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下面发出我网收到的各类文章,胡星斗教授的文章题目非常准确而形象地描述出当今的中国社会和经济,所以我们以此题目为这个文集汇编冠名。当仲大军先生在浙江一带考察时,到处是笙歌宴舞,而山西洪洞县的黑窑里却关押着大批的奴工,他们过着失去自由、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这就是当前的中国,危险而奢侈的中国!]

冰火两重天的中国经济

----社会文章汇编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7年7月3日

目录

胡星斗:《冰火两重天的中国经济》

尹承德:《正确认识中国的经济实力》

张宏良:《中国的银行资产流失知多少?》

欧阳君:《山西为什么沉沦?》

赵诚:《奴工事件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

刘军宁:《个人要尊严,制度要民主》

康新贵:《修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发展市民社会》

茅于轼:《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

李昌平:《农村改革不能走“资本家带小农”的发展道路》

刘川国家外汇监管尤应关注外资大行的违法违规作为》

段绍译:《十七大和奥运会挡不住股市泡沫破灭》

杨光:《中国的税负果真“属国际较低水平”吗?》

无声:《一个所谓中产阶级精英关于山西黑窑事件的思考和忏悔》

新法家传真:《反腐当用重典,并依靠群众监督》

李英强:《政府财政汲取的增长势头值得警惕》

党爱民:《探讨判断公有制的标准》

高一飞:《“血债”背后隐藏巨大的政治危机》

四水:《足以震惊国人的世界关系网》

英国卫报:《山西临汾已成为世界环境地狱》

星岛日报:《中国荒漠化全球之冠 丢失“十五个广东省”》 

美国之音:《黑砖窑:中国用经济奇迹遮盖的黑暗角落》

郑现莉:《只有“公平优先”才能唤回和谐社会》

八阕:《葛红兵这样的教授真让中国人颜面无存》

 张宇宾:《国父孙总理早已提出了解救当前房地产问题的方法》

彭畅:《中国经济如何走出失衡的困境?》

何玉兴:《应该重视“话语影响力”问题的研究》

何玉兴:《关于“年销书”的思考---- 一个中小出版社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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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火两重天的中国经济

胡星斗

2007年7月3日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目前,中国经济出现了流动性过剩,也就是现金流量过多、贷款增长过快、外汇流入过猛、大量的资金寻找出路的现象。据统计,2006年我国新增存款4.93万亿元,新增信贷投放3.18万亿元;国际热钱在中国房地产的投资比例中已经达到20%,每年流入股市的外资也在数百亿美元。国际热钱的大量涌入、人民币储蓄率居高不下、外贸顺差巨大、外汇储备急增、企业效益转好、股市房市的财富效应加剧,这些都加剧了流动性过剩,致使过量的货币追逐有限的资产,出现资产泡沫。

    但是,中国并不存在绝对的流动性过剩,只是出现了相对的流动性过剩,也就是“流动性繁荣”与“流动性萧条”并存,中国经济呈现了冰火两重天的现象。大量的资金从西部流入东部、从小城市流入大城市、从农村流入城镇、从低回报领域流入高利润行业、从小股民流入垄断企业,加剧了中国的发展失衡,扩大了居民的收入差距。小企业、广大的农村仍然缺乏资金,文化、创新、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领域始终是“流动性萧条”。

    可见,我们千万不要被“流动性繁荣”所迷惑。解决流动性过剩,除了加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增加公开市场业务、降低出口退税率、提高印花税率、征收不动产税等之外,关键是引导流动性进入新农村建设、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文化产业、社会保障事业、法治政府建设等领域,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缓解股市房市的流动性压力。

正确认识中国的经济实力

尹承德

2007年7月3日

    中国的强劲发展是当代世界影响最重大的历史性事件。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连续28年国民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9.7%。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堪称奇迹。中国国民经济和综合国力不断跃升新台阶,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比1979年翻了两番,2006年又比2000年增长了两倍半多。2006年,中国GDP总额达27350亿美元,居世界第四位,进出口总额达17607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外汇储备达10663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

    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已跻身世界经济大国之列。可以说,中国已改写了一穷二白的历史,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经济持续劲升的形势下,国内外出现了一种夸大和高估中国经济实力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倾向。国内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和总体实力稳居世界第四,赶超日本和德国也用不了几年,甚至赶上美国也不用太遥远;随着经济实力大增,应扩大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能见度”,不必太强调“韬光养晦”,而要突出“有所作为”。过分夸大中国经济实力之风在国外更加盛行。不少外国政经要人和学者认为中国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有的甚至认为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或“准超级大国”,在经济实力上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老二”。美国中央情报局更把中国的经济实力夸大到不着边际的地步。今年5月,中情局发表一份名为“2006年度世界数字”的报告,说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的GDP总额达10万亿美元,比日本和印度两国的总和还多,仅次于美国排在世界第二位。一些西方媒体因此说中国正在和美国“争夺世界经济冠军”,并断言按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中国只需两年就能超过美国,在2009年内成为全世界实际上的经济第一大国”。

    上述种种说法都是用放大镜看中国的经济实力,离事实本身相距甚远。美国中情局用购买力平价法来计算各国的GDP是不科学、不规范的,得出结果是荒谬的,因而不被国际社会所采纳。即使用通用的美元汇价法来衡量中国的经济实力,上述说法也是言过其实的。

    国外高估中国经济实力者大多是出于误解,对中国的经济实际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但西方一些有心人士过分夸大中国的经济实力,或是为了要中国承担不适当的国际责任,或是为了给中国“经济威胁论”造舆论,以阻遏中国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客观、准确、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地位,对清醒自己的头脑,对打破国际上中国“经济威胁论”的迷思,很有现实意义。

    在一般情况下,GDP、外贸总额和外汇储备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但GDP不能完全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官方公布的外贸总额和外汇储备数量也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该国的外贸和外汇储备实力。要真正客观地了解中国的经济实力,除了要看上述三大指标的数据外,还要联系其他相关的重要因素。

一、关于中国的经济总量

    一国的经济总量包括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其在海外投资的产值。如果一个国家在国外没有投资,则其GDP就是其经济总量。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或很少有海外投资,它们的经济实力即经济总量就等于或基本等于它们的GDP。发达国家,尤其是发达大国一般都有庞大的海外投资,其海外投资的收益一般要高于其在海外的投资额。其经济总量除GDP外,还应加上其在国外投资的产值。按GDP计算,中国在2005年即超过英国,列世界第四。如果按经济总量算,情况就不一样,中国经济实力在世界上的排位就要后移,因为中国在海外投资产值远远低于一些西方发达大国。姑且以一国的海外投资产值等同于其海外投资额算(一般产值要大于投资),以2005年为例,中国累计海外投资仅为517亿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是当年的GDP总额22350亿美元加517亿美元,即为22867亿美元;当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的海外累计投资分别为20182亿美元、3705亿美元、8336亿美元、13781亿美元、6850亿美元,它们的经济总量分别为145039亿美元、49418亿美元、36309亿美元、35796亿美元、27910亿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不但落后于英国,还少于法国,世界排位不是第四,而是第六。如果算人均国民收入,中国更加落后,2005年仅为1703亿美元,仅为美国的4%、日本的4.8%、英国的4.7%、法国的5%,排在世界第110位。即使以现在的发展速度,中国要赶上西方二等发达大国还需较长时间,赶上美国则需要几十年时间。至于人均国民产值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则需要上百年时间。

二、关于中国的外贸实力

    2005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达14221亿美元,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三位。2006年,中国外贸总额增至17607亿美元,更远地把日本抛在后面。从这数字看,中国外贸额度很大,位于世界“三甲”之列。但综合考虑外资对外贸的贡献等因素,上述数字含有较多水分,中国外贸在世界上的位次也要后移。

    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占很大份额,其进出口大约占中国进出口的一半。外企在华经济活动主要以来料加工再出口的方式进行。外企运进来的机器设备、零部件、原材料和制成品出口都要算在中国的进出口项下,使中国的外贸总额存在不少水分。如2005年,外企来料加工贸易额达6905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48.6%,其中出口额4165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4.7%。中方从中的劳动所得为1425亿美元。6905亿美元减去1425亿美元后的5480亿美元为外商在华企业的进口额和出口所得,也为中国外贸总额的水分部分。扣除这些水分,2005年中国实际外贸总额为8741亿美元。而当年美、德、日、法、英的外贸总额分别为2637亿美元、17448亿美元、11119亿美元、9550亿美元、8791亿美元,都比中国多。因此,2005年中国实际外贸总额不是占第三位,而是占第六位。

    出口产品结构是衡量一个国家外贸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外贸数量虽位居世界前列,但出口产品结构却相对落后。发达国家出口的产品主要为技术密集型,附加值高;中国的出口产品大多是劳动密集型,尤以日用消费品居多,附加值较低。且中国出口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不少与“外字号”有关,即大多来自外资企业。如2004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27.9%,其中三资企业占87.3%。另外,中国虽是商品生产大国,但却是品牌小国。2006年世界最佳品牌百强中,中国竟无一家,在世界品牌500强中,中国也只占12个靠后的位置。中国出口企业拥有自有商标的不到20%,占出口额不足10%。因此,中国出口增长主要靠数量扩张,而不是靠技术和附加值上升,实际收益不高。

    综合来看,中国是一个贸易大国,但是一个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外国资金和技术的贸易大国,而不是一个贸易强国。中国的外贸质量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三、关于中国外汇储备水平

    外汇储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财富。到2006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突破一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居世界第一。这个数字是中国官方的外汇货币(美元)储备。一个国家的外汇财富储量不仅包括官方的,还包括民间的;不仅包括外汇货币,还包括黄金和其他须用外汇购买的战略物资储量。同时,如果一个国家有外债负担,其实际外汇储量还须在现行外储中扣除外债。综合考量各种相关因素,中国上述外储数字要打折扣,其在世界上的位次也要后移。

    首先,中国外债负担较重。到2006年9月底,中国所欠外债达3050亿美元。扣除外债,中国当年外储也就是7千多亿美元。西方国家一般没有外债,多数还向其他国家放债。以日本为例。到2006年9月底,日本官方的外储为8436亿美元,由于日本政府不欠任何外债,其外储不含任何水分,是实实在在的。同时日本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债主。到2005财年止,日本政府对外国贷款累计达3000多亿美元。加上海外贷款,日本的官方外汇储备多于中国。

    其次,西方国家民间藏汇比中国多得多。它们的公司在国外投资所得交税之外全部外汇归私营公司所有。中国实行强制结汇政策,企业外汇所得大部分要卖给中国银行。其结果是发达国家民间藏外汇多,中国民间外汇少。如日本民间藏汇有3万多亿美元,美国民间藏汇更达9万亿美元,而中国民间藏汇只有1600亿美元左右。以官、民藏汇合并计算,中国的外汇储备要少于好几个发达大国。

    再次,在藏汇于物方面,西方发达大国也远比中国为多。以最可靠的外汇储备黄金为例,美国、德国、意大利分别拥有黄金8135吨、3440吨、3025吨、2452吨,中国仅有600吨。在多种战略物资储藏方面,西方大国也比中国多。如石油,美国有战略物资储藏和商业储备两种,仅商业储备油即够用150天。日本原油储备够用200天。中国石油储备只够用20天。战略物资需用外汇购买,所以战略物资储备相当于外汇储备。如将现汇储备和战略物资储备相加,中国的真正的外汇储量要排在多个西方大国之后。

    综合上述分析,可见中国的真正经济实力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同面上统计数字所反映的存在相当落差。中国虽然基本上找到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强国之路,发展前景看好,但由于在环境、资源、能源、人口等关键领域存在制约瓶颈,中国要长期保持经济强劲增长势头,还须作出艰苦努力。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国民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要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和真正的世界经济强国任重而道远。

 

中国的银行资产流失知多少?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张宏良

2007年7月5日

    1,中国工商银行2006年,美国高盛集团、德国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95亿)入股工商银行,收购工行约10%的股份。上市后,按照2007年1月4日盘中价格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755亿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2460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9.3倍,世界罕见。1.16元

    2,中国银行 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瑞银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投资中国银行共51.75亿美元(合人民币约403亿).上市后,按照2007年5月10日盘中价格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822亿元,四家外资公司净赚2419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6.6倍。1.22元

    3,兴业银行2006年,香港恒生银行、新加坡新政泰达和国际金融公司赚共出资27亿,以每股2.7元的价格购入兴业银行10亿股,上市后,股价就达37元多,三家外资公司净赚约370亿。根据2007年2月12日《参考消息》报道,以后每年都有300%以上回报。该银行上市募集资金共159.95亿,等于全部送给了三家外资公司。该银行国内发行价格每股15.98,吸引的网上网下申购资金高达11610亿。

    4,深圳发展银行美国新桥投资集团以每股3.5元购买深圳发展银行3.481股,目前股价已达35.8元,投资增殖10倍,按照深发展20亿多股计算,新桥用12.18亿获得了700多亿,。根据新桥目前的做法,很快将达到1000亿元。而新桥集团本身就是庄家,根本不是银行,如何能改善我国银行治理结构?况且整个银行都被美国人拿走了,能不能改善对我国又有什么意义?

    5,华夏银行德意志银行和萨尔·奥彭海姆银行联合组成的财团将出资26亿元人民币,购入华夏银行约5.872亿股份,占华夏银行总股数的14%。每股价格4.5元,现在近14元,净赚56亿多人民币。目前已被德国银行控股,500亿落入对方手中。目前德国人对华夏已形成了联合控股,该银行名义上还是中国银行,实际已成为外资控股银行。

    6,中国交通银行汇丰银行(汇丰)持股交行19.9%的股权,出资144.61亿元购买91.15亿股,每股为1.86元。交行2006年5月在香港上市,现在市价超过10港元,净赚近800多亿,07年国内A股发行上市又赚取500多亿,合计将近1400亿,10倍回报。

    7,中国建设银行上市前,美国银行和淡马锡公司分别斥资25亿美元和14.66亿美元购买建行9%和5.1%的股权,每股定价约0.94元港币。发行价格2.35元港币,最高市价5.35元港币。按照目前建行共有2247亿股计算,2家净赚1300多亿港币。

    8,浦东发展银行花旗集团出资6700万美元收购浦发行4.62%的股份,超过1.8亿股,每股约2.96元,并且协议规定日后花旗集团有权收购19.9%的股份.目前浦发行股价超过38元,花旗净赚62亿元。目前花旗尚未行权,一旦行权将赚取62亿的数倍。

 9,民生银行2004年,淡马锡控股旗下的亚洲金融公司以1.1(约8亿人民币)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民生银行2.36亿股股份,占民生银行总股份的4.55%,约3.72元,目前该股已达12元多,加上两年送配,市值已达50亿元,净赚约40亿。(上述交易低价转让外资净赚约9200多亿,加上下面广发行,损失超过1万亿人民币,其中绝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转让的损失,再加上已经全部完成合资的等待上市的几十家地方银行,未来损失将越来越惊人)

    10,广州发展银行今年美国花旗银行以联合收购的名义,自己出资不过60亿,就控制了拥有3558亿元总资产、27家分行、502家网点,与世界83个国家和地区917家银行具有代理行关系,连续多年位列全球银行500强的广东发展银行。并且中国移动、国家电网和中国信托还各搭进去60亿,共180亿。把银行白白送人还要再搭进去180亿,已经完全超越了市场交换的范畴。

    11,渤海银行另外,2005年挂牌成立的我国第一家股份制银行——渤海银行宣布,渣打银行以1.23亿美元购入即将成立的渤海银行19.9%的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12,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也是第一家引进外资的保险公司,汇丰集团是平安最大外资股东,汇丰是2002年投资6亿美元,50亿人民币投资平安;平安集团04年6月24日在香港成功上市,发行价11.88港元,目前已上升到40元港币。今年2月又募集A股资金388亿。

    截至2006年6月30日,集团总资产为人民币3,587.18亿元,权益总额为人民币381.04亿元。目前,公司市值近2000亿港元,A股5500亿人民币。汇丰原本10%,又购买了高盛和摩根9.9%。13,新华人寿新华人寿即将上市,现在苏黎世保险持有新华人寿22800万股,每股5.25元,持股比例为19%,已成为新华人寿的最大单一股东。但实际上,目前新华人寿的实际控制者是东方集团,由于东方实业和东方集团分别持有新华人寿5%和8.02%的股权,再加上东方集团持有新华人寿其他股东的股权,东方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新华人寿的股权肯定超过20%。(据说,苏黎世通过中国公司暗中控股已超过56%,投资34亿,一旦上市,市值至少600亿)除了参股渤海银行之外,渣打银行参股光大银行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德意志银行参股华夏银行的事宜也在积极推进中。除了参股渤海银行之外,渣打银行参股光大银行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德意志银行参股华夏银行的事宜也在积极推进中。

    目前,外资银行在华进入了加速发展期。目前,已有18家外资银行参股了16家中资银行,投资总额接近130亿美元。其中,四大行中的建行和工行分别获得外国投资54.66亿美元、36.7亿美元;股份制银行获得外国投资26亿美元;城市商业银行获得外国投资12亿美元。结论参股中资银行,通过不断地增资或者收购股份,或者通过人员安排或者技术业务方面的控制,来取得对中资银行的控股权或者实际控制权,从而以占该中资银行总资产5%左右(我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为8%,则一般取得5%的资本金投资即可控股)的投资就可以控制和动用该银行100%的资产,资金杠杆效应可达20倍左右,控制中国60万亿金融资产只需要3万亿人民币,不到4千亿美元。

    银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资金的杠杆效应特别大,理论上8%的资本金就可以控制100%的存款等各项资产,从而可以运用这100%的资金量来进行各项贷款和投资获取利益,况且中国银行业是垄断行业,外资银行控股之后通过改善管理和产品创新加上原有的金融服务优势,一定会获得巨额的超额利润。深圳发展银行和广东发展银行已经被外资实际控制,如果四大国有银行在不久的将来也逐步被外资控股或者控制,那么中国的金融安全将面临巨大的威胁。

 

[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在当前这么多评论山西黑奴事件的文章中,欧阳文章的立意别有新意,通过对山西的分析,作者突然醒悟到:“莫非山西的沉沦并不意外,不过是整个神州陆沉的一个缩影而已。”的确,当今沦陷的决不只是山西,而是整个中国!这句提醒非常重要。]

发件人:"欧阳君山" <tdyjs999@gmail.com> 收件人: <tdyjs999@gmail.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7-07-04 22:25:49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欧阳君山:山西为什么沉沦 

山西为什么沉沦

欧阳君山 

    郭兰英一曲《人说山西好风光》曾响彻大江南北:“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是不是有点心驰神往?山西的确好风光,作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山西现存的古建筑居全国之首,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有 50处,省级400多处。

    但得注意脚下的土地,山西流传这样一句 顺口溜说:"有井没有水,有田不能种,裂缝到处有,走路要小心。"绝非危言耸听,据 山西省国土资源厅的调查,山西省各类矿山采空区已达2万多平方公里,以全省15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计算,山西超过1/7的地面悬空,地质灾害分布面积达6000平方公里,采煤造成地表塌陷1842处,塌陷面积正以每年94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加。

    小村旁的水还可能哗啦啦啦地流出诗意吗?研究表明,每挖一吨煤损失约2.48吨水, 目前山西年产大约5亿吨煤,每年有12亿立方的水资源受到破坏,相当于山西省整个引黄工程的总引水量。据统计,山西采煤对水资源的破坏面积已超过2万多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13%。据央视《中国财经报道》,不要说农作物用水,山西不少老百姓饮用水也困难,水井50多米深不会有水,必须花巨资深挖到地下800米。 

    干涸的不只是水,沉沦的不只是地。前不久,中经 委等七部委通报四起违规修建楼堂馆所典型案件,两起发生在山西,半壁江山。山西忻州煤监局违规筹建办公房,极尽地大物博之能事,如果按照编制内人数计算,人均面积高达255平方米。

    荒唐的不只是物质层面,还有"精神高度"。山西省粮食厅更是大搞封建迷信活动,在"五老峰"上修建"粮神殿"。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殿前两侧矗立数十块石碑,镌刻着来自全国各省(区、市)粮食局长的亲笔手书,内容以"粮"为题,与神像一同接受供奉。 

    最新发生在山西的一幕则直接把人们拉回到奴隶社会,这就是震惊党政最高领导层的山西省洪洞县"黑砖场"案。从现场解救出外地农民工31人,据洪洞县刑警重案中队负责人介绍,这些被限制自由并被强迫劳动的"奴隶"们,早上5点上工,一直干到凌晨1点才让睡觉;睡觉的地方没有床,就是一块铺着草席的砖地,黑屋里冬天也不生火;30多人只能背靠背地"打地铺",站在门外就是5个打手,还有6条狼狗;一日三餐就是吃馒头,喝凉水,没有任何蔬菜,而且每顿饭必须15分钟内吃完。其中还有8个人神志不清,"只知道自己叫什么","爹妈的名字和老家在哪里则统统不知道"。这8人是原本痴呆,还是被黑砖场折磨至此,报道说仍是个谜。 

    那些来山西寻找孩子的400余位父亲发出求救公开信,如泣如诉:"我们只有求助于政府。我们的足迹踏遍了山西方面的乡、县、市的公安、劳动等部门,但令我们心寒的是,乡派出所不仅置之不理,还百般阻挠刁难我们带走已经解救出来的孩子,而且窑主对我们进行威胁恐吓时坐视不管。" 有句话叫"洪洞县里无好人",不幸而言中!

    辉煌都成古迹,歌声已经远去,山西正在沉沦,从地表到人心,这一切是出于偶然,还是存在必然性?

    从物质基础上,山西完全不应该沉沦,这片土地得天独厚,完全具备富庶而文明的基础。山西素有 "煤铁之乡"之称,特别是煤炭资源丰富,煤田面积达6.18万平方公里,遍布全省94个县市,预测煤炭总储量8710.2亿吨。据1997年全国第三次煤田普查资料,山西煤炭资源总储量占全国煤炭资源总储量8.57%,探明储量2661.7亿吨,保有储量2586亿吨,占全国保有储量25.4%。

    从文化层面讲,山西更不应该沉沦,中华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源远流长。不要说云岗的佛眼一直在瞧着这儿的芸芸众生,也不要说五台山的精气神一直弥漫着这里的天地,就是儒家的思想也无所不在地直达器物层面。 拿平遥古城来说,这座具有2700多年悠久历史、 目前我国唯一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古县城,在周长达6.4公里的古城墙上,设有3000个垛口和72座敌楼,目的应该是向孔子表示敬意,象征夫子三千弟子及七十二贤人。 

    尤其值得一提的,原本中华文化重农抑商,但山西却是一个"商业特区",以至这里的人们更愿意子弟从事商业,而不是矢志科举。有史料称, 道光年间,北京城300多家粮店,其中有100多家系山西祁县人开的。或许正因为此,蒋介石当年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来自山西。 

    无独有偶,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长薄一波、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也都来自山西。另据考证,就连今天的人民币上 "中国人民银行"和"壹""贰""伍""拾""元""角""分"几个字也出自于一个叫做马文尉的山西人之手。

    中国最早的金融中心正在平遥,道光四年 (公元1824年),中国第一家专营汇兑、兼营存放业务的"日升昌"票号在平遥西大街成立,到光绪年间已规模恢宏,分号达 400处之多,业务辐射面东起日本、西至阿拉伯、北起俄罗斯、南到新加坡,基本垄断了大清的汇兑,最高时白银汇兑业务达到 2200万两,富可敌国。电视剧《乔家大院》中,讲到了清政府向乔致庸借银子的事,应当不是虚构。 

    虽然高度商业化,但并没有破坏山西的中华文化,恰恰相反,中华文化通过晋商的活动得到了更广远也更深入的传播。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便是关公! 出身古解州(今山西运城)的关羽,原本蜀汉五虎上将之首,一生南征北战,忠义仁智,谥"壮缪侯"。但有趣的是,自南北朝以降,关羽的封号一路飞黄腾达,从"忠义武安王"到"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以至清光绪时,封号长达26字,褒封不尽,庙祀无垠,成为历史上最受崇拜的神圣偶像之一,直与孔夫子齐名,并称"文武二圣"。 在世界任一个有华人的地方,关公几乎都受到顶礼膜拜,大吃"冷猪肉"。 

    关公凭什么这么神呢?功劳正在于山西商人——晋商!凡晋商店铺,关公必供;凡晋商会馆,关公必有庙。出于"企业文化"和经营环境——比如社会讲诚信——的需要,晋商不仅把把关公作为财神崇拜,也几乎把关公当成了万能神,求子、考学、升官都可以。正是晋商不懈的运作,关公神了,神化的关公既保护了晋商,也呵护了社会。 

    可今天的山西为什么沉沦至此呢?正可谓"福兮祸所依",祸根或许正在于煤!煤的确是个宝,数据显示,2004年,山西煤炭工业增加值占全省GDP的12%,煤炭一项税收就占全省税收总量的22%。但煤也确实有点恼,不是别的,就是环境污染,山西流传的顺口溜说:"挖了一堆煤,冒了一股烟,黑了一条河,留了一堆渣。"更何况还存在严重的地表塌陷问题,谁会在这样的地方有恒心、搞恒产呢? 

