他的本体——公民社会——社会大于市场!无疑,没有受过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污染"的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会成为重建世界经济体系的宝贵思想资源;本文原题为《社会大于市场的政治经济学——重访卡尔·博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 ,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

社会大于市场的政治经济学

吕鹏

    "一场新型的保守革命, 以进步、理性和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为掩护,正在使市场意识形态的复辟正当化。"虽然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他生命的晚年不止一次地提出上述忧心忡忡的警告(Bourdieu & Grass 2000) ,但大多数为市场神话欢呼的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自由市场的恣意扩张曾经给人类带来的悲剧。的确,苏式社会主义的失败为有人宣称"历史终结"并将一切社会保护的主张扔进垃圾堆提供了口实,可是,只要我们稍稍注意到这个所谓"共产主义之后" (post communist) 的世界仍然陷于苦难之中,就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日益步入"单向运动"的世界是否是人类文明的惟一选择。在这个时候,重访卡尔博兰尼61 年前在《巨变》中提出的警告,尤其是其关于"双重运动"的洞见,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一、市场经济与社会保护之间的双重运动

  以往文献对《巨变》的援引,大多将焦点聚集在形式主义与实体主义之争、"嵌入""再分配市场"概念、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等论题上, 而该书关于"双重运动"的洞见却往往被忽视或简化了(Hannes 1999) 。事实上,"双重运动"不仅是博兰尼分析资本主义文明危机的核心概念,也是他与自由主义者论争的核心武器。在《巨变》初版的1944 年,世界经济体制陷入瘫痪、两次世界大战相继爆发、法西斯主义盛行,"我们熟知之人类文明"似乎已经崩溃。如何解释这一危机产生的根源,形成了两套不同的认识。

    自由主义者认为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社会没有彻底地贯彻"自由市场"的原则。这一判断并非没有"事实依据":纵观19 世纪以来的经济史,从制定关税以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到罢工破坏了劳动力的价格机制,"自我调节市场"① 每向前迈进一步,都会受到社会保护运动的抵制并动摇其存在的根基。因此,"如果不是那些反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保护政策,自由主义会不负所望;并不是竞争性制度与自我调节市场要对我们今天的病症负责,该负责的是对这个制度和市场的干涉";而化解人类危机的惟一办法,就是进一步坚定地迈向自我调节市场。博兰尼的论证也同样是从上述"社会事实"出发——他并将之命名为市场经济与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之间的"双重运动"(double movement) ,但与自由主义者的结论相反,他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那个建立自我调节市场的努力本身就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乌托邦。为何对同一"社会事实"会出现两个因果截然颠倒的解释?这直接涉及如何去认识市场本身的运作逻辑和生成机制。

    支配"自我调节市场"的原则是"图利"(gain) ,即一种采用理性手段以获得效益最大化的经济动机。博兰尼与多数自由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分歧。但当后者宣称"图利"体现的是一种"自然的法则",而自我调节市场的兴起是一个不断自我扩张、自我调节的自生自发过程时,分歧出现了。在博兰尼看来,这根本不是人类经济生活的本来面貌,因为自我调节市场不仅是一个直到19 世纪才出现的新近的偶然的历史存在,而且它的产生是一个在外力作用下的"制度化的过程"的结果而与任何的"自然法则"无关。

    博兰尼使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支持他的观点。"在人类动机中,没有特殊的经济动机",虽然早在石器时代晚期市场(marketplace) 就已普遍出现,但无论是原始部落还是农业帝国,人类都是在互惠(reciprocity) 、再分配(redistribution) 和家计(householding) 这三种非经济的动机中的一种或若干种的混和推动下来组织经济生活的。只是到了19世纪,情况才发生了转变:图利取代了前三者成为经济生活的支配原则,亦即经济动机取代非经济动机支配经济体的运转。这一转变虽然只是个不到两百年的新现象,但在博兰尼看来,其意义却不可低估,因为此前的历史意味着整个人类的经济生活嵌入(embedness) 和纠缠(enmeshed) 于经济和非经济的制度之中,而此后却意味着市场脱出(disembedness) 了社会的制约:不仅一个独立于社会的经济领域出现了,而且它要将这一原则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当中从而制造出一个"市场社会",以前是市场(market) 附属于社会的逻辑,现在则是社会臣属于市场——这就是"巨变""大转变"(great transformation) 的真正含义。

    可是,从这个巨变开始的第一天起,一个相反的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就一刻没有停止过。为什么会出现社会的保护运动?自由主义者认为工人、农民、工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构成了一个"反自由主义的合谋",各种社会主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的主张以及议会通过的各种社会立法都是这一合谋的表现。博兰尼认为这一解释不仅歪曲了事实,而且颠倒了因果。事实上,虽然各类社会运动在表面上以农民、工人、工会运动者为主力,但不能完全用各阶级的片面利益及意识形态间的斗争来解释之。自由市场必须通过将本不是商品的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商品化来建构自身,而它们的商品化却会对人、自然和生产组织构成威胁:人本身成为商品,不仅使人从亲属、街坊这样的社会关系中被剥夺出来,更使人在文化上被剥夺从而被机器主宰;土地成为商品,则是把人和土地相分离从而破坏了人居住的自然环境并使失地小农成为流离失所的乡村贫民;货币成为商品使生产组织的商业运行产生了巨大的风险——正是因为自由市场的原则粉碎了人类的生存环境(habitation) ,对社会整体的利益构成了挑战,所以社会保护在根本上是来自社会内部的各个团体与阶级不自觉地联合起来对抗这种危机的一种纯粹基于自求生存的人类天性的本能反应,这也正是为什么很多时候连"最纯正的自由主义者"也会支持一个"反自由放任的社会立法"的原因。总之,自我调节市场的建立是人为的,而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却是"自然的";自我调节市场的每一步推动对社会的威胁是"",而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则是为了抵制前者而产生的"",这样,博兰尼将自由主义关于自由市场与社会保护之间关系的观点从头到脚倒置过来。

二、作为另一场巨变的社会主义

  可见,博兰尼关于"双重运动"的第一层含义就在于,只要自我调节市场的原则占据支配地位一天,社会的自我保护或反抗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任何一个建立不在外力干涉下运转的自我调节市场的企图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从表面上看,在这一点上,博兰尼与同时代的呼唤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对社会进行保护的学者——以凯恩斯为代表——站在了同一阵营,而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恰恰证明了通过在市场与国家间建立某种平衡的所谓"双重运动"( Hettne 1994) ,那个19 世纪以来所建立的文明似乎总是能够在崩溃之后重新存活。然而,如果我们只是将博兰尼视为一个干涉主义者、贸易保护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甚至"市场社会主义的提倡者的话,那将是一种很值得质疑的简化。因为正如"双重运动"的逻辑所揭示的那样,资本主义文明的困境并不是凯恩斯主义者所主张的经济体内部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和熊彼特也都是这样认为的, 而是一种"脱出的市场"(disembedded market) 与它本应嵌入其中的社会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离开了社会和国家的保护主义,今日的资本主义文明就不可能存活,另一方面,单纯依靠保护主义也不能超越市场体系的悲剧宿命。也就是说,他对"自由市场"的否定乃是一种整体上的否定,没有什么保护主义和国家干涉可以真正克服市场的乌托邦,只要它们存在于市场之中就会破坏市场的平衡——保护运动与自我调节市场之间的双重运动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病理学"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市场体系矛盾的诸方法的一部分(Hannes 1999) 。可见,他的主张不是去建立一个更人道的资本主义,而是要求建立一个比这些方案更卓越的社会类型。这样的一个社会是什么样的呢?

    在博兰尼看来,这样的一个社会必须让经济重新附属于社会关系。相对于19 世纪的那一次巨变来说,这无异于另一次巨变的开始,因为这代表了建立一种与资本主义文明完全不同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努力:在资本主义时期,支配整个经济体整合的原则是图利,而新的文明必须让一种新的经济整合模式支配整个经济体的运转,这一模式是再分配还是互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要意识到它们既是一种制度层面上社会大于市场的政治经济学的规定,更是一种社会道德和个人行为动机层面上的规定。 相对于资本主义将市场凌驾于社会之上这一对人类历史的偏离来说,这种努力不仅更加接近人性而成为取代资本主义的希望所在,而且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契合的:"本质上,社会主义是工业文明的先天倾向,这种倾向企图以有意识地将自律性市场从属于一个民主主义之社会的方法来超越自律市场……从整个社会的观点看,社会主义只是使人与人之间有一种人性关系的努力——这在西欧历史上经常是和基督教传统结合在一起的——的延长。另一方面,从经济体系的观点来看,它是一种对晚近历史之激烈的转变,在经济的范围内,它打破了以私人金钱利得为生产活动之一般诱因的想法,并且不承认私人有处置主要生产工具之权利"。从这段论述中也可看出,博兰尼无意去否弃"工业文明", 也不是要纯粹批判"市场经济"本身,他真正要批判的,是以自我调节的市场作为核心制度领域,将市场的原则推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市场社会"。对市场社会的真正批评,"并不是它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就某一程度而言,任何一个社会都须立足于经济基础之上""乃是因为它的经济是建立在'自利'的观念之上"

三、把社会还给社会主义

  恰恰在这一点上,今日之世界不能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已经摆脱了博兰尼式的宿命,相反,通过把苏联模式认定为社会主义、把国家干预当作极权主义,市场意识形态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大行其道:在一国之内,它表现为社会诸领域中"国家的撤退"、公众对物质享乐的趋之若鹜以及对社会苦难的漠不关心;在国际领域,则表现为跨国金融近乎不受任何限制的恣意扩张——正如有人所担忧的那样,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显示,博兰尼所描绘的"19 世纪的社会和政治历史看上去又要重演,不同的只是今日的舞台已经大大扩大了"(Brand 2000) 。其实,更大的一个不同在于,在市场意识形态复辟或反弹的同时,由于全球资本市场的变化,以及国家治理的改进,19 世纪以来那个主要以大规模社会运动和社会立法为标志的保护运动在发达国家内部已显得相对虚弱,而不发达国家由于社会自组织发育的缺乏,有效的自我保护更难成气候。也许有人会为此弹冠相庆,可是,谁又能断言在未来,作为社会保护的替代物,一场更大的以更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危机不会成为下一个导火索呢?正如博兰尼所警示的那样,只要自由市场制存在一天,法西斯主义(其实包括所有的极端主义) 始终就是一种可能的"趋向",而20 世纪留给人类的最大教训就是"认为是法西斯主义导致了二战并使得自由市场最终崩溃,而不是自由市场的崩溃所造成的情势催生了法西斯主义"

    正是出于对人类命运的担心,许多学者都认识到了对社会进行保护的重要性,他们争论的只是政策偏左还是偏右,或者采取一种两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可是,正如博兰尼提示我们注意的那样,这样的"社会保护"只是延缓了危机的发生,只有使市场附属于社会关系之中才能真正超越"双重运动"的宿命;布迪厄也指出了,"保护的政治"不仅是政策上的诉求,而且要在意识形态上摈弃市场的神话并让启蒙的传统占据社会文化的核心,恰恰在这一问题上,"第三条道路"做的并不彻底(Bourdieu 2000) 。可是,这些道德上的诉求如何在制度层面得以实现呢?如果说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市场凌驾于社会之上,那么它为什么并没有担负起博兰尼在《巨变》中所寄予它的厚望呢?!
 
   
显然,有必要通过重访博兰尼的《巨变》来重新理解"社会主义"本身。博兰尼的"双重运动"虽是一个无情的"法则",但它仅仅在经济领域脱出(disembedness) 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才得以成立;而且,当博兰尼宣称"自我调节市场必须在制度层面上把社会分割成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实际上只有在19 世纪的社会里,经济领域才被抽离出来,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转折"时,他事实上暗示了在经济领域脱离出社会的同时,一个独立的政治领域也随之诞生。也许有人会争辩,这两个领域的分割在任何时代的任何一个社会类型中都会存在,不过博兰尼实际上是想强调,虽然我们仍然能够在谈论19 世纪之前的历史时使用社会大于市场的政治经济学"社会""社会"的这样的词汇,但是它的含义已大不相同:在此之后,任何关于社会的讨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必须考虑到它的强弱,以及它与国家和经济的关系。而苏式社会主义的一个致命缺陷就在于,虽然"再分配"这样的一个不同于"图利"的经济整合模式确实成为苏式社会主义的支配原则(Szelenyi 1978) ,但它也遏制了市场和社会的力量;而博兰尼所预想的社会主义,并不要求去取消市场,更不能取消社会,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核心是让市场重新嵌入于社会,而后者必须是一个既与经济和国家相分离,又与它们相联系的存在。正如布洛维所指出,在资本主义那里国家与公民社会都臣服于市场之下,而斯大林主义或法西斯式的国家主义,则是令公民社会与市场臣服于国家之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让市场与国家臣属于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也就是说,把社会还给社会主义(restoring the social in socialism) 。在他看来,马克思、葛兰西与博兰尼本人都强调了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观念,在博兰尼提供的"市场社会关系面向的基础上,再引入葛兰西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洞见,则可能会启发我们催生出某种关于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关系的新概念,并为我们真正开创出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新的文明类型提供参考(Burawoy 2003) 。可见博兰尼的著作为我们试图理解当今新时代的矛盾提供了一个最具刺激性的起点,但我们不可能直接将他关于双重运动的洞见简单地搬到未来,尤其是如何理解社会本身,成了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待深入的课题。


注释:

在博兰尼那里,"自由市场""市场经济""自我调节市场"这三个词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达,即指一种不依外力干涉而自行组织整个经济生活的市场制度。

市场有两个基本含义, 一是实体意义上的以物易物或以买卖为目的的聚集场所(marketplace) ,二是抽象意义上的一种经济整合的原则(market) 。这两个含义在英语中是较容易区分的,但在汉语中还没有更合适的词来做一个清晰的表达,所以我们会注上英文以示区别。例如"市场模式的演化"是在说市场(marketplace) 的具体形态以及支配各个形态的原则的演变过程;而"市场臣属于社会"是在说两种经济整合的逻辑之间的关系。

部分地受欧文的影响,博兰尼在这两者间更偏向于后者,他认为欧文是第一个发现资本主义的核心文化矛盾,以及社会有自我保护需要的人:欧文洞察到了图利行为的扩展带来了社会的根本性变化,而人类的堕落和苦难正是源于纯粹经济动机支配下的文化剥夺和社会解组,所以道德的重建才是人类拯救的关键。虽然他后来(Polanyi 1977) "家计" 归为"再分配"的一种特殊形式,并将支配"自由市场"的经济整合模式由"图利"改称为"市场(market) ""(市场的) 交换"——这一细微的改动可视为"经济生活的整合模式这一概念由侧重心理动机的层面向制度和行为层面的转变,但博兰尼始终没有进一步思考"市场嵌入社会"在制度层面上的安排,当需要分析苏联这样一个社会的内部运作逻辑和机制时,博兰尼除了坚持他的民主道德要求和个人自由的底线,以及简单地说要用"再分配"的原则取代"市场交换"的原则来支配经济体的运转之外,就无话可说了。

参考文献:

[1]博兰尼 《巨变 黄树民 石佳音 廖立文.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M].台北: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
[2]Brand,P.2000,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Dissent, V.47 No.1.
[3]Bourdieu, P. 2000, "The Politics of Protest. " Socialist Review, Issue 242.
[4]Bourdieu,P. & Gfinter Grass 2000, "A Literature From Below. " The Nation, July 3.
[5]Burawoy, Micheal 2003, "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 The Complementary Convergence of Antonio Gramsci and Karl Polanyi." Politics Society, 31.
[6]Hannes 1999, "The Pohtics of the Market: Re-reading Karl Polanyi. " Global Society 13(3).
[7]Hettne,B. 1994, "The New Regionalism: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and Peace." in B. Hetme, A. Inotai & O. Strokel (eds.). The New Regionalism: Implioations for Glob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8]Polanyi, Karl.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trd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s Boston: Beacon Press.
[9]Polanyi, Karl.1977, The Livelihod of Man, (ed.) by Harry W. Pears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0]Szelenyi, Ivan 1978, "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Dilemmas for Social Policy in Contemporary Socialist Societies of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19.

