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这期汇编发出湖南社科院中国乡村研究发来的一组文章,此院的院长朱有志先生是搞农业研究的,因此湖南长沙出现了一个十分强大的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此研究中心的领导陈文胜先生经常传来他们的文章,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他们的研究成果,祝贺他们的辛勤劳动。另外本汇编还发出一些经济动态和思想性文章,内容都很重要 ,曲阜师范大学董键教授和退休工人张小鼐先生的文章都很值得一读。通过编辑这些文章,我们最深的一个感受就是:要重视我国的民间智慧! 中国需要有正常的思维。最后发出的是一组《儒家邮报第68期》传来的文章,通过学者们的各种表现可以看出今天中国社会的多元化。]

当前中国农村的问题与现代化大农业的出路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6月6日

目录

张红宇:《当前农产品供给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对策思路》

朱有志 肖卫:《集体经济“二次飞跃”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

 赵胜忠:《农村集体经济积累的现状及出路》

孟庆君:《建立现代化大农业体系: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贺雪峰:《农民价值的类型及相互关系》

江湖:《让我震惊的梅州农村见闻录》

怅沙:《东莞,一座野蛮的忘恩负义之城》

温铁军:《灾后重建向城市移民是捷径》

徐昌生:《计划生育的本质是计划经济》

《美国金融危机转嫁中国的损失远大于地震》

《货币战争已经打响:越南倒下之后就是中国》

征文:《公民监政 问责政府 铲除腐败 公正公平》

苏占军:《中国应尽快启动问责机制,人大应启动特别问题调查程序》

 董键:《当下中国的“问题与主义”》

央行员工:《揭发一个官场腐败和金融卖国的典型》

张昊:《惊人消息:美国银行以2.42元收购中国建设银行60亿H股份----改革纵横谈》

Yaomi:《魔鬼都在细节里----南方周末的问题》

《儒家邮报第68期》:

霍韬晦:《中国推动健康的民族主义有其必要──从藏独分子阻挠奥运圣火说起》

韩星:《北大为什么不能接受捐赠的孔子像》

东海一枭:《小人从儒家及自由派中滚出去!----范美忠:极端私己主义的恶行》

范美忠:《在地动山摇的那一刻——5·12汶川地震亲历记》

陈赟、海裔、柯小刚、唐文明、赵璕:《儒法关系的共和意义----《资治通鉴》网络读书会纪要之一》

郭齐勇:《儒家伦理的现代诠释——以“亲亲互隐”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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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中国乡村发现” <zgxcfx@vip.163.com> 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06 07:22:45 +0800 优先级:紧急 标题:湖南省社科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 请求转发

当前农产品供给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对策思路

张红宇

2008-6-5

  为深入了解农业灾情和灾后农业生产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分析判断2008年农产品供给面临的特殊形势,及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前不久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组织北京市农业局和河北省农业厅对奶业生产情况、吉林省农委和黑龙江省农委对东北地区“卖粮难”情况、河南省农业厅和四川省农业厅对生猪生产情况、湖北省农业厅对油菜生产情况、湖南省农业厅对水稻生产“双改单”情况、安徽省农委和江西省农业厅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影响情况开展了系列调研。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当前农产品供给形势和面临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一、当前农产品供给形势出现的新情况

  2008年1月10日以来,我国南方等部分地区发生历史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在这场灾害中,农业遭受重创,特别是蔬菜水果业、油菜产业、畜牧业和渔业损失严重。灾害不仅给当前农业生产造成巨大损失,后续影响正逐渐显现,加上部分地区出现“卖粮难”和种粮成本增加,农民种粮积极性受到影响,全年农业生产不确定因素增加,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年农产品供给,影响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影响“两防”目标特别是防止明显通胀目标的实现,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粮食产销脱节,局部地区存在卖粮难

  2007年,我国粮食生产连续4年增产,达到5015亿公斤,人均占有粮食380公斤,仍然没有恢复到1998年人均占有粮食411公斤的水平,年度产不足需,粮食总量平衡的压力依然存在,南方销区的粮食价格普遍上涨,然而在东北地区却存在卖粮难。据黑龙江有关部门统计,2007年底黑龙江省农民手中待售粮食103.8亿公斤,比上年增加24亿公斤,增长30.0%。从待售粮食品种来看,主要是水稻和玉米,水稻待售45.3亿公斤,比上年增加15.8亿公斤,玉米待售50亿公斤,比上年增加14.3亿公斤。在吉林也出现同样的问题。据吉林省农委统计,截至2008年1月底,全省粮食仅销售41.4%,其中,玉米销售37.3%,水稻销售49%,比上年同期低30个百分点。据国家发改委数字,目前东北三省农民手中仍有72.5亿公斤水稻没有出售,超过三省水稻产量的1/4。一些地方粮价上涨,一些地方卖粮难,造成这种有悖常理的现象,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受国家限制玉米转化乙醇政策影响,玉米需求减少,2007年东北玉米、水稻价格走低,尤其玉米价格偏低,而农民又存在涨价的预期,惜售观望,销售变现较慢。二是由于柴油价格高涨,公路运输成本增加,粮食运输利润空间不大,一些车辆纷纷退出粮食运输市场,加上铁路运力紧张,造成粮食产销脱节,销区粮食持续涨价,产区出现卖粮难。

  (二)油菜供需缺口将进一步扩大

  受国家利好政策和市场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2007年秋冬油菜播种面积恢复性增长,比上年增加1050万亩,达到1.01亿亩,其中“双低”优质油菜占85%。但是,由于冬前大部分油菜主产区遭受严重干旱,播栽较迟,生长迟缓,普遍苗小、苗弱,且高脚苗数量多,苗情较差,抗冻能力弱,此次遭受冻害最为严重,受灾面积达4891万亩,占全国冬油菜面积的48.4%,其中成灾2777万亩,绝收615万亩。据专家初步测算,此次因灾损失油菜籽180万吨,再加上灾后渍害、病虫害等影响,全年油菜减产已成定局。以油菜生产大省湖北为例,2007年秋播油菜种植面积1841万亩,比上年增加241万亩,油菜生产扭转了连续三年下滑的势头。但冰冻雨雪灾害使全省油菜受灾800万亩,占油菜种植面积的43%。随着气候转暖,受冻油菜还将出现各种病害,油菜减产和绝收面积将会进一步扩大。湖北省是油菜主要产区,油菜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18%,此次油菜生产受灾严重,对全年油料供应将会产生不利影响,油料供需缺口将进一步加大。

  (三)蔬菜四、五月份生产供给存在缺口

  2007年秋冬种蔬菜面积稳定增长,达1.19亿亩,同比增加220多万亩。但此次灾害对蔬菜生产影响严重,据初步统计测算,全国20个省(区、市)受灾总面积达4208万亩,占全国秋冬种蔬菜面积的32.4%。仅湖南、湖北、安徽、江西、贵州、江苏、四川、浙江等8省受灾减产就达2600万吨,比正常预期产量约减33%,其中露地蔬菜减产2280万吨,减幅35%,设施蔬菜减产320万吨,减幅25%;冻死春、夏蔬菜秧苗150多亿株,占育苗总株数的37%。据各省上报情况分析,这次灾害造成蔬菜损失3800多万吨,5月底以前全国蔬菜供应量因灾减少3200万吨,各地通过加紧抢种补种可增加供应2440万吨,增减相抵,尚缺口760万吨。这种情况将直接影响春、夏季蔬菜生产和供应,价格同比将有所上涨。

  (四)生猪供应偏紧的局面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2007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国家扶持政策措施的落实,我国生猪生产出现了积极变化。据农业部对20个生猪重点省的1800个规模养殖场、1800个散养户、180个行政村和94个饲料厂的跟踪监测,1月份生猪存栏同比增长10.2%,出栏同比增加15.5%,规模户能繁母猪存栏同比增长23.8%,散养户能繁母猪存栏同比增长18.7%,生猪生产继续恢复发展。但是此次灾害造成生猪死亡408.6万头,其中大部分是仔猪,死亡仔猪数约占全国仔猪月供应量的7%,且持续低温对母猪配种和妊娠都会产生不利影响。预计全国2008年7月份生猪出栏量将会比正常水平减少。灾害给全年生猪生产的恢复发展带来了新的不确定因素。同时,生猪生产面临成本上涨过快、动物疫病复杂、发展资金短缺、担心价格暴涨之后出现暴跌等问题,许多养殖户对生猪养殖前景表示担忧,散养户发展生猪养殖的积极性仍然不高。据河南省畜牧局调查测算,2008年2月份每头猪的生产成本同比增加144.62元。一头15~20公斤重的商品仔猪售价高达’720元以上,比2006年出售的100公斤重的商品猪价格还要高。

  (五)奶业养殖获利空间减小
  
  随着国家奶业扶持政策的落实和国际市场奶价上涨的带动,2007年9月份以来,各地原料奶收购价格普遍回升。2008年1月份最后一周,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山西和黑龙江等6个主产省份原料奶平均价格为2.84元/公斤,比上周上涨0.6%,奶牛养殖效益逐步增加,奶农养殖积极性逐步恢复。由于此次受灾地区不是奶业主产区,灾害对奶业生产影响不大。但是随着夏季产奶高峰的到来,牛奶消费相对减少。加上国际乳制品价格有逐步回落的趋势,原料奶价格有可能再次波动。特别是随着生产成本增加,奶牛养殖获利空间越来越小。以北京为例,2001-2007年上半年,牛奶价格始终在每公斤1.7~2.0元浮动,但是饲料原料玉米价格却不断上升,由每公斤1.1元上升到1.6元,牛奶成本也达到每公斤2.10元以上,养殖获利空间减小,影响了奶农的经济效益和生产积极性。2007年7月以来,牛奶价格开始上升,到2007年12月,曾一度上升至每公斤3.5元,2008年1月回落至每公斤3.2元。尽管牛奶价格上升较快,仍难以抵消成本的过快增长。
  
  (六)水产品生产形势不容乐观
  
  近年来,渔业生产持续快速发展,水产品本来可能成为猪肉消费的重要替代品,但这次灾害给渔业生产带来很大麻烦。截至2008年2月14日,全国受灾养殖面积1455万亩,损失水产品86.5万吨,其中苗种42万吨、亲鱼340万组、商品鱼约44万吨,直接经济损失近70亿元。由于此次受灾严重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广东、广西等地是我国商品鱼养殖主产区,也是苗种繁育、亲鱼和鱼种越冬的主要区域,因此,对上述地区、乃至全国的渔业生产均有一定的不利影响,特别是亲本和鱼种的死亡将会直接影响春季早繁、供种以及年中大规格商品鱼的供给和出口。据测算,死亡鱼种将直接导致全年减产250万吨成品鱼。考虑到恢复生产措施和非灾区增产因素,全年水产养殖产量预计可与上年大体持平。当前,水产品的突出问题是出口受阻,加工出口企业处境艰难。近年来,一些国家采取针对我国水产品的贸易壁垒措施,导致水产品贸易纠纷时有发生,对我国水产品出口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07年出口量和出口额增幅分别比上年回落15.8和14.6个百分点,是1999年以来增幅最低的一年。加之生产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水产品出口企业面临很大困难,许多加工生产线处于停工状态。
  
  (七)全球农产品价格将持续在高位运行
  
  2007年以来,全球农产品价格普遍上涨,国际市场小麦、玉米价格创近10年来的最高水平,大豆价格创3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世界谷物储备降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据美国农业部2008年1月份预测,2007/2008年度,期末谷物库存量为30.91亿吨,棉花库存量为54.75百万大包,油籽库存量为5.32亿吨,均为近年来期末存量新低。加上国际石油价格暴涨和农产品能源化利用加快,世界粮食价格居高不下的形势短期内很难扭转,这将继续拉动国内主要粮食品种价格上涨。
  综合以上分析,我国2008年保障农产品供给的难度将进一步增大,农产品供求关系将继续呈现总体偏紧格局,农产品价格也将继续在高位运行,在CPI指数构成权重设置没有调整的前提下,农产品价格对CPI的压力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2008年2月份的统计数字显示,CPI达到8.7%,创11年来月度数据新高,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3.3%,粮食价格上涨6.0%,猪肉价格上涨63.4%,这些屡创新高的数字警示我们,2008年的农产品供给问题大意不得、疏忽不得,放松不得。

二、影响农产品供给的几个突出问题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当前,农产品供给问题表面看是生产问题,实质是生产要素配置问题。从要素层面看,农业生产发展受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供给的制约,也受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制约。从调研情况看,以下一些问题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一)农资价格偏高且供应不足
  
  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1)农资价格上涨过快。由于国际市场化肥价格暴涨和农资原料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进入2007年9月份,以化肥为主的农资产品价格大幅上扬。据吉林省供销社最近调查,尿素到站价1850元/吨,同比增幅达19%;进口磷酸二铵到岸价4800元/吨,同比增幅达65%;含量60%俄罗斯产氯化钾到站价3300元/吨,同比增幅达43%;杀虫剂平均上涨10%左右;除草剂平均上涨20%左右;农膜平均上涨8%左右;部分地区零号农用柴油平均市场价格6000元/吨左右,同比涨幅达20%。与2007年3月相比,农资价格平均涨幅30%左右。据黑龙江省农委调查测算,由于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黑龙江省亩均生产成本增加25~30元。(2)农资调运不足。吉林、黑龙江省磷复肥等货源主要依赖西南省份,农资外调和进口缺口很大,吉林省年需化肥450万标吨,其中省内化肥厂家供货120万标吨,外调和进口330万标吨。吉林省2007年底化肥社会储备量不到100万标吨,不到上年同期的50%,货源明显不足,后市化肥价格依旧看涨。(3)农资出口加剧供求失衡。由于我国目前的石油价格与国际价格严重倒挂,化肥、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作为石油的下游产品,与国际市场价格存在明显价差,如目前国内磷复肥价格虽然较高,但仍低于国际市场30%以上,刺激国内化肥厂家扩大出口以获取更多利润,加剧了国内农资供求失衡。
  
  (二)农民种粮积极性仍然偏低
  
  (1)种粮效益低抑制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对农民而言,目前种粮经济效益仍然明显偏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猛,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粮价上涨和各种种粮补贴带来的实惠。据统计,2006年与2004年相比,全国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累计上涨9.9%,而同期粮食的价格仅上涨1.3%。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累计上涨8.8%以上,虽然同期米价上涨很快,但利润主要在加工和流通环节。(2)种粮比较效益低抑制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同种植经济作物相比,种粮比较效益依然偏低。据湖南省农业厅调查测算,种粮效益只有蔬菜的50%、花生的42%、棉花的34%、西瓜的25%。同劳务经济相比,差距更为悬殊,一个家庭种一年农田的纯收入不如一个劳动力打半个月工所获得的收入。(3)种植双季稻的累加效益与种植单季稻的效益出现“逆差”抑制了农民种植双季稻的积极性。湖南省桃江县统计数据表明,1999年首次出现种植双季稻的效益不如种植单季稻的效益,当年“逆差”为每亩30.8元,2001年“逆差”为每亩52.7元,2008年扩大到每亩95元,水稻生产“双改单”还没有得到有效扭转。
  
  (三)农产品流通成本居高不下
  
  2006年底以来,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消费者声称农产品价太高,但是农民却抱怨赚不到钱,其中重要原因是流通成本过高,中间商获益过多。据商务部统计,在我国农产品销售价格中流通成本占50%左右,比欧洲高出两倍以上。据农业部市场信息司最近调查,西红柿从寿光产地农民手中到北京超市市民手中,要经过6大过程、33个发生成本的环节,价格也从每公斤2.42元涨到7.6元。其中,农民每公斤获利仅0.334元,而超市零售商获利2.30元,农贸市场零售获利0.864元,一级批发获利0.710元,二级批发获利0.876元。在西红柿的生产、销售过程中,农民花费时间最长、成本最高,而利润却最小。
  
  (四)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突出
  
  从调研情况看,各地普遍反映农业劳动力短缺,特别是这次灾后恢复农业生产过程中,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在贵州、湖南、江西等重灾区,春节前后因灾交通受阻,相当一部分外出务工人员没能回家过年;年轻人在家又不能增收,春节后外出务工数量较往年增多,灾后恢复重建和春耕生产需要的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严重不足。据安徽省农委调查,在第二、三产业发展快的乡镇和城郊区,农业兼业化问题日益突出,在第二、三产业欠发达的乡镇,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留下来的农民老龄化问题日益明显。以繁昌县孙村镇为例,全镇有企业270家,就业人数过万人,许多农民把种田当作副业,农忙时回家突击几天,全年大部分时间从事非农产业。平铺镇平铺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都外出打工,剩下一部分年龄较大和一些不便离家的妇女在务农,该村的金村组有117亩耕地,常年种田的劳动力仅3人,年龄最小的也已55岁。另外,据许多地方调查反映,农村中的青壮年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有文化的年青人大都不愿留在农村务农,加上在外务工经商干得比较好的农民纷纷选择了离开农村到城镇安家,农村留下一些老年人在守着房产和土地,农村空心化问题在加剧,农业生产后继乏人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五)农业专用物流设施建设滞后
  
  由于我国产区和销区距离较远,相应的物流配套设施建设没有跟上,至今还没有粮食铁路专线,造成产区和销区区域间不平衡问题越来越突出。从吉林、黑龙江两省调研情况看,作为粮食主产区,农资供应与粮食销售严重依赖外省,农资调运与粮食运输对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瓶颈和约束作用越来越突出。黑龙江粮食外运90%依靠铁路运输,平均每年运量在2000万吨左右,尤其是第四季度和第一季度新粮收购时,日请车皮需要7000车(每车60吨),而铁路最终落实的约为1000车左右,粮食调运非常紧张。因此额外产生的“请车费”达到3000~8000元/车,增加了粮食生产和流通环节的成本。据有关专家预测,我国粮食价格上涨中80%的因素是由于物流节点脱节所致。以东北玉米外运为例,如果铁路、港口等各种运输工具、运输环节资源真正实现有效整合,流通成本可以在现有基础上至少再下降10%~20%。随着东北后备资源开发力度加大,运量需求还将继续提升,物流节点脱节的制约作用将更加凸现。
  
  (六)农业生产发展缺乏金融支持。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金融和保险支持。当前,农村金融的突出问题是供给严重缺乏。最近几年农业贷款余额和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仅占全部信贷余额的10%左右,2007年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26.17万亿元,其中农业贷款1.54万亿元,仅占5.88%。全国有近半数的农户和农村企业贷款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目前一些成长性的涉农企业、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中低端的贷款需求难以满足,这对确保农产品供给、发展现代农业十分不利。另外,这次灾害凸显农业保险特别是巨灾保险亟待完善。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损失超过1000亿元,常年受灾人口达2亿,农业是受自然灾害影响最大的产业。但目前农业保险尚处于试点阶段,投保范围、投保区域相对狭窄,特别是受灾严重的偏远地区基本没有覆盖农业保险,大部分农业损失依然没有得到补偿。在2008年春节前这次灾害中,截至3月1日我国各保险公司已赔付保险金19.74亿元,其中农业保险为6629.6万元,仅占赔付总额的3.36%,且绝大部分属于能繁母猪保险赔付。

(七)农业经营规模偏小。近几年,现代农业发展、农业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加快,客观上要求调整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在农业生产方面,我国户均耕地7.2亩,仅为美国的1/400,规模经营受到土地分散承包的制约。在生猪生产方面,由于农户分散饲养大量减少,规模化养殖尽管已占到40%以上,但并没有完全替代农户散养的规模数量,导致生猪生产大幅波动。与此同时,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长期滞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普遍不强,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户的带动面还不大,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育还不完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育不足,也制约了经营规模的扩大。

三、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对策思路

  当前,我国农产品供给面临的问题既有发展问题,也有改革问题,必须树立大局意识,统筹兼顾,未雨绸缪,完善各项政策措施,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切实保障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为实现2008年“两防”目标特别是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出贡献。
  
  (一)完善产业发展政策。继续加大粮食生产的政策扶持,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增加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规模,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提高最低收购价标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扩大大豆、油菜良种补贴范围,增加花生良种补贴,扩大大豆、花生面积,弥补油菜因灾损失。畜牧业要切实加强畜禽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强化动物疫病防控,适当增加猪肉进口,保证市场供给。水产业要切实加强原良种场建设,特别要组织国家级、省级原良种场做好亲鱼、苗种的调剂和调运工作;加快养殖方式转变,提高健康养殖水平,增强水产品国际竞争力。蔬菜业要扩大南菜北运基地蔬菜面积,扩大北方设施蔬菜供应量,增加2008年4~5月份果菜类供应量。
  
  (二)稳定化肥等农资价格。完善农资进出口宏观调控政策,进一步提高磷酸一铵、磷酸二铵出口关税,对含磷超过25%的复混肥开征出口关税,免征进口硫磺增值税,努力增加农资供给。加大农资综合直补力度,增加对北方地区种粮农民的补贴,弥补因农资价格上涨造成的损失,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对企业淡储磷酸二铵可能发生的亏损适当增加利息补贴,调动企业淡储积极性。
  
  (三)完善农产品物流体系。下力气解决东北粮食储运问题。尽快研究构建东北粮食物流快速通道问题,加快规划建设东北粮食铁路运输专线。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储运协调,保证收购资金供应,优先安排粮食运输,积极开展粮食调运和销售。取消经山海关外运粮食18元/吨的铁路建设基金和对粮食“铁水联运”给予适当运费补贴,明确东北地区的粮食公路运输享受“绿色通道”优惠政策。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粮食装卸车点设施,提高装卸车作业效率,积极培育粮食物流龙头企业,提高粮食运输集中化度,研究优惠运价调整实施办法,促进铁水方式合理分流粮食运输需求。
  
  (四)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既要重视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也要重视提高农产品流通组织化程度。加快发育多元化农业组织,积极扶持农业产业化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产品流通合作组织等多种组织形式,在生产环节着力提高农业生产率,在流通环节增强农民参与流通的能力,让农民分享流通环节的增值,使组织起来的农民真正成为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把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作为重要领域,积极鼓励,突出重点,加大扶持,解决好一家一户的农民办不了、办不好的事情。
  
  (五)大幅度增加农业投入。明确界定农业投人的范围,增加投入农业的资金比重,重点增加现代农业建设、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农民直接补贴等方面的开支,并尽快制定出台《农业投入法》、《农业信贷法》、《农业保险条例》等重要法律法规,使强农惠农政策法制化。加快建立金融支持农业发展机制,扩大新型金融组织试点,通过利息补贴等政策手段加大对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支持力度。全面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建立农业自然风险防范机制,中央财政建立农业保险专项资金,加大对各地开展农业政策性保险的扶持,建立以合作制为基础、政策支持为导向、市场运作为特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
  
  (六)加快培育职业农民。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对完成义务教育后的青年农民进行分业教育,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培养造就大批适应现代农业建设的职业农民。大力开展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扩大培训规模,保证培训效果。加强农业职业技能鉴定体系建设,逐步建立农业经营资格认定制度。研究制定吸引农村以外人才从事农业的优惠政策,有关政策可以参照对大学毕业生的相关优惠政策。建立职业农民补贴保障制度,对具备资格的职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给予补贴,对返乡创业从事农业经营的能人给予支持。
  
  (七)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的体制机制,明晰土地产权关系,明确土地所有权,强化土地承包权,搞活土地经营权。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坚持农地农用原则,积极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和土地经营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程度。探索建立土地流转补贴制度,形成土地规模经营的基础,在园艺等经济作物和畜禽养殖等产业发展方面率先推进集约经营。

 

集体经济“二次飞跃”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研究员、教授、博士生生导师  朱有志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 肖 卫

2008-6-5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3)

    摘要: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两个层面论述了集体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得出两个结论,并以湖南省新农村建设中“五乡十村”调研案例对结论进行实证。我们认为,集体经济“二次飞跃”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实现“二次飞跃”务必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妥善解决集体中激励监督问题和集体的规模问题。

    关键词:集体经济; 二次飞跃; 新农村建设。

引 言

    1978年,小岗村18户农户签订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份包干到户合同,从此,中国掀起了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的责任制热潮。包干到户以后,小岗村农业发展良好,基本解决农民温饱问题,但却始终未能走向富裕。2006年他们把分到各家的土地收回到村委,重走集体化的道路。村里有土地1800亩,其中1400亩租给了上海大江畜禽养殖有限公司,建设商品猪养殖基地。剩下的400亩由村里种植葡萄。现在小岗村的农民收入来源有四块:一是“大江”给的每亩500元的地租;二是在养猪场务工的村民每月工资 600元;三是村民参与养猪分红;四是种植葡萄的收入。2006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6000元。

    小岗村在集体经济的“二次飞跃”中,农民收入得到快速增长。农村合作化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社会化合作的这一农村经营体制的探索过程,给我国的农村改革有何启示呢?

一、中国农村集体经济“二次飞跃”的理论依据

    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100多年前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分道而行,然而,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和理论探索的深入。关于集体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化的马克斯主义与主流经济一些流派的观点具有一致性。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对集体经济认识的深化。

    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类最初的生产活动是通过集体劳动来征服自然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最终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和自由[i]。

    (1)毛泽东思想中的集体经济论。毛泽东关于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论述,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年代,毛泽东关于集体经济的思想主要是为了组织大规模农民运动和为革命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的需要。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把合作社运动列为的“十四件大事”之一[ii]。1943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目前我们经济上组织群众的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克服一家一户单独生产的封建经济基础的唯一办法就是集体化。在社会主义革命新的历史阶段,逐步指明合作社所有制即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此外,毛泽东关于集体经济的论述还包括诸多富有价值的思想,如:关于以苏联为戒,总结我国经验,探索适合中国实际手工业改造道路;制定合作社条例,明确产权关系;建立合作社领导机构等。

    (2)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的“二次飞跃”论。1990年,邓小平就中国农业的改革和发展,首次阐释了“两个飞跃”的思想[iii]。3月3日,他在与江泽民等谈话时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是很长的过程。” 1992年7月,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后指出:“关于农业问题,现在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我以前提出过,在一定的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强,不要一股风。如果农民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要着急。条件成熟了,农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碍。” “从长远的观点看,科学技术发展了,管理能力增强了,又会产生一个飞跃。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 “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有的地区农民已经提出集约化问题了。”“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线,甚至超过区的界线。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

    实现农业的集体化、集约化、现代化,是邓小平一贯坚持的思想。他概括了集体化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是:机械化水平提高了,管理水平提高了,多种经营发展了,集体收人增加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并强调,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形式,而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也就是说:“关键是发展生产力”。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中(2007),胡锦涛同志再次强调,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对邓小平理论认识的深化。改革开放近30年,邓小平所说的“两个飞跃”中的第一个飞跃,在全国各地区的农村显现出巨大的力量,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飞跃的全面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结论1:中国的农村集体经济在中国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革命的胜利和国民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做出了重要贡献,经过家庭责任制,充分释放农户分散经营的能量后,我国农村经济正处于集体经济“二次飞跃”的转轨时期。

    2.主流经济学方法对集体经济问题的解释。

    阿马蒂亚·森(1985)认为,内部的激励问题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如官僚主义管理、平均主义分配、榨取性的外部环境,从而,导致食物的获得权所不同而导致灾难的发生[iv]。森1966年发表了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论证了合作农场中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会高于个体农场的结论。追随森的经济学家进一步推断,如果消除了那些外部负激励(anti-incentive)政策,合作社中的劳动激励可能会高于家庭农场。

    奥尔森(1971年)把集体利益分为相容性的(inclusive)和排它性的(exclusive)两类,前者是指利益主体在追求个人利益时是相互包容的,如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农户向收购商提出更高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时;后者的利益主体在追求利益时是相互排斥的,如在收购定额时,不同的农户之间的农产品产量竞争是排它的。按照博弈的观点,在相容的情况下是正和博弈,排它的情况是零和博弈[v]。相比排它的情况,相容的情况下更可能实现集体的共同利益。可是,现实的情况却并不是这样理想,在相容的情况下,“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集体行动的“囚徒困境”仍然存在。为此,奥尔森设计了“有选择的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s)。这种激励强调对集体中成员的“奖罚分明”。由于现实世界中存在信息的不完全和集体规模较大的问题,所以对“有选择的激励”仍不能寄予太高的期望。

    林毅夫(1993)在其代表作中,从激励和监督的内部原因解释了中国1959-1961年农业危机[vi]。主要观点是,1958年以前合作化由国家指导,农户入社自愿的原则得到很好的强调,农户的退社自由得到尊重。1958年夏,中央提出了加速实现农业公社化制度创新,公社成员的资格变成了强制性的。从博弈的观点来看,自愿入社退社的制度结构是重复博弈,任何一个社员可以通过退社这个可以置信的承诺来惩罚偷懒的社员,从而达到激励的效果,并且可以通过这种自由选择对自己更好的境况。然而,当一个合作社是强制的情况下,合作社的性质就变成了一次性博弈,集体的选择就会走进“囚徒困境”,这种“困境”的结果是合作农场的产值远低于个人生产的加总。由于农业生产的复杂性,以及合作社的规模盲目扩大,导致了监督和激励尤其困难,因此合作社长期为这种“囚徒困境”所困扰。

    结论2:集体经济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所产生生产效率高低不是组织本身的问题,而是集体中的监督与激励成本问题,历史上集体行动的无效率实践大都源于外部政治因素导致的激励无效。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二次飞跃”必须面对如何解决集体内部的激励问题和集体的适当规模问题。

三、集体经济“二次飞跃”的实证分析

    为了对新农村建设中集体经济发展阶段、组织形式、微观机制等进行系统研究。课题组选择湖南省代表性地区的五个乡镇中的十个村庄进行访谈和问卷调研。本次调查共发放农户问卷300份,回收率97.3%。调查中47%的农户反映有村或自然组集体资产(包括土地、山林、房屋、作坊、水面等)。50.4%的农户回答,为了增加集体收入来源,愿意把个人承包的耕地和林地集中一部分作村、组的集体资产;25.2%的农户不同意,24.4%的农户没有明确回答。如果采取土地入股的方式,则有59.3%的农户愿意把个人承包的耕地和林地集中一部分作村、组的集体资产。

    案例:梅峰村农村集体经济

    基本情况:梅峰村由11个村民小组组成,共295户,总人口1108人,劳动力总数568人;耕地总面积500余亩;集体林地面积1300余亩,占走马街镇林地总面积的1/4,村集体收回荒茶山200余亩。新农村建设期间,创办梅峰烟花,每年销售额近2000万元,利用集体林地改造种牛基地一个,利用荒废茶山改造无公害水果基地一个,占地220亩,总投资50万元,集体水面70余亩承包给村自然小组以供各种观光、垂钓休闲使用。村集体经济总共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128人次。2006年修缮村级道路1.5米,总投资31万元,其中政府补贴15万元,剩余部分有集体筹资。

    发展势头:梅峰烟花厂自2005年投产以来,产销两旺,每年销售额近两千万,解决了100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生产工人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情况下,每月工资1千元以上。同时,梅峰村农民创收的重要来源还有承包村集体的220亩无公害优质水果示范地、70多亩水面,农户在承包期内,通过一定的合作形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集体经济的带动下,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顺利开展:一是2004年梅峰村修建连乡公路,投资12万,2006年修建村硬化公路1.5公里,总投资30多万元,获得政府拨款15万元。二是由村集体负责改造小学教学设施,投资10元。三是水利灌溉设施的维护,由集体筹资投入1万余元。四是农村合作医疗全面启动后,村级卫生室建设和村级防预网络基本完善,参与合作村民,特别是大病户的就医困难情况得到明显改善。五是社会保障事业进一步完善。

    发展经验:梅峰村现有的集体经济形式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一是梅峰烟花的股份合作形式。梅峰烟花厂址选择在梅峰山的一个山谷,有力的保障了安全生产需要,村集体以土地入股,占股份的10%;浏阳烟花厂以生产技术入股,占总股份的30%,剩余股份由村中四个大股东控制,分别由大股东召集村中分散小股东,四大股东负责生产、销售、日常管理、谈判交涉等。这种股份合作形式既有利于引进外资和技术,也有效了节约了生产经营和交涉中的交易成本。二是“农户+基地+龙头企业”的经营模式。200多亩无公害优质水果生产基地,分别以55000元每百亩和48000元每百亩,承包给两个大户,由大户组织农户生产经营,承包期25年,基地集种植、养殖与培训于一体,种植主要有无公害水果:脐橙、蜜柚、香柑、葡萄等,养殖以安格斯种牛为主,村集体统一负责基地的技术传播和优质品种提供,承包期内农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种农户分散经营与基地规模生产相结合的经营方式有利于节约技术、良种推广的成本与统一销售的信息成本,有利于不断拓展农产品生产的产业链条,便于与加工业衔接,提升农业资源价值与农民的劳动力价值。三是观光、休闲农业的探索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方向。梅峰村把70余亩水面承包给自然小组经营集养殖、休闲、观光于一体的特色农业,吸引了大量城镇居民前来垂钓、度假、观光,使城镇居民既能饱揽怡人的梅峰风景、又能领略秀丽的田园风光。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第一,在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下,尊重农民公共选择的集体智慧,完善各种可以产生微观机制创新的宏观政策。不管是公社化运动,还是家庭责任制,在生产效率上的得失,都不是社会主义性质本身的问题,而是如何在这一基本前提下完善各种微观机制,达到对社会主义劳动者监督和激励,以促进生产的不断发展。因此,尊重农民集体的智慧和公共选择,让农民自己探索适合农村发展的经济组织形式和合作方式,适应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需要。不管是农户独立经营还是小范围合作。

    其次,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必须妥善的解决集体内部的激励问题和集体经济规模问题。集体经济实现形式中,进行股份制创新与“生产基地+龙头企业+信贷机构”的“多位一体”模式创新,有利于解决农户分散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

    再次,集体经济“二次飞跃”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由之路。具有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以及“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都将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来实现。

    注释: [1] 本研究是湖南社会科学院院长朱有志研究院主持的湖南省重大课题《湖南新农村建设发展战略研究》的部分成果。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284页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2-44页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页

[4]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

[5] 肖卫,张俊飚:基于社会资本治理“共地悲剧”的博弈思考,2006年“中国新制度经济学年会”宣读论文

[6] K. Sen,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Amsterdam: North2Holland, 1985.