    拿山西临汾来说,这座昔日黄土高原上的"花果城",如今却是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连续三年"空气质量全球倒数第一",连城区三大集中饮用水源地也遭到焦化企业的严重污染。这就是为什么外地房地产特别环境好的宜居城市房地产蜂涌而入的原因,有记者曾报道,临汾短短 200多米长的煤化巷街,开了10家山东房地产代办点和2家海南代办点的原因,也令人观止。

    这也正是山西人成为继温州人之后的第二个全国性购房群体的原因所在,不同的是,已经先富起来的一部分山西人购房主要为"生态移民"!在"百度"上搜索一下"山西购房团",相关网页约412,000篇;搜索一下"山西煤老板",找到相关网页约375,000篇。有消息称,山西一年因煤炭富豪外迁而导致的资金外流至少在100亿以上。

    外流的不只是资金,更重要的是人心。在被称为"煤都"的山西大同,房地产市场低迷,几乎没有几处像样的小区,市区的陈旧破败让人难以想像,"废都"一座。怪乎哉?不怪也!因为这已经不是先富起来的那部分山西人的"根据地",而只是一个掠夺地,不污染白不污染,不破坏白不破坏,不捞白不捞,他们已经没准备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更没准备让子孙后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

    山西人原本是偏于保守的,这里面最著名的典故应该就是阎锡山当年自搞一套铁路尺码。山西作家赵树理是"山药蛋派"文学的开山老祖,所谓"山药蛋派",其实是个贬义的称呼,意思是山西人"土气",坚持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山西人应该乡土观念极强。

    但不幸的是,山西因煤炭而成为一个掠夺地,而煤炭导致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又进一步强化了掠夺地的属性,二者循环叠加,在相当大程度注定了山西的命运。根据地与掠夺地会导致人完全不同的行为,一个人在根据地,他追求的是稳定而长远的博弈,不会胡作非为;一个人在掠夺地,他考虑的只是短期而现实的利益,会随时准备胡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嘛! 

    谁说山西好风光呢?只有山西人自己!山西的出路在且只在于山西人把自己的家乡当家乡!就像老一代晋商走西口发达之后,都叶落归根,最后成就出 乔家大院、渠家大院、王家大院、三多堂……

    走笔至此,突然想起近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宗庆后两个女儿据称都移民美国,平安保险涉嫌买赃"嘉利来大坑",环境灾难接二连三地发生……莫非山西的沉沦并不意外,不过是整个神州陆沉的一个缩影而已?

    谢谢过目!敬请批评!

发件人:"zc03" <chengzh03@163.com> 收件人: "meet@Public.ty.sx.cn" <meet@Public.ty.sx.cn> 抄送:发送时间:2007-06-26 12:54:30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赵诚来信 

奴工事件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

赵诚

2007年7月3日

     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出现了人类最严重的核事故,造成重大伤亡,威胁到前苏联和周边众多国家人们的生存安全,在这个事件中,前苏联负有责任的官员面对重大灾难时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不负责任,推委扯皮,把勃列日涅夫的 “发达社会主义时代”积累下来的各种问题暴露无遗,使苏共领导人和整个苏联社会受到极大震动,政府公信力在国内外受到巨大损害。从此苏联不得不在巨大社会危机面前走向变革,在变革中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核灾难,这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近日在媒体曝光的奴工事件,也是当代中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这十几年来,社会公义,行业道德,在每一个人的家乡沦陷,在每一个行业沦陷,国人看惯了社会的伦理底线被屡屡击穿而无可耐何。比如:当医生向患者开高价药时,当中小学校向学生收不正当费用时,当高校在变相出售文凭时,当一个贫困县建起一座豪华办公大楼时,当执法官员向你任意罚款时,当那些演艺比赛上评委们集体拿红包时,当绿茵场上裁判们乱吹黑哨时,当前任总理要求某个会计事务所不要做假账时,当火灾来临时,把孩子们留在火海中让领导先走时……

     尽管中国人早已见怪不怪了,但这次媒体披露的奴工事件,还是引起了整个中国社会的震撼!海峡对岸的网络媒体上,出现了“统一,让我们当奴工吗?”这样的言论。海外华人,为之动容,痛心疾首。全世界都为这样的事出现在崛起的中国而震惊!国家主席、总理等数个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批示,国人议论纷纷,每一个人都不得不重新审视和扣问“今昔是何年?”我们的国家何以在21世纪出现了奴隶经济?而且从人口贩卖到奴隶经济涉及数省,长达数年,在山西此类现象存在10年以上。我们的一部分同胞被另一部分同胞所贩卖、凌辱、奴役,甚至儿童也不放过,这是严重的公共安全事件。这不仅仅是挑战中国人良知的事件,这种事今天危及这部分国民,明天可能就危及另一部分国民,它使我们的每一个国民的生存受到威胁,这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事件!我们全社会都受到从文明向野蛮倒退的威胁!

    而这样一个历时十几年的过程的人权灾难,近些年来,媒体也数次曝光,受害人家长多次向有关国家公共权力部门反映求救,多数不但没有引起有关公共权力部门的关注,甚至有的还把救出来的孩子继续倒卖。从这一事件披露出的冰山一角已可看出,中央以下的很多公共权力系统,已经不能正确履行自己的公共服务职能了!中国政府的公信力再次受到几近毁灭性的打击。

    尽管中央政府一直怀着极大的善意不断地教育自己的执政官员,但事实上,从奴工事件可以看出,执政党的所有的教育和国家法令、中央命令对众多负有责任的官员们都是无济于事的。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只是一系列事件暴露出来的我们可看见的一个最为恐怖事件。比方说前些年在山西省岚县警方对被非法拘禁农民的割舌头事件,曝光记者是山西省共青团的一个刊物的记者,事后被解聘。许多年了,在中国各地方,只要有人因为权利受损起而抗争时,官员们总是以“稳定”为名,把为首的人惩罚了,对多数的人施以小利吓阻回去,并且控制媒体报道。我认为这不是人民政府对待自己国民的办法,这是占领军对付被占领国国民的办法。

     此刻我怀着最大的善意,希望也同样面对这个事件的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的诸位国家领导人,认真思考:现行的公共权力的产生、运行和监督方式,为什么在我们国民最需要国家公共权力提供公共服务时长期得不到帮助?怎样才能让国民享受法定的权利?为什么那些层层握有公共权力的人麻木不仁到不管他们治下的公民是人是奴?为什么地方官和有关部们面对这样骇人听闻的事情非得等国家最高层过问后才去行动?

     奴工事件,是社会公共危机,公共权力的公信力受到到严重挑战,但也是中国振衰起敝的一个契机。希望国家领导人能把握时机,把这次危机变成一个推进社会转型和政府重建公信力的重大时机。客观地说胡温两位领导人,提出的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方向,这几年表达的亲民意图和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对两岸和平的善意举措,这是中国政府在民间和海外华人社会仅存的道义资源,这也是中央政府尚可以凝聚人心的起点。我诚垦呼吁胡温及诸位国家领导,抓住时机,重建社会正义,化解历史恩怨,启动中国政治改革!平稳、和平、渐进地把中国领进现代文明社会,完成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现代化的梦想。

   2007年6月25日

个人要尊严,制度要民主

刘军宁

     最近揭露出来的山西等一些省份黑砖窑黑煤窑奴役劳工与童工事件在举国上下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大家纷纷找原因找方案。关于以窑为单位的小块奴隶制的成因,看法有同有异。其中,对窑主心黑这一点,最没有争议。的确,坏人和想做坏事的人古今中外到处都有。可是,为什么黑窑主如此罪恶的行径在一些地方长期得逞?这是“窑主心黑”所不能解释的。

     于是,又有人揪出了“资本”这只替罪羊,并断定资本与权力的勾结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多么偏远的地方都能看到它贪婪的身影。这样的勾结的确普遍存在。但是,上述看法抓住了资本,却放过了权力。这是不妥当的。黑窑事件的坏本质是把人当奴隶。奴隶制盛行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之前的时代。连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都不否认这一点。历史上所有的奴隶制都是凭借政治权力维持的。这次所揭露出来的事实也表明,黑窑的“昌盛”正是得到当地公权力方方面面的有力支持。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资本,而在权力。那些黑窑表面上或许是企业,当它们依托政治权力奴役劳工的时候,其实已经不再是企业了。因为这些企业对待劳工的方式不是奉行“契约自由”的资本逻辑。当那些黑窑主囚禁劳工的时候,他们动用的是原本是属于国家的政治权力,而不是资本,所以,他们是公权力的附庸,而不是企业家、商人。所以,这样的黑窑是权力的延伸。他们奉行的是权力的逻辑,而不是市场经济的逻辑。黑窑事件说明,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政治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新发展。要改的是旧制度,而不是要从市场经济的新发展上退回去。

    还有人提出,黑窑对工人的奴役是“利益联盟”造成的罪恶。即地方政府主动与资本集团结成利益联盟。结果,结盟起来的人欺负利益不能联盟起来的人。这样的解释与上面的解释有相似之处。但是,它引出了一个新问题。为什么在目前的制度下一些人能结成利益联盟,而另外一些人则不能结成利益联盟?比如说,在黑窑里的打工者为什么不能与当地政府结成利益同盟?如果大家都有平等的结盟权和结盟机会,如果法律对每一种结盟所产生的权力都加以有效限制不许其作恶(如奴役他人),如果劳工能成立工会,那会如何?是谁让黑窑主们如此肆无忌惮?是谁赋予他们奴役民工和童工的权力?是市场经济吗?

     在京剧《玉堂春》里,孤苦伶仃的苏三女士在洪洞县蒙冤,被赃官打入死牢后,发出了绝望的“没好人”呼喊。六百年多前,当地的权力机关没有好好保护反而陷害柔弱的苏三。当时只是一个苏三。六百多年后,在洪洞县,还不知道有多少童工劳工至今仍被奴役。“洪洞县里无好人”,不是人坏,而是制度坏。是特定的制度造就了坏人。在偏差的制度之下,官员的行为必然要出偏差。数百年来,在一些地方,发生了无数的变化,但不变的是民众的权利没有保障,尊严受到践踏。可见,苏三和奴隶工的账不应该算在市场经济的头上,甚至是不仅要算在那些欺压他们的官员窑主头上,而是要算在不保障个体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制度头上。黑窑事件给社会的制度启示是多方面的。黑窑事件所指向的不是回到计划经济,而是如何重塑政治制度,构建真正保障公民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政治秩序。

     众所周知,这次事件解决的突破口是中央和省两级领导的批示。问题是,为什么没有批示,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就不能启动?很显然,是批示在治国,而不是法律和制度。而且,为什么地方政府默认黑窑存在而长期不作为?事实上,当地政府不仅是“不作为”,他们实际上是黑牢的制造者,与黑窑主狼狈为奸,并用公权力提供保护伞。他们甚至还从黑窑主身上分得奴工的一杯羹,并与黑窑主结成牢固而持久的利益链条:窑主雇用包工头,包工头再从人贩子处花钱购买低廉劳力;窑主“吃”黑工,一些地方官员和派出所警察则“吃”窑主。那样大规模地,长时间地维持的奴工产业链,没有公权力的配合,是个别不法商人所绝对无法做到的。黑窑的罪恶,是罪恶的个人与专横的公权力合谋的之恶。

     据报道,山西临汾市洪洞县广胜寺曹生村一黑砖窑老板王斌斌,其父是村党支部书记、县人大代表王东己。该黑砖窑占地约20亩,它的对面,就是曹生村支书王东己的院子。从黑窑主亲属的交待中发现,利用黑工的血汗钱去贿赂官员是平常事。当地劳动监察部门的一些执法人员,曾参与倒卖黑劳工就是明证。此外,那些家长前往窑场,寻找被贩卖为黑工的孩子,不仅无法向当地警方求援,更受到他们的威胁。人们成立政府的目的,就是通过纳税来指望政府保护民众的尊严,他们的自由权、生命权和财产权。而在黑窑所在地,当地公权力及其相关机构都冬眠了,他们听不见奴工的呻吟、呼号。

     地方当局的如此行径,或许是因为中央管不过来地方政府,而当地民众又管不了地方政府。为什么民众管不了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对中央负责,不是对当地选民负责。如果官员的权力基础是选票,如果劳工可以自由结社,如果当地官员每天要面对媒体和失踪孩子父母的质询,如果社会中有充分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如果有一批在野政治家整天在找这些官员的麻烦并用各种手段与这些官员争夺选民,那么,黑窑早就自动绝迹,奴隶工就自动解放了。民无权选官,官就不会为民。官非民选,官必不为民。所以,践踏公民自由与尊严的现象长期存在,也就不足为怪了。如果真是民选政府和这样对待民工吗?如果民工能够正常形势选举参政监督权,他们能落到这种地步吗?如果是受选民监督的司法机关、劳动保障部门、公安机关,他们会坐视不管,敢从中渔利吗?只要权力不是来源于民众,只要权力不受制约,就会出现黑窑。

     所以,我期望,中国的国体应该是民主,而不是专政,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专政,这样对民工的专政就没有宪法基础了。因为任何专政,在本质上都是最高权力不受制衡,没有约束。民众一旦沦为专政对象,人身就没有保障,权利就被剥夺,尊严就被践踏。而这正是黑窑的奴工所遭受的。

     有人会说,黑窑事件是孤立的,不能以点带面。但是,有报道证实,不同程度的“黑窑”式小块奴隶制飞地在许多地方和许多行业都存在。即便在山西,开展清理黑窑行动以来,远远未见全功,至今仍有上千名童工和其他成年黑工不知所终;另外,许多名义上被遣返的奴工则再次离奇失踪;同时,竟然还有大量民工在奔往山西的途中,他们是继续沦落为奴工。无数这样的黑窑天天还在开工、运转。“用工问题”的定性无法为制度偏差免责。而且,最近报道的无锡等地“镉中毒”事件中受害劳工投诉无门的事件表明,即便在发达的东南沿海,制度偏差也正在造成的权利真空,并同样造成触目惊心的、乃至长期的灾难。在镉中毒事件上,高层还没有“震怒”,还没有“批示”。受害者还在呻吟!

    就像一位网友说的,没有民主政治,官员的眼睛将永远盯着上面,永远不会往下看一看自己统治下的黑窑。所以,现在是从国体和制度上反省的时候了!

 

修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发展市民社会

广东平正信诚律师事务所  康新贵

2007年7月4日

邮箱:kxglawyer2005@126.com 

    摘要:当今社会最本质的特征是多元化,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社会阶层的多元化,不同阶层因其地位、需求的不同,对社会的期望也就不同,这就需要不同的社会团体代表不同群体的利益进行利益表达。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成立社会团体,首先要经过业务主管部门的批准,这一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思维和模式极大的限制阻碍了社会团体的依法成立,取消这一毫无实质性意义的规定,是发展市民社会所必须的。

    关键词:多元化 社会团体 业务管理

一、当今社会最本质的特征是多元化

    当今社会最本质的特征是多元化,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按照辨证唯物主义的学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多元化——这一本质的社会特征首先是由于当今中国经济成分的多元化所引发的。产权的多元化,从根本上决定了控制社会经济力量的多元化。产权多元化,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产权所有人和实际控制人的多元化,表现为公有、私有、公私混合制以及拥有产权的主体的阶层多元化和代理人实际控制的多元化;二是产权本身内容多元化,产权所涉及的标的物包括各种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表现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不同的形式。

    这一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反映到政治和文化等方面。产权的多元化,直接导致当今中国社会分化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其中劳动者又分化为发展型、温饱型、贫困型三个子阶层。①不同的阶层因其社会地位的不同、自身需求的不同、对社会的期望也就不同。这种对社会期望的不同,突出表现在对国家的政策、方针、法律法规的制定上有不同的期望和要求。不同的社会阶层都试图使本阶层的利益最大化,这种政治体系中的竞争和争夺使阶层矛盾不可避免的要发生。这种冲突可能促使社会的进步和改良,同时也可能造成对社会现状的破坏,使社会动荡不安。

    这里,阶级矛盾将以何种方式爆发和解决,直接决定了社会是相对平稳发展还是动荡不安。解决阶层矛盾的基本方式有二种,暴力和非暴力的。前者往往是爆发革命,即社会底层用暴力的方式发泄他们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其目标是彻底打破现状实现本阶级的或集团的梦想。非暴力的则表现为社会不同阶层、集团的妥协,在相互妥协中达成各阶层、利益集团都能基本接受的一致,使社会获得平稳发展的机会。所以说,妥协是民主的象征,是政治解决阶层矛盾的唯一有效和良性的方式。不妥协,则意味着专制与独裁(包括阶级独裁)。

二、三种控制社会的基本力量

    控制社会的基本力量有三种。在中国目前的四个阶层中,国家管理人代表了国家政治权力和国有资本的经济力量;资本家及其属于中产阶级的代理人控制了社会的私有资本和私有经济的运行;普通民众——市民社会则由劳动者阶层和少量的中产阶级代理人所组成。在这三种对社会的控制力量中,国家管理人和资本家控制了国家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运行,普通民众则沦落为弱势群体。一个健康的、民主的、稳定发展的社会应当是三种控制力量相互制衡、相互竞争并在竞争中相互妥协。当三种力量发展不平衡时,就不会有三种力量的正常竞争机制和相互间的妥协。很明显,试图利益最大化的强势集团不愿意也不需要向弱势群体妥协。中外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这一流血的暴力革命正是由于强势集团的不妥协所造成的,正所谓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

    英国1868年的不流血的光荣革命,是国王、贵族、资产阶级、普通民众妥协的结果,它使社会得以相对平稳的过渡和发展。暴力、流血、社会动荡对那一个阶层都没什么好处,阶层妥协促使社会改良。而这种妥协能否达成,主要取决于强势集团的态度。二十世纪前半叶,蒋介石集团对妥协不屑一顾,最终被迫到台湾孤岛上去了。妥协是对各阶层、集团都有利的事情,不单是只对弱势群体有利。阶层妥协的形成,一方面取决于强势集团的态度,一方面取决于普通民众控制社会力量的壮大。

    理想的多元化社会,是一个由社会控制的社会,即社会不是由单一的哪个集团来控制,即不是单纯的由强势集团控制社会。控制社会的方式表现为社会各阶层的共同控制。共同控制的社会才是一个“可控制的社会”。当然也是民主和公平正义的象征。

    目前中国劳动者阶层的状况表现为无组织状态和一盘散沙的“碎片化”,②碎片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社会矛盾的大规模爆发,但也使原本能够解决的社会矛盾被积累下来,积累矛盾则无异于积累炸药。也正是由于这种无组织的“碎片化”,当矛盾激化被爆发时,无组织的状态决定了使社会表现为无序和紊乱,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妥协,局部甚至是全局性的动荡就变的难以预测和控制。要维持稳定,就只有镇压了。而历史一再表明,镇压绝不是解决阶级矛盾的有效和良性的方法。

    多元化社会应当是一个有序的社会,而各种民间团体和组织正是发展健康、有序社会的唯一有效方式。民间团体和组织,使无序的市民社会走向有序,市民力量的走向和发展趋势也就变的可预测和可控制。

三、修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取消业务主管部门的批准成立这一规定。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登记。”第九条规定:“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由发起人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筹备。”按照这个规定,成立社会团体,首先要经过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批准和同意。该条例颁布于1998年,延续了计划经济的管理思维和模式。

    在计划经济时代,经济生产由国家计划来确定,利益分配自然也应由国家来支配。为了完成计划,需要下级部门无条件的服从上级,这就要求下级必须对上级部门负责,下级部门自然也就需要一个上级部门进行管理和发布各项明确的指令。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管理人、民间组织负责人,都是准政府官员,一切为了完成计划,这也是完成计划所必须的。

    时代发展到今天,多元化成为当今社会最本质的特征,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多元化,不可能再由国家进行统一的计划和管理。“上级业务主管部门”,这一计划经济时代所必需的职能管理机构,在很多方面已不需要了,也无法再进行所谓的“业务管理”。正如企业的发展,产供销、人员管理等均由企业自主决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则“上级业务管理部门”管什么?如何管?管了以后负什么责任?国家推行市场经济以后,对企业的业务管理被取消了(只有少数行业和企业受主管部门控制),企业设立登记,也不再需要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批准和同意。但民间社会团体,却依然执行的是计划管理,这与社会阶层多元化、利益需求多元化的市民社会是不相适应的。

    而国家行政管理机关的改革,也使得一些上级主管部门不复存在。如浙江台州温岭市的农民向当地民政局申请成立“温岭农会”,民政局答复是首先要通过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尚且不论农会是否应当获得批准成立,“农会”的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是政府的哪一个机关?他们如何管?管理的职权和依据是什么?承担何种管理责任等等?都很不明确。

    再如北京、广州等地的房主们要成立“业联会”,谁是他们的业务主管部门?再如如果乞丐要成立自己的社会团体,谁主管他们的业务?如此等等,很难找到相应的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事实上,即便是有相对应业务主管部门,也很难进行所谓的业务管理。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业务主管单位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 (一)负责社会团体筹备申请、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前的审查;(二)监督、指导社会团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依据其章程开展活动;(三)负责社会团体年度检查的初审;(四)协助登记管理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问查处社会团体的违法行为; (五)会同有关机关指导社会团体的清算事宜。”该条规定了上级业务管理部门管理社团业务的范围。(一)、(三)条只是一个笼统的规定,并无实质性的内容;(二)、(四)、(五)条很难进行实质性的操作,违反法律和相关政策的规定,有法定的处理部门,业务主管部门的监督、指导作用也很难落实。

    实际上,随着政府机构改革,机关数量、人员的减少,面对庞大的社会团体,即便是有业务主管部门,也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主管,很难也无法进行实质性的管理,至于那些政治性的社会团体,则无业务可管。

