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这期汇编发出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的几篇文章及动态消息,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仲大军和王贵秀先生对中国政治改革论述的不同方法,这两位学者都对中央政府提出了重要的政策建议。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形势,中国政府必须重视民间智库的意见,采取切实可行的改革和治国办法。配合这期主题文章的是最近在贵州瓮安县发生的一个社会事件,这些事件足以告诉我们下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为什么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为了我国的社会安全与稳定。前20年不搞改革是为了稳定,现在搞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为了稳定。我们的政府一定要未雨绸缪,不要等到事情闹大了才现上轿现包脚。这些年由于政治和经济上的社会腐败,群众中积压的不满情绪十分突出,否则不会因为这样一件小事而演变成一个大案。]

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步

中国必须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7月3日

目录

仲大军:《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步骤》

王贵秀:《中国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田忠国:《中国到了群体暴力反抗高峰期》

贵州日报:《贵州省依法妥善处置瓮安县“6•28”打砸烧突发事件》

贵州日报:《贵州瓮安县政府遭围攻冲击 胡锦涛作重要批示》

《7岁小孩也加入打砸事件》

胡星斗:《评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人的评价:大陆中国人像“迷失的狗”?》

《自贡下岗夫妻双双上吊自尽,女记者痛哭失声》

《河南商丘城管执法队员当街摔烂瓜农西瓜()》

周东飞:《以正义接近阜阳白宫事件真相》

田忠国:《立场情感问题解决好,才能处理好6•28事件》

罗志伟:《中国为什么出现愤青?》

张博树《成都日报意欲何为?》

张博树:《质问〈新华网〉》

何必:《中国周边国家混乱击溃中国民主化进程》

《精英民主不可取》

房宁:《西方民主在全球遭遇挫折》

《中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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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步

----与王贵秀教授商榷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8年7月4日

电子邮箱:zdjun@263.net

    提示: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步骤,就是到民间智库买方案,千万不要只弄一帮御用学者在家里闭门造车。第二步骤是放开官方媒体对民间学者的言论封锁,适当引进民间学者的政治观点和意见,打破主流媒体被官方学者的垄断状态,打破千人一面的垄断状况,在政治智慧领域展开公平竞争。第三步骤是放开对民办媒体的限制,允许民间媒体出现,譬如民办电视台,打造舆论公平竞争局面,让健康的民间力量发挥社会减震的作用,增加消解社会矛盾的润滑剂,而只有民间智囊才能起到这种沟通和桥梁的作用。

    最近,整个亚洲地区躁动不安,几个国家出现了群众抗议的事件,先是韩国抗议政府的牛肉政策,继之是蒙古出现了打砸烧政府部门事件,再是泰国和印度,也在发生群众抗议的事情,而我国贵州瓮安县则出现了“6•28”打砸烧更加严重的群众和歹徒骚乱的事件。

    这些现象说明,亚洲地区仍然是一个政治不稳定的地区。之所以不稳定,除了与一些国家政府的政策有问题,也与有些国家的政治体制贪污腐败有关。譬如这次我国贵州瓮安县“6•28”打砸烧突发事件,便充分显示了当前人民群众与官僚权贵对立到什么程度,地方政府腐败到什么程度,群众对不正之风憎恨和愤懑到什么程度,社会败坏到什么程度和危险到什么程度。

非民主国家群众事件的特点:暴政必然遭到暴力的对抗

     之所以说中国的社会是危险的,是因为在当前这种政治体制下,政府与人民的对立越来越大,民众间积聚的不满情绪和怒气越来越大,稍有机会便会出现贵州瓮安县式的打砸烧事件。在民主政治的国家,民众运动并不可怕,再多的人上街也不会出现打砸烧,譬如韩国的民众示威,尽管人数多达上百万,但秩序井然,没有任何破坏行为。而中国和蒙古,一旦发生群众事件,便必然伴随着破坏性打砸烧,其原因何在?那就是暴政必然遭到暴力的对抗。这就是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不同的表现。

    凡是实行专政的国家,都积攒下一定数量的敌对势力,这股势力一有机会便会进行非理性的破坏行为,他们的行动就是以颠覆现政府为目的,因此,他们的行为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和破坏性。如何消解非民主国家的敌对势力,是这些国家现存最大的政治课题。

    由此可以看出,非民主国家的群众事件不发生则已,一旦发生便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性,它不仅对政府大楼、警车等公用设施存在极大的破坏威胁,严重的时候还会对政府人员的生命安全形成极大的损害。这次上海的公安部门遇袭事件,便是最典型的一例,一人闯入公安局持刀行凶,造成6人死亡,三人重伤的结果。

    面对种种危险迹象,仅仅增加保安人员、加强警戒是完全不够的。要让群众自发地禁止破坏性行为,而让群众自发地做到互相监督,就必须有制度保障。这些事件对于我国最大的启示是什么?那就是必须尽快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制止社会腐败和歪风邪气,伸张公平正义,保证人民群众和政府人员的生命安全,保证社会的平安稳定。

中国政治改革的方法和思路

    在这个时刻,中央党校的王贵秀教授写出了《中国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呼吁尽快成立政治体制研究机构,遏制权力高度集中的现象。王教授的文章非常重要,所指出的一些问题非常重要,但其主张的方式方法却极其值得商榷。

    首先王教授指出了当前中国政治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领导人高度集权,但他没有说清楚领导人权力高度集中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的政治权力为什么能够高度集中,领导人为什么能够极权和专权?如果这个问题仅仅是个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问题,那么认识问题的思路便大错特错了。

    我认为,当前中国政府各级领导人专权和极权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政府缺少民众的制约和监督,民权太薄弱,官权太强大,只有在这种局面下才会产生领导者高度集权的现象。只有认清问题的病根,才能找出正确的解救办法。

    下一步的政治改革,不是从口头上强调削弱领导人的权力,不是在体制内加强民主集中制,而是应当加强社会的监督和制约权力,高度集权的状态便会自然调整过来。譬如这次韩国民众抗议总统的牛肉政策,给予民众上街抗议的权利,领导人集权的现象便自然会消失的。

    所以王贵秀先生的应对思路是典型有问题的。他只是想到如何在体制内进行权力平衡,而没有想到真正的遏制办法是还权于民!

政治改革的智慧不产生于形式

    首先我同意王教授的中国应当重视政治科学研究的观点,一个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怎么能连个象样的政治学都没有?中国的政治学再也不能如此薄弱 下去了!政治问题是经济问题的最高表现,怎么能30年来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对政治建设不闻不问呢?

    王教授的观点非常好,但我认为,也不要把政治改革神秘化和复杂化,不要认为 政治改革只是学者或官方学者们的事, 非要出自学者们四平八稳的政改方案。其实这些年来,中国的政治智慧大量涌出,政改方案大量存在,但这些政治智慧和政改方案为什么不为体制内的学者和政府领导人所熟知呢?关键是这些智慧散见于民间,关键是我国有着言论和舆论的封锁。

    但成立政治改革的专门研究机构也未尚不可,只是要避免只建班子不干实事。我国的事是最怕大呼隆,前几年海派马克思主义热,中国社科院兴师动众,成立了一个以程恩富为首的海派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招兵买马,收揽了几十号人,但几千万财政资金花进去了,这些年里这个院对社会做出了什么贡献?有什么声响和影响?不知道。忙乎了一通,不就是在那里花 财政的钱吗?体制内的学者到底干了多少事?到现在为止,国家财政养着的以社科院为首的政府智囊出了多少政治智慧和成果?

    这些问题值得深思,如果只花钱不办事,宁可不打这个呼隆,叠床架屋式的研究机构一定要避免,反而不如放开对民间的限制,取消层层关卡,让民间的政治智慧走上社会的政治舞台。

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步

    说到这,问题已经很明显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步骤只能是在设立体制内专门的研究机构的同时,放开民间的政治研究机构。而设立民间研究机构,就首先要打破原先的层层管制。允许人家注册,成立,给人家合法的身份。

    特别是,政治改革不仅仅是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的问题,而是开放言论渠道的问题。只要放开言论渠道,政府立刻就能收到一大堆有益研究成果。民间智慧实际上是远远大于官方的,把社会上大量的意见和要求做一整理就足可以变为 政治改革实施的指导方案。看看我们大军观察中心网站上的大量文章,这里面含有多少政治智慧和政改方案啊!

    中国政改的推动力在民而不在官,政府一定要把这个关系搞清楚了,再设立班子和机构。甚至没有必要设立专门的班子,花钱到社会上买也可以,譬如花钱来买北京大军智库咨询公司的方案。其他国家不都是向民间智库购买吗?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购买民间的智慧呢?为什么干什么都要官办呢?

