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香港传真》传来的梅新育先生的文章值得一读,国际热钱何时流出中国还要看热钱的数量和各种环境变化,据说目前流入中国队热钱已达8000亿美元,估计达到1万亿时,就差不多到外逃的时候了。现在人民币升值不如美元贬值快,与其说人民币升值,不如说美元贬值,而美元贬值的最大效用是缩减我国以外汇形式储存的国民财富,让中国手中的外汇不值钱,然后再用人民币来购买这些不值钱了的外汇,逃出国外,使人民币反过来又变得不值钱。这种国际炒做真是要把一个国家经济炒得底朝天。中国能否经受住这场国际投机,关键看国内目前采取什么手段来反热钱。国内现在必须象清查罪犯似的调查热钱,然后让它们按着进来的兑换价格换成外汇驱逐出境。中国如果不掀起一场驱逐热钱的运动,整个经济肯定要炒的鸡飞狗跳,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高增长遭受惨重损失。

警惕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逆转风险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6月22日

目录

梅新育:《警惕人民币汇率走势逆转风险》

 党爱民:《美元贬值不符合美元储备国的利益》

宁南:《人民币和日元升值的相同经历----人民币升值却失去购买力的秘密》

田南雁:《石油政治》

高一飞:《官员财产申报立法路线图》

刘以宾:《50岁以上的广州人肺都是黑色的》

李宪源:《中国新生资产阶级是怎样刻意教育和选用人才的》

王炼利:《当代中国:老百姓算什么?——我耿耿于怀的几件事情》

横舟:《中国,你还能再卖什么?》

盲人 樊东升:《公仆们,请多干点正经事好不好?》

徐景安:《深圳向中国、世界示范什么?》

张小鼐:《中国进入了精英与草根互动的时代——一个工人对理论问题的认识》

穆光宗:《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反思和抉择》

易富贤:《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口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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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逆转风险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院 研究员 梅新育

2008年6月

原载《香港传真》2008年5月21,NO.2008-42,

    尽管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中间价已经破7,而且在继续升值,但人民币汇率走势逆转的风险正在加快积累,近日一年期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市场上人民币远期汇率贬值,就是衍生市场向我们发出的警报。

    人民币汇率走势逆转的风险主要来自资本流动方向逆转,而资本流动方向的逆转的潜在风险又来自以下两个基本机制:美国次贷危机传染,以及国际游资认为中国大陆汇率和资产市场收益到顶而套现,在华外资企业积累了巨额留存收益,海外游资主题借贷投入中国市场、私人股本基金积极参与在华直接投资及其高杠杆投资策略等因素又将强化这两个基本机制的冲击力。

一、资本回流是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最大潜在冲击

    美国次贷危机冲击中国最危险的途径不是贸易联系,而是通过金融市场的传染。任何投资者都存在“本土偏好”,西方投资者通常将新兴市场投资视为边际投资,其主要功效不过是在主流投资收益率不高时加以补充而已。一旦西方母国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提高利率等,或是蒙受重大损失而需要重新配置资产,西方投资者就可能大规模地抽回在新兴市场的投资。

    中国目前尚未陷入金融危机,遭受危机传染的程度不如欧洲,这并不是不出售中国资产的理由,反而恰恰是他们将优先选择出售中国资产的理由。假设一家海外机构投资者的资产组合包括中国大陆、美国和欧洲三个地方的资产,其美国、欧洲资产市值由于金融危机而已经大幅度贬值,其结果是出售这些资产也难以筹集足够的现金用以救急,而这些可供出售的美国、欧洲资产市值可望在不甚久远的未来显著回升,而其中国资产市值仍然比较接近真实价值或高估的价格出售中国资产以筹集现金救急,保留市值严重低估的美国、欧洲资产。

    由于中国金融业改革进程中引进的海外投资者集中于美国欧洲金融机构,而次按危机的损失恰恰也集中于美欧金融业,特别是部分所谓世界一流的金融机构,这一事实加大了我国金融市场面临的外资抽逃潜在的冲击。按照彭博社统计,在截止于2008年4月25日的全球金融机构3083亿美元损失中,美国损失1527亿美元,欧洲损失1398亿美元,亚洲损失158亿美元,在次贷危机损失榜上,花旗、瑞银、梅林、美国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摩根士坦利、汇丰、摩根大通、瑞信和德国工业银行分列前十名,损失饿度高达1937亿美元,而上述十大损失者中,除了德国工业银行一家之外,几乎全都积极地参与了参股中国金融机构,而且他们变现中国股权投资以救总部之急的动机也不可忽视。

    摩根士坦利欲出售中金公司的股权,固然与其无法取得中金公司内部主导权有关,但也是为了填补其损失。如果这些受损的海外金融机构纷纷大量出售其持有的中国金融机构股权,不仅影响中国外汇市场,而且会对这些金融大盘股行情乃至整个股市行情产生向下压力,并对这种中国金融机构内部的治理结构造成不确定性。甚至市场上对海外受损金融机构寻求从中国市场弥补损失的预期也会对市场产生重大压力。

    在平安再融资风波中,市场上就普遍将平安再融资与其第一大外资股东汇丰的巨额次贷损失联系起来,尽管这种联系未免失之 牵强,却给市场造成了实在的影响。

二、国际游资在中国资产市场套现回流的压力增长

    自从2002年下半年人民币升值预期兴起以来,国际游资大量流入中国大陆,楼市、股市等资产市场是其主要栖身之地。然而,时至今日,中国楼市已经陷入观望,股市更是萎靡不振,汇改至今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也意味着日益逼近这一轮生枝周期的顶点。如果国际游资判断中国大陆汇率和资产市场收益到顶,那么,他们套现回流操作将重创人民币汇率,而中国资产市场的预期走势恰恰令人不可过分乐观。

    汇改至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帐面升值在本质上有相当一部份不过是美元贬值的表现而已,而编制持续多时的美元汇率正在积累反弹的动力,国际金融市场众多机构普遍预计下半年将出现美元汇率反弹,而美元汇率的反弹将压榨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升值中的水分,从而加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下调的压力。

    三、强化资本流动逆转冲击力的因素

    随着中国利用外资方式的创新发展,即使传统上认为波动性较弱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发生了变化,外资企业不仅可以通过转移定价以金出口贸易方式完成资本流动,且高报进口、低报出口的资本外逃方式能够减少企业账面利润,特别符合两税合一之后某些外资企业的需求,而且越来越多帐面上的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上是私人股本基金之类机构投资者所为。如果说传统的市直经济部门投资者倾向于终身从事某一行业,投资就是为了长期经营管理,那么,这类机构投资者对非上市企业的直接投资也一样是纳入“外商直接投资”栏目。更危险的是,这类私人股本基金习惯于采用高杠杆投资策略,因此蕴藏的风险较高,凯雷资本清盘就在我国企业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华外资企业的巨额留存收益将加倍放大上述机制的冲击力。由于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利润留存和再投资给与优惠,以及出于避税等动机,在华外资企业普遍积累了不少留存收益未予分配。尽管具体总额尚未正式纳入政府统计二不得而知,但相信必定高达千亿美元级别,甚至可能有两三千亿美元之多。而在现行的外汇管理制度下,这笔随时可以动用的资金完全可在一夜之间汇出,这种局面一旦发生,中国外汇市场和资产市场将遭受怎样的冲击,可想而知。  

    理性并不总是金融市场的主宰。非理性集体行为才是市场的常态。在长期内,相信人民币兑美元仍呈升值态势,但在中期内,只要上述机制启动,外逃的市场参与者达到一定点数量,其余市场参与者就会在一片恐慌之中争先恐后出逃。最后导致外汇市场不可收拾。人民币汇率从一路升值急剧转为大幅度贬值。

    人民币汇率一旦逆转对我国多冲击

    一方面,不少企业为了降低利息支出和取得额外汇兑收益而借入大量外币债务,届时将陷入类似1997年金融危机后韩国财团那种境地。另一方面,我国外债负担将显著加重,2007年我国外债偿债率为1.98%,债务率为27.84%,负债率为11.5%,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为14.4%,均在国际标准安全线之内,但对外担保的或有负债并未纳入其中统计。而且,为了发展海外投资,我们的政策总体上倾向于放松对境内母公司、境内金融机构向境外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限制。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时候,这些或有负债不至于形成问题,因为获得担保在海外融资的企业其人民币所有者权益日复一日地升值,其外币负债则相对贬值,一旦汇率逆转,问题就要浮出水面了。

五、人民币汇率逆转的信号

    一个后起工业化经济体的汇率调整很少能够是单向的升值,在长期内人民币兑美元无疑会进一步出现较大幅度升值,但在中期内,我们必须看到人民币贬值风险在在快速积累。近期人民币在NDF市场上远期汇率的贬值就是信号。在实践中,NDF市场也已经不止一次地成功地预警了新型市场货币危机。2001年7月下旬至8月初,阿根廷比索对美元的12个月非交割远期汇率急剧下跌,就反映了其贬值概率的急剧增长。

 

 

发件人:<dammos0192@sina.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21 18:41:46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文章:就目前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的几点看法

美元贬值不符合美元储备国的利益

----关于目前宏观经济领域的几个热点问题的看法

广州求心经济研究所 党爱民

dammos0192@sina.com

    1、美元贬值符合美国的利益,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不符合美元储备国的利益。

    美国是一个负债消费的国家,因此,美元贬值的收入效应是降低了美国家庭的实际债务负担,这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对美国穷人有利。美国的穷人买不起大房子,但是美国的银行仍然贷款给他们,让他们住进了大房子,到后来却还不起银行的债,出现了“次贷危机”。怎么办?不要紧,让美元贬值。如果原来接100万美元相当于100头牛,现在商品涨价了,美元贬值了,那100万美元变得只值50头牛了,于是,原来需要劳动100个月才能还得起的债务,现在只需要劳动50个月就可以结清了。

    美元贬值、资产涨价还会带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货币的游戏还可以继续接着玩下去。因为,美元的发行,并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开动印钞机就可以了,即使最近美联储连续不断的注资,也是通过利率投标“借”给了金融机构,任何个人或机构向银行贷款,需要资产担保。当所有的资产已经抵押给了银行以后,货币增长的途径就终止了,游戏就玩不下去了!这时候,让资产升值,把资产的泡沫再吹大一些,就可以接着玩下去了。

    类似的案例,我们国内也有。就是房子升值以后,你可以抵押给银行,贷出更多的钱。本来50万的房子,现在升值到100万,银行给你7成的贷款,就能够贷出来70万。

    资产的泡沫会破灭吗?资产会持续涨下去吗?如果各种商品一致涨价,尤其是工资跟着物价一起涨,则各种资产的重置成本会相应提高,这时候就不存在资产泡沫了!!!美国就是玩着这种货币的游戏,这种游戏让资本家赚到了钱,让穷人赚到了房子和面包。因此,美元不会倒,美国不会倒。

    当我们向主流警示美元贬值的危害时,主流们的思路是“要和美元共存亡”,要拼死玩到底。然而,人家是负债的主,你是放债的主,你怎能跟着人家一起共存亡。我们知道,不仅美国的居民是负债消费的,美国整个国家也是负债过日子的,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中国)是持有巨额美元储备的,放债的人和负债的人怎么能有一致的利益?美元贬值让美国更强大,让世界其他持有美元资产的国家更虚弱。
面对美国的流氓行为,我们应该如何办?你能陪着玩到底吗?有共同利益吗?

2、中国在汇率问题上陷入极端两难,完全丧失主动性

    与最近一直持续进行的快速升值相反,最近有几位学者提出了贬值的意见。其实,无论是升值、还是贬值,或者原地不动,都是无法接受的。

    a、如果贬值,就会刺激出口,增加经常项目下的顺差,同时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得到的是不断贬值的美元。

    b、如果继续升值,就会刺激资本账户下的顺差,导致流动性过剩,还要面临巨额套汇的风险。举例来说,如果现有非法热钱1万亿,进来的成本是7.5元人民币,他们手中就持有1.5万亿人民币;假设当人民币升值到1美元兑换5元人民币时,他们开始撤退,这时候7.5万亿人民币可以换取1.5万亿美元。于是,中国就会由于汇率变动被套汇而遭受损失5千亿美元!并且,热钱还再持续不断的涌入,套汇风险在持续加大。

    c、如果原地不动,就会使得顺差及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无法解决,美国人的压力无法应对。如果汇率原地不动,就要使国内价格与国际接轨,否则就是中国补贴全世界,尤其是对美国补贴。拿我们本来就不多的资源和财富去补贴美国,有何道理?因此,在汇率问题上已经陷入极端两难,升也不是、贬也不是,失去了主动性。我主张“通胀加补贴”的办法,以毒攻毒。让物价上涨,与国际接轨,再对国内居民发放消费补贴。

3、还是固定汇率稳妥

    从朱镕基让人民币贬值,到今天的人民币升值,谁也没有料到汇率变动会引来这么多麻烦——国际投机资本的套汇。因为,一旦预期到人民升值,就会一窝蜂似地涌来,导致资本过剩;反之,一旦人民升值到顶,预期到人民币会贬值,就会一窝蜂似地撤退,导致套汇损失,经济衰退。来回折腾几次,恐怕经济发展的果实全部让人家摘光了。现在冷静下来思考,觉得还是固定汇率好。固定汇率下,至少不会被投机资金所乘。在固定汇率下,两国之间的贸易问题可以透过直接调整具体商品的价格来实现。要解决目前中美两国的贸易问题,我觉得试图通过汇率调整来实现的愿望无法得逞。我主张把汇率固定在某个水平上,然后调整物价。国内民众因物价调整遭受的损失,可以通过物价补贴来实现。在中美贸易问题上,市场手段已经无能为力,应当通过非常手段解决。

4、周小三把次贷危机归结为监管不足,认识很肤浅。

    次贷危机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不仅仅是监管不足的问题。次贷危机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矛盾,仍然属于生产过剩的范畴,也就是生产的扩大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购买力缺乏的矛盾。美国可以生产出很多漂亮的大房子,但没有人买得起这些房子,于是,就贷款给穷光蛋,让穷人住进了大房子,却还不起银行的帐。

    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剥削剩余价值的条件空前的优越,但由于社会购买力没有同部跟进,因此,实现剩余价值的条件空前地恶化。要解决这些问题,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按人头发钱,减轻家庭债务负担,同时,发的钱也就变成了资本家的利润,是帕累托改进。

5、中国的热钱究竟有多少?

    中国的热钱究竟有多少,这是近期的一个热门话题。有学者认为6千亿美元的、有认为7千亿美元的,也有认为8千亿美元的,也有认为是1万亿美元的。由于计算方法不同,各人得出的结论也就有差别,很难有准确答案。但是,本人认为,热钱的数目比这多多了!所有的资本都是热钱!一旦人民币见顶,升值预期消失,除了普通老百姓的几个买菜钱,其他资本都会在一夜间变成热钱,夺路而逃。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如同股票一样,一旦大家知道见顶了,就会毫不犹豫地逃顶。通过各种非法途径走私进来的热钱会逃走,通过合法半合法途径取得的人民币储蓄也会逃走;企业的利润会逃走,私人的储蓄也会逃走。因此,热钱的数量远远大于以上学者通过各种口径或方法得出的估计。

    大家也许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们就有严格管理黑市换汇的政策,那时候,很多人喜欢把自己的储蓄换成比人民币坚挺的美元。直到本世纪初,这种状况才发生了根本转变,外国人喜欢把美元换成人民币,于是就出现了热钱非法流入的景观。研究发现,小国家的弱势货币,尤其是实行资本开放的小国家的弱势货币,从来就不是储藏货币,它们的货币仅仅充当流通手段的职能,而不能执行储藏手段职能,它们本国的资本家甚至本国政府,都不会储藏本国货币,一旦赚到钱,就会立即拿去换美元。因此,一旦这些国家试图通过发行本币刺激经济增长,很快就会面临到通货膨胀。道理很简单,相对储藏货币的需求量而言,流通领域的货币需求量是极少的,向流通领域可以征收的铸币税是极其有限的。

    因此,一个国家要想通过本币的发行刺激经济增长,就必须使得本币成为本国资本家的储藏货币,要让本国资本家储藏本国货币,而不是储藏美元。要使本国资本家储藏本币而不是储藏美元,就要保证本国货币在资本项目下不能自由兑换。这是铁律!拉美国家的金融动荡和最近越南的情况,反复给我们上着这一课。一旦中国实行资本项目的开放,就是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开始,这是不言而喻的。

 

 
发件人:"『祖国网』爱国者的精神家园" <admin@zuguowang.com> 收件人: <admin@zuguowang.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21 22:47:3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本月最垃圾的一诗一词,胡总听了都会吐 祖国网 2008.06.21

人民币和日元升值的相同经历

----人民币升值却失去购买力的秘密

商务周刊 宁南

    不断升值但购买力却不断下降的人民币,是关乎中国经济乃至中国主权竞争力的大问题。美国人显然比中国人更明白并谙熟这一点。 940余天,人民币终于“破七”。一切就像太平洋上慢慢聚集的热空气,在辽阔宁静的大海上空耸立出壮观的风暴云层。现在,唯一确定的是风暴即将到来,至于它带来的是一场小型降雨还是台风“浣熊”,只有天知道。

    4月10日,人民币汇价牌翻新为1美元兑换6.992元人民币,“破七”成为当天全世界引人注目的财经事件。而且最关键的一点,进入2008年,“蜗牛”突然变成了“骏马”,今年前3个月人民币超过4%的升值积累,占了33个月以来全部15%升值幅度的近三分之一。人民币升值步伐的急迫,强烈动摇着“主动性、渐进性和可控性”的官方汇管三原则。

失去购买力的升值

    现在,最现实的问题是,人民币升值带来不多的购买力提高,大部分都沉没于全球性通货膨胀和资源品价格持续暴涨浪潮之中。从国际大宗商品来看,人民币目前的购买力相比汇改前不升反降。

    2005年7月“汇改”启动前夕,国际原油价格每桶60美元左右,折合当时8.28∶1的汇率水平大约是500元人民币;人民币“破七”时,国际油价涨至112美元/桶,按6.992∶1计算,折合人民币783元;国际金价更令人沮丧。汇改前是450美元/盎司,当时折合人民币是3700元人民币;目前国际金价是934美元/盎司,折合人民币约6530元。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15%,在国际市场上的原油购买力却下降了1/3左右,黄金购买力下降了40%以上。国际铁矿石和其他大部分原材料市场中,人民币购买力的下降同样惊人。

    令人担心的还包括全球第一的中国外汇储备。2005年7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大约在7200亿美元左右,按照当时的价格,可以购买120亿桶原油或16亿盎司黄金。而今年一季度末外汇储备已上升到了1.65万亿美元,却只能购买150亿桶原油或17.7亿盎司黄金。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担忧还不仅仅是简单的汇率和金融政策,更深意义上讲,它意味着一次经济和社会的大调整,有着深远的社会后果。

    美国国际贸易学权威、《萧条经济学的回归》著者保罗·克鲁格曼有一句经典论断:“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对面临大规模城市化的人口第一大国中国而言,充分就业更是关系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虽然中长期而言,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就业可以从贸易向非贸易部门转移,进而促进经济结构转变。但一个主要问题是,就业如何转移?如果调整引起就业下降,就不只是汇率问题,而是关系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了。

    特别是,升值后,东部地区和贸易部门的发展如果受到负面影响,而同时由于缺乏一系列的经济结构转变和政策扶持,中西部地区和非贸易部门未能取得相应发展,中国经济将遭到巨大损失。虽然过去30年里中国GDP平均增长率达到9.7%的高水平,但仍然有必要保持与此接近的高增长以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目前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几大因素包括出口、投资和工业化进程等,如果升值后对出口和投资等产生消极影响,经济能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将会是一个巨大疑问。

    当然,最重要的是人民币升值对金融系统的冲击和影响,这关系到改革的进程。一些学者警告说,升值如果控制不好,将使中国脆弱的银行系统遭到巨大打击,其后果可能甚于亚洲金融危机。而且,由于目前货币冲击带来的金融危机以及金融机构破产的损失实际上是由国家完全承担,因此一旦发生货币危机,其后果将可能不只是金融危机,而是一场国家信用危机,甚至可能演化为政治危机。

“老子当时真不想认输”

    “人民币对美元的持续快速升值,实际上是美元贬值速度太快。”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曹红辉告诉《商务周刊》,基于美国在国际市场中的主导地位,人民币的大幅升值,主导权事实上是在美国。这位美国金融学大师麦金农的中国弟子暗示,历史可能已经在重演。

   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前日本首相宫泽喜一提起“广场协议”时咬着牙愤愤地说,“老子当时真不想认输。”时任日本大藏相的他无法忘记,1985年9月22日,在美国纽约中央公园对面的广场饭店,G5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汇集在这里,举行了美国主导下战后世界货币金融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

    一贯有“货币黑帮”之称的G5财长会议历来是拉上窗帘开会,这次竟然破天荒邀请世界各地媒体公开采访。事实上,会议仅用了20分钟就一致通过了由美国起草的“共同声明”:使强势美元变成弱势美元;采取政策协调解决贸易收支失衡问题;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美国方面希望各国中央银行从外汇储备中动用180亿美元,使美元在不远的将来贬值10%—12%。就日元而言,美国的目标是使当时1美元兑242日元的汇率上升到1美元兑200日元的水平。主要发达国家联合行动起来对外汇市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干预,使得美国所期待的“不远的将来美元贬值12%”的目标,仅在两个月后就得以实现。

    从1985年的“广场协议”到日本经济泡沫鼎盛时期的1989年,四年间,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上升了104%。采访中,亲身经历和研究过这段历史内幕的日立公司政府事务和市场战略部总经理蔡林海告诉《商务周刊》: “尽管升值出发点是担心美国大幅贸易逆差和日本大幅贸易顺差表现出来的贸易失衡会威胁到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但实际上日本的贸易顺差不降反升,从1985年的553亿日元到1992年突破1000亿日元,特别是1991—1995年日元对美元升值到80∶1的情况下,日本对美顺差又创下了历史新高。”

    这个时刻,日本开始感觉“上当”了。1987年美元对日元汇率上升到1∶150时,日本经济界被一片恐慌笼罩。日本国会代表团赶往华盛顿拜会美国财长贝克,恳请美方配合日本把日元兑美元的汇率控制在1美元兑180日元的范围。

    此时,“得了便宜还要卖乖”的贝克尖锐地回应道:“汇率的水准应由市场来决定。市场上日元升值了,是因为日本政府在扩大内需上还不够努力。你们应该回日本要求自己的政府迅速地采取措施扩大内需。”其意思很露骨:要扭转美日贸易失衡的状况,不是要美国改变经济政策,而应该改变日本的制度。

    领到华盛顿“旨意”后,以日本中央银行前总裁前川为首的政策班子起草了一份促进日本从外需主导型经济转变为内需主导型经济的“前川报告”,具体而言有五大要点:扩大内需;转换产业结构;扩大进口并改善市场准入环境;加快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 采取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随着“前川报告”的出台,日本为实现减少贸易顺差和扩大内需的政策目标,开始实施扩张性的财政和一系列金融宽松措施。由此导致日本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大幅度上升,由1980年代初的8%上升到12%—13%的水平。结果日本出现了“流动性过剩”,这一局面为日后的日本经济泡沫化创造了宏观环境。

    蔡林海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美国压力下展开的金融自由化。1980年代初,欧美银行在日本开设分行要受到日本金融管制的严格限制,没有一家外国证券公司能够成为东京证券交易所的会员,摩根斯坦利、所罗门兄弟和高盛等美国大型投资银行甚至只能通过香港市场才能和日本做交易。

    在美国逼迫日本开发金融市场、实施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活跃于纽约和伦敦市场的资金运作专家们急切地希望在日本金融市场中瓜分到大餐。蔡林海介绍说,在美国压力下,封闭保守的日本金融资本市场被打开了一个缺口,随后犹如“大坝决堤一般,洪水立即横流起来”。欧美投资银行和新入门的日本金融机构,甚至包括一些日本企业,都借日元升值、金融自由化的“良机”,争先恐后投入到投机炒作的游戏中来。

披着经济“外衣”的政治武器

    “如果把‘广场协议’的主角换成中国,美国当时采取的一系列逼迫手段与现在对付中国的措施如出一辙。”国内一位知名汇率分析专家告诉《商务周刊》,唯一不同的是这些措施的效果,“33个月里,当初的日本升值了90%,我们是18%。尽管目前幅度只是日本的1/5,但所走的道路是相同的。”在他看来,当前美国对人民币的做法是15年前要求韩元升值和自由化,以及上述日元故事的翻版。“所谓升值,完全是披着经济‘外衣’的政治‘武器’。”他说。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张宇燕仔细研究了本世纪开始以来美国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的全部过程,发现美国政府自身对人民币的态度取决于美国的宏观经济走势和就业,以及它们与贸易逆差及美元汇率之间的关系。他总结说:“如果美国政府认为贸易逆差可以持续、可以继续保持强势美元而不至于影响经济增长,它对人民币的压力就相对较小;反之,则人民币会成为一个主要的受攻击目标。”

    在有关贸易逆差的问题上,经济学家基本上同意是由于美国国内消费大于投资、政府开支过大造成的。因此政府有必要削减开支,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减少需求,但这种会导致美国经济增长放慢的做法,并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扩张利益。于是,一个简单的方法就出现了——汇率贬值。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IIE)的研究认为,为使美国逆差达到可持续的水平,美元至少需要贬值25%。2002—2004年,美元对欧元贬值了32%,对日元贬值了14%。根据IIE的研究,美元还需要继续贬值。但是随着欧元升值,其出口成本不断增加,市场竞争力被削弱,所以欧洲对美国的反抗也越来越多。欧美竞争的结果使美元把货币贬值的矛头指向了亚洲货币,尤其是人民币。

    张宇燕说,这不仅因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在东亚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同时亚洲经济越来越变得一体化,“如果人民币不升值,其他货币也难以升值”。

    在这一点上,美国人自己看得更清楚。凯托研究所(CATO)的经济学家杰拉尔德在其文章《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保护说不》中指出,世界上不只是中国钉住美元,很多国家也钉住美元或实行美元化,但他们并没有被指责为不正当竞争。他写到:“美国政府的目的是要从政治上使人民币升值,从而削弱中国产品出口美国的竞争力。”

    不过,杰拉尔德只讲了一半的真相。某国内大型银行驻伦敦金融城的外汇交易主管在与《商务周刊》的交流时,说出了真相的另一半。国际市场接受的某种货币汇率,实际上是一国经济竞争实力的体现。在一国经济实力上升时,其货币被人为地推动升值,其效果等同于提高其竞争成本,进而削弱该国的竞争力,同时也消耗或减缓了该国财富积累的速度和能力,最终的后果是国家整体实力的停滞,比如日本“失去的十年”。

    在他看来:“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全部秘密,就在于通过抑制出口来遏制中国财富积累的能力,通过中国外汇储备的贬值来削弱中国国力,以维护美元霸权,也就是美国霸权的继续。货币的确是一张纸,但这张纸是否能让你走遍天下,后面有着激烈的主权竞争。”

 

 

发件人:"lianbangzhi lianbangzhi" <lianbangzhi947@gmail.com> 收件人: <lianbangzhi@gmail.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21 12:06:5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选择周刊第189期

 

发件人:"南雁 田" <tny0374@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wflqzp@163.com>, <yangfanking@vip.sina.com>, <ddyqs@126.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21 10:34:2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石油政治

石油政治

田南雁

    说来话长,30年前我是廊房一名石油工人。一本小册子《七姐妹》使我受益匪浅。说的是壳牌,埃克森--美孚, BP,伊索,德士古、阿莫科、道达尔等七家跨国石油公司的故事。基辛格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也许有人还记得,1998年原油价格才只有11美元一桶。世界原油价格突破100美元大关应该是2008年1月初,这一时刻来得如此突然,令人有些措手不及。2008年以来石油价格扶摇直上,连续 7次刷新油价的历史高位。5月23日每桶原油价格升至135美元,6月8日石油期货价格冲上138美元,马上要攻克140美元天价。到底是什么神力让石油价格竟然在10年时间里翻了这么多个跟头!人们更关心的也许是,油价疯涨到何时?世界经济这次能挺得过去吗?媒体整天“叨必叨”的生物能源到底是什么东西?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来看看这一波油价上涨原因何在?麦肯锡在题为《世界能源趋势》的报告中指出,矛头指向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使整个世界消耗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完全无视美国投机炒作油价飙升事实,美国用玉米提炼生物能源,推高世界粮价的事实。

    石油从不是一个孤立商品。石油从来就是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石油历来是政治商品,早在20世纪之初就属战略资源,石油是种武器,制裁、禁运、封锁、反封锁,而且还是现代武器!石油期货它有金融工具多样的灵活性、又具有攻击的多样性,攻击和撤离的速度,以毫秒来记时。这世界就大大不一样拉,流的太慢国家会滞胀,流的太快国家就会破产。美国和英国先后推出了石油期货合约,用石油衍生品的交易作为一个有力的武器,来对冲石油价格变动给石油消费大国所带来的影响。小布什,切尼利用其长期石油利益团关糸和经验,一来遏制中国和平倔起,中国也没有成熟的石油期货可以操作来避险。二可抵制欧盟欧元,三可并寻找开战的理由,向伊朗开刀。可谓一石三鸟。石油是现代武器,有金融工具隐蔽性,发难时让你找不到北,只能自怨自艾,你趟不过河,赖自个裤裆大。

    2008年环太平洋所有国家将面对严重能源形势。中国是继美国、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2004年开始中国超过日本步入第二大石油进口国,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进口原油2.5亿吨。鉴于21世纪石油将基本被全部开采告謦,连居世界第一位沙特石油也只能够80年的开采量,它储量约362亿吨,占世界储量的25%,石油争夺战将很快地白热化。中国已向美国最可靠的盟友沙特发出建议,近几年,北京一直在游说利雅得答应其有权使用这个世界最大的能源储量。作为回报,中国提出给予中国在能源市场上的立足点,同时北京还把向利雅得提供武器作为“红包”,其中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拒绝出售的弹道导弹和其它硬件。

    中国进口原油主要依靠大型油轮运输,油源地为中东、非洲、美洲、东南亚等。但中国并没有建立足够规模的油轮运输“国家队”,两大石油进口商——中石油和中石化也没有自己控制的油轮船队。严重依靠国外油轮,90%以上竟然依靠国外油轮运输,中国船东所承运的份额太少。而中远承运仅占海上石油进口运输的一成,凡是在中东东行和西非东行航线上,中国船东所承运的份额更少。而这两条航线所在地区局势一直不太稳定,又恰恰是中国原油进口的主要航线;很显然,在目前进口石油通道单一的情况下,一旦碰到战争、外交争端和其它不可抗拒的因素,中国石油通道极易受制于人,对能源安全极为不利。霍尔木兹海峡,苏伊士运河,马六甲,台湾海峡,起码这四个卡口,都可以给中国石油通道造成威胁。

    中国没有战略石油储备,目前还仅仅是筹建阶段,即便建成,中国石油储备才21天,计划2010年才刚刚达到35天,储备石油35天的进口量,就连应付台海危机也不够。而目前美、日、德、法的石油储备量分别相当于其158天、169天、117天和96天的石油消费量。中国建国50多年,中国没有远洋海军提供的海上通道安全。中美关系一旦翻脸,局势就相当严峻。

地缘政治

    人说地缘政治是个筐,什么往里装。沿着世界石油分布带走向,能看到清楚的一张地缘政治的“热线图”。上世纪30年代末,美国总统小罗斯福就曾询问过石油地质学家德戈里尔"海湾地区的石油储量对世界的未来有多大的重要性",答案是:"中东是世界石油的重心"。

    2006年4月一天早上,一群焦虑的世界银行家向石油地质专家科林·坎贝尔问:石油时代什么时候终结?并打听一个专业词汇“钟形曲线”。地球物理学家金·哈伯特在1965年提出 “钟形曲线”是指油田的开采都遵循一个钟形走势。开始平缓增加,然后急剧上升,到顶点保持平稳,最后急速下滑。这个理论认为,最大最容易开采的油田都发现在油田开采史的初期。根据这个理论,金·哈伯特准确的预测出美国国内石油生产高峰期将在美国石油发现鼎盛期的40年之后,也就是1970年左右。这一“钟形曲线”也不断地在世界各地的油气田中得到证实。英国北海油田发现于1969年。到1973年,探明的石油储量达到顶峰;1999年,英国北海的石油产量达到最高峰,之后就开始下降,与此同时,挪威油田已进入零增长阶段。

    坎贝尔说,“真正的能源威胁并不是石油消耗殆尽,危机恰恰是石油的减产。在石油产量达到顶点后,就是持续衰退。所有物价将逐渐上涨,利用利率和货币杠杆,将战争进行到底。”银行家们相互一笑。神秘兮兮的国关专家发觉:亨庭顿文明冲突热线,全球恐怖活动热线,跟石油战争热线,这三条线完全重合。是天意,是巧合,还是鬼使神差?山有多高,水有多深,风生水起。各大智库的专家真晕菜了。有三本书,占卜的比较清楚。卡普兰《乱世将临》,福山《历史终结》,亨庭顿《文明冲突》。*(*亨庭顿不仅是哈佛的政治学教授,还当过卡特总统的安全顾问。)