   支持我们!作为独立的民间学术团体,目前新法家(中文版:http://www.xinfajia.net 英文版:http://www.xinfajia.net/english/)的全部资金来自个人捐赠,我们的资金主要用于研究经费、日常办公开支、各类会议开支等;为了监督每一笔资金,请您务必将捐款数额及汇出日期告诉我们,每年1231日前我们将向所有捐赠者提交年度财务报告。新法家银行帐号: 中国银行长城卡:  4563 5101 0085 5080 069

 


发件人:"『祖国网』爱国者的精神家园" <admin@zuguowang.com> 收件人: <admin@zuguowang.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02 09:15:16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国际热钱觊觎中国粮食洼地 祖国网 2008.08.01

中墨对比:国内金融和传媒界的“国际化精英”将把中国引向何方?

佚名

一、“国际化精英”是什么样的人群?  

    由于学习和工作原因,我认识过不少经济和金融界的“国际化精英”,国内和国外都有,甚至有些还是私交不错的朋友,有工作上的,也有兴趣上的。在长期的交往中,我逐渐深刻地认识了这个群体。他们有两点非常相像:1、他们不是树木,而是蒲公英。

    他们没有根,可以随风飘,他们没有祖国,没有民族,哪里有他们的饭碗,他们就会到哪里;2、他们一生只为一种共同的宗主服务,那就是国际大财团,大投行。这些机构属于哪国,他们实际就会服务那国。也就是说,哪里有养份,他们就吸附在哪里。说白了,就是被西方经济学洗过脑,一切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一切为了追求个人的最大金钱财富。

    中国的这类“国际化精英”也一点不例外。所以,只要我们深入研究一下这类“精英”在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是如何把国家经济和金融命脉交给国际大财团和大投行的,我们就会理解他们在拉美、东南亚引发的所有经济和金融危机,明白他们将把中国经济引向何方?

二、墨西哥现在的真实情况怎样?中国又如何?  

    墨西哥这个国家非常非常值得中国各方面专家深入研究,因为对于当今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危机和解决方法来说,她太有借鉴价值了。国内研究的专家学者很多,研究的内容也很丰富,但从来没有人研究过这个国家的经济和金融界的“国际化精英”是如何引导这个国家的。我比较熟悉现在这个墨西哥。不仅长期深入地体验过这个国家的真实生活,也认识过一些该国资深、有思想、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和他们深入讨论过墨西哥的政治和经济情况。我一直很感兴趣研究这个国家的精英,认为该国经济和金融界的“

    国际化精英”对墨西哥的影响在第三世界国家具有非常强的代表性。所以,我研究他们,深入分析了他们的学习工作背景,在国内的所作所为,对该国国运的影响,从而对比分析像他们那样的中国同类型“国际化精英”将为跨国金融机构、大财团干些什么工作,他们将把中国,还有,能把中国推到一个什么样的境地。我简单总结比较一下,应该已经比较清楚。

    墨西哥地理上属于北美,人文上属于拉美;以前曾经自认拉美大国,现在自称北美大国。二战后,墨西哥曾经涌现出一批有些远见卓识的民族精英,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拉萨罗•卡德拉斯总统,在这批民族精英的努力下,墨西哥曾经成为拉美最具有独立自主精神、最有辨证思想、最有发展经验、最有挑战霸权勇气的大国,也曾经在拉美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上世纪80年代后,墨西哥不断涌现了一批“国际化精英”,彻底改变了墨西哥的发展方向。如今,墨西哥自赞全球化最彻底、对外最开放,已经脱拉入美,彻底变成了美国的附庸。然而,真实的经济情况其实很悲惨,农业几乎完全破产,工业几乎全由外资掌控,金融业基本全属美欧机构。由于政治经济过度媚美,完全游离在拉美大家庭之外,不受拉美国家的欢迎,对拉美几乎失去了所有影响。墨西哥的经济和金融界的“国际化精英”是怎样引导墨西哥走向这条路的?

    墨西哥国土面积广大、地理位置独特、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在拉美数一数二,本来是拉美大国。二战前后,墨西哥历史上最有独立自主发展思想的领导人卡德拉斯总统和他的“同志们”,包括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民族精英,领导墨西哥走上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道路,成为拉美工业化的领头羊。但是,他们的独立自主精神其实还有很大缺陷。他们的发展思路其实是欧洲战后凯恩斯主义,或者说结构主义直接移植到拉美的结果,强调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强调国家投入工业化。但是,他们只是全盘接受了这套理论,没有从本国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思考这套理论的实质,更没有高清本国发展的模式和方向。只重形、不重质,以为买来了些设备,引进了些技术,建立起了些轻重工业,还可以出口些产品,就可以自然而然发展成为发达国家那样的工业化国家。

    墨西哥的民族精英有个致命弱点,是从来没有摆正过自己作为欠发达国家的位置,总觉得墨西哥已经很厉害,很接近发达国家了。他们没有想到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必须扎扎实实地建立起本国的工业基础,没有深刻认识到有形无质的工业不可能帮助墨西哥成为真正的工业国。他们经常忘记本国的实际水平,以为自己是发达国家的一员,喜欢照搬照抄西方的前卫政治和经济思想。他们没有想到,如果想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不想距离越拉越远,就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准备两项发展的关键因素,之后用最快的速度积累这两项发展因素,才能由量变到质变,脱胎换骨成为真正的工业国。这两项关键因素是什么?

    一、建立起足够规模的本国科技队伍,发展起本国比较完整的、规模化的工业框架。这两项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相互相成的。没有规模的科技队伍,国家不具备创新能力,建立起来的工业徒具其形,不具其质,很快就会落后,淘汰;没有完整的、规模化的工业框架,建立起来的科技队伍没有用武之地,很快就会成为累赘、被废弃。

    二、积累起足够庞大的国家资本,不断地投入本国国民教育,建立、壮大科技队伍,发展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不断地投入本国基础设施和本国工业建设,提高真实的工业化水平。通过这个过程,创造力、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才能提高,工业制品才有竞争力,才能既充实国内市场,又能出口创汇,积累资本。

    两项关键因素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互相成,想成为现代化国家,缺一不可。中国在1949年建国后,毛主席无与伦比的高瞻远瞩,让他深刻地认识到:一、搞土改,大力发展规模农业的战略关键;二、国防工业是“工业之母”,国防工业技术是所有技术的源泉。有了这两个认识,初期起步资本,科学技术就有了保障。这样,才有了数十万农垦大军挺进北大荒,大搞规模生产;数十万科技大家挺进戈壁荒漠,大搞国防工业技术的当代真实神话。我们今天的中国,才有了举世瞩目的尖端科技,才有了完整的工业基础和框架,才有了足以自保的农业。要按80年代后那批中国领导人的搞法,今天的中国,除了几个破加工厂,什么都看不到,我们只会看到外资工厂垄断中国的所有产业。

    墨西哥独立以后,搞了100年的自由资本主义,通过卖资源和初级产品,发了不少西方的战争财,但硬是一直没有获得这两项发展的关键因素。1936年到1976年,又大搞了四十年的工业化,竟然还是一事无成。为什么?因为没有毛主席那样的高瞻远瞩,不懂得如何搞初级积累,如何发展科技队伍,如何建立有未来发展力的工业框架。到了1976年,依然一无技术,二无资本,全靠从西方购买技术、借债发展,最终发现此路不通,还不明白为什么。这方面和中国比较,完全无法相提并论,差距太大,关键在于开始搞工业化时领袖的眼光。

三、墨西哥的“国际化精英”怎样引导墨西哥走全球化?中国的又如何?  

    上世纪70年代,墨西哥的“国际化精英”已经纷纷从美欧回来,他们终于抓住了机会。他们都是经过长期的美国教育,有些是欧洲教育。他们深刻地接受了美国向发展中国家强力推销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思想,是一批墨西哥新精英——“国际化精英”。他们从70年代末开始引导墨西哥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发展方向,响应“华盛顿共识”的号召,走向众所周知的“新自由主义”。

    这批墨西哥精英的最典型代表是从1982年到2000年执政的连续三代墨西哥总统。他们是:马德里、萨林纳斯和赛迪略。这三位总统有很多的共同点,最重要的一点是,马德里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萨林纳斯在哈佛大学获政治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赛迪略在耶鲁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其次,他们都全力拥护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一个比一个走得更远、更绝。同时,墨西哥涌现了大大批拥抱新自由主义的官员和学者,他们在三位墨西哥总统的带领下纷纷进入各个关键的政府部门和领导岗位,逐渐形成了强大的新权力集团。墨西哥的“国际化精英”宣传私有化是最优的制度,公共福利行不通,必须大幅消减。只有通过私有化,经济才能快速增长,才能解决社会分配不公严重、贫富悬殊严重的问题。然而,墨西哥人看到的是完全相反的结果。

    同时期,中国第一批伟人早逝,却出来了一批目光如豆、急功近利的领导人,也开始推中国往一条歧路上走,名之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大搞所谓更有效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此,一批又一批的民间和政府的“国际化精英”也在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不断地向中国国民灌输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好处,他们不断挤进政府部门之中,不断地受到重用,逐渐形成了对外部门的利益集团,影响也越来越大。
从90年代初,中国的“国际化精英”也在干同样的事情,他们大肆宣传产业化和产权化,我们也同样看到了在贫富分化、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障等等方面的改革和他们的宣传完全相反的结果。

    从马德里总统开始,拥护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的新一代接受西方经济、国际金融教育的“技术官僚”,特别是那些在国际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干过,拥护新自由主义经济,了解货币学派操作的“国际化精英”,逐渐取代了墨西哥传统的政府官员,形成了以财政部部长、央行行长等等国家金融管理部门首脑为核心的新权力集团。墨西哥的“国际化精英”一方面有步骤地排挤掉政府中依然坚持自主发展,强调福利分配的那些传统官员,消除异己,然后采取激进的改革措施,以图博得西方政府、金融机构和大财团的好感,从内部为彻底打开墨西哥的经济大门,改变墨西哥的发展模式铺平道路,他们要尽快重新瓜分国内的资源和财富了。

    另一方面,墨西哥的“国际化精英”急急忙忙地和IMF、WB等等国际金融结构签订经济和金融改革协议,以图获得西方资金和技术支持,“挟洋自重”,通过和外部国际机构、金融机构、国际大财团合作对内部施加压力,尽快改变墨西哥的发展方向;最后,和美国合作,加入关贸总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等自由贸易组织,而美国适时给予表扬和奖赏,让墨西哥这个第三世界国家加入发达国家的俱乐部,OECD,令改革派政府获得足够的“国际声誉”,更好地强化和深化墨西哥的经济和金融改革。这些“国际化精英”的最终目的只有两个,一是为西方大财团服务,二是为自己的最大利益服务,他们和西方大财团密切合作,瓜分墨西哥的资源和财富,他们才不管国家经济是否会陷入多大的危机,民族资本是否会被外国资本抢掠一空呢。

    他们先搞了个墨西哥式的“先富论”,他们大力推销私有化,提出私有化才能刺激个人的原动力,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就业率,使企业,经济快速增长。所以,他们全力以赴地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私有化,首先廉价抛售给了和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国内私人财团,然后再由他们高价转卖国外财团和企业。这样,三个总统越来越牛,创造了越来越巨大的贪污腐败记录,越来越多的个人国内资产,越来越多的个人外国存款,越来越奢侈的退休国外生活。他们带领的墨西哥“国际化精英”居然造就了一个全球首富,控股墨西哥电讯的卡洛斯•斯林的神话,造就了福布斯富豪榜前100名中占二十多席的“佳话”。但是,他们也创造了墨西哥本国大企业和大银行几乎抛售一空,国民生活水平被两次腰斩的悲惨故事。

    中国的“国际化精英”也逐渐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尤其是金融部门和对外部门,这些一直也是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大财团最高效率的突破口,只是速度比墨西哥稍慢而已。同时期,中国也搞了个“先富论”,还加上了个毫无可能的“先富带动后富”论。但中国的部门领导人和“国际化精英”在这方面表现就差远了。首先,墨西哥人起码先便宜了本国财团,而中国则全部便宜了西方财团,所以没有出个全球首富神话,令部分有势力和实力的国人很“妒忌”。而且,这些在中国各大部委,尤其是金融管理部门的“国际化精英”虽然已经全力配合,挟洋自重,或言必称国际惯例,但到现在还只是在不断地、悄悄地、廉价地抛售部分战略行业股份给西方财团,还不敢干脆全卖掉我们所有的大型工业企业和国有四大银行,令早已垂涎三尺的西方财团很“着急”,很“恼火”,不断继续宣传“国际接轨”,施加“国际压力”。

    此外,没有国内外媒体配合赞扬吹捧,墨西哥的彻底改革不可能进行的那么顺利。西方媒体自然不用多说。我们看见过他们如何吹捧其实已经患重病的印度经济,已经病入膏肓越南的经济改革,就可以想象他们会如何吹捧墨西哥的经济改革。当然,在墨西哥,他们的词汇更加热烈,更加美妙。90年代初,墨西哥总统、墨西哥的“国际化精英”和他们掌握的国内媒体向国民吹得最多的是:墨西哥几年内就要成为第一世界的成员了。这和西方机构吹捧中国的“国际化精英”,印度十年内赶超中国,越南成“中国杀手”如出一辙。“国际化精英”组成的新权力集团想向国民兜售的观念很清楚:只要向西方开放了,和国际接轨了,只要实行了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明天一切马上会好起来,明天国家就能加入富国俱乐部,明天国民就会富裕起来,买到所有的国际奢侈品。

    从9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化精英”控制的中国媒体也在大力宣扬着这个调调,媒体充斥着所有的奢侈品广告,充斥着宣扬富豪们奢侈生活的艳羡报道。只是,他们的宣传不时被自己树立起来的“国际榜样”拆了台,不断地被拉美危机、东南亚危机、现在的越南危机搅糊了,令中国不时停下步子来环球张望一下,看看自己的周边环境,自己眼前的开放榜样的下场,结果还没有一抹眼走到黑。

    墨西哥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1976年,1982年,1994年连续不断地发生一个比一个更深刻的经济危机,每次危机的破坏和影响都不断增大,墨西哥因危机而被外国热钱、财团掠夺的财富越来越多,国家逐渐被掏空。从1982年开始,连续三届墨西哥政府和“国际化精英”强行推行私有化,把国营企业、国有银行几乎全部卖掉,现在,墨西哥的国营企业和银行已经基本消失了,最后几乎都落入了跨国企业和西方财团的手里。除国营企业以外的墨西哥企业经济中的本国企业贡献比例已经下降到少于10%。把墨西哥的金融和经济命脉拱手让给美欧政府和财团,墨西哥的工业和金融业已经完全彻底地被美欧跨国企业和财团掌握。其次,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融入美国主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墨西哥经济终于彻底地成为了美国的一部分,但农业垮了,工业完了,金融业是人家的。墨西哥的“国际化精英”已经把国家、民族给卖掉了,墨西哥能干什么?政治上呢?最新一届总统又是个“哈佛小子”,能独立到哪去,实际也只是个傀儡,看他和赛迪略、布什的亲热劲,说英语说得比西班牙语还遛就清楚了。

    中国的“国际化精英”将把中国经济引向何方呢?看现在中国金融部门的动向就很清楚了。不过,难道中国想成为下一个墨西哥吗?

 

 

发件人:"Fu-Xian Yi" <yifuxian@g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02 14:11:1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投稿:周老虎事件的教训:不要将老百姓当傻子

周老虎倒下了,“1.8的生育率”还能挺多久?

