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下面发出一批社会来稿来信,前几篇主要是137期和136期《选择周刊》上的文章,后面是几篇社会来稿。这些文章都有一定的特点和值得注意的信息,这里就不一一评论了。]

社会来稿来信文章汇编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7年6月9日

目录

韩志国:《税负调整必须体现税收文明的时代渴求》

Leon Aron:《俄罗斯的继任危机》

卢麒元:《泡沫背后的货币政策》

杨涛:《从美国参议院收权看权力制衡机制的自动纠偏》

吴稼祥:《民主三元价值观:权威、自由与平等》

武汉华中科大学生:《深受震撼!!在西五117听仲大军痛述中国畸形经济》

江宜清:《社会发展的奥秘何在----社会崇拜状态决定社会存在状态简论》

包向宇:《上调税率是一种法律行为吗?》

郭玉闪:《央企分红是一个错误》

张涛云《激流中国》观后感 

谭斌:《给税务总局的建议银行个人储蓄账户的改革问题》

李文采:《关于成立民主促进委员会的八大政治主张》

网摘:《造航母还是造磁悬浮?》

网摘:《中国外交的软弱真相》

网摘:《泪如雨下:中国航空的N大“低级错误”》

赵一镜《夜宴》和《黄金甲》显示出的文化堕落

蔡昉:《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弊端渐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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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负调整必须体现税收文明的时代渴求

韩志国

    2007年5月30日0时04分中国股市股票交易印花税的调整所演绎的新“半夜鸡叫”是中国经济向市场化演进中的一个重大扭曲。这个带有神秘性与突然性交织的波诡云谲的政策调整不仅给中国股市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震荡,而且也给政府威信与政府信用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和长远影响。财政、税收与证券监管部门在一夜间就成了“千夫所指”,市场也又一次遭受了难以估量的人为创伤。股票交易印花税的调整使得政府的税收每个交易日就增加了16亿元,按照每年240个交易日计算,仅此一项,税收增加就达到3840亿元,相当于2006年国家全部税收增加额6770亿元的56.72%。

    在中国股市刚刚从长达四年半的大熊市中走出并且还处于大病初愈的恢复性时刻,税收的这种大幅度增加无疑属于横征暴敛!从1978年到2005年,国家的财政支出增加了29.24倍,经济建设费支出只增加了11.96倍,国家的行政费用开支却增加了122.11倍!政府与行政部门不是采取压缩行政机构与减少行政费用开支的办法来挤缩行政功能并放大市场功能,相反,却以保护投资者的名义来扩大征税基数进而去填补行政费用开支的巨大“黑洞”甚至“无底洞”;在税收政策的调整已经导致了国家财政预算发生了重大改变的情况下,却不经任何立法程序、不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讨论同意就仓促推出重大的税收调整政策,这不仅反映了行政部门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已经远远落后于市场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而且也集中暴露了中国现行立法体制的重大制度缺陷。它再一次向世人表明,双重立法体制已经不适应甚至很不适应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导入全新的税收文明机制乃至全新的立法制度不但十分重要而且也刻不容缓。

    税负调整必须体现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现代市场经济从本质上是权利与义务相对称的经济,一方的权利就是他方的义务,有什么权利就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就法律范畴而言,税收属于公权力,这种公权力的行使及其边界,就是不能侵犯公民财产的私权利。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法律来对税收进行全面的与彻底的规范。征税人与纳税人本来是社会监管中博弈的双方,如果把税收的决定权交给征税人,那就会无限膨胀权力机关的公权力而损害纳税人的私权利,就等于可以由博弈的一方来独自决定另一方的财产和命运,这无疑是对现代市场经济权利与义务相对称原则以及公民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反动!中国的税收制度给行政权力甚至税收部门留下了巨大的行使权力的空间,这无疑是旧的经济体制与旧的管理模式在新经济体制与新运行模式中的反映。

(本文转载自作者博客)

俄罗斯的继任危机

Leon Aron

    鲍里斯·叶利钦4月23日逝世后,俄罗斯所有电视网络几乎等了三个小时才宣布这个消息。他们害怕先于克里姆林宫讨论任何相关事情。三天后,在对杜马的国家演讲中,弗拉基米尔·普京宣布单边“中止”俄罗斯1990年关于欧洲常规军力规模和配置的协约治理。几天前,在莫斯科,估计有4000名警察袭击上百个抗议者,其残忍程度甚至让一些政府官员和立法者都为之震惊。 

    即使按照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标准,这些事件在独裁主义傲慢的尖啸声中也异常醒目,而且忽视国内外舆论。现在国务卿赖斯正在莫斯科访谈,她应该能亲身看到美俄两国关系为何日益紧张,以及俄罗斯内部日益尖锐紧张的火药味:明年的总统继任活动已经在克里姆林宫酝酿。 

    尽管官方每天都在不停地宣传2008年3月总统选举后有秩序的变革,继任计划远远没有完成。所谓民主减震器的侵蚀或完全根除,带来了不确定性和风险。这些民主减震器赋予过渡过程和结果以合法性,包括选举的地方政府、独立的议会和大众媒体以及真正的反对者。正如众所周知的新体制(克里姆林宫主宰国家政治和关键经济部门),大肆吹捧的“垂直权力”基础,同样是肤浅的。倒下的梯子已经饱经沧桑,或许不能承受过多的重量了。 

    除了独裁政权下继任的一般障碍,今天的俄罗斯还有两个严重的并发症。首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鲍里斯·叶利钦极力克服的俄罗斯传统和苏维埃政治文化,却似乎是普京先生羡慕和仿效的东西。普京曾哀叹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理政治悲剧”。即使在沙皇治下,继任之路也很少是平坦的,总有一些合法的潜在继位者(甚至已经继位者)被扼死、淹死、刺杀或者被迫退到修道院里。苏维埃时代,没有一个公认的继位者能确实掌权。列宁从未希望过斯大林继承他;斯大林也没有想过赫鲁晓夫;在一场政变中被驱逐的赫鲁晓夫也没有指定过勃列日涅夫;其后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都是如此。 

    平稳过渡的另一个障碍是及其巨大的利益。尽管经过几个世纪的国家传承,其间政治权利已经诠释为对大量国家自然财富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但奖金从未达到如此之巨:每天超过19000桶石油通过管道销往国外,每年带来5000亿美元的收入。 

    不管那些有希望当上总统的人做出多少承诺,也不管其随从如何唾沫横飞地发表什么和富人共享富贵的鬼话,垂直权力都是政治体系中罕见甚至严厉的部分。在俄罗斯政治以及日益扩张的国家控制的经济部门中,还没有足够的高层创租席位留给所有现在提出要求的人:例如杜马委员会主席位置(引入一项法律的当前成本,据报告是一百万美元)、区域总长位置、极其有利的税务警察和海关高层、公司主席以及石油、天然气、金属、军火、汽车和航空业的管理者职位。 

    在普京先生塑造的赢者通吃政权下,他可能交出权力的决定并不预示着一段确定和宁静的时期。用最精明的俄罗斯政治评论家Mark Urnov的话就是,“那些没能继位的没有什么可损失的。赌注已经在那儿放着,唯一要做的就是去战斗。” 

    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没有低能儿,要么就是死人。因此,继任者的任命必须尽可能长地拖延,以免那些失败者互相联合,或者甚至联合支持民主的反对者。这样的联盟将是克里姆林宫最坏的噩梦:和乌克兰2004-05年“橙色革命”类似的一种潜在运动,旨在实现不受操纵、自由和公平的选举,越来越受欢迎。继任游戏可能会持续到这个秋天。比起赌少量卢布会对美元稳定升值的投资智慧,要想赌第一副总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和谢尔盖·伊万诺夫这两个一路领先者谁将得到认可,是一件更加难办的事情。 

    然而,通过保持精英间的不平衡来运作继任只是克里姆林宫火药味的一个来源。另一个是推翻、冻结或完全抛弃结构改革所造成的大量潜在经济和社会危机。这些改革是为了纠正对矿产品的依赖,对“人力资本”的忽视,对破旧产业基础设施的荒废。在石油财富的掩饰下,在重新被收归国有或受到胁迫的大众媒体保持沉默的条件下,这些政治定时炸弹正在越来越逼近危险。 

    尽管官方经常性地呼吁要由资源品出口转到基于知识的高技术现代经济,这个目标还是被意识形态驱动的转折搅乱了。这个转折朝向更强的国家控制以及对私有化和财富创造的惧怕。俄罗斯正在发展的经济(普京的声望也是基于经济的“稳定性”)仍然对油价波动非常敏感。今天俄罗斯至少三分之一的国家预算来自石油收入。一项世界银行的研究总结道:俄罗斯5%或更高的GDP增长率“只有在油价升高时期才能实现”。独立的俄罗斯专家都普遍认为,一旦油价急剧降低到40美元一桶(更不用说更低了),将给经济和生活水平带来立竿见影和深远的负面影响。 

    除了很需要提高教师和医生的工资,2005年政府大张旗鼓公布的健康和教育 “国家项目”,对于改革苏联遗传下来的基于国家的拮据、刻板、落后的医疗和教育体制,实在乏善可陈。在油价飙升期间,俄罗斯2005年(数据可得的最近年份)医疗支出占GDP比例比1997年(后苏联时代脆弱经济复苏的第一年)更低。在2006年8月的全国调查中,70%的回答者说,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不能指望“好的”医疗保健。 

    石油带来的横财和预期寿命提高没有丝毫关系,65岁的预期寿命仍然低于中国或印度。俄罗斯还在工业、航空和交通事故中领先世界。犯罪正在增加。在过去的六年里,谋杀案件增加了10%,毒品相关犯罪增加了73%。 

    随着成年劳动力特别是男性劳动力的急剧降低,据俄罗斯一流经济学家估计,“在不远的将来”,工作—退休比率将降低到1:1。然而,如今,平均的退休金已经是平均工资的25%,是欧洲最低的水平。这种退休金有3000卢布(115美元),然而最低的食物支出(“仅仅维持不饿”,正如一家俄罗斯报纸所说)需要1500卢布。政府中有些人已经开始讨论提高退休年龄作为唯一的解决办法。在接下来10年里,预计有1700万人退休,这些人最有可能怨恨和抗议,也许会采取暴力来发泄。 

    然而,希望参加工作并且想做得出色的俄罗斯人正在减少,他们每天都在因腐败而气馁消沉。按照今天贿赂和腐败所涉及金钱的范围和数量,20世纪90年代的贪污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在国际透明程度的排名中,俄罗斯在163个国家中排121名,列于阿尔巴尼亚、哈萨克斯坦和赞比亚之后,与贝宁湾、冈比亚、洪都拉斯和卢旺达差不多。法院越来越独立曾是20世纪90年代最有前途的成就之一,却一直被Yukos-Khodorkovsky的滑稽剧和特工审讯颠倒了。不仅仅企业家如今公然被勒索,甚至普通俄罗斯人,在面对每一级贪婪无能的官僚时,越来越不能在法院寻求保护。 

    俄罗斯国家也不能在更即时的意义上提供广泛而有效的保护。虽然由于前任伊斯兰游击队转向,车臣如今“平静下来”,但多种族北高加索地区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特别是其最大的“自治共和国”达吉斯坦。传统的武装部队绝对处理不了新的威胁。作为过去沙皇和苏维埃留下的机能不良的遗产,对于被征募者而言,如今的俄罗斯军队只是监狱和用刑室的组合。 

    家家都尽一切可能让他们的孩子不要去部队,久而久之,部队里有的都是些素质低下者:半文盲、有犯罪记录或有吸毒史的那些人。在数以百万计俄罗斯人的支持下,有足够多的钱可以转变到一个现代化、精炼、机动、装备良好、受到良好训练和激励的军队。普京总统本人在其第一任期就开始承诺,但改革被抛弃了。 

    这些郁热的危机每一种都可能迅速达到沸点。一些演变的前景还不明朗。在油价降低条件下,他们可能造成“完美风暴”的政治等价物。然而,随着有计划地削弱民主的仲裁制度,普京治下的政治重心已经转移到顶尖,从而使克里姆林宫对国家任何一处错误事件都有责任。 

    在接下来的12个月,俄罗斯当局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将弥漫着这种脆弱感,都是为了确保继任不会变得更加变幻莫测;甚至确保,这个腐败国家不会因为迷恋追求更大份额的国家石油财富,而导致对继任失去控制。

    (作者为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本文原载华尔街日报 2007-5-15。选择周刊编译)

泡沫背后的货币政策

卢麒元

    香港的朋友无法理解中国的楼市和股市,何以如此的非理性?香港的学者问笔者,市场非理性的背后,注定是经济政策的非理性,何以经济政策会如此的非理性?笔者无言以对。当我们的目光,越过政策,检视那些制定政策的人们,不禁一阵阵凄楚。这是怎样的一代人啊?

    任何有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源于货币政策。中国的货币政策,包含了三重对民众的剥夺:

    第一、绝对低存款利率。绝对的含义,就是无论是比较通货膨胀,无论是比较国际金融机构标准,无论是比较贷款利率,都是绝对的低水平。这意味着,剥夺存款人应得的利息收入。笔者估算,这种剥夺绝对值可能高达8000亿元人民币。这就意味着,每年民众失去8000亿元的收入,而中国的市场也同时失去8000亿元可能的消费;这就直接导致内需严重不足,过度依赖对外贸易,外汇结余过快增长;这也就使得民众生活改善缓慢,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不过,却导致一些特殊企业获得超额利润。

    第二、利息税。国家财政收入来源应该着眼于三个方面:国有资源的转让和使用收费;法人和自然人的收入所得;财产转移、商业经营和商品交易过程的必要税费。但是,我们却竟然长期选择了利息税。从民众羞涩的钱袋中拿走不道德的税收。相对应的是,理应建立起来的,针对富有人群财产和收入的课税却迟迟无法建立和无法有效实施。利息税,作为国家困难时期,民众帮助国家的一种手段,无可厚非。但是,历经数年,国富至此,仍刻意刻薄取财于贫苦民众,虽取财而失德,意义何在?