    一是中东:由于伊拉克地处海湾中心,华盛顿将会牢牢抓住中东石油的龙头并垄断油价。随着美国军队对伊拉克将近6年的占领,美国获得了占世界67%的海湾地区的石油资源控制权。二是阿富汗:美国入侵阿富汗的真实目的,是为铺设横穿阿富汗的里海输油管道开路。三是中亚:中亚地处欧亚大陆中心,是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的地理交叉点。谁控制了中亚地区,谁就将扼制整个欧亚高原的咽喉,降伏里海就降伏世界,里海又有世界第二大油田。

    为抢占三大石油产地,起码有三四个”大裤档国家”在行动。一海湾,由于海湾占总探明储存量的60%,自然成为头一个受害者。二亚洲,一个是中国钓鱼岛(据1982年估计当在737-1574亿桶,约占世界石油总储存量7%);另一个是中国南沙群岛和印尼的纳土纳群岛(占世界总储存量3%的石油和占世界总储存量50%的天然气)。由于本世纪石油将基本被全部开采完尽(连居世界第一位沙特石油也只能够80年的开采量,它储量约362亿吨,占世界储量的25%),石油战争很快就白热化了。

    "9·11"之后中东的海湾腹地,伊斯兰恐怖势力滋生的高危地带,从北非开始,从摩洛哥、利比亚、苏丹到中东,再到西亚,东南亚,这是一个广阔的穆斯林世界,穆斯林世界和西方是有历史矛盾的。西方曾发动"十字军东征",向两河流域、耶路撒冷、巴比伦发动讨伐穆斯林、讨伐异教徒的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数百年。我们说反恐斗争越反越"恐",其实最重要、矛盾最集中、最突出的还是这个“新月地带”,从历史上看温度越来越高。南亚、东南亚一带,如印尼和菲律宾。面积不大,人口高度集中,这一带的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的教派、边界、民族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积怨,历史纠纷盘根错节。先天的资源紧张与后天的社会、种族、宗教纠缠在一起,使恐怖活动成为该地区的常态。原苏东地区,"9·11"可能起到一种启示和刺激作用。苏联解体后,曾经被压制的分裂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重新抬头,例如车臣恐怖分子制造的别斯兰人质事件,中亚等国出现的刺杀总统、炸公共汽车、炸警车等恐怖事件。原苏联有130多个民族,这个庞大帝国瓦解带来的冲击波,绝对不是几年能够消除的。 布热斯基讲演:首先是全球范围内的巴尔干化。这个“巴尔干化地区”西起苏伊士运河,东到中国西北边境,北起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边境,南到阿富汗的南部边界。贫困大范围存在,还蕴藏着大量能源。美国现已深深卷入该地区,并占据了统治性地位。

    世界上不同文化之间产生对抗,这不但会分裂世界,也将摧毁多元社会的凝聚力。而伊拉克变越南的时间越长,则文化冲突爆发的危险也将越大。只要有钱,任何一富翁都可从世界各地招募雇佣军,也就能在全球的任一地点发动反击。他们既不是伊斯兰的代表,也不被伊斯兰世界承认,令人吃惊的是,西方几乎没有意识他们所面临危险,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东亚这一地区的巨大危机:过剩人口、不发达,三次浪潮共存地区,又被西方拖进了信息时代。这不仅仅是贫富冲突的问题,文化对抗它远远超越军事对抗。如果反恐军事行动获得胜利,那么,人们保卫宗教的战斗也必将开始。战争前线不仅伊拉克,而是在一切伊斯兰国家展开:土耳其、埃及、沙特和巴基斯坦。前线也活跃在西方大都市马德里、伦敦的街头。

    一种理论出现顿时灵光闪现,我们被照花了眼,后来发见它只过寻找开战借口,再后来又可以当成金融炒作的题材,原来如此。

中日龙抱月

    中日问题象老人练太极推手。一场不宣而战石油战争,已经在两个大国——中国和日本爆发。

    2004年中国同日本的安大线和安纳线之争夺,为了争夺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大油田,中日已开展了数月的较量,完全依靠石油进口的日本,正在拚命地游说莫斯科将其2300英里的石油管道通向靠近日本的俄远东海岸。但已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的中国,在其经济迅速发展的关头,已将俄罗斯的石油视为其“能源安全”重要的一环,正为努力争取通向大庆的1400英里的石油管道。为石油管道的走向,两国都不惜倾国之力 。中日的石油之战已到了如此激烈的关头,乃至日本政府已提出承担50亿美元的管道费,并要投资70亿美元来发展西伯利亚的油田,同时还向俄罗斯“社会工程”拋出20亿美元的诱饵,有钱能使鬼推磨。

    《不宣而战的石油》作者——罗伯兹认为,如果日本真的如愿以偿获得俄罗斯的石油,那么可以肯定只有一点,北京与东京的关系将会跌至历史最低点。俄罗斯东西伯利亚每年可供出口的石油很难稳定超过4000万吨,日本想要5000万吨,中国原本需要3000万吨,这是双方的底线。粥就一碗,不够两个大肚子汉喝的。

    日本和伊朗谈判两年的一项20亿美元的石油开发协议由于美国的阻挠没有签成。对于拥有60亿桶原油的伊朗最大油田,日本视之为自己严重依赖进口石油的经济的重要能源来源,由于美国对伊朗盯得很死,日本总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它重功利,重权谋,会用奸,下阴招。这个挂太阳旗的国家,应该挂月亮旗!

    2005年中日为了东海油气开发闹得不可开交。7月14日,日本授权“帝国石油公司”在中日有争议的海域开采油气。海油比陆油成本要高出3-5倍,日本政府已给这些油气田起了名字。对此,中国外交部紧急约见日本新任驻华公使,并提出强烈抗议。中日都想在“石油战国”中立于不败之地。白宫和五角大楼意识到,近期中日在东海油气冲突日趋严重,若事态继续恶化,两国发生军事冲突随时可能出现,2005年8月中国海军航空兵的“飞豹”演习成功,2005年9月9日9时,5艘中国海军舰艇在东海春晓气田附近巡航,东海舰队的2艘现代级驱逐舰同时出现在舰艇编队里。可见胡温外交政策已经发生深度变化,“软的软,硬的硬”。

    1, 中国对东海石油的开发,引发了日本恐惧。

    从70年代始,中国勘测东海石油,在浙江以东海大陆架盆地中部发现了被命名为“西湖凹陷”的大型储油地带。自1980年在东海首次钻探龙井一号井成功以来,中国在“西湖凹陷”钻井30口,其中20口获高产工业油气流。经过这20多年的勘探,中国在“西湖凹陷”,开发出了平湖、春晓、天外天、断桥、残雪、宝云亭、武云亭、和孔雀亭等8个油气田。春晓油田位于北纬28度10至40分、东经124度50分至125度20分间。在台湾东北方约193.65,位于东海西湖凹陷区域,由春晓、残雪、断桥、天外天等4个油气田组成,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此外,还有玉泉、龙井、孤山等若干大型含油气构造。该海域所蕴藏的250亿吨石油。据称,中国已将石油视为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资源,而该区油气,足以供中国使用80年。

    2.日方提出:两国平分东海资源,包括油气资源。

    中日两国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约国,按照联合国海洋法规定的“专属经济区(EEZ)”(海洋法第五部分)以及“大陆架”(海洋法第六部分)的相关条款,每个国家可以最大享有的专属经济区(以下简称EEZ)可以达到200海里,但问题是,东海的最大宽度只有330海里,这样一来,中日两国在东海的EEZ肯定会有互相重叠的现象发生。那又如何划分呢?原油价格上涨无疑对亚洲经济影响最大,但中国目前原油对进口的依赖程度在42%,印度是70%,日本是90%,中日面临危险是同样的,日本比中国还贫油,还有同样的石油通道问题,走同一条航线。波斯湾、马六甲海峡和台湾海峡三个卡口。笔者当年走过11趟,波斯湾从70-80年代就属高危战区,马六甲连年海盗不断,在台湾海峡早在50年代属危险航道,在台湾海峡及其周边,当前存在着中、日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

    3,有两则新闻没引起重视

     2005年8月,一是中国石油以41.8亿美金购入”全部”哈萨克斯坦石油股份虽然买的不怎么便宜(溢价21%)购入,但是却意义深远,这项并购案使中石油成为全世界第十大石油公司。二就是日本帝国石油暂时放弃东海钻油计划 。日本也就是看了中国海军航空兵的“飞豹”演习成功和夜袭训练和一系列的计算机沙盘推算,最终,日本帝国石油暂时放弃东海钻油计划,日本人盯不往了,说话就閖了。
原因是因为安全问题。

    总之,世界已处于一场新战争的关头,不管有油没有油国家都走出去猎取石油。罗伯兹认为,在这些国家已为石油而展开激烈竞争时,他们越来越为了获得最后一块石油和天然汽储量而展开竞赛,它势将成为主宰21世纪地缘政治的主题。 在里海地区,欧洲人、俄罗斯人、中国人,还有美国政府和各大石油公司,都正为能在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的大油田分得一杯羹而展开激战。在伊拉克战争中,俄罗斯和法国谁可以有权介入后萨达姆的石油生产与美国发生公开争吵。而中国寻求在中东建立自己的石油盟友,罗伯兹认为:但更令人不安的是----石油政治将会引发新一轮大国争雄,这些冲突需要美国出面干预,从而影响美国和世界经济稳定。石油政治最新警示,即能源安全的一个最基本事实就是,有能力控制经济正常运转。在可接受的价位上生产出足够的燃料和电力,满足其国民的需求,保护其边境的安全。反之,一个失败的能源安全则意味着,其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骤然停滞。诸如巴西、印度,中国这样国家,这些拥有近20亿人口国家,国际上被视为“三个大裤裆”,滋生着绝望、怨恨和冲突。

中印龙象之争

    中印象道士耍武当剑。

    龙象之手伸向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这个被赤道横贯的南美洲小国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今年10月,厄瓜多尔总统古铁瑞斯希望通过授权经营许可及签署合同来吸引价值达80亿美元的私人及海外石油投资。这使得两个经济高速发展面临能源瓶颈的发展中大国——中印,再一次为海外石油交手。

    2006年9月15日加拿大能源公司已在9月14日宣布将位于厄瓜多尔的石油与天然气资产,以14.2亿美元出售给中国石油产业的合资公司,2006年10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以41.8亿美元击败印度公司,成功竞购哈萨克斯坦石油产业后,印度国有能源公司的第二次败北。当今世界两个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和印度,正在全球掀起一场能源争夺战,尽管印度能源公司一个月内两次在能源争夺战中败给中国公司,但所有的能源专家认为这场能源争夺战才刚刚开始。

    厄瓜多尔石油蕴藏量将近23.6亿桶。上世纪90年代,由于厄政府对有关法律框架进行了调整,允许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以提供服务、技术支持和承租石油区块的方式进入石油产业,石油生产一度出现了较快增长。但随着1995年厄瓜多尔和秘鲁边境冲突的爆发和随后几年国内政经局势的持续不稳定,石油产业的发展又再度陷入半停滞状态。最近,厄瓜多尔有意重振其石油工业。古铁瑞斯在接受道琼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政府希望最终让该国不仅能成为净原油出口国,而且还将是成品油净出口国。厄瓜多尔国营石油公司Petroecuador计划在未来5年筹资近170亿美元,其中70亿将投入上游,100亿将应用下游,希望能够由原先的石油进口国转为石油出口国。对急于拓宽海外能源供给市场的中国和印度,这无疑是个好消息。由于加拿大EnCana公司可能出售名下的厄瓜多尔油田,业内人士预料将吸引印度能源公司(ONGC)的海外分支机构与中国石油公司的角逐。印度也积极通过外交人士和商界人士和厄瓜多尔斡旋,有些分析师甚至把最近一年油价持续高涨的部分因素,归咎于中、印两国所致。厄瓜多尔能源矿产部目前已经完成了对至少21家公司为Petroecuador4个项目进行竞标的资格预审,这些合同总金额在3.5亿美元左右,长庆石油、中国石化国际事业有限公司(SIl)和BGP(原石油物探局)三家中国公司参与其中。

    继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之后,中国的石油公司又收购了加拿大石油公司在厄瓜多尔的石油资产和管道资产,总代价为14.2亿美元。加拿大石油公司14日发布的一份新闻稿说,该公司将把它在厄瓜多尔的石油资产和管道资产出售给安第斯石油公司。据了解,安第斯石油公司是由中石油和中石化共同组成的中国石油投资集团在海外收购的一家公司,此项交易有望于今年年底前完成。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国字号公司近4-5年来已在不少地区表现得相当活跃,如缅甸﹑玻利维亚﹑苏丹和伊朗等。与此同时,印度的国有能源公司也在部分地区表现异常活跃。

    龙象遭遇麻烦相同,都是工业缺血症饥不择食。美林证券新加坡能源分析师阿德里安.罗指出,中印在国际能源市场的遭遇战,很明显,与这两个国家的“国情”有着直接关系,“两个国家都是原油净进口国,他们都不得不去想方设法获得外国能源储备,国际上戏称“两个大裤裆”。对于印度来说,随着印度经济的迅猛增长,印度对能源的需求也日益增长。目前,印度所需石油的70%的依靠进口。印度每年在能源进口上的花费已经高达200亿美元,而且每年在境外的油气田股权投资也多达50亿至100亿美元。印度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能源问题是印度经济腾飞必须突破的一个瓶颈,为了印度能源安全战略,加快海外能源的开发和采购步伐。

    龙象合作的前提太苛刻,是最紧俏的战略物资。从当前来看,如何避免两败俱伤的局面,形成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从而在海外石油投资中降低成本,获取最大的效益。中国前驻印度大使周刚指出,中印能源合作在理论上可行,一旦事毕功成,双方在提高海外资产购买实力、消除“亚洲溢价”,掌握国际能源发言权方面都是可以期待的。印度石油部助理秘书长talmizahmad日前表示,虽然合作与竞争并存,但还是希望双方的合作多过竞争。他介绍,以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为首的印度石油公司与中国能源公司的合作备忘录将于今年年底在中国签署。此后,双方还将成立一个工作小组,监督和进一步推动双方的合作。据了解,双方合作重点将放在四个主要方面——中亚、非洲、拉丁美洲、里海地区。双方的合作还包括信息上的共享和寻求合作的可能。

    英国《简氏防务周刊》贝迪说,印度的逻辑是麦克马洪时代留下的:“如果你无法打败它,那就与它合作”。但印度需要接受“中国这个复杂的伙伴”这一现实。另外,两国在文化、政治制度上的差异以及互不信任也将阻碍它们的合作。
中美龙虎斗

    中美象俩和尚打少林拳

     《华盛顿邮报》登过一篇《中国最近的‘威胁’》,把明火引向中国。(2005年6月27日)塞巴斯蒂安马勒比这样比喻:“中国仿佛成为了一个多才多艺的纵火犯,在本来相互独立的火苗上又浇了一桶油,使火焰燎原成了一片熊熊的地狱之火。”中国刚刚进入全球能源市场的新手,中国已背了不少恶名,“大裤裆”,“大肚汉”,“能源饥汉”,“罪魁祸首”, “纵火犯”,中国寻求油源之际,就得必须与美国石油政策正面冲突。中国没有战略石油储备,中国在石油问题上依赖中东就是依赖美国。美国可以用石油作为武器制裁和封锁中国,而中国却很难实行反封锁。美国对中国可以进行非常有效的石油禁运。中国却没有能力来实行反封锁。相反,如果中美互换角色,中国拥有石油运输线上压倒一切的军事优势的话,会把美国决策人逼得“佛跳墙”呢!

    美国的石油政治体现了美国牵制,遏制战略威慑作用。石油禁运将是两国的冲突焦点,一旦宣布石油禁运那就意味着开战,其后果包括可能的核对峙。美国的石油政治:美国人有一种独特的商业心态,就“石油政治”根本所在。美国正在把油价当作经济武器用来对付中国。 中国每天需要300万桶进口石油,主要从波斯湾进口。中国是美国谋求全球霸地位的主要竞争对手,于是美国企图给迅猛发展的对手下“石油绊索”, 历史上美国利用石油武器制裁过很多国家,二战期间30年代控制石油拖垮日本和德国;上世纪40-50年代曾把欧洲绑在的“马歇尔计划”的战车上;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利用自己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增加油产量,打压国际石油价格,让前苏联减少大笔外汇收入,间接拖垮了苏东地区的经济休克解体。美国用石油武器,当低油价能保护美国利益就采用低油价,当高油价能保护美国利益就采用高油价。

    能源恐慌是现实的,但问题它会持续多久?一分一秒,企业和消费者都在关心。美国、日本和欧洲需求量上还是主力。美国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及第二大石油消耗国,美国的石油政策可以包打天下。中国没有石油报价中心,没有石油期货,中国作为第二大石油消耗国,左右不了世界油价,中航油2004年试图进入国际期油市场,可迅速败北了,期货驾驭能力相当弱。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博弈,却丝毫不能影响局势。油价自然由美国老大说了算,美国用石油讹诈代替当年核讹诈。中国财政部国际司司长朱光耀指出,国际市场的高油价,决不是石油的供求关系所决定,大量的信息表明,是对冲基金在油价上推波助澜,中国目前非常警惕这一问题。

    有证据表明:超过8万亿美元游资注入对冲基金,国际原油期货市场的非商业多头持仓,有专家称:这么强大游资超过万亿美元。一年来,“石油股”预计到年底可以突破200美元/桶。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这一趋势。从美国期货监管机构(CFTC)的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从2004年三季度开始,非商业持仓一直保持着多头状态,几乎占到整个市场的30%~50%。而与炼油厂、主要用油企业等为套期保值而持有的商业持仓不同,非商业持仓主要由各类基金持有。石油期货是非经济因素为主导的,引领着有色金属都全线涨价,推高金价和有色金属,同期伦敦铜、锌价分别于1400美元/吨、970美元/吨,至今,已分别涨至约8200美元/吨(5.8倍)、3400美元/吨(3.5倍)左右。其他如金、银、锡、镍、等所有有色金属都全线翻倍涨价。就连最大宗应用的铁矿石,继去年大涨71%后,2006年尽管中国的钢铁协会团结一致抵制涨价,但是欧盟已经认涨了19%。有不少人将资源品涨价归于市场炒作因素,原油、有色金属等矿物资源的疯狂涨价,并一涨不会回头,此标志着由于资源的紧缺,世界经济已进入一个全新的"资源经济"阶段。国际原油期货市场的非商业多头持仓,不断拉升油价。所 谓非商业持仓的无非是切尼、小布什麾下石油集团、军火集团属下的基金。美元贬值,威逼人民币升值,大量热钱进中国,热炒地产推高房价。

    是石油政治迈开大国争雄的脚步。当今世界发达国家都已卷入石油政治之中,各大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力量服从于对资源的争夺。美国熟练的运用两三种政治武器,一石油,二粮食,三高技术,各种武器都可以以不同方式调动金融工具,其目的精准获利,精于技术运作、善于利用新闻炒作的各类基金,在每一次突发事件后迅速介入油市。这三四年间,不断出现影响油价走高的事件,基金与这些事件巧妙配合从不失手。有货币战争“电子特种兵”专事进攻。

    美国对非洲忽视几十年之后,美国开始在非洲大陆积极活动,目的当然是石油。美国白宫的高官说:“非洲石油已成为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的一部分”。在非洲的尼日利亚、喀麦隆、乍得等国,美军正在建立非洲司令部,两个军事基地及外交网络,其主要目标是保护美国人有权使用这里的油田,同时也拒绝中国和其它大国介入。2006年非洲对美原油日出口量为223万桶。尽管是以微弱优势超过中东地区222万桶的日出口量,但这是非洲21年来首次超过中东地区,成为美国最大的原油进口来源地。为了保障从西非地区开采的石油能安全地运往美国,美近年来增强了在邻近尼日利亚、安哥拉、加蓬等国水域的海军力量。在非洲东北部的吉布提拥有军事基地后,美国又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建立了军事基地,同时还让驻欧洲的航母战斗群增加对非洲西海岸的巡逻时间。目前,赤道几内亚、安哥拉、加蓬、刚果(布)和科特迪瓦等国的油气资源已经基本上被美国公司掌握。尼日利亚和安哥拉已分别成为美国第五和第七大石油供应国,每年供应原油3亿桶和1.17亿桶。美国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耗资37亿美元在西非地区铺设了一条长1000多公里的输油管道,将乍得的石油输往喀麦隆的大西洋沿岸。

    中国由于东海问题、南海问题受困后,由于东海问题,南海问题政治外交回旋空间很小,只能依托国家。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这些神通广大“海外军团”作用不大。中石油、中石化在非洲不惜冒着苏丹的动乱,安哥拉战火寻找石油资源,尼日利亚边境磨擦寻找石油。2005年,中石油在伊朗不怕美国的核控制压力来寻找天然气。中国目前在伊朗境内拥有3座大型油井,并架设了耗资700亿美元的伊中线,这是一条半地下型石油管道。将向中国南方油料短缺的地区提供天燃气,2,5亿立方提供30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在2003年伊战后也把手伸到美国后院,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中国三大石油公司近两年来已在不少地区表现得相当活跃,如缅甸﹑玻利维亚﹑苏丹和伊朗等。

    高油价使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巨头获利巨丰,中海油半年纯利增68.6%,得益于油价上涨,中石油半年劲赚616亿,中石化半年获利180亿 。石油投资家,石油大亨,金融家们全乐掉了下巴。国际热钱流入期油市场,资金以数千万亿美元计算,将油价推至天价,基金更开足马力,全面唱好油价。众多投行及经纪人,日日唱好油价,傻子也明白钱好赚。

    中国走进世界石油市场,要想绝地逢生,中国必须寻求海外供给,中国可以利用水电、核电或可再生能源,中国在替代能源方面的投入是巨大的,早在2004年9月1日,中国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张华祝在北京宣布,中国政府对进一步推动核电发展已经作出了新的决策,将加快核能发展,逐步提高核能在能源供应总量中的比例。预计在2020年以前,新建27个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他预计到2020年中国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电力总装机容量的4%甚至更多。中国石油来源没保障,使用效率低下,(是美的1/4,是日1/7)又没有战略储备,能源安全脆弱。但现实是,中国将必须使用所有形式的能源,因为中国的能源需求实在太高了。如此庞大的进口量,在给世界石油运输带来巨大商机的同时,也给中国石油通道安全带来危险。

    最近,中国有意收购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班牙等地的一些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举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专家们认为,中国在国际油价接连刷新历史记录的时刻逆势而上,大举收购能源资产,反映了中国国内能源需求增长的巨大压力,中国国内缺乏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来满足所有这些需求;中国正在进行种种努力,在全球各地开发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非洲、中东、俄罗斯和中亚,拉丁美洲,几乎是哪里有石油和天然气,哪里就有中国人。中海油总经理傅成玉说:“技术,我们可以得到;金钱,我们并不缺少;但是如果你没有生产储备,那就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你”,明示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在全球范围内保证能源供应安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总部位于加拿大的塔里斯曼能源公司举行了会谈,有可能促成中海油收购塔里斯曼能源公司的部分股权,或将其完全收购。中海油是中国第三大石油公司,也是中国最大的海上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企业。塔里斯曼能源公司是一家石油天然气勘探和生产的跨国集团。双方今年年初曾就印度尼西亚的一个液化天然气项目达成协议,中海油以2亿1,25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塔里斯曼在这个项目中的3.06%的股权。上星期,塔里斯曼能源公司表示,它计划在明年年底出售欧洲北海、拉美的特立尼达岛和澳大利亚海域附近的石油和天然气田的经营权,筹集大约2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开发效益更高的资产。

谁是罪魁祸首?

   判案最简单方法,谁获利?谁吃亏?

    一,这一波涨价似乎跟供需关糸不大,原油的产出并没有减少,实际上还是处于创历史高位。高盛、花旗、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是石油期货交易的四大金刚。跟四大投行投机炒作有关。

    二,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组织国家控制着世界上绝大部分石油资源,欧佩克奉行“限产保价”政策。过去的石油危机都是由于欧佩克(OPEC)限制供应造成的。油价的上涨等于是给世界经济增加税负,造成经济的衰退。然而,今天的形势却正好相反:强劲的世界经济增长推高了油价。美英由于70-80年代吃够了欧佩克的苦头,美国石油政策左右沙特就基本上摆平就OPEC。

    三, 美元汇率迅速贬值,正是美国金融外交政治的总体战略。这一波油粮会战正符合美国等发达国家总体利益的。

    四, 在原油市场上,“恐惧溢价”一词用地缘政治来炒作题材。这些风险因素来自全球各地,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等地缘政治因素,长期处于战争和战争边缘。从对伊拉克输油管道的袭击事件、土耳其与库尔德冲突,尼日利亚的种族冲突,委内瑞拉日益增强的民族主义,英国油田罢工等等都沦为期油的炒作题材。

    五, 美国操纵石油市场有三种手段:第一,美国政府说服本国石油公司限制开采量。第二,美国的忠实盟友沙特愿意执行美国的战略,没有表现出大量增加石油供给以打压油价的愿望。第三,纽约期货市场的大量投机倒把行为是石油价格增长的推动力,每天大量的期货交易推动着油价上涨。这石油暴涨最大收益竟是美国,对其它国都是血汗钱,而美国则不同,美国生产一张100美元纸钞只用6美分,也就是说,美国利用印刷品的价格来换石油,不是油太贵,是美元太便宜,除了白用油之外,由于石油扩大交易,还在为美国增加铸币税。2007年11月后美国经济基本面恶化,石油美元开始流出美国,美国资本项下出现负增长,但流出美元又找不到很好投资项目,又流回美国资本市场,成为美国资本项的净流入。美国经济已步入衰退期,要得把世界拖进经济萧条的死胡同?

    从古至今,石油,粮食等重要资源,从来就不是纯商品,每逢历史上关键时期,它每每总可以充当政治武器。世界经济能“劫后余生”吗?近年来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每多支出一美元在汽油上,中国等低成本出口国就会以廉价商品的形式补偿给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一个半美元。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还不止于此,这些国家强劲的经济增长还缓和了油价上涨对欧美跨国公司的冲击,其不断成长的消费需求已经成了不少西方公司的救命稻草。许多新兴市场的经济体已经达到了一个“起飞”的阶段,人均收入达到了需求大量汽车需求的水平。油价上涨使产油国拥有了更多的财富,这些钱将会以消费和投资形式重新回到世界经济体系。

    由于佐利克主荐,刚从北大上任世行副行长的林毅夫,顾左右而言它地说:“油价要在104-108元高位运行一个时期”。国际能源署(IEA)在其年度报告《世界能源展望》(World Energy Outlook)中指出,石油需求的继续增长可能会在2015年前后带来严重的供应问题,届时供应面的紧张可能导致油价大幅上涨。除非各国政府采取措施抑制石油消费,否则全球石油消耗量将在2030年达到每天1.16亿桶,远高于目前的约8,500万桶的供应。原油需求的增长势头难以缓解,那么当务之急就是寻找替代能源了。

    全球范围内寻找新油气田的成本越来越高,难度也越来越大,因此为石油寻找替代能源就成了当务之急。不幸的是,目前最经济的选择却是比石油更“肮脏”的煤炭。用煤发电目前约占中国发电量的70%,印度的56%。无论从环保角度还是保持未来能源供应稳定的角度看,这样的做法都是不可持续的。 在目前原油超过100美元一桶的高价,所有的石油进口国都会对替代能源兴趣倍增。美国对生物能源眷爱有加。美国总统布什两年前曾誓言要让美国“戒掉油瘾”。替代能源产品也将有更大的市场。可忧的是,归根到底,替代能源远比传统能源贵得多,因此只有靠政府补贴。尽管完全准确地预测价格的走势和科技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多数预测认为,替代能源在未来几十年中将只能在能源市场上占有很小的份额。”

    IEA(国际能源署)最近预计,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全球能源用量的比例将可能达到10%。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亚洲。如果高油价最终能使各国政要首脑真正下定决心采取行动,那么,终究会得到一些善果。这一波石油和粮食会战是符合美国等发达国家总体利益的。美元汇率迅速贬值,也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金融外交政治的总体战略。中国接受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投资最多,中国外汇也最多1,7万亿,缩水也快。

    石油大恐慌是由多种因素促成高油价的走势,一向比较理智的国际投行是假装糊涂还是恶意操纵,高盛、花旗、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是石油期货交易的四大金刚。高盛公司曾在早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全球油市已进入一个“超级牛市”。油价已经进入了一个“极度飙涨”(superspike)的时期,预测西得克萨斯原油(WTI)油价可能在6至24个月内涨到150至200美元。最高价格可能达到200美元/桶。摩根斯丹利谢国忠一篇《石油恐慌》的报告中说,随着全球经济成长放缓,替代能源比重上升和金融交易商感觉油价已触顶,原油市场可能迅速走向崩溃。象高盛、大摩竟做作出了南辕北辙的判断,大牛市还是崩盘?连IEA(国际能源署)也惊惶失措起来,忙不迭的发出警告:目前石油价位,不要说是高达140美元,就是每桶40美元,欧洲和全世界经济全都走劲了。有人说:搞预测,是经济学家闹笑话最多的地方!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所性放弃了对油价预测。兰德以为研究石油就是研究世界战争,研究水则是研究人类生存。

    中国高层沿着石油路线图加紧了外交攻势,中国与加拿大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还是中国与墨西哥的高层互访,以及中国与伊朗、中国与委内瑞拉的外交关系都被涂上了石油色彩。能源安全已经成为了中国中央政府“关注的中心”。中国正在成为波斯湾、中亚和俄罗斯地区的地缘政治势力。国家发改委能源司的官员的表态来看,高油价长期化的格局,对中国的冲击十分深远。首先,高油价对中国的石油进口带来了直接的压力。2005年,中国将正式实施战略石油储备计划。对于急需大量进口石油的中国来说,油价高涨无异于当头一棒。由于国际原油价格一路走高,导致中国2004年外汇损失高达到88亿美元。但中国现时的石油储备才21天,实属国家风险。中国石油战略比过相对成熟,反应也快了。当期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了35%。一当国石油进口量占国内消费量的30%或者当一国的石油进口量超过5000万吨时,国际石油市场的行情变化就会影响到该国的GDP运行,而当一国的石油进口量超过8000万吨以后,就必须运用外交、经济、军事等综合国力来保护石油通道的安全。前有货币战争进攻,后有石油通道防卫,这才是完整的石油政治!

    中国由于长期缺乏石油战略的研究,比如中俄石油管道问题、战略石油储备问题、多元化油源渠道问题、参与全球石油期货市场问题上吃亏不少。中国刚刚认识到安全问题,但在高油价夹逼下,现扎耳朵眼儿也晚了。中国即然要实行长期的石油政策,即然是政策,那就是原则性的,不能前怕狼,后怕虎。爱——谁谁谁! 美国五角大楼2004年度的报告中说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几乎所有的战略家都把时间定在2010--2015年间。除非中国放弃这两块石油重地,钓鱼岛和南沙,否则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将不可避免。更有人要中国放弃海权就可以避免与美国冲突,按这个逻辑,留给中国人的只有打地洞的份了。中国历史上怕强人危胁吗?姥姥!

    石油政治学的第一定律,是时代的墓志铭:油价和社会自由总是呈负相关关糸。伊朗总统内贾德,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俄罗斯前总统普京,他们三个都是政治动物,内贾德不怕美国再三核查,“伊朗寸步不让,我绝不会在重压之下低头!”查韦斯要布莱尔“见鬼去”,要小布什“见鬼去”, 查韦斯要让“所有西方领导人全都下地狱!”普京在“颜色革命”的较量中最大的胜利者,他的法宝就里海油田。
假如今天的油价只有20美元,不是一百多美元,他们还会那么牛吗?”


参考资料:

    第一次石油危机 1973-1974年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主要产油国对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实行石油禁运。1973年12月,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收回原油标价权,并将它的基准原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提高到12美元以上,油价猛然上涨两倍多。这次石油危机在西方世界造成极大恐慌,美国随后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那次危机使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下降了4.7%,使欧洲的增长下降了2.5%,日本则下降了7%。

    第二次石油危机 1979-1980年 :伊朗爆发革命而后两伊开战,使石油日产量锐减国际石油市场价格骤升,每桶石油的价格从14美元涨到了35美元。第二次石油危机也引起了西方主要工业国的经济衰退,美国政府估计,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中大概下降了3%。

    第三次石油危机1990年 :爆发了海湾战争。专家形容海湾战争更是一场石油战争。当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表示,如果世界上最大石油储备的控制权落入萨达姆手中,那么美国人的就业机会、生活方式都将蒙受灾难。对美国而言,海湾石油是其“国家利益”。当时油价一路飞涨。三个月的时间石油从每桶14美元,到突破40美元。

    第四次石油危机是否已经悄悄降临?:战争何时爆发?下一次遭殃是伊朗,还是朝鲜?