周老虎事件的教训

易富贤

daguokongchao@gmail.com

    所有的客观数据都显示1990年之后中国生育率就低于世代更替水平,1990年代中期之后降低到1.2-1.3的超低水平。所有的统计数据都显示生育率在不断下降,国家计生委却说来了高潮。张维庆1998年到2008年担任国家计生委主任期间,生育率一直只有1.2-1.3,但是由于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张维庆敢于一次次将生育率"修正"成1.8,阻止人口政策调整。张维庆当了10年计生委主任,撒了10年的谎,即便相对于中央人口目标,也减少了上亿婴儿!使得三个五年计划落空。

    2000年人口普查证实生育率只有1.22,说明1995年以来的超低生育率是可信的。2004年成立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这个战略组于2006年4月完成人口战略研究,得出结论:中国目前有1.8的生育率,1.8的生育率是最佳生育率,现行政策下今后十多年每年增加800到1000万人口,中国人口将会达到15亿高峰,生育率反弹势能很大,必须坚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动摇。

    2006年11月30日中央召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会议,采纳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观点,于2006年12月17日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

    周正龙还只是欺骗陕西省林业厅,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和国家计生委欺骗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古代的话是犯了欺君之罪,是要杀头的!周正龙案件是事后查明的,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欺骗行为在事前就已经证据确凿。在战略组的结论出来之前,国家统计局已经于2005年底进行了一次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生育率确实只有1.3(笔者认为偏高)。但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仍然敢于公布中国的生育率为1.8,可以说是胆大包天!

    世界上有两大法系: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欧洲大陆所用的大陆法系是精英法系,一小批精英制定了法律条款;而英美所采用的海洋法系又称普通法系,有陪审员制度,带有浓厚的大众色彩。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是好的。然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却带有浓厚的大陆法系的特点,当时是少数几个"精英"在"不争论"的环境下制定的。由于缺乏大众的参与,计划生育将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始皇和李斯等政治精英们不惜用"焚书坑儒"等手段压制民间思想,但还是不能维持政权的延续,秦二世而亡。推翻秦朝统治的不是饱学的儒生,而是"不读书"的刘邦和项羽。而推翻秦朝后,西汉"低水平"的"布衣将相"奠定了中国的第一个盛世,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础。汉朝取代秦朝,就是普通法系战胜精英法系。

    这次华南虎事件也是草民战胜权威。看来还是老子说的好:"弃圣绝智,民利百倍"。老子的话与"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其实并不抵触,而只是认为不要迷信权威。真理是越变越明,只有经过百家争鸣,才可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科学,从而加以尊重。但是1980年代却是迷信权威,尊重的不是科学,而是伪科学(宋健的"人口控制论")。

    我来自湘西农村,我知道老百姓并不是精英们眼里的低素质,比如当年"思想落后"的超生的农民的眼光绝对比"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要长远。因此我坚持在网上摆地摊,以吸纳普通老百姓的朴素观点。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界代表的是大陆法系,我们人口学网络游击队代表的是普通法系。
 

 

发件人:"『祖国网』爱国者的精神家园" <admin@zuguowang.com> 收件人: <admin@zuguowang.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02 09:15:16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国际热钱觊觎中国粮食洼地 祖国网 2008.08.01

变动中的世界政治与日本问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  张文木

2008年7月

    摘要:本文认为:苏联解体后雅尔塔体系在欧洲结束,但在远东没有结束;西方针对苏联的冷战结束了,但冷战在世界范围内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有所强化。战后日本问题,本质上说就是雅尔塔体系问题。苏联解体后日本的实际表现告诉我们:日本再次导演“大东亚”的剧幕已经开始并一定要被日本右翼推到高潮,而摆脱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法律责任,将是日本新世纪外交的战略突破口。而中美在稳定太平洋方面担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

    关键词:雅尔塔 日本问题 太平洋稳定

    2005年,日本外交有了一些大动作,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解释,但如果将这些事件联系起来分析,就会发现日本这是在“项庄舞剑”。但日本将挥剑何处?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而要使我们的讨论能够产生正确的结论,那就必须对目前日本问题产生的历史前提即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特征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一、苏联后的世界政治及其误判

    苏联解体后,“雅尔塔体系解体”和“冷战结束”成了中国学界对国际形势的两大主流判断,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的总认识。[1]然而,现实的世界政治与这样的判断并不相符。所谓“雅尔塔体系”(亦称“雅尔塔体制”)是指二战后期,美、英、苏、中等国对结束战争、处理战争遗留问题及维护战后和平通过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等进行的多次讨论后形成的一系列协议和谅解,以及由此确立的旨在遏制德、日军国主义复活并以此为逻辑起点的战后国际和平秩序。

    不可否认,二战结束后,雅尔塔体系有了相当的调整,但总体说来,其旨在遏制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制度根基及由此形成的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但苏联之后,雅尔塔体系在欧洲确实是解体了,其标志是在雅尔塔体系中被分离的东西德统一,苏联波罗地海三个加盟共和国独立,及原属于苏联地缘政治势力范围的东欧转入西方阵营。俄国失去了苏联时期在欧洲地区的地缘利益,同时也失去了对东欧的“保护”责任。但是,在远东地区[2],我们却不能说“雅尔塔体系解体”,因为构成雅尔塔体系的基本要素和大国保障远东和平的法律责任没有变:俄国仍然继承着雅尔塔体系赋予苏联的占领日本北方四岛的权力;美国仍然占领着冲绳岛;中国在雅尔塔体系中被恢复并确认了的对台湾的主权的法律地位没有改变。[3]

    反之,如果我们假设这种由美国、俄国和中国实际行使的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远东雅尔塔权力结构已经解体,那么,目前的亚太和平就会失去法理基础;俄国占领北方四岛、美国在冲绳岛驻军就失去法理基础;中国对台湾主权的法理地位就会发生动摇。[4]

    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雅尔塔体系所确定的中国维护远东和平的国际权力,及对台湾的主权权利,是由当时的蒋介石政权即中华民国签定并接受的。与雅尔塔体系中的苏联权力(比如对日本北方四岛的占领权)和权利(对千岛群岛的主权)在苏联解体之后便天然转入俄国手中的案例相似,蒋介石政权自1949年在大陆倒台及1972年被联合国除名后,雅尔塔体系中的中国权利,尤其是关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权利以及台湾及相关岛屿的主权权利等,就天然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这种继承事实不仅具有法理基础并且为联合国及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所承认[5]或“充分理解和尊重”。[6]

    如果我们承认上述分析,尤其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地位没有改变的法律事实,那我们就不能认为雅尔塔体系已经解体,而只能说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而不是远东格局解体了。另外,现实的世界政治更不具有“冷战结束”的特征。

   所谓“冷战”,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全面遏制政策。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富尔墩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并由此正式拉开针对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序幕。应当承认,苏联解体后,围绕着苏联的冷战结束了,但是,也必须同时承认,围绕着俄国、中国的冷战却反到加强了。丘吉尔所描述的“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的“铁幕”,[7]在欧洲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和同年波兰、捷克、匈牙利三国加入北约后,大幅东移并进一步向俄国逼进;在远东地区,美国通过一系列条约协定从法理上恢复了上世纪从日本到澳大利亚,从菲律宾到阿富汗的以中国和俄国为对象的“T”字型遏制链条,并于上世纪末开始放纵日本扮演冷战前锋的角色。此其一。

    其二,如果说冷战真的结束了,那么,在欧洲作为冷战最重要的工具“北约”就应与“华约”对等解散而不是继续维持和强化。在亚洲,《开罗宣言》“使朝鲜自由独立”[8]决定,“三八线”它最初只是一条为便美苏接受日本投降的临时军事线却在朝鲜战争后竟固化为苏美在东北亚的冷战线。如果说,冷战真的结束了,那么,“三八线”就应废除,朝鲜就应当统一。那些针对性十分明显的诸如《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与台湾关系法》及与菲律宾的《来访部队协议》等,就更不应该在“冷战结束以来”继续维持或恢复。相反,在苏联解体以后的世界政治图画中,北约不仅没有解散,而且在北约的武力推动下大幅东移并直逼俄国和中亚。1999年4月6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演时明白表示:21世纪的北约将继续执行其核心使命,即保证北约成员抵抗侵略,但与此同时,它还将承担跨地域使命,如在波黑和科索沃采取的行动。北约是冷战的产物,华约解体后,北约行动地域却大幅扩张;在东亚地区,上世纪意在遏制中国和苏联的自日本到澳大利亚的岛屿链条不仅没有放松反而自上世纪末却越拉越紧;在东北亚地区,苏联解体后迄今南北朝鲜问题仍是并且是越来越热的国际斗争焦点,。这说明冷战并没有结束?不同的只是,昨日之冷战是美苏力量对称的冷战,现时的冷战则是力量不对称的冷战;昨日冷战的策源地是美苏两家,而今天则只剩美国一家。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多是势均力敌的战争,21世纪初的战争则基本都是“狼与羊”式的力量不对称战争。不管是军力对比还是地缘政治利益分配,冷战天平都大幅向美国倾斜。在近几年美国政府提交给国会的各项报告中,都表达出“对未来15年中国进程的估计充满了不可知因素”的担忧。[9]据报道,目前,美国政府正在迅速果断地调整西太平洋的军事布署:拟从目前的太平洋司令部内,分离增设一独立的“东北亚司令部”,主要战力大约是目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兵力的三分之二。另外还要增加关岛的军事力量,以应付可能发生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台湾海峡的冲突。这说明在欧洲取得压倒俄国的战略优势后,美国正在将冷战的重心移向远东地区。在外交政策方面,美国事实上已将尼克松时期的适度扶持中国崛起的政策,转向适度为日本政治“松绑”,支持日本在东亚地区,乃至在联合国中发挥“更大作用”以遏制中国的政策。[10]

    如果有的同志还认为美国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冷战政策只是少数学者的观点而非官方的政策,那么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11]就讲得更坦白。他在《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一书中披露:“事实上,后来的美国政府并不认为冷战结束是战略休假。从老布什到克林顿,美国的战略和兵力规划仍然基于这样的假设,即美国有可能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进行两场战争,美国必须同时打赢这两场战争。虽然两场战争的标准经常遭到质疑,但无论是来自文职部门还是军方,美国领导人一致认为美国必须准备好在朝鲜半岛和波斯湾打两场战争。…… 从历史上看,美国后冷战时期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它具备的在地球任何角落部署兵力发动战争的能力,是史无例的。”

    “‘9·11’之前,美国战略圈已经开始把矛头对准了中国。没人相信近年内两国会发生战争,除非台湾问题出现危机。不过很多人认为,随着中国的军事能力和地缘政治野心的增长,未来二十年内美国与中国发生对抗的可能性在增加。这种针对中国的考虑,是美国实现军事技术现代化的动力之一,也是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动机之一。从更广泛的意义看,这已经成为美国战略计划的一个组成原则。把中国看成美国的下一个重大战略挑战者,这种观点在克林顿时期的五角大楼里就形成了,布什上台前后,尖锐地指出中国并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至此,中国是美国的挑战者这种观点得到官方确认。”[12]

    这些都说明,苏联解体后,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冷战更加强化了。对此小平同志早有警觉并提醒注意。1989年11月23日,他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13]

    历史证明小平同志的判断是准确的。十多年过去了,西方针对苏联的冷战结束了,但针对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在小布什第一任提出的实际针对南方国家的反对“邪恶轴心”和第二任提出的实际是针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束暴政”两大政策目标下更加强化。[14]如果对此没有准确的认识,就会导致对整个世界形势的误判,误判就不能制定出正确的国家对外政策与策略。

    由上我们对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基本特征的分析所导出的新判断就是:1.雅尔塔体系在欧洲结束,但在远东没有结束;2.西方针对苏联的冷战结束了,但冷战在世界范围内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有所强化。

    如果我们承认这两点是正确的判断,那我们目前流行的“雅尔塔体系解体”和“冷战结束”判断,就是对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特征的误判。误判当然就不能对当前日益严重的“日本问题”产生准确的认识。

二、误判产生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上述误判呢?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雅尔塔体系与冷战的产生在时间上如此接近以至我们将雅尔塔体系与冷战体系混为一念。二战结束初期,英、美、苏三大国在行使雅尔塔权力和战后利益分配上产生矛盾并由此很快导致冷战。双方与各自的盟友签定了一个又一个条约并成立了互相对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华沙条约组织”,并在这些条约及保障这些条约的组织基础之上形成了冷战体系。接踵而至的是世界政治中刚刚形成的表现为大国合作精神的雅尔塔体系,立即被蒙上了表现为大国尖锐对立的“冷战”的色彩:本来在雅尔塔体系中已解决的德国分置、中国在的台湾主权及日本战后地位等议题,都又在冷战体系中出了“问题”。尤其是在70年代美苏争霸达到高峰时,以往的敌人成了朋友,而以往的朋友又成了敌人,这使人们便得鱼忘筌,将大国合作打败法西斯后的法律成果即雅尔塔体系搁置一边,而只记住了冷战体系。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局势剧变,东西德国统一,“华沙条约组织”解体,这时有些学者便认为这表明“东西方正式宣告冷战结束,特别是1991年底苏联解体,这标志着以两大军事集团对峙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雅尔塔体系已完全瓦解”。[15]

    这里需要问的是,作为冷战的最重要的组织工具,在“北约”没有与“华约”对等自行解体,反而进一步强化的条件下,怎能说“东西方正式宣告冷战结束”?在东欧剧变而远东雅尔塔格局基本未变的条件下,怎能说已为世界提供了近50年和平保障的“雅尔塔体系已完全瓦解”?

    事实上,冷战与雅尔塔体系是两个内容上完全不同而在时间上又紧密重叠的事物。就产生时间而言,雅尔塔体系产生在先——其目标是制约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复活,冷战体系在后——苏美各自的目标则是争夺世界霸权;就结束时间而言,以德国统一为标志的雅尔塔体系局部解体在先,范围只局限于欧洲;以苏美争霸为标志的冷战结束在后,对象只限于苏美两家。但就世界范围内,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有所强化,冷战仍是世界政治的基本特征。不同的只是美国将主要冷战对手从苏联移向中国、俄国和整个第三世界。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美苏冷战,在历史上并不是“冷战”的特例。实际上,19世纪初拿破仑失败后维也纳体系建立不久,就出现过从1815年到1907年的英俄间的从西欧、经克里米亚半岛,再到中亚阿富汗的近百年的冷战。此间,除1853-1856克里米亚战争外,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像样的国际性战争。鉴于德国崛起,1907年英俄间的冷战通过《英俄协定》而暂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出现了以制约战败国为目标的凡尔赛体系,与此同时,俄国出现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随着苏联的出现及其在以重工业和电器化为前锋的工业化中崛起,西方与苏联之间再次出现“冷战”。为了消灭苏联工农政权,英国、法国、意大利乃至美国都不惜以牺牲凡尔赛体系的代价怂恿德国、日本等再次武装——这其实是19世纪英俄冷战的继续。结果在距上次世界大战结束仅21年即1939年,便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后,在苏、美、英、法、中等主要战胜国之间合作和谅解的基础上形成了以防止德、日、意法西斯再起为目标的雅尔塔体系。与维也纳体系未稳便出现英国与俄国的“冷战”、凡尔赛体系未稳便发生了西方与苏联的“冷战”的情况类似,雅尔塔体系建立并尚未稳定,美国与苏联之间便开始了的冷战。从1946年3月5日丘吉尔以“和平砥柱”为题的富尔敦演说,[16]到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冷战时间持续长达近50年。美苏冷战,尽管规模巨大,但大体没有突破雅尔塔体系确定的框架。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试图结束冷战:首先宣布从阿富汗撤军(1986),[17]接着,在西方不同意对等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条件下,率先单方面解散“华沙条约组织”(1991年)。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将冷战体系与雅尔塔体系混为一体,在主动结束冷战的同时,也率先放弃雅尔塔体系赋予苏联的权力和义务:同意东西德统一(1990年);从德国、东欧、蒙古等国撤回驻军;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日,签署《日苏联合声明》,以至在日本北方四岛问题上“互有妥协”;[18]同年8月至9月,苏联政府默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个苏联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独立。正是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苏联享有的雅尔塔欧洲权力及其相应的义务,才有了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的动摇乃至最终解体。另一方面,1999年“北约”通过科索沃战争的胜利将西方力量插入俄国传统势力范围即巴尔干半岛,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同年加入北约,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出现标志着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正式结束。