    国家不批准这些社会团体成立,但他们实际上存在并在起作用。这些未经登记成立的社会团体,没有被正式的认可,他们就只能存在于体制外,这对社会的稳定绝不是一件好事,唯一的办法是把他们纳入体制内,从而减少街头政治的发生。也只有把他们纳入体制内,才有可能实现各阶层、利益集团的对话、正当的竞争和妥协,使社会达成基本的一致,解决、缓和阶层矛盾,使社会获得平稳发展的时间。

    修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取消业务主管部门的批准这一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实行社会团体登记备案制度,只要符合一定人数、具备一定活动条件的社团均可经登记备案成立。使民间组织走向健康、有序、光明的发展,使体制外变体制内、使无序变有序、使不可预测控制变为可预测可控制。这是多元化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民主和公平与正义的象征。尤其在当今中国社会,劳动者阶层占总人口的80%左右,却沦落为弱势群体,这是极不正常的事情,尤其是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劳动者阶级自己的政党,这就更加不正常。

    改变这一状况的有效途径是在政治权力体系中增加劳动者阶级的分量。各种民间市民组织代表劳动者阶级的不同利益,在国家、地方制定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等的过程中,充分、有效的进行利益表达,使劳动者阶级的利益得到有效的保护。这也是建立一个以劳动者阶级占主导地位的多元化的和谐福利社会的必要条件,是实现社会民主、公平与正义的基本保障。

参考文献:

1、康新贵,《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劳动者阶层分析》,网络,《学说连线》,2005年12月18日;

2、 A李培林 李强 孙立平等著 《中国社会分层》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 第99页

  (作者 康新贵 民主建国会会员 职业 律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工作单位:广东平正信诚律师事务所 邮箱:kxglawyer2005@126.com 。)

 

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

茅于轼

2007年7月3日

  如果有人问你:要不要保护耕地?你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要”。如果再进一步问:为什么要保护耕地?你的答复可能是 “这是基本国策,不容许动摇”。再要问国策的根据何在?就会说,因为我国的耕地非常少,为了有足够的粮食,不保护不行。这些普遍关于耕地的认识,经过反复宣传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固定思维。不假思索的习惯使我们偏离了正确的逻辑而不自知。基本国策上出问题会造成重大失误。

  保护耕地的口号是很好听的。难道要破坏耕地吗?当然不是。但是这个口号的实际指向是不许可把农用地转成非农用地。或者说是冻结农业用地。事实上国家政策的确也要求冻结农业用地。这就有问题了。凭什么理由要冻结农业用地?难道我们的粮食不够吃,发生了饥荒?既然粮食多得吃不完,粮库装不下,不得不赔钱出口,为什么我们对粮食如此神经过敏?最可能的解释就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大饥荒把我们吓坏了。

  1959-1961年饥荒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肯利用世界市场。粮食这么缺,不但不进口,1959年还出口了400多万吨,够2000万人吃一年。万一我们的粮食不够蛮可以用进口来解决。有人说进口不可靠,但是日本人消费的粮食中有60%多靠进口。并没有感觉不可靠。更有人说靠进口是不负责任的。请问粮食缺了还不肯进口反倒是负责任吗?假定我们进口创纪录的3000万吨粮食,只不过花45亿美元,我国去年出口创汇9700亿美元。进口粮食只不过用掉出口创汇的半个百分点。又有人说万一人家粮食禁运怎么办。老实说,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即使有粮食吃,中国人民的日子也好不了了。从现实出发,石油进口的中断远比粮食进口中断更危险。因为我们修了许多粮库,有非常充足的粮食储备,而基本没有 石油储备。新建的战略储备要过三年才能用得上。我们的粮食在出口,而消费的石油中有40%要靠进口。比较对粮食问题的担心和对石油问题的担心可以看出我们对粮食的担心完全没有根据。因此保护耕地的说法需要重新考虑。

  保护耕地,不允许侵占耕地,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然而我不得不说,这个观点是片面的,甚至于是害多于利的。不允许侵占耕地的原因是我国耕地十分稀缺,为了保证粮食生产必须保护耕地,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没有看到粮食问题已经不再是制约发展的因素,不论在我国,或者在全世界,粮食和其他绝大部分商品一样,是供过于求的,这个重大转变发生在最近的五十年中。可是老观点还没有转变过来。我们需要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粮食问题,也要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保护耕地的问题。

  按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粮食生产赶不上人口的增加,确实制约着人类发展几千年之久。一直到十八世纪末,全世界的人口增加非常缓慢,人的寿命也增长得非常缓慢。固然人类的自相残杀,残酷的剥削,统治阶级的草菅人命也限制了人口和寿命,但是即使没有这一切,仅仅由于粮食生产的制约,人类也不可能有更好的发展。人口数和寿命这两个最基本指标的变化,标志着人类社会整体的发展速度,而十八世纪以后的二百多年内,人口和寿命的增长速度超过过去的十倍,慢慢地人类社会挣脱了粮食的制约,特别是最近的半个世纪里,全世界人口增加了一倍半,人均粮食消耗增加了17%,耕地和种粮食的农民都大幅度减少,而粮食越来越富余,表现为粮食的相对价格降低了几乎一半,这一情况同样发生在我国,改革前富强粉(相当于现在的一般面粉)每斤0.26元,外加一张一斤的粮票。现在面粉的价格是1.2元,涨了4.6倍。而按照官方统计的物价指数1978年的一元钱恰好也相当于现在的4.6元。如果把粮票的价格也算进去,涨价的幅度不到4.6的一半。因为当时粮票在黑市上的价格超过买粮食的价格。

  记得解放初,人口是5.3亿,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吃不饱。全国上下最担心的是如何能让大家吃饱饭。如果那时候有人说,未来五十年人口增加到13亿,粮食能够自给自足,大家一定认为是痴人说梦话。现在的事实是耕地减少了几亿亩,种粮的农民减少了几亿人,不但我们的粮食能够自给自足,而且大家吃得比过去几千年的任何时候更好,相当多的人营养过剩,高血脂,肥胖病, 脂肪肝,需要 减肥。回顾这一段历史也许能提醒我们重新看待我国的粮食问题。

  搞清了粮食问题的性质,就对耕地问题有了新看法,因为粮食并不缺,所以耕地也不缺,保护耕地的说法要说也不错,但是是片面的。为什么只保护耕地而不保护其他用地?据说是因为耕地紧张,可是要知道我国的其他用地更紧张。我国是一个土地十分稀缺的国家,即使把西藏、新疆等人烟稀少的地方都包括进来,我国每平方公里是135人,而世界平均是48人,大体上只有我国的三分之一,如果不计算西藏、新疆等地,我国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的五倍左右,而每亩耕地的负担人口数只有三倍(我们常说,我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这证明我国一般用地比耕地更为稀缺。只保护耕地而不保护其他用地是十分片面的口号。

  如果顺利的话,在未来的五十年里,中国也许可以完成人口的工业化过程,将现有的60%多农民中的绝大部分转变成为城市人口,把农民降低到人口总数的5%左右,这也就是一个长远的城镇化。在此过程中,城镇人口要增加两倍多,从现有的4亿多增加到13亿。无疑城市用地也会相应增加,而现有的保护耕地政策显然与城镇化相矛盾。究竟是保护耕地要紧还是城镇化要紧?肯定是城镇化更重要,因为粮食已经不是问题,完全没有必要死守住耕地面积。

  一块土地应该用于种粮食,还是盖厂房,修机场,作停车场,应该按照具体情况而定,绝没有道理说永远是种粮食有优先权。可是保护耕地的政策却把种粮食永远放在了优先地位,这对城市建设造成了巨大的障碍。每当占用耕地就要经过复杂的审批手续,大大地增加了建设成本,延长了工期,尤其值得关心的是用地的审批会造成贪污腐化的机会,当前很大一部分的贪污案件都和用地有关,这些贪污犯犯错误固然是因为不能洁身自好,但也与占用耕地的审批制度有关,好制度可以防止人贪污腐化,坏制度则造就贪污腐化,现在这种保护耕地的制度确实是害多利少,应该及早调整。

    一块土地应该用于种粮食,还是盖厂房,修机场,作停车场,应该按照具体情况而定,绝没有道理说永远是种粮食有优先权。可是保护耕地的政策却把种粮食永远放在了优先地位,这对城市建设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农村改革不能走“资本家带小农”的发展道路

李昌平

2007年7月3日

      1978-1988年的11年,是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蒸蒸日上的11年,也是农业、农村和农民推动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的11年;1988-2001年的14年,虽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14年,却是中西部绝大多数农村凋敝和农民生活艰难的14年。在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为什么会出现大范围、多人口、长时间经济凋敝和生活艰难呢?这是不能不反思的大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

“三农” 政策出现偏差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民和农民工政策是有失误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在教育、卫生、养老等方面的权利不仅没有随经济高速增长提升,反而下降了。最明显的指标是,90%以上的教育、卫生、养老等公共资源非农化,农村一度出现大面积读不起书、看不起病、连五保户都无人管的现象;农民作为中国改革的开路先锋,其政治权利不是上升了,而是下降了。90年代以来,从农村转移出来的近2亿农民工的绝大多数,至今不能在城市安居下来,也没有进入社会保障体系,更无任何政治权利。可以说;近30年经济连续高速增长,既是少数人资本原始积累和扩张的过程,也是广大农民和农民工为增长与繁荣付出代价的过程。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业政策是有失误的。1986年后,我国大宗农产品已经自给有余,增产不能增收,标志着我国农业进入“追求价格增长效益阶段”,农业发展策略的重点应该转向“资本密集十农民组织密集”。为此,小农只有组织起来,才能获得农产品议价、定价的权利,并在金融的支持下获得农业产业延伸的增值收益,才能获得“价格增长效益”。遗憾的是,90年代不仅没有发展出新农民组织和新的农村金融,失误的政策还导致既有农民组织逐步解体、既有金融体系走向崩溃。90年代以来,农业政策从四个方面摧毁了既有农民组织的经济基础。

    第一个是土地制度改革。1977年到1988年的土地制度对农民最有利,农民集体有权用土地发展乡村企业,农民不仅可以分享土地农用收益,也能分享土地非农用的绝大部分收益。1988年后,《土地管理法》出台,特别是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后,政府剥夺了农民组织将土地“农转非”的权利,并逐步弱化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土地制度朝着“国家所有十农户永佃”的方向演变,农民分享土地非农用(资本化)增值收益的权利基本丧失;2 00 0年前后,随着“三提五统”和“农业税附加” 的取消,农民组织分享土地农用收益的权利丧失,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名存实亡。

    第二个是经营体制改革。上世纪90年代,部门垄断又回来了,农药、种子、粮食专营和生猪定点屠宰,把80年代发展的乡村集体企业全部压垮。农民组织起来分享农业产业延伸(农产品加工、营销、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等等)收益的发展道路,被封死了。

    第三个是乡村企业的强制性改制运动。上世纪90年代,在中西部地区乡村企业不堪重负的时候,外资却在享受超国民待遇而大举进入沿海地区,且享受着1978-1988年“集体土地非农用”的特殊待遇。沉重的税负和不平等的竞争,给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雪上加霜的打击。主流对中西部乡村企业和农村经济凋敝的解读是“思想不解放” 和“管理落后”。在政府强力主导下,中西部农村进行了一场逼迫8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农民(组织)的“集体经济” 改制和解体运动。有钱有权的人,借政治性“改制”运动之势,大肆低价或无偿拿到农民组织的企业和自然资源,“改制”几乎成了“抢劫”农民组织经济基础的运动。笔者是亲身经历过这场运动的。改制了,就是思想解放。就有财政的产业化资金扶持和金融的信贷优惠;不改制,就是思想不解放,不仅无经济优惠政策,政治上也有压力。这样的“改制”,既违背了市场经济所有制平等和经济主体平等的原则,更违背了村民自治原则。

    实践已经证明,那些“思想不解放”,依然坚持集体经济的7000多个村子,现在都发展得很好,成了全国各地政府所树的新农村建设典范。

    第四个是农村金融体系的非农化改革。几大银行相继在上世纪90年代撤出农村,农村信用社也嫌贫爱富,改革的结果是将农民获得贷款的权利推向了市场,但又不许农民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开展合作金融。这样的政策,加剧了农民组织经济基础的解体。

    上述四板斧,导致了绝大多数既有农民组织的经济基础的全面瓦解,绝大多数的农民组织名存实亡了。90年代不仅大大消弱了农民组织的经济基础,还选择了扶持“资本家带小农”的发展策略,走上了扶持资本家剥夺小农的“菲律宾发展道路”。这就是90年代以来农村经济凋敝和农民生产生活困难的重要原因。

    “扶持资本家带小农”的农业现代化道路,50年前菲律宾就走过,菲律宾也因此由亚洲的典范国家,衰落成了亚洲的二三流国家。而日本、韩国、台湾用了100的时间,限制资本家下乡剥夺农民,扶持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始终坚持城乡协调发展,结果都超过了菲律宾。

    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政策是有失误的。90年代以来,政府集中经济发展的一切成果,用于大城市规划和建设,连公共教育和医疗资金也几乎全部集中于城市。还用极不平等的政策为城市发展而剥夺农村土地、水、气、油和劳动力等资源——只要农村的土地,不要失地农民;只要农民工的劳动力,不要农民工成为市民——城市变成了欧洲,农村却几乎到了“无河不断流,无水不污染”的地步。市场规则泛化,公共资源的配置也按照市场规则配置。好老师进城了,好医生进城了,并且一反80年代农村干部、教师、医生工资收入高于城市的政策,城市干部、教师、医生的工资反过来比农村干部、教师、医生高出许多。农村孩子读书要进城,农村人看病要进城,读书要择校费,看病要红包。孙立平惊呼:社会断裂了!

失误并未得到彻底反省

   2002年以来,中央政府将“三农”工作列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了“五个统筹”的科学、和谐发展思路,2005年对新农村建设进行了战略部署,使“三农”问题有了很大的缓解。但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失误并没有得到彻底反省,很多偏差还在继续,使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努力事倍功半:

   第一,小农面临大面积破产的风险。农业在1986年就进入“追求价格效益”的发展阶段了,但现在“追求产量增长效益”的农业政策依然占主导地位,“追求价格效益”的农业政策还没有进入决策层面;东北、新疆、东南沿海等地区的农业已经进入“追求市场(份额)效益”发展阶段,但其农业政策还没有进入思考的层面。增产减收、减产减收、稳产也难稳收的局面,还是农业发展的常态。

    最近几年,鼓励外资企业收购大豆加工企业和在沿海兴办农业园区的做法,实际上是将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国内市场和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国际市场,拱手让给外国企业和农业组织,这是非常危险的。连续几个一号文件表明,政府依然将增加农民收入的希望,寄托在“龙头企业”身上,对扶持资本家剥夺小农的政策缺乏反省,而类似东北豆农那样,小农面临大面积破产的风险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第二,防疫、水利等服务市场化方向依然。有关水利、防疫等服务,十几年来一直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改革。实践已经证明,农业服务的市场化道路会使小农更加弱势,必须扶持农民组织,走小农组织化自我服务之路。

    第三,政府“支农资金”依然是权力配置和官商勾结的“市场化招标”,强者受惠。“支农资金” 从中央到地方,绝大部分成为了部门和基层政府的“福利和预算外收入”。

    第四,农村治理的制度基础动摇。当下进行的“林权改革”和《物权法》草案,都存在否定“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强化“国家所有十农户长期承包”的倾向,这是对农民组织的破坏,也动摇了农村治理的制度基础。不少地方煤矿集体企业和森林等资产的经营体制改革,还在继续犯强制“私有化”的错误;村民自治制度名存实亡,村民自治组织正在逐步被乡镇政府“改造”为计划生育执行小组。

   第五,部门垄断经营回潮。生猪重新定点屠宰,农药、种子、化肥重新专营的政策是错误的,有进一步走向部门垄断经营的迹象;国家银行退出农村农业,农村信用社的农民主体性越来越不可及;准许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不许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搞合作金融,更是错误的;扶持西部生态脆弱的地方搞“开发式扶贫”,是错误的。因为这样的地方,人口再生产、经济再生产、生态再生产无法循环起来,开发的结果只能是更加脆弱和贫困的恶性循环。

回归“放活、扩权”

    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是改革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给农户和农民组织放权。给基层政府分权的过程,可以用“多予、少取、放活”六个字来概括。90年代的农村改革正好相反,“官商向前进”、“民商向后退”,“官权向前进’”、“民权向后退”。也可以用六个字概括:“不予、多取、管死”。毫无疑问,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思路应该向80年代回归。当然,不是简单地回到80年代,核心是“放活、扩权”。

    一是农业政策要以扶持农民“追求价格效益”为根本,以“技术密集十资金密集+组织密集”为策略,以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或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为着力点。金融、财政一税收等优惠政策向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倾斜,优先扶持农民组织发展农村社区土地金融、农产品加工营销、生产资料生产供应、区域性农产品和生产资料超市等等。

    二是土地政策要以归还土地所有权于农民集体为目标,废除征地制度。

    三是农民和农民工政策要以实现农民和农民工平等公民权力为目标。在乡镇一级逐步推行乡镇长和县以上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扩展农民和农民工参政议政和政治上的上升空间;以公共财政逐步同等覆盖农民和农民工为着力点,彻底消除身份歧视。

   四是农村政策要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为目标,逐步建立“城乡平等交换”的政策法规体系为基本策略;以新农村建设为着力点,实现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

   农业、农村经济和土地产权的收益,要留给农民和农村,保证6亿左右的农民在农村安居乐业;农民工的工资,可以保证其本人在城市生活有余。通过退出自己在农村的份额地权,可以在城市安居;城市和农村,平等发展,平等交换,平等享受公共财政。

发件人:<vicguang@126.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6-27 13:57:34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投稿 

国家外汇监管尤应关注外资大行的违法违规作为

刘 川

 2007-6-27日

      昨天,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已对2006年度检查发现的19家中资银行和10家外资银行违反相关外汇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行了处罚。2007年4月,该局又对东部10个省份主要的境内、外银行进行了第一阶段的审核。虽然,国家外汇管理局没有讲出处罚的金额,以展示其对违规经营外汇综合性业务的银行监管力度,但监管已经展开,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现,部分银行存在违规办理代客收结汇业务、违反外汇贷款相关规定,以及违反出口核销管理规定等现象。令一些境外投机性资金假借贸易或投资等渠道流入,甚至变相进入国内房地产与股票两大市场。 这正是一个非常要警惕的事情。

    从香港的经验来看,在经济增长周期内,或因政治因素引发的政策暗推作用,1990年代初,香港有10%的外资注入房地产与股市,至1995-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外资注入比例增长至20%。2007年6月29日从泰国暴发的汇率崩溃,引起亚洲金融风暴,波及香港,外资快速逃离,使香港成为金融重灾区,直至2003年期间,外资在港整体投资比例一直没有超过10%.香港房地产的三大组成部分,即住宅、写字楼、零售商铺的销售价格,分别从最高位下跌了66%、168%和98%,其中,写字楼的价格下跌,最清楚地反映了外来需求的减少。

    由于外资热钱是全球化的产物之一,它们可以随处游走,是目前各国金融监管中最大的难题之一。然而,也正因为其运作的全球性特征,也令外资的热钱钟情于变现率高的股市,而楼市保值与增值的效果,较其它不动产,如艺术品、古玩等,也相对容易变现得多,因此,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并在近两三年内快速拉高,人民币升值的时期,进入中国的房地产与股市,外资来分享中国高成长的成果,也将带来出逃带来的危机。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外资大银行,以各种汇兑方式,协助其高端客户抢占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或进入股市。在香港,由于找换店不受金融监管,又处于合法经营的法律环境中,尽管不少大银行有每日兑换2万港元等值人民币的要求,但也有知名大银行能为其高端客户,利用本银行在内地合法吸收人民币储蓄的便利,以及雄厚的资金与网络支持,在数分钟之内承兑每日180万美元的等值人民币,令外资以高端客户的面目,进入中国炒楼炒股。这一切,中国的外汇监管机构、银监会、证监会等机构,均难以核查。

    外资热钱的特点之一,是来无影,去无踪,但又因其资金庞大,通常不可能完全信赖大陆的地下钱庄和香港的找换店,与银行合作是它们的首选,特别是长期有合作关系的外资银行。在香港金融危机期间,香港的不少著名银行(如汇丰银行)与外资投行(如美国一些著名的大投行),借出港元货币与港元资产给美国的对冲基金攻击本地金融市场,包括股市、汇市、期市,进行三维的立体交叉偷袭,银行与热钱的紧密关系,心照不宣。这意味着知名银行与外资的合作,并非无迹可寻,只是要监管机构下足功夫,死盯不放,才有可能做到真正的监管到位,以正视听,达到维护中国政府与人民资产安全之目标。

    外资与外资银行,利用品牌效应兴风作浪,其效果更甚于一般的金融机构与金融组织,其成熟的金融运作手段与技术运用,更需要中国有更高超的监管模式与监管力量。

    我们不针对外资银行,但我们要关注它们的不法行为,并严惩不殆。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对中国股市大家有各种看法,看涨和看空似乎都各有道理,下面是段绍译先生发来的一家之言,供大家参考。段先生是属于实业派那一类人,可能不太喜欢过度投机,但中国有这么多剩余资金,要想不投机也难。]

发件人:"duanshaoyi" <duanshaoyi@163.com>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7-04 23:03:23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十七大和奥运会阻挡不了股市泡沫破灭 

十七大和奥运会挡不住股市泡沫破灭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 段绍译

2007年7月5日

QQ:18649090  Email:duanshaoyi@163.com

    5月29日以来,大部分“股评专家”几乎仍然在异口同声地说,“中国的股市还要牛下去”;6月4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说:“股民应对牛市有信心”; 6月26日,睿信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李振宁说:“暴跌不改牛市 ,年内可见5000点(论据:如果大家都有信心,不涨个停板我们绝对不卖)”;6月28日,中国光大银行上海不夜城支行行长周宏斌说:“现有利空消息并不影响牛市格局”。

    然而,与上述观点不相称的是:5月30日,A股市场暴跌;6月4日,上证综指开于3981.82点,收盘于3670.40点,跌330.34点,跌8.26%;深成指开于12393.25点,收盘于11468.46点,跌7.76%;6月29日,上证综指开于3914.20点,收盘于3,820.70点,跌93.50点,跌2.39%;深成指开于12882.18点,收盘于12546.45点,跌2.61%。不少个股的股价水平已经达到了沪市大盘处于3000点时的水平。

    我与以上专家观点不同的是:股市已非常危险,我预言“上证综指”很快会跌破3500点,年内极端情况会跌破3000点(如果新股上市将是另外一回事),很多股票的市值将在年内再缩水30—50%! 

    我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判断呢?

    一、股市的持续上涨主要是因为以下几点原因引起:

    1、2004年以前连续的股市低迷,使很多股票的股价远远低于当时上市公司的实际价值,这种价格的严重偏离使股价反弹成为必然;

    2、老百姓投资渠道太少,上市公司成为投资的稀缺资源。中国股市的优质上市资源先是由于担心国资流失而不让上市,后来又争先恐后地到海外上市了,使得本土股民无缘分享国民经济的增长成果,这使本来稀缺的上市公司资源更加稀缺;

    3、2005年-2006年股市的持续上涨对大量普通老百姓产生了巨大的诱惑,使大量对股市一无所知的股民将大量现金(有卖房子的,有借高利贷的)投入股市,加剧了今年的股市泡沫(有些人在买股票时甚至问:“股票可以退钱的吗?买股票算不算利息的?”);

    4、我认为本来“上证综指”上涨到3500点左右就不应该再涨了,但很多股民因迷信“奥运会和‘十七大’”而对当前面临的股市泡沫视而不见; 

    5、中国“非理性股票市场的巨大惯性和预期”也为股价的飙升推波助澜。

    二、我既然知道了股市持续上涨产生巨大泡沫的原因,我就有理由作出股市大跌的科学预测了。因为: 

    报载:“200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净利润总和约为4000亿元,而2006年中国所有流通股股民向国家交的印花税及向交易所交的佣金之和为4000多亿元。”流通股股民从上市公司得到的红利远远不够支付交易费用。 

    而股民的总利润=上市公司的总利润(含未来预期利润的贴现值)-向国家交的印花税及向交易所交的佣金。也就是说,2006年上市公司的总利润已经全部转化为印花税和佣金了。那么2006年股票牛市的红利从哪里来的呢?