作者简介:

     田南雁: 15岁当兵,在370厂修过飞机头,在廊房当过石油工人,在中远当过国际海员,1990年进报社,1995年辞职。1999年在中国社科院打工,国情信息总监(马列所)。2000年在人民日报打工,《大地》杂志顾问。2004年给国家项目办打工。1996年北京电视台10集专题片总撰稿《新西行漫记》,1997年为公安部做《中华交警》电视剧剧本12集。1998年由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专著《中国家庭预言》1.8万册。自以为聪明,尽办傻事。有专家资源。田南雁 ,朝阳区甘露园南里1区7楼1509号,100025,电话13681023595,e-mail: tny0374@yahoo.com.cn。
 



发件人:"高一飞" <gaoyifei1216@hot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19 18:09:0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高一飞投稿

官员财产申报立法路线图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高一飞

    近日,新疆阿勒泰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局及预防腐败办公室联合出台了《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要求“与领导干部职权密切相关的收入都将通过阿勒泰廉政网及当地主流媒体及时全面公开,以接受社会有效监督。”这一规定的出台,引发了评论家们“官员财产申报原来可以如此简单”的感慨,但是,这个规定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早在 1995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就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1年6月15日,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发布了《关? 谑〔考读斓几刹勘ǜ

    在1989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有代表提出了财产申报法的立法建议,1994年的,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财产收入申报法正式列入五年立法规划,但是,我国公务人员财产申报一直停留在党政机构文件中,而且仅仅针对处级以上干部。“财产申报法”为什么不能尽快出台?是否可以尽快出台呢?

隐私权不是理由

    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Properties Declaration system),即法定范围内的国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的期限和方式向有关机关申报法定范围内的财产并接受有关机关监督检查的法律制度。财产申报法有着“阳光法案”、“终端反腐”的美称,是预防腐败的有效途径。没有财产申报制度的情况下,公务员共同之处财产来源不明的情况很难查处。我国在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后来的1996年刑法继续规定了此罪。实践中虽然处理了一些这类犯罪,但绝大多数是因为贪污、贿赂等其他罪名立案后附带查处的。有意思的是,2005年,有媒体出现了这样一个新闻标题:“郑州首例单独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定罪的案件”。也就是说,作为郑州这样一个大城市,在法律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定罪17年后的2005年,才有了第一个“单独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定罪的案件”,最高法院没有公布过“单独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定罪的案件”的统计资料,但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单独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定罪的案件”是非常少的。

    建立财产申报制度的时机是否成熟,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1989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有代表提出了立法建议,1994年的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财产收入申报法正式列入五年立法规划,但在今年1月31日,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称,“目前制定这一法律的时机尚不成熟”,认为财产申报立法遭遇三大“拦路虎”:登记实名制未推行、技术手段尚不成熟、公开与隐私界限不清。

    在以上问题中,“公开与隐私”的界限问题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这本来就是财产申报法的主要内容,以此作为否定建立财产申报制度的理由,显然是一种循环论证。实际上,即使是对普通公民,在个人隐私与个人利益之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认为个人财产收支情况对国家是“隐私”----国家相关机关有权力了解个人的收支情况,这是征税、反恐、反洗钱、反贪污贿赂的依据。而公务人员享受了比普通公民更多的利益,需承担比普通公民还要多的义务。

完备“身份识别”与“金融档案”制度

    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制度性障碍是:财产申报不可能靠公务人员个人的自觉和诚实,政府必须有相应机制了解公务员个人财产中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非法的。如果没有了解个人财产性质的配套制度、方法与技术,即使规定了公务人员财产申报义务,也可能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法律,因为公务人员会以各种方式“隐瞒财产的真实来源”。

    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官员不明财产不是都可以象在我国已经发生的案件一样从官员的家中或者办公室的某一个落搜查出来的,官员往往通过各种方式将黑钱“洗白”。而现代财产收支的渠道和方式非常复杂,除了现金、现物流动以外,还有通过金融机构进行的交易;除了一般金融交易以外,还有大量的“衍生金融交易”,如期货、期权交易等,国家主要通过反洗钱法律制度了解个人和组织的财产收支情况。

    在国际社会,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 是西方七国为专门研究洗钱的危害、预防洗钱并协调反洗钱国际行动而于1989年在巴黎成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国为组织的观察员。FATF 关于反洗钱的《40+9项建议》是国际反洗钱领域中的重要文件。该组织建议金融交易报告义务的承担者不仅包括银行,还包括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和从事金融活动的其他个人和实体。我国96年刑法和刑法修正案(六)所规定的“洗钱罪”的主体也包括了单位、个人,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洗钱行为的方式除了通过金融渠道的方式,也包括了任何“其他方法”。

    如何防止“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2006年10月31日,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该法要求我国境内的金融机构“建立健全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履行反洗钱义务。”这是实施财产申报制度的基础,也是国际社会了解个人财产真实情况的基本制度体系。但是,我国对于国际组织所建议的“非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并没有纳入《反洗钱法》的调整对象,这是立法上存在的问题。

    实施上述反洗钱法律还存在技术性障碍。首先是身份识别(实名)制度的实现有技术难度。其次,是与金融交易报告制度相关“金融档案制度”的建立相当复杂。

    对身份识别与实名制度问题,目前基本可以解决。我国可以充分利用第二代IC卡公民电子身份证号码唯一终身不变、可电脑验证和读取数据的特性,把每个公民主要是官员和经济组织的货币资产银行存贷款帐户、有价证券和实物资产等数据集中在公民或组织唯一的网络户头上,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统一记帐和管理,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财产申报资料数据中心,可对申报资料进行更充分的电子化管理和监督审查。

    至于“金融档案”,其所包含的信息内容丰富、数量繁多,是金融活动全过程的真实记录,包括金融业务往来中形成的会计、统计、借贷等方面的材料。我国目前金融档案制度的情况是,虽然有中国工商银行综合档案管理系统于2002年 9月正式运行。但是总的来说,其作用仍然有限,主要表现在金融档案管理制度政出多门、各家金融机构没有一套金融档案全宗,政府难以查实某一个人或者组织金融活动的全貌。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还不能够通过金融档案全面掌握每一个人或者单位的在金融活动中的财产流动情况,这是财产申报制度实施难的根本障碍所在。

财产申报法可以立即出台

    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即使上述制度全部建立起来,对公务人员财产收支情况的了解也只能是针对“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对其他的非法收支情况(如现金消费、赠送给他人等)全部了解,是根本不可能的,还存在大量其他的洗钱途径难以一网打尽。财产的流动、个人的收支情况是纷繁复杂的,事实上,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政府除了尽力而为以外,要掌握每一个人的所有收支情况根本不可能。上述三大制度之外,任何一个国家都还需要通过建立举报制度和其他民主制度,以其他监督形式了解公务人员的财产收支情况,为打击公务人员贪污贿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提供证据。

    因此,配套制度不健全、技术手段尚不成熟,在实践中确实会导致财产申报制度具体操作时执行不力、对违背这些规定的追究不严格等问题。但是,这不能成为财产申报制度迟迟不出台的理由,“技术手段”的成熟永远都是相对的,打击钱权交易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达到“疏而不漏”的理想状态。所以,我们不需等待制度都健全了、技术都成熟了才出台《公务人员财产申报法》。

    240多年前,瑞典公民可随时查看各级官员的纳税清单,1883年,英国议会通过《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财产申报的法律,在那个时候甚至于没有电脑,更不用说现代身份识别制度和交易档案制度,以配套制度不健全和技术不够发达作为不能实行财产申报制度的理由,未免太牵强。

    最重要的是,出台财产申报制度不会很多其他法律出台后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在很多法律制度中,存在相互冲突的价值,匆忙出台一个法律制度可能对其他迫切需要实现的价值形成障碍。如在言论自由的重要性没有底线保障的情况下匆忙出台新闻法,可能会导致以规范新闻媒体行为的名义而将新闻法变成一部主要为限制新闻自由的法,等等。但是,在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问题上,我看不出来到底会存在什么样的负面效应。曾有反腐专家王明高认为“实施财产申报制应慎之又慎,不然有可能引发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风险”。

难以想象的是:这个风险到 底是什么?

    如果说有风险的话,我认为至多是执法不严、导致法律威信受到损害,导致被发现的贪官们认为“法律面前不平等”,“还有更大的贪官没被抓”而觉得委屈。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相信人民的要求是:打击腐败,少比无好、多一种途径比少一种途径好。从整体上来说,只会提高整个中国法律的威信和人民对法律的信心。

    新疆阿勒泰地区的《规定》和中央已经出台的针对处级以上干部的财产申报规范,都是党政机关的内部规范,而不是正式的立法。针对的对象非常有限,规定的具体机制也很不健全。通过立法立即实行、逐步完善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制度,不需要再等待了。因此,要建立健全规范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首要任务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以解决现行规定地位不明、效力不高的问题。在《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具体内容中,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对财产申报的主体范围、申报的财产范围和种类,财产申报的受理机构以及对拒报或者不如实申报家庭财产行为的处罚等等都应做出细致而明确的规定。

  

 

50岁以上的广州人肺都是黑色的

----假如GDP崇拜者早点知道自己肺将变黑

刘以宾

2008年6月22日

    “50岁以上的广州人肺都是黑色的”———据《新快报》报道,这是在珠江三角洲大气污染防治高峰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的惊人一说。钟南山介绍说,人的肺部原本有自我净化功能,但他通过临床等途径的统计数据发现,因大量污染物被吸入肺部,广州居民的肺脏已丧失了自我净化能力而遭到威胁。无论是有病还是没病,50岁以上的广州人的肺都是黑色的。

   若论空气污染,广州并不是全国之最。照此推理,当今50岁以上的中国人尤其城镇居民,很多人的肺是不是也已是黑的了?至于没到50岁的人,会不会迟早也将加入“黑肺人”行列?不能把让人肺变黑看成是工业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结果。环境污染更多是人为造成,而GDP崇拜是首要因素。这样看,GDP崇拜是“蛋”,环境污染是孵化出来的“鸡”。

  污染是累积的,并非一两年造成。继任者有可能成为环境污染之“鸡”孵化出来的新的“蛋”,继而再孵化出更多的“鸡”。如此蛋生鸡、鸡下蛋的循环,形成对环境污染的价值迷失和集体麻木。“50岁以上的广州人肺都是黑色的”无疑是唤起警醒、走出麻木的一记重锤。

  诚然,经济规模扩大、经济增长加速,对缓解就业压力有重要意义,对提高人们收入水平也有帮助。然而,没有人愿意用让肺变黑的代价来换取这些。即便是GDP崇拜者,我想,他们在肺部变黑与仕途利益之间,亦会做出理性选择。
  我国环境污染之所以久治不愈乃至愈演愈烈,原因之一是对环境污染危害的科普严重缺位,像钟南山这样有良心的科学家太少,公开向社会披露此类信息的途径、渠道尚不畅通。
  在GDP崇拜者中,50岁以上的人想必不少,只可惜没能早几年听到钟南山的话。试想,假如GDP崇拜者早知自己的肺将会变黑,他们在价值取向、施政行为上将会做怎样的改变?他们对污染企业还会采取默许乃至纵容的态度吗?对科学发展还会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吗?

  包括决策者在内的人们,应该意识到,肺部变黑是怎样一种严重的后果。

 

 

发件人:"李宪源" <li9xianyuan@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21 07:19:25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没有硝烟的“上甘岭战役鈥濃€斺€旀垜鐪嬧€滆寖璺戣窇鈥濅箣浜?nbsp;

中国新生资产阶级是怎样刻意选用和教育人才的

李宪源

     中国这些年来社会思想的最大变化就是诞生了一批极端自私自利之徒。四川地震暴露出来的范跑跑就是典型的一例。

     希望各位能从本人博客《没有硝烟的"上甘岭战役"——我看"范跑跑"之争》中,注意到一个迄今为止被忽略的严重问题:即代表中国新生资产阶级即资本利益的"私立学校"当局,他们是刻意选用怎样的“教育人才”,来培养中国新一代的“贵族学校人才”之思想体系的呢?请务必不要忘记范跑跑在他杰作中所抒发的既“充分准备”又“充满激情”的发言。

    “范跑跑”成名作《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关键性警句:

    “我曾经为自己没有出生在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的国家而痛不欲生!” 接着再连嗥数声:“我无数次质问上帝:你为什么给我一颗热爱自由和真理的灵魂却让我出生在如此黑暗的中国?让我遭受如许的折磨!”

    对照两位私立学校校长的以下表述,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关联问题。首先是碧桂园现董事长杨惠妍的话:

    “事后我和老爷子的思想基本一致,除了某些观点我不认同外,范的大部分思想我都能够接受,从我的评判,他是一个有思想见地和思想高度的人,引起我本人的重视及思考。” 

    第二是光亚学校校长卿光亚在“一虎一席谈”中的话:

    胡一虎:您在遴选每一个老师的时候你最看中标准是哪些?你觉得一个老师他最看中的标准,您的价值观,十六年来的心得是什么?

  卿光亚:我肯定的是他对学生的爱和他对职业的爱,这是肯定第一要求的。(掌声)如果他不爱他的职业,那我要他干什么呢?

  胡一虎:范老师符不符合您的第一标准?

  卿光亚:他肯定啊,因为他很爱他的学生、很爱他的职业。

  卿光亚:他平常上课是非常激情的,准备都是很充分的。

  那他的学生,可以找他的学生问,没有关系,他的学生是非常喜欢他的。而且也都喜欢他的激情和各种……
 

    从这两位人物的话,足见中国的危险,不仅在于范跑跑,而是范跑跑背后站立的资产阶级新兴阶层,他们平时积极启用思想洋奴,精心培养随时准备投靠西方资产阶级大本营的“合格人才”,关键时则准备顶住“主流舆论压力”,与民众抗衡到底。

    而这些人,这个阶层,尚未被触及和进入国人审视、揭露和批判的视野。人们的注意力,至今仍然停留在大臭水沟泛在表层的范跑跑这样的肮脏泡沫上。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此!李宪源
 

 

 

发件人:"lianli1208" <lianli1208@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19 19:25:00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可以对宣讲和评比不感兴趣

当代中国:老百姓算什么?

——我耿耿于怀的几件事情

上海 王炼利

    很多为官的,其所作所为反应的就是六个字:老百姓算什么!孙志刚事件体现的“老百姓算什么”——“良民”徒为鱼肉,“法律”是领导的工具;李文娟事件体现的“老百姓算什么”——领导囊中的国家利益不属“保卫”之列;克拉玛依大火事件体现的“老百姓算什么”——领导生命至尊,领导官位至尊;陈良宇事件体现的“老百姓算什么”——不要再问为什么

孙志刚事件体现的“老百姓算什么”

——“良民”徒为鱼肉,“法律”是领导的工具

    2003年春天,27岁的湖北大学毕业生孙志刚以生命为代价,使1982年就开始实施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得以废止。但是,孙志刚本不属于收容范围,他有身份证——《城市收容“三无”人员询问登记表》中填写了身份证号码,他有正当体面的工作——广州达奇服装有限公司平面设计师,他有合法的住处——暂住在朋友家里。他只不过没有来得及办“暂住证”,就被收容,收容的第三天,因“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这是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的鉴定。

    导致孙志刚“创伤性休克死亡”是怎样的“大面积软组织损伤”呢?“切开腰背部以后,皮下组织出现了厚达3.5厘米的出血,其范围更是大到60×50厘米。”这意味着他整个背部差不多全都是出血区。 “翻开肌肉,到处都是一坨一坨的血块”,“从肩到臀部,全是暗红色,还有很多条长条状伤痕”。“从背部切下第一刀,随着手术刀划动,一条黑线显现出来,切下第二刀的时候,显现出一坨坨的黑血块。”

    本不该收容的孙志刚被收容了,继而被打死的了。他死在收容制度下。

    收容制度是什么?是专为方便管理层的针对底层民众的管制制度。这个制度,实质上五十年代就开始了。国务院1957年9月14日【政习字】第64号通知指出:“近据各方报告,农民盲目入城现象又日益增多,务必希望各地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积极准备开展今冬明春的兴修水利和积肥的大生产运动,将农民稳定在农村。灾区应做好救灾工作,稳定灾民情绪,不使外逃。各城市一律不许随意招工用人,对盲目入城农民采用随到随遣返办法,以免越来越多和发生沿街乞讨现象。铁道部门应严格查票,对无票或打短程票走长途的,应交就近车站转由地方政府立即遣返。流入地区与流出地区并应密切联系,互相协助,防止秋收后大量盲目流入城市的现象发生。”从此以后,汉语词汇中多了“盲流”一词,“盲流”,就是指“盲目流入城市者”。

    必须指出,孙志刚不是死在收容制度下的人第一个人,在他之前,很多人都因为收容制度被枉送了性命。只因为孙志刚是个有职业的大学毕业生,是他的同学们排除一切阻力将此事件捅了出去,是《南方都市报》将孙志刚之死通过平面媒体向全社会披露,才总算还了孙志刚正义与公道,而其他没有文化的没有见过世面的芸芸众生死了就死了呗。老百姓算什么呀!

    孙志刚墓碑这样刻着:“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毋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

    “当以此为鉴”,固然应该,但是,“以此为鉴”、“毋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是需要主流媒体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2003年以后,主流媒体还“讲”吗?

    倒是孙志刚事件结束一年还不到,揭露孙志刚事件的《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因“贪污十万元”被指控判了重刑,其他两名领导也被专政机关“收容”,接下来,孙志刚案件的最早报道者记者陈峰发了一封“致广州市领导的公开信”,这封信与他报道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同样振聋发聩。“地方政府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把法律当成打击‘不听话’媒体的工具。果如此,则舆论监督,尤其是对政府的监督,将沦为一句彻头彻尾的空话。……人治和长官意志的黑云,将重新笼罩中国新闻界。”“我知道我的声音是微弱的。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任何一个公民都是渺小的;但是再强大的政府,面对历史它也是渺小的。”

    陈峰之言,是管制型社会的不协调音。孙志刚事件给管制型社会捅了一个大窟窿。有人努力要补这个窟窿。他们会成功的,他们已经成功了,但他们不会永远成功下去。

李文娟事件体现的“老百姓算什么”

——领导囊中的国家利益不属“保卫”之列

    2006年春天,一个名叫李文娟的女人的故事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播出。继孙志刚事件后,又一次震撼了国人。

    李文娟,1983年进入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工作。2000年负责税收款项的账目登记。2002年5月,李文娟到北京向国家税务总局和其他有关部门举报鞍山市国税局存在着5项违反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 “我是捧着一颗心向你们反映问题的,为了避免意外请你们保密。”她请求有关国家部门。结果是,有关国家部门肆意践踏了这颗心。

    2002年8月,李文娟从一系列打击报复行为中发现自己的举报行为被泄密,2003年3月,李文娟直接将实名举报信寄给了全国人大、中纪委和国务院等部门。她认为鞍山市国税局有关领导存在截留增值税、少收企业所得税、截留税务局人头经费、改变税收预算级次、设真假两套提成账等一系列问题。2003年6月,鞍山市国税局正式辞退了李文娟。 2003年10月,国家税务总局核查组核查结论认为,李文娟所举报的5项问题中有两项属实;但有关鞍山国税局直属分局与企业联手违法减免增值税、所得税等3项问题经核查不存在。同时,国家税务总局的领导建议鞍山市国税局撤销对李文娟辞退工作的决定。2004年2月,李文娟恢复工作。 2004年9月,李文娟被传唤拘留,理由是捏造事实诽谤鞍山国税局领导,并有流窜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一个月后,刑事拘留被解除,转为劳动教养。犯罪事实定为“多次无理上访,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 与此同时,李文娟在劳教所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对她所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2005年7月,李文娟劳动教养期满,2005年10月,沈阳市于洪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撤销对李文娟的劳动教养决定。一审判决认为,被告鞍山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提供的21份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而李文娟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向有关机关举报问题是正当行为。

    我们怀着愤怒又啼笑皆非的心情,读完了李文娟的遭遇,不由得惶惑:这是清平世界朗朗乾坤吗?这叫做依法治国吗?

    李文娟最终获得了来自公安局方面的国家赔偿。但这仅仅是就对她的非法刑拘和劳动教养的赔偿,赔偿标准按每天83.66元计算;而她请求鞍山市国税局对她的打击报复给予赔偿的要求却根本不予理睬。李文娟说“那些参与迫害我的人还没有受到责任追究和处罚,我向国家税务总局反映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处理。”同时,李文娟还表态:“我再也不举报了”。她说她过去“单纯”,她不知道关系网、权力网如此强大和复杂。“我举报的问题在税务系统是存在着普遍性和共性,其实举报,这个事我觉得是很正义的,但是却走不上前台来,我不理解,这是说心里话的。”

    李文娟事件给了管制型社会一个大难堪。李文娟犯了管制型社会的大忌。她“犯上”了,她“表现”“倒”了。但她也及时提醒了人们:人民保卫国家财产,如果国家财产落在“流窜分子”手中,落在普通人手中,那是提倡大家去保卫的。保卫回来了,是英雄,在保卫的过程中“光荣”了,是烈士,英雄烈士,都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如果国家财产落在 “领导”手中,是不提倡大家去保卫的。

    如果一定要从“领导”手中把国家财产保卫回来,那么,就做好堂吉柯德与风车大战一场的准备吧!李文娟对此显然准备不足,所以她才会后悔。她现在是清醒了,“再也不举报了”,也就是说,她再也不会干从“领导”手中把国家财产保卫回来的傻事了!李文娟总算明白了,她李文娟算什么呀,不就是个老百姓嘛!

    李文娟已经在“异地”工作了,是组织上帮助解决的。不知道李文娟是不是“感谢”过组织。
呜呼!皇权社会家天下,“国财产”就是“家财产”,皇帝不容动“国财产”就是不容动“家财产”;而我国现在的国家财产,是“上”可动得“下”动不得的,怪道人要向“上”走!

    保卫国家财产,绝对不学李文娟!李文娟事件远没有结束。

克拉玛依大火事件体现的“老百姓算什么”

——领导生命至尊,领导官位至尊

    1994年12月7日下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委“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盲评估验收团”到克拉玛依市检查工作。第二天即1994年12月8日,由克拉玛依市教委等组织的文艺汇报演出在文艺中心友谊馆内举行,有中小学学生、教师及有关领导共796人参加。演出中忽然舞台的纱幕被烤燃,刹时火势蔓延,有个女声大声高呼“大家不要动,让领导先走!”在前排正襟危坐的26个官员撤到最后一排出口处“先走”,老师们开始组织学生撤离,由于七个安全门仅开了一个,仅开的一个安全门又因为钢卷帘门的落下被堵死,288名学生和36名教师、家长的生命被烈焰毒烟吞噬。劫后余生的孩子们回忆说:“当时领导坐在中间的前几排,在让我们坐下别动的时候,我看见他们慢慢地往两边散开,从过道慢慢往后走。”“等学生陆续坐下的时候,领导席已经空了。”这场演出的报幕员、当时9岁的女孩事后回忆道,“在通道里,一个爷爷用力推开我们往前跑,我认识他,他就是演出前我给他献鲜花的那个爷爷。”

    2007年9月26日,阴历八月十六,太阳明媚又灿烂,象最可爱的孩子的笑脸。我在新疆克拉玛依美丽的人民广场——13年前的“友谊馆”原址,寻觅那323个美丽的魂灵。现在,“人民广场”鲜花吐艳,流水潺潺。我想在“人民”的广场现场寻觅一点纪念孩子们的文字,一个字都没有。

    那些孩子们,那些原比盛开的鲜花美丽得多、再美的鲜花也无法比拟的“祖国的花朵”,他们过早地走进了历史!

    文字在这里惧怕历史。啊,克拉玛依!我远道来寻觅你最美丽的孩子,你告诉了我什么?你只是告诉了我,“人民广场”的交换物,正是被抛弃的人民!克拉玛依!今天,你是想用鲜花流水葬去人们有关悲剧的一切记忆,这提醒了我们:这样的悲剧一定会再发生!我在“人民广场”踱着,想着。

    我想,在火势蔓延的瞬间,还有人能够这样清醒、这样自然、这样在潜意识中脱口而出“让领导先走”,这是什么样的文化教育熏陶出来的呀!起码,孔大圣人孟大圣人没有这样教育过,孔孟之道教育的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这些领导听到了“让领导先走”,他们实践了“让领导先走”!他们扔下了刚向他们献了鲜花又为他们表演节目让他们开心的的孩子们!孩子们算什么呀!当他们迈开“先走”的第一步,他们先是从容不迫,“慢慢地散开”、“慢慢地走”,他们还要考虑“领导”的风度形象!但到了走道上,路变窄了,火势大了,他们就“用力推开”刚给他们献了花的孩子,包括9岁的孩子,不要风度往前跑了!无耻、卑鄙都不够形容他们,只是佩服他们的勇气!但是,他们需要我们佩服吗?他们“先走”得这样心安理得,这样的“先走”,对他们来说,是天经地义!

    啊!又是什么样的文化教育,熏陶出这样的“领导”?我百思不得其解。

    2007年11月的《南方周末》记载了中央电视台前台长的一番讲话,其中谈到他不让播克拉玛依大火事件节目的原因。前台长说:“克拉玛依大火死了一些小孩(多么轻描淡写!在这位高官眼中,几百条老百姓的生命算什么呀),我看完这个节目,节目做得很好,也很感人,但我说克拉玛依的群众情绪躁动得很厉害(死了300多条生命,其中288个孩子,不“躁动”,还是人吗?)我说这个节目播了以后,是会对当地群众情绪的一种平息,还是火上浇油?如果火上浇油的话,就不能播(因为“播”了可能就当不成台长了),如果能平息他们的情绪,不会闹事那就可以( 怎样平息他们的情绪?告诉他们,克拉玛依市给了每个死去的人五千元安葬费?现在那些粗制滥造的坟已经开裂长草了!)问题是那边已经白热化了,你现在播了这个,会使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亲友愤怒起来以后,向领导施加压力(这个压力不应该给吗?当领导是不用负责任的吗?)。”前台长告诫:要掌握“度”,“这个‘度’很难用尺子,要完全根据当时的政治气侯,观众的思想状况,和这个问题应该谈到什么程度来决定的。‘度’,是一个很高的领导艺术,也是一个人能否成功的关键。政治上的把握就是这样。”

    非常感谢中央电视台前台长!他坦率告诉我们,“领导”始终是第一位的,他还把管制型社会“一个人能否成功”的诀窍——圆滑地把握政治上的 “度”都告诉我们了!真的感谢前台长!

    百思不得其解的我得到“解”了吗?似乎得了,又似乎没有得,我更不解的是,他是怎么当上中央电视台台长的?“政治上的把握”难道就意味着冷酷无情?就意味着丧失人性?难道到领导就意味着当政客?当政客也得有做人的道德呀!当然,如果他今天还在台长位置上,汶川大地震还是会准许播的,反正汶川大地震怎么说也是天灾,但是,凡涉及到“反思”的,就要掌握“度”了,就要“考虑政治上的把握”了!但愿时代进步了,掌握“度”也好,“考虑政治上的把握”也好,能向着尊重人、把人当成人的方向前进一大步!尊重人、把人当成人,原是马克思的主张!

    1994年的惨案,到1998年网络才有了第一篇纪念文章,《过去的火焰燃烧现在的母亲》,但那时网络还在萌芽期,这篇文章到2003年才走入众多网民视野。而同年另一篇文章《克拉玛依将铭记——克拉玛依大火九周年》让很多人“读得流泪,每复读依然落泪”。之后,网络上2004年有《克拉玛依大火十周年祭》,2005年有《11年祭日:纪念克拉玛依大火死难者诸君》,2006年有《为克拉玛依大火消逝的300多小生命祭上一柱香》;同年5月,一位女警察2005年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亲历新疆克拉玛依大火》被网络转载,成为网民持续不断关怀的帖子;2007年春天,又有《迟来的报道——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中央电视台台长不是“枪毙”了克拉玛依大火报道吗?没有关系,还有网络,网络上每年在纪念!

    现在,人们翘首以待以这样题目命名的纪念文章《世界上一定会有一部电影叫〈克拉玛依大火〉》!只因为有1912年的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只因为泰坦尼克号上的绅士们主动把生的希望留给妇女和儿童,只因为一位富翁为此留下遗言:“我决不会让一个妇女儿童先我而死,我要死得象一个男子汉!” “TITANIC”,全人类都应该为你脱帽致礼!

    此后不到一百年,克拉玛依大火,逃出的——不!“先走的”都是执政党的领导干部,他们踏着孩子们的尸首,照样走在台上。全人类都为克拉玛依蒙耻!但是当事人哪知耻呀?其中一个女的当事人已经重新入党了,正乐呵呵报喜庆贺呢!……要知道什么是无耻吗?请来克拉玛依!

    孩子们,在你们丢失生命的地方,我在寻觅你们的魂灵!我的孩子与你们年龄相仿,我是你们的阿姨!阿姨是个老百姓,在网上看过你们在最后时刻的演出剧照,阿姨心痛,到了此地,不能不来看你们。你们丢失生命的日子是12月8日,这是阿姨的生日。以后,东海边的阿姨每过生日,都会想到最西北边陲的你们,这天是你们的祭日!

    孩子们,你们如果有灵,该显显灵了!就用你们稚嫩的、清亮的、无比圣洁干净的童声唱起来,“让领导先走”、“让领导先走”、“让领导先走”……,让那些至今居高位享荣华的“先走”的“领导”,终身不得安宁!孩子们,你们唱起来,唱起来啊!——为了提醒更多的家长们,你们唱起来!为了救救更多的孩子们,你们唱起来……

    吃人的官僚主义,你还有什么理由在21世纪的中国存在、你还要存在多久呀!

陈良宇事件体现的“老百姓算什么”

——不要再问为什么

    陈良宇案件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了。出不出乎意料?一点不出乎意料。不是说因为“刑不上大夫”不出意料——2006年夏天查他问题时,他的职位比“大夫”高多了!

    记得2006年9月26日有个名贴在各网站转贴:《陈良宇垮台帖创纪录有感》,开头是这样的:“中央查处陈良宇的消息,新华网9月25日中午12时58分3秒公布,有网友在当日13时15分33秒在新华论坛转帖,到25日晚上24时止,不到11个小时,这个帖子的点击数创纪录地达到了41万8千多次,跟帖到22时止(论坛到晚上22时停止放帖),达到了4563个。笔者观察高峰时期,在新华论坛每刷新一次,点击数就要增加一二百次,跟帖就要增加四五到十多个,有如人们在大街上举行盛大游行集会一样热闹。如果说有什么事情能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陈良宇垮台’这才是真正地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一时网评如潮。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2006年的9月25日,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大成果。”

    2008年4月11日15点20分27秒,新华网第一时间公布《陈良宇一审两项罪名获刑18年》,新华网论坛网友在15点20分37秒发帖《陈良宇被判有期徒刑18年,没收个人财产30万元》,到21点25分,新华网论坛关于此帖的跟帖一共218个。2008年4月11日因关心陈良宇而发帖的人只是2006年9月25日因关心陈良宇而发帖的人的4.8%,这不是已经反映大多数人都感到陈良宇的结局是“不出乎意料”了吗?这不是反映大多数人对“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大成果”的最终结果已经无可奈何了吗?

    认命吧!

    认命的理由:我们是老百姓!老百姓算什么呀?我们只能接受这样的事实!我们是老百姓,我们算什么呀?我们还要接受一系列事实。当我们还无力消灭等级特权制度的时候,我们只能认命!

    2008年5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千万个普通人的生命逝去下半旗致哀。老百姓可以不再认命了吗?只能说,可以期待了……。

可以对宣讲和评比不感兴趣

王炼利

    1949年以后,我国一直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使得我国有着一大批务虚干部和自成系统的务虚工作,如党务工作,宣传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等都是务虚工作。务虚工作有其一套工作班子,有其特有的工作方式,工作内容包括围绕中心工作做各类总结、围绕中心任务组织宣讲团进行巡回演讲、举办各种名目的“成果演示会”、进行各类“评比”、“评选”等。

    务虚工作多是为了政治需要,所以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是我国务虚工作的传统,于是名堂繁多的务虚工作一般都不会计较成本——组织宣讲团、进行各类评比评选是需要投入的,只不过搞务虚工作的不用自掏腰包;反正中国的官员不实行问责制,硬要问责投入了多少钱怎样化,回答你“有关方面统筹安排的”你满意吗?