    所以,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步骤,就是到民间智库买方案,千万不要弄一帮御用学者在家里闭门造车。第二步骤是放开官方媒体对民间学者的言论封锁,适当引进民间学者的政治观点和意见,打破主流媒体被官方学者垄断的状态,打破千人一面的垄断状况,在政治智慧领域展开公平竞争。第三步骤是放开对民办媒体的限制,允许民间媒体出现,譬如民办电视台,打造舆论公平竞争局面,让健康的民间力量发挥社会减震的作用,增加消解社会矛盾的润滑剂,而只有民间智囊才能起到这种沟通和桥梁的作用。

    至于开放党禁等,那都是以后的事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帮助执政党平稳顺利地搞好第一步的政治改革。

    总之,中国政府要充分吸纳民间意见和智慧,放开各种管制,给予人民本来应当享有的政治权利,这就是最大的政治改革,也是最好的政治改革。还人民一点权利,比建多少官方研究机构要强得多。中国的政治改革就怕官员和学者作秀,但不管怎么样,王贵秀教授的文章 还是难能可贵的。

 

 

中国必须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中央党校教授  王贵秀

2008年7月2日

原载6月12日上海《社会科学报》

    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发生的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苏东巨变及由此导致的改革思路大调整,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划分为两大阶段。

一、改革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我国原有政治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官僚主义、权利过分集中、家长制、形形色色的特权、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及领导人自己指定自己的接班人等,而其总病根是权力过分集中----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往往又集中于个人,由此必然导致“人治”。这样一来,就使我们的政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成为一种“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人治型体制”。

    改革的目标是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体制,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的法治型体制,或者说实现从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人治型体制过渡到民主的法治型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相适应。但是,由于在政治体制改制过程中有过一次大调整,因此出现了一个大转折。

二、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国内外政治风波,使中国政治改革由攻坚战转为外围战

    国内外发生的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使中国的政治改革部署发生了比较大的调整,这一转折的实质是:改革的主要指向和重心发生了转移,从消除“总病根”即权力过分集中转向完善那些好的或比较好的原有体制,如人大制度和多党合作制等。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由攻坚战转变为外围战。

    然而,这一转变就拖得时间太长了,以致延误了政治体制改革。如果长期不再调整,不回到解决原有体制的总病根上来,那么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带来的社会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由此引发的许多社会问题也必然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解决。(大军中心编者按:这次贵州发生的暴乱事件就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

三、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的大调整导致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边缘化以及严重滞后,这种边缘化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外围化或表层化,即从核心向外围转移。经济体制改革早已进入深水区,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形成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大。

    二是下移化或基层化,几乎所有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是往下转移,至多到县市一级,如“公推直选”一般只限于乡镇,党代会常任制改革试点也长期限于县市一级。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几乎都把最高层除外,这些年发布的有关干部制度改革的文件都不使用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全国政协。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纵横交错的庞大党政权力系统,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尽相同,它的基本路径应该自上而下,至少应该以自上而下为主,辅之以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和互动。政治体制改革单独从下面某一个层次启动是难以取得预期成效的。

    三是融解化。长期以来,有一种倾向,就是把政治体制改革寓于或融于经济体制改革之中或之内,把政治改革当作经济改革的搭配来对待。有些名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课题和专著实际上却只限于行政管理体制、企业管理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几乎没有多少真正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如果照此行事,那恐怕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化为乌有。

    总之,如此边缘化下去,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问题不但不能解决,反而会更加严重。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党政不分,党委包办并干涉太多,党管一切、党领导一切、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大有日益强化之势。二是一些地方党内书记权力太大,太多,个人高度集权的问题日益严重。党中央一再反对个人说了算,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但由于党内民主不充分,民主制度不健全,未能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因而党内领导人个人集权的问题仍然严重。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因此,在历史新阶段的关键时刻,重启政治体制改革在整个改革过程中的位置,就非常之重要,非常之紧迫。

四、要成立政治体制改革的专门研究机构

    我们党历来非常重视理论和理论研究工作。在新历史时期,各种专门研究机构包括官方的和民间的和半官半民的大大小小研究机构象雨后春笋般不断生成和发展起来,但反观政治体制改革的专门研究机构,无论是理论性的还是对策性的,官办的还是民办的或官民合办的,一个也没有。(大军中心编者按:错,本中心就是一个,王教授真是孤陋寡闻。)其情况真是大相径庭。

    我们这样一个拥有7300万党员的超大型执政党,拥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泱泱大国,竟然连一个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都没有!据我所知,这种机构,在全党、全国,不仅官方性的一个没有,就是民间性的一个也没有。面对这种情况,人们不禁要问: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如此重大而复杂的问题,不管对它采取什么态度,怎么能不设立专门研究机构,进行专门研究和探讨呢?

    鉴于此,我建议党中央能够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工作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提上日程,予以研究讨论,提出指导原则,确定基本目标和任务,作出适当部署和安排,并与党政机构改革相配套,考虑组建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同时对地方以及党校系统、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组建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提出知道原则、任务和要求,规定必要的政策。

 

发件人:"田忠国" <tianzhongguo@g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03 13:05:2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

中国到了群体暴力反抗高峰期

田忠国

2008年7月3日星期四

    中国到了群体暴力反抗高峰期。这样说有人一定会说我是危言耸听,但如果一个有良知的人,真正到下面走一走,看一看平民百姓的生存状态和各级官员的执政状态,人们将会发现,群体暴力反抗成了平民百姓的唯一选择,这是因为,中国的平民百姓看不到生存环境得到改善的希望时,绝望式的抗争情绪便会风起云涌,绝望式的暴力抗争事件便也同时会风起云涌。这一方面说明,过去改革开放的成绩中包含了平民百姓巨大的生存代价,在利益集团和平民百姓之间,形成了对抗性的矛盾。比如,房价大涨、物价大涨,特殊利益集团在危及平民百姓的生存时,不是有效抑制房价、物价对平民百姓的伤害,而是推波助澜,助推房价上涨。再比如,与平民百姓生存状态生命攸关的小事,在各级官员眼中不是个事,不在工作范围之例,也必定成为以后群体暴力抗争的源头。

    另一方面,从对瓮安暴力抗争的定性中,我们看到,执政者已把人民群众不明真相的维权抗争,定性为敌我矛盾,平民百姓的权利和利益,已经同执政者是对立的了。而这种定性,只会加剧平民百姓的绝望情绪,催生更广泛的暴力抗争事件的发生。但是,随着社会的暴力抗争事件的发生,经过矛盾冲突的整合后,中国或许能在世界上产生第一个人民拥有平等权、管理权、参与权和社会发展成果分享权的人民民主国家,但也不令人乐观,因为,从藏独事件和瓮安事件的定性中,我们看到人民利益和共和国的利益,不在是执政者努力保护的对象,而藏独势力和特权阶层才是他们维护或者说保护的对象。

    这一价值走向表明,中国走上了新的灾难多发期。再一方面,“稳定压倒”一切的执政理念,必会把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渴望所压倒,因此,要改变中国面临的重大灾难性问题,第一,应尽快落实十七大报告中的民主蓝图,纠正执政者与平民利益对立的执政理念。第二,发动人民群众,为保护人民群众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因为,中国共产党87年的历史证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人民群众的自由民主权利,就是党和共和国的生命。第三,尽快构建官民互动的制度平台,并作为深入人民群众调查研究的突破口。对于调查研究的成果一要公开。二要由人民群众评议。经人民群众评议不合格的官员坚决撤职。第四,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衡量执政者政绩的唯一标准。第五,尽快把官员的任命权交给人民群众。我以为,只有采取这五项措施,才能化解群体暴力抗争事件的不断发生,使党和共和国重获新生。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02 16:43:3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贵州省依法妥善处置瓮安县“6•28”打砸烧突发事件

2008年06月30日

金黔在线-贵州日报

    6月28日下午,瓮安县城发生一起严重的围攻政府部门和打砸烧突发事件。一些人因对瓮安县公安局对该县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随后,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办公室,并点火焚烧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

    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要求尽快妥善处置,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崔亚东迅速赶至事发现场,指导当地党委、政府处置和平息事件。29日,围观人员缓慢散去,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瓮安县城秩序基本恢复正常。

    记者从县政府有关领导处获悉,该女生溺水身亡后,县公安局依法进行调查验证,并作出检验鉴定,但因死者家属情绪反复,拖延数天后仍不接受死亡原因鉴定结论。此事后被少数不法分子煽动,导致事态扩大。

    6月28日深夜,记者赶到瓮安县城。在大街上看到随地有乱石块、砖头、碎玻璃渣,有两辆被焚烧的车辆翻在路中。在县政府门口,围观群众在宣传车的劝说下缓慢散去。几个路口,民警和武警战士正维持现场秩序。进入县政府大院,记者看到县公安局、县委、县政府大楼不同程度被烧,数十辆被烧过的车辆横七竖八地躺在大院内,情况惨不忍睹。

    采访中,县政府负责人介绍说,在事件整个过程中,政府工作人员和公安干警反复向现场群众作解释说明疏导工作,表现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耐。但少数不法分子却丧心病狂地殴打政府工作人员和公安干警,并冲进一些办公室打砸一通,并抢劫了一些办公用品,最后竟放火焚烧办公楼和车辆。

    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作出重要批示;公安部,贵州省委、省政府,黔南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宗源、省委副书记、省长林树森要求,尽快依法妥善处置;省委决定成立处置瓮安“6•28”事件工作组,省委副书记王富玉,省委常委、副省长黄康生,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长崔亚东,副省长刘晓凯,省武警总队长周爱民,省武警总队政委张生枝及时赶到瓮安,与州委书记吴廷述、州长李月成等领导亲临现场指挥;县委、县政府迅速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指挥长的事件应急指挥部,下设劝说疏导组,事件调查组、政策舆论法规宣传组、交通管控组、信息上报组、后勤保障组、医疗救护组、善后建设组等8个应急工作组开展相应工作。武警总部副参谋长薛国强从北京赶到瓮安指导处置工作。

    29日晨6时,为发动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参与突发性事件的处置,州委书记吴廷述在瓮安召开了各乡镇、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央、公安部、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有关批示精神。州委、州政府要求各部门和全体领导干部发挥政治优势,深入基层了解情况,通报事件真相,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引导群众自觉维护稳定,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采取积极措施,把各项工作责任落实到乡镇、部门、社区,努力使秩序尽快恢复。

    经过州县各级干部、公安民警、武警官兵大量辛苦的基础工作,至29日下午,县城秩序基本恢复正常。瓮安县委、县政府表示将在省、州的领导下,努力稳步推进各项工作。

小资料:

唐太宗.以旱减膳诏

  朕以寡德,祗膺宝命,而政惭稽古,诚阙动天。和气愆於阴阳,亢旱涉於春夏。靡爱斯牲,莫降甘雨之泽,详思厥咎,在予一人。今避兹正殿,以自克责,尚食常膳,亦宜量减。京官五品已上,各进封事,极言无隐,朕将亲览,以答天谴。

 

 

贵州瓮安县政府遭围攻冲击 胡锦涛作重要批示

来源:贵州日报

    贵州日报7月1日报道:6月30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宗源专程赶到瓮安县,现场指挥“6.28”事件处置工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张群山,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长崔亚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孙玉璞,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俊平一同前往。武警总部副参谋长薛国强,武警总队政委张生枝参加。

