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各种历史性契机都潜伏存在。在政治方面,如果大陆处理好与台湾的关系,台海关系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中国的团圆和统一将是震惊世界性的大事,中国的形象、地位和国力将得到重大的改观。关于这一点,有多少善良的人们都在关注,下面我们发出新加坡《联合早报》上的一篇文章,以点明主题。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面形势又不容乐观。国际投机势力从来没有让中国安静过。树欲静而风不止。国际热钱越来越多地涌入中国,给中国未来的经济平稳运行埋下了极大的隐患。喜与忧并存,惊与险并存!尽管2008年是个多事之秋,但机会与风险并存,祸与福相依。关键看中国领导人如何把握好这些机遇,处理好各种险情。总之,考验中国的时候到了。站起来的可能是中国,趴下去的也可能是中国。中国人民要掌握好自己的命运。历史的机遇千载难逢!]

如何弥合国共内战导致的国家分裂?

警惕万亿热钱做空中国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6月4日

目录

高希均:《两岸关系若快速推动和解 胡马有望获诺贝尔和平奖》

章东生:《如何弥合国共内战导致的国家分裂?》

蒋经国:《斯大林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割走外蒙古》

 陈孔立:《台湾民众政治心理与国家认同》

彭培根:《建设部将联合国的〈隔震设计规程〉搁置了八年》

张明:《当前热钱流入中国的规模与渠道》

张媛媛:《热钱流入再度活跃 外管局力堵港资回流》

搜房网:《深圳银行房贷坏账或超千亿 巨大次贷危机浮现》

维民:《中国工业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件大事》

程炼:《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 》

王有斌:《论货币政策》

王天宝:《如何定义和评价民间知识分子?》

严飞:《捐款减税的香港启示》

易富贤:《盲目崇拜精英学术权威的危害 》

罗格•比哈姆:《印度板块寻找“靠山”将引发地震》

陶短房:《日本开发非洲,抑或非洲开发日本?》

 安替:《全球化视角下的软实力和外宣》

田南雁:《从军事角度看中国512大救援》

王晋燕:《“颜色革命”产业化》

 王晋燕:《神秘谋士助普京,瓦解“颜色革命”阴谋》

金生叹:《祭汶川大地震死难同胞文 》

胡星斗:《我力争做“中派主义者”》

胡星斗:《谨防爱国主义变成害国主义》

耿庆国:《越是大地震越容易预测》

胡星斗:《地震局为何沉默不语?

梁立俊:《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错过了什么?》

康新贵:《多难兴邦:让救济成为福利制度》

徐景安:《对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的建议》

杨芳洲:《内外勾结的“中日友好”对谁有利?》

救灾工兵:《台湾军队是这样地震救灾的》

申华锋:《论实体的核心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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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若快速推动和解 胡马有望获诺贝尔和平奖

----访高希均教授

李气虹

2008-05-30

《联合早报》

  台湾天下远见文化事业群创办人高希均教授认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台湾总统马英九都认同搁置争议往前看,两岸关系正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在改善。他预测,胡锦涛和马英九如果继续照此速度推动两岸政治和解,到2011年中华民国成立100周年的历史时机,都有机会同获诺贝尔和平奖。

  高希均教授昨晚是在本地进行一场公开演讲前接受本报专访时,作出以上的预测。这位台湾著名经济学和教育学者,曾担任台湾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台湾行政院顾问及经济部顾问。他首先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家公司,最好的人才是在创造新机会,不是解决旧问题。”

  在他看来,胡锦涛访问日本,中日关系的旧问题并没有解决,但胡决定搁置争议让两国突破外交僵局;同样,虽然台湾方面过去提出两个中国、两国论或一边一国,现任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赖幸媛过去(台联)的政党背景,但北京决定搁置争议让海峡两岸积极向前看。

  “我觉得胡锦涛先生这一点(搁置争议),对中国贡献最大。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马英九上台的第三年,是中华民国建国(1911年)的100周年。如果他(马英九)和胡锦涛以这样的速度促成两岸和解,两个人应当可以在那年一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那将是中国人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一刻!”

  本月20日,马英九在其就任台湾总统的演讲中表示,在他任内将会庆祝中华民国100周年。这一点,正是高希均向他提出的建议。高希均说,关键在于两岸如果能够在一年半以后签订和平协定,确保五十年内不会发生战争,搁置争议。然后,双方在文化、学术、艺术、投资等方面进行密切交流,“那将是不得了的成就,(胡锦涛和马英九)一定能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他注意到,胡锦涛最近谈到台湾,不用“中国人民”、“台湾人民”,而是用“大陆同胞”、“台湾同胞”这样客气、平等的称呼。“强国就应该这样,不能霸气。对小小的台湾,要容忍、要鼓励,要爱护。胡锦涛这样做,非常了不起。”

  高希均也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荣誉教授、美国百人会会员,三十多年来坚持传播进步观念。他相信,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不是革命的狂热,也不是自私的冷静,更不是自卑的自大与崇洋抄袭,而是提出适合实情的现代观念,使其推广与实践。

 

 

发件人:<zhangdong19721010@126.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05 00:40:4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Re:回复:回信

如何弥合国共内战导致的国家分裂?

----马英九上台:台海两岸统一的新希望

章东生

    马英九先生说:“在一个新生的民主国家,尊宪与行宪比修宪更重要”。反思一百年来中国所走过的路,我认为一百年来中国切切没有尊行这句话。据袁伟时先生考证,民国初建,南北达成议和,孙中山先生交出政权,孙中山先生的高风亮节令中国人敬佩不以,不知为何本来议和条款中国实行总统制,可第二年国民党赢得立法院大选,国民党却要实行总理内阁制,欲图架空袁世凯总统大权,袁世凯性急指使人暗刹了当时国民党实际执行人宋教仁,此乃第一次不尊行刚刚达成的宪法意义的议和。

    在宋教仁遭暗刹,立法部门启动了调察程序,上海地方法院传票赵鸿钧总理,100年后的今天大陆连梦都不敢想象,司法部门会有如此大的独立性,我们只能看着台湾在走着这条路。当时国民党如果尊宪,以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不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袁世凯段不能把民主国民党人士赶走,一人独揽大权。缺少了制衡的民主也就成全了独裁者,袁世凯走上了改变中华民国国体的事,弃共和走君主制。

    从此中国的民主之梦就在政治旋涡中打转,后来的国共两党内斗,最终导致了一个大国的内部分裂,而这一分裂已造成中华民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切肤之痛。假如没有国共内战,假如中国承继了清朝的包括蒙古在内的国家版图,那么今天的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国?

历史的反思

    马先生所说的宪法就是1946年国共谈判时各政治势力共同制订的中华民国宪法,参加1946年宪法的的制定有国民党8人,共产党员7人,民主人士5人,宪法是由张君励先生所主笔。从制定宪法的阵容来看包含了中国当时各派政治势力应该来说是全国人民的共识,并为各党派所背书。从宪法的内容来看“中华民国”实行总统制,辅以孙中山先生的四权五制内容,总统每届任期6年,只能连任两届。

    按宪法规定内容,当时最大的政治人物蒋介石有极大可能当选和连任,但他最多也就干12年,12年以后而国民党内是否有继任此重任的才能者,有但也不多,要知道国民党是派系繁多的政党,实际上很难协调。

    最大的在野党就是共产党的毛泽东,共产党可是团结如一人,而共产党极欲抓住政权,我想共产党内会公推毛泽东出线。由于看到这种情况自由阵营的领军人物胡适呼吁毛泽东放下军事手段做中国的“华盛顿”。1948年国民党兵败时美国欲图用胡适代替蒋介石可知胡适的号召是有很大的能量。

    按宪法自由选举,蒋介石有二大弱点,第一点蒋介石主政近20年,知识界是普遍的换人做的想法。不然胡适不可能公开呼吁,民盟的领导人黄炎培问“国家怎么样跨出治乱循环”,毛泽东高调应到“我们找到了,就是民主”。黄炎培听到毛泽东的一番民主高论,佩服的五体投地,一心追随。同样后来国民党失败除对1946年宪法有深刻认识和认同的人如胡适,张君励出走外,一大批民主人士留下来支持毛泽东可见毛泽东的支持率蛮高的。

    第二就是蒋介石是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的代言人,这个阶级虽然有钱但人数不多,那有毛泽东的农民和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的代言人人多,农民拥有人头数量,知识分子拥有话语权,只要按人头选票计算蒋介石怎能敌过他。在政治战略上国民党没有实行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理想,毛泽东在《新民主义论》中把自己打扮成孙中山先生的继承人,派系重多的国民党也委难找到攻击的把柄。

    1946年国,共两党已经在开始小规模军事冲突,辅以宣传攻击,两党失去了互信。在一个竞争的两党制下互相攻击是正常不过的是。享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说所有实行了绿色革命的国家在政治上都走上了稳定道路,在1950—1960年代所有提出土地改革的政党都在选举中获胜,实行土地改革的政党稳住了政权。

    国共内战中共产党的主要口号还是土地革命,孙中山也是平均地权,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实行了土地改革稳住了政权。毛泽东们你们怎么不等等。等等的毛泽东们肯定能在选举中执政,而不会把一个自己刚刚参加制订的宪法又亲口污蔑成“伪宪法”。难道是国民党能在军事上消灭共产党吗?1936年共产党只剩下两万人马,国民党都无法消灭,何况10年后共产党以发展到100万人马。

    军事上国民党不能消灭共产党,那就是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中国或世界上不同的政治主张要为主义而战。

    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是美国的自由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加自由主义加中国古老的政治思想,是世界的一个独创。北洋军政府(现代政府与古代政府最大的不同是党派政治,而不是官僚政治)无法完成现代中国的转型,不认同《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只有以革命的手段来推行主义,为中国的长治久安而而规划,而不是以个人的私利来革命,事实证明完全反对这一宪法的民进党在这一宪法的框架下夺得执政权。

    共产党的主张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毛泽东创造的,只是跟着别人后面起哄哄,与其跟老外瞎起哄不如走自己人的路。后来的所谓毛主义是“农村包围城市战争”这充其量是军事主义不是政治主义,又或者是文化大革命,如果毛泽东当时就提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主张我想追随者早就吓跑了。

    处于弱势地位时,国共谈判互相争议的是先民主化还是先军队国家化,1949年国民党三大战役失败后中共处于强势时两党谈判,中共应该不会害怕什么了吧?可这时中共接受苏联的建议谈判前提是惩治43名战犯,这是什么谈判,这是要别人举手投降还要踩上一脚,谁会接受这一接果,直有反抗到底。1949年中国建设民主国家的希望再一次被苏联人所破坏。

    中共革命成功为共产主义世界在冷战中赢得了第一回合,成就了毛泽东的伟业但把中国推向了分裂使中国在100年的时间内都无法崛起。以马英九的政治智慧都说“在我这一生恐怕都看不到统一了”,两岸已经分裂快60年了,再加个30年就快100年。这句话招至大陆左派地缘派的一片讨罚。

    台湾是中国走向海洋的第一个出口,是美国遏制中国的第一道防线,两岸不统一,中国就永远长不大,世界领袖的地位就与中国绝缘。堂堂13亿人口,五千年的文化古国,960万平方公里,30年经济执续发展的大国“是可气,熟不可气”。

    我们能埋怨谁,埋怨美国,当初美国就是不赞成中国内战,内战一起势必造成美,苏各支持一方,中国有极大的可能分裂为此马歇尔在中国奔波三个月苦口婆心地劝说两党,谁人能听?奇怪的事中共接管政权时美国欲出卖蒋介石与中共建交 毛泽东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先生”把美国的好意一棍子赶走,1950年又与美国交战,如果换成你你会怎么做?

    一个冷战实际上是陆地地缘战略与海洋地缘战略的较量。地缘战略传统上把世界分为陆地地缘和海洋地缘两大板块。陆地地缘就是从“东欧经中亚到中国这一广大地区”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中亚,谁控制了中亚谁就控制了中国东北,新疆;西藏,谁控制了这些地区谁就控制了世界。古代成吉思汗从中亚大草原起家,东统一中国,南征服印度;伊朗,西到匈牙利建立了世界最大的帝国。

    陆地地缘战略的鼻祖麦金德先生就是提炼古代居住在这片草原上的部落历史战略。继承蒙古遗产的俄罗斯,苏联一直尊寻这一地缘战略而动,二战后苏联以经占领了东欧,东部一个缺口就是中国,如果两国再并肩作战那就ok了。

    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后说“东风压倒西风”,不错与苏联结盟的中国确实稳固了共产主义阵营,让苏联苟延长喘了40年。抗衡陆地地缘战略的就是海洋地缘战略,美国启用海权论的精髓从欧亚大陆的桥头堡围困苏联,两国第一战就是希腊,第二战就是朝鲜。第二阿留申群岛到南中国海形成一个岛链锁住东方,南边就是守住黑海海峡,西边稳住波罗的海出海口。

    冷战一开始苏联就逼蒋介石是占在那一方,蒋介石说占在美国一方。此言一出就大难临头,苏联一逼蒋介石承认蒙古独立实际是承认苏联占领,大体上实现不败的地缘战略;二以共产党牵制。

    郭沫若说“蒙古的独立,就是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下,一个新国家的诞生,给世界的和平民主阵营增加了一份力量。承认蒙古独立,对每个真正爱国的中国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只得欢呼的事。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独立,侮蔑人民的蒙古,侮蔑苏联,说:蒙古独立是中国领土的丧失。反动派这样说原也不足为怪,可怪的是,我们人民中有的人居然也有宗主国的情绪,似乎蒙古也非得划在中国版图上不可以似的,这实在是中了大汉族主义的毒。”一个蒙古150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就这样在苏联支持的全民投票下独立了。

    中共革命成功一边倒地倾向苏联,美国只有以海洋地缘战略来对抗陆地地缘战略,出兵台湾海峡,一个统一的伟大中国就这样在苏联的阴谋下生生分成三份。我们畅想一下,如果毛泽东尊从1946年宪法,按当时或以后行事,他肯定能选举上台,大陆,台湾,蒙古统一在一个国家下,后来苏联在冷战中战败,所有的中亚国家都独立了,苏联的东;中西伯利亚现在还是四个蒙古族的边疆行政区我们可以支持他们独立。东;中西伯利亚历史上这一地区就是中华各族人民的共同家园,中国完全可以建成从南中国海到北冰洋的这一广大地缘战略区,如此在东亚美国加上日本还是中国的对手吗?

    俄罗斯归还侵占中国150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中国再加两亿人口也不会愁粮食吧!东西伯利亚丰富的石油还有今天开始争夺的北冰洋中国都有一席之地吧?国共内战不仅让中国分裂近100年而且在地缘战略上恐怕打悼了中国崛起的条件,从衰弱中复苏的俄罗斯会紧紧抓住东;中西伯利亚,中国以经没有机会了。

    历史不能重来,只有面对现实才是大政治家的作为。在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核武器和洲际导弹能打到全球任何地方,任何启图占领中国的想法都不现实,此时对国家的最大挑战第一还是如何让国家善治,不分裂,如何处理好以经分裂的两岸和恐怕将要分裂的西藏和新疆是中国的头等大事。

    第二科技革命的扁平化,通过网络你可以和世界任何地方联系,通过网络你可以最快地学到新知识,如何利用新的科技掊职国力是中国第二个挑战。〈世界是平的〉作者弗里德曼回答记者中国与美国的科技差距是多少,“他说只差三个月”因为通过网络最新的知识三个月后中国马上就可以撑握关键是创造。

    台湾是少数几个能跟上现代新科技潮流的地区和国家,施振荣说“台湾停摆,世界电信业停摆”,世界害怕大陆的人力加上台湾的创新。两件事一是民主,一是发展两件都离不开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起门来不能发展,关起门来也不能建设民主,民主必须有开放的心态,有包容世界的胸怀才能建设,前苏联对世界持敌意,中国毛时代对世界持敌意,不仅民主无法建设,反而走上彻头彻尾的反民主。

    马英九说“我深信,以世界之大、中华民族智慧之高,台湾与大陆一定可以找到和平共荣之道”。只要我们化戾气为祥和,化敌意为友情,化零和为双赢,中华民族完全可以统一,各族人民完全可以为拥有同一个家园而自豪。

    马英九一脸凝重地跨进法院中,许多人为他掬一杯同情之泪,说他完了,同时为民进党不惜一切手段打击对手而愤愤不平,2004年连战们的抗议是他压下的,2006年红衫军的街头政治又是他帮助平息的,如果他和民进党一样耍手段民进党还有今天这样高高在上吗?

    我当时和一个台湾的学者在一起谈起此事,连他都怀疑马英九是不是一个搞政治的料,搞政治就是耍手段,象他那么老实不被别人玩死才怪。我和他的观点不同,如果搞政治都耍手段那正义何在,政治简单点就是正义的竞争,没有正义支撑的政治是不会长久的,手段可以成就一时但成就不了永久。我们给马先生一点时间也给台湾人民一点时间,我们相信理性的人是大多数,正义的人是大多数,3.22大选民进党的人身攻击,族群分裂的的评语没有起着用,正义;理性终究战胜了手段。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03 22:29:04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斯大林在二战中依仗苏联的军事实力分裂中国领土威逼外蒙古独立

斯大林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割走外蒙古

蒋经国

    核心提示: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本文系蒋经国对1945年夏随宋子文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回忆。

    1945年2月,美国因为要苏联参战,提早结束对日战争,罗斯福总统与斯大林订了《雅尔塔协定》。我们当时为着要打退压境的强敌——日本,只好委曲求全,根据《雅尔塔协定》,和苏联政府谈判,签订了中苏条约。

    1945年,美国还没有把《雅尔塔协定》公布以前,我们政府已经派员到莫斯科去进行中苏谈判,我也参加。这次的交涉,是由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先生领导的。

    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起初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止下流,随后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着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塔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父亲(指蒋介石)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及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斯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私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

    当见到斯大林时,他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几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他当时态度非常倨傲,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他干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25年,我们再加5年,则30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立刻批评我的话说:“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我就追问他说:“为什么呢?”他答道:“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个民族,更不会消灭。”我又问他:“德国投降了,你占领了一部分,是不是德国还会起来?”他说:“当然也要起来的。”我又接着说:“日本即使会起来,也不会这样快,这几年的时间你可以不必防备日本。”他说:“快也好,慢也好,终究还是会起来的,倘使将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5年以后就会起来。”我说:“给美国人管,5年就会起来,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他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5年。”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接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谈话一直继续下去,斯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这的确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们,还是害怕我们强大起来,因此,只顾目的,不择手段,千方百计来压迫、分化和离间我们。

    接下去,他又说:“你说,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

    这个力量是谁?他先故意不说。我就反问他:“是不是美国?”他回答说:“当然!”我心里暗想,美国人订下了《雅尔塔协定》,给他这许多便宜和好处,而在斯大林眼中,还忘不了美国是他的敌人!

    最后,经过许多次的谈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终于签订了。不过,父亲当时对于签订这个条约,有个原则上的指示:“外蒙古允许‘独立’,但一定要注明,必要经过公民投票,并且要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来投票。”这原则,斯大林总算是同意了。

    我还记得,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苏方代表又节外生枝。他的外交部远东司的主管同我商量,要求在条约上附一张地图,并在旅顺港沿海一带区域,画了一条黑线,大概离港口有20海里的距离,在这线内,要归旅顺港管辖。照国际法的观点,公海范围是有一定的规定,就是离开陆地有一定的距离,俄方此一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这一问题,争执了半天,从下午四点半到晚上两点钟,还没有解决。我很不耐烦地说:“你要画线,你画你的,我是不能画的。”他说:“不画这个线,条约就订不成!”我说:“订不成,我不能负责,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力。”他说:“我是有根据的。”我说:“你有什么根据?”他拿出一张地图,就是沙皇时代俄国租借旅顺的旧图,在这张地图的上面是画了一条黑线的,并且指着说:“根据这张图,所以我要画这一条线。”

    我觉得非常滑稽,因此讥讽他们说:“这是你们沙皇时代的东西,你们不是早已宣布,把沙皇时代所有一切条约都废止了吗?一切权利都全部放弃了吗?你现在还要拿出这个古董来,不是等于还承认为你们所打倒的沙皇政府吗?”他有点着急说:“你不能侮辱我们的苏联政府!”我说:“你为什么要根据这个东西来谈判呢?不是等于告诉全世界说:你们还是同沙皇政府一样吗?”他说:“你不要吵闹,你的火气太大。”我说:“你要订约可以,但无论如何这一条线是不能画下的!”

    经过一番力争之后,这一张地图,虽附上去了,可是那一条线始终没有画出。由这件事看来,我们完全了解,斯大林原来就是沙皇的再世。

    (摘自《蒋经国自述》 团结出版社,2008。6。3。《联合早报》网)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31 13:35:5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理性地客观面对两岸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促成国共两党在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基础上推动统一进程和发展,这两篇文章有助于对国共两党的和谈作出最新的一些理解,  

台湾民众政治心理与国家认同

厦门大学 陈孔立

   政治心理是政治文化的表层,感性的那部分,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缺乏理性指导的心理现象。政治心理没有完整的体系,但又是最复杂的隐态文化,它是相对稳定而不易变动的,因此,政治心理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

   不同的政治制度必然形成不同的政治心理,其变化也必然带来政治心理的变化,思想文化环境对政治心理亦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大陆同胞和台湾同胞生活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环境下,导致了截然不同的政治心理。在这个方面两岸的差异是很大的,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个差异,就无法了解台湾民众真正想法和心态。要了解哪些政治心理因素影响到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态度,对大陆的态度,了解哪些是他们容易去接受的,才能实现“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目标。不然,就有可能由于导致台湾人民反感的不恰当言语和行动的不断出现,而导致两岸隔阂与矛盾不断加深。本文将从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动机、政治态度四个方面,结合台湾民众的具体心理进行分析。

一 政治认知:

   所谓“政治认知”是人们对各种政治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在这过程中形成政治认同意识,确定“自我”与“非我”的界限,并形成政治归属感。两岸人民生活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 因此首先两者的政治认知就是不同的。台湾民众认同其现有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这是其政治心理的基础和前提。在两岸关系上,台湾民众的政治认知集中体现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主要有两种:一是认同中华民国,二是认同台湾共和国。包括统派在内,基本没有人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

   1、认同中华民国,其理由有:中华民国自成立以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是台湾大部分人与生俱来的国家认同感所在。从小他们在填写国籍,身份证、护照、驾照这些材料都是写的中华民国。台湾戡乱体制终结即放弃反攻大陆,意味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大陆的合法政权,但其并不代表台湾。 中华民国的存在,有助于抑制台独。

   认同中华民国的主要是泛蓝民众以及包括部分泛绿民众。他们之所以认同中华民国,是因为他们无法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们认为,“中国人”可以有三种解释: 一群拥有共同文化、历史、血缘要素的人;一群拥有“中华民国”国籍的人;一群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 而他们不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因而只能认同中华民国。你可以说台湾人不愿意当现阶段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却不能说所有台湾人都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事实上,大部分成年台湾人在他们人生的不同阶段都曾经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对于台湾同胞来说,他们的政治认同对象和归属感就是中华民国,以此作为国家符号,并为此自豪。我们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爱国的表现,他们认同中华民国也是他们爱国的表现。认同中华民国,就不会割断与祖国大陆相连的脐带,比认同台湾共和国要好,因此,对于认同中华民国的台湾人,不应该当作“台独分子”来批判,否则就会“打击一大片”。

   我们的网友也不应该去攻击台湾同胞热爱中华民国的行为或者逼迫对方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不该嘲笑“中华民国在国际上没有人承认”“你们没有祖国”,那样的做法只会造成更多台湾同胞对大陆的反感,转而支持台独。

   2、认同“台湾共和国”,其理由有:中华民国早已不存在。首先国际社会并不承认,国际公认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指出,中华民国已经于1949年灭亡。台湾从来没有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二战后的旧金山条约只说明日本放弃台湾的主权,没有把主权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96年台湾总统直选后,台湾即已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过去的老中华民国已经无法代表台湾,应该予以“正名”。中华民国已经不可能重返联合国,只有以台湾共和国名义才可能取得国际同情,达到加入联合国的目的。他们强调只有确立台湾认同,才能确实建构一个“正常的”国家。台湾与中国和平共处。台湾不需要去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因此原中华民国宪法、国号应该予以废除,这样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互不侵犯,和平共处,相互尊重,共同繁荣。

   在民进党政府的一再鼓吹下,岛内持此类国家认同的人不少,但并非都是顽固台独分子,应该予以区别对待,针对观念模糊不清的普通民众给予澄清。

   3、不能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其理由有两种: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但强调中华民国也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过去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现在世界公认一个中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故台湾人(中华民国公民)无权自称中国人,因为他们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但不代表台湾。台湾与中国互不隶属。

   总之,台湾民众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只可能认同中华民国或者台湾共和国,这是业已形成的政治认知,也是他们难以改变的政治心理。由于国家认同涉及国家主权,大陆方面很难让步,同时台湾民众又十分在意这个问题。“泛蓝”民众认为大陆不认同中华民国的存在,使得他们无法面对绿营和台独的攻击;泛绿则认为大陆伤害了台湾主权,矮化台湾,因此对大陆抱有敌意。这将是未来处理两岸关系的一个关键症结。

二 政治情感

   政治情感是人民对政治生活各个方面产生的好恶、爱憎、亲疏、信疑等内心体验和感受。台湾民众对过去国民党威权统治感到不满,对现有政治制度表示满意,因此其习惯以现有政治制度作为区分亲疏、好恶的标准,来衡量大陆的制度,产生如下的政治情感。

   1、恐共,仇共。国民党长期的反共教育使得在岛内反共思想根深蒂固,“共产党是流氓土匪,要血洗台湾”等宣传。在泛蓝阵营,包括马英九等国民党人士的反共不反中立场很鲜明。新党也把反共和反独一起列入其党纲。在泛绿阵营亦同样。甚至有人认为反共宣传助长了台独的壮大。此外,大陆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文革也对岛内反共意识起到了强化作用。特别是台湾有亲人朋友在大陆政治运动中受害的民众,反共意识更是强烈。对当代大陆情况的不了解和不熟悉而产生的恐惧感也是原因之一。部分台湾民众尤其是没有到过大陆的台湾民众,出于对“共产政权”的恐惧而把大陆想象成“铁幕下没有民主自由人权的国家”。

   2、认同民主,反对专制。台湾由威权体制转型为民主政治,经过20年实践,多数民众认同现有的(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并且不能接受共产党一党专制体制。同时,台湾民众不愿意考虑到两岸各自政治发展道路的不同,坚持以他们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大陆的政治制度。 国民党强调两岸的制度与生活方式、价值观竞争,有人主张“一国良制”取代“一国两制”。马英九提出“自由,民主,均富”的标准。绿营则更是抓住所谓的两岸“最大矛盾”来攻击大陆没有民主和言论自由,军队没有国家化,宗教受限制等。

   台湾普通民众则比较担心统一会令他们失去已经拥有的各种自由。他们对大陆上新闻、网络管制等现象在情感上难以接受。 尽管台湾民主尚存不少问题,但台湾民众对大陆方面否定台湾民主进步成果则十分不满。他们认为台湾民主刚刚起步尚不成熟,目前的问题是发展中的必然考验。他们说,你们嘲笑立法委员在立法院的争斗,但他们是在为选民争取权益。大陆如果轻视台湾民主,则“加深了台湾民众对于大陆履行“一国两制”承诺诚意的疑虑。” 因此,要让台湾民众认同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主张,让两岸保留各自现有政治制度,首先要尊重台湾现有制度和台湾民众的选择。同时,也要说明大陆采取现有政治制度的理由,争取台湾民众尊重大陆现有制度,不强求一致。

三 政治动机

   政治动机是激励人们从事政治活动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内在动力。在两岸关系上,台湾民众的政治动机主要表现在:要求平等地位;要求保持现有民主权利;要求维持安逸生活的现状;国际空间。

   1、要求平等。台湾民众认为,不承认台湾(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损害其尊严,认为大陆人抱着“天朝心态”,“居高临下”,“以大压小”,对此表示强烈的抵触。 他们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态度也来源于此。每次听到我方否定中华民国的存在,都会令其感到失去了一个国民的身份和尊严,认为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每当听到 “炎黄子孙”“回归母亲怀抱”或者“数典忘祖”之类说法,会被解读成大陆以“老子”“母亲”自居,要把台湾矮化,“香港化”,是要台湾“投降”。每当两岸在国际场合交往中出现我方拒绝台湾方面的参与要求,或者要求拿掉民国“国旗”的做法,都会被台湾民众认为是“打压台湾”,并产生强烈的反感。

   2、要求保持现有民主权利。尽管我方提出一国两制,但台湾民众仍然担心统一后会受到中共管制,使自己“失去好不容易争得的民主和自由”,并且不想“失去与政府平起平坐的基本权利”。这些心理被绿营和台独人士利用加以夸大宣传,一般民众很难辨别其谬误。

   3、维持现状和现有生活。尽管台湾近年来经济势头受挫,但其人均GDP仍有一万多美元,台湾人对此感到骄傲并且满意,生怕被破坏。因此台湾民众在民调中支持“维持现状”“不统不独不武”占大多数。

   4、要求扩大国际空间,台湾民众认为仅有的20多个邦交国还不断被大陆挖走,使得台湾无法立足国际,没有国际空间,是由于大陆方面的“打压”。他们看到一些人口只有几万的小国能够成为国际组织成员而台湾却不能,因而感到屈辱。也因此马英九在竞选前后着重强调了台湾要尊严与国际空间的问题。

四 政治态度

   政治态度是政治认知。情感和动机组成的综合性的心理反应倾向,表现为肯定或否定,赞成或反对,这种倾向也决定了政治行为的选择。综合前述三个方面,台湾民众基本政治态度为: 认同台湾(或“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赞成西方民主制度,不认同大陆现有制度;要求平等、国际空间,反对大陆打压;反对把台湾视为地方政府,以大欺小;要求维持现状,不赞成尽快统一。除这些外,台湾民众关于两岸的政治态度还表现在以下两个重要问题上。

   1、和平与战争。求和平是台湾主流民意,不希望两岸发生战争,破坏当前生活。因此台湾民众强烈反对和反感任何战争言行,包括军事演习、官员学者或民众有关动武的言论,都会引起强烈反应。他们指出“飞弹是对台湾民众的恐吓和威胁”; “大陆以武力压迫,令人心寒”;“只要飞弹存在,一个中国就是梦想”;“大陆人说“宁可台湾不长草,誓死解放台湾岛”是没把台湾人当人看,是只要土地不要人民。” 因此,反分裂法提到的“非和平方式”也在岛内引来很多反感。

   由于担心大陆武力攻台,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敌意始终没有消减,包括统派民众也表示如果大陆真的动武,台湾人只好“抵抗侵略”“保家卫国”。 也因此,近年来大陆方面不断释放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善意,得到了岛内相当民众的认可,成为两岸当下的公约数之一。对于大陆同胞来说,在与台湾同胞的交流中,应当提倡善意互动,理性平和,不要以“武力威吓”内容的言辞,为台独分子“助威”。

   2、台湾的前途。台湾民众绝大部分认同“台湾前途要由台湾2300万人民来决定。”尽管此与中华民国宪法关于领土、主权的规定违背,但无论是蓝绿都肯定这一点并且一再强调,不然就会失去民众的支持而在选举中落败。当大陆方面说“台湾前途将由13亿大陆人民和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时,就认为这是“以大压小”。他们说,只要有13亿大陆人参加,台湾2300万人的意愿就会被完全否定。他们质问,“为什么台湾前途不能由住在台湾的人来决定,而要由不住在台湾的大陆人来决定?”