    搞务虚工作的认为,务虚能起到鼓舞士气、振奋精神、凝聚人心的作用。其实这是30年前的思维,不过“惯性”至今。现今人们对务虚早就没有了兴趣。当然,对央视汶川大地震赈灾义演的肯定是个例外,仅有的例外。

    人们早就对务虚没有了兴趣,因为务虚是务虚的人从事的工作,而其他人都有各自的工作,其他人为什么要对你的工作特有兴趣?人们早就对务虚没有了兴趣,因为务虚能联想到做假。

    人们早就对务虚没有了兴趣,因为最能鼓舞士气、振奋精神、凝聚人心的,是原生态的真实,而不是经过演绎的“真实”。人们已经不易感动了 ,除非面对震撼人心的原生态真实。

    面对一天比一天热闹的宣讲会,觉得务虚部门是在低估大家的觉悟,也贬低大家的智商——难道没有这样的宣讲,人们的爱心就不会延续了?人们的抗震救灾行动就缺乏动力了?地震刚过一个月,正是灾后重建的关键时刻,为什么要将骨干力量抽调出来搞宣讲?为什么要让他们一遍遍重添伤口?这是不是残忍了点?而如果他们添伤口都添到麻木了,又怎么再能感动大家?

    我总怀疑是逆淘汰造就了闲着的务虚干部,搞评比、搞宣讲可以给闲着的找点活干。其实,最该宣讲的人没有来,叶志平没有来,林强没有来。

    叶志平该讲一讲,他为什么要加固教学楼?他为什么要对学生进行应急训练?面对八级地震中该倒却没有倒的楼,他哭了,他为什么哭?

    林强该讲一讲,“如果发生了那么大的悲剧,我们却一点反思都没有,一个说法都没有;如果我们总是把自己的名誉和前程看得比孩子们的生命更重要,这样下去,怎么可能有心灵的提升和机制的重建?又怎么可能永绝后患?”“天灾并不必然导致悲剧,把悲剧推诿于天灾,在道德上是一种偷懒的做法。从一定意义上说,我是个罪人,我应该向那些冤死的孩子,向他们的亲人,向社会负荆请罪,应该向他们下跪,而不应该披上荣誉的长袍” “就从这一刻起,我容不得任何对生命悲剧的推诿。面对那么多孩子的亡灵,面对那么多破碎的家庭,如果生命的价值还不能战胜官场潜规则,我们还要官官相护,还要你好我好大家好,那我们就太没有良心,就太无耻了。那我们就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更谈不上做一个教育工作者了”。

    不会让林强来宣讲的,他如果宣讲就是讲这些话,那是宣告宣讲团应该打道回府呀!面对千万个逝去的生命,我们还是缺乏对生命的敬畏!


 



发件人:"长河放马" <chfm9@hot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19 15:21:45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稿件

中国,你还能再卖什么?

横舟

在一张被黄土高原的烈风吹皱的脸上我看到
母亲把她那干瘪的乳房
塞进儿子的皴裂的嘴唇里
一声叫喊撕心扯腹的响起
母亲她不应该没有乳汁

华北平原上一列列驶向港口的火车
它装满了煤炭工人的血与泪
那活力的生命闪耀的黑色青春
被禁锢在高速的铁笼里催发着汽笛的吼声:
我们不愿意去给别国的后人做遗产资源

根深叶茂的大兴安丛林召唤着人们的心
那里茁壮成长着一座大厦的铜粱铁柱
成长着共和国未来的希望与建树
他们在为被一棵棵的伐倒送到海外而呻吟:
为什么非要出国去破身再回国嫁人

国土象案子上的豆腐被一块块的切割
领海象找不找爹娘的羊群一样流放
紧闭的家门河口一般的敞开
自己家的女人谁都可以上床
祖居的老宅院被迫拆迁盖成外国人的洋房

我的心是那火烧火燎的太阳
我的怨是那沉入海底的月光
我的黑发卖给了东洋鬼子
我的灵魂被送到大西洋的餐桌上烤
我的影子投放在这块已经不知道属于谁的土地上

股票把股民的口袋掏尽
银行把客户的利息榨干
房产开发商把房子建在豆腐渣上
学校里天天在收昧心钱
手术刀专门往病人的钱包里钻

十官九贪拿着外国护照随时准备逃
资本家入了外国籍后又回来在国内狠捞
公、检、法基本不作为和黑社会搞到一起
老百姓受尽冤屈,从来是告状无门
怨死不打官司重复着昨天的“古训”

已经破落,能当的都已经当了屁也没剩下
从土地、矿山、煤炭、森林、疆土、海域
一直到男人的尊严、女人的肉体
从工业、农业、教育、医疗、科技、甚至于法律
到祖宗的传统、前人的文化、还有后五百年的名誉

曾经的地大,现在属于谁的
眼前的物薄,已经没有什么了
剩下的那些最不置钱的老百姓的子女
也被贴上了不稳定的标签
成为了洋人、土财的廉价的劳动力

能卖的都卖了,文明与教化荡然无存
孔老夫子被远销五洲国际
信仰的是金钱和迷信
崇拜的是财富和权力
只要是洋人屁大的国家都惹不起

面对四起的狼烟不尽要问
谁是我的母亲?
那里是我的家园?
那条帮倒底漏的破船上载满我的哀怨:
中国,你还能卖什么?


 

发件人:"tsxiaotongtong" <tsxiaotongtong@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15 10:55:13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尊敬的大军老师

    尊敬的大军老师: 这是我根据自己的感受写的一篇文章,请大军老师在百忙中帮助修改,并予以发表. 衷心感谢!  盲人樊东升敬上,2008年6月15日,

公仆们,请多干点正经事好不好?

盲人 樊东升

    近来,唐山市路北区各个街道办事处社区,正在掀起轰轰烈烈的劳动高潮。不过不是领导干部参加劳动,而是强迫低保户和享受社会救济的残疾人参加义务劳动。对残疾程度不太重的,每户要包作4栋楼房的卫生。盲人低保家庭,加给予特殊照顾,每户只包两栋楼,每月不得低于15小时的劳动时间。如果违反规定,年底评比不合格,不给予米面油照顾,甚至取消低保救助金。我社区内有一位盲人光,棍汉,自理能力很差,连自家的卫生也搞不好。即使如此,也要包下一栋楼的卫生。对我们这个双盲家庭,就更开恩了。因妻子瘫痪在床,我本人又不能出行,可以不参加义务劳动。但是孩子有眼睛,必须代替父母包作两栋楼的卫生,同样每月不得低于15个小时的义务劳动。

    除此之后,还要将楼外的公用健身器材、墙壁上粘贴的小广告等,统统刷洗干净。每次干多长时间,都要记录在案,及时向社区领导汇报,以便他们监督检查。当然,有人不愿意参加义务劳动也可以,但是到年底别想得到困难补助,别想得到春节送温暖帮扶。这样一来,我们这些吃低保的人就不是弱势群体了,而是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罪犯。

    请大军老师帮我们查一下,这样的指示究竟是什么部门发出来的?记得列宁同志曾发表过《星期六义务劳动》一文,那是号召全体机关干部和共产党员参加义务劳动,并将劳动所得全部捐献给公益事业。而今天的义务劳动,却变成了对低保户和残疾人的惩罚。小时候我们最爱唱这样一支歌,叫作《劳动最光荣》。不知公仆们今日之作法是否有亵渎和践踏“劳动”这一词汇的嫌疑呢?再说,一个低保户,每人每月只有200多元救济金,即使一家三口人都吃低保,也不过700多元啊!我们的官员为什么如此不要命的紧盯这些困难户不放呢?

    再举一例。我市河北路办事处有一位叫孙敏的盲女孩,她患有多种疾病,不能参加义务劳动。社区领导说:“你不劳动可以,但必须由你的父母代替你。如果你的父母也不能替你劳动,那我们就只好扣除你的部分低保金。”天啊,我们的公仆到底怎么了?她的父母都已经70多岁高龄了,还是肢体残疾人,怎么能替女儿负罪,参加义务劳动呢?无奈,只得眼睁睁让他们扣低保金了。孙敏每月应收到低保金175元人民币,每月扣除50元还剩125元。到现在为止,已经扣了两年多。上帝啊!民政部啊!党啊!祖国妈妈!!您的底层儿女就是这样一种生存状况。俗话说:“穷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妈妈呀,不做贼我们绝对能办到,因为眼睛看不见,想偷也摸不着门。至于“屈死不告状”,我们实在忍不下去,就请妈妈开恩,让我们告一次好吗?......

    现在不是讲科学发展观吗?不是讲“以人为本”吗?不是讲全面可持续吗?不是讲“五个统筹”吗?请问,哪一条里有强迫残疾人参加义务劳动的规定呢?当前,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那样操劳,全国的工作千头万绪,反对腐败,反对两极分化,治理通胀,抗震救灾,举办奥运,台湾问题,外交问题等等,等等,多少大事等待我们各级干部去抓啊!你们不要总是热衷于搞猫腻,搞所谓政绩好不好?你们干点亲民爱民,树立党和政府光辉形象的正经事,好不好?!

    樊东升

    2008年6月13日

 

 

发件人:<xujingan@vip.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14 21:20:3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深圳向中国、世界示范什么? 诸位:从15日起,我将停用原搜孤邮箱,启用这个新邮箱。徐景安

深圳向中国、世界示范什么?

---在 “深圳新一轮改革目标”研讨会上的发言

原深圳体改委主任  徐景安

2008年6月7日

    今天讨论的题目是深圳新一轮改革的目标。深圳出台了《近期改革纲要》,征求大家意见。改革纲要一共写了19条,咱们来讨论哪个改革、哪个不改革以及怎么改,根据是什么?这取决于改革要达到什么目标、要达到什么目的?

    前30年改革目标非常明确,是邓小平定的。改革目标就是经济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我们就大胆闯、大胆试,深圳土地制度改革是违宪的,搞股份制改革、股票市场,很多人是反对的,企业产权转让、社会保险制度改革都不是上面要我们做的,但有了小平同志定的总目标,我们就朝前走,尽管有人阻挠,而且是大人物的阻挠,我们也不怕。这就是改革目标、改革方向的伟大威力。改革目标谁定?是伟人定的。经济为中心也只有邓小平敢说。要是我们说经济为中心,人家说你不要政治啊?没有政治方向,你改到哪里去?几句话就把你顶死了。小平同志很有智慧,他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说不清楚,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所以要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这就是伟人,伟人才敢定方向、定目标。我们都不是伟人,为什么要讨论目标?党中央提了很多好口号,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但下面还是爱怎么干就怎么干。《近期改革纲要》对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总体目标,列举了很多,都是中央、省、市领导的要求,但中心是什么?纲是什么?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不解决,新一轮改革很难推进。

    改革目标是大人物定的,体制内只能照说,解放不了思想。我现在是体制外了,可以发表一些意见,并请各位来讨论。深圳能够把改革目标定明确了,这就具有伟大意义,具体改革多一条、少一条都好说。

汪洋书记提出深圳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这个改革目标是很明确的。那还要讨论什么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那就要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再讨论示范什么?这恰恰是深圳需要回答的,然而这是现今中国头号理论问题,谁都说不清楚,深圳能回答得了?反过来,谁都清楚了,要深圳示范什么?

什么是社会主义?

    答案有几个,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体系,有的适用、有的过时,有的有指导意义,有的已被改掉了,所以该是怎么坚持?党的领导也要坚持,建国60年来都是坚持党的领导,今天怎么坚持?坚持社会主义,是同义反复。还有一个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说,专政是不受法律制约的暴力行动,与法治是完全对立的,不能坚持了。所以,四个坚持里面三个是怎么坚持,一个不能坚持。

    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第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回去了,什么叫社会主义,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要坚持社会主义,来回倒没有说清楚。第二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又是同义反复。第三条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岳飞精忠报国,是社会主义吗?美国也爱国,是社会主义吗?第四条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什么是改革创新?改革创新就是社会主义?这同样没有说清楚。
深圳先把社会主义讨论明白,就是起示范作用,这可是急党所急,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最伟大的贡献!

    什么是社会主义?之所以说不清楚,是因为老在树叶、树枝上纠缠,而不去抓树干、树根。社会主义是针对资本主义的。什么是资本主义?从根上说,资本才有主义,资本决定分配,照顾资本的利益,所以只有少数人幸福、少数人满意。马克思说,穷的穷、富的富,这不行,得搞社会主义,拉丁文就是SOCIALIS,意思是公共的、大家的、集体的、社会的。主义由社会出,利益由社会分配,要照顾公共利益,解放全人类,就是让所有人幸福、所有人满意。这才是理想社会,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能做到让所有人幸福、所有人满意,就实现了社会主义,或者说幸福感、满意度越高的,越接近社会主义。至于采取什么途径、方法、手段,那是枝节问题,是树叶、树枝。请问大家,我这样解释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同意见?违反还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我看不会有人反驳,如不同意,我们可以讨论。

    按这个标准来衡量,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普遍贫穷,连讨饭的自由都没有,还天天斗来斗去,一场文化大革命最终弄得天怒人怨,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不满意。所以,尽管也是四个坚持,但不是社会主义。民众的选择,就是偷渡、逃跑,蛇口的海面就是逃生的通道。邓小平说了实话,那时不够格叫社会主义。

    邓小平感悟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经济发展了再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今天,邓小平定的改革目标实现了,我国GDP全世界第四位,深圳人均GDP一万美元,民众生活普遍改善,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今天偷渡、逃跑的人大大减少,但是还是有不少人想跑,大多数人还是不满意,所以现在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姓社姓资争论不休,理论家怎么也说不明白,老百姓却清清楚楚。他们没有话语权,只能用脚投票。拚命逃离的,一定不是社会主义。建一个拚命逃离的“社会主义”有什么意义呢?革命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建一个拚命逃离的社会?民众往那里跑的,一定是好地方,好地方一定是社会主义。移民、偷渡的首选,是欧美发达国家。为什么?这些国家公共福利好,美国财政支出的75%用于公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北欧更是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照顾了大家的公共的利益,这就是社会主义啊!资本主义怎么长出了社会主义?美国是被动式,要拉民众选票,必须给民众好处,而且上去下不来;德国是主动式,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吸收、借鉴社会主义;北欧是目标式,实行社会民主主义,以提高全民福利为宗旨。所以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是不是社会主义,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理论家,而是民众说了算;社会主义是用不着坚持的,也坚持不住,民众自然会选择。

    我国人口多、资源少,公共福利永远达不到美国、北欧的水平,那我们还搞什么社会主义?如果,以物质比、消费比,中国人确实永远过不上美国人的生活,那需要6个地球。但实践表明,一个人的幸福和满意,不仅仅取决于物质和消费,还来自其它的许多方面。我国虽然在物质和消费上赶不上美国,但可以做到:经济殷实、分配公平、物质低耗、环境清洁、政治民主、社会和谐、道德良好、精神愉悦,也就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抓,中国人就会普遍幸福、普遍满意。这就是中国的全面小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国的生活方式、北欧的福利社会,是全世界做不到的,而中国的全面小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世界都能实现的。深圳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那不仅给中国做了示范,也是给全世界做了示范。这还不伟大吗?还不值得为之而奋斗吗?

    让民众普遍幸福、普遍满意作为社会主义的衡量标准,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马克思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民众普遍不幸福、普遍不满意,解放做什么?“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尔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这是《东方红》歌唱毛泽东的,看,大救星的目的是“为人民谋幸福”。 邓小平说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也是要全体民众满意。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人民利益,自然是为了让民众普遍幸福、普遍满意。民众普遍幸福、普遍满意了,也就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了。既然党的指导思想就是民众普遍幸福、普遍满意,还用我说什么?我的贡献是,力图找到思想变为行动、口号变为制度的现实途经。过去我们提了很多好口号,但人民是否幸福、满意,有考虑的指标吗?有反映的渠道吗?有落实的机制吗?有保障的制度吗?我提出,提高民众的幸福感与满意度应成为深圳新一轮改革的目标,关键点是要让老百姓来评价、民众说了算。

    确定这样的改革目标是需要勇气和胆略的。当年,邓小平就勇于承认简单事实,敢于坚持简单真理。小平说我们和西方的差距不是十年、二十年,是五十年了,这就是小平的伟大,敢于承认事实。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以经济为中心,发展生产力再说,这就是敢于坚持简单真理。那今天我们也要承认简单事实,改革很成功,但大多数老百姓不满意。接受简单真理,GDP搞上去了,但未必代表人民利益。承认了这一简单事实、简单真理以后,才会确立新的改革目标。首先,我们要关注、重视、面对老百姓的感受,他们为什么不满意?

GDP上去了,民众是否公平地分享了发展的成果?

    按政府、资本、民众三大群体分,最满意的是政府,中央政府5万多亿财政收入、深圳600多亿财政收入,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的幅度。1978年到2003年预算内全国财政支出总额增加22倍,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却增加88倍多。政府是改革成果的最大享受者,当然是满意的。政府最关注的是不要出事,西藏闹独立、汶川大地震、美国搞反华是最头疼的。资本中国有垄断者、官方支持者是满意的,轻轻松松赚大钱。最担心是自己位子坐不稳、关系户不要出问题。大部分的资本是既满意又不满意,满意的是企业收入随经济增长而增加,而不满意的是竞争不公平、政府办事难、社会治安差。最不满意的是下岗失业的工人、收入增长不快的农民、得不到公平待遇的农民工、不被重视的普通员工和一线员工,还有不能自由发表思想的文人。他们是中国人中的大多数,无代表利益的组织,无反映呼声的渠道。他们的感受不被重视、关注,各级领导也会访贫问苦一下,但没有机制保障、没有制度安排。这种镜头出现多了,已起反效果,普遍认为是作秀。

    按问题归类,是三大矛盾恶化。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环境破坏、资源短缺,深圳的天是越来越蓝了,不是蓝天、白云,而是蓝色的浓雾。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恶化,贫富拉大,犯罪严重,腐败泛滥,道德下降。三是人与自我的关系恶化,自杀率很高、精神障碍严重。中国每年自杀28。7万人,每2钟自杀9人,其中8人未遂。汶川大地震死了6万人,引起全中国、全世界的震惊。但我国自杀人数达到这个数的近5倍,谁都不知道,谁也不关心。深圳是中国最富裕的城市,每年自杀2000人,谁都不当一回事。中国最大的病是精神严重障碍,超过脑心血管病、肿瘤,有1600万,深圳5年前统计的数字是18万人。

    现代人为什么活得不愉快?挣不到钱的人郁闷,挣了钱身心疲惫郁闷,钱太多了不安全、玩够了、很空虚也郁闷。各人有各人的困惑,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普遍幸福、普遍满意,不是单单靠发展经济、满足欲望,而更重要的是精神情感的满足。我们都知道汽车要维修、保养,13亿中国人精神情感出了问题到哪儿维修、保养?今天的中国又有谁关心国人的精神情感?我向当时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建议,将降低自杀率、精神障碍率写到十一五规划里,让各级政府关心一下民众的精神健康,可是没有采纳。我只能力所能及去推动试点,浙江金华市成立情感护理中心3年来避免了10多起自杀、杀人事件。人需要关心,也需要引导。现在,既关心不够,又错误引导。政府是发展第一,民众是挣钱第一,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可追求的,能不出问题吗?

    要使民众普遍幸福、普遍满意做不到,提高幸福感和满意度总可以吧?把它作为改革的目标,就能带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等各领域的改革。改革的步骤、程序也有了,先发问卷调查,民众对哪儿最不满意,就从哪儿改起。然后制定深圳市的幸福指数,制定部门的满意度指标,进行测评。按照汪洋书记的指出精神,广东省制定了考核干部的指标,分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四个部分,再由上级领导、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和民众代表来考核。汪洋书记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校正政府的行为。其实,GDP是不用考核的,考核收入水平、就业水平,自然就搞发展了。用幸福指数作为指标,更接近民众,接近实际。现在全世界都在研究幸福指数,深圳能制定幸福指数,成为中国的示范市,世界的示范市,这不是很好吗?这也就解决了改革的动力问题。让民众幸福、满意,就有了取之不竭的巨大动力。至于怎么让民众幸福、满意,倾听了民众的呼声,再来找专家研究,这篇改革的大文章只要破了题,就势如破竹、江河奔流、一泻千里了。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05 09:33:3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一个工人对理论认识的学习随笔

中国进入了精英与草根互动的时代

——一个工人对理论问题的认识

张小鼐 (江西农垦老职工、上世纪60年代知青)

 1.理性地推动改革开放,就要全面而客观地对待历史与现实(乃问题之)

    改革开放30周年了,中国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有人言:不进则退!或许对。而社会发展进程的规律性是呈螺旋运动,有进有“退”。这一点作为学者或改革派,都要有足够的认识,有时候进中尚需以退却而再进之,退为求进也。原因就在社会变革时代的急进中,往往缺失基础性的建设,很多东西不能巩固和再发展下去。事实上这里边所谓的退,决非倒退或后退,而是克服那些因激进、急进所造成的负面性东西,不致于反复失常甚至溃败。

     社会顺次逐步分层面渐进式地去理性推动变革,此乃改良主义(不同于革命运动式)鼎新革故正确之途。对改革开放要正确理解,可以说它只是历史发展中一个具体过程,即大陆社会变革新的起点。说它是一场革命,实质上更是中国大陆社会变革时代的自我更新,即社会改良的一场革命。邓小平生前曾明确地指出过,其目的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里边有个核心问题,乃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此来看它将没有自己的终点可期,因为社会是不断地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俗话说,欲速则不达。今天在庆祝已经取得伟大成就之际,我们逾加迫切地需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坚持正确地认识和方向,首在全面而客观性的对待现实与过去,从而理性地不断推动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即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程,坚定不移地去稳步推动。勿容置疑,社会主义就是“中国魂”,大陆现实社会的根本特色所在之!离开它,改革开放就将失去方向,也不能真正地走出来,可谓既无前途、且决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而令人们最担忧的也就是有些主流派者,实际上在完全否定历史,想要根本否定社会主义。

    我想在此指出的是,历史乃铁定的既成事实不可能推倒重来,只可去客观认识,科学发展之。例如过去革命打倒地主资本家,搞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在当时乃一种时代潮流不容逆转的。计划经济在历史上也发挥过时代作用,大陆的国家“家底”,计划经济就功不可没。过去的历史更是我们都曾走过来的,大家都有责任,不可能全盘否定,必须事实求是地看待。如果全盘否定过去,也就连我们自己也否定了,而历史上任何搞全盘否定者都注定要失败。过去就是历史,有一点地正确也要肯定,因为那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大家都曾走过的。

    但亦当肯定的是,改革开放是及时的,非常准确的。正如陈云生前指出:“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悼念李先念同志》见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头版)。在此之前陈云用他的专机亲自从上海送朱镕基到北京任职,并书赠“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条幅,还明确表示说,这就是针对十年改革开放教训而发之。邓小平也传话给到京履新的朱镕基,告他“要多走走看看才會长见识,搞调查研究很重要。路是人走出来的,没有模式。谁要总结十年,这一条首先值得总结”。可见老一辈革命家对改革开放事业是煞费苦心的。

    社会主义是“中国魂”,民主则是社会主义之魂!没有民主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所以争论的实质性还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要不要及如何搞社会主义?过去有没有社会主义?哪些是社会主义?哪些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底何在?它对中共执政党来说,在面对现实中则不仅要有个明确立场,还必须要有能使人们普遍接受的切实回答。

    (仲大军先生最近撰文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已经进入了一个社会自我矫正的历史时代”.且如此明确地指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传统将长期存在,并在社会中存在着强大的社会基础,权贵资产阶级文化要想在中国取得绝对性的胜利并不容易”。他回答了一些问题。其实改革开放也就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变革时代。今日之中国在现代化潮流中凤凰涅磐、浴火重生,进入了理性知识化新时代,却不能说就是精英时代,只能是精英与草根互动的时代。这是一个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义即为全民社会、民权时代,人民民主、和谐共生同荣之)。

    理论是具普世性而客观真实的。这里换句话说,改革开放既是社会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在内),同时更得事实求是面向历史。决不能完全否定过去与现实,否定历史。也必须看到社会上现在多数人,他们并不是反对改革开放,而是非常反感那些根本否定现实与历史的观点。我们要认识到、改革开放已经走过的30年过程中,决非是始终都正常、不存在问题的。尤其是有几个把自己打扮成改革开放英雄形象者,却用铁帽子去压别人,不让其它观点说话,能行吗?搞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始终难行得通!物极必反,走过头还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之。

    必须事实求是!理性而客观地面对现实,面对历史,才能保证思想认识上不走偏差,行为不反向。科学与民主,也是改革开放的旗帜。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下,产生着新思想观念和理论,使社会创新之。因此改革开放的发展必须有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才有新观念、新思想。但这种理论创新又是改革开放所决定的(或者说历史决定的),并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以认识论看来,行成于思,而思乃将胜于行也,即思始之行、且能高于行矣!此为理论法则。

    中国是一个有自己的文化与历史传统的大国,尤其在近现代社会,与西方国家发展的路径完全不同,至改革开放才真正进入资本主义,而且是在过去了的那种社会主义之后。这里边有多少东西既是西方不可能有的,也是全新的时代课题。历史表明社会变革时代只有中国化,我们才会有自己的东西和未来,保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不会反向(即西化必须中国化才有出路)。这就必须用中国的文化与我们自己的历史,去面对现实,以求创新和发展。(这是我的看法。曾经也写过一些东西,寄到有关单位和网站,认真地提出来过。)

不少工人农民今天对改革开放的热衷不再,很多事情使他们甚至不解,大家都期待一个说法,让理论能回到他们当中来。人们在观望徘徊中,傍徨中,忧虑中,渴求中,等待中。。。

这又是为什么呢?却正是作为执政党与其广大理论工作者们所应该看到、思考和解答的特大问题。所以然,仅有理论是不行的!理论的勇气在于科学与实践能证明,否则必趋反之。

    我发现好象也有人早已看出,在改革开放之中把西方发达国家一些甚是行之有效的成功之路搬到中国,事实上未必能成功之。因为中国国情、社会现实和历史与西方国家社会性质及其历史根本不同!大陆民众思想观念相对存在区别之。意识形态上世界观与价值观念差异客观存在,中国老百姓不可能完全认同和接受西方社会一些被西方认为普世性的观念。

    试想一下若把苹果与桃子嫁接,让牛和马去交配,在科学上现在就是不可能解决的事了。“如果将大陆经济架构这只原来只适于牛拉的破车,装上西方生产的‘现代化发动机’后,随时可能会出现何等严重的危机”。这是在一篇关于中国改革开放问题的文章中有人比喻的。目的及其行为过程有时甚至会出现完全相反的矛盾情况,比如出发点和现实上或有根本不对之,客观上又是绝对正常现象。因此不进则退并未说明问题,“尺蠖之屈,以求伸也”。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回头认知与追求真理,乃经验教训及经验主义为社会完全接受的条件。

    对于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在人民群众中是一种生活方式,尤其于天灾人祸时更显得尤其难能可贵。互救互助,自力更生,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之,汶川大地震就是说明。值得就此一提者,西方有些人欲借中国举办奥运会之机煸动反华,矛头直指中共领导,这是根本无法得逞的。中共领导不管其历史是非如何,中国人民认同它,也始终有其生命力,是顶梁柱子。

    改革开放中政治改革即主要对中共党的领导进行,这也将是众所周知,毫无疑义的。西方有些国家不管其对中国的看法如何,要想用西方的东西、或企图在中国西化的目的都不现实。

    对于天灾人祸,中国古人云:“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语出《尚书。太甲中》。大自然造成的天灾人们可以抗拒,人为之罪恶则难逃其究——而这种惩罚是自作自受。

    我认为改革开放不进则退的观点,亦要有科学发展观才可能成立。它并非是总结改革开放的正确结论,还有可能以此掩盖了一些真相。换言之,不进则退,就更要稳步发展。例如一个叫高尚全的所谓什么改革开放研究会长者,近年所写的谈的有很多观点,在网上被人们嗤之以鼻,唾沫声传处只可充耳不闻了。他无法回答人们如此不屑的反问:为什么有人会反对改革开放有些政策?实际上出现的一些严重后果社会反响为何如此强烈?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改革开放的,原有的所谓全民经济中为什么改制时工人没有其权利,还有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少数人暴富、甚至趁机发改制财,社会主义何存?

    总结建国后大陆基本经验教训、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主要一点就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客观规律问题,一味地“大干快上”,既不科学,更属反常,过快则有不测、不妥、不周、不慎、不正发生,如过去发生的大跃进,全民炼钢铁等,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过去太多深沉的重大事件与痛苦记忆,叫人们苦不堪言,社科不自理论,首在于实践与生活。

    “5。20”以后针对台湾省政局变化,陈云林先生就表示,他希望参与过搞台独活动的人,只要回过头来就还是同胞,中共一样很欢迎他们。因此,我认为有人或许反对过改革开放,它是认识上的事,是有可能改变的,也是比较正常的社会现象。法治社会必须宽容一切!没有反对派合法的权利,也就决无现代法治的法制、民主权利政治与建立起真正的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不可能没有反对者,否则也就非常之。问题不在有人反对,而在为什么会要反对。是非问题了解后,有针对性地对症下药,解决了就不怕它。用铁帽子去压服,决不能解决问题。和谐、和平年代法治社会下能宽容、包容所有,也不再动不动就反什么或反某人的。

    我们要容忍自己的对立面,容忍反对派合法地存在,尊重社会客观事实与正常的反映和表现。可以说现代法治的法制观念是人们和谐、和睦相处的客观条件,也是自由、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保障。能让反对派站起来,更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具体要求、和社会主义应该做到的一大内核。要让人民监督政府,有效地制约权力,就必须给人民权利,还政于民首先就要还权于民,并且从制度上有具体保障。在宪政原则下保障民权,依法治国,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即亦可谓民权时代),使权力回到权利中来,乃改革开放的一大明确目标。

    此要着实说明的是,在中国人权也就是民权之!一字不同其意显然,以民权而解人权更可一目尽知其义本原:即每个人都是民众普通一员,上至国家领导、下为平民百姓人人与生俱来权利平等,这便是现代观念更新与社会现代化即法治宪政思想理论基础的根本。民权指的是个人,没有个人的人权,或以国家、大家的名义实质上剥夺民权,必然要走回头路。中国是人口大国,近代以来民智不开原因就在没有民权,极权专制下无法发挥出中国人才优势。

    马克思理论表明社会主义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社会。实践证明它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而是要在资本主义发展当中去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形成中共社会主义初期、初级阶段理论——也是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争论焦点在这决不能去搞权贵资本主义(或原始资本主义)问题上。同时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始终坚信是群众的事业。毛泽东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换句话说,恕我直言了:人们大都所反对的不是改革开放,乃是权贵资本主义趁机大行其道。

    我们应该发现,它里面有一个马克思理论所决定、又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就是原始资本主义和传统资产阶级,及新兴资产阶级与现代资本主义相互间有着性质根本不同、具体完全区别的概念。这是因为作为发展的理论,马克思当时还无法认识到、也就根本无法解决它。(后来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应该和可以相辅相成,优势互补,共存共荣之。)

    严重问题和后果是出在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实质与马、列本人的理论应是两个不同概念,也可以说和原教旨主义无异之。只限于马列理论中的一些观点而将其原理化,陷入到本本主义和僵硬的现代宗教,更无法具体区分新兴资产阶级和传统资产阶级、以及现代资本主义与原始资本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无论苏东欧国家还是中共等马列政党,在理论上过去时都没有对此能有所认识和真正解决它,从而对此作出了些完全错误的结论。更为反动的是有些人大搞狂热的现代宗教信仰、与法西斯的阶级斗争消灭论,不准对马列主义理论言非。

    马克思对原始资本(即权贵资本主义)和传统资产阶级,是最坚决最彻底最无情的揭批者,所以他的理论也被称为批判的理论,更是新兴资产阶级发展的思想武器。却既肯定资产阶级的革命功绩,又未能科学地区分资产阶级概念中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具体相反的事实——即新兴资产阶级(包括他在内)的伟大作用。马克思理论中的资产阶级概念亦不确切。

    我认为近代历史上、在由传统资产阶级发起的原始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当中,同时出现了一个与之相根本区别、代表并引领着人类社会未来的伟大阶级——新兴资产阶级及其所发动的新兴(人文、民主主义)社会革命——也称人文与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且不断取得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丰功伟绩,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崭新时代。正是在这个社会基础上也开始有了社会主义意识,奠基着社会主义理论不断产生。但马克思当时还不能真正看到、也就在马克思理论中无法确定、更没有解决了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理论缺陷造成后来整个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失误、和苏东欧国家转向、及中国的改革开放。

    特别是以马克思理论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等)却陷入教条主义泥淖之中,错误地理解马克思理论,把无产阶级专政及其阶级斗争学说作为革命目的,掉进了以权力为核心的传统政治旧巢,走向极权专制的历史老路上去,使革命几乎硕果不存,难以为继。改革开放可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新生,而这种理论上的偏颇与缺失,反而导致原始资本主义卷土重来。

    理论上的极端性与宗派主义是导致主流意识反向,引发改革开放激烈争论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改制、招商引资等变成了资本与民权的较量。在权力政治下工农民众的利益不仅受到侵犯,甚至遭到剥夺。过去的全民所有制在变为私有制的同时两极分化,引发大量严重问题,多数人不能理解,有些是很难接受的,主要是少数权贵资本的不仁不义不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遭到质疑,争论是正常而及时、且必然和不可否定的!还应会继续下去。

    在一个由马列主义政党领导、经过长期浴血奋战、拼命牺牲,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建立了已宣称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里,社会主义决不是一块空招牌,更不是用来装饰门面的花环,它必须有自己的具体内容及标志,而众所周知,这绝对不能容忍原始资本主义死灰复燃!同时必须保障工农群众基本权益。什么人民社会主义、人本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云云并未说明问题,老百姓倒有反感,因为对他们好像感觉不到了。扪心自问究竟如何呢?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决非是少数几个理论权威能出来说明的。空洞的理论脱离实际,不具真正的说服力,反而弄巧成拙、适得其反之。改革开放的理论,只能来自我们的社会实践中。它必须面对历史,在正确理解、肯定历史的基础上反思历史、重新认识。既不能否定历史和现实,也不能掩盖过去了的大是大非、还停留于过去时的观点看法上。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革命乃完全出于无奈,为历史逼出来的;社会主义更是历史的选择,中共初衷即要避免西方社会发生过的原始资本主义;在中国消灭传统资产阶级的罪恶行径和非理性社会现象;不走某些发达国家的历史老路。但改革开放却使人不能释怀,改制中举世皆知,被称工人自己当家作主人的国企几乎都变为了私有制,大多数人下岗和失业。我们过去理论上曾肯定、与对社会有过的公开承诺说变就变,几千万全民职工失去了正常生计。。。

    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可思议的现像发生呢?这首先在中共党的领导上,即国家统治权的形成,并不是现代宪政民主政治产生的,而是中国社会历史所造成的,乃枪杆子里边出政权之。它有其必然趋势与非理性成份,不可能摆脱人治社会即传统的权力政治路径,更没有相应制度的保障,在代议制形式上广大民众并没有自己真正可选择的权利,结果发生改革开放的。

    正如有人撰文所指出的:“实行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秩序,能让大家在公开、公平、公正的环境下进行活动;良好的秩序依赖于强有力的法律作为保障;而强有力的法律则必须由民主和监督作为基础,没有民主和监督的法律等同于摆设。由于我们缺少这种市场经济所必须的良好秩序,使得社会利益的分配严重地失衡,产生了诸如安全问题、环保问题、资源浪费、权钱交易、官商勾结、欺诈、侵权等种种现象,所有这些都严重地妨碍和破坏着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虽然也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效果并不理想,因为这些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仅仅靠“反腐倡廉”等口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从根本上入手,建立一套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使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再脱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现真正的“接轨”,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一言以蔽之,我们要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商品)经济,就必须反对原始(权贵)资本主义。

    如果要真讲所谓人民社会主义、民本社会主义以及民主社会主义之类的话,就必须事实求是、在大陆有针对性地根据前苏联与东欧国家(也包括中国在内)过去那种社会主义所存在的人权(也即主要为民权、民主的问题),把还权于民,还政于民作为改革开放政治变革的首要条件。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对有些学术思想理论权威的言论言过其实很反感,有时实在漫无边际,空泛而不着具体。(一个叫李君如的中共理论权威人士的一些言论,在这方面可为具代表性,实如茅厕里的石头之。)听起来振振有词,头头是道,就是不能解决根本的实际问题。有人只站在一个既得利益群体的的立场上,为官僚集团说话,甚至有反向之虞。

    可结论者是1949年大陆建国后的问题,就出在中共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这二点上。而且发生举世罕见、史无前例的“文革”非常时期,长达十年内乱,使人民无法安居乐业,国家濒于崩溃,毛泽东一人能如此驾驭一切之上,真可谓现代史中绝无仅有,也是几千年中国历史可谓最大的暴政、恶政,殃及全国人民每个家庭,形成了发生改革开放历史的必然趋势。

    所以,改革开放并不是任何人个人的功劳,而是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与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历史决定改革开放是正确的。中国改革开放不久,又发生苏东欧社会剧变决非偶然的。它是过去了的那种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更是人类社会主义事业的重新开始与新生!