    上午11时许,石宗源书记一到瓮安县就立即赶到“6.28”事件现场察看;直接深入群众了解情况;看望公安民警、武警官兵。12时许,石宗源书记离开现场立即组织召开黔南州、瓮安县有关领导干部会议,听取有关“6.28”事件处置情况汇报;召集瓮安县有关负责同志、部分学校校长和县教育局长听取情况汇报;邀请瓮安县23个乡镇5个社区部分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100多位同志召开座谈会,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在座谈会上踊跃发言,对“6.28”事件感到痛心疾首,认为打、砸、抢、烧犯罪分子的行为,严重损害了瓮安县乃至全省的形象,破坏了瓮安县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破坏了全县和全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纷纷要求党委和政府要严厉打击破坏分子,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当晚7时许,刚刚与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结束的石宗源书记,又在县城所在地的雍阳镇,组织召开有老干部、群众代表、个体工商户、中学生及教师等现场目击者参加的群众座谈会。

    石宗源指出,“6.28”事件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情节恶劣,破坏严重,造成了极大的财产和经济损失,影响了全省稳定和贵州形象。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十分关心,胡锦涛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两次作出重要批示;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多次打电话到前线直接指挥;武警总部司令员吴双战作出批示,并派人赶到瓮安指导处置工作。省委、省政府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领导的重要批示和指示精神,切实把尽快平息事态、维护稳定放在第一位,连夜派出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崔亚东组成一线指挥部。29日又派出省委副书记王富玉为组长的省工作组,到瓮安指导、督促、监督相关工作。在处置过程中,武警官兵、公安民警保持了最大的忍耐和克制,采取了多种稳妥有力的措施,尤其是武警部队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迅速控制了事态,整个过程中没有与群众发生直接冲突,更没有死一个人,事态已得到基本控制,大局已恢复稳定,处置过程是克制和有效的。

    石宗源指出,在事件的处置过程中,瓮安县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党员干部,是高度重视、努力工作的。县人大、县政协也积极派出干部开展宣传教育和动员说服工作,工作是有成效的。虽然目前事态已得到基本控制,但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其中,向全县广大群众做好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说明事实,稳定人心,是从根本上平息事态,维护大局稳定、努力推动发展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县、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广大基层干部、治安积极分子要充分发挥自身人熟地熟的优势,发挥重要作用,积极配合党委、政府,抓紧开展工作,分片包干,承包到户,以事实真相说服群众,以稳定大局教育群众,以一人一户、一村一乡的稳定确保全县的稳定。

    石宗源强调,长期以来,瓮安各级党委、政府在省委、省政府和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是明显的,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但从这起事件来看,从一起单纯的民事案件酿成一起严重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其中必有深层次的因素。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矿群纠纷、移民纠纷、拆迁纠纷突出,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够好。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在思想意识上,干部作风上,工作方式方法上,还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由此暴露出的问题应引起我们的反思,要以这起事件为镜子、为推动,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更加扎实有力地开展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切实改进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真正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进程中,发挥好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忠诚实践者,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是空喊口号,要落实到行动上,要以人为本,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要正确处理好维护社会稳定和加快经济发展的关系。要继续提高领导水平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既要做好当前的维稳工作,又要做好“6.28”事件的善后工作。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旁观协同者,以批评教育为主,对组织、策划和施暴者,要重拳出击,绝不能手软,努力建设一个平安的瓮安、平安的黔南州、平安的贵州。

    石宗源强调,“6.28”事件的发生,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维护稳定的极端重要性。尤其是在我省“两欠”省情下,各方面的不利因素多,稳定来之不易,稳定更加宝贵。我们要与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维护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团结一致,振奋精神,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发件人:"huxingdou"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收件人: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27 13:37:1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评: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人的评价——大陆中国人像“迷失的狗”?

评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人的评价:大陆中国人像“迷失的狗”?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2008-6-27

    读了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人的评价[附件1],十分震惊。尽管以前读过许多外国人评价中国的书,有的写得很深刻,本人也在香港出版的《问题中国》、在大陆出版的《传统中国的偏头疼》中对国人的品性作了大篇幅的剖析,但我仍然为外国人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当今给予中国人毫不留情的抨击,而深感敬佩,同时为自己的民族缺乏反省能力而感到羞愧不已。

    前段时间,我写了《可怕的死亡定律——中国人各种非正常死亡均占世界的70%以上》一文[附件2],其中也谈到“中华民族是一个缺少反思能力的民族,悲剧一再重演,以后还会重演”,因为说出了真相、表达了正义,这篇文章在网络上也没法生存,几乎全部遭到删除。

    我由此领悟到兰德公司对中国人深刻洞见的正确性:“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使中国变为全世界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

    中国的人文生存环境太恶劣了,名副其实的“世界之最”了!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兰德公司的报告没有讲出中国人沉沦的原因,其实原因很简单——两千多年的人治与专制的体制、谎言与暴力的政治。

    一切都是政治体制的错。
 

 

自贡下岗夫妻双双上吊自尽

女记者痛哭失声

2008-06-29

来源:中华网论坛

    在四川自贡,有一个工人家庭,夫妻俩人都遭遇到了“下岗”的命运,两人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仅有300元,还不到政府规定的“最低保障线”。为了供养孩子,他们什么都尝试过:蹬三轮车、擦皮鞋、摆地摊……由于夫妻俩除了工人的技术以外没有别的特长,所以只能从事这些低收入的事情。每天干得精疲力竭,家里依然入不敷出。每到周末,他们带着孩子到父母家蹭饭吃。父母的手头也不宽裕,日久天长对他们也冷言冷语。后来,连孩子的学费也成了问题,东挪西借也堵不住漏洞了。孩子很懂事,知道父母的难处,很想帮父母。但是,一个刚刚上小学的6岁的孩子能做什么呢?孩子便去商店偷东西,偷的也不过是面包和饼干而已。结果,孩子被店主抓住,狠狠地打得鼻青脸肿、伤痕累累。回到家里,父母追问了半天才得知真相。一家三口抱头痛哭。

    又到了周末,父母忍着白眼,把孩子带到爷爷奶奶家,说最近要出门几天。然后,夫妻俩回家双双上吊自尽了。他们没有留下遗书,就那样直截了当地把自己挂在了厕所的梁上。这件事情在地方上引起很大的轰动。工人们感同身受――也许自己的命运也是如此,他们自发地捐款,为死去的夫妻两举行葬礼。而地方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对舆论进行严密的封锁,不让当地的任何媒体进行报道。

    女记者作为省报的记者,凑巧来到了自贡,接触到这一情况。官员们很紧张,害怕她进行报道,赶紧找到她,在当地最豪华的酒店里设宴款待。这是一桌极其丰盛的宴席。美丽的小姐、金黄的龙虾、郁香的洋酒……然而,女记者突然对着这一切放声痛哭。本来是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这一哭让满座天圆地方、脑满肠肥的官员感到莫名惊诧、尴尬万分。他们不明白这个年轻的女记者为什么要哭:死去的又不是你的亲人,干吗如此伤心!他们高度麻木的心,已经刀枪不入了,伤心、痛苦、感动,已经不再与他们相关联。他们的心中只剩下保住官位和继续向更高职位冲刺的念头还在鲜活,其余的感情都已经彻底“休克”。

    女记者的痛哭,在场官员的惊诧,两条逝去的生命,当地官方对消息的严密封锁。

 

发件人:"jackDence" <jack1998168@hotmail.com> 收件人: "Alex Zhai" <zggjzyz2002@hotmail.com>, <bxy4966@163.com>,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zdjun@263.net>, <sunnypku@gmail.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04 08:19:02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  河南商丘城管执法队员当街摔烂瓜农西瓜(

河南商丘城管执法队员当街摔烂瓜农西瓜()

来源:大河报责编:囡囡

 

河南商丘城管执法队员当街摔烂瓜农西瓜(图)

农民孙文之捧着一个摔烂的西瓜边哭边说

   中广网北京7月14日消息“城管不让俺在那里卖瓜,俺丈夫发动车准备走,城管执法车上下来几个人,摔烂俺好多西瓜,当时满地滚的都是。”在商丘市睢阳区香君路上,进城卖瓜的商丘市睢阳区闫集乡农民孙文之捧着一个摔烂的西瓜边哭边说。

    大河报报道,一位姓苏的旁观者说,农民也不是不通情达理,如果不让他们在这里卖,跟他们说就行了,何必摔烂他们的西瓜呢?看到卖瓜的女主人哭得厉害,他就花了50元钱买下她的烂瓜。事件发生后,商丘市睢阳区市容管理局执法大队的几个城管人员及瓜农孙文之的丈夫李良海,均被带到商丘市公安局睢阳分局新城派出所。   在商丘市公安局睢阳分局新城派出所内,李良海说:“上午9点多,一辆城管车开了过来,从车上下来几个人,来到瓜车前,不容分说就将西瓜往城管车上扔,一名城管抱住西瓜往车上摔,二三十斤的大西瓜被摔烂了五六个,他边摔瓜边说:‘拿秤来,要是不拿秤,我把你们的西瓜摔烂完。’我无奈之下只好把秤交给了他,然后我把车开到香君路上时报了警。”

  商丘市睢阳区市容管理局执法大队一中队队长于圣塔称,李良海卖西瓜的地点在凯旋南路右侧的辅道旁,当日早晨已经通知过他一次,不让他在那里卖西瓜,他答应了,而且4天前他就因为卖瓜的事写过保证书。他们转了一圈回来后,看到他还在原地卖西瓜。当时就下车扣他的秤他夺秤,搬西瓜他就夺西瓜。于称他和其他的执法队员没有摔西瓜,只是将西瓜搬到执法车上,后来又卸下来还给了瓜农。至于瓜农车上的西瓜是怎么烂的,于圣塔称不知道。

  在新城派出所门口,李良海指着其中两个城管执法人员说:“是他们摔烂我的西瓜的。”城管执法人员并没有人当场反驳。


 

以正义接近阜阳白宫事件真相

周东飞

《选择》周刊第190期,2008年6月25日出版

    据6月2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安徽省纪委、省人民检察院联合调查组就阜阳“白宫”举报人李国福死亡事件展开调查,“白宫主人”、阜阳市颍泉区委书记张治安被停职。据悉,6月5日下午,张治安在他的办公室被安徽省纪委、省人民检察院联合调查组带走。此前被停职审查的,还有颍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汪诚、反贪局局长郑涛。