    第三、高存贷差。中国无论企业还是个人,富不过金融。中国的腐败和低能,滥不过银行。然而,中国的货币政策,却给予银行等金融机构高于世界普通标准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存贷款差额,形成银行在低能、低效、贪腐之下,仍然保持极高水平的收入。这种存贷差收入,本质上就是对民众存款收入的剥夺和对银行关联利益团体的利益转移输送。随着大型银行的海外上市,由民众提供的所谓利润,也就是被剥夺的存款收入,成为全世界投资者分享的奶酪。

    除了这三重剥夺,还有更为严重的政策导向:那就是政策性驱逐。负利率,特别是高额实质负利率,对民众持有资金,主要是存款有强烈的驱逐效应,迫使民众资金追逐增值资产,以达到保值和增值的目的。否则,高额实质负利率将迅速吞噬他们可怜的存款。与此同时,由低利率转移出来的8000亿元的利益输送,形成金融机构、垄断企业、大地产商等低利率受惠团体的高额回报,最终表达为这两年某些企业高速利润增长,这就使得A、B、H股股票,变得如此美丽,足以构成对民间资本的强大诱惑。在中国相对狭窄的资产市场中,只有两个可以容纳民众资金的蓄水池:楼市和股市。民众在负利率驱逐下,蜂拥冲入。

    于是开始最后的剥夺:富人对穷人的剥夺。或者说新利益集团对民众的剥夺。这是在现行制度与法律范围之内,通过资本控制、信息控制、甚至政策调整进行的,合法合理合情的,有组织、系统的、大规模的剥夺。

    笔者对中国经济实质经济效益甚存怀疑。在GDP超过10%的背后,全部净资产回报率仅为1%。笔者怀疑,这百分之一也是由利率转移构成的。实质净资产回报率,若计入应付资金成本、环境成本、社会成本,应该是负数。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实际创造价值的能力十分脆弱,而大规模的利益再分配正成为制度和政策焦点。温家宝总理对中国经济有清醒认识,2007年3月15日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总理指出中国经济状况存在着“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

    任何时代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不可避免地打上那个时代人的烙印。一个时代的人民,特别是精英阶层的的道德情操、知识水平、管制能力,决定了一个大时代的兴衰。在审视中国经济政策的时候,我们无法回避,站在政策后面的人,也就是这个时代的精英。

    中国经济政策的非理性源于政府机会主义。政府机会主义出于中国当代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令人愕然的是,当代精英中,主体正是五十年代出生的特殊一代人。他们出生于建国时期,成长于文革时代,改革开放初期进入社会。这代人吃苦耐劳、勤奋好强、精明干练。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和主力,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人群。但是,这是残缺的一代人。文革的成长历程,几乎彻底地摧毁了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大多数未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但是,残酷的政治和经济现实,激发了这代人澎湃的欲望和野心;艰苦的生活,锤炼了他们的胆识、耐力和技巧。他们比他们的前辈和后辈,更具有从政和经商的能力,他们也更容易上位和发达。问题是,这代人畸形的价值观和残缺的知识结构,使得他们的才智和能力,具有某种邪恶的特征。这种特征,可以表达为一批堕落的人,如王雪冰、朱晓华、张恩照等已经出事的精英;也可以表达为他们掌控的经济政策,如现行货币政策;还可以表达为学术观点,中国式的市场经济理论(国有资源转让和股份制改造);甚至可以表达为文化艺术,例如《满城尽戴黄金甲》。

    这是很狼的一代。他们成长于思想和文化的荒漠,他们拥有独特的冷漠、自私、贪婪、凶残,他们本能的懂得结党集群,善于捕捉机会,勇于劫掠和吞噬。

    这是很狼的一代。它们在形式上跟上了时代的变迁,补上了一些装门面的教育,这一代精英手上,有土的和洋的文凭,有国外的护照和存折,有西装和高尔夫球棒,甚至有豪宅、名车和美女。他们由极端困苦转入极端奢华。转身即忘曾经和他们患难与共的民众了。

    他们是很狼的一代。他们还带着那代人才有的谦恭与朴实,他们的圆滑世故足以欺骗他们厚道的上司和朴实的民众。在习惯于传长不传贤的中国,终于等到了出头的机会。他们在这十年里,登堂入室,呼风唤雨了。

    十分遗憾的是,这是缺乏道德良知的一代人,不忠,不义,无责任,无信用;不孝,不顺,无纪律,无法治。这是知识残缺的一代人,学习了一点市场经济的皮毛和港台富豪的生活品味,并不了解建基于基督精神的西方法律体系,也绝无西方当代精英的人文精神和爱国情怀。在失去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之后,又不能把握现代西方文明实质。这种可怕的无耻加无知,一旦强力介入法律、制度和政策,将会使国家、民族和人民将付出高昂的代价。

    他们是很狼的一代。但是,很狼却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悲剧的一个组成部分。问题是,谁来阻止这个历史的悲剧的延续和发展。不可以任由他们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宰和灵魂。尤其不能对有害于国家民众的公共政策熟视无睹,任由社会阶层分化,任由西方势力、买办、新利益集团劫掠国家和国民财富,任由社会道德沦丧和腐化堕落。我们不能失去先辈们一个世纪的努力,重拾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老路,使中国陷于结构失衡,效率低下,民不聊生的困局。我们不能断灭中华文明的香火。中国需要继续前行和进步。

    到了应该终结的时候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伟大的民族,应该懂得作历史性选择。掀过这一页,开始新的篇章吧。看看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拥有良好的教养,他们学贯中西,他们自信而坚强。中华民族需要伟大复兴,真正的希望在下一代人身上。

  (本文来源:星岛环球网)

从美国参议院收权看权力制衡机制的自动纠偏

杨涛

    民主对于现代社会非常重要,它确立了现代政治生活的合法性。但是,仅仅民主并不能完全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与自由,孟德斯鸠告诫“权力必须分立与制衡”,因为,“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权力如果没有分立与制衡,那么,一个“民选的帝王”完全可能戕害自由,多数人的统治同样也可能引发暴政。

    最近来自美国的一则新闻给我们难得的观察权力分立与制衡防范权力越位和保障公民自由的标本。据新华社报道, 3月20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94票对2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一项法案,剥夺了“9· 11” 事件后司法部长所享有的不经参议院批准单方面任命联邦检察官的权力。

    这则新闻必须放在“ 9.11” 事件美国行政权力膨胀的背景下来解读。在“ 9.11” 事件后,美国迅速通过了旨在为打击恐怖主义提供法律依据的《爱国者法案》,这部法案赋予政府执法部门前所未有的权力,不再受许多司法程序的约束。它在限制公众获取政府信息的同时,提高了政府掌握民众私人敏感信息的程度。法律触角无所不在,甚至可以伸向包括外国领导人腐败在内的许多与反恐无关的事情。因此这部法案虽然极大地提高了打击恐怖犯罪的效率,但同时迅速地膨胀了行政机关,使得美国行政执法部门成为前所未有的最具强权的部门,这就不可避免地损害公民的自由,限制了公民的正当权利。

    比如,去年美国媒体就披露NSA(美国国家安全局)已经秘密收集了数千万个美国公民的通话记录,这在美国媒体引起了一片哗然,隐私权利向来被美国公民视为极为重要的权利,受到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保护。然而,这样一项重要的公民权利却在行政执法部门以“反恐”的名义下肆意遭受侵犯。这引起了美国社会对于反恐行动中伤害民众权利以及行政权力过度膨胀的的反思。

    权力的滥用是普遍的现象,古今中外概莫难免。孟德斯鸠早就下了断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罗素也说,世界是没有希望的,除非权力能被驯服。一个能有效抑制权力并且稳定有序的国家与一个权力滥用造成腐败或者动荡的国家,区别仅仅在于权立能否分立与制衡。如果没有有效的宪政机制,没有权力分立与制衡机制---比如当代拉美的一些国家—-权力的滥用就会造成腐败盛行,人民制止权力滥用只能诉诸于暴力、战争与革命,然而,一个权力分立与制衡运转良好的国家,却能和平与平稳过度,他们不是不会存在权力滥用的问题,但是,它们能及时用权力来制衡权力。

    美国建国先贤们为美国的民众就设立了这么一套权力分立与制衡,他们从洛克、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中盗得思想的圣火,他们深知人性存在恶,懂得权力的本性,他们不从弘扬人性善的高调设计制度,而是“先小人后君子”观念出发设计对权力的制约。这种制约包括权力之间的制衡(行政、立法与司法),也包括“第四权力”—媒体对于前面三种权力的监督。这一套机制让美国民众受益二百多年,让他们渡过了一个又一个权力滥用的危机,今天,当行政机关借着“反恐”名义扩张权力并威胁到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时,它又出来当头“棒喝”了。

    《爱国者法案》中关于扩大政府行政权力的规定,其中包括了司法部长可以不经参议院批准单方面任命联邦检察官的权力。然而,最近有证据显示,美司法部去年12月开除8名联邦检察官,原因是他们被认为对共和党政府不够忠诚。美国舆论认为,开除8名联邦检察官事件是布什政府以反恐为名滥用权力的又一例证。因此,美国参议院为抑制政府的权力,便通过法案,剥夺了司法部长所享有的不经参议院批准单方面任命联邦检察官的权力。这是美国立法权力对行政权力进行制衡,防范行政权力越位和滥用,侵犯公民权利的例证。

    去年8月17日,美国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安娜·迪格斯·泰勒宣判美国布什政府的一项民间秘密监听计划,违反了美国宪法赋予人民言论自由和保护隐私的基本权利,并下令美国政府立即停止违法。美国政府以“反恐”名义攫取的侵犯公民隐私的权力在法院受到重创。这是美国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进行制衡,防范行政权力越位和滥用,侵犯公民权利的例证。其实,美国法院在“9.11”后挑战行政权力并不止一次了。2005年,美国地区法院法官亨斯·格林裁定,由五角大楼主持建立的关塔那摩美军军事法庭违反了美国宪法,布什政府必须允许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的外国恐怖嫌犯在美国法庭上对自己的案件提起上诉。美国舆论形容,这一判决给了以反恐为由无限期关押恐怖嫌犯的美国总统布什和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一记响亮的耳光。

    美国“ 9.11” 后行政权力的膨胀与权力分立与制衡机制对于权力膨胀与滥用纠偏的过程告诉我们,权力的滥用是在所难免,但权力的滥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有效地对权力进行制衡的机制,有效的制衡的机制能对权力滥用自动纠偏,从而保障公民自由。舍此,要么民众不得不忍受权力的肆意侵害,要么国家陷入动荡与战争之中。

   (作者为检察官)

民主三元价值观:权威、自由与平等

吴稼祥

    我在哈佛大学访问期间,有一次去听一个以色列军官作报告,教室里有不少听众,甚至有阵阵掌声,开始听不懂,以为是控诉中东恐怖主义么,身边的朋友翻给我听,才知道,原来他是在批评以色列政府。那个军官不能同意他的政府侵占巴勒斯坦领土,认为那是不正义的。他拒绝参加不义之战,因此退出了以色列军队,来到美国。

    1,三种政治价值

    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它是自由和权威两种政治价值对决,最终达成一种代价最小的调和:坚持自己信仰的军官选择退场,以色列军队依然在战斗。这种事如果发生在巴勒斯坦军队或中国军队里,便可能是另外的结局:该军官会以叛国罪论处。因为他动摇军心,“毁我长城”。人们都知道,在中东和中国,权威的价值至今仍然是至高无上的。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他们对权威的依赖甚于对自己的自主。

    我还记得1976年那个悲痛年份,周恩来、毛泽东先生逝世时,全国痛哭,天下泪城,真正是如丧考妣,似乎天柱折,地维绝,几乎所有人都没着没落。当时人们最彷徨的,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是难以承受生命之轻。

    有三种政治价值在历史上相互冲突,但缺少其中任何一种,人类的政治都不完美,都有致命缺陷,甚至会导致混乱和灾难。这三种价值是权威、自由和平等。一个只崇尚权威的政体,必然是极端专制政体,这种政体的日常工作便是制作罪恶。虽然权威如此可恶,但没有它便没有秩序,所以它是一切政体的必要组成价值,或者说是基础价值。它不在场,不会有任何政体,除非你将无政府主义也称为一种政体。一个只体现自由或平等价值的政体,只能是无政府主义。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所有的契约论者,无论是崇尚权威的霍布斯,崇尚自由的洛克,还是崇尚平等的卢梭,都必须让个人与社会签订契约,将全部或部分个人自由或权利转让给政府,以结束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或“自然状态”,建立必要的社会政治秩序。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说,人类在没有自由的状态下生活了几千年,但如果没有权威,一天也不能生存。这是相当精辟的。

    2,平等的奴仆

    于是,问题便成了在人类各种政体中,那种政治价值占优先地位。权威价值至上的政体是君主政体,自由价值至上的政体是贵族政体,平等价值至上的是雅各宾政体,当代共产主义政体的前身,它来源于被误用到大国的卢梭理论。你可以看到,这三种政体中的任何一种,都不是我们今天想要的。一种价值至上不行,只要其中两种价值,比如说权威与平等,贬黜第三种价值——自由,行不行呢?也不行。这是近代法国大革命和当代共产主义革命过程中发生的问题。

    托克维尔说过,在大革命过程中,法国人“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仆役”。他断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这也正是经过共产主义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双重灾难的中国已经发生的事情。

    因此,中国的政治改革,不能只考虑现实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解决,不考虑政治价值的选择。不错,人们选择一种政治体制,当然要解决他们面临的紧迫政治和经济问题,但如果只被紧迫问题牵着鼻子走,人们在制度设计上就会走许多弯路。美国的宪法之所以确保美国长达200多年的自由民主与繁荣稳定,从创制的角度来看,是因为美国的缔造者们在费城制宪时,在联邦政体的设计上,不仅把它看作是对当时紧迫问题的解决,也把它看作是对永恒理想政体的追求。或者说,它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使权威、自由和平等三种政治价值在美国的条件下达到一种动态平衡。

    3,民主之外的价值是什么

    我在早先的几篇文章里,对中国面临的几种政治前途进行了分析,认为除了民主政体,中国别无选择。但那个分析是现实政治层面的分析,是工具或手段分析,不是价值层面的分析。工具分析的最高境界,是提供一个最有用的政体;只有价值分析,才可能建议一种最理想的政体。

    在我看来,当代民主政体对中国来说,不仅将是最有用的政体,也将是最理想的政体,因为只有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权威、自由和平等三种政治价值的平衡。宪法政府保障秩序和权威,保障国家和个人安全;普选制保障政治平等;任期制、权力制衡保障个人自由。而代议制,则是将这套制度安装到一个比城邦大的国家的一种驱动程序。

    从政治价值的角度下定义,现代民主是一种让权威、自由和平等三种政治价值协调平衡的政治体制。你可以把这三种价值称为政治三原色,用它可以调配并绘制出各种色调的政体,只要三种原色得到平衡使用,那一定是民主政体。民主是什么?感性的回答是,三色堇。“散木偏有奇蓓蕾,曲笔漫成大文章。”这是吾友吴国光咏昙花的佳句,用在这里形容民主三色堇也很贴切。更贴切的是他同题诗的另外两句:“十年含苞一灿烂,百年心事待商量。”

    最后要说明的是,分析民主政治的思路,同样可以用在对联邦主义制度的分析上。你可以将联邦主义当作代议制那样看待,把它看作是在更大型的多民族国家安装民主制度的驱动程序。这样看它,它就是一个手段。不是说没有这个手段,中国便不能实现民主,而是说,中国可能以分裂为代价实现民主。这是大多数中国人不能接受的。这就是说,在民主的价值之外,还有某种政治价值没有被民主制度所综合。这种价值是什么呢?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会明白,联邦主义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

  (本文转载自作者博客)

 

深受震撼!!在西五117听仲大军痛述中国畸形经济

月无期的博客

http://langfengcs.blog.163.com/blog/static/28320508200741181120902/

    今天晚上到华中科大西五楼117室听仲大军老师的讲座了,收效很大,他揭露的中国目前歌舞升平假象下掩盖的汹涌暗流,给了我很深的震撼.