    面对改革开放如此非凡的历史年代,且始终由中共党的领导,中国向何处去?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却自始至终、从来没有离开过社会变革中心。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经常出现,不只阻挡我们的视线,稍不留神就能干扰大政方向,甚至于改变时代航程,即社会主义的出路。

    总结30年改革开放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方面、可以说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功和伟绩。则推动政治改革必须有相应措施与要求,政治变革势在必行考验着中共执政能力(就是本文刚谈到的统治权——即党(中共)的领导其法理地位乃大陆法治建设中一大问题所在)。有学者这样提出了问题:当经济有成和发展后,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如何努力提升自己及整体国民文化素质,首先就得从学者开始,“把文明像做雕刻般地一点一点地用心凿出来”。

    依法治国在改革开放中是中共明确公示的政治目标,而民主制度是法治之法制建设的基础。在现代法治国家法律必须由民主制度产生,即由法律产生统治权,而不是统治权产生法律。这亦为我国民主与法治进程、也是改革开放政治改革必须完成的关键一步,实为根本之。跟着除此之外的另一方面、就为民权即人权——也是现代宪政与法治社会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用中共理论上的的词语、即谓人民当家作主之。大陆主流派已为代表性的观点,提出了通过改革开放,进一步加强与改善党(中共)的领导,从而实现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共党的领导三者有机的统一。这肯定是大多数人乐见其成,也符合人民与国家利益的。

    但在理论上现代社会一党执政的统治权问题,学术要求依法治国,则对此必须纳入宪政的法制化具体内容之。我国宪法规定中,中共一党执政权即国家由中共党所领导是不可动摇的。历史与实践却有很多具体问题对中共党的领导(其统治权),得出了新的观点与新的挑战。这就是对中共党的领导的有效监督及制度控制;杜绝并防止发生类似“文革”的十年浩劫再出现;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改善、加强、坚持中共党的领导,以及民主法治下实现宪政社会民主政治、和充分发挥多党制的现代政党政治的作用等等;还有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与和平统一的需要,中共党的领导的统治权问题,将非常明显地要求回归于权利和法律之中。

    这个问题我认为要走在前面,不能等待到被“逼宫”的时候。中共尚有主动权完全在握之机,而且是目前还没有可取替者之时,用五年为过渡期,中共有极大的空间和条件来战胜自己,战胜对手的。我提出这个问题经过了很长的思考,历史上中共建国后,1957年反右派之前,毛泽东曾要民主党派向中共建言献策,就有人大胆提出过这个重大的认识。却因时局无济,迫于内外形势所逼,毛泽东不得不出尔反尔,酿成了悲剧,使历史倒流了一个时代。

    我们对“文革”已有认识,却对上世纪那场所谓的“反右斗争”并未有真正的认识。这是中共建国史上(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改写历史的悲剧序幕。历史之所以发生后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办钢铁,庐山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社教、“文革”等,57年反右实为思想反向之始。从此中共一党独大,领袖至尊至圣,民主政治尽失。几乎所有民主党派的领袖都打成了右派分子。“文革”中甚至取消宪法,取消政协。

    历史走了回头路从此为始、大陆社会急剧反向,我们付出了无可估量的损失(中共党史称“曲折中发展”的历史)。它是人民与共和国的时代大悲剧,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大悲剧!但我们并未完全认识它。这些“右派分子”中很多是长期与中共始终保持一致,站在同一战壕里为新中国(民主政权与民主政治)的建立赴汤蹈火,同国民党专制政权坚决斗争的英勇战士、主将和铮友,在中国享有盛名,是众所周知、民望所归、学识渊博、颇有成就的社会精英。新中国最早就称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这民主二字后来被减掉,倒也名实相符之。

    政协的宗旨就在于政治上合作,参政议政。今天的人民政协则应以他们为榜样,承担起广大民众对政协的强烈寄望及其应有的责任,充分发挥中国多党制社会优势作用力量,为改革开放与社会现代化积极建言献策,在政治改革、祖国和平统一、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以及民主宪政法治法制等各方面敢于讲真话,吐心声,达民意,表社情,不负时代历史的重托。

    这也是改革开放中社会对政协的基本要求。可以说人民政协就应把国计民生,主要对政府问责(树立与完善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责任制)、和对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营机制长期监理纳入主要议事日程,迅速反应时代大众的社情群意。人民期望党(中共)的领导,但时代不同了,任何统治权不能驾驭于法律之上,驾驭于人民之上。中共党的领导必须回归于法律的法权明确规定范畴,由法治的法制正常决定统治权!真正回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去!这是立党初衷,改革开放发展的需要,政治改革必须完成的内容,更是时代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呼声!它决不影响一党执政,多党合作、参政议政的中国政治特色、与优良的现代中国政治传统之。也只有做到和完成这一点,依法治国才能真正实现,改革开放才會达到政治改革的基本目的。同时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名副其实的伟大事业!

    “关键看中国领导人如何把握好各种机遇,处理好各种险情。总之,考验中国的时候到了。站起来的可能是中国,趴下去的也可能是中国。中国人民要掌握好自己的命运。历史的机遇千载难逢!” (见2008。6。4。大军网编者按语)

2.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两党都曾有认识,并为国人大都接受的理论

    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并非中共理论才有的专利,也非只是马列主义提出的东西。例如孙中山早期文章与国民党的一些理论中,就都曾论及社会主义问题,甚至早于中共理论界。这方面可能很多理论专家会有深刻印象的,不少人还写过一些为民众熟悉的的历史论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就为很多人耳熟能详之、乃现代华人基本也都听得懂的社会变革理论。我认为三民主义可为中国最早、完全具有切实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革命概括整个中国革命实质:民族、民权、民生与民主主义乃是全部的中国近现代历史。 中共革命既从国民革命开始,也一直未能离开过三民主义理论范畴,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国民党开现代政党政治先风,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政党,揭幕了中国现代历史伟大事业而垂功千古!新民主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很多理论性著述都对此可成定论,应毫无疑义了。而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孙中山在解释他的三民主义时亦即肯切地说过,其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所以,可以这样说,三民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更确切地说,它是最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思想意识,本来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如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对孪生兄弟一样,即资本主义时代必然会出现的。在马克思理论问世前,已经有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所谓马列主义那些“社会主义”,却因苏东欧国家社会转向、和中国改革开放而被质疑,并未有可为共识的定论了,但人们对它的看法也早就不再是过去那些观点。尤其是对于一些政治名词,例如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等等,我们都有必要重新认识。以过去的所谓修正主义看,就马列主义而言,我认为可以说它正是发展的马列主义。谢韬先生去年发表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民主党性质给予了事实求是的准确认识,也是对新兴资产阶级的客观评述。他指出:“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很明白了,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走向了社会主义!

    谢老说:“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他们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给这个修正主义恢复名誉。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对资产阶级没有斗争,不是单方面让步,不仅‘修正’了社会主义,而且‘修正’了资本主义”。也可说过去的修正主义就是科学发展观,换句话说它正是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真正走出来,找到客观发展的正确方向与出路。从这个意义说,可看出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国民党,性质上与中共本来就是同志加弟兄关系。只是谢老在资产阶级概念上仍是过去的认识,没有把社会民主党定位于新兴资产阶级性质。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改革开放已以雄辩事实回答了一些问题,即社会主义实质是,资本乃人类社会发展基础,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资本主义正是社会主义发展母体,社会主义就是从资本主义发展中产生成长的;没有资本主义决无社会主义!事实说明社资之间是共生关系,并非对立互克之。过去很多东西有错。理论不可以绕来绕去,否则永远无法走出来。马克思理论所反对的,是传统资产阶级与原始资本主义历史——西方一些国家殖民帝国主义罪恶。

    高放先生近来曾专就这个思想理论问题,撰文认为,共产党和民主社会党、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乃历史时代所出现的社会思潮决定。“本来同宗、同根、同义、同党。从1869年起,欧洲很多国家成立了社会党或者社会民主党,”即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当时都不称共产党。“社会党就是社会主义党的意思,我们在翻译时省去了‘主义’二字,就类似共产主义党省去‘主义’二字而简称共产党。凡是民主革命任务尚未完成的国家,则称社会民主党,意即肩负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双重任务。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当时通称社会民主主义。马恩从1873年起自称‘科学社会主义’,但他们也同意使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提法。”

    俄国十月革命后,当时还是“社会民主党的左派领袖列宁,感到社会民主党的右派在战争期间支持本国政府,使得各国工人互助残杀,战后他们又继续推行和平改良主义政策,”列宁则是力倡搞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与实行阶级专政论者的,“因此在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党七大会上,列宁主张恢复马恩1847年的建党原则,把社会民主党的名称改为共产党。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左派普遍响应,纷纷加入另建共产党。”而国际共运史自此步入了历史的误区。

    高放先生指出说:“社会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有所发展,到1949年社会党在世界范围有34个,党员总共约有900多万,但实力远不如共产党。从1949年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到1991年苏联解体,四十多年间双方继续对峙,共产党从大起转为大落。相比之下社会党却在这个阶段得到了稳步、快速地发展。到1991年,社会党已经达到了151个,党员总数有2500万。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先后有四十多个社会党上台执政,并且成效显著”。

    “1965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克服自身发展的困难,曾聚集美国费城召开过一次震憾全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并发表《资本家宣言》提出:‘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见2007年第二期《炎黄春秋》1页)可见过去了的社会主义也并非一无是处。高放认为瑞典“其实还是资本主义国家”,虽说“民主社会主义执政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比如,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时间最长,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这就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我想指出,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为摆脱财政困难,却是力取美国模式)。

    高先生有的观点与言论似有不一致,这里讲的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现在有可为公认的标准吗?他说“瑞典国家94%的生产资料还集中在一百家大资本家手中,因此很难说瑞典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是还以过去的概念来看的吧?瑞典对资本课以高税制,而我们呢?掌握于资本家手上的资本,并不一定它就不能走向社会化,成为社会主义资本的,瑞典等国也正在这方面探索。共产主义理想于我眼里看来,也只能是人人都成了资本家,才有可能去实现之。

    所以瑞典为代表性的民主社会主义(即欧洲模式),可称资本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有某些类象,但却于发展之初,主流派曾力举的是美国模式,造成“没有模式”。也是改革开放发展的问题。理论最忌讳主观片面性,思想自由,学术独立,但不是武断。结论要有切实的证明。人人都是有产者是马克思曾看出的,理论上又受“1847年观点”的思想因素,却反向于另一面,晚年马克思似乎已放弃。其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论有错,使列宁虽得天时地利之机,成了马克思1847年观点实践成功的绝才,即致必然反向!却非列宁之过,乃斯大林要负责任,而后的所谓马列主义反向,既成必然趋势,历史已经作出了回答!只是我们必须认真总结。(我把美国称为世界历史上现代资本主义的第一个胜利的里程碑,即社会资本主义或新兴资本主义)。

    可以说民主社会党(包括后来称为的共产党),都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政党,也都称代表工人(或工农)的政党,只是苏东欧过去的共产党,因历史的原因,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这些党的现状堪为可忧。其他而言本文基本上尽力作出较详实的论述,供大家参考。新兴资产阶级就是引领近现代世界历史潮流发展趋势的革命阶级,创造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奇迹,甚至于是在奠基着未来理想社会前行的,可望而又可行的天堂阶梯,也是未来的全民阶级与发展希望!(我看过吴敬琏先生谈的新中等阶层、或为新中产阶级、新社会阶层,也就是新兴资产阶级。)

    当然资本在马列眼里,它的另一面对中国大陆而言,早就是人所共知,甚至于全社会痛恨万分。这不能说不是社会主义的。但为何于改革开放中,现在却又成为了民众所声讨的东西?我认为,它正是我们社会的正常反应,也是改革开放发展的光明所在。有人说大陆穷人纳税相对比富人要多,为什么?医改问题国内并未能公开在媒体讨论,而是后来才被提出来。香港有人带过报纸来,他们却早就有很专业的具体内容、分析观点和看法,也较为切实可信。而且是“一国二制”中的另一个社会,但能对社会主义、更用社会主义观点谈问题,甚至是我们所谈不上的。还有例如过去大陆总投资中有一半以上,是因决策失误而造成损失,这是何等严重的事实!过去那种所有制责任(法)人缺位,如果把新兴资产阶级管(改革开放后我们现称中国新社会阶层)岂不好吗?这也说明人人都是有产者,大陆就不会是过去那种社会主义。

    应该说百年分合,历史却是不再。每一个学者思想观点都会在、也一定要不断地与时俱进。所以,学术没有权威!理论同样与时俱进。因为人文社科概念都属科学,社会更是不断发展的,只是会有相对稳定期而已。学术切戒武断、专横跋扈。过去时大陆学风不正,错误很多,中共学者始终生活于自己的重灾区,个人能有的一点成绩,也根本不能使自己够去高兴。

    作为新社会阶层我们问心无愧、对得起我们的衣食父母吗?没有他们,富者何富?又何以生存!在这样一个社会转轨关头谁说能不讲道德观念、没有天地良心的话,社会正义何存!社会主义的真缔,是历史潮流所产生而推动的,我们不应该去认真回应民间的呼声吗?有人说他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请问你要为富人说什么?又怎样在为穷人办事的?既然穷富客观存在,就得面对现实,不回避问题,而决不可忽悠社会。为长不尊,为老不清,糊涂!我不是学者,但看够、听够了很多混话、鬼话,也在和共和国一起成长中、可谓将要走过了自己的一生,很多东西不变不改不行,所以我把自己封闭了,我要从过去中找出我们的真切,说出一些民众想说,他们却又无法说的东西。现在的体制下,广大民众希望能有他们真正的权利!

    今天已经很明显地看到、我甚至肯定地认为,新兴资产阶级正是无产阶级的归宿,也是现代人类社会全民发展之途。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真的实现以后,那也就是一个新兴资产阶级全民社会——即人人都是有产者的社会。只有这样,马克思理论才有发展,有未来。这方面西方社会很多先进国家,却始终走在了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前列,更为马列主义所不及之。

    西方社会成功之路用四个字概括乃民富国强之!民主社会主义成功之路即资本社会主义——可称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欧洲模式,或资本主义(美国模式)与社会主义溶合模式。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欧盟,实为当今世界经济和政治,走向人类社会大家庭的典范,给世界各国发展,打破常规的民族国家及地域性自然联系体,走向自由结合体提供了一个成功范式.也是欧洲人民经过中世纪黑暗后,通过长期的反复较量,在不断反思中找到的一条发展之路。

    美国是现代资本主义先进模式——最早确立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方向而走在世界的最前面,其20世纪形成的“霸主”地位、却始终受到不断地挑战,显然的是今非昔比,必须有所改变。但历史上美国是新兴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的第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华盛顿在武装斗争的暴力革命胜利后,走宪政民主权利政治的发展道路,自己主动从总统退下来,是划时代的。

    谢韬先生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中还用下述事实说:“我们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本文注:似应称现代资本主义或资本社会主义更确切),即不同程度社会主义化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国纷纷出现全国性的劳资协调,以阶级妥协取代原先誓不两立的劳资对立,若干人士开始提倡用公共建设来解决失业问题,也就是说以国家的积极介入来解决市场经济失灵的危机。领导美国走出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总统,就曾大胆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

    “以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2000年6月3日,克林顿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次)首脑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我们不相信自由放任主义,但我们也不相信单靠政府能解决这些问题。’会议公报强调:‘我们相信市场经济必须同社会责任相结合,从而创造长期的经济增长、稳定和全面就业,而国家必须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维持稳定,支持健全的公共财务措施,坚决制止通货膨胀;国家也应促进金融市场稳定,提高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竟争’”。谢韬还认为:“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等。。。。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

    从谢老文中可以看出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变革,主要是通过坚持长期和平斗争方式为主、即以和平演变的渐进过程不断登上政治午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可算终于完全取代传统(权贵)资产阶级,而赢得世界胜出的。这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现代社会民主政治功绩。马克思理论的产生出现,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基础即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归宿,不管谁在事实面前都得接受这为历史证明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事实在向社会主义发展,真正的全球化趋势不仅是资本主义,更是社会主义!

    谢老将新兴资产阶级与传统资产阶级称作新老资本主义,虽不确切,也看出资产阶级有区别。我要指出的是马、恩、列都曾为社会民主党人,其思想实质上属于新兴资产阶级范畴。谢老甚至说: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民主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政党,而“是列宁标新立异,1918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斯大林等人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1848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所谓马克思主义,这实际是所谓马列主义者的悲哀,马克思生前就认为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马列主义理论只能是历史发展的时代产物,虽然对现代社会影响很大,却不幸的是步入于歧途,从而失去共识,至今成为社会科学思想理论争鸣的聚焦耳。我把它与马列原著理论、区分成两个不同概念,目的是在使马列理论能回归到历史事实、与正常的学术位置上去.马、列理论与马列主义理论本来就有区别,今天更不能混为一谈、把它归附在一个概念中。

    能说明的例证有很多,如“文革”时曾提出过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是马克思理论。事实截然不同,“四人帮”的观点是反人类、反社会、反历史的,无产阶级专政专了广大人民的政。而马克思提不断革命论是社科理论的观点,明确社会历史发展有其阶段性、是分期不断地进行下去的,即思想学术认识上的社会发展观。马克思也说过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同时就要改造自己,乃客观事实,却与过去时兴的自我革命、自我改造,人人都要改造等,完全是两回事。什么一心为公、要斗私批修,打倒个人主义等口号今犹在耳。

    马克思理论是学术!过去一些东西却完全是理论颠覆的反动思想束缚,主流意识就是全社会意识,不准有反对派存在,尽给民众头上套“紧箍咒”,剥夺人权和自由。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本来是有历史性的、完全只针对原始资本主义及传统资产阶级的残酷统治成立之。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并非要用无产阶级专政去长期取代资产阶级专政,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是在于如何建立一个以民主取代专政的新式社会。马克思有句名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就不是用专政取替专政。

    所以谢老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上的失误,是没有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这是真的,理论和实践反反复复,确实使人无所适从之。但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正统,我不赞同,说明谢老自己在理论上仍未走出来,还是旧观念。但他认为“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受保护、意识形态上受非议的状态下推行的。‘不争论’的政策只是取消了自己的发言权”。此则更不尽然之!只能说是有些情况,也较为严重。当然问题源自过去很多思想理论上的偏失缺陷,给人文社科战线造成严重的实际情况急需解决之。但不管怎么样,改革开放都是有社会共识的,从中共一举粉碎“四人邦”开始,就得到人民支持。

    我看谢韬、辛子陵先生的文章都带情绪化,道理是正的,语气太硬,显得很不平和,也对历史有将自己置身度外,好象他们不是从过去了的历史中走过来的。大家都没有一点责任吗?“他们”在谢文中我觉得有几处甚是用之过当,应该为我们才有说服力,让人看到心里舒服些。争论中可以看出,有的人还是过去斗争哲学的思想立场,总想要压倒对方,甚至去消灭对立面的认识就好。所以理论很具思想性,能发现问题却不能令人信服。杜润生老人也说到这点。

    民主可以说是一切工作(现代社会正常发展)的生命线。它于中国现代史,是一大独具的的政治内容,也是五四之后中国社会的普遍意义与目标之一。生活在今天的时代,更可为是对每个人而言了,都要把民主养成为一种生活习惯。而在现代化过程历史中、国共两党政治上,对民主可谓有过生死存亡的深刻教训,国民党就因此两次失去执政地位,是一面最好的镜子。

    这里我还想讲到宪法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民主的去除、及后来出现的“民主墙”被禁的看法,争议颇烈。民权就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墙”,思想问题还在,但不能公开而已。没有共识不争论,没有争论难以共识。这样处理决不是真正解决问题,却使民众的基本权利遭到剥夺,反致官僚资本主义有了遮阳伞。“四大自由”会在“文革”中变成一种罪孽,完全由主流派所引导、利用、有意识造成,并非群众之过,首在政府(中共党领导)的责任。

    现代社会是有组织下政府管理制,民主需要法治的法制化规范。自由不能损害他人与国家的权益。法治宪政中社会民(私)权是对公权的制约,人民要有集会结社,出版、言论自由,抗议、示威游行、罢工的权利,西方国家能做到,社会主义更该做到,也是社会反腐败现象最有力的武器。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毛泽东就曾对此有过很能说服民心的精彩论述,从而他也能利用当时的局势,在全国点燃那场红色恐怖的“革命”邪火和政治大灾祸。真正值得认识的是、我们存在的社会缺陷与制度控制,今后要如何去防止个人对社会的发难。
民主是现代社会发展内核,也为社会民主党人坚强的信念,无论中西方历史(也包括中共党史)都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这点。正如谢老指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最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

“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农村和农民了。。。随着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队伍的构成也在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阶层急剧缩小,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迅速扩大。21世纪初德国蓝领工人只占工薪阶层的6%。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对峙的工人阶级变成少数了,这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罗马尼亚总统。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事实说明革命不是目的,是手段.西方国家正走向和谐社会,大同世界。阶级客观存在,阶级矛盾不可避免,通过社会互动调和,社会民主党人开辟了一条新的成功之路,并且取得了有目共睹之民主社会主义的光彩事业.也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了可以参考的一些经验,这就是走民主宪政权利政治和谐发展之路,人大之下,建立科学分权制式,即权力互相制约的政治架构,和司法权独立的法权,使党,政,民权回归于法权。

反法西斯主义极权专制独裁统治、战胜殖民帝国主义是20世纪的世界潮流,人类最伟大的胜利成就和文明发展具体标志。也是社会主义所必须接受、应完全体现的根本内核之一。历史无比沉重、极其痛苦地记载着广大无辜民众曾在水深火热中,无数人被夺走了宝贵生命。 (这里边除臭名昭著的希特勒、还有西方公认的前苏联另类社会大独裁者斯大林不说,于其后再出现的红色高棉,推行比中国“文革”更左的专制路线残忍至极、骇人听闻到简直无以复加的地步,是中共曾公开支持的。而其中非常值得注意研讨的是,都打社会主义这块招牌立旗杆,原因何在呢?对此理论界恐怕不好回避,必须有可说服性地对社会主义真正作出具体的明确认识。学者责任是发现问题。就思想性来看,例如有人说太平天国有中国资本主义思想萌芽,能成立吗?实则不然,仅只个别人思想对全社会乃似丁点火花、甚至如无。至严复等人的作品问世,才算得真正对中国社会在发生作用,光绪也看他的东西,肯定有影响了。)

    谈及社会主义,走俄国人的路——它在中国革命史上,不仅是中共曾经认定的结论,也是孙中山,蒋介石早年革命中有过的思想。苏联另类专制社会对中国现代影响是一段孽缘,蒋介石后来的一党专政理论即可谓源自“以俄为师”了。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悲剧。

“蔣介石在黃埔軍校曾經發表這樣的談話,他說:「根據俄國革命的經驗,一個革命要很成功,只能有一個司令部,只能有一個黨來領導,如果一個革命有兩個主義,兩個黨,兩個司令部的話,這個革命一定不能成功。」後來,蔣介石就提出來,凡是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都要退出共產黨,做單純的國民黨員。當時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都是國民黨,毛澤東不僅是國民黨,而且是國民黨中央的代理宣傳部長。為了徹底解決國民黨之間的矛盾,蔣介石提出「國共兩黨」合併的構想,以一個叫做「國民革命同盟會」的黨來代替,目的是解決中國的路線之爭,讓兩黨建立更緊密的連繫,所以得取消國民黨,也得取消共產黨,但蔣介石的想法終究沒實現,兩黨矛盾不斷產生,於是取而代之的是蔣介石的「剿共」行動,一個慘忍的血腥報復。(注:这里边在孙中山时让中共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其初衷,当时也与蒋的上述思路观点是有相同的,孙中山同样受苏俄影响。) 從歷史脈絡來看,兩次國共合作後的破局,都是因為「私心」,以及「互信」基礎的薄弱。蔣介石和毛澤東在握手言歡之時,心裡都在較量著彼此的實力,盤算著各自的利益。有時候我會突發奇想,如果沒有西安事變,沒有「國共內戰」,中國會是個怎樣的局面?嚴格地說,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沒有將中國統一,因為在統治疆域上,各自都留下遺憾。而這個遺憾留給了現在兩黨再次對話的空間,也留給後人努力的機會。但我由衷的希望,我們可從歷史的經驗中,尋找出兩岸未來可行的政治模式,因為答案往往是要從歷史經驗中去尋找的。”( 丁雯静《“胡吴会”后的两岸历史新启发》)

    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走向反面,遭到全国人民反对。中共正是以此在斗争中赢得民心的,加上历史机遇同苏联支持,而推翻了中国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毛泽东后来却说蒋这方面也有值得学习的、如蒋能抓军权等。他自己更是集党政军于一手,同样走向了另一面,却更甚之。在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和政治上,国民党“反共”亦有其理性方面,即除了党派霸王之恶争,它反对打倒地主资本家和没收其财产分田地等,反对搞阶级斗争及保护发展私有制都证明是对的.仅管执政不长,而发展了中国资本主义,奠基着现代教育科学,使国家有了统一的条件。今天国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代机遇中,成功在大陆实现了“软着陆”,它是划历史之壮举,受到大陆不少民众的热烈欢迎,也完全可以回到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发展之上去。这对中国社会是一个新的时代,即民主宪政、回归于权利政治的现代化国家基础,让反对派站起来,和谐共生共荣的民权社会,这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政治实效、祖国统一步向和平过渡的良好开春;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中国和平崛起,可期展现本世纪东方一幅最美好的画卷.“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国社会已然更新重生。

    中国在落后中发愤图强、奋力拼搏,奋力进取,奋力发展!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全体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大好局面,更奠基了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发展的根本条件;“天下为公,人民最大”,表达出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传统的社会理念;集人类文明智慧结晶,走自己历史发展之道路;中国人民现在确实在做前无古人、尚未有来者可追的事业。中国共产党在显示出自己的大智慧与能力,而中国国民党现却仅只能是代表台湾,如果重登到整个中国历史午台,它又是否亦能够显示出同样的大智慧与能力呢?这是我想的。

    网民就曾有人提出过: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那末中国国民党可不可以在大陆发展组织,可不可以参加一个中国的政府,可不可以竟选一个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又如何让反对党享有同等合法的正当权利,实现政党政治现代化,让人民能真正有效地直接监督政府,真正有效地制约权力等,仅管现在还无法回答,却已看出早就成为人们已经注意的问题。

    我想只要台湾同胞有这个意愿、真坐下来谈的时候,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祖国的和平统一及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新篇章、就拉开了斩新的帷幕。大陆同胞甚至会百倍努力地做到、使台湾同胞的一切权利得到完全实现。那时谁还会将飞弹对着自己的同胞呢!不统,不独,不武,也必然由不独,不武转向为统、促统,最终逐渐形成要求实现一统之。同胞们,努力加油,不断争取;和平统一,希望所在;中国会最棒!国民党软着陆是政治文明的体现,但国民党真有重出中国政治午台的思想准备吗?在此我却想反问一下,国民党敢于重出中国政治的历史午台上来吗?大陆同胞之心举世瞩目,应是人所共知的,且在期待中注视着国民党了。

    马英九5。20就职演说中对祖国的认同是这样讲的:“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本应各尽所能,齐头并进,共同贡献国际社会,而非恶性竞争、虚耗资源。我深信,以世界之大、中华民族智慧之高,台湾与大陆一定可以找到和平共荣之道。 英九坚信,两岸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不在主权争议,而在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我们真诚关心大陆十三亿同胞的福祉,由衷盼望中国大陆能继续走向自由、民主与均富的大道,为两岸关系的长远和平发展,创造双赢的历史条件。”

    (蒋纬国1993年到美国演讲,主题是《中国的未来》说:“我很赞成邓老(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所谓开放与革新就是要使中国走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让他们去发展,发展到后来,逼着他们去做政治改革,同时也让台独运动死了心。这句话有双重意义,对大陆而言,我鼓励他们走向三民主义,对台湾而言,就是要打击那些否认自己是中国人的人。”)

3.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科学发展观。

    大陆长期社会主义变革与改革开放,却始终证明了上述这样一个成为今天社会共识的基本结论。在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现在绝对是不行的.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传承需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大陆逾13亿之众,人民都是把希望寄托于中共党的领导之上,事实也证明,一个长期于封建统治下的历史大国,过去如盘散沙,近现代多灾多难,可谓受够了苦,没有中共这样长期经过正反两方面考验的坚强政党领导,情况不堪设想.作为一个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国,没有能够担承大一统重任的政党——象中共这样的领导核心会行吗? 这是大陆民众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民心思变,民主更要安定团结和科学发展,才是国家大局.政党在现代社会都需要与时俱进的,否则就失去意义而无法担当对社会应有的责任.所以不管中共历史如何,理论如何,事实上它一直承担起大陆社会变革的领导责任,无负民望之.改革开放也是中共领导下发动开展的,中共有人才,有自我纠正改过的能力,为广大民众所信赖。同时又能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地改造着党(正如毛泽东说过的,要改造党以适用发展的形势变化),历史始终证明了这一点,尤其在改革开放发展中,中共不断展现了自己崭新的时代风采。共产党理念即均富理念——人人有财产。中国民众早就把历史,与今天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相区别。

    中国历史上国家大一统社会传统,使中国走在过历史前茅,没有发生类似欧洲中世纪的劫难,它是中华民族一大幸运;这样的民族国家、及地域性自然联系体大一统社会,是历史发展进步的主要因素,成为至今有古老悠久历史传承的唯一大国,全体华人都以此为荣,更是我们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独具条件。改革开放事实已在证明,它并不影响民主政治的社会变革。

    我注意到有学者提出在中国搞联邦制的观点。本人觉得这是美国模式,目的是通过它,主要实现其地域自然联系体美国大一统企图.而我们早在历史上就基本完成了,根本不存在现在还去谈联邦制问题.但比较美国联邦制式,在实现大一统当中,更能保持和充分发挥民主权利、与地方自主(自治)、相对自(独)立及地方积极性、地方区域性特色(指民族性及其文化)等,实际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只是过去在权力政治下,无法把它提上发展议程里面去而已。

    在中国解决上述不足也较容易,主要在政治改革——即民主宪政权利政治与相应的上层建筑变革进程中、属于一些具体法权范围的具体条文限定性.但它只能是一个逐步推动的、实际为时间而必然会要提出来解决的问题,乃通过宪政具体立法。在中国改革开放当中,现在已经被提出来了,但决不是在中国去搞什么联邦制,今天中国谁搞它就是倒退,分裂!(这可以肯定,甚至发生欧洲中世纪的灾祸,尤其是少数民族及边远地区,中国搞联邦制则将纯害无益)。

    在此有必要再谈及于所谓的穷富话题,它不仅出现在人与人之间有穷富区别,还出现于地域性的自然环境和族群间生活不同等区别上。历史上少数民族在强权政治下积弱,多被迫生活在一些条件很差的边远僻壤之地,始终处于落后状态,也是历史造成的。有的民族其人口不达万数,生活条件更是极其恶劣;在56个民族中蒙、藏、回、维等建国后的发展,可以说大都是较满意,也确是在发展的,不能不归功于社会主义办大事的优越性.中共事业在其民族政策上,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与发展。长期实行对少数民族的一些相对特殊政策与措施,也是有目共睹,每个人都可切身体会到的.建国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也是历史上最有成就的业绩。可以说内蒙古自治区的发展中,便有蒙古国所难以比拟之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较周边有的同类国家也更显突出,西藏自治区的发展当是众所周知,为事实充分能说明,也为达赖等人所想不到的——百万农奴真正被解放,获得了幸福生活。它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而解决民族问题两手都要硬,决不允许少数分裂主义者有任何可乘之机,破坏安定团结,以确保国家安全、社会长治久安。这关系于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正常发展。

    文化上在中国,中文曾被视作为汉民族的汉文化代称,实则是知其然而未能知其所以然之。事实上从来都未离开其少数民族,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及其传统文化,既是为世界所公认,属于世界的,同时又可以说也是属于全体华人的(包括中国的少数民族),象形字并非就是汉民族所独有,它是在人类文明过程中,很多民族都曾出现和经历过的初始文化.发展至今它早已不再仅只属于汉民族所特有的,大陆民族文化中也不仅只是汉文化,它还包括其它民族文化,它溶各民族文化于其内(兼有宗教及宗法观念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大全,集中华民族文化于一体。谁说推行汉语,是搞大汉族主义?完全缺乏起码的知识。而中国传统文化其历史影响,早遍及于周边国家与地区,在日本朝韩乃至东南亚一些国家,一直有汉文化专职研究组织(有人提出要用儒教文化基区形成类似欧盟发展的国际性组织);中文是联合国规定国际使用文字之一,它正在走向全球人类,在中国,通用汉字,是各民族共同发展最好的文化载体与工具,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进步,其它民族文字和文化,也同样得到了发展保护,有些民族却并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用中文与推广普通话,是我们事业发展文化文明的重大举措。

    在理论上,必须科学客观理性地看待马克思理论,准确把握理论的实质。学术严格上说,社科理论并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都有时限、范围、相对性,因为社会不断发展,只是在语言表达中被用来形容之词、且看得出意在夸大,实际并无绝对永恒真理。而所谓马列主义将马克思列宁理论一些观点当作“清规戒律”,社会信仰,形成狂热的现代宗教,把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引入歧路。这只能是历史悲剧,苏东欧国家与国人共同的社会悲哀。至今令多少人痛心疾首,遗恨不已。就理论问题中共学者必须有深刻反思,系统验证过去的思想错误。这方面谢韬先生讲了真话,对过去的历史,可谓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对改革争论更要事实求是!