结语

   台湾民众在政治心理方面与我们存在很大差异。台湾民众对大陆的疑虑、担心甚至敌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岸不同的政治制度,也有是由于岛内政党反共教育或政治操弄所造成。但毫无疑问的是,随着两岸人民相互理解与善意互动的增加,随着大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台湾民众的政治心理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在台湾,青年一代虽然相对欠缺“中国人”意识,但同时也没有受到国共斗争和长期反共教育的影响,他们与共产党没有你死我活的对立情绪,不是天生就仇共的。他们没有上一代的“悲情意识”,因而不受蓝绿绑架,没有“本省外省”的区分,不受统独意识形态挟持。这些“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具备可能性和突破性”的青年一代在有机会亲身体验大陆政治生活或者得到更多关于大陆的真实信息后,对于大陆有更多客观的认识,包括对于大陆经济成就的深刻印象,对中国崛起与两岸关系有着更多务实思考。即使民进党的新世代也认为,“去中国化是毫无意义也做不到的,我们应该用健康的心态来看待两岸关系”。总之,抓住台湾年青一代政治心理建构形成时期,加强两岸青少年的互动,可以成为我们今后的一项重点。

   对台湾同胞由于特殊历史遭遇而形成的“悲情意识”,以及催生的“台湾认同”,我们应予理解和尊重。胡锦涛主席告诫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尊重、信赖台湾同胞”。要改变台湾同胞的政治心理,任何粗暴的言语与行动,显然都无济于事,只会火上浇油。

   台湾的历史与政治现实,造就了“台湾认同”;大陆的历史与政治现实,造就了大陆的“民族主义”,形成了以中国现代化为中心的民族振兴运动;两岸不同遭遇形成的不同意识,但这两种身份意识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应该互相尊重与包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台湾的一个振兴机遇。要设法让两岸同胞在共同发展的进程中形成新的共同记忆,造就新的认知。台湾和大陆的不幸,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再相互指责与对抗,我们都要走出过去,走出悲情,共同去创造我们新的未来,把握历史给予我们难得的机遇──去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去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

 

 

发件人:"彭培根" <marshallpeng@mail.tsinghua.edu.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04 21:21:24 +0800 优先级:紧急标题:Re: 为四川灾区捐款事 我公司随业主计划捐两百万拟重建一学校

   请我校校长顾秉林院士、书记陈希中央纪委委员转呈温家宝总理,报告主题: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基础隔震结构技术可将八级地震减少40%的能量;变成五级以下地震。

建设部将联合国的《隔震设计规程》搁置了八年

----弹劾建设部

清华大学建筑学教授 彭培根

2008年6月4日

尊敬的家宝总理赐鉴:

    您在灾区幸苦啦!向您致崇高和最诚挚的敬意!从台湾的中天电视的报导上,看到您作为真正的“人民的总理”和“平民的总理”的大量图片,令人真诚地感动和敬佩。我将电视画面拍了精选的30张照片,打印装订成册送呈。台湾电视的画面的编辑明显地比大陆的和凤凰卫视都好出很多。

    今天主要向您报告的是绝对与四川大地震有关的科技好消息。这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的建筑结构设计隔震高新技术:Foundation Isolator Structure System; 基础隔震结构体系。现在我附呈上2003年的有关这个技术的学术交流通知的复印件一份。请您审阅!从这个通知上,可以看出:

    1. 经广州大学周福霖教授的大力推荐,建设部早在2000年已制定了《隔震设计规程》,但是“规程”只是是推荐的法规; 八年了!如果全将这个“规程”改为“规范”(就是要强制执行的法规)。来强制执行,那这次大地震和以后任何地方的地震,都不会像这次汶川这么惨重!附上光盘一张其中有动画;我愿到您办公室演示报告。

    2. 2003年的通知上写道:“日本已建成3,000多栋建筑, 现在已有四万多栋(待核实)。

    3. 2003年的通知上写道:“大陆上已有600多栋…..”2008年大陆已有1,000多栋(根据台湾的数据;尚未证实)。但是,最荒谬的是,北京除了“地铁复八线的地铁站”外,在三里河的“七部委联合办公大楼”也是用联合国的隔震技术;由国家地震局所属抗震设计研究所设计(周院士指导);后来这么先进和重要的设计所居然被撤消! 人们要问:为什么八部委联合办公大楼(国家地震局也在里面);知道这是好东西,自己先建起来,而建设部在2000年已经制订的《隔震设计规程》为什么八年了还在原地踏步?!将来万一北京也不幸来一场大地震,就会有记者问两天前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其它的民房都倒了,只有你们这七部委大楼不倒?!”

    4. 还有写到:“有趣的是,台湾至今只有14栋”;现在台湾(包括正在施工的)已经有240多栋了。

   我是这方面非常努力和用心的专业工作人员,此时此刻,我有义务为目前的困境献计献策。我的建议很简单:恳求 总理可否指示有关部门,安排周福霖院士以及台湾早期研究隔震技术的有关专家林增吉等来北京,举办“全国电视地震抗震隔震高新技术讲座”。同时将原地踏步的《隔震设计规程》加以完善和立法,并最大力度地最快速度地强制执行。
仅此报告!

 学生 彭培根 敬上  20088年5月19日
 

    彭培根教授工作室 Tel: 6277-0305;6279-4631(秘书); 138012.51448(C);
    8844-8439(大地建筑); Fax: 6277-0132; Email:marshallpeng@tsinghua.edu.cn;

 附文:

把建筑像汽车一样放在避震器上

——专访著名建筑大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彭培根教授

本刊记者 彭哲晖

    专家简介 彭培根,加籍华人,曾获中国政府授予优秀外国专家的最高奖—“友谊奖”。现为北京清华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董事长兼总建筑师。清华大学评选国家级精品课已有三年,彭培根已教了22年的“理性建筑”课,是建筑学院四门被评为精品课之一,也是唯一用英语授课的课程。

    2008年5月28日,当本刊记者如约走进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彭培根教授的家,他早已将一份刚刚呈送给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文字材料摆放在会客桌上。在这份报告主题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基础隔震结构技术可将八级地震减少40%的能量;五级以下地震”的文件结尾,彭培根表示,“我是这方面非常努力和用心的专业工作人员,此时此刻,我有义务为目前的困境献计献策。我的建议很简单:恳求总理可否指示有关部门,安排周福霖院士以及台湾早期研究隔震技术的有关专家林增吉等来北京,举办‘全国电视地震抗震隔震高新技术讲座’。同时将原地踏步的《隔震设计规程》加以完善和立法,并最大力度地、最快速度地强制执行。”

《隔震设计规程》8年“原地踏步”

    彭培根告诉记者,文件中的周福霖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工程抗震研究专家,现任职为广州大学工程抗震研究中心主任。在周福霖院士等一批专家的大力推荐下,早在2000年,中国国家建设部(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已制定了《隔震设计规程》,但由于“规程”只是推荐性法规,8年过去了,“规程”仍然在“原地踏步”,并没有上升为“规范”。由于缺乏强制力,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只有1,000多栋(根据台湾的数据,未经中国政府官方证实)按照《隔震设计规程》进行减震隔震设计。而在北京这样的国际性城市,除了“地铁复八线的地铁站”外,仅在钓鱼台国宾馆南边新建的“七部委联合办公大楼”采用了隔震技术。据彭培根介绍,该建筑的减震隔震设计,正是在周福霖院士指导下,由中国国家地震局所属抗震设计研究所完成。只是令人不解的是,这么重要的机构在完成这项设计后不久,不知何故已被撤消。

“中国亟需推广隔震技术”

    在建筑界,彭培根素以坦诚直言及以理服人著称,同时,熟知他的人都觉得他做事有些特立独行。而这种精神与性格,使彭培根对许多新事物都热于接受,并富于首创精神。他又是湖南人,因此,由两位作家主动为彭培根正在撰写的有关他的书的名称就叫:“建筑界的彭大将军-彭培根”。2003年,当加拿大籍华人专家陈健志博士和台胞林增吉结构大师等将他与其他专家共同原创的联合国工业组织隔震高新技术——基础隔震结构体系介绍到中国,令他眼前一亮。近年来,彭培根一直关注这项技术在中国的推广与应用。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这项技术只在中国的广东、福建以及新疆等一些地区有所推广。对此,彭培根将主要责任归咎于有关政府部门的“惰政”。由于政府推广不力,当地震突然来临,许多措手不及的人们就在灾害之中无辜地倒下去了。

    彭培根介绍,目前减震防灾有两大思维取向,一是进行耐抗震设计,二是隔震设计。但前者依赖于设计的震区修正、结构系统、近断层效应和建材耐震性质等要素,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后者则通过在建筑物下方铺设橡胶垫等,使建筑物在地震发生时在橡胶垫上滑动,从而以柔克刚地减少地震对建筑物的震动。实验结果显示,采用这一技术可减少6至8倍的地震反应,而成本可能最多增加5%,是目前较为安全、适用、经济的工程抗震技术之一,也是减震防灾的治本之策。这种体系是将建筑物的柱子只做到地面层,然后每根柱底放在一个个的隔震圆形墩子上(见照片 A )。这种墩子直径在80公分到1.5米左右;后30-50公分。它是由一层钢板一层橡胶(都是3mm左右的厚度)构成的。

    “如果把建筑物全寿命及地震时建筑结构的破坏、内部财产的损失、人员伤亡以及建筑物损坏造成的停工停产所带来的损失加起来,该基础隔震体系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将十分巨大,是一种极具推广和应用的新技术。”彭培根呼吁说,亡羊补牢,悔之不晚。希望汶川地震的灾难能让中国政府和所有有识之士意识到,在天灾面前,我们并非无所作为。推广和应用减震隔震技术,把整栋建筑像汽车一样放在避震器上,也许,这是我们支援灾区,为灾区重建贡献心力的一条好路径。彭培根在1985年与Macklin Hancock, Karl Stevens 等中外专家创办的中国第一家合资建筑设计企业-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已经与业主赵枫等计划捐献两百万元人民币,拟在都江堰重建一所学校,就是一定要用这个联合国的地震隔震科技来做结构体系。

附文:

建筑结构高新隔震体系技术介绍及座谈会

(用此技术以后所有八级地震全都降到五级以下!)

2003年8月11日

    我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的副董事长林增吉结构大师,今天(8月11日)从台北到事务所开董事会,晚8点将举行上述座谈会,欢迎同仁们踊跃参加。明天在清華设计院(2:30)还有一场更正规的讲座。座谈主题: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建筑结构设计-改革重点:地震隔震新技术:Foundation Isolator Structure System;基础隔震结构体系。等于把整栋建筑像汽车一样放在避震器上。主讲人:(1)加籍華人专家陈健志博士。他是原创这个结构体系的最早的专家之一。(2)台北市土木技师(即大陆的工程师)公会(不是“工会”)的林增吉是理事长(大地总工)以及前任理事长詹添全博士。

    经廣州大学周福霖教授(院士)的大力推荐,建设部三年前已制定了《隔震设计规程》,“规程”是推荐的法规。这将是未来多地震地区的建筑/结构设计的趋势和必然规范。“规范”就是要强制执行的法规。用这种体系,用这种设计可以将地震的力度减少40%以上,以柔克刚也!结构成本只增加5%。因为这个科研成果是用来救人救建筑物的;所以他们不申请专利权。日本已建成3,000多栋建筑,其中有800多栋是陈博士做为技术指导设计的;66栋是他直接设计的。大陆上已有600多栋是由他们公司或周福霖院士设计的,绝大部份在廣东和福建;新疆已有100多栋。有趣的是,台湾至今只有14栋。

    他们这次来北京主要是北京地铁复八线的地铁站,来指导该1.2km线上两侧的建筑物、地铁站以及该站上的大厦的施工,这是北京首栋隔震结构,周福霖院士是主要设计人。如果要参加清華的讲座,请告诉我;以便统计人数。我在办公室,也可打电话告之(8844-8439; 138012.51448)。

     彭培根 董事长兼总建筑师 03/08/11

 

 

发件人:"rcif cass" <rcif.cass@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02 22:17:2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RCIF Working Paper No. 0811 - 当前热钱流入中国的规模与渠道 (张明)

当前热钱流入中国的规模与渠道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zhangyuxuan@gmail.com

Jun. 3, 2008

    摘要:从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以来,在中国A股市场迅速成长之际,流入中国的热钱规模显著上升。本文将热钱定义为在金融市场上投资获利的国际资本,获利方式包括套汇、套利和资产价格溢价。本文用多种方法计算了2005-2007年的热钱流入规模,计算结果显示,2005-2007年热钱流入规模分别为2282、2078与3851亿美元,三年热钱累计流入8211亿美元。热钱流入中国的渠道包括经常项目下的贸易、收益与经常转移;资本项目下的FDI、证券投资、贸易信贷与贷款,此外热钱还可以通过地下钱庄和境内外商业银行流入中国。最后,我们在附录一回顾了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现状,在附录二中探讨了热钱在2007年下半年以来间接做空中国A股市场的可能性。

    关键词:热钱 中国 规模测算 渠道 做空

一、热钱定义的拓展

    热钱(Hot Money)也被称为国际游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将热钱定义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资金持有者或者出于对货币预期贬值(升值)的投机心理,或者受国际利率差明显高于外汇风险的刺激,在国际间掀起大规模的短期资本流动,这类移动的短期资本通常被称为热钱(游资)”。在1980年代之前,大规模的国际热钱流动至少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1926-1928年,由于国际金融市场普遍预期法国法郎将会升值,因此法国就成为当时大批外国资金竞相涌入的目标;第二次发生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后几年,尤其是1973年第1季度,当时尼克松政府将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上,而联邦德国为了抑制通胀而不得不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利差的拉大导致热钱从美国流向联邦德国。1 从上述定义中可以看出关于热钱的两个传统特征:第一,热钱是短期资本流动;第二,热钱流入的原因是套汇或套利。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演进,关于热钱的定义也有望不断拓展,这突出表现在上述热钱的两个传统特征上。首先,如果国际资本在一个新兴市场国家有长期获利的可能性,因此停留在该国的时间超过一年,那么这种国际资本是否是热钱?例如,唐旭和梁猛(2007)认为,外商投资企业的未汇回投资收益、累计折旧和外债均具备投机资金的性质,但由于缺乏短期流动性,因此不能算作热钱,他们将这部分国际资本称之为“长线投机资金”;其次,套汇或套利可能并非热钱流入的主要原因,获得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市场上的资产价格溢价,可能才是热钱追逐的主要目标。如果热钱在2007年进入中国股市,那么将获得利差、人民币升值和资产价格溢价等三重收益,其中利差在3-5%左右,人民币升值收益约10%左右,而当年上证指数上涨了约94%。2 这说明2007年热钱流入中国的主要原因在于获得资本市场溢价。

    综上所述,我们将热钱定义为通过在一国金融市场上投机获利的国际资本,其投机期限可能超过一年以上,获利方式包括套汇、套利和资产价格溢价。

二、当前热钱流入中国的规模

    迄今为止,尚无被广泛接受的估算热钱流入规模的方法。以下我们将采用几种普遍使用的方法来估算2001年以来热钱流入中国的大致规模,并评价各种方法的优缺点。

1、用“错误与遗漏项”估算热钱流入规模

   估算热钱规模的最简单方法是看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项(Errors and Omission),如果该项为负,说明存在资本外逃,如果该项为正,说明存在热钱流入。误差与遗漏项也等于外汇储备变动额减去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之和。图1显示了用这种方法估算的热钱流入规模,2001年出现49亿美元的热钱流出(资本外逃),2002-2004年分别出现78、184与270亿美元的热钱流入,2005-2006年分别出现168与129亿美元的热钱流出。

图1 用错误与遗漏项估算的热钱流入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始升值,2005-2007年中国A股市场出现大牛市,从套汇和套取资产价格溢价的意义上而言,2005年和2006年热钱应该大规模涌入。这说明用错误与遗漏项来估算热钱规模的方法存在较大缺陷:其一,该方法假定通过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流入的资金中没有热钱,从而低估了热钱规模;其二,误差与遗漏项中可能存在真实的统计误差,直接将该项等同于热钱流入可能会高估热钱规模。总体而言,这种方法显著低估了热钱规模。

2、用“外汇储备增加额-贸易顺差-FDI”估算热钱流入规模

    估算热钱流入规模的最常用方式,是用外汇储备增加额减去贸易顺差与FDI。差额为正表示热钱流入,为负则表示热钱流出。图2显示了用这种方法估算的热钱流入规模,2001-2002年分别出现228和10亿美元的热钱流出;2003-2007年分别出现369、1141、470、5、1172亿美元的热钱流入。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第1季度流入中国的热钱达到851亿美元,增速令人侧目。

    同理,2006年是中国A股市场高速成长以及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一年,热钱应该大规模涌入,但按这种方法计算的2006年热钱流入规模仅为5亿美元。这说明用外汇储备增加额减去贸易顺差与FDI之和的估算方法也存在严重问题:其一,该方法假定除贸易外的其他经常项目,以及除FDI外的其他金融项目的资金流入全部是热钱,从而高估了热钱规模;其二,该方法假定贸易顺差和FDI中没有任何热钱,从而低估了热钱规模。

    对该方法的另外两点批评是:第一,外汇储备资产是由美元、欧元和日元等资产构成的,而外汇储备是以美元计价的。因此,外汇储备的增加额可能反映了欧元与日元对美元升值的收益,而非贸易顺差和FDI带来的资金流入(盛柳刚、赵洪岩,2007);第二,中国国内缺乏对FDI的统一数据,例如近年来商务部和外管局的FDI数据存在显著差异(图3)。FDI数据不准确将会导致热钱估算结果失真(张明,2008a)。

图2 用外汇储备增加额-贸易顺差-FDI估算的热钱流入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贸易顺差和实际利用FDI数据引自商务部,外汇储备增加额数据引自国家外汇管理局。

    

图3 商务部和外管局的FDI数据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

3、进行了汇率升值收益调整后的热钱规模估算

    针对外汇储备增加额可能由汇率升值收益导致的批评,我们对方法2中的热钱流入数据进行了汇率升值收益调整。相应思路如下,我们假定自2005年初以来,中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保持不变,即美元资产占70%,欧元资产占20%,日元资产占10%。我们用欧元资产某年年初的存量乘以该年内欧元相对于美元的升值幅度,即得到该年欧元资产的汇率升值收益。用每年外汇储备增加额减去同年内欧元资产以及日元资产的汇率升值收益,即得到调整后的外汇储备增加额,再用调整后的外汇储备增加额减去贸易顺差与FDI,即得到热钱的流入规模。

    图4显示了经过汇率升值收益调整后的热钱流入规模,2005年的汇率升值收益为负,因此热钱流入从原来的470亿美元上升到727亿美元;2006与2007年的汇率升值收益为正,热钱流入从原来的5亿与1172亿美元下降到-169亿(热钱流出)与825亿美元。2008年第1季度的汇率升值收益高达462亿美元,因此调整后的该季度热钱流入下降到388亿美元。

图4 经过汇率升值收益调整后的热钱流入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汇率数据来自中国银行。外汇储备增加额数据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贸易顺差与实际利用FDI数据来自商务部。

     注释:在计算每年欧元相对于美元的升值幅度时,采用了中国银行提供的1月1日欧元、美元对人民币基准汇价以及12月31日的上述数据,折算后求得。

4、贸易顺差中隐藏的热钱

    观察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数据(图2),不难发现一个重要趋势,即从2005年起,我国贸易顺差规模突然上升。2001年至2004年,中国贸易顺差分别为225、226、255和319亿美元;2005年至2007年,中国贸易顺差分别为1017、1776与2620亿美元。很难相信,在2004年至2005年间,中国出口部门的产业结构或劳动生产率会显著提升,或者外国需求出现显著增长。此外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7月人民币启动汇改进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开始明显升值。因此我们怀疑,自2005年以来我国贸易顺差大幅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热钱通过虚假贸易流入而推动的。

    李东平(2008)认为,只要出口部门产业结构未发生明显变化,那么2005年之后的真实出口额与真实进口额之比,应该与2004年之前大致保持相同水平。他同时假定,2004年之前基本没有虚假贸易。沿着上述思路,他的测算表明,2005年的虚假顺差在595-630亿美元之间;2006年的虚假顺差在1234-1307亿美元之间;2007年的虚假顺差在1940-2055亿美元之间;2005-2007年虚假顺差占名义顺差比率的中值分别为60%、72%和76%。虚假顺差的绝对规模和相对比率均令人吃惊。

    我们用另一种简单方法对2005-2007年的虚假贸易顺差进行了测算。假定2005-2007年各年的贸易顺差增长率等于2004年的贸易顺差增长率,即25%,那么高
于25%的贸易顺差增长额即为通过贸易渠道的热钱流入。考虑到以下因素,25%的年贸易顺差增长率是并不低的:其一,中国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为加工贸易,而2005-2007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保持稳定,外需并未大幅增加;其二,中国一般贸易行业具有劳动密集型与低附加值特征,产业结构和劳动生产率在2005-2007年间并未显著改善。

    图5显示了根据上述方法计算的通过贸易渠道流入的热钱规模,2005-2007年的真实贸易顺差分别为399、499和624亿美元,2005-2007年通过贸易渠道流入的热钱规模分别为617、1276和1996亿美元。这一结果位于李东平(2008)计算的虚假贸易区间内,虽然有失于简单,且可能高估了贸易渠道的热钱流入,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说明热钱流入趋势。

图5 通过贸易渠道流入的热钱规模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名义贸易顺差数据来自商务部。

     注释:各年真实贸易顺差数据等于2004年名义贸易顺差按照每年25%的增长率计算所得。

5、FDI中隐藏的热钱

    唐旭和梁猛(2007)认为,在不考虑外债情况下,通过外商投资企业的行为而积累的长线投机资金主要包括未汇回利润与折旧。每年长线投机资金的计算方法为:外资利润+FDI折旧额-收益汇出。由此计算的2003-2005年的长线投机资金分别为476、671与722亿美元。姚枝仲(2008)重点计算了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留存收益(未汇回利润),如果按照外商投资企业实收资本净利润率为19%来计算,则2004-2006年外资企业未被统计到的留存利润分别为523、639与758亿美元。

    我们用另一种简单方法估算了通过FDI渠道流入的热钱。假定每年的FDI存量等于上一年FDI存量加上本年FDI流入,再假定每年的FDI税后利润加折旧(净现金流入)等于FDI存量的20%。那么由每年FDI的净现金流入减去汇出利润,就等于每年FDI渠道中隐藏的热钱(包括未汇出利润和折旧)。

    图6显示了根据上述方法计算的FDI中隐藏的热钱规模。2005-2007年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净现金流入分别为1203、1342与1508亿美元,同期内汇出利润分别为265、372与478亿美元,则FDI中可能隐藏的热钱(未汇出利润与折旧)分别为938、971与1030亿美元。我们的计算结果明显高于唐旭和梁猛(2007)以及姚枝仲(2008)。

    由于这种方法假设FDI一旦投入中国后并未撤资,同时假设FDI的留存收益并不用于任何生产性用途,因此显然高估了FDI中隐藏的热钱。

图6 FDI中隐藏的热钱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每年实际利用FDI数据来自商务部,FDI收益汇出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平衡表。

6、通过外债渠道的热钱流入

    唐旭和梁猛(2007)认为,根据外管局的统计,贸易融资在外资企业总外债中占比很小,历年余额均不超过10亿美元。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的条件下,外资企业向母公司或国外金融机构以短期融资为主的借债行为,具有较强的投机性,因此也应将其纳入长期投机资金的计算范围。2003-2005年外资企业每年新增外债分别为105、175与150亿美元。 我们认同唐旭和梁猛(2007)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短期外债投机性较强的观点。但他们的数据中可能同时包含了外资金融机构与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债数据,而我们仅将外商投资企业的每年新增外债视为通过外债渠道的热钱流入。图7显示,2004-2006年通过外债渠道流入我国的热钱分别为67、59与103亿美元。

    图7 通过外债渠道的热钱流入 单位:亿美元 (略)

    资料来源:相关数据引自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外债简表中外商投资企业外资总额的净增加额。

7、总结

    我们在表1中加总了通过上述方法计算求得的热钱流入规模。由于用“外汇储备-贸易顺差-FDI”方法的前提是将除FDI之外的其他资本账户流入(包括贸易信贷和外债)都视为热钱,因此在加总时不能再纳入通过外债渠道流入的热钱。加总后的结果表明,2005-2007年流入中国的热钱分别为2282、2078和3851亿美元,三年热钱流入的累计规模为8211亿美元,约占2007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的54%。即使我们采用的方法存在系统性高估,但毕竟也反映了以下趋势,即自2005年以来,热钱流入的规模是惊人的,我国外汇储备存量的一半左右缺乏实体经济或真实交易的支撑。如果热钱集中外逃,规模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可能在旦夕之间显著缩水。

    需要指出,我们的计算方法没有考虑以下因素:央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货币掉期(徐以升,2007)、央行允许商业银行以外汇交存准备金、用特别国债与外汇储备资产进行置换而设立中投公司、汇金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外币注资等。之所以不考虑央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货币掉期,是因为货币掉期行为是短期的,用来估算1个月、1个季度甚至1年的外汇储备增加额可能有效,但它只不过调节了外汇储备增加额在一个较长时间维度内的分布而已,本身并不意味着外汇储备的最终增加或减少。之所以没有考虑商业银行以外汇交存准备金,注资2000亿美元设立中投公司,是由于央行在这些方面的信息披露并不充分,相关数据较难获得。如果2007年年底的外汇储备余额中已经扣除了中投公司的2000亿美元,那么我们估算的2007年热钱流入规模将会增加2000亿美元,达到5851亿美元。

表1 2005-2007年热钱流入规模的加总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计算。

 

三、当前热钱流入中国的渠道

    当前热钱进入中国的渠道,可以概括为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地下钱庄三大类。

1、经常项目下的热钱流入

    经常项目下的贸易、收益和经常转移都可能成为热钱流入的渠道。

    热钱通过货物或服务贸易进入中国的方式多种多样。例如,境内外贸企业既可以通过低报进口、高报出口的方式引入热钱;又可以通过预收货款或延迟付款等方式将资金截留在国内;还可以通过编制假合同来虚报贸易出口。目前,“买单出口”已经成为热钱通过贸易渠道流入中国的重要渠道。在国内已经出现了较大规模的买单出口市场,即由中介机构注册多家虚假外贸企业,获得外管局提供的出口收汇与进口付汇的核销单,然后出售给没有进出口权的企业与个人。外汇核销单的申领失控与倒卖,造成了大量的虚假贸易以及相应的热钱流入。

    将虚假贸易运用到极致的,或许是广东省社科院黎焕友教授对媒体披露的一个真实案例。一家境外公司与境内关联外贸公司签订一项外贸合同,约定外方提前三个月付款。三个月之后,中方以货物生产出现某些特殊原因为由,要求外方谅解并同意延迟三个月交货。再过三个月之后,中方又以原材料价格上涨为由,要求外方提高购买价格。在中外双方协商两个月后,双方同意以中方支付外方预付款10%为代价中止贸易合同。在上述虚假贸易纠纷中,双方利用国际贸易惯例,将境外资金合法引入境内并成功地滞留8个月,最终还将10%的投资收益免税汇出境外。3

    热钱也可以通过收益项下的职工报酬以及经常转移进入中国境内。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热钱借道捐赠流入。近年来,海外机构和个人对中国内地老少边穷地区的无偿捐助越来越多,然而这些无偿捐助本身可能伴随着附加条件。根据厦门大学张亦春教授的调查,部分海外捐助提出的要求可能是,承诺给某地无偿捐助3000万元,但是要求当地政府帮助境外机构从银行再汇兑3000万元。这种“有条件捐赠”的现象据说相当猖獗。4

2、资本项目下的热钱流入

    资本项目下的FDI、证券投资、贸易信贷和贷款等均可能成为热钱流入的渠道。 由于中国地方政府一直对FDI采取鼓励与吸引政策,FDI的外汇既可以在银行开立现汇保留,也可以通过银行卖出。这就便利了热钱以FDI名义流入,通过银行兑换成人民币之后,再借助某些方式投资于中国股票市场及房地产市场。 通过QFII渠道对中国资本市场进行证券投资,是外资进入中国A股市场的合法渠道。然而,通过购买具有QFII资格的海外金融机构未使用的投资额度,热钱也可通过该渠道流入中国。

    在我国现行制度下,并不要求外商投资企业的注册资本等于投资总额,不足部分可以用外债补足。这种模式被称为“投注差”模式。5 在这种模式下,外债逐渐成为热钱进入中国境内的便捷通道。目前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债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国外银行提供的贷款;二是国外出口商、国外企业和私人的贷款;三是在华外资银行的贷款。其中第二项是最重要的外债来源。目前中国大陆对国际商业贷款的指标控制不是十分有效,对国内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债也没有担保限制,因此热钱可以通过外债形式进入中国境内。

3、热钱通过地下钱庄或商业银行流入

    热钱通过地下钱庄进入中国的模式是,先将美元打入地下钱庄的境外账户,地下钱庄再将等值人民币扣除费用后,打入境外投资者的中国境内账户。地下钱庄的主要功能在于满足一些通过合法渠道无法进出中国国境的需要,例如洗钱和毒品交易引起的资金流动和大额换汇等。正是由于地下钱庄的“灰色”背景,使得一些国际著名机构在是否利用地下钱庄问题上持格外谨慎的态度。目前使用地下钱庄向境内注入资金的,以港台投资者居多。

    然而令人警惕的是,某些外资银行甚至内资银行,也开始提供类似于地下钱庄的服务。具体操作程序是,首先,境外投资者将一笔美元存入某外资银行的离岸账户;其次,该外资银行的中国大陆分行以上述美元存款为抵押,为境外投资者在中国国内的关联机构提供相应金额的人民币贷款。以上两笔关联操作由于隐藏在外资银行庞大的存贷款业务中,很难被甄别出来。而且,由于外资银行不承担任何信贷风险,还可以赚取稳定的存贷款利差,因此外资银行提供此类服务的热情很高。鉴于外资银行相对于地下钱庄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很多境外机构投资者开始选用此种渠道(张明,2008b)。

4、应对策略

    掌握了热钱流入中国的途径和渠道,有助于中国政府对症下药地出台更有力的资本管制措施来防范热钱的进一步流入。其一,为防止热钱通过贸易渠道的流入,外管局应加强与海关的合作与数据共享,以更准确地识别虚假贸易,用公平价格来判断是否存在转移定价的情况;同时,外管局应与商务部加强合作来应对“买单出口”现象;其二,地方政府和外管局应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未分配利润和对外负债的资金使用与流向的监管,防止热钱通过FDI渠道流入中国资本市场;其三,中国政府应加强对地下钱庄的打击,以及对提供类似地下钱庄服务的商业银行的审查与监管,降低热钱通过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之外渠道的流入;最后同时也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应努力维持资本市场的合理估值、加快人民币汇率向均衡水平的升值幅度、将人民币与美元利差保持在合理范围内,从而削弱热钱流入中国套利、套汇和套取资本溢价的动机。若非如此,仅凭资本项目管制一己之力,要将热钱完全封堵于国门之外,将成为外管局难以承受之重。须知对热钱的治理,堵为下策,疏为上策。