    我的结论是:“在上市公司无法为股民提供任何利润的前提下,2006年股票牛市的红利必将等于2007年以后股票熊市的亏损抵减未来预期净利润的贴现值,中国当前的股市相当于一个最大的赌场,真正的赢家是政府和证券交易所”。

    “你之所以完全不管某件艺术品的真实价值,即使它一文不值,也愿意花高价买下,是因为你预期会有更大的笨蛋花更高的价格从你手中买走它。”——这就是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博傻理论(Theory of Greater Fool)。在这场“全民炒股、万众向基”的运动里,在暴富神话的诱惑下,今天的股市已是真正的“博傻”,今天还在往股市冲的人就是认为自己傻没有关系,反正还有比自己更傻的人会来接最后一棒的。

    今年5月30日提高印花税率后,股票的交易成本=(印花税+手续费)×2(双向收费)=(0.3%+0.2%)×2=1%,如果按照每天3000亿元的交易额计算,一年的交易成本就是7230亿元。按比较乐观的估计,2007年,我国上市公司的总利润约为5040亿元左右,远远不及交易费用。只需要每天2000亿元的交易量,交易费用就可以把这些利润耗光!所以我说今天的股市已属于纯粹投机的场所!不要以为我在危言耸听,以此下去股市市值很快缩水已成必然,股市崩盘正在向我们走来。

    根据2007年6月23日的收盘价,S前锋的帐面净资产为2.574亿元,股票市值为79.596亿元,股票溢价为30.92倍;苏宁电器的帐面净资产为32.832亿元, 股票市值为717.55亿元,股票溢价为21.86倍;茅台的帐面净资产为58.245亿元,股票市值为1140.635亿元, 股票溢价为19.58倍;中国人寿的帐面净资产为1273.50亿元,股票市值为12307.67亿元,股票溢价为9.66倍;中国平安的帐面净资产为879.06亿元,股票市值为5497.065亿元,股票溢价为6.25倍。

    股票的合理价格由上市公司的每股净资产、现实收益水平和预期的收益水平决定。根据各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及2007年6月23日的收盘价显示,S前锋的帐面每股净资产为1.398元,去年每股收益为-0.1元,每股市价为40.20元;苏宁电器的帐面每股净资产为4.55元, 去年每股收益为1元,每股市价为49.83元;茅台的帐面每股净资产为6.17元, 去年每股收益为1.59元,每股市价为120.83元;中国人寿的每股帐面净资产为4.52元, 去年每股收益为0.34元,每股市价为43.49元;中国平安的每股帐面净资产为11.97元, 去年每股收益为0.97元,每股市价为74.79元。可见,即使国家免收印花税,交易所免收手续费,以上5种股票去年的每股收益率(按6月23日收盘价计算)平均为1.15%,所以,要想把投资的本钱赚回来,投资这些企业至少要87年。不知各位股民为了真正的收回投资的成本能否可以耐心等待87年漫长的时间。当然,绝大多数股民没有这样的耐心,他们都在等待一个更傻的人来接棒,但谁又能保证自己就不是最傻的一个接棒手呢?

   我认为这么多股评专家和经济学家作出本文开头的这种奇怪“股评”的原因是:

    1、对中国当前股民的非理性没有作出正确的预期;

    2、不排除有的“股评专家”和经济学家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发布违心的“股评”,以便使大量的小股民慢点跑,同时让利益相关者快点跑;

    3、不排除有的“机构投资者”的代言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发布虚假股评,以便让中小投资者尽可能慢点跑,并骗更多的新股民进场,以便相关的利益机构乘机脱逃。

    在现行融资本位的体制下,股市本来就在一定程度上是大股东靠新股发行溢价圈钱;大资金靠一二级市场价差牟利;而在全流通条件下,由于流通溢价成了大股东也可以共享的利益,大股东和大资金找到了利益共同点,股价非理性溢价也就有了更大的动力;业绩的虚增成倍地推高了股价,股价的上涨又为业绩的预期增长提供了合理推理的依据,并反过来再刺激了预支业绩预期的股价透支。 

    众所周知:不理性的投资无异于赌博!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基本常识,却反被某些传销大师用作鼓动并号召股民大胆投机、疯狂炒作的一个借口。

    还有很多股评家说,明年就要开“十七大”了, 2008年奥运会闭幕前股市不会跌!这是一瓶麻醉股民的安眠药,它让股民自欺欺人、望梅止渴。“只要2008年奥运会不到,股市绝对不倒,股民可以放心疯狂、放心入市”!这是什么逻辑呢?

    还有股评家说:“我们要作的就是在什么地方跌倒,还是在什么地方爬起来,牛市的大方向我决不相信有问题,临时套一段时间也没什么”。

    睿信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李振宁先生说:“如果大家都有信心,不涨个停板我们绝对不卖”那么“暴跌不改牛市 ,年内可见5000点”。按照这个逻辑,如果农民也将粮食定价10元/kg,低于这个价就不卖,三农问题就自然解决了。

   我认为支撑牛市的条件主要是:1、上市公司现实的良好业绩;2、上市公司良好的发展前景;3、上市公司良好的治理结构;3、国家规范科学的监管;4、更低的交易费用;5、民营上市企业居主导地位。

   如果离开了上述五个条件,不管是“十七大”而是“奥运会”,都阻挡不了股市泡沫的破灭。

    最后,我想提醒看到了我这篇文章的广大股民:在现行泡沫膨胀时期,大部分企业的市值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泡沫,目前虽然有好企业,但几乎没有好股票。今年内上证综指将极有可能跌破3000点,你们该怎样处理手中的股票呢?请理性对待!

     (本文观点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想得到更多的理财知识,请点击http://www.gdsyw.cn, Email: duanshaoyi@163.com QQ:18649090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柳东路怡水园2号楼601室,电话:13707388888 传真:010-62132181 邮编:100089 。 段绍译 13707388888。)

 

中国的税负果真“属国际较低水平”吗?

杨光

2007年7月3日

著名的《福布斯》杂志在2007年“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上将中国列为亚洲第一、全球第三(仅次于法国、比利时)。而中国官方一向对这项排名嗤之以鼻,2005年当中国被排到全球第二时就曾予以严厉驳斥,认为其“娱乐性多于科学性”。国家税务总局的观点是:“中国税负属国际较低水平”。计统司司长舒启明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工业化国家包含社会保障税的宏观税负,比中国同期宏观税负水平高出一倍多。发展中国家包含社会保障税的宏观税负,也比中国2005年的宏观税负水平高出6至9个百分点。”

一个是“税负痛苦指数”,另一个是“宏观税负水平”;一个是“全球第三”,另一个是“国际较低”。这两个判断是如此的大相径庭,那么,中国的税负究竟是高还是低?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税负的高低才能比较合理、比较“科学”(至少“科学性多于娱乐性)呢?

从某种程度上讲,《福布斯》的指数设计确有简单化之嫌。所谓“税负痛苦指数”,是由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雇主社保金、雇员社保金、消费税(增值税)、财产税等六个税种的法定最高税率加总而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29个税种、各税种的税率级次众多、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又不尽相符、而且一方面存在着普遍的偷漏税现象、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巨额的税外财政收入的国家,简单化的“税负痛苦指数”诚然难以全面反映中国公民实际税负的真实状况。

中国官方所青睐的另一个指标是“宏观税负水平”,即国内生产总值的税收负担率(税收总额占GDP的比例),它是国际上较为通行的衡量税收高低的标准之一。按照官方的统计数据,中国的宏观税负从1997年的11%一路增长,到2006年也才达到了18%,若将社保基金包含在内,2006年也不过20%。与发达国家30~40%、发展中国家15%~30%的宏观税负水平相比,说中国“属国际较低水平”也还算说得过去。

然而,中国官方与《福布斯》的结论尽管大相径庭,但它们却犯了一个相同的错误。《福布斯》只计算了几个主要税种的名义税率,而中国官方也只计算了小口径下的名义税收。二者的错误均在重名不重实。他们似乎都忘记了目前的中国税负名实不符,离依法治税、依率征收的法治目标还相差甚远,名义税率与名义税收远远不能反映中国税负的真情实景。若以错误的严重性而论,中国官方的错误则更要严重得多。因为《福布斯》的“税负痛苦指数”尽管不够“科学”和严谨,但作为一个国际横向比较的粗放模型,只撷取若干个有代表意义的税种、税率为样本,这种设计对大多数国家还是适用的,虽说简单化,亦不为大过;而中国官方所采用的“宏观税负水平”指标尽管貌似很严格、很“科学”,但他们却有意无意地漏算了至少与正式税收不相上下的政府非税收入,最后得出了一个与常识完全相背、与中国公民的真实感受完全相反的错误结论,这就错得比较离谱了。恐怕不仅是“科学性”荡然无存,甚至连“娱乐性”也都谈不上了。

众所周知,中国的特殊国情之一是政府收入来源极其复杂,除了有29种正税之外,各种收费、罚款、集资、摊派、创收的名目更数以万计,不仅收入的种类繁多,而且数目也相当惊人。“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收入来源已经趋于规范化,但是,中国所谓的“分税制”其实是一种事实上的税收集权体制,中央政府将广税基、高税率、易征收的优质税种留为己用,地方政府享有的税权有限且与事权极不匹配、合法税源严重不足,地方政府只好自我扩权,这就形成了中央收税、地方收费的怪异局面。地方政府竞相走上了一条公务执法有偿化、公共服务商业化、政府行为货币化的不归之路。市级政府靠征地卖地、变卖公产大肆敛财,县乡政府则多以乱收费、乱罚款、乱创收为主要的收入来源,这在中国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这些不具税收之名却有税收之实的地方政府收入既是财政收入必不可少的来源,也是中国公民无可回避的缴纳负担,在这一点上,它们与正式的税收并没有什么两样。

据学者们估计,中国的各种制度内收费如卖地、卖公共资源、卖经营特许权、卖行政审批权、卖优惠政策、卖执照牌照之类,占到GDP的10—15%之间。以2000年为例,当年的全国税收收入为12660亿元,而可以统计到的制度内收费为13655亿元,比正式税收还多出了8%。另外,估计各种制度外的收费——如纳入各公务部门“小金库”管理的、由极少数官员私人掌控的非法罚款、非法创收的收入也在GDP的5%以上。这两项合计占到了GDP的15—20%,至少已与名义上的税收不相上下。这是依照抽样调查与国情常识所作出的估计。而那些非税收入天然具有远离法治、极不规范、更加随意、更加隐蔽、更不透明、难于约束、难于监管、难以统计的特征,至于其真实准确的数据,则是谁也说不清楚的。在没有有效制约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权力部门必然将发挥其超强的征收能力至极致,以达到政府收入、部门“小金库”收入、官僚队伍个人收入的最大化。如果我们要问各种非税收入的综合税率究竟有多高,恐怕那是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各地政府在进行征收的时候,实际上是有收则收、能收尽收,只以不惹怒中央、不激起民变为征收的限度。

学术界普遍认为,以税收收入与非税收的预算外、制度外收入1:1的比例估算,中国的实际宏观税收负担便上蹿到30-35%。而发达国家的平均税负水平约为36%左右,与中国同等收入国家的平均税负水平约20%,再扣除掉社会保险税约10%,那么,中国的实际宏观税负水平就不仅要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甚至比美国、日本的税负水平还要更高一些,俨然与欧洲高福利国家不相伯仲。如此看来,《福布斯》的“税负痛苦指数”也算是歪打正着了,那一顶亚洲第一、全球第三的桂冠对中国来说还是挺合适的。

前面我们只谈到了实际税负的高低,而若要论“税负痛苦”的话,显然,中国纳税人的痛苦将要远大于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公民。与他们的高税收、高福利相比,中国的高税负是与低工资、低福利、高学费、高房价、高医疗费同时并存的。中国巨大的税收与非税收收入几乎被完全用于与社会福利无关的地方,无情地被急剧膨胀的官僚机构和超速上涨的行政经费所吞噬,没落于无声、消化于无形。

从1994年以来,中国的财政收入呈现出“超常规高速增长”的格局,比GDP增长几乎快一倍以上,增速接近或超过20%,GDP的边际税率高达20%~40%。政府当然对此感到极度欣喜,并没有多少人对这种“超常规增长”的格局提出过有力的疑问。可见,人们也许是真的相信“中国税负属国际较低水平”,正急不可待地要通过税收大跃进的方式以便“与国际接轨”。

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奉行一种实质上的加税政策。这一政策并不以大量开征新税种或大幅度提高税率为主要特征,而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因为中国是一个较高的税率、较落后的征管技术与普遍的偷漏税并存不悖的国家,这意味着,只要大张旗鼓地加强征收、加强稽查、加大处罚,便可以立即收到实质加税之实际功效;第二,在税收超常规增长的同时,地方政府、公务部门对于收费、罚款、创收的热情却丝毫未减,凡行政必收费、凡执法必罚款的状况在各地愈演愈烈;第三,各地所热衷的产业政策、招商引资政策均以是否有利于增创税收为其绝对的、主要的依据,只要是增值税、所得税的纳税大户,在资源、环保、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即使造成了重大的损害,政府也都可以睁一眼闭一眼不闻不问;第四,对涉及政府收入的一切改革,各级政府均预先设定以只增不减为其必须确保的改革前提,这导致一些势在必行的改革因有可能妨碍政府增收而拖延或搁浅(如生产型增值税改消费型增值税、费改税等等),而凡是有利于政府增收的中央政策或“土政策”与此相反,它们都能够几乎无阻碍地轻易出台。以上几个方面,便构成了实质上的加税政策。

面对税费总额超常规猛增的现实格局,如果还有人非要坚持“中国税负属国际较低水平”不可的话,这个荒唐的结论大概只有在以下两种意义上才能够成立:一是正式的、规范的、有立法依据的税收负担,相对于全部税负来说,尤其是相对于那些不正式、不规范、无立法依据的税负来说,是确实偏低的,也是在国际上极为罕见的;二是对于占中国人口极少数的某一些官员、富人来说,相对于他们较高的收入水平、财富状况、纳税能力来说,他们所承担的税负可能也确实是有些偏低的,“属国际较低水平”大概没什么问题。除此之外,恐怕我们再也没有其他的理由认为中国的纳税人比任何其他国家的纳税人更轻松、更闲适、更幸福。

除了很高的税负之外,税负分配不公的问题在中国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税制偏重于间接税、流转税,表面上似乎都是企业在纳税,个人很少与税务局打交道,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的税收都加在了消费品的价格上,由普通公民以消费者的身份来最终承担。即使是个人所得税这样的直接税,也仍以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为纳税主体。而各级政府所推出的那些税收优惠政策却又只能惠及部分企业,无从惠及消费者和普通公民。综合起来,这也就是说,中国的税费参与一次分配过多而参与再分配太少,实际税负的个人分配状况与人们的纳税能力关系不大,而与生活必需品的正常消费却关系紧密。那么,从总体上说,中国税负相对于收入、财富而言是明显累退的,穷人、弱势阶层承担的税负相对于其收入的比例是太高了。

约翰•穆勒说:“政府的利益在于课以重税,共同体的利益在于尽量少纳税,少到只能维持政府的必要开支。”而如果没有民主宪政的制约,政府人事规模的膨胀、行政开支的扩张其实是一个无底洞,无论收多少税费,也永远都是不够用的。所以,中国税负的合理化与公平化,其最终的症结也就不仅仅是一个税费结构优化或税率优化的问题。

一个所谓中产阶级精英关于山西黑窑事件的思考和忏悔

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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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包产到户把农民重新打回成一盘散沙的时候, 为今日之事埋下了一粒种子.当工人罢工的权力静悄悄的从82年宪法中消失的时候, 也为今日之事埋下了一粒种子.当八十年代”精英治厂”,”精英治国”的口号铺天盖地的时候, 也为今日之事埋下了一粒种子.

    当老左派们因为反对资本家入党而被全面封杀话语权的时候, 也为今日之事埋下了一粒种子.(当初我只觉得这帮人言语无味在重复无聊的老八股. 只有在看到包身工甚至奴工伴随着所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卷土重来的时候, 我才明白无知的是我. 这些经历了旧社会的老人们,也有他们的道理—至今我读他们的文章也还需要捏着鼻子耐着性子忍受那些我依然本能反感的语言,但我不得不承认, 当初的我比他们错得更离谱, 所以, 在他们党八股的文字后面, 有值得我学习和思考的地方). 

    当国有企业大规模减员增效, 我们中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在媒体上肆无忌惮的叫嚣”为了接轨不惜牺牲三千万老工人”的时候, 也为今日之事埋下了一粒种子.

    当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中国所谓的新兴中产阶级, 精英阶层, 受过高等教育的一群--或者策划着这种种改革, 或者推波助澜大声叫好, 或者一无所知而又兴高采烈的享受着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种种好处. 

    两三年前一位国内的学者在私下谈话里说”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政策基本是失败的:前十年是释放积累, 后十几年是剥削弱势群体.” 我吃惊之余不很理解. 是的, 由于做农村助学的义工以及一直关注环境问题, 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农村教育医疗大面积崩溃, 知道许多地方污染之严重, 但那时我还以为这些都只是简单的分配问题, 怎么能说这么多年发展失败? 毕竟, 北京上海深圳直追伦敦纽约, 是谁都看得见的. 我们这群人的收入以及消费水平的增长更不必说了—中国私家车增长的速度, 连美国人都在惊叹. 

    可是, 当我看到越来越多因为撤点并校失学孩子们渴望的眼睛, 当我接触到由于拿不到应得的工资节俭到一年只用十度电的退休工人们, 我一次又一次回想起这位学者的话. 最后, 了解到许多宏观数据和现象后, 我不得不承认: 他基本上说对了. 这个大论断的全面论证, 不是这篇小文可以容纳的, 简单说两三点. 

    1. 从深圳特区建立,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 广东省上交国家财政的,只占该省GDP的0.4%--没有任何一个政府, 可以依靠如此低的税收运转. 与此同时, 在许多东三省的老国企里, 国家征税高达80%以上. 原来, 改革开放的火车头, 是靠着拆东墙补西墙的游戏才如此风光. 东三省重工业体系全面破产最大的原因, 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罗列的国企的种种原罪(比如工人有了铁饭碗就犯懒之类), 而是国家政策的杀鸡取卵—哪怕是微软, 恐怕也经不起长达十余年的如此高征税. 

    2. 最近评出的中国新四大发明(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复方蒿甲醚”),全部都是76年以前完成的. 

    3. 中国经济,尤其是高端,越来越被外资控制. 2002年, 外资企业的产品占了中国企业出口总额的55%. 现在已经增长到60%.根据中国政府对高科技产业的统计(制药,航空器,电子,电子通讯,电脑和医疗设施等行业),外资公司在1998至2002 年的出口额从74%提高至85%.但也许更令人瞩目的是,同一时期他们的高科技产品在中国国内市场的销售额从32%提高至45%. (更多的数据和分析, 请看GEORGE J.GILBOY 文章 “中国奇迹背后的神话”). 

    在这样的宏观事实面前, 中国经济的维持,越来越需要农民工,甚至被绑架的孩子和残疾人,拼血汗甚至拼性命,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我们中的一些人, 也许有着国内或者国外名校的学位,是某方面的专家, 所以我们自认为是真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山西的黑窑主不同, 心安理得的享受着我们越来越和国际接轨的收入和消费, 认为这是我们的才智和能力换来的. 

    可是, 请看一看想一想上面的2和3, 作为一个整体—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一群, 无论是科技上的自主创新,还是国际国内市场竞争, 我们过去二十几年的成绩是不及格! 作为整体, 我们收入的增长, 不是因为真正的贡献, 不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所谓先进生产力, 而是因为我们在越来越不公平的分配格局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既得利益集团不只是官商勾结的黑心老板, 官员们, 也包括我们. 尤其是我们的学位以及由此而来的优势地位,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占据了越来越多的资源—比如教育经费向城市以及高等教育倾斜集中, 过去二十几年越来越变本加厉. 可是,对于向我们提供了这些资源的中国老百姓, 我们的回报是什么? 甚至不要说回报,我们对他们有最基本的关注吗?

    黑窑事件的揭发,和大多数人不同,我没有震惊,而是欣慰—这个存在多年的问题,终于揭出来了. 我所知最早的个案,是在十年以前.一个朋友的家里(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有一个已成年的唐氏痴呆儿,在九十年代早期走失,家里多方寻找及悬赏近一年后找到, 被卖到北方某省私人小煤窑里做苦力. 后来再次走失, 至今没有找到. 拜胡温新政建立和谐社会之福, 这个存在了十多年的不和谐终于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只希望, 大家在批判愤怒的同时, 冷静一点—这个问题已经存在相当久了, 能如此大规模揭发出来是好事,是进步. 非理性的谩骂, 只会给那些推动这件事终于见报的人们过分的压力, 不利于更多类似事件的见光. 言论自由, 意味着承担责任. 

    让我真正震惊心痛的是我们太多人来得太晚的震惊心痛. 你也许不知道黑窑的个例, 但广州火车站治安之混乱, 黑帮之盛行,80年代末就已经不是新闻了. 山西黑窑的问题, 和广州火车站的问题, 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我们冷漠, 我们无动于衷, 我们中有些人甚至引经据典在报刊杂志电视上大讲”这是发展必须经过的阵痛”.只因为我们不需要在那种地方讨生活; 哪怕不得不在那种地方经过的时候, 不象许多第一次坐火车出家门打工的半大农村孩子,我们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终于, 几乎二十年后, 我们震惊了,我们愤怒了, 因为我们突然发现, 底层的苦难,也可以蔓延到我们身上—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被绑架去做奴工的可能. 这,就是对我们将近二十年冷漠的惩罚! 我们现在的震惊和愤怒, 多少有一点天真得可耻的味道. 我们的冷漠和无知,没有借口. 

    同样让我震惊心痛的,是我们中许多人面对”怎么办”这个问题的反应: 许多正在留学或者已经移民的,说着“幸亏已经出来了。再也不会回去了。探亲的时候多小心一点。” 许多还在国内的, 叹息着“这个国家不能住了,努力移民吧。” 说真话, 这些毫无责任感的所谓精英们走了也没有什么好可惜的(恐怕还是值得庆幸的), 说的粗俗一点, 当个屁放了就是了。 可是,我们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集举国之力教育出了这样的一群“精英”。现在积累了这么多问题, 我们首先想到的,居然是一走了之。 至今,哪怕是有些有了一定程度反思的学者, 也还坚持着“是九十年代走歪了”,仍然怀念着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新启蒙的黄金时代。可是, 农村教育医疗的倒退,八十年代就已经有苗头了;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开始忽悠老百姓”精英治厂”,”精英治国” ――那么,如今大多数人没有话语权,很奇怪吗?也许,我们心之念之的新启蒙时代,对底层老百姓来讲,就已经是反启蒙时代的开端;也许,真正需要被启蒙的,是我们这一群。 

    远不止于冷漠无知没有责任感, 我们中还有不少人积极参与甚至主动策划了对来自底层声音的封杀. 那位一句” 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政策基本是失败的”惊醒了我的学者, 是我们之中有良心而且觉悟得早的, 但至今他只能在文章中对这种观点有所暗示. 如果明白写出来, 在今天的中国, 不必任何政府官员说一句话, 甚至哪怕有政府官员出来说他批评得对, 只怕学术界和媒体也会自发自动对他全面围攻和封杀—因为这种观点太不符合主流学术精英和媒体精英们的利益了. 这是有前车之鉴的. 几年前”读书”杂志发表高默波”高家村”一书的序言就引发了一场大风波. 这位出身江西农村的学者,至今父母兄弟姐妹也还是农民或者农民工. 他在这本书里描述了他生于斯长于斯的高家村从49年到今天的历史. 在序言中,他以详细的事实和数据, 描述了八十年代初高家村教育,医疗以及公共生活大规模的倒退, 并做出了发人深省的分析和反思. 