[7] [美]奥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4月

[8] [美]乔•B.史蒂文斯,集体选择的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2月

[i]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284页。

[ii]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2-44页。

[iii]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页。

[iv] K. Sen,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Amsterdam: North2Holland, 1985。

[v] [美]奥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4月

[vi]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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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经济积累的现状及出路

黔西县锦星乡党政办公室  赵胜忠

2008-5-28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村级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农民的桥梁和纽带,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组织者和依靠力量,近年来,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在锦星乡调研走访中笔者发现,大部分村村级集体经济积累下降,债务繁重,村级组织运转渐趋艰难,成为影响和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之一。

一、薄弱的村级集体经济积累制约了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

    (一) 薄弱的村级集体经济积累导致 “村官”难当,“村官”难选。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离不开团结有力的村两委班子,然而,由于村级集体经济薄弱,村级组织没钱办事,村干部出差补贴难以兑现,有些村甚至连集体公共开资都要村干部先行垫上而长期难以报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村干部从事村级组织工作的信心和积极性,导致一些村干部无心工作,怕办公事、怕当村官,同时,也导致部分农村有识之士丧失竞选村干部的积极性,村级班子的素质能力难以提高。

    (二) 薄弱的村级集体经济积累导致基层组织的堡垒作用受到削弱。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式下,大部分村民通过勤劳灵活先富了起来,而村级集体经济并未获得有效的发展,村集体收不抵支,村级组织的功能和在村民中的威信因此弱化、下降。另外,一些先富起来的“小老板”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得到了部分群众的“拥护”,威信还在村干部之上。

    (三) 薄弱的村级集体经济积累导致公益事业难办。村级集体经济积累薄弱,用于正常的办公开支尚且不足,对一些村里急需办理且村民反映强烈的公益事业,如村内道路改善,公共卫生设施建设等,终因没有资金而难以实施,对于上级党政部门安排办理的各项事务,如:非典、禽流感、蓝耳病等疾病防治,粮食直补落实、林权证、土地经营证换发,农业普查、人口信息采集等,更是没有办公经费作支撑,工作难以完成,以至村民怨声载道,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干群关系。

    总之,没钱办事已成为农村工作的一个突出问题,成为农村基层组织、基层政权能否得到巩固的突出问题。因此,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二、农村村级集体经济薄弱的主要原因分析。

    一是村干部思想认识不够,素质不适应。主要表现在村干部大多文化层次较低,思想不够解放,发展集体经济意识淡薄。一些村干部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放手发展人体私营经济就行了,忽视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一些村干部虽有发展集体经济的意识,但对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感到一筹莫展,畏难思想严重,迈不开步子,找不到新集体经济发展的切入点。

    二是农村村级集体经济积累渠道少,收不抵支。农村税费改革后,取消了农村各类集资、罚款、摊派,村级集体的主要收入只是靠集体经营的水、电等收费和将集体资源分包到户经营的上交收入,再不就是靠上级资助,发展经济没有好的项目拉动,而一味坐吃山空。从锦星乡2007年农村集体收益构成来看,全乡9个行政村经营的水、电收费共1.5万元,支出设备维修费、工人工资2万元;集体林场、荒山、渔塘、水库发包上交收入2万元,每村平均2200元,而用于公共设施改善维修就在4000元以上;上级拨款21万元,每村平均24000元,全部用于村干部工资和村级办公经费,村上很难取自身投入用于办理公务,更谈不上投入资金发展集体经济了。

    三是集体资产管理不完善,制度不健全。很多村集体资产缺乏有效的保值、增值,管好用活的机制。有的村集体茶园、水库等资产长期无人管理,白白闲置在那里,或被承包户、村民长期占用而未能上缴给村集体租金;有的村干部思想素质不高,承包给关系户的集体资产承包费用过低,并且上交不足,有的甚至不交;有的村集体资产管理不到位,毁坏严重,加大了维修资金投入;有的村没有把现有的积累资金管好用活,村里办公支出长期不做账,有的甚至还将资金积累以实物分给村干部或村民,使“活钱”变成了“死物”。

    四是村级基层组织力量薄弱,工作不到位。部分村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不强,村干部素质较低,文化程度不高,年龄结构欠佳,创新意识不够,在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方面没有制定出明确的思路,不能因地制宜,不能着眼长远,毁坏性开发大。

三、农村村级集体经济积累的出路思考

    (一)积极引资兴办集体企业,走强企扶村之路。充分发挥农村土地、农畜产品、劳动力等资源优势,积极争取上级财政资金投入或城市企业扶持,创办村级集体自主经营、合伙经营、股份合作村集体经营等村级实体经济。增加村级集体收入。如在锦星乡新街村,可利用车站附近村留用地兴建一个交易市场,通过出租摊位获取集体收入;洪湖、东庄村可利用洪家渡库区的水资源发展集体网箱养鱼或出租经营方式取得收益。

    (二)加大村干部培训力度,走人才强村之路。通过举办培训班,实施村干部学历提升计划等方式,逐步增强村干部思想政治素质和专业知识,提高他们经济意识、市场意识和创新能力,同时,深入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干部工程,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三)发挥自然资源优势,走旅游活村之路。挖掘村域内旅游资源潜力,由村集体单独或吸收资金参股或农民出地参股进行开发,开发后采取集体统一经营或承包经营,以增加集体收入。如新街村可利用绿塘子至四叉路一线田园风光发展乡村旅游;白泥村可恢复历史名人丁扬斌先生故居,文阁村可修复文峰塔遗址,东庄村可发展钓鱼休闲为一体的农家山庄。

    (四)提供有偿服务,走富民强村之路。村干部熟悉农村政策,掌握农村各种信息技术,对农村情况十分清楚。因此,在发展农村经济中,为农民提供生产资料,农业机械、病虫害防治技术咨询等服务,或开展联结龙头企事业和农户的中介服务等,适当收取服务费用,增加村集体收入,达到积累村级集体资金与农民富裕双赢的目的。

    (五)深入实施党建“1+1”扶贫工程,走帮扶带村之路。县直机关与贫困村结对,一方面出资维修基础设施,另一方面通过为村级组织理思路, 学技术、增智力、办项目、兴产业,变“输血”为“造血”,逐步增加村级集体经济积累。如锦星乡庆民村在县民政局的倾情帮扶下,兴办脱毒马铃薯、分葱等党建示范服务基地,仅一年就为该村集体积累资金1万余元。

 

 

建立现代化大农业体系: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天津宝迪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孟庆君

 2008-6-5

  2003年初,摩根•士丹利、鼎晖投资、英联投资3家国际知名投资公司向蒙牛注资2.16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乳业首次获得的海外风险投资。2005年12月,全球乳品巨头新西兰Fonterra集团宣布将投资8.64亿元人民币,以获得行业排名第四的三鹿乳业集团43%的股份。2006年5月,双汇集团将以20.1亿的价格被美国高盛集团控股的香港罗特克斯公司全部收购,美国高盛集团实际上间接持有了双汇发展60.72%的股权。2006年7月,法国达能集团联合美国华平投资集团、荷兰发展银行以及香港惠理基金以2.225亿美元,买下中国汇源果汁控股有限公司35%的股权。2007年3月,达能以娃哈哈公司违反协议为名,提出以40亿元的低价收购娃哈哈旗下所有非合资公司51%的股权。以上案例表明,外资以“斩首”式的策略收购控制国内农产品及食品龙头企业,已经成为外资介入中国农业的新特点。

  在短短几年间,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产业缘何引起如此之多的国外资本的关注?国内对于农业及农产品加工的投资状况又如何呢?

  2007年,国内肉价的急剧上涨重新让人们意识到CPI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农业题材股票的持续走强(07年总体涨幅挤入股市前三名)表明随着农副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农业的发展问题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一、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农业发展的现状

  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主题为“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工作重点是贯彻落实往年的支农、惠农政策,保障主要农产品供需平衡,市场价格稳定。政府最近推出了雄心勃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计划,旨在结合农作物补贴、减税和内陆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等手段,以提高农村地区的收入。

  中国农业的发展,似乎只有两条出路:一、政府对农产品进行大幅度补贴;二、走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减少农民人数,实现从小农经济到大农场经济的过渡。政府补贴、农业投资、减税等措施虽然在目前来说不可或缺,但长远来说,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是大农业。

  对此,国内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的观点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在农外,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功夫不在农内,而在农外。如果仍然重复过去‘打补丁’的做法,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农业大国一般都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占有比较大的份额,但目前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已经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是‘在天花板之上跳舞’。因此,中国不是农业大国,而是小农国家。小农国家最主要的问题是农民人口众多,土地所承载的农民人口压力过大,土地的生产资料功能退化,生存保障功能上升。”温认为,中国的农业已经到了不可维持的地步。他的判断主要基于四个方面:(1)从基本资源制约考虑,中国农业已失去了维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中国有14个省区人均耕地面积低于1亩。在这些地方,土地几乎已经失去了生产资料功能,仅仅具备生存保障功能,其中6个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5亩的省区,连生存保障的功能都没有,而那些人均耕地面积超过1亩的地区,则大部分是西北部缺水省区。(2)行政性手段干预农产品价格的农业政策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以价格隐含的补贴来稳定农民的粮食生产和以价格上涨来补贴农业生产者收入绝非长久之计。(3)农村剩余劳动力无业可就的矛盾日益尖锐。按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计算,农村实际有6亿多劳动力,而农业生产只需要大约1亿多,所以,绝对过剩的劳动力有4~5亿。(4)农业生产效益如果长期在低水平徘徊,资金必然流出农业。

  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想真正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仍然要以“大农业”为主体思路,但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农业、农村、农民的范围来思考。

二、实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1、规模化、产业化经营。许多人都认识到家庭经营规模小、效益差是当前中国农业的一个问题。但是中国农业经营规模小不是一个技术问题,甚至不是一个组织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在五亿劳动力、九亿人口仍然依靠农业为生的情况下,少数人的“规模经营”,可能意味着多数人“无地经营”。因此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人口的问题、一个就业和收入的问题。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也就是在许多人离开土地之前,这个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在某些沿海地区,正是由于人走了,规模经营才开始实现了。

  2、农产品价格调控。很显然,在农产品价格问题上作文章,已经不能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慢于其他产业的问题。靠保持农产品高价来维持农民的收入已不太现实。

  3、土地承包制。土地承包制在相当长时间内还不能改变,与规模经营相关的问题是土地制度问题,这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有一些争论。但是,就目前土地收益状况和农民收入结构而言,农户承种的那一小块土地,已经不是“高收入的来源”,而是“社会保障”即“保命田”。有了这样一块强制性地不可出卖、不可转让(当然可以在一定时期内转租)的土地,至少为农民提供了基本收入源泉,在农民无法找到其他收入更高的工作之前(如进城务工或乡镇企业)、或者又失去了收入较高的非农就业的时候,可以有一基本的生活保障,从而避免中国陷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所发生的“城市贫民”问题,在中国的经济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多数农民已经在非农产业中获得了稳定的就业之前,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不应发生重大改变的。

  4、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这个一个农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不可能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机械化程度的逐渐提高,势必造成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但城市自身也面临“失业”问题,城市的工业化发展显然无法消化如此之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见,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部分仍然要在“大农业”的框架内实现就业,少部分可以由第二、第三产业来分流解决。

  5、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中国有如此之多的农林类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如此之多的农林牧渔类大中专毕业生。但科研机构大都设在大城市里面,技术成果在农业中的转化明显不足。大部分的农业类毕业生没有在农业的框架内就业,这已是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国家对农业院校的补贴政策显然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大部分涉农事业机构,仅仅承担着管理职能,无法在农业科技转化中起到纽带作用,一些地区的此类机关甚至沦为收费工具。

三、规模农业经济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可见,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仍然在于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但农业的发展又不能仅限于农业的框架之内。虽然在短期之内,农业的发展仍然要靠工业的反哺,但从长远来看,农业发展是一个需要依托农产品食品深加工、生态养殖、旅游服务等相关产业的系统工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建立现代化的高效农业体系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最终思路。

  实现规模化农业经济的必要步骤:

  1.农业生产规模化。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上涨,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农机租赁公司”及“农业工人”的出现正逐步带动农业生产向规模化方向迈进。粮食的播种、施肥、收割等过程的机械化,蔬菜大棚、蔬菜育苗基地、菜园果园等的商业化运营也势必造成“农业工人”的出现。这些都对中国农业的市场化运作至关重要。

  2.畜牧养殖规模化。2007年猪肉价格的大幅上涨带动了牛羊肉和禽蛋价格明显上涨,畜牧养殖业也在高利润的刺激下规模越来越大,养殖项目在各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虽然一些病毒性疫情仍然时有发生,但仍然挡不住人们发展养殖的热情。整体来看,养殖行业的发展令人振奋,前景令人期待。

  3.农产品及食品加工的规模化。

  从长远发展来看,米面等粮食深加工产业、保鲜蔬菜的出口加工产业、果汁加工产业、肉类屠宰及深加工行业的规模化程度将越来越高。农产品加工的集约化经营将会有力地带动农业生产的健康发展并有效保证农产品价格水平的相对稳定,同时农产品加工行业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将对促进区域内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四、中国农业发展的几个关键举措

  1、对于规模农业经济的政策及财政支持。例如建立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农副产品加工出口基地、农业综合开发区,通过银行贷款、税收优惠、招商政策等对现代化温室大棚项目、粮食油脂果蔬深加工项目、乳品肉类养殖等项目进行重点扶持。

  2、根据地方特色发展区域农业。例如山东寿光的“蔬菜农业”模式,对中国大部分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同时,对地方土特产的生产加工、出口销售等进行规模化运作也可成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3、科学技术对现代农业的促进。引导、促进农业类大中专毕业生在“大农业”框架内就业,缩短农业新技术的孵化转化周期,将部分农业管理部门职能转换为服务机构等都将对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4、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分流就业。在盐碱等贫瘠地块上建立现代化农产品加工园区,引入大型劳动密集型农产品食品深加工企业将对促进农村人口就业具有良好效果,例如山东莱阳、河南漯河、河北隆尧等食品城的案例,对大部分农业区县的经济发展和农民就业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有条件的农村也可以“工业化发展”,无锡的“华西村”模式便是一个典型,但显然“华西村”模式无法被中国绝大部分的农村所复制。

 

农民价值的类型及相互关系

贺雪峰

2008-6-5

    内容提要:当前中国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伦理性危机,其原因是构成中国农民安身立命基础的本体性价值出现了危机。中国农民本体性价值的核心是传宗接代,现代性因素的进入,致使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开始理性化,从而导致传统的构成农民安身立命基础的价值发生动摇。本文试图通过将农民价值划分为不同类型,并讨论不同类型价值的关系,来理解当前中国农村出现的严重伦理性危机。

    关键词:伦理性危机 本体性价值 社会性价值 农民价值的类型 文化建设

一、农村出现伦理性危机

    最近几年在全国农村调查,诧异地发现了诸多难以理解的现象,比如中央电视台2006年一期焦点访谈报道苏北农村“丧事上跳脱衣舞”,我则在河南、辽宁、江苏、安徽、湖南的诸多农村遇到过,只是没有见到跳脱衣舞,而是在丧事上表演欢快歌舞和以搞笑为目的的低俗小品。一百多年来,基督教在西方帝国主义保护下传教,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最近几年,全国几乎所有农村都出现了地下基督教的暴炸性传播。在一个村庄调查,问最近一些年有无老年人非正常死亡,一个老年人的回答是这些年就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在一些农村,子女虐待年老父母不仅是令人发指,而且缺乏理性,更糟糕的是这类现象并非个别而是相当地普遍,以至于老年人说现在年龄大了的人想生活得好一点是不可能的事情。河南农村向来有强烈的传宗接代理念,现在却是“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生了两个女儿的家庭反而让人羡慕。湖北荆门农村,头胎生女儿,隔五年可以再生一胎,有些乡镇竟然有半数头胎生女儿的夫妻放弃生育第二胎。四川绵竹我们调查的一个村民组,一个70岁的老婆婆与瘫痪在床的丈夫离婚,不顾7个子女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嫁到城里退休工人。而这并非孤例,仅我们调查的同一个村民组近年来就发生三例老婆婆嫁给城市退休工人的案例。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闲暇时间大幅度增长,但在一些农村,农民相互之间的串门聊天反而减少了。河南安阳农村,农民相互之间竞争建房的高度,现在有的平房已经建到4.5m的高度,不仅经济上浪费,而且已十分不安全。村民见到我们这些外来调查者,以为是县里干部,而强烈要求我们出台限制房高的政策。农民为什么要竞争建房的高度?湖北洪湖农村,农民找各种借口摆酒宴到了荒唐的程度,以致每家小孩的每个周岁都会大摆酒宴收人情钱。湖南农村,有人娶了两个妻子(当然不是都办了合法手续),竟然成为当地农民心目中的榜样,笑穷不笑娼成为理所当然的共识。村庄内部的邻里矛盾,竟然从外面请黑社会来摆平。等等。

    如上这些现象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最近10年来,已经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且已经越来越成为农村中司空见惯的景象。如何理解当前农村发生的巨变?这种巨变将变向何方?其后果如何?及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如此巨变?本文拟提供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以期为理解这些现象作些准备,并期待在不久之后推进这方面的讨论。

    要理解这些现象,首先要理解农民对生存意义的看法,或者说要理解农民的价值类型。当前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流动、信息传播及国家权力向农村的渗透,使得现代性因素全方位进入农村,并因此改变和重塑了农民的价值观,改变和重建了农民行动的结构性条件,从而导致中国农村出现以上各种现象,导致中国农村正在发生(也许是不可逆转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二、农民价值的类型

    在一个少变动的社会中,人们依据习惯和传统行动,而不必问为什么。而一旦发生了社会的急速变化,则过去那些不必问也事实上很少问的行动依据就会成为问题,在习惯和传统掩藏下面的行动的理由就会显露出来。

    人的行动理由或行为意义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并构成了三个不同层次的价值类型,具体如下:

    一是人的精神层面的价值,即关于人的生命意义的思考,关于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将有限的生命转换为无限的意义的人生根本问题的应对,关于超越性和终极价值的关怀。这种精神层面的价值,可以叫做本体性价值。本体性价值关心的是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对话,是一个人给自己生命意义的答案,是要处理个人与灵魂的关系问题,涉及人生的根本关怀和意义,是一个人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各种宗教所要解决并被宗教自称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中国缺少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中国儒家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回答,这对土大夫而言,就是“立功、立德、立言”,就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就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对于君子而言,就是养浩然之气,“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对一般普通人而言,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宗接代,就是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祖祖辈辈而来,子子孙孙而去。相对于西方彼岸与此岸世界的划分,中国儒家更多将安身立命的基础,将有限人生的意义,定位于现实世界,中国人相信“未知生,鄢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总之,在传统社会中,构成中国农民安身立命基础的恰恰是传宗接代,是通过繁衍子孙来延续个体有限生命的意义。在有些时候,也相信灵魂不死,来生转世的佛教说辞。

    进入20世纪后,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灵魂不死,来生转世的佛教说辞,本来就缺少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就很容易被现代性的尤其是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消灭。在河南农村调查,农民也接受遗体火化,其原因是国家领导人的遗体也是火化的。死亡及安葬本身具有的终极价值上的意义被轻易取消了。

    新中国为中国人提供了另外一套将有限生命投入到无限意义中去的说法,这个说法就是“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人民,民族—国家,共产主义,及更现实一些的集体主义,都成为个人努力的意义所在,通过在集体中的个人努力,并将个人努力集中到集体事业之中,再集中到民族解放事业和人类解放事业中去,人就获得了当下行动的意义,也就解决了人的安身立命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和残存的来世观念,进一步与迷信、愚昧、不理性等负面价值划上等号,而被抛弃,而毛泽东时代解放人类的共产主义目标看来是遥不可及了,人们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发家致富”,“个人奋斗”,为个人而活替代了为祖宗而活和为人民而活,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发生了变化。

    二是人的社会层面的价值,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关于个人在群体中的位置及所获评价,关于个人如何从社会中获取意义的价值。

    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尤其是在中国这种讲究人伦和社会关系的文化中,社会所具有的意义,实在已经大到将个人淹没的程度。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人之所以活,就是因为有气,就是要争气,就是不能受气。中国人的这个“气”,就是其他人的对待与评价所引起的情绪性反映。中国人的面子观,人情观,均与之相关。

    中国社会之发达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儒家强调对当下生活的重视,对此岸的重视,对入世的重视,强调功名和现世生活。在根本上,儒家的这种强调会为人们提供本体价值的导引,而在常规时期,这种强调就成为现实的、日常的生活中,人际交往与评价的标准。刘少杰说,“中国社会缺少经基督教孕育的这种理性化和制度化的基础,长达几千年的宗法制度和宗族制度使人们特别重视亲缘关系、熟悉关系和圈子社会,这些感性层面上的关系成为中国社会成员的安身之根、立命之本”。[1]梁漱溟则称中国为“伦理本位”的社会。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生存价值中,有着更多为他人而活,为社会而活的成份,社会性价值中有时渗入了本体性价值的部分,因为在有些常规的日常生活中,人们误将社会中他人的外在评价与看法作为了人生的根本目标,并以此来获得安身立命的基础。

    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个体可以从社会中获取两类不同的生存价值的判断。一是社会中多数人或社会的基本共识,构成了每一个个体对生命意义的想当然。在一个基督教信仰的氛围中,一个不信仰基督教的人会特别地感受到自己的孤独,他要苦苦寻求并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意义找到其他理由。这个意义上,人类历史上的先知是孤独的,但一旦他有了新的本体性的价值信仰,则他会忍受其他层面的包括生存层面的苦难。他就会舍生取义,为新的本体价值信念而牺牲其他的关系。在一个社会存在稳定的基本共识(本体价值信念)时,这个社会的人们并不会将这些层面的问题时时提出,而只有那些与社会大众的基本共识有差异的人们才会感受到人生中回答这些问题的重要性。

    第二种生存价值的判断,是他人的外在评价。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就会有社会中特有的位置,及由这个位置所产生的适与不适。人是从社会中获得自己位置,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认识和确证自己的。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本能地追求他人的好评,会在乎荣誉和声望,会有羞耻之心。

    而荣誉和声望又是与社会分层有关的,一个人特定位置产生的适与不适,关键恰恰是其所在特定位置。中国传统社会的分层比如地主(经济上的)、士绅(声望上的)、族长(权力或权威上的),老年长者(年龄上的),中国社会要求每个人归于自己的位置,要求爱有差等,尊敬长者,要求三纲五常,都反映出社会中的等级与分层的安排。

    在社会分层的序列中,向下流动所产生的感受会十分地负面,而向上流动的感受十分正面。所有人都希望至少可以保持目前的位置,有机会向上流动,做“人上人”,那就是非常愉快和有成就感的事情。向上流动就是获得了过去不能获得的社会好评,向下流动就会失去过去所获得的社会好评。

    获得他人的好评有时会与其他价值产生冲突,当这种冲突发生后,个体在社会性价值的追求中到底会如何行动,就取决于他对名与实,对他人评价和个人其他目标的权衡。这方面的讨论我们将在下一节展开。

    传统中国社会的等级结构及与之相适应的传统文化,在新中国建立后被一并摧毁。所有人都是新中国平等的一员,甚至过去文化和社会资本及经济资本最少的贫下中农,成为了政治领导阶级,成了政权的依赖对象,成了“越穷越革命”的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新中国的这种颠覆,就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性后果,这种后果之一就是所有人的都加入到对社会承认的争夺中来,所有人都有了获得他人尊重和个人尊严的可能,所有人都不再愿意被他人歧视(不重视),都要求有脸有面,要求社会承认。因为过去不平等的基础被消灭了,这个所有人都希望得到他人尊敬和承认的社会中,那些积极分子就可能通过个人的努力来获取成功。也因此,人们远不再安于自己的生活,而在生产、政治、文艺的各个方面,发挥出超乎寻常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社会结构重新固化,个人努力在强大的社会结构面前显得有些微不足道。村庄内也出现了社会分层。改革开放之初,因为毛泽东时代形成的个人对社会价值的积极追求就因为经济的可能性(大集体解体了,土地承包制度及由此释放出来可到城市谋取收入的剩余劳动力),而在村庄内部爆发了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异乎寻常的社会价值的竞争,这种竞争在缺乏本体性价值的背景下,往往变得荒唐不理性。直到新的结构形成,过度社会性价值竞争本身的荒唐性使这种竞争不再能获得社会性的荣誉评价时,这种社会性价值的竞争就可能嘎然而止,而留下的则可能是社会性价值的一片荒漠。

    三是人的基础性价值,就是人作为生命体延续所必须的生物学条件,包括衣食温饱问题,这方面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又可以从二个层面来展开讨论,一是基本的衣食住行和基本的生命安全等涉及个体生命能否延续的条件,没有基本的衣食住行,人就不能生存下来,也无法繁衍子孙。二是超出基本生存需要的带有舒适意谓的衣食住行。人追求口腹之欲,希望更加舒适的个人生活,源自人的生物性本能。但人又不止是一个生物性需要所可以满足的,他还是一个社会的人,是一个希望生命有价值和意义的人,是一个只要有条件,就会追求自我实现的人,是一个有反思能力和攀比欲望的人。因此,人的生物性需要往往会上升到社会性乃至本体性价值的层面:正是经济上的成功,使个人自我满足,可以让自己有成就感,使个人可以获取社会声望。等等。

    总之,个人的价值或需求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本体性价值,二是社会性价值,三是基础性或生物性价值,这三种价值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个人处境上,具有相当不同的关系,三种价值之间的互动及消长,即是历史条件变化的结果,又是生动的社会现象的结果。下面我们来讨论三种价值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及其历史条件。

三、三类价值的相互关系

    我们来讨论三种类型价值的相互关系。在一个常规的稳定的社会中,三类价值的关系大致可以勾勒如下:

    首先是本体性价值十分稳定,是所有人的共识,是人们认为的理所当然,是不被反思的身体无意识,也是一个社会内部的及个人的最深沉的情感。正是因为本体性价值的稳定,而使一个社会较少花功夫争论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一个人很少会不清楚自己的人生理想。本体性价值确立了一个社会运转最基础也最为根本的动力和模式。本体性价值构成了一个文明中最为基本的要素和内核。通过对本体性价值的理解,可以理解一个文明的核心,本体性价值的变化,是一个社会巨变的结果,也是原因。不同文明的差异,有时候正是源于本体性价值的差异。比如梁漱溟认为西方是向外扩张的文明,不断地向外探求真理,西方文明所要处理的,是通过人与大自然的斗争来获得人生价值。印度文明是向内扩展的文明,不断地向内探求,节制自己的欲望,通过禁欲来实现人生价值。中国文明是持中的文明,是一种早熟的文明,强调中庸,既反对不断地向外扩展,又反对一味地向求探求。中国人将人伦关系的状况,将传宗接代、延续子孙作为了自己的宗教。

    当一个社会中有着稳定而明确的本体性价值时,这个社会中的个体人们关注的根本人生目标就不是问题,人们不会在人生的根本意义上发生困惑,人们要做的事情是调动各种资源来实现这个根本目标。对于已经实现这个目标的人来说,他就会表现出宗教般的宁静和纯粹,就感到满足,就可以忍受贫寒苦痛。而对于不能实现这个目标的人或难以实现目标的人来说,他们往往会焦虑不安、愤世嫉俗、自暴自弃,乃至醉生梦死。当本体性价值与其他价值发生冲突时,他就愿意牺牲其他价值,就会“舍生取义”,“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本体性价值的实现,是一巨大的幸福,是一深沉的满足。

    在本体性价值十分稳定,人生目标明确之后,人们在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的安排上,都会围绕本体性价值的目标进行。而一旦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不与本体性价值发生冲突时,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也会追求自己的目标。社会性价值追求在社会中的地位,在人群中的受尊敬,希望个人生活得体面,希望获得其他人的好评,希望有面子和尊严,希望“办得成事,说得起话”,等等。基础性价值则追求更舒适的经济条件,更安全的环境,更良好的娱悦生活。等等。