    中国社会极度畸形的财富资源分配,政府官员的腐败,资本家的骄横,广大劳苦大众被官僚和资本狠狠的踩在脚下,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只能听任他们的肆意宰割.仲老师指出,目前中国的劳动者甚至比西方社会资本原始积累的最黑暗时期的劳动者更可悲.我以前只是在网上偶尔看一下这类的批评文章,心灵也受到过触动.但今天,如此尖锐的对中国目前病态社会的揭露和痛斥,出现在我们身边的大学讲坛上,我是真正受到了震撼,真正感觉到了一种危机.

    仲老师那激动的语气,讲到资本家在钓鱼台经济论坛上面的骄横和无理,讲到中国底层劳动大众受到的那些企业主的悲惨压榨而无处求助时,仲老师的声音都开始发抖!!从他激动发抖的语气中,我看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

    同时,我也为今天在场的同学感到欣慰.还有一些同学是外校专门过来听的.总以为现在的大学生都没有多少责任心了,但是今天仲老师精彩的讲座赢得了在场同学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同学们神情专著的听着仲老师的讲座,并积极的思考.今天同学们提问题提的异常的踊跃,也许是目睹了太多无奈而残酷的现实,现在终于找到了可以倾诉,可以解惑的对象。

    讲座结束时还有很多同学抢着提问题.大家提的问题都很尖锐很大胆,甚至直接触及政府的根本利益.仲老师也都耐心的给予了解答.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成功的讲座了,从会场的气氛和提问热度,我看到了当代大学生那火热的内心,对政府对人民对广大劳苦大众最深切的关切.问到实际的问题时,仲老师给了我们一个价值观,那就是面对这个不公平的社会,我们是应该同流合污,还是从我做起,积极抵制,帮助政府纠正目前的错误,我们自己心中应该有个标准.他强调,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富强或贫弱,在我们身上.

    我深切感觉我们的经济常识,社会常识实在太少.仲老师问我们劳动者的劳动权利是什么,全场学生居然没有一个人能答到点子上.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自己都不清楚这些基本常识,我们以后又谈何捍卫我们的权利,谈何改良我国的经济状态?我们关心中国经济的现实状态太少了,我们这方面的知识更是少的可怜.希望自己以后能多关注这方面的动向,多了解时事,多了解来自基层劳动人民的声音.

    推荐大家一个网站:http://www.dajun.com.cn/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网页,这里面的文章不同与新闻报纸,电视节目上的声音,这里论述的全部是中国真实的社会状态.这也是当前中国政府唯一特批的一个针砭时弊的正规网站。

发件人:"zhangyuqing820" <zhangyuqing820@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6-07 21:39:1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文章 

社会发展的奥秘何在

----社会崇拜状态决定社会存在状态简论

江宜清

2007年6月

   有什么样的社会崇拜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状态。而不同的社会崇拜状态又是不同的社会崇拜对象所造成的,这是影响社会发展变化的首要规律。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实并不难。如果我们能够客观地观察这个世界就很容易发现,世界上各国各民族的生存状态都与他们的崇拜状况相一致。基督教社会的人民生活是一种模式;伊斯兰教社会的人民生活又是另一种模式;佛教社会的人民也有自己的独特生活模式,凡此等等。在同一个国家中,不同的民族、群体或个体的生活也因其崇拜对象不同而产生根本的差异。有什么样的社会崇拜就有什么样的社会。而且,社会崇拜状态决定社会存在状态的规律正是通过影响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来发挥作用的。

    人类必须通过崇拜来满足自己心灵深处的终极的心理和精神需要,并由他来指导自己的全部思想和行为,否则就会不得安宁。当然,错误的崇拜对象也常常不能使人得到所需的安宁,就好像人吃了不好的食物会得病一样。社会崇拜状态决定社会存在状态的规律也可以通俗地表述为崇拜决定生活的规律,就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决定了崇拜者的生活的规律。

    如果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则是社会普遍的崇拜状态决定社会普遍的生活状态,即有什么样的社会崇拜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文革”期间,中国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当时,人们由于普遍地崇拜毛泽东,所以就自觉地去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争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戴毛主席像章、唱语录歌、跳忠字舞、誓死保卫毛主席等等,人们近乎疯狂。如今,人们不再普遍崇拜他,这些社会现象也就消失了。

    依据这个规律所揭示的途径,人们可以很容易地通过选择自己的崇拜对象来决定自己的生活样式。也就是你喜欢怎么样生活,你就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崇拜对象,这就是所谓信仰自由的意义。但实践的结果是认识真理的重要依据,人们崇拜谁更好,必须从实际的社会效果来加以判别,可永久持续的、走势愈来愈强的崇拜对象才是最好的。任何以个人或主义为崇拜对象的都存在着严重问题,因为个人会死亡、会犯错误,主义也不会没有漏洞和缺欠,实际上没有任何主义能够长久不衰。以金钱、权力、物质等为崇拜对象也都同样存在严重问题。

持基督新教信仰所导致的社会生活状态是最佳的

    从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情况来看,持基督新教信仰所导致的社会生活状态是最佳的。这些国家现在主要分布在北欧和北美,如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等国家,英国也属于基督新教国家。北美国家则包括美国。今天被世人普遍赞许的民主制度也基本上只是在这些社会中得到了较好地运作。这些国家大踏步发展起来的历史距今只有近三百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在大约500年前,当北欧经历了著名的宗教改革,这些国家在最终确立了基督新教信仰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到目前为止,世界上真正称得上进入现代文明的国家也基本上都是这些基督教系列的国家。北欧国家因其信仰的纯正程度相对更高,其社会的整体生存状态似乎也表现得更佳,在世界上的竞争力排名甚至超过美国。

    国际透明组织每年都进行全球范围的国家廉洁度和腐败排名,最廉洁的十几个国家除新加坡外,几乎都是西方基督新教国家,如丹麦、芬兰、瑞典、新西兰、冰岛、加拿大、荷兰、挪威、瑞士、澳大利亚、英国等。但即使是新加坡,有学者也认为关键因素还在于西方的价值观影响,新加坡核心的东西是与西方接轨的(参见200602B《南风窗》杂志“被误读与忽略的新加坡经验——专访蔡定剑”)。在芬兰,送礼会被官员视为侮辱其人格,而不是企图得到的好处。该国已有30年无重大犯罪事件。冰岛自1918年以后只有4名高官因腐败而辞职,最近一次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参见:略论中国社会病——在南开大学的演讲。作者:胡星斗)。 

    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没有解决好吏治腐败的问题,因为这单靠人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在明朝,朱元璋甚至用剥皮凌迟的手段也没能治得了贪。在他实施的刑罚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剥皮和凌迟。自唐宋以来,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多有不同,但县衙的布局是差不多的,都有大门、戒石、鼓楼、二门这些结构,但在明朝却在大门和二门之间多设置了一个土地祠。这个土地祠就是剥人皮用的。官员因贪污处死后,还要把贪官的皮剥下来,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于公座之旁示众,供众人参观,用来威慑贪官。所谓凌迟就是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如果行刑的人技术好,据说最高纪录是割三千多刀,把肉都割完了人还没死。除此外,还有所谓抽肠(顾名思义)、刷洗(用开水浇人,然后用铁刷子刷)、秤杆(用铁钩把人吊起风干)、阉割、挖膝盖等等。然而在这些令人生畏的死亡艺术前,官员们仍然前腐后继,活像一群敢死队,成群结队地走到朱元璋的刑具下。

    自明朝开国以来,贪污不断,朱元璋杀不尽杀,据统计,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1386),全国十三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可就是这样也没能止住,官员倒是越来越少,于是在当时的史料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滑稽的记录:该年同批发榜派官三百六十四人,皆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六人。但后面还有:戴死罪、徒流罪办事者三百五十八人。这三百多人一个没漏。什么叫戴死罪、徒流罪办事呢?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因为官员被杀的太多,没有人干活了,就拉已被判了死罪的官员去审判其他的犯人,然后自己再到朱元璋那里去领死。(参见《共鸣》2007年3期 作者:当年明月)

    官场腐败只是社会腐败的重要表现之一,社会腐败才是官场腐败的土壤。社会腐败导致社会一切方面都表现出腐败的征候,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尤其是医疗腐败和教育腐败的存在,试想连救人性命的和培养教育人的部门都腐败了,你还能说什麽呢?而社会腐败的根源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的崇拜出现了问题,腐败的问题本质上是崇拜的问题。人们崇拜金钱、权力和其他各种利益的时候,人们就会为获得这些好处而前仆后继,不惜牺牲性命。崇拜对象乃是人的最爱,人会为自己的崇拜对象舍命,无论这个崇拜对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只是人若为错误的崇拜对象而死就太悲哀了。制度问题绝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社会中存在的严重司法腐败,就说明任何制度其实并不能真正管得住人的思想和行为。这是很简单的问题,制度既是由人所制定,也是由人来执行的,人会有很多的办法来对付制度。但是人的崇拜对象却能够使他的崇拜者自觉顺服他。

    在社会以各种现实利益为崇拜对象的条件下,社会的宪政目标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任何为实现宪政所采取的技术措施,都必将在实施当中被各对立派系的激烈利益争斗所分解掉。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将不会容忍对方,也绝对信不过对方,人们都要立即赢得自己的胜利,而不会寄希望于胜利者会宽容失败者,胜利者也不相信失败者会不设法报复,因此是一定要斩草除根的。这就是以利益为崇拜对象的必然的社会后果(参见黄卧云“民国宪政转型失败的教训”),这也是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反复循环,总也无法完成宪政目标的根本原因。看看现在网络上的那些令人胆战心惊的言语对立,我们就更应当能够预计到在真实的利益冲突中可能出现的不可妥协的性质了。在这样的社会里,政治对立面是不会认可对方的选举胜利的。

    在人类社会中,崇拜状况决定生存状况的规律是普遍存在的。如果再深入一些,我们还可以描述它对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形态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社会崇拜状态也一定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形态,并因此导致相应的社会存在状态。这包括了道德法律、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学艺术、科技创造力等等一切的社会重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这是一个完整的社会链条和有着严密因果关系的社会构造系统。一定的社会崇拜体系建构了一定的社会存在体系,首先是精神的,然后是物质的,用现在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崇拜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每一个不同的社会体系也都首先表现出各自的崇拜特征。基督教社会有基督教社会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文化体系,伊斯兰教社会有伊斯兰教社会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文化体系,如此等等。这都是很独特的。一定社会的崇拜状态就好似计算机的视窗(windows)操作系统,是基本的操作平台,其他如思想意识、道德法律、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等不过只是类似于各种功能性软件,是次要系统,是具体方法性的分支体系,如果不与视窗(windows)这个总的基本操作系统相适应就运作不了。如果总的操作系统出问题,这些子系统也必然出问题。

    在我国,不少人认为制度是决定一切的,但实际上没有相应的社会崇拜状态作精神基础,社会制度再好也运作不好。无数的历史经验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强行实行民主制度只会导致社会出现严重混乱,最后因为实行不了,还得退回到集权状态。中国近代的历史不就是这样折腾的吗?

    一个社会如果在崇拜状态方面不能有所改变,其社会文化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也不能有所改变,其社会生活状态自然也不能发生内在的改变。不同社会的崇拜构造的是不同社会的精神秩序,并进一步构建出与其相匹配的现实秩序,从而产生不同的社会文明。因此,在没有找到新的社会精神崇拜出路之前,若仅在原有的社会意识和文化体系中去寻求发展,就必然会遭遇到来自原有的社会崇拜状态的拦阻,结果就只能去翻历史的故纸堆,导致走回头路。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社会总是跳不出漫长曲折的封建历史的最根本原因。

    所以,在历史所形成的社会崇拜状态之下,如果发展已经达到饱和,那么原有的文明就已不再具有突破的空间,这样的文明我们可以将之称为末世文明。末世文明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拒绝尝试任何新思想新事物,极度故步自封,已经失去了自我更新和发展的能力。而导致此种不能继续发展的真正原因正是主流社会对原有崇拜对象的迷信。由此,社会危机也往往已经孕育其中。

    在这样的社会当中,社会发展的突破是一定要求首先更新社会精神崇拜对象的,而且必须是能够为社会提供更健全的精神、心理、思想行为动力和更宽容的社会实践环境的精神崇拜对象,非如此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得到真正健康的发展和突破。中国在近代出现的资本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发展,无一不是突破了社会传统崇拜对象局限的结果。只是这些新的崇拜对象仍然存在局限性,而且在中国社会中也并没有得到完全的确立,只能说是带来了新的崇拜因素,尽管如此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改变。

    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是:错误的社会崇拜必然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崇拜的错误乃是个人、民族、社会,乃至国家最大的不幸。比如个人崇拜、英雄崇拜等都是不正确的崇拜,也是导致邪教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并绝对地会给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文革”发生的终极根源就是个人崇拜、权力崇拜和英雄崇拜,从而导致了破坏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也造成了当时社会糟糕的存在状态。

    错误的崇拜就是迷信,迷信就是丧失理性,一意孤行,情绪驱动。正确的崇拜才能称之为信仰,其中一定包含着极大的理性和宽容。信仰和迷信是崇拜这一范畴的两个方面。问题是人类如何才能正确地去崇拜。一旦错误的崇拜对象进入人心,错误的社会思想和行为过程也就开始了,再想扭转就很困难,这也是为什么“文革”会产生那么大的破坏力的谜底,甚至至今也还有不少人不能醒悟过来。错误的崇拜会使人如吸毒一般沉溺其中。