    南方某著名报业集团为此组织大量学者全面围剿. 但是这些人都不能够反驳高默波提出的铁的数据和事实, 于是该报业集团找到中宣部, 一顶为文革翻案的大帽子扣下来, 一纸不争论的禁令, 全盘封杀高默波一方的声音. 恐怕是同样的原因, 高家村一书尽管被不止一位海外中国专家誉为现代中国最好的村庄史, 但中文版至今还没有出版. 我们中许多人念叨了很久的自由主义教条”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在高默波让许多人不太舒服的真话面前是如此的虚伪和不堪一击. 顺便说一下, 该报业集团, 在我们许多知识分子心目中还是以敢讲真话, 敢批评政府为民众鸣不平出名的. 在”高家村”事件后, 我不得不怀疑,这些批评,有多少是真正关心社会不平希望推动改善,又有多少是为了发行量, 同时把责任一股脑儿推到某一方(通常是政府, 或者是所谓低素质的民众), 洗白媒体精英们本身也是既得利益集团一部分的事实. 

    更不必说造成今日中国社会道德沦丧,我们这些读书人所掌握的媒体所起的推波助澜以及催化作用. 二十多年了, 我们一直都在宣传: 无论白猫黑猫, 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管他好人坏人, 能挣到钱就是高人. 步鑫生,牟其中这些改革开放时代曾经的典型,最后挣钱都挣到监狱里去了,恐怕也不是偶然. 同时, 直到今天, 许多媒体还在孜孜不倦的用显微镜,放大镜甚至莫须有的”事实”解构着从雷锋到董存瑞这些从前的典型.不把这些居然会考虑大我的傻子们都解构了, 怎么能够显示我们中大多数人为自己打小算盘,缺乏社会责任感的正当性? 认真想一想, 我们和黑窑主区别不过是: 我们有文凭,有话语权,所以我们凭着这些抢占了优势分配地位; 黑窑主有权力,有暴力, 所以他凭着这些也抢占了优势分配地位. 这完全是我们当中的经济学家们这些年来一直推行的经济人理论以及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践. 如此高深的理论, 我们都推广实践到村一级了, 绝对应该得诺贝尔经济学普及奖.我们这些会摇笔杆子从而掌握了话语权的人其实这么多年一直在播种, 浇水, 上肥. 终于, 我们种下的自私之种子, 开出了黑窑这灿烂的恶之花. 

      所以, 在我们用手电筒照别人的同时(人贩子, 黑窑主, 当地官员等等), 也拷问一下自己的良知.在过去二十几年里, 我们是同谋(甚至主谋), 我们是帮凶, 至少, 我们同样分享了底层的血汗而没有给他们应该的关注. 直到今天,当血淋淋的黑窑摆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中许多人能够想到的也只是逃离。 有什么样的精英,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口口声声说了将近三十年中国人素质低, 今天我们应该想想究竟是什么人素质低: 素质低的, 恐怕不是中国人的大多数—那些胓手胓足劳作,在过去二十几年撑起了所谓中国经济奇迹的普通工人和农民, 而是我们这群多读了几本书就自以为了不起的所谓知识分子,所谓精英,所谓新兴中产阶级.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二十几年了, 我们脱离中国的底层和现实, 推动欢呼着与国际接轨—政府也响应我们的推动一直为此努力甚至不惜以牺牲底层为代价,终于,我们接回了一大堆鬼. 今夜,是我们忏悔反思并试图承担责任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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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zhai" <zggjzyz2002@hot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7-06-25 15:31:4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新法家传真: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主张反腐当用重典(重其轻者),并依靠全民监督

反腐当用重典,并依靠群众监督

新法家传真

    6月23日上午,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在渝作党风廉政建设形势报告会,市委书记汪洋主持报告会,市委、市政府干部和各部门负责人以及主城9区领导等千余人参加了报告会。

    会上,刘锡荣用全国和重庆的实例,阐释了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去年的贪污受贿等腐败案件中,70%%的案件所涉及的贿赂是由官员家眷甚至情妇收受”、“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上,巡视组应学海瑞莫当和珅”……

    我们发现,中纪委的高官已经注意到西方部门监督体制的局限性,用刘锡荣的话说就是:“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

    刘锡荣还提到群众举报和舆论监督是防治腐败的重要途径,要学习新加坡用重典,让腐败渎职者的下场很惨等等;历史有时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从清末具体处理刑讼的师爷到今天的中纪委高官,关键时刻,中国古典政治学的基本原则总会从他们灵魂深处突显出来。

    当然,刘锡荣甚至不会像清末著名师爷汪辉祖那样理解法家“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的真正意义,也不会理解“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的灾难性结果(引文自《商君书·开塞第七》),他所说的重典还是舶来的“新加坡经验”,全民监督也还停留在儒家“道德号召”阶段——东方启蒙之路尚远,复兴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又是当世所急需,诸同志勉哉!

反腐倡廉:巡视组要学海瑞莫当和珅

 “我到一个地方去考察,当地主要官员说,自己太忙了,抓经济都忙不过来,党风廉政的事情,就交办下面的人去办了。”刘锡荣说,这种观念是非常错误的。

  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上,当地一把手,即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刘锡荣说,一把手要抓好党风廉政工作,首先自己就要过得硬。“上海的陈良宇事件就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一些地方,过去省部级官员从未出现过问题。但一旦出了问题,一样要法办。一把手自己不正,焉能正人?”

  目前,对官员的监督存在哪些问题?刘锡荣总结为:“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

  刘锡荣说,中央在十六大之后,启动了巡视组的工作,巡查地方官员的廉洁等工作问题。“今后各种巡视组可能交叉巡视,让违规违法行为难逃法眼。”刘锡荣说。

  在中国古代,中央政府监督地方政府是否腐败,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派出巡抚等官员下地方明查暗访。“巡抚的素质很重要。如果巡抚是海瑞,下面的人自然不敢造次,但如果是和珅,那就很难确保地方政府的清廉了。”

腐败案件:山西黑窑事件是官员失职

 “群众举报和舆论监督,都是防治腐败的重要途径。”刘锡荣说,去年查处的渎职腐败案件中,有46.2%%是群众举报后查处的。

  关于媒体在党风廉政工作中的作用,刘锡荣举例说:“最近的山西黑砖窑事件,就是媒体曝光后揭露出来的问题。如此恶劣的事件,当地政府居然不闻不问,让其存在了这么久,可见当地政府官员的失职。”刘锡荣说,群众、媒体监督官员、政府,这条路子一定要畅通,才能避免问题被捂在盖子里。

  “去年的贪污受贿等腐败案件中,70%%的案件所涉及的贿赂,是由官员的老婆、孩子,甚至情妇收受的。”刘锡荣说。

  “欲送之礼,何患无辞。”刘锡荣说,婚丧嫁娶孩子生日都是送礼的理由,“领导干部的‘后院’,是值得重视的反腐阵地。”官员如何预防“后院起火”?刘锡荣介绍了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经验:下属、同事要谈工作上的事情,不能到俞正声家里谈,只能在办公室谈,让送礼的人“不好操作”。刘锡荣介绍,去年全国查处的省部级官员中,有7人移交司法机关,其中6人有生活作风问题。

  刘锡荣,干部的生活,需要安静、清静、平静。那些一到晚上,或逢年过节,家中就热闹的官员,值得重点“关注”。

双规效果虽好纪检部门不能滥用

  刘锡荣昨天说,我国现行的双规制度,仍然有很好的实际作用。“很多不法官员害怕双规,而且,双规也能促使不法官员交待案情。”

  “不过,双规不能滥用。比如说,如果有官员欠了500块钱,就被双规,就不合适。”刘锡荣说,而且更不能把双规用杂了、用滥了,纪检部门不能因为双规的工作效果好,就忽视了其他纪检工作手段。

  “纪检工作还需要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刘锡荣说,新加坡的纪检部门办案直接,而且用重典,腐败渎职者的下场很惨,这值得借鉴。

   (作为独立的民间学术团体,新法家的长期健康发展需要您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与帮助!!!新法家网站:http://www.xinfajia.net;新法家邮箱:xinfajia@xinfajia.net MSN:zggjzyz2002@hotmail.com ;Skype:alexzhai5;电话:13683537539、13801309232。)

 

发件人:"公盟" <gongmeng@gongmeng.cn> 收件人: "吕良彪" <libnc@sina.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7-06-29 20:59:18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公盟评论2007年第十七期(总第三十四期)

政府财政汲取的增长势头值得警惕

公盟评论2007年第十七期(总第三十四期)

公盟研究员 李英强

2007.6.28

     据《中华工商时报》2007年6月26日报道,深圳市1-5月房产税收达到49.84亿元,全年预计超过100亿元。房价涨幅同样可观的北京,据《北京晚报》报道,2007年一季度北京房地产业完成税收65.4亿元,同比增收13.1亿元。

    2005年以来政府以“控制房价”的名义出台的多项税收政策,在房价一路猛涨的情况下,如今在税收上结出了“累累硕果”。

今年财政收入可能突破5万亿

     房地产税收只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方面,财政收入的迅猛增长是近年来的一个趋势。2003年财政收入为21715.25亿,2004年增长到26396.47亿,2005年达到31649.29亿,每年增收约5000亿;2006年则更增收了7000亿,总额达到3.9万亿,在2003年的基础上增长了80%。

    由于去年以来若干税收政策的出台,今年的财政收入很可能会突破5万亿。

    新车船税出台以后,各地涨幅不太相同,以小轿车为例,北京从200元涨到480元,广东从240元涨到420元。以平均每辆增收200元来计算,仅仅从这一块,全国2000万辆小轿车就能多收40亿。

    股市的印花税从千分之一调整到千分之三,据证券行业专家估计,若股市成交量保持日均3000亿元,则每年可为财政增加3000亿的收入。

    仅仅从以上看来,2007年财政收入进一步猛涨是毫无疑问的。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今年1-5月全国财政收入21723.53亿元,同比增加5092.57亿元,增长30.6%。如果用这5个月的税收作基数计算月平均数,则今年的财政总收入可能达到52000亿。

从审计报告看财政的无数个漏洞

    税收不是市场中的交易,可以创造新的财富和价值。政府收入的增加,首先意味着民间收入的减少。本来可以用于消费、储蓄和投资的民间资本大量转移到政府手中,这些钱又流到哪里去了呢?

    从日前媒体披露的国家审计署所做的《2006年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审计报告》来看,财政支出的效率值得怀疑,其中存在大量的问题:中央政府各部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化公为私”的倾向,大量的财政预算存在弄虚作假、虚增虚报,大量的财政资金被用作部门内的补贴。审计署对56个中央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的审计发现存在问题的金额达468.8亿元。

    中央政府情况不容乐观,地方政府的财政开支也是弊端丛生。贫困地区动用巨额公款修建豪华办公大楼的事情早已不是新闻,基层政府的预算成为年复一年的形式化游戏,毫无约束力可言。这次国家审计署对若干省市的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使用的审计,再一次证明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软”到什么程度。审计报告中提到,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等4旗(区)在2000年9月前已完全禁牧,但2003至2005年仍得到8677万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用于4旗(区)退牧还草围栏建设。

    众所周知,审计署的这种内部监督方式所能发现和揭露的问题本就有限,然而,仅仅这些问题就足以引起警惕:在当前预算不公开,收支不透明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增长的势头恐怕不是什么好事。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根据经济学者王小鲁的研究,2005年全国的灰色收入高达4.4万亿,其中约有5600亿是从政府的“钱袋子”里面流出来的。当大量的国民财富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名义被政府收取,而最终却惠及的是政府的内部人和与之相关的人,其中的不公将为社会的发展埋下深刻的隐忧。

    近年来,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一直大大超过经济的增长速度,政府连年财政收入猛涨,但是每年依然要发行大量的国债来弥补财政赤字。这是很不正常的。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不受约束,必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一旦停滞,各种隐藏的社会危机就会突然爆发,后果将不堪设想。

    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国内早就有人呼吁,总的来说就是实现政府转型,建设公共财政。然而,这些都是长期的事情,在当前,最需要做的是公开预决算,将财政收支透明化,让全体公民来监督政府的每一笔从哪里收取、如何收取、如何使用。

    如果政府收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怎么收,如何花的,这一切对于公民依然是“国家机密”,那么制度性的腐败就是不可避免的,本就薄弱的政府公信力也将会继续下降。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服务型政府的转型,不妨从财政收支的透明化开始。

   公盟——为了公共利益 The Open Constitution Initiative,联系电话( Tel. ):(8610)62111675,网址(web): http://www.gongmeng.cn/

 

发件人:"高一飞" <gaoyifei1216@hot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7-07-03 14:44:46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高一飞。 

“血债”背后隐藏巨大的政治危机

高一飞

2007年7月3日

    近300重庆民工,因四个多月工资近500万元被项目业主拖欠,遂罢工抗议。不料,项目业主找来全副武装的人员,对工人实施蓄意报复。6月29日,这一惨剧在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发生,十余名重庆民工伤亡,其中1人死亡,2人失踪,6人伤势严重。(重庆200名讨薪民工遭数百人围殴 1死10伤, 2007年07月01日,重庆晨报。)

    时至今日 ,这样一起恶性事件发生后,除了河源市东源县警方及民工原籍重庆市开县政府出面以外,没有看到广东省、重庆市公安厅等更高级别的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的介入,甚至于全国的媒体调查也仅有重庆晨报参与,新华社及其他全国重要媒体没有自己的独立调查。而重庆和广东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教授,这个时候都保持了可怕的沉默,他们大都只有对于中央领导批示的案件才会“强烈抨击”。

    要回自己的钱,却要付出血的代价,公平正义在哪里?可以想象,此时,那些受害的重庆民工的委屈和愤怒,没有基本尊严、没有人道待遇、失去基本的生存权力,这时,只要是有血性的人而不是象牲口一样的奴隶,他们做出任何事情包括违法犯罪都是符合人性的。7月2日,有广东媒体依据河源市东源县警方的定性,将“6•29”重庆民工广东讨薪遭暴打致死事件报道为斗殴事件,引起“6•29”重庆民工临时维权组强烈愤慨。其实,在人的基本生存权受到威胁的时候,即使是斗殴也可以理解。

    中国有1.2亿农民工在城市打工,8000万农民工在乡镇企业,2007年3月14日,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称,截止3月11日,外省返岗民工和新入粤民工合计已超过930万。其中新民工约135万人,超过80%流向珠三角地区。他们的收入很低:2006年在珠三角地区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平均工资为1298元/月,首次超过长三角(1296元/月),也高于闽东南地区的1259元/月。这个庞大的劳工群体,收入极低,基本上没有行使选举权、参加工会组织的机会,更不用说行使宪法规定的游行、示威、集会、结社的自由,他们的权益无法通过正当渠道维护。

    在这样的情况下,先不去说什么政治权利,民工的讨薪问题一旦出现纠纷,就往往出现类似于河源市的血债案件。

    2007年5月至6月,网易关于“讨薪”的报道就有8条,只看标题就足以让人震惊:为工人讨薪被砍断手筋 老板称自卫 (2007-06-06);广州20多名工人爬上4层厂房楼顶讨薪 (2007-06-06);靖江两讨薪民工被砍成血人 砍人者逃之夭夭 (2007-06-05);10名民工集体讨薪遭追砍 其中2人被砍成血人 (2007-06-05);男子爬上30米高塔吊讨薪 近千人围观 (2007-05-25);民工4000元工钱被扣3800元 持刀讨薪致1死1伤 (2007-05-18);四川2500名农民讨薪38年无果 (2007-05-10);《民工讨薪被群殴》续:老板娘指挥殴打被刑拘 (2007-05-08)

    无权者的权利,除了用血泪、生命向社会和有权力者呼救以外,就是直接的反抗。这一点,共产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有过让我们深信无疑的论述:“无产者在战斗中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可能是整个世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2亿、930万,这么庞大的群体,社会却没有足够的措施保护他们的权益,我们也先不谈政治道德和社会正义----尽管我认为这才是重视和维护他们的根本原因,仅从功利和稳定的角度来看,这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政治危机。无权利、被忽视、低收入,具备了领袖们所说的反抗的基本条件,这意味着,一旦有导火索,他们如果参加骚乱,一个城市、甚至于整个国家将出现无法控制的局面。一个社会将为长期积压的矛盾和心理失衡付出可怕的代价。这不是耸人听闻。

    在美国,长期积压的种族矛盾,曾经导致1991年著名的洛杉矶骚乱。1991年3月3日,在美国洛杉矶,4名白人警察在追捕过程中殴打黑人疑犯罗德尼•金而被人偶然摄入录像镜头,4名警察在加州遭到起诉。1992年4月,加州地方法院陪审团作出裁决,宣布4位警官无罪,仅仅两小时后,熊熊大火在洛杉矶四处燃起,大骚乱共造成50多人死亡、2000多人重伤、1万多人被捕、上千家店铺被烧毁,财产损失达到10亿美元。1993年4月,联邦地区法院重新作出裁决,4名警察中的鲍威尔警官和孔恩警长被裁定有罪并最终被分别处以两年半徒刑。1994年4月,罗德尼•金在州法院的民事赔偿案中胜诉,获得了总额高达380万美元的伤害赔偿,摇身一变成为百万富翁。

    在中国,类似的事件大家都不会忘记。在现代社会,如果不靠民主法治和公民的民主权利去化解矛盾、增进和谐,迷信强大的警力和其他国家机器可以维护稳定,是非常可笑的,也是不道德的、不负责任的。

    要从根本上避免血债案件的发生,就必须让广大底层劳工有实现自己权利的方式,而其具体途径,文明社会早就有相对成熟经验可以提供:加大新闻自由的开放度、解除新闻审查,让各企业和地区成立由员工选举的工会组织,落实民工的选举权、选民可以罢免对重大侵权事件麻木渎职的人大代表,将公民的游行、示威、结社的自由落到实处,增加规定劳工的罢工自由等等。

    有人可能会担心上述措施会危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应当看到,这些措施是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可以实现的,民主法治、保护人权与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一致的。而现在劳工权利无保障、法治难厉行的严峻现实,恰恰酝酿着危及现行政局的危机,兴亡百姓苦,那样的危机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

 

发件人:<dammos0192@sina.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6-25 14:43:1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是探讨判断公有制的标准 

探讨判断公有制的标准

党爱民 

2007年6月25日

    人剥削人的制度是一种落后的社会制度,是一种不文明的社会制度。人类的很多丑恶现象,是由人剥削人产生的。一个先进的、文明的社会制度,必然是远离剥削的制度。

    马克思认为,剥削产生的条件是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劳动力成为商品。为了消除剥削,马克思认为就要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

    事实上,我们可以反过来看问题:一种所有制,只要在这种所有制下,已经消除或基本消除了剥削,就可以认为这种所有制就是公有制。凡是能够杜绝剥削、或大幅减少剥削的所有制,我们可以认为是公有制、或接近公有制。如此看来,公有制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就拿中国农村的土地承包制度来说,农村家庭基本上是按照人头数承包土地,而且每过几年,要根据生老病死导致人头数量的增减来调整土地。这项政策实施前,土地是生产队里集体所有的,除了税收,任何人没有因为对土地的占有而占有别人的劳动(确切地说,队长和支书要占有少部分社员的劳动)。这项政策实施后,家家户户有土地,不必要到别人家的地里去打工,除了缴税,任何人也没有凭借占有土地而剥削任何人(连队长和支书都要亲自下地干活了)。尤其是农业税免除后,农民的劳动收入100%归自己所有,完全消除了基于土地所有权的剥削。因此,土地承包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公有制,还充分体现了多劳多得。

    企业的问题,远比土地的问题要复杂。因为,企业是一个组织,具有不可分割的性质,它不能像土地那样均等的分配到各家各户。但是,企业的产品——最终必然是消费品——是可以分配到各家各户的。最简单的分配方式就是以货币的方式分配企业产品。

    如果有一种制度,企业在名义上是属于私人的、或国家的、或外国的,但企业的产品大部分是属于社会的,被社会成员相对平均地占有,那这种制度也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制度,也是一种接近公有制的制度。

    衡量一家企业的公有化程度,最好的办法就是衡量这家企业的剩余价值率,一家剩余价值率低的企业,其公有化程度自然高于另一家剩余价值率高的企业。同理,一个剩余价值率低的国家,其公有化程度必然高于剩余价值率高的国家,显然其剥削程度也较轻。我们可以考察企业增值部分的分配情况,首先将企业销售收入扣除原材料、水电费、运费等得到企业增值部分,然后将增值部分分成税收、工资、利润三部分,再把税收根据其用途分解为工资和利润(用于福利的算入工资,用于奢侈消费的算利润),这样就可以计算剩余价值率了。

    我以前多次写文章强调,“工资要盯住企业增值”,要提高剔除物价波动的“实际工资”,要“提高工资占GDP的份额”,其核心就是要降低剩余价值率,延长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剩余劳动时间,降低剥削。

    完全消除剥削,在现阶段、甚至在今后很长的阶段,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减少剥削,逐步降低企业的剩余价值率,使企业产品逐渐社会化。

    2005年,某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占GDP的份额约为11%,加上农业收入,合起来也就是20%左右。这就是说,如果一个工人一天劳动10个小时,有2个小时是为自己劳动,属于必要劳动时间,其他8小时是剩余劳动时间,其中4个小时是为官僚劳动,另4个小时是为资本家劳动。剩余价值率为(2/8)*100%=400%。

    美国自1970年代以后,工资占GDP的份额(考虑到转移支付)一直维持在70%以上,剩余价值率大约为40%。上面提到的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率比美国高出10倍。这个国家的工人深受官僚和资本家的剥削。资本家以私有生产资料剥削工人,官僚以“公有”生产资料剥削工人。

    根据资料显示,瑞典60%是税收,几乎全部用于社会福利,如果剩下40%有一半属于工资,则资本剩余价值仅占20%。这样粗略估计,瑞典的剩余价值率大概是25%。

    英国的剩余价值率要高于美国,可能达到55%左右。美国和瑞典都是私有制国家,但他们具有很低的剩余价值率,企业产品的很大部分被社会享有,因此,他们公有化的程度相对发展中国家较高,剥削程度也较一些发展中国家较轻。

    因此,产权是次要的,关键要看分配。分配才是决定所有制的关键。

 