    谢先生说:“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差别、贫富和社会分化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的结果,因而总体说来是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又包含着退步,出现了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认为“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统一体,这是人类告别野蛮时代进入文明门槛社会存在的发展的形式。”还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着眼点是前者,这是唯物史观的基石,过分强调后者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流派”。事实却很值得注意。

    以马克思理论中有的重大失误来看, 与谢先生所言则恰恰相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之一、就是造成大量的失地农民即无产者;而改革开放中的争论,倒真是也有就在于此的。“耕者有其田”是土改对农民的承诺,后来又以合作社,人民公社化变为了少数人说了算的集体所有制。而改革开放中土地所有权在集体名义下,农民自己却并没有真正的话语权(对此谢先生自己也是这样说过的);土地在政府行为下成了少数人发改革财暴利的资本;国企改制中工人也没有真正的话语权,国家对社会的承诺说变就变,发生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在一个自称是工人阶级政党执政,早就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此“改革开放”正常吗?

    问题不在理论上,光有理论也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之。实际上改革开放必须对历史负责,过去大家都有份,改革开放绝不能把代价强加给为共和国贡献了几乎全部力量的工农民众。仅只凭理论的勇气,面对如此一场全社会的彻底变革,事实证明是会出大问题的.我想说一句,在中国至今工农民众还是大多数,主流派很多人和谢老的观点一样,结果在社会上反响强烈。

    宪政民主政治就是权利政治,改革开放再好的理论,都不能剥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权利,尤其是法令公示明告的个人权益,如用人单位(者)必须给工人买社保等,以及医保、和人权基本保障方面,绝对不能够允许、纵容、容忍不法非法,制假造假,唯利是图,甚至罔顾法律,胆大妄为,草菅人命。这当中发生一件怪事,面对改革开放中发生一些严重反向的事实,竟有人公然打着所谓“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作幌子,说是什么受马克思剥削阶级理论影响之类的胡话,用一些老糊涂概念混淆视听,对民众的强烈反映找借口,企图在思想指导上彻底抵赖。“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种言行是改革开放中绝对不可谅解的。

    事情根本不是什么富人穷人的话题,而是为富不仁,世所难容之!我认为如谢韬、茅于轼等人,作为中共学者身份,是对中共党旗举手宣誓过,要为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息。中共党就是工人党,难道说面对“同时又包含着退步,出现了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的严重事实,中共党和政府能任其所为,不作出相应对策,保证民众的基本合法权益之。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都要面对现实回到社会主义实质上来,真正认识改革开放中已经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

    我忽然想到一则报导说今年1月,在一项由美国麻理省理工学院特雷。海顿和约翰。加百利领衔的研究表明,文化不仅影响语言和习俗,也会影响人们感知世界的最基本方式。参与研究的脑部康复中心医生丹尼斯。帕克说:“随着世界的全球化,理解文化差异在思维方面的表现,真的非常重要,否则将有很多沟通障碍出现”。或许学者与民众之间就很有不同。

    最近更有学者这样指出,开放促进改革,改革推动开放。中国改革开放的特点可归纳为:政治改革开场,接着就必然出现经济变革;经济变革同时,便在一直带动政治改革,又再必须跟着不断地逐步变革,以适用形势不断发展的潮流需要。它也是中国大陆民众虽有不幸,更是万幸之!我们付出过无比的代价,但却没有辜负广大民众的心愿。改革开放满足了社会的基本期望,也避免了类似苏东欧国家社会转向的激荡阵痛。社会还能够承前启后,继续发展。

    正如有学谈到的,改革开放30年,对外开放极大地推动了整个社会进步。却忽视了政治改革是一个最好能以渐进内化的方式,即也要”对内开放”,通过放权使民众积极参与,“克己复礼”,主要由政府在相应制度推动下,吐故纳生,革旧鼎新,迅速完善法制,做到”自我革命”,把政府用制度管起来,这样才能取得最佳的业绩,达到正常效果。中国历史传统在封建社会长期闭关锁国中,对内都用高压手段,非常残暴地对人民进行欺骗管制,不让民众有参与权利。它也一直影响到今,形成少数人的特权意识,与产生出一个既得利益群体,成为改革开放的阻力。

    这里我必须说的是改革开放后,市场化使政府从万能中“脱胎换骨”、脱颖新出,却决非不管政府,而是要使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真正担负责任,所以一定要建立政府责任制,让法律监督政府,同时让人民监督制度,并能用法律监督司法。旧中国传统是官管民,现代传统是要民能管官,政府职能是为人民服务,建设服务型政府。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扩大对“内”开放。如果说管制过去是政府一种最方便、最拿手的办法,则社会用法制管住政府,也是现代社会较为普遍的法治主要功能之一。这也正是改革开放的一项具体任务。中共党和政府从理论上应是代表工农民众基本利益的,政协也好象有个农工党吧,一定要代表工农基本权益。而有学者亦说过富人现在纳税,在某种意义上比弱位群体更低,值得参考民主社会主义经验。

    多难兴邦,中国社会变革时代在改革开放中、可谓已又过了一个世纪,新中国于今也即满花甲之年。我们从自己的历史出发,继往开来、英勇奋斗、无畏艰险困苦、流血牺牲;也不管社会主义是如何多灾多难,但大陆民众却早已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在他们心中,对社会主义比谁都更明白之。可不知为为什么,我反倒为一些理论专家而倍感心酸苦涩,他们折腾来折腾去,自己不堪苦累心烦无所谓,民众的感觉怎样,他们会知道吗?于公共媒体其社会责任感又将如何?这些不管什么人,至少要有所发现,良知良觉得有所触及,因为不少为当今的大精英。工农民众也有自己的思想,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恐怕他们的体会要更真实。

    从三民主义到中苏俄国模式与改革开放,革命走过了百年沧桑的心历路程,人民付出了无数血与火的沉重代价。但中共在,社会主义在,历史文化传统在,中国国民党也在,这是中国人民的幸运。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出路的希望在,光明在,精神永在!中华民族伟大国家没有倒下去,早已经重新站立起来!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中国崛起——且不管人家怎样看,是中华民族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与责任。也是全体华人真正的社会主义所在!孙中山这样说过,中国国民党这样说过,中共自亦不待言之,因为谁都不怀疑,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5.27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首度以该党主席身份登陆,第一站即落南京拜谒中山陵。他题字:“天下为公、人民最大”。并在中山陵博爱广场讲话,说明题字的含义道:“‘天下为公、人民最大’。我们抱着感恩的心情、抱着谦卑的态度,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谋福祉。”还说:“我们看到救灾的画面,大陆好多领导亲自到第一线救灾,也是‘人民最大’的具体表征。” 可以看出,他带来了中国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对社会主义(即三民主义)民本理念的共识。吴伯雄说两岸之间必须正视历史、面对现实,然后开创未来,中山陵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两岸同属中华民族,血缘相连,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杀的。吴伯雄称孙中山先生留给我们太多的共同资产:天下为公,博爱,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我们要好好珍惜、好好学习。明年是孙中山先生奉安中山陵80周年,国民党将会组织更大的代表团再来中山陵致敬。

    我本人乃如此看的,社会主义是科学!它不在任何理论信条中,而在社会生活与现实里头。对于大陆民众、社会主义在人们自己身上、在实际工作生活之中,他们有直观、客观感觉和体会之。实践出真知,更为理论试金石。理论上说,西方社会现代资本主义不断发展本身,已经早就存在着很多社会主义实质,也印证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客观结论(马、恩理论有其科学性、历史性)。实质上看,西方社会社会主义因素更多,制度亦较优胜之处。

    改革开放政策证明了这一点,大陆医改、国企改制、社保及公共福利事业等现行所有实施方案中,很多就是参考西方国家成功经验制定出台的。而经济变革更是满目开花,如市场经济、股份制改革、证券市场,还有西方经济学传播等。由于中国近代积弱,历史决定现代化在中国离不开西化。但中国是个大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不可能完全西化,所以西化必须中国化,这就是中国特色!也成为争论的具体问题,改革开放要用事实作出回答。我对中国化的比喻好似进食,凡吃到自己肚皮里的东西,都得经过胃的消化,吸取营养而排除废渣。

    明确和谐社会为社会主义的宗旨,就要能够满足各阶层利益一致的要求,也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基础,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这里边和平发展为根本目的,应是长期思想政治理念。和平主义可为现代社会文明思想标志。包括和平友好共处、良性互动、和而不同、文化自觉、和平过渡与和平演变等方式在内。人类需要互信、互爱、互助、互利、互惠,达到共生、共存、共荣、共赢之。而这些基本思想理念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哲理。

    今天可完全认定资社趋同论是改革开放中为实践能证明、事实俱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确观点之一,也是真正的马、恩思想或马列主义(我不赞同再这样提,却作为历史,事实上它在社会上不可抹煞之)。《共产党宣言》有这样的文字:“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注:这句话能看出,很明确是指原始资本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晚年曾摘下这段话作为对某周刊请求的答复:即“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

    可以认为,“显然这是恩格斯对自己青年时期提出消灭私有制观点的修正,这离他去世前一年,应该是他的最终政治遗言”。上述我是从2008。4期《炎黄春秋》中刘济生的《社会主义本质:一句话的变迁》文中引用的。同时他还引用了马克思这样一句话:“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为他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刘先生对此有他个人的心得。而我是借此表达改革开放前、与之后的变化性质。改革开放决不是目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目的,却与过去了的社会主义根本不同。这里边我觉得改革开放告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内核,即民主平权、和谐发展。其另一方面则为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它也可概括成二个字:民生。民生、民权、民主即为社会主义!

    这就是改革开放对社会主义的结论,也可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革命对社会主义基本定性。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容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必须完全接受人权观,它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文明进步的一大根本标志。而物权法亦表明私有财产乃人权的基本保障,重建个人所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出路!这也是改革开放应解决与发展的关键问题。更是对过去那种所谓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根本变革,从而才能彻底地走出来。当然后者只是现在人们已经看到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和真正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

    我看既是看出问题并被明确提出来,就要作出调查研究与决定,采取措施去具体工作中落实。如果说“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则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的话,重建个人所有制不仅是马克思命题,更是现行所有制一场彻底革命。真正或能否走上这一步,悖论似是山,改革开放政策至此,也实如移山之。关键要看政府的立场认识取决上。我这样来比喻地说就因前路难返,等于要再来冲出一条血路。用毛泽东的词句形容,真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关山如海,残阳如血”。

    建言先搞试点进行探索取得经验,五年内当有共识再形成方案决议。重建个人所有制,也就是真正重建社会主义基础,重新开辟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更是改革开放中以人为本、继续解放思想、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转变体制中根本改过纠偏,以及真社会主义、还是假社会主义的分水岭。必须充分发挥人的因素,使所有制成为“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讲马列主义此即真正发展的马列主义!我们付出了代价,也是对历史之非的完全更正。重建个人所有制是马克思提出来的,也为我们通过过去那种社会主义深刻教训的实践认识。

    为何这样看?乃历史大是大非问题上探究得出的观点,理论与现实都已有并能充分说明、民心亦有所向、社会更有激烈反映、为可成定见共识的结论。政治与民意则是要相结合的。但重建个人所有制之难,对中共领导下的政府而言,现在有如移座山。改革派应是乐天派,中国有“撼山易”的思想精神,事在人为之。但撼人心难!传统哲学可称顺应民心(潮流),顺之者昌也。只要我们能尊重客观事实,按客观规律办事,则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之。

   纵观世界潮流,个人所有制为国家大都实行的基本国策,尤其于欧美等先进国家,可以说,个人所有制发挥了真正的作用力。它是人权核心,没有个人所有制,人权则实同虚设。资本第一要素即以人为本!生活乃人存在的基本行为,人的生活又主要依赖财产和资本才得以维持日常需要,法律并不能真正保障人们的日常需要。所以美国法律认为:无个人财产者无法参与正常社会活动,没有竟选资格,无产者在美国是不能享有正常公民待遇之。因为法律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包括劳动权、财产权、基本生存权等等,无产者则属非正常。换言之,社会不养懒惰之人,而对于老弱病残伤,社会却要纳入长效救治机制,这正是社会主义性质。

    过去由于意识形态对立,我们并不了解西方国家一些真实情况,有很多误导造成的严重失实与错觉。改革开放后至今,也仍有不少需要澄清的混乱思想,以弥合东西方思想理论学术上因对立而造成的伤痕。思想学术认识不分国界、无限历史之。例如私有制与上述问题就显严重,在中国不少人还搞不清楚。很多人过去对美国宪法为什么规定这些内容,都不能理解。还有籍此而攻击资本主义社会的言行,思想理论混乱造成过重大政治经济直接损失,今天想到此也令人悲哀痛心。过去的偏激行为实际害苦了国家与人民,少数理论界人士愧疚同胞之。当然那也并非他们有意识所为,而是传统的权力政治下,不得不为了。所以民众还是谅解的。

    社会主义在思想理论上是大陆“地震重灾区”,造成我国一些人文社科历史研究成果变异、失实(过去有些理论不知权威专家们今天咋看?个人觉得似乎如患畸型智障失明不聪症态一样)。所以对于产生过严重影响的很多悖论,仍应公开认识。某些健在的理论专家能写者还当积极地参与,以现身说法谈清些问题,不负良心责备。这方面《炎黄春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社会树立了榜样,是改革开放中民间思想文化园地,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先风,为改革开放理论健全进取而默默耕耘,带动民间思想文化蓬勃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

    形成全社会对社会主义意识及其概念的重新探究,展开广泛的社会主义理论认识高潮,从社会思想上搞清楚社会主义实质,也应该是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文化基础建设上,重中之重。否则,处执政地位的中共党的领导,在指导思想理论上,没有能为全社会所共识的精神支撑,这在中国社会现代事业发展中是难以想象的。换而言之,中共理论上的缺陷与历史实践的严重失误,过去有很多东西是必须有公开的、彻底地认识,完全搞清楚它,乃改革开放继续发展的条件与需要。有人指出,当前的思想形势对中共是一场自我转化提升的博弈,所谓自我革命,于此半点非假之,套句国学话语,乃即克己复礼的艰难旅程。更是表现出真正的政治勇气、执政手腕与统治智慧的生存时刻。而使问题百上增斤的是时间压力,则更重担加负之。

    天时、地利、人和,是当前我们事业胜利的大好机遇,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一步解放思想,用愚公移山精神把改革开放推向新的更高阶段上,是当前最为重要的!它就是体制改革——必须有条不紊地从上至下,有步骤地适时大力推进。实际上,这也是民间在不断积极推动起来的,政府要感到有重压。例如政府责任制的硬件:政府机构组织具体内容,各部门建制情况、基本任务,首长、公务员编制分工,政府经费开支及预算的审计和定期公示制度等等,必须基本公开,编外人员在经过程序之后要向社会通告,进入政府机构享有同等待遇。

    可以说政治改革始终没有中断,却受到现行体制所限,达不到目的,无法真正取得实效,体制不变也改不下去!例如很多在政府部门的编外人员,实际是每天真正上班干事的人,有的却并不能享有同等待遇;受目前体制的历史决定,很多在编人员反是由政府供养着养尊处优之,退不下,用不了,尤其县市级此可为最。而级别上都是同级首长也要“碰头”者。甚至处不好,领导也难做得下去。而于现行体制下他们的子女就业安排,待遇等半点马虎不得,他们不满意,为官坐不住。当今政府怪事很多,年开支达半、吃喝玩乐也超几千个亿,世界上有哪个政府能比?印度也是人口大国,却并无如此严重的事。老百姓还说不得,中国传统何曾有过民能管官之?发展是硬道理,政府体制改革推不动,改革开放亦更难发展得了的。所以我认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则上层建筑政府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现在必须要有硬措施。

    国外新公共管理主义者讲“企业家政府”,也即建立“节约型政府”,要像企业一样精打细算,施行精细化管理办法,通过把政府一些公共项目“合同外包”,少花钱,办好事。但现行体制下相反,腐败现象已经无处不在,引进好的制度也会变异,甚至出现更为严重的问题。

    根本是在世界观即思想的转变,并且改革要从中共党的领导做起。1949年中共成为执政党后,中共的社会地位彻底改变了,党领导一切、代表人民、代表政府,政府也代表党和人民,这就无法实行社会管理的科学性,与蒋介石的一国一党一政府是一样。事实上也造成了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损害,代价极其沉痛。大陆社会现代化问题堪忧!在考验中共政府。说句实话大家都清楚却真没人能说的是,执政党并不就代表人民,党权政权与民权的关系,只有法权下才能真正统一。所以中共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只有在依法治国原则下统一,实行法治的法制化。现行体制很多问题难以为继,政府责任制刻不容缓,否则有沉船的危险。

    特别是中共纪检与政府监察机关,必须归位,各行其职,成为党纪政纪的微观常设专职机构。不能代替司法权力。从体制上看,司法部门与监察机关要直辖于人大之下,与政治和政府脱钩,在人大领导下履行职能。政府职能部门中要强化对市场进行长期监管的微观秩序调控力度。市场竞争有负面性:一是社会收益内部化。如处于自然状态的矿藏、风景、环境等是所有人的共同财富,微观主体却可通过取得产权的方式变为自身的收益。二是成本外部化。例如工业污水废气的自然排放,社会成本扩大,企业成本减少。三是技术的发展已让人类产生了适应性障碍。即不少技术能大大提高企业效率和利润率,却不利于自身的安全,这以食品生产技术最为典型,如转基因产品、化学农业、保鲜技术、反季节蔬菜、快餐食品等等,都对人类具有现实和潜在的危害。同时食品安全和社会安全一样,是其另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在市场经济社会,微观个体与社会整体间的经济矛盾是永恒的。问题关键不在消灭这种倾向性,但应通过政府干预,如用法律强制责任,培养微观主体社会责任感、和道德约束力等方式减缓之间冲突,达到减少财富生产过程对社会、对人类自身带来的风险,危机。政府之责就是社会的长治久安,人民能安居乐业,国家兴旺繁荣,事业各方面发展强盛,开万世太平。

   张萍鑫 2008年6月5日-22日。

 

 

发件人:"Fu-Xian Yi" <yifuxian@g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22 00:10:3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投稿: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口政策调整

  【作者档案】穆光宗,1964年出生于浙江省象山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博士,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和老年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中国老年学学会理事,北京大学《人口与发展》杂志副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度人口学、社会老年学、人口与可持续发展。迄今,先后在《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社会学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报刊杂志公开发表600余篇(部)论述(含独著、合著、主编、参编、期刊论文和报刊论文),其中上百篇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曾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奖、首届全国优秀青年人口学者奖、国家人口计生委优秀成果奖、中国人口学会优秀成果奖、中国老年学会优秀成果奖、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全国首届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反思和抉择

穆光宗

    讨论人口问题需要放远眼光, 有人说,城市交通堵塞问题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这句话用在人口问题身上也是合适的。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我们在工作层次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某个战略目标。

    战略事关全局和大局,不可等闲视之。战略上的失误是根本的失误,如果战略失误,那么操作层面(政策层面)上的任何努力都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现在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前面有三个限定词:全面、协调、可持续。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现象已经引起很多专家的关注。比较来看,人口发展的失衡所带来的潜在问题和巨大挑战却被忽视了。中国的人口战略直接关联着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是一个时刻期待检验和完善的战略,因为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人口问题是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紧迫、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人口战略和人口政策牵一发而动全身,实属事大。

    中国实施全面的人口控制已经30多年,低生育率目标的实现从20世纪90年代初算起也差不多有10多年,伴随生育率大幅度、持续性下降而来的新人口问题不断出现,所以在时机上来讨论这个问题是合适的。在全面推行“一胎化”为主导的生育政策四分之一个世纪还长的历史时期之后,问题惊现,隐患更多,长此以往,不堪设想。种种迹象表明,当下是检视人口战略并作出必要调整的重大机遇期。只要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就会承认一个不争的事实,昔日的人口战略不是严格意义的人口协调发展战略,而是“一条腿走路”的人口增长控制战略。

    越是长时段的战略,越是需要基础性的讨论。笔者秉承学术研究要发现问题、警醒世人的宗旨写成此文,以为引玉之砖。我们就从最基础、最核心的问题开始讨论。既然我们讨论的是“人口发展”的战略,那么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理论上要搞清楚什么是“人口发展”。

    从文献回顾看,“人口发展”应是本土用语,是中国学者的创造。在英文中,我们似乎并不能发现相应的用词。差强人意的有Population dynamics or Population process or Population change,译成中文是人口动态、人口过程或者人口变化的意思。但在1974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1984年的墨西哥会议、1994年的开罗会议三次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的文件上,我们看到了一以贯之的“人口与发展”的用词和命题。显然,“人口与发展”和“人口发展”的说法有本质的区别。“人口与发展”中的“发展”是指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而“人口发展”中的“发展”是指人口过程的展开,但这个过程应该是包括人口数量变动和结构变动的多维过程。人口增长是指人口过程的数量变化,而人口发展还要包括人口过程的结构变化。人口素质的变化归根结底也是一种结构性的变化。因此,人口增长与人口发展有着重要的区别。 人口发展是一个中性的过程,本身无所谓好坏,好与坏需要我们结合特定的资源环境系统和经济社会坐标进行问题分析和价值判断。对“人口增长”与“人口发展”的辨析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即任何单纯从人口增长角度来设计的人口战略事实上都是片面的、非均衡的和事倍功半、得不偿失的。

人口发展战略必须综合考虑总量的变化和结构的变化这两个方面,这样一个健全的战略需要在总量和结构之间架起联系的桥梁,建立起良性互动、均衡发展的机制。人口性别年龄结构是一种内在的力量,一旦形成,就形成人口惯性,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科学的人口发展战略必须考虑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

生育率下降并不足以解决中国人口问题

对传统人口战略的反思是构造新人口战略的出发点。人口战略是人口政策的基础。人口控制战略的政策表达就是国内外争议颇多的“一胎化”做法。这样的人口战略与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人口问题观和人口治理观有关,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的痕迹。当初马寅初先生提出新人口论的时候也不能不受计划经济思维的影响。既然物是可以计划的,人为什么不能计划?这是改革开放前的普遍思维。在改革开放之初,人口负担论、人口危机论一度甚嚣尘上,但奇怪的是,当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攀升到13亿左右的时候,类似的论调却低了几度。其实,这并不奇怪。

当我们将人口发展置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框架里考察的时候,就不难发现人口问题极其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相对性和变异性。人口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发展程度有很大关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人口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一个折射和映照。这就是“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的由来。当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成为世人瞩目的事实,我们发现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么简单,至少并不是人口数量的微小变动就足以影响经济发展的大局。正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文化的相对落后反衬人口增长压力的严峻性,而一旦制度创新引领下的中国经济突破一系列约束条件赢得持续的增长和发展,人口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也顺势转变成了人口活力和人口推力,为总体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做出巨大贡献。譬如,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所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就是很好的例证。在人口经济学理论中,有值得重视的人口推力假说。人口压力是一种中性的现象,只有在回应不了挑战之时,人口压力才会转化为人口问题。否则,人口压力可以成为科技创新的推动力,如袁隆平先生发起的“绿色革命”背后就有人口推力的作用。

毫无疑问,我国持续多年的人口控制战略是典型的非均衡战略。人口控制战略作用点主要在生育率变量上。可以说,在2000年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文件出台之前,我国人口战略的核心使命就是降低生育率。使一个高的生育率降低到一个低水平上,这是各级政府全力以赴的责任。但急刹车的做法又是矫枉过正的做法。如所周知,传统的人口战略以一胎化政策为核心。虽然我们也提“提高人口素质”,但这是文本意义上的政策,实际上还是一条腿走路。至少,一手硬、一手软的事实是很多人早就看到的。我们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可以说不遗余力,但在提高人口素质方面还有很多历史欠债。

过去的战略也可以理解为人口增量减少战略,或者简单说就是人口增长战略,就是想在21世纪上半叶尽快实现人口零增长。在人口数量问题上的确需要做大文章,如果中国只有美国这样大的人口规模,中国一定更富强,但这个假设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历史不能假设,美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不具备可比性。但与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相比,人口数量问题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言还是相对次要的问题。因为同样规模的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就取决于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的差别。

最好的预警就是问题本身的暴露。少生就是一切、数量中心主义的人口控制战略产生了严重不利的影响,带来了人口安全问题,继而留下了社会总体持续发展的隐忧。人口控制既影响人口增量,也影响人口结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生育率快速下降的一些负面后果已经暴露。当潜伏的问题初露端倪、逐渐浮出海面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就事论事地来讨论问题的本身而避而不谈政策和战略。换言之,目前我们所观察到的“生育率下降的代价问题”足以使我们对过去的人口政策和人口战略有一个很好的反思。如果我们还固守过去的思维,将与时俱进挂在嘴边,那就会累积更多的问题甚至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重要的不是有没有战略,而是有什么样的战略。简单说,就是借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来理解人口发展的历史联系。通过“现在”这个桥梁,将“过去”和“未来”联系起来。人口增长战略考虑问题是片面的,人口数量过多的挑战被过分渲染,对人口问题的相对性和制度性缺乏必要的反思。

急风骤雨式的人口控制方略被事实证明有很多令人担忧的负面后果,而和风细雨式的人口控制方略则能在多个维度上取得协同并进的良好效果。悬崖勒马,未为迟也。为人口安全、社会发展计,我们必须对传统的人口发展战略有所反思并寻求更健康的发展道路。真正从长计议的战略都具有循序渐进的特点。为保障人口安全、实现以人为本,我们必须将人口战略设定在循序渐进的轨道上来。

人口发展风险挑战社会和家庭和谐

我国过去的人口战略存在着很大的偏差,这样的偏差在效果上得到了证明,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宏观上的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问题,另一个方面是计划生育风险家庭和困难家庭不断增多的问题。或者说,一胎化政策的社会风险包括:出生性别比问题所引发的婚姻挤压,家庭存续危机和家庭养老危机所引发的人道主义灾难。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已经形成一种“低生育文化”。“低生育文化”包括了政府倡导的“独生子女文化”和草根自觉的“儿女双全文化”。理性的生育求的是“好”与“福”。儿女双全是为“好”,衣食无忧是为“福”。但过去那种“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基本没有了市场,很多调查可以支持这一判断。显然的,这“好”与“福”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无儿无女怎么可能“好”?有儿女却无后的不叫“好”(如大龄独生子女伤残病亡),独生子女也难称“好”,因为这“好”字左边是“女”右边是“子”,合在一切才叫“好”。在倡导“生男生女都一样”的今天,那么我们对“好”的新诠释就不再局限在儿女双全了,而是两全其美。中国人的“子福”观包含着对人生真谛的朴素理解。在没有性别选择的情势下,仅仅从生育的数量和构成来看,“儿女双全”可谓大福,“两个孩子”可谓中福,“一个孩子”可谓小福。在理论上,我们探询到的生育幸福的底线就是“两个孩子”,就是“两全其美”。作为人民利益代言人的责任政府需要维护的就是这种生育的幸福。在基于生育幸福理论的两孩政策框架里,至于一个家庭的自主决策究竟是生育一孩还是生育两孩,那是悉听尊便、自由选择的私权。

有一个事实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而且越是到家庭生命周期的中后期,其风险越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开始因生命周期的力量转变为“高风险家庭”。我们已经有了几千万独生子女家庭,其数量和比例在世界上是惊人的了。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存在一定比例的独生子女,但倘若独生子女人口和家庭的比例成为主要,其潜在的风险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忽视的。事实上,大龄独生子女伤残病亡的家庭数目在全国已有相当规模,而且还在悄然累积。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不仅仅是养老问题和独生子女问题。2000年我国农村独生子女夭折率是0.8%,规模达到57万。当一个成年独生子女夭折的时候,其老年父母的心实际上已经死去。独生子女的毁灭意味着独生子女家庭的毁灭。一胎化导致中国人、中国家庭输不起,认为塑造了脆弱的家庭结构。家庭人力缺乏最起码的回旋余地。独生子女是幸福的一代,但也是负累的一代。祸福相因,自古皆然。人口的安全运行已经受到威胁。这两个方面都与单打一的人口政策和人口战略有关。由于中国长期来推崇“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所以基层应该有一定的自主政策创新空间。否则的话,只能等待自上而下的改革契机了。独生子女潜在的风险一旦爆发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带来预想不到的严峻挑战。