    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必须尊重事实,追求真理,一切看效果。那效果尤如树结果子,“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不管黑猫白猫,抓得到老鼠才算好猫。这是充满理性的话,我们一些人却常常忘记了。实践是认识真理和见证真理的重要途径,实践也是检验谬误的重要途径。我们能够判定崇拜对象是否正确的办法可以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看祂所带来的长期效果如何。所以,我们只能参照在各种社会当中,对由不同的崇拜对象所导致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实际效果来进行比较。其二,我们还应当判别,当我们陷入某种崇拜状态之后,当事人是否还具有正常的思想和行为的能力,是否长期处于非理性的暴力的情绪化状态之中。正确的崇拜对象不会使人如此。

    选择了新的崇拜对象,或者准确地说是被崇拜对象所拣选,就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崇拜对象一旦确定之后就转化为崇拜的实践过程了。不同的崇拜有自己不同的实践内容、方式和方法要求。崇拜的内容、方式方法和认识必须与崇拜的实践相结合才会产生完整的现实效果,否则也只是知道了这个道理而已,并不能真正得着这好处,因此终归还是并不明白。从严格意义上讲,理论已经到此止步,逻辑的作用十分有限,后面发生的是切实的崇拜体验。而这才是真正起作用的,正如别人告诉你梨子好吃,可你如果不尝尝就永远不知道梨子的真正滋味一样。

    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应当拥有自由选择崇拜对象的权利,这就是信仰自由的含义。不同的信仰之间应当可以互相影响,但不应彼此强迫,更不应互相迫害。人们应当彼此尊重,并且在信仰自由、和平共处和法治的现代文明准则之下,互相交流、和平竞争,使人归向正确的信仰道路。在信仰的道路上,人类应当坚决反对任何的非法暴力,也包括一切的语言暴力。对不同崇拜的宽容是非常重要的现代社会准则,是人类社会应当实现的最高的理性,也是正确的崇拜对象一定赋予我们的原有之意。

    所谓不同文明的冲突,在本质上正是不同崇拜的冲突。因此,人们的行为应当自觉受到法律的约束。人们不应当因为不同的崇拜对象而彼此攻击和互相杀戮。人类应当在崇拜的领域中运用正确信仰所规定的普世适用的文明方式,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和谐社会的建立也应当从信仰的源头开始理顺,从而使拥有不同崇拜的人们能够和睦相处、各得其所。但我们也知道依靠人类的自觉和所谓理性常常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强有力的社会法治体系是其必要的基本保障,社会不仅在处理经济、政治、思想、言论等领域中必须依法处置纠纷,也必须在精神崇拜领域依法处置纠纷,人类应坚决摈弃不同崇拜之间的相互迫害和战争,而采用和平竞争的方式来促进人类崇拜的健康文明发展。只有如此,人类社会才可以说是真正进入了文明时代。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已经在法律框架上完成了这样的社会构建。在2005年3月开始实施的《宗教事务条例》中已经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以下称信教公民)或者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以下称不信教公民)。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应当相互尊重、和睦相处”。这是中国步入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的结构性标志。 

    良好的社会崇拜状态至少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正确的崇拜对象;二是正确的崇拜内容;三是正确的崇拜方式,并由此决定了世人在灵魂和肉体两个方面所拥有的生活状态。世人只有在灵魂生活得到健康保证之后,世俗的肉体生活才会被理顺,并逐渐健康起来。有关的问题笔者在其后的第三部分中予以引介。我以为,所有真正希望中国走向强大繁荣的人们,都应当对崇拜这一终极问题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发件人:"包律师" <bxy4966@163.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6-06 14:49:0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一篇文章 

    仲大军先生,您好!我写了一篇文章,您看是否能用?致礼!

    包律师 bxy4966@163.com,2007-06-06

上调税率是一种法律行为吗?

包向宇

2007年6月

    中国财政部5月29日晚宣布,自2007年5月30日起,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现行1‰调整为3‰。其影响程度和范围应该比个人所得税的范围更大。

    证券交易印花税是从普通印花税发展而来,普通印花税是一种凭证税,而证券交易印花税税变成了交易税,专门针对股票交易发生额征收的一种税。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征税对象是企业股权转让书据和股份转让书据,纳税义务人是股份转让双方,并由证券交易所代扣代缴。计税依据是双方持有的成交过户交割单。对于中国证券市场,证券交易印花税是政府增加税收收入的一个手段,也是政府调控股市的重要工具。证券交易印花税是一种财政部的重大发明创造。在从民间掠财方面,证券交易印花税功不可没。

    应声下落的股市

    随着印花税的上调,股市应声下落,这只“疯牛”并未疯狂到无所顾忌,手持“大棒”的人是不是对现在的结果很满意?还是一个未知数。随着股价的下跌的过程,又一次证明了中国股市的“政策市”的属性。一夜之间,股份制企业的经营业绩、宏观经济形势均没有巨大的变化,来促使股价发生质的变化。印花税这种只有交易行为发生时,才产生纳税义务的行为税。而且只不过是印花税税率的变化,使所有的股票迅速贬值。根据随机行走理论(random walk theory),当前股票价格已经反映了对公司收入、经济状况和影响股票价格的其他因素。因此,股票价格的走向将由意想不到的事件,即人们现在没有预见到的事件来决定。就本质而言,这些因素是不可预期的,如果这些事件可以预期,它们就已经反映在股票价格上了。在中国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只有政府的行为是不可预期的,所以股票的价格不包含政府的意愿。纳税人(股民)对于实际缴纳的税额不是很关注,因为证券交易印花税是由证券交易所代扣,而不是股民(纳税人)缴纳,所以在现实生活中,股民没有缴纳税款的印象,因为他并实际支出那笔钱。证券交易所也不会对他们有告知的义务,也不必给他们完税凭证。因为他们是依命令办事,无需判断命令的合法性。只要直接坐扣即可,不需与公民/股民(纳税人)商量和讨价还价。提高两倍的税率并不会造成交易上的实质障碍,但股民(纳税人)确关注着中央政府下一步的调控措施是不是会依法办事。

    公布变宣布

    吃了三大证券报5月23日发放的“定心丸”的股民们,无法相信政策变化竟如此之快。很多市场分析人士均认为从5月23日到5月30日的短短4个工作日,以中国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是不大可能完成一个关于印花税调整的文件审批的。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财政部在国家税收立法体系中的地位和权限。财政部是国家预算的执行部门,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根据国家《立法法》的权限划分,税收属于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范畴,应该制定法律。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应该由总理签署,以国务院令的形式公布。部门规章应当经部务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决定,部门规章由部门首长签署命令予以公布。 

    《印花税条例》属于行政法规,根据《印花税条例》的规定,财政部有权确定对什么凭证征税。财政部有权决定对股权转让书据征收印花税,即证券交易印花税。财政部没向纳税人解释为什么房屋产权是“产权”,而股权也是“产权”。但财政部无权确定印花税的税率,改变税率本身就是在确定税率。而此次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的调整,是由财政部“宣布”的,注意这里是“宣布”的,而不是“公布”。这显然不是立法法上的用语,无法将这样的行为确定为是立法行为或修法行为,“宣布”意味着此事早已确定,只是等待时机对外宣布。而财政部是选择在半夜时分,中央电视台的《午夜新闻》宣布的消息,新华社也是在零点以后发出此消息。令股民(纳税人)震惊的不仅仅是税率增加了2倍,从交易成本来看,是微不足道的。震惊的是中央政府的办事方式,政府此前曾上调利率、警告市场风险,并表示将打击股票内部交易,这些举措是出于更广泛经济因素的考虑,而且也没有哪个措施对股民(纳税人)产生了直接影响。中央政府一直呼吁股市的风险,真正教育股民的确不是股市的经济风险,而是中央政府政策的变化。财政部、国务院这些单位本身就是一个由人组成的整体,它本身是一个法律上的“人”,而一般民众无法区分某个领导、某个同志的言论是个人观点还是“法人”的政策。政府上调利率多少有一些企业行为的色彩,而上调税率截然不同,它本身应是一种法律行为,应该在法律体系内办事,而此次上调税率的行为和宣布的时机,没有给广大股民(纳税人)留下法治的印象,财政部的行为没有给纳税人(公民)起码的尊敬。

外一篇:尴尬的印花税法规体系

    安在新车轮上的旧车

    现行的《印花税条例》是1988年6月24日国务院第九次常务会议通过,于1988年8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十一号发布的,自1988年10月1日起施行。我们注意到在印花税施行时,《合同法》(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和《立法法》还没有颁布实施,当时制定印花税条例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这三部法律在《合同法》实施时废止。而《合同法》实施后至今,国务院并没有对印花税条例进行修改。

    根据《印花税条例》规定,印花税的征收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是1992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0号公布,并经过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的修正,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订。支持印花税这个“小车”前行的两个车轮合同法、征管法均经过修订,而这个小车确拒不修订,这个安装在新车轮上的旧车仍然按着自己的轨迹前行。

    失去载体的凭证税

    印花税是一种凭证税,凭证是一种纸质载体,并不是针对电子记帐的这种模式。而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发生过程中已不存在纸质载体,完全是按交易额度计算的一种交易税,完全失去了其做为针对凭证征税的性质。

    钻税法空子的官员

    《关于印花税若干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162号)对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按产权转移书据征收印花税。在土地所有权归全民或集体所有的经济制度下,为什么对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按产权转移书据征税?土地使用权等于土地所有权吗?难怪有些纳税人感慨:现在不是纳税人在钻税法的空子,而是税务局(财政部)在钻税法空子。

    可以不给完税证明的纳税

    印花税税没有完税凭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税务机关征收税款时,必须给纳税人开具完税凭证。扣缴义务人代扣、代收税款时,纳税人要求扣缴义务人开具代扣、代收税款凭证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开具。”可是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完税凭证没人拿到。

    印花税(Stamp Act) 的不光彩的历史

    1765年英国国会为转嫁沉重的军费负担而向英属北美殖民地直接征税的条例。七年战争后,英国政府为进一步控制殖民地和镇压印第安人,派遣一万名军队常驻北美,由当地负责全部开支。1765年3月22日,英国国会通过的印花税条例规定,北美殖民地的印刷品包括报纸、书刊、契据、执照、文凭、纸牌、入场券等均需加贴印花税票,税额自2便士到几英镑不等,违者罚款或监禁。条例直接侵犯每一个人的利益,遭到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对。殖民地人民坚持只有通过他们自己的议会才能作出征税决定。自由之子、自由之女等秘密会社纷纷出现,带领群众捣毁税局,焚烧印花税票,把税吏身上涂满柏油、粘上羽毛、游街示众。11月印花税法生效前,全殖民地税吏都被迫辞职。1765年10月,在纽约召开全殖民地反对印花税法大会,会上通过拒绝向英交纳印花税等14项决议。为抵制印花税条例,全殖民地展开抵制英货运动,从而导致英国对殖民地的出口额大幅度下降。英国30个城市的商人和制造商联合向议会上书请求废除印花税法。在殖民地人民的坚决斗争与英国商人的强烈要求下,英国议会于1766年3月18日,通过废除印花税条例的决议。

 

发件人:"公盟" <gongmeng@gongmeng.cn> 收件人: "唐军" <tangjun@chinaelections.org> 抄送:发送时间:2007-06-08 12:54:59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公盟评论2007年第十四期(总第三十一期) 

央企分红是一个错误

公盟研究员  郭玉闪 

公盟评论2007年第十四期(总第三十一期)

2007年6月7日 

    央企分红是一个错误,这话不是为中央企业说的,而是为社会说的。5月30日的消息,国务院决定从2007年开始以股东身份从国有企业分红,试点阶段主要是针对直属中央的158家大型国有企业,之后各个地方国企也将会陆续采用相应做法。政府同时也交代了要如何花分到的这部分钱,大概就是要建设一个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平台,将钱主要投入到产业以及企业再调整上,另外还有一部分钱会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

    从新闻披露的反响看,对央企分红几乎一片欢呼声。对中央政府而言,实施这样的政策看来是理所当然,因为历史上它代表全国人民在国有企业的建设中投入了大量的资产,如今企业年年获利,当然要开始对其利润分红。至于社会对国企分红的欢迎情绪,道理也很简单:所谓国有企业,名义上的所有者是全社会,以前国企在建设阶段已经消耗了全社会大量财富,如今赚钱了,当然就不能像通常的企业那样独享利润,必须用某种方式让全社会共同分享利润,让全社会一起受益。而既然政府是老百姓的代表,那由政府掌握利润至少比企业名正言顺。

    可惜,社会这样的情绪可以理解,但是不能支持。事实上,我们只需对央企分红政策所引发的后果逐一分析即知,央企分红这个政策不会带来社会福利的增进,相反,它将损害社会福利。

    简单的说,央企分红的政策带来了两个效果,第一,将国企的一部分利润转移到了政府手里,第二,通过利润分成的方式,政府与国企形成了牢靠的利益同盟。

    先说第一个后果。我们反对国企占有全部利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将这部分利润转移到政府手里就会让情况变好。事实上,从我们观察到的历史看,政府实际占有的资产越多,社会的状况越惨。典型的是49年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政府拥有从土地到人力资源等几乎所有的社会资产,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社会的极度匮乏与贫困。

    一般来说,政府作为民众代理人,主要从事公共服务,并不擅长于将资产在市场里加以利用从而实现增值。在资产利用效率上,政府可能连国企都比不上,更不用说民营企业。而且,如果在制度上,政府无法被民众有效监督,也就是说,政府无论表现得多糟糕,民众都无法通过宪政程序追究责任,那么政府官员总会更趋向于更浪费公共资源,甚至贪污、徇私舞弊、以权谋私等。应该说,在这方面,中国政府所受到的民众监督非常薄弱,因此官员的贪污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无论官员等级高低。比如陈良宇贵为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挪用社会保障资金牟利,国家药监局前局长郑筱萸玩忽职守的程度令人咋舌,上海原房地局副局长殷国元有二十多处房产等等。

    另外,中国财政虽然年年增收,但是老百姓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水平却增长缓慢。我国去年财政收入高达3.9万亿元人民币,但政府开支只有25.5%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教和科研事业,行政开支却占了38%,而美国政府财政开支的73%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行政开支只占10%,中国政府收入与政府服务之间的落差更使我们无法树立信心相信当央企的利润转移到政府手里后就能让老百姓享受到福利增长。有些媒体说,政府分享央企利润后,自1994年开始连续13年来“国企吃肉, 社会喝粥”体制将真正终结,其实,取而代之的可能是“政府与国企吃肉,社会依然喝粥”的局面,社会实际福利增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再来看央企分红政策的第二个后果:即中央政府与央企通过利润分红的经济安排,将形成一个利益同盟,而这将是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中几乎不可能出现的强大的托拉斯集团。我们知道,国资委旗下的158家国企,原本就几乎都是各个相关行业最具市场势力(market power)的企业,比如中石化、中石油在石油行业,中移动、中国电信在电信产业,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在电力行业等等。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它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市场垄断地位并不是依靠雄厚的实力从市场竞争中杀出来的,恰恰相反,它们的市场地位几乎都是依靠政府的强制性行政权力维护起来的;可以想象,当政府可以从这些企业直接获得利润时,政府将比之前更有动力用相关行业政策来维护这些企业的利润。所以,在这些央企垄断的行业,社会资本进入与之竞争将变得更为困难或者几乎不可能,而这将最为严重的损害社会福利。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的一个好处是,它总能用“竞争”将某个产业的高利润拉底拉平,从而让整个社会享受到好处。当某个行业突然有个企业赚大钱了,总会有闻风而至的其他企业与之竞争利润。此时,如果不考虑政府的作用,企业在竞争面前为了维护住更高的利润,只有几条路可以走,第一,出新产品,赚取第一桶金,第二,降低管理成本,从而利用价格竞争或者类似市场策略将竞争对手杀下马。在这样一个竞争利润的过程中,社会不断的享受到越来越多的新产品,而且价格还越来越低。