足以震惊国人的世界关系网

 四水那儿

2007-6-26

   孟广美女士是台湾女演员,但在台湾知名度并不高。她主要还是在大陆的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台作了一些节目因此积聚了一点人气。年前孟广美在台湾电视上批评大陆落后愚昧,尤其对大陆民族主义青年表示不满,说他们太狭隘,南京事件不过一个历史事件而已,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他们却念念不忘。消息既出,大陆网友对孟广美呼吁抵制,更有好事网友去翻孟小姐的履历,发现她曾经在电影 Red Corner 中饰演一个小角色,有少量和男主角Richard Gere的床戏和一个全裸镜头。

    Red Corner 是一部批评中国司法的电影,由国际著名影星Richard Gere 担纲主演,好莱坞著名导演Jon Avnet 执导。后来曾经担任柏林电影节评委的中国女星白灵女士当年是该片女主角,这也是白灵进入好莱坞后第一部和国际影星合作的大片,白女士由此敲开了自己的星运之门。Red Corner 为中国大陆所禁演,Richard Gere 也一直不能获得进入中国大陆的签证。因此有网友说,孟广美的反华是一贯的。反华不反华且不说,这个电影的确串起很多有趣的名人。Richard Gere 是达赖喇嘛的学生,跟随达赖学佛多年。他经常批评中国政府的人权纪录,曾经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侵犯人权的重视。魏京生先生则担任了此片顾问。而达赖喇嘛和魏先生也有不错的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除了一些议题上的合作外,魏先生早年的恋人平妮女士是达赖喇嘛的追随者和私人朋友。除Richard Gere外,达赖喇嘛还和许多国际电影明星都有合作关系,包括“西藏七年”的男主角Brad Pitt 先生。该片根据达赖喇嘛家庭教师的回忆录改编。 

   白灵女士以性解放著名,最近刚刚完成德国人出资的“上海宝贝”的拍摄,白女士担任女主角是原书作者周卫慧女士挑选的。周女士和白女士很合得来,周女士专门写过文章,声称白灵女士“不象中国人想象的那么坏。” 

   白灵女士是第一位上了美国杂志“Playboy”封面的中国女郎,同时也是第一位被美国杂志“People’s Magazine” 评为“全球最美丽的50人” 之一的中国女郎。白女士还曾经3次受邀参加 Larry King Alive 的访谈,席间多次提到其在大陆受到的不人道待遇。白女士绯闻很多,曾一度和国际著名影星 Mat Damien 拍拖;也曾数次参加Playboy 老板Hefner举办的私人派对。 Hefner先生和Kinsey博士是战友,而Kinsey博士又是李银河女士的“精神导师”。李银河女士又是性自由战士卫慧女士的战友。卫慧女士因为上海宝贝而受大众嘲笑的时候,著名自由派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挺身而出为卫慧女士辩护。

 伯恩斯坦先生(美国蓝灯书屋老板,国际商界和人权界名流)是魏京生先生书信集“傲然独立的勇气”的出版人。当年傲然独立的勇气在全球以10种语言同步首发,伯恩施坦先生主持的首发式上可谓群星璀璨,由美国著名剧作家Arthur Miller领衔,数位著名美国作家接力朗诵了该书片断。伯恩斯坦先生是中国民运的主要赞助商之一,也曾是中国人权的董事和主席。曾经和刘宾雁先生有工作上的合作关系。伯恩斯坦先生和纽约时报集团关系也很密切,所以时报记者有次对于伯先生不甚有利的新闻感兴趣,也不知谁一个电话就让报道一风吹了(当时是因为伯先生担任主席的中国人权闹出刘青丑闻)。伯恩施坦先生交游甚广,所以虽然刘青彻夜赌博以至大西洋城赌场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他了,许多其他民运人士想炒刘青的尤鱼却就是炒不掉,因为刘青先生有伯恩施坦先生护着,而中国人权的主要经费来源多和伯恩施坦先生直接间接有关。伯恩施坦先生也是柴玲女士和李录先生的师长,人称柴女士和李先生是“伯恩斯坦先生的明星组合”。 

   柴玲女士的丈夫是美国麻州前财长和国际咨询界重量级选手Bain公司曾经的合伙人和创始人之一乔治马金先生(国际咨询界的头把交椅是麦肯锡公司,但Bain后来居上,甚至成为一个trend setter – 如果说麦肯锡的座右铭是“我们绝不介入客户内部事务”,Bain的成功之道则在于“我们必须介入客户内部事务”。) 

   马金先生和前美国民主党总统侯选人杜卡基斯先生是工作上的拍档,此外还和美东波士顿数家财团关系密切。李录先生现在是华尔街新生代的金融家,旗下已经有三家基金。李录先生早年好像担任过美国著名歌星Sting夫妇的私人理财顾问,Sting夫人在其影响下也曾经赞助过中国人权事业。刘宾雁先生和国际金融界巨子索罗斯(Soros)先生也有过合作关系和比较友善的私人关系。索罗斯先生也曾经是中国民运早期赞助商之一。中共曾一度指控索罗斯先生是CIA 特务,刘宾雁先生曾经代为辟谣,称以他和索罗斯先生的交往来看,索罗斯先生绝对不可能是CIA 特务。

 刘宾雁先生是刘衡女士的老同事和老朋友。刘衡女士是李克林女士的下属和朋友,也是刘荻女士的祖母。李克林女士的女儿是李银河女士,刘荻女士则是新一代的“自由战士”,如今常和刘晓波余杰聚在一起。余杰先生被小布接见过,正如魏京生先生和达赖喇嘛被小克接见过。最近小布也和热比娅会见并称颂其为“维吾尔族最优秀的代表”。王若水先生也是刘宾雁先生的老同事和老朋友,同时又是李银河女士的“梦中情人”。(这是李女士在自己的博客中陈述的)

   王小波先生是李银河女士的丈夫。其恩师许倬云先生是自由派史学的代表人物,当年曾在王小波先生最潦倒的时候帮助王小波先生在美国混文凭。许倬云先生又是李银河女士的论文委员会的成员,许先生回忆说,当年许多大陆留学生和台湾教授往来不多,但王李夫妇却是例外,和台湾教授来往很多。看来这样的来往给王小波先生带来了一定的收获,除了混到了美国文凭以外,王小波先生走向成名的第一本书《黄金时代》当年获得联合报文学奖也是出于许倬云先生的推荐。许倬云先生是克鲁兹奖获得者余英时先生的老朋友。而余英时先生也是中国民运的同情者,和刘宾雁先生曾经有工作上的合作关系。

   索罗斯先生曾经和赵紫阳先生的身边人有过工作往来,给他们经费作项目。而李银河女士也和赵紫阳先生的身边人关系密切,当年李王夫妇自美国归来后在北京找工作没少请智囊团推荐。

   索罗斯先生的前助手Goldfarb先生现在是国际人权协会的主席,而国际人权协会则由俄罗斯金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先生出钱创办。别列佐夫斯基先生是普金先生的死对头,同时又是车臣独立运动领袖扎卡耶夫先生的赞助人。别列佐夫斯基先生的新闻发言人是贝尔爵士,而贝尔爵士则曾经担任撒切尔夫人的顾问。

    读者,尤其是没织过毛衣的男性读者,看到这里肯定觉得有点乱——“关系学”据说是中国的,但学科带头人净是跨国的。那我就再把这张网的经线和纬线抽出数条,平行线似地陈列在下面。

1) 性自由线(上海宝贝)——卫慧、白灵、 Hefner、Kinsey、李银河、王小波;
2) 反共电影线(Red Corner)——Richard Gere、Jon Avnet、魏京生、孟广美、白灵;
3) 上海宝贝线——白灵、卫慧、张五常、德国电影公司;
4) 中国人权—民运线——Richard Gere、魏京生、刘荻、刘晓波、余杰、柴玲、李录、伯恩斯坦、索罗斯、刘宾雁、赵紫阳的前助手们、余英时; 
5) 好莱坞和美国流行文化线——Richard Gere、白灵、Joe Avonet、Sting 夫妇、Brad Pitt、 Playboy, Larry King Alive, Peoples’ Magazine
6) 美国精英文化线——伯恩施坦、蓝灯书屋、纽约时报系、 Arthur Miller;
7) 宗教线——Richard Gere、达赖喇嘛;
8) 美国商业和金融线——索罗斯、伯恩施坦、马金、柴玲、李录;
9) 海内外的自由派史学和舆论线——王小波、许倬云、余英时、联合报系,孟光美;
10) 国际反共产国家和前共产国家线——索罗斯、伯恩施坦、Goldfarb、国际人权协会、别列佐夫斯基、贝尔爵士;
11) 美英政界线——小布、小克、撒切尔夫人、美国政府、英国政府;
12) 共产国家和前共产国家民族分离运动线——达赖喇嘛、扎卡耶夫、 热比娅

    至于这几条线之间的节点或联络人,读者自己找着玩吧,看谁快。网即组织,就像刚才说过的织毛衣。其组织化程度高可以高到设组织委员甚至组织部,低可以低到BBS上的打招呼。至于本文所涉及的这张网,其中网民之间的关系究竟密切到什么地步,那只有网民们自己才清楚。如果哪位读者往红枪会黑手党那上面想,你肯定有点可笑。诚然有不少网民是基于理念认同而走到了一起,但你要以为他们都是君子之交,那他们会笑,放心地笑。

  国有国歌,校有校歌,网也应该有网歌。这张网还没听说有网歌,我替他们想了一段儿歌:

  公社是个啊,常青藤啊——
> 社员啊,都是藤上的瓜
> 瓜儿连着藤,藤儿连着瓜
> 不怕风吹和雨打——
> 最后举个例子:

    话说柴玲女士和李录先生流亡到美国,得到了伯恩施坦先生的青睐——也就是说“上”“网”注册了ID。当时就有网络专家预言:“因为获得了伯先生的青睐,柴女士和李先生就此走上通向成功的星光大道”。如今10多年过去了,柴玲女士和李录先生果然成为美国商界的新星,在事业上取得了绝大多数留美学人做梦都不敢想的成就。

   读者看到这里,也许会以为笔者在指责众网民。其实笔者对上面提到的许多人,比如金融家索罗斯先生,剧作家Arthur Miller 先生, 刘宾雁先生,Sting 夫人......都充满敬意。但所谓网络者,牵一发而动全身,所谓纲举而目张,网民个人的理想和操守并不能改变整张网的某些属性,即便这些属性和网民的初衷并不一致。北岛当年感叹过网一般的生活,其实网里许多还不都是善良小百姓,但缠一起就让诗人不得自由。而今天笔者所说的这张网,撒下去,拉起来,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贪财者看到满眼鱼儿虾儿活蹦乱跳的利益。然而作为居住在中国的中国人,我却不能不想,撒下这张网,拉起来的会是一个怎样的中国?

   (文章录入:乌有之人 责任编辑:乌有之人。 )

山西临汾已成为世界环境地狱

英国《卫报》

2007年6月21日

    英国《卫报》(The Guardian )6月20日发表维达尔(John Vidal)等的特别报道,援引荷兰环境评估署(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最新的报告指出,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而主要烧煤的山西,则是世界污染重灾区。

    这个荷兰政府的环境咨询机构6月19日发表的报告说,2006年中国排放了62亿吨二氧化碳,超过美国的58亿吨而居全球第一位。相比之下,英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6亿吨。但是按人均排放量,中国保持相对低的数字,大约是美国的四分之一,英国的一半。中国的排放量超过美国8%。部分原因是2006年美国经济有所放缓,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1・4%所致。

    荷兰环境评估署高级科学家奥利维埃博士(Jos Olivier)表示,2005年时,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还比美国低2%。现在新的排放量数字,只包括燃烧煤炭等古生物化石能源,或者制造水泥时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并不包括其他温室气体如农业产生的甲烷、工业加工过程产生的一氧化氮等。也不包括如飞机飞行、船舶行驶、伐木作业、天然气燃烧、地下煤层燃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

    水泥制造业需要消耗大量能源,它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球石油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的4%。中国的水泥工业产生的二氧化碳,占全球水泥制造行业的44%,占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9%。

    本月初,中国公布的第一个全国气候改变应变计划,没有直接设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而是志在减少能源消耗量。计划到2010年将单位耗能量降低20%,同时增加可再次利用能源10%,使全国森林覆盖面积大约增长20%。但是计划强调,技术和成本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巨大障碍。

    《卫报》记者沃茨(Jonathan Watts)6月20日发自北京的报道说,山西古城临汾是环境地狱,去年被世界银行列为全球空气素质最差的地方。该市的350万居民生活在令人窒息的煤炭粉尘之中。土壤和河流覆盖着煤灰,佛像在有毒的烟尘中被染黑、遮蔽。临汾有196座铸造厂、153座炼焦厂,以及毫无章法的煤窑、沥青厂、钢铁厂,加上居民家庭,全部靠便宜、容易采掘的褐煤作为燃料。

    过去6年来,储量超过一万亿吨的中国煤炭工业,年生产量已经翻了一番,达到12亿多吨。中国现在正在建设550座燃煤发电厂,平均一个星期开工兴建两座。在2005年前的5年中,中国的发电量增长了150%。

    尽管中国经济规模10年来增长了3倍,但二氧化碳排放量也直线上升。北京很清楚中国经济对气候改变的影响。由于过渡开发和气温上升,中国喜马拉雅山的冰川正在史无前例地融化,沙漠正在侵蚀西北地区的城市,河流变得干涸。华盛顿的智库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Worldwatch Institute)指出,2004年中国烧煤所造成的空气污染经济成本,高达630亿美元以上,约占其全国总产值的3%。

    中国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专家邹济(Zou Ji)说:“环境问题比5年前更受政府和传媒重视。大多数人关注本地的问题,如河流污染或空气污染,而不是全球的问题。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开始理解气候变化的经济代价。去年,一项政府研究预测,如果现在的气候变化趋势继续发展下去,今后50年中国的可耕地将减少37%。”

    中国绿色和平气候变化宣传运动参与者杨爱伦(Yang Ailun)表示,中国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正缓慢地觉醒,但“他们对河流污染等立即形成的污染的担忧,超过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担忧。对他们来说,全球气候变化似乎还很遥远”。“我们也需要改变经济结构,减少对煤炭的依赖”。

    世界观察研究所主席佛拉文(Christopher Flavin)说:“中国能源开发的步伐惊人。没有其他大国以这种速度发展经济。这是一项危机性的全球指标,说明需要在全球每一个地方采取紧急行动。”

    “绿色和平”干事绍文(John Sauven)说:“中国排放温室气体的责任不仅在北京,也在华盛顿、伦敦、东京。西方国家已经把其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他们也知道此举使得中国的污染比日本、欧洲、美国更为严重。”

中国荒漠化全球之冠 丢失“十五个广东省” 

星岛环球网

2007-6-20

  【星岛网讯】中国荒漠化的情况持续恶化。据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的数据显示,全中国荒漠化面积达263.62平方公里,相当于14.66个广东省,相当于73.2个台湾;此外,每年还以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约等于十分之一个台湾。如果把荒漠化比喻为“地球癌”,中国是全世界病得最重的国家。

  《中国时报》报道,根据联合国统计,中国是现存荒漠化面积最大、受危害人口最多、危害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中国国家林业局防治荒漠化管理中心副主任王信建指出,每年中国荒漠化等于丢失了一个中级县,几乎每分钟就丢失4.5亩土地;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盐碱化等危害危及全中国十个省、市、自治区898个县,近四亿人口受荒漠化影响。中国荒漠化基金会理事长安成信估计,荒漠化每年给中国造成540亿元人民币的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高达2889亿元人民币。

  中国治沙学会副理事长朱俊凤指出,表面上看荒漠化是滥采、滥伐、滥砍等恶性发展的结果,“深层次看,荒漠化的原因是贫困”。这段话点出了问题的重点。中国荒漠化治理专家郭开指出,为了出口免洗筷,中国每年要毁灭上千公顷的森林,“换取那么一点蝇头小利”。

  也是因为贫苦,中西部农民必须耕地挣钱,中国科学院院士刘昌明指出,在内陆干旱区,一些地方的单位面积农业用水比一年二熟、甚至三熟的南方用水还要多,造成下游荒漠扩大,而水资源利用不当正是荒漠化的主因。

  若干地方还盲目的在荒漠盖起高山滑冰场、沙漠公园;在草原上兴建高尔夫球场、跑马场等等,也都与经济利益有关。

  目前中国荒漠化最为严重的是甘肃省民勤县,极有可能成为第二个罗布泊。民勤县每年的灌溉用水达四亿立方公尺,比一整个满满的翡翠水库还多。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已批示要保住民勤县。“这不仅是个决心,而是一定要实现的目标;这也不仅是一个地区问题,而是关系国家发展和民族生存的长远大计。”

  中国当局早已注意到荒漠化的问题,每年还投入几十亿美金治理;但是“绿化不如沙化快”,目前的成效仍是“局部治理,整体恶化”。以植树为例,安成信说,农民第一年种树,存活率很低;第二年、第三年还在同一片土地上植树,“在树上栽树”,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中国已投入两千亿元人民币造林65.7万平方公里,但专家指出,保存率仅13%。

  其实,也并非没有办法克服种植上的困难。内蒙古包头市的一个企业,利用当地荒漠化土地种植基因转殖玫瑰。这种玫瑰抗贫、抗干旱、抗盐碱,一家企业在那里种植了五万亩,并建造了一个加工厂提炼玫瑰油;玫瑰油全球每年的需求量是三十吨,目前的供应量只有十吨,经济效益非常高;此外,种玫瑰还能发展旅游观光产业。

黑砖窑:中国用经济奇迹遮盖的黑暗角落

美国之音记者 燕青 华盛顿报导/

2007年6月20日

    国际人权组织代表表示,最近的一联串事件让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官方大力宣扬的经济奇迹背后一些非常黑暗的角落。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亚洲部负责人苏菲.理查森女士(Sophie Richardson,芮莎菲)说,山西一家砖厂以非人的方式对待工人这一事件目前不仅在中国影响极大,世界各地也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纽约时报等各大媒体刊登出来的照片更是令人震惊。

    理查森说,中国的劳动法像官方出台的其他法律一样,从表面上看非常严谨、全面,但是事实上,那些法律条款具体如何实施、实施到谁的身上,则完全要看官方怎么想,那些处在社会底层的人民,没有钱、也没受过什么教育,恐怕连自己到底拥有哪些权力都不知道,更不要说如何运用法律或者其他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中国急于展示“依法治国”

理查森女士说:“中国政府急于要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各方面都比较富裕、发达的国家了,而且各方面都‘依法治国’。但是这次事件揭示了中国目前发展中非常黑暗的一面。”

理查森说,中国政府虽然不讳言目前仍然存在腐败、贫穷现象,但是一直希望国际社会把视点放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和其光彩照人的一面。国际社会也能够想象到中国仍然有一些不发达的地区,但是不会想到是如此“不发达”。

她说,看了有关山西黑砖厂的报导,那些工人的处境就如同英国作家狄更斯小说里描写的悲惨境界一样,而原来以为那种状况至少几十年前就不存在了。

理查森女士说,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光彩的一面,比如说,在美国,人权观察组织约一个月前公布了一份报告,点名大型国际连锁店沃尔玛(Walmart)对员工实施的限制不合理。但是在美国,沃尔玛的员工至少能有讨个公正的地方和机会,比如把沃尔玛告上法庭,而且可以说,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也不会落到像山西砖厂那种非人的状况。

理查森说:“北京方面很注意保持‘国际形像’,尤其是在奥运会前这一段时间,可以想象,这些报导在国际上‘亮相’对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来说是非常尴尬的。”

 

发件人:"郑现莉" <zhengxianli@tsinghua.org.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6-25 23:35:5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只有“公平优先”才能唤回和谐社会 

只有“公平优先”才能唤回和谐社会

郑现莉

2007年7月3日

  【内容提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优先”是资本天然的价值追求,而由于人们对社会资源占有状况的不同,收入分配本来就有无限拉大的趋势。显然负有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分配的政府决不应当再将“效率优先”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对社会收入差距的拉大推波助澜,而应该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等手段缩小这种差距,维护社会的长期稳定运行。

  经过近30年来以“效率优先”为价值取向的经济改革,我国社会财富在一小部分人群手中积累的速度可谓空前。在改革以前,我国是世界上财富分配最“平均主义”的国家,可是在这段不长的时间内,我国却迅速转变成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最悬殊的国家之一。在一极,是财富和资本在政治权力的干预下,通过合法或非法的途径汇聚到了官僚集团或与之有紧密联系的少部分人手中;而在另一极,教育、医疗和住房成了压在底层民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社会公正问题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也阻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就业问题日趋严重,社会矛盾正在底层悄无声息地积聚着,如不能及时有效地予以扭转,总会有爆发的那一天。在这样的经济、政治背景下,胡温执政以来一系列关注民生问题、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政策的出台,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两会上关于“共建”与“共享”问题的讲话,对于我们认识新时期、新形势下“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话语空间。

我国经济整体无“效率”可言

  目前,我国社会各阶层在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差距已经达到了非常惊人的程度,社会资源和财富迅速地流向了少数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北师大教授钟伟的统计资料表明,内地50个富豪的资产即相当于5000万农民的1年纯收入,300万个百万富翁的资产,则相当于9亿农民两年的纯收入。另外,中国社科院在一份年度调查报告中也指出,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是公认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高水平。相比之下,印度的基尼系数为0.33,美国为0.41,巴西为0.54。除了社科院之外,一些媒体也就此做了抽样调查,结果同样让人担忧。《中国青年报》于2006年12月底发表的报告显示,90%的受访者都认为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太大。

  来自国外的报告也提出了类似的警报。一份2006年10月17日由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以美元计算,中国大陆共有25万户百万富翁家庭,而这些家庭与其他阶层相比较,财富的增长速度又是最快的,他们所管理的资产额2005年比2004年增幅高达18%。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百万富翁家庭对社会财富的占有比例更高。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了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的财富。

  而社会底层民众的经济收入并没有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相应地提高,甚至有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收入水平最低的10%的人群,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的实际收入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

  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对各种产品的需要量十分巨大,具有无可比拟的市场潜力,本应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但实际情况却并不如此简单,潜在的“需要”要转化为现实的市场购买力是需要条件的,那就是底层民众要有强大的支付能力,这就在客观上要求缩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正是由于我国广大底层民众购买力的低下才造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内需市场迟迟启动不了,于是我国经济发展开始越来越依赖于外部市场。特别是自从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快速升高。据商务部统计,2002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51%,2003年为60.2%,2004年为70%,目前更是达到了80%,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37%,大大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要知道世界贸易大国外贸依存度的平均值仅为17%。这不仅引起国内资源、能源供应紧张、贸易摩擦频发等显性弊端,而且出口商之间的恶性竞争也导致中国出口商品和服务的单位价格一路走低。譬如,化纤印染布每米出口毛利润以由加入WTO之初的0.11元下降到了0.03元。出口价格战越惨烈,企业争份额、争市场的拼劲就越足,出口价格也就越低,呈现典型的恶性循环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利润被跨国企业压到了最低点,自然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无从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也失去了坚实的基础。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道只能是扩大内需。道理很简单,收入越少的人,其收入中就会有越大的份额用于各项生活必需品的开支。而收入很高的人,其收入中只有很小的部分用于个人消费,尽管他们的消费水平很高,他们收入中的大部分都要用于再投资。如果投资于生产领域,尽管也会暂时增加诸如原材料、机器设备等的需求,但一旦投产之后将会创造更大的产品供给,加大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缺口。如果投资于房地产等投机领域,只会抬高这些产品的价格,抑制低收入者在其他产品上的需求,同样对解决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不利。

  其实扩大内需这项政策已经提出有年了,朱镕基时代就致力于此,可效果并不明显,其原因就在于近年来我国社会各阶层在财富占有上的差距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对此个中道理,新一届中央领导显然已经有了更明晰的认识。