如果说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那么以独生子女人口为主体的社会本质上就是一个风险社会。从现在的眼光看,这一判断大致包括了三个视角九个层面的理解。首先,对独生子女来说,其风险包括了独生子女的成人风险、成材风险、婚姻风险和养老风险。其次,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包括了独生子女家庭的儿女养老风险、结构缺损风险。再次,对独生子女社会来说,包括了发展风险、国防风险和责任风险。 具体来看,其涵义是:

第一,独生子女的“成人风险”是指独生子女伤病残亡的风险。其风险性就在其唯一性。特别是大龄独生子女死亡对一个家庭及其整个亲属网络精神上的打击几乎是十分沉重的。

第二,独生子女的“成材风险”是指独生子女缺乏一个良好的可以实施“同伴教育”的成长生态,难以全面发展,智力素质与非智力素质发展的不平衡几乎成为共识。

第三,独生子女的“婚姻风险”有三种情势:一是成婚难,因为独生子女容易以自我为中心,个性强烈,生活能力不一定高,现实生活中已经有父母为成年独生子女亲自找对象的新闻了;二是婚后冲突会比较多;三是婚姻寿命可能比较短。
第四,独生子女的“养老风险”是指独生子女所拥有的养老资源更少,有二种情势:一是他们没有兄弟姐妹,所以亲属的养老支持几乎是不存在的。二是独生子女群体的对不育和独子生育的偏好可能更强。

第五,独生子女家庭的“儿女养老风险”是指独生子女作为唯一的养老责任主体,注定了独生子女的养老责任重大、心理压力巨大。俗称的“四二一”家庭结构是脆弱的家庭结构,放长时段看,几乎所有典型的独生子女家庭对或多或少存在经济上支持、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养老风险。

第六,独生子女家庭的“结构缺损风险”是指结构完整的三角形的独生子女家庭可能因为遭遇独生子女的成人风险而出现结构性的缺损,严重者可导致结构的瓦解。独生子女家庭的结构缺损风险是独生子女的成人风险最严重的一种。简单说,在家庭生命周期的推演过程中,独生子女家庭风险家庭可能进一步转化为残缺无后家庭,成为家庭和社会的伤痛。

第七,独生子女社会的“发展风险”是指这么一种担心,由于独生子女群体身上存在着缺乏团队精神、缺乏吃苦精神的一定比例,所以可能会在未来时期的一定范围里影响社会发展的人力供应。

第八,独生子女社会的“国防风险”是指在非和平时期,独生子女群体的战斗力是让人怀疑的。独生子女群体是家庭和社会神经的敏感点和脆弱点。家庭的牵肠挂肚构成了社会的共同关注和政府的小心翼翼。

第九,独生子女社会的“责任风险”。这里说的责任风险是指一个文明社会的政府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越是大决策,越有大风险。风险决策必须承担起责任风险,规避风险、帮扶弱小、弥补损失、救助病患是文明社会、文明计生的四项基本通则。在鼓励只生一孩的政策导向下,政府必须为独生子女群体、家庭和社会可能遭遇的各种风险承担起防范风险、规避问题、补偿代价、解决困难的四大责任。

上述九个方面构成了无法挣脱的风险锁链,就好像生态学讲的“蝴蝶效应”,其连锁反响是巨大的、不可忽视的。应该承认,风险只是发生问题的概率,本身是可以改变的。但在继续鼓励独生的导向下,风险的放大却是必然。由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所以家庭的种种风险其实都会以各种途径转化为社会的风险和政府的责任。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风险细胞”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个社会就是不折不扣的“风险社会”。而这,显然不是我们的初衷,也不是我们的冀望。所以“独生子女文化”一旦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继续风靡新一代人口,“超低生育率”(总和生育率低于1.3,即育龄妇女平均一生所生育的子女数不超过1.3个)一旦窒息了人口增长的内在活力,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走笔至此,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忠告:不要过分陶醉于人口生育率下降所取得的暂时的胜利,少生就是一切、少生同于独生的倾向和做法已经并将继续使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生育的多与少是相对的。一个孩子是少,两个孩子就是多;如果说四个五个孩子是多,那么两个孩子就是少了。国际上,将总和生育率低于2.5定义为“低生育率”,中国更严格,在更替水平生育率(现在大致是2.1)之下才是“低生育率”。根据这样的界定,一个孩子是少,两个孩子也是少。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是使家庭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双赢,使家庭的健康和社会的健康双赢。这里,宽泛的“以人为本”转变为更易把握的以家庭为本的原则。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的是“健康家庭”而不是“风险家庭”,我们追求的是“和谐社会”而不是“风险社会”。风险家庭越少,社会冲突越少;健康家庭越多,社会和谐越多。“健康家庭”关键在结构和功能,“健康家庭”才较好地具备了抵御各种风险的结构性力量。在理论上,生育两个孩子是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但考虑到中国人口过多的事实,所以这一伦理的底线在多数地方也同时可以理解为政策的上限。虽然决策属于政府的责任范畴,求真属于学界的责任范畴,但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无论如何是决策科学化的首要前提。

“以人为本”是衡量人口和计生工作成败的终极标准

我们需要对不必要的人口增长和必要的人口增长善加区分。客观地说,由于中国人口问题具有强烈的相对性,所以虽然人口更多了,但我们的生活水平也更高了,这至少说明人口问题并不一定随着人口增长而继续恶化。因为我国转化人口影响力的正向社会机制更强大了。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在一个更加有效和公正的社会经济制度中,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人口中的“人”与“口”的关系。

毫无疑问,如果说消极的人口观是以“口”为重,积极的人口观则以“人”为重。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人”决定“口”,而不是相反。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习惯从“人均概念”出发,以致于得出人口增加越少越好、生育率越低越好这样矫枉过正的观点。“口”的要害在于数量膨胀、需求压力和乘数效应。“人”的要害在于人权保障、健康促进和能力开发。人口人口,一人一口,人才真切地体现了人口的主体性特征。一个“人”字包含着近乎无限的信息,如社会性、消费性、结构性、流动性和周期性等,这些特性也必然反映在人口的身上。将“人口”仅仅当作统计学的抽象,虽然必要却也有作茧自缚的可能。

虽然中国的人均环境资源位于世界后列,但人口控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未来人口的发展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人口结构的均衡。到了低生育阶段,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去实现一个适度的低生育水平这样的问题,而这样的适度必然包括对人口合理结构的思考。让人口数量下降的速度慢一点, 实行“软着陆”更符合人口安全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我们不能沾沾自喜于单纯数量减少的成就,殊不知成就的获得也是付出了历史的、现实和未来的成本和代价的。中国人口不能不控制,但从“人权”而不仅仅是“人数”的角度出发,那么在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的判断下,我们不能不对巨大的未支成本而担忧。我们在基层调研时发现一种值得反思的做法,就是一些地方在“生育率越低越好”的惯性思维下有劝说农村独女户放弃生二胎的倾向。事实上,到了今天,我们需要思考的反而是如何去控制独生子女风险家庭的比例和规模的继续提高的问题了,以人为本的政策取向或许应该是鼓励这些农村家庭用足政策性生育资源。历史会证明,这是可以使社会和家庭利益双赢的更好做法。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降低生育水平主要还是依靠外在的政策性力量的话,那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导致的生育成本的上升和生育效用的下降,则更多地依靠了内在的生育理性的觉醒,或者说内在的自觉少生意识的形成。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低生育率发展阶段。

人口不仅是控制的对象,更是投资和发展的对象。21世纪是倡导“人脑论”的世纪。从过去单纯通过降低生育率达到“节流”的目的,到现在的节流(控制生育增量)和开源(开发人力资源)并举,反映出人口治理观念的变化。在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地发育、政策环境不断优化的条件下,人口作为负担的因素被消解,作为资源的力量得到激发,特别是人口身上蕴藏的脑力资源日益得到重视。要使未来的人口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和谐,投资人口、开发人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根本出路。在控制人口的同时,也要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要素的合理配置。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人的发展方向、程度和绩效。

“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的基本含义是在生态平衡和社会公正的框架里尊重人类选择的权利,扩大人类选择的机会,增强人类选择的能力。人口控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一个过度增殖的人口将以损害人口质量的提高和人类尊严的保障作为代价。如果人多了只是穷人多了的话,人的边际价值就会下降,人的尊严就会逐步丧失。那么质量和价值都会大打折扣。正如意大利人口经济学家卡洛. M. 奇波拉在1962年《世界人口经济史》所指出的:“如果人口数量的增长超过了某些关键点,人口质量与人口数量就很可能会发生竞争。” 18世纪中叶的中国已经是人满为患。当时英国派驻中国的大使私人秘书在游历中国的过程中曾经留下一段文字描述了人口过剩的情景,他在广州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一群人拥向一条大运河的岸边,其中有几个人爬上一只旧船高高翘起的船尾,突然,这只不堪重负的船散架了,船上的人全部落水。尽管出事地附近有很多船,但没有一只船去救援正在水中挣扎的人,只看见有个家伙正忙着用带勾的篙子去捡一个溺水者的帽子。”这种情况为什么发生呢?是因为人太多而帽子太少,演绎开来,就是人太多而资源太少,所以出现了人命不值钱的情况。在资源的约束下,为了生存,更多的人只是分享有限的资源,却无可能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提高人口的质量和保障人类的尊严。

质量优先的人口发展战略强调将较多的资源用于提高人口的质量,其中包括更多的技能和更高的道德。这同样有“均衡发展”的内在要求,二千多年前,柏拉图曾经指出:“富有本身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如果是愚昧无知的人支配财富的话,那么,富有比贫穷更不幸,因为它会比贫穷更强烈地使事情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如果由智慧和有知识的人支配财富的话,那么富有就是一件好事。” 道德进步必须和技能的改进和经济的发展相伴随。经济发展的同时若无人口素质的提高,人类就会陷入“贫困的富裕”的陷阱,所以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文明品质的提高为依归。

质量优先人口发展战略具有巨大的发展效应,就是对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点已经被无数历史的经验所证明。譬如,日本二战以后的经济起飞和明治维新时期开始的质量优先的人口发展战略有直接的联系。德国战败后能迅速崛起也与人力资本的大量储备有关。更不要说美国了,美国是得天下英才而用之,所以美国的国力最强盛。如果看得更远些,人口素质的提高比之人口数量的控制对于经济的持续发展意义更大。

人口也是多种力量的形态存在,人既可以是植树造林的主体,也可以是毁林填湖的主体,所以人口既可以是“亲生态的人口”也可以是“反生态的人口”。我们的目标是要尽量把人口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力转变为建设力。实现人口的合理分布,加强对国民的生态教育,同时要继续反贫困,通过技术和制度的创新帮助一些人口摆脱对自然的简单依赖,采取综合措施来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以人为本的制度创新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都可以产生调节人口的机制,使人口和资源环境的关系更加和谐。

构造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社会机制

人口健康、均衡、持续发展的战略必须从“数量中心主义”的泥潭里走出来。新人口战略的基本框架可以概括如下:以“人口发展”而非“人口增长”来规划人口战略,坚守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就是只有家庭的健康才能换来社会的健康,只有家庭的发展才能保障社会的发展。人口均衡发展战略以实施“健康家庭计划”为核心目标,新人口战略建立在家庭发展和人类发展的基础之上,也就是“以人为本”。具体体现在保持人口结构的健全为优先目标,同时兼顾人口总量的控制,城乡生育权限对等,通开二胎生育,而对多胎生育则实施人道的社会控制。

城乡开通二胎生育以下几个特点:(1)城乡平等的生育权限,对生育权利的尊重也是对人口规律的尊重。这么做既能保证人口安全和家庭健康,人口增殖也相对缓慢。(2)男女平等,无论男女(指新生儿),只限二胎。(3)在做法上,淡化行政强制色彩,强化利益诱导和文化熏陶。

开放二胎会不会导致有些夫妇和家庭变本加厉,超生到三胎及以上?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湖南常德和河北承德等地“二胎加间隔”的试点取得成功,从实践上证明了开放二胎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从理论上分析,现在有不少人一说生育政策调整,神经就紧张,本能抗拒,成了一种条件反射。经过多年的工作,不少同志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的定势甚至是思想上的禁锢,生育政策调整这个话题成了一个无形的禁区。新人口战略的设计和实施要从解放思想开始。思路决定出路。生育政策的必要放松并不是无原则的,而是为了确定更合理的生育权限。常识告诉我们,压得越紧,反弹力越强;放得越送,反弹力越弱。有人认为,放松的同时,反弹力也加强,这是一种想当然的认识。从一胎到两胎加间隔的演变在反弹力方面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反弹力是因为意愿得不到满足而导致的,这是问题的结点。如果意愿得到满足和释放,反弹力自然消散。从反弹力会增强的角度来反对生育政策调整,可以说是舍本逐末。当代理论界的一些认识值得反思。如果保持同样的人口控制力、人口控制机制,那么生育的反弹特性只会弱化。政策调整是为了建立更平衡、更稳健的人口发展机制。人口的发展需要建立在稳健的人口结构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的哲学是在稳健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健。

中国的人口发展已经到了关键的时期,超低生育率的出现是一个不妙的讯号。易富贤先生以官方统计的总和生育率和湖北、北京两地小学入学人数的减少证明了这一点。特别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关注“政策生育率”和“意愿生育率”的区别和联系。当意愿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之后,所谓生育率反弹的命题就失去了成立的前提。而笔者担心的是,当意愿生育率达到超低水平的时候,生育率的调整可能就失去了时机。当意愿生育率略高于政策生育率时,我们就要寻找一个均衡点,确立一个适度的低生育水平变动空间,从而根据人口规律及早做出调整。换角度思考之后,在适度低生育理论的指引下,我们蓦然发现:所谓低生育水平不够稳定、具有反弹特性,不是坏事,恰恰是机遇,而且是稍纵即逝的战略性机遇。

如果说人口控制战略是单极战略,那么人口发展战略就是平衡战略。实施这样的战略目前认识更清楚,责任更到位,条件更成熟。我们对人口问题、生育问题的认识需要结合一个重要的概念性框架来进行,这就是“生命历程”或者说“生命周期”(life cycle or course)。在讨论人口控制必要性的时候,我们常常提到“生育成本”这个范畴,包括了生育的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社会抚养费就是基于外部成本理论设计的)。但如果引进生命历程的概念,我们就不难看到一个事实,生育的成本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投资,所以它有预期的回报。也就是说,我们大概可以将纵贯生命历程的生育效应理解为成本效应和收益效应两种,因此生育的生命周期就是生育的投资期和回报期的结合。

与生育的生命周期理论对应,我们还必须关注一下“生育责任”问题。生育责任的理解有一个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譬如政府实施人口控制体现的是政府对社会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新型生育文化就是社会主义的生育文化。在生育的生命周期早期,我们强调的生育责任是家庭、夫妇和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这就是人口控制的要求;到了生育的生命周期后期,父母年老,孩子长大,家庭养老功能缺损问题提出来了。这提醒我们:第一是生育控制的好坏要考虑到家庭养老保障的需要(其实生育控制的界度需要有多个维度的考虑);第二是社会应该反哺家庭、夫妇和个人。当生育率的大幅度、可持续的下降为经济发展创造出良好条件的时候,就有一个让千千万万计划生育家庭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问题。所以到了生命周期的后期,需要强调的是社会、政府对家庭、夫妇和个人的责任。贡献与回报、义务和权利构成了天然的对应关系。

透过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及各地地方性法规的实施,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人口控制的社会机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简单说,就是从以人数为本的计划生育开始逐渐转向以人权为本的计划生育,计划生育的工具理性得到保持的同时,人文关怀得到了加强。计划生育本身不是目的,促进人类健康、家庭幸福、社会进步才是人本主义计划生育的取向。过分纠缠于工具理性,可能导致计划生育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异化。说通俗一点,计划生育的工具理性就是少生就是一切,一切计划生育的举措都是围绕着人口数量的控制展开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生育率下降成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现在低生育目标已经实现多年而且相对稳定了,同时越来越多的计划生育家庭开始面临养老等实际问题。考虑到家庭生命周期的发展,如何促进和保障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的优生优育、经济富裕、家庭幸福、老有所养,就成了突出的大问题。这显然不是工具理性所能解决的,而必须给予人文关怀、道德关怀。利益共享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的提出是对利益导向机制的丰富和发展。

人口控制的利益导向机制内容更加丰富、机制更加完善、效果更加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1)注意到了利益共享问题。也就是,计划生育家庭对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在人口控制之初,我们接受了一个假设:计划生育、人口控制将利于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过来,我们可以说,社会经济所取得的进步有千千万万计划生育家庭的贡献和牺牲。所以在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之后,就要反过头来对众多的独生子女家庭进行利益上的激励。证明一下国家的根本责任是通过计划生育来实现家庭幸福和社会进步的双重目标。《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一条第四款是这么规定的:“独生子女父母,女方年满五十五周岁,男方年满六十周岁的,每人享受不少于1000元的一次性奖励”。虽然杯水车薪,但表明了政府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态度,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2)注意到了利益补偿问题。也就是,当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遭遇了意外风险陷入困境的时候,政府必须伸出援手。比方,大龄独生子女伤病残缺对已处在生命周期晚期的计划生育家庭来说,他们是为国家做出了巨大奉献的家庭。在汉语中,“奉献”和“风险”巧妙谐音,令人玩味。独生子女家庭所面临的风险本质上是奉献型的风险,也是一胎化主导的生育政策所隐含的内源性风险。《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三条是这么规定的:“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指使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或者收养子女的,女方年满五十五周岁,男方年满六十周岁的,所在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给予每人不少于5000元的一次性经济帮助”。

虽然地方性法规有了明确的利益共享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但从产生的效果来说,依然是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一胎化政策本身所带来的巨大风险。5000元的经济补偿不可能解决丧失了大龄独生子女的父母的养老之需。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当初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的话,他们至少在情感生活和实际生活上还有一个依靠。但含辛茹苦抚养长大的孩子突然出事,白发人送黑发人,老来无靠且不说,精神上的打击是任何补偿都不可能弥补的。

所以我们必须深入到政策的核心来思考。简单说,以倡导独生子女为主体的一胎化政策是一个隐含着巨大风险的政策,即便从历史的眼光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台这样的政策也并非没有更好的选择。说到底,这是一个在左的思潮还深具影响的年代所做出的决策。从文革的内乱中站起来的中国太想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了,这个着眼于宏观经济的战略思考给人口决策以巨大的影响。

“人口均衡发展战略”的要义

2003年3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改名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在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趋势中,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反而改成“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使命更大,责任更重。这一改变不是一个简单的易名,而是我们不断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必然结果。各级政府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有两个重要使命:一个是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另一个是加强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协调。这是多年来倡导大人口观的结果。在很多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最终实现了,说明规律性的现象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计划生育到人口与计划生育、从人口增长到人口发展、从人口到人口与发展,这三个方面的历史变迁都预示着人口战略的调整是必然的。以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为契机,我们大致可以将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划分成两大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从开始全国性的计划生育到决定的颁布,任务是降低生育率;第二个阶段是正视生育率下降后果的历史时期。

现在是到重新调整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时候了,或者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战略调整的机遇期。中国入世以后,持续的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本(蕴藏在劳动者身上的健康存量知识存量和技能存量),这是毫无疑问的信号。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出现了知识经济的新态势。这对人口发展战略的设计有重要的意义。譬如,国家教育部提出要实现中国从一个人口大国变成人力资源大国的宏伟设想。

从“人口零负增长战略”到“人口均衡发展战略”是历史的必然,早调整早得益。人口均衡发展兼顾人口增长与人口结构、人口控制与人类发展。

人口均衡发展要重视“安全效应”和“发展效应”的互济性。我们考虑较多的是一定假设条件下人口减少的社会经济效应,而较少考虑人口控制对人口过程的负面影响。如果说“安全效应”是内部效应,那么我们可以将“发展效应”理解为外部效应。问题的关键是外部发展效应是内部安全效应的一种转化,也就是说,如果不能确保人口系统的安全运行,那么人口系统对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系统促进发展的效应也将很难预期。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上不确定的,并不存在人口增长一定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情形。其中,制度安排应有关键作用。但计划生育对家庭发展的影响却相对确定。我们所带来的代价根本上是对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的损害。

在性别结构问题上,就是众所周知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多年来的持续升高和偏高问题,结果就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生态失衡,男女婚配将在今后出现问题,在一对一的婚姻市场里,必将有些男性无法找到配偶,据人口学者的估计,婚姻市场上过剩的男性人口大约有几千万之多。但食色性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今天的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在今后会演变成严重的拐买妇女问题和性罪错问题等,导致社会的不安全。

在年龄结构问题上,就是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从根本上削弱了家庭养老的功能,导致未来少子女老龄化面临更加巨大的挑战。没有家庭的健康,谈不上社会的健康。所以,如何重建一个坚强有力的家庭结构,是人口政策调整必须认真考虑的。

从生命周期角度看生育风险,则有生育的早发风险和生育的晚发风险。生育的早发风险有生殖健康问题(在过去,生育是鬼门关),孕产妇死亡率、婴幼儿死亡率、伤残率。生育的晚发风险包括了生存风险(孩子的伤病残缺风险)、关系风险(代际冲突)和保障风险(老而无养、老而难养)。

独生子女政策的成绩在人口总量控制上是巨大的,不容抹杀,也不能否认。但变换角度,我们也应当实事求是、富有责任感地看到独生子女政策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有巨大隐忧。此一时,彼一时。我们要有发展的眼光看待独生子女政策的效用。人口发展战略不能看一时一地的人口,而是必须放眼远望、瞻前顾后。

本文的建议是:及早回到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更加公平、更少风险、更大效用的“城乡通开二胎生育政策”,这不仅有利于家庭结构的健康而且有利于社会的安全、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既能实现人口适度增长也能促进社会安全发展的平衡决策。中国要控制人口,但更要在均衡的格局中实现这样的目标。一个优良的人口政策不能单打一,必须从长远的观点出发兼顾人口数量控制和人口结构平衡。过分强调数量问题,很容易今后在人口结构上付出沉重代价。矫枉过正、物极必反、欲速不达,古有明训。同时,一个实事求是的政策也必须考虑到在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中交织着发展的“本土文化”的适应性,特别是生育这种与大小文化紧密相连的人类行为,我们要尽量减少与文化的冲突,更好的做法是在妥协中引领、在引领中建设,逐渐达致政策与文化的协同并进。任何冲突本质上都是对“社会安全”的冲击和消解。因此,无论如何,减少冲突、降低风险是建构生育政策必须考虑的重要维度。这样的战略抉择非大智慧大勇气不可为。我们时刻处在历史严肃的拷问之中。早调整一天,未来的风险就可能减少一份,社会发展就多一份安全保障。

毫无疑问,健康的家庭是一个社会健康运行的基础,健康的社会是由一个个健康的家庭细胞组成的而决不是相反。如果一个社会充斥着不健康的甚至是破败的“细胞”,那么这个社会不但不健康反而是不安全的。这是我们构筑新人口战略的前提性、公理性认识。所以,一个科学合理的人口发展战略必须坚定不移地建筑在家庭健康发展的基础之上。实施“健康家庭计划”是人口均衡发展战略的前提。

从计划生育角度说,健康家庭的关键在结构的健康,“一胎化”所带来的最大风险是生存风险和养老风险,而且这两大风险彼此关联。孩子发生伤病残缺,养老也就没有冀望;孩子发生夭折,父母不能再育,精神上的巨大打击足以剥夺这个家庭的全部希望,毁灭这个家庭。即使孩子相伴到老,一个孩子的养老负担也过于巨大,现在独生子女所享受到的“好”是物质的,也是暂时的,一旦到生育生命周期的晚期,独生子女当年获得的“关爱”就要转化成奉养父母的“责任”。独生子女不一定是问题家庭,但一定是风险家庭,这个性质并不会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而改变。

如果真正实现“健康家庭计划”,那实际上是“结构优先、兼顾总量”的人口发展战略。“健康家庭计划”和“人口均衡发展”相呼应。城乡通开二胎生育计划,给大众一定的生育选择权限,但生不生却是微观决策者自己的事情。人口健康、均衡、持续的发展战略要从“健康家庭计划”入手,使生育的风险降低、使生育的效用增强到可以接受的水平上。人口均衡发展战略以“社会和谐发展”和“家庭幸福发展”为本位,这才是目光远大的发展战略,但均衡发展并不是平均分配力量,依然有所侧重。社会和谐发展和家庭幸福发展的重要性远甚人口数量控制。均衡的人口发展深层面的含义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人口结构的健全,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样的人口战略符合中华民族当前的和长远的福利最大化目标。

 

 

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口政策调整

易富贤

《社会科学论坛》

2008年6月

学术对话(特约主持: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

   《社会科学论坛》编者按: 已在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实施长达三十年的强制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是否应当调整,今年来成了一个热点话题,特别是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期间此问题更是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2008年3月2日全国政协十一届第一次会议新闻言人吴建民宣布中国在考虑调整人口政策,而国家计生委官员却说要长期坚持现行政策不动摇。中共十七大报告强调“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这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将产生什么影响?计划生育政策是否需要调整?本刊就此问题约请了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先生撰写了《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反思和抉择》一文;2008年4月25日,本刊特约记者又就此问题对民间人口与生育问题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Scientist、《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博士进行了书面采访。

     计划生育问题是关系到我国众多家庭、个人的大问题,本期刊登两位先生的文章,以期引起大家的关注,并欢迎读者投稿,各种观点展开讨论。

1、本刊特约记者(以下简称记者):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要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有人认为只有大幅度减少人口才能发展,你能否分析一下十七大报告对人口政策调整的指导意义?

2、记者:中国GDP总量虽然排在世界前几位,但是由于人口分母太大,中国人均GDP却排名很后。你认为通过降低人口分母能够提高人均GDP吗?

3、记者:现在放开人口政策后老百姓也养不起两个孩子,人口政策还有必要调整吗?
4、记者:中国人均资源很少,有的学者认为最适人口只应在7亿甚至3亿,减少人口可以提高人均资源。你对这个观点有何评论?
5、记者:现在全球面临粮食危机,中国的粮食价格也不断上涨,有人认为为了粮食安全,人口还是应该降低一些才好。你认为如何?
6、记者:不少人认为,人口太多导致中国的环境恶化,只有将人口降下来,才能改善环境;并且今后面临全面变暖,将人口降下来将有助于应对气候危机。你认为如何?

7、记者:老百姓普遍认为,现在就业压力大就是因为人口太多。你认为减少人口能够解决就业问题吗?
8、记者:很多知识分子认为人口素质比人口数量重要,粗养两三个孩子,还不如精养一个孩子。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9、记者:有人认为今后国防不靠人,靠科技,人多人少意义不大,人口太多会挤占国防科研经费。你觉得计划生育对国防安全有什么影响?
10、记者:很多人担心,如果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会大幅反弹,又不利于人口的健康发展。你觉得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会反弹吗?记者:很多人担心,如果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会大幅反弹,又不利于人口的健康发展。你觉得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会反弹吗?

11、记者:你认为停止计划生育后会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吗?

本刊特约记者(以下简称记者):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要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有人认为只有大幅度减少人口才能发展,你能否分析一下十七大报告对人口政策调整的指导意义?

易富贤(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Scientist、博士,以下简称易):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

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发展,之所以是科学的,就在于它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而不是竭泽而渔式的发展。人是以人为本的本,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人口本身必须持续发展,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目前发达国家需要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需要妇女平均生育2.5到3.3个孩子[2]。由于非正常死亡率和出生人口性别比都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育龄妇女人均生育孩子数)需要在2.3以上。考虑到不孕不育症(中国育龄人群的不孕不育比例从1970年代的1%-2%上升至现在的12.5%左右)[3]、单身、丁克等人群,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孩子。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稳定低生育水平”。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认为:“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4]。可见中央是要求在以人为本、可持续的前提下稳定生育率,而不是降低生育率。但是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并没有稳定在中央所要求的维系可持续发展的低水平(世代更替水平附近,至少也得在1.8左右),而是从1990年的2.2左右的低水平快速下滑到1990年代中期的1.3左右的超低水平,2000年更是降低到极其危险的1.22 [5],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33 [6]。这还可以从近年小学生锐减,小学大量关闭得到佐证。中国教育部“200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的小学生在校生人数3年锐减了将近1300万,小学减少了9万所。2005年全国小学在校生人数10864.07万人,比上一年减少381.04万人[7]。2000年底湖北省共有近3万所农村中小学校,但由于农村生源减少,2005年底全省农村中小学仅剩15165所[8]。北京市由于外来移民(包括农民工),总人口在逐年增加,但是小升初人数却从2000年的18万人减少到2005年的8万多人[9]。

由于生育率不能稳定,中央的人口目标也无法实现。2000年底中国人口为12.6743亿,“十五规划”人口控制目标是2005年13.3亿,如果生育率稳定的话,这五年需要增加6257万人口;但统计局数据显示2005年底中国人口才13.0756亿,五年只增加4013万,只相当于预期的64%。2005年1月6日是中国13亿人口日;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2005年11月14日说“按照目前的总和生育率1.8预测,我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达到13.7亿”[10],意味着如果生育率稳定在1.8的话,2005年到2010年这6年每年需要增加1167万人口。由于死亡人口逐年增加,那么2005年、2006年、2007年人口增量需要远高于1167万。但是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显示2005年、2006年、2007年人口增量分别只有768万、 692万、681万(实际上可能只有400万左右)[11,12,13]。这说明中国的生育率根本无法稳定在1.8的低水平。

导致生育率无法稳定而且不断下降,有下面几个原因:

1、1990年代以来分配率不断降低,而又进行了一系列产业化(住房、教育、医疗等)改革,使得民生压力增加,养育能力降低。
2、随着经济发展,养育成本本身也在不断提高。
3、就业模式的改变,使得生活节奏加快,婚龄、育龄延迟,避孕率增加。
4、结婚率降低,离婚率升高。
5、生育能力急剧降低。
6、单身、丁克、同性恋等。 
7、电视、电脑等娱乐活动等导致婚内性生活减少,无性婚姻兴起;而婚外性生活却泛滥。

这些因素导致中国的生育意愿不断降低。《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现在全国生育意愿平均只有1.73,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只为1.78个和1.60个,未婚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为1.46个[14]。由于有不孕不育、单身等人群的存在以及养育能力的限制,生育率会远低于生育意愿。比如日本生育意愿一直高于2个孩子,但是实际生育率却只有1.25左右。台湾省2006年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2.29人,已婚妇女的理想数较高为2.53人,只比20年前少0.5人,但是实际生育率却大幅滑落,从1986年和2000年的1.68人,降到2006年的1.1人[15]。

目前中国的生育意愿只有1.73,即便没有任何生育限制,生育率也不可能达到1.8。而中国却又执行非常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根据国家计生委发言人、法规司长于学军提供的详细数据计算[16],中国的政策生育率只有1.38。现在至少有15%的夫妇不生育,那么响应政策的话平均每个妇女只生1.17个孩子[17]。这就意味着需要出生人口超过三分之一是超生的才能使得生育率达到1.8,需要出生孩子有一半是超生才能使得生育率达到世代更替水平,但是国家计生委的数据显示“超生孩子占不到6%”(计划生育率高达94%)[18]。可见现行人口政策已经导致人口本身难以持续发展。中国人口政策面临着方向性调整。

记者:中国GDP总量虽然排在世界前几位,但是由于人口分母太大,中国人均GDP却排名很后。你认为通过降低人口分母能够提高人均GDP吗?

易:希望通过减少人口分母来提高人均GDP的前提是分子(GDP总量)是固定的。但是事实上GDP分子并不固定,而是依赖于人口分母。

“十一五”规划提出到201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2006年3月8日,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潘贵玉做客新浪网说:“我在这个两会上大声疾呼要重视分母,要大家一起像抓分子一样地抓分母,如果只注重分子不控制好我们的分母,‘十一五’规划不可能实现,将是一纸空文” [19]。

我们以下面4种人口方案来分析通过减少分母,是否真的能够提高人均GDP:
1、统计局资料显示2005年底中国人口是13.0756亿,“十一五规划” 的2010年人口控制目标是13.6亿(平均每年增加1049万,以每年死亡900万计算,这5年需出生9744万)。
2、2010年人口只增加到13.4亿(平均每年增加649万,这5年出生7744万)。
3、2010年人口增加到14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平均每年增加1849万,这5年出生1.3744亿)。
4、2010年人口降低到12.6256亿(一个孩子都不生,每年死亡900万)。

2000年我国人均GDP是7086元,到2010年翻一番的话,达14172元。以13.6亿人口计算,2010年总GDP为192739亿元。这192739亿元,13.6亿人口来分,人均14172元;13.4亿人口来分,人均14384元;14亿人口来分,人均13767元;12.6256亿人口来分,人均15266元。第2个方案比第1个方案人均GDP只多1.5%,但却少生2000万人口;第3个方案比第1个方案人均GDP只少2.86%(其实并不一定真的减少2.86%的收入,因为人口刺激消费和生产,这多出的4000万人口的消费增加GDP总量),但是却多生41%孩子(4000万人口;他们今后创造的财富是多少?);第4个方案比第1个方案人均GDP只多7.72%,但却少出生9744万人口(数千万家庭今后将老无所养)。这还只是从五年的角度看,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停止计划生育对今后更有利。可见指望通过降低人口分母来提高人均GDP是行不通的。

Amartya Se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通过比较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增长率和人均GDP的增长率,也认为降低人口增长并不能提高人均GDP [20]。

十七大的以人为本全面回答了科学发展观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谁发展(发展为了人民)、靠谁发展(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而理顺了GDP分子与人口分母的关系:发展为了人民,而不是为了发展而减少人口;发展依靠人民,GDP是依靠人民的劳动和消费而增加的,人口是“母”,GDP是“子”,没有“母”就不会有“子”;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创造的GDP应该服务于人口本身的发展,恢复人口本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记者:现在放开人口政策后老百姓也养不起两个孩子,人口政策还有必要调整吗?