    有媒体曾在6月初列出几个“跳档”新闻,因为5•12汶川大地震突然降临,这些本应引人瞩目的事件被分散了注意力。其中之一,便是阜阳“白宫”举报人李国福的离奇死亡。媒体的善意或许就在于,不要让这些“跳档”新闻成了“断档”新闻。“白宫主人”被停职,意味着这一事件的接续。在更权威、更全面的信息披露之前,或许人们还无法准确判断纠葛于其间的是非,但关于公正的期待是不言自明的。

    根据媒体此前的报道,举报人李国福与“白宫主人”张治安之间的关系,被形容为“十年恩怨”。李国福曾是张治安深得信任的部下,后两人关系破裂,李国福多次到北京举报张治安修建豪华办公楼“白宫”等问题。2007年8月李国福被逮捕,2008年3月离奇死于狱中。有关方面鉴定李国福为自杀身亡,遭到外界质疑。

    人们迫切希望了解的真相,首先在于举报人李国福之死,是否真的自杀。如果是自杀,在一个高度还不及李国福身高的铁门上,会否造成一个人自缢身亡,这是一个问题。而且,对于李国福的死亡鉴定,何以不经解剖,没有法医签字,甚至未使用司法术语,这些细节必须以事实予以回应。如果并非自杀,那么是谁导致了李国福之死,其目的何在?这样就带来了另一个相关联的问题,李国福在赴京举报后被逮捕,是因为他确实涉嫌犯罪,还是举报所招致的报复。公正与真相相伴相生,即便李国福确实涉嫌犯罪,举报依然是他的公民权利,在举报与惩罚之间不应当存在关联。

    此外,李国福所举报的张治安的问题是否属实,也应一并查清。若民间乐意于去猜测李国福与张治安之间的恩怨,那是人们私底下的“自由”,但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却不能以“恩怨”为顾念,举报者出于何种目的去举报,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举报的是否事实,这样的事实是否涉嫌违法犯罪。尽管有报道指出,李国福举报张治安是因为两人关系破裂怕被对方“算账”,甚至李国福还写信承认自己“受人唆使”,但即便属实,这些也不能成为有关部门对举报拖延或怠慢的理由。现在张治安被停职审查,原因当然是举报人的离奇死亡,但审查不能止于他该不该对这桩死亡负责,还应当包括举报的内容本身。

    在张治安被停职审查之前,当地检察长和反贪局长已经被调查组带走。这样的结果也给人留下了暂时的悬念,以公正为追求的执法者,在举报人之死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引人遐想。司法机关在法理上拥有办案的独立性,其追究犯罪维护公正的业务并不听命于地方官员。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名执法者为何以及如何深陷“白宫”恩怨的漩涡,这也应当是被期待还原的真相之一。

    阜阳“白宫”的令人瞩目,曾经只是因为其奢侈与豪华。但其举报人之死,让这座白色的建筑蒙上了浓重的阴影。真相,以及真相背后权力的进退,正义,以及正义背后举报权利的保护,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两个当事者的恩怨纠葛。在恩怨之上,给公众以期待的正义与真相,这才是阜阳“白宫”事件真正水落石出的标志。

 

发件人:"田忠国" <tianzhongguo@g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04 09:39:2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立场情感问题解决好,才能处理好6•28事件―――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权利就是党和共和国的生命

立场情感问题解决好,才能处理好6•28事件

田忠国

2008年7月4日星期五


     “人民网”记者孙海涛7月3日报道:“在贵州省委今天召开的瓮安“6•28”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会上,省委书记石宗源指出,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背后深层次原因却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屡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加之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

  石宗源说,这次事件中,黑恶势力正是利用群众的这种不满情绪挑起事端,公然挑战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借机扰乱社会、趁火打劫。因此,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对此,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里,首先建议免去瓮安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政委罗来平和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申贵荣的职务,请按程序办理。并请纪检监察部门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查究瓮安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和有关领导的责任。”

    贵州省省委书记石宗源指出:“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背后深层次原因却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屡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但石书记随后又指出,这次事件中,黑恶势力正是利用群众的这种不满情绪挑起事端,公然挑战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借机扰乱社会、趁火打劫。很显然,石书记的这个定性是矛盾的、有冲突的,因为,如果说被利用的群众反抗的是“背后深层次原因却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屡发生。”那就不是“公然挑战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借机扰乱社会、趁火打劫。”而是公然挑战干部队伍中的不法分子,维护国家法律尊严和权威,但令人遗憾的是,石书记站在管理者的角度,而不是人民群众的角度,把定性弄颠倒了。

    我曾经对社会群体暴力事件的定性问题写过一篇长文,发在“中国政府创新网”上,石书记如果有空,不妨看一看,因为,群体暴力反抗的定性,既可以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开始,也可能因定性不当成为范围更广、事件更大暴力抗争的开端。我以为,立场情感问题解决好,才能处理好6•28事件,推而广之,立场情感问题解决好,才能处理好全国的此类事件。

    立场情感问题,并不仅仅是个人民群众的立场问题、情感问题,更是党和共和国的生命问题,因为,人民的情感、立场、利益、权利,就是党和共和国的生命。再进一步说,党和共和国的生命是建立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对于这一点,全国的党员干部都应该牢牢记住,因为,记住这一点,他们才会视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的权利和人民群众的立场情感,视为党和共和国的生命。

 

 

发件人:"08470031" <08470031@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04 10:11:2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愤青是怎样炼成的(我的职场经历)

中国为什么出现愤青?

罗志伟

    各位朋友,自打我在网络发文以来,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支持和理解,我这里感谢的话就不多说,也用不着我多说,今天写此文,特为一些不同的声音而来,因为有或多或少的评论和回贴将我定为了“愤青”,送给我最大的一顶帽子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收获这个“荣誉”后,我辗转反侧,思衬着我走入社会二十年以来的思想变化,暗想着我成为了“愤青”的前因后果,历史的原因?现实的因素?应该都有。

    说历史的原因,可能年轻的朋友不愿理解,会批我老在过去停留,不知发展才是硬道理,说现实的吧,又担心被批成看问题太偏激,所以,今天我只说一个我自已正在发生的事,既使这个真实的经历能够在批我的朋友们嘴里得到的只是一声叹息,也为安慰。

    我现在是做国产设备销售的,我们的这个国产设备其实也和国内的很多自主品牌一样,关健部件都是洋人的,有种说法把这叫做“以资金换技术”(其实只是买,根本不存在换),没办法,谁让我们技不如人呢?虽说在关键部件上我们也没有多少摆脱依赖的产业行为,但我仍然和批我的朋友们一样,对这种利用洋货来提升我们生活质量的方式持肯定的态度。

    让我无法肯定并由此愤怒起来的行为是在销售过程中出现的,某单位欲采购一批设备,我公司产品的报价比国外产品低几十万元,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我们的产品在部件、构造、性能上其实都是与洋人一样的,我们只是一个外壳组装而已,但是在服务保障,货款支付上我们都比洋人优越和优惠,就是这样,我们仍然在前年招标购买中,被这个单位拒之门外,清一色的全是“国际品牌”在竞标,令人高兴的是,这个最终确定采购国外设备的大单,在上报中央主管部门时被否定了!

    记得当时,这个单位负责采购的领导,神情有些沮丧地告诉我:上头不批,流标了,要我们走国产化道路,准备考察国内厂家!说这话的时候是07年春节前,过了年,我就兴奋地等待着他们前来考察的身影,时光飞逝,这都已经是08年夏天了,却还是盼不来他们,从一些渠道反馈过来的信息让我了解到:单位上头头们还是想购买国外产品,原因竟是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国考察!这个出国考察计划到现在还没有成行,而对国内厂家的考察也没有开始,这表明的是他们内部有两种势力在进行拉锯战,朋友们如果把这个战争理解成左派和右派的战争并不为错。

我也不清楚这个准备出国考察的队伍有多庞大,但我清楚,洋人们用技术压制了我们的制造空间,又以利诱夺去了我们的市场空间,如果说前者是一种无奈,只要有一点利润,我们还是能有发展的机会(这是批我的朋友的原话),那么,后者我就不得不愤怒了!官僚们为了自已的一点私利,完全置国家工业而不顾,完全置工人阶级的钱包而不顾,难道说我就不可以愤怒吗?!

是的,我就是愤怒!愤怒竟成了我唯一的权益,我还愤怒我的寂寞,愤怒有些人至今看不到我所做的事情的意义,甚至还觉得我很可笑!不过这一点我也很清楚,我不会想着一蹴而就,认为写出一个什么“经典”来,振臂一呼,就万众景从,我必定是在默默无声中毅然前行,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

我更愤怒正处于市场化和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我们,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贫富差距正在急速地扩大,一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精英们沉溺在金钱的浮华里欢乐,一方面低层弱势群体绝望、无助,犯罪和堕落。我也理智,因为愤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祷告和坐等因果报应也是保佑不了中华的,洋人们更是不会帮我们的,也没有义务帮我们!中国人,中华民族,如果真的想富强,如果不想自杀,如果不想在严峻的国际竞争中被淘汰,我们就必须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凝聚起来!毛泽东曾说过:只有人人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负起责任,才不会人亡政息!请每一个想要寻求幸福的中国人牢记吧!我的博客:luozw0731.51.com

 

发件人:"Zhangboshu" <zhangboshu@263.net> 收件人: "Eugene Zhou" <zyq@phoenix-bicycle.com>,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04 11:27:3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Re: 回复: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

    周先生:您的担忧也是大家共同的担忧,但仅仅期望政治强人的出现是不够的。如果我们的公民社会日益成长、壮大,以至于对当政者构成足够的压力,迫使哪怕是最平庸的执政者也要改革,中国才真正有了希望。近年来网络公民社会的成长就是一个例子。传上前不久完成的两篇短文,供朋友们交流。 张博树

    仲大军教授,张博树博士,我们看了今天你们网上的专题文章,“中国必须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联系到最近一系列的事件, 周老虎、瓮安、袭警、烧政府大楼等,官民对立已很尖锐,我们不否认共产党的领导,我本人就是共产党员。我们确实担心,如果公权力没有监督、约束的话,如果高度集中的权力恣意妄为的话,如果官本位、只对上级领导负责这种意识仍然在发酵的话,官僚、特权、垄断阶级将被视为中国前进的毒瘤,视同万恶的黑社会势力,我们社会的矛盾只会越来越尖锐。社会危机将随时爆发。我们期待一个政治强人的出现,像华盛顿、叶利钦、普京那样,而不是政治常人。我们期待国家真正的长治久安,而这要靠制度的改革来保障。上海凤凰/ 周尤清
 

《成都日报》意欲何为?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张博树

    6月25日《成都日报》载文“地震是毁房罪魁 幸存者应理性看未来”,该文称“5•12汶川特大地震震动了大半个中国,造成重灾区不少房屋垮塌、损毁。针对这种现象,昨日上午,成都市社科院举行‘地震灾害与房屋建筑安全’研讨会,邀请20余位地震学、建筑学、法学专家,对房屋损毁原因及相应的责任认定等问题进行专题研讨。专家们认为,此次特大地震的巨大破坏力是损毁房屋的罪魁祸首,不能简单地把房屋损毁原因归咎于建筑质量;劫后余生的人们应该理性面对地震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此话何意?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是告诉人们:地震中房屋倒塌纯属“天灾”,与“人祸”无关,谁要从“建筑质量”方面追究房屋损毁原因,就是没有“理性”地分析这场灾难,更不是“理性”地“看待未来”!