  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两会上参加审议和讨论时指出:把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贯穿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过程,真正做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

  总书记的这段讲话指明了“共建”与“共享”的关系,共建是为了共享,只有共享才能更好地共建。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少数人的资本积累,而是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让最大多数人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也惟有如此才可以扩大国内市场,提高自主创新水平,使我国经济得到更健康、更快速的发展。

  “效率”和公平本来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如果过分地在实践中强调一方而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压制另一方的话,那么最终二者都会受到损害。在改革开放之前,如果说我们对“公平”的强调损害了经济发展的“效率”是事实的话,那么到了今天我们实际上已经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如果说“效率优先”在改革开放初期有某种历史合理性的话,那么这种合理性到了今天已基本损耗殆尽,开始逐步走到了它的反面,既不能提高国家的整体经济“效率”,更谈不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经济公平,到了该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在不和谐的社会里没有几人能拥有幸福

  这种状况对底层民众,包括农民和农民工的影响是最大的。只要我们到农村地区走一遭,看看有多少孩子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看看有多少重病患者得不到治疗,看看有多少老人得不到良好的赡养就知道了。在我老家河南一个400多人的小村子里,由于大量施用化肥、农药造成环境污染以及其他暂时还无法说明的原因,仅半身不遂患者就有6人。其中我的一个远房伯父是村里的老干部,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一直没有进过正规医院,只在私人小诊所住过几天。得此症之后就长期卧病在床,失去了说话能力,儿媳又都出去打工,大小便都需要年近70的老伴照料。就在笔者写作本文期间,他离去了。

  就是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他们的生活也深受这种经济结构的危害。由于国内市场容量相对萎缩,生产规模的扩大受到抑制,以及国内企业在科技研发上投入不足,我国经济已经处在国际产业分工链条上的低端,这些都在制约着他们的就业前景。近年来,适合于他们所受教育的工作岗位已经越来越难找了。在广州市市容环卫局下属事业单位的一次公开招聘中,13个环卫工职位竟然引来286名本科生、研究生争相抢夺。无独有偶,一个终日要与病死畜禽打交道的职位,竟也引来19名本科生和7名研究生角逐。最后1名博士、4名硕士和6名本科生被录用。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面临扑面而来的就业大军,这些准白领们开始放下架子,选择一些他们曾经嗤之以鼻的工作。有观点认为,这是大学生就业观念的多元化所致,而问题的真正实质并非如此,他们就业观念的转化是被当前的就业形势逼出来的,是被他们毕业后的生存压力压出来的。

  严峻的就业形势逼迫很多应届毕业生选择考研,据统计,这一比例高达60%以上,但这条路也未必能改善他们的困境。笔者的一位朋友在河南大学读硕士,已经快要离校了,但工作的事情还没有着落。三年前,她本来可以去郑州市一所重点中学当老师,拿一份收入丰厚又稳定的工资,但当她今年试图以同样的条件进入这所学校时,她失败了。在一次研究生专场招聘会上,一份对不同专业的研究生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80%的人对未来没有信心。其中近半数研究生认为,就业前景很可能还不如本科毕业生。

  与此同时,毕业生的预期薪酬也越来越低。该调查报告显示,有66.1%的学生将月收入定位在1000元到2000元之间,甚至有1.58%的学生为了所谓职业理想愿意接受“零工资”。不仅如此,即使找到工作,工作压力也是沉重的,他们总是被逼或“自愿”地延长工作时间。

  曾几何时,“80后”是让人羡慕的,他们从出生起就赶上了改革开放,没有象他们的父辈那样吃过苦,他们的家庭生活条件是优裕的,很多人进入大学成了“天之骄子”,是最有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爬到社会上层去的一个群体。但如今,他们中除了少数家庭有背景或者经济条件特别好的之外,大多数人感到了失落,已经不再可能爬上去了,他们在整个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已经特别明显地下降了,甚至可以说他们各方面的生活压力比农民工还要大。由于越来越高企的房价,农民工中的大多数根本就没有准备在城市里买房子,甚至连这种奢望都没有产生过,他们象候鸟一样往返于城市和农村之间。而毕业后的大学生群体,尤其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他们,毕业之后就马上面临着房子的压力。这个问题不解决,找女朋友结婚的愿望就很难实现,在消费文化以及大众媒体的影响下,女人的择偶标准也变得越来越高了。结婚之后,生孩子需要钱,孩子上学需要钱,父母也需要赡养,碰到头疼脑热还要上医院,而这些费用都在一天天地上涨,并且上涨的速度还高于工资。

  就是对那些收入比较高的白领来说,再优厚的工资收入,与高昂的医疗费和房价相比,也不那么让人乐观。京沪穗鹏四个城市调查感觉“压力大”的排位是:上海67%,深圳64%,广州46%,北京45%。他们中的70%处于亚健康状态,“三十而立”变成了“三十而亚”,一些人得了白领综合症,导致抑郁和自杀。加班没有加班费已经悄然变成了职场潜规则。即便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也随时面临着失业的威胁。2006年11月5日深夜,上海一名36岁的软件工程师从自家的阳台上跳了下去。他曾就职于一家日本软件公司,月薪上万,贷款80万元买入一套108平方米的婚房,每月按时还银行7000多元贷款。由于这家日本公司业绩下滑,裁员1/3。虽然他工作积极,技术也不错,但年龄过大,还是无情地被辞退。此后三个多月,他没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还贷的压力和失业的迷茫让他夜不能寐、茶饭不思,最终选择了轻生。

  从目前这种经济结构中得到好处的无非是一小部分特殊利益集团和富豪群体,他们的物质生活无疑是丰富的,但在一个不和谐的社会中,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时时刻刻在受到威胁。固然,富人小区的保安、防盗门乃至防弹汽车能防备犯罪分子的袭击,但是,如果因为巨大的贫富差距引起社会动荡,恐怕这些都不会起作用了。

  我国刑事案件的快速增长就是对社会不和谐因素的曲折反映。据统计,从1979年到2003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以年均7%的速度递增,如果再考虑到立案标准的不断降低,差别更为悬殊。为了打击刑事犯罪,各地都采取了一些特别措施,有些地方给城管人员配备了防弹衣,有的地方买了警用直升飞机,甚至还有用装甲车巡逻的。这些措施最多不过治标,不难治本。很多犯罪是因为一向追逐奢华的大众传媒向底层民众展现了一部分富人的奢侈消费,而同时社会却不能为他们提供享受甚或尝试这种生活的条件,有的时候甚至在剥夺他们的合法权益,连正常生活都不能维持,于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会在不平衡心理的驱动下走向犯罪。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对于刑事犯罪不能仅仅采取围堵的办法,而更应该反思造成犯罪的社会根源是什么,自己制定的政策出了什么问题,否则一味地把犯罪原因推到犯罪分子身上,就不仅仅是犯了认识上的错误,更严重的是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决策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只是激化社会矛盾。

是转变为“公平优先”的时候了

  长久以来,我国思想理论界以及各级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一直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效率优先”成了资本优先,成了积累优先,而“兼顾公平”却成了一句空话。

  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简单化的GDP数字成了衡量地方政府领导“政绩”的最主要的标准。在这样的压力以及个人、小集团利益的驱动下,招商引资成了各级政府的头等工作,笔者在很多地方都看到过“招商引资是××的天字号工程”等类似的标语口号。于是在很多地方,吸引外来资本的竞争也就演化成了给予各种“优惠政策”的竞争。在这样的社会舆论氛围下,资本的地位上升了,相应地,资本相关方的地位也就下降了。造成的后果不仅是国家应得的税收,城市周边土地的增值收益流失了,大量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无以解决;而且当工人群体与资方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地方政府为了维护“经济发展环境”,大都站在了资本一边。于是,企业的劳动保护投入被压缩,大量的劳动伤残事故得不到妥善处理,象不按国家规定标准支付加班费、违反最低工资规定等就更多了。出现象山西“黑砖窑”这样的恶性事件似乎也就不那么触目惊心了,大概这就是此事发生多年来都没有进入当地政府视界的原因吧。

  “效率优先”已经被长期演化成了“资本”优先,损害了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不弘扬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优先”是资本天然的价值追求,而由于人们对社会资源占有状况的不同,收入分配本来就有无限拉大的趋势。显然负有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分配的政府决不应当再将“效率优先”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对社会收入差距的拉大推波助澜,而应该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等手段缩小这种差距,维护社会的长期稳定运行。

  胡锦涛总书记在谈到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时指出:“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着重强调“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各级政府无疑要在自己的价值取向上做出重大调整。

  这些年来,一涉及到效率公平的讨论就会被某些人歪曲为拥护还是反对改革开放的政治问题。在中国其实并不存在要不要“改革”、要不要“开放”的争论,因为这本来就无需争论,争论的焦点其实是怎样“改革”、怎样“开放”的问题。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不能把“改革开放”本身当作目的,“改革开放”应该是增强我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利于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分享发展成果的手段、工具。站在这个角度上进行审视,政府部门抛弃“效率优先”的价值观,全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已经成为历史的要求,正当其时矣!

发件人:"Wang Xiao Qiang" <wangxq@citicpacific.com> 收件人: "bainanfeng" <nnffbb@sina.com>, 发送时间:2007-06-27 12:12:14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FW:  转发

葛红兵这样的教授真让中国人颜面无存

【八阕】

2007-06-26

       就在李灯灰参拜靖国神社之即,就在我们的英雄被日本政府羁押在大狱之即,就在日本挑衅我们的民族感情之既,有一个叫葛红兵的教授开始叫嚣了:“谈到中国的对日仇恨,我很奇怪,也很震惊”,那么到底是是什么让这位教授震惊的呢?“珍珠港事件,美国人受到的日本伤害也很深重,但是,没有美国人会象中国人那样近乎丧失理智的恨现在的日本人”。 

       图:葛红兵,新生代作家,理论家,文学博士,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出版长篇小说《我的N种生活》、《沙床》、《未来战士三部曲》等。 

      如果作者不是中国人,或则是一头猪的话,说出这样的话我自然没有什么异议,但是作者竟然是中国大学的教授。珍珠港事件美国确实受到了伤害,但那是咎由自取,因为是美国一直向日本提供战略物资,才能让日本能够侵略中国达数年之久。而且那能和中国的伤害相比吗?日本人打进美国,奴役美国人民长达十几年吗?

       日本人对中国的绝对不仅仅是伤害那么简单,那简直是极端的侮辱,那时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罪行。南京7日,30万同胞!东北毒气实验,今天还在危害我们的手足!那些还未出世的孩子,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那些没有丝毫抵抗力的孕妇,他们可曾有过一点人性?有过一丝的怜悯?这就是禽兽也做不出来的举动,就是地狱最邪恶的魔鬼也没有的残忍!

      可是这就是真实的日本人!一个永远不知道悔改,一个永远对中国充满猥亵的日本!这样的教授,如果还能有一点良心的话,请你扪心自问,如果这些死去的人是你的父母妻子,是你的兄弟姐妹,是你自己呢?你还会这么宽容的去反而向他们道歉吗?这就是你作为一个教授所能领悟的人生?这就是负担这教育中国未来希望的人类工程师!有的时候看到这些人的言论我从头一直会冷到心里,这可是中国最上层的精英啊!这可是中国费劲心血培养的人才啊!祖国我真的要为你哭泣了! 

    可是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 

        “抗日电影,这些电影很厉害,几乎让所有中小学生都把日本想象成魔鬼之邦,以为日本人真是那样嗜血成性,他们对日本充满了仇恨。现在,我们终于到了我们为妖魔化日本付出代价的时候了。”这些电影真的是把日本想象成了魔鬼之帮了吗?请问你看过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吗?你看过那些惨死在日寇屠刀下的累累白骨了吗?这些电影和这些事实相比起来连其万一也不能表达!可是作者竟然说出这种都不会说出的话来,莫非在你认为日本人当时来给中国人搞福利来了吗?如果我们不牢记这些历史,一味的去做别人的奴隶,那么历史的悲剧还是要再现的,那我们才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请问这为教授,你的心可是还流淌着红色的血?还是造就给狗吃掉了?! 

      “我们各地的抗日战争纪念馆……他一方面在诅咒日本侵略者的暴力、血腥,一方面却在赞美自己的暴力:!到这里我们也该看出作者真正的用心了,原来在作者看来,日本侵略的暴力和血腥是不能诅咒的,而我们抵抗日本人就是暴力,反而要得到诅咒了!这是个什么样的灵魂?这就是中国的教授!如果这样那么我们还需要教育吗?我们还需要生存吗?人家说的多明白,我们不但不能诅咒日本的侵略,反而要欢迎他们,欢迎他们来强暴我们的姐妹,欢迎他们杀戮我们的兄弟,而我们只能和平的接受,或许在作者看来还要对日本人歌功颂德! 

    最高的就是作者在最后有这样的话“,"爱你的敌人"。我们有多少人懂得这句话呢?”!确实,能懂这种话的人不多,正因为这样中国现在还存在世界上,否则都象作者那样去“爱我们的敌人”了,都对来屠杀和奴役我们的侵略者跪地欢迎,那么中国不是早就灭亡了吗? 

      最后,我对我们的社会真的看不懂了,这个教授直接把我们国家抵抗侵略的行为污蔑为“暴力”可是竟然可以畅通无阻,这样的教授如果不得到处理天理难容! 

    这样的教授频频出现,是我们社会的悲哀,是我们民族的耻辱,我们还能够继续沉默下去吗!

 

发件人:<z_yubin@126.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6-24 14:55:41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读者来信——关于国父提出的解救当前房地产问题的方法 

国父孙总理早已提出了解救当前房地产问题的方法

——见民生主义第二讲

 张宇宾

        大军网站编辑:您好!贵站如同浊世中的清泉,文以载道,关注民生,字字可见学术的良心。晚辈最近看见国父孙总理关于土地问题的论述,很有现实意义,特向贵站推荐。

           讲到土地问题,在欧美社会主义的书中,常说得有很多有趣味的故事。像澳洲有一处地方,在没有成立市场以前,地价是很平的。有一次政府要拍卖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在当时是很荒芜的,都是作垃圾堆之用,没有别的用处,一班人都不愿意出高价去买。忽然有一个醉汉闯入拍卖场来,当时拍卖官正在叫卖价,众人所还的价,有一百元的,有二百元的,有还到二百五十元的,到了还到二百五十元的时候,便没人再加高价。拍卖官就问有没有加到三百元的。当时那个醉汉,醉到很煳涂,便一口答应,说我出价三百元。他还价之后,拍卖官便照他的姓名定下那块地皮。地既卖定,众人散去,他也走了。到第二天,拍卖官开出账单,向他要地价的钱,他记不起昨天醉后所做的事情,便不承认那一笔账;后来回忆他醉中所做的事,就大生悔恨。但对于政府,既不能赖账,祇可费了许多筹划,尽其所有,才凑够三百元来给拍卖官。他得了那块地皮之后,许久也没有能力去理会。相隔十多年,那块地皮的周围,都建了高楼大厦,地价都是高到非常。有人向他买那块地皮,还他数百万的价钱,他还不放手。他只是把那块地分租与人,自己总是收地租。更到后来,这块地便涨价到几千万,这个醉汉便变成澳洲第一个富家翁。推到这位澳洲几千万元财产的大富翁,还是由三百元的地皮来的。 

          讲到这种事宜,在变成富翁的地主,当然是很快乐,但是考究这位富翁原来只用三百元买得那块地皮,后来并没有加工改良,毫没有理会,只是睡觉,便坐享其成,得了几千万元。这几千万元是谁人的呢?依我看来,是大家的。因为社会上大家要用那处地方来做工商事业的中心点,便去把他改良,那块地方的地价,才逐渐增加到很高。好像我们现在用上海地方做中国中部工商业的中心点,所以上海的地价比从前要增涨几万倍。又像我们用广州做中国南部工商业的中心点,广州的地价也比从前要增涨几万倍。上海的人口不过一百多万,广州的人口也是一百多万,如果上海的人完全迁出上海,广州的人完全迁出广州,或者另外发生天灾人祸,令上海的人或广州的人都消灭。试问上海、广州的地价,还值不值现在这样高的价钱呢? 

      由此可见土地价值之能够增加的理由,是由于众人的功劳,众人的力量;地主对于地价涨跌的功劳,是没有一点关系的。所以外国学者认地主由地价增高所获的利益,名之为不劳而获的利,比较工商业的制造家,要劳心劳力,买贱卖贵,费许多打算、许多经营才能够得到的利益,便大不相同。工商业家垄断物质的价值来赚钱,我们已经觉得是不公平,但是工商业家还要劳心劳力;地主只要坐守其成,毫不用心力,便可得很大的利益。但是地价是由什么方法才能够增涨呢?是由于众人改良那块土地,争用那块土地,地价才是增涨。地价一增涨,在那块地方之百货的价钱,都随之而涨。所以就可以说众人在那块地方经营工商业所赚的钱,在间接无形之中,都是被地主抢去了。

       近来欧美经济的潮流侵入中国,最先所受的影响,就是土地。许多人把土地当作赌具,做投机事业,俗语说是炒地皮。……。由于土地问题所生的弊病,欧美还没有完善方法来解决。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便应该趁现在的时机;如果等到工商发达了以后,更是没有方法可以解决(讲的就是现在!)。……。我们中国国民党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不过办法各有不同。我们的头一个办法,是解决土地问题。……。现在我们所用的办法,是很简单很容易的;这个办法,就是平均地权。讲到了这个问题,地主固然要生一种害怕的心理,但是照我们中国国民党的办法,现在的地主还是很可以安心的。这种办法是甚么呢?就是政府照地价收税和照地价收买。究竟地价是照甚么样定法呢?依我的主张,地价应该由地主自己去定。……。所以照我的办法,地主如果以多报少,他一定害怕政府要照价收买,吃地价的亏;如果以少报多,他又怕政府要照价抽税,吃重税的亏。在利害两方面互相比较,他一定不情愿多报,也不情愿少报,要定一个折中的价值,把实在的市价报告到政府。地主既是报折中的市价,那么政府和地主自然是两不吃亏。 

      地价定了以后,我们更要有一种法律的规定,这种规定是什么呢?就是从定价那年以后,那块地皮的价格,再行涨高,各国都是要另外加税,但是我们的办法,就是以后所加之价完全归为公有。因为地价涨高,是由于社会改良和工商业进步。……。比方有一个地主,现在报一块地价是一万元。到几十年之后,那块地价涨到一百万元,这个所涨高的九十九万元,照我们的办法,都收归众人公有,以酬众人改良那块地皮周围的社会,和发达那块地皮周围的工商业之功劳。这种把以后涨高的地价收归众人公有的办法,才是中国国民党所主张的平均地权,才是民生主义。这种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不过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这种将来的共产,是很公道的办法,以前有了产业的人,决不至吃亏;和欧美所谓收归国有,把人民已经有了的产业都抢去政府里头,是大不相同。……。因为照我们的办法,把现在所定的地价,还是归地主私有。土地问题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便可以解决一半了。……。讲到照价抽税和照价收买,还有一个重要事件要分别清楚:就是地价是单指素地来讲,不算人工之改良及地面之建筑。

    致礼

 

发件人:"田忠国" <tzg59388@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6-25 20:01:1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来自田忠国的邮件 

中国经济如何走出失衡的困境?

彭畅

    最近,中国经济学界召开了一次研讨会,讨论的结果一是明确了中国经济失衡了,而且是储蓄与消费的失衡,但为什么造成储蓄与消费的失衡则语蔫不详,二是明确了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了瓶颈,三是中国经济改革要有个整体方案,但讨论的结果似乎只有“整体方案”四个字,呵呵,这属于有题目无作文哟,不过中国的“精英们”一贯是有题目无作文的,所谓饱学之士的无字天书,当然,世界上最高的书就是无字天书,因为它什么都没有但又无所不包,四是经济改革宏观上不好办,应该在微观上找突破口。其实,“精英们”找到的微观上的突破口不少了,比如说“贪污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论”,“童奴合理论”,如此等等,站在不灭中国势不罢休的立论高度,一个个简直是美国的栋梁之材。 

    “精英们”不回答的问题,终究需要人来回答,我试着回答一次。

    如果要回答如何走出失衡的困境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搞清楚造成经济失衡的真正原因。有人说是收入不平衡造成的,也确实如此,但问题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收入不平衡?世界上似乎没有一个国家的收入是完全平衡的,我以为,关键问题是这种不平衡是不是合理,合理的不平衡是客观存在的,打破了合理的不平衡,就会对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负面效应,合理的不平衡的对立面是不合理的不平衡,不合理的不平衡的具体表现是,一,用非法手段获取法定之外的财富,二,权力由为社会服务的公权,变成谋取国家和民众财富的私权,三,收入与贡献的不对称,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呢?有消费能力的不需要掏腰包消费,而且这个高收入群众巨大,为什么说高收入群体有消费能力却用不着消费呢?其实,天下人都知道,官员本人和其亲属的吃喝拉撤睡,包括包二奶乃至三奶五奶,都可以报销,用不着花自己的钱,合法的不合法的收入怎么办呢?弱智,存银行呀。而需要消费的一群呢,也就是普通老百姓?收入太低,维持正常的低水平消费之后就所剩无多,不过那也得存,那怕只节省一块钱,因为孩子需要上学,有个头疼脑热需要看病,不论其中的任何一项,银行的存款足可以玩完,而且常常还得闹很大的借债饥荒。需要消费收入又略高的一群呢?在中国虽然有,但是不多。这三大现象,就是导致消费与储蓄失衡的真正原因。

    怎么解决消费与储蓄失衡的问题呢?