    但是,戈尔巴乔夫带领苏联为结束冷战而从事的殉难并没有感动西方。从戈尔巴乔夫本意上说,他想结束的是苏联和西方的冷战而非雅尔塔体系,由于他将冷战体系与雅尔塔体系混为一念,结果他在泼出洗澡水的同时,也将洗澡的婴儿泼了出去。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雅尔塔欧洲格局结束了,可他最想结束的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却以极不对称的形式再现于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之中。

三、世界政治转折中的日本问题

    战后日本问题,本质上说就是雅尔塔体系问题。2005年伊始,日本外交攻势凌厉,其所关注的“周边事态”范围大幅扩展。

    ——2005年1月31日援引来自官方的消息披露,日本准备与美国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台海冲突”为着眼点,研究双方在实施联合作战的情况下各自如何应对等问题。日美双方试图将“台海危机”写入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这无疑是在为日本日后介入“台海冲突”提供“法律依据”。[19]2月19日,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发表共同声明,首次将“台海问题”列为共同战略目标。[20]

    ——4月8日,日美两国外交和防务部门在夏威夷举行的会议上一致同意,将制定一系列计划,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等日本周边发生不测事件时,日本允许美国军队优先使用日本的机场、港口等民用设施。[21]

    ——4月13日宣布开始办理授予民间企业对东海“中间线”以东的油气试采权;7月14日日本政府批准日本“帝国石油”公司对东海“中间线”以东油气的试采权。8月9日日本九州经济产业局局长松井哲夫在记者会上宣布,被授予试开采权的帝国石油公司已经交付了约1000万日元的执照登记税,已全部办妥了试开采权相关的各种手续。据该局称,日本帝国石油公司的试开采权已于8月3日被登记在矿业开采登记簿。[22]8月26日日本私营石油开采加工公司——帝国石油公司宣称,尽管可能会受到中方反对,公司仍准备在日本政府对其职员提供安全担保的情况下对东海油田进行试钻探,开采其油气资源。日本帝国石油公司经理高井在东京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如果一味担心(中方)干扰,我们永远也不能进行试钻探。由于公司获得了(日本政府提供的)开采许可,就应当克服一定的困难。”[23]

    ——4月15日,日本众议院宪法调查会通过最终报告,主张修改现行和平宪法。

    ——5月16日,德国、日本、印度和巴西“四国联盟”向联合国其他成员国散发了一份关于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框架决议草案,建议增加六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并且比以前更明确地要求新增的常任理事国也拥有否决权。[24]

    ——6月14日,日本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已通过了自卫队法修正案,7月22日,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全体会议,以执政党议员的多数票通过了自卫队法修正案。该法案自即日起正式生效。至此,日本完成了计划从2006年度末开始部署的导弹拦截系统的法律框架。修正案修改了日本自卫队拦截来犯弹道导弹的法律程序,规定防卫厅长官在紧急情况下有权直接向部队指挥官下达拦截弹道导弹命令。[25]

    ——2005年7月1日,鉴于4月中国爆发反日示威,日本东京基金会[26]对华政策研究小组(The Study Group on Japan’s Diplomacy for China Sponsored by the Tokyo Foundation Tokyo Foundation)发表的《日本对华政策的建议》(“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Japan's Diplomacy for China”,呼吁日本政府“放弃日本应当抛却在历史问题上对中国的负罪感,以现实主义的对华外交方针取代“友谊第一”的方针,敢于面对同中国的暂时冲突,从而避免一场被推迟发生、但却变本加厉的中日对抗”。在地缘政治上,报告提出了日本的诉求已大大超过“周边事态”的范围,认为“日本应当充发挥自己作为一个亚洲国家、一个太平洋国家以及一个海洋国家的作用。在战后岁月,日本的利益已经从东北亚扩展到了太平洋和其他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洋国家,以美日同盟为基石,日本发展了与西太平洋诸国的密切交往;作为海洋国家,日本形成了一个东起西部日本、穿越中国东海和印度洋、西抵中东的海上交通线,并与沿交通线的印度等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从日本未来的发展考虑,日本应当削减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同时加强美日同盟以及与欧洲的传统联系,通过开展经济合作发展与印度等交通线沿岸国家的关系,以反制来自中国的威胁。” 该报告得到了包括前国务大臣Kazuo Aichi、前法务大臣Shigeto Nagano、前舰队指挥Kataru Hasegawa等前自卫队将领、Kazuhiro Haraguchi等多名在任国会议员在内的25名有影响人士的支持。[27]

    这份报告显然对日本外交政策产生影响,3个月后即10月23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表示:长时间以来,因对战时侵华行为缺乏责任感问题,日本一直保持一种对华“软弱”的姿态,“但现在到了发展一种更为平等的外交关系的时候了”。町村信孝说:“直到现在,我们经常——虽然不总是这样——倾向于认为日本最好是服从中国所说的每一件事,不坚持自己的主张,保持一种低下的姿态”。“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能够说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是正确的”。[28]

    11月22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在庆祝建党50周年之际正式提交修宪草案,明确将1947年“和平宪法”中的“自卫队”改为“自卫军”。[29]

    叶落知秋,苏联解体后日本的实际表现告诉我们:日本再次导演“大东亚”的剧幕已经开始并一定要被日本右翼推到高潮。而全剧首幕场景就是钓鱼岛。因为由此可以直切日本亚太地缘政治的核心。

    我们只要打开地图,就会看到,钓鱼岛是日本所谓“周边事态”[30]所涉区域诸环节中的关键环节,更是从日本列岛与对日本地缘政治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台湾岛之间最关键的接榫部位。最近日本政府宣布开始办理授予民间企业对东海“中间线”以东的油气试采权,就是因为中国开采油气的地点接近钓鱼岛。

    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地缘政治的基本特点。这里的“资源”,指的不是一般人类生活资源,而是人类生活的短缺资源。我们同时还知道,国家并不仅仅是“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全体人民”或“与公民相对的政府机构”,[31]事实上国家还是一个汲取资源的生命体。因此资源的走向便是国家地缘政治的走向。日本是经济发达而资源奇缺的国家,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其制造业和市场的相当部分分布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一带。而日本却对从日本到南中国海这条决定日本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线路却无任何实际控制力。这就剌激了日本右翼再次寻求南向,尤其是军事南向扩张的冲动。[32]日本前几年提出的“周边事态”的范围主要指向中国台湾和东南亚一带,这大体上也就是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朝对华侵略战争前后的地域范围。而“周边事态”所涉范围推展的逻辑结果就必然是日本20世纪40年代的“大东亚共荣圈”。其间,中国台湾位处核心地带,而钓鱼岛[33]则被日本视为控制台湾的前沿基地。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草拟了一份《征伐清国策》,其中目标就是“吞并盖平(今辽宁盖县)以南的辽东,以及山东的登州、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和长江两岸十里以南的地区”。[34]1895年,日本海上打败中国后,第一件事就是根据《马关条约》第二款[35]占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占领这些岛屿,日本就控制了实现并在20世纪40年代实施的“大东亚”战略的“命门”;同理,谁控制了这些岛屿,也就控制了日本地缘政治的“命门”:1945年太平洋战争中,美军计划反攻“太平洋的四条进军目标全部是中国台湾”。[36]

    台湾及周边岛屿,既是亚太大国博弈于西太平洋地地区的关键地带,同时也是日本攫取非法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命门”地带。

    我们不妨再看看地图,从日本列岛到台湾诸岛,就像一条从东海游向南中国海的大鳄,鳄尾是俄国占领的日本北方四岛,即择捉、色丹、国后、齿舞岛,鳄身是从北海道到九州的日本主要岛屿,鳄颈则是琉球群岛,鳄首是台湾,而钓鱼岛则是颈椎部分。如果失去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日本就失去了对其地缘政治最有关键意义的台湾地区的影响力,从而就失去了强升为亚洲政治大国的第一道,也是最基本的门坎。从中国方面看,钓鱼岛主权一旦实际控制在大陆手中,台湾与日本右翼的政治“联盟”的“七寸”就被打断,而中国大陆对台岛内“台独”势力的外围控制就完成了关键部署。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办理授予民间企业对东海“中间线”以东的油气试采权,是对其“周边事态”所涉关键地区进逼的战略行为。事实上,日本政府提出的所谓“中间线”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在日本战略棋盘上是随战略需求随时可以移动的。而“民间”的概念在日本右翼眼中也是一个不便直接表达的“政治”概念。我们知道,19世纪明治维新初年,日本开始提出的“耀国威于海外”[37]的方针的实施,实际上就是从19世纪70至90年代的入侵和占领台湾开始的,[38]而20世纪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最早也是以“民间”人士即“浪人”为开路先锋的。因此,在东亚问题上,我们不要让日本的所谓“民间”的概念迷惑了我们的战略意识。

    有人说,日本早晚也要成为政治大国。这话不明不白。什么是大国?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39],二战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的日本不仅对其战争罪行百般抵赖,[40]而且不顾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执意参拜“靖国神社”,[41]这说明日本有力量而无仁义,无仁,则不能成为大国。其次,大国不仅要有相应的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它要有与其国力相应的并被国际法确认或世界主要国家默认的地缘政治空间。目前日本缺少的不是力量和财富而是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国家对日本的接受,至少也应是某种程度的默认。[42]在上世纪的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侵略了东亚大多数国家,并在朝鲜、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地区及东南亚诸国扶持傀儡政权。围绕日本本土,日本几乎将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纳入其外围安全空间。但这些地缘政治“成果”,在战后由美、苏、中三国力量构成的雅尔塔远东格局中已荡然无存:日本将在甲午战争后占据的台湾岛的主权归还中国,朝鲜独立,[43]日本南方冲绳岛和北方四岛,分别为美国和苏联占领。[44]这一系列地缘政治变动及确认这种变动的相关文件,形成了保障亚太地区战后50多年和平的远东雅尔塔法律体系。这个体系通过美、苏、中三大国从北向南即从日本北方四岛、南方冲绳岛和中国台湾岛的层层钳制,断绝了日本重新武装的可能。而没有重新武装和由此再造的与日本财力相适应的地缘政治空间,日本必然走向大国的判断,[45]确实就是没有前提的判断,而抽掉上述前提而谈日本崛起,则无异于空话。[46]

四、摆脱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法律责任,将是日本新世纪外交的战略突破口

     与20世纪初的情形相似,21世纪初,日本再次面临强大的生产力与狭小的地缘政治空间的重大矛盾。太平洋战争中对日本实行最后一击的斯大林在1945年12月回答蒋经国“日本有可能重新站稳脚跟”的问题时,曾一针见血地表示:“当然,这是可能的,日本这个国家人口多,爱报复。日本希望东山再起。”[47]

    苏联解体后,美苏冷战虽已结束,但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又开始推行遏制中国的政策。鉴于上世纪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乃至本世纪伊拉克战争后治理困难的教训,美国在新世纪的冷战中既要避免直接卷入远东地区冲突,又要限制中国崛起,为此,美国开始为日本松绑,绥靖日本在对华冷战中打前锋。

    1996年,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和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确认了坚持日美同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根据《联合宣言》的精神,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于1997年9月在纽约发表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从而顺利完成了日美同盟的重新定位。同月,美国与日本完成了对1978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这标志着美国将推动日本向政治军事大国转变。在大西洋地区,美国在欧洲的战略也作出重大调整。1999年初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4月6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演时表示:21世纪的北约将继续执行其核心使命,即保证北约成员抵抗侵略,但与此同时,它还将承担跨地域使命,如在波黑和科索沃采取的行动。对此日本众议院迅速响应,4月27日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三个相关法案:《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案》、《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正案》,5月24日,日本国会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强调只要对“日本的和平安全构成重要影响”,就全力与美国合作;7月27日,日本防卫厅年度报告强调先发制人的“自卫权”。新世纪初,日本又借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实现了海外派兵,并日益涉足“台湾问题”。2003年6月日本又通过了“有事三法制”,认定日本首相在危急时刻可不经过国会同意直接派部队采取军事行动;2003年12月9日,日本政府举行安全保障会议和临时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从而成为与美国并肩作战的军事盟国。现在,日本北向开始冲击“北方四岛”俄国的占领权,南向开始否认中国在钓鱼岛主权地位,深化与“台独”分子的高层联系,介入台湾地区的事务。

    令人担忧的并不是日本上述外交政策对雅尔塔远东和平体系的冲击,而是这些政策得到了美国的支持:2004年8月,日本航空自卫队西部防卫司令永岩将军接受《世界周报》专访时指出,一旦台湾发生任何危机或空难,根据日周边事态法规定,日航空自卫队西部防卫司令部当然有义务救援。10月12日,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访问日本时,日本政府借机提出了设想已久的修改日美合作指针设想。11月19日,日本防卫厅长官大野功统前往美国与美国高官举行会晤。大野功统还向拉姆斯菲尔德表示,亚洲的安全形势比欧洲的更为严峻,两国有必要贯彻日美安全联盟并提升自卫队国际合作的力度。大野功统在总结他与拉姆斯菲尔德、副总统切尼和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的会谈成果后称:“日美关系正在向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关系演变。”[48] 12月14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华盛顿与日本环境大臣小池百合子会晤时称,在这四个有争议的岛屿问题上,他“理解日本的立场”。他承诺说,未来一旦有机会,美国将在俄日有关谈判中站在日本一方。[49]

    2005年 2月19日,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发表共同声明,首次将“台海问题”列为共同战略目标。4月8日,日美两国外交和防务部门在夏威夷举行的会议上又一致同意,将制定一系列计划,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等日本周边发生不测事件时,日本允许美国军队优先使用日本的机场、港口等民用设施。4月15日,日本众议院宪法调查会通过最终报告,主张修改现行和平宪法。4月16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静冈县下田市举行的《日俄通好条约》签订150周年纪念仪式上重申要解决日俄两国间的北方四岛领土问题。[50]4月30日,围绕联合国改革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协议会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28日称,“美国强烈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51]。11月15日,美国总统布什抵达日本,16日举行美日首脑会谈。11月16日下午,美国总统布什在日本京都发表了关于亚洲外交政策的演讲。布什称日美同盟是“亚洲地区安定和安全保障的支柱”。小泉随即作出回应,承诺说服民众接受美日新同盟关系。日本共同社评价说,布什的演说显示,日美两国正在展开协作,加强同盟关系,并使之从地区同盟改造为全球战略伙伴。[52]11月22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在庆祝建党50周年之际正式提交修宪草案,明确将1947年“和平宪法”中的“自卫队”改为“自卫军”。[53]

    2006年5月1日,美日两国外交、防务最高长官在美国国务院举行日美安保磋商会议,就驻日美军整编[54]最终报告达成协议。这意味着日美军事同盟进入“新阶段”,日本事实上成为美军在东亚的战略据点。[55]

    上述举动表明,苏联解体及随之而来的欧洲雅尔塔格局解体后,美国外交自觉或不自觉地正在脱离美苏争霸时期那种以冷战为主兼顾雅尔塔体系的政策,转而采取——开始是半推半就而后就是直截了当地——通过摆脱雅尔塔体系,[56]尤其是其中的监督日本的法律责任,并通过绥靖日本而强化遏制中国(和俄国)的冷战政策。这种政策已具有了张伯仑式的外交赌搏的特征:张伯仑以牺牲凡尔赛体系为代价,不断绥靖德国向苏联发难,其结果是燃起的欧洲战火不仅烧毁德国也结束了大英帝国。近几年美国为了遏制中国,正在快速打开远东“潘多拉盒子”。这燃起了日本颠覆远东雅尔塔格局的希望,并企图由此恢复它在雅尔塔协定下所丧失的部分或全部地缘政治利益。

    1890年12月6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公开发表所谓“保护利益线”的《施政方针》,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是守卫主权线,二是保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疆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之安危有紧密关系之区域也。”“方今立于列国之间,欲维持国家之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已不足,非保护利益线不可。”[57]为此,日本在20世纪40年代打遍了亚太地区,战败后军力退回“主权线”。90年代末,日本又提出“周边事态法案”,这其实是山县有朋“利益线”理论的在百年后的翻版。