附录一:当前中国资本管制状况

    中国的资本项目其实已经相当开放了。早在1996年,人民币就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与商品和服务贸易、职工报酬、投资收益和经常转移相关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可以自由兑换并出入中国国境。这也是为什么近期大量热钱通过贸易渠道进入中国,以及以未汇出投资收益形式滞留在中国国内的原因。而资本项目的开放也一直在积极有序地推进,早在2004年5月外管局副局长马德伦的一次讲话中,在IMF划分的43个资本交易项目中,中国已经有大约50%的项目已基本不受管制或有较少限制,有40%左右的项目受较多管制,而大约10%左右的项目受严格管制。6 最近3年以来,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一直在持续。

    从国际收支表的结构来看,资本与金融项目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信贷与货币存款等。以下我们分项目概览一下当前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状况。从直接投资来看,中国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已经相当开放了。除发改委与商务部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年修订)》中禁止外商投资的行业(如稀土开采、航空业等)外,外资均可涉足。除该目录列出的限制外商投资的行业(如证券公司、电解铝等),外资还可以控股甚至独资经营。可以说,除了金融业外,中国政府能够对FDI开放的,基本上也都开放了。而金融业还一直是历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方的主攻方向。而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目前仍需经过商务部或其他相关部门的批准,只有国务院批准的战略性项目才能购汇。这说明在直接投资方面,中国的对内开放程度已经远超过对外开放程度。

    从证券投资来看,中国政府原则上禁止外国居民或机构对中国资本市场进行投资,以及禁止中国居民或机构对外国资本市场进行投资。然而,QFII和QDII制度为证券投资的双向流动各开了一个小口子。从2003年7月起,中国通过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逐渐放开了境外证券投资基金的流入。截至2008年4月,已有52家海外机构获准作为QFII进入中国证券市场,总体投资额度为102.95亿美元。而在2007年12月,国务院已经批准将QFII总体额度从100亿美元扩展至300亿美元。

    从2006年4月起,商业银行获准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从而正式启动了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机制。截至2007年9月底,QDII规模已经超过QFII。但近期受人民币对美元加速升值影响,QDII出现大面积亏损,民生银行旗下的一只QDII基金甚至被迫清盘。2007年8月,外管局宣布,天津滨海新区将首家试点个人直接投资境外证券市场,初期个人可在该地区通过中国银行和中银国际买卖香港证交所公开上市交易的证券品种,该业务被命名为“港股直通车”,且投资规模不受居民年度购汇总额限制。“港股直通车”甫一推出并引发如潮争议,最终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加剧了监管当局对于风险的担忧,而暂时被叫停。如果“港股直通车”成行,则中国居民的对外证券投资基本被放开,而热钱也多了一条可资利用的退出通道。 从信贷来看,外管局目前对于贸易信贷和外债的管制相对较为宽松。从货币存款来看,外管局对于中国居民的购汇和结汇限制正不断放松。2007年1月,外管局将境内个人年度购汇总额从以前的2万美元大幅提高至5万美元,同时对境内个人和境外个人结汇也实行年度总额管理,这有利于更好地满足居民用汇需求,实现藏汇于民的目标。有趣的是,由于近年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呈加速升值态势,藏汇于民的目标暂时没有实现。据估计,仅2007年中国居民结汇规模就超过千亿美元。

    综上所述,中国的资本项目已经相当开放。而在中国证券市场尚未健全、投资者的投资策略和风险意识仍有待加强、人民币汇率尚未完全市场化的前提下,适当的资本项目管制是中国政府防范金融危机的最后一道防火墙。放松资本管制既不能成为缓解国内流动性过剩的权宜之计,也不能成为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政策工具。资本项目完全自由化之时,只能等到中国金融体系改革彻底完成之日。

附录二:警惕热钱做空中国股市

    中国A股市场指数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4月半年时间里,下跌了大约40%。绝大多数投资者都把本轮A股市场下跌归咎于大小非解禁、上市公司巨额增发、红筹股回归等供给面因素,以及政府上调印花税等政策性因素。很少有人把本轮下跌与热钱炒作相联系,其中原因在于目前中国政府尚未向外资全面开放A股市场,只有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获准投资A股,而目前批准的QFII总额不过100亿美元。相对于2007年底中国A股市场32.7万亿人民币的总市值,或者7.6万亿人民币的流通市值,QFII的规模可谓微不足道。

    然而我们认为,热钱对中国A股市场的渗透已经远远超过了普通投资者的想象,出入中国A股市场的热钱规模远高于区区100亿美元。虽然A股市场尚未推出股指期货和做空机制,但是热钱可以利用两地上市企业的A股与H股的股价联动,间接做空中国股市。在07年10月至08年4月的A股市场暴跌中,热钱可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小幅、渐进、稳健的人民币升值策略,导致市场上出现了人民币将会持续升值的单边预期,从而吸引了大量热钱的流入。尤其是在2007年夏季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连续降低联邦基金利率,而中国政府为应对总需求过热和通货膨胀而连续加息,导致中美之间息差不断拉大。2007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10%。也就是说,即使热钱流入中国国境之后不进行任何投资,每年也能获得15%左右的无风险收益率。套汇、套利,以及通过在中国股票市场或房地产市场上投机牟利,成为热钱流入的三大因素。

    根据我们的估算,仅在2005年至2007年三年间,流入中国的热钱规模可能超过8200亿美元。规模如此巨大的热钱的很大一部分,自然会流入A股市场。 历次新兴市场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表明,热钱热衷于从做空股市中牟取惊人利润。于是有学者认为,由于中国A股市场尚未推出做空机制,因此热钱流入的结果只能是将中国股市推高,这对中国股市而言是有利的,因此没必要对热钱过度担忧。这种观点过于片面和天真,它极大地低估了热钱的牟利动机与操作策略。

    中国有很多国有企业同时在大陆A股市场与香港H股市场上市,而且A股与H股上市的股票份额相对于非流通股而言很小。由于两地上市股票的企业基本面是完全一致的,这就决定了同一企业的A股和H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价格联动。而热钱恰好可以利用H股市场的做空机制、以及A股与H股的价格联动,来间接做空中国A股市场。例如,热钱可以在中国A股市场上大量购入某两地上市蓝筹的股票,同时在香港H股市场上大量做空该蓝筹股。随后,热钱在A股市场上大量抛售该股票,这首先会引发该蓝筹A股股价下跌,其次很可能导致该蓝筹H股股价下跌(H股下跌幅度一般低于A股)。这种炒作的结果是,热钱在A股市场赔钱,但在H股市场赚钱。其中关键点在于,A股市场上尚未推出保证金制度,而H股市场上实施保证金制度,这就意味着热钱可以在H股市场上充分利用财务杠杆。而这将保证热钱的H股盈利远高于A股亏损,从而牟取暴利。

    我们对热钱上述炒作策略的分析并非空穴来风。数据显示,从07年10月以来,在香港H股市场上,与中石油相关的股票期货与衍生产品的卖盘,是H股中除中移动外交易量最大的。无独有偶,市场盛传,某外资机构(瑞银证券?)一直在A股市场上出售中石油股票,而该机构恰好是中石油A股发行的主承销商之一,手中握有大量中石油A股股票。如果把这两个看似独立的事件联系起来看,就不难判断,在香港做空中石油H股的与在大陆出售中石油A股的,很可能是同一机构。热钱间接做空中国股市并非一厢情愿的想象,而是血淋淋的事实。

注释:

1 引自《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二卷:E to J),Hot Money词条,第725页。

2 笔者根据2007年1月4日以及2007年12月28日的上证指数进行计算。

3 引自“热钱缘何热衷中国”,http://jjckb.xinhuanet.com/wzpd/2008-05/08/content_96068.htm。

4 引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国际热钱四大通道涌入中国”,http://biz.cn.yahoo.com/07-11-/41/ohdx.html。

5 1987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注册资本与投资比例的暂行规定》指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投资总额在300万美元以下的,其注册资本至少应占投资总额的70%;在300-1000万美元之间的,其注册资本至少应占投资总额的50%;在1000-3000万美元之间的,其注册资本至少应占投资总额的40%;大于3000万美元的,其注册资本至少应占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

6 引自 http://www.safe.gov.cn/model_safe/news/new_detail.jsp?ID=90000000000000000,457&id=3&type=4。

参考文献:

李东平(2008):“近年中国贸易顺差虚假程度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简析”,《国际经济评论》,5-6月,第3期。
盛柳刚、赵洪岩(2007):“外汇储备收益率、币种结构和热钱”,《经济学(季刊)》,第6卷第4期,7月。
唐旭、梁猛(2007):“中国贸易顺差中是否有热钱,有多少”,《金融研究》,第9期。
徐以升(2007):“600亿美元掉期重估热钱外流说”,《第一财经日报》,4月12日。
姚枝仲(2008):“中国急需加强对外资企业留存利润的监测”,Policy Brief No. 08003,中国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1月7日。
张明(2008a):“流入中国的热钱究竟有多少”,Policy Brief No. 08022,中国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4月17日。
张明(2008b):“境外私募股权基金是如何规避中国政府管制的”,《世界经济》,第3期。

    Abstract: Since the exchange rate regime reform of RMB in July 2005, during the bull market of Chinese A shares, the scale of hot money entering into China has surged.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scale of hot money entering into China from 2005 to 2007,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ot money flow reached 228, 208 and 385 billion USD in 2005, 2006, and 2007 respectively. The channels of hot money entering into China include the current account, the capital account and the underground institutions. Finally, we overview the opening process of Chinese capital account, and analyze the possibility of hot money shorting the Chinese A share market.

    Key words: hot money, China, scale calculations, channels, short



 

热钱流入再度活跃 外管局力堵港资回流

张媛媛

2008年05月31日

    海外热钱与监管层一直在进行着“魔”与“道”的较量。“现在每次从香港汇入内地或从内地汇到香港的金额不得超过5000美元。在通知下来之前是没有这项要求的。”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某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询问时透露。他所指的“通知”是指,近日深圳的多家银行收到国家外管局和银监会关于要求上报境外尤其是香港居民人民币和外汇存款数据,加强外汇存款的核查工作。

  “很大程度上‘热钱’是通过香港渠道进来的。”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认为,最近一段时期“热钱”流入速度加快,自然有人民币升值影响在内,但与境外市场的剧烈震荡也有重要联系。此前,据某财经媒体报道,目前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对中外资银行的中长期、短期外债进行新一年度的削减,并对进出口贸易的外汇管制条款进行更严格的细化。银行业人士认为,这是为了收缩信贷规模适应宏观调控的需要,也是为防止在人民币升值、股市不景气等背景下,热钱大幅跨境流动。

  热钱凶猛

  近来,海外热钱再次活跃。截至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17567亿美元,其中4月当月新增745亿美元,增幅刷新了今年1月新增616亿美元的单月纪录高位。事实上,早在监管层正式“下手”之前,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的一篇报告,早已将外资的流入“黑洞”暴露无疑。

  通过对国内外200家企业和境内外近60位高收入个人的调查,马骏认为在企业方面,热钱流入的最主要途径是企业的高报出口、低报进口和虚假直接投资;在个人方面,内地银行每人5万美元的换汇额度、香港银行允许每天兑换2万港元至人民币和每天向内地银行汇款8万人民币的安排,是热钱流入最主要的两个合法漏洞。

  他认为,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升值将带来重大风险。假如人民币从目前的汇率水平一次性升值15%,就进入了大多数投机者预期人民币升值已经见顶的区间。这时如果30%~40%的投机资金突然撤离,就可能导致人民币大幅波动和贬值的压力。

  “海外热钱通过转道香港市场流入内地的方式很隐秘也很猖獗。热钱流入的主要目的是短期套汇。”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国际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表示,仅通过套汇一项,热钱就可以获得3%~5%的收益。而另据官方研究机构人士透露,4月末,国务院召集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及国家外汇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就“热钱”问题及相关监管进行讨论研究,听取各部门意见,但未对“热钱”问题给出明确政策意见。

  地产收益变现

  除了坐享人民币升值收益外,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是海外热钱攫取回报的主要渠道。2007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约6.6%,而A股市场的上证指数也从不到3000点升至6000余点,翻了一番。今年一季度,即使股市暴跌35%左右,不可解释的资金流入也再次创下纪录,达到851亿美元。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估算,2006年年底和2007年年底,中国境内的热钱大约分别为4000亿美元和5000亿美元,到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底,有可能突破6500亿美元和8000亿美元。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认为,“热钱”可能更多地流入实体经济,特别是房地产开发领域。“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开始吃紧,但投资增速仍然很快,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另外,自去年年末开始,信贷收紧,加之国内利率水平不断提高,企业从银行贷款难度加大。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可能会考虑从其他途径来借钱,而与此同时,国际上利率水平持续下降,流动性增多,因此也存在借款的意愿。”

  自2006年7月,原建设部、商务部等六部委联合下发“171号文件”后,外资在地产领域一度不再活跃,甚至海外上市的地产公司都存在融资无法进入国内的问题。但最近时期,外资重又抬头。

  4月初,凯雷对外宣布,以6.8亿美元收购麦迪逊大街650号的一座高级物业,交易规模创下2008年以来地产交易的纪录高点;与此同时,凯雷在上海以19.907亿元的价格收购了济南路8号西苑。同样在上海,3月,韩国未来资产集团9亿元收购了翠湖天地御苑18号。种种迹象表明,“外资对于境内房地产市场的热情并未减退,反而更趋向长期收益、稳定布局”。

  “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讲的是怎么样不让我们进,而我们在想以什么样的办法进入。”花旗房地产投资亚洲有限公司副总裁兼首席投资执行官姚蔚说。

 



发件人:" <capitel@sina.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发送时间:2008-06-04 15:40:41 +0800 优先级:缓慢标题:深圳银行房贷坏账或超千亿 巨大次贷危机浮现

深圳银行房贷坏账或超千亿 巨大次贷危机浮现

搜房网

2008年06月04日

    进入2008年5月之后,深圳楼市终于有点看头了,不管是地产人,还是买房者,都对房地产市场有了那么的一点点信心。让大家有信心的首先是因为成交量的稳步回升,进入5月后,深圳房地产市场平均每天的成交量(一手和二手)在300套以上,而且各楼盘前的看楼者也是越来越多,各新开楼盘的成交量也是越来越高。这样的现象让很多人为之开心,但是,却不知道,这仅仅是一种假象,在这种假象下面,隐藏着巨大的次贷危机。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深圳房地产市场真实的情况,是掩盖在和谐社会下面的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风语从某银行了解到,其蛇口支行所办理的蛇口片区的房贷,目前已经有1000多宗超过三个月没有还款,其总的贷款金额已经超过15亿,并且银行通过多次催款发现,目前这些客户已经没有还款意向,而银行在审查贷款申请的时候发现,很多申请其实对真正的贷款人形成不了法律约束。

    15亿,一个银行如果是产生15亿的坏帐真的不算什么,但是要知道,这仅仅是一个蛇口片区,如果是将这个范围放大到整个深圳,又将是多少呢?这个数字是多少,银行工作人员不肯透露,但是风语根据去年该银行总的放贷额和蛇口片区所占的贷款比例进行估算后,估计该银行目前在个人住房贷款这一项上所产生的坏帐,就已经达到200亿。

 

中国工业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件大事

维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

    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在组织编写《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8)—中国工业改革开放30年》过程中,组织所内专家学者评选出了“中国工业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件大事”(按事件发生时间排序)。

   (一)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二)1979年5月,首都钢铁公司等企业被国家经委等6部委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实行利润留成。

   (三)1979年8月,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四)1983年11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的中国第一台亿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I”计算机在长沙通过国家鉴定。“银河一I”巨型计算机的诞生,填补了国内巨型计算机研制的空白,标志着我国进入世界巨型计算机研制的行列。在这个基础上,我国巨型计算机的研制先后又两次取得重大突破: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的“银河一II”10亿次和“银河一III”百亿次巨型计算机,分别于1992年11月和1997年6月通过国家鉴定。

   (五)1986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鼓励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

   (六)1986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提出:要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要加快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全面推行厂长 经理 负责制。

   (七)198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阐明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据我国国情和邓小平同志的设计,提出我国实现现代化要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

   (八)199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

   (九)1991年6月,国务院作出《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改革养老保险完全由国家、企业包下来的办法,逐步建立起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1997年7月16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

   (十)1992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

   (十一)1992年5月,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生产办联合印发《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该办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关于股份制试点的全国性文件。

   (十二)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三)1992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颁布《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1994年1月,国家推出“分税制”和新税收制度。

   (十四)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务院确定100家试点企业。

   (十五)1993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发布实施。

   (十六)1999年3月,国务院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十条意见;2003年9月国务院决定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2004年3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这三大区域政策形成了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体系。

   (十七)1999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十八)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

    (十九)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等主要任务。

   (二十)2003年3月,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十一)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全面规划和部署。

   (二十二)2003年10月,“神舟”5号,以及2005年10月“神舟”6号载人飞船相继发射成功,并安全顺利返回地面;2007年10月,我国首次月球探测工程取得圆满成功。

   (二十三)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宪法修正案进一步明确国家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完善对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增加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等;2007年3月,由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二十四)2005年3月,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成为世界第三大个人电脑企业。

   (二十五)2005年4月,中国百年电信史上第一个国际标准———3G“中国标准”走向商用,TD—SCDMA核心技术得到较充分检验,核心芯片和商用终端的产业化已步入快车道。作为第三代移动通信(3G)的三大国际主流标准之一,是中国电信史上的重大突破,也是中国电信业对世界移动通信业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二十六)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指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

   (二十七)2006年5月,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全线建成!主体工程三峡大坝全长2309米,全线浇筑达到海拔185米高程,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混凝土重力坝。三峡工程全称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于1994年底正式动工,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其182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和847亿千瓦时的年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

   (二十八)2006年7月,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青藏铁路全线建成正式通车。

   (二十九)2006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要求“十一五”期间单位GDP降耗20%,并明确将节能降耗指标作为对各级领导的重要考核内容。

   (三十)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维民)


 

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

程炼

2008年6月2日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宏观经济分析越来越不可能将国际经济环境排除在外,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也因此显得更为重要。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可以看作封闭体系中宏观经济分析的拓展与补充。在开放条件下,一个经济体能够同外界进行要素、商品及货币的交换,从而其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可能和封闭状态下有所不同,这就构成了对这一领域进行专门研究的必要性。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要素、商品及货币在不同经济体之间流动所受的限制对某个经济体的开放程度做出评价,进而决定它是否适用于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不过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开放”与“封闭”条件下宏观经济分析之间的关系:如果把自己看作地球村的居民,那么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是“封闭”条件下的。尽管如此,我们却很难将全球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处理,因为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要素和商品流通的障碍、货币与行政体系的分割乃至生产技术和偏好的差异。根据这一思路,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存在的理由实际上是区域经济之间的异质性,或者说它的产生并非由于封闭经济的扩展,而恰恰是由于它的收缩。上述两种视角对于许多具体问题的分析而言是完全等价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分析研究范式的演化。

一、古典经济学范式与凯恩斯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主流经济理论是古典经济学,在这一信奉价格机制的理论范式中,各国价格水平的灵活调整和贵金属货币的自由流动足以保证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这种自我调节理论的一个先驱是大卫·休谟(Hume,1752),他提出了著名的价格-贵金属货币-流动机制:贸易顺差(逆差)导致贵金属货币流入(流出),进而促使国内物价上升(下降),贸易条件改善(恶化),最终恢复外部平衡。虽然这种无摩擦的国际经济理论显然过于理想化,但是它直到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一直居主导地位,而国际间的贵金属货币流动也相应地成为外部平衡关注的焦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经济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动,金本位制解体,各国纷纷实行货币贬值以改善国际收支。在这种情况下,休谟的自动调整机制显然失效了。另一方面,“凯恩斯革命”则为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范式。值得注意的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当中凯恩斯并未涉及开放经济的分析。在新的经济理论尚未被人们所了解的情况下,集中探讨封闭经济中的问题可能是一个最优策略,但这种做法是有代价的:当后来的经济学家应用凯恩斯模型进行开放经济分析时,他们通常都采用了一个简便途径———直接在其中添加国际交易部分———而不是对模型进行系统的改造以考察国际贸易和收支对于其中行为关系的影响(Kenen,1985)。导致这一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本身更倾向于是一系列思想的集合而不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因此“添砖加瓦”式的改进也就成为了后继者发展这一理论时很自然的一种方式。

二、弗莱明 蒙代尔模型

    以Metzler(1942)在《Econometrica》发表的论文“国际贸易中的非充分就业均衡”为标志,Alexan鄄der、Laursen、Machlup、Metzler、Meade、Robinson等人开始将凯恩斯理论框架应用于国际经济问题,而工资与物价刚性和非充分就业均衡则成为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特征。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就是无限供给弹性条件下的货币贬值效应(马歇尔-勒纳条件)和“乘数效应”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拓展(吸收方法)。不过在这些早期研究当中,原来在古典经济学范式中居于中心位置的货币因素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Fleming(1962)为深入地分析了这一问题,他在标准的IS-LM模型中引入了国际资本流动以考察不同的汇率体制对于货币与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Mundell(1960、1961a、1961b、1962、1963)也在一系列论文中独立地改进了Meade的工作,强调货币部门的作用并考虑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动态效应。

    Fleming和Mundell的工作被总结为Fleming-Mundell模型并成为之后数十年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分析的标准框架。Fleming-Mundell模型是凯恩斯理论在开放经济领域的映射,它具有典型的凯恩斯式特征:工资与价格存在刚性并且产出由总需求决定;但另一方面,它又部分地复活了大卫·休谟的思想:它重新引入了经济的自我调节功能并且再次将国际资本流动放到分析框架的中心位置。根据Fleming-Mundell模型,在固定汇率体制下,增加(减少)货币供给所导致的国内利率下降(上升)会推动国际资本流出(流入),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将卖出(买入)本国货币并购买(卖出)外国资产,于是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就必须进行相反的货币市场操作,这就抵消了最初的货币政策;而在浮动汇率体制下,财政扩张(收缩)将引起国内利率上升(下降),吸引国际资本流入(流出),这一过程中的货币市场操作使得本国货币升值(贬值),相应的净出口下降(上升)则抵消了最初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在Fleming-Mundell模型的极端情形———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小国开放经济———当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分别在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体制下完全失效。上述分析的一个直接政策含义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独立的货币政策、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针对内外平衡之间可能的冲突,Mundell提出了“有效市场分类”原则,将货币政策与外部平衡联系,财政政策与内部平衡联系,从而确保每一目标和对其具有最大影响力的政策工具相配合。

    Fleming-Mundell模型由于其简单和直观而受到了广泛的青睐,尤其是在国际经济政策分析领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是这并没有使它避免人们的批评。总体上看,对于Fleming-Mundell模型的批评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针对模型本身的一些特定假设(例如把国际资本流动速度设定为国内外利率差的函数)的批评;另一部分实际上则是对其母体———凯恩斯理论———批评的衍生物。

三、动态宏观分析的兴起

    除了对现有模型的改进,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变革的核心动力仍然是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的更替。自1970年代以来,运用代表性当事人的跨期最优决策来重建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已经成为重要的趋势。这种趋势也同样反映在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当中。早在1960年代末,Bardhan(1967),Hamada(1969)和Bruno(1970)等就尝试过将增长理论应用于开放经济,而在1980年代,Buiter(1981)、Obstfeld(1982)、Sachs(1981)、SvenssonandRazin(1983)等运用跨期最优决策框架对经常项目的动态进行了分析。这类研究的背景除了宏观经济理论范式的变化之外,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是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所导致的国际收支失衡,它使得如何对外部冲击做出最优动态反应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是无论经典的货币数量模型或凯恩斯模型在这个问题上都不能给出有效的分析(ObstfeldandRogoff,1995a)。在经常项目的跨期模型中,开放经济内的居民通过与外部世界的跨期交易来平滑其消费和投资路径,因而外部利率和其他参数的变化就会影响其经常项目的收支平衡。与经常项目的跨期优化分析紧密相联的另一类研究是国际经济周期模型。1990年代,Backus,KehoeandKydland(1992、1994)将KydlandandPrescott(1982)开创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推广到了开放经济情形。他们的模型与经常项目的跨期模型非常相似,只是其中加入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典型特征———代表性当事人的收入-闲暇替代———并且在研究目标上更关注技术冲击对于经济波动的影响。

    无论是经常项目的跨期优化分析或者国际经济周期模型都为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打开了新的视角,它们所给出的很多结果是传统的凯恩斯分析框架所无法获得的。但同时它们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正如很多批评者所提出的,这类均衡模型在本质上是长期模型,它们不适用于分析汇率变动等短期问题。因此,这类模型还远不足以替代Fleming-Mundell式的凯恩斯模型而成为新一代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框架。或许它们的重要性在更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基准模型,用以说明需要在哪些地方引入新的假设。与此同时,这些建立在严格微观基础上的探索也在研究方法上为新开放宏观经济学框架的推出做了准备。

四、新开放宏观经济学

    Obstfeld和Rogoff的经典论文(ObstfeldandRogoff,1995b)为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给出了一个新的基础框架,它被称为新开放宏观经济学(newopeneconomymacroeconomics)。新开放宏观经济学完全可以看作新凯恩斯理论在开放经济情形中的拓展,它的模型也具有后者的所有特征:基于跨期最优化决策的动态一般均衡、垄断竞争的生产者、工资与价格的名义刚性和随机冲击。在和开放经济相关的设定上,模型假设有两个国家,它们各自生产一系列不可完全替代的消费品当中的某些种类,世界贸易市场是无摩擦的,存在一个自由的世界资本市场,因此模型中的商品遵循一价定律并且具有统一的世界利率水平。新开放宏观经济学模型的新凯恩斯结构决定了其中的货币是非中性的。永久性的正向货币冲击会提高国内的产出与消费水平,改善贸易条件,降低实际利率,但是汇率的超调现象则消失了。通过基于代表性当事人效用函数的严格福利分析可以看到,货币扩张提高了两国的福利水平。不难发现,新开放宏观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重现了Fleming-Mundell-Dornbusch模型分析的结论,但是也有一些区别,尤其是两个国家都从本国货币扩张中同等受益这一结果和以往的直觉大不相同,这也体现出了微观基础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

    继ObstfeldandRogoff(1995b)之后,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对他们的工作进行了拓展。综合来看,这些改进也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实际上是针对新凯恩斯框架母体的改进,如价格刚性设定上的变动、不确定性的引入、偏好和生产技术的改变等等;另一部分则是针对模型的开放经济特性,如引入不同市场的价格歧视、改变国际金融市场的结构等等。很显然,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是与新凯恩斯理论体系本身的推进密切相关的。同时,它也受到了与对新凯恩斯体系的批评类似的指责,如过分重视分析的严格性而忽略了它的现实性,某些结论对模型的参数设定过于敏感等。此外,与理论研究上的繁荣相比,对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的经验实证仍显得非常有限。在目前,我们还无法确定新开放宏观经济学能否成为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分析新一代的基础框架,但不可否认,这确实是一个极富希望的方向。

五、对未来的展望

    正如Obstfeld(2001)所指出的,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通过两条途径不断向前发展:一是主流微观与宏观经济理论最新技术与研究范式在开放条件下的运用;二是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对开放经济中经典问题的深入研究。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条主线。在未来,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分析前进的动力仍会来自于理论和经验这两个方面。对于前者,我们已经看到随机网络分析等最新技术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应用;对于后者,欧元区的启动使得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效应的区域不对称性再次成为热点。面对着日益活跃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我们相信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在未来一定会获得更大的发展。

 

 

发件人:"王有斌" <youbinwang@g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02 07:38:3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仲老师,您好

论货币政策

王有斌

2008-05-15
 

    中国经济运行的风险,主要是人民币区域内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发展衰退;害怕外汇贬(升)值和热钱进出。所谓的风险实际就是原材料相对上涨;带动以劳动力为代表的工资待遇上涨。带动人民币区域内的大范围流通商品的物价调整而已。这是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都必走的程序过程。建议不需要怕;没必要太多的自我恐慌;因为全球范围内的物价都在调整。

    但是人民银行多次、过快调整存款基准金率;用抑制人民币货币流通单一政策,来实现人民币区域流通商品基价稳定;宏观控制人民币区域的经济过热目的;是不科学的。因为存款基准金率调整的太快,太高;违反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犹如拔苗助长;人为的增加金融基准金率调整速度;会得到严厉的自然规律惩罚。产生不可预测的,严重的经济滞后后果。此情况在上个世纪曾在多个国家多次发生过;曾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被动。给世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生活困难。产生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衰退。

    中国的经济总量(财富)是比较大;但是人均经济(财富)还非常低。中国经济发展过热和人民币区域内的通货膨胀是中国人民急待努力攫取财富的自然心理;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相对稳定的经济(社会)运行助发现象之一。决不是单一控制人民币(货币)流通那么简单。经济过热,可以用的技术、方法比较多。这里就不一论述了。下面提供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的自然现象、规律例证:

    例如:欠发达地区的货币流通量就极少;农村的货币流通量也极少;照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来说,物价相对应该就很低;物价相对应该就很稳定。但是只要在欠发达地区或在农村生活过的人们都知道:针对发达(区域)城市来说;欠发达地区与农村地区的物价不低也不稳定(不包括农村自有农副产品);这就是一个自然现象;最好的佐证。我想表达的就是,人民银行只不过照搬了西方金融哲学,没有勤加思考;才会有控制货币流通就可以达到人民币区域内经济(物价)运行稳定之说;应该严厉批评。因为没有过多的思考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刚发展起步的国家的因素。

    例:参考《中国国家就金融币制改革(人民币汇率浮动制)的机遇与风险扼制》中的第三条、第四条所述。

三、集中资本依靠国家政治制度。转移外向型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回避升值风险。

    1.通过人民币币制改革(汇率浮动制)在增加国家外汇储备的同时。借助国家外汇储备,支持外向型企业的产业升级换代,提高产业科技含量而在世界贸易中提升竞争力。从而达到人民币升值的同时,减轻外向型企业成本提升的压力。

    2 .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外向型企业;通过国家、地方政府联动,把沿海产业转入内地,从而达到通过人民币升值时,以内地低成本劳动资源来减轻外向型企业成本增加的压力。并通过国家提供金融渠道,地方政府出具优惠条件,企业承担风险,三方联动:大力把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企业迁入内地。既加速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均衡,又减轻了人民币升值时带动成本增加的压力,又能加速地方政府的执政透明度,最重要的是国家达到了产业转换的目的。更加稳定了政府经济驾驭能力及执行能力"。

四、通过拉动内需:牵动进口贸易从而带动出口贸易的增长。

    1.拉动内需:均衡中国人民个人人民币持有率,必然导致购买力的激增,购买力的增长拉动内需,也必然带动进口贸易的激增。在个人人民币持有率均衡的同时,将进一步向内需产品,"质"的转变;这样更助于内需产品,"质"的飞跃。从而达到促进产业更新换代,使产业推陈出新,加速产业的科技含量,从而推动科学技术的投入与发展。从而推动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利用;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科学、合理达到地方财政收入增加的目的;加速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提升;完成中国经济产业发展的历史使命。

    2.增加进出口贸易:人均人民币持有率将转换为产品购买力即生活易耗品的购买力;与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购买力;和旅游服务产品的购买力。从而导致进口贸易额猛增,来缓和国内购买力的增长压力,从而加速中国内地产业的历史性裂变发展,加速旅游服务产业的跳跃性发展,加速旅游服务业在国民GDP总量的百分比提升,以趋向于经济发展平衡"。

    "通过人民币币制改革(汇率浮动制)设立人民币在银行间的中间体系(中转体系);合理平衡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各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地方银行的存贷比例以求达到均衡发展。有效提升人民币使用率(流通率),分担币制改革风险。合理通过银行中间体系的完善。配套国家产业政策,在国内推动币制改革,均衡中国人民个人人民币持有率。

    约有70%的GDP在东部沿海省、市产生,国民生产总值则以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的格局,人民币几乎都在东部沿海省、市。利用我国先进的政治制度,以银行(合作社)信贷模式,均衡人民币个人持有率,能有效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有效加速农村医疗改革,减缓贫富差距,加速城市化进程,三农改革及补贴。能有效拉动中央与地方感情:缓解中央财政支付矛盾,有效建立和谐社会,缓和社会矛盾,缓和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生活贫富加剧。能有效减轻地方政府负担;并能在合理,科学利用人民币的同时,也能有效降低银行不良资产占有率,加速不良资产社会分化"。

    当然也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一个法定货币流通区域的经济平稳增长;决不是用单一的货币政策就能完全有效调控的。有效的货币政策是行之有效控制经济发展的手段之一。但是不能神话,不能照搬。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制度,教育,环境,发展,科技,工农业生产力都不一样。采取科学的货币政策关系到国家的民生大计。方式、方法;速度、程度都要全盘、细致的思考;多方的听取意见;多次论证,务必求实。方能合理周详。

 

 

发件人:<souhun@sina.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25 05:51:2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读仲先生《中国边缘知识分子》后的疑惑

如何定义和评价民间知识分子?