    我以为这是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不是用提高民众收入就能解决的,当然,要培育国内消费市场,提高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离开提高民众收入那只是痴人说梦。既然是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我们就不能不考虑一个与这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相对应的系统方案。这个方案是:

一、确立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文化价值体系

    我们改革改了三十年,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摸了三十年,走了三十年,从时间长度上看,应该是不短了,如果按照“皇极经世”十年一变的卦变说,我们应该变三次了,实际上我们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河没有过去不说,岸在哪里到现在还没有踪影,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悲哀。是什么原因造成摸了三十年的石头还在继续摸石头呢?这个原因太简单了,那就是没有核心文化价值体系。核心文化价值体系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为谁改革,二,改革的目标,三,改革的原则。这些问题解决了,岸就出现了,也用不着石头了,看到岸,过河也为时不远了。

二、用民主体制反腐败

    郎咸平先生曾就反腐败问题,一次次建言建议,为国为民之情溢于言表,其言也真,其情也炽,但问题是,用集权反腐败,真的能反掉腐败么?我以为不能。所以,我以为,只有通过民主体制,才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我和郎先生观点相同的地方是,腐败不反掉,就会亡国。有人可能以为,民主体制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用,但问题是:一,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么?社会主义不能仅仅是一个名字,而应该有实质内容,比如说人民当家作主,资本主义的人民都当家作主了,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却由极少数人当着他们说话的家,思想的家,这也是社会主义?我怀疑。二,资本主义国家的东东就不能用?若如此,美国产的飞机不能用,操作系统不能用,包括电灯电话都不能用,因为,这些东东全是资本国家发明创造的。如果能用,民主体制也一样能用,因为,民主体制也和飞机等东西一样,都是工具,所不同的只是,飞机是运输工具,而民主体制是管理工具。

     什么是好的管理方法?有效的实现党的宗旨的管理方法就是好方法,破坏党的宗旨,阻止实现党的宗旨的管理方法都不是好方法,甚至可以说是坏方法。而死抱着那些坏方法不放的人,其实就是维护一己私利。

三、提高民众收入,保持合理的不平衡

    以上两个问题解决了,提高民众收入,保持合理的收入不平衡才可能成为现实,而只有解决了合理的收入不平衡,才可能解决消费与储蓄的失衡问题。消费与储蓄失衡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随之消失,消费与储蓄失衡问题解决之后,我们才走出培育国内市场的第一步。培育国内市场的关键,就是搞好穷人的经济学,离开此,就没有中国经济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美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穷人的经济学这本书读好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度才真正开始。

    2007-6-25

 

应该重视“话语影响力”问题的研究

大众传播学博士  何玉兴

2007年7月3日

什么是“话语影响力”?定义仿佛网里的水,捞起来什么都没有了。还是让例子说话吧。比如,小平同志一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改变了中国五千年的财富观,这就是“话语影响力”。

小平同志这句话之所以有影响力,在于凝聚在他老人家身上的权威、权力、尊敬、声誉、社会承认、魅力、智慧、资历、知名度、注意力等诸多能够改变人行为或倾向的影响能力。

充分认识话语影响力的重要性。再好的理论和政策,如果没有话语影响力,也是纸上空文

任何信仰、理论和政策,都要通过话语来影响人,通过影响人来达到目标。再好的理论和政策,如果没有话语影响力,也是纸上空文。拿破仑说:“大炮轰垮了封建制度,而墨水将淹没现代社会”。话语,话语影响力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许多社会问题,问到深处是语言。没有东西能够超出、先于、外在于语言。语言形成任何科学努力的必要认识论基础,也成为任何社会科学的绝对必要条件,社会科学的大师们不约而同地从语言理论中寻找学理支撑。

福音书中说:“生命存在于语言之中”。在社会语言学中,语言不单是一个把我们的想法和需求变成声音的译码程序,而且是一种成形的动力,它通过提供表达的习惯用法,安排好人们以某种方法观察世界,从而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批判学派、文化学派的学者认为,权力是通过话语产生和再生的,话语创造出来的现实是支配的所在,意义蜘蛛网体现的是蜘蛛与其猎物之间的权力关系;从话语的社会功用方面看,社会的变革,往往从语言的变革开始。《周易》云:“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晚清从理学到朴学的转变,就是以语言为突破口;“五四”运动也是通过新诗、白话文,奏响了新时代的序曲。

爱因斯坦说:“理论决定着你到底能观察到什么。”没有理论的行动是盲目的行动,理论的价值在于对现实的解释力,理论的生命在于与现实的互动。从理论高度研究话语影响力问题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权力产生话语影响力,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话语影响力;权力在短时段的有限空间内产生速效的、速朽的话语影响力,真理在长时段的无限空间中产生缓慢的、不朽的话语影响力。权力只有和真理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话语影响力。

权力是社会体制中职位的标志,而不是某个人的标志。当人们在社会机构中占据权势地位和支配地位时,他们就有了权力。伊索《狼与小山羊》寓言中,小山羊站在屋顶上骂狼。狼说:“骂我的不是你,是地势”;斯宾塞写道:“凡是有权利绞死人的人都有权利教育人”;克尔凯郭尔写道:一个具有权威的人与一个没有权威的人都说“走吧”,内容是相同的,但效果是不同的。正如福柯所说:“话语产生真理,但必须有权力支撑。”

权力不仅是一些象征性的概念、观念或符号,更是一个巨大的、充实的生命体,它调动和运用几乎所有的社会智力和物力财富,将自己喂养得膀大腰圆、声若洪钟,在不同的情况下,用不同的资源发言。追溯语言史,就是一部统治阶级话语影响力的历史,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权力在短时段的有限空间内产生速效的、速朽的话语影响力。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当时销售数百万册,可与圣经竞争,德国年轻人订情结婚时都互赠此书为信物;萨达姆《扎碧芭和国王》等文笔粗陋的垃圾小说当时都被列入伊拉克中学和大学的必读书,而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只卖出40册,送赠友人7册,只有一个人表示谢意;哥白尼生前没敢发表他的《天体运行论》;伽利略忏悔宣誓:“我否认、憎恨并诅咒那种认为地球在转动的荒谬、卑鄙、可恶的异端邪说”。

真理在长时段的无限空间中产生缓慢的、不朽的话语影响力。人类真正的阐释者总是享有恒星的命运,但需要多年的时光,它的光芒才能被人看到。苏格拉底饮鸩之后对朋友说:“告诉人们,你们埋葬的只是我的尸体”;尼采哀叹:我的时代还未到来,只有明天的明天才属于我;叔本华的书几乎无人间津,他自我解嘲说:一个人越是属于后代,他就越不能被同辈人理解,我的书像镜子,蠢驴去照时,镜子里不可能有天使;英国讽刺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说:“当一个真正的天才出现在这个世界时,你辨认他的依据就是笨伯们全都结成联盟对付他”。

权力是有效的,也是有限的,布鲁诺坚持日心说被处火刑,但地球仍在绕日转动;塞尔维特被烧死在日内瓦,但他发现的血液循环得到公认;皇帝的“御制诗”,有几首能够流传?希特勒曾经不可一世,但现在还有谁读《我的奋斗》? 萨达姆的小说,如今徒增笑柄;费希特说: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我永生不死;苏轼说:“君子之泽,百世不斩”;莫洛亚说:时间是唯一的批评家,它可以使当时看来是坚实牢靠的荣誉化为泡影,也可以使人们曾经觉得是脆弱的声望巩固下来。

那些生前寂寞的真理发现者和捍卫者,就像普希金《纪念碑》中写的那样:他为自己竖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荒草永不会淹没人们为它踏出的小径。

话语影响力与合法性呈正相关,合法性借助各种各样的名义,合法程度越高,话语影响力越大,统治越稳固。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部从专制到民主的政治制度演变史,也是从以君权神授名义到以革命的名义、人民的名义的话语艺术、话语影响力的演变史。

以神的、正统的名义,历代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或神权高于君权,如宗教改革前的西欧各国;或君权高于神权,如信奉东正教的东欧;或神权与君权合一,如哈里发既是宗教领袖,又是世俗国王,如中国的天子,既“奉天承运”,又君临天下。

以人民的、共同利益的名义:统治阶级以共同命运的象征为旗号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进行宣传,任何体系都要求对不平等的合法性有一种共识。官僚机构代表国家或公共事物,其特殊利益便被赋予了公共利益的表象,马克思说,其成功的奥秘就在于这种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神秘混淆,在于其特殊利益与一般的社会目标的虚幻吻合。与“人民”相连的“自由”、“科学”、“革命”等概念往往也成为被借用的合法性的名义。

合法的话语影响力具有安排秩序、稳固统治的魔力,一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像一张天网,把那么多的“土豆”整整装了几千年;《人类酷刑史》中写道:“只要他们觉得一项命令是来自合法的政府,他们就会遵照执行而不去考虑这项命令的内容”;彼德·布劳说“只有合法的权力才获得心甘情愿的服从”。

在一个领域中的权力并不能必然地转化为另一个领域中大小相应的权力。没有合法性,仅有军事、经济实力是不够的,合法性是以一个特定社会认为最重要的价值为基础的。比如,曹操是太监的养子,无法与刘皇叔在血统上抗衡,不得不“挟天子以令诸侯”。

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他把合法性危机归结为语言的危机,因为自我辩护的合法性,破坏了沟通与批判的能力,应该建立民主文化共同体或理想的谈话状态,实现不同行动者之间的自由讨论和相互沟通,达成普遍的共识和有效的合作。

拥有资源的多少决定话语影响力的大小,话语的背后是实力的较量,各社会群体依据自己的资源取得话语影响力。

有时,大炮不仅是校正国界、调整群体位置的仪器,还是扩大话语影响力的扬声器。在冷兵器时代,优势社会群体一般是用武力发言的;拿破仑就是用大炮说话的;“武装的先知都胜利了,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马基雅维里说:没有武力为后盾是不能发号施令的;陶希圣说:没有“枪杆子”支撑的“笔杆子”是硬不起来的。

有时,话语影响力取决于钱袋的大小。老百姓讲,财大气粗,有钱能使鬼推磨。叔本华说:“如果是一个穷人,那么他说的一切都会分文不值;”肖伯纳说:“说话的是钱,印书出版的是钱,在无线电台广播的是钱,统治国家的是钱;”政治承包商将他们在选举上的影响力卖给出价最高的人,金钱推动着“如旋转木马般的政治马戏团”,所谓“美国受到军事威胁”的说法,不过是军火商与可以从中获得最大影响力的军事首脑们的合作的产物;在金钱的推动下,媒体把读者卖给广告商而不是把信息卖给读者。

有时,话语影响力取决于拥有资讯和知识的多少。知识就是力量,知情就是权力。培根说:“人类知识和权力归一”;福柯认为,权力与知识是“共生体”,知识是权力的一种剩余,而这种剩余又产生着超权力的影响力。优势群体通过霸占包括信息财富在内的一切稀缺资源,以此支配和控制弱势群体。中国古代懂占星术的人都要归皇帝直接管理;罗马的元老们宣布:占卜权是属于我们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的意义就在于把《圣经》译成人人可读的德文本,打破了教士依靠拉丁文垄断解释《圣经》的特权,海涅说:“这部书已普及于赤贫的人民手中,这使这些人不需要什么特别的高深指导,也会用文字来发表意见了”。

正视话语影响力的“马太效应”,声望人物在影响舆论方面的作用举足轻重,其发言时应该慎重和自重。应该增加弱势群体的发言的机会。

人的形而下的生存方式对他形而上的话语能力,具有压倒性的影响。从生理学原理分析,大脑中的一种化学物质随社会地位不同而变化,地位越高,活动越兴奋,地位越低,则引发退缩功能性变化,产生“用进废退”效果。印度有一个部落,由于自给自足,无须交往,当人到40岁时,几乎不会说话了。

从发言权方面分析,卢梭说,不公正的法律“给弱者以新的桎梏,给富人以新的力量”;希腊欧里比得斯说:“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孙中山评论清末政治时说:“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身受冤抑,无所吁诉”;法国的三级会议,没有第四等级的代表,最底层人民被剥夺了话语权利。

从组织、代言人方面分析,弱势社会群体的规模越大,组织程度越低,话语能力越弱,产生自己代言人的可能性越小。马克思把分散的农民比作一堆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而所谓的代言人往往并不能真正代表他们。

应该正视话语霸权的“马太效应”。优势群体越能说越有说话机会,越有说话机会越能说,越能说越容不得别人说。定量分析表明:媒体80%以上是政府高官、绅商名流、著名学者等社会知名人士的意见,弱势群体发表意见的机会非常有限。

弱势群体越不能说,越没有机会说,越没有机会说,越没有说的能力。弱势群体由沉默到失语,渐渐失去或减少了理解和使用语言的能力。弱势由政治、经济影响到心理乃至生理,表现为在公众场合陪笑、笨拙、困窘、口吃、木呆,如鲁迅笔下的闰土,“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 真正的悲哀在于,一旦有了说话的机会和收益,他们已经不能甚至不想说出他们应该说出的话。

古往今来,话语霸权的“马太效应”现象非常普遍。历史成了“英雄史”,弱势的“大多数”在当时失声,在历史上失踪。时至今日,从传媒上我们看到是一个强者的世界,对弱者的感觉越来越少,改革常常成了官员和富商的改革,幸福常常只剩下名流和美女的幸福,黑压压的底层生命淡出媒体,排除在“现实”之外。王小波说:“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

应该增加弱势群体的发言的机会。霍布豪斯认为,“如果有一个阶级是没有发言权的,由于不了解情况,政府在处理问题时难免要犯错误,那个阶级的利益就会受损害。”

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独特的声望吸引注意力并形成影响力,使声望成为一种扩展的领导权,声望人物在舆论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在发言时应自重慎重。按照巴赫金的理论,具有重要社会性的人,话语是社会性话语,他的话语成为思想的载体,既有专制的力量,又有内在的说服力。荣格说,“集体的人”是“一个负荷并造就人类无意识精神精神生活的人”,也就是说,这些有声望的人,成为集体无意识的傀儡。

战国纵横家“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路易十六读卢梭和伏尔泰的书时说:“这两个人摧毁了法国”;海涅说:罗伯斯庇尔只是杀了一个国王和几千个法国人,而康德却处决了上帝;宪兵司令向沙皇建议利用普希金:“如果我们能指挥他的笔杆和他的嘴,那将会大有好处”;南丁格尔可以“使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听从她的指挥”;美国主持人温芙雷在她的谈话节目里介绍一本书,这本书马上就会成为畅销书;李普曼并不指挥千军万马,但他具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具有左右决策人物的影响力。

一棵被当地居民视为地标的树,多少年来,人们行走在旷野中,凭借它找到自己的家。树死了,许多人从此再也找不到家园。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说:“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历史上的教训太多了。纳粹期间的德国,大部分教授公开表态支持纳粹政府;文革期间的中国,大师级的哲学家建议:秦始皇焚书坑儒,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全面的地主阶级专政,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政权,这个历史经验很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的借鉴。这些走向堕落的知识分子象征性的背影,表明权力在诱惑和逼迫制约知识分子放弃道义与良知。

最绝望的腐败并不是官僚,而是知识分子中的声望人物。官僚的腐败只能误一个党派,一个朝代,而知识分子尤其是声望人物的腐败却误国误民,流弊深远。最可怕的堕落也并不是匪盗痞,而是知识分子。匪盗痞的堕落都只能贻害一方百姓,坏一家之风气,而知识分子的堕落却败坏的是整个文化,是思想,是道德,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操守。知识分子的堕落才是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彻底的和最后的堕落。其他人的堕落好比大江大河局部的浑浊,而知识分子的堕落,则是水源浑了。

(作者通联:100013北京朝阳区和平里西街21号中国城市出版社, 84279374,13001062999, hyx999@vip.sina.com,何玉兴:大众传播学博士。)

关于“年销书”的思考

——一个中小出版社的视角

何玉兴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对现实的解释力。“年销书”这个“娃儿”,其实各出版社早生了一大堆,这里只不过给这些“娃儿”起这么一个名儿,给她一个“理论的容器”。

年销书:想要定义不容易

书是有生命的,她的生命在流通中涌动,在阅读中鲜活,她的生命周期以有人卖、有人买、有人读为“大限”。一本书,如果不再有人卖,自然也就影响了买和读。从出版社的经营角度上来说,这本书实际上已经“死”掉了。仔细想,时下出版的书有多少是一年之后还能卖的?给这种有一年左右生命力的书一个“年销书”的概念,也许是对这种客观存在的不怎么准确的概括。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尝试为“年销书”定义,有“盲人摸象”、“削足适履”历史悲剧重演的感觉。掩埋好“盲人”的尸体,擦干了“削足”的血迹,又继续定义了:

从销售周期角度观察,相对于“长销书”来说,顾名思义,“年销书”的销售周期一般为一年左右。时间一到,丢掉幻想,准备化浆。 从发行量角度观察,相对“畅销书”来说,相形见绌,“年销书”发行量为一万册左右。底线是至少不增加新的库存。 从内容的角度观察,“年销书”针对一定时段特定读者群的需求,具有其他大众媒体的属性和特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比较时尚,比较实用,比较轻松,具有时事价值。 从效益的角度观察,“年销书”一般稿费、营销费用、印制费用不多,资金周转快,销售利润率高。这样的书在出版社产品结构中占一定比例,能够保证中小出版社过日子的底线。 从价位和装帧角观察,“年销书”一般定价在10元到25元之间,用纸一般,装帧平平。如文汇版的《小强填字》,50开异型本,便于携带,定价10元,这种“消费价”,花钱舍得,丢了不心疼。

思想是滑过天空的鸟,书籍为她刻下印迹。“畅销书”、“年销书”不过是在有限时空内产生速效的但速朽的影响力,只有长销书才会在无限时空内产生缓慢的但不朽的影响力。我们崇尚厚重的、有长远价值的长销书,但面对现实的无奈,还是讲讲“年销书”产生的原因,同时也是为什么不能忽视“年销书”的理由吧。

年销书:媒体融合趋势下的“混血儿”

年销书体现了出版人的“与时俱进”意识。清人诗句“各领风骚数百年”,后来是“各领风骚没几年”,到如今,恐怕是各领风骚没几月、没几天了。社会日新月异,市场瞬息万变,读者需求“朝三暮四”,文化成为机械复制的快餐。面向市场,缩短周期,简化流程,提高效率,加速折旧,是出版社提高竞争力的需要,也是“年销书”产生的时代背景。

年销书是媒体交融的“混血儿”。多年来,图书主要是文明传承、知识传播的载体。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体形态的巨变,新闻与出版的借鉴、互补、融合已成趋势,罗杰·菲尔德在《媒介形态变化》中对此勾勒得非常清楚。杂志办得越来越像图书;图书出得越来越像杂志。若按国际标准,达到多少页码就算图书,现在许多报刊实际已成图书。

年销书的媒体属性决定其短命。媒体新闻的本质特点就是即时性,是易碎品。图书已经成为一种媒体,具备媒体属性和特点的图书想长销是不可能的。每次大的新闻事件,每个新的时尚,都会涌现一批应时图书,成功地承载了进行时态的内容。事件过后,应时图书自然过时。

年销书体现了出版社的占位意识和读者的本位意识。从市场份额角度讲,其他媒体已经抢夺并在继续抢夺原本属于图书的读者,电子网络更是来势凶猛,图书的读者群将越来越小。年销书在一定程度上抢回了几个山头。

年销书具有其他媒体不可替代的优势。图书的容量大,可以比较全面的关注某一新闻人物、事件,生命周期自然也就比其他媒体长一些。比如,中国城市出版社策划出版的《安然,美国华尔街完美案例》一书,从选题策划到营销,都是按照“年销书”理念定位,巧搭其他媒体的车,没有做任何宣传,很顺畅地卖了几个月,当年策划,当年售罄,当年结款,当年赢利,不分散过多精力,不占压资金,不增加库存,是关于“年销书”的一次成功操作。

年销书:书店优新汰旧的“牺牲品”

图书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出版社有问题,但不是出版社社长能解决的;书店有责任,但不是书店经理能承担的;都有一肚子苦水,但都不应该往对方身上吐。

待上架图书数量与上架率的差距,像一把巨大的剪刀,剪断了图书与读者的联系。每年新出图书十几万种,加上再版书,待上架书大约30万种以上;而上架达到10万个品种的大书店全国不到30家,三联合韬奋图书中心的上架品种也不过5万左右。由于信息不畅,网络不健全,有些图书甚至没有上架的机会。

图书下架率高是一个普遍的现实。下架快、退货多、回款难、坏账多问题一直困扰着出版社。由于可供选择的余地大,书店像嫔妃如云的皇上,把许多适龄美女打入冷宫。且不说中小书店,就是大型书城,能够见到的多是半年之内的书,一年前的很少。一般书店不成文规定的上架时间是三个月,实际上,有些书十几天没人过问就下架了,一旦下架,再上架很难。落价的凤凰不如鸡,下架的图书不如纸。

书店的经营模式就是不断地把畅销书上架,尤其现在已经占据半壁江山的连锁经营物流网络,其特点就是大批量、低折扣、快周转,书店内部的激励机制和考核指标也助长了喜新厌旧现象。书店的年度计划指标,层层分解,人人落实,销售率、存货率、周转率、存货分年比重等等,像一把把无形的鞭子,把“旧书”纷纷赶下了架。书店极端喜新厌旧的结果,不是优胜劣汰,而是优新汰旧,加之导购能力不足,缺乏库存图书调剂网络等因素,使许多还有生命力的好书,过早地结束了生命。

应该说,这是出版社选择“年销书”的最直接原因。你不是“喜新”吗?我没等你“厌旧”就主动结款,不怕退货。被人“抛弃”了还赖在那里,是没有意思也是没有意义的。

年销书:库存压力下的“短命儿”

目前全国出版社库存码洋至少300亿,其中近年新增库存占绝大比例,且在继续增加。少部分是“假性库存”还有点价值,绝大多数是“真性库存”,是“积压”, 是还得支付库存费用的废纸。库存本应是出版社最大的资产,现在却成了最大的包袱。

造成库存的原因很多,但其中“只论证潜在读者群而忽略营销方式和营销时间”问题,不能不说是个主要原因。从目前情况看,一本书积压上万册几万册的决策失误很少,新库存主要是每本书几千册累积的。由于印制成本等因素,书的起印数一般是5000册,可能发到七八千册的书,在相当一段时间不能加印;等到5000册铺得差不多时,又赶紧加印,但销售高峰已经过,结果往往造成两三千册的新库存,对于铺出去的货和新库存,又抱有侥幸心理,万一能卖出去呢,常常迟迟不结款、不处理,日积月累,形成恶性循环。低起印数,盼再版次,望长销售期的策略,表面上是稳妥的,实际上是个温柔的陷阱。

大幅打折消化已有库存看似亡羊补牢,实为饮鸠止渴。图书可以降价,诚信不能打折。恶性循环下去,出版社的公信度将丧失怠尽。积压书在出版社监督下直接化浆,不打折,不卖废纸,堪称壮士断腕之举。这是另一个话题,不赘。

这里主要探讨如何防患未然避免新库存。有时小偏方治大病,“年销书”不妨一试。在相对准确预测市场的前提下,印数一步到位,书款一年左右结清,剩书一年左右清库。如是5000或者5000册以下的书,除非极有价值,干脆不出。要么8000册,要么10000册,库存幅度不超过1000册左右。在经营上,见好就收、加速资金周转是赢利的关键。必要时,舍得付出退出成本也是避免陷入泥潭的明智之举。股市上有长线、短线之分,做短线,在利润相当时就抛售,总比死守长线等待跳楼划算。

年销书:出版社过日子的“主心骨”

现在每个出版社年均出书250种左右,在图书结构中成功的“年销书”占一定比例,可以保证出版社最基本的经济效益。

畅销书如“野蛮女友”,长销书如“名媛贵妇”,年销书如“贤妻良母”,积压书如“败家子”。前两者固然好,但太少,太难。一般人能有“贤妻良母”过日子,不出“败家子”,就算是幸福生活了。希望本本畅销、长销是不现实的,“年销书”门槛低,易操作,风险小,经过努力是可能实现的。

运作畅销书、长销书风险大、成本高。古希腊国王皮洛士以惨重的代价击败罗马后说:“再有一次这样的胜利,我们势必全军覆没。”畅销书带有很大的赌博色彩,实行这种选题策略时,必须有勇气和实力承担极大的经济风险。设想的畅销书实际上惨败的例子太多了,不少小社因运做高投入的书失利而一蹶不振。大多数出版社里,真正赚钱的书是少数,而更多的“败家子”则蚕食掉了其利润。

年销书是提高销售利润指标的有效途径。销售利润率指标是衡量出版社经营绩效的晴雨表,是衡量出版工作的一把尺子,能够真实地反映产品是否适应市场需求、产品结构是否合理等状况。在图书价格一定的条件下,产品成本降低,产品结构中利润较高的图书品种比重上升,销售利润率就提高。在财政结构中,中层比例大的结构是最稳定的。年销书是出版社,尤其是中小出版社稳中求进、平衡发展的定盘星。

“做好年销书,少出积压书,力争长销书”能否当作一种现实的追求?把年销书当作出版社产品结构的中坚,当作“主心骨”,是形势逼出来的一个概念,一种出版理念,一种现实选择。

  (作者通联:100013北京朝阳区和平里西街21号中国城市出版社, 84279374,13001062999, hyx999@vip.sina.com,何玉兴:大众传播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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