    所以,如果由于政府与央企结成经济同盟,使得社会资本更难获得与央企平等竞争的权利时,政府与企业一同分享的国有企业利润将高高在上,挥之不去。就目前的统计数据看,国企创造的利润已经非常惊人: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1万亿元,其中中央企业实现利润达7700亿元。而2007年据称中央企业的收益将超过8000亿元;如果加上地方国有企业利润,规模将超过1.2万亿元。政府的分红即使按10%算,都有近千亿,实在是一笔惊人的利益。

    国有企业的高利润不是社会之福。这话周其仁曾反复论述过。国企的利润就是社会的成本,利润越高,社会支付的成本就越大。特别是,我们的国企,即使冲入全球500强(2006年有23家入围),主要利润也不是在中国之外赚老外的,相反,几乎都是在国内靠着政府特批权力赚中国老百姓的。因此,国有企业的利润,和其他任何一个行业一样,总是越低越好。

    目前国企高利润的格局,其实说起来是由90年代末国企“抓大放小”改革造成的。留在政府手里的大型国有企业,基本上都能依靠政府行政命令在一定程度上免于市场竞争,从而迅速积累起很高的超额利润。此时,真正对社会有好处的做法,应该是弱化政府对企业的行政保护,放开市场准入,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经营、竞争利润。这种改革,经济学上叫“放松管制”(deregulation)改革;事实上,对国有企业占主导力量的行业,不但要放松管制,甚至还要强化对国有企业的管制。原因很简单,既然国家给了它们更多的特权从而造就了它们主导运营商的强势地位,当然就得对它们有更严厉的监管。

    常用的对垄断企业的管制手段包括:价格管制、投资回报率管制、质量管制等等。而经济学上分析所有这些管制手段,都必然要考虑一个问题,即“管制俘获”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受管制企业用各种手段俘获住管制者,使管制者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因为一旦管制者被俘获了,那么管制手段也就无法有效的约束垄断企业了,从而社会福利也会相应受损。

    如今倒好,国家对多年牢牢占据垄断地位的大型国企(无论中央还是地方),不但在放松管制、引入社会竞争上没有多少进步,反而还用明确利润分红的方式将管制者与被管制者直接绑在一起,不用企业来俘获,政府自己就送上门来了!

    总而言之,央企分红政策带来的后果是,由于无法有效监督政府,所以利润从企业转移到政府手里时,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福利增长,相反,由于政府与企业的利润分成安排,使得政府在经济利益上与垄断的国有企业变得更为一致,于是政府将有更高的动力去维护既有的行业垄断体制,阻碍民间资本的自由进入,这必然带来了社会福利的损失。换言之,由于恶化了行业竞争环境,央企分红的政策安排是错误的,并将给社会带来损失。

    不过,虽然央企分红政策是错误的,但是国有企业独享利润的问题依然需要解决。其实,不只是国有企业,所有政府目前拥有的存量资产都有类似问题。这些存量资产要么被政府官员实际控制,要么就是作为企业出现,但从未承担过公共职责。

    中国政府在收入方面,除了税收之外,还拥有大量的存量资产,这是它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相比最大的特点。这些存量资产包括土地、建筑物、自然资源、所有的国有企业等等。这些资产给政府带来了惊人的财富,同时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相当大的隐患:一个习惯直接控制经济并盈利的政府,很难指望它能在行业政策上保持基本的客观与公正。

    解决的方法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都有很多启示了。东欧的改革基本经验是全部国有资产的证券化,英国的经验是整体私有化,而无论是哪种经验,都非常谨慎的处理存量资产或者国有企业所对应的行业合理竞争体制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经济体在未来要能保持健康,取决于两个方面的政府变革,第一,政府如何退出存量资产,第二,政府如何打破既有行业存在的行政垄断。不过,也许这样的改革得到未来实现一种合理的宪政制度安排后才能有效进行吧。在这之前,理论上作为委托人的中国老百姓,当面临政府这个代理人与政府的代理人国有企业共同联手建立起直接的经济共同体时,几乎没有什么反抗能力的。这也许是央企政策可以大行其道的原因,也是我们最悲哀的地方。

    公盟——为了公共利益 The Open Constitution Initiative,联系电话( Tel. ):(8610)62111675,网址(web): http://www.gongmeng.cn/

 

发件人:"tallrain zhang" <tallrain@g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6-08 11:46:41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对贵网站的建议 

    仲大军先生:你好!我经常看你的网站,里面收录的不少文章都引人深思,更难得的是可以从网站上看到中国的许多真实数据。下面是我的一篇文章。  杭州 张涛云 tallrain@gmail.com

《激流中国》观后感 

    最近看了NHK《激流中国》的两个节目:《富人与穷人》、《喉舌与职责》,网上好象有不少的讨论,特别是贫富差距的现实激发了众多网友的感慨。大家都看到了贫富差距这一事实,但是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思考。我对改革的认识,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杨小凯、秦晖、仲大军三位老师的文章。下面作一个简单的小结:

    一、所谓改革,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国民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将国有财富转变为个人财富,以公平换取效率。

    二、由于改革是由政府主导的,因此与政府合谋的才能获取最大利益。部分民众的利益牺牲是计划的一部分,得不到保护自然就不足以为怪了。比如拆迁圈地,是为了计划中的城市化,保护了拆迁户利益,计划中的城市化就会受阻放缓。 

    三、暴力革命被广泛地否定,转型要走和平路线。

    四、杨小凯和秦晖认为最重要的是保护私产。私产是宪政的基础。

    五、杨小凯认为两个魔鬼胜过一个魔鬼,他认为改革的受益者为了维护个人利益,最终会形成与政府抗衡的力量。因而经济改革最终会决定政治改革。

    六、仲大军认为应该从现实出发,认识到国内已经形成了各类利益阶层,不需要掩盖其利益冲突,最重要的是每个利益阶层都能或多或少地参与搏弈发出自己的声音,改革的计划应该考虑到各方的利益做适度的修改。和谐社会不是大家都没有声音,而是允许大家自由地讨论。 

    参考资料:

    NHK《激流中国》下载:http://lib.verycd.com/2006/04/05/0000097387.html
    杨小凯文集:http://www.sharehz.cn/51dzs/html/34/t-34.html 
    秦晖的博客:http://qinhui09q.vip.bokee.com/
    仲大军的网站:http://www.dajun.com.cn/

 

发件人:"tom6863" <tom6863@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6-04 15:34:52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传来几篇文章 

仲大军先生:你好!

    看你的网站后受益很多,但感觉研究分析性的文章相对多,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案性文章相对少.我个人认为我国现有的问题不少,其中全局性的问题很引人关注和忧虑,作为一个独立思考的具备一定的知识的人,应多关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我个人总思考如何解决问题,前阵子随手写了两篇给税务总局的建议,今天特发来给你看看,请不要发表在网站上,因为和论述政改的文章一样,争论很大的,发给你只是想作思想方面的小范围的交流而已.

    谭斌, 2007年6月4日,

给税务总局的建议

    前几日笔者发现银行的个人储蓄账户实名制管理加强了,对此表示一下支持。联系到个人所得税的改革,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强对合法私人财产的宣传

    近年加强对合法私人财产的保护力度的呼声较高,《物权法》就是一例,但对保护合法私人财产的宣传不够,对税务系统来说,应加强个人的财产所得在应税而未税是不合法的财产所得的宣传。个人在经济生活中有收入所得不仅要求来源是合法的,而且要求是按照税法的要求足额缴纳了税款的。这一点应不仅仅停留在宣传上,而且应在法律条文中得以体现和在现实中得以执行。

    二、解决私人名义财产与实际财产不统一的问题

    这里所谓私人名义财产是指个人的银行存款、房产、股权、汽车船舶等以个人名义在国家机构或重要的部门进行登记的财产。而财产实际的拥有人不以自已的名义进行登记的情况十分严重,对国家的威害相当的严重。对减小收入差距扩大化的措施的抵消,给反贪反腐工作带来难度,而税务部门现在的个税改革是基于财政收入和调节收入分配为目的的,私人名义财产与实际财产不统一对个税改革来说是必须重视和加以解决的。

    私人名义财产与实际财产不统一本身是会带来法律方面矛盾的,而这一点也恰恰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利用这一点增加个人不以自已名义进行登记的风险和损失,使名义财产与实际财产相统一。可采取以下措施:

    1、 确认私人名义财产与实际财产不统一的不合法性,包括其不合法性的范围以及制定相应的惩罚。
    2、 登记部门在登记时的严格验证其身份,银行个人储蓄账户实名制就是从这方面解决。
    3、 开放个人对自身登记信息的查询,这一点至关重要,能引起名义财产与实际财产不统一带来的法律纠纷,以银行个人储蓄账户为例,如果个人能查询全国所有银行个人自已的名义下的账户,就会引起合法侵占他人财产的现象。风险和损失的存在将是个人在以他人名义进行财产登记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银行个人储蓄账户的改革问题

    这里要说的是银行个人储蓄账户的改革问题,但为什么要到税务来说这个问题呢?因为现行的银行个人储蓄账户的管理对银行来说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为储户提供更安全更方便更快捷的的服务是银行的宗旨。为什么瑞士的银行系统的存款多呢?就是更多的从储户的角度来考虑的,而放弃一些社会责任和义务。而对于国家的一些特定部门来说,银行的信息开放是很重要的,这里包括了税务部门,尤其是当税务部门进行个税改革时,这一点更显得重要。因为个税改革是基于财政和调节收入分配的目的,财政方面的情况比较好,对增加财政收入的压力较小,而调节国民收入差距的功能则显得重要。现在个税改革朝着综合分项的方向发展,要取得成功,配套的措施肯定是要跟上的,对私人财产的信息的收集是必须的,而个人在银行的存款是财产的主要的存在形式,个人在银行的存款的信息是信息收集工作的重中之重。而这要求银行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银行对个人储蓄账户管理的现实是不利于进行社会公共管理,可以说是各种资金的避风港,归根到底到底是银行个人储蓄账户的信息保密问题。由于个人信息保密要求的存在,拒绝了公共管理部门对个人财产信息合理的介入。而对于税务和检察部门而言,这种介入的权限是必要的,否则缺乏有效的手段。

    如何进行银行个人储蓄账户的改革以利于税务和检察部门对个人财产信息的介入呢?我的大的思考如下:

    在现行的个人储蓄账户的管理下,个人可以在同一城市的同一银行的同一分支机构里开设多个同一类型的账户,即某人可以刚在建行某营业所开一活期,转身可到附近另一建行营业所又开一同名的活期,各银行实现同城的通存通兑后,为什么还要重复开账号了?这是不利于管理的。因此在同一城市的同一家银行里应只有一个活期账号,作为该储户在该银行的基本户,该基本户可自由的存取款,其它的账号依附于基本户之下,信用卡户外可以进行消费支付,指定用途的账户只能用于指定的支付(如股票交易等),其它账号对外支付和提取须经过基本户(如定期存单等)。

    将个人储蓄账户与个人个税申报地相挂勾,进行重新的分类,以便于账户的管理,将之分为本地户、异地户二类,以个人纳税申报地为本地,非个人纳税申报地为异地,对异地户进行必要的限制,以便加强对异地账户的信息收集。例如在本地,可在多家银行都开设个人储蓄基本户,而在异地,只能在一家银行开设个人储蓄基本户,并且对异地户的总数进行限制,以便于税务的征管,而对异地户的限制由于现在异地存取款的便捷而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经过这样的个储蓄账户改革后,对个人储蓄账户数量变少,同时变有规律,为银行个人储蓄账户信息向税务和检察部门的开放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为个人查询全国范围内的账户提供了条件,客观上可防止他人冒用身份利用银行系统的行为。

    个人储蓄账户改革后,在同一城市,实现税务对银行个人储蓄账户的介入相对容易起来,在排除了法律上的问题后,对本地户的信息介入在技术处理上几乎没问题。而对异地户的处理,由于数量减少了,实现信息共享也变得可行了,可由人民银行牵头,定期将异地户的交易明细汇集起来,传递到基本户所在地的人民银行的相应系统中,再开放给税务和检察部门。

 

发件人:"文采 李" <xiaoliwencai1966@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6-07 15:14:3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关于成立民主促进委员会的八大政治主张 李文采 

关于成立民主促进委员会的八大政治主张

李文采

   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究竟向何处去?围绕着这个话题,“近来中国官方媒体连续出现有关政治民主的文章,并在互联网上被热烈讨论。海外媒体甚至认为这又是一场‘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意识形态大辩论,或猜测这是中共在为十七大上困可能启动的政治改革制造舆论。”(德国之声 )在此,我提出包括成立民主促进委员会在内的八大政治主张。具体如下:

  一、由党中央牵头,成立中国民主促进委员会,集中研究中国的民主改革事宜。

  二、通过互联网,开辟中国民主促进委员会专门论坛。广开言路,征集民意。

  三、修改宪法。由全国人民自下而上民主选举产生的享有国家最高权力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集中行使全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委员长是当然的法人代表。在地方和企业,则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分别代表地方和企业内人民对地方和企业内的全民生产资料行使所有权,并依次产生地方人大常委会及主任、企业工会及主席。在农村最基层,在党的领导下,一切权利归农会,实行村务公开,村民自治。 国务院要把国有企业资产管理委员会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都要从政府部门分离出来,还给人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由其产生的国务院对全民生产资料行使宏观管理权,地方人大授权由其产生的地方人民政府对地方全民生产资料行使地方管理权,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授权由其产生的(而非上级任命的)企业厂长(经理)对企业内全民生产资料行使直接经营管理权,农会授权由其产生的村委会及主任主持全村的生产经营工作。

  四、实行由党中央执政和共产党的各级基层党委监政的政治制度。 监事会监督执行的是中央的精神。她指导地方、企业和农村把中央精神与当地实际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地工作,从而保证了全国上下的高度统一。监事会不应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要把他从政府部门中分离出来,还给党。为确保监政有力,监事会成员不得兼任地方人大及行政职务,企业亦是如此。其各项开支要由中央财政统一负担。

  人民政协是我们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机构,他的作用重点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政、议政和监政。人民政协中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以及人民政协以外的民间团体,各种协会等都具有参政、议政和监政的功效。这些监督和人大监督、各级党委监督、舆论监督、审计监督等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完善、强大的人民监督机制,使人民的各级政府不敢懈怠,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好务。

  另外就是法院、检察院、国家审计部门和反贪局,这四个部门应该是垂直领导,最后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最高审计署和反贪局对国务院负责。他们接受各级党委的监督,与地方政府、人大、政协不发生任何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党对他们的领导通过中央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的直接领导来实现。 

  五、改革人大代表的选举办法,整顿人大。使各级人大及人大代表能够真正担负起代表人民的重大使命。

   六、改革党代表和党员干部的产生办法,整顿党的组织。必须保证共产党的工人阶级的阶级基础。资本家可以竞选人大代表,可以去政协,但就是不能加入共产党。这是原则的问题。同级人民代表或人大代表是产生同级党代表和同级党的干部的基础.如果一个级别的党的干部连同级别的人民代表的资格都不配,那么他就一定不能成为这个级别的党代表和党的干部.这也要作为一个基本的原则.当然,会有特殊情况.对于杰出人才,可以先提拔上来,但经过一段时期的试用后,一定要回到这个基本的原则上来,要让人民来检验.看是否合格. 