    众所周知,汶川大地震造成了大量建筑物被毁,特别是学校,毁坏、倒塌极其严重,成千上万如花的孩子瞬间葬身瓦砾,这是此次灾难中尤其令人心痛、乃至无法接受的一个事实,因为毕竟还有不少建筑物没有被摧毁,灾区政府机关大楼的垮塌远比一般中小学教学楼的垮塌程度低。在这种情况下,遇难学生的家长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要求反思“天灾”背后掩藏的“人祸”成分,追究学校“豆腐渣工程”的责任者,难道不是天理所在?而《成都日报》的这篇报道却通过“专家”之口告诉人们,“同一区域房屋受损程度不一有多种因素”,“废墟取样”也“很难反映质量问题”;加之“多因一果无法追究刑事责任”,所以灾区的人们还是应该摆平“心态”,虽然“受灾人口上千万,值得庆幸的是,尽管环境、建筑、经济严重受损,但相对整个受灾人口而言,因灾死亡、失踪的人毕竟还是极少数”,“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曾与死神擦肩而过,在这种情况下幸存下来,更应该理性面对地震灾害,重建美好家园,而不应该沉湎于悲痛,或者怨天尤人”。

    因为死的人“毕竟是极少数”,活下来的人就应该“心怀庆幸”,而不要再去“怨天尤人”,这叫什么话?!说穿了,《成都日报》干脆就是在宣告:人们不要再去谈“问责”,追查那些豆腐渣工程的责任人;在无法抗拒的“天灾”面前,遇难学生家长和其他社会人士非要纠缠无法厘定的“人祸”,就有无理取闹之嫌了!

    然而,汶川地震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真的与“人祸”无关么?这些夺去我们那么多可爱的孩子的生命的“人祸”因素(哪怕与天灾相比,它只是间接的发挥了作用)真的就无法厘定么?我们有权利郑重地提出这些问题!

    一般来说,在巨大的公共灾难发生后,理性地反思灾难,包括产生灾难的种种原因和政府在灾难中的表现,是一个政府成熟程度和自信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政府是否真的对公众负责的标志。《成都日报》作为灾区的地方政府机关报,本应承担起震后反思的理性职能,现在却发表了这样一篇如此糟糕的报道。尽管此类作法从历史角度看并不奇怪,并不新鲜,但在这样一个历史转型的今天,在这样一个事关万千生命的大问题上仍如此不负责任,甚至如此无耻,实在令人扼腕!痛心疾首!

    (2008年6月26日夜初稿,6月30日修改,北京)

 

质问《新华网》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张博树

    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对政府(公共权力)的监督权,是民主社会的通义,是转型中的中国正在争取的目标,也是执政党在自己的文件中对全社会做出的庄严承诺。昨天(6月29日)刚刚公布陕西13名官员因华南虎照事件被处理,虽然姗姗来迟,也还留下众多疑点,但毕竟可以理解为政府恢复公信力的某种努力。但同一天新华网关于贵州瓮安事件的报道,却又倒退了十万八千里,读来令人愤慨!

    这篇报道称:贵州省瓮安县城28日下午发生一起围攻政府部门的打砸烧事件。一些人因对瓮安县公安局对该县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随后,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办公室,并点火焚烧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立即指示要求尽快妥善处置。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崔亚东迅速赶至事发现场,指导当地党委、政府处置和平息事件……

    其实,关于瓮安发生的事情,人们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渠道已经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可以说,地方政府失职,不公正地处理一起学生死亡事件,又用暴力手段粗暴对待当事人和主持正义的公众,以致激起民愤,警民冲突,才是造成这个突发事件的真正原因,才是造成“打砸烧”之类后果的真正原因。要追究责任,首先就要追究地方政府的责任。为什么漠然对待一个花季女孩生命的突然消失?为什么面对一个并不复杂的刑事案件不做处理?为什么不能正面回应公众的合理要求?为什么不能坐下来与公众对话,动辄就要调动武力进行弹压?所有这些作法都是一个法治社会不能容忍的,是一个号称“以人为本”的政府的耻辱!

    当然,说到这里,还仅与事件发生地的贵州地方政府有关。我们现在要进一步质问新华网,众所周知,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作为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的官方网站,它的声音不再代表地方政府,而代表中央政府。

    我要质问的是:谁给你们的权力来不来以“不明真相”为由侮辱正当维权的广大公众?谁给你们的权力不去追究真正的责任者,动辄就把屎盆子扣到所谓“少数不法分子”的头上?谁给你们的权力遮掩事情真相,通过封锁消息侵犯公民的知情权,通过删帖侵犯公民的网上表达权?谁给你们的权力用这种无耻的方式袒护已经变质的地方政府,保护地方黑恶势力?

    中国媒体的此类“党八股”早已沿袭成习,一遇突发事件,先是遮掩,能不报道就不报道;实在不得不报道,就搬出这一套“不明真相”、“坏人挑拨”的老套子,以欺蒙视听,殊不知今日中国已今非昔比,中国的广大公民正在成长,正在成熟,这套东西已经失去它的市场,它只会令人感到厌恶和不齿!

    不是要建设一个诚信社会、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么?那么我建议,要提高中央政府的公信力,就从扫荡新华网的此类鬼话“报道”入手!

   (作于2008年6月30日,北京)
 

 

发件人:"大侠" <panyi034@gmail.com>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7-03 12:01:5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潘祎的稿子

中国周边国家混乱击溃中国民主化进程

何必

    中国周边的多个邻国正同时经历动荡与阵痛。当中国和缅甸正在努力从地震和飓风灾害中重建时,亚洲其他一些国家也遭遇了灾难——人为灾难。面临问题的国家既包括亚洲一些最强大的经济体如韩国和印度,也包括一些一贯低调的国家如泰国和蒙古。它们遭受了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暴力冲突、骚乱、议会垮台、军方干涉的威胁和其他形式的政治考验。在韩国,数万愤怒的示威者夜夜在首尔游行,要求新任总统李明博下台,这是20年来韩国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泰国为类似的突发事件痛苦,比如大规模游行和议会针对总理沙马·顺达卫的不信任案表决,最后沙马平安过关。在印度,与美国的核协议谈判由于一些党派的阻碍再次破裂。因对议会选举结果不满导致的史上最严重骚乱已经导致蒙古5人死亡、329人受伤。而在巴基斯坦,执政联盟内部矛盾重重。(2008年7月3日《东方早报》)

    该报道在对现象做了综述之后,紧接着就把问题提向了让咱们很是心痒难挠的地界儿:“民主过度”?美国《新闻周刊》在一篇文章中认为,在大多数这些情况中,“民主过度”破坏了国家利益。比如在韩国,李明博是在一个从全球化获利颇丰的国家中推行自由贸易协定。对于印度,核协议帮助其接触到美国的技术和免费进入核武器国家俱乐部。然而,在应当被列为非西方世界中最成功民主政体的国家中,这样的目标失之交臂。韩国和印度经常因随心所欲的公共辩论、广泛的媒体自由、正在扩张的公民自由和强劲的经济表现而赢得赞誉。尽管个体因素在起作用,但这些斗争拥有潜在的共同原因。首先是缺乏民主成熟度。“别忘了,民主在韩国只有20岁,在泰国大约35岁,甚至在印度也才60岁。军方或独裁者统治时期下形成的习惯很顽固。腐败、高度私有化、强人统治、马太效应政治的传统在持续,把每一次政治小冲突变成生存之战。”文章写道。

    这恐怕又会让中国不少人幸灾乐祸,认为民主本身就是罪魁祸首。而现如今中国国内的乱象,更是让民主成为了一个看上去非常遥不可及的奢侈品。我以前曾经多次对民主这个让咱们听着既熟悉又陌生的词汇的定义,援引过比如李延明等在此的讨论,也引用过比如陈志武、刘军宁、秋风等对西方民主顶礼膜拜、认为那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不二法门的言论。实际上,民主究竟为何物,对中国来说,民主之路会有着什么样的特色,是不是也会与时俱进,中国人是不是能够在现今就走民主化的路线,等等,这些问题,在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都成了泥沙俱下的不一而足。

    崔之元发来有人对民主的议论。

精英民主不可取

    关于民主,现在左派、右派定义竟然不同。左派认为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是内容。右派认为民主是形式,是选举。左派认为民主是实质,民主摆脱不了阶级性和集团性。而右派认为民主是程序,没有阶级性,有普世性与终极性。现在西方人搞的民主方式“选举”、“政党”、“表决”等现代民主制度被世界公认为“民主”了。大家普遍认为“民主”等于“选举”, 等于“投票”。这种联系很明显这是把民主异化了,是把形式当作内容,把表象当作实质,把民主越来越等同于选“秀” ,这就是古人说的:“买椟还珠”,滥用这种民主的结果就是台湾搞的一次又一次“公投”。异化民主的目的就是因为他们能得利。