    当本体性价值目标稳定时,人们在追求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时,就会较理性节制,就不会太疯狂冒险,就会具有底线——除非有时候社会性价值或基础性价值本身替代了本体性价值,因为重要的在于本体性价值,且有本体性价值目标,有安身立命的基础。而当本体性价值目标变得可疑或难以实现时,社会性价值或基础性价值目标就可能被无节制地推到过于重要的位置,以致于社会性价值或基础性价值因为失去依托,而变得面目全非。本体性价值的动摇或丧失,生物性欲望就无节制,人们就会醉生梦死追求刺激性体验,在乎口腹之欲,行事缺乏底线,就更加追求外在的东西,更在乎当下和眼前的东西,就渴望赤裸裸的炫耀,就更缺少生活中的耐心和难以忍受现实生活中的苦难,更容易表现出极端情绪,就更加在乎外在评价,更加敏感于他人的态度,更加期待他人哪怕是表面的尊重,等等。

    虽然本体性价值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本体性价值在决定人的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上甚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构成所有人的生存意义的最基本条件,却是基础性价值的实现,即一个人首先要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基本的生命安全可以保障。或者说,只有当一个人生存问题解决了,他才可能在乎他人的评价,才能思考人生的意义。一个终日为解决温饱而不停止劳作的人,一个总是处在生存威胁之下的人,就很难有时间停下来想人生的意义,他至多是本能地按照习惯来繁衍子孙。孟子说“仓禀实而知礼节”,是讲基础性价值与社会性价值的关系,此外,也只有仓禀实,才有功夫去关心更加超越性的东西。简单地说,一个生存不再存有问题的人,他就希望有朋友,有面子,有吹牛皮的机会,他就会思考有限生命的意义,并接受一套(极少数人可以创造一套)将有限生命投入到无限意义中的哲学(宗教)。这就是说,一个人及一个文明社会,一定要为有限人生提供一套关于永恒意义的说法,一套构成人们安身立命基础的本体性价值体系。

    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时代,及不同的阶层,都可以有不同的本体性价值,即有不同的关于有限人生意义的说法。近代西方文明经历了一个由基督教文明向资本主义文明转化的本体性价值的转型,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是理性化,是一切目标以成功与否来衡量,成功的标准就是经济增长,就是货币增加。马克思说资本的天性是追求利润,是生产剩余价值,韦伯说资本主义文明是清教理性精神的结果,他们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即人以追求外在的成功作为实现人生意义的根本目标。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传统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文明被逐步地打破,传统的以对具体人和事为基础的信任,被以货币为代表的抽象物所替代,传统的以有限的需求来决定生产的基础秩序被以不断扩大再生产来创造(刺激)出无限需求,传统的以价值为目标的理性,逐步被工具理性替代,进一步则是工具本身成为目标,赚钱就是目的,过程高于目的,“拼命赚钱,且拼命消费”,人的价值被异化为工具的价值,人的目标变成了物的目标,人的终极意义变成过程就是一切,人们都忙忙碌碌,不知何为。清教为实现被拯救而拼命工作和理性算计的目标消失了,拼命工作和理性算计本身成为宗教。

    虽然中国没有基督教传统,但资本主义本身的理性化以现代性为手段,传播到中国,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既是回应又是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尤其改革开放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精神深深地浸透于中国社会,中国被市场经济的狂潮褒挟而下。中国九亿农民千百年来借以安身立命的本体性价值的基础,在最近一百年来,不断地被各种力量所动摇和清洗,在最近10年来,中国农村农民的本体性价值终成问题,他们似乎又缺少中产阶级“拼命赚钱,且拼命消费”的机会。中国农村传统的安身立命的基础没有了,他们未来怎么办,是当前正面临着的问题。

四、本体性价值的实现形式

    本体性价值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人生有限的问题,是有限的生命如何可以转化为无限的意义的问题。一旦我们不能找到有限生命的无限意义,一旦我们认为个体生命的结束就是所有意义的终结,则我们将无法真正有效地对待死亡,对待现在的生活。而一般来讲,有三种赋予有限生命以意义的办法,一是本能地行动,比如象动物一样本地能维系种族的繁衍。二是习惯性地按传统来获取生命意义,大家都是这样做的,自己也因此这样做,这样做本身就使得本体性价值实现于其中。在这个过程中,人是传统和文化的奴隶。三是具有明确的终极价值追求。本体性价值被提出来让人直面。尤其是在转型时期及本体性价值的实现面临威胁时,本体性价值就被从文化的理所当然中凸显出来。

    而从本体性价值的类型来讲,则本体性价值的类型繁多,大体可以从宗教与非宗教两个方面来划分。所谓宗教,就是通过设定一个彼岸的世界,来为此岸世界寻找出路。此岸世界是有限的,苦难的,彼岸世界则是无限的,美好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都是通过设置彼岸世界来解决人生有限的问题。非宗教方面如中国儒家强调的“立功、立德、立言”,认为“三立”是不朽的。儒家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事实上是为普通中国人通过传宗接代来获得意义感受。现代社会中“成功取向”的人生安排,民族危机中的“救国情怀”,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将有限的人生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等等,均具有本体性价值的特征。

    仅就中国农民来说,传统中国农民大体有三类本体性价值。一是宗教尤其是佛教转世说的影响,二是传宗接代,三是“人活一口气”的气。以下分别简单地作些讨论。

    中国农民的宗教信仰十分地混杂,往往同一个庙宇供奉完全不同的神,在四川调查,一个小庙中竟供奉有20多个完全不同的神,中国也多有所谓三神殿,即将儒、道、佛的神供奉在同一个殿上,甚至供上新中国领袖作为神。中国民间宗教不仅混杂,而且功利化,所谓临事抱佛脚,有了事再去求神拜佛,希望通过选择一个好的坟地而让子孙发达,等等。在中国农村民间信仰中,明显有多神信仰的特征,各种神祉之间的关系也暧昧不清,这充分表现了中国农民信仰的实用主义色彩和生活化特征。中国农民并不追求一元化的真理,并不沿着一个方向认死理,而允许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自相矛盾的道理共同存在。

    相对说来,佛教虽然是外来宗教,但已深深浸入到中国农民的信仰之中,只是中国农民并不只是信佛。佛教精致的转世轮回说,为农民提供了关于来世可能的说法及今世行动的依据。

    总的来讲,在传统中国社会,各种实用主义且混杂的民间信仰,为农民提供了关于灵魂不死,关于来世生活与现世联系,关于现世行动理由,及当下行为的永恒意义的说法。虽然这些说法十分混乱矛盾,模糊不清,却足以为人们提供各取所需的关于生命意义的想象。

    但是,中国人的本体性价值并不完全依靠宗教,依靠对来世的想象,而更多来自对祖先的崇拜和子孙延续事业的热情。人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就被安置在安葬肉身的坟墓及祖先牌位上面。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个人有限的生命在无限的子孙延续的事业中获得了意义。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与中国民间信仰结合起来,就进一步形成了关于只有传宗接代、有人延续香火,才不致死后成为孤魂野鬼的实用主义考虑。

    传宗接代还往往与一些更加实用主义的考虑结合在一起,其中如养儿防老、天伦之乐及村庄竞争等。不过,在这种实用主义的考虑中,传宗接代是基础性的,是不容被其他价值所替代的,即,一方面可以传宗接代,一方面又可以享受天伦之乐,当然很好。而如果两者发生冲突,则后者就要向前者让路。这是传统中国如果妻子不能生育则可以休妻的原因之一。当前有人过多关注生育的“防老”和“天伦之乐”等实用功能,忽视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生育本身的宗教意义,或本体性价值的意涵。

    第三种具有本体性价值含义的是“气”。中国是农业文明,因其强烈的实用主义,而致在超越性的信仰方面严重不足,人们关心的都是伸手可以触及的具体目标,所谓光宗耀祖,发家致富,子孙兴旺等等。当一般性的本体性价值尤其是传宗接代不成问题时,缺少流动的村庄生活中的社会性竞争,就凸显出来,掩盖了真正的让有限生命以无限意义的本体性价值,而“人活一口气”了。为了争“一口气”,而不惜一切代价,以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气”的本质是将社会性价值错置到本体性价值上,因此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异态而非常态。

    当前中国农村的困境在于,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虽然仍在,但已大大削弱,且被子女不孝等实用主义的考虑所反击,生儿育女不再是人生必须完成的义务,而是“划不划得来”的功利主义考虑的一部分。中国民间信仰仍在,且实用主义特征一如既往,但中国民间信仰因为受到科学和唯物主义的冲击,而越来越不足以担负起本体性价值的功能。“人活一口气”本来只是社会性价值被误置为本体性价值,现在因为农村人财物的外流,村庄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气”不足以成为支撑个人长期行动的理由。

    总而言之,当前中国农民关于本体性价值,即关于个人行动的根本意义的说法成为问题。这是当前中国农村所面临的最大危机。

五、结语

    正是因为本体性价值的丧失,当前农村出现了诸多缺乏底线的行为,出现了申端锋所说“伦理性危机”,出现了本文开篇所列举的那些光怪陆离、让人匪夷所思的现象。本体性价值丧失了,人生的根本意义成为问题,因此,一方面是各种对本体性价值的寻求变得格外亢进,典型是地下基督教的疯狂传播,一方面是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的亢进,人们变得更加现实,注重短期利益,注重口腹之欲,行事更加缺少原则和底线,坑蒙拐骗、不讲信义、道德伦丧,就具有了存在的道理。也有人说,丧事上跳脱衣舞是符合中国民间传统的关于喜丧的说法,也符合儒家关于礼的论述,更符合庄子的道的精神。但是且慢,关键不在于丧事上是否跳脱衣舞,而在于跳脱衣舞的依据。当社会中的本体性价值出现危机时,丧事这一中国传统社会中用来寄托哀思、慎终追远,同时又是阴阳交会、禁忌极多的仪式,被当作了村庄内的社会性竞争手段。辽宁大古村一老人的妻子去世,他反对自己的儿子请歌舞团来表演欢快节目,他儿子说,我们不比别人穷,别人请得起,我们也要请。丧事这样的事关人生根本意义的仪式,竟然完全服务于社会性竞争,而没有最基本的底线。与此相一致,一旦村庄社会性竞争人意义消解,则丧事仪式就会由高度竞争变得毫无内容。在湖北农村曾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一个老人因为不堪子女虐待而服毒自杀,他三个儿子一商量,没有举办任何仪式,直接用三轮车将老人遗体拉到火葬场火化了事。显然,丧事上跳脱衣舞不是仪式而是反仪式的,本质上与不举办任何仪式即将死者火化是一个道理,是本体性价值缺失后人们行事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当前中国农村出现的本体性价值危机,是中国农村的最大危机。这是真正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理解本体性价值缺乏的原因,及如何应对本体性价值缺乏的后果,是当前中国农村研究界的急迫任务。

   初稿:2007年8月17日于山东青州, 修定稿:2007年11月3日下午于江西上清镇,

    注释: [1] 刘少杰:“社会理性化的感性制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3期。

参考文献: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申端锋,“中国农村出现伦理性危机”,《中国评论》(香港),2007年3月号。

陈柏峰,“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对家庭关系的影响”,《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刘少杰,“社会理性化的感性制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3期。

原文载于《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

 

让我震惊的梅州农村见闻录

江湖已远

2008-6-4

    前几日,因一位极好的朋友家中老人不幸过世,我便随他一同返回他老家梅州乡下奔丧。在梅州的所见所闻,皆是客家风情民俗。唯有一些与客家民俗无关的现状,却让我在返深之后,一直无法释怀。

    一、农村的土地抛荒问题。朋友所在的梅州地区农村,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属于典型的人多地少地区,特别是由于接受了一些外来的三峡移民之后,这里的人均耕地就更加少得可怜了。但是让我惊讶的是,朋友老家农田却大量地闲置抛荒,根本看不出半点人多地少的痕迹。在这个本该是“雨生百谷”的时节,田地里却看不到一个忙碌的农人,就更谈不上庄稼的长势了,到处都是半人高的野草。

    按理来说,国家这几年对于农业的反哺力度不可谓不大,从取消农业税到粮食直补、良种补贴,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惠农政策。然而,我却在这个南方传统的产粮地区看到那么多的良田被大量抛荒闲置。我必须承认,那些在庄稼地里疯长的野草确实让我有些心疼、心惊和心寒!

    我一直记得我们小学的院墙上写着的一行标语:无农不稳,无工不活,无商不富。虽然这行流传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经典口号,距离现在差不多过去了快三十年了,但是,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我一直都清楚地记得!

    谁都不可否认,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兴则国家兴,农业稳则社会稳。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的人口国,每天消耗的粮食及农副产品比山还高,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农业,为这么多的人口提稳定的粮食和农副产品,国家的繁荣、社会的稳定、持续的发展,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带着这些问题,我在向一位老伯求证的时候,他平静地说:“说起来国家是取消了农业税了,可是粮食的价格一直上不去,而与种田有关的农药、化肥、种子却是节节上涨,种田的人一年到头,根本就落不到什么钱。再说这点田,连家里人糊口都难,所以年轻人基本上都出去打工了,留下来的这些老弱病残就是想种地,也没有力气了。”

    二、农村的基层选举问题。虽然中国的选举一直都给人一种“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朦胧美。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恰恰是在中国最为底层的农村,却是率先启动了民主差额普选的程序。我到梅州的那几天,当地农村普选活动正在静悄悄地进行之中。在离开梅州的前一天晚上,恰好朋友的一个中学同学在基层选举中获胜,于是我有幸参加了他的“庆功宴”。让我惊讶的是,在近乎狂热的推杯换盏中,他们毫无顾忌地谈论着选举过程中的明码实价的买票、家族亲友拉票甚至黑恶势力助票等问题。所以在选举中获胜的无不是当地有实力、有势力的人家,很难想象获胜之后的他们会代表哪一类的民众的利益。

    民主选举,作为人类文明最为杰出的成果之一,本应该是全人类共同享有的文明果实。但是由于中国的国情所致,我们却只能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先在中国的农村试点展开。但是谁都知道,中国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民主、差额为何物,就轻易地屈从于一顿酒钱或一条烟钱的诱惑。而这种并不矛盾于人性的屈从,最为直接的罪过就是成为“中国不适合于民主”这个论调有力帮凶。如此,则农村基层普选试点显得相当吊诡!

    三、农村的丧葬问题。不知从何时开始,农村开始推行了丧葬改革,严禁土葬,推行火葬。具体的政策我没有看过,大概是国土部门为了节约耕地,害怕死人与活人争地,而强行推行的一项政策。据说在有的地方,为了推行火葬并达到规定的火葬率,哪怕是死者已经土葬埋了,也要挖出来重新火葬。对于这一项政策,我个人认为中央的出发点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面对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如果每一个死者都要有一座坟墓,可能确实会占用很多的耕地。但是如果你到农村实地经历过一次丧葬之后,你就会发现中央的政策与下面的对策完全就是驴唇贴上了马嘴。

    基本上现在农村的丧葬,你已经很难判断是火葬还是土葬了。说是火葬吧,当死者的骨灰盒拿回以后,死者的家属还是照旧要为这个骨灰盒置一个标准的棺木,然后依然是雇四个人抬着这个仅仅只是装着骨灰盒的棺材浩浩荡荡地走向早已为死者挖好的标标准准的墓坑,然后再为这个骨灰盒堆一个标准而气派的坟墓。说是土葬吧,却又要额外地请殡仪馆的车辆将死者拉到几十公里之外的城里的殡仪馆,再花去差不多一个农民两年的收入将尸体火化。除了那个堆起的坟墓与从前土葬的坟墓大小外形相似之外,里面埋着的却又是一捧化为灰烬的骨灰。

    只是如此一来,既可满足了上级对于推行火葬和确保火葬率的严格要求,同时又能满足农村的“亡人为大、入土为安”的传统风俗。一举却是两得,实在也算得上一个“妙”字了吧?当我回到深圳,这些画面老是在我的眼前浮现,叫我安稳不得。但愿这些不太和谐的现状,仅仅只是梅州地区的一个个案吧!但愿!



东莞,一座野蛮的忘恩负义之城

怅 沙

2008-6-4

  【昨日上午,东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在市会议大厦召开,会议对《东莞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分析报告》(讨论稿)进行了评议和表决。转移低素质劳动力、优化人口结构是报告关注的重点之一。《报告》提出,要以提高出租屋租住和经营成本的经济手段推动新莞人回乡创业。 (5月28日《南方都市报》)】

  什么是素质?什么是低素质?什么又叫高素质?暂时我只想说素质和知识学历这些东西有一定关系但一定不是绝对,而一个民族一座城市乃至某一家族的传统和这个“素质”却绝对有着不可割裂的渊源。先撇开那个让很多人理解不了,让很多人可以随便乱扣的帽子“低素质”先不论吧。

  曾经的制造业名城东莞,今天似乎靠着地理上的优势在三来一补的工业基础上扎稳了的经济马步,在野蛮收刮和压榨完来自内地千千万万外来务工人员血汗之后,终于露出这座城市忘恩负义的野蛮嘴脸,要将之逐出家门了。

  东莞,在完成自己的原始积累之后,猫着广深珠三角等产业结构较完善的城市和地区,谋划着逐出原来那些为这座文化上的孤城奉献了他们若干青春心血的劳动者们,以为引进所谓能更好地服务东莞产业升级的高素质人才誊出地盘来。

  改革开放以来,有多少内地的打工者不辞奔波之苦前仆后继的来到东莞,用他们的血泪和汗水为这座制造业名城加分添彩,在此不想去引用那些没有人情味的冷冰冰的数字借以说明问题了,因为那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然而今天,东莞将抡起这些劳动者们为之铸造的经济大棒,将这些曾经被含情脉脉地冠以“新莞人”的“低素质”群体驱逐出境。

  这是一座文化沙漠中忘恩负义的野蛮之城。

  改革开放30年来,东莞籍着自身的地理优势,在大量外来工的共同参与下一天24小时开足了各种机器的马力不停的搞加工、搞生产,为了GDP这座城市收留了可怜的农民工、收留了可怜的没别的城市可去的“低素质”人口,这些“低素质”人口才导致今日东莞仍留给世人素质低下、脏乱差的印象。如今东莞意识到自己发达了、强大了、无论是小作坊还是占地上百亩的加工厂都可以停下他们自己早就厌倦轰鸣的机器了、可以大张旗鼓的搞转型搞品牌搞“东莞创造”了,于是东莞市政府、东莞那些素质非常之高的领导们觉着东莞不再需要卖苦力卖血汗的“低素质”劳动者了。然而这些素质非常之高的领导班子却未意识到,直至今日东莞依然是一个没有文化上不了档次的沿海“二线”城市,口袋快让人民币塞暴的东莞依然不过一个投机成功的暴发户而已。在一个城市没有内敛的品格感召智慧之士之前,东莞,你有什么资格遑论那些给你打饱了小工的外来农民兄弟们是“低素质”人口?

  一个城市你可以野蛮、你可以这么无耻的抛弃承担那些为你创造了今天的人们(所谓低素质人口)的生息之责任,但请你不要这么无耻的扯开嗓子喊着貌似革命前伟大的口号抛弃他们。他们是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也许真的素质底(括弧先告诉那些貌似高素质的人:贫穷不等于低素质、文盲不等于低素质),东莞,但请不要这么让人心寒地给为这座城市贡献了人生最最宝贵时光的他们打上“低素质”的烙印。而且可以肯定的是,真正高素质的人们并不会为你们这种不负责任的、忘恩负义的“示好”和“东莞式生存发展逻辑”击掌。

  因为,这些千千万万的“低素质”劳动者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正是供出那些高素质人才的父母或兄弟姐妹。鬼知道10年20年转型成功后的东莞会在“倍儿有面子”的时候、再来一个“漂亮的转身”将他们这些功臣弃之不顾呢?对于大量迁徙的外来者来说,东莞永远只能是一个小小的站台,歇歇脚转身就走,因为一个没有自身文化和品格的城市、一个曾经忘恩负义的城市,无法给他们归属感,东莞和他们也必将只是为了一种生存上的暂时性互利而已。

  如此,东莞永将是一座没有精神传承的貌似很强大的阔爷大款,奠定不起一座城市应有的人文基础。这是其野蛮的成长逻辑和当今浮躁大环境所共同决定的。

    身之予者父母,生之养者父母。我们不能下是若干外来工成就了今天的东莞这样的定论,但可以肯定的却是没有千千万万来自四面八方的那些农民工、那些被东莞贬为“低素质”的外来务工人员,定不会有今天“傲气十足”的东莞。

  东莞,你很野蛮,你的野蛮让人认识了与你强大的经济能力所不相匹配的承担,以及惟利是图忘恩负义的城市本性。

 

 

灾后重建向城市移民是捷径

人民大学农村学院院长 温铁军

2008-6-5

    汶川地震受灾地区的恢复重建工作已经逐渐展开,而对于受灾的农村地区如何重建、重建工作怎样展开等一系列问题成为这几天报端的热议话题。针对上述问题,记者采访了有“温三农”之称的我国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

灾害对中国经济有正面影响

    这次采访记者以一个“地震会不会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这一常规性的提问开始,却招来了温铁军对问题的不认同。他表示这次汶川地震受灾地区主要为山区,并不是农业主产区,受灾严重的四个县基本农田面积人均不到一亩。另外对于灾民的食品需求,四川省内的储备粮已经基本上能够满足对受灾地区的供给,灾区农业即使绝产,对于全国粮食安全不会从根本上构成威胁。所以,此次地震对我国农业影响并没有人们料想的那样严重。这一点也可以从受灾地区周边的几个城市的物价,特别是食品价格没有明显上涨得以印证。

    温铁军表示,虽然这次灾害对人民生活来说是非常惨痛的,但对于我国宏观经济来说却有着正面影响。因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相当一部分贡献是依靠投资带动的,而目前我国产能过剩趋势明显、商业银行存贷比相当低,有高达约15万亿的国内过剩资金还没有找到合适投资领域。因此客观上来说,灾后重建增加的投资需要,一方面有利于这些资金流向老百姓迫切需要的建设项目;另一方面可以在外需下降的时候提高投资对增长的实际贡献度。

低成本重建最简单的方法是向城市移民

    对于灾区的重建工作,温铁军给出了自己的“独家秘方”。他表示,推进灾后重建有一个非常低成本的简便可行的方法,就是让灾区那些打工者所在的各个城市接纳这些已经离开家乡进城务工的灾区农民劳动力,让他们直接落户所在城市,“零门槛”地享受当地的城镇居民待遇。温铁军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语气加重,他表示,大城市以及沿海发达地区长期以来已经获得了农民工大量的剩余价值,却从来没有给予农民工应得的报酬!这次既然全世界华人都“万众一心”了,那些发达地区就应该作些为国分忧的实事,出于起码的人道主义责任让灾区出来务工的农民“零门槛”转为打工所在地的城市户口。

    这样做的好处是,由于四川是劳务输出大省,地震受灾地区本来已有六至七成的青年农民外出务工,因此这些进城务工的灾区农民劳动力一旦落户所在城市,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社会保障,他们留在灾区的亲人会得到他们不断的资助,或逐渐随他们迁移出来,这样就可以有效降低地质灾害严重地区的人口压力,大幅度减少灾民安置和灾后重建的工作量。

 灾区重建工作应该交给当地农民做决策

    虽然国家发改委称大约3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完成灾后重建的总体规划,但作为研究三农问题的权威专家,温铁军却给出了不寻常的观点。他表示,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发展中,农村、农民一直是以社区群体为存在方式。这在大灾之时已经令人刮目相看了。何况,这次灾后重建有一个现成的可借鉴经验,就是国务院扶贫办开展多年、行之有效的“整村推进”模式。在谈灾后重建问题时,温铁军反复强调,灾后重建的第一原则只能是执政党强调的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为此,就应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尊重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创造精神;而国家和外部社会团体只需要提供重建项目的投入和技术支持。

    他认为,中国农村基层各种人才是最了解当地实际情况的,也是非常有想法和行动能力的,因此对于农村灾后重建,应该率先提高社区组织化程度,把社会资源演化为社会资本,放手让当地农民组织起来、自己去讨论如何规划建设家园,各级政府都不应该越俎代庖。这样做不仅可以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创新的积极性,而且能够避免在重建过程中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和冲突”,比如有些部门利益主体仍然强调招投标、打算继续引入利益至上的开发商主导重建工作等等。

    温铁军最后还表示,中央提出的关于新农村建设的“五不”原则:不强迫命令、不搞一刀切、不包办代替、不搞形式主义、不盲目攀比等,一定要贯彻和落实到灾后的农村重建工作中。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当前主要研究课题与成果包括:农村稳定与对抗性冲突转化,农村金融创新与新农村建设的投资体制改革,乡村建设与农村生态环保。曾经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CCTV年度经济人物、中国环境大使等多项奖励。

 

发件人:"byxcs668" <byxcs668@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11 11:24:5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新稿《计划生育的本质是计划经济》

计划生育的本质是计划经济

徐昌生

2008-6-11

1、中国人曾经对计划经济憧憬无限

中国人对计划经济的伤痛是刻骨铭心的!曾几何时,全国上下满腔热忱地投身计划经济,大家都对它的实施充满着无限的期望:没有失业,没有竞争, 人人丰衣足食,终身免费医疗,所有产品既丰富充盈满足需要,又恰到好处没有浪费,总之,前景一片光明。然而,社会的发展并非如决策者所想象的一厢情愿,当时的情形就是物资极度匮乏,百姓民不聊生。面对这种情况,决策者总认为这是人们的私心在作怪,贪欲没抑制,所以阶级斗争长年累月,狠斗私心连绵不绝,但是中国人的生活却是每况愈下,国民经济几临崩溃。

痛定思痛,一代伟人邓小平终于拨开迷雾,发现中国之所以落后并非缘于人们的私念贪欲,恰恰是制度错乱,于是,拨乱反正,确立了中国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让人们去自行生产,让市场去择优汰劣,结果,短短三十年,百姓生活稳步提高,成绩举世瞩目。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国之所以有今天的成绩,市场经济功不可没。然而,尽管市场经济在中国成绩巨大,尽管发展市场经济已经写进宪法,但是,许多人却并没有真正明白什么是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仍是阴魂不散随处可见。以人们十分熟稔的计划生育政策而言,里面就隐藏着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它和当年我们想用计划经济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产品过剩的思维如出一辙。

2、计划经济解决一个问题却带来更多问题

计划经济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化的大生产与生产资料个人占有之间天然不合,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无可避免,结果势必会造成产品过剩的局面。于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然后按照社会的需要下达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免生产的盲目性。初看上去,这种思维无懈可击,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产品过剩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产品短缺的问题却又冒了出来,而且它对社会的伤害比产品过剩还过犹不及。环视世界,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都没能走出过物资匮乏的困境。

一项经过人类理性思考的策略,何以在推行的过程中屡撞南墙?那是因为大千世界纷繁复杂,谁也无法预料世界的瞬息万变,更不存在有人能够制订出一个周密无间的万能计划,于是根据计划生产出来的东西总有一部分太多而另一部分太少。当然,人们往往对计划经济中的物资太少记忆犹新,比如,涉及到百姓生活的粮油食品总是不够;而对计划经济中的产品超量积压并不知情,比如,那时全国的胶鞋(俗称解放鞋)在仓库里已堆积了几亿双。

市场经济解决产品过剩靠的是价格引导,如果出现涨价,则说明社会对此项产品的需求旺盛应当加紧生产;如果出现跌价,则说明社会对此项产品已经供过于求应当减少生产。但在市场经济中易如反掌的问题,在计划经济中却难似登天。因为,在计划经济中的价格是靠官员们制订的,既不能真实反映市场的需求,又不允许轻易变动。再退一步说,即使是制订了正确的计划,要执行到位也无比困难,因为商品的价格由国家统一制订,生产者无利可图哪有积极性?所以,那时基层的官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去做农民的思想工作,迫使他们将饲养的家畜家禽廉价卖给国家。

计划经济给我们的教训可谓深刻,原以为它可以使我们不会失业,但却使我们陷入贫困;原以为它可以使我们没有浪费,但却使我们陷入极度匮乏。当我们在发展的过程暴露出一些问题的时候,总有人想制订一个滴水不漏的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完美无缺,结果,往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一个问题解决了,更严重的问题接踵而至,眼前的计划生育就陷入了类似的窘境。

3、计划生育带来的新问题不容忽视

三十年前,整个中国尚在计划经济的笼罩之下,举凡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物资没有不缺的,于是有人认为应该实行计划生育。简单的理论根据就是中国的资源是有限的,多一个人出生就得多分出一份,生得越多,人均占有量就越少,社会就会愈加贫穷,因此,有必要实行计划生育。当然,他们也搬出了反右时期知识分子的良知代表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作为依据。

所谓计划生育中的计划,其实就是偌大的国家简单地规定一个家庭只生一个,无论你是穷人富人还是天才弱智。由于我们国家动用行政干预手段,强制性推行这项政策持续三十年,人口增长的速度的确明显下降,可以说得上是成绩斐然。但是,在人口增速急剧下降的同时,新的问题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一是人口性别比例失衡。据有关数据显示,中国近几年新增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例已经达到了117/100,有的省份高达130/100,而正常的比例是不超过107/100。根据这一数据,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心在未来不远的时候,中国将有至少10%以上的适婚男性无法拥有正常的婚姻与家庭,届时引发的社会问题不容乐观。

二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据多家权威机构预测,如果中国继续维持现行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至多到2040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超过总人口的40%,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老龄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其实,现在上海等发达城市的常驻人口中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初露端倪,有的家庭已经不堪重负。

三是人口素质提高并不理想。现在的人口素质与三十年前相比当然提高了许多,但这不是计划生育的功劳,而是市场经济的功劳,因为是市场经济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假如没有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素质的整体水平应当比现在还高,理由是家庭里有两个以上的孩子竞争意识更为强烈,心智成熟更为顺畅。何况,还有一个普遍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在有多个孩子的家庭里,老二比老大更聪明的现象更为普遍。

四是家庭抗风险能力极度脆弱。一个人的幸福,不仅要看他的眼前,更要着眼他的未来,所以更多的中国人喜欢生男而不是生女(在只能生育一个的前提下),喜欢生两个而不是生一个,因为,一般来说,男性对家庭的经济收入有更大的保障,两个孩子比一个孩子更加安全保险。这个理由在5•12的汶川大地震中得到了验证,那些421结构的家庭里骤然丧子是何等地痛彻心扉!就象我们当初抱着良好的愿望实行计划经济一样,计划生育实现了人口数量下降的目标,但却带来更多更大的社会问题。

4、不实行计划生育是否会导致人口泛滥成灾

也许有人疑问:不实行计划生育,人口极度膨胀,有限的资源怎么足够无穷增长的人口来均分?
这种担心使笔者想起二十年前看过的一篇关于中国人口形势的报告文学,里面言之凿凿地描述了一个科学家做过的严密实验:在一个大笼子里,放入了数只老鼠,有雄有雌,让他们自由繁衍。由于食物充足,环境适宜,笼子里的老鼠越生越多,最终有限空间无法容纳,鼠辈们丧失理智,互相嘶咬,互相倾轧,结果笼子里的老鼠大多同归于尽。当时看完这段描述深受震撼,毫不迟疑地认为中国应当实行计划生育,用什么手段来推行这项国策也毫不为过,否则,中国迟早会重蹈笼中老鼠的覆辙。

及至学习了经济学,方知上述实验用来类比人类的生育原是荒诞无稽!人类何以区别于动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人类有思想理智。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人是理性的,人们会对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进行事先判别,而不是如老鼠只知生育而不顾后果。延用前面的实验,当我们感觉到食物供应越来越困难时,当我们感觉到自己的空间越来越狭小的时,人类将会根据自身的利益而对自己的生育行为做出适当调整。

回顾中国人口的增长历史,从1949年到1979年,三十年里人口从4亿变成了10亿,这与当时整个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政策密切相关。在那个时候,农村实行的是集体生产,土地属于集体,工具归属大家,上学可以拖欠学费,缺钱可以到生产队预借(有长钱户与短钱户之分);城里也不例外,人口越多,分发的物资票证就越多,分配的房子也越大,甚至你的工资也会因为家庭人口众多得到增加。总之,谁家的人口越多,谁占大家的便宜就越多,计划经济实际上是在变相鼓励多生育。

但是,今非昔比,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尽管还不完善),工资需要自己在职场打拚,教育需要自己掏钱买单,房子更要穷尽半生精力才能完成按揭,计划经济时期因为人口多而得到的好处早已不复存在。因此,即使现在放开计划生育的政策,人们也会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而进行权衡利弊:有的人可能侧重眼前,只生一个就罢了;有的人侧重于未来,儿女双全才罢手;有的人对未来特别充满信心,做丁克夫妻也未尝不可。不管怎么说,人类断不至于象笼中老鼠,每个人都会变成毫无节制的生育机器。

现在的媒体在宣传计划生育工作成绩时,往往会强调这么多年来计划生育使中国少生了多少人口,它的前提是假定每个家庭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严厉监督下,一定会按照他们设想的比例进行生育。在他们眼里,中国的百姓正如笼中的老鼠。

5、百姓的自主生育会妨碍他人富裕和国家富强吗

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非常流行:人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人口适度最合适。这种观点当然说不上错误,但说了等于没说,因为它既没有说明适度的数量,也没有说明如何才能达到适度。

有许多人口学家或者社会学家都对中国最适宜居住的人数做过预测,有的说16亿,有的说20亿,众说纷纭。这些预测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其准确性值得怀疑,因为人类的科技在未来到底能够产生多大的飞跃,谁也无法知道。就象100多年前的马尔萨斯,他认为粮食供应将成为全世界的大难题,但是,中国在20世纪出了一个袁隆平,就使他的担忧迎刃而解。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个宜居数值实际上就如计划经济中计划一样,它是动态变化的,我们现在的一切所谓科学的预测最终都可能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面目全非。

退一步说,中国即使阶段性地存在一个最适宜居住的人数,是动用计划经济的方法(强令一家只生一个),还是由市场自由调节(家庭根据自己的需要自行决定)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前文已经说过,人为地控制人口数量所带来的弊病已经显现,继续执行下去,问题严重性将会日甚一日;放开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由百姓自行决定生多少个孩子,也不会导致人口泛滥成灾。那么,让千千万万个家庭自主生育,人口的数量能不能自动配置到最优状态呢?笔者认为,只要坚持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人们的自主生育行为不仅能够使全社会的人口数量自动配置到最优状态,而且能够促进国家的富裕强大。

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对于大多数芸芸众生来说,是追求自身一生的的幸福。对于一个理性的人来说,生养多少人口使自己最幸福,只有他本人最清楚。当然,这种幸福有可能并不体现在现阶段而是体现在未来,或者并不体现在物质上而是体现在精神上,所以他们宁愿苦点也要多养几个孩子。同样,也有人对幸福的理解独立另类,所以他们也可能少要或者不要孩子。千千万万个幸福的家庭组成的国家,这个国家难道不是幸福的?