王天宝

仲先生您好:

    我读了您的文章《中国边缘知识分子的问题与命运》,所以产生了一些疑惑,想请教您解答。我不知道仲先生是如何定义“民间学者”这个边缘知识分子群体的,我其实觉得只要不吃财政饭的,而且做学问有一定成就的,就属于民间学者。仲先生批评民间学者不入世,我替他们解释几句。

    第一,民间学者真正清高的是极少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只要有途径进入体制内,谁不“勇于任事、挺身入局”?无论民间学者水平高低,他们不是清高弃世,而是没有进入体制的途径机会。当年毛泽东刚毕业时,如果有途径进入体制内,而不是靠师生关系北漂失败,不一定有今天的中国。

    第二,所谓真正的清高,大部分不过是待价而沽,如同三国郭嘉分析刘表,他对曹操说,不用担心刘表,刘表是虚才,刘备在他手下,“用高恐不能制,用低则不为所用”,所以应该放心大胆的去伐辽东,刘表不会趁机捣蛋,攻击曹操老窝;所谓真正清高的,都是刘备这种情况,有点真才实学,你给他一个虚衔低位,他觉得还不如不干,即使临时干着,也总想着跳槽;刘备在三国人物当中,是跳槽最多的,比“三姓家奴”吕布还多的多。

    第三,那些从“家门”到“校门”到“所门”的,正是体制内圈养的学院派学者,而非“民间学者”。民间学者为了吃饭生计,百分之百经历过“农兵工商”等各种社会实践,不然他怎么生存?不在体制内,不吃财政饭,所以是“民间学者”。

    在民间,知道民间疾苦,而且颇有学力的,才可以称作是民间学者。如同张文木所说“学问居高而职务位下的学者,最易感受到大地的呼息”。所以,民间不但产“民间学者”,还产洪秀全、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这些人,全都曾经是不了解体制而隔靴挠痒的边缘知识分子。仲先生推崇罗小明先生的文章,我把我自己类似观点的文章发给仲先生,请指教。

 

  附录一:

探索更有效的“人民监督”体系

王天宝

2008年2月24日

    昆明媒体公布市内各级领导联系电话之后,某报记者采访深圳市民,他们大多赞同此举,认为“有利于政府接受人民监督”,并且“建议深圳市领导仿效此举,市长许宗衡也能公布自己的办公电话”。我对昆明市的这种做法是持有“观望”态度的。包括最近报道的云南省政府尊重新闻媒体“监督”的“每日要情汇报制度”,我都持有观望态度——因为云南和昆明的这些行动,实质上只是在形式上打开了一道“市民向行政领导”进行呼吁、进言的渠道,至于行政领导怎样处置这些市民与媒体的反映,是无法预料、无法考核的。

    记者拨打深圳市长热线和6区区长热线的情况,就完全符合我上面的描述,这些热线刚开通时热闹几天,后来的功能,逐渐变成只是记录市民的电话反映,并向主管部门反馈。昆明市公布各级领导电话这种“人民沟通政府”的形式,极大可能仍然走“市长热线”的老路。深圳在回顾蛇口精神、解放思想过程之中,需要探索更有效、更长效的“市民与政府沟通”制度。

    对于简单模仿昆明做法,我持有怀疑态度。原因一是“昆明做法最多只像当年蛇口袁庚,缺乏长效的民主、法治根基,不能持续长久”。深圳所探索的“市民与政府沟通”制度实质是综合的政治民主体制改革,应该综合体现在政协、人大、政府、党委、纪委和司法体系当中,比如政协和人大都是市民的民意代表机构,要通过立法来赋予它们问责政府过失的权力,市民通过领导电话只是个体性的反映问题,并不对行政领导有什么实质约束,但通过政协和人大来反映,就可以形成对政府的实质问责和制约。

    从近日报道的龙岗区政协会议来看,深圳市离这种成熟的长效机制,只有一步之遥。与其它省区的人大、政协会议相比,广东省尤其是深圳市,已经在理念上认同人大代表、政协代表是作为“民众代表”出现的,所以才设计出自由发言的制度,引起代表们抢“麦”;而其它省市,还大多把代表们当作会议的“受众”,认为他们来,只是来“听课”的,自然不可能设计合理的议事规则。

    深圳市只要遵循这种民权原则,对现有机构进行合法合理的制度创新和流程改造,很快就会跨越这关键的最后“一步”,实现一个各个群体都可以合理表达、合理协商的“民主、和谐”机制,更大程度协商、缓解、协调当前的各种社会矛盾,实现“党内有党内民主,人民有人民民主”,实现更大的社会进步。只有有坚实的地基,才可能有高耸入云的建筑。云南省和昆明市的那些做法,恰恰如同当年蛇口的袁庚,可能会一时有效,但终究会昙花一现不能长久,他们所缺乏的,就是一个民主的、民选的、合理权力分工的完整制度体系,而深圳市所要探索的,就是这么一种体系。

    我对简单模仿昆明做法持有怀疑的第二个原因是:“即使仅仅从技术角度来看,深圳与昆明的差异,也足以使深圳使用更方便更有效的‘市民与政府’沟通方式”。

    深圳不同于昆明,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平均年龄、市民沟通偏好等等方面来看,这两个城市是迥然不同的。也许公布领导电话,对昆明市民来说,是一个最适合的沟通方式;但对于深圳来说,显然可以用更方便、更快捷、更有效的方式,比如“互联网”。互联网与领导电话相比,沟通成本更低,反映信息更充分,反映问题更全面,更能图文并茂,互动程度更高,不受时间限制,而且反映过后,有案可查。可以说两者根本不是同一级别的沟通手段,凭借现有的互联网技术,完全可以轻松实现各种沟通需求,唯一的真正障碍是“不能解放思想”。

    比如说要实现昆明那种市民电话反馈,只需要建立一个特定的论坛式“政务大厅”,就能轻松实现包括市民反映意见、代表参政议政、政府答复市民,甚至是各种代表选举等等各种功能,无非是在技术上控制是否需要实名注册、需要身份证而已,都很容易实现。如果真正意图互动沟通,深圳更适合互联网。总之,深圳不能简单模仿昆明,深圳要探索更有效、更持久的民意沟通机制。


 

捐款减税的香港启示

研究员  严飞

fei.yan@fawjournal.net

纵横周刊  2008年 No.20(总111), 2008年6月2日

    慈善的根本目的不仅只在于帮助一方人,而是应该鼓励更多人加入在慈善助人的行列之中。地震面前,举国同殇,也激发起香港人强烈的爱国情怀与国家认同。身处香港各个角落的香港人,纷纷向祖国伸出援助之手。震后翌日,香港政府就以官方名义捐出3.5亿港币,而在接下来的短短两周之内,香港民间又募得超过10亿港币的赈灾捐款,大大超越了1991年华东水灾时逾6亿港币的赈灾捐款总额。这一数字不仅是历年来香港民间为内地天灾筹款最多的一次,而且也让香港位列于大陆以外最多捐款国家和地区的榜首。港人踊跃出钱赈灾,这其中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例如香港与内地血浓于水的、根脉相连的纽带情结,但香港在制度上所订立起的一套高效完善、操作透明的捐款减税政策,相信应该是最值得内地效仿与深思的所在。

    根据香港的税务条例,每一位香港居民只要于该财政年度的慈善捐款总额达至港币一百元的最低下限标准,便可以凭藉捐款收据从应纳税所得中申请扣减税项。该政策自实施以后,可抵扣的捐款金额已经于2003-04年度由过去占应评税收入或利润的10%大幅提升至25%。而为了进一步鼓励香港人更慷慨地向慈善团体捐款,香港政府又再度于今年2月底刚刚公布的2008-09财政预算案中,将慈善捐款扣税上限提升至35%之多,港政也因而会少收约8000万港元的财政收入。

    是次四川大地震发生之时,正逢全港居民陆续开始申报 2007-08年度的个人所得税款。所以既有的捐款减税政策以及新预算案中慈善捐款免税额的提升,相信都从一个侧面推动了普通香港人的捐款热情。另一方面,所有慈善机构、慈善信托、银行和非营利组织在接受捐款时,都会在显要位置以粗体字清楚标注捐款减税措施、流程以及所需要注意的各种事项(例如妥善保存捐款凭证),以提醒捐款人实现自身的权益。

    当前内地虽然早已颁布了类似的捐款减税政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六条第二款,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事业和其它公益事业捐赠的部分,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从应纳税所得中扣除,目前可抵扣的捐款金额上限为应纳税所得额的30%。但现实的操作环节却十分薄弱,操作细则缺乏,结果导致真正成功实行的案例少之又少,以至于连知道有此政策的人事实上都凤毛麟角。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内地税收制度的繁复体系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捐款减税的贯彻与施行。根据媒体报道,一次成功的慈善捐款减税需要经过多达10道手续。以向中华慈善总会捐款 500元为例,捐款之后需收到受捐助慈善团体的有效捐赠收据,随后需将收据送至民政部的财务处,由他们计算应予减免的抵扣税额,再由企业修改本月工资扣税额,修改向税务部门提交的“税务明细申报表”,填报 “税收缴款书”一式四份并报至银行,等银行回单后重新做账,最后于下月恢复原工资明细。这些手续必须全部执行完毕后,才可以减免相应的税款。只要其中任何一道手续拖延,都会阻碍捐款减税的顺利抵扣。

    此外,国家和法律认可的接受社会慈善捐款的机构太少,这也成为阻碍捐款减税政策施行的一大制约因素。目前在内地,只有“向老年活动机构、教育事业的捐赠;向红十字事业的捐赠;向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的捐赠;向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煤矿尘肺病治疗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用于公益性、救济性的捐赠 ”,才能够获取捐款额的发票,而向上述以外所有非营利机构和单位的捐款均不被认可,无法享受税收减免待遇。

    而反观香港,作为香港居民,所要做的仅仅只是在报税表上填妥相应的空格,其余都会由税务局按照每一年财政预算案中所订立出的新的免税额、税阶、税率以及慈善捐款扣除上限标准,“一站式”地负责清算及扣减,毋须再由个人费心。换句话说,政府在此所扮演的完全是服务式的职能角色,目的乃是为了给予全港市民最大的便利,而非以一副高高在上的威权管理者姿态面对民众。而对于可获免税的慈善团体名单,香港税务局也用一份长达671页的文件一一清楚定明。这里面既包括了在香港成立的慈善团体,海外慈善团体的香港机构,也包括像民政事政局局长法团这样将捐款作慈善用途的政府部门。

    此外,香港居民在申报捐款减税的过程中,并不需要及时夹附捐款收据,而是完全凭借自己的自觉如实填写慈善捐助总额。但是所有相关收据都必须保存7年,以便税务部门每年的抽检。如若有人在报税中存在蓄意的欺骗,根据香港《税务条例》,可判处罚款5万港元并监禁 3年。

    慈善的根本目的不仅只在于帮助一方人,而是应该鼓励更多人加入在慈善助人的行列之中。捐款减税正是这样一个 “双赢”的政策,是累积大批捐款的基础。但是一项“善政”能否顺利施行,还需依托于一个完善而又规范的制度。梁小民曾经说过,制度比人性和政府更重要, “如果只有人斗人、人吃人,才能实现利己,人就比野兽还坏;如果只有人为人、人帮人,才能实现利己,人就比天使还要好。”地震的巨大灾情之下,政府更应该于此时大力宣传并强化已出台的捐款减税政策,简免减税所需要的各种繁杂行政手续,降低行政费用,同时在政策上给予更多的优惠,让捐款减税政策成为一种积极的手段,从而鼓励更多的人将慈善捐款当作一种习惯,并参与到救助他人的慈善事业之中。

 

 

发件人:"Fu-Xian Yi" <yifuxian@g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03 14:15:1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投稿:汶川大地震将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一场文艺复兴 

盲目崇拜精英学术权威的危害

----汶川大地震将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一场文艺复兴

易富贤

daguokongchao@gmail.com 

这次汶川大地震,多位"非主流"学者早已预测到,但是不能为主流地震专家和国家地震局认可,导致严重损失。汶川地震之后又有人用“国际权威标准”,指出不能预测地震的才是科学,能预测地震的是伪科学,对非主流地震学家极尽嘲笑挖苦之能事

地震学本身就是一个不成熟的学科,主流学者用"先进"的理论不能预测地震,难道就不能让非主流学者用土方法预测地震?难道只有用复杂的理论发在国际权威杂志上才能反映出水平?近年国家其实在地质学上投入不少,很多“牛人”在国际权威期间发表不少“牛文”,但是他们发表的文章对防治自然灾害没有任何用处。

英国工业革命使得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改变了全人类的命运。当年工业革命能够发生在英国,一种重要原因是英国的民间科技创新(也就是被现在中国很多人嘲笑的“民科”):

1733年,钟表匠凯伊发明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效率。

1764-1767年,纺织工人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提高了纺纱效率。

1769年,理发师阿克莱发明了水力纺纱机。

1779年,童工出身的纺织工人克隆普敦又结合两种纺纱机的优点发明了骡机,后被改良成自动棉纺纱机。

1785年,牧师艾德蒙特·卡特莱特又发明了动力织布机,并且在1791年建造了第一座动力织布机工厂。随后其他纺织机器相继发明,实现了纺织行业的机械化生产。

1769年,仪表修理工詹姆斯·瓦特根据前人的成果,成功发明了单向蒸汽机。

1782年,又制造出双向蒸汽机。蒸汽机的出现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展。伴随蒸气机的发明和改进,很多以前依赖人力与手工完成的工作被机械化生产取代,人类进入了崭新的蒸汽机时代。

1814年,33岁的穷矿工史蒂芬逊(8岁给人放牛,14岁当矿工,到17岁时还是一位文盲)发明蒸汽机车。

如果像中国现在这样用“权威”标准来衡量科技创新的话,英国这些“低素质”的、品德也不算高尚的工人的民间创新成果不可能被认可的,工业革命不可能发生。

古希腊科学文明非常发达,希腊涌现了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阿基米德等大师。但是希腊、罗马相继灭亡之后,欧洲陷入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直到一千多年之后,由于文艺复兴,科学文明才重新回到欧洲大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高度繁荣,涌现出来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孔子、老子、墨子、孙子等在现在主流权威学者眼里,也只是上不了台面的“民间学者”),但是自从秦始皇之后,中国思想界长期遭受打压,形成了学术爬蚤心态,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两千多年前的思想繁荣(中国思想界缺乏一场真正的“文艺复兴”)。

温家宝总理感叹,中国怎么就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忧虑中国缺乏独特的创新的东西。

官方给的思想“玻璃罩”只有这么高;民间又喜欢打“出头鸟”(人无完人,用放大镜总能找出缺陷),能够容忍演艺界上亿元的收入、官员上亿的贪污,却不能容忍创新过程中的任何闪失和“浪费”。最后都变成了没有菱角、四平八稳的谦谦君子,哪里还能做出像样的创新?

这次地震最大的教训是:不能再压制学术了!而这次抗震救灾受到国际国内高度评价,让中国政府尝到了“信息公开”的甜头。希望这次大地震能够给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带来一场文艺复兴(互联网为这种文艺复兴带来了契机)。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家计生委对学术的压制远远超过国家地震局,国家计生委是挟持“基本国策”、本着“不争论”,动用全国的力量(国家地震局还难以做到这一点)来压制学术。不利于计生委的研究不但不能得到资助,文章也得不到发表。杨晓升先生的《只有1个孩子: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在人民大会堂获报告文学奖,但是被国家计生委宣教司硬是从新华书店将此书给撤下来。我尝试在中国大陆出版《大国空巢》简体版,一些社会贤达也希望能够在大陆出版,一些出版社也有兴趣,但是回信说在国家计生委不可能让《大国空巢》在大陆出版。国家地震局否认收到学者的预测报告;我在《大国空巢》没有正式出版之前就已经将手稿给了国家计生委(也给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

如果依照权威的人口学理论,我的一些方法是不入流的。但是主流人口学家(比如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人口预测全部落空,而这几年我的预测却一次次不幸言中。我的一些“自制的土方法”虽然可能得不出非常精确的结论,但是也不至于得出"现在有1.8的生育率""现在人口总量有13.2亿""降低生育率是人口红利""中国人口将达到15亿""计划生育是为富先老""老年化是中国和世界的福音""中国最适人口是7亿"之类荒谬的结论出来。

我在2004年就提出停止计划生育也难以防止中国人口锐减,建议立即停止计划生育。但是300多位主流人口学家组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却说继续现行的人口政策,未来十几年,我国人口总量仍将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预计每年净增人口在800万人到1000万人之间(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2006 3 21日在政府网答网友问的时候信誓旦旦的说:“这是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地方”),总人口到2033年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人口学家在1980年预测中国人口将会达到40亿,非常荒谬的结论!), 并且生育率反弹的势能很大,人口政策松不得,中央因此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各地政府根据《决定》从严实行计划生育,引发了广西博白等恶性事件。

2005年我根据统计局“修正”后的数据预测近年每年增加人口只有600多万;国家计生委预计每年增加1167万(生育率1.8);而依照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预测,近年每年需要增加1300多万。后面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修正”后的数据认为2006年只增加692万,2007年只增加681万,与我的预测相近,而与国家计生委的相距甚远。

其实国家统计局的“修正”数据还有水分,比如他们公布: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分别增加884万、826万、774万、761万、768万,平均每年增加802万。但是2005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这五年出生6846万,死亡4143万,平均每年只增加540万。就是说公布的每年增加802万比客观调查的540万多出48.5%。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6年、2007年人口增量分别为692万、681万,扣除同样48.5%的水分后,那么实际上这两年每年只增加460万人口。由于国家统计局每年死亡人口数据有上百万的漏报,意味着近年每年人口增量不到400万,人口已经接近负增长,中国人口连13亿都难以达到(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承认2005年的13.07亿人口有至少4000多万水分),不可能达到中国社科院人口所认为的14.4亿,更不可能达到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300位人口专家公认的15亿(还没有看到战略组的人口学家出面否定这个结论)。

我在写《大国空巢》的时候,2005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当时只公布了分五年的年龄人口,没有公布生育率(需要很多指标)和相关详细资料。我根据0-4岁人口这一个数据,结合以前的人口普查数据,用35年年龄别生育率推算出生育率为1.326(《大国空巢》15章)以否定国家计生委的1.8的生育率的说法。最近发现国家统计局已经公布了20051%人口抽样调查的详细数据,包括生育率资料。该数据显示生育率为1.3326。与我以前的推算几乎完全一致。我认为我的1.326其实是偏高,我同样认为国家统计局的1.3326也偏高,中国的实际生育率很可能只有1.2左右(甚至更低)。

比如,为了给小孩制作一件玩具,国家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利用现代精密仪器,制作人员水平也很高(都是人口学科班出身),每一道工艺都非常精美(可以在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但是组装完成之后发现不是玩具,而是一门大炮,小孩用来玩是要死人的!我到山上砍了棵小树,用砍柴刀削了个陀螺,虽然粗燥,但是却是真正的玩具。

中央提出要"稳定生育率"(而不是"降低生育率")。但由于生育率不能稳定,中央的人口目标一场次落空(“九五”、“十五”规划的人口目标都已经落空,“十一五”规划的人口目标也必将落空)。我坚信,2010年中国人口不会达到13亿,甚至很可能只有12.5亿左右,不可能达到“十一五”规划制定的13.6亿、“九五”规划制定的14亿目标。这次地震造成数万人的损失;人口政策每延误一年,将造成数百万人口的损失。错误的地震理论损失数万人命,错误的人口理论损失上亿人命!现在是以人为本,计生委隐瞒上亿人口,动摇的是国本!

国家地震局还只是“水平”问题,“误杀”了数万人命,犯了“过失杀人罪”;国家计生委却是明知自己是错误的,但是胆大包天,敢于将每年增加人口400多万“修正”成1000多万以阻止人口政策调整,犯了“故意杀人罪”。今后中国人口数据一旦能够准确公布出来,将可能引发一场政治大地震--上亿人口对不上数!

国家统计局为国家计生委背了十多年的黑锅,国家统计局客观调查数据显示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妇女生育率只有1.3左右,但是每次都被国家计生委的质疑,搞得国家统计局都心虚,每次都要痛苦地在国家计生委资助的人口学家们的“指导下”将调查出来的1.3左右的生育率“向上”修正(其实考虑到人口重报,以及从伊朗、越南等地情况看,中国1.3的生育率还有水分,应该“向下”修正才是,中国生育率只有1.1的可信度远远比生育率为1.4要大)。目前每年增加460万,国家统计局痛苦地“修正”多48.5%后变成690万(耗费巨大的原始调查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这已经算是够胆大的了;但是还达不到国家计生委的“需求”,依照国家计生委1.8的生育率的说法,需要将年增人口乘以2.5倍(1167万)。

人口数据是无法长期隐瞒的,何况涉及到上亿人命,隐瞒数据的人今后肯定是会受到追究的,国家统计局何必给国家计生委当替罪羊。如其这样一次次胆战心惊地“修正”数据(容易引起心理障碍的!),还不如尽早采纳真实数据。

人口政策是千年战略,政治制度是百年战略,经济政策是五年战略。人口政策失误后果不堪设想。

小资料:

印度板块寻找“靠山”将引发地震

2003年4月09日 新华网

2003年 美国科学家罗格•比哈姆的预警: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罗格•比哈姆称,他收集了中国最近公布的文献,根据最近翻译出的西藏地震资料历史记录比哈姆认为,1505年发生在喜马拉雅山中部的一次大地震比以前想象的震级要大得多,这次地震可能夷平了沿印度和西藏交界处600公里的地带,估计这次地震至少为8.2级。

比哈姆说,这次地震可能破坏了地表层,并可能导致约9米深的断层滑移。自那以后,印度板块每世纪向北亚推移1.8米,如此推算,这一断层积累了9米的受压位移。比哈姆在一次美国地球物理学联合会年会上说,这一地区可能快到发生另一次大地震的时候了。

1975年法国地震学者保罗和美国同行莫尔纳创立了板块"研磨"理论

地质研究发现,印度次大陆和亚洲大陆本是完全分离的两个板块,大约4千万年以前,这两个板块发生碰撞,从此,印度就在不停地" 研磨"它的亚洲邻居。这一板块"研磨"现象尽管十分缓慢,但其力量却十分惊人,不仅造就了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而且不断使地壳起皱、变形,因而时不时带来破坏性极强的地震。它的"神力" 覆盖从喜马拉雅到西伯利亚、从咸海到太平洋的广袤地带。有人把它比喻为一座巨无霸式的天然推土机,一年却只"作业"数厘米。这就是印度次大陆乃至我国北方和中亚地区地震不断的根源所在。

多年以来,科学家们一直无法解释,为什么地震活动在像印度次大陆这样远离已知的地震"冲突区"的地方仍如此活跃。直至1975年,法国地震学者保罗和他的美国同行莫尔纳创立了板块"研磨"理论之后,这一疑团才得以解开。他们通过卫星照片发现,次大陆"内部" 的地震和次大陆与亚洲大陆的灾变性摩擦有直接联系,这种摩擦已在整个亚洲"刻"下了6条断层线。

 

日本开发非洲,抑或非洲开发日本?

研究员 陶短房

taoduanfang@fawjournal.net

 纵横周刊(FAR & WIDE JOURNAL) 2008 年No.20(总111) 2008年6月2日 Editorial 纵论

    5月28日在日本横滨开幕的第四届日本—非洲开发大会,日本可谓拿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态度,给与会的52个非洲国家元首或代表奉以重礼。所谓"重礼",一是礼节:日本一反以往对非洲受援国的俯视态度,对非洲来宾们表现出谦卑和恭谨,不论正式或非正式场合,诸如"日非战略伙伴关系"、"21世纪是非洲大发展世纪"等暖洋洋的话语不绝于耳,竭力营造一副互通有无、平等相待的氛围;二是礼物:未来5年向非洲提供建设道路等日元低息贷款40亿美元,无偿资金援助增加到约20亿美元,此外还将提供粮食、环保、水资源开发等资金和技术援助。当然,最大的手笔是"非政府开发援助"(APD),这项日本对非洲最大宗的援助项目,自2003-2007年每年支出达5.8亿欧元。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大会开幕式上许诺,自2007-2012年这项援助将翻番,达到每年11.6亿欧元。

    俗话说得好,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虽然日本外相高村正彦在会上疾呼"不求回报"、"期待长线效益",但在当前自身财政开支已很紧张的情况下如此大事铺张,日本当然不可能真的不求回报。

    普遍的看法,日本对非洲如此奉以重礼是和中国、印度等争夺在非洲的影响力、尤其能源和原材料。这当然并非空穴来风:日本是岛国,需要大量资源输入,不可能不对资源丰富的非洲有想法;而继2006年11月中非峰会、 2007年 12月欧非峰会、2008年 4月印非峰会而召开这届日非开发大会,也不能不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但也应看到,作为老牌经济大国的日本,战后几十年早已建立了完善的资源输入渠道,无需像新兴国家那样心急火燎地全球探寻,且日非开发大会始于1993年,本届已是第四届,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日本才是类似峰会的缔造者。不仅如此,和普通人想象的相反,日本在非洲的投入一直不少,上世纪 90年代中援助额曾高居世界第一,今天也居第五,仅次于美、德、法、英,远高于中国。日本政府当然想借助这个开发大会很好地为日本"开发"一下非洲,从长远来看,其目的性应该是多重的,既有经济考量,也有国家战略的考虑,但近期的"开发"目标却十分明确:联合国改革的票仓。

    一直谋求"正常国家"地位的日本,近年来屡次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努力均功亏一篑,这令其对拥有 50多个联合国投票权的最大票仓非洲垂涎不已,就在开幕式上,福田首相毫不掩饰地谈到联合国改革必要性,和非洲作为 "大票源"所能起到的推动作用。

    日本固然想借开发会议"开发"非洲,非洲又何尝不想借此"开发"日本?虽然近年来非洲经济发展势头不错,去年GDP增长率高达6%以上,但毕竟基础差、底子薄,需要大量资金。正如喀麦隆《雅温得喀麦隆论坛报》28日一篇评论所指出的,许多非洲领导人和普通人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非洲应放下矜持,像一个待字闺中的美女一样,"大大方方地接受任何求婚者的礼物",但未必一定要轻率答应嫁给其中任何一个,"反正时间有的是"。不少非洲政界、经济界人士憧憬"开发日本 可能带来的好处:既然日本的资金、技术和产业转移曾造就了东南亚的繁荣,那么它就应该有能力在非洲复制一次四小龙奇迹。问题是,两边的算盘固然如意,但障碍却都不少。

在日本方面,过去的15年里对非援助劳民伤财,已引起国内不少怨言,如今再许重礼难免引起更多争议,而最希望的回报——安理会改革的非洲支持,却也是有希望、没把握,因为一来正如前文所说,非洲许多政客抱定了"礼物可以随便收,许诺不能随便给"的心态,不可能轻易松口;二来非洲一些有影响的大国,如尼日利亚、南非,本身对常任理事国席位也不无想法,自然不可能"先人后己"。

在非洲方面,渴望日本"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

"固然无可厚非,但日本早已经过几次经济结构转型,国内产业以知识、科技密集型为主,实难照搬当年将制造业南移引发"雁阵效应"的往事,且非洲劳力价格虽低廉,但不论从素质或组织上,都难以和东南亚、中国甚至越南劳动力相比,在这样的情形下,指望日本真的"不求回报",恐怕有些强人所难。

事实上,从古至今,在非洲产生全方位、跨区域、多领域影响的国际力量,如以前的法、英,今天的中国(可能还会有印度),其共同的特点,是双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高度互补、互依,这种互补互依关系有些是强制的(如殖民时代的法、英等),也有些是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特长互补、并在双边交往中互相感知的(如中国),从日本对非不算短、不算吝啬,却也不算成功的援助(或说"开发")史不难看出,日非尚未摸索到达成这种互补互依关系的门径,且在一段时间内,也未必能获得多少突破性进展。

 

全球化视角下的软实力和外宣

纵横研究员 安替

纵横周刊 (FAR & WIDE JOURNAL) 2008 年No.20(总111)2008年6月2日

    随着中国近年来的"和平崛起"或者说"和平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关注中国在世界各国媒体中的形象。结果当然不尽人意,毕竟西方世界对于这个基本上在WTO之后才真正完全加入国际社会的新成功者,既不了解,也怀有相当的抵触情绪。再加上意识形态依然有所不同,西方对中国的负面媒体情绪,几乎是可以预见。

    有国人希望能够通过各种新的手法来改变这种不利境况。前几年是希望打造中国的半岛电视台或者中国的CNN,央视新闻台、国际台、英文台的改革,也正是冲着这个目标来的。在效果不佳的情况下,近年更多人提及了所谓"软实力",希望通过文化等软力量来改善中国形象,因此不但在各国开设孔子学院,而且常常会有艺术对外演出,而外交等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也成为了新制度。我不否认,这些软性外宣的初衷,不过,这里关于"软实力"的讨论其实是犯了南辕北辙的错误。

    "软实力"(Soft Power)是哈佛大学前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 ·奈创造的国际政治术语,相反的词叫硬实力(Hard Power)。实力外交是美国长期以来的基本原则,也就是用胡萝卜(金钱和援助)加大棒(武力和外交施压)来迫使对方国家就范,达成美国国家利益诉求。软实力,就是所谓信念的力量,不使用传统的武力和金钱,而是通过信仰、观念的传播以得到对方国家和人民的信任和合作,同样达成美国国家利益诉求。

    问题是,所谓 "软"实力,也必须是种积极的观念征服,也就是美国人常说的,要征服对方,必须要征服 "Hearts and Minds"。软实力,通过民主价值、信息自由、人权干涉、文化影响等来实现,虽然看上去软,但要达到的效果之明确,也是和"硬实力"没什么区别的。

    但是中国外宣,往往却没有任何明确的观念目的,因为我们中国人至今也没什么观念用来征服他国,大部分人也觉得没这个必要。中国长期处于实用主义的世俗社会,对华人之外的世界,往往没兴趣去干涉或者说征服。因此,这种对外无观念征服意愿的"软实力",还不如说是一种 "无为"的实用主义,的确在国际上对西方价值观有冲击,不过往往助长了其他非西方观念的崛起、以及催化第三世界国家出于民族主义考虑抵抗国际主流社会原则,对中国未来算好,还算坏,还很难说,因为中国也正受益于这些主流原则。

    事实上,真正能 "战胜"西方的,恰恰是要用 "西方价值"。对于"反中国制造 "的谬论,中国只要重申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的重要性就好。而在西藏报道中出现的西方媒体偏见,连 anti-cnn.com这样纯个人的网站,都能用"新闻真实"这样的尺度来迫使一些媒体认错。而地震后的新闻开放实践,也恰恰是用西方惯例来让西方媒体认可中国的作为。

    Newsweek国际版主编 Zakaria说,这轮中印等国的崛起,并不是反美的崛起,而是充分学习西方价值的崛起。中国在全球化的游戏中,是少数几个赢家之一,因此,中国没必要另起炉灶来做观念征服,而是要更加彻底地实践西方价值,继续玩好这个西方游戏。这是中华崛起的安全道路,这样的成功,才会让各国心服口服。
 

 

发件人:<tny0374@sina.com> 收件人: <tnf@wxjt.com.cn>, <lianyuehai@yahoo.com.c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02 07:49:4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军事角度看中国512

从军事角度看中国512大救援

田南雁

2008年05月12日14:28:地震发生。
14:46:新华网发布消息
15:50:总参谋部应急预案启动
16:00:因通讯中断,陆航两架直升飞机派往灾区了解受灾情况
17:00:国家总理温家宝紧急赶赴灾区
18:28:派出武警四川总队和驻川武警某师的2900名官兵
18:44:成都军区、武警四川总队和驻川某师5000余官兵紧急赶赴汶川地震灾区参加救灾
19:20:成都军区省军区先遣指挥组已经进驻灾区

     中国军队在面对全世界一次最大检阅。救援部队来自成都、济南、北京、广州军区,海军、空军、装甲兵,第二炮兵和武警等单位,涉及海军陆战队、空降十五军、各大军区特种兵大队等20余个兵种。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大集结。

    然而,除空降十五军和海军陆战队一部,其他的各军区和军种基本都是以工程兵和特种部队为主,而真正的集团军都还没动。西方军事家们都知道,兰州军区和南京军区的兵力是中国最为强悍的。不容置疑,动员令展示,中国战争潜力之大,中国实施“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动员令,到军队的出动仅用了3个多小时,这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紧急救援时间的速度都快,已达到了极致。远在千里之外的部队调往灾区,仅用了4个小时完成部队集结,仅用140多小时完成各军种11万部队灾区大集结,这在世界军史上也是罕见的。部队远距离拉动,重型装备及空军装备的调集,对部队而言也是一场真正的实战考验。尽管桥毁路损,尽管大雨滂沱,尽管给养与补给一时难以到位,但所有的一切艰难险阻都没有让解放军官兵畏缩,他们不怕牺牲、义无反顾的向灾区震中地前进!