    五四时期,说要请“德先生”、“赛先生”。“赛先生”应该请,但是“德先生”如何请,至今人们并没有弄通。如果公认“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按人民的意志、心愿行使权力。那么中国古代并不缺乏民主,儒学本身也并不缺乏“民主”思想。古人讲“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夫民,神之主也。”(桓公六年)神“依人而行”(庄公三十二年),这就是民主,这就是按人民的意愿行使权力。

    人民的意志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人民的具体意见并不一定正确,选举、公投也并不一定是人民真正利益表达,实施后不一定是人民所希望看到的结果。所以权力和决策一定是要代为行使的,决策总是领袖所为,决策民主化不是决策表决化。人民领袖的知识、智慧、专业能力必须高于普通人。古人要求君主要有极高的道德要求,这是根本。“贤能政治”正是为了实现民主。儒学经典《尚书》通篇讲的是“帝王之德”,“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民主和专制制度的演变在历史上是一个循环,不能说西方民主制度绝对优越。也不能说西方民主制是人类社会政治结构的最终形式。在历史上民主被专制取代过。民主被专制取代总有其合理的理由,希腊-罗马-中世纪是这一过程, 法国大革命也是从民主到雅各宾专政再到拿破仑称帝独裁。

    希特勒上台也是民主转化为独裁的过程。中国也同样如此,中国从上古三代到三夏、商、周总的趋势是越来越专制。独裁如何产生的?为了国家民族集体的福祉,人们愿意或者不得不把权力交给最有能力的人,委托他来行使绝对权力。在西方,富勒说:“坎尼会战的意义就是罗马共和国的瓦解,罗马帝国的萌生”。但是独裁者以后的昏庸、残暴,使得后来的人们又以为“民主”有永恒不变的人类价值。

    人们在看清独裁统治的残暴和专制后,却看不到民主制度也会走向腐朽。再好再公平合理的制度也总是一部分人受益最大,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制度被这部分人充分运用和把持,具有明显的不当得利性和排他性,成为“形式得利者”。这时这种制度的不合理、不公平、不正义的一面就充分表现出来了,形式变成了内容,内容变成了形式,就需要变法和革命了。列宁说:“内容同形式以及形式和内容的斗争,抛弃形式,改造内容。”

    古代中国有中国式的民主理念,欧洲有雅典式的民主制度。儒家民主的缺陷是没有将“民主”制度化,法规化,无法确保真正实现,汉代察举制度到汉末就出现专门品评人物的名士,这些人品评还算中肯,但离民举已经隔了一层,时间长了难免不出问题。到了三国,则变成了九品中正制。雅典式的民主制度也沉寂了一千多年。不能说今后的民主政治一定会走向西方式的“现代民主政治”,这几年来,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弊病越来越多的暴露在世界面前,比如普选村长出现的贿选民主,台湾的民粹民主,美国的选秀民主等等,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说:“美国的大选已彻底沦为大公司的商品”。这就是事物发展的宿命,是不可改变的轨迹。民主-民粹-独裁-专制-民主,过去的历史就是历经这样的循环。说民主是历史必然的归宿是没有看清历史的全貌,思想史总是反复出现重复和扬弃,旧话重提,屡见不鲜。

    民主加法制也解决不了奴隶制。六月份,山西黑转窑厂奴工事件曝光,如何解决这类丑恶呢?有人又抬出民主和人权、法制。可惜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在黑窑厂做工的都是外地人,即便当地人讲民主、法制、人权。这些做得再好,也轮不到关心矿奴,没人同情关心他们。当年到美洲开发新大陆的西方人不都抱着人权、自由的理想去的吗?但是对于黑人、华人却从不讲人权,而今天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各类奴隶在欧美也同样存在。

精英民主是不可以的

    形式不是内容,“形式得利者”是社会的毒瘤。精英提倡的民主就是形式,认为形式就是内容,看看现在社会的阴暗面,就可以想见他们要的是什么样的社会。比如奥运就是精英利用民粹搞的分赃运动,精英们在需要人民参与支持时,发起一场又一场全民参与运动。宣传办奥运对国家对老百姓这个有利,那个有利。而当奥运到手,要分享奥运蛋糕时,则画了一道道利益圈圈,严禁入内。他们利用商标权、知识产权、城管工商把人民排斥在外,未经许可谁也不许用奥运商标。最惨的是崔英杰这样的边缘人群,要办奥运就要把他们赶到门外,剥夺其生存权。奥运场馆一颗石,一粒沙都精挑细选,沙子比白面都贵,连猪都以精选饲料精心喂养搞特供。另一方面物价在飞涨,北京市才给困难家庭补助二十元,社会底层人员温饱都解决不了,以至于有人说:“中国人不如奥运猪。”那么奥运是什么?奥运是中外高端资本分享的大蛋糕,奥运是文体精英一夜爆发的舞台和爱国主义早已无关,奥运前后物价飞涨,成本由老百姓承担,奥运是敌对势力给中国造成麻烦的最好机会,我们为什么要支持奥运?办奥运已经偏离了人们的初衷,内容变成了形式,“形式得利者”把事物推向了反面。

    这次军队换装国家投了60亿,给每个官兵准备了十几套制服,每个军官的制服都要厂家专门量身定做。而目前很多基层边防连队生活条件还很艰苦,农村来的士兵生活还很苦,军队最迫切的是更新武器,提高战斗力。这钱化的是地方吗?他们当然有理由,一句话“和国际接轨”就能压住议论。可是为什么不想想我军的宗旨是什么,是“为人民服务”,是有中国特色人民的军队,民本主义是本质特点,根本不用处处去接轨。

    以上现象充分说明“形式得利者”是社会的毒瘤。“形式民主”不会给人民带来幸福。精英民主解决不了两极分化,国有资产溅卖流失,社会不公,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现在的风气是每个部门,每个单位、地区都想方设法的巧立项目搞钱,之后则是大操大办想方设法地把钱化光用尽,所以我们看到层出不穷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公款吃喝旅游,中石化宁肯用2亿多赞助上海F1大奖赛,也不会为社会公益多出一份力。峨眉山景区门票举办听证,八成听证会代表赞成峨眉山景区票价涨50元。

    ………

    而作为中国保守派典型的房宁,则是对西方民主的节节失守乐不可支。

 

西方民主在全球遭遇挫折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所长 房宁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由美国的塞缪尔•亨廷顿教授的一本书而得名。在这本16年前出版的书中,亨廷顿写道:“民主化的运动是一项全球性的运动。在15年中,民主化的波涛席卷了南美,横贯拉丁美洲,来到了亚洲,冲垮了苏联集团的专制政权。”不过,世事无常,进入新世纪以来,亨氏所说的历时近30年的“民主化浪潮”却出现了值得关注的变化。 随着“第三波”的衰退,众多西方以外的国家正在重新探索属于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

    上世纪90年代,“第三波”首先在原苏联、东欧地区引发了严重的社会衰退与危机。俄罗斯的GDP在几年内竟然减少了一半,人民生活大幅度下降,这是人类自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在无大规模战争情况下出现的最大经济社会衰退。俄罗斯人民在经历了灾难性的危机之后,顽强地寻求新的出路,终于在普京总统的带领下,打击寡头,重振经济,集中权力,关注民生,重新团结起来,走出了危机。自诩为世界民主典范的美国对此显得很不自在,国务卿赖斯指责“俄罗斯的民主进程在倒退,杜马选举不符合国际标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倒退”挽救了一个陷于灾难的民族,而之所以陷入灾难却是因为接受了“国际标准”,听信了“普世价值”。

    “9•11”之后,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雄心勃勃地要实现“大中东民主计划”,在那里建立符合美国标准的民主模式。6年来布什总统及其美国政府为“大中东民主计划”可谓不遗余力,但是,除了把阿富汗、伊拉克炸得满目疮痍之外,“民主”究竟在哪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众多拉美国家实现了“民主化”,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美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挥下亦步亦趋,但结果是80年代拉美经济停滞,被称为“失去的十年”,90年代拉美又失去了十年。现在拉美贫困人口比例高达40%,是世界上贫富分化、社会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世纪之交,拉美发生了一系列社会动荡,1997年以来拉美已有7位民选总统被迫中途退位。2006年以后,除墨西哥等以外,在拉美的主要国家里,“左派”纷纷上台。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否定上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改变过去一味亲美的外交路线,力图走一条经济上更加自主、外交上更加独立的道路。

    那种实际上是“泛西方民主化”的“第三波”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魅力。随着所谓“第三波”的衰退,众多西方以外的国家正在重新探索属于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

以限制公权、维护私权为核心功能的西方民主政体,却难以满足西方以外的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需要

    在西方以外的广大地区和众多国家,西方式的民主模式并没有像它的兜售者所鼓吹的那样,也没有像当地人民所期待的那样,带来普遍的繁荣、幸福乃至公民的自由、平等以及国家的强盛、社会的进步。这当中的原因是值得探究和深思的。即使是在韩国这样的曾经被西方舆论视为“民主转型”模范生的国家,如今也出现对20年来政治进程的回潮。韩国大选前我的一个从前的韩国学生来中国,一见到我,他就谈起韩国社情民意的变化。他说,现在韩国有一种很强的舆论:看看中国吧!中国在崛起;看看韩国吧!韩国落后了;为什么?路子不对!怎么办?改变政权吧!韩国社会的这种舆论,反映的不仅是一场选举中的论调,它更包含着对社会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反思。

    亨廷顿所描述的那种以言论自由和竞争性选举为主要特征的所谓“自由民主”模式,为什么在西方以外越来越表现出“水土不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种体制遭遇了“阶段性问题”,通俗地说,就是有些“文不对题”。一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形式,可以选择和建立什么样的民主形式,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是不同的。一个国家对民主形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三个因素:一是国情,即这个国家的自然、经济禀赋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等;二是发展的阶段,即这个国家当下面临的形势和主要任务;三是国际环境。其中,发展的阶段性对于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体或者说民主形式是最重要的。这一认识,应当说是中国民主研究在近年来取得的一个理论成果。