    日本自认为是海洋国家,其国家利益扩展的目标必然是南洋,而控制台湾及周围岛屿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环节。实际上,从1999年“周边事态法案”到2005年接近完成修改和平宪法,日本已大体做好了颠覆远东雅尔塔格局的国内法律准备。下一步则是向雅尔塔体系对日本的限制提出挑战。而“周边事态法案”、否认远东法庭对日本战争罪犯的审判的合法性及日本“入常”努力等,均是这种挑战的具体表现。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有人认为战后日本对东亚和平的认识有了大的进步,那就大错特错了。1993年8月10日,细川护熙在就任首相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那场战争表态说:“我本人认为,这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日本遗族会马上回应说:“细川的讲话让阵亡者的遗族难以忍受,我们要重建被东京审判歪曲了的历史观。”此后日本自民党内成立了所谓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并由19名日本政界、舆论界和学术界的“主讲人”进行了20场讲演,并汇集成册题为《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在这本书中第一章“大东亚战争的起因”说:

     日本的战争责任常常被人们提起,但是弱国也应该为自己的弱小而对历史负责。国家衰弱未必是好事。有时,弱国应该为自己弱小而对历史有重要责任。当时的清国和朝鲜就是这样。”“朝鲜和中国也有相当的责任。由于自身的衰弱,从而招来了俄罗斯的侵略,也招来此后的动荡。这是朝鲜和中国应对历史负有的责任。[58]

    这是典型的强盗逻辑:狼吃小羊是小羊的错,谁让你这么弱。如此推论,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也是正确的,谁让你打不过美国。日本右翼打了100年,战败后经过50多年,狼语一点不改。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日本在公开场合尚不承认其“军事大国”的目标。2005年5月6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对俄罗斯媒体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一贯坚定奉行的信念是:“只做经济大国,不做军事大国;只用和平手段解决任何问题,而不借助武力”。雅尔塔体系中对日本的条款就是为了防止日本再次成为军事大国而设定的。因此,对日本而言,“不做军事大国”,就应当遵守住其在雅尔塔和平条约中的承诺。但上述大量事实表明,自上世纪90年代始,日本背离其向世界,尤其是向亚洲人民所作的“非战”承诺已越来越远。

    因此,可以说,小泉在用日本昨天的承诺掩饰日本今天决意步入政治大国的企图,而政治大国历来都是军事大国的代词。果然,小泉在作了上述表白之后立即切入实质,他说:“北方领土问题是日俄之间的最后一道障碍。”[59]

    现在,日本的上述战略已进入实施阶段,其重点在台湾地区。本世纪始,日本右翼与“台独”分子的关系已公开化,甚至已部分地上升到官方层面,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的规模也越来越大。[60]李登辉等“台独”分子否认中国在钓鱼岛的主权地位,[61]要将台湾与日本从地缘政治上联为一体。如果“台独”分子的目的得逞,那日本“周边”范围就会进一步越过台湾而跨入南中国海。目前日本正对亚太国家实行递进式的力量测试。日本实现其“周边”远景的关键首先是实现对台湾的控制,鉴于钓鱼岛处于与台湾接榫的地理位置,因而实现对台湾的控制前提则是实现对钓鱼岛的控制。今天的日本“周边事态”意识就是昨天的“大东亚”意识的胚胎形式,当然它也是颠覆雅尔塔体系及其远东格局胚胎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钓鱼岛问题、从而台湾问题,都是事关亚太和平格局的关节点。而目前的亚太和平只能是由美、俄、中三国保障的雅尔塔和平

五、日本问题与亚太和平

    世界和平真象孩子们可以随意推倒重起的沙盘。造成世界4/5人口卷入其中,5000多万人死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努力下胜利结束并由此产生了由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和中国等共同保证的近50年世界和平的雅尔塔体系。这来之不易的和平体系,其欧洲部分竟在戈尔巴乔夫的轻率中瞬间解体,而目前美国放纵日本的轻率政策——但所开条件是要求日本在对华冷战中打头阵——又使雅尔塔和平体系出现终结于远东的趋势。

    现在我们尚不知道的是,美国将要把这个东亚“潘多拉盒子”的口开多大。美国正在采取的认可日本收回北方四岛的立场、默认日本扩大自卫队作用、支持日本“入常”、放纵日本与台湾的“高层交流”等政策,其结果只能是从老罗斯福到小罗斯福[62]的历史重演:绥靖日本不仅使日本成为东北亚抗衡中国和俄国的力量,也使日本成为打击美国的力量。[63]

    目前分析,美国对日本绥靖的底线尚未出冷战框架,但已开始触动远东雅尔塔和平的底线。值得警惕的是,美国目前已流露出“埋葬雅尔塔遗产”的意愿。2005年5月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胜利日属于我们所有人,这是全世界的事件。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分担了战争的全部重担,但没有分割1945年的胜利。我们现在也没有把它分割。反希特勒联盟的所有盟国、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在谈到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时,普京指出,“这是集体的决定,是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和苏联领袖的决定”。“这些决定是考虑当时客观情况作出的:纳粹的根子尚未铲除,欧洲受到严重破坏,胜利者对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复兴责无旁贷”。对此,布什则针锋相对指责苏联在二战后“镇压东欧”,发誓要“埋葬雅尔塔遗产”。 [64]

    这里需要问的是,小布什要“埋葬”的是哪里的“雅尔塔遗产”。联合国是雅尔塔的“遗产”,是否布什先生因对其不满而要将之“埋葬”呢?上世纪末老布什与戈尔巴乔夫已搬走了欧洲的雅尔塔基石,那么,在新世纪初,小布什是否要清除远东“雅尔塔遗产”呢?但问题是美国的放弃雅尔塔远东格局、强化对华冷战的底线只是日本外交政策的起线,对日本而言,其“周边事态”边界即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提出的“利益线”能伸多远,这确是连美国也不知道的谜底。正如当年西奥多·罗斯福绥靖日本时,不知20多年后的日本人的边界竟会达到珍珠港一样。

    和平,实际上应当理解为一种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国际强制力量保障的稳定结构。如果同意这种见解,那么,目前的亚太和平实质上就是雅尔塔体系中的而不是其他体系中的和平。今天日本放弃战争权,走和平发展道路也是雅尔塔协定强力规定并为战败国日本所接受的。1943年《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明确规定: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训令日本: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第六款)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时,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实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指定之地点,必须占领,俾吾人在此陈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第七款)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第八款)[65]

    同年8月10日,日本分别向美国、英国、苏联、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日本政府准备接受1945年7月26日由美国、英国以及中国政府,以及后来由苏联政府签字的在波茨坦发表的联合宣言中所列举的条款。[66]日本将上述意愿在1946年11月3日正式公布的《日本国宪法》中以国法形式得以确认。该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正是这些制约日本并为日本接受的条款构成了雅尔塔体系中的远东和平体系的基石。只要远东雅尔塔体系不被破坏,只要日本没有通过遵守其和平承诺而为亚太国家和人民所接纳,它就很难重新成为正常大国;换言之,日本要想重新武装并成为政治大国,就必然要破坏远东雅尔塔和平体系。山雨欲来风满楼。1999年日本提出的《周边事态法》和2003年国会通过的“有事三法案”[67]及其修改宪法第九条的举动表明,欧洲雅尔塔格局解体后,日本已开始为颠覆雅尔塔远东格局作前期准备。对此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1982-1987)在《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中讲得直截了当,他说:还有关于宪法问题最大的争论点,也就是第九条的问题,第一项的规定保留着尚可,但对于第二项‘不保持陆海空和其他战斗力。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等内容,就就应该进行修改了。

    对持续了近六十年的战后体制进行历史性转换的时机已经来临,而且也必须进行转变。不仅自民党,所有的政党都必须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自己的立足点。这样的时期已经到来。不能修正自己观点的政党,就是所谓旧时代的政党。这就是至今为止的进展情况。还固守以前被麦克阿瑟占领后二三十年间的观念的政党,在国民中明显落伍。国民正在不断进步,所以遗留在旧体制中的东西就会被抛弃,而且我认为这种趋势会越来越强。[68]

    可以预见,远东雅尔塔格局解体之日,也就是二战反法西斯国际合作形成的和平体系在世界范围终结之时。

     雅尔塔体系中台湾主权归属中国,是目前世界各国反复声明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基础,也是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拒绝台湾当局进入联合国的法理基础。值得特别说明的是,造成今天台海分离现实的历史原因是冷战体系而不是雅尔塔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由国际社会公认的雅尔塔体系而非冷战国家自认的冷战条约构成的冷战体系才是当今亚太和平的法理基础。所以,在没有取得亚太国际社会共识的新的合作体系出现之前,美国、俄国和中国就有权力保证,而日本也有义务兑现其于1945年前后向国际社会所作的承诺并维护现存于远东的雅尔塔和平格局。在这个格局中,日本必须遵守其和平宪法,不能重新军国主义化,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军队,必须走和平发展道路,更不能触动中国在台湾的主权地位。

    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了遏制中国,美国正在选择张伯伦的路线:不是继续兑现并谨守上世纪40年代在《大西洋宪章》(1941)、《联合国家宣言》(1942)、《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1943)、《苏美英三国德黑兰宣言》、《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公报》(1945年)、《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1945年)等国际文件中向世界人民所作的和平承诺,与俄国、中国及亚太国家一道维护远东和平,而是单方面地绥靖日本并从不负责任的“埋葬雅尔塔遗产”表示中获得机会主义的利益。这就无异于暗示日本可以率先向中、俄发难。日本知道,在亚洲如果没有19世纪末中国和俄国的衰落和内乱,就不会有日本的明治霸业,日本就不能攫夺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利益并最终非法夺取西太平洋。现在日本开始在钓鱼岛,继而台湾地区先向中国发难;日本右翼政客要求俄国归还北方四岛、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甚至否认远东国际法庭判决结果的舆论日高[69]。这表明日本右翼已不甘心只将日本保持在“经济大国”的层面。对亚洲各国而言,对于目前日本出现一系列否定远东国际法庭审判的合法性,为日本太平洋战争中侵略亚洲国家的罪行张目,放弃和平发展道路的举动,不仅要从民族感情的角度,更应该从雅尔塔体系的法理角度,来遏制日本右翼复辟“大东亚战略”梦想的挑衅行为。关于此,让人回想起毛泽东同志在半个世纪前说的但至今仍有意义的话:1954年8月毛泽东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希望英国工党的朋友劝劝美国人不要武装日本,武装日本的目的是反对中国和苏联,最后会害自己和西南太平洋各国,这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70] 看来,现在仍有用毛泽东这句话再次提醒美国人的必要。

六、要想稳定太平洋,美国只有与中国握手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上世纪整整100年的历史表明,良好的中美关系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的基础。1895年甲午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崛起于东北亚。20世纪初占领朝鲜、中国东北,并在美国的绥靖下在30年代末全面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40年代日本进入南洋英美势力范围并在袭击珍珠港后发动太平洋战争。此后美国寻求中国帮助,在中美的联合中,日本战败并在雅尔塔体系中被迫大体退回明治时代的版图。现在回想起来,太平洋战争的发生,美国也负有相应的绥靖责任。在珍珠港事件前一个月即1941年11月,罗斯福还“愿意同日本联系,想法缔结一种联合公约来维护太平洋的和平”,[71]只是当日本人打了美国之后,罗斯福才转而死死地拉住曾被他当作“额外负担”的中国,[72]让中国帮他消化日本造成的恶果。[73]在开罗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美国给了中国和苏联不少承诺,[74]在此基础上,才形成了太平洋战争胜利后雅尔塔体系下的远东格局。

    太平洋战争胜利后,美国又好了伤疤忘了痛。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后,美中关系恶化。1950年至1954年间,美国出现极端反共反华的麦卡锡主义。1959年9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与苏联赫鲁晓夫会谈后,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鼓吹美苏决定国际形势,其结果美国在60、70年代差点被苏联人赶出印度洋。这迫使反共老手尼克松屈尊于1972年来中国求救,并与中国再次形成战略合作关系。这导致苏联在亚洲的攻势受挫并于90年代初自我解体。

    21世纪的美国历史仿佛又回到20世纪初的西奥多·罗斯福时代:面对日本崛起且试图打破远东凡尔赛格局,西奥多·罗斯福以牺牲中国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为代价绥靖日本,其后果是老罗斯福搬起的日本之石砸在了小罗斯福的脚上。新世纪初,美国一些少不更事的领袖们又开始玩火,试图再以牺牲中国和远东雅尔塔体系的代价绥靖日本,其结果恐怕也不乐观,因为由美国人点燃的火势并非是随着美国人的指向而是随着风向蔓延的。在此,人们不仅要问,如果太平洋再次失控,如果日本之火再次烧到太平洋东岸,[75]美国是否又要再次寻求中国和俄国的帮助?

    值得说明的是,目前的美日合作,乃至所谓的“美台合作”,已不仅仅是冷战层面即以遏制中国和俄国为目标的合作,而是已有了地区性战略合作,破坏远东雅尔塔和平的内容。美国已向世界透露出“埋葬雅尔塔遗产”的意愿,日本更是随声附和并谨小慎微的试探亚洲人接受日本“咸鱼翻身”的底线。[76]

    上世纪整整100年的历史还表明:不管美国如何强大,要想稳定太平洋,它就必须实行与大国,尤其是与中国合作的政策。从古罗马到大英帝国的历史表明,世界上没有哪个帝国有那么大的实力可以长期单独包揽和支配世界,美国也不能例外:在上世纪太平洋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苏冷战以及本世纪美国在中东中亚开展反恐战争的结果反复表明,美国并不能独立承担改造全球政治,甚至地区政治的重任。在亚洲近现代史上,向美国正式宣战并打到美国的只有现在声称为美国“盟友”的日本。而亚洲如不出现上世纪40年代那种于日本有利而于中国和苏联不利的地缘政治环境,日本就根本没有向美国发难的政治条件。相反,中美合作则是经过历史考验从而是相对稳定的战略层面的合作关系。以史为鉴,可知兴衰。如果要想锁定太平洋,并有效扭转自小布什上台后美国国势的迅速衰落,历史经验告诉美国,只有与中国握手,握手当然只能是尼克松式的握手。[77]

    (文章来源:《中国软科学》2006年第5期)

注释:

[1] 关于这两种形势判断及其解释,可参阅安卫、李东燕编:《十字路口上的世界——中国著名学者探讨21世纪的国际焦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 远东地区,是欧洲人开始向东方扩张时对亚洲东部地区的称呼,以后广泛流行。一般指中国东部、朝鲜、日本、菲律宾和苏联太平洋沿岸地区。但在本文中,也用“亚太”一词,这是从亚洲的视角看欧洲人的“远东”,但所含范围要大于欧洲人的“远东”范围。由于雅尔塔体系是以西方人为主要方奠定的,故本文中用“雅尔塔远东格局”的概念,同时也表明它是“雅尔塔体系”的组成部分。另外,本文中所涉“日本”、“台湾”,有时指日本右翼和“台独”势力,而非日本全体人民和台湾全体同胞。下不赘述。

[3]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发表的《开罗宣言》规定:“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59页。

[4]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古代中国对台湾行使的只是皇权下而非现代法权意义下的统治和管辖权,而后者却是现代主权的法律地位确立的法理基础。正是雅尔塔体系将台湾地区纳入法权意义上的中国主权之中。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1978年):“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1972年9月):“(二)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7] 丘吉尔:“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1946),J•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学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Words That Make America Great),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635页。