    事实上,从中国实施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一刻起,也等同开启了战争动员令,可以解释为,所有战争所需的物资和装备,随着总指的命令将在第一时间启动。当一支支救援部队向震中汶川县城挺进时,由于地处高山峻岭,无线电台联络不畅,“北斗一号”卫星导航系统显示出其高科技能量,救援部队到达震中地后,在通信中断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将灾情传回北京总指。救援部队不断通过携带的“北斗一号”终端机,向后方指挥部传送着最新的灾情,为抗震救灾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支援;一支救援分队进入山区后,和后方失去联系30多个小时,由于小分队携带了“北斗一号”终端机,北京的卫星导航管理中心及时对其进行定位,通知部队派人接应。这支小分队在援军接应下,最终成功走出了山区,还带出500多名受困群众。

    陆航遥感飞机飞临汶川灾区上空,进行航空摄影测量。拍摄到了汶川、茂县、北川、安县等重灾区珍贵的1米分辨率彩色图像。其次拍摄效果非常清晰鲜艳,哪里山体滑坡,哪里道路塌方,哪里水涨起来,都一目了然,总参测绘局随即抓紧制作大比例尺地图和三维仿真地图,提供给抗震指挥部,为总指挥部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一,军队反应迅速 :

    四川省军区、重庆警备区以及灾区各武装部共出动民兵预备役人员15600余人,展开自救互救,并协助部队打开救援通道。全军相关单位组织了17支医疗队紧急赶赴灾区救治伤员。在不到24时之内,已有近2万名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已结集灾区投入救援行动,另有3万余名官兵正通过铁路、公路和空中投送等方式赶赴灾区。

    国防部新闻事务局13日下午发布消息称,空降兵某军首批空运的1400名官兵已抵达汶川地震灾区,伞兵小分队已做好随时空投至偏僻地区侦察报告灾情和实施救援的准备。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透露,成都军区陆航团30余架直升机,8600多名官兵,武警部队5000多名官兵正在灾区展开救援行动。空军派出22架包括伊尔-76大型军用运输机、民航派出9架大中型运输机,正分批将1,1万多名官兵空运到灾区。

    总参谋部15日凌晨命令陆航、空军部队火速增派71架直升机飞赴灾区增援。有陆航团的美U-60黑鹰,美U-76,俄罗斯M-17,M-26,同时,民航部门也紧急征调30架直升机中国直-9,英国海王,赶往灾区增援。在凤凰山机场,广汉机场,陆航,空军,民航的总共直升机 110多架。陆航的“黑鹰”,是这次救灾任务中“露脸”较多的,不错的性能使它能够在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带飞行,在这次救援挺进“孤岛”汶川时它首当其冲。在援救伤员和运送救灾物资到灾区现场,发挥出无与伦比的作用。黑鹰负役时间太久,从1984年美国引进就24年了。一架米—17直升机于5月31日下午失事,米-17,是90年后期从俄罗斯引进的,比黑鹰要年青点。米--26比较有特色,是空中巨无霸,没有它大型机械没法吊运。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这些直升机抵达灾区后,主要担负空投救灾物资、转运重伤员和投送救援兵力等任务。目前中国7大军区,各军区都有部队参与了此次抗震救灾。军兵种包括海军陆战队、空降兵、工程兵、装甲兵、通信兵、侦察兵、防化兵,二军医大医疗队(上海),三军医大医疗队(成都),四医大医疗队(西安),野战医院等20余个兵种。各军兵种的大协调,是历史上军民之间第一次千载难逢大联勤。

    野战医疗方舱,是被誉为盒子式三甲医院。在抵达灾区仅用了2小时内便“落地生根”,魔术般地展开了一所拥有200张床位、4个手术台的野战医院。这就是解放军目前野战救治水平最高的最新一代“野战医疗方舱”。汶川地震大救援,是它第一次以“实战”形式走上第一线。

    《解放军报》5月19日报道,18日16时,国防部新闻事务局局长兼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胡昌明,首次亮相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胡昌明介绍说,截至5月18日12时,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出动113080人,涉及海军陆战队、空降兵、工程、通信、侦察、医疗防疫等20余个兵种;出动各型飞机1069架次,开出军列92列,动用大型运输车、吊车、冲锋舟、便携式通信设备、发电机等各型装备11万台(件),派出115支医疗队、防疫队、心理应急干预队,发放被装、食品、战救药材、帐篷等近331.9万套(件),调运各类物资7.8万多吨。胡昌明表示,从废墟中挖掘被埋人员21566名,救治受伤人员34051名,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和游客205371名,空投机降物资307吨,抢修道路557公里。

    军队非战情况下应急救援6天内集结11万人之多。近80位将军亲临前线,多名上将、中将身先世卒,这都是史无前例的。

二,军民联合行动

    公安部首次大规模异地调警开进灾区, 13日凌晨,接公安部的紧急命令, 5000名消防特勤、2330名特警、320名边防医疗救护人员,共计7650名警力,从27个城市驰援四川地震灾区。奔赴四川抗震抢险第一线。

    人民网5月20日快讯 据卫生部网站消息,截至5月19日16时,卫生部已经派遣6批医疗队共计26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530名医务人员和577辆救护车,加上部分省(区、市)主动前往以及军队、武警派出的医疗队,全国支援四川的医疗救治队伍达8450余人。卫生部5月19日向灾区派出506名卫生防疫人员,5月20日将再派610名卫生防疫人员,目前已累计派出2016名卫生防疫人员在灾区开展卫生防疫工作。是中国军民之间首次千载难逢大联勤。

    中国卫生部13号号召国民捐血后,各地捐血站开始出现人龙,使城市主干线堵塞。四川汶川大地震震撼了全中国的人心,也震出了中国民众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认同,比召开在即的奥运会更能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热情。

    《人民日报》说,地震发生后,13号已有3000多名市民冒雨捐血,成都市血液库存充足。志愿献血的重庆市民人数比平时猛增10倍,主城区内的7个献血点均爆满。重庆市血液中心目前已向灾区援血达16万余毫升以上。各大城市也出现捐血给灾区的人龙。

    《北京晚报》说,从前天上午开始,“北京街头流动采血车前,不断有市民赶来献血,夜以继日排出的长队成为北京街头一道动人的风景线”;血液中心的电话成为热线,所有线路都爆满。北京市民的6000袋血液前天已飞抵灾区。这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激发了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和公义行为。各地自发捐款献血者络绎不绝。中国政府在灾后的救援行动反应迅速。已深得国际上认同和同情。

    新华网北京5月22日电,在克服多种困难后,中国航油集团紧急调运的1210余吨航空汽油,陆续到达绵阳机场、广汉机场,保障了灾区防疫飞机正常开展工作。 近日来,灾区的防疫工作已全面展开,灾区用于喷洒药物的运五飞机需要加注航空汽油。航空汽油只有活塞发动机的飞机可用,喷气式飞机和涡轮螺旋桨式飞机使用的是航空煤油,因此资源极少。 孙立介绍,中国航油在接到命令后,全力筹措资源。在得知兰州石化炼厂有一罐1200吨的航空汽油后,中国航油迅速组织装车,此外,又相继从凤凰山及周边部队油库调运10余吨航空汽油。

    截至5月21日零时,中国航油集团已经累计为全国1197架次的抗震救灾航班提供了安全、优质的供油服务,累计加注航空煤油9350吨。其中,保障部队救灾航班297架次,2650吨。 孙立表示,在全力支援抗震救灾的同时,中国航油还保证了全国120多个机场正常航班的供油任务。从13日到21日零时,共保障航班35313架次,供油214420余吨。集团下属的陆地石油公司还保障了地面抗震救灾车辆加油9166台次,加注汽油171吨,柴油162吨。

    军民团结如一人,这正是毛主席留给我们的遗产,是这一次抗震救灾之中法宝。

 

“颜色革命”产业化

王晋燕

    他们往往身居幕后不为人知,但却影响着全球的政治生态。他们的身影总是出现在那些刚刚发生“颜色革命”的地方——在塞尔维亚培训反政府学生组织,为乌克兰反对派提供资金支持,在缅甸危机中为僧侣提供指导……他们有的是资深学者,有的曾为军方和情报机构的官员,有的身居政府要职,有的则曾是风靡全球的“金融大鳄”……

    他们拥有充足的资金,以非政府组织和机构负责人的名义在世界各地活动。如今,他们已经把发动“颜色革命”变成一个成熟运作的“产业链条”,自己就站在这个链条的关键节点上,策划活动,组织进攻——尽人皆知的是,在美国政府输出民主战略的背景下,他们得到了政府的全力支持。 这群人也早已把中国列入其目标范围,一直在暗中观察,寻找时机……

一、“精神教父”20年

    在2007年11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友》双月刊上,一篇文章的标题颇为耐人寻味:《你所不知道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文章开头这样写道:“他有关非暴力抵抗的理论,对全球民主与独立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他在自己的家乡——美国却鲜为人知。吉恩•夏普也许就是你从没听说过的最重要的人物。”

    哪里有“颜色革命”,哪里就有夏普

    如今已年近80岁的吉恩•夏普,长期隐居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东波士顿的一幢公寓里。这个瘦弱的老头,看上去甚至有点腼腆。对外界来说,他的生活始终是个谜——他不仅从没有过妻子、儿女,而且几乎没有一个朋友。 但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老头竟是颠覆过多个国家政权的“总导演”,是一些国家反政府组织的精神领袖。

    1991年8月19日,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议会大厦前登上一辆坦克发表讲话的一幕,一直被西方媒体视为苏联瓦解的经典画面。但是,在这个有点闷热的夏日里,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在叶利钦发表演讲的不远处,散落着一些小册子——《非暴力革命指导》;更没有多少人注意小册子上的作者署名——吉恩•夏普。 那时,夏普还没有成为“颜色革命精神教父”。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末发生的所有世界瞩目的‘颜色革命’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吉恩•夏普的身影,前苏联、东欧、拉美和中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友》双月刊在介绍吉恩•夏普的文章中,甚至将中国也列进了夏普的“攻击目标”名单。这篇文章透露,“每天,吉恩•夏普都会在他的寓所里接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话。这些电话大多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反政府组织的成员。他们希望获得夏普关于非暴力政权更迭方面的指导,以及资金上的支持。”

    2002年,70多岁高龄的夏普受到“邀请”,来到荷兰的政治中心海牙。当时,他所在的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劝他不要去了,但他说:“这是工作需要,我一定要去。”在海牙,来自很多国家的“非暴力精英”得到了夏普的亲自培训。同一年,在他的得意门生们的策划、活动下,塞尔维亚爆发“天鹅绒革命”,反对派推翻了米洛舍维奇政权。

    夏普在塞尔维亚的“成功试验”,很快引发了连锁反应——据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披露,塞尔维亚反对派推翻米洛舍维奇后,马上帮助格鲁吉亚同行发动了“玫瑰革命”,推翻了谢瓦尔德纳泽政权;而格鲁吉亚反对派则“指导”乌克兰同行发动了“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也是按夏普设定的模式爆发的。

    2007年9月,缅甸爆发被西方媒体称为“藏红色革命”的政治危机。大约3个月后的12月6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披露,美国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94年,一位颇有远见的美国人,出现在泰缅边境地区。他向那些从缅甸逃出来的学生传播非暴力抵抗理论……”《金融时报》文章提到的那个美国人,正是吉恩•夏普。文章随后透露,在过去的3年中,夏普和爱因斯坦研究所,在泰缅边境地区,培训了3000多名来自缅甸各地的反对派,其中包括数百名僧侣。培训内容除非暴力革命的各种策略和方法外,还包括如何与警察等现政权维护者展开沟通的技巧。此外,爱因斯坦研究所还为这些人提供物质上的资助,比如为僧侣们提供手机等通讯信工具。这都为2007年9月僧侣们策动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作了铺垫。

    人们发现,在缅甸危机中,反政府人士严格按照夏普的“战斗策略”行动,比如,僧侣们的行动显得很“克制”。他们不与军警发生正面冲突,还自动在日落前解散。这使缅甸政府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

    “颜色革命圣经”,198种“战法”

    有人说,在发展中国家发动“颜色革命”,简直就是夏普的“精神信仰”。为此,他苦心钻研,推出了一系列理论“专着”。

    上世纪60年代初,夏普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3年,他开始在美国哈佛大学国际问题中心主持一个有关非暴力抵抗的研究项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当年与他一起从事研究的同事很是惊讶:“我只知道他工作很努力,后来开了一个研究所,但真没有想到他居然做了这么多事情。当时,我们在一起工作时,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很和善的人,也很单纯,从不与人争什么。”

    就是在哈佛大学进行研究期间,夏普在马萨诸塞州筹建了爱因斯坦研究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这家机构的真正使命都不甚清楚。但很快,人们就明白了——这家研究所是要在全球范围内“通过非暴力抗争颠覆政权”。因为在这里,夏普很快就出了一本书——《让欧洲不可战胜——非暴力威慑与防御的潜力》。该书刚出版时,谁也不会想到,它竟能引起“冷战之父”乔治•凯南的重视。再版时,乔治•凯南亲自为其作序——“尽管在书中,夏普把这种非暴力运动主要设定在欧洲,但在欧洲之外,这种方式拥有更大的潜力。”

    1993年,夏普又推出了奠定其“颜色革命精神教父”地位的著作——《从独裁到民主》。该书面世不久,就被一些追随者奉为“颜色革命圣经”。在书中,夏普基于亲身实践,总结了198种“非暴力抗争颠覆政权”的方法。比如,书中有一章详细论述如何在短期内搞好与军警的关系,从而让军警在司法和心理上都不便镇压抗议活动。该书已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东欧、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多国出版。为了便于“广泛传播”,夏普特许“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传播和翻印此书”——他自然也没放过中国,亲自部署将其翻译成中文。

    夏普对自己的这本着作颇感满意。一次在接受匈牙利媒体的采访时,他毫不掩饰地说:“这本书是一本革命指南。使用它,在发动革命时就能避免受到残酷的镇压。”夏普还得意地提到了在塞尔维亚的经验:“在塞尔维亚革命中,(反对派)就是根据书中介绍的方法,使用了儿童,才使警方不敢动用暴力。后来,反对派领袖又(根据书中介绍的办法)与司法部门进行谈判,和对方沟通并建立关系,才最终达成了协议。”

    中情局的老师,美政府的“枪手”

    外界普遍认为,夏普及他的爱因斯坦研究所,与美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爱因斯坦研究所在建立的最初几年间,一直不为人知。大约到了1989年,由于“成绩突出”,它在学术圈内已小有名气。而且,这个时候,夏普策划的一系列反共产主义运动也“初见成效”。在此情况下,夏普和他的研究所引起了美国中情局的注意。当时,中情局高层日益感到,用暴力方式颠覆别国政权的方法困难重重。而夏普的非暴力抵抗理论,让他们“看到了其中隐藏的希望”。于是,他们向夏普发出邀请,请其出任中情局的“顾问”,专门从事对一些国家进行秘密颠覆活动的策划。与此同时,爱因斯坦研究所也开始秘密为中情局训练“颜色革命”人才。

    自此以后,很多地方爆发的“颜色革命”,差不多都是夏普和中情局合作创造的产物。据报道,早在1989年,爱因斯坦研究所已开始在缅甸展开秘密活动。当时,美国政府曾一次性拨给该所5200万美元,作为在缅甸活动的专用经费。此后,夏普曾亲赴缅甸,为当地的反政府人士提供理论和实战培训。

    也有报道称,爱因斯坦研究所,还定期向美国国会和政府提交报告和计划,在获得许可后,由研究所下设的“人权基金会”、“民主价值基金会”及“宗教自由基金会”等具体实施。因此有人说,经过20年的发展,在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及近年来的“颜色革命”当中,都有夏普及这些组织的影子。

二、“急先锋”密赴香港

    被称为“颜色革命”推手之一的罗伯特•赫尔维,是一个有着特殊背景的人物。他曾是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一名军官,做过美国驻外使馆的武官,也曾在美国五角大楼工作。丰富的经历和官方背景,为他日后成为“颜色革命”的“急先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美国马歇尔大学毕业后,赫尔维曾先后在美国陆军参谋指挥学院和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深造。

    校园里的赫尔维此时还不知道,在远东的缅甸,美国情报人员正在展开秘密行动。据前民主德国出版的《中情局谁是谁》一书披露,当时,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有44名中情局特工,他们均以外交官的身份为掩护,隐秘地四处活动,目标只有一个——分裂缅甸。不过,美国人的图谋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失败。于是,美国政府改变了策略,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缅甸策划、组织了风起云涌的非暴力反政府运动。

    就是在这个时候,赫尔维肩负着五角大楼的指令,来到了缅甸,出任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武官。但赫尔维丝毫激动不起来——他带着满脑子的军事理论而来,结果却不得不服从“非暴力运动”的大局。他当年在缅甸时的一位同事回忆说:“赫尔维一直对美国政府的这一安排耿耿于怀,很多时候,他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生闷气。”

    就在赫尔维心灰意冷之时,在一次有关非暴力抵抗问题的国际会议上,他与夏普相识了。会议间隙,赫尔维请求夏普解答他的一个疑惑——之前美国策动的颠覆缅甸政权的活动为何均遭失败?夏普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让他听自己的发言。“我听完夏普的发言,感觉自己被深深触动了,之前的困惑烟消云散。我决定开始研究夏普的非暴力抵抗理论,并决定放弃公职,加入爱因斯坦研究所。” 赫尔维至今仍忘不掉当年的那一刻。

    从此,赫尔维的人生发生了彻底转变,成了“颜色革命”战场上的“急先锋”。上世纪80年代末,他曾受夏普的指派,专程前往香港,试图谋划针对中国内地的行动。

    “创新”理论

    上世纪90年代初,深得夏普“真传”的赫尔维,再次来到泰缅边境,从事“非暴力革命”培训工作。他还特意把夏普拉到缅甸,为当地的反对派领袖传授“真经”。由于赫尔维有着“暴力革命”的背景,因此他的“革命策略”与其它的“革命者”不大一样,他的“非暴力革命”有时夹杂着一些暴力色彩。赫尔维在泰缅边境从事“非暴力革命”培训工作时,他也在美国国防情报局的指示下,秘密为一支反对派提供武器,支持他们对缅甸政府进行“可控制的小规模暴力抵抗”。

    随后,赫尔维又出现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街头,开始谋划颠覆南联盟米洛舍维奇政权。他为“抵抗组织”的头目开设培训课程,帮助他们分析南联盟政府的“弱点”;指导缺乏政治运动经验的学生如何吸引更多的人参加……

    他甚至结合自己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经验,对夏普的“非暴力革命”理论进行了补充。比如,他曾强调,“在培训反对派领袖时,重要的不是要他们如何推翻现政权,而是要说服他们,告诉他们在新政权里会有他们的位子。”

    2004年,赫尔维推出了《论战略性非暴力冲突:关于基本原则的思考》一书。书中说:“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是靠摧毁对手继续战斗的能力或意志。在这一点上,非暴力战略无异于武装冲突,只是两者所用的武器系统截然不同。”他还在书中列举了非常具体的参考案例,比如在南联盟大选前怎样把60吨传单散发到全国各地;怎样让游行队伍带一块干净的白布,以利于医疗救护;怎样处理伤者,以及如何吸引记者的镜头,等等。

    诱惑学生

    作为推动“颜色革命”的一位“急先锋”,赫尔维还有一个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做年轻人的工作”,而他在一系列新的理论中“最大的贡献”就是,他认为“非暴力革命的重点培训对象是年轻人”,他自己也一直实践着这一点,而且“效果不错”。

    国际问题专家注意到,最终使米洛舍维奇政权2000年倒台的,既不是哪个强有力的政治团体,也不是他手下将领的叛变,而是一个学生团体——OTPOR(塞尔维亚语“反抗”之意)。

    这个主要由青年学生组成的组织,是赫尔维1998年10月亲手组建起来的。他认为,非暴力革命的重点培训对象是年轻人。

    OTPOR的“成功”,使赫尔维备受鼓舞。于是,在爱因斯坦研究所和美国另一家非政府组织的资助下,他带领OTPOR的骨干成员,在布达佩斯建立了一家“非暴力抵抗中心”,专门培训来自其它地区的“年轻革命分子”。2004年11月,英国《卫报》的一篇文章详细记述了这里的情况:“这些熟练操作电脑的年轻人,挤在一间间狭小昏暗的办公室里。他们都是来自各地的‘革命’骨干。假如你想知道如何推翻控制着大众传媒、法院以及警察系统和投票站的现政权,这里有的是年轻学生等着你去雇用。”

    赫尔维的这些“创新”,随后迅速被运用到格鲁吉亚、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2001年1月,“Zubr!(野牛!)”组织在白俄罗斯创立。8个月后,该组织试图利用选举策动非暴力政变,但惨遭失败。2003年4月,“Kmara!(受够了!)”组织在格鲁吉亚出现。2004年6月,“Pora!(是时候了!)”组织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创立……这些组织的标志如出一辙:塞尔维亚反政府组织使用的标志是紧握的拳头;乌克兰反政府组织的标志则是时钟——暗指时任乌克兰总统的库奇马下台指日可待。此外,网站、博客、车贴、短信、涂鸦等“年轻人喜欢的生活方式”,都成了“斗争手段”。
这些,都是赫尔维的主意!

三、麦凯恩上阵

    “美国现在需要一位总统,他必须能够向美国和世界表明,这个国家最好的时光就要到来,必须准备建立基于自由基础上的持久和平。”2007年11月,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麦凯恩,在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刊文,标榜自己的外交立场——“必须扶持全球民主力量”。 麦凯恩此文一出,当即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世界上的“颜色革命”或许将更加泛滥。

    遥控中亚国家“政变”

    2005年2月,在吉尔吉斯斯坦即将举行议会选举前的一个深夜,吉首都比什凯克的一家印刷所内,机器轰鸣,人来人往。这是以在全球推广“民主”为使命的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专门在吉尔吉斯斯坦开办的。

    在轰轰转动的印刷机旁,“自由之家”的项目总监麦克•斯通,正紧张地等着最后一份报纸印完。这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唯一一份反对派的报纸,正在印刷一期特刊,头版的大标题赫然就是:《现在轮到阿卡耶夫了》。特刊要印20万份,所以斯通在印刷所里等了很久。

    这天夜晚,斯通很“幸运”,因为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没有断印刷所的电。他笑着对助手说:“真得感谢麦凯恩!”

    几天前,在斯通的指导下,这份报纸在头版上方刊登了吉总统阿卡耶夫正在建造的豪宅的大幅照片,下面则放着一个无家可归的可怜小孩的图像。报纸面世后,吉民众对总统的不满情绪迅速被激发。于是,愤怒的吉政府断了“自由之家”这家印刷所的电。

    但斯通无所畏惧,因为他的后台是美国资深参议员麦凯恩。麦凯恩立刻拨通了吉外长的电话,指责对方压制民主,“让人无法容忍”。吉外长只好连声道歉,并答应立即恢复对印刷所的供电。

    10天后,存在了10年的阿卡耶夫政权,被“倒戈”的民众抛弃了。当时就有中亚媒体指出,“是麦凯恩把阿卡耶夫赶下了台”。因为正是他将斯通派到了吉尔吉斯斯坦,而后者“出色”地打赢了导致这场“软政变”的宣传战。而且,麦凯恩还指令斯通将“颜色革命教父”夏普的《从独裁到民主》翻译成俄文,在吉尔吉斯斯坦广泛散发,成为吉反对派的必读书和行动指南。

    他的背后是布什总统

    作为资深政客,麦凯恩自1992年起,开始担任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理事会的主席。这家成立于1983年的研究所,总部设在华盛顿,宗旨是在全世界推进“民主”、“自由”、“自治”与“法治”。2005年5月18日,美国总统布什在该研究所举办的2005年度“自由奖”颁奖仪式上,曾毫不掩饰地说,20多年来,这个研究所“在100多个国家的民主变革斗争前沿努力工作。正是由于它的作用,今天的世界才变得安全了、自由了、平静了。” 布什的此番讲话,无疑是对麦凯恩的极大肯定。

    早在2004年8月,麦凯恩就曾声称,“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是独裁者”,并宣称要通过正式支持反对派的方法,与白俄罗斯的“暴政”做斗争。随后,他多次在华盛顿接待白俄罗斯反对派的造访,手把手传授“革命秘诀”。一次,在送别白俄罗斯反对派代表团时,麦凯恩意味深长地说:“变革之风正在吹向白俄罗斯。”一旁的人都明白,他就要对白俄罗斯下手了。果然,2005年3月25日,白俄罗斯数百名反对派支持者,在总统府附近举行集会,要求总统卢卡申科下台。但这一次,麦凯恩没有成功。

    不过,在白俄罗斯的失败,并不会让麦凯恩收手。目前,“国际共和研究所”在全球设有多家机构,并为50个国家的非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仗着白宫的支持和雄厚的资金实力,麦凯恩连俄罗斯都不放在眼里。他曾多次以参议员的身份,以“俄罗斯压制民主”为由,要求将俄罗斯开除出八国集团。此外,在不久前刊发于《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文章里,麦凯恩还对中国发起了攻击——“崛起的中国将是下任美国总统的重大挑战。”

    当下,麦凯恩在共和党的初选中风头正劲,这引起了外界的一丝担忧:这个“幕后导演”,会成为又一个公开推行“颜色革命”的美国总统吗?

四、帕玛的“多少年梦想”

    在“颜色革命”的战场上,马克•帕玛是又一个大名鼎鼎的美国人。《纽约时报》曾将其誉为“西方最活跃的经济与政治自由化推动者”。

    帕玛是“自由之家”的副主席。该组织被称为“老牌颠覆专家”,在12个国家设有分部,主要任务就是在一些国家推动“人权”和“自由”,达到颠覆政权的目的。英国《卫报》曾毫不客气地说:“作为‘颜色革命’主要建筑师之一的‘自由之家’,不过是中情局的门面而已。”如今,该组织不仅活跃在独联体和东欧,还在中东、中亚和拉美设有分部。

    帕玛涉外经验丰富:曾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工作6年;曾担任4年的美国驻匈牙利大使;卡特执政时,在国务院主持战略核武及传统武器控制办公室任职;里根执政时,作为副助理国务卿,主管美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外交事务……其简历还特别提到了他在东欧国家推动“民主”的工作。

    1986年,帕玛出任美国驻匈牙利大使。从那以后,美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俨然成了美国政府推动匈牙利“民主改革”的前沿阵地。匈牙利各路“民主精英”成了他的座上宾,以致当时的匈牙利外长多次要求美国国务院将其召回。

    像帕玛一样,美国一些外交人员也成了“民主变革”的一线“斗士”。比如,在推翻米洛舍维奇政权的行动中,美国前驻南联盟大使理查德德德德•米勒就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格鲁吉亚爆发“玫瑰革命”时,他“恰好”又在那里当大使。

    2003年,帕玛出版了《粉碎邪恶轴心》一书。该书的副标题是——“如何在2025年之前消灭世界上最后的独裁者”。帕玛在书中宣称:“如果按1974年以来世界民主化的平均速度计算,也就是每年3个独裁政权结束统治,15年后,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再有暴君了。即使按再慢一半的速度来计算,2025年之前,所有的暴政也都该结束了。”

    美国《华尔街日报》说,帕玛现在的工作重点是中国。2006年6月,他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就曾多次要求美国政府要加强对中国的渗透。他甚至提议让美国驻华大使在北京的公园里与传播邪教的人员一起练功,以此显示美国的姿态。此外,他还倡议每年设立一个“中国民主日”,在全球范围内向中国施压。

五、索罗斯另一副面孔

    2003年11月23日晚,在反对派的压力下,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被迫辞去总统职务。就在辞职前数月,他曾多次透露,华盛顿和“金融大鳄”索罗斯密谋逼其下台。随后的调查显示,谢瓦尔德纳泽怀疑得没错。此时,人们突然发现,索罗斯这位前东欧移民的犹太人后裔,已成为美国推进非暴力政权更迭的领军人物之一。

    如今在格鲁吉亚,到处都有索罗斯的影子——“索罗斯基金会”驻格分支机构,是格现任总统萨卡什维利2003年发动“玫瑰革命”时的“小金库”;在政府中,有1/5的部长曾在“索罗斯基金会”工作过;从总统到街头交警,他们每月的工资中,都有一部分是索罗斯提供的“补贴”。

    1979年,索罗斯在纽约建立了他的第一个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会”。索罗斯宣布,基金会的使命之一是“帮助打开封闭社会”。他直言,基金会的使命是搜寻可能的“民主萌芽”,然后采用各种手段扶植它发展壮大,“这种‘革命’是和平的、缓慢的、渐进的,但从不间断。到最后,它终将导致‘民主’在一些国家中诞生。”如今,“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分支机构已遍布东欧、拉美、东南亚、中东等地的 50多个国家,雇员超过1000人,每年花费超过3亿美元。

    从1990年到2004年,“索罗斯基金会”在乌克兰设立了25个分支,共投入8200万美元,资助反对派组织。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就是“索罗斯基金会”下属“乌克兰开放社会研究所”董事会的成员。

    在俄罗斯,“索罗斯基金会”有专项计划——大规模地向俄地方媒体渗透,企图以此影响当地精英,试图煽动地方分裂主义倾向。同时,基金会还向一些大学提供研究资金。如今,俄罗斯人突然发现,莫斯科一些大学的课程表上,增加了不少传授西方价值观的课程。在乌兹别克斯坦,“索罗斯基金会”投入了2200多万美元,用于邀请各类人员出国访问,培养亲西方的社会精英。据报道,2006年6月,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悄然进入中国,出现在中国一家民间组织的资金捐赠者名单上,捐资金额约为200万元人民币。

六、“颜色革命” 产业化

    在上世纪冷战时的六七十年代,包括5.5万辆坦克、数千架战略轰炸机、上万枚核弹在内的苏联军事力量,虎视眈眈地面对着欧洲大陆;而美国的几十万大军,则正在越南重新体验着血淋淋的战争噩梦。那时,也许不会有人在意一个尚无名气的学者吉恩•夏普,一个在华约国家中穿梭任职的外交官马克•帕玛,一个刚刚创建了量子基金的犹太后裔乔治•索罗斯以及两个在越南战场的军官罗伯特•赫尔维和约翰•麦凯恩。然而,在今天的美国政界,提起他们以及由他们幕后操纵的一场场“颜色革命”,谁人不知?!