  七、关于颁布大赦令。我在我的许多文章中一再声称,体制吃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是体制。我们要消灭的是吃人的体制。把人民连同腐败分子一起从吃人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对于那些腐败分子,一方面,他们危害社会。另一方面,他们同样是吃人体制的受害者。那些被吃人体制侵害的腐败分子需要被拯救,而不是被消灭。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所以,在这场民主革命的一开始,国家颁布大赦令,要向人民讲明白政策。这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要告诉社会, 对于那些有问题的人,限期交代。把问题说清楚。把赃款赃物交出来。争取宽大处理。只要不存在命案,一切从宽。如果能留在原岗位的,完全可以带罪立功。我们的态度是向前看。待主动交代的限期一过,性质就变了。要发动和号召人民检举举报。对于查出来的问题,一律依法处理,决不留情。

    八、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以上便是我的关于中国民主改革的八项政治主张。   

    这篇文章写的实际就是贯彻落实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的统一体.孤立地来看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是错误的.上面提出的八项措施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孤立地来看其中任何一项的认识同样也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注定是行不通的.

 

造航母还是造磁悬浮?

----用造航母的钱修建上海磁悬浮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墨家行人

    中国首度组建的航母部队主要任务是保卫南沙,因为南沙的距离已超出中国现役战机的作战半径,中国现时的军力事实上无法应付在此水域发生的规模化战事。而且航母基地设在三亚,日后亦可以兼顾台湾海峡的事态。

    中国海军首个航母战斗群将于两年后成军,航母基地选址于大陆热门度假地牙龙湾东侧。正在组建中的航母部队为正军级单位,接受南海舰队及海军司令部的双重领导。

航母基地选址牙龙湾

    中国首个航母基地选址海南岛三亚市牙龙湾东侧一个独立小海湾内,距国际品牌的度假酒店仅两公里左右,徵地工作早已完成,而对开岛链的防潜网工程也已基本完工,惟陆基建设尚未正式展开。

    航母基地与航母战斗群均为正军级单位,比相隔数公里以停泊潜艇为主的榆林军港还高半级。航母部队主体为目前正在大连造船厂进行装备配置的乌克兰“瓦良格”号(Varyag)航母,辅以多艘护卫舰、驱逐舰及配备苏-27机。现正改造中的乌克兰航母,并非如外电所描述的日后只是作为“靶子”的训练舰,而是具有攻击能力的战斗舰。

    这支中国首度组建的航母部队主要任务是保卫南沙,因为南沙的距离已超出中国现役战机的作战半径,中国现时的军力事实上无法应付在此水域发生的规模化战事。而且航母基地设在三亚,日后亦可以兼顾台湾海峡的事态。

台湾曾有意洽购航母半成品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与出面购入航母的“港商”徐增平之间,正为徵购价互相扯皮。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起,建造航母在中国军方内部已有相当热烈的讨论,但是意见分歧很大,海军力主应建造属于自己的航空母舰,否则海军无法突破近海防卫作战;但是空军将领由于担心空军的预算会被挤占而极力反对,指出航母已不大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只是一个迟钝巨大的海上靶子而已,认为应优先发展空军。但由于当年的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刘华清是海军出身,因此,建派获得支持,惟建造航母涉及居巨额的财政预算,故刘华清授意海军的科研机构向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上交报告,被兜头泼了冷水,朱在报告上批示:“本届政府不考虑这个问题。”于是中国自行建造航母的计划胎死腹中。

    前苏联解体后,原成员国由于财政困难,一些军工项目陷于瘫痪状态,中国海军当局获悉乌克兰准备出售一艘在建中的航母后,有意买回来加以研究,但军方本身却没有这样的财政预算,刘华清办公室的一些外围人员,为了一遂刘的航母心愿,于是找到同刘华清关系密切的赖昌星,希望能由他出面办成此事,但是赖虽然因走私而腰缠万贯,但其个人及“马仔”的素质均达不到办成此事的层次,对他来说,等于是老鼠拉龟,只好据实回报,表示无能为力。于是外办的外围人物又找到已移民香港、曾是广州军区篮球运动员的徐增平。徐当时在香港经营转口生意,据悉另有背景,并不完全是一个纯粹的商人。

    徐自己并没有这样的财力,但是在国内政界及财经界均有人脉关系,于是在接到任务后,在中港两地四处筹资,共筹划约两亿元人民币,其中一笔数千万元的资金来自北京政府属下的华夏证券。

    消息称,当中国军方透过“港商”出面准备洽购这艘乌克兰航母半成品时,台湾方面亦有此意,但被徐等人透过韩国军方有力人士从中阻挠,令出面的台商知难而退。

    后来徐增平在乌克兰运用多种公关手段成功购入航母,但拖回中国途中,却在土耳其海峡被扣押。土耳其表面上理由是航母排水量太大,通过海峡会危害来往船只的安全,但实际上是美国并不希望这艘相当先进的航母船身落入中国军方手上,欲拖慢中国海军航母化的进程。直至“911”后,美国由于在反恐上需要中国合作,才同意放行航母。

    而徐增平亦因完成这一任务而获得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衔头的奖励。航母拖回大连后,中国海军的科研人员经过研究后,认为可以在船身的基础上装配成正式的航空母舰,于是自两年前已开始秘密进行改建及配置装备,预计在2008年完成整个航母战斗群的组建及航母基地的建设。

    但是,中国政府与徐增平在徵购价问题上却一直纠缠不清。虽然是受命购入航母,但航母的产权法律上却是属于他名下创建公司的,军方徵用,政府要向他的公司买过来。徵购价多少,军方无所谓,但国务院财政部门却公事公办。

    徐增平当年表面上是以2000万美元购入航母,但是在乌克兰“公关”所用的美元却多达400多万,而且全都是一捆一捆的现钞,即直接成本便超过2亿元人民币;加上融资成本及考虑到资本利润,因此徐开价4亿元人民币;但是财政部门除上述2000万美元外,对其他的支出要有发票证明才能认可。400多万美元的“公关费”,徐如何会有发票?因此尽管航母军方已着手改建了两年多,但是双方对徵购价至今仍谈不拢,事情一直处在胶着状态。

    附:

“瓦良格”号有何优点?

    继“明斯克”号、“基辅”号航母之后,“瓦良格”号航母(Varyag)是中国民间公司按“废钢铁”价格购入的第三艘俄罗斯航母。但与前两者不同的是,“瓦良格”号并非“油尽灯枯”的退役舰,而是“壮志未酬”的俄海军唯一大型航母“库兹涅佐夫”号的后续舰──尚未完工却遭停建。也正因为如此,国内许多人对其“联想”颇多,国外军情部门更对其“关怀”备至,那么续建一艘未完工的大型航空母舰有无可能,“瓦良格”号航母是否能起死回生,威镇海疆?让我们作一全景式透视。 

    要谈“瓦良格”号,就不能不从俄罗斯海军的骄傲“库兹涅佐夫”号重型航母和前苏联海军的航母之路说起。1982年,令西方海军侧目不已的1143.5型“载机巡洋舰”工程设计由前苏联的涅瓦中央设计局完成。这便是现在通称的“库兹涅佐夫”级重型航母的首舰。最初名为“克里姆林宫”号,苏联解体后俄海军又将其正式命名为“库兹涅佐夫海军元帅”号。从20世纪60年代的莫斯科级直升机母舰开始,苏联一直回避 “航空母舰”的称谓,而自创了“载机巡洋舰”的叫法,据说这完全是为了舰只在假道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海峡时方便进出的“变通”。“载机巡洋舰”也好,“航空母舰”也罢,这都是冷战时期前苏联海军与美国海军在全球各大洋争夺霸权的先锋和重拳,不愧为一代名舰。然而,这些昔日的“名门望族”,不论是曾驰骋大洋的 “基辅”号、“明斯克”号,还是尚未完工的“瓦良格”号,今日都已沦为他国的博物馆、娱乐城,这是最令俄罗斯总统普京痛心疾首的。

   “瓦良格”号航母是目前俄海军唯一在役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的后续舰。是冷战时期前苏联赶超美国的关键海军装备项目,号称是其30年研制心血的结晶。“瓦良格”号于1985年在乌克兰的船厂安放龙骨,1988年下水,设计排水量67500吨,规模超过“库”舰,仅次于美国的“尼米兹”级核航母。能够搭载40-70架舰载机,尤其是改装自苏-27“侧卫”的苏-33“海侧卫”重型舰载机特别善战,追踪目标距离可达2400公里,作战半径超过1500公里,连美国专家都相信它比美海军王牌舰载机F-14D“雄猫”超出一筹。除此之外,“瓦良格”号航母自身也携带大量攻击性武器,光射程超过550公里的SSN-19“花岗岩”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就够美国人痛苦一阵子了。值得称道的是,这些导弹不再像“基辅”级航母那样暴露在外面,而是全部实现了垂直发射,飞行甲板因此变得空旷乾净,航母的隐身性能也随之提高不少。

  按前苏联海军最初的造舰计划,“库”舰和“瓦”舰的舰首都十分类似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应安装两座弹射器。但是,由于前苏联弹射器研制工作的严重滞后,不得不改为采用上升角为12度的滑跃起飞甲板且作权宜,而这后来就成了“库”舰与“瓦”舰“最显着的外形特徵”

1983年1月,“库兹涅佐夫”号在位于黑海之滨、久负盛名的乌克兰尼古拉耶夫船厂开工,35个月后,即1985年12月下水,2号舰“瓦良格”号(最初定名为“里加”号)随即于当月开工。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各国相继发生政治剧变,苏联政局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时,苏军高层(主要是俄籍将领)已经意识到“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随时有分裂的可能。作为苏海军的支配力量,争取获得建造中的“库”舰,便成了至关重要的一环。于是,尽管海试工程尚未完成,苏海军还是于1991年1月匆忙签署了“库”舰入役令,并旋即将该舰调离黑海,北上进驻俄罗斯境内的北方舰队基地。当年12月,苏联宣告解体,而刚刚完成近80%进度的“瓦良格”号航母的建造工作被独立后的乌克兰政府“叫停”。当时“瓦良格”号的舰体已经完工,各种武器装备按计划已完成进度的70%。但分家后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在瓜分黑海舰队及分摊航母建造经费等问题上争吵不休,闹到最后俄罗斯乾脆停止供应“瓦良格”号的部件和建造资金,而乌克兰海军又不需要这个庞然大物,遂只好将其抛进废船交易市场。此时俄乌两国已经在“瓦良格”号身上花费了5亿美元和10年的光阴,却功亏一篑。“瓦良格”号这个海上巨无霸,不能走向海洋,只能望洋兴叹,不能不说是当代航母的一个悲剧。

21世纪的战火,极有可能从海上燃起,为了掌握未来战争中的制海权、制空权,各海洋大国都十分重视航空母舰和航母技术的发展。一些涉及航母所特有的舰-机适配性的技术问题,如航母与舰载机的配合、起降方式,如何增加搭载数量、发挥最大效能等,被视为21世纪初发展航母的关键技术。“瓦良格”号重型航母的设计、工艺、建造无疑是很先进的,舰上大部分设备或结构在建造的那个年代都是世界上一流的。造船业本身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冶金、机械、电子、动力、化工等方面的科技水平,军舰更突出了这种水平,也体现了一国的军备能力。“瓦良格”号舰体各部分所选用的材料都是十分考究的,工艺精致,结构紧凑、合理,综合性能很突出。这就为其续建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虽然不是太强,但在一些高科技领域,金属结构制造业水平等方面与世界顶尖级水凖差距并不算大,有的地方还是处于领先的。中国船舶工业在国际上也已有一定的地位。可以说,在设计、建造(包括改装、续建)航空母舰方面,中国是完全有能力的。只要更新观念,开阔视野,打破条条框框的约束,就一定能给“瓦良格”号航母一个重返大洋、大显身手的机会。

打造精锐的舰载战机 

舰载机群是航空母舰的主要“杀手鐧”,它承担攻击、制空、预警、电子战、反潜等多种作战任务,其性能的高低直接影响航母的作战效能。而舰载机的重量和尺度又直接取决于航母本身的排水量和甲板面积。据俄罗斯官方出版的《海军武器装备》资料披露,“瓦”舰(1143.7工程舰)舰长322.3米(水线长290 米)、型宽82.3米、吃水14.14米,标凖排水量5.85万吨、最大排水量6.75万吨。飞行甲板面积16700平方米。可以说“瓦良格”号巨大的舰体和飞行甲板已为搭载高性能的舰载机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基础。更令人叫绝的是“瓦良格”号航母别具一格的滑跃式飞行甲板。“库兹涅佐夫”号航母,是前苏联第一艘采用滑跃飞行甲板的大型航母。该航母的滑跃甲板长约60米,上升角为12度。