易:如果主流家庭养不起三个孩子,生育率达不到更替水平,意味着人口已经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说明社会分配制度出了问题。应该改革分配制度以恢复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而不能顺应不正常的分配制度而少生孩子。

中国现在民生压力大、养不起孩子,有下面一些原因:1、工资总额占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降低,2005年只占到10.91% [21]。百姓收入总额(工资收入、福利、农民收入、其他收入)占GDP的比重不足22% [22]。而其他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如日本1999年分配率为54.18%,美国2000年分配率为58.31%,德国2000年分配率为53.84%,英国2000年分配率为55.27% [23]。

2、中国行政成本居世界第一: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87倍(远远高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和GDP的增长),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4.71%上升到19.03%,并且近年来还在以平均每年23%的速度增长[24]。2005年10月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宜勇告诉《第一财经日报》,政府已经掌握了社会剩余产品总价值的87.5%,留给社会的只有12.5% [25]。

3、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在基本民生方面(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的投入占GDP比例比非洲贫困国家还低[26]。比如,国家对教育投入之少是世界罕见的,仅占GDP的2-3%,远远低于联合国要求的6%,中国人均教育公共支出在世界153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145位。管理部门又将医疗、教育进行产业化,地方当局更依仗其唯一的土地供应者的强势地位操纵房地产。一方面,民众履行了纳税义务,却需要为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向垄断行业再支付一次不合理的代价;另一方面,民众的基本民生需求,反而成为了部分政府机构及相关的垄断行业的滚滚财源。

主流家庭养得起三个孩子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应该将能否养得起三个孩子作为贫困线。现在中国主流家庭养不起三个孩子,说明主流家庭都在贫困线以下,就需要政策扶贫,需要彻底改变分配制度。假如百姓收入总额从目前的占GDP的比重不足22%上升到50%,将行政成本、住房、医疗、教育开支降低到正常水平,还会养不起孩子?

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但分配不公已经开始威胁社会和谐。因此党中央高度重视分配不公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十七大报告共十二部分,其中第八部分标题就是“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胡总书记认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两大支柱,二者之间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人口政策调整,提高分配率、改善民生、降低养育成本,让主流家庭养得起三个孩子,才能恢复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和谐关系,社会才能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

记者:中国人均资源很少,有的学者认为最适人口只应在7亿甚至3亿,减少人口可以提高人均资源。你对这个观点有何评论?

易:1980年代宋健、田雪原等学者提出我国“7亿适度人口”的观点 [27],这一观点被主流人口学家坚持至今[28]。2006年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伟雄认为中国人口规模应保持在5-8亿,计划生育应再坚持一百年[29]。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认为中国人口应该回落到3亿。2006年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潘贵玉说:“要是我们中国只有两三亿人口,现在一定是很神气”[19]。其实在国际社会,“适度人口理论”一直受到许多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的批评。

假如7亿“适度人口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从纵的方面来看,在1960年,中国人口数量就符合这个“适度人口”,但那时中国正处在大饥荒之中。从横的方面来看,在世界各国中,有的富国人口密度很大(如日本、德国),按照“适度人口理论”,这些国家早已超出了“适度人口”,但这些国家还在鼓励生育;有的穷国人口密度很小(如索马里、尼日尔),按照“适度人口理论”,这些国家还达不到“适度人口”的数量,但这些国家却出现了“人口过剩”。

俄罗斯、加拿大面积比美国要大,人均资源丰富,人口分别只有1.4亿和3000万,但国力远没有美国强。巴西自然资源丰富,气候良好,面积851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的91%,中国的89%;巴西人口1.9亿,只相当于美国的63%,中国的14.6%,但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基本一致,综合国力还不如中国,中国目前在发展中所碰到的问题在巴西照样存在。巴西并没有神气起来。阿根廷面积是印度的84%,人口只有印度的3.5%,但在国际上神气的将是印度而不是阿根廷。

我在《大国空巢》一书的第5章已经详细分析,资源分布很不均匀,集中在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如果都依照美国标准,那么全世界人口应该从现在的65亿减少到10-20亿,日本人口应该从现在1.275亿减少到2、3千万。中国绝对算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均资源也不错”。中国的所有资源总量在全球都位居前列:农用地面积全球第一,国土面积、矿产资源全球第三,森林面积全球第五,淡水资源全球第六。由于资源分布很不均匀,“世界平均”意义不大,低于“世界平均”并不意味资源不够。前苏联、大洋洲、美国、加拿大、蒙古国这五个地区人口不到全球10%,但是陆地面积超过全球39%。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大洋洲、南美洲人口占全球13.7%,但却拥有全球36%的耕地。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南美洲、大洋洲、刚果这六个地区占全球人口14.5%,但却拥有全球65.7%的森林面积。南美洲、俄罗斯、加拿大、印度尼西亚、美国、大洋洲、缅甸、刚果这8个地区人口占全球18.8%,但却拥有全球64%的水资源。大洋洲、南美洲、美国、前苏联、蒙古人口不到全球14%,但却占有全球草原面积的48%。前苏联、美国、南非、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加拿大、德国、英国8个地区人口占全球13%,但却拥有全球62.3%的矿产资源。除了资源丰富的少数几个国家外,中国人均资源并不处劣势,比如,全球16%的人口人均矿产资源是中国的8倍,但中国人均矿产资源却是另外84%的人口的1.56倍。中国“资源短缺”的原因主要是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人口过多”[30]。

比较资源丰富和资源贫乏的国家,发现经济水平并不完全由人均自然资源决定的,因为人口资源才是第一资源,是中国最大的优势资源,是发展的核心。人是“本”,能够将“非资源”(如氮气、太阳光)变为“资源” (氮肥、太阳能),这种新资源的增加是“乘法”地增加的,而人口本身对现有资源的消耗却只是“加法”地增加。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不断将“非资源”(比如过去的煤和石油)变成“资源”的过程,生活水平也因此不断提高。

孔子曰: “尽美矣,未能尽善”。 2005年中国人口中1970年后出生的7亿。2005年之后一个孩子都不生的话,今后平均寿命为76岁的话,中国人口也要到2046年才能降低到7亿,但那个时候最年轻的妇女也已经有41岁,绝大多数已经丧失生育能力了,几十年后中华民族灭绝。随着科技的发展,最适人口不断增加(古代中国连1亿人口都难以承载)。就算1980年的时候最适人口确为7亿,难道2046年中国最适人口还是7亿?

人是“本”,自然资源是“末”,想通过减少人口来提高“人均资源”是舍本逐末。不用说中国人口减少到7亿,即使3亿甚至几千万,要想保证现有的生活质量,现有不可再生资源(如石油)不过是多维持几十年、上百年罢了。要从全球化角度看待资源,即使中国一个孩子都不生,留著资源给其他国家,也不过多用几十年。因此人类要存在和发展只有一条路可走:依赖于科技进步开发新资源(包括可再生资源),而科技进步依赖于足够数量、合理结构的人口。减少人口意味着减少今后的新资源。因此要提高人均资源,不能靠减少人口,而只能依靠科技创新。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人是自主创新的主体,因此人口本身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记者:现在全球面临粮食危机,中国的粮食价格也不断上涨,有人认为为了粮食安全,人口还是应该降低一些才好。你认为如何?

易:一个国家的农业用地是人口承载力的关键要素。农用地包括耕地、长期作物用地、草原三者之和。全世界人口上2千万的国家共有52个,人口57.3亿,占全球人口88%。以人均农用地计算,中国排名第32位,排在中国前面的31个国家人口18.08亿,排在中国后面的20个国家人口26.09亿。就是说,除中国以外,40.9%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多,59.1%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少。从人均耕地计算,中国排名第35位。英国、荷兰、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的人均耕地都比中国少,台湾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大陆的三分之一左右[30]。

并且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很多(如气候、土质、日照、灌溉等),人均耕地多并不意味着粮食产量多,比如我国的水稻亩产为420公斤左右,日本为440公斤,印度只有200公斤。中国很多地方适合种植两季甚至三季,而其他很多国家却只能种植一季。印度人均耕地是中国的1.36倍,但中国粮食在近年产量最低的2003年也还有4.31亿吨(1998年为5.12亿吨,2005年为4.84亿吨),而印度2003年的粮食产量只有2.49亿吨(中国1980年粮食产量就已达3.21亿吨),中国2003年的肉类、禽蛋、水产品、水果产量均大大超过印度[30]。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及农业现状2006年》的资料,人均每天膳食热能供应,世界平均为2790大卡,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660大卡,发达国家平均为3490大卡;中国为2940大卡,在全世界172个国家中位居57位,稍低于韩国的3040大卡,高于印度的2440大卡、日本的2770大卡 [31,32]。中国人均每天蛋白摄入量为82克,在全世界172个国家中排名 64位,远高于印度的57克,低于韩国的89克、日本的92克。中国人均每天脂肪摄入量为90克,在全世界172个国家中排名 56位,高于印度的52克、韩国的78克、日本的86克[32]。

由于世界耕地分布极不均匀,粮食生产也极不均匀,大多数国家粮食都或多或少依赖进口。韩国粮食自给率只有25.3%。日本的粮食自给率长期低于40%,不过,不同的粮食品种自给率差别很大,大米的自给率为94%,而小麦的自给率只有12% [33]。全球165个参评地区中只有32个地区谷物粮食自给率超过100%,中国自给率为94.6%(排名45位),巴西为86.8%(排名50位),日本为24.2%,韩国为32%,台湾只有19.1% [34]。全球175个参评地区中只有53个地区蔬菜自给率超过100%,中国自给率为101.2%(排名39位),日本为80.8% [35]。全球175个参评地区中只有48个地区肉类自给率超过100%,中国自给率为99%(排名67位),日本为52.5%,韩国为79.1% [36]。全球91个参评地区中只有37个地区鱼和海产品自给率超过100%,中国自给率为93.3%(排名40位),日本为48.4%,韩国为88.3%,法国为39.30%,连美国也只有73.9% [37]。

就是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在世界上还处于上游,与日本、韩国等国也没有什么差别,并且中国粮食自给率高于95%。如果中国因为担心粮食危机而需要计划生育的话,那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需要计划生育,但是世界其他国家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不少国家反而在鼓励生育。

可见,从农用地和耕地角度看,中国并不处于劣势,从资源角度讲,粮食是不难解决的问题。但是从长远看,威胁中国粮食安全的将是人口结构—无人种地!肉荒、粮荒,归根结底是人荒。

其他地区(日、韩等地除外)的工业化过程人口都还快速增加,既满足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农村又还留有充足的劳动力,且提高农业机械化,粮食无忧。但计划生育却使中国走了一条畸形的工业化道路,城市出现民工荒,农村出现空壳村庄、留守儿童,无人种地,机械化却又滞后。中美经济现代化差距百年[38],美国1910年农业就业人口还占32%。能指望中国农民一夜之间跨越百年赶上美国现在的生产效率?中国的主粮是水稻,但是目前水稻机收水平为33.5%,水稻机种水平才7.14%[58],如果劳动力突然过度减少,吃什么?

计划生育的初衷是提高人均耕地(其实中国并不低),但实际结果是无人种地,那么提高的人均耕地又有什么意义?要是1980年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到2035年的时候劳动人口将比实际增加2亿多,只要有1/5(甚至1/10)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就足以养活全国所有人口一大半。

计划生育减少孩子数,大家都将孩子当成精英培养而不是当成农民培养,而高校扩招满足了大家这种愿望,但是社会却并不需要大量的“精英”,导致大量大学生“精英”失业。又将教育、医疗产业化,农药、化肥、农机等也过度涨价,农业附加成本大增,使得在农村没有生路,即便肉价、粮价大幅提高(城市却无法承受),也难阻耕地抛荒(现在全国很多地方大片抛荒,本来可以种双季的也只种一季,但是给上面看的“数字”上并没有抛荒)。从某种角度看,现在的肉价、粮价高涨,都涨到教育、医疗、农药、花费、农机行业去了,并没有涨到农民手上。

城市人认为农民素质低,种地很容易。其实不然,就像培养高级技工比培养研究生还要难一样,培养合格农民也不易。农村有句俗话:三年培养一个泥瓦匠,十年培养不了一个种地农。1975年后出生的人大多没有足够的务农经验,即便出现粮食危机,也不会回农村种地的(日本、韩国、台湾粮食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农村劳力而不是没有耕地)。日本、韩国人口少,不足以影响国际粮食市场,中国是人口大国,粮食最好能够自给。目前农村的主力劳力是五六十岁的农民,等他们老年后中国将面临严重粮食危机!

计划生育导致中国人口结构畸形,今后考虑问题要考虑到自己的“人”力,要考虑到自己的“残疾”的人口结构。日本、韩国、台湾粮食自给率不足40%(并不是缺耕地,而是却劳动力),中国不应走他们的老路,应该既要保护耕地,更要保护农村劳动力 (数量、质量、利益和积极性)。

记者:不少人认为,人口太多导致中国的环境恶化,只有将人口降下来,才能改善环境;并且今后面临全面变暖,将人口降下来将有助于应对气候危机。你认为如何?

易富贤答:中国城市目前环境污染严重,有以下几个原因:

1、粗放式发展模式:中国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中国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39]。
2、中国产业转型,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所有国家在这个阶段都会出现过高污染情况,比如英国的伦敦曾长期被工业烟雾笼罩。
3、中国城市化引发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数亿人口短时间涌入城市,而城市的生态建设却滞后。
4、国际污染转移入中国:工业产品最消耗资源、制造污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工地,输出高污的工业产品换取低污的高附加值产品,必然伴随城市环境恶化。发达国家通过进口中国工业产品而将污染间接转移到中国。

中国城市污染虽仍然严重,但是中国总体生态环境自1990年代起却也不断改善: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双缩小;森林面积、蓄积持续增长;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中有升[40]。

先进的生产方式已开始经济地利用资源并保护环境,而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对环境破坏力更大。现在由于清洁燃料的使用与对排放物的严格控制,虽然英国人口增加了几十倍,但是伦敦的空气比1585年时还要洁净,“雾都”已经名不符实了。人口密集的日本现在生态比中国还要好。即使现在中国一个孩子都不生,继续目前的粗放式发展模式,环境问题同样严重。如果走精细化道路,现代科技可以确保中国将城市环境恶化降低到可接受程度,不会发生欧洲工业革命时期“伦敦烟雾”事件。

全球变暖主要是地质大气候改变,人类活动部分地加剧了这种变化,并且还有争论,吉林大学气候专家杨学祥教授就认为全球变暖被夸大和有意误导[41]。如果全球发展模式不改变,即使中国真将人口降低到7亿,难道就不会有气候的问题?澳大利亚、美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是中国4-5倍。美国人口将增加2亿,即便中国人口减少8亿也难抵消这2亿人口的影响。增加森林可以部分缓解温室效应,但是全球70%以上的森林资源分布在人口不到全球15%的少数地区。中国只占全球4.5%的森林面积。即便中国人口全部迁移走,18亿亩耕地全部变成森林,也只增加3%全球森林面积,对气候影响不大。温室效应的解决有待于新型能源取代化石能源(在可以预期的将来就可以实现)。即便现在全球人口减少一半,如果继续使用化石能源,照样会出现全球变暖(假设全球变暖是真实的)。但是全球人口减少意味着智力(尤其是年轻智力)减少,是难以开发出新型能源的。

气候、环境等的问题是全球性的,即便中国人口减少的再厉害,全球人口仍然会增加到90亿,这90亿人口仍然对全球气候有影响。中国幅员辽阔,生态多样,即便遇到极端气候情况,中国的生存条件比大多数国家要好。如果真出现极端气候情况,边界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通过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谁来统筹?人来统筹,人是主体,是本,管仲说:“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个“本”是不能轻易动的,其他的发展都应该围绕着这个“本”展开,经过“本”的统筹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

记者:老百姓普遍认为,现在就业压力大就是因为人口太多。你认为减少人口能够解决就业问题吗?

易:社会作为整体,有消费才有需求,有需求才有生产,有生产才能提供就业,有就业才有能力消费。减少人口之后减少消费,哪里还有就业?

消费与生产的关系还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同样4万亿美元的消费量,印度能提供5亿个左右就业机会,而日本只能提供6600万个左右的就业机会(日本对低附加值的产品需求有限,而单位消费量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所提供的就业并不多)。

工业革命以来,失业问题一直存在。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所需劳动力不断减少;大量“失业”的农民进入工厂,生产工业品,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工业生产的效率也不断提高,机器淘汰人力;“失业”的工人涌向第三产业,人们享受的服务越来越好。

既然有失业,那么减少人口不就解决问题吗?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失业问题是由于产业结构改变,而不是因为人口过多。比如,现在发达国家只需要不到25%的劳动力就能满足大家的工农业需求,如果没有第三产业,70%以上的人就得失业。但是如果人口减少一半,消费市场也减少一半,仍然有70%以上的人找不到工作。俄罗斯人稀地广,资源丰富,2006年失业率为6.6%;日本人稠地狭,资源缺乏,但是失业率只有4.1%。美国人口3亿,失业率为4.8%;巴西面积相当于美国的91%,人口1.9亿,只相当于美国的63%,但是失业率却高达9.6%。因此失业率与人口多少没有什么关系。

现在就业压力很大程度是因为计划生育本身:既通过减少消费者而减少就业容量,又提高妇女劳动参与而直接增加就业压力。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上亿人口,等于丧失了一个巨大的的消费市场,对中国的经济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如果1980年就停止计划生育,增加1亿多消费者,大大增加婴幼儿相关产业和教育产业的就业容量,并且降低妇女劳动参与率;只有1980年代初出生的大约3千多万进入劳动市场,相对于9亿多的劳动人口来说比例不高,而且现在缺的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就是说20岁的并不跟50岁的人抢工作)。

现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主要是由于大学扩招,高校招生人数从1998年到2006年增加5倍,超出了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对高校毕业生的接纳能力,如此大跃进,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就业压力的。美国每年也只能接受6.5万名高科技移民;但却累计有上千万非法蓝领工人,国会还拟将他们合法化。不顾人口结构的扩招并且将使得今后很多高校因为生源短缺而破产。

只要有失业,就有“人口过剩”的舆论。但从宏观角度看,新产业的就业容量远比旧产业大,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使得劳动力需求增加,如果人口增长跟不上,就会出现劳动力短缺。英国在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人口增加3倍,失业率高,社会治安恶化,曾经处死失业的流浪汉。但正是由于大量富余人口使得英国顺利完成产业革命。美国工业革命以来人口增加9倍,源源不断的新增人口满足了历次产业革命对劳动力的需求。1933年人口1.24亿,高达1/4的劳动力失业。2006年人口突破3亿,但失业率降低到只有4.8%。战后日本人口达到8千万,开始提倡少生。当人口突破1亿的时候,举国惶惶不安,并曾一度计划将人口收缩到8千万。而现在日本人口增加到1.27亿,比二战后多出了50%,却面临劳动力短缺。

中国2005年产业结构相当于日本1950年代的水平,城市化水平相当于美国1913年的水平。中国第一次产业革命还未完成,就已面临劳动力短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人口已接近负增长,今后凭什么实现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难道永远满足于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

记者:很多知识分子认为人口素质比人口数量重要,粗养两三个孩子,还不如精养一个孩子。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易:其实人口数量与质量并不矛盾,少生并不一定优生,多生也不一定劣生。《三字经》既记载了“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孟母成功地培养了一个孩子),也记载了“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成功地培养了五个孩子)。现实中,窦燕山模式可能更加普遍,兄弟姐妹互相督助,互相扶持,培养的成本更低,也更容易成材。

对孩子的投入就像给庄稼施肥一样,需要适可而止。施肥过量是有害的。一方面危害庄稼本身:容易倒伏,导致粮食减产;容易发生病虫害,继而增加农药用量,直接威胁了食品的安全性。此外过多施用的肥料会流入周围的水体中,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导致藻类滋生,继而破坏水环境。

从某种意义上,心理素质比生理素质更重要。中国民间早就注意到“独柴难烧,独子难教”的现象。多子女家庭可以创造有利于孩子全面发展的人文环境,更加模拟社会的模式,孩子的性格比较健康,独立生活能力强。而独生子女家庭却由于过度溺爱,在家里是小皇帝,在外面却要面对激烈的竞争,反差太大,“众星捧月”效应往往培养出孤傲、狂妄、自私性格,缺乏社会和家庭责任心,不但不利于孩子个人的发展,而且给社会带来损失。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提倡优生优育的国家,但是却是世界上出生缺陷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42,43]。中国每年出生1300多万人口,占全世界每年出生1.3亿人口的10%左右[44,45,46];但是中国每年的出生缺陷儿数量却约占全世界的20%[43]。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国家。虽然中国人口目前仍占全球19%以上,但是由于出生人口只占全球的10%,意味着今后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急剧下降。

最佳的优生就是在妇女黄金生育时间完成生育任务。子宫、卵巢疾病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女性的卵巢功能开始衰退,染色体易变异,胎儿的致畸率也随之升高。妇女二十岁出头是生小孩的黄金年龄。但中国却为了控制人口数量而强制推行晚婚晚育。

计生委近几年在提升人口素质上花费不少,并将9月12日定为“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43],但是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持续上升,中国农村出生缺陷总发生率从1996年的万分之101.74上升到2006年的万分之140.85 [47]。原因是计生委的采取的手段和目标背道而驰。比如,如果真要提升人口出生素质,就应该停止执行晚婚晚育政策,并且注重孕检,但是计生委却不断强化晚婚晚育,并且注重的是收费的婚检而不是掏钱的孕检。

超生孕妇漂泊在外,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势必影响胎儿的发育;不能得到常规的产前检查(有些连出生都不敢去医院);小孩出生后由于担心超生罚款,而不能及时免疫接种。巨额的超生罚款降低他们养育孩子的能力。不少超生的孩子还长期受到社会歧视,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

计划生育政策对有抚养能力的城市人口限制更为严厉,这些人只好将本来应该用在抚养孩子上精力、金钱和资源用于其他消费(如宠物、歌舞厅),造成全国的平均教育素质偏低。以人为本,但是计划生育不但降低这个“本”的数量,也降低“本”的质量。因此要提高人口素质,首先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中央领导对人口素质下降非常担忧,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发展妇幼卫生事业”。

记者:有人认为今后国防不靠人,靠科技,人多人少意义不大,人口太多会挤占国防科研经费。你觉得计划生育对国防安全有什么影响?

易:目前中国有230万现役正规军人(此外还有约80万的预备役部队),武警部队约有150万人。除了军官和志愿兵外,假设330万为义务役,平均服役2-3年,假设为2.5年,那么每年应该有132万左右的新兵入伍。2008年的现役军人主要是1980年代后期出生的,当时每年出生2500万左右,其中男孩1300多万 [44],服兵役的10% (女兵很少可以忽略)。而根据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近年每年出生男孩700万左右 [44,45],那么要想继续保持现有军队规模,到时候意味着19%的人需要服役。

科技来源于人的智力,科技进步依赖于综合国力。中科院《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显示,中国与美国等7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差距100年[38]。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将导致国家连基本的社会保障体制都无法建立,今后国防投入更加会受到限制,与其他国家的国防差距将会越来越大。并且人的战斗意志从来都是最重要的国防力,因此,国防同样需要以人为本。而独生子女的性格缺陷以及缺乏对国防的奉献精神,部队的素质堪忧。另外由于没有合理的社会保障体制,军队家属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将会导致军心不稳。中国历代都豁免独生子服兵役的义务。中国抗美援朝时期,一个独生子士兵的农民父亲写信给彭德怀司令,请求他将自己的儿子送回身边。彭德怀不顾他人反对,在几十万大军中找到那名士兵将他送回家。其他国家也一样,美国影片《拯救大兵瑞恩》叙述:一家姓瑞恩的有三兄弟都阵亡了,小儿子詹姆斯﹒瑞恩也在欧洲大陆战斗,还不知生死,盟军司令马歇尔将军得知此情况,立刻下令派一支小分队去找他,把他送回母亲身边。当今后中国军队的主体是独生子女的时候,战斗力到底有多强?

记者:很多人担心,如果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会大幅反弹,又不利于人口的健康发展。你觉得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会反弹吗?

易: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反对调整人口政策是担心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会大幅反弹[48]。其实这种担心没有必要。

社会越发达,生育率越低。人类发展指数(HDI)是联合国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我在《大国空巢》第3章里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比较了全世界所有超过500万人口的国家和地区的HDI与总和生育率(TFR,妇女生育孩子数)的动态关系,发现二者高度负相关,同等HDI的国家中,中华文化圈地区的TFR比其他地区低;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TFR比其他国家低;后行国家达到相同的HDI时,TFR要比先行国家当年低[30]。

2003年世界上所有中收入国家平均HDI为0.774,平均TFR为2.1;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HDI为0.769,平均TFR为1.9。中国的HDI 2000年为0.730,2003年为0.755,2004年为0.768,2005年为0.777 [49]。中国2007年HDI应为0.8左右,相当于新加坡1987年、韩国1988年的水平,当时新加坡和韩国TFR分别只有1.62、1.56 [50,51]。

泰国和巴西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非常接近,中国2007年HDI相当于泰国2006年、巴西2004年的水平,中国2006年人均购买力相当于泰国和巴西2003年的水平,但是现在泰国和巴西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64、1.88。巴西和泰国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保持完整的生育文化,生育率直线下滑;中国生育文化被摧毁几尽,经过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形成了爬蚤心理,少生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严格的1.38的政策生育率下反而能有1.8的生育率?

2005年伊朗的HDI为0.759,比中国的0.777还要低,而伊朗已经没有生育限制(甚至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7年生育率只有1.7[52],中国在强制性的1.38的政策生育率的限制下生育率反而还有1.8?

1985年开始国家就特批山西翼城县试点二孩方案,但是2000年普查显示该县生育率只有1.51。新疆建设兵团汉族人口允许生二胎,少数民族可以生多胎,但是“十五”时期,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越南1988年开始计划生育,都允许生育两个,越南2007年的HDI相当于中国1999年水平,但是现在生育率只有1.89,低于政策生育率和世代更替水平。可见光是放开二胎是不够的,应该立即停止计划生育。

在HDI达到0.8之后,各国TFR都继续快速下降,比如韩国现在的TFR只有1.08,新加坡为1.2,台湾为1.1,香港只有0.95。韩国汉城大学社会学教授殷基洙说:“除非能把人口问题处理好,否则,韩国社会将会在20至30年内崩溃。”

工业革命以来生育率下降之后很难反弹。原因是工业化所引起的家庭结构改变和男女分工改变是难以逆转的,“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是难以逆转的。发达国家耗费巨资、绞尽脑汁以求缓解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都没有成效。中国于1990年开始生育率从2.2左右直线下降,降低到2000年的1.22,现在连生育意愿也只有1.73了,这很大程度是因为1990年代以来在分配制度、住房制度不断畸化以及教育、医疗等的产业化(要逆转这些制度非常难),使得老百姓的养育能力不断降低。虽然现在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在努力改善民生,但是解除“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化解工业化所引起的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矛盾还任重道远。生育率反弹,“弹”何容易?!

记者:你认为停止计划生育后会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吗?

易:从其他国家的情况看,人口政策调整很难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韩国在1962年开始提倡控制人口,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像中国是强制一胎化),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不断下降,1995年降到1.65。韩国政府于1996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照理说,应该会出现出生高峰,但是生育率却不升反降,生育率从1995年的1.65降低到1996年的1.58、1997年的1.54、1998年的1.47,2005年降低到1.08的极度危险水平。韩国的政策调整并没有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

1965年起,台湾开始实行“家庭计划”,提倡(不是强制)“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的政策。随着经济的起飞,台湾育龄妇女的生育率从1963年的5.47不断下降,1984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1989年,台湾家庭计划的口号转变为“一个嫌太少,两个恰恰好,三个不嫌多”。虽然政策改变,但是台湾生育率却并没有回升,1988、1989、1990、1991、1992、1993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85、1.68、1.81、1.72、1.73。其后台湾更是鼓励生育,但是生育率却不断降低,现在只有1.1左右了。

1960年代,新加坡政府曾推行“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只是提倡)。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63年的5.01下降到1977年的1.82。尤其是高学历的女性生育率下降更快,新加坡从“优生”角度鼓励高学历人群多生孩子,但是起效甚微。1980年代新加坡的“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受到广泛指责,后来新加坡政府对这个政策进行了认真检讨,取消了这个政策,并采取鼓励国人多生孩子的措施。但是政策改变却并没有导致生育率的回升,1980年代和1990年代新加坡的生育率一直徘徊在1.7左右,现在尽管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生育率却降低到1.2左右。

伊朗是穆斯林国家,穆斯林生育文化是当今世界最为顽强的生育文化。在1989年至1997年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期间,说服宗教界领导人支持他的计划生育政策,鼓励(不是强制)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孩子,生育率从1990年的5.3迅速降低到1995年的2.9,2000年的2.2,2006年的1.7。2005年选举中内贾德击败拉夫桑贾尼而成为总统,内贾德说:“我反对‘两个孩子就够了’的政策。西方国家目前生育率极低,因此担心伊朗如果人口增加过快会成为强大力量;而伊朗是一个拥有许多能力的国家,我们有能力抚养更多孩子,即使人口从目前的近7千万增加到1.2亿也没问题。”[53]虽然伊朗的计划生育仅仅只是提倡生育二胎,而伊朗总统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生育率却难以回升(预计还将继续下降),2007年生育率又只有1.7左右[52]。伊朗如此顽强的穆斯林生育文化在计划生育(还只是提倡二胎)就已经弱不经风,中国的情况可想而知。停止计划生育后伊朗没有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中国还会出现高的生育高峰?

中国1960年代出生的妇女基本上已没有生育意愿或能力,补偿性生育得指望1970年代出生的妇女。根据1990年全国生命表,每1000个出生婴儿大约有5.4%的人在25岁之前死亡,12.1%的人在55岁之前死亡[54]。平均每年死亡0.22%。1970-1979年这10年共出生11059万女孩[55],以每年死亡0.22%计算,到2008年的时候还剩下10235万。

国家计生委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2.4亿育龄妇女,其中有48%的妇女使用宫内节育器,有36%左右接受了输卵管结扎手术,永久绝育[56]。毕竟输卵管复通手术愿意做的人很少,即使做了成功率也不高。已经生育二胎或二胎以上,本来就不大可能准备再生育。因此,先扣除这36%的妇女,剩余64%中又有30%不孕(女性从27岁开始生殖力就明显下降,1970年代出生的女孩都已经算是高龄育龄妇女了),算下来1970-1979年出生的女孩只有45%(4600万)尚有生育能力。而目前生育意愿只有1.73 [14],她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那么这4600万妇女只有再生3360万孩子的意愿。

现在年轻一代普遍晚育。2008-2012年以1970-1974年出生的妇女为抢生主力,2013-2017年以1975-1979年出生的妇女为抢生主力,平均每年抢生336万人,这已经是较高的估计了。十年之中,可能前几年偏多一点,达到五百万左右,后几年偏少一点,可能只有一、二百万。

目前平均初育年龄为25岁,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还只是生育第一个孩子,1980年代平均每年出生女孩1000万左右[57],由于不生育人群的存在,意味着今后每年每年生育妇女只有810万,1980年代初出生的有少数才开始生二胎,每年总出生孩子最多不过1200万左右(很可能只有1000万左右)。那么在“补偿性生育高峰”期间,每年最多只出生1700万左右孩子(这是最乐观的估计)。

可见这三千多万抢生儿童,是中国缓解老龄化危机的唯一希望。这宝贵的三千多万抢生儿童,不但可以缓解现在幼儿园、中小学教师的失业压力,尤其有利于缓解即将于2020-2030年期间爆发的养老危机,保持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应赶抢“补偿性生育高峰”,如果这个高峰被耽搁了,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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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华人民共和国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07年2月28日. 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70228_4023878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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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人口计生委于学军谈“稳定生育政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政府网。 2007-11-10. http://www.gov.cn/zxft/ft31/wzzxg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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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谈免费强制婚检和富人超生. 新浪嘉宾访谈. 2006年03月08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6-03-08/1353929753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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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媒体热议十七大:实现社会公平从初次分配开始.新华网(来源:新京报). 2007年10月18日. http://news.xinhuanet.com/lianzheng/2007-10/18/content_69001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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