    “提起政变,很多人的脑海中都会浮现这样的画面:示威者占领议会大厦,从大厦的窗子里飘出充满硝烟味的滚滚浓烟。可是这些画面也许要永远停留在想象中了。因为,事实上,如今占领议会大厦和取得整个国家完全可以不费一枪一弹,这就是非暴力政权更迭。”这是当今美国著名“非暴力革命”专家马克•帕玛对“颜色革命”下的定义。

    值得注意的是,与美国花费数千亿美元、搭上了数千美军生命的伊拉克战争相比,“颜色革命”成本之低,不能不说是美国人把战争思维用在“软实力”上的一个创新。

    2007年9月,缅甸爆发“藏红花革命”后,西方一位政治分析家评论道:“‘藏红花革命’标志着非暴力政权更迭模式的全面成熟。” 事实也许如此。在全球化的今天,跨国公司、技术转移、股票基金等都成了美国对外推行“颜色革命”的工具。那些挑动“颜色革命”的团队,在其中如鱼得水。一些国家的政权,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渐渐地,人们发现,支撑“颜色革命”团队的,是一个拥有巨大军事、经济、文化力量的强大帝国,为了让这个帝国永远强大,“颜色革命”已成了这个帝国一个“新兴的特殊产业”。而这又意味着,“颜色革命”必将继续蔓延。有分析认为,中国是冷战结束后唯一发展良好的社会主义大国,那些早就提出要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西方国家,自然不会放过中国。从1992年开始,西方国家连续11年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出反华“人权提案”,就是最好的明证。2001年,小布什视察中央情报局时公开宣布说,“中国是最令美国感到不安的国家,它应该成为中央情报局日常工作中的重点。”

    对于美国而言,无论从理想主义还是从现实主义角度而言,都有着在中国进行“颜色革命”的内在冲动。一方面,美国向来以“民主的灯塔”自居,并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认为其美国式文明,从价值观到社会制度,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是“世界的楷模”。另一方面,美国一直认为在中国实现“颜色革命”对其有着现实的地缘政治利益。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发展成令美国敬畏的强大力量。在部分美国学者看来,如果中国实现西方式的“民主化”,实行与美国相同的政治体制,中国将成为一个亲美国家。到那时,中国将不再是一个“挑战力量”,而将成为“美国治下和平”的支撑力量,从而成就并能长时间维持美国的“单极霸权”。

    美国《民主杂志》的主编拉里•戴蒙德曾就如何在中国实施“颜色革命”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美国对“封闭”的共产党国家进行人权和民主化运动的任务,是要在这些国家“建立文明社会”,其步骤“首先是要突破统治党和政府在新闻、组织和权力方面的垄断”,继而要创建独立的出版物,另立工会、企业等团体和其它组织,缩小政府的权力;然后,由“民主分子”发动一场分享权力的运动,并最终接收权力。

    戴蒙德认为,对中国发动“颜色革命”的条件正在成熟。曾在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美国非政府组织,如“索罗斯基金会”、“民主基金会”、“欧亚基金会”等,已开始进入中国。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来华人员,广泛搜罗中国国内问题和社会矛盾,打着“扶贫”、“技术开发”等幌子进行渗透。此外,一些西方人利用传统媒体扩大其影响力,进行思想渗透,千方百计地削弱中国主流舆论的影响;利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与中国争夺思想文化阵地;以多种形式利用其发达的文化产业,冲击中国的文化市场,实施思想文化渗透;利用某些社会敏感问题,造谣污蔑,恶意炒作,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歪曲和贬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丑化中国党和政府的形象;曲解、丑化、淡化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等等。他们期望靠这些手段,对中国国家和民族产生不可估量的破坏力。

    由此观之,对抗“颜色革命”、避免国家和民族沦为西方的附庸,已成了中国人必须面临的挑战。

    (田南雁 电话13681023595,朝阳区甘露园南里1区7楼1509号,100025,e-mail: tny0374@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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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人: 抄送: 主题: 要防范这种‘软入侵’

 

神秘谋士助普京,瓦解“颜色革命”阴谋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 王晋燕

2008-05-01

    当一些西方国家企图用“颜色革命”颠覆普京政权的时候,克里姆林宫的一位谋士站了出来,打响了一场新的“莫斯科保卫战”……

    继在3月初的总统大选中获胜之后,梅德韦杰夫5月上旬将从普京手中接过权杖,出任俄罗斯总统。莫斯科人准备张灯结彩,迎接这一举世瞩目的政权交接仪式。然而就在此时,潜伏在俄罗斯的一些西方人却无精打采――他们原本指望俄罗斯能像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那样,爆发“颜色革命”,出现“不流血的政变”。毫无疑问,普京在与“颜色革命”的较量中取得了胜利。他是如何获胜的?答案有些出人意料:帮助普京瓦解西方“颜色革命”阴谋的,是一位名叫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的神秘克里姆林宫谋士,以及一个名为“纳什”的青年运动组织。

普京震惊了

    早在2004年,普京就意识到了“颜色革命”对俄罗斯的威胁。那年年底,他关注着乌克兰,那里正在举行总统大选。他从电视屏幕上看到,数以万计的乌克兰年轻人打着横幅,聚集在首都基辅的独立广场上。在长达几周的时间里,他们不知疲倦地唱着歌,挥舞着手臂,高呼支持反对派的口号……很快,普京收到情报:乌克兰反对派赢得大选的胜利。随后送来的情报还显示,那些集会的年轻人,都来自一个受西方资助、名为“波拉”(意为:“是时候了”)的青年运动组织。这场被称为“橙色革命”的风暴,正是由这群年轻人掀起的。

    乌克兰年轻人在“橙色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让普京深感震惊。他由此想到了自己的国家――俄罗斯年轻人占俄罗斯总人口的20% ,每年有150万青年学生毕业。那些对俄罗斯觊觎已久的西方人,不会放过这群年轻人!

    普京的判断很快得到了验证。2005年年初,一直密谋颠覆普京政权的俄罗斯流亡寡头别列佐夫斯基,秘密抵达基辅,希望将“波拉”在乌克兰的成功经验复制到俄罗斯。此外,众多情报显示,美国大批专事“颜色革命”阴谋的人,早已潜入俄罗斯……

    “不能让他们控制俄罗斯年轻人的大脑!”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普京要求采取措施,反击西方国家的“颜色革命”图谋。普京将领导“阻击战”的任务,交给了他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被称为“克里姆林宫谋士”的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2005年3月,在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仅3个月后,一个名为“纳什”(意为:“我们”)的青年运动组织,在莫斯科成立了。

    在“纳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苏尔科夫表示,“纳什”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保障2008年俄罗斯总统选举的顺利进行。他同40名与会者,为“纳什”制定了明确的战略任务和战术目标,其中就包括“不允许俄罗斯发生乌克兰式的权力更迭”。此后,苏尔科夫率领这支“青年禁卫军”,展开了一场又一场针对西方的反击战。

    2007 年7月,1万余名“纳什”成员参加苏尔科夫组织的夏令营,接受为期两周的思想教育培训,为备战2008年的大选做准备。“毕业”后,“纳什”的骨干不断组织活动,并在网站上公布那些与西方势力勾结的反对派名单。5个月后,“纳什”成员再次举行示威活动,抗议由美英等国控制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抹黑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决定起诉该组织,索赔3亿卢布。

    2008年3月3日,俄罗斯大选结果公布后,3000余名“纳什”年轻人聚集在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门前,“以这种方式让西方人明白,不要对俄罗斯政治指手画脚”。 …… 经过短短3年的洗礼,“纳什”迅速成为俄政坛一支重要的力量。

从银行职员到普京谋士

    普京为何把抗击“颜色革命”的重任交给苏尔科夫? 现年44岁的苏尔科夫,虽贵为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却行事低调、神秘,让外界捉摸不透。

1987 年,23岁的苏尔科夫,令人惊讶地从莫斯科文化学院戏剧导演系退学,投身莫斯科一家名为Menatep的民营银行,干起了广告和市场营销的工作。当时的苏联,还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根本看不到广告和市场营销的巨大潜力。苏尔科夫却看到了。他为这家银行成功策划了一场宣传攻势,使其标志不断出现在公共汽车车身和晚间电视节目的黄金时段。苏联解体时,Menatep集团的名声,在俄罗斯已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

这个看起来有点腼腆、微笑时略显忧郁的年轻人,很快就被Menatep集团的创始人霍多尔科夫斯基记住了。1994年,年仅30岁的苏尔科夫,被霍多尔科夫斯基提拔,进了集团决策部门,成为董事会成员。

3 年后,在俄罗斯银行界如日中天的苏尔科夫,接受金融寡头、阿尔法集团老板弗里德曼的邀请,出任阿尔法银行第一副总裁。这份工作为他打开了通往克里姆林宫的大门――弗里德曼与时任总统的叶利钦交情不浅,1999年,在弗里德曼的力荐下,苏尔科夫如愿进入克里姆林宫,成为总统办公厅主任的顾问,不久又被提拔为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刚进克里姆林宫没多久,苏尔科夫就又策划了一次成功的宣传战。

2000年,俄罗斯举行总统大选。参加选举的普京,虽身为俄罗斯代总统,但在俄罗斯民众眼里依然是个神秘人物。怎样才能让选民们认识并接受自己呢?普京决定邀请苏尔科夫帮助自己。苏尔科夫很爽快地答应了。他安排3名记者对普京进行专访,让普京讲述自己的生平故事。采访结束后,这些记者在很短时间内推出了一本书:《来自第一号人物――与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谈话》。这本书迅即挤进俄罗斯畅销书排行榜,使普京迅速成为俄罗斯的焦点人物……

4年后,当普京决定再次参选俄罗斯总统的时候,苏尔科夫自然而然地成了其竞选总部的负责人。

新的“莫斯科保卫战”

在俄罗斯政坛,苏尔科夫有“政治魔术大师”之称。让人惊叹的是,他这个根基并不深厚的谋士,竟能游刃有余地操控俄罗斯政坛上的大小政党。

在1999年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苏尔科夫先是大胆地让“统一运动”(统一俄罗斯党的前身)与俄共合作,使两党瓜分国家杜马所有委员会的主席职位;随后,他又一改分权协议,将俄共代表从国家杜马委员会主席职位上挤走,使之尽数落入“统一运动”囊中。如今,苏尔科夫开始将他的精明,用在对抗西方国家和“颜色革命”上。他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才能拉住俄罗斯的年轻人。

苏尔科夫敏锐地注意到,俄罗斯的年轻一代,尽管对国家历史缺乏深入的了解,但他们也有“苦涩记忆”――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他们的父辈失去了一生的积蓄。苏尔科夫认为,通过正确的引导和沟通,这些年轻人完全可以成为普京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基于这种判断,他要求“纳什”高层以年轻人喜欢的形式,如说唱乐、健身操、新奇的夏令营活动等,向年轻人宣传“俄罗斯民族精神”。“纳什”成员时下最喜欢传唱的一首说唱乐,其歌词写道:

“当我们的国家毁于一旦, 他们嘲笑我们。 我们的父母失去了一生的积蓄,没有退休金,没有未来。但是,现在我们重新站起来了, 现在,我们要行动。我们将会更加坚强,因为我们的祖辈曾经在战时流血牺牲保卫祖国……”

苏尔科夫抛弃了说教,而是用年轻人的方式,让俄罗斯的年轻人愿意像祖辈那样,打响新的“莫斯科保卫战”。

2006年2月,苏尔科夫在统一俄罗斯党干部培训中心直截了当地说:“俄罗斯当前面临的一个主要威胁就是‘软入侵’……要防范这种‘软入侵’,俄罗斯必须构建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这段话不久就传到了西方,并很快成为“普京上任以来的第一份思想宣言”。

2007年年中,苏尔科夫又亲率一批编辑人员,撰写俄罗斯社会学和历史学教程――《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历史教师教学手册》。目前,新版教科书已经开始发行。专家认为,这是苏尔科夫与西方“颜色革命”发动者们争夺思想阵地的又一重大举措……

“我们将会更加坚强!”显然,这既是苏尔科夫对俄罗斯年轻人的激励,也是他对“颜色革命”下的“战书”。

 

祭汶川大地震死难同胞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金生叹

2008年06月02日

    公元二○○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古稀学人金生叹以白花醴酒致祭于 汶川大地震死难同胞之灵而告之曰:

    昊昊苍天,何其不仁,地母肆虐,毁山灭城,断壁残垣,掩埋生灵,六万同胞,顷刻殒命。伤残者众,痛苦呻吟,凄风苦雨,忧心如焚……思我中华,历史进程——霜欺雪压,苦难频仍,纵使天塌,依然挺身,压力愈大,愈见精神:抗胡抗倭,不惜粉身,河决鱼烂,奋力抗争,多难兴邦,雷霆万钧。汶川噩耗,举世震惊!国人行动,快如流星:捐款献血,万众一心,救援队伍,日夜兼程,多少灾胞,重获新生。人民军队,子弟之兵,铁流所至,死神心惊。天灾虽巨,大爱无形:炎黄骨肉,至情至仁,民族精神,金石永铭。渺渺云天,茫茫沧溟,招魂有赋,续命难能。我侪后死,满腔赤诚,排除万难,众志成城,火中凤凰,振翅凌云,重整山河,告慰英灵。呜呼哀哉,伏维尚飨

 

 

发件人:"huxingdou" <huxingdou@gmail.com> 收件人: <huxingdou@gmail.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01 22:28:1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关注经济公平、推行中派主义;全国哀悼日:中国领导层破天荒的举动值得一赞;专访胡星斗;亞洲週刊1/6/2008關於四川地震的民生建議;專題報道:越是大地震越容易預測;四川震后重建问题答记者问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我力争做“中派主义者”

----关注经济公平、推行中派主义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 胡星斗

2008-6-1

   长期以来,我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经济现实问题,特别是关注社会公平、经济公平,探讨拆迁、征地、户口、劳教、廉政、歧视、垄断等问题,有人批评我一会儿“左”,一会儿“右”。认为我忽左忽右,其实这是没有理解我的中派主义、中道主义价值观。

    我力争做“中派主义者”, 包容左派、右派,推行“中间派”、中派。既非左也非右,或者说既左且右,也就是把右派的“宪政”与左派的“公平”价值观结合起来,兼顾“宪政”与“公平”,主张通过“宪政”达到“公平”。因此,我反对只讲宪政、自由,不顾公平、任由贫富差距扩大的做法;我也反对因为留恋乌托邦表面的公平而主张回到计划、极权的时代。而我相信,只有宪政才能达成真正的永久的公平与正义。

    中国之“中”,不仅指古人视野中的地理中心,而且指“中德”(周公),“中正”(《尚书》)。可以说,中华民族是最具有中道、中和、中庸、中德、中正智慧的民族。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的德行是最高的,老百姓很久没有这样做了);“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做事不偏激,小人做事容易走极端)。孟子说“汤执中”(商汤做事,把持中庸中道,不偏激)。《中庸》一书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老子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说太多了,会理屈词穷,不如谨守中道)。

    我的中派主义就是谨守中道,力推社会中派主义(中间主义)、文化中派主义、政治中派主义、经济中派主义,强调渐进改革、包容对话、宪政公平、宪政社会主义、可控民主等价值观,认同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第三种模式。

    拆迁、征地就是要走宪政公平之路。以宪政、法治约束政府行为、保障公民利益,以公平、正义缓解官民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所以,拆迁其实是宪政公平问题。

 

谨防爱国主义变成害国主义

----专访胡星斗

亚洲周刊  江迅

2008511

   正当中国百姓保卫奥运圣火、反藏独、反西方传媒妖魔化中国的热潮如火如荼之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却向中共中央公开提出建议:奥运前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实行大赦,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他说:「西方炒作西藏问题极其不智,导致中国国内保守主义抬头,导致中国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中国的改革开放、民主法制事业可能在民族主义的大潮中出现倒退。这将是中国的悲剧,对西方也没有好处。我担心,极端民族主义将会削弱中国,令中国陷入封闭、内战。」中国应当以建设法治国家的决心,来响应西方对中国人权的指责」。
 
   
四月十九日,「博客中国」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的潮江春会馆,举办题为《抵制法国货与民族主义潮流研讨会》,三十多学者出席。会上,胡星斗作出上述建议。他说:「西方越围堵中国,中国就越要更加改革开放。否则就上当了,达到西方削弱中国的目的。中国只有进一步改革开放,才能使得中国强大。中国应当以建设法治国家的决心,响应西方对中国人权的指责。中国现在应当着手废除一项项弊政,实行制度创新。」
 
   
他说:「劳动教养制度(劳教)违背了国际人权公约,违背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违背了中国宪法、刑法的有关条文。劳教可以在不经过审判的情况下,不经过正当的司法程序,剥夺一个人的自由长达三年、四年,甚至六年,还有二十多年的。这样的做法是完全违背法治的。劳教制度是当今中国最恶劣的制度,也倍受西方的谴责,废除它,表明我们的政府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坚强决心。实行大赦,表明我们政府的宽容、民主及博大胸怀;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此兑现中国政府的承诺,履行大国的义务。这些举措将使中国重新赢回国际上的声誉,获得国际上的普遍称赞,胡温政府也将获得国内民众和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总之,在奥运之前,通过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等等,来响应西方的批评,而不是闭关锁国。面对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和国外对中国的指责、不解与恐惧,中国不应倒退,而应进一步改革开放,以此,我们迟早要在世界上赢回中国人的尊严,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文化方面、科技方面、人权方面都要在世界上赢回尊严。」四月二十四日,他就此问题接受亚洲周刊访问,以下是访谈摘要。

   问:为什么说西方炒作西藏问题,会导致中国国内保守主义抬头?

   答:因为这样做有可能使中国改革开放出现某些倒退。中国闭关锁国,不能融入世界文明主流中去,对中国没好处,对西方也没好处。当然,也有人希望中国愚昧落后,闭关锁国,让中国倒退,以此搞乱中国。其实中国开放了,对西方威胁更小。如果中国像毛泽东时代那样闭关锁国,反而对世界的威胁更大,对发达国家威胁更大。现在西方炒作中国,都把注意力放在西藏问题上,实际上西藏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主张西藏独立的人很少,普通百姓没有这个愿望。西藏问题、人权问题,都是制度问题,中国制度问题不改善不解决,西藏问题、自治问题也改善不了、解决不了。由于达赖在西方影响很大,他们就疏忽了中国的其它问题,中国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没去关注,而关注西藏问题的结果,就导致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潮流。我还担心,奥运有可能成为中国人自娱自乐的一个盛会。

   问:怎么理解奥运有可能成为中国人自娱自乐的一个盛会?

   答:这些日子来,外国人抱怨说来中国签证越来越难,特别是比较长期的签证,签到八月份会更难。这是很不好的迹象,当然有关方面否认了这样的传言。总之,炒作西藏问题,导致藏汉之间的矛盾,导致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非常高,看网上那些留言,几乎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充满了仇恨、激愤,反西方,对西方的民主和新闻自由一概否定。因此炒作西藏问题,会使中国出现某些方面的倒退。

    问:对中国今天风起云涌的爱国主义,你怎么看?

    答:爱国主义是需要的,中国当下的爱国主义情绪有可贵之处,我也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但是,现在更多的是盲目的、空喊口号的爱国主义,这对国家的进步没有好处,它最终会造成中国在某种程度的倒退,成了「害国主义」。我们不要愚昧的偏激的爱国主义,而要爱民主义,热爱我们的人民。我们不要头脑简单的愤青民族主义,而要民主主义、法治主义。

    问:怎么理解你说的爱国主义变成「害国主义」?

    答:德国的民族主义导致了希特勒的上台及其覆灭;日本的民族主义导致了军国主义的亢奋及其失败;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及历次打倒帝国主义运动等极端民族主义,导致了中国的闭关锁国、内战与落后,但我们从不反省,如今义和团又回来了。当年的义和团就被许多人称作爱国主义。他们以「扶清灭洋」号召国民,不仅杀外国人,而且杀康(有为)梁(启超)分子、维新志士,其残忍令人发指。他们杀「十毛子」,包括外国人,留学归国的中国人,给外国人做翻译的人,为外国人教堂、慈善机构服务的中国人,统统杀掉。谁身上被搜出洋火(火柴)、洋笔(钢笔),就杀头,甚至全家处死。义和团的愚昧令人痛心,他们烧学校、拆铁路、拔电杆、毁轮船,摧毁一切来自西方的文明,以表明他们的爱国。现在我们看清楚了,康有为、梁启超才是爱国主义。因此,应该以大历史眼光看什么是爱国主义,什么是害国主义。前一阵,全国人大的一位官员竟然提出「惩治汉奸罪」,这非常可怕。怎么判断「汉奸」,肯定是以他极端愚昧和保守的观点作判断的,凡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就是汉奸,但我认为那些以保守的方式,阻碍中国进步,最后使中国沦落、动乱、贫困、愚昧的极左保守人士,才是真正汉奸。政府应深刻洞察,引导爱国主义情绪,避免发展成极端民族主义。
 
   
问:你怎么看当下网民的情绪?

    答:从网上的言论可以看出,中国的网民大部分是非常可怕的,一开口就是暴力,就是杀戮,这是中国五十多年的教育所结的恶果,阶级斗争的教育,仇恨的教育。中国大部分网民没有包容、宽容之心,没有接受现代公民教育。中国没有公民,要么是臣民,要么是暴民。因此要倡导爱民主义,简单的爱国有可能演变成爱某一集团,真正的爱民就是爱人民。在这次西藏事件,很少有网民反思我们自己的问题,比如信息不公开,把外国记者赶走,三月十日的喇嘛和藏民和平游行,是否应给予宽容。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否有改进的地方,能否做的更好些,西藏是否可以制定独立的经济政策、法律,独立立法,当然立法有两个条件,一是不能违背国家宪法,二是不能通过独立法。西藏各级领导人可以透过民主选举产生,一时做不到选举,那能否公推公选。中央政府透过外交、国防体现主权,甚至可由党委监督独立选举产生的行政班子,党委成员可由中央任命,最大程度地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把西藏变成与其它省份不一样的自治区域。

 

越是大地震越容易预测

独家专访:中国地震局前研究员、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家耿庆国

亚洲周刊

1/6/2008

     耿庆国在四川震灾后痛哭,因为他早在四月底就预测今年五月至明年四月,兰州以南,四川、甘肃、青海交界附近,可能发生六至七级地震。他的密件曾送给国家地震局,但却无人重视。学者认为,地震预测的信息应当完全公开。

 耿庆国小档案一九四一年生,北京人, 满族。六五年八月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系地震专业毕业, 分配到地质部物探研究所, 六八年任地质部物探所地震预报室技术负责人、北京管庄地震前兆预测台站首任台长。七零年起在北京地震队工作,八零年起在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从事预报应用研究, 现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联合国行政管理与减灾全球计划项目科学顾问。

耿庆国:善测强震

    中国地震局前研究员、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副主审耿庆国等人,对四川大地震曾作出预测,文字报告于四月三十日密件发至国家地震局。
   
一批学者和网民纷纷要求国家地震局公开相关信息,耿庆国等人的密件目前在哪里?是怎么处置的?处置的理由何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五月一日实施。这标志着各级政府要迈向信息开时代。根据︽条例︾规定,及时公布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是官方的责任和义务。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三十九小时后,六十七岁的耿庆国在北京接受亚洲周刊访问。他说,刚过去的几十小时内,他痛哭好几回,为汶川灾民忧伤,为自己的研究成果没能拯救人命而悲痛。这是毕生的遗憾。在接受采访时他多次抽泣而中断谈话,他说:﹁国内外的地震专家长期来都有一个说法,强地震、大地震是无法预测的。他们异口同声说,目前地震是不能预测,谁预测就是子,不能预测才是科学家。﹂

   他说:﹁每年全球大小地震五百万次,其中小地震四百九十五万次,三级以上有感地震五万次。这有感地震中,有破坏性的五级以上地震八百次, 其中,六级以上一百二十次,七级至七点九级十八次,达到八级的是一、二次。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强烈地震,越是特大地震,就越容易预测、容易预报。﹂曾出版︽中国旱震关系︾︵科学出版社︶一书的耿庆国,早在二零零六年,他根据旱震关系提出中期预报,近年阿坝地区将发生七级地震。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下属的﹁天灾预测委员会﹂,经集体讨论,作出﹁二零零八年五月至二零零九年四月的一年内,应注意兰州以南,四川、甘肃、青海交界附近,可能发生六至七级地震﹂的预报,明确提出﹁阿坝地区七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五月八日︵前后十天以︶
 
﹂。

   耿庆国说:﹁地震局的工作人员没有执行贯彻当年周恩来总理的﹃预防为主, 专群结合, 土洋结合﹄的准则, 认真开展地震预测。他们放弃了,觉得地震不能预测,工作重点放在震后评估,这样还能拿到专项经费。中国现在的地震预测水平比三十多年前的唐山地震那年代,非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下滑了。﹂五月十五日上午,亚洲周刊电话拨往中国地震局,要求陈建民局长办公室回答关于耿庆国这次大地震预测有关问题,接电话者回答说,局长和其它负责人都不在局里,有关问题无法作答,香港传媒要采访总得有个程序。

  五月二十日上午,亚洲周刊再次电话给地震局,地震局总机始终无法拨通,后转拨地震局值班室,值班室礼貌地请记者转拨地震局新闻处。新闻处阎先生说了采访要求,平和地回答说:﹁局领导人目前公务繁忙,拖后一些时间会安排记者采访,请你将采访要求和联系方法传真告诉我们,到时我们一定通知你。至于关于耿庆国的事情,不久我们会有相关信息发布。﹂中国科学院工程地质力学重点实验室李世辉,于汶川大地震当晚,即十一点五十二分在新浪博客上贴出文章称,在中国,一批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地震工作者,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包括充分利用历史文献记载和﹁取象比类﹂的方法等,取得遥遥领先国际的科研成果。﹁一九七二年,地震工作者耿庆国提出﹃旱震关系大地震中期预报方法﹄,根据这一规律,他预报了一九七五年城地震,特别是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这些成果触犯了地震界当权者的利益,耿被调出地震预报队伍﹂。

  耿庆国的研究领域是从旱震关系开展大地震中期研究的,旱震关系尚无法针对短期临震预测。七三年起,潜心研究短期气象要素指标问题,七五年撰写了第一篇有关论文,正式提出地震前三十天短期临震气象要素五项指针异常的概念、特征及其震例,对地震作出短期预测和临震预测。

   耿庆国的地震探索在中国地震界处于非主流派。尽管学术界对他的研究方法争议很多,但他始终坚持探索,问题的关键是,他的地震预测结果一而再,再而三证明是准确的。耿庆国师承著名地震学家傅承义教授,耿氏旱震理论是研究地震与气象的关系,他认为,在大地震的孕育过程中会有气象效应存在。如震前一至三年半往往是旱区,如果一年内震,那是小震,如果两三年内震,就极有可能是大震。上世纪七十年代,他的研究成果受到国务院重视,周恩来多次听取他和地震科学家的汇报。

   日前,国家地震局副局长修济刚说:﹁每次地震后都遇到这种情况,就是社会上有一些爱好者,也有一些是专家、科学家,他自己用某种方法常年做一些工作。但是这个意见应该报给有关地震工作部门,地震工作部门有一套工作程序,会研究他的意见、分析他的意见,根据综合的判定得出一个结论。可能有些个人最后认为他是有道理的,很坚持,只是根据他自己一些单向提法,专家集体很难作出这种判断。比如有的意见可以说的尺度很大,时间很长,范围很广,这种意见可能对长期的判断有参考价值,但真正有减灾效果的短期和临震预报,是无法参考这种意见的,因为政府作出这种决策是需要一个明确的意见,而且预报有工作的程序和发布规定。﹂国家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张国民认为,地震预测是一个全球性的科学难题,它主要难在三方面:地震过程的复杂性;地壳深部的不可入性;地震事件的小概率性。目前,还只能是在某些有利的条件下,对某种类型的地震作出一定程度预报的可能。这次没有成功预报,非常愧疚。但要成功预报地震,还需要不断努力,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副主任张晓东也认为,对于有人说这次地震事先有预报,这事情已经注意到了,情况正在调查和进一步核实中。地震预报有一套地震预报发布规定,地震预报意见要经过评审之后进行发布,有一道程序,其实在这之前都是专家研究的意见,不是预测的意见。专家研究的意见有很多,包括国内外都有很多专家研究,它不是一种地震预报的意见。

   五月二十日,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副司长车时透过中国地震信息网说,这次地震前,中国地震局没收到任何单位、个人或团体提交的有关这次地震的短临预报意见。至于网上发布曾经有人提出过关于这次地震的预报意见的信息,是不符合实际的。地震预报是公认的世界科学难题,中国地震局收到短临预报总体水平很低,准确的短临预报意见非常少。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今年共收到二十六份,目前尚没有正确预报的短临预报意见。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说,震前的预测信息应当完全公开。在现代互联网时代,想隐瞒巨大灾难真相的人最终肯定会弄巧成拙;即使若干年后也会有人披露、追问、调查,甚至会问责。胡认为,应追查地震预测预警是否存在失职的问题。失职本来是一错,如今还要隐瞒、甚至对准确预测者进行诋毁,这是错上加错;不对失职进行反省,连承认失误的勇气都没有。

    众网民质问地震局这些天,众多网民在互联网上表示意见说:﹁不明白国家为什么不重视地震科学家?害苦了无辜的老百姓!如果地震局的官员都像耿庆国这样一心为人民、不处处为自己的官帽着想、具有高度的责任心的科学家的话,总理就不会整天这样劳累!