[8] 《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76页。

[9] 周建明、张曙光著:《美国安全解读》,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21页。关于美国近些年各种国防报告中的中国视角,可参周建明、张曙光著:《实力与威胁:美国国防战略界评估中国》,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周建明、张曙光编译:《以军事力量谋求绝对安全》,国防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0] 美国《大西洋月刊》2005年6月号发表新保守主义学者卡普兰题为《我们应如何与中国作战:另一场冷战》(“How We Would Fight China:The Next Cold War”)的文章,建议美国把军事势力的重点从中东转向太平洋,并与亚洲各国建立新型盟友关系,共同遏制中国的强大。卡普兰在文章中称,中东对美国来说只是一个短暂的小插曲,而美国军队在太平洋地区与中国争夺将是21世纪的标志,“和俄罗斯相比,中国将是一个更难应付的敌手”。卡普兰的结论是:中国是美国的头号敌人,并建议美国必须在军事和外交方面进行全面部署去遏制它。
这种冷战思维正是目前美国政府防御和外交政策的核心思想。无论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积极推广的联合作战计划,还是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近期在新加坡提出的中国军费和武力增长论,都充分体现了美国的意图。自2005年6月初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表示美日两国将签署联合作战计划以来,日本媒体对此大肆宣扬。许多军事专家在仔细研读了其角色分担的具体内容后纷纷表示,这项联合作战计划明显针对中国。日本《产经新闻》连日刊载文章披露了“联合作战计划”的部分内容,其中引人关注的一点是美军将在太平洋地区部署新航母战斗群的消息。在联合作战计划中,美国打算提高陆海空的综合协调作战能力,建设夏威夷和关岛的核潜艇根据地,增强战略轰炸机的战斗力,并将一支新航空母舰战斗群部署到日本。日本媒体指出,中国被划在了“不稳定弧线”内,美国的对华基本政策是缓和的“包围战略”,以阻止中国进出亚太地区,至少也是要将中国排除出以东海和南海为中心的海域,并把日本建设成前线的战略基地。资料来源:“美日构筑西太平洋包围圈 意图实施对华遏制”,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3487160.html。

2006年6月16日日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说,美国支持在联合国安理会至少增设2个常任理事国席位,其中包括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5/3475462.html。

[11] 罗伯特•卡根,1984-1988年曾任职于美国国务院,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担任“美国全球领导地位”项目的负责人,同时他也是保守思想库“美国新世纪计划”创建者和成员。

[12] [美]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著,肖蓉、魏红霞译:《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8、141-142页。

[13] 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14] 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贾德·格雷格说:“我认为,总统完全有决心在全世界扩展自由,而这项预算反映了他的决心。他决心要保卫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家不受极端分子的统治。”另外,国务院的预算以及抗击艾滋病等援助项目的预算都出现了显著的增加。按照预算,美国国务院的预算将达到133亿美元,比2005年增加18%。其中,公共外交、对外人员和文化交流项目、人权和法制教育项目以及“千年挑战基金”等项目的预算都出现了显著增加。这些项目都直接向中国提供。(资料来源: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intl/2005/02/200502081126.shtml。)

中新网2005年3月3日电 据《日本时报》报道,美国的一位安全专家在不久前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发言时称,日美最近发表的共同安全目标声明是美国政府可能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在亚洲事务上的一个迹象。自“9.11”恐怖袭击以来,美国一直在忙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曾任负责亚洲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目前是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卡姆贝尔说,美日共同安全声明具有“非常大的意义”。他说,声明具有重大意义,这是因为“美国已很久没有在亚洲采取重大行动了。”他说,当布什总统于2001年就职时,公众预计美国将把注意力和资源集中用于应对亚太地区的挑战。他说:“当时,亚洲面临着各种和平与稳定的常规挑战:朝鲜半岛的危险形势、台湾海岸的不稳定关系、印巴之间危险的核对立。美国还担心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会削弱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灵活性。当然,‘9.11’改变了这一切,这使布什的团队忙于伊拉克和阿富汗事务。”卡姆贝尔说,这一情况将发生变化。他说,美国忽视亚洲发生的巨大变化是错误的。他说:“华盛顿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越来越认识到,如果我们真的要获得成功,我们就不能光依靠中东来提供能源,我们需要嵌入亚太地区,成为亚太地区国家的盟友。”卡姆贝尔说,在布什政府的未来四年任期内,亚洲是最有可能发生“重大战略意外事件”的地方。 (资料来源: “美战略专家布什第二任期注意力将会集中在亚洲”,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3216542.html。)

[15] 转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关于“雅尔塔体系”,该词条的作者就是将表现为世界大国合作精神及其结果的“雅尔塔体系”与表现为世界大国间尖锐对立的“冷战”现象混为一谈。现转如下:

雅尔塔体系(Yalta System)。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英、苏三国(主要是美、苏两国)建立的国际关系体系。体系的建立 1943年,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为尽快打败法西斯侵略者,对战后世界和平与安全等问题作出安排,美、英、苏三国先后举行了三次首脑会议:德黑兰会议(1943年11月28日~12月 1日)、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4~11日)、波茨坦会议(1945年 7月18日~8月2日)。会议达成的主要协议和谅解包括:①对德、日作战问题。同盟国将进一步加强合作,协同作战。②处置德国的问题。决定由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德国,并设置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还要求德国偿付战争赔款。③波兰问题。确定波兰边界和改组波兰临时政府。④远东问题。苏联同意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条件是: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1904年日俄战争前俄国的权益须予恢复,即:库页岛南部及邻近岛屿交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等。⑤未来的国际组织问题。决定建立维护战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机构──联合国,确定了安理会大国一致原则并定于1945年 4月25日在旧金山召开成立大会。三次首脑会议以公报、宣言和协定等形式确定了它们安排的战后世界秩序,形成了以雅尔塔协定为主体的国际关系体系,即雅尔塔体系。

体系的特点 雅尔塔体系的主要特点是:以美、苏两个超级强国为中心,在欧洲和亚洲建立各自的势力范围,形成了两极对立的战后国际政治格局。体系的中心支柱在欧洲。美苏冷战、东西方的分裂和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是战后欧洲的主要政治特征。两大集团对立的基础是欧洲两大同盟体系:即以苏联为盟主的苏联与东欧同盟体系,以美国为盟主的美国与西欧同盟体系。

体系的瓦解 雅尔塔体系是建立在战后初期国际力量对比基础之上的,但各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不断地改变着战后世界各种基本力量的对比,使雅尔塔体系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具体表现在:①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彻底打破了美、苏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挫败了美国控制中国的企图,苏联也不得不在50年代中后期陆续放弃了在中国东北的特权。这是对雅尔塔体系的一个重大突破。50~60年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高涨,一大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赢得了民族独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第三世界迅速崛起,在各种国际组织中,特别是在联合国中加强联合,改变了超级大国操纵联合国的局面。②东、西方两个同盟体系各自发生变化和分化。日本和西欧重新崛起,其经济力量以高于美国的速度迅猛发展,资本主义世界逐渐形成了美国、西欧、日本三个经济中心。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西欧和日本独立自主倾向不断增长。同时,东欧国家对受苏联的控制日益不满,独立自主倾向不断发展。两个超级大国对各自盟国的控制力明显减弱。两极格局的基础不断动摇,世界多极化趋势迅速发展。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局势剧变,两个德国统一,华沙条约组织解体,东西方正式宣告冷战结束,特别是1991年底苏联解体,这标志着以两大军事集团对峙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雅尔塔体系已完全瓦解。(王炳元)

[16]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城发表题为“和平砥柱”的著名讲演,鼓吹英美建立“特殊关系”主宰世界,以苏联为对手,强调“铁幕”已在欧洲大陆落下。由此揭开了美苏冷战的序幕。

[17] 1986年7月2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斯克发表讲话,阐述苏联对亚太地区的政策,他宣布苏联将从阿富汗分阶段地撤军,并同蒙古讨论了撤军问题。

[18]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主编:《战后50年世界大事纵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280页

[19]来源:“‘日美防卫’首提台海 遏制中国竟成共同战略”,
http://news.163.com/05/0201/11/1BGJ78DD0001121Q.html。

[20]“日将发布声明强调台海 日首次在台湾问题表态 ”, http://news.sohu.com/20050219/n224342319.shtml。

[21]“日美要制定共同作战计划 日媒:中国必强烈反对”,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3384997.html。

[22]“日媒:日石油公司办妥各项东海油气田试开采手续”,
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5/2005-08-10/26/609955.shtml。

[23]“日石油公司宣称即使中方反对也要开采东海油气田”, http://www.chinanews.com/news/2005/2005-08-27/26/617382.shtml。

[24] 四国联盟发动新一轮“入常”攻势 ,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0/3397372.html。

[25] “日本参议院通过自卫队法修正案”,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4/3563416.html。

[26]东京基金会创建于1997年7月1日,是一个设立在东京的民间性质的研究机构,主要功能是对日本面临的国际国内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并提出具有创意的解决方案。其对华政策研究小组由日本外交官、著名智库和高等院校的中国问题专家以及国际问题专栏作家组成。

[27] 《报告》原文参见: http://www.worldsecuritynetwork.com/showArticle3.cfm?article_id=11915&topicID=54。

[28] 中新网2005年10月24日电 据《日本时报》今天援引美联社的报道称,日本外相町村信孝23日表示,日本须要建立一种“更为平等”的对华外交关系,而不是将中国视为强大对手而“总是试图满足对方”。町村信孝是在当天《朝日新闻》的访谈节目中作出上述表示的。他说:长时间以来,因对战时侵华行为缺乏责任感问题,日本一直保持一种对华“软弱”的姿态,“但现在到了发展一种更为平等的外交关系的时候了”。町村信孝说:“直到现在,我们经常——虽然不总是这样——倾向于认为日本最好是服从中国所说的每一件事,不坚持自己的主张,保持一种低下的姿态”。“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能够说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是正确的”。此外,町村信孝还对日相小泉再次参拜靖国神社进行了辩解,称“小泉首相当天只穿了平时的西服参拜,也是一种考虑到中国政府方面的反应后的做法”。他表示,希望能通过外交工作修补与中国的关系,但“今年会倍加困难”。靖国神社供奉着大量二战时期的日本战犯,包括甲级战犯在内。日相小泉日前再次(担任首相以来第五次)前往参拜,激起中韩等国的强烈抗议,中日、韩日间的一些重要外交活动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来源:“日本外相称:日须改变对华’软弱服’从外交姿态”,http://www.chinanews.com/news/2005/2005-10-24/8/642110.shtml。

[29] 日本自民党周年谋修宪 改“自卫队”为“自卫军”,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4/3877829.html。

[30]日本和美国政府1997年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来,日本就一直希望通过修改相关内容来实现自己新政治和军事企图。为这次修改,日本和美国进行了长时间的接触。1999年5月24日,日本政府通过了《自卫队法修正案》、《周边事态法案》和《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正案》。根据这三项法案,如日本周边地区发生武装冲突,日本自卫队就可以配合美军作战,向美军提供除作战现场之外的一切支援;自卫队的舰艇和战机可以自由派出日本,“救护”和“寻找”在国外的日本人,救护美军伤员并寻找美军失散人员;日本政府也能够随心所欲地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向美军提供各种后方援助。这为日本政府向海外派兵扫清了法律障碍。来源:“‘日美防卫’首提台海 遏制中国竟成共同战略”,
http://news.163.com/05/0201/11/1BGJ78DD0001121Q.html。

[31] 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3),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557页。

[32] 2005年4月,日本新的防卫大纲(正式名称为“平成17年度后防卫计划大纲”)开始实行,新大纲承认:“中东至东亚地区,一直以来对我国的经济联系十分紧密,我国的海上交通线亦经过此地。对于资源、能源大半依存进口的我国来说,(这一地区的)安定十分重要。为此,必须推进相关各国在安全保障问题的共同合作,努力保证这一地区的安定。”来源:“日本未来五年中期防卫计划透视”,
http://world.people.com.cn/GB/42032/3414551.html。

[33] “钓鱼岛”,在此确切地说,应称为“钓鱼岛列屿” ,下同。

[34] 转引自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2页。

[35] 在1895年日中签定的《马关条约》诸款规定中,日本超额实现了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草拟的《征伐清国策》的战争计划中的主要目标。关于《马关条约》第二款详细内容,参见: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290页。

[36] “到1943年底,美国计划者们在反攻路线的选择中更倾向于主要从太平洋着手。进攻路线具体是,1945年发动以占领中国台湾为目标的作战。太平洋的四条进军目标全部是中国台湾。” 参见韩永利著:《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194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250页。

[37]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1页。

[38] 19世70年代,实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开始对外“开疆拓土”,向南把琉球和台湾作为扩张的目标,声称台湾是“土番”居住区,是“无主之地”,不在中国主权之下。1874年4月,日军入侵台湾。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编:《中国台湾问题》,九洲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39] 刘俊田等译注:《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5页。

[40] 新华社东京2005年6月22日电(记者吴谷丰)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22日再次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果。森冈当天上午在超党派“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会议上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什么样的审判(值得疑问),战争是双方都作了坏事。只有战胜 国正确,而战败国不好,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说,在被占领下(日本)实行了严厉的言论控制,被贴上了那场战争只有日本不好的标签。他还强烈要求小泉首相继续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当天通过了支持小泉首相继续参拜靖国神社的决议,并表示反对对甲级战犯进行分祭和建设新的追悼设施。来源:“日本政府高官再次否定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结果”,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4/3488512.html。

[41] 中新网2005年6月22日电 据法新社报道,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今天声称,他觉得在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没有必要屈服于中国与韩国要其停止参拜的压力。“小泉声称不会屈服中韩要其停止参拜的压力”,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4/3488863.html。

[42] 2005年6月30人民网联合国日电 记者何洪泽报道:代表多个美国人权团体的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今天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递交了他们征集的全世界41个国家4200万人的签名,反对日本在承认其二战罪行,并作出真诚道歉和赔偿之前,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组织代表在递交请愿书的同时,还给安南写信,指出日本必须停止否认和歪曲其在二战中的罪行。日本的道歉必须以法律的形式通过,授权日本首相和天皇向所有国家进行公开道歉,对受害者进行赔偿,收集和保存二战罪行的证据,在教科书中不歪曲和隐瞒,禁止任何人否认这一历史,违反者应受到惩罚。该组织还在联合国前举行示威,并召开讨论会,从各方面揭露和批判日本至今不承认二战罪行的错误行为。 (来源:“41个国家4200万人向安南递交反对日本入常签名”,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4/3509784.html。)另据中新社北京2005年7月23日电(马海燕):李肇星当天下午受邀为参加全国青联全委会的委员会们举行形势报告会。他表示,联合国不是富人俱乐部,联合国的权力是“二战”结果赋予的。安理会的任务是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世界战争。而某些国家至今仍未认清二战历史,“这在道义上是可耻的,在政治上是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不能忘记的”。(来源:“李肇星称安理会改革应首先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3564209.html。)

[43] 《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59页。

[44] 《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七、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时,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实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指定之地点,必须占领,俾吾人在此陈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八、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76页。

[45]“日本逐渐成为“普通国家”是必然趋势”,http://www.irchina.org/news/view.asp?id=94。
“日本的崛起与中日关系的未来”,http://www.irchina.org/news/view.asp?id=211。
“日本崛起的必然”,http://www.ccforum.org.cn/viewthread.php?tid=3308。

[46]“因为日本的崛起是必然的,问题的关键不是其力量的强大,而是日本如何使用力量。思考日本崛起后将以何种方式行事,以规则约束之,这才是事先规范日本行为的未雨绸缪之策。自卫队从技术、开支和战斗力上讲早已是世界一大军事力量,指望其专守防卫而心安理得,是掩耳盗铃、不切实际的。就算日本没有修改宪法,如爆发战争,谁能约束之?日本成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责任的大国,才是亚洲和世界各国之所望。认为日本崛起后一定会重演历史,恐怕是世界大战思维作怪。关键不是与过去的日本作纵向比较,而是与中国作横向比较,即两国的崛起是在亚洲一体化刚刚起步的情形下的和平竞争,这是准确定位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大前提。”来源:“日本的崛起与中日关系的未来”,http://www.irchina.org/news/view.asp?id=211。

[47] “斯大林同志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5年12月30日21时)”,参见[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48] “‘日美防卫’首提台海 遏制中国竟成共同战略”,ttp://news.163.com/05/0201/11/1BGJ78DD0001121Q.html。

[49]“美国表示将在日俄北方四岛争端中站在日本一边”,http://news.sina.com.cn/w/2004-12-15/13254531389s.shtml。

[50]“小泉重申要解决日俄两国间的领土问题 ”,http://news.sina.com.cn/w/2005-04-16/19055668963s.shtml。