当然,有少数人可能会对自己未来的幸福决策错误,比如有些穷人养了多个孩子贫困劳累一生,或者白领阶层没有生育孩子导致老年孤寂凄苦,但旁人并不能因此而提前剥夺其自主生育的权力。就象有人抵押贷款去做生意,结果生意失败倾家荡产,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提前剥夺其从事经营的权力。

也许还会有人提出疑问,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多生孩子,会不会妨碍别人的家庭幸福呢?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一个人要养活他的孩子,必须要用自己的专业劳动成果去与他人进行交换,才能换回一家人的生活所需。而经济学认为,平等自愿的交易恰恰会促进双方财富的增长,也就是说平等自愿的交换,既好了自己也好了别人,或者说至少是一方不受损另一方却受益,否则别人就不会与你交换,这在经济学上叫帕累托改进。世界上每天发生无数次平等自愿的交易,也就产生了无数次的帕累托改进,结果人类社会因此不断发展稳步前进。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强调的是平等自愿的交易,而市场经济的核心原则恰恰就是平等竞争自由选择,因此,政府无论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还是为了百姓富裕,要做的不是强制每个家庭都生一胎,而是深化对现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尽快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

很多人对计划生育政策是持疑问态度的,至少他们认为这对自己不利,但他们又觉得这样做肯定对国家有利,因此,他们不敢把不同意见摆上桌面。其实,如果一项制度,几乎使所有的家庭都不幸福,却能够使国家更加强大,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种制度是否真的存在?即使存在,这样的国家强大又有什么意义呢?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已经三十年,传统的理论宣传日积月累,使身在其中的中国人对这个问题丧失了独立思考。很少有人想过,计划生育其实就是计划经济在人口生产问题上的翻版与延续;更少有人相信,百姓的自主生育居然还会有利于他人和国家!

    作者:徐昌生; 单位与职务:江西博能集团副总裁;职称:高级经济师;联系电话:13979361601; 邮箱:byxcs668@163.com。

 

 

美国金融危机转嫁中国的损失远大于地震

佚名

 2008-6-5

    没有人会想到,美国次贷危机的接盘手竟是省吃俭用的中国人。向巴菲特学习,到全球去投资有价值的公司,或许是一条可行的路径。现在举国上下都在节衣缩食救援遭受地震大灾的四川,捐款总数已超过300亿元。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达5000亿到1万亿元。可是恐怕没人会想到,这个数字还比不上中国给美国次贷危机买单的数额。
  
  美国金融体系的成功,奠定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华尔街的翘楚们感觉无所不能。富人的钱赚足了,又开始打量那些穷人。明知穷人还不起贷款也向他们放贷。对这些不属于“优质债”的“次级债”,又打包证券化,转手卖出去。“无本金贷款”(Interest Only)、债务抵押债券(CDO)、信用违约交换(CDS)等等名目繁多的金融创新,把真实的住房需求已经篡改得面目全非了。结果使他们偏离了一个接一个的真实。
  
  美国次贷危机加深,正是对建立在贪婪基础上的美国金融体系的惩罚。瞬间倒闭的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是有着85年历史的投行,积累了丰富的人才、资金、经验、模式、创新工具等等,可以熟练掌握各种大势和本质。可是,庞大的已知,非但没有拯救它于水火,反而让它痴迷于扭曲人性和需求的数字。
  
  起初,中国人暗自庆幸没有实施大规模的抵押贷款证券化,中国银行业也没有被卷进次贷危机,盈利依然雄劲。可是,突然跑出一个经济学家张化桥,他言之确凿地说,美国次贷危机的埋单者是中国人,是中国人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庞大美元储备。这些美钞正在高速贬值,五年贬了三分之一以上。美国正在加紧印制新钞票,中国拱手向华盛顿交“通货膨胀税”或“铸币税”,接盘次贷危机!(张化桥:《重商主义之祸》)。
  
  真可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在美元霸权下,我们向来引以为傲的庞大美元外汇储备,却成了美国投机者贪婪吞噬的唐僧肉。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固守着千年古训,省吃俭用,多生产、少进口,多积累、少消费,多攒美元,少花美元,结果到头来却要为美国的通货膨胀埋单!而且,一边谦和地堆起笑脸纳贡,一边还要承受对方的傲慢和谩骂!这就是中国今天所面对的世界经济体系:谁执掌了金融的牛耳,谁就执掌了世界。这悲壮的一课,将给国人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
  
  全球化早已不再是概念上的说辞了,全球已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系。无论是有意识地参与还是无意识地被卷入,都要在这个体系内各取所得。中国人不能再被动下去了,中国人如果不去有意识地积极参与,如果继续那种相对封闭的经济思维,我们将继续做冤大头。
  
  在美国金融业深陷次贷危机不能自拔之际,“股神”沃伦·巴菲特则重登美国富豪榜榜首。巴菲特长期不看好美元。在过去6年中,他大举做空美元。自2002年以来,巴菲特通过期货合约及其他投资建立了数十亿的美元空头,尽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大部分收入都是以美元计价的。他做空美元的理由是基于美国庞大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自2002年年初以来,欧元兑美元已累计升值75%。
  
  在5月3日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年度股东大会上,巴菲特面对当天到场的约3.1万股东预言,美元还要贬值10年以上。巴菲特幽默地说:“如果我今天带着亿万火星货币登陆火星,我肯定不会把所有的钱都换成美元”。 巴菲特把手中的美元都买了公司。买那些能赚外汇的公司,买资源型公司,买中国、印度的公司。去年巴菲特买中石油大赚30多亿美元,他那天表示,等价格合理时还要买进。
  
  中国投资界现在有很有些人以巴菲特为榜样,那就先跟巴菲特学这招吧,到全球去投资有价值的公司。只是单纯抛售美元,可能把美元的汇率打得更低,最终受损害的还是中国。而把美元转换成全球有价值公司的股份,则是不错的选择。对一个资源并不充裕的大国来说,把这些美元外汇储备转变成沃尔玛、苹果、惠普、IBM、思科、力拓、必和必拓、摩根大通、高盛、瑞银等一流消费类公司和资源型公司的股权,可能具有更多价值。

 

货币战争已经打响:越南倒下之后就是中国

佚名

2008-6-6

越南倒下了,幕后的黑手即将伸向中国

    从2008年开始,越南股市从去年的超过1000点,跌到了5月30日的414点,跌幅超过了一半。越南通胀率水平已进入了不可接受的地步,越南盾大幅贬值,越南居民抢兑美元,越南银行拒绝兑换,他们就抢购黄金!胡志明市的房价也出现暴跌,银行坏账已不可避免。摩根士丹利认为,放贷标准不严格,可能导致越南出现银行业危机。伴随越南经济乱象的是,越南社会已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 

    越共书记农德孟突访北京,将越南经济的危机状况暴露于世人面前,并请求中国拉他们一把。对于这么位邻国,其实不拉也罢。但是该国经济危机现象,我们不得不产生警觉。今年,我国的股市也下跌近一半;深圳的房价已腰斩,广州的跌幅也不少,现在全国的房屋空置率大增,房价大幅下跌趋势已是明显。;我国的出口也在下滑,更重要的是出口产品的利润出现大幅下降!

    从越南目前的经济危机可看到,是美元贬值及石油价格上升点到该国经济的两个死穴。而我国此时也正受到这两个问题困扰,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加重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并看清美国的祸心! 目前国际石油价格与我国石油价格是倒挂的!而石油价格上涨,获利最大的是美国,因为世界上几个主要的石油公司都是美国的。所以油价上涨,美国通过卖石油就可以获得暴利。

    然而,我国政府为抑制通胀,采用的是限制石油价格上涨政策,因而我国的石油价格与世界油价严重倒挂!为保证企业的生产运作,我国政府还通过补贴来弥补石油企业的部分损失,并由此惠及其他企业。此时,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一点,我国出口到美国的石油衍生制品,如塑料制品、化纤制品等等,是按国内石油原料价格生产的!说得不好听,我国政府现在同时还给美国的消费者提供补贴!中国的经济正在大量失血!!!

    今年发生的这么多事件,任何一件放在往年都是非同一般的,不影响经济是不可能的,为何不显现,众所周知。几天前,上海已出现油荒;而香港的油价已是是内地油价的一倍多,香港的货车现在都开到深圳加油……股市上有个专有名字叫“补跌”,那么,现有经济所遭遇的危机,是否也存在“补跌”? 越南的危机对我国影响不大,但击溃越南的力量正在向我国积聚,因为他们已从越南经济上获得巨大利益!不难想象,不久的将来我们需要应对更为猛烈地攻击。如果我们现在再果断采取应对措施,那么我们有可能要支付更高的学费!

    在此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前段时间国际炒家想抬高粮价,并从中大赚一笔,一些国家因此而发生了内乱。但令人欣喜的是,国际高企的粮价并没有在中国兴起风浪,为何?因为我们有充足的储备! 如今,我国油价上涨压力已近极限,众所周知油价上涨,必然导致物价全面上涨,如控制不好,必将陷入通胀的恶性循环!值此特别时期,如何应对可能的经济危机?每一位国民都应肩负起使命,个人在此抛砖引玉,以其大家共献良策:

    1、目前煤、电等能源的使用已近极限,并且短期内格局难以改变。所以,我们要发动全民从节能方面出发。呼吁“爱国节能”!如少开私家车出行,少用一次性塑料杯、餐盒、塑料袋等,少用甚至不用外国进品产品等等,打一场现代意义的“人民战争”!——或许这是打胜与美国经济战争的法宝! 一人节约一度电,不是什么大事,但十三亿人节约的汇集一起,就是相当大的数了。

    2、提高石油及其制品的价格,减少国内油价与国际油价的倒挂,同时增加对弱势群体(包括农民)进行补贴。许多人可能因此受损失,但是我们可减少更大的损失,特别是国家经济不会再失血。而且一旦我们在这场经济战争中取胜,相信所有国人睡着都会笑起来。

    3、增大从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等国进口石油(不要用美元结算!),尽可能减少从美国控制的企业进口石油。与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等国家政府进行谈判,寻求支持,以共同对抗美国发动的经济战争。

    4、减少进口的商品使用,尤其是减少从美国、曰本及欧洲进口商品。

    5、增大出口,现在越南倒了(这对我们是好事),原来从我国转移过去生产的产品,现在又要回到我国生产了,所以我们要提高出口产品的价格,并扩大国际市场占有。

    6、减少美国国债的持有,因为美元贬值太快,并且一旦我们打胜了,美元也不值钱了,减持甚至不持,那样我们就可放手一搏!

    7、增大粮食等农产品生产,提倡节约,必要时用粮食等农产品与其它国家换石油及工业原料(一定不能用美元结算!)。

    8、增加新能源的开发及利用,尤其是研发石油的可替代能源。

    这些建议虽然比较粗糙,希望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天佑中国!中国必胜!打垮美国发起的这场经济战争!一旦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石油需求大量减少,石油的价格就可能会崩盘,届时,我们就可休闲地站在一旁向美元挥手说:再见了……
 

 

发件人:"zheng wen" <wenzezhengfu6@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06 20:37:2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问责政府,你准备怎样发声?(征集稿)

公民监政 问责政府 铲除腐败 公正公平

征文

    关于这次大地震中属于人祸原因的全部问责, 我们准备将所有问责之声全部汇集在一起, 形成民意问责的巨大浪涛,切实高效敦促政府解决问题,从根本上保证我们的政府再不触犯类似低级错误。在此次问责中,你愿意公布你的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吗?敬请将你的问责整理成100字左右的文字,连同这些信息回复给我们,我们将一起向全球公开发布。6月15日截止。问责未必大而全,只要切中要害,发声即可,要的就是你本人发声的效果!所以建议长文改短,尽量短小精悍,感谢配合!

1、郭永丰(0755-29217638)的问责:一、地震前为何没有预报?专家预报与震前症兆为何不被重视?这种罪责谁来承担?政府应给问责者怎样一个满意答复?二、为何倒塌的大多数是教学楼?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么多豆腐渣工程?这种责任应由谁承担?怎么承担?政府给死难学生家属怎样一个满意答复?今后这类豆腐渣工程如何从根本上杜绝?三、政府所主导的募捐,普通百姓应该怎样监督?红十字会和慈善基金会等能否公布详细收入和来源,以及支出项目的全部明细表?有关已经暴露出来的弊端,应给民众怎样一个满意交代?

2、野火(13751511001)的问责: 一问:豆腐渣学校工程的责任者如何调查处理?二问:国家地震局5.12之前干嘛去了?三问:李鹏的三峡工程何时炸掉?四问:胡总自己到底捐了多少钱?五问:学生究竟死了多少人?为什么只报总数不报学生数?六问:"国家领导人"是否应该有人出来承担责任并引咎辞职?七问:为什么一开始要采取迟迟不应允国际救援队伍进入灾区的政策?八问:"范跑跑"这种教育领域里的败类有什么舍不得开除的理由?九问:日本来的野外救援队为什么要故意安排他们在城市(成都市)的医院展开工作而让他们的特长无处施展?十问:为什么灾难开始仍要把四川奥运作为火炬传递的不变地区?奥运比6、7万条生命更重要?。。。。。

3、徐高金(0792-7308418)首应问责国家地震局和国家教育部。"5.12"四川汶川大地震,震感撼动大半个中国,波及亚洲并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其强度之烈和破坏范围之广巳超过唐山大地震。据民政部报告,截至6月2日12时,四川汶川地震已造成69019人遇难,373573人受伤,失踪18627人。紧急转移安置1514.74万人,累计受灾人数4555.2965万人。倒塌房屋約21万6千間,其中校舍倒塌6898間,千万灾民无家可归。

通过萤屏看到地震灾区一遍废墟,滿目苍夷,惨绝人寰令人无不悲恸。虽然中央政府以最快速度举全国之力组织抗震救灾,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临地震灾区现埸指挥,国家主席胡锦涛也亲临地震灾区视察。但思痛之余,不禁让人要问,如此特大地震,不可能事先没有任何先兆,为什么地震部门事先没能准确预测和提前预报。难道真的仅是天灾,没有人祸?其实汶川地震之前巳有传言,当地政府曾经当作谣言追查,并在四川省政府网上发布平息地震误传事件的公告。还有2006年《灾害学》一篇论文《基于可公度方法的川滇地区地震趋势研究》推算出2008年川滇地区将有一场6-7级的强烈地震,并建议政府及早做好抗灾准备。也有科学家从地质研究中得出了地震在即的结论,作出过正确的预报。事实说明,国家地震局负有失职渎职之责。

四川汶川大地震中据报道灾区校舍倒塌之普遍,师生伤亡之惨重令人触目惊心,校舍建筑质量为什么如此之差,甚至有的学校倒塌的混凝土中连钢筋都没有。负责建校的拨款和规划验收的教育部门难道没有责任吗?为了告慰地震不幸遇难亡灵,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未来,我们不仅要降旗致哀,还应问责在这次地震灾害中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国家地震局和国家教育部。

4、孙上清(13353979512)的问责: 第一,地震前都是有预兆,比如动物有异常表现,这是人人皆知的常识,而且我国这次地震前也有蟾蜍大迁移,为什么国家地震局发言人面对主持人的询问却说没有掌握相关情况? 第二,有关地震专家称有地震报告上报高层,为什么高层对这种传说不置一词,媒体上的专家们却专讲地震不好预测,究竟谁在撒谎? 第三,如果确有人向人民隐瞒地震预报信息,隐瞒人应负什么责任?

5、李铁(13343461672)问责: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大陆现在唯一的执政党,一元化领导下的政府,最大的弊端凡事有政府统管,无政府法人责任制,有政府管人管事,无责任机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执政党,一切朝纲独断,可又一切事故均无责任,分明是机构和体制存大严重缺陷,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任何重大灾害或矿难等安全事故,无责任机构,而仅仅是追究某个人的刑事责任。而无任何一级政府和管理机构对所发生事件负责,导致民有冤无处申,法院无从受理.。作为国家设立的行政机构在行政过程中,必须要有对所管辖地区及事项有终身责任的核查机制,哪个环节发现问题就应当可以追究哪个部门的责任。从而不断完善和改进体制,而不是只追究某一个人的刑事责任。而政府所属的行政机构却毫无责任这是极不合法理的。有权必有责。权与责是不可分的。责无它卸,岂可它卸?专制一日不废除,人祸吏患始终存在。

 鉴于这种世间罕有的有权而无责的体制严重缺陷,向全国人民、全球华人及现政府呼吁如下:请全体公民立即启动全民公投,全国人大立即进行违宪审查和追究。请海内外媒体公开揭露不预报的真像。请司法机构立即启动僻谣的真像,起诉四川省政府的不作为和渎职罪。起诉四川省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在学校等其它公共设施中的豆腐渣工程中的不作为和渎职罪。剥夺人民对大灾害的知情权违宪、是犯罪。

一、衡量一国的体制是否是良好的,是专制还是民主国体,唯一的标准--是否主权在民。是否主权在民也是判断一个政权是否合法的唯一标准。所有症结都是剥夺了人民的选举权上,人大代表,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行政长官、合部是内、任命和暗箱操作。这本身是违宪,非法,与其说是人民要问责不如说人民要审判。没有人能够长期地以虚假的面具面对世人,世人最终会发现并能够辨明真相,而不会始终被虚假所迷惑。

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即成立违宪审查委员会,对政府或党派或机构的违宪事件行使审查权,立即实行司法独立,司法只能且只对法律负责,法庭只服从于司法程序,无上级机构和个人服从领导的隶属关系。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现政府没有任何实际可操作的预案来防灾。只有文字拼湊的用于应负表面文章的东西。5。12大地震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是临时抓瞎,没有任何预警灾害一旦发生的必要的物资储略,安置灾民的措施,很多灾民因救治不及时或没有预案,根本就没有总结过去地震中已发生的疾病,导至灾民的不治身亡。

三、面对自然灾害,人在大自然面前是渺小的,预防、预测、预报、知情,学术自由,可以公开发表,预报由专家机构通过。政府的职责是防灾减灾,协助、派出专家指导民众,无权以任何理由阻止、掩盖预测,立《自然灾害防预法》。

四、用独立于执政党之外司法程序公开审理掩盖真像的各级政府。而非把政府责任仅归于个人犯罪,不得以某个官员或某部门作替罪羊。由媒体公开自由报道揭露事实真象,被采访机构或当事人不得拒绝、不得以任何理由掩盖。开放公共档案。立《公开信息法》。

6、朱合益(13391899102)让人民参与、监督赈灾与重建。四川地震一发生,中国上至最高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都全力投入了抗震救灾。人们写下了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故事。但是,赈灾过程刚刚开始,就不断有关于腐败的消息传出来,让人们在为地震死者悲痛之余,对这些腐败因素产生莫大的忿恨。很多人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乘"国难"的机会来谋一己之私利呢?记得一位海外媒体人写道:国难当头,还请官员高抬贵手,少贪一次吧。

  中国官场腐败之盛行已经有年。各种反贪运动不断,但贪污的情况并没有得到遏制。这次也不例外。大凡在中国内部没有人会相信贪官们这次因为数以万计的人民生命的损失而会良心发现,会"高抬贵手"。因此,有关方面近日召开抗震救灾物资监管工作会议,中共纪委书记贺国强在会上严厉声明:"发国难财,天理难容",强调要严惩贪污截留挪用。为达到这个目标,中央成立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督检查领导小组,计划通过制定法规和制度来保证抗震救灾。

7、侯丙才(13120410543)的问责: 地震误报了,有啥了不起,也比没有报造成这么大损失强一万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宁肯造成巨大损失,也没有人肯出面来冒风险来"误报"?????

8、鄢裕祥(13212704441)的问责: 全国人大应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来调查: 一、国家地震局到底预测到这次地震没有? 二、中央政府收到过国内外关于四川地震的预报没有?是如何作出的决策? 三、学校校舍质量低劣而倒塌,教育部门和承建商各应负什么责任?尽快对全国中小学校舍质量应进行一次全面普查并采取补救措施,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对上述调查结果,随时公告民众,并作出严肃认真地追究!

9、王德邦(010-61399718,86477158)的问责: 看到汶川大量校舍倒塌为什么不是全国掀起对学校建筑质量、抗震强度的检查?对死者的哀悼应该体现到对生者关心的实际行动上来!要求立刻对全国所有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一切建筑的全面检查!

10、耿介(0354--4851010)的问责:人死不能复生,问题是这些死者为什么会死呢?就是七分人祸造成的,地震前不发预警,就是地震后比美国还晚报了16分钟,地震后又不在72小时内积极组织救援,一个民间组织在36小时内能进入灾区,而拥有国内最先进的交通 具的人却要在40小时后才进入。中小学生惨死近2万,这该毁了多少家庭,而这些家长要为死去的孩子讨公道,一次次被拒绝。总之一句话,在中国没有人权,如果经过这次地震还不还人权,不还政于民,只由几个把头操纵,中国是不会有很大希望 .因为这些年把人都 引向一切为了钱,向钱看。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从上到下荡然无存。真是养这些官员不如养些蛤蟆,不如养些狗,养些老鹰。

11、许石雕(13699818696)的问责:问责之一:中国近十年天灾人祸屡有发生,政府下拨或者民间自发组织的捐款、捐物真正转到灾民手中的所剩无几,是谁如此胆大包天,丧尽天良,暗中贪污救命钱物?为何赈灾款、物屡次被克扣、侵吞,政府不予严查追究而贪腐分子却逍遥法外?明明存在这种黑腐现象而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对上述贪腐行为制订有效监控和制约措施?问责之二:官商勾结是社会腐败的突出现象之一,是造成人民受苦受难,导致国家、人民利益遭受侵害、损失的一个恶瘤。救灾物资被卖往经销店,为什么有民政局官员参与期间?为什么司机如此胆大妄为,店主如此良心丧失,是中国社会原因造成人心堕落吗?为什么中国贪腐分子如此灭绝人性,灾民的救命钱也敢侵吞,集体利益和国家人民利益为何在他们个人利益之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问责之三:在汶川大地震之初,地产巨头万科集团只是捐献200万元"略表心意",后来在强大的社会舆论谴责、攻击之下羞得无地自容,无奈只好"慷慨"捐出一个亿用于救灾事业。面对全国上下的救灾狂潮,为何万科的社会责任感如此缺失?是谁成就了万科的辉煌事业?万科的强势、王者形象的塑造与中国各级政府的吹捧和帮忙难道没有必然的联系吗?

12、瞿辉(15821102595)的问责:世界地质学家早在一年以前就已经预测到了四川的大地震 而且国家地震局的负责人也早以承认地震是可以预测的 那么为何在地震发生前没有任何预防措施 在偏远的学校 当地震来临的时候学生们居然在上课 试问政府这该做何解释?再请问 地震发生后公众没有听到任何来自官方的忏悔和道歉 没有处理失职失察的有关部位负责人的过失或者说是犯罪 光靠中共高层在灾区的"慰问"是可以掩盖已经造成数万人已经死亡的铁一般的事实吗?

    请问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华慈善总会 你们当初成立的时候是靠摆地摊开始做起的么?如果我印象中没有搞错的话你们应该是属于政府管理的性质 工作人员的费用政府没有发放么?10%的日常费用和开销费用为什么要算在捐助者头上 你们的良心让狗吃了么?把好心人的热情奉献当做自己赚钱的工具!!太黑了吧!!!现在有了3天哀悼日 我建议再设立忏悔日 至于谁需要忏悔 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吧?

13、(唐飞)问责建设部和国家地震局: 问责之一: 为何倒塌的很多建筑尤其是校舍,都是粉碎性的倒塌,逃生者一点机会都没有."小震不倒,中震不坏"的抗震标准究竟有没有严格执行,没有严格执行的原因是什么,建设部下辖的设计院和质监站为什么一直是靠收费养活的事业单位,这是不是造成标准无法执行的根本原因(傻瓜都会作出肯定的回答),造成如此多无辜者在几秒种死亡,建设部长应不应该辞职!

问责之二: 四川西部处于地震断裂带,早就应该划分为国家地震重点防御区,为什么那里的居民一直没有得到警告,也没有接受任何逃生训练?水泥预制版是造成地震大量伤亡的最大杀手,这在唐山地震中总结出来的血的教训国家地震局为什么充耳不闻,为何不在地震高发区发布?检查指导地震易发区的房屋建设和地震逃生教育是国家地震局的主要职责,地震发生前国家地震局履行职责了吗?在负责任的国家,与汶川大震截然不同的是:秘鲁8级大地震死亡人数仅510人;发生在几百万人的城市-美国西雅图的6.8级大地震死亡仅一人,而且还是死于受地震惊吓、心脏病发作,只有25人受伤,没有一栋楼房倒塌。以美国为例,地震管理部门根据地震发生的可能性划分了不同的地震行政管理区,民众去地震带买房创业都可以得到清晰的提示,并可到地震管理部门索取相关地区更详细的资料,生活在地震带的居民还定期收到地震局的警示邮件。 国家地震局长应不应该辞职!

问责之三:在汶川大地震之初,地产巨头万科集团只是捐献200万元"略表心意",后来在强大的社会舆论谴责、攻击之下羞得无地自容,无奈只好"慷慨"捐出一个亿用于救灾事业。面对全国上下的救灾狂潮,为何万科的社会责任感如此缺失?是谁成就了万科的辉煌事业?万科的强势、王者形象的塑造与中国各级政府的吹捧和帮忙难道没有必然的联系吗?

14,曹飞云: 国家地震局若同虚设,地震局预测研究所70多人去北京门头沟双龙峡畅游。

    (1)地震发生时国家地震局好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局长竟然还在国外考察,地震发生30多个小时后,作为地震预测权威机构的国家地震局预测研究所依然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架势,其官方网站的首条竟然是"享受山水 放松心情",说的是:全所70多人去北京门头沟双龙峡畅游," 在科研、学习之暇,放松心情、开阔视野,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一天的游程,大家玩得很开心"。该网站其他的内容也竟然是:"团结战斗的集体跳绳队" 、"让女人更美丽--我所举办三八妇女节插花艺术讲座"……,讲述的竟然是所职工高枕无忧的悠闲生活。

    (2)房屋全倒塌成一堆瓦硕、全然不设任何抗震标准。地震后的图片显示,乡村大量倒塌的房屋都是用木头或石头搭建的,而且有很多是依山坡而建,没有丝毫抗地震风险的能力。如果有地震局的示警和指导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已经建成的下列建筑物、构筑物,未采取抗震设防措施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抗震性能鉴定,并采取必要的抗震加固措施:(一)属于重大建设工程的建筑物、构筑物;(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筑物、构筑物;(三)有重大文物价值和纪念意义的建筑物、构筑物;(四)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建筑物、构筑物。依据法律规定负责实施的职能部门是建设局和地震局,此时这两个部门都干什么去了,假设他们尽了职责,这次地震可以少死多少人?!