89年底,苏海军在“库”舰上成功地进行了苏-27K、米格-29K、苏-25T的滑跃起飞试验。其他飞机如安-74预警机、雅克-141垂直短距起降飞机的滑跃起飞试验随后也取得了成功。苏海军第2艘采用滑跃甲板的航母就是“瓦良格”号,它是迄今世界上吨位最大的采用滑跃甲板的航母。甲板上升角为14度,其滑跃起飞的出动架次,据资料称可达10分钟起飞12架次,即平均50秒钟起飞1架次。如果说西方的“海鹞”等作为本身具有垂直短距起降能力的舰载机,尚显示不出滑跃式甲板的魅力,那么总重近20吨的苏-27K采用滑跃起飞则令人刮目相看,因为这表明常规高性能舰载机可以利用滑跃甲板起飞,便可节省研制弹射起飞装置的昂贵费用。舰载机技术复杂,研制一种新型舰载机一般要花几十亿美元的研制费,为了节省经费,一般采用在陆基飞机基础上改进的方法。转自81.china.com转自81.china.com世界上舰载机本来就不多,可供中国选择的就更少。据分析,主要有四型:苏-27K(苏-33)、米格-29K、“飞豹”FBC-1战斗轰炸机及正在研制的 F-10战斗机,其起飞重量在18吨至30吨之间。中国已从俄罗斯引进了苏-27、苏-30系列等当今世界一流的战斗机。其舰载型苏-33战斗攻击机已在俄海军“库”舰上正式服役。该型舰载机应为首选方案,但仍需引进。备选方案则是在中国的“飞豹”FBC-1及F-10的舰用改进型中落实。

值得一提的是舰载机中的“黑马”──米格-29K舰载机。印度在向俄罗斯购买“戈尔什科夫”号航母的同时,选中了米格- 29K作为配套舰载机。从经济角度和实用性看,印度的选择是十分恰当的。雅克-38虽然在舰上使用方便,但技术落后、能力有限;苏-33作战效能虽是米格-29K的5倍以上,但却机体大、价格贵。米格-29K恰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效费比较好的、技术成熟的中档舰载机。而且米高扬公司正在研制米格-29K 型的舰载空中加油机,这无疑将会极大地提高米格-29K舰载机群的作战效能。这一举措也已引起了中国海军的关注。舰载预警机对航母至关重要,中国海军的正确选择应是固定翼飞机,因为直升机的性能、容积、航程等均有限,难以满足像“瓦”舰这样重型航母预警兼联合作战空中指挥之需要。中国可考虑引进乌克兰制造的安-74预警机,备选方案才是引进俄罗斯的卡-31RLD预警直升机,或是在国产直-8上加装预警雷达。 

此外,已引进的苏-27、苏-30也可用作空中指挥机,其机载雷达探测到的目标信息可传输给航母上的预警直升机,以增大直升机的预警范围。苏-30加盟预警行动,也不失为中国为“瓦良格”号航母提供的一种新颖的预警模式。

一体化探测防御体系

21世纪初的全维海战,要求航母成为海上联合作战的指挥控制中心。C4ISR(Command, Control,Communication, Computer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Reconaissance即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和情报、监视、侦察系列)则是现代航母必备的作战管理系统,它直接影响航母和舰载机作战效能的发挥。航母舰载C4ISR系统包括大量的控制台和工作站,以保证足够的信息处理能力。其中可有20个大屏幕显示器,25个作战信息中心控制台,4个舰桥控制台,20个JMCIS控制台和多达100个的JMCIS(Joint Maritime Combat Information System,联合海上战斗信息系统)台式工作站。

中国近年来在IT产业方面已取得了长足进展,并在导弹驱逐舰等中型舰艇的C4ISR系统研制中取得了许多的成功经验。虽然研制航母的C4ISR系统会复杂、困难得多,但只要保证足够的投入,中国一定能为“瓦良格”号研制出一套分布式的顶用的舰载C4ISR系统。中国可能遇到的难点是为“瓦良格”号航母安装数据链。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航母普遍安装了11号、16号和22号三套数据链系统、通过全综合通信系统(FICS)和军用卫星通信系统将航母融入一体化的网络战场。中国在数据链的开发方面一直是薄弱环节,今后若不加大研制力度,短期内拿不出适用装置,肯定会影响“瓦良格”号航母的续建进程,形成致命的缺陷。对于种类繁多的舰载雷达、光电设备和声纳,中国完全有能力以自制和引进并举的方式,为“瓦良格”号航母配套齐全功能强大的全维探测手段。

另外,在舰载防御系统方面,中国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必须解决导弹垂直发射装置的难关。当今排水量比“瓦良格”号航母小得多的法国“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以及在研的英国、意大利、印度等国的新一代航母,都普遍安装了导弹垂直发射系统,以对抗日益饱和的全向反舰导弹的攻击。“瓦”舰原先打算在舰首滑跃起飞跑道后端,配置12单元的SSN-19“花岗岩”远程反舰导弹的垂直发射装置。

另外,在舷侧再安装4组24单元的SAN-9“利剑”舰空导弹垂直发射井作为点防御系统。可惜在“瓦”舰出售给中国之前,上述装置已全部拆毁。但中国已从俄罗斯引进了垂直发射的SA-12、SA-15等地空导弹系统,完全可以仿制出类似的舰载导弹垂直发射装置。当然,中国也可以在国际军火市场上通过购买诸如欧洲国家生产的同类产品,来为“瓦良格”号航母装备功能完善的、强大的防御体系。再与信息探测系统联手,构成“瓦良格”号一体化的全方位的探测/防御网。

中国外交的软弱真相

(转自凤凰网)

一、 大智若愚还是大愚若智?

  一直以来,中国都被周围国家认为是个巨大的威胁。中国的崛起过程屡受“中国危胁论”困扰。

   然而,天日昭昭,世界古代历史上找不出比中国更善良的大国,中国的善良已经可以被称为懦弱。从秦始皇时代起,中国人的对外关系史就是一部防御史,长城可以做证。历史上很多时候,中国需要用宝贵的粮食、丝绸甚至公主来换取和平。至于“黄祸”,那是游牧民族的光荣或者罪恶,中国不过是诸多被摧残者之一,把帐算到中国头上实在是本末倒置。在有记载以来的对外关系史中,中国一直奉行“厚往薄来”政策,朝贡关系实际上是中国用本国人民的血汗劳动换取一个虚无的面子,它给中国带来心理上的愚蠢的满足,给另一方的却是巨大得惊人的利润。
  近现代史上,也找不出中国这样心慈手软顾全大局凡事忍让的模范国家。拼光了家底惨胜日本之后,大陆和台湾立刻争先恐后地向日本人表现“以德报怨”的慷慨大度。中印战争中印度军队一触即溃,四散奔逃,第二天却发现中国军队已经退回自己境内,并且把俘虏的军车擦得锃明瓦亮,完璧奉还。在南海诸岛争端、钓鱼岛争端中,别的国家纷纷出动军舰,果断地进行武力占领,中国却安于由“人大”发表几句严正声明。华人在印尼被***,其惨无人道令全世界发指,唯有中国政府一声不吭。在本国人民忍饥挨饿的时候,中国的大米被源源不断地送到别的国家,用来结交第三世界朋友。

  在全世界对中国的种种做法大惑不解的时候,中国却在暗暗冷笑,冷笑这些国家的惊讶。也不怪它们,它们才有几百年的历史!它们出过几个哲人!它们懂得什么叫“大智若愚”吗?它们懂什么“上善若水”吗?它们懂得“人心向背决定斗争的胜败”吗?它们的语言里有“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三分何等清闲”这样的闪光字句吗?那些动不动就把“某国的利益”挂在嘴边的国家是何等地愚蠢啊,它们为了一时的小利,互不相让,刀兵相见,短视无知!它们如果翻翻中国古书,就会发现他们实行的是“霸道”,必定会败在“耻于言利”的“王道”脚下。中国的政策表面上看起来软弱,实际上却是无比强大,如太极拳一样,无形无迹,绵里藏针。中国目光远大,心胸宽广。总有一天,大家会看到中国是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中国就是国际上的雷锋。总有一天,我们会感动他们,让他们放弃争夺,倾心向化,拥戴中国为领袖,在中国的带领下,一起建立全世界的美好明天。所以,在别人越是喊“中国威胁论”的时候,我们就越是要老老实实,安安分分,让事实戳穿那些别有用心的谣言吧!

  然而,事实却让中国一再尴尬。中国的忍让似乎没有感动任何人。日本人得了便宜还卖乖,说什么也不肯向中国道歉,还动不动搞一些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课书之类的小动作刺激中国。印度人更是老实不客气。既然中国人退了回去,我就当仁不让把你的领土改成我国的一个邦。然后我还要试射原子弹,并且向全世界公布就是为了针对中国。中国地图上的南海诸岛其实大半已经被其它国家实际控制了,举世瞩目的钓鱼岛上,飘扬着的也是日本太阳旗。至于援助他国的大米,有的居然在后来被用做与中国军队作战时的沙袋。

二、 韩国人给我们上了一课。

  类似中日钓鱼岛这样的争端,其实早在韩日之间上演过。韩日之间,有一个小岛,长不过200米,全是礁石,不生草木。韩国人称之为独岛,日本人命名叫竹岛。这个小岛在韩日关系中的地位,恰如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二战前,日本占有该岛,独立之后的韩国宣布对该岛拥有主权。

   日本人保卫领土的决心在钓鱼岛问题上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当初他们也是以这样的决心去保卫竹岛。他们把这一问题写进教课书,并且在一切可能场合宣布自己对竹岛的主权。与此同时,1953年5月,日本右翼人士趁韩战正酣,登上了这个无人小岛,修建了标志物。   这一切,与日本人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做法如出一辙。只不过当初他们遇到的是刚直的韩国人而不是智慧的中国人。中国在类似的情况下选择了“顾全中日关系大局”的做法,仅仅发出抗议,听任日本人出动军舰对钓鱼岛的实际占领,并且严控国内的保钓人士,以防他们做出“过激”行动。而韩国人是怎么做的呢? 

  在日本人登上独岛之后,一个23岁的韩国青年洪淳七趁韩战进行间枪支管理不严,通过非法手段采购了一批枪支,召集几个热血青年,渡海登上了独岛,赶走了日本人,在岛上升起了第一面韩国国旗。
  在那之后,洪淳七靠着一杆步枪,独自一人,守卫独岛三年八个月之久。在他的日记里,载着无数次和日本舰艇、渔船对峙的记录。直到1956年,韩国政府从韩战中脱身出来,派出海上警察守备队上岛,洪淳七才结束了神圣的“守土护国大业”。韩国政府没有惩罚他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反而颁发勋章,表扬他的爱国行为。
  目前,韩国军队已牢牢控制了这个小岛。韩国在独岛长年派驻34名警察,同时配置了驱逐舰、快艇、直升机,随时戒备日本渔船和海军舰艇的侵犯,令日本船只不敢轻易越过雷池一步。日本人除了口头抗议,别无他法。
  我写过一些关于韩国文化韩国精神的文字,网友的评论里有许多指责我对韩国精神的揄扬,认为是夸大其辞。可惜,在抗日战争中我们没有出现过安重根,在抗日战争后我们没有出现过洪淳七。 
  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在日本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中,只有对中国占有上风。面对北方四岛和竹岛的被占,日本人都不得不忍气吞生。

 

泪如雨下:中国航空的N大“低级错误”

两广总督

  “昏着”,用名誉棋圣聂卫平的话说就是“缺氧之手”,意指对弈过程中下出错棋,而且是“低级错误”。 如果我们回顾我国航空、我国空军的发展,就会发现这样的“昏着”、“低级错误”还真是不少,我列举几条。

  昏着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产涡扇发动机的下马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用涡扇替代涡喷的趋势已经很明显,那时我们虽然落后,但只是落后一步。1965年,为轰五配套的涡扇5第一台样机总装完成,经过几年的试车、改进,1971年开始整机试飞,但随着轰五改进计划的取消,涡扇5于1973年随之取消。
  和涡扇五相比,更令人惋惜的是涡扇6。1964年,为了给我国新计划研制的强6和歼9配套,涡扇六上马。涡扇六的性能指标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因此在研制过程中遇到了困难,但是经过长期努力,涡扇六到1982年在地面各种情况试车中长期稳定运转,性能指标达到了设计要求,可以进行飞行试验。但是此时由于强六和歼九的下马,涡扇六也随之流产了。 
  似乎我们总是跌倒在最后一道坎上! 
  到现在,我们飞机的心脏病还是没有解决,我们已经把涡喷做倒了涡喷的极限,但就是做不出涡扇,急的《航空报》动辄把涡扇十的阶段性成果拿出来炫耀。 

  昏着二、歼七、歼八的易容有术 

  歼七原型的特点是高空、高速,后来被我们改得适合低空格斗,巴基斯坦评论只有F16才可能在格斗中战胜歼七,而且还是险胜。但是当进入中距空战时代,歼七终于变不下去了。 
  但是有歼七的放大型歼八。歼八的原始设计更始突出高空高速,但其最早型号的武器配备居然是3门30MM炮加两枚导弹,设计师当时还说“从实战经验看机炮仍然是空战的主要武器”。后来一看不对了,连忙改,改成机身两侧进气,牺牲高空高速性能以提高格斗能力。可是改了一阵又不对了,伊拉克的米格25可以击落F/A18,南联盟的米格29却颗粒无收,这高空高速看来还是有用的....... 
  通过这些变化,可以看出我们对于未来的空战总是缺乏预见性。我们夭折的各种研制型号不下十几种,有世界最轻的超音速战斗机,有时髦的变后掠翼,有双超2.5空中飞仙。虽然研制计划不少,但是就是抓不住重点,因为我们对于未来的空战模式完全摸不到门! 

  昏着三、歼八"和平珍珠"流产 

  上世纪 在八十年代中期, 中美签定了5.5亿美元的合约,由美国帮助中国更新55架歼八飞机的电子设备。 但是美国人并不热心履行他们的承诺,他们说歼八对于美国来说太陈旧 ,即使是安上了需要的设备,还是达不到应有的性能。要彻底达到预期的性能,必须要更换引擎, 而当时美国没有对中国出口引擎的许可证,等等等等。 安装设备的成本也随之上升, 到后来估计要8亿美元才能完成, 比预期要高2.5亿美元。   

    在1989年, 美国开始对中国进行制裁, 包括冻结军事合作。 在1990年5月份, 中国通知美国政当局, 中方决定取消"和平珍珠"项目。中方为了这个流产的项目一共投入了两亿美元中方得到是一些没有什么用处的模型和未完成安装的设备, 连应有的技术资料也没有得到。歼八被人家研究一个透,还被扣住不还。 从历史瞬间看,“和平珍珠”的破碎似乎是偶然的,但从本质上看,却是必然的。买办除了误国,还能干什么?