[51] 2005年4月30日电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联合国改革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协议会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28日称,“美国强烈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表明美国支持日本“入常”的立场。美国对日本“入常”的态度曾经过几次变化。美国曾表示反对为联合国改革设时限,一度为日本“入常”泼了冷水,但此后,美国助理国务卿金·霍尔姆斯就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发表声明,不反对安南秘书长做出的九月底达成共识的建议,称这是美国政府的方针。(http://world.people.com.cn/GB/41219/3362046.html。)

另据中新社联合国2005年7月12日电,美国国务院联合国改革高级顾问希瑞琳·塔西克里(Shirin Tahir-Kheli) 7月12日在联大会议上发言时表示:美国支持联合国改革,支持安理会的扩大,但反对存在巨大分歧的的安理会改革方案。美国认为现在不应该就安理会扩大的任何方案进行投票表决。塔西克里重申,美国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资料来源: “美国在联大会议上发言明确表示反对四国联盟提案”,
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5/2005-07-13/26/598804.shtml。)

[52]“布什今晚抵日访问 预计将强调日美军队连带关”,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52937/52939/3858185.html。

[53]日本自民党周年谋修宪 改“自卫队”为“自卫军”,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4/3877829.html。

[54] “驻日美军整编”是美国新一轮全球军事基地调整的重要环节,也是日美加强军事一体化,并扩展军事合作范围的重要推动器。根据2005年日美达成的驻日美军整编中期报告书,整编主要内容包括:1、改编美陆军第1军司令部(美国华盛顿)并迁移至日本座间基地(神奈川县);2、将日本自卫队的司令部功能转移至驻日美军座间基地(神奈川县)和横田基地(东京),以此强化日美协同指挥功能;3、美军在日本冲绳的普天间机场(宜野湾市)转移到施瓦部基地(名护市),同时把空中加油机转移至海上自卫队鹿屋基地;4、美国驻冲绳第3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有6000人转移至关岛、1000人转移至日本本土,日本将负担大部分海军陆战队的转移费用。这笔费用的数额也是驻日美军整编能否出台最终报告的焦点问题。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42964/57866/4347025.html。

[55]据新华社2006年05月03日专电 美日两国外交、防务最高长官5月1日在美国国务院举行日美安保磋商会议,就驻日美军整编最终报告达成协议。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日美军事同盟进入“新阶段”,日本事实上成为美军在东亚的战略据点。  美国国务卿赖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日本外务大臣麻生太郎、防卫厅长官额贺福志郎1日上午举行了约1小时的“2+2”会谈。在会后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双方宣布已经就驻日美军整编最终报告达成一致。报告的实质内容有三:一是整合驻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的军事指挥功能;二是把日本“改造”成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据点;三是把驻冲绳的部分美国海军陆战队转移到太平洋上的美国关岛,增强美军在全球军事行动中的机动性。根据报告,2008年9月前,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美军第一军团司令部将改编成“综合作战司令部”,迁至位于日本神奈川县的美军座间基地;2012年前,在座间基地新设日本陆上自卫队核心部队中央快速反应部队的司令部;至2010年,日本航空自卫队航空总队司令部将转移至位于东京都郊外的美军横田基地,基地内将新设“日美联合运用协调中心”。报告还明确了加强日本作为美军战略据点的具体措施。报告还认定,驻日美国海军陆战队1.8万名士兵中的8000人及他们的9000名家属将最晚在2014年转移部署至关岛,日本政府将承担102.7亿美元搬迁费用中的60.9亿美元。日本还将在2014年年底前在冲绳县人口相对较少的名护市建造一个拥有两条1800米长跑道的新机场,以替代美军现在使用的冲绳县宜野湾普天间机场。日本共同社认为,最终报告意味着日美军事“一体化”的加速,日美同盟进入“新阶段”——在防卫上,由冷战期间美国防卫日本转变为日美共同承担防卫任务;在地区安全上,日本成为美国在东亚的战略据点,日本事实上将卷入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行动。日美同盟将更具有“攻击性”。据报道,最终报告建议,“为加强同盟的能力,双方讨论防卫合作的方式”,包括重新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来源:“驻日美军整编方案敲定 日美军事“一体化”加速,日本事实上将卷入美军亚太军事行动”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347032.html。

[56] “布什发誓要埋葬雅尔塔遗产 普京反驳历史修正观”,http://news.sdinfo.net/72341268037894144/20050510/1361614.shtml。

[57] 转引自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2页。

[58] [日]历史研究委员会编,东英译:《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59] 小泉强调日本“只做经济大国,不做军事大国”,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3368394.html。

[60] 2004年9月11日,陈水扁在“接见”日本众议员村上诚一郎及鸭下一郎时声称,台湾与日本“两国”是最好的伙伴与同盟:包括是“价值同盟”、“经贸伙伴”与“军事同盟”。他借口称,台、日是“军事同盟”,“面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威胁,绝非台日两国所乐见”。(来源:http://mil.fjii.com/2004-09-12/hxfht_2212.htm 。)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2005年12月24日报道,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在二战结束60周年之际,就对日关系制作了一份内部文件。该文件一方面批判了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和侵华战争,同时又超越了对日本的“仇恨”,表示将强化与日本的“准战略伙伴关系”来对抗正在崛起的中国大陆。(来源“民进党内部文件曝光:强化日台关系对抗大陆”,http://news.sina.com.cn/c/2005-12-25/11087812135s.shtml。)

[61] 台湾《中国时报》2003年10月26日报道,李登辉25日在为“李登辉学校”上课时表示,依照历史,钓鱼岛既不是台湾的,也不是大陆的。钓鱼岛的主权问题是从1971年开始的,以前没有人说钓鱼岛是属于中国大陆或是台湾的,因为那一年大陆在海底发现了石油。他还批评台“行政院长” 游锡堃指钓鱼岛属于台湾宜兰县,是不懂历史。

[62]
“老罗斯福”即西奥多 • 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美国总统(1901-1909)。共和党人,1898年组织志愿兵团参加美西战争。1809-1900年任纽约州长。1901年当选为副总统,同年麦金莱总统遇剌死后,继任总统。其远东政策重日轻华。“小罗斯福”即富兰克林 • 德兰诺 • 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美国总统(1933-1945)。民主党人。西奥多 • 罗斯福的堂弟。曾为律师。1913-1920年任海军部次长。1928-1932年任纽约州长。1933年就任总统。1941年8月与丘吉尔发表《大西洋宪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参加反法西斯同盟。1944年破例连任总统。

[63]这里,需要提及的是,近来,日本的一些右翼势力一直在研究所谓“第二次日中战争”。他们还时常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吹嘘日本军事实力。据称,自卫队的实力不仅超过俄罗斯,而且在不少方面比美国还强,堪称“世界第一”。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具有诸多技术优势。曾有美国学者证实:日本生产的20种芯片用于美国武器,而其中9种系日本独有。日本的军事力量受到国际国内诸多因素的制约,规模不得不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其军工生产体制一直是“寓军于民”。据日本媒体披露,如果解禁,日本一夜之间就能成为世界上一流的军工强国。日本自由党党魁小泽一郎曾悍然攻击中国:“日本就要制造核武器来‘反制’中国;日本核电厂里的钚完全可以制造出4000多枚核弹头,我们在军事实力上不会输给中国!”近来,日本议员安倍晋三声称,“日本拥有原子弹也没有问题”。有关专家估计,到2010年,日本将成为世界第一储钚大国;除了核电的正常消耗外,尚可剩余钚62吨。1吨钚可以制造出120枚核弹头,而这62吨钚足以制造7500枚左右的核弹。(消息来源2005年7月13日《华夏时报》:“日本右翼模拟第二次中日战争 称自卫队战力第一 ”,http://news.sohu.com/20050713/n226284830.shtml。)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打击,而且是来自美国核打击的国家。这就不能不让人担心未来日本在亚太搅局带有对雅尔塔战胜国,首是美国的核报复可能。

[64]“布什发誓要埋葬雅尔塔遗产 普京反驳历史修正观”,
http://news.sdinfo.net/72341268037894144/20050510/1361614.shtml。

[65] “中美英三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76页。

[66] “瑞士和美国关于转达日本乞降的来往照会”,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97页。

[67] 所谓“有事法制”,实际上就是“战时法制”。“有事法制”相关的三项法律是指《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其主要内容是说在“发生武力攻击事态”或者“预测到武力攻击事态”时,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国民如何应对,其中包括设置以首相为首的应对总部;经国会同意后,首相有权向自卫队、地方政府和公共机构下达进入战争状态的命令;地方政府和国民届时必须与中央政府合作等。所谓“武力攻击事态”是指日本本土受到外国武力攻击,以及公海上的日本舰船和飞机受到攻击,而且被日方认定为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攻击”;日本根据《协助联合国维护和平行动法》或根据《应对恐怖特别措施法》派到他国活动的自卫队部队及政府派驻的海外机构受到攻击;等等。“预测到武力攻击事态”是指某国表明对日本有武力攻击意图,并为此集结舰船或飞机,或者向发射导弹的火箭注入燃料等;某国为攻击日本而召集预备役和禁止军队要员外出以及“为攻击日本构筑新的军事设施”等。法案规定,首相判断发生上述事态后,可命令自卫队行使武力甚至先发制人。

“有事法制”从出笼到形成法律,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酝酿过程。1963年,日本自民党政权开始研究建立“有事法制”。当时防卫厅秘密研究的“三矢计划”以爆发第二次朝鲜战争并波及到日本为假想前提,规定届时要实行国家总动员,使政府机关处于临战状态,召开临时国会,在两周内通过“有事法制”、战时预算等项法案,以确保自卫队自由行使武力。1977年,日本政府又提出要建立“有事法制”,但由于日本国内反对呼声强烈和周边国家警惕,因此有关“有事法制”问题一直在暗箱中操作。1981年,日本政府第一次发表了“有事法制”研究的中间报告。1991年,日本利用海湾战争之机,通过修改自卫队法和设立《协助联合国维护和平行动法》,首次使自卫队走出了国门。1997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正式提出建立“有事法制”问题。此后,日本三任首相都为建立“有事法制”造过舆论。与此同时,日本强化了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修改了防卫指针。1999年,制定出为日本自卫队开向海外进一步制造根据的《周边事态法》。2001年,日本又借“9·11”恐怖事件制定了自卫队支援美军等反恐法律,再度扩大了自卫队的活动范围。2002年,日本政府根据所谓的反恐法律向印度洋派出了自卫舰,给美军以后勤支援,并同时将“有事法制”相关法案提交国会通过,但未成功。2003年,日本政府借伊拉克战争之机,再次把相关法案提交国会,于5月15日获众议院批准,6月6日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68] 中曾根康弘著,联慧译:《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265页。

[69]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内目前有人开始否认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结果。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5月26日在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国会议员会议上妄称“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已经不是罪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任意以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进行单方面审判的”。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国际法专业在读博士生石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分支,战争法体现了人类文明的一种成果,已经得到国际社会认可。森冈为侵略战争罪行开脱的言行恰恰是忽略了这种国际公约的规范。石巍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欧洲纽伦堡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果是构成战后国际政治和法律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的法律文件以及法庭判决书已成为战争法的重要文件。森冈的言论反映出日本一些政客丝毫没有犯罪感,没有人类道义感,没有历史责任感。森冈的这种谬论在法理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石巍认为,日本右翼政客对战争法的刻意曲解和践踏国际法游戏规则是在反复试探中国和其他亚洲二战受害国的承受底线。它实际上是有预谋地、逐渐地寻求对现有的国际法体系和准则的一种突破。这是日本可能会重蹈战争覆辙的危险信号。对日本的这种做法,任何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都要保持足够警惕。

[70] “同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谈话” (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71] 1940年5月底,鉴于德国的胜利,为了使日本不乘机南进,罗斯福对摩根索说:他“愿意同日本联系,想法缔结一种联合公约来维护太平洋的和平。”罗斯福维持与日本谈判的想法不是“根本改变日美关系,而是争取时间……如果情况允许,就一直拖延到把希特勒打败以后,国际形势的变化甚至可能使日本改变政策,而不必进行战争 。”1941年11月17日,罗斯福授意赫尔拟就为期6个月的“临时协议草案”。提出:美国恢复同日本的经济关系,并促使中日谈判。作为交换,日本不再向印度支那、“满州国”边界或任何南部地区(荷属、英属或暹罗)增派军队,日本同意在美国参加欧洲战争时,不援用“三国条约”的规定。美国国务院也拟就了自己的“临时妥协”条文。参见:韩永利著:《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194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51、55、61页。

[72] 20世纪初美国决策层已意识到日本的崛起并且有可能成为一个比俄国还难对付的敌手, 但西奥多 • 罗斯福认为“鉴于中国的软弱,美国和中国结盟将一无所获,只会增加额外负担。”同时他也相信,只要对日本持尊重态度,日美冲突还是可以避免的。(参阅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译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8页,第65页。

[73] 在1942年上半年,美国的全部问题就是如何使中国拖住日本,不使其大规模增兵太平洋和西进印度。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就是:第一,增加美国支持中国政府从事战争的有效性;第二,支持促进中国军队有效战斗。参见:韩永利著:《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194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122-123页。

[74] 美国学者达莱克就史迪威赴华问题作了评述:罗斯福决心推行“欧洲第一”的战略,近期内不给中国以大规模援助……他希望一方面使中国能够继续抗战;另一方面通过给予它的地位使它的幻想得到满足,但又强调长远的利益来防止它要求更多的援助。[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75页。

[75] 中新网2006年4月24日电据韩国《东亚日报》报道,美国国会研究部(CRS)报告最近指出,日益加强自信的日本在认为亲美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可能会对美国说“不(No)”。据日本《东京新闻》22日报道,美国国会研究部在关于美日关系的国会报告中说,近来,日本在外交上不断加强自信(assertiveness)。虽然这种自信目前与美国的国家利益一致,但“今后可能会成为敢说‘不’的日本”。美国国会研究部在题为《日美关系(Japan-USRelations)》的这份报告(19页)中,指出了日本显示自信的4个例子。第一,在小泉纯一郎首相的领导下,日本加强了与美国的关系。第二,制定对中国的强硬政策,削减相互援助。在领土和历史问题上不让步。第三,欲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与东南亚国家推进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努力扩大影响力。第四,日本领导人追求“普通国家化”,欲把集团安全保障法制化。该报告对未来的美日关系下结论说:“如果日本再积极,就会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违背,或日本领导人会认为亲美对自己不利,从而向美国提出异议。”《东京新闻》报道说,该报告作为美国国会决定对日政策的重要资料使用。“美国会研究报告:日本总有一天会对美国说‘不’”, http://news.china.com/zh_cn/international/1000/20060424/13269695.html。

[76] 2005年6月27日,日本目前在位的明仁天皇和皇后赴塞班岛,为二战期间在该岛丧生的4万余名日军和1万余名平民“慰灵”,这将是二战结束60年来,日本天皇首次赴海外祭拜二战阵亡日军及平民。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天皇和皇后将在塞班岛访问两天,期间,二人将首先前往二战期间日军及日本平民拒降投海自尽的两处海边悬崖默哀,然后访问日本在塞班岛建设的“中部太平洋牺牲者之碑”,该碑纪念在塞班岛战役中丧生的所有军民。日本政府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亚洲各地建设了十余个这样的纪念碑。最后,日明仁天皇及皇后还将访问专为在塞班岛阵亡的5000余名美军和1000余名在战争中丧生的岛民设置的纪念碑。报道说,这是日本天皇首次以“慰灵”,而不是以“友好亲善”为目的出访海外。日本天皇皇后曾于1995年二战结束50年之际在日本本土的广岛、长崎和冲绳进行“慰灵之旅”,而此次则将“慰灵之旅”延长到了海外。来源:“日本天皇今首赴海外塞班岛祭拜二战阵亡日军”,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3498363.html。

[77] 尼克松记录了他1972年到中国时与周恩来握手时的想法与感受。他写道:“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 • 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The Men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2页。

 

 

发件人:"qiaoxu20011982" <qiaoxu20011982@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28 21:22:1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看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向资本主义