    事后发现,在地震中真正的杀手是预制板结构的建筑,唐山大地震大多数生命就是被这类建筑夺取的,四川大地震再次重复了这个悲剧。美国在一次地震后发现了这个问题,事后下令三年中全部拆除,而中国76年唐山地震后,这类建筑仍被作为住宅的主选结构继续建造到90年代初期。尽管是在作为地震高发地段,这一行为依然没有制止,并延续至今。

    (3)震区民众惊慌失措、没有受到任何震前教育。负责震前教育是地震局的主要职能之一,我们发现从2006年-2008年国家地震局仅是用于下属5个所的基础建设就从中央财政获取了2.544亿,国家每年花那么多的钱给地震局,地震局都用来干什么了?我们从地震局的网站发现,地震局的主要活动除了在各大宾馆召开各种研讨会、座谈会、培训班(鬼都知道在中国召开的这些会议和培训班是用来干什么的)就是举办乒乓球赛、春游、跳绳、插花等各种娱乐活动。假设地震局把钱花在刀刃上,把搞那些分赃式的娱乐活动的精力用于抗震减灾的教育,无辜的民众在地震发生时又怎么会这样大批大批的死去?

    在负责任的国家,与汶川大震截然不同的是:由于事前进行了抗震宣传、加固了房屋等建筑,秘鲁8级大地震死亡人数仅510人;发生在几百万人的城市-美国西雅图的6.8级大地震死亡仅一人,而且还是死于受地震惊吓、心脏病发作,只有25人受伤,没有一栋楼房倒塌。以美国为例,地震管理部门根据地震发生的可能性划分了不同的地震行政管理区,民众去地震带买房创业都可以得到清晰的提示,并可到地震管理部门索取相关地区更详细的资料,生活在地震带的居民还定期收到地震局的警示邮件。反思中国,生活在地震带的人有谁知道自己是生活在地震带?抗震标准有谁去严格执行了?又有谁得到相关的抗震教育?

    汶川大震与其说是震灾,不如说是政灾,行政不作为、贪腐泛滥造成的民众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地震本身。在举国哀悼之日,我们更应反思:高高在上的官僚是否与民众愈行愈远?我们的政体是否已病入膏肓?再来一次大地震民众依然是乖乖受死?震灾虽去,政灾未除;庆父不死,鲁难不已!呜呼哀哉!

15,公民监政,铲除腐败,公正公平,共建和谐!没有公民联合就没有腐败被彻底清除。

    公民不联合,正义就没有力量。公民不团结,就不能对邪恶势力造成强大威慑。清除腐败实际就是与邪恶势力做斗争。公民不联合不团结,单靠个体的公民反腐败,效果不只等于零,甚至还适得其反,个体公民随时都有可能被官官相维、官黑沆瀣一气的邪恶势力所灭口。所以,公民要求公平正义,彻底清除腐败,唯有走向联合才是唯一出路。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保证自己权利不易被邪恶势力随意侵害,也同时保证同道者不为邪恶势力轻易所灭口。

    联系信箱:minjianjianzheng@gmail.com, http://www.gmjz.org/bbs/index.php,

 

 

发件人:"lianbangzhi lianbangzhi" <lianbangzhi974a@gmail.com> 收件人: <lianbangzhi@gmail.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05 16:04:1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选择周刊第187期

中国应尽快启动问责机制

人大应启动特别问题调查程序

苏占军

    汶川地震了,震碎了很多房子,注意是震碎,而不是震倒;但也有很多屹立不倒的。房子被破坏的罪魁祸首肯定是地震,但遭受地震,房子是否就变成豆腐渣,是否应该有那么多的人被填埋其中,官方和民间的说法不一;比如,教育部门对房子质量的解释,至少学生家长就不干。抗震救灾还在紧张进行,学生家长们便不顾一切集合起来,举着孩子的镜框上街、上访,弄得当地市委书记在大街上下跪阻拦、哀求,甚至一连跪了四回。以前碰到这种情况警察、武警就能解决问题,根本不用劳书记大驾,但这次失效了。

    在地震研究、监测、预报方面,人们也颇有微词。临震预报谁也没有能力做出,但中期预报是可以做到的----地震局的专家如是说。既然如此,国内、外有无汶川地区要发生地震的研究成果及监测成果?如果有,地震局分析、上报了吗?报告了,是谁决定不发布地震中期预报的,动机又是什么?人们注意到,地震发生当天晚上,四川省政府网站上关于成功平息地震谣言的网页还挂着呢,但后来却没了。

    地震发生的当天,国务院立即成立了“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温总担任总指挥长。而早在1993年,国务院就已经成立了“国务院看抗震救灾指挥部”,指挥部的办公室设在地震局。1996年,国务院为这个指挥部配齐了人马,总指挥长由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担任。地震发生后,原先的机构没派上用场,因为它起不了顶点儿作用,还得温总亲自挂帅出马,原来的总指挥长回良玉,这次成了副总指挥长。

    地震是自然现象,无法避免。但地震来临之前,我们应该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把房子盖得结实一些,以便地震时不至于研成粉末,人可以多逃出一些来;可以发布中期预报,要大家提高警惕,注意防灾;地震发生后,相应机构和应急预案应当立即启动、发挥作用,而不应该临时再组建一套人马、现想办法。我觉得上面几点都是大问题,值得好好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其实核心问题就一个:对地震这一突发事件,政府部门有无失职,是否应该有人为此承担责任?这次不调查、不处理、不追究,下次再发生地震怎么办,还死这么多人?难道中国人的命永远如此低贱?

    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里面就有人大特别问题调查制度。这是跟外国学的。现行宪法仍有这项制度。《宪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第一款)。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第二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也都有这个规定。可惜,建国以来,这项制度一直躺在宪法里睡觉,至少在全国人大这一层面还没用动用过。并不是说这项制度不好,缺乏操作性,也不是说没有值得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去关注、去调查的事儿,而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和人民历来就没有依法办事、遵守法律的习惯和传统,出了大事儿,往往习惯于和稀泥,反正时间一长人们也就忘记了。而不以法律作为解决手段,以后还会有许许多多个“汶川地震”的。

    这次汶川地震给人民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太过惨重了,绝不能放过。放过这个,人大就是瞎子,就是摆设,就是渎职,就是犯罪。但我也注意到,此次地震之后呼吁设立哀悼日、降半旗的人多,而呼吁人大启动特别问题调查程序的人少,至今我没发现过。没有人起来呼吁,没有人来关注,人大自然就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人如果同意我的观点的话,都行动起来,一起呼吁人大对此次地震启动特别问题调查程序。

    现在已经开了个好头:哀悼日、降国旗的建议国家不是采纳了吗?如果专家、学者、大腕们以及数不清的网友们也如呼吁哀悼日、降国旗那样一起为启动汶川地震特别问题调查程序鼓与呼,国家是不会漠视的,毕竟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还是人民的权力机构,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地方。

    让我们都站出来齐声呼吁、呐喊吧!我在这里先开个头,放把火。(如果基本同意本人观点,不用打招呼,本文可任意转载、修改,署自己的名都没关系)

附:特别问题调查相关规定

一、《宪法》中关于特别问题调查的规定

第七十一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中关于特别问题调查的规定

第四十五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第四十六条 主席团、三个以上的代表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的代表联名,可以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全体会议决定。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若干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由主席团在代表中提名,提请大会全体会议通过。调查委员会可以聘请专家参加调查工作。

第四十七条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如实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提供材料的公民要求调查委员会对材料来源保密的,调查委员会应当予以保密。调查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可以不公布调查的情况和材料。

第四十八条 调查委员会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调查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听取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并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备案。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中关于特别问题调查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中关于特别问题调查的规定

第三十九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需要作出决议、决定,但有关重大事实不清的,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第四十条 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五分之一以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第四十一条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由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提名,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调查委员会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参加调查工作。与调查的问题有利害关系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其他人员不得参加调查委员会。

第四十二条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时,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其提供必要的材料。提供材料的公民要求对材料来源保密的,调查委员会应当予以保密。调查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可以不公布调查的情况和材料。

第四十三条 调查委员会应当向产生它的常务委员会提出调查报告。常务委员会根据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发件人:"qfdongjian" <qfdongjian@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05 02:02:0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寄稿:当下中国的“问题与主义”

当下中国的“问题与主义”

曲阜师范大学  董键

    今年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30周年,官方一方面准备庆祝改革的胜利,一方面又号召解放思想,个中的复杂心理可见一斑。有什么复杂?就是:自己要说自己的好,不能否定自己;同时也意识到当前问题多多,“危机”一词时不时地挂在领导人的嘴边。为什么要解放思想?就是:简单的开放、私有化和市场化并不能真正解除中国社会的危机,急需为中国这条“大船”找到新航路。原来说改革开放前老百姓普遍吃不饱,威胁到政权的存在和国家的稳定,现在都吃出病了,要减肥了,产品过剩了,按说危机该过去了,但事实上并不能按直线进行推论,因为现在的危机换了一副面孔,那就是:财富的分配制度出了问题,人与资源环境的矛盾突显。

    当然,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可能对问题的描述是不一样的,比如“自由派”对第一个危机的说法是:“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更强了”,因此,紧要的是政治制度的改革,让不同阶层和利益地位的人到议会里去博弈,这样可以防止国民在大街上用拳头搏斗。对于第二个危机,“自由派”开出的药方是继续市场化,通过价格杠杆来调节人们的消费需求,最近实行的在商场禁止免费提供塑料袋的做法就是一种表现。“左派”的看法则与此不同,他们认为,财富分配失衡是实行市场经济或者说搞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政权倒向了资本一方,是一种制度剥削使然,解决的办法是从制度上重建公有制经济,将政权和经济权利夺回来,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没有什么文质彬彬的口头博弈问题。“左派”对资源环境危机的观点,也跟他们的意识形态有关,他们认为,市场社会是个消费无度的社会,是不可能解决资源环境危机的,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制度,让人们有共同的意识和理性,采取共同的行动,才能约束个人的自发行为,才能在地球还能养活已有的人口极限到来以前胜利解决这一矛盾。

    那么,官方是个什么态度?官方对第一危机的解决办法是在“和谐社会”的口号下加大财政转移力度,工业反哺农业,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免费或者低成本的公共服务和生活保障,提高他们的生存能力;同时,继续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用生产更多财富的办法来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官方应对第二个危机的办法是提高环保的标准,实行更严厉的行政和法律措施,同时,大力促进产业升级,即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其目标,一是生产更环保的产品,二是提高单位资源的经济产出,在经济总量上继续提高。按照已经制定的总目标,中国要基本实行工业化,而且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然后继续向着发达国家的目标挺进。当然,这些雄心的底气是:市场化改革使中国找到了快速致富的道路,今后还要继续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政府运作和功能,继续发挥市场在资源分配和创造财富的功能。没有高度的经济发展,一切困难的解决都没有了资金和手段。“发展是硬道理”。

    坊间的争论是一个方面,政府的政策是另一个方面,二者有着微妙的联系。当然,起作用的还是政府的决定,它目前是更靠近“自由派”的主张,把“左派”的呼声仅仅当作发现问题的一个渠道。

    以上就是中国当下的“问题与主义”的概况。

    其实,抛开“主义”不说,中国当下的“问题”还远不止这些。现在,无论“自由派”还是“左派”,大家摆不上台面的还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政权由谁来掌握。双方都把这个问题当作最重要的问题,只是嘴上不敢明说,怕被“和谐”了,只能私下里嘀咕,比如偷偷摸摸开个“西山会议”。这一件事已经表明,中国的执政党已经是谁也不代表,只代表它自己了,这正是“三个代表”的微妙之处。这种“非常的状态”,使得中国的政治更加有“特色”,也更加充满了变数。由于“左”“右”都跟共产党有距离,所谓“共产党在中国越来越成功”的论调不过是自我麻醉罢了。现在,共产党还继续扩大它的队伍,企图靠人多势众来站住脚,似乎没有想到“尾大不掉”带来的麻烦,靠给一帮人输送利益来维持统治,必然更加挤占或者剥夺其他民众或者组织的利益,就好像把四肢的血都抽出来供应心脏运转一样。党的最高领导层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但是,没有采取其他对策,仅靠个人魅力来树立党的形象,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对此不感兴趣了,就好像这次四川地震,温总理和胡主席临阵视察和指挥,然而,茫茫大川,灾民遍地,领导的温暖又能惠及几人?在热烈的宣传背后,灾民很快就意识到,苦日子还得自己捱,世界上没有救世主。

    前面说到的是坊间的意识形态,其实,官方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那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个认识与“自由派”的主张有微妙的联系,但根本上不是一回事,“左派”更是把“初级阶段论”当成了欺骗的幌子。在官方的理论界,对于人类社会的“阶段论”有一些讨论,但基本上没有离开“五段论”太远。说来也奇怪,现代科学研究很深入了,从来没有听说给什么生物的发展史划分阶段的,比如给蟾蜍也来个“五段论”或“八段论”的划分,最后说蟾蜍会过渡到世界大同,就好像动画片上经常逗小孩们玩的那种。在马克思主义的“阶段论”里,阶段划分不是根据人的生理变化或者道德演进,而是根据“生产力的水平”,据说它能决定社会的制度是实行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制。这是很有争议性的。先不说不同的民族的经历不同,所实行的制度千差万别,单就说“生产力的水平”如何规定也是个问题。如果说,人类经历了那么多的历程,都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原因,则这里的问题可就多了去了,还不如不提出这个问题更好,因为,人们完全可以问:历史上那么多的罪恶,也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吗?生产力水平与人们的爱心和道德水平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如果是否定的,人类的进步或者进化又表现在哪里呢?人类的前途究竟是什么?历史不能给人们确切的回答。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目的跟提出“真理标准”问题有些相似,是说过去实行的制度“超越了阶段”,因此要退回去,从初级阶段重新开始,而且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个初级阶段有多长,就说“我国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的政策都要按照初级阶段的国情来制定。这就不是个单纯的理论问题了,而是用一种理论为政策辩护。按照科学理论的惯常做法,理论应该给出确切的结论,否则就不能称为科学,而官方却称自己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出现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还是理论上出了差错。既然不能预测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时间表,甚至都不能确定各个阶段划分的标志,那么,说“现在处于初级阶段”的根据又在哪里呢?无非是说:中国反正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才刚开始几十年,不是初级还是什么级呢?如果这样讲,那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所有的阶段划分的说法都值得怀疑。

    我倒是倾向于“无阶段论”,而且不主张“信奉主义跟社会性质挂钩”。这样,什么逻辑矛盾都不存在了。

    “阶段论”不仅困扰着理论界,而且也给了人类一种宿命感,好像人类的轨迹事先就被生产力水平决定好了似的,而这个生产力水平的出现显然具有偶然性,那就是人类自己发明了科学,掌握了巨大的自然力量,在地球的生命系统中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这样说来,人类的命运其实是自己创造的,同时也决定了地球上其他生命形式的前途。凡是真正了解科学发展的过程和技术发展的特征的人都知道,科学上能发现什么是非常偶然的,这决定了技术的发展也是偶然,而且还要再加一层偶然,处于迷失方向的状态。所以,如果任凭科技这种盲目性,人类的前途其实是很不确定的,人们将会被花样翻新的科技成果所吸引,盲目地追逐新奇的科技玩意儿,生命的意义反而忽略了。问题还不仅仅如此,由于科技被吹上了天,被吹得神乎其神,自然就处在了极高的地位上,按照现在的看法,它可能是“一人之下,万上之上”,因此也就成了聚敛财富的一种方式,“你的财富归了我,仅仅因为你傻,你愿意买我的东西或者知识”。科技成果并没有按照某种道德的方式去运用,而是成为制造新的财富分配游戏的道具。

    科技既然是盲目的,根据科技派生出的生产力水平也就没有确切的划分标准。生产力没有成熟的时候,只有不断地更新和淘汰。理论上要对社会历史和前途做阶段划分,是一件既不可能也无意义的事情。根据这一看法,可能只存在一种叫“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学说,而不存在“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学说也叫意识形态,它可能包含某种道德的诉求,这是它借以号召民众的原因所在。

    一种包含道德的学说诞生了,有两种常见的态度来对待它。一种是把它当作“神喻”供奉起来,供芸芸众生膜拜,让人们到天国里去体验它的真实与光辉,或者至少也需要几十代人之后它的福音才能降临人间;另一种是尝试着用于实践,把道德原则落实在人们的生活中。这跟生产力水平没有关系,就好像“不偷盗”、“爱父母”一样,决不会因为生产力的水平变化而丧失它正义的光辉。如果人们不是“为生产力的水平而活着”,或者并不是“为想像中的大同世界和历史终结而活着”,那就应该饯行人类所能达到的道德原则。“共产主义就在身边,就在生活中”才是一种常态,而不是突然某一天大家都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到村口去迎接共产主义的大驾光临。

     跟“生产力水平决定社会性质”混在一起的,还有“社会制度先进性或者优越性”的说法。中国政府之所以始终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从心理上讲,其实就是说社会主义比其他主义要有优越性或者优越感,如果告诉民众我们实行资本主义了,那就在道德上犯了不能原谅的错误。至于为什么说“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也比资本主义优越”,那就只能用“谦虚”或者“韬光养晦”来回答了。其实,如果骨子里就已经承认不如资本主义了,那个“赶超”的说法更没有人能相信了。不过,这种“生产力水平跟优越性挂钩”的思维将导致另一种后果,就是“生产力水平竞赛”,后面再谈这个问题。

    道德(或者价值观)这个东西虽然遁于无形,却比什么东西都有力量,但它目前还不能约束科技成果的运用,出现了科技成果胡乱运用的局面。这是导致资源过度消耗,形成资源环境危机的根源。在“共产主义学说”里,没有见到资源环境的地位,在创始人的想像里,“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想要什么有什么,都实行按需分配,或者根本就不用分配,一按按钮,什么都有了。现在看来,地球上的资源还不能满足这种想像的生活,单纯的人间道德还不能解决人与环境的矛盾,人类需要新的道德或者扩展已经有的道德。比如,过去小孩子们觉得“上山打老虎”挺男子气的,现在就不提倡这样讲了;过去觉得发展科技就是为了“向自然界开战”,现在懂得要保护环境,爱护和节约资源了。因此,人类现在面临非常大的转折点。

    概括起来讲,至少中国人面临的困境有两个,一个是不知道按什么理论来处理财富的分配问题,按“优胜劣汰”的市场原则又不甘心,按“初级阶段论”来分配也矛盾重重;另一个是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人要活,就要向自然界索取,不知道这个“索取的度”如何把握。

    我看,也可以把这两个问题概括为一个问题,即“如何使用财富”?因为,随着工业化的完成,人类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已经不成问题,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人类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衣食无忧,现在就已经出现生产过剩,所以财富的创造已经不是问题。问题就出在财富的使用上。有人就纳闷了:中华民族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了,按说也有过“盛世”,创造的财富也不少,为什么到现在那些财富连影子都没有留下?后代还要从零开始,还要临时决定财富怎么分配,一言不和就开打。那么,五千年不是白活了吗?想来也挺泄气的。历史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人类的丑陋和无知,当下的人该如何选择呢?那就从财富的使用上入手,按照“代际公平”的原则来使用财富,把人类的存在看作一条绵延不断的长河,每个人都有责任让它不断流,除了避免绝育之外,还要认识到地球上能供人使用的财富是有限的,后代也跟我们一样要世世代代使用这些财富,如果我们图自己一时的口耳之快,耗尽了财富,后代的日子就难过了。那些狭隘的思想是要不得的,例如有人说,我只要赚取了足够的财富,供我的子孙吃上三辈子的,其他人怎么活我不管,第四代怎么活我更管不了,“后代比我们聪明,他们更有智慧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说这话的人可能忘了,大家都在地球这条船上,船翻了,谁也活不了。现在就知道自己在作恶,还能指望后人向善?

    按照“代际公平”的原则来使用财富,就是把财富创造和使用作为统一的过程来考虑,多生产耐用品,不能追求花样翻新,要多过精神生活,不图物质贪欲。这样,财富就逐渐聚集和保存,日子一长,大家共享的财富就多起来,后代也就没有穷困之虞了。这条原则虽然不着眼于当代人即刻实现财富分配的公平,但却是一条长久地解决人类社会内部矛盾和人与自然环境矛盾的办法,它所需要的条件就是对人们进行地球“球情”的教育,把科技发展的方向引导到发展“适用技术”、发展满足基本需要的耐用消费品上来,限制和杜绝将人引入歧途的各种技术和产品,或者叫做奢侈品。

    按照“代际公平”的原则,生产力并不需要加速发展,发展是有顶点的,因此,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比资本主义有更高的生产力,或者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没有必要再提了,否则就是在“比傻”。我们解决了温饱以后,就开始实现转折,而不是按照“小康”、“富裕”、“发达”、“高度发达”,……一条直线走下去。这不符合“球情”,因为即使地球人(甚至只要中国人)的消费水平都达到美国人目前消费水平的一半,那也需要再增加几个地球的资源才行。

    “中国人五千年白活了”,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没有去占领更多的地面,以至于现在才决定“走出去”利用“两个市场”,但已经晚了。中国人去掠夺“小兄弟”,除了道义上自感内疚以外,“小兄弟”也会反目,甚至拉上“地球老大”来捣乱。有的媒体在喊“定价权是如何丧失的?”,似乎只要中国的(钢铁)企业一条心,别人就乖乖地听从中国人来定价。没有这种好事情。所以,不要以为一开放,遍地都是黄金。那是西方殖民扩张时期的老黄历了。必须认清形势的严峻。地球上唯一没有“主”的地方是深海,但开发那里的资源并不容易,这条路至少现在还不能走。“两个市场”的那个外部市场,其实是个等价交换的市场,甚至是个总是吃亏的市场,中国不可能用武力逼迫他人接受中国的定价权。这就是事实,中国人必须认命。

    到了这个时候,是蓄谋通过武力剥夺他人,还是另寻一线生机?中国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其实也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大家的资源都不多,环境都很脆弱,都面临着人口膨胀的压力。所以,作为人口最多的大国,中国人有义务有责任探索一条新的发展之路,那就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已经写在政府的文件、法律和计划里了。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尽管有了这种意识,却还是模糊的,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紧迫性,还没有着手生活方式的变革,还没有在学校里作为必修课进行全力贯彻,还没有在全社会进行动员,党组织、团组织,在他们的章程里面,还没有把“带头实行新的生活方式”作为基本要求。现在,最多也就是收点排污费、卖点排污权、出门关灯、拧紧水龙头等等,生活方式、个人消费习惯还是一如既往,政府和经济学家还在鼓励人们消费,各种信贷的措施纷纷登场。这还是宏观的,那微观的就更是触目惊心了:为吃那一点果冻就要扔掉一团塑料;为了吃几个包子就要扔一个塑料袋,一顿饭就制造几个塑料袋的垃圾;在家做一顿饭,大部分的用水却是消耗在刷锅洗碗上;饮食没有定量,胡吃海喝,吃出毛病,现在连动物园的动物都能实行定量饮食,人连这个觉悟和措施都没有;穿衣服赶时髦,一年换几套衣服,没有穿旧就扔掉了;房子想怎么建就怎么建,甚至有人买了别墅还没有入住就拆了重建,没有一点科技含量,更没有人考虑房子要有几百年的寿命;本来中国人多地少,不是重点完善公共交通,而是鼓励发展小汽车,光是停车就占去了大部分的公共空间,孩子们过去从楼缝里望天,现在要从楼缝里的汽车缝里望天了;…..这次四川地震,大家得到什么启发吗?——不是大楼盖的漂亮才结实,如果有一块楼板的接头短了,整个楼就会垮塌。所以,中国建设的质量好不好,不是看什么GDP和增长率,而是要看微观上人们在怎样生活、怎样使用财富和资源。

    要记住一点:科技发展到今天,解决地球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已经没有困难了,它今后的发展特征将是制造花里胡哨的、供人们娱乐的东西;人类已经因为科技手段的运用成了地球的主宰,人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行动都要非常谨慎,要负起责任,不能任着性子胡来。所以,现在是该坐下来好好想想怎么过的时候了。不是说科技发展是为了造福人类吗?在已经有了这种现实可能性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有生活保障,应该是第一考虑的吧?作为个体的人,还有发展精神世界和获得成就感与荣誉感的需要,因此,每个人都要有工作,都要有工作保障。尤其是中国,若按老的制度和思维,工作位置必然是稀缺的,于是就业问题成了头等大事,才有政府的“千方百计增加就业”的政策措施和口号。其实,如果真的贯彻“以人为本”,那就应该缩短工作时间,每人工作4个小时,中国人的就业问题立刻解决。“自由派”会批判这样做是“大锅饭”,是3个人的饭5个人吃。其实,那3个人吃的太多了,不利于健康。需要在新生活的逻辑基础上来考虑问题,已经不是“自发秩序的扩展”那样美妙的梦境时代了。

   说到“中国人五千年白活”的事,现在就没有这个影子了吗?我看这个影子还没有消失。就拿大学来说,从新中国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时代以来,政府和社会对大学的投资已经是个很大的数目了,现在大学的情况怎么样了呢?最明显的不是人才辈出和成果卓著,而是债台高筑,举步维艰。大学里的计算机有多少?几个学生一台?学生使用计算机是免费的吗?这些计算机的经费来源是什么?实验仪器有多少?实验室是开放的吗?有几个实验教师能开发新的实验项目?有几个学校领导是懂实验而不是把实验室当作上级领导来参观的花瓶?学校经费紧张的时候,是首先考虑缩减教师的待遇还是缩减教学投入?给各级干部和教授发的那些津贴和福利,有多少本来可以用来改善教学条件的?大家都把精力用到“分钱”上去了,那个“一流大学”或者“研究型大学”到猴年马月才能建成?大学本来应该是智力最高人群聚集的地方,却连个小学水平的账目都算不清:教师的教学水平本来应从教学本身去评价,现在却要用发表论文的数量或者级别来评价,这不是荒唐吗?……我越说越生气,心里滴血,不说了。

    总之,中国现在的“主义”已经够用了,并不急需再“创新、发展”什么主义,该是认真关注自身问题的时候了。请“真理部”不要再发什么“盛事喧嚣”,不要再来什么“宏大叙事”,而是戴上显微镜,看看中国这道大堤有多少“管涌”,我们创造的财富有多少流进了下水道,看看党的“先进性”是表现用在预测预防地震上还是表现在救灾时“舍小家顾大家”的典型上?各种偶发因素多的是,但中国的目标必须始终如一,那就是全民动员,向着可持续发展转型,而不是象一些人打算的那样转向一个彻底的市场社会,那将延误和错过“战略机遇期”。市场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根本上不是一个东西。

 

 

发件人:"张昊" <zhmx2@163.com> 收件人: "大军中心"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05 11:40:16 +0800 优先级:紧急标题:grassroots' thinking

    您好:附件中是我最近与凯迪社区“改革纵横谈”作者交流所写的一些感想。“改革纵横谈”是在网络上影响巨大的一篇国策佳作,充分体现了中国民间所蕴含的博大智慧,如果不是当权者对此过于漠视,中国不至于陷入今天的困境。希望仲大军先生拨冗阅读一下“改革纵横谈”一文,相信也会有些感慨

惊人消息:美国银行以2.42元收购中国建设银行60亿H股份

----改革纵横谈

张昊

    “在中国越来越逼近一个危险的临界点之时,如何避免中国跌入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历史性悲剧的结局,已经成为每一个清醒而又有历史责任感的中国人必须认真思考和面对的严肃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由短视而自私的权贵们以欺瞒的手段推行了三十年私有化改制己经将中国的经济秩序、是非判断和人心搞乱,在贫富尖锐对立的情况下,现在出现越来越大的声音鼓噪,越来越大的压力推动中国去模仿西方的多党代议制政治改革。而现实是,在中国,先富起来的一群,为数不会占到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已经将他们可以转移的财富大部分都转移到国外,并办好了绿卡,随时准备脚底抹油。而超过总人口百分之五十,在这三十年私有化中受到损害,前路茫茫的民众,内心充满愤懑又找不到渲泄的突破口,象这样的国情,大家想一想,搞多党竞选意味着什么?当选举结果出来,落选的一方不接受失败,宣布选举不公正,有人作弊时,在一个到处充斥假冒伪劣的国度,落选一方的民众能不相信吗?他们能平静地接受选举结果吗?

    可以断言,只要选举结果一出来,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上台,都是对方所不能接受的。哪后果是什么?在这里我已经不想多言,大家只要回忆一下文革的派性斗争和清未民初的军阀混战,就可以明白我所讲的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意思。但今曰之中国社会己经不是文革时的社会,文革时卷入派性斗争的群众正如毛泽东所讲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尚且斗到势不两立,而今日的中国已无文革时的政治强人毛泽东,却有尖锐对立的利益冲突,也不再是清未民初时的四亿人口和没有污染的生态环境。只要秩序一失控,中国将必定会发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以亿计的混乱。”

    上述一段文字引自最近一期草根民主论坛,之后还有详细论述这里就不再引用,中心思想与“改革纵横谈”一文中强调的“先上山,再下山”是完全一致的。时至今日,中国的确已经处在了大变革的前夜,每一个有思想、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都应该为国家的前途做一番深刻的思考了。

    近期的四川地震灾情惨烈,举国上下都在同心抗灾之际,却又爆出美国银行以2.42元低价收购中国建设银行60亿H股的惊人消息。按照目前6.65元市价计算,美国银行今天当天就获利超过250亿人民币,超过了此次汶川大地震全国捐款总额……可以说从天兆到人事都在体现出今年中国将是一个大变之年。

    今年的出国工作经历,使我对中国的现实和未来有了新的认识和想法。下面做一简单表述希望与阁下探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真正认清事务的本来面目,需要在一个开放性的环境中去观察,只听到一种声音,不可能做到。如果不是现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也不可能产生今天的想法和进行思考。我的想法首先基于几个基本的原则,我相信宇宙是存在终极真理的,至少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这样。

    1.守恒原则,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但是很奇妙,上帝在制定这个原则的时候似乎耍了一个花样,这个守恒原则只是概念上的,而绝非定量的原则,可以这样说,得到多少就会失去多少,但是反之则不成立。失去多少之后的所得取决于人的态度,积极进取者所得可能收支相抵,但是消极懈怠者会毫无收获。我的表述可能有些费解,但是这是我至今的切身体会,不知阁下以为然否?