    西方民主体制之所以在西方以外的广大地区行不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的民主体制不能满足许多非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从表面看,当代西方民主体制十分复杂,理论表述亦相当深奥玄妙,很有几分“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味道。但仔细分析一下,西方民主体制其实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复杂玄妙,它的基本社会功能无非在于解决“权利”和“权力”关系问题,即限制社会的公共权力,保护个人权利。这个“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是当代西方民主的主题。

    但是,以限制公权、维护私权为核心功能的西方民主政体,却难以满足西方以外的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需要,无论是采取社会主义制度的还是采取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主要的任务无一不是实现国家的发展与富强,而且,这一历史任务是要在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的世界秩序的背景下加以实现,这又大大地加剧了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难度。

保护权利和集中权力,是任何一个真正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政体必须具备的双重功能

    对于处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体来说,它都面临着双重的任务:一方面它能够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把人民的积极性释放出来、调动起来,增强社会的活力。正像当年日本明治维新的社会纲领“五条誓文”中所言:“上下一心,大展经纶;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政体具有保护和实现人民权利的功能,正是现代化动员所必需的。然而,仅有保护权利的政治功能,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想成功实现现代化,其政体还必须在实现社会动员的同时,具有将有限的民力、民智集中起来,有效地实现跨越性发展的能力。也就是说:保护权利和集中权力,是任何一个真正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政体必须具备的双重功能。不能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就不是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有效政体。

    按照亨廷顿的政治制度化理论衡量西方的民主政体,应当说,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的制度化水平并不高,它的重点是保护包括公民私有产权在内的个人权利,但却不利于集中民力、民智。从“第三波”以来众多发展中国家实现“民主转型”的经验看,西方民主政体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的同时,也带来社会的进一步分化,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国家变得虚弱不堪。这表明西方民主政体不适应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发展中国家需要探索建立一种能够同时满足保护权利和集中权力双重需要的民主政体。换言之,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环境和发展阶段决定了需要制度化水平更高的民主政体,而不是照搬西方的政体。

民主并未死亡,世界范围内更广泛的民主探索和实践正在展开

    “第三波”退去,民主并未死亡,相反世界范围内更广泛的民主探索和实践正在展开。在伊斯兰世界,民主仍在向前发展。伊朗的实践和民主模式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亨廷顿也承认:在波斯湾,伊朗是“最民主的国家”。这大概是因为伊朗存在着竞争性选举,而这正是西方民主标准中的基本要素。然而,伊朗的民主并非西方民主的“拷贝”而是具有浓郁的伊斯兰特色。伊朗的政治体制渗透了伊斯兰的团结、平等精神,体现了伊斯兰的信仰价值。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伊朗选举制度中的资格审查制度,是维护处于西方强大压力下的伊朗社会独立自主地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保障。

    俄罗斯在摆脱了深重的民族危机后,重新探索自己的道路。上世纪90年代给俄罗斯人上了难忘的一课:个人权利登堂入室,国家主权晦暗不明。在暗淡的主权之下,人权显出了无比苍白。俄罗斯人深刻地理解了国家主权与个人权利的关系。一种新的俄罗斯民主理论———主权民主理论应运而生。它的核心是寻求一种能够把强大国家与个人自由结合起来的民主政体。

    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人民,在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也在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体制。中国现行民主体制的核心价值就是在于把保护权利和集中权力的双重目标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中国的史无前例的大发展,证明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功。

    “第三波”的退却启发出许多新的思考,它至少告诉我们,民主具有普世性,但西方的民主模式并不是普世的。民主,还是要靠各国人民自己探索,还是要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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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我的中国心

    《国语·周语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后汉书·皇甫规传》注引《孔子家语》:“孔子曰:‘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就开始思考共产党执政后能否和怎样保持自身先进性的问题。1945年7月,访问延安的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了共产党能否跳出中国历史上历代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尽管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积累了不少治国经验,但这些毕竟是区域性的局部的有限的经验,远远不足治理这么一个大国的需要;特别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遇到了许许多多从未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面临着新的考验。这主要是由于地位的变化和权力的掌握,使党的干部容易滋长各种不正之风,因此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谁造就了天渊之别的“两个中国”?我这里所说的“两个中国”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而是我们身边活生生的“两个中国”:一个是顶级奢侈 品泛滥、富豪们一掷千金的中国,另一个是农村适龄儿童失学率直线上升、打工农民背井离乡的中国;一个是“先富起来”的阶层热衷于购买私人飞机和游艇的中 国,另一个是农民工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并毫无医疗和劳动保障的中国;一个是一顿极度奢华的宴席便需要每人支付十万元人民币的中国,另一个是被拖欠工资的农 民工不得不以自杀来寻求公义的中国。这“两个中国”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国中国”都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可它们确确实实是两个断裂的中国、对 立的中国,用老杜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不足以形容的中国。

两个打工仔的悲惨故事

    最近,媒体上报道了两个打工仔的悲惨故事,他们的故事让写作《悲惨世界》的雨果也要为之搁笔--与他们生活的此时此刻的中国相比,冉阿让生活的那个 世界不仅算不上“悲惨”,而且简直可以说幸福无比。倘若雨果复生,来中国旅游一趟,他的《悲惨世界》恐怕要全部改写了。

    第一个打工仔是十九岁的刘攀--这个可怜的孩子在北京打工受骗,无钱回家,便躲在火车底下,忍受着火车时速一百一十公里的寒风,希望由此回到家中。当洛阳铁路民警发现刘攀时,他几乎已经被冻僵了。

    “安所长,列车下咋有只鞋?”当1097次列车停靠在洛阳火车站时,正在站台上接车的洛阳铁路公安处洛阳站治安室民警马丽丽对执勤所长安维泉惊呼 道。据马丽丽回忆,在二十厘米宽的防护制动托架上,她发现两只鞋后就赶紧往下看。“里面蜷缩着一个人,脸上全是煤灰,两个白眼珠还能动。”安维泉说,发现 这一情况后,他当即跳了下去,但无论怎么叫那个人就不出来,目光呆滞,没有任何反应。

    喊话没有效果,安维泉赶紧钻到火车下,将他拖上了站台。安维泉说,从他的眼睛里能感觉到,他极度恐惧,四肢已经僵得不能动弹了。十几分钟后,男青年 四肢开始能动了,在哭声中诉说了自己的不幸遭遇。他叫刘攀,十九岁,家住陕西省西安市大荔县高明镇南留村。他独自一人前往北京打工。开始在建筑队做泥工, 但干了一个月却分文未得。后在一职业介绍所的介绍下,他又在北京丰台区京南汽车城做起了保安,但一个月后,仍没得到工资。举目无亲身无分文的他无法在北京 再待下去。

    为了回家,刘攀不得不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式:他悄无声息地钻到了列车下,蜷缩在二十厘米宽的防护制动托架上。因天太冷,列车行驶过程中风也大,又冷 又饿的刘攀在列车停靠在偃师站时跳了下来。休息两个小时后,两天没有吃饭的他又扒上了郑州开往成都的1097次列车,直到在洛阳被发现。

    刘攀寻求的只是一份每月几百元工作的工作,却先后被两个雇主欺骗。他呆在火车下面,需要冒生命的危险--他并不是电影里有特技本领的007。谁愿意 拿生命来冒险呢?刘攀说,自己并不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当别人问他是否害怕的时候,他回答说:“害怕,我没办法啊!我就死死地抱着那铁板!”在洛阳铁 路公安处洛阳站治安室里,他泪如雨下。他说,在郑州时他就想,这条铁路是他回家的惟一一条路,但如果自己走回去,不知道会走多长时间。

第二个打工仔刘洪江的遭遇

    第二个打工仔是刘洪江--因为想找包工头结算工钱回家,得到的不是血汗钱,而是一顿暴打,他被挑断脚筋之后,被抛到外地。由此,他流落街头十八年。

    一九九零年,二十九岁的刘洪江跟着同村打工的人流离开了家乡山东莱州,先是北上大连,在一家建筑工地打工。后来,本村一村民和他一起到了日照,因为 日照离家近,老板承诺的工资也比大连高。一九九一年,他们结伴来到日照的西城建筑公司,当起了建筑工人。包工头是一个人称“大胡子”的很凶的中年人。

    一九九一年秋天,刘洪江想找“大胡子”结算工钱回家,他算好了“大胡子”应该付给他三万元。那晚,他在工地找到大胡子的时候,得到的不是他的血汗 钱,而是一顿暴打。“一群人拿着棍子打啊,没头没脸的,腿上的筋也被挑断啦。”刘洪江撸起裤腿,残疾的左腿肌肉已经萎缩,干瘦的膝盖下方,有一道明显的刀疤。

    刘洪江左手佝偻着蜷缩在胸前,左腿软沓沓地搭拉在炕边,脖子上、脸上都是刀砍过的疤痕,牙齿也残缺不全了。他说,这些都是大胡子带人打的。“下着雨 啊,他们打得我昏死过去。醒过来后,我就听看门的老大爷喊:‘快报警吧,出人命了。’接着那大爷也被砸了一棍。”挨过打之后,他被抬到汽车上,快速驶出了 日照市。一路上,刘洪江断断续续地喊着“报警,找公安……”,对方恶狠狠地说了句:“我就是公安局长,你告也没用。”刘洪江再次昏死过去之前,就听了这么 句话。当他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被扔在一个路沟里。别人告诉他,这已经是江苏地界了。

    刘洪江带着浑身的刀伤、拖着被敲碎膝盖骨的左腿,一爬就是三个月,他向着日照的方向爬,要去找凶手继续讨工钱。然而,当他到达原来的工地时,房子已经盖完了,建筑队已经解散了,原来的包工头早已不知去向。

    刘洪江从此沦为街头的乞丐,风餐露宿了长达十八年的时间。直到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他的两个哥哥才在日照市一条商业街的角落里发现弟弟--当时,刘洪江靠墙坐在水泥地上,旁边是两个铺盖卷,上面盖着塑料布。

    当记者来到刘洪江的家中时,已经四十七岁的刘洪江喊着“要小便”,爬到了墙角。因为半身不能动,他只能侧躺着大小便。八十三岁高龄的老父母看着不成人样的小儿子,哭着对记者说:“帮俺讨个公道吧!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被折腾成这样啦。”