 

地震局为何沉默不语?

----四川震后重建问题答记者问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 胡星斗

2008-5-24


    1 目前,我国的抗震情况。

    胡星斗:四川大地震震撼人心,全国人民为之悲痛落泪。在抗震前线,解放军官兵、政府人员、医务人员、志愿者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赢得了人民的赞扬。总体上来说,这次抗震救灾是高效的。

    2 存在那些不足和问题?

    胡星斗:当然,抗震也有可以反思的地方,例如,在抗震救灾初期,我们的专业救援人员、专业救援器具如生命探测仪太少了,应当早点允许外国救援队入境救援;救灾捐款和物资的发放应当更加公开透明,极少数官方慈善机构和地方政府官员的表现让老百姓不满意。

    3 四川很多房屋倒塌,据部分地震专家说,是因为抗震级别不够,您怎么看?

    胡星斗:其实,我国各地的建筑设计都有抗震级别要求,但是在实际中被忽视或轻视了,验收和监管部门也没有尽到责任;山区农民非常贫困,房屋质量更是低劣。在这次地震中,越贫困的人群,房屋倒塌得越多,使得弱势群体雪上加霜。相反,许多政府大楼没有倒塌。地震凸显了贫富差距,也扩大了灾区的贫富差距。

    4 四川地理位置特殊,是否决定了抗震级别比其他地方低的现实?

    胡星斗:这次地震的中心汶川、北川等地都是崇山峻岭,经济落后,建筑质量也很差,所以,房屋抗震能力低。

    5 面对四川仍是地震活跃带的现实情况,您认为如何加强抗震?

    胡星斗:四川是地震活跃带,历史上也多次发生强震。因此,以后该吸取教训,提高房屋的抗震级别,加强对建筑质量的监督。以后农村的房子应当按照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特别是,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的中小学幼儿园的房子更应当严把质量关,不允许建多层教学楼,以便孩子迅速逃生,切实对祖国的花朵、孩子负责。要将稠密的人口撤出高山区、地震带、大坝水库区。

    6 就目前全国抗震情况来说,您认为今后该如何考虑、加强抗震?

    胡星斗:中国是个地震多发的国家,根据已有资料统计,中国因地震死亡人数占世界的一半以上。所以,未来中国确实应当加强抗震工作。要加强地震预测,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时披露地震信息,做好地震概率预报;还要提高房屋的抗震性能,在全国开展一次房屋质量大检查,加固存在问题的建筑。另外,还要加强地震逃生知识教育。

    7 与国外相比,国内抗震有哪些不足和问题,应该从那方面、怎么提高?

    胡星斗:发达国家的房屋强制抗震标准落实得好,地震自救知识得以普及,所以,同样强度的地震他们的遇难人数要少得多。如1992年6月28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兰德斯市地震,7.3级,仅一人死亡;1989年10月17日,美国旧金山海湾地震,7.1级,仅67人死亡;1964年3月27日,美国阿拉斯加州地震,8.5级,仅131人死亡;1952年7月21日,洛杉矶地震,7.7级,仅12人死亡。2007年7月16日,日本一县发生地震,6.9级,仅11人死亡;2005年08月16日,日本宫城县地震7.2级,无死亡。2006年,广东省地震局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发生同等破坏性地震时,美国的人员伤亡大体上是日本的1/10,中国的人员伤亡约是日本的10倍。”

    要提高中国的抗震能力,一要改善地震预报,二要提高建筑质量,三要普及地震自救逃生知识。

 

发件人:<kxglawyer2005@126.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02 10:13:3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多难兴邦——多难如何才能兴邦

多难兴邦——多难如何才能兴邦

——兼谈价值观念:让救济成为福利制度

康新贵

    摘要:多难为什么兴邦?因为灾难有可能会使梦中人惊醒;因为灾难有可能使人冷静的思考。思考我们为什么如此多难?因为灾难不仅仅是“天灾”也有“人祸”,思考我们不仅如何面对眼前的困难,更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多难的发生和解决多难。人是一种有思想的动物,支配一个人乃至社会行为的是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受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支配,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对价值观念的追求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兴邦。本文以为一个社会如果偏离了正确的价值观念航向,价值观念出现紊乱,频繁出现种种丑恶社会现象就很正常了。如果说要“多难兴邦”,就必须树立以追求公平正义为最高价值准则的价值观念体系,建设多元化的福利社会,才有可能“兴邦”。
    关键词:灾难 价值观念 福利社会

一、“多难”后“兴邦”的前提是“灾难”后的清醒。

    一场四川大地震震惊了中国人,人民和政府都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心去帮助灾民。前几日的捐款总数已达到300多亿,政府的财政投入也达到160多亿,并且数额仍在不断的增加。温总理在灾区中学的黑板上手书“多难兴邦”,鼓励灾区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战胜困难。

    “多难兴邦”,多难为什么兴邦?换言之,在灾难降临的时候如何才能兴邦?因为灾难有可能会使梦中人惊醒;因为灾难有可能使人冷静的思考。思考什么?思考我们为什么如此多难?思考我们不仅如何面对眼前的困难,更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多难的发生和解决多难。然而这也仅仅是一种可能,如果在灾难面前我们没有清醒,依然是稀里糊涂,“多难”也就仅仅是“多难”而无“兴帮”之说。

    四川大地震当然属于“多难”之列,我们理应清醒。应当清醒什么?换言之除了目前需要进行的对灾民的救济乃至灾区的重建外,还需要做什么?前者只是目前的应急措施,后者才是我们需要长期面对的。如何长久的避免“多难”?如何长久的解决困难?唯进行如此的思考,才有可能使“灾难”促进“兴邦”。否则就仅仅是“多难”而耗费了社会的财富而已,是“难上加难”。我们需要清醒什么?本文以为归根结底需要清醒的是树立以追求公平正义为最高价值观念为主导的社会体系。

    四川大地震的灾难,并非全为“天灾”,其中“人祸”也不可忽视。据人民网刊登的新闻报道:四川汉龙集团在四川捐建的五所希望小学全部未倒塌!该报道说,北川的一个小学的学生在震后全部从学校跑出,为什么学生和老师能跑出来?因为教学楼根本就没有倒塌,换言之这个学校的学生和老师根本就没有必要跑出来。这个小学是高标准设计建造的吗?不是,只是因为汉龙集团在建造这五个小学的教学楼时按建筑规范进行施工,不允许偷工减料。公司派去的施工监工是一个懂建筑且十分负责的人,这个监工并没有干什么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他只是按施工的规定要求,让施工队把沙子里面的土稀干净;他只是按施工的规定要求,让施工队把石头里面扁平的石头挑出去,因为不如此按规范施工就会影响建筑质量,他只是做了些按规定应当做的一些“平凡的小事情”。既无高精尖技术的创新,也无花费更多投资的加固,更无先知般的测算到会发生大地震而加以防范,他只是做了一个监工应当做的“平凡而又正常的小事情”。然而正是这种“平凡而又正常的小事情”,救了五个小学的学生和老师的生命。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平凡而又正常的小事情”, 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普遍欠缺的。正是因为这种普遍的欠缺,使“天灾”中有了“人祸”,使灾难加重。为什么会普遍的欠缺?

    “多难”如何“兴邦”?就是让这个监工所做的“平凡而又正常的小事情”成为全社会共同所做的事情。如何让这种在目前稀有而严重缺乏的“平凡而又正常的小事情”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的行为?就只能树立以追求公平正义为最高的价值目标。当造假、商业贿赂、不讲信用等在我们这个国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时候,地震中的房屋倒塌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不倒塌反而不正常。为什么会如此?对金钱的追求超越了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没有道德约束的对金钱的追求,出现这个结果就不奇怪了。

    四川的灾民当然是不幸的,他们当然需要救助。但他们也是“幸运”的,“幸运”的是在大地震中所受的灾难,是在一个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中的灾难,公民个人的援助、军队的援助、政府的援助源源不断的投入。那个感动中国的“敬礼小孩”,那个坚强的“可乐男孩”是不幸的,他们遭受了灾难而饱受痛苦,但他们又是“幸运”的,“幸运”的是在举世注目的地震中受伤,如果是在别的什么事故中受伤,他们被送进医院门口的第一件事情是要交纳住院押金,不交钱是不可能得到医治的。本人没有做过调查,不知道那个“敬礼小孩”和“可乐男孩”的家长是否交纳了住院押金,本人猜测(仅仅是猜测),如果他们的家长没有钱,想必医院也会给予住院治疗的,至少是目前先治疗,医疗费以后再说。本人声明,本人绝无他们的家长不交住院押金就不予治疗的意思,我想说的是,如果不是在这场世人注目的灾难中受伤,如果他们的父母没有能力交纳住院押金,他们能得到治疗吗?

    灾民为什么需要救济?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能力解决面临的困难,不救济帮助,他们就活不下去。“敬礼小孩”和“可乐男孩”为什么需要住院治疗?因为不住院治疗他们就有生命危险;为什么要给灾民发帐篷,为什么要给灾民建安居房?因为人是需要住在房子里的高等动物;为什么要给灾民送食品?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可以吃的东西了,几天不吃饭就会被饿死。这是常识,这是一个人道主义的理性的社会对灾民或者说对需要帮助的人所必须给予的同情、关注和实质性的帮助。幸运的是今天的中国作到了对受到大地震灾害的灾民的救济,问题是那些因为其他原因而无力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灾民,换言之不是在这种举世注目的事件中生病的人、没有住房的人、交不起学费的人,没有生活来源的人,他们应不应当同样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援助?如何让因为需要救济所以国家和社会就给予救济的常识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非只是在全世界的聚焦点中的风景,这是我们在大地震后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换言之建设一个追求何种价值目标的社会。

二、不同的价值观念决定财富的积累和分配方式的不同。

    如果一个国家和社会有很多的财富,也就是说有花不完的钱,那就好办了。如果财富是有限而稀缺的,如何处理,有一个价值观念的问题。比如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有100元钱归他(她)自由支配,女孩子可能会去买一件衣服把自己打扮的漂亮一点;一个喜欢交友的男孩可能会请他的伙伴们去吃好东西、去玩乐;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可能会去买几本书;一个节俭的人可能会把钱存起来。如何处理这100元钱,受个人的观念所支配。一个社会也是如此,价值观念决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追求财富的积累和财富的分配。当我们的主流学者们在主张教育产业化的时候,当我们的主流学者们在旁征博引的论述我们这个国家还不富裕,义务教育之后属于消费必须由自己承担的时候,我们的临国——贫穷的印度,正在向大学生提供几乎免费的教育。印度大学每学期的学费是多少呢?据2006年4月7日《环球时报》报道,是200卢比(约合4.65美元)。住宿费是60卢比(约合1.40美元)。教材自己到书店购买。收费最高的信息技术学院每学期学费也不过600卢比(约合13.95美元)。①也就是说,印度大学最高的大学学费是每学期100多元人民币。我国是每年6000元人民币左右甚至更高。印度比我们富吗?印度的GDP大约是1万亿美元,人口是十亿;我国2006年GDP大约是2.8万亿美元,人口是十三亿,不论从GDP总数还是人均GDP,我国都比印度高的多。印度人能作到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做不到?贫穷不是理由。再看看其他国家:

    法国医疗保险是由国家和私人机构共同经营的,但是国家的色彩强一些,所以它的体系有社会主义的味道。在法国只要一人工作,一家人都会获得保险。不仅大公司要为雇员提供保险,小公司也有这个义务。失去工作也不会马上失去医疗保险。

    加拿大则拥有世界上最慷慨的医疗保健制度。这个保健制度由政府提供,费用都由国家承担,比社会主义色彩浓厚的法国还好。如果按美国人的观点,至少在医疗保健上,加拿大实行的是共产主义制度。因为是全民保健,每一个公民和永久居民均可以享有,它包括所有主要医护和治疗。②

    德国是世界上福利制度最慷慨的国家之一,德国一个四口之家的补贴每月可以达到1600欧元,但同时该国却面临着高失业率。很多经济学家都担心这种“慷慨”福利政策会养“懒汉”。在德国,有些低工资工人也可以享受到福利待遇,大约有100万接受该项福利的人有正当工作。德国首相默克尔承认,有很多德国人就为了能够领到津贴,而有意缩短工作时间。③

   相比之下,印度是个贫穷国家,印度人民院(下院)高票通过了执政党联盟提交的《国家农村雇佣保证法案》,决心解决印度最大问题——贫困问题。根据规定,所有的农村家庭都是这项法案的实施对象。法案将保证每户家庭人均每天得到最低60卢比(约合12元人民币)的生活费和100天的劳动时间。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样的扶贫法案,对全国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长期受到失业和贫困困扰的印度来说,此举是该国迈向福利国家的第一步。④

    2006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刊发的《印度百姓看病不难》的报道:印度推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建立了一套包括国家级、邦(省)级、地区级、县级和乡级医院在内的政府医疗服务体系。除此之外还有各级医疗中心。与此同时,政府也鼓励私立医院担负一定的社会责任,为贫穷患者适度减免医疗费用。如此就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医疗网络。条件不太好的医疗中心,承担着大众的医疗服务;而私立医院,则为那些对医疗有较高要求的人提供服务。⑤

   瑞典在个人所得税中实行超额累进制(最高时边际税率曾达85%),在收入政策上照顾低收入者,加上福利制度中一些扶贫措施,从而有效地抑制了社会两极分化。1977年瑞典全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和最低的10%的人的收入差距经税收和福利相平衡后由10比1降到大约4比1。这一政策使国民收入分配产生了有利于劳方的变化,劳动所得(工资加雇主为其支付的相当工资总额约40%的社会保险金)与资方所得(利润加折旧费)相比已由战后初期的1比1,上升为六十年代的2比1和七十年代的3比1,有些年头甚至达到4比1。这种发展使财产占有的差距也在缩小。1930年至1970年间占家庭总数1%的最富有者的财产占家庭总财产的比例由47%降到23%。社会结构因此开始由传统的金字塔型向枣核型演变。⑥

    据《南方》杂志报道:巴西虽然是拥有1.8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但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赶上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并且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全民免费义务8年教育和全民社会保障制度。⑦

    这里横向比较可能更能说明问题。目前我国总工资占GDP的比例为40%左右,资本主义国家为50—60%之间,在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美国,国民总产值的70%是劳动报酬。⑧瑞典的劳动所得(工资加雇主为其支付的相当工资总额约40%的社会保险金)与资方所得(利润加折旧费)相比,在二次大战战后初期为1比1,六十年代为2比1,七十年代为3比1,八十年代为2比1,有些年头甚至达到4比1。中国的这一比例恰恰相反,2004年为0.65比1。⑨我国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工资所占的比例显然是偏低和不公正的。这种初次分配上的不公正,使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社会福利支出更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形成占主导地位的建设福利社会的价值观念。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收入的12%。在发达国家中,社会保障的支出一般占到财政支出的30%左右。在英国中央财政支出总额中,社会保障支出约占32%,卫生及社区服务支出约占17%,教育支出约占12%;⑩2004,我国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25%,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美国为75%;近年来,我国每年在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逼近世界倒数第一,除了柬埔寨、津巴布韦等国比我国低之外,绝大部分国家都是高于我们。⑾利益分配不公,使贫富差距不正常的加大。基尼系数已达0.47,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警戒线为0.40)。⑿

    很明显,是不同的价值观念决定了财富的积累方式的不同和财富的分配方式的不同。在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观念指导下,出现上述反差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三、价值观念决定社会政策和法律的追求目标,建设多元化的福利社会是“兴邦”的唯一途径。

   人是一种有思想的动物,支配一个人乃至社会行为的是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英、法、德、北欧等国之所以有高的社会福利,是因为他们的追求目标是福利社会,而我们以前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现在也未提出建设福利社会。西欧、北欧各国之所以建设福利社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学者——知识分子很早就提出了建设福利社会的理念,并使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当人民无法为自己获取一种对于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东西时,……,政府就应当进行干预,并且为人民提供这种东西。理查德•蒂特马斯说:政府越来越被认为是有适当的职能,甚至是义务去解除穷人,甚至是社会所有阶级的痛苦与张力。比特里斯•韦伯认为:政府全面的保护所有个人的政策,是一个对症下药的、满足公民最低需要的政策。⒀如此种种,不胜枚举。而我们的主流学者在今天不仅没有提出建设福利社会,反而强烈反对建设福利社会,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主张,“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说话没有这么露骨,策略多了,他主张“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他发表的“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长篇论文中,只重申了“只要抓总量增加”的理论观点,原来的“不必管分配”的说法换成了“相对既得利益”新概念,主张两极分化的分配格局。张维迎教授认为,“相对利益受损了,不应该补偿”,“如果相对利益损失都要补偿,无异于回归旧体制”。⒁这种反差与学者的水平没什么关系,根本性的差别是他们的价值观念的不同。

    一个社会如果偏离了正确的价值观念航向,价值观念出现紊乱,频繁出现种种丑恶社会现象就很正常了。山西黑砖窑的窑奴、血汗工厂、豆腐渣工程、陈良宇社保基金案、童工事件等等就是很正常的事情,是必然大量发生的。如果说要“多难兴邦”,就必须在“多难”中清醒而后才有可能“兴邦”。但愿四川大地震能够使中国的主流学者和官员们清醒。树立以追求公平正义为最高价值准则的价值观念体系,建设多元化的福利社会,⒂才有可能“兴邦”。具体的说,如果大量的房屋如同前文提到的五个希望小学的教学楼在震后依然矗立,“敬礼小孩”、“可乐男孩”就不会进医院,让那些需要进医院的住进医院。当全社会普遍能够作到这些“平凡的正常的小事”,则“兴邦”有望,甚至可以从此远离“多难”而直接“兴邦”。面对大地震,我们需要激情,更需要冷静的思考,我们不需要煽情,如果有太多的煽情,我们这个民族也就太浮躁了。

参考文献:
1、《中国与印度医疗和学费之比较》,《天涯杂谈》,2006年5月1日;
2、车耳,《福利国家加拿大》,光明网,20005年5月17日;
3、储信艳,《德国福利制度全方位国家照顾 财政不堪重负》,《中华妈妈网》,2006年6月30日;
4、黄力颖,《印度立法年斥资4000亿卢比扶贫 迈向福利国家?》,《中国经济网》,2005年08月25日;
5、《中国与印度医疗和学费之比较》,《天涯杂谈》,2006年5月1日;
6、高锋,《瑞典社民党的理论、政策创新与瑞典历史变迁 》 网络《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2005年5月22日发布;
7、《南方》 中共广东省委主管、主办,2005年第11期;
8、邓聿文《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是初次分配》网络《人民网》,2006年08月;
9、《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
10、齐志宏《多级政府间事权划分与财政支出职能结构的国际比较分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06年3月24;
11、中国经济周刊《专家建议:每年3000亿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人民网》2006年8月7日;
12、李全兴 《综述如何认识我国的基尼系数》 网络《学说连线》,2006年7月;
13、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7月第一版 第10页、第12-13页;
14、刘润葵 《科学界要恶补以人为本的课》 网络《学说连线》 2006年7月1日发布;
15、康新贵《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性结构是多元化的福利社会》网络《中国社会学》《天益网》《学说连线》2008年5月。

作者 康新贵 ,邮箱:kxglawyer2005@126.com

 

发件人:"Eugene Zhou" <zyq@phoenix-bicycle.com> 收件人: "zhangyuqing820" <zhangyuqing820@163.com>, <zhangboshu@263.net> 抄送:<zdjun@263.net>发送时间:2008-05-23 13:20:3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Re: 发一篇别人的文章,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错过了什么?

梁立俊

2008-4-19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剧变,这一点毋庸置疑。从国家层面看,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综合实力位居大国之尊,这是不争的事实!从社会层面看,温饱问题成为历史,富裕社会触手可及,这是有目共睹的成绩!但同时,社会阶层严重分化,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社会稳定、和谐的机理和基础遭到破坏,整个国家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考验,这也是当前必须面对的铁的现实!

    之所以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社会机理和基础出现断裂,造成危机潜伏,矛盾重重,其根源就是改革开放30年,我们仅仅专注于一个方面,而严重忽视了另一个方面,即所谓“一手硬,另一只手软”——我们选择了一条片面、跛足的路径,错过了一个一个对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至关重要的机会。

    第一,我们错过了公民启蒙的机会。自1978年百废待兴到1989年政治风波之间,民间不断地有启蒙运动的呼声涌起。现在看来,对于一个经历10年动乱的国家,通过一场民间自发,同时与官方上下互动的启蒙运动,痛定思痛,对前一段历史和历史中的错误做出深刻、全面的反省和道歉,对今后的前途做出严肃、慎重的辩论和抉择。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上天赐予的时机,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放弃这个千载良机!我们在思想的空白处、精神的废墟上和意识形态的枷锁下仓促开始了一场涤荡一切价值观的市场化改革,之后,整个民族陷入彻底堕落而不能自拨,则是缺乏理性启蒙,缺乏公民培育的必然结果,是上天对我们弃绝应有的道德和理性坚守的惩罚。

    第二,我们错过了政治改革的机会。历史是诡吊的,而且充满了偶然性,民主政治的达成在许多时候是一个民族的运气——一个善念的发动可以兴邦,一个恶意的生成可以误国。改革开放30年,我们有过几次很好的实现政治改革的机会,或者运气,但是屡屡被人为因素阻断——由于随机的、偶然的、私利的因素,我们被迫放弃了造福子孙的政治改革,而把整个民族未来100年的福祉作为筹码押在一场一场权力角逐的赌桌上。民间力量由于长期压制和剿杀,严重缺乏自组织能力,无法发动起理性的政治推进运动,而执政者热衷权谋,缺乏克制和妥协的政治文明和政治智慧,社会上下无法形成协同推进政治改革的共识。现在,革命的呼声借助民族主义的热潮越演越烈,政治改革变数无限,风险巨大。环顾五洲,这是这一代人愧对子孙,对历史无法交代的罪责!

    第三,我们错过了修复文明传统的机会。文革10年是对中华文明毁灭性的破坏,但是作为物质形态的文化根系被剪除之后,埋藏在人们集体意识深处的精神血脉并没有彻底割断,传统文明在民族心灵仍然一息尚存。改革开放30年,我们完全忽视人们精神层面对于传统价值观的诉求,我们不是对乡绅传统和草根文化进行抢救,不是对个人产权和民营经济进行恢复,而是继续坚持“反传统”的一贯思路,对仅存的、非常脆弱的传统社会、人文资源进行了一场彻底剿灭。与此同时,片面的、病态的经济增长引发全国的人口大迁徙,导致农村经济彻底凋敝和城市上下阶层的剧烈变动,传统社会元素荡然无存,至此被扭曲的商品经济和金钱观念成了唯一的价值认同和新兴宗教。千年传统毁于当代!文明古国皆成历史!现在所谓复兴中华文明只不过是一场一场的商业策划和利益分赃而已!

    第四,我们错过了共享成果的机会。改革开放30年,经济增长开始之初源于分田到户,刺激农民,可惜浅尝辄止,没有深入到农村产权层面,更没有触及乡村文化层面。84年经济改革匆匆转入城市,仅仅几年的“解放”效应之后,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整个变成对弱势群体的剥夺。首先是对于工人的剥夺,把他们变成城市贫民,继而是对知识阶层的剥夺,使他们沦为依附于政治和商品的乞儿,最后反转过来通过圈地运动剥夺农民,把他们逼进资本的黑煤窑,成为现代奴隶。通过一次一次的改革,社会上培育起一个一个利益集团,财富越来越集中到极少数连起码的道德担当也没有的商人和官僚手中。目前,这些利益集团打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两块虎皮大旗,除了阻碍任何的政治改革之外,就是以咄咄逼人之势挑衅民间,直至酿成革命!

    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错过了上述种种宝贵的历史机遇,目前,我们行到无路,必须从头走过——也许要回到100年以前,也许从那里开始,我们才能上接中华文化之血脉,再开理性包容之风气,继而重启万世太平之盛举。而真正的问题是当下如何解开历史的死循环,如何打破现有的网罗格局,成功回到起点,回到开始,重新书写中华民族的百年历史!这是一条刀锋之路,对于一个没有敬畏之心的民族,历史没有必然性,上帝不会承诺任何成功,如果我们万一成功,那就是“天佑中华”!但是,有两点我们现在应该做,必须做:一个是民间,特别是知识界(不知知识界尚有人否)担当起对社会进行理性启蒙的工作,避免暴力革命和恐怖主义的发生,另一个是当权者(不知政治圈尚有仁者否)放弃政权思维,树立妥协观念,引导民间和利益集团对话、让步、通过合作,首先实现“共活”,之后实现“共和”,之后谋求宪政和民主。

 

提高民众的幸福感与满意度应成为深圳新一轮改革的目标

---对《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的建议

徐景安

2008.6.1

    欣喜地看到网上公布的 《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从内容上看提出了不少新的改革措施,在程序上又采取了公开征求民意的做法,体现了“解放思想”、“敢闯敢试”的精神。《纲要》对近期改革工作基本思路和总体目标的描述,罗列了很多,但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这正是新一轮改革必须解决的。

新一轮改革的纲

30年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经济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不管姓社姓资,就大胆闯、大胆试,深圳在这一轮改革中当了排头兵,从理念创新到制度创新,推进了一系列改革。新一轮改革以什么为指导思想,以什么来统帅改革,以什么作为改革的目标,以什么作为评价标准,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我们才能规划具体的改革措施。

30年改革是“以物为本位”,以GDP为目标,取得了很大成功。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四,深圳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以上。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发动新一轮的解放思想、启动新一轮的改革?

30年改革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带来以环境破坏、资源耗竭为标志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以贫富拉大、犯罪严重为标志的人与人关系的恶化,以自杀率趋高、精神障碍严重为标志的人与自我关系的恶化。经济发展、GDP增长,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现实是民众并不感到幸福,很不满意。显然,经济发展、GDP增长与民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并不呈正相关,甚至为负相关。所以,经济为中心、GDP为目标的发展思路需要修正。

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这是30年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邓小平的伟大,就是勇于承认简单事实,敢于坚持简单真理。当着全党高唱“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的时候,他说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当着全党坚持政治挂帅、一切为了政治的时候,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经济是第一。没有这种求实的精神,就不会有30年的改革。今天,我们要启动新一轮的改革,最重要的还是勇于承认简单事实,老实接受简单真理。今天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经济发展了,人民并不满意。一个简单的真理就是GDP增长,并不代表人民利益。如果30年改革的纲是“物”,目标是GDP,那么,新一轮改革的纲是“人”,目标就是让人民满意。

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先后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2002年胡锦涛一当选总书记就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2006年又强调“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键是这些好口号、好思想要真正落实到制度建设上。新一轮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提高民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这样,改革就有了纲,有了灵魂,有了目标,就能确定改革的重点、措施、步骤、方法、程序,改革也就有了动力。深圳能提出这样的改革目标,本身就具有深远的意义,也就能在新一轮的改革中起到排头兵的作用。

关于公平分配问题

现在民众意见最大的是分配不公,已成为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

在一次分配领域,我国工资占GDP的比例为40%左右,资本主义国家为50—60%之间,美国则占70%。1991年到2005年,政府收入增加,企业收入增加,而工资占GDP的比重不但不增加,反而从15.3%下降为11%。近30年来民营、外资企业年产值平均增长10%,而职工年工资增长率仅为1-3%。加上通货膨胀因素,职工没有从经济增长中分享到应有的成果。再作这样的比较,劳动所得(工资加雇主为其支付的社会保险金)与资方所得(利润加折旧费)相比,瑞典是在七十年代为3比1,八十年代为2比1,有些年头甚至达到4比1,我国2004年为0.65比1。在一次分配中,这种明显的不公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内需不足。我没有查到深圳的有关数据,但应该与全国的状况差不多。这怎么能让民众满意呢?今天深圳要启动新一轮改革,还能回避这个问题而言它吗?建议政府每年根据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率提出增加工资的指导意见,由工会代表员工与资方进行协商,在国有、外资、民营企业中试行。

在二次分配领域,1978年到2003年预算内全国财政支出总额增加22倍,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却增加88倍多。我国的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只占25%,而美国公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却占75%。我国每年在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逼近世界倒数第一,除了柬埔寨、津巴布韦等国比我国低之外,绝大部分国家都是高于我们。不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怎么赢得民众对改革的拥护、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现在,国家财政收入达5万多亿,深圳财政收入达600亿,不是没有钱,而是分配没有向民众关心的公共服务领域倾斜。应建立公开、透明的财政分配制度。深圳要对行政性开支进行专项审计,并向社会公布,接受人大监督。我国长期以来一直重生产、轻民生,制订了十一个五年计划,全是生产计划,就是不制定社会保障规划。深圳应在“民生净福利指标”基础上,制定社会保障的远景规划,将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环保等进一步具体化,作为对民众的承诺,供考核、监督、审议。

在三次分配领域,应该鼓励成立公益、慈善为目的非政府组织。一个雪灾、一场地震,既显示了民间的力量,又暴露了民间组织的缺失。成立公益、慈善为目的社团组织,本是民众的权利,怎么一定要政府作为主管部门呢?有好处,他们就想插手;没好处,就不想惹麻烦,使得想助人而不能为。深圳应率先对社团登记制度进行改革,取消政府作为主管部门的规定。

关于民主法治问题

权力腐败是民众意见最多的一个问题,《纲要》提出了若干措施,但从源头上治理考虑不够。为什么越讲法治,腐败越严重?所谓法治,是治政府的,是为了限制政府权力。但我们讲法治以来,政府各部门出台了许多法规、条例,是为了治民众的。结果越讲法治,政府权力越大,腐败也就越严重。民众普遍反映,现在办事越来越难,不得不以金钱开路,这是腐败泛滥的根源。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先从民众反映最强烈的领域做起,清理已有的法规,减少审批的范围、缩短审批的程序,并对必须保留的审批实行监督,设立民众投诉信箱,进行民众满意度测评。

民众怎么治呢?这就要实行民主。政府部门的提案,要经过代表民意的机构和程序通过才能生效,这就是程序民主和立法民主。深圳市地方立法先由政协通过,再交由人大表决。逐步改变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产生办法,市人大代表按地域组别分配,竞选产生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由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及行业协会按功能组别推荐。这项改革可实行双轨制,一定比例的代表按新办法,逐步推开、循序前进。

实行竞选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镇、区书记与镇、区长提两名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通过建制化的方式和程序让公众参于公共决策,可行的办法就是从网络民主起步。建议政府各部门设立网站,除发布政令外,应开辟专栏,吸收民意、接受投诉。党政负责人可在网上与民众讨论对话。政府可设立网络信息、网络动态、网络建议,收集、反映民意,使网络成为党和政府同民众沟通的平台和桥梁。所有政策、法规、条例、规定出台前都要征求民意,出台后允许批评。其他媒体都应开辟专栏反映来自民众的意见。

关于精神文明问题

当今中国最大问题是价值理念,我们倡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失去了对民众的教化功能。欲望膨胀、挣钱第一、不择手段,实际成为了主流价值观,导致犯罪越来越严重,治安越来越差。加强法制,严厉打击,重典惩治是必要的,但不是根本的办法。关键在于究竟用什么理念来教育党员、民众、学生、孩子,让他们听得进、能接受。

我提出了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理念,这是从5000年的中国传统文明、500年的西方文明、200年的社会主义运动提炼出来,既坚持社会主义,又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深圳过去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就是理念创新。今天同样也要承担价值理念创新的重任。

我国和深圳民众精神状况恶化,该应引起关注和重视了。我国有严重精神病患者1600万,在疾病排名中已跃居首位。全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每2钟自杀9人,其中8人未遂。自杀成为15至35岁年轻人死亡的第一原因。深圳精神病患者己超过18万人,每年自杀2000人。汶川地震死了6万余人,引起全国和世界的震惊,可我国每年自杀人数超过这个数将近5倍,却无动于衷、麻木不仁,是不可理解的。我在浙江金华市推动成立了“情感护理中心”,三年来避免了10多起杀人和自杀事件。深圳无任何理由,说没有条件关心民众的精神情感问题。

提高民众的幸福感与满意度,一方面是正视、解决民众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要积极、正面的引导。民众的实际问题不可能全解决,民众的要求不可能全满足,在党和政府充分重视的前提下,需要做思想工作。今天还要不要做思想工作、谁来做思想工作、怎么做思想工作、做什么思想工作都没有解决。13亿人的思想、精神、情感,没有人关心,怎么不出问题。意识形态领域讲空话、大话、假话,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痼疾必须下决心改。当着民众困惑的时候,就是需要关心的时候,也是做思想工作的时候。我在浙江金华市、燕京华侨大学、深圳农产品公司推动建立“情感互动”,就是新时期做思想工作的新方式、新途径。

关于保护环境问题

深圳的空气越来越差,灰霾的时间越来越长,深圳空气 70%是汽车尾气造成的。但是,这么多年来,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我每次上街总可以看到3—4辆冒黑烟的车,大都是小型货车,还有公共汽车。我向环保局投诉多次,他们只是就事论事地查一下,没有从制度建设入手。我建议:发动民众投诉举报,授权交通警察查处,对小型货车集中查验,街头设立尾气检查车辆,对冒黑烟车辆为什么通过年审一查到底。关键是要对环保部门问责,对治理尾气采取了什么措施,为什么不见成效?还有节约用水、垃圾分类等都要发动民众来参与。循环经济主要不是建项目,而是从政策到体制、从经济到社会、从政府到民众、从观念到习惯的巨大系统工程,需要广泛发动群众、社会全面参与。

新一轮改革的方法与程序

以提高民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作为改革目标,就很容易确定改革的方法、程序。
一、先对民众作问卷调查,看民众最不满意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就从哪里改起。这样,改革的重点、内容很快就能确定。
二、围绕提高幸福感和满意度,制定全市的改革纲要,同时要求政府各部门制订措施。
三、制定幸福指数,作为全市的测评指标。制定满意度指数作为对部门的测评指标。

改革纲要提了19项改革,太多、太散。改革措施不在多,在于制度性突破。我们能够做到公平分配、民主法治、精神文明、环境保护等四项目标,民众就会高兴滿意,这比提多少口号都实在管用。深圳过去提了许多目标,什么花园城市、国际都市、经济中心,没有生命力。离开民众的感受,不关民众的痛痒,那都是花架子、说空话、减口号。这已让民众听夠了、听腻了、听烦了。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句话,搅动了整个中国,让所有民众为之兴奋。今天能有什么话,能撬起整个中国,让所有民众振奋,我看就是提让民众满意。为人民谋幸福,本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东方红》的一句歌词“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尔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这是歌唱毛泽东的。应该说,毛泽东让中国站起来了,但没有解决中国人的贫困问题。邓小平做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没有解决全中国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问题。改革到今天,敢不敢让人民来感受、评价是不是幸福?当今世界研究幸福问题已成了热门话题,幸福指数已开始替代GDP成为国际评价标准。如果我们不思改革,有可能GDP成为世界第一,幸福指数成了倒数第一。用幸福作为评价标准,这个本是共产党的发明专利,共产党就是靠“为人民谋幸福”的口号起家的。建国快60年了,该是真正兑现这个口号了。说代表人民利益,变为让人民来感受、人民来评价,这是从口号变为指标、从理念变为制度,没有真正为人民的一颗诚心、没有真正为人民的一股勇气、没有真正为人民的一种魄力,是做不到的。期待深圳的改革勇敢地迈出这一步!