    2.无效补偿原则。任何事务,想要保持一个良性的发展状态都是困难的,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但是搞糟一件事则再容易不过。如果想把一件被搞糟的事挽救回来,付出的代价又远远超出保持良性的代价,及早挽救或有可为,错过时机就只能空叹了。个人的体会,时机与挽救所付的代价感觉有点像级数量级增加,并且即使可以挽回,总会失去很多。

    对于今天中国的情况,我认为完全可以用上述两条原则做一个定性的分析,这里采用前苏联的情况作为参照。我最近看到这样一段话:“在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的问题上,反映着一个人的良心和智慧。否定他的人,不是没有良心就是没有智慧。否定他的权势者当中没有良心的居多。否定他的知识分子当中没有智慧的居多。否定他的其他人当中糊涂虫居多。”不禁感慨,当年苏东巨变时,我只是一个中学生,根本不能理解如此巨大历史事件的意义。之后的成长过程中,对这段历史的描述无不一团漆黑,戈氏被形容为俄罗斯人民的千古罪人。时至今日的情况究竟如何呢,相信事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客观的回答。

    我绝对不赞同中国再次仿效前苏联之路,但是我想对苏联巨变所付出的代价做一思索。苏联解体之后的最初几年,俄罗斯可谓内忧外患:国内寡头政治得势,经济上中西方休克疗法之毒大幅滑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国内的所有材料将苏联解体这一事件定下了“巨大灾难”的论调。然而俄罗斯人民在前后4次的选举中坚定的选择了改革路线,今天终于获得了成功。2007年总统普京致电祝贺戈尔巴乔夫生日,给予他高度评价,说他是“影响当代世界历史进程的国务活动家”,“无疑,是您使得我们的国家迈出民主步伐的转折性改变。”

    俄罗斯为这一政治体制改革付出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可以说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是苦苦挣扎。今天能够重新崛起,基于俄罗斯民族的凝聚力、民族意志,继承于前苏联的扎实工业基础和本国丰富的资源。回过头来审视我们自己,我痛苦的发现,俄罗斯所拥有的这些条件,我们几乎一样也不具备,而积聚的各种复杂矛盾却远过之。我国的巨大人口造成人均资源极其贫乏;30年的跛足改革使得礼乐崩坏,道德沉沦,民众皆唯利是图,更由于体制缺陷造成利益分配的巨大不公,使得社会阶层发生断裂,凝聚力丧失;作为世界工厂始终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工业基础没有根本性变化甚至可以说是在吃第一代领导人积累的老本……

    插几句题外话,我认为这么说绝非危言耸听,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些年来所颁发的国家最高科技进步奖情况就可见一斑,所有获奖者可以有改革后成长起来的才俊?一个也没有,全部都是老一辈的科技工作者。科研工作当然不能急功近利,需要时间需要积累,但是“江山代有才人出”,30年的时间应该也有些小树苗长出参天大树了吧?为何不见踪影?倒是出现了国内大批高级人才流向发达国家,留学归国人员比例不足三分之一,评选院士公关拉票如同总统竞选等等怪相……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我相信凡是有过足够经历的人,会认同这样一个看法。如果人想做一些对国家、对民族乃至放大到全人类的进步真正有意义的工作,主要体现当然就是科学研究工作,基本出发点必须是理想主义色彩的、真正发自内心热爱这一工作的,当然也可能参杂一些个人欲望;如果基本点是功利目的、个人利益,绝对不可能有像样的成果。我想每个从事科研工作的人都清楚,探索自然奥秘的过程是枯燥曲折的,从牟利的角度从事工作根本不会有结果。我们不指望今天的科技人员像老一辈的钱学森、邓稼先等民族楷模那样,但事实是踏实工作的基本原则今天都被践踏了。造成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自然是社会大环境,应该好好反思。

    言归正传,在人的需求与地球可供给的资源这一基本矛盾前,俄罗斯的条件可谓极其优越;俄罗斯的民族凝聚力亦值得称道。(对于这一点,我时常感到困惑。民族凝聚力是一个国家兴旺发展的基石,但何以近代史以来所有在这方面表现优异的强国皆曾进行过对外侵略扩张?甚至可以反以之衡量,凡进行过对外侵略扩张的国家则民族凝聚力强,实在费解。)中国今日的情况,这两方面比俄罗斯都远远不如。俄罗斯的变革之路走的如此艰辛,我国若是发生变革,能有重新崛起之日吗?

    尽管我们有着这样那样的担忧,但是基于第二条原则,中国必须主动选择改变,因为一旦错过了最后的机会,最后就只能面对灾难。早变或有希望,晚了后悔莫及。

 



发件人:"李宪源" <li9xianyuan@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04 01:44:36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南方周末的问题

魔鬼都在细节里----南方周末的问题

Yaomi

    首先,南方周末还是属于我比较喜欢读的报纸,每周我都买一份。因为南周的新闻报道还是比较有信息量,也比较有娱乐性。无论对于南周有多少意见,我都不赞成封报纸,但我赞成让相反的意见也能有一个表达的渠道,这才是言论自由。

    但我觉得有南周两个很严重的问题,分别在南周报道两类不同事物的时候体现出来。众所周知,南周的特色,在于她喜欢报道两类事物,一类是国内的凄惨故事,以体现民生疾苦;二类是和ZF和自由主义有关的,基本是指桑骂槐地骂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歌颂西方世界,主要是美国的意识形态。我认为这两类报道都有其价值,但南周在操作上暴露出极其严重的问题。

    首先,中国有的是生活极其不幸的人群。关注弱势群体的处境,呼吁社会其他人来向弱势群体伸出援助之手,并探讨如何让弱势群体摆脱凄惨处境,是新闻媒体的责任,也是真正能体现普世价值的闪光点。南周这些年来的确报道了不少中国弱势群体的凄惨故事,但不幸的是,很多这类报道莫名其妙,甚至可以说是忽悠人的。也就是说,南周的诸公们对许多社会下层阶级真实的苦难视而不见,却编造一些乱七八糟的故事来搪塞人耳目。这种东西反映出南都这样的媒体人,自身生活高高在上,不了解弱势群体,也不想了解弱势群体。他们只想要一些凄惨故事来说明中国现实的令人绝望,甚至为此不顾真假,也低估了读者的智商。

    这类"凄惨故事饥渴症"所催生的忽悠,最典型的是南周一系列关于妓女的报道:例如,关于妓女苟丽被害的故事,关于妓女教师某某的故事。前者把苟丽塑造成一个纯情的女子,因为和贫穷的爱人结婚而欠债(报道专门指出,她有中专毕业文凭,夫家人深以她为骄傲,所以办的婚礼很隆重,欠了很多债)。为了还清2万元债务,夫妻婚后外出打工,但每月夫妻两人的总收入却只有500元左右,根本无法还债。于是深爱丈夫的苟丽不顾丈夫的拼命反对作了妓女。后来被抓,在妇女管教所坐了大半年牢,又欠了一万元债务。出狱后不顾丈夫再次反对,又作了妓女。她非常爱丈夫,准备一还清债务就金盆洗手,未曾想在接最后一个客人时被害,死后留下很多给丈夫的情书和千纸鹤,等等。苟丽这样爱丈夫,却居然会不顾丈夫的拼命反对自己强烈要求去作妓女,甚至在因此被抓后一放出来就直奔妓院,这是一个在彼此相爱的婚姻里的妻子可能的作为吗?苟丽因为债务缠身而卖身,而且她靠正常劳动每月才能收入300元左右,可她怎么在借债的时候这样大胆呢?大家可以计算一下,她两次借债总计达到接近3万元,相当于她100个月不当妓女的纯收入,甚至在坐牢时还要再去借1万。。。而借钱的开销不是买房置业,是办酒席和日常消费。。

    这是一个对自己的经济收入非常没有信心的,长期在社会最底层挣扎的穷人的作为吗?换算一下,如今城市里一个条件一般的大学毕业生,工作个两三年后,一般月收入算3000吧,他们敢随便去借30万日常花销或办酒席吗?(这还不说一般人结婚时办酒席的同时也收礼金,一般都打平有余)。所以,苟丽当妓女的缘起和她的具体生活情态,按照南周的描述,都非常怪。再看看这个故事的主要新闻来源,就不奇怪了。这个故事的新闻来源是谁呢?苟丽的丈夫。大家可设想一下,一个靠妻子卖身生活的男人,现在妻子在妓院里被嫖客杀死了,记者来采访他,他会说什么呢?我想,他一定要说妻子很爱他,卖身是妻子的主意,他是反对的;而妻子之所以要卖身,是因为经济压力等等。。。。总之,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只可惜了南周的记者,一向崇拜美国却不知道,像苟丽丈夫这样的人,在美国被称为"皮条客",本身就是犯罪,碰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报警让警察去处理。关于一个妓女为何卖身,去听靠她的收入生活的拉皮条怎么说,这南周的记者可真是天真到家了----美国曾经有社会学家和妓女都说过,没有拉皮条的逼迫,自己愿意去当妓女的,在妓女群里所占的比例是微乎其微—

    还有一个类似的妓女故事,是关于妓女教师徐萍的。也是说家里人因为做生意不顺欠下债务,家里还有3个弟弟要读大学,她在家乡教英文,为资助弟弟们读书而卖身,同时热爱教师岗位,一边卖身一边不忘教书育人。因为教师工资一直拖欠,她扬言要公布自己妓女身份的方式讨要工资,等等。故事登出后,网友质疑不断,一是她家所谓的高利贷算下来比同期银行存款的利息还低,惊叹世界上真有这样善良的高利贷者;二是3个弟弟高中毕业上大学撞车按照南周的记录时间拼不拢,而且这个破绽一开始是被修复的,后来又出现了,按照一个网友的说法,"显然帮助徐萍和南周编这个故事的人,对大陆的中学学制一无所知"。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个徐萍也太牛了,按照大陆的法律,妓女是可以送教养院劳动教养的,如果她真的在乎自己被拖欠的教师工资,怎么能用公布妓女身份的方式去向上级讨要呢??南周的报道说他们在听说徐萍事件后去采访她,彼时徐已经不从此丑业,且和一名男青年恋爱并即将结婚,两人还买了房子。这就更纳罕了,一个妓女已经要过上正常生活了,而且房子丈夫都有了,却要为了被拖欠的不到5000块钱去公布自己的过去?而且就在南周公布这个故事后的一周,就又刊登了徐萍的银行帐号,欢迎大家捐款!这是把读者当猴耍子?

    中国明明有许多挣扎在底层的群体,被欠薪的民工,奴工,失业者,残疾人。。。这些普通人一边在辛苦劳作,一边过着毫无保障的生活。报道弱势群体的境遇,分析是哪些人,哪些因素造成了弱势群体的苦难,本是极其有价值的。但南周的这些乱七八糟故事仅仅是煽情,以造成一种莫名其妙的绝望情绪;更有甚者,他们所关心的所谓弱势群体根本就可能是一些别有用心的骗子和罪犯,而不是真正有需要的人。南周对妓女的同情,几乎已经到了"在中国当妓女是最正常的解决经济困难方式"的地步,这种价值观实在太成问题了。(是不是当妓女也快成了普世价值呢?问大家一个问题,一群有这种思维方式的人,能建设现代民主国家吗?)

    再说下一个关于意识形态的问题。南周喜欢自由主义而讨厌社会主义,其许多评论和散文的组织编排都尊照这个中心思想,甚至连最一般的人物短文也离不开这个政治挂帅,比如前两周的南周回忆某个香港大学的教授,结果结尾时又画龙点睛地说人家如何喜欢哈耶克,激赏哈耶克痛斥社会主义的言辞痛快,等等。笔者以为这个中心思想本身并无所谓对错,只要在真实的基础上,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可耻的是,南周诸君子恰恰是在真实的问题上做了手脚。

    其一,最大的手脚在于,南周一方面讲弱势群体,一方面却掩饰他们所追捧的自由主义学说,特别是经济自由主义,在普世体系下,本不是站在弱势群体这一边,而是倾向强势群体甚至是权贵群体这一边的。我觉得,不站在弱势群体这一边本身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至少南周所追捧的哈耶克就并不以此为耻;站在弱势群体这一边也并不天然就比站在强势群体这一边更道德,但是为什么不说出真话呢?

    其二,南周为了达到颜色革命的目的,屡次拿历史说事,而且作假作到了历史头上,混淆是非,不但解构中国人的政府认同,甚至解构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和家国认同。典型的例子如下:

    A. 色戒事件。南周登载龙应台的文章,公然挑战中国人的底线。龙应台说丁默村是被冤枉的,因为丁曾经和"奸匪"(谁都清楚龙说的奸匪是谁)作战,所以对民国是功臣而非汉奸。问题是,早在当年审判丁时,丁就拿这个事情来说事过,法官当场指出,丁所谓的和奸匪作战发生在抗战中而非抗战以后,如何能抵罪!

    龙是国民党背景,这个事实她不可能不知道;南周的编辑记者就算不大爱读书,也不难想清楚在抗战以后丁怎么可能再去和谁谁作战,故意搅混水作甚?龙女有她的政治立场,混蛋也就罢了,但在南周登的色戒影评上,居然无耻地描述,王佳芝如何在看到封锁后心情畅快,背景里响起了释放的,快乐的音乐,然后绘声绘色地描述性高潮如何让王背叛了家国和同志。这是挑战人伦底线的作为,我忍不住想问一声,是否妓女价值观也是普世价值的一种?

    B. 张鸣谈义和团的文章。张鸣说,由于中国多年的宣传口径限制,所以中国人多不知道义和团跳大神的本质。我看到这里,笑得一口茶要喷出来。同志们哪,义和团跳大神在中国是个秘密, OK? 张大学者你可真是不怕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啊!(附注:许多中国人抱怨中国出版不自由,所以无法了解真正的历史。这些抱怨的人不懂得的是,大陆近30年来出了很多历史书,甚至某些二战期间被盟军和盟国所否定的历史人物的著述,在日本以外的西方国家都不容易见到,但在中国却出版过,比如岗村宁次,今井武夫,重光葵的回忆录;我家附近的书店就在卖周佛海,李德回忆录,还有延安日记等等的书。)

    C. 雪儿谈八国联军的文章。主要是谈八国联军在天津搞拆迁赔了拆迁户经济损失的故事。我本人觉得雪儿的这篇文章立论没什么意思,因为你要说八国联军的拆迁理性,比较的对象应该是清政府。我从未看到过清政府搞野蛮拆迁的历史记录,所以由此得出八国联军尊重私有产权很无聊。但雪儿的文章最早登在她自己的博客里,博客里有两张珍贵的历史照片,第一张是八国联军抢劫来的银子堆成小山,第二张是天津的顺民拿着小旗子走在八国联军治下的大街上。我认为雪儿把两张照片并列做到了平衡报道的要求;而南周在登载雪儿文章的时候,很有意思地删除了第一张,只保留第二张顺民照片。我不能不说,南周其实比CNN要CNN得多。

    关于八国联军,我还想说一句:我认为雪儿也好,南周也好,都忽视了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八国联军的军纪非常坏,这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就完全不是一个秘密,而是公认的事实。乱杀人(杀人还可以被解释为平定局势之需要)之外,还有大量的强奸、 轮//奸和抢劫事件。比如同治皇帝的岳父崇绮一家所有的女眷都被八国联军带到天坛去轮//奸,比如直隶总督裕禄的5个女儿被八国联军抢去做军妓,当时北京城内多有满洲贵族家的女眷全体自杀的,难道是这些人都有受迫害妄想吗?普特南威利的回忆里,就有北京资本家全家女眷被洋人强奸痛苦得跪在地上痛哭的记载。。。。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给拆迁户一点经济赔偿就值得我们大书特书吗?

    其三,南周为了宣传某种意识形态,故意用很可笑的方式去解读现实,挑战中国人的社会常识。

   最典型的是杨奎松说改革前工资待遇的文章,杨大人是天天以反这个那个为己任,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但最后杨教授得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这些大型央企的CEO拿上百万人民币的年薪是改革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等级制度造成的恶果,实在令人乍舌。杨大人如果自己不懂可以去问问作猎头的朋友,给上市公司找一个CEO, CFO基本的待遇范围是什么,起码不要闹出数量级差错的笑话。(上市公司找一个CFO的年薪基本在15万美元—20万美元之间,此外还有一些股票形式的报酬。CEO,应该更高,普通的市价当不低于30万美元。这是普通上市公司的行情,效益好的企业当然又更不一样。。这就是市场价,低于这个范围,你不但会找不到你想要的人,甚至会找不到猎头去接这个单子帮你找人。人一看就知道你根本不懂行情,谁敢来)。中国CEO们的待遇,比起美国的CEO来,那更是小巫见大巫了,不知道美国是否也是计划经济和等级体制的恶果。

    南周的君子们,天天说这些扯淡有意思吗?你们不尊重自己的信誉,也要尊重一下读者的智商和常识水平啊!

    其四,南周在对国外的报道上,会故意地放大一些事情,缩小另一些事情。或者说故意放大西方社会温情的一面,缩小不那么温情的一面。这方面我认为她做得还不算很过分,比中国温情主义的某些杂志要好一点,但这个倾向是有的。比如去年法国有一名来自大陆的非法移民因为怀疑警察要查房而跳楼身亡。此事引起许多留法华侨华人的悲愤,集会纪念死者。南周也报道了此事,但他们报道的重点是有些法国人同情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于是对这些人的普世人道主义大大赞扬一把。我毫不怀疑在法国有同情非法移民的法国人道主义者,但这些人的主张不可能是法国社会的主流声音,更不可能是法国政策制定的主流方向。他们再同情死者,也不能改变巴黎的警察要搜查和遣送非法移民的社会现实。这一点,南周就不说了。多元化是西方社会的主要特色,所以任何政策都有不同的声音,但南周这类自由派最爱搅混水的一点就是混淆西方社会的主流和支流。

    最后结论:南周身上有一种非常不健康的气息。

    南周基本还属于中国办得比较好的报纸。但南周身上有一种非常不健康的气息,或者称,"妓女自由主义"。怎么说呢,对中国的现状不满,这可以理解;但没有信心去以建设性的态度改造中国,所以盼望就在于外国势力培植(否则不必要那么美化八国联军,日本人,汉奸,等等),怕别人责备,就先宣传"我没办法只好去卖身"主义来打预防针,宣传性高潮主义来解构中国人的人伦底线。我想他们自己也应该明白,一个更好的中国,能靠妓女奴才来建设吗?所以呢,我看说到底,自由主义也只是一个幌子,最后的最后,还是有些利益集团渴望重新洗牌。重新洗牌本身也不是坏事,但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到底是哪些集团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占取更大的利益,如果牌按照他们的设想去洗,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魔鬼都在细节里。然而魔鬼毕竟是魔鬼。

 

儒家邮报第68期

孔子2559年暨耶稣2008年6月6日邮发

主 编:陈明,执行主编:天山明月

投稿及订阅:rujiayoubao@126.com

 

中国推动健康的民族主义有其必要

──从藏独分子阻挠奥运圣火说起

香港法住文化书院院长 霍韬晦

2008年6月6日

    北京奥运还有一百天便隆重开幕,为了办好这场举世瞩目、规模宏大的运动会,北京当局除了投下了大量人力、物力,以显示中国经济上的进步之外,还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作为宣传口号:希望借着奥运,把中国崛起后的和平信息,带给世界,共享繁荣。可惜,在若干藏独分子的精心策划下,先有拉萨的暴乱,然后利用外国传媒,制造中国不讲人权、不尊重当地群众信仰的假象,向中国政府抗议,并趁机干扰奥运圣火在世界各地的传递,以扩大事件,坐收渔人之利。一时之间,法国、英国、美国、澳洲、印度、日本、韩国,连珠爆发。中国政府的确被杀个措手不及,和平奥运被蒙上污点,令人气恼。

    幸而,人心是公道的。造谣始终是造谣,包藏祸心的始终是包藏祸心。当中国公开暴乱经过,在镜头前使用暴力的、主动挑衅的原来都是身穿红衣的僧人。当真相大白之后,激起中国人的爱国心,百年来所受的屈辱,化为悲愤,结果各地华侨和留学生,自动组织起来保护圣火。正如堪培拉华人向全澳洲华人发出告急书:「不管你来自那里,不管你是拿着中国的护照还是怀惴着澳洲的国籍,相信每一个人,作为华夏儿女,和我们一样,都忠诚地热爱着我们的祖国!」结果数以万计的华人涌进堪培拉,人数远超于藏独,连澳洲当局也不禁为之动容。其它各地也一样,圣火所过之处,华人之多、阵容之大,令当地居民留下深刻印象。

    这就是中国力量!背后其实是中国心。就凭这一点,使中国政府重新获得信心。「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藏独正如台独一样,无视于历史、无视于中国人的内心感情、也无视于和国人相处之道,却只想到自己利益,则作法者必自毙。从佛教观点看,也就是智慧不足、自犯因果,要弘扬佛教岂能出此下策!

    有人认为中国学生的反应是民族主义,在今天不应鼓励。这真是中了西方表面讲理性、人权、民主、自由之毒!他们不知道西方人讲这一套是有很强烈的侵略性的。正如美国攻打伊拉克,有甚么理性、人权、民主、自由?根本就是强权。他们可以侵略别人、分化别人,却不许别人批评他。请问美国人如何对待印弟安人?还不是将之灭绝?连根拔起?西方这几百年来的争霸,杀害的人还少了?在世界还未进入大同之前,而侈言民族主义不可取,对弱势民族而言,无异加速其分崩离析,早日衰亡。这是为霸者张目,非常不公道。我们必须回归历史,正视中国近百年来的屈辱。中国民族要重新站起来,并要求世界各国以平等之礼待我,是中国历史的世纪主题,非常神圣。不错,在这一百五十年中,我们走了许多冤枉路,也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内战,但出发点都是希望建设一个新中国,以挽救民族死亡。健康的民族主义有助于我们的精神凝聚,有甚么不好?

    所谓健康的民族主义其实就是以中国文化为根底的民族主义,这和西方的侵略成性的民族主义不同。历史上,每当中国强大之后对待四方民族,都是采取怀柔政策,《中庸》所谓「柔远人也,怀诸侯也」。正如郑和七下西洋,服国无数,但却并未留下军队统治,亦未建立殖民地,反而感动南洋苏丹入朝中国。后来日本丰臣秀吉发兵侵略朝鲜,朝鲜来中国乞师,明神宗派李如松率兵四万往援,以少击众,终于不辱使命。但胜利回国之后,中国并未要求朝鲜分担战费,而只视为应有之义举。这些故事,必须从文化角度,方能知其义蕴。所以,民族主义并非只讲民族血缘、或沦为是非不分的野蛮主义。从中国的民族主义看,其中更蕴藏着一种有高度包容的、要求自己承担更多责任的、不计付出的道德精神在内。中国为甚么不会亡国?就是因为我们懂得自尊自厉,公正待人。

    由此可知,今天我们决不可人云亦云。西方人之所以攻击民族主义,是因为他们要把西方价值全球化,更不愿意看到积弱的中国强大起来。中国人多,文化底子深厚,人民质素好,潜力巨大,自拿破仑时代起,就已经「不要弄醒这只狮子」,他们希望中国继续沉睡,让他们操控全球。不过中国近年开放之后,形势已逐步改变。二○○七年全国GDP高达三万五千亿美元,全球排行第四,外汇储备则全球第一。虽然中国的人均收入仍少得可怜,但增长速度快,安知二、三十年后不会超过美国?美国舆论已经开始宣传「中国威胁」,欧洲各国也有行业工人示威说中国商品夺去了他们的饭碗。这是必然的矛盾!处理不慎,小小事件也可以引起爆炸。这次藏独分子阻挠圣火的闹剧就是这样点燃起来的。

    从这次事件,可知中国仍有许多危机:西方人的嫉妒、西方人的自尊、和西方人对中国人的不了解,都不免把中国看为潜存的敌人。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中国所走的是和西方自由主义很不同的一条道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距离,使大家都有戒心。中国如何化解西方疑虑,让自己赢得时间,进而和平共处?恐怕是中国当前领导人最重要的课题。我相信以中国文化深厚的智慧,必将能过此难关。「殷忧启圣,多难兴邦」,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怕挑战!
 

 

北大为什么不能接受捐赠的孔子像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韩星

2008年6月6日

    我很支持张祥龙教授关于北大立孔子像的建议。看到王达三先生在《北大立孔子像又如何?》一文中说,北大曾拒绝过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捐赠的孔子像,我感到很不解。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经过“文革”的破坏,传统文化出现断层,以至于今天中华传统美德沦丧,社会风气腐化,人文素养缺失,民族凝聚力下降,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如何减少或消除以上弊病?答案就是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所说的“回溯源头,传承命脉”,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在孔子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优秀文化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汤恩佳先生在各地捐立孔子铜像,很多年前就有人不理解,提出异议甚至反对,说汤恩佳先生花几十万捐立孔子像还不如支持儒学研究事业。我开始也对此没有深思,只是近几年有感于国人由于信仰缺失而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才越来越觉得单纯进行学院的、象牙塔中的儒学研究是不够了,学人们应该考虑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对民族的义务。同时,随着与汤恩佳先生接触日多,经常听他在会上会下激情洋溢,慷慨而谈,不断地受到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的感染,也越来越明白,他四处奔波,向孔子当年周游列国一样做环球之旅,其是弘扬孔子儒学。他的所谓“孔教”其实就是推广“孔子之教”,即孔子儒家的思想学说,这与学者们研究的儒学本质讲并没有什么两样。北大不该因“孔教字样”而拒绝“孔教学院”的捐赠。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两千多年来,他和他创立的学说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仅就教育方面来说,以孔子为鼻祖的儒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中华文化的承传,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不断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高等学校通过孔子铜像,能够让广大师生能够直观地亲切地瞻仰、认识、理解、景从我们至圣先师的人格气象,造成一种尊孔敬师的文化氛围,以进一步广泛、深刻地研究和弘扬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汤恩佳院长说:“我给陕西师大捐赠孔子铜像的目的,是为了让这里的学生经常可以瞻仰到孔子的圣容,从而培养他们尊师重教、爱国爱民的感情。这里是教师的摇篮,在这里教育好他们,让他们再去教更多的学生,弘扬孔子文化。”

    让作为孔教学院院长的汤恩佳先生捐立孔子铜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陆长期以来对儒学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争论不休,对儒教的界定相当混乱,别是由于左倾思潮的残余和思维定势,很多人对儒教、孔教报着很深的偏见。我想,我们应该走出一元独断思维,也要走出二元对抗思维。就儒学与儒教的关系而言,不但可以二者并行不悖,而且可以互相支持,相互促进。儒学是儒教(孔教)的学术基础,儒教(孔教)是弘扬儒学的重要形式。儒学、儒教、儒商是在现代社会传承儒家思想,复兴传统文化的三位一体的三个方面:儒学是学术核心,儒教是组织形式,儒商是经济基础。儒学为国民提供理性的思考,儒教为国民提供精神的信仰,儒商为国民提供经济的基础。这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一起抓,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世界的想法不约而同,不谋而合。

    还有,现在基督教、天主教对中国社会的渗透非常厉害,就农村,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深刻印象,坐车经过某些农村地区,公路两边时不时能够看到高大、漂亮的教堂上高耸的十字架。在大城市,也出现了所谓的家庭基督徒,甚至有些基督徒在利用大学生学习、生活、心理、就业等方面的问题,以心理咨询为由诱导大学生入教。最明显的莫过于每年的圣诞节,商家的抄作,年轻人的无知和好奇,许多城市充满了洋节的气息,有时几乎疑为到了西方基督教的国度。在这种情况下,凡是有良心、有理智的华夏儿女,不可能不对这样的现象感到深深地忧虑。

    立起孔子像应该是个文化上的风向标,北大应该有这么一点文化上的担当意识,接受孔教学院的捐赠的孔子像可谓合乎时宜。此外,我觉得北京师范大学更应该立一个孔子像,因为作为师范院校,它更有资格纪念这位先师。

读者来信:

发件人:"xuhong li" <sxsdfh@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09 18:13:11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韩星胡说八道

韩星在胡说八道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经过文革的破坏,传统文化出现断层,以至于今天中华传统美德沦丧,社会风气腐化,人文素养缺失,民族凝聚力下降,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韩星所说的这句话简直是放他奶奶的狗屁,这种情况的出现恰恰是一块石头,两只猫,三个代表一手造成的。


 

小人从儒家及自由派中滚出去!

----范美忠:极端私己主义的恶行

东海一枭

2008-6-4

极端自私的“袖珍动物”

    很多人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诠释范跑跑的行为,而且为之喝彩者不少,殊不知这种劣行只能发于极端私己主义-----一般利己主义者,跑出了门,自己安全了,多少会发点声音出来提醒一下众多“蒙在鼓里”的学生的。如果一定要将范跑跑的行为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什么勾搭上,至少前面要加上中国式或范跑跑式之类的定语。

    有人说,“地震中无数老师先跑了。这也本是人之常情。毕竟,老师并不是圣人的代名词。并不能要求,他们各个都有舍身为人的英雄品质。相信都数人,包括范跑跑老师在内的多数人也是这样想的。唯一的不同就是,范跑跑不仅这么想,而且还公然把想法说了出来。于是,他便莫名其妙的成了公众鄙视的靶子。”(凯子王《从对范跑跑的抨击,看表态文化流毒之巨》)。

    全是混扯。小人比恶棍及伪人或许好些,但这样的“好”实在太有限了。现在不少小人居然以“说真话”为荣,真不知这些垃圾人有什么好傲的。垃圾“真诚地”承认了自已的臭、吐出了胸中的臭气,难道就香起来了?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范跑跑是否“公然把想法说出来”,而是范跑跑连“后跑”的机会都不给学生。且不说地震中很多老师勇救学生、有些老师为此献身,即使如作者所说“地震中无数老师先跑”,至少会招呼广大学生“后跑”,而不是完全不管、“连招呼都不肯打一声就撇下全班同学一跑了之”。这是“人之常情”?连猪狗之情、禽兽之情都欠奉!

    这种极端私己主义者,比一般小人更自私到极点、小到极点,可称为“袖珍动物”或“极端小人”,恕我实在瞧不出比伪君子好得到哪里去。令人悲愤的是,中国各界特别是政界,早已被范跑跑这类完全有已无他、完全不管他人死活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与“袖珍型动物”捷足遍登。自由派及儒门中也多的是。

    老枭生平厌恶伪君子,也厌恶真小人,对范跑跑这种“生物老师”及其行为表示认同赞美者,我是一百、一千、一万个厌恶!看了几篇为范跑跑辩护的文章,不由得气不打一处来。物以类聚,为之辩护者,若非弱智蠢才,便属与范跑跑同类的人物。不管何门何派什么人,凡认同范跑跑的行为者,都等于自动与东海儒家划清了界线。

    保罗言:女人从教堂中滚出去;东海曰:小人从儒家及自由派中滚出去!