热销的宾利轿车

    另一则关于宾利汽车的报道则更让人眼花缭乱:作为英国皇室御驾的宾利汽车,堪称轿车中的极品。宾利轿车公司发现,中国是发展最迅速的市场。“宾利中国”的总经理郑飙表示:“宾利中国在国内的日子非常短,在短短的十八个月内,已售出八十二辆宾利汽车,售价由人民币三百六十八万元至过千万不等。其销售增长之快,在全球市场中也属非常罕见,远远超乎当初的预期。”

    据了解,宾利汽车在中国的业绩相当突出,在全球一百五十多家宾利区域代理商中创下多项冠军:第 一,销量增幅全球之首;第二,是全球第一个售出宾利雅致“七二八”车型的代理商;第三,宾利雅致顶级“七二八”加长轿车销售冠军。顶级的宾利汽车售价接近 一千万人民币,几乎可以购买一架私人飞机了。

    “谁买了它们?”这一敏感问题,已经有无数的人问过宾利的工作人员了,却得不到具体的答案。

    宾利在中国的热销,使中国的超级富豪阶层浮出了冰山一角。在美国,没有一个富豪可以是“隐身人”,比尔·盖茨、沃尔玛家族和洛克菲勒们必须面对严格 而健全的税务制度。他们财富的来源清清楚楚,其生活方式也受到媒体的密切关注。而在中国,相当数量的超级富豪正像那些宾利的车主一样,神秘莫测,“神龙见 尾不见首”。没有人知道那金山般的财富来自何处。由于财富的来源存在诸多问题,他们本人也缺乏安全感,故而以享受奢侈品的方式来挥霍当下还能支配的大笔金钱。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去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才两千四百三十四元。一辆最昂贵的宾利车,撇开上税、保险、养车的各项费用不谈,光售价一项就相当 于一位农村居民三千六百四十八年的总收入。三千六百四十八年,是什么样的时间概念呢?它相当于一个农民从商朝开始就不吃不喝地劳动,一直从奴隶社会劳动到 封建社会,再不吃不喝地干活干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束,方有希望见到此轿车的影子。这比起“愚公移山”来可要艰巨得多了。即使是最富有的广东城镇居 民--他们的年收入约一万元--要想买这么一辆宾利也需要八百多年的辛勤劳动、并且永远不吃不喝。

    刘攀和刘洪江的中国,似乎与奢侈品的中国和宾利的中国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的“两个中国”之间却又密切相关:那造成刘 攀和刘洪江的悲剧的,不正是消费包括宾利在内的各种奢侈品的主人吗?一个社会存在贫富悬殊的情况并不可怕,古往今来,所有的社会都存在着贫富悬殊的现象, 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实现了绝对意义上的平等。但是,最可怕之处在于:如果一个贫富极为悬殊的社会,强势群体又完全不尊重弱势群体的基本的生存权、法治保障和 人格尊严,让他们像畜生一样“活着”;那么,这个社会的和谐与公正就无从谈起,也就不可能维持长期的稳定。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先富起来的”那一群人,根本 罔顾社会责任感和公德心,肆意凌辱那些仍然处于贫困之中的同胞,俨然以奴隶主的身份洋洋自居;那么,“辱人者必辱己”,他们无异于预先敲响了自己的丧钟, 自己埋葬了自己。

两座高山正在轰轰然逼近

    作为真正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炎黄子孙,我们很沉痛的承认这两座高山正在轰轰然逼近。西方列强数十年来对华的苦心经营已经到了决胜的时刻,它们现在一方面借奥运之机大造声势和舆论,暗中都在凌厉出手且屏住呼吸等待着那震天撼地的对撞风暴降临!中国的前途再次摆上了历史舞台,出路在何方??请看下文:

    在中国越来越逼近一个危险的临界点之时,如何避免中国跌入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历史性悲剧的结局,已经成为每一个清醒而又有历史责任感的中国人必须认真思考和面对的严肃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由短视而自私的权贵们以欺瞒的手段推行了三十年私有化改制己经将中国的经济秩序、是非判断和人心搞乱,在贫富尖锐对立的情况下,现在出现越来越大的声音鼓噪,越来越大的压力推动中国去模仿西方的多党代议制政治改革。而现实是,在中国,先富起来的一群,为数不会占到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已经将他们可以转移的财富大部分都转移到国外,并办好了绿卡,随时准备脚底抹油。而超过总人口百分之五十,在这三十年私有化中受到损害,前路茫茫的民众,内心充满愤懑又找不到渲泄的突破口,象这样的国情,大家想一想,搞多党竞选意味着什么?当选举结果出来,落选的一方不接受失败,宣布选举不公正,有人作弊时,在一个到处充斥假冒伪劣的国度,落选一方的民众能不相信吗?他们能平静地接受选举结果吗?可以断言,只要选举结果一出来,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上台,都是对方所不能接受的。哪后果是什么?在这里我已经不想多言,大家只要回忆一下文革的派性斗争和清未民初的军阀混战,就可以明白我所讲的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意思。但今曰之中国社会己经不是文革时的社会,文革时卷入派性斗争的群众正如毛泽东所讲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尚且斗到势不两立,而今日的中国已无文革时的政治强人毛泽东,却有尖锐对立的利益冲突,也不再是清未民初时的四亿人口和没有污染的生态环境。只要秩序一失控,中国将必定会发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以亿计的混乱。

    这样的混乱和内战将会持续一段时间,然后西方大国会派出维和部队,将中国分而治之,中国从此变成一个历史名词,变成二、三十个泰国、菲律宾那样的落后国家,为外国游客表演人妖舞蹈,为西方各国源源不断输送家佣和衣服鞋帽玩具等廉价产品。一有不如西方列强之意,马上遭到修理。这还是尘埃落定以后的局面。而分裂之后的头几十年,正如甘地预言印度与巴基斯坦被分而治之以后的局面那样,将会因为各种利益和民族意识的纠缠而出现连绵不断的军事冲突,甘地当年曾作出最大努力阻止印巴分治,他讲:``他宁愿看到印度由穆斯林政府统治而不愿意看到他们独立出去。”就是因为分治以后还有很多事情是纠缠不清的。最希望看到中国分裂的是谁?就让我们来看看谁能在中国分裂中得到最大的好处。

    我讨厌煽动民族仇恨,我非常清楚西方各国的民众与中国人民一样是善良友好通情达理的人民,他们为了建设美好生活每天都在辛勤地劳动,亦时刻要与妄图损害他们利益的权贵作斗争。心怀巨恻的只是那极少数掌握了天文数字财富和权力的寡头,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成为强国以后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不管是从世界自然资源的角度还是从大飞机、汽车、精密机床和仪器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世界市埸的角度考虑,他们都无办法接受这个世界再出现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资本主义强国,解决之道:将中国肢解成二、三十个象泰国、菲律宾那样的资本主义弱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潜在的竞争对手。这就是现实。各国巨头已经有了默契,这也是只能做不能讲的事,那就是在中国成为强国之前肢解中国。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是继续鼓励中国搞私有化,加深中国社会内部利益分裂的矛盾,再将人民的不满和愤怒引到独裁专制的政权身上,等时机成熟,打开多党政治的闸门,引发中国人你死我活的内斗,再以救世主的面孔,派出维和部队带着粮食,一手拿胡萝卜,一手拿大棒,让中国人乖乖就范。

    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中国己经走近一个危险的临界点,如何避免这个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历史悲剧?中国人面前有三条道路,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并得到不同的结局。现将这三种选择及其后果列出如下:1.私有制+寡头政治的道路己经走不下去,只能是自欺欺人,来日无多。后果是穷途未路。 2.私有制+多党政治的道路将走向国家分裂,是一条东施效颦,禅单学步之路。后果是自取其辱。3.公有制+递进民主政治,是根据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设计的真正的改革创新之路,她能够凝聚民心,使整个社 会团结向上,使中国成为一个既有凝聚力,又有创造力的社会。只要真正实行了公有制加递进民主制,不出廿年,不要说西藏新疆不再提独立的事,连台湾都会主动回归。到时日本、朝鲜、越南及东南亚各国是否要加盟,让他们自己选择。这是一条真正的和平崛起之路。走这条路,中国的国力和影响力将一曰强过一曰。那个时候,不是美国拿民主和人权来敲打中国,恰恰相反,是中国拿民主和人权去修理美国。

    就在当下,美国为镇压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的抵抗运动己经连续两个星期对什叶派聚居的一些城市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狂轰滥炸和大规模的军事扫荡,无数手无寸铁的伊拉克儿童和妇女惨死在美军的炮火之下,请大家注意,美国入侵伊拉克时要推翻的候赛因属于逊尼派,而美军现在要对付的主要是什叶派,美国入侵伊拉克所用的理由已经与它的行动大相径庭,布什政府己犯下反人类的战争罪行。中国政府敢支声吗?

    中国政府增加一点军费都要派个军委副主席去向美国政府解释请求理解通融。而美国的军费是其它国家军费的总和是什么原因用得着向中国政府解释吗?中国政府默许美国向自已一个反叛的省份出售武器,还要主动拉美国成为自己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不是太滑稽了吗?结果怎样?人家还不屑一顾,说你没有资格!这就是先自辱而后被人辱,先自欺然后被人欺。

中国的政治改革不能再拖延了

    中国人真的需要认真解放思想了,要解放一切向钱看的思想,解放自顾小我不顾大我的思想,更重要的是解放不敢批评政府领导人的思想!中国人要将国家与政府分开,国家的概念是土地加人民,政府是为这个国家服务的机构,人民有权监督这个机构的工作,批评这个机构的领导人,如果他做出违背人民利益的事,人民应该有权撤换他。这需要一种制度来执行,三十年了,我们在这方面作出过多少努力?

    中国的政治改革不能再拖延了,政治改革应该从共产党内开始,维护国家宪法和共产党党章的基本精神和原则,用递进选举的方法使共产党成为一个最具民主精神的政党,开放让民众参加,使民众认同这个党,把她看作是自已的精神家园。共产党要真正体现出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带领全国人民去建设一个实现分担和分享的社会,只有这样,和谐社会,和平崛起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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