  昏着四、中国花钱为印度研制“费尔康”   

    2000年,美国以取消对以色列每年高达2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作威胁,迫使以色列停止向中国出售价值2.5亿美元的“费尔康”预警机。虽然以色列同意向中国赔偿3.5亿美元,但时间上的损失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更搞笑的是,后来“费尔康”被印度购得,你说我们这个大头是不是有点冤?!
  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自己搞出“大预”、“平衡木”、“大鼻子”。“大预”被称为“争气机”,足见我们受伤害之深。问题是,如果早知道我们能自己搞出“大预”、“平衡木”、“大鼻子”,何必跑到以色列那里丢人现眼? 
  更加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知道了,“有些东西是花钱买不来的!”. 

  昏着五、“家花不如野花香”的歼轰7、歼十

  据说为了和苏霍伊的合作,我们花费了200亿美圆,有人计算这超过了我们以往几十年对航空工业的投入累计。 苏霍伊成了有钱人,还要变着法的研制苏30MK、MK1、MK2、MK3向中国兜售。 
  在看我们自己的歼轰7和歼十,几次差点中途夭折,到现在依然得不到空军的青睐。
  我们总是疑问中国航空工业何时能走出引进、仿制、再引进、再仿制的怪圈,答案很简单,自己不种地,总去买粮食,能有好收成吗? 

  昏着六、空中加油和“战略空军”的呓语

  好象空军以前不知道空中加油机和空中加油的重要,几乎所有的空军飞机都不能空中加油,即便是最新的歼11也没有受油管。没有空中加油的支援,SU27近5000公里的航程只能飞一半,挂载还要受影响。引进了苏30,可以空中受油,却没有合适的加油机,H6U载油太少,还不够一架SU30喝的。   幸亏海航有品位,歼八D和H6U形成了战斗力,否则,几千架中国飞机只能对南海干瞪眼。 
  现在空军迷途知返,伊尔78加油机一下就引进20架。可是刚看到点起色,空军又吹起了组建“战略空军”的牛皮,是不是以为引进20架TU22M,就是战略空军了? 
  拜托空军少点豪言壮语,能把20架伊尔78玩熟了,人民就感谢你们了! 

  昏着七、把企业赶下市场的大海

  曾几何时,企业被赶进市场的大海,好在我们的企业争气,没有被淹死,但也累个半残。西飞一段时期内铝合金制品销售名列前茅,不知是可喜还是可悲。本身技术储备不足,还要搞什么竞争,咱们能和美国比吗?当年美国的航空工业公司也是不少,洛克希德、麦克唐纳、道格拉斯、波音、北美共和也是一堆,最后不都是合了。况且人家技术力量雄厚,第三代、第四代一搞就是两三个型号,那个都是厉害角色。
  中国的航天企业如果也搞竞争、也搞市场化,那神舟上天起码要再等十年! 

  昏着八、还未出世就面临过时的武直十 转

武直的尴尬,在阿富汗战争中就表现出来了,那时前苏联需要将米24和SU25配合使用,否则武直就是毒刺和小口径高机最好的靶子。不幸的是,1991年愚蠢的萨达姆让美国的AH64又表现了一把,不幸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这是武直的回光返照。到了2003年,武直终于在伊拉克现了大眼,一战之中32架AH64被严重击伤29架,如果换成某集团军的防空旅上阵,起码有一半的AH64会折戟沉沙!

  所以,武直十走上了RAH66的老路,为了完善成本不断提高,最终失去装备的价值。 我们为什么对武直这么感冒呢?曾经有黑鹰、米17、超黄蜂、KA25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为什么不珍惜呢?我们在各个领域都需要直升机呀! 
  看见人家有武直就搞武直,跟屁虫呀?

  昏着九、运十下马的世纪之痛

  运十是民用机型,但其意义非凡,他代表了我国航空工业的水平。

  中国的船舶工业世界排名前三,现在只要钱够,造个潜艇、“中华盾”就和玩一样,基础在那里摆着呢! 

  由于运十的下马,致使我们航空工业的水平还处在20年前的水平。1980年我们可以造100多吨的喷气客机,而现在,仿制一架SU27、仿制一台AL31都那么吃力! 

   运十飞机是周总理亲自建议上马的项目,总设计师马凤山才40岁。可惜,运十下马了,我们认准了引进麦道飞机、波音飞机并争取合作的路,结果是一走20年,至今仍然两手空空。

  运十首飞拉萨时,笔者还在上中学,记得报纸大加颂扬,后来就没了消息。当时对此还感悟不深,现在回首一看,真是感慨万千。20年,当年的设计师已经作古,当年的学生已经有了下一代,而我们的航空工业,却还在20年前的起点上徘徊! 
  写到此,泪如雨下........ 

   建国以来的航空工业领导有罪!

 

发件人:"Jack Dence" <c1998168@hotmail.com> 收件人: <gaoyifei1216@hotmail.com>, <weitao_539@yeah.net>, "欧阳君山" <tdyjs999@gmail.com>, <zggjzyz2002@hotmail.com>,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6-07 10:33:3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贴 黄金甲的评论!有点意思! 

《夜宴》和《黄金甲》显示出的文化堕落

赵一镜

    最近市场超级火爆,狂收1.7亿的国产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在2006年的中国电影票房排行中取得榜首地位,在这个什么事都讲究个霸道垄断的大陆市场毫无悬念轻而易举的获得了销售“成功”。被“忽悠”进影院的观众们多半是冲着3.6亿的天价投资和电影场面的豪华奢侈的场面去的,为的是满足好奇心。可是有多少人知道,这部由“党”出资,由高级御用导演张艺谋执导的所谓“国产大片”是继《英雄》之后又一部洗脑大片,其间充斥的满是与时俱进的封建政治,比《英雄》有过之而无不及。

    与之同时出台的《夜宴》,是一部内容完全相同的封建历史丑剧,这两部大片的出台,完全是封建政治历史残渣在当今社会的泛滥。它们所能告诉人们的只是中国政治的倒退----暴力和特权又赤裸裸地回归到社会生活之中。

一、《黄金甲》代表中国当前社会腐败没落的审美和价值观 

    一部电影必须要有“看点”,要迎合当时社会的集体审美和价值观才能有看头。当前中国观众对张导的期待基本上就剩色彩了。除了色彩,《黄金甲》和《夜宴》又增加了“两暴”----暴力和暴露,给人以看A片的感官刺激。

   当今的中国社会在专制文化多年的浸淫下,饱暖思淫欲,到处充满了俗气和浮躁之风。而《黄金甲》和《夜宴》的审美恰好满足了人们的这种心理,而且这也和政府所要灌输的纵欲文化别无二致,中国观众接受起来毫无不适和不良反应。 

    《黄金甲》的“卖点”包括以下几个元素: 

    1. 奢侈。一件王袍造价100多万,黄金天坛造价500万,还有画蛇添足的琉璃,数不清的昂贵服装、道具,超一流的大牌明星黄金组合和人数众多的群众演员,这些信息早在拍戏过程中就一点一点的通过媒体透露给了观众,模仿着殃视“幸运52”或“超市大赢家”吊着人们的胃口。对财富的贪欲诱使着人们要通过观赏“宫廷”戏而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2. 争斗。专制文化的斗争文化是身在其中的许多人爱看的保留节目。《黄金甲》从头到尾都是尔虞我诈的宫廷斗争戏,争斗比的是手段和手腕,斗的是阴损和狡诈,山外有山,楼外有楼,强中更有强中手。简单的人物,复杂的关系,灰暗的心理,无情的打斗。没有善恶之分,也没有正邪之别。 

    3. 乱伦。《黄金甲》保留了老谋子以畸形三角恋为噱头的一贯作风,在早期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里,张艺谋把家族内部变态的性关系和乱伦作为电影的主要看点,《黄金甲》只不过把变态和乱伦搬到了宫廷,并套用着经典话剧《雷雨》中的主要故事结构。其实党文化里“我把党来比母亲”就是典型的乱伦主义,让你习惯成自然。 

    4. 暴力。阶级斗争文化里主要宣扬的就是暴力文化,而且是血腥的,赤裸裸的暴力。有着“良好”暴力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情操的中国人民对暴力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信奉阶级斗争“暴力为本”的党文化对暴力有一种滥用的趋势,无斗不成戏,并且觉得没有血腥就不是斗争,谁有杀人的主动权谁就有话语的优先权和解释权。道德与良知?那是文人的文字游戏。观看暴力表演是推展斗争文化,强化斗争意识的有力武器。

    真不知道中宣部为什么让这样的影片上演! 

二、抹黑历史,搞臭传统,沦丧道德 

    当前政治试图通过《黄金甲》告诉人们: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除了常规意义上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在家族内部也是通过斗争解决的,不要指望天下有什么太平日子,“斗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黄金甲》中没有像《英雄》那样露骨的美化独裁,但绝不是没有这个意愿和表现。 

 1. 无君无臣,无父无子。 

《黄金甲》表现了父子之间的反目成仇,夫妻之间的阴谋算计,母子、兄妹之间的乱伦畸恋,无非就是说明一个问题: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什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什么“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全是胡话,在戏中的任何一个人物身上看不到丝毫传统道德理念,而那些极端暴力和挑衅的字眼却能脱口而出。那个本该受天下百姓敬仰的伟大君王,其说话的口气和表现活脱脱的像一个黑社会老大,连用“三个代表”伪装一下的作秀也省去了。这就是老谋子眼中的古代宫廷!不过也难怪,如果张导让古代封建帝王也讲起了“和谐”和“以人为本”,还怎么体现出共产党的与时俱进啊? 

 2. 无法无天。 

    给人的印象,仿佛那个社会除了几个没用的文人唧唧歪歪的讲几句“兼爱”、“非攻”之外,似乎古代的帝王自己的意志就是“法”,全靠拳头说话,整个社会没有规则可言。偶尔有与太子偷情的蒋婵违规也由于形式紧迫被王后压下,大王和王后冲突双方的利益成了焦点,搅起一潭浑水。这倒是酷似当今江、胡之间的黑吃黑,谁取胜对中国百姓来说都无关紧要,因为他们各自只代表自己集团的利益。 

3. 滥杀与滥情。 

   《黄金甲》是古装武打戏,可是在以前所见的类似电影情节中,见不到如此的血腥,张艺谋把残忍做到了极致。前面讲过,本剧的任何人物都不能让观众有同情、好感,对他们之间的打斗基本是抱有“狗咬狗”的态度。张艺谋以貌似苛刻的“艺术态度”“负责任”的告诉观众,《黄金甲》展现的就是古代社会的一个瞬间,一个缩影,一个没有人情、人性的社会,充满畸情和仇恨的人们是可以随时剑拔弩张,大动干戈的。仅此而已。 

三、对观众的暗示 

    冯小刚说曾评价张大导演的电影是“色彩的堆砌”和“滥情”。(可惜冯导自己也整出个滥情的无聊“大片”《夜宴》,多少有点滑稽,但一点也不意外。)如果张艺谋真的一门心思放在研究色彩上,注重表现力那也还行。可是精力充沛头脑异常聪明的张大导演岂能只在形式主义上打转转?为了艺术生命的常青不老,张导看准了走“主旋律”这条光明坦途。 

   主旋律怎么和张导联系起来了?其实早在1992年拍的《秋菊打官司》(此片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大奖)就是张艺谋有意往“主旋律”靠的一个明显标志。此后,包括《一个都不能少》、《英雄》等就一路走了主旋律路线。在观众眼中,似乎“主旋律”和获得国外大奖是对立的,是有你没我的。其实不然,才华横溢的张大导演能够做到文艺片有商业片的收成,滥片有大片的口碑,可以做到既获政府肯定又得观众认可,也完全有能力让疑似“主旋律”获得国际大奖。所以有一天张导得了奥斯卡奖,千万不要大惊小怪,那是张导艺术上达到完全成熟,昭示着党文化获得了全面胜利。 

    但是善良的观众以为国家投巨资给张导就是冲击奥斯卡填补这项令国人难堪的空白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共产党需要借用艺术再搞一次全民大洗脑,要通过影片“教育”人,虽然张导及其投资方一再声称电影的功能不是教育而是“娱乐”,可是张艺谋熟练掌握着“寓教于乐”的操作技能,可以于不经意间把人就给“教育”了。“寓教于乐”讲究的是潜移默化的心理暗示,且看《黄金甲》中的心理暗示: 

    1. 玩弄权术要精通厚黑学。毫无疑问,《黄金甲》中大王的厚黑指数最高。黑的方面,追杀发妻,毒杀后妻,鞭杀亲子,这些事情他做起来都是毫不客气,绝不手软。厚的方面也不同凡响。他为了攀上梁国公主,不惜趋炎附势。当上皇帝后,又假装对前妻很怀念,塑造自己重情重义的形象。即使对于王后,他怀恨在心,却并不当场揭破,而是在众人面前仍然装出很恩爱。 

2. 人间没有真情,所谓真情,不过是滥情和乱伦。戏中夫妻反目,父子相残,互相揭发,无情打击倒酷似文革中发生的那一幕幕惨剧。所有人物的行为依据全出自各自的私情、私利,从没有一点对国家、社稷、民族的考虑,和当下的中国有什么区别?戏中暗示观众,和“腐败是世界的通病”一样,类似的斗争自古皆然。 

3. 枪杆子里出政权。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认为道德只是统治经济的游戏规则。大王几次谈“规矩”,说不能乱了规矩,暗示“稳定压倒一切”。甚至在重阳节兵变前夜还和王后一起郑重其事的写下“忠孝礼义”四个大字。这对正统文化的嘲讽和诬蔑甚至比文革中批孔运动来的更狡诈恶毒。大王还说:“天地万物,朕赐给你,才是你的。朕不给,你不能抢。”这就是中国的封建政治。

    4. 权力=暴力,以暴易暴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黄金甲》中有两次展现大王个人威力的情节。一次是在馆驿与杰王子斗剑,另一次对三王子痛下毒手。都显示出崇尚暴力的共产党有足够的暴力对付假想的暴力威胁。这是明目张胆的恐吓,也无不透出中国当前强烈的危机感与焦虑感。 

    总之,看完了《黄金甲》老百姓应该得出这么几个结论:世间没有真情和正义,只有欺诈和仇恨;一种“正义”代替另一种“正义”,必须使用暴力;如果不能干掉对手,那就跟着对手“和谐”吧。 

    张大导演应该知道,真实的历史是:暴力+利益只能逞一时之威,换一时之稳定,天要使其亡,必先使其狂。从《英雄》里秦王的“用剑的最高境界是不杀,是和平” 到《黄金甲》大王的“天地万物,朕赐给你,才是你的。朕不给,你不能抢”,不难看出当前中国的政治逻辑。

    这也与当前国际间的大国政治----美国霸权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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