 

  附文:

在地动山摇的那一刻

——5•12汶川地震亲历记

范美忠

网络来源:原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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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下午照例是我的IB一年级SL语文课,课前学生和我都感到天气极度闷热,我围着教室转了一圈,把所有的窗户都开得最大。这节课上的内容是《红楼梦》第十三回,照例由学生先讲一遍,但学生不到十分钟就讲完了,我觉得很多地方学生都忽略过去了,又叫学生提问,学生也没什么问题,我只好亲自上阵,在讲到秦可卿给凤姐托梦的时候我问学生:“这是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吗?”学生说:“这是迷信!”我又问学生:“曹雪芹会认为它是迷信吗?凤姐会这么认为吗?”学生说:“不会!因为他们信这个!”我由此循循善诱地启发学生:“我们今天认为包括托梦、算命和风水等是迷信,是因为我们用了现代科学实证主义和理性的眼光来看这些东西,科学和理性有很了不起的地方,但它有它的局限,比如我生命的意义虚无科学理性能解决吗?亲人朋友丧失之痛科学和理性能安慰吗?科学和理性能保证我们幸福吗?因此,很多问题和领域是科学和理性所无法认识或无法解决的,因此不能太过因科学和理性而自负,对宇宙间的神秘力量要保持敬畏……”

     刚讲到这里,课桌晃动了一下,学生一楞,有点不知所措,因为此前经历过几次桌子和床晃动的轻微地震,所以我对地震有一些经验,因此我镇定自若地安抚学生道:“不要慌!地震,没事!……”话还没完,教学楼猛烈地震动起来,甚至发出哗哗的响声(因为教室是在平房的基础上用木头来加盖的一间大自习室),我瞬间反应过来——大地震!然后以猛然向楼梯冲过去,在下楼的时候甚至摔了一跤,这个时候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难道中国遭到了核袭击?”然后连滚带爬地以最快速度冲到了教学楼旁边的足球场中央!我发现自己居然是第一个到达足球场的人,接着是从旁边的教师楼出来的抱着一个两岁小孩的老外,还有就是从男生宿舍楼下来的一个学生。这时大地又是一阵剧烈的水平晃动,也许有一米的幅度!这时我只觉世界末日来临,人们常说脚踏实地,但当实地都不稳固的时候,就觉得没有什么是可靠的了!随着这一波地震,足球场东侧的50公分厚的足球墙在几秒钟之内全部彤塌!逐渐地,学生老师都集中到足球场上来了,因为是IB二年级毕业考试期间,有些学生没有上课,有的学生正在寝室里睡觉或者打游戏,因此一些学生穿着拖鞋短裤,光着上身就跑出来了!这时我注意看,上我课的学生还没有出来,又过了一会儿才见他们陆续来到操场里,我奇怪地问他们:“你们怎么不出来?”学生回答说:“我们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只看你一溜烟就跑得没影了,等反应过来我们都吓得躲到桌子下面去了!等剧烈地震平息的时候我们才出来!老师,你怎么不把我们带出来才走啊?”“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你们不知道吗?上次半夜火灾的时候我也逃得很快!”

    话虽如此说,之后我却问自己:“我为什么不组织学生撤离就跑了?”其实,那一瞬间屋子晃动得如此厉害,我知道自己只是本能反应而已,危机意识很强的我,每次有危险我的反应都比较快,也逃得比较快!不过,瞬间的本能抉择却可能反映了内在的自我与他人生命孰为重的权衡,后来我告诉对我感到一定失望的学生说:“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因为成年人我抱不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如果过于危险,我跟你们一起死亡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危险,我不管你们你们也没有危险,何况你们是十七,十八岁的人了!”这或许是我的自我开脱,但我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我还告诉学生:“我也决不会是勇斗持刀歹徒的人!”话虽这么说,下次危险来临的时候,我现在也无法估计自己会怎么做。我只知道自己在面对极权的时候也不是冲在最前面并因而进监狱的人。

    范美忠,1997年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到自贡蜀光中学当教师,不久他因为课堂言论辞职,后辗转深圳、广州、重庆、北京、杭州、成都从事媒体、教师行业,曾在《中国经济时报》、《南方体育》等媒体任编辑,发表过《追寻有意义的教育》、《〈过客〉:行走反抗虚无》、《〈风筝〉:灵魂的罪感与忏悔意识》、《用观念打败观念——读〈哈耶克传〉》,在某些网站的BBS,读书论坛,第一线教育论坛等都可以搜索到范美忠的文章。现任职于四川都江堰光亚学校。
 

 

儒法关系的共和意义

----《资治通鉴》网络读书会纪要之一

参加人:陈赟、海裔、柯小刚、唐文明、赵璕

2008年5月11日22:00至12日3:00

发布:朝圣山之思论坛 道里书院论坛 中国思想论坛

本次导读与纪要:柯小刚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太史公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横渠

    1、这是读书会的首次网络聚会。五位参加人坐在世界东西、中国南北各自的书桌前,穿越精英和大众们纷纭扰攘的网路,一起学习中国的历史,探讨世界的未来。本次阅读文本:《资治通鉴》周纪一至三。参考:朱子《通鉴纲目》(及《通鉴纲目书法》、《发明》、《集览》、《正误》等)、王夫之《读通鉴论》、《史记》、《孟子》、《管子》、《荀子》、《商君书》、《韩非子》、《庄子》、《礼运》等。

    2、《通鉴》始于三家分晋,意义何在?今天阅读战国史,有何借鉴意义?今天,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侧身列邦,处境有类于战国。但《通鉴》以战国系周纪,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春秋》大元始之义也。这表现在:战国诸邦虽然各保其邦,征战连年,但仍然有着共同的周天下想象空间、文化认同、政治道义。今日世界有没有类似的东西?美国自由民主话语是不是这样的东西?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有否可能为今日世界提供这样的东西?如何消化吸收自由民主话语?

    3、三家分晋,战国造端,《通鉴》即述吴起变法与魏、楚,卫鞅变法于秦,申不害变法于韩,意义何在?“变法”意味着什么?除了富国强兵以应付当时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战争形势之外,有何政治意义?如果联系到自秦至清的两千年历史,为什么会反复出现变法?而历代对变法的历史书写为什么总是以负面评价为主?为什么国朝史学以肯定变法为主?《读通鉴论》始论秦始皇,意义何在?今日重新思考,有何借鉴意义?中华共和努力的开端就是一场变法。从戊戌变法开始,中国现代革命开始自己的叙事。无论变法或革命的理念如何变更,变革以趋共和的话语是连续的,而这个连续性是否可以上溯到先秦法家的政治努力,历代变法运动的政治努力?也许,思考变法史,就是思考共和国基。

    4、国是谁的国,天下是谁的天下?国是私藏,还是公器?天下为家还是天下为公?这是共和的第一问题。从中国政治神话的最初原型,到历代先贤的政治思想,天下为公的共和思想一直在规定着天下神器、国家大宝的合法性基础。在《通鉴》周纪的时代,有一个没有出现在历史前台的人物,以他的“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指出有国者不过是私藏神器大宝的强盗。他建议有国者藏天下于天下。藏天下于天下就是不藏天下于私囊,就是礼运于大道,“不必藏于已”,“天下为公”。还有一个在历史舞台上晃了一下身影即退而著述、以其“迂远而阔於事情”而不见用于当世的人物,面对有国者“何以利吾国”的询问而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一介书生的迂远之论,无改于时势,而《通鉴》特书之,《纲目》又从而大书之,含义不可谓不深远。

    5、然而《通鉴》随即叙乃师子思之言“先利之”,以仁义为大有利于国也。荀子亦曰:“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但仁义之大利一直要到天下重新混一之后才能体现出来,而在战国之时,仁义礼乐的现实政治载体也就是贵族封建毋宁恰是诸侯混战的来源,遑论救治。这个救治的任务,历史不是交给儒家,而首先是通过法家来完成的。但法家之利,利在当时,不借仁义不足以大,不足以久。秦一统天下带给法家的荣誉是辉煌的,而秦帝国的转瞬即逝给它的打击则是致命的。恰如王夫之所见,秦与法家的历史使命是过渡性的。它的万古功绩就表现在汉以后对它的不懈批评之上。享受这样的批评是一种荣耀,因为批评的现实意义首先建立在被批评者创造的一统条件之上,其次这种批评实际上是对它的补救和完成。仁义无道法不行,道法非仁义不成。原初未裂的天下大道,经由历史的分合,就这样表现为文质的互补。后世君子于是只能安于补缀而成的纯一,于文质关系中稍识大道的运化,时世的变迁,于古今之通而会道一之通。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文礼乐的不息天命正在于它能不断反本开新,日新其德,与时偕行,根据时代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政治载体和现实对应物。是为新礼乐之义,新为动词。而天道之运,礼乐之新,在战国则借道法家变法,在近现代则借道道之齐物,佛之平等,西来之自由、民主,会成今日共和新礼乐的任务。在这个民族的历史运化中,周早已不再是狭义的周朝之周,而是周延之周、周遍之周。孔子“吾从周”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就在于他的周已经是损益综合了三代理想、为万世立法意义上的周,“齐一变而至于鲁,鲁一变而至于道”意义上的周道,通古今之变的周遍之道。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如果说百年来出于时势的急迫要求而不得不借道前行的话,那么今天重读中国历史的任务便在于:重新回到这条周遍大道之上来。

    6、《通鉴》周纪是这条周遍之道上的关键时段:在那个时段,这条道路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亟需新的探索。这次探索的结果深深影响了后世两千余年的历史。近百年来,这条新路重新遭遇危机,而且更其深重。如今,我们正处在新路的探索过程之中。现实的紧迫虽然稍有缓解,但道路的前景依然蔽而不明。当此之世,鉴史以通、知往而来便成为首要的学习任务。

    7、周纪二显王之世,温公同叙卫鞅变法于秦,孟子倡仁义于魏,两者交错,义旨深远。面对周文疲惫、天下分裂的问题,卫鞅和孟子分别在两头做工作。从较短的距离来看,这两头恰相反对,而从较长历史来看,毋宁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方面。卫鞅变法旨在变革政体,调整社会结构,解决周礼封建导致的“诸侯僭王命”、“陪臣执国命”的问题,削弱贵族权力,抑制分裂倾向,促进国家团结,增强农战效率,最终收拾封建割据局面,混一天下。但是,法家出于效率的紧迫需要而采取了依赖君主的策略,通过增强君主权力而来抑制贵族,把人民当作农战的工具,从而推进了君主专制的僭政倾向。周文疲惫导致的僭越不过是贵族对王的僭越,下层贵族对上层贵族的僭越,而法家变法的结果虽然有效消除了贵族对君主的僭越,但是却导致君主对天命的僭越,从而带来国体基础问题上的重大纰漏。原来,周文礼乐的国体基础是以德配天的天命观念,而天命之听又必须自我民听而听,天命之视必须自我民视而视,因此,从法理基础上讲,国家并不是国君的私有财产,而是属天的神器,天生烝民的公器,国君不过是暂时代天看护天下神器公器的看护人。“君君”就是说一个君只有德配天命才是有命之君,才配得上看护这个神器公器,否则不过是一夫而已。书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诗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民自有天德之常,仁义礼之信是也。政治是否为正治,有赖于它是否遵天道之物则,顺民德之秉彝,明德新民,因天道之正而有政治。但现在法家为了解决周礼贵族僭越君权而致封建割据的问题,却付出了过分巨大的代价,那便是导致国君对天命的僭越,对人民的轻蔑。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而直到卫鞅之后千年的一位变法者还在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司马光的政敌王安石。)这便是为了解决贵族对君主的僭越而助长了君主对天命和民物的僭越。当贵族诸侯混战、民生涂炭的时候,法家的出场和君权的扩大是人民的福祉,而当天下混一、四海承平之时,就需要儒家出来把国体的基础从君主的权术势中解救出来,放置到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天德之命上。国家是谁的国家?天下是谁的天下?如果说在战争的组织化要求下这样的问题不遑顾及的话,那么天下承平的时候就要提上日程了。否则,战争辛苦挣来的成果很快就要在战斗功臣的挥霍中丧失殆尽了,新的混战也将不远了。

    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孔子曰:“政者正也。”法家赢得了政体之变,却丧失了邦固之本、国体之正。这个偏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天德礼乐文化的传承载体正是法家革命的对象:封建贵族。周贵族兼具封建领主和礼乐文化的承载者这个双重身份,注定了他们在现实政治关系中处在反动方面,而在政治思想上却处在领先地位。周贵族身份的两重性必将导致他们的身体遭受荼毒,而精神不绝如缕。经由法家变法的裁抑,贵族作为一个封建利益集团逐渐式微,而礼乐精神却继续通过无封无爵的士人得到传承。这是一件世界历史的奇观,因为那些士人既不是有土有爵的贵族,又不是超越俗世的祭司,他们只是一些耕读传家的平民。当平民接续了一种贵族文化,并把它发展为日益平民化时代的主流教化的时候,古往今来从来没有另外一个民族可以与之比肩的文化格局便形成了:那便是中国两千年历史文化的格局。而这个格局的造端便是发生在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战国,当周文面临礼崩乐坏的时候,如何在断送封建贵族血食的同时,却保存贵族文化的血脉,并以此贵族文化作为必将日益平民化社会的主流教化?这个古今之变的重大任务的第一步是由法家来完成的,其主要内容便是在制度层面破除封建,建立郡县和法吏制度,而第二步则要等到纯任法制、行之不远的秦帝国崩溃之后,由汉代的经学博士们来以文化法,把君主专制建设为天子制度,把法吏制度建设为文官制度,把曾经适应于封建制的礼乐文化调适到郡县制之上。于是,法家的积极成果得到了保存,纰漏得到了补救,而儒家礼乐亦由之革新,吸取了新的养料,荀子“隆礼重法”的主张得到了落实。

    8、而上述第二步的工作之所以能在汉代完成,其渊源由来已久矣。先王之道,天下为公,原来并不依赖封建制。毋宁说后起的封建制经受了先王之道的教化才成为文明的政治。所谓天下为家的封建,只有当它走上了仁义礼乐的礼运之道才是小康。小康理想既是大道之运适应封建时代的结果,也是大道对于封建的范导。所谓齐家治国以至于平天下,礼乐与封建的暂时合作便是要在家国中楔入天下的理想,在天下为家中楔入天下为公的理想。而当这个暂时的合作所依赖的政治载体即贵族封建等级制度礼崩乐坏、面临解体的时候,小儒志在保护这个载体,而大儒却知道:大道之行又到了自我革面、重新开始的时候了。《孟子》书的结尾论五百年必有圣人兴焉,表明了全书意在重新开端的心志。

    9、《孟子》的开端“王何必曰利”,我们已经在《通鉴》显王三十三年读到。这一年仅记的两件事中,就在孟子对魏惠王之前,司马温公记下了“宋太丘社亡”。《史记•汉武本纪》:“周德衰,宋之社亡。”《正义》曰:“社主民也。”周德之衰征兆于宋社之亡,这既是一个时代行将结束的表征,又是对这一结束之原因的启示:那便是社亦即大地与人民的缺位(社亡谓社神主失踪)。联系这条记载的启示意义,我们再来阅读孟子对魏惠王的“王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我们才能更深刻地领悟司马温公的春秋微旨。

    10、孟子对那个已经完全封建化的儒家所进行的重要革命便在于重新请回社主,也就是大地与人民。“王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魏惠王听不懂的不仅是仁义之大利,而且尤其是仁义的政治载体,在孟子那里已经发生了改变。仁义不再落实到封建家族的权力继承制和血亲利益原则,而是落实到人民。仁以孝悌为本,这没有问题,然而孝悌经由封建化的解释早已被偷换为贵族世袭制的血亲利益原则。在此举世滔滔的伪儒处境之中,孟子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的论证却举例一个素不相识的孺子:这个孺子并不是自己的孩子,对一个并非亲人的孺子起恻隐之心便是仁心之端,这种心性仁学的政治意义便在于把仁德从封建家族权力制度和利益集团中拯救出来。放此而行,于是有“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原先在封建化的儒学中,只有智是无涉封建权力和家族利益的,而现在经由圣人的重新解释,仁义礼智都在一心之中有其端绪了。人可以无爵,然而莫不有心。有心即可以扩而充之,尽心而知性,知性而知天,以至于“人皆可以为尧舜”。当三个五百年之后的陆象山讲“吾心即宇宙”,四个五百年年之后的王阳明讲“心之良知之谓圣”的时候,这个去封建化的新儒学便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普遍平民化的中国社会。当然,这并不妨碍孝悌继续成为耕读之家的为仁之本,但除了在法家遗留下来并经由儒家吸收改造后的集权皇室仍然发挥它的教化制约作用以外,孝道在广大中国社会已经完全剔除了封建世袭的制度含义,而成为平民家庭伦理建设的第一教化方式。

    11、于是可以理解孟子所谓仁政的共和含义。仁政,在封建化的儒学形态中,曾经一度与封建化的孝道一起,堕落为封建世袭权力的辩护和家族血亲利益的原则。仿佛只要做到贵族家庭的血嗣不绝,国不改姓,便算是做到了孝,而做到了孝也就是达到了仁,而如此达到了仁就可以算是知性知天,德配天命了。这是一种野蛮而愚昧的政治思想。现在孟子的仁政则是恻隐之心的推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根本上源于人性的善端。人之所以能孝亲、继承,是因为人心固有恻隐之端,这个恻隐之心是针对一般人的,甚至是陌生人的,人对陌生人的恻隐之心奠定了人可以孝敬父母的基础,而不是倒过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与《论语》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相矛盾,因为孟子是从根本义上的开端来说,有子是从实践义上的开端来说。在为仁的具体实践中,孝悌亲亲仍然是最切近的开端,只是即使孝悌亲亲之所以可能,在根本义上还有赖于恻隐之心的本然善端。一个植物人不会孝敬父母,因为植物人麻木“不仁”。实践仁的出发点诚然是孝悌,但孝悌何以可能的出发点却是仁。这些哲学的思辨在社会政治上的意义完全不亚于法家的变法。它意味着:在孟子那里不再是仁政依赖孝和家族权力世袭,而是孝和权力世袭不过是仁政在特殊社会(封建社会)条件下的表现。而这也就蕴含着:如果由于封建制度的腐败,仁政的这个特殊表现形态到了违背孝悌和仁政之初衷的时候,时中君子就知道旧文新命、以复其本的时机就到了,拨乱反正、以新礼乐的任务就提上日程了。

    12、孟子原礼于仁(这在孔子那里有其渊源,在孟子那里有其过弊,而在荀子那里又有对孟子的纠偏)、奠仁于心的思想革命,落实到政治上就是在国体问题上的伟大成就:人民,而不是君主,也不是贵族,才是国家政权的主体。本来,周之后日益封建化的儒家立足于贵族之上,反封建的法家则致力于抑制贵族,构建君主专制。(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君主专制并不是封建的特征,而恰恰是法家反封建的结果。)一个要把国家建设成贵族的会员制俱乐部,一个要建设成君主的私家花园。一个是后起的封建制,一个是更后起的反封建制,二者共同失落的是这个民族最古老的政治原典宪章《尚书》《诗经》的民本传统。正如孟子的心性革命决不是什么后起的新潮异说,而不过是请循其本,孟子民贵君轻的仁政思想也不过是重新回到了这个文化最渊深溥博的井源,重新激发了这个民族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感情中最古老最深刻的记忆:那便是天,民,以及二者之间的本原关系。今日谈民主者,难道不需要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就可以在这片土地上建设民主蓝图吗?与中国的自由主义追随者相反,他们的西方导师没有一位会给出如下抽象和浅薄的回答:是的,民主是抽象的,跟一个民族的经验、记忆和感情没有关系。如果是这样,孟德斯鸠讲三权分立就不必考察从希腊罗马到中国的地理气候和民族脾性了;如果是这样,托克维尔考察美国民主就不必在他的书里绘声绘色地描摹美洲风俗画卷了;如果是这样,中国的自由主义也就真的可以算是一种自由主义了。

    13、周礼崩坏,如何重建天下秩序,秦统六合只完成了双重任务中法家的一半,另一半尚需等到汉代在“独尊儒术”名下的儒法结合体制的建立,才算是初告段落。《通鉴》周纪二魏惠王放走的一老一少,孟子和卫鞅,分头在思想层面和体制层面所作的工作,各自穿越不同的遭际,最后在汉代新型儒法帝国中的结合,才是战国叙事的真正终结,和后一段历史形态的开端。这个儒法帝国的结构导源于战国时期法家变法和儒家新命两方面的结合。从法家方面来的重要遗产,便是一个集权的君主和他所面对的广大平民,贵族相对于秦的全面夷灭而言虽然在汉略有复兴,但广封藩王而削其地、诸侯接受中央委吏制约等策略,使得汉代侯王远不可与周封诸侯相提并论。汉代地方的主要单位是承袭秦制的郡县,侯国、汤沐邑交错其间而已。中央地方,一应官吏,不是世袭职位,而主要通过选举产生。(选举不等于投票,投票只是选举的一种方式。古希腊有抽签选举,中国汉代有举孝廉、举贤良文学等选举方式,隋唐以来有考试选举。)这些都是法家去封建化改革的重要遗存,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政治风貌的基本轮廓。当然,这些法家遗产之所以能在新型儒法国家中得到巩固、完成,而且发扬光大,而不是像在秦帝国中那样转瞬即逝,实际有赖于它们全部经受了儒家的重新消化、吸收、改造、完善。比如说,君主专制思想就经受了今文公羊家大一统说的吸收改造;强大君主下的广大平民不至于沦落为生产工具和战争机器,有赖于儒家家庭孝悌文化在民间的建立;法家的法吏制度经由儒家经学的文而化之,后进于礼乐,被改造为儒家文官制度;而这个改造得以进行的机制便是选举制度的改革,把儒家经书和德行的教养作为选举的标准,如此等等。在对法家的改革成果进行文而化之的吸收改造过程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儒家的家庭孝悌文化在一个去封建化的新条件下的重新生成,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社会风貌的基本轮廓。这也可以算是一件世界历史的奇迹。因为,根据西欧封建社会的经验,家庭文化建设的激情往往只能维系于贵族家庭世代相传的爵位和荣誉,而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广大平民家庭史上,却充满了普通家族的家风、家规、家礼、家谱。没有一个家庭在历史和文化认同上是贫乏的,即使它在土地和财富上陷入贫困。相反,在很长时期内处于封建社会的欧洲,一个家庭即使通过商业获得了财富,它也无法取得家族历史的自豪文化。根据西欧封建社会崩溃的历史经验,政治、经济、社会方面封建制度的崩溃,同时意味着贵族高雅文化的失落和一个庸俗文化时代的到来。但在中国,秦汉以后的历史表明,儒家教化对法家去封建成果的文而化之,极其成功地把原来属于封建贵族的高雅文化,通过家庭伦理建设的方式在一个后封建的平民社会中保存下来,而且得到持续不断的更新、发展。当然,这也带来了中国奇特的社会面貌,那便是一个非贵族、去封建的家族宗法社会的形成。这个概念如果在欧洲封建社会模式中来看的话,是自相矛盾的:既然是家族宗法就是封建的,既然是封建的怎么能说是去封建的。所以,由于机械照搬西欧封建历史的经验,长期以来,近现代中文史学错误地把中国秦汉以来以至明清的社会形态都称作封建社会,这是一个混淆的结果,以为只要是以家族为单位的社会结构都叫封建社会。实际上,只有贵族特权世袭的家族结构形态才可以称为是封建的,而由广大非贵族的、无特权世袭的家族组成的社会,虽然它主要由家族组成,而且家族文化中充满了大宗小宗的继承法规、家礼制度,但是只要这些家族不是带有固定封土和爵位的家族,那么它们就不是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意义上的封建家族,这样的社会也不是上述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它们只是在文化上保留了封建时代遗存的贵族礼乐文化,但是在经济社会层面上,毋宁说一个家族就是一个相当于“农业合作社”的团体,它们的土地并无固定不变的封藩,它们的地位也无固定的封爵,它们的收入更无固定的封赏,一切都需要家族内部组织合作,发展生产,通过土地买卖扩大土地,建立村社,增加收入,而且天命靡常,前途未卜。所谓耕读传家,在天命靡常的后封建时代(去封建就去掉了一成不变的地位和保障),家族认识到:值得持续追求的是文化教养本身,而不是文化教养的一时结果。教养即使成功的话也只能改善后代的读书条件,下一代要想成功的话还得依靠自己的努力考科举,而在有幸获得国家俸禄之前,要做好世代务农、自给自足的准备。这就叫耕读传家,就是说只有耕和读两个动词可以传,名词不可以传:官位不可以传,俸禄不可以传。这是儒家家庭孝道文化对法家造成的平民社会的重要改造。经过这种改造,平民就不再是君主专制容易压迫的个体散沙聚合,而是通过家族组织增强了自治力量,通过家族文化教养增加了尊严和自由,有效防止了强大集权对孤零零个人的压迫。

    14、法家的历史任务给法家带来了不容磨灭的功绩,也决定了法家的历史局限。春秋战国的纷争,起源于周文贵族封建制的根本问题,就是贵族权大、王室衰微、导致天下国家四分五裂的问题。无论诸侯僭越天子,还是大夫陪臣执诸侯国命,乃至家臣专大夫家政(如阳虎之于季氏),都是同一个问题在不同层面的表现。法家之起,就是因为贵族权力大到了导致诸邦衰弱、中国文明体面临危亡的境地,必须要有一种思想来彻底解决贵族封建的问题。到战国中晚期的时候,法家变法的主要目的便是要抑制贵族的权力,增强君主的权力,改变陪臣执国命的状况,希望建立一个强大君主加全民农战的结构,以便把邦国变成一个高效的生产机器和战争机器,在诸侯争强的战国格局中胜出。因此,法家的反封建就有不彻底性的一面:只反贵族,以便加强君主权力,所以,法家在抑制封建贵族权力并且取缔贵族分封制度的同时,却留下了皇帝一人的封建制,至汉又扩大为皇室一家的封建制。在战国和楚汉的连年硝烟落定之后,在新生的汉代儒法帝国中,虽然大部分古老贵族门第早已烟消云散,但这个帝国的君主还是保留为封建的家族建制。汉以后的儒法国家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国家:这个国家只允许存在一个唯一的封建家族,决不能同时有第二个。所谓争天下就是争谁家可以成为这个独一的封建家族。这有点像西方宗教从多神教到一神教的变化。如果说西欧封建社会是在宗教上从“封建贵族神谱”演化到“皇帝神谱”的话,那么可以说中国在相应时期是在世间由“多神教”演化到“独神教”。类似的结构变化,一个发生在神界,一个发生在人间。犹如中世纪的西欧大体而言不再是异教的多神世界,中国秦汉之后的社会也主要不再是贵族林立的封建社会。但这个去封建化的社会却由一个封建家族来统治,这个家族便是帝王家族。相比之下,在西欧同期发生的情形是,一个在神界“去封建化”了的独神却君临着一个封建贵族林立的人间下界。后来,在晚于中国一千五百年才发生的人间去封建化进程中,欧洲为什么同时在超越精神层面借助新教资源、在人间事物层面借助中国资源,就不难理解了。

    15、如果说儒家对于法家变法的遗产,在平民一面是通过恢复曾被法家破坏的封建家庭孝悌文化以增强平民社会的宗社团结,在平均化的社会中引入差异性团块以缓冲君主专制权力的话,那么,在那个唯一的封建家族层面,则是通过激活封建时代之前固有的以德配天、天听自我民听、民本仁政、身心性命之学等非封建思想来约束它。这样做的结果便在国体基础上把法家建构的君主置换成了人民,从而改正了法家政治建构的重大缺陷。从《史记•商君列传》商鞅三见秦孝公,先后言帝道、王道不见用,第三次乃言霸道来看,法家原先也并非只是一个工具性的思路,而是同样有着丰富的原君、原法方面的法理建设内容,如在管子、李悝那里的“道生法”思想等等,还是构成了早期法家思想的重要成分。但在战争局势日趋紧张的战国中晚期就被放在次要的位置了。在《韩非子》那里,一上来就是天下大势的纵横分析,至于道论,是要放在后面的。法理基础的建设,一直要等到汉代新型儒法帝国形成之后,才把君权的来源和制约归到天命和天德,这就给法家的思想套上了来自人民方面的制约,因为在儒家那里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士大夫对天命和民意的解释既是授权给天子和法的东西,也是革命和变法的依据。法仍然保留为统治的工具,但原先在法家那里被当作生产工具和战争工具的人民则有了更基础性的法理地位。新生的儒法帝国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天(民)——君主——法——贵族——民(天)的循环制约体系,这与五行生克的循环制约体系,可能都有某种隐秘的关联:天位中央土,且天道下贯而为民德;民生以火,且民心炎上以达天听;天、民之间的上下通泰便是一个坤上乾下、天地交泰的泰卦。法属水象,尚平,尚准,尚智,险而无情。贵族属木,生生仁德、文化繁荣有赖于它,枝蔓孽生、门阀林立、繁文缛节也是它。乐施好生,高而骄躁,木之象也。君为金象,掌杀伐之权,坚而易折,贵而难保,尚纯而不能有容,金之象也。君僭天位则妄称土,以金之黄仿皇天后土之黄。金之黄贵而隘,土之黄朴而广。金之正色曰白,其黄曰僭。由于这个五行体系的国家,是建立在民情天意基础上的君主国,也许可以称它为人民帝国。帝者谛也,其正当性基础在于谛听天命,而天命之听必须自我民听,所以人民主权虽然并未得到法律的确立和保障,但是理论上它是国体的基础,而理论就拥有正名的道义力量和规范力量,也往往构成革命的话语资源。它与代议制人民主权宪政的区别只在于,需要正名的时候,不是通过辩论和选举,而是通过革命来进行。所以两千余年人民帝国的历史也是一部农民革命史。

    16、这个五行循环制约体系的结构保证了中华人民帝国两千余年的开明强盛。但是这个结构蕴含着根本的自相矛盾:即,民情天意的大公恰恰是委托给一个独一的封建家族之私来实行的。这个基本矛盾在立后、立嗣问题、内外臣问题(宦官问题)、外戚问题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表现。这些问题究竟只是皇帝家事,还是天下公事,往往处在混乱之中。固然,天子无私事,但这个“无”如何落实是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无论左社右庙还是右社左庙,人民之社与皇家之庙相提并论,皇帝同时是天之子与先王之子,直接表现了人民帝国的基本内在矛盾。社与庙是立国之本,但这是两个本,两个基础。基础的分裂导致国家的分裂:一个人民帝国实际上是两个国家,一个是社的国[家],一个是庙的[国]家,一个是人民的国[家],一个是君主的[国]家。所谓明君,就是能够把这两个国-家合成一个国家的君主,这时就出现治世;所谓昏君,就是制造和加剧了这两个国-家之分裂的君主,这时就出现乱世。

    17、人民帝国国理的上述基本矛盾,决定了人民帝国必然走向最后崩溃,演进到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解决了国理基础问题上的社、庙矛盾,不再把某姓家庙作为立国的基础之一,而只把国基建立在“社”也就是人民之上。但这决不是毫无历史积累的、突然发生的、完全新鲜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是深深地根植于中华民族最原初的历史记忆和政治理想之中,从孔子开始就已经在准备的事变。战国之际法家的变法和儒家的新命,是这个漫长准备过程中重要的一环。经过儒法两家的分头工作,以及汉以后儒法的综合,共和政治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早就不是陌生的经验。只不过共和因素长期潜藏在人民帝国的社稷坛中,未能取得完全的支配性地位。今天,我们通过重读《资治通鉴》开端所叙儒法两家面对周末礼崩乐坏所作出的不同应对,应该看到儒法关系对于人民共和新礼乐建设的历史意义。在战国和秦制中,法家的构想本来接近君主专制的想法,但是经过今文儒家大一统思想吸收改造之后,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法家因素,就不再是专制了。周文礼乐本来是一套封建贵族制度,但是经过法家改制之后,也不再是贵族统治了。

    尚书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的传统,诗经天命靡常、以德配天传统,孟子民贵君轻传统等等,都是中国政治传统中民权一面的表达。汉举士、唐宋科举以来,中国统治阶层多为出身人民的文化精英,他们构成了中国政治中非皇家非贵族的一群,实属人民的代表。对于他们来说,他忠君的前提是,君要象一个君,所谓君君、正名。正名的实际政治含义便是忠君思想中的民主因素:君要像君,只有君做到德配天命、为天之子,而只有自我民听才能听天命、为天子,所以忠君有别于单纯法家的权术势学,而在君主制和贵族封建制中加入了相当大的民主成分——如果一定要用“民主”这个词的话。因此,中国政治历史的实情,实际上很符合李维和马基雅维利所谓共和的意思,也就是君主、贵族和人民三方的平衡技艺。当然,人民共和是比斯巴达的共和传统更加符合共和概念的共和,因为它是人民的共和。“人民”在共和国的建立过程中,曾经是一种政治动员的修辞。何以能起到如此巨大的动员力量?这是离不开民族政治习惯和历史记忆的。如果没有诗、书、周易以来的天命、天德、民本、革命传统,如果没有数千年为民请命的士大夫政治传统,很难想象这种修辞可以在第三共和国的建立过程中取得强大动员力。第三共和的力量源泉,其力量爆发的深层秘密,不可能是任何一种外来的学说、主义。无根之木不成森林,无源之水不成巨流,无薪之火不能燎原,无基之沙不成大地。第三共和的成功,实际上取决于它激发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共和政治传统中的人民因素。近代以来,根据外来的历史哲学,中国历史被描述为一团黑暗,除了君主专制就是贵族封建,人民的因素抹煞殆尽。第二共和的问题就出在未能激发人民的力量,所以表现为一个孱弱的买办政治,外不能争国权,内不能立民权。现在,第三共和国既然已经通过发动人民取得了革命成功,就决不允许少数权贵以人民之名行专制、封建之实。只要这个共和国把人民署在它的名字上,把人民写在宪法上,把人民作为根本性的政治修辞,作为立国之本,合法性基础,那么,它就永远具有规范性力量,就永远是正名的依据,为民请命的依据。
 

儒家伦理的现代诠释——以“亲亲互隐”为视角

----在香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的演讲

武汉大学教授  郭齐勇

2008年5月10日

    主持人王鲁湘: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在中国古代著名的儒家典籍《孟子》中,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个难题,就是历来很受推崇的上古帝王舜,如果他的父亲瞽瞍杀了人,舜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孟子在这里提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即面对天伦之乐和天下之法的冲突,该何去何从?儒家亲亲互隐的理论,对于今天我们制定更加人性化的法律,又将提供哪些精神资源呢?关于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著名的学者郭齐勇教授。欢迎您,欢迎您作客《世纪大讲堂》。

郭:谢谢。

主持人:下面我们看一下大屏幕,一个介绍郭先生的短片。

自小好学的郭齐勇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1981年提前毕业,考上硕士研究生,师从萧萐父先生。郭齐勇治学,古为今用,视野开阔,立足中国传统哲学,对梁漱溟、熊十力等当代新儒家有较精深的研究。

主持人:郭先生,据我的了解,您是国内比较早地开展对新儒家研究的,新儒家的代表性的人物,也是你们湖北的一位人杰----熊十力先生,您的博士学位论文,是不是就做的熊十力的研究?