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看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向资本主义

乔续

    实体经济是基础,是表现为实物以及实物有关的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不过随着人类认识自然界以及自身社会的水平的提高,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也会不断的提高,这样人类创造出来的产品形式,服务内容越来越多,当产品少的时候,物物交换也许还是合适的,不过随着生产力发展造成的人类能够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造成社会分工的发展,特定的人群只生产特定的产品,不过因为社会分工造成的人的生产能力的多样性的复杂,以及人的本身的需求的多样性的复杂,使得单纯的物物的交换无法保证交换的顺利进行以及人的多样性需求的满足,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使用一种人人都有需求或者说占有产品比较多的人喜欢的物品作为货币,这样面对丰富的产出品以及人类丰富的需求,交换得以继续,大家互通有无,这里为什么说有一种情况是占有产品比较多的人喜欢的物品能作为货币呢?因为大家只要有了这种物品,就可以向这个人换取自己需要的物品,这个能够解释现在只有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科技水平高度发达,能够生产出别人无法生产出的却不得不需要的产品,这个国家的货币具备成为全球货币的条件。

    货币的出现是多样性的经济实体发展的必然结果,货币的出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丰富了人民的生活以及促进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的发展。然而因为货币这个通货的出现,一个人只要拥有货币,就可以自己不劳动就可以通过手中的货币换取别人的劳动成果,于是专职的商人就出现了,商人不参加社会生产的劳动,但是却能够通过手中的货币先换取一部分“甲人群”的货物,然后将货物倒卖到急需要这种货物的“乙人群”手中,并获得比原来多得多的货币,商人只要能够自己的辨别物品的多样性的分布的特性以及人们的需求的特性,就可以通过倒卖的手段实现货币的急剧积累,获得巨大的社会财富,这样不参加社会劳动的商人手中的货币越来越多,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越来越多,这样在商业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而且商人可以利用自己的情报网络以及组织网络实现对人民必需的某种物品的囤积,这样就更加可以获得货币,从而积累更多的社会财富。占有了社会的财富,从而也就控制了经济的资源以及运行。商人不从事社会生产却能够通过货币的占有来获得别人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

    商人的职业特性以及对自己财富占有的考虑,获得更多财富的考虑,他们往往具备参与政治的能力,甚至控制政治的能力,因为控制了社会财富就可以控制一定的人群,从而让这些人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特别是多个国家并存,乱世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因为商业的无国界,商人的这个优势得到了最大的发挥,据说当年的齐国就是利用自己的鱼盐之利,通过发展商业而迅速崛起的,而这个政策的实行者管仲本身就是商人出身,可见商业对社会财富积累的聚合效应。相比那个时候,商人的社会地位应该是比较高的,在一些国家商人直接参与了政治,甚至当上了大官,例如吕不韦就是商人从政的佼佼者,可是如果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时代,作为天下的头头皇帝就必然会商人积累的巨额的社会财富产生疑虑,皇帝出于维护自己家天下的考虑,必然会对商人进行压制,汉武帝在这个方面无疑就是始创者,他开启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重农抑商的历史时代。这个也就是在汉之后,中国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像吕不韦一样能够左右政局和影响历史发展的大商人。因为大一统的局面以及皇帝对商人的戒心,使得中国没有进入向西方一样的商人与政权结合的重商主义时代,皇帝也就无法通过与商人的联合或者通过商人对财富的控制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当商人没有得到压制,他们通过手中的货币来占有资源,调控资源,组织生产,交换,分配的时候,商人的货币就转化为资本,因为中国的商人受到压制,于是中国就没有进入货币财富占政权主题的资本与政权结合的资本主义时代,皇帝没有通过与商人的联姻来维护自己的政权。
皇帝的死党:士大夫阶层

    但是皇帝需要通过别的方式来控制社会,维护自己的统治的稳定,他培养了一个死党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于是中国出现了儒家思想占主导的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的出现反映了没有走向资本主义的中国的社会统治的思想基础,皇帝与这个阶层相结合,来完成对天下的占有与统治,这个思想为基础的各种反映家天下的观念开始大行其道,实现对民众思想的控制,从而实现皇帝统治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美国人搞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的扩张的策略,其实我们古代的皇帝们早就开始搞了,从这个意义上现在有人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的传统思想纯粹就是在扯淡。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基础在汉朝开始壮大,隋唐时期,这个思想反映的社会机制开始发展,在明清时期,士大夫阶层彻底形成。但是因为皇帝没有通过社会财富的占有,经济活动的掌控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皇帝与他的家丁士大夫阶层就通过贪污,霸占等不正当手段直接完成对财富的占有,从而护卫其统治。过去读书人说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不就是这个情况的反映吗?这个不从事社会生产的整天读书考功名的人后来成为皇帝家丁后占有的巨大的财富其实并不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也不是像商人一样通过倒卖产品获得的,而是通过贪污,霸占,或者好一点皇帝赐予的方式获得,而这种方式的统治没有能够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反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后期,统治阶级腐化的时候,于是中国历史进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一直转到清朝,这种方式的统治不具备自身的经济属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中国政府如果放弃经济智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小政府的结果,要么是中国进入资本占主导的资本主义时代(因为民族资本的弱小,很有可能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要么就是回到中国历史发展的老路上,现在的一群人代替了过去的一个皇帝,共产党成为新的儒家士大夫阶层),不过因为外部世界的强势,共产党很有可能因为自己废掉了自身的经济智能而傀儡化,继续清末老佛爷的路子。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完善自身管理的同时,改善加强其经济智能,并加强社会公平机制的建设,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很有可能走出人类历史上第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阳光大道----政权,经济,责任的完美结合。

    另外当商业成为政权的组织势力的时候,商人对财富的巨大贪欲促使他们不断的敛财,因为占有货币即可以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商人们纯粹的倒卖或者控制生产活动获得的财富来的太慢,而且还需要动脑筋,还有风险,于是一种纯粹不通过的货币购买实物来增加货币的经济活动出现了,也就是纯粹的钱生钱,仅仅货币层面的这种交换或者创造活动又可以称为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就是玩钱的经济活动,就像产生虚拟经济的原因一样,虚拟经济是不直接创造实物财富的经济活动,不过虚拟经济能够起到实物财富的配置作用,是为生产(创造财富)和生活(消费活动)服务的。只有虚拟经济层面的分配格局符合实体经济中个人的贡献格局的时候,社会才算是公平的,只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符合时,才会促进社会的长远持续发展。

    但是任何东西,只要沾上人的私欲就会出现问题,私人财富膨胀到极点,玩钱玩的太熟了,就会出现一些人通过玩钱来无偿占有别人劳动创造的财富的现象,这个就是现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控制社会财富的实质途径---金融资本,后来扩张到全球范围内,这就成为国际资本掠夺别的国家财富的主要途径---国际金融资本,现在美国印票子换取中国的商品,以及通过收购,投资来掠夺中国经济的情况就属于这种情况。这种经济模式能够短期促进经济的发展,可是因为不劳动无偿占有劳动者的财富,社会发展的基础就是不公平的,此种社会发展路径的最终结局就是因为自身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而自我毁灭。

    中国之所以没有在生产力获得突破并在近代引领人类科技的发展,我个人觉得与汉朝出现的儒家独大,并在后来儒家思想逐渐与皇权结合完成自身制度的构建并压制了其他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社会发展失去平衡,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被阉割掉了,而中国社会的年轻人却整天沉浸在四书五经中耗尽了自己的大好年华,而在有了功名后却又沉浸于敛财而不是创造社会财富。思想的禁锢使得中国人没有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在认识自然界以及自身的能力基础上的生产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中国人把大量的精力放在英语的学习上必然影响中国人全面素质的提高,削弱中国人的能力,对以后发展造成隐患。而西方社会后来能超越中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大学,大学是知识的堡垒,是从事对自然界以及自身研究的地方,这种大学模式源于阿拉伯人,可能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时期也有这样的组织,可惜后来的大一统以及儒家与皇权的结合破坏了这种机构,而西方因为在罗马衰亡之后,几乎没有出现大一统的局面,各种权力也不是绝对的,这样新的思想以及知识能够在那里生根发芽。不过正如中国的皇权阻碍了中国社会发展,西方社会后来出现资本的庞大也必将将西方社会的发展引向歧途。

    可能最终阻碍人类历史发展的因素就是人自身永远得不到满足的私欲。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02 16:13:3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凭啥要股民买单

2008年健在的开国将领名单

上将健在二位;

中将健在十一位;
少将健在198位(以姓氏笔画为序)

开国上将(2人):

吕正操 (1905) 辽宁海城人 全国政协副主席
肖 克 (1908)) 湖南嘉禾人 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科学院院长,第一政委,全国政协副主席

开国中将(11人)

方 强 (1911) 湖南平江人 海军副司令员
孔庆德 (1911) 山东曲阜人 武汉军区副司令员
杜义德 (1912) 湖北黄陂人 兰州军区司令员
李作鹏 (1914) 江西吉安人 海军政委
张 震 (1914) 湖南平江人 军委副主席
阿沛•阿旺晋美 (1911) 西藏拉萨人 全国政协副主席
范朝利 (1914) 河南新县人 济南军区副司令员
罗元发 (1910) 福建龙岩人 空军副司令员,国防科委顾问
黄志勇 (1914) 江西崇义人 总政治部副主任
曾思玉 (1911) 江西信丰人 济南军区司令员
蔡顺礼 (1913) 江西吉安人 昆明军区副政委

开国少将1955年--1965年授衔的少将(1360人,健在198人)

1955年少将 55授衔802人,57、58年各补授2人 健在82人

王 直(1916)福建上杭人
王兰麟(1912) 山西运城人
王兆相(1909)陕西神木人
王诚汉(1917)湖北红安人
王贵德(1914)福建上杭人
方 槐(1917)江西于都人
方子翼(1917)安徽金寨人
方国安(1913)湖南平江人
朱耀华(1917)江西瑞金人
任 荣(1917)四川苍溪人
向守志(1917)四川宣汉人
刘中华(1917)山东文登人
刘华清(1916)湖北大悟人
刘居英(1917)吉林长春人
刘鹤孔(1914)江西永新人
刘懋功(1918)甘肃庆阳人
江 文 (1914) 湖南浏阳人
江勇为 (1916) 江西莲花人
江腾蛟 (1919) 湖北红安人
汤光恢 (1909) 江西永丰人
关盛志 (1916) 安徽六安人
阮贤榜 (1909) 湖北通山人
李 觉 (1914) 山东沂水人
李中权 (1915) 四川达县人
李布德 (1919) 四川营山人
李德生 (1916) 河南新县人
李耀文 (1918) 山东荣城人
杨永松 (1918) 广东大埔人
吴瑞山 (1913) 安徽六安人
何光宇 (1910) 湖北大悟人
邹 衍 (1915) 江西兴国人
汪东兴 (1916) 江西弋阳人
沈启贤 (1911) 陕西汉阴人
宋承志 (1917) 安徽金寨人
宋维栻 (1917) 安徽金寨人
宋景华 (1919) 江西吉水人
张 瑞 (1909) 浙江浦江人
张文碧 (1910) 江西吉水人
张汉丞 (1913) 湖北麻城人
张廷发 (1918) 福建沙县人
张秀川 (1919) 河北深县人
张秀龙 (1915) 湖北仙桃人
张国传 (1910) 湖北大悟人
张铚秀 (1915) 江西永新人
陈 波 (1909) 河南新县人
陈 浩 (1914) 湖南茶陵人
陈茂辉 (1912) 福建上杭人
陈金钰 (1914) 湖北武穴人
陈锐霆 (1906) 山东即墨人
陈鹤桥 (1914) 安徽霍丘人
范 明 (1914) 陕西临潼人
欧阳平 (1916) 江西兴国人
罗应怀 (1915) 湖北红安人
罗维道 (1916) 江西泰和人
胡定千 (1910) 湖北孝感人
胡继成 (1915) 安徽金寨人
钟元辉 (1915) 江西上犹人
钟炳昌 (1915) 江西兴国人
胥光义 (1916) 四川平昌人
贺 健 (1911) 湖北红安人
桂绍彬 (1916) 安徽六安人
贾若瑜 (1915) 四川合江人
钱信忠 (1911) 上海人
徐光华 (1913) 江西赣县人
郭林祥 (1914) 江西永丰人
陶汉章 (1917) 江西进贤人
盛治华 (1916) 江西永新人
彭富九 (1918) 江西永新人
程世清 (1918) 河南新县人
曾 美 (1914) 江西寻乌人
谢 斌 (1915) 江西吉安人
谢振华 (1916) 江西崇义人
谢家祥 (1914) 江西瑞金人
詹大南 (1914) 安徽金寨人
裴周玉 (1913) 湖南平江人
廖鼎琳 (1914) 江西吉安人
漆远渥 (1915) 安徽金寨人
谭佑铭 (1910) 四川云阳人
熊兆仁 (1912) 福建永定人
黎 光 (1914) 四川南部人
戴润生 (1916) 江西吉水人
魏天禄 (1918) 湖北天门人

1961年晋升少将218人(健在42人)

王 晓 (1913) 山西定襄人
王定烈 (1918) 四川宣汉人
王砚泉 (1917) 河北雄县人
左 爱 (1916) 江西永新人 
叶泰清 (1913) 河南信阳人
史进前 (1917) 山西定襄人
吕 清 (1915) 河南光山人
吕仁礼 (1916) 安徽六安人
朱士焕 (1913) 四川通江人
刘 瑄 (1917) 山东邹平人
刘月生 (1917) 湖南茶陵人
刘耀宗 (1918) 江西兴国人
江鸿海 (1913) 湖北麻城人
孙干卿 (1919) 山东淄博人
杜 屏 (1915) 湖南长沙人
李 静 (1918) 河北文安人
李懋之 (1910) 山西襄垣人
杨思禄 (1917) 江西于都人
吴 罡 (1917) 河北枣强人
吴纯仁 (1921) 陕西韩城人
张力雄 (1913) 福建上杭人
张蕴钰 (1917) 河北赞皇人
林 真 (1918) 北京人
罗洪标 (1918) 福建长汀人
胡 炜 (1920) 河南新蔡人
胡立声 (1917) 河南新县人
胡鹏飞 (1915) 安徽金寨人
钟发生 (1914) 江西瑞金人
段思英 (1917) 陕西延川人
姜 钟 (1919) 四川平昌人
柴成文 (1915) 河南遂平人
殷国洪 (1911) 湖北红安人
高 锐 (1919) 山东莱阳人
曹中南 (1914) 河北景县人
萧荣昌(1918) 江西吉安人
萧德明 (1912) 河南新县人
彭施鲁 (1916) 河南武涉人
程 明 (1918) 安徽金寨人
曾凡有 (1916) 江西宁都人
赖达元 (1916) 江西石城人
雷 钦 (1915) 福建上杭人
魏国运 (1914) 湖北监利人

1962年授予3人,晋升9人(无人健在)
1963年少将(授衔3人、 健在1人)
刘西尧 (1916) 湖南长沙人

1964年少将授予1人,晋升320人 ( 健在73人)

丁 钊 (1920) 山东龙口人
马 宁 (1922) 河南沁阳人
马洪山 (1918) 陕西延长人
王 展 (1920) 山西汾阳人
王文英 (1918) 河南沁阳人
王扶之 (1923) 陕西延安人
王茂全 (1911) 江西吉安人
王淮湘 (1920) 山东寿光人
韦统泰 (1918) 山东曹县人
文 击 (1918) 河北霸县人
方 震 (1911) 江西弋阳人
白 云 (1917) 山西洪洞人
朱致平 (1914) 河南新县人
伍生荣 (1918) 江西石城人
华 楠 (1921) 山东牟平人
刘 汉 (1916) 山东文登人
刘世昌 (1921) 河北安国人 
刘自双(1915) 四川巴中人
刘光涛 (1920) 陕西三原人
刘春山 (1917) 山东莱阳人
刘振华 (1921) 山东泰安人 
江含章 (1916) 江西瑞金人
江学彬 (1917) 江西兴国人
许志奋 (1920) 山西汾阳人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