郭:是的。

主持人:那您怎么会把学术兴趣放在新儒家身上?

郭:正因为新儒家它开启的是一个文化的方向,反省五四以来这样一个传统,那么它提供了一个更大的价值,希望在现代性的中国,有自己的原典文明来做创造性的转化。

主持人:那我们知道,您刚才已经提到了五四运动,从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评法批儒,可以说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在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中间和知识阶层中间,可以说已经像过街老鼠,或者是像丧家犬一样。所谓的儒法的斗争,好像自古以来,儒家和法家就是水火不相容的,它们是斗争的,那么按照当时极左派和四人帮的看法,法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可是其实研究一下中国的法律制度,尤其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的话,是不是可以说这么表述更合理一些,就是中国的法律,立法的理论依据,或者说中国的法学思想,可能是儒法互补,而不是儒法对立?

郭:当然是这样,就是说儒法、诸子百家的法律思想的互补。其实儒家并不是所谓人治,法家也不是所谓法治,实际上儒家也主张法治。法家是为了诸侯国,或者国君的利益,直接的利益,要强调效率,它没有很深厚的价值,它驱动人的就是刑或者是赏,二柄,来驱动人。但是儒家给予了大家丰厚的价值。所以儒家,马上我会讲到亲亲互隐的问题,它是为老百姓,为小民,提供了一个生存空间。

主持人:提供了一生存空间。好,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郭教授给我们演讲。郭教授今天演讲的主题是“儒家伦理的现代诠释”。大家欢迎。

导视:法理、私情,在儒法相生相伴的漫长中国历史中,儒家的终极关怀、人性养育常常让位于急功近利的严刑峻法。反对者说正是儒家的人情世故阻挠了中国现代化的到来,支持者则认为儒家伦理有现代社会希冀的终极关怀与人性养育。一个具体的例证就是,当父亲犯罪时,是父罪子证还是父罪子隐?天下之法与天伦之乐,孰轻孰重?著名学者郭齐勇主讲《儒家伦理的现代诠释》,发掘儒家伦理所体现出的人性光辉。

演讲开始

郭: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下午好。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比较大,儒家伦理非常丰富,对我们现代社会健康的发展和我们人心、人性的养育,都有很多价值,很多启发。我想缩小我的这个问题域,从亲亲互隐这个角度来讨论一下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

首先我们看两个文本。《论语》的《子路》篇第18章讲,叶公语孔子曰,叶公是我们楚国人,他对孔子说,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我们那个乡里,乡下,乡党,有一个素来以直为名,素来都好像很直的这个人,他叫躬,我们姑且叫他直躬。这个人他的父亲攘羊。攘不是盗,不是窃,攘是顺手牵羊,或者别人家的羊,晚上收圈时进了自己家的羊圈,没有把它清出来还给人家。而子证之,这个证是告发,不是证明,是揭发。我们知道,孔子的智慧非常高。他反过来就这样地说,他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我们乡里有另外一个直人,不是这样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没有说证父亲、告父亲的这个人不直,也没有说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就是直,他是说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叶公举出的这个直躬者,他因为要有这个直的名声。那么孔子就认为,这个直,必须是我们的真情实感的流露,如果是为了夸耀于乡党,邀誉于乡党,而买直的话,这里面就有不太好的成分,是这样一个意思。

可见直是什么,隐是什么,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我们再看《荀子》里面也有材料,说孔子当大司寇的时候,当司法部长的时候,曾经有一对父子有纠纷,有诉状。我们知道,孔子是主张无讼的,对不对?那么他是怎么办的呢,他就把这一对父子讼案,扔了三个月,不审这个案子,然后对双方做工作,使这个在狱外的父亲撤诉,最后这一对父子言归于好,言归于好。然后我们再看,周公杀死了他的哥哥管叔,对不对?流放了他的弟弟蔡叔,对不对?管叔、蔡叔,是参与了武庚的叛乱的,周公辅佐成王的时候,不得不杀管放蔡,孔孟是赞扬这件事的。可见孔子是非常有分析性的,私人领域怎么样,公共空间怎么样,他是有分析的。这叫“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

然后我们再看,《孟子》论舜的一条材料。桃应是孟子的弟子,这是孟子和他的弟子精心设计的一个伦理的推理。舜做了天子,皋陶做了大法官,假设舜的父亲杀人,怎么办呢。我们看,孟子说:执之而已矣。舜做了天子,皋陶是他任命的大法官。天子有权力,但是这个权也不能够去指挥法,法有独立性,因此他说,皋陶当然要去把这个杀人的瞽瞍,把他抓起来。桃应就问:然则舜不禁与?难道舜不禁止吗,不用行政权权去干涉司法权吗?孟子的回答,注意,这都是设想,这都是设计。孟子的回答是:夫舜恶得而禁之?舜怎么能够禁止呢?夫有所受之也。皋陶是舜任命的大法官啊。法,公共生活的秩序,法,公法,门外、公共事务是以义为核心的,门内、私人领域是以恩亲为核心的。下面,桃应又问:然则舜如之何?舜会继续怎么样做呢?孟子回答说: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敝屣,破草鞋。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

舜的处理方式,孟子为他设计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如果舜不再持有公权力,舜从拥有广土众民、权势赫赫的天子之位,跑到山东沿海贫瘠之地。那个时候是有法外之地的,那个时候是叫做自我流放。假如舜自我流放到贫瘠的那样一个流放之方,他还能享受天伦之乐。如果天伦之乐和这个拥有天下的权威相比较的话,那么舜可能选择的是天伦之乐,而不是权势、帝位。

那么《桃应》章,他的确是把这个孝和忠,或者法和情,推到了一个极端,逼出一些问题,这个两难抉择中,如何地去做,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如何地理解孔子、孟子的这个直和隐,以及所谓孝和仁之间的矛盾,以及爱有差等和爱无差等这些问题呢?

那么我们如何地理解孔子、孟子的这个直和隐,以及所谓孝和仁之间的矛盾,以及爱有差等和爱无差等这些问题呢?我们看,父子一伦是天伦,父子兄弟夫妇情义的护持,它是根源于天理。孔子所谓直,不只是法的公平性。孔子所谓直,是我们对父母兄弟的最为切近的这种感情。儒家用真情来讲孝道,我们对亲人的这种爱,是原始儒家的仁爱的一个出发点。亲亲,不是说儒家把仁爱只是局限在血缘亲情方面。儒家还要“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大家都熟悉孟子讲的,还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我们看到,儒家并不把仁爱只是局限在这个所谓亲爱亲人这一方面,他要推己及人,推出去。

小戴《礼记》有一篇叫《檀弓》篇,在座的有些朋友读过。该篇说,侍奉亲人,侍奉亲人,叫有隐而无犯,不犯颜直谏,以恩为中心。侍奉亲人有隐而无犯。但是在公共事务方面,侍奉君主是有犯而无隐。今天我们不用侍奉君主了,但是我们有上下级关系,我们还有公共社会的管理。侍君是有犯而无隐,侍奉君主,从事公共事业,你要犯言直谏,直接地批评。要有一个良好的政治,就要有知识分子的直言批评。然后又讲,侍奉老师呢,是无犯无隐。其实我们古代的先哲,非常重视分析,不是不重视分析,非常重视分析,我们看到,这个界限很清楚。

郑玄做的注,讲“隐”是什么呢,是“不称扬其过失也”,隐就是不要过分地渲染、公开地宣扬亲人的过失。隐也包含有批评父母,但批评上辈人的时候,和颜悦色地,和颜悦色地,含蓄地批评,含蓄地批评。所以儒家很清楚,事亲是以恩为制,事君是以义为制,侍奉老师呢是在恩义之间为制的。所以,私恩与公义之间的界限是区别得很清楚的。

我们再看孟子对于舜的那个设计。孟子与桃应师弟呀,他们的这样一个设计。既然皋陶是士,他的职责当然要维护法的公正性,而法的公平性,当然是建构在人人平等,没有特权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如果舜的父亲瞽瞍杀人,那么即使有天子的尊位,舜也不能够用权力去破坏法,破坏执法,这是从前面一个方面来讲的。从后面一个方面来讲,那么就让舜从公权力上下来,从天子的尊位上离开,流放,这样他和父亲还可以在一起。这样两者都不相伤,不伤害,就是这样一种处理方式。我们也许对这种处理方式,还会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想,儒家这个亲亲的原则是根源于天的。儒家主张亲亲互隐,是不是就等于亲亲是唯一的、至上的、没有其它的东西来约束的呢?大家知道,儒家有很多原则,亲亲是一个原则,就是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是对家庭成员内部的要求,这是和谐社会建构的一个基础。和谐家庭,家庭伦理,和我们的天,和我们的人,是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儒家还有尊尊的原则,尊重尊位者,这是在公共社会,在贵族社会,在贵族和平民之间,在君臣之间的尊卑长幼的关系,讲秩序,讲等级。另一方面,儒家还有贤贤的原则,就是尊重贤能,尊重贤才,儒家的理念是把贤才从民间拔举起来,有教无类,举贤才,唯才是举。所以尊尊的原则,亲亲的原则,贤贤的原则是互补的,互动的。

另外儒家的五常:有仁爱,以恩亲为基础的仁爱;同时还有义,义是非常严的,有界限的,有区分的;还有礼仪,礼是不可超越的社会生活制度、规矩。这几个东西是互相制衡的。儒家思想,它是一个大的系统,亲亲只是它其中的一个小的方面,不是它的全部。仁是亲亲的推广,义是尊贤的推广,父子是天和,君臣是义和。

所以呀,儒家伦理的这样一些精神,它不是从逻辑上,从形式逻辑,从知性上去推导的。亲亲--仁民--爱物,修、齐、治、平,你从逻辑上怎么推?有什么逻辑?没有什么逻辑,它是或然的,或然的。所以它实际上是要我们人,去慢慢地做生命的体验,有这样的体悟。一个有恩情有仁爱之心的人,他做得好很多的事情,做得好现代化的很多的工作,很多的公共事务。

那么还有人讲,他说西方上帝基督宗教的博爱,那才是真正有普世性的爱,儒家的这个仁爱,推己及人这个爱,他不认为可以推广。他认为这个是有差等的爱,没有普世性,没有普遍性。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基督宗教的这个博爱,成为西方法治社会的一个文化的背景和土壤,中国的仁爱也成为中国走上现代化的法治社会的一个背景和土壤,我们要尊重这个资源。另一方面,我们都是俗人。只有上帝才没有时间性,没有空间性,上帝可以爱无差等,我们怎么可以爱无差等?我做不到,在座的各位做不做得到?王老师做不做得到?我爱我的内人,你爱你的夫人,那么我或你也爱别人的夫人,但这个爱是一样的吗?没有差距吗?这恐怕不行,不行!所以爱无差等,只有上帝可以做到。爱有差等,恰好是我们人的一个很平实的一个状态。我们都是凡人。圣人学于众人,圣人也是凡人。所以,亲亲的这个原则的这个推恩呀,这个推己及人呀,它是一个生命的过程,实践的过程。它是非常平易的,平易的。爱有差等,这是人之常情。然后我们每个人,把自己对父母兄弟妻小的关爱,把它推扩出去。每一个具体的人对父母兄弟妻小的爱,对亲人的爱,对同事的爱,对大众的爱,当然是有差别的。

下面我们再稍微说一下,西方思想史上,其实也有相似的亲亲互隐的理念,以及制度。各位,我们都读过《精神现象学》,黑格尔的。他把家庭伦理放在神的规律,而不是人的规律上面加以讨论,强调家庭法它是神圣法,神圣法。在西方基督教的氛围之中,西方人是非常重视家庭伦理的。大家看,西方人对西方政治家的这个要求,就可以看得出,看得出。柏拉图的著作中有一篇叫《游叙弗伦》。游叙弗伦这个人,他的父亲把一个杀人犯的奴隶绑缚之后,扔在沟里面,自己出去办事了,忘了。回来以后,这个杀人犯的奴隶,因为绑缚着扔在沟里,死了。游叙弗伦,他就要去告发他的父亲,准备告发自己的父亲,走到法庭的门口,碰到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让他三次下关于虔敬的定义,然后一次一次地引诱他入套,最后游叙弗伦绝望地走了。苏格拉底以巧妙的辩论术,来改变了游叙弗伦想去告发他的父亲的这样一个事实。苏氏说:你不能起诉你年迈的父亲,除非你确切地知道,什么是虔敬,什么是不虔敬?然后跟他在虔敬不虔敬的问题上绕弯子,最后使他悻悻而逃,落荒而逃。这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例子。

另外我们知道,孟德斯鸠,启蒙思想家,大家,他曾经讲到过去的旧法非常地不人道,没有人性。比方说盗窃,为了惩治盗窃,旧法要盗窃者的妻子或者儿子去揭发,如果不揭发,就会沦为奴隶。那么,孟德斯鸠怎么评价这个旧法呢?他说,这项法律是反人性的,妻子怎么能告发丈夫呢,儿子怎么能告发父亲呢?

所以我们看西方的思想家,从苏格拉底到孟德斯鸠,其实也是如此。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东圣西圣,心同理同,心同理同。

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中,对于父子亲情的培护,这不是所谓中国文化只重视所谓生物学的这样一个关系,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只重视血缘的关系,不是这个意思。父子亲情这个东西是道德恩情,道德恩情。有人说中国文化是动物性的文化,只重视血缘,那是传宗接代的文化。不是的!说这种话的人完全是不了解中国文化,不懂中国文化。

中国其实是法律大国,有很多很多的成文法。至于法家的法,商韩之法,它是把国家权力,帝王的权力,作为一个至上性的,至上性的东西。为了富国强兵,它把一切价值都抹煞掉,它泯灭私人,泯灭老百姓的自己的利益,它一切以国家利益至上。它强调军事化,主张告奸,鼓励告奸,主张什伍连坐,什伍连坐法,明目张胆地以国家权力来破坏家庭和邻里的关系。但是历朝历代,有很多的儒生,恰好是举起了孔子亲亲互隐的大旗,来反抗专制王权的这个什伍连坐的。我们都知道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从《春秋》经的资源中来开发出父子互隐,养父子互隐。《盐铁论》,我刚才讲到,这是儒生和代表权贵的桑弘羊的一个论战,从经济政策到法律政策,儒生是代表民间的,主张民间社会空间要很大,一个是代表官方的,官方要缩小民间社会。到汉宣帝的时候,汉宣帝地节四年的诏书讲: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那就确定了一个什么原则呢?子女隐藏犯法的父母,妻子隐藏犯法的丈夫,孙子隐藏犯法的祖父,都不会被判刑。它是有合法性的,而且在道德上,在法理上,是有根据的。所以容隐制度慢慢就建立起来了,建立起来了。

我们看,长期的专制社会,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有时候这两条路线确实在斗争,这个斗争不是评法批儒的时候讲的那个儒法斗争,不是那么回事。但是我们看,儒家所代表的民间的小民的这个利益,所以数千年来,统治阶级几次要实行亲人的互证有罪,结果被儒生,被小民的代表者把它推翻了。

我们的律法传统很丰厚,汉律,唐律,一直到宋律,元律,明律,清律,大清律很丰富,都有容隐制。元代甚至连谋反罪,也可以隐,也可以容隐,也可以容隐。容隐的范围不断扩大,不断扩大。比方说民国24年,1935年的刑法条文,配偶、五亲等之内的血亲,三亲等之内的姻亲,如果有这样的行为,不会像现在这样以所谓窝赃罪,包庇罪,把你抓起来。你也可以不在呈堂供证的时候,指证你的亲人。司法有司法成本,你公权力可以用司法成本来做取证等事,不要轻易地去破坏人类社群稳固地建构的和谐社会的根基---家庭,不要伤筋动骨。所以这样一个容隐制,在我国的台湾地区目前还在执行这样的法律,它的刑事诉讼法,对于亲属隐匿,以及拒绝证言的这个权利,仍然给予保护。德国,日本,美国大多数的州,还有全球很多的国家与地方,都在实行这样一个法律。外国的目前的法律,根据专家们讨论,它特免的这个范围,还在进一步扩大。

所以我们看,这个亲亲互隐,我们过去认为它是反动的、保守的,或者是不公正的,过去我也批判过它,但现在站在一个人类更长时度的,长的时间、大的空间的视城,再来考量,回过头去我们再看古代的这些圣贤,苏格拉底,孔子,佛陀,他们的智慧确实是高人一等的智慧。亲亲互隐和容隐制所从属的中国伦理法系的精神,既然是符合人性,符合人道的,它就具有普世性。它和西方的三大法系,例如欧陆法系,英美法系,原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法系,以及我们东亚的,现在韩国、日本,中国的台湾,都是相容摄,相接轨的。所以五四、文革以来,我们的亲情沦丧,已经很严重,现在,最近一些年来有些恢复。我们现在的国学热,也跟民众需要这个东西有关系。在某些方面,50年代的初期以来,中国大陆地区以批判所谓封建文化,或者是批判所谓封建法律为理由,废止了清末民初的这个亲属容隐制度,产生了很不好的一些后果。我这个年龄的人,大概是,也就是知道一点这样的事情。我算年逾花甲了吧,刚刚过60。1966年,我读高中三年级,我实在是看到文革爆发的时候,那样一个父子相残,夫妻反目,那主张告奸所带来的社会的恶果。所以兄弟间的反目,夫妻间的揭发,父子间的残害,学生对老师的体罚和蹂躏,那是无以复加,无以复加。那就是孟子所说的人相食啊,亲情被阶级斗争所代替。父子、夫妇相互揭发,人人自危,是那个时段的政治伦理、家庭伦理出现大问题的时候。如果要所有的人把心灵深处的东西,把欲望等都挖出来的话,那个文明的生活是不可能的。

我们再回过头来考量孔孟。孔孟的智慧,私领域中最为亲密的关系,家庭的父子,兄弟,夫妇的亲情,继而朋友等,五伦关系,加上师生关系。我们看,这些东西如果都破坏了,落井下石,揭发出卖,甚至私底下的言行,也成为判为犯罪的根据,这是文革中出现的惨状。

我们的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的法制建设,有着很多的进步,的确了不起。但是这一块却没有动,没有动。所以我们看,如果真是既继承我们既有的传统,维护和谐社会长时段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可大可久的中华文化的一个根;另一方面,又接上现代的社会,接上现代性,那么为了建构更加文明的和谐的社会文化,我们应该肯定并且保障人的人权、亲情权、隐私权。要容许亲属容隐拒证。这当然可能增加我们的司法成本,毫无疑问,这比你把他的亲属抓起来一打来取证,那要困难得多,取证困难得多。但是法律的制定,两害相权取其轻,究竟什么是对我们长治久安的社会,对我们伟大的民族、国家的建设,更为有利呢?哪一个最为有利?我们就应该从这个大局出发,从长治久安出发。维护亲情,恰好是维系和谐社会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说,中国的哲学思想,孔子、孟子之道,法学思想,伦理思想,它是具有沟通性的,有共通性的,我们经常讲社会公正,讲社会保障,大家去读读《孟子》,读读《礼记》的《王制》篇,读读《礼记》的《礼运》篇,养老恤孤制度,是我们国家最为完备、最早的,对社会弱者,鳏寡孤独的这种关爱,从制度上加以保障。有一位西方汉学家,他就做了很好的研究。他说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没有找到在孔孟的著作中,有很多表述的公正思想,如政府一定有义务去扶助弱者,而且制度化,制度化了。这是古希腊和我们的比较中,他们没有的。我们自己有很多资源,我们还没有去,真正地去体悟。中国的儒家的经典中的一些智慧,首先要我们重视,尊重它,不要采取批孔那个方式,你仇恨它,你的解读就完全是离题万里,不相干,你的批判没有用,不相干。所以真正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更多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内在宝藏,把它发掘出来,让它真正有益于现代社会的建构,特别是人性和人心的养育。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问答部分

主持人:郭先生的演讲,真的是非常地精彩,而且是非常地智慧。我们知道,我们谈论传统文化,谈论儒家伦理的时候,常常是会从非常非常大的方面来切入这个话题,但是今天郭先生却选取了一个和我们的现实生活,和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生活中间的安全感相关的很小的一个故事,而且这个故事是一个儒家的经典故事,人人都知道的故事,然后进行一个全新的诠释。然后没想到,这个切口进去以后,竟然打开了那么大的一片学术空间。非常感谢郭先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智慧的启迪。那么在听郭先生演讲的过程中间,我也产生一些问题,就教于郭先生。郭先生刚才结束演讲的时候说,我们对于传统的精神资源的这个学习,应该抱着一种态度,这个态度其实非常重要。我想这个态度,就像当年我们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杜维明先生来给我们研究生来开儒家的课,然后他提出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对传统的,我们过去认为是落后的,或者是甚至被认为是反动的一些过去的一些精神资源,应该抱一个全新的立场,这个立场就是什么,实际上就两句话,一个是叫同情的理解。

郭:同情的理解。

主持人:然后是理解的同情,是吧。那么我想请郭先生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两句话准确的含义。

郭:王老师,这个同情的理解,在座的各位也都非常熟悉。过去陈寅恪先生,还有钱宾四钱穆先生,这些国学大师,都讲我们抱有理解之同情,或者叫同情的理解,这是同义反复,一个意思。我们当然还可以加上一句,就是理性的批导,要理性的批导。但是这个理性,它是一个什么理性呢?它应该是一个具体理性,回到具体历史的一个环境,这个文本的具体历史环境,然后我们来进行真正的有效的批评。不是不要批评,儒家也不是怕批评,不是不要批评,中国文化已经被批了多少年了,没关系。只是说,西方人从西方的文化源头,开发出他们的源头活水,进行创造性的转换,我们为什么不能?我们也可以来不断地转换这些传统,比方说我们这个亲属容隐制度,我们亲亲互隐这个理念,这个理念历来被转化成了制度,这个制度又被法家这样一个效率主义者要把它推翻,然后在不断往复的这样一个过程之中,儒家所代表的小民的这样一个利益,最后还是被法律化、制度化了。

主持人:因为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文革的例子。实际上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文化大革命中间,那么多的非正常死亡,尤其是自杀。很多的一些干部,知识分子,所谓包括黑帮,其实真正对他们肉体的折磨,不能摧毁他们的生存意志,往往是

郭:亲情。

主持人:造反派或者是专政机关,把他的妻子,把他儿子,把他的女儿的一个检举揭发的东西,往他跟前一摆,完全崩溃,然后就自杀了。

郭:根据没有了,是吧。他觉得已经没有指望了。

主持人:对。

郭:家庭呢,它是一个港湾,是最后的一个栖息地,所以人性,它在这个里面,它是慢慢养育出来的。如果家庭的温情已经不在,那我们怎么来建构这个和谐社会呢?不可能。

主持人:对,所以啊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定建立在一个和谐的亲情关系之上,所以不要把这种温馨的亲人之间的关系,用一种公权力,把它逼到一种残酷无情的一个地步上头去。

郭:对,不能工具化,不能功利化。

主持人:不能功利化。好。现在如果在座的同学有什么疑问,要向郭教授提的,现在正好是机会,可以举手。

提问1:郭老师,您好。我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刚才听了您的讲座,很受启发,但是也有一个疑问。就是刚才两位老师都提到了一个观念,叫做大义灭亲。因为这个观念,是在《左传》的隐公四年,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卫国的大夫石碏,为了这个国家的利益或者为了君臣大义,而设计诛杀了自己的儿子。那么《左传》对他的评价就是大义灭亲,而且《左传》说,这个石碏是一个纯臣,这个纯就是纯粹的纯。那么对大义灭亲这个观念,应该是一个正面的评价。我想请教郭教授,对于这么一个观念,你有什么看法?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容隐制,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它是不是有一个适应的范围,假如说你的亲属所犯的罪行,严重地危害了公共安全,或者说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么这种情况下,作为亲属,你是不是还要为他隐瞒这个事情?谢谢。

郭:挺好,两个问题。我想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就是说中国、儒家也有大义灭亲的传统,我刚刚其实也讲到《左传》昭公十八年的那个例子,即叔向多次揭发其弟叔鱼,孔子赞扬叔向不隐于亲,是古之遗直。还有关于周代的,周公处理管蔡之乱,这样一个例子。这大概都属于这个范畴。我的意思是这样,孔子所提倡的无讼,最好是调解。

主持人:调解。

郭:对,调解的主要范围还是民事,一般不是刑事,是民事,民事纠纷。另外调解的是家庭等这样一些私领域,是以恩为制的领域,这样一部分。社会的民间的家庭的亲情这一块,在这个范围内,我们不要去提倡什么大义灭亲。那么另一方面,儒家其实在公共事务上,你是官员,掌有公权力,这是以义为制的。亲亲互隐当然它是有范围的。刚才我们讲到汉人、唐人的一些注疏,都说得很清楚。什么不在其范围之内呢?现在的这个国家公共安全,国家安全,国家公共安全,不在这个范围之内,恐怖分子要搞破坏,当然不在这个隐的范围内,西方也是,也不在这个范围内。但是不能把什么都说为是国家安全。我们说的是,在法律上恢复或者重建亲属容隐制度,并不是说这里面没有一个界限,它是有界限的。另外大义灭亲,回过头来谈你的第一个问题,大义灭亲,最好还是不要提倡。我们有现代的法律,这个不要去盲目地提倡大义灭亲,这里面会带来一些伤害。谢谢。

主持人:下一位同学。

提问2:郭老师,您好,我是法学院的学生。

郭:哦,你是专家。

提问2:不是,就刚才听你的讲座,觉得很受启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过分地强调这个隐的话,会不会导致一种恶化的问题。就是说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因为隐,包庇这样的东西,那就可能会导致他犯更大的错误。那假如我在他小错的时候,我可能就举报检举出来了,然后可能会及时治理改正过来了,可能会是个好的东西,而这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大义,或者说是大善呢,或者是对人性的更大的一种关怀呢?谢谢。

郭:你问的问题很好,就是过去所谓“不责善”,儒家讲责善伤害了恩情,它也是有范围的,有范围的。我刚刚说到了,儒家既然要讲仁义礼智信,五常是一全套,它不只是一个方面,不只是讲恩亲。其实在很多方面,对亲人劝谏,孔子讲到劝谏你的父母,你不要恶言恶语,要和颜悦色,也不要违礼。孔子讲孝说勿违,是不要违背礼。礼这个东西,就有很多规范、尺度,是节制。所以,容隐也是有它的范围的。那么如果在小事情上,刚刚你说的,在小事情的时候,家里的亲人要批评,劝谏,及时地去化解,甚至是送他去投案自首,这样的事情都是有的,都是鼓励的。不是说我们一讲到亲亲容隐,就说这个隐没有限度了,不是这样的。我也是不主张这个人情的滥用,这带来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问题,也成为一种公害,我们今天的一些贪官污吏,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个确实是两回事。我今天讲的这个亲亲互隐的问题和恢复容隐制的问题,不是主张滥用人情,裙带关系,任人唯亲等社会的这些负面的东西,来干扰我们的健康的法治社会建设,这是另外的问题;而是说健康的法治社会,它一定要有文化土壤,它要有文化认同、伦理共识,它要大的社会空间,它要有民间力量,它要有公民的隐私权、容隐权和拒证权,这是一个现代社会的需要。我相信,这样一个健康的社会建设目标的达成,它是与调动我们的传统资源,学习西方,融合起来的一个东西。我只是通过这个例子来谈传统文化的转化,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

主持人:在强调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并依法治国的年代,重提儒家的亲亲互隐,是为了换回一个人类社会法律本应该有的人性关怀,它让我们从文化的角度来为解读法律提供了新的思想空间,同时对于建构和谐社会这样一个理念,也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思路。法治社会当然应该是一个更加人性化的社会,这是毫无疑问的。

好了,我们再次感谢郭齐勇教授今天精彩的演讲。同时也感谢今天在座的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下一期《世纪大讲堂》,我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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