 

内外勾结的“中日友好”对谁有利?

杨芳洲

2008年6月2日

    当前买办权贵所主导的“中日友好”其实质是什么?无非日本人勾结买办,收买汉奸,以“友好”的笑脸欺骗中国人民,算计侵吞我国家民族利益。大家可回顾一下,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日友好”我们占过什么便宜?钓鱼岛、东海、高铁、核电、稀土、煤炭、矿产……不外乎失地丧权,资源贱卖,过时技术贵买,财富外流,污染内进。二战受害者问题(慰安妇、劳工、细菌战、化武、大轰炸)日本至今也拒不赔偿,可见其“友好”诚意!就那点日元贷款可算双赢,其中日本所得好处并不比中国少。其它都是日本勾结买办汉奸侵我领土主权权益,掠我财富,并对我进行文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等全面渗透。其煽动扶持我国内民族分裂势力,支持台独、疆独、藏独,及培植操控其在华庞大的“第五纵队”,已使其成为对我颠覆、分裂、渗透、掠夺、扩张,并左右我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方向的危险敌国。

    只有在我们清除了买办内奸,中国人民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条件下,中日友好才是互利双赢,造福两国人民。新中国成立后,两国为中日友好奋斗的先辈们所谋求的正是这样的中日友好。而当前买办内奸所主导的“中日友好”,是要中国人民对心怀鬼胎的盗贼一厢情愿的友好,以利其出卖中国民族利益,对日本它是一场“盛宴”,而对中国人民却是一场灾难。因此它只能不断激起我民怨,加深积累旧恨新仇,中国人民的抗日情节之所以不断高涨,正是买办主导的媚日政策激发出的对立物。

    在这种内外勾结谋我领土海权及其它民族利益的严重形势下,帮着敌国蓄意煽动亲日气氛而损华利日,与抗日战争中煽动中日亲善性质完全一样,都是卖国行为!是汉奸罪!只不过现在是买办内奸利用行政资源公开这么干,所以把是非都颠倒了。很多年轻人也被搞糊涂了。

警惕内外勾结为日本东海和钓鱼岛侵权窃土再煽亲日潮

    这次日本以一个救援队而改变“民意”反日情绪,使我买办内奸卖国不再有顾忌,从而可使其顺利得手我东海及钓鱼岛,尝到甜头后日本为巩固其成果很可能故技重施,再派个医疗队或其它什么队,在我宣传部门和大量汉奸的配合下,再导演几出谢恩亲日潮。

    有的网友认为,谢恩归谢恩,领土是领土,一码是一码,我们恩怨分明。您网上这一谢不要紧,您这滴水被汇聚成制造伪民意的谢恩潮,其亲日气氛被买办们利用来卖国,导致我们丧权失地,还一码是一码互不相关吗?您那时再恩怨分明怕是悔之晚矣!况且谁对谁有恩?谁又该对谁谢恩?从给过日本巨大恩惠且又苦大仇深的中国人嘴里说出对恶贯满盈且至今不知悔改的日本谢恩不觉得别扭荒唐吗?岂止荒唐,而且太作贱自己!太没骨气!中国人民是那种可随便杀戮欺负一百多年,最后给个笑脸就感恩戴德的贱种吗?

  没有的网友认为这是一种宽宏大量的美德,当年宋襄公、东郭先生何尝不这样想?这不是大度,这是愚蠢而且自贱。民族自尊才是美德。有人说谢的是日本救援者,没错,是日本救援者,但在网上,日本派来的救援者就成了抽象的日本人。因为网上所谢的日本人,网友们也不认识,不知谢的是三木还是木村,是黑田还是加藤,总之是日本人,殊不知抽象的日本人实际上就被当作日本,是日本民族。而谢恩者当然也不是为自己谢恩,他们实际上自认为是在代表中国人,代表全体中国人民感谢日本人民,实际上是自己认为的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于是,对救援者的感谢很自然就被上升为对日本的感谢,加之冠以“中日友好”的谥美和“涌泉相报”的放大,颠倒乾坤的亲日感恩潮就搞定了。连日本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这里的关键是引导网民谢恩,即引其以(抽象的)中国人身份感谢(抽象的)日本人。

    既然是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就有个民族尊严问题。如果你有民族自尊,就会本能的对官网引导网上谢恩感觉不快!我们不欠日本的,倒是给过日本数不胜数的巨大恩惠;相反日本欠下我们罄竹难书巨大孽债血债至今没有偿还且不知悔改。因此,谁也没有权利代表中国人民因为日本一个象征性人道救援,一个国家之间大面上的笑脸就对其感恩戴德,从而贬低矮化自己的民族,伤害14亿同胞的民族尊严!

    难道对救援者不该感谢吗?当然要谢!但这个谢应该符合礼数,不卑不亢。礼太过则卑,失已尊严;礼不够则亢,伤人尊严。何谓合礼数?与救援队接触者,对其表示感谢,即使热情感谢,可也!因为这才是感谢(与抽象的日本人相区分的)实际救援者。而引导网民感谢则无此必要,因为它反映的是(抽象的)中国人和(抽象的)日本人,即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中国(人)因此而谢日本则礼太过而自贱!尤其这还是在日本正勾结我买办内奸侵吞我东海和钓鱼岛之时!

    俄罗斯远比日本救援出色,救出一被困127小时的61岁妇女。其他国家救援也不逊于日本。巴基斯坦倾其全力,将帐篷等战略储备全部捐给我们;秘鲁宣布其全国降半旗致哀三日比中国政府还早两天;沙特捐给我们5000万美元现款和1000万美元物资;这些都未引起媒体和官网发动网友感谢,唯独对日本没完没了引导网友大谢特谢,对日谢恩潮若合礼而不卑,岂非对俄、巴、秘、沙等其他国家失礼而过亢乎?且又未见有对日谢恩者抱怨我对俄罗斯等国失礼,何以双重标准?可见引导网上对日谢恩,人们应能感觉出其礼过失尊之处。

    其实对巴基斯坦、秘鲁、沙特、俄罗斯等国倒真应热情感谢一番,网民们也自发的发表文章,表达由衷的感谢。因为这些国家的真诚相助反映了其与中国国家、民族、人民之间真诚的友好关系和愿望。而日本一个象征性的人道救援还上升不到国家、民族间友好不友好的高度。

    这次日本一方面派出一个救援队,在我方人员配合下赚足了中国百姓千万倍的感激之情。一面却又在我国人民全力救灾悲痛难忍无暇他顾之际,利用中学教科书窃我领土钓鱼岛。(我不但不抗议还请日本派自卫队军机来。如此没有骨气,丢尽了中国人的脸。还造成我主权权益和国家安全利益的重大损失。)日本当前与我买办勾结制造中日亲善气氛无疑是为窃我东海、钓鱼岛主权权益。这岂止是在中国人民的伤口上撒盐,这是在我们的伤口上割肉吸血下蛆!

向日本倾斜的中日关系真对日本有利吗?

    现在中国人民主导不了自己的命运,也主导不了中日友好,而日本民意却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政府。因此,现在的“中日友好”保障的是日本(多数国民所要求的)“现实”的民族利益。其实质是日本人勾结中国买办损害中国人民而获不义之利。这种失去制衡而向日本倾斜的中日关系真有利于日本吗?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此内在统一性却往往因其外在的严重对立表现为相反的东西。日本因其军国主义未受彻底清算而恶习不改,又继续追求损人利己之不义“现实”民族利益,必严重危及其真正的民族利益。但这并非其所有国民都能认识到,如同过去军国主义得逞时,从其不义民族利益中受益的日本人民曾狂热支持过军国主义一样。只有在其损人利己的利益扩张遭到惨败,日本人民因此而遭受灾难,才会认清攫取损人利己的“现实”民族利益其实是不现实的,是与其真正的民族利益对立并最终将带来灾难的死路。因此一些日本有识之士恰恰希望中国对日本持强硬立场,这正是为了日本民族的真正长远利益而避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考虑。

    对日交往唯坚持原则,强硬回击日本的扩张政策和无理要求,才可能有真正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中日友好!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中日关系乃此真理之最好诠释。

    而我买办权贵所主导的媚日政策,祸及两国人民。从中得到好处的,除日本财阀及右翼政治家们,还有中国的大买办们。大买办不仅得到经济利益,而且还得到日本对买办们国内政治地位的支持。如晚清民国……

    中国人民正义的抗日斗争并非不讲中日友好,却恰恰在其中发展着真正圣洁的中日友谊。我们将永远铭记那些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艰难岁月真诚帮助过中国人民的日本朋友——伊田助男、福健一夫、绿川英子及日本反战同盟等众多义士。铭记冒着生命危险开创中日友好事业的日本前辈。铭记“中归联”等反战和平人士及义务为中国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的日本律师们。铭记这些日本人民的真正代表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支持!

    待中国人民能够再次主导自己命运之时,中日两国人民所共同发展的中日友好必定是造福两国人民的真正兄弟情谊!而当前,却一定要对买办内奸勾结日本人为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而煽起的亲日潮保持高度警惕!莫被政治骗子既欺骗了感情又骗走了财富地契!

    大家看过《恰同学少年》,新任湖南督军汤芗铭要孔昭绶校长以第一师范为发起地,在湖南学界搞一场以“袁大总统英明之中日亲善政策”为主题的征文活动,为“21条”卖国条约造舆论。汤芗铭此举无疑是汉奸卖国行为。今天,为日本人窃取东海、钓鱼岛主权权益而刻意制造“中日友好”的舆论,与汤芗铭、袁世凯有什么两样!?

 

发件人:"" <capitel@sina.com> 收件人: " <zdjun@263.net>, <panyi_bj@sina.com>, <zhengran6@gmail.com>, <hankai@nankai.edu.cn>发送时间:2008-06-03 10:21:11 +0800 优先级:缓慢标题:回复:后清空军搞笑录

台湾军队是这样地震救灾的

曾参与921地震救灾工兵的几点建议!

2008-6-1

     什么因暴雨、天候、地形而不能飞行这些都是救灾不力鬼扯的借口啦.....要是台湾在下午2:28发生这种大地震不管是在山区还是平地二小时内直升机就会载着国军通讯兵到各个灾区建立紧急通讯网了甚至连记者都会雇用民间直升机飞到灾区上空拍摄灾情传回电视台了

    大家好,听到四川大地震的消息,让人感到十二万分的悲痛,整个晚上都守在电视前面关心灾情。由于我也经历过台湾的921大地震,并在当时身为工兵部队的连络官,全程参与了救灾过程,想到有几点当时救灾的经验,想要给目前投入的救灾人员做一些参考。

     
投入军队积极救灾是必要的,而调动济南的机械化师也可以理解,因为该军区为总战略预备队,大概是最快可以机动移防的。但是台湾军方在做地震防灾预案时,曾参考过救灾经验最丰富的日本自卫队震后救灾报告,发现增派以作战为训练目的的野战军队进入灾区其实作用并不大。其实在第一时间最需要的三个兵种是无线通信、战斗工兵、野战医院。

     921
地震发生后15分钟,台湾国防部所属的参谋总部依照预案发出三道命令,第一道是关于通信,就是各军团通信营开始准备器材,要求在通知灾区地点后,马上能空降无线电兵到受困灾区。并且命令空中预警机立即升空,在灾区通信系统受损时,在灾区上空中继无线电讯号。后来统计在抢救前三天,24小在空中轮班的空中预警机共中继了9千多通求救、要求救灾物资的通信,并且让搜救指挥能全盘掌握在灾区的所有救灾单位。而无线电兵也以二个人为一组,在震后二个小时就由直升机机降到还无法回报灾情到台北的可疑地区,并且建立了连系管道,并且在几个小时候,整个野战通讯营就在灾区建立了临时无线通讯网,一直工作到所有受困灾区通信修复为止。

    建立无线连络管理的重要性在于,有些偏远的山地部落平日连外道路就只有一条,而且路况差,居民又多分散居住。有些村只有几千人,却分散成好几个部落,乡公所自身已经成为灾区,已无力知道偏远村落的情况,更无进行救灾的可能,连络上村公所不代表能够掌握灾情。国家灾害救难应变指挥中心一开始就通令各地政府连络每个村落最基层的邻里长,只要连络不上,就报上指挥中心,指挥中感马上请参谋总部派出一组无线电兵进驻,由直升机机降到最近的国小操场或茶园。并立即透过空中的预警机或山头中继的通信营通信车向指挥中心回报灾情。因为有的部落人数很少,很偏远,而救灾工兵有限,必需要集中力量抢通至最大的灾区。但是散居在山区的灾民也需要被照顾,于是无线电兵能回报灾区最迫切需要的物资。比如有的村落有天然泉水,所以不缺饮用水,但是缺粮。有的本身就有粮食,但是已经没有安全的饮用水。或者有的村落有水有粮,也没有立即的危险,只是通信中断。在掌握了灾区的情况后,该空投水的空投水,没粮食的空投食物,需要基础医疗的就空降携带简易医疗器材与药品的医护兵,没有立即危险的村落就保持通信顺畅,这样才不会浪费最重要的救灾资源,花了大力气空投了没有用的救援物资。

    
而通信营在建立无线电的紧急连络网后,更要派出有线电话架设兵,随着工兵的推进,在各灾地建立基本的有线通信。因为随着道路的打通,各种救援的事务连络,人员后送,重建协调,都需要庞大的通信量,这不是用来紧急连络的无线电与天上的预警机可以负荷的,而灾区民用通讯线路要能全部修理完毕,也要一年半载的时间,这个空档就全靠通信营的有线电话架设兵,建立起一个最少可以支撑半年的通讯网路。而最偏远、最难到达的地区,连机降的空地都没有的地方,比如在深山种香菇的香菇寮,或台电在深山的工作组,一样受困,且灾情况不明。当时就只能靠参谋总部派出空降特战司令部辖下的高空渗透突击排,进行战斗跳伞,直接空降进入丛林中去找到他们,这非常危险,但是他们拥有在野外求生的本领,可以确保这些人生存直到救援到达。

    第二道命令是抽调本岛所有军团直辖的工作群、联兵旅直辖的工兵连,赶赴灾区。当时我就是某军团工兵群的连络官,由于军团直辖的工兵群拥有极多的重型机械,因此参谋总部特命所有的运输部队与随后征调来的民间车辆第一优先支持工兵部队。这让本岛三个军团直辖的工兵群都能在第一时间能赶到灾区。因为由日本救灾的经验总结,抢修道路是所有救灾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因为只要抢通了道路,所有的医疗物资,饮用水、食物就可以进入灾区,灾区重伤的人可以马上后送,尸体也可以运离灾区以避免传染病的发生。

    当时依照命令,参谋总部承国家灾害救难应变指挥中心的要求,限定在几点几分内工兵部队要推进到什幺地方。推定的技巧是将工兵分组,像我们工兵营就依编制分为第一连、第二连、第三连,各配属军团支持的土石承重车辆。遇到第一个坍塌障碍时,先不求全力抢通,而且先想办法排除障碍,让工兵与野战救护悍马车能通过。由于军用工兵与军用重机承受恶劣路面的能力远比兵用机具好,所以可以很快的让第二连、第三连通过向前推进。留下第一连继续在原地抢修至民用车辆可以通行为止。而抢先通过的第二连、第三连则继续推进,遇到障碍时再以同样的方法让第三连快速通过到下一个障碍点进行抢修,等到第三连排除障碍到一个程度能让军用工兵通过时,第一连大概也修好前面的障碍并且赶到前头了,可以再挺进下一个障碍点。这样的方式可以大幅的减少抢通需要的时间,让灾区尽快抢信道路,则大批民间救援物资与义工就能进入灾,将伤害减到最少。

    战斗工兵群与前进部署的无线电兵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随着推进的进度,不断清理出前方灾区的简易直升机起降场。一般来说各地的学校操场都是最佳的直升机起降场,但是因为地震,很多时候操场已经被破坏,或是布满倒塌房舍的破碎混凝土,更或者因为平日不用于直升机起降上,而使操场上空布满电线,这都会使直升机无法起降。工作部队必需要派出人手,清理出简易的起降场,留下维持秩序与指挥降落的人员,并且回报指挥中心。直升机起降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抢通的道路中,势必马上会挤满运入灾区的各种物资,大塞车在所难免,有时候紧急事件无法靠车辆运输。如灾区迫切需要的某一种药品,或重症病患无法在当地治疗,需要马上送大医院处理的,都需要靠直升机来帮助。指挥总部也要建立简易的直升机前进基地,让陆军、空军、甚至海军的直升机可以进行整补。在921大地震后,南投县山区交通全部中断,在最初的几天全靠直升机运送前方野战医官迫切的需要药品仪器或后送重症病患。当时在南投县的县立体育场就建立了简易的直升机前进基地,有将近上百架参与救灾的直升机都部署到这里来,直升机不用飞回原基地加油维修,所有空军、陆军的地勤人员就带着维修器材与耗件直接部署到体育场,直升机由这里起飞,抵达灾区很近,争取了很多时效。

    
同时南投县体育场外的空地也成了救援物资管制中心,所有要进入灾区的物资全送到那里,由救灾中心统一分配给军用卡车或直升机运送进入灾区,避免造成民间自愿参与救灾的车辆直接进入灾区。之所以要避免民间车辆自己进入灾区有二点考虑,第一就是怕民间救灾车辆进入灾区危险,因为抢通的道路并不安全,而且落石不断,一般民众进入可能再次受困。第二就是抢通的道路多半只能单线通行,一但所有的车辆拥入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大塞车,阻碍了救援时效。同时建立前进救灾物资管制中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避免有不肖人士趁火打劫,而想要捐献物资的人也很容易的就知道该把物资送到那里去,统一分配使用,增加效率。而且人是铁饭是钢,所有参加前线救灾的人员也需要生理支持。这个管制中心也可以扮演这个功能。许多轮班救灾的人在退下第一线后,都在这个体育馆旁的中心吃饭,休息整补后再次加入救援。民间的组织也可以在这个物资管制中心组织各种服务。我印像最深的就是慈济功德会的爱心妈妈组成了大厨房,24小时供应热腾腾的便当,并且还有免费洗衣服务、医疗站提供预防针注射、甚至还有免费心理医生、佛堂。因为救灾的人很多因为见到了极惨的场面,本身也需要辅导与宗教协助。

    另外野战医院也是很重要的。当时参谋总部一下命令,军团所属的野战救护车马上就上路了。在我们抢通部分公路时,越野性能极佳的悍马野战救护车就进入山地村落。虽然这些野战救护型的悍马车比不上正规的医院,但是能马上在缺乏医疗的灾区进行检伤分类,每一部救护型的悍马车就是一个小诊所。轻伤的就地医疗,小手术也能在车上进行,严重的可以用无线电要求直升机后送。缺乏的药品也可以立即的要求空投。后来统计,当日投入了所有台湾军队在西部地区的所有悍马救护车,在灾区进行了上万次野战小手术,并且后送了上千名重伤病患。而专业的灾害救援队更是千金难买的,在921地震前,台湾也没有这样专职救援的特种消防救难队,对于埋在土砾下的受难者也只能徒手挖。幸好当时各国伸出援手,纷纷派出国内最顶尖,受到各种训练的救难队飞过半个地球,抢在抢救黄金72小时内到达台湾灾区进行搜救。这些救难队拥有生命探测仪,救难犬,各种仪器,可以深入土砾堆中救出被困的人。请求国际援助,快进让这些各国特种救难队进入灾区,这才是最重要的。

    抽调通信、工兵、医疗等辅助单位,并不会影响各军团的战备任务。当为了怕出现防务空隙而要远从济南调动部队时,不如就近要求各军区的辅助单位立即赶赴灾区,将宝贵的空运能量用于药品、特殊工兵、特勤救难队、搜救犬使用。事实上各国都证明了,徒手进入灾区的一般战斗部队能做的事很有限,与一般平民是差不了多少的。最后希望灾区的人能坚强,受困的人都能平安无事。参与救灾的人注意自己的安全,这样规模的大灾难,不是几天就能完全结束救灾的,将是一场漫长的持久战,加油!

    
而紧急应变计划除了通信、工兵、医疗外,其实还有最重要的第四项,也就是后勤动员,但由于这当中有一大部份是属于必需事先计划准备的,因此在前面的文章中没有提出来。但是眼看四川强震这场天灾的规模极大,救难与灾民安置已经变成一场持久战,适当的后勤准备与全民动员势在必行。九二一大地震后对于灾区的各种援助安置持续了将近一整年,若单纯要靠以战备为主要任务的军方是绝对不可能完成千头万绪的所有工作。

    动员令,依照台湾军方后勤动员计划区分为军事动员、准军事动员、民间动员三大项,由于台湾经年备战,设有专职的后备司令部掌管所有的后备军人,军事动员与准军事动员是均划归后备司令部直辖。而民间动员则有一大部份要靠民众的自动自发参与救灾,而且参与的项目五花八门,大到重建校舍、小到维持灾区交通秩序,需要一个跨越各部会的部门进行协调。这牵扯的部份就太远了,这篇文章就只谈军事动员、准军事动员、与民间动员中立即可以投入救灾的部份。

    
军事动员指的就是动员全台湾二百万后备军人,目前在各县市均设有守备旅的编制,这与美国各州的国民兵并不相同,国民兵是典型的民兵。而台湾的后备旅编制人员均是最近五年内退伍的军人,受过完整的军事训练。每个守备旅依照建制都拥有工兵、通信、医疗部队,这些刚退役拥有特殊专长的军人,可以在重大灾难时单独动员进行抢救任务。而相对于直属于地区军团的工兵群,后备司令部直辖的是军勤队,军勤队拥有的不是战斗工兵,但是编制了所有退伍军人中拥有特殊军事专长的士兵,如抢修道路、跑道、桥梁,兴建临时房舍、野战医院、通信电路,野战厨房等特别工程。军勤队主要的任务除了在战时协助战斗工兵外,也同样可以动员对重大灾害的受灾区进行重建。在九二一大地震后,本来是有动员后备工兵群与军勤队的计划,准备当现役军队在第一波救灾结束,归建防区后,由后备工兵群与军勤队在灾区继续参与重建。但是因为随后准军事动员与民间动员顺利,投入救灾的自愿人员已经足够,使得那次的后备动员计划只停留在纸上作业。

    准军事动员指的是动员民间有助于军事任务的物资。台湾在五十年的长期备战中,发展出一套特别的动员管制方式,也就是大型运输车、大小型重机、发电机、油罐车在请领行照时上面都会有一个动员管制编号,比如大型载重运输车可能就是神鸵50043、大型推土机就是擎天549381、民间救护车就是仁爱435948、大型发电机就是永明45439等等。一但需要使用到这些机具,就会发布动员令,接到动员令的就要到指定地点报到,不然是要依战时不履行军需契约罪判刑罚款的。这些机具与第一项军事动员来的后备军人可以立即组成一个战斗编组,投入救灾与各项任务中。历年来在汉光演习结束后都会进行所谓的同心演习进行后备动员,在新闻里就会看到后备旅编成时,除了火炮外,所有的支持车辆都是民间来的,有时还会看到车体上就印着“XX交通运输公司

    在九二一地震中,准军事动员的数量非常庞大,不止有载重卡车,灾区最重要的大型发电机,清理路面的推土机,灾区救灾车辆所需的一切油料,都是由这些民间受领动员令的人完成。在灾区许多迫切需要的重要物资机器不可能靠军方可以提供,更不可能靠民间捐赠来获得,因为一般人日常生活不可能拥有如此大量的特殊工具。比如大型发电机并非用来照明,因为军方自己有照明用的所有设备,向民间征调的发电机,是在给冰冻尸体的冰箱提供电源。灾区需要大量的冷冻设施也是军方在一开始投入救灾时无法预想到的。军方准备的是作战用尸袋,但是在尸袋中尸体仍然会腐化,随时可能会爆发疫情,依照军方野战手册,如果无法处理将就地火化,只是家属均不愿意草草火化,于是就变成迫切需要冷陈设施与大型发电机。而这些设备不可能慢慢向民间采购,也只有利用动员令向民间征集。

    在灾区什么都缺,而抢救时效分分秒秒在流逝,就算过了黄金72小时,大量无家可归的灾民也需要安置,还在土砾底下的尸体更要处理,还要慎防大大小小流行病的产生,一般民间物资是无法在第一时间来应付这些问题。有时候很多令人料想不到的工具会大大的派上用场。如俗称小山猫的小型堆土机就是灾区整理被落石破坏道路的利器,没有这个东西,就算道路完整,大型车辆也无法进入。工兵单位的推土机连日不断工作仍然不敷使用,也只能向民间发布动员。而灾民除了需要饮用水,更需要清水清洗身体,以避免皮肤病与伤口感染,这时就需要载水车,除了能抽调的消防水箱车外,也是向民间征调大量的油罐车载运清水。由于灾区除了死人外,死动物更多,腐臭的气味将在三、四天后到达令人无法忍受的阶段,卫生条件极差,在完全清理前,灾民需要大量的雨衣、口罩、手电筒、干电池、收音机、大型垃圾袋、身体清洁用品、杀菌剂、大量漂白水(稀释10倍后可以当简易环境消毒剂使用)、卫生棉(这个很重要,决策的男性官员通常不能体会,当初在九二一地震中捐出十万包卫生棉的某公司功德不小)、卫生纸、大量纱布、大量碘酒(在灾区总是会有小擦伤之类的,可以自行处理,以免增加野战医院的负担,稀释100倍后可以清洁口腔)、大量蚊香、大量干净内衣、大量蚊帐、洗衣粉、毛巾、牙刷、止痛药等,这都不是一般没有经历过大型灾难的民众所能想象的,也因此民众的自发捐助通常没有这些东西。全靠向民间动员而来。

    而征集的方式是透过电子媒体,日本与美国都拥有全民广播系统,各电视台都能立即由灾害抢救中心发布文字布告,在各节节目中的上方显示跑马灯。台湾则是依照动员法,各电视台有义务为国家灾难搜救应变管制中心与国防部发布紧急命令与动员令。动员令会在每节广告时间出现,内容如依动员法发布,神鸵50043号、擎天549381号、仁爱435948号、永明45439号后备动员令于OOOO时生效,受领动员令人员、物资请依动员令规定时间内向指定地点报到。多数的电视台、广播电台在抢救时间内也不会吝啬在节目中插播征集消息,甚至由跑马灯不断重复相关信息。一般讲来,台湾历年动员成功率都在99%以上(没有正当理由不来,是要判刑的)。而这样的方式,向民间动员救灾所需要的特种物资是极为有效的方法。而这个方法也普遍用在民间请救捐助民间会拥有的民生物资上。可以有效的避免捐助物资的浪费与重复。如饮用水已经足够,不用再向灾区递送饮用水,而灾区目前缺乏大量雨衣,请民众捐助雨衣。送交以下指定地点这类的信息也可以由指挥中心统一管理后交由电子媒体放布。以使民间的爱心发挥最大的功效。

    
民间动员指的是民众自发性的捐助灾区救难。在发生重大天灾时,民众都是极有爱心的。但是这个爱心不能浪费,统一运用发挥最大的功效其实考验着救灾管理应变的能力。一般来说民间动员分为二大类,一类为民众自发的捐助各种物资,另一类为民众与公益社团自愿参与救灾。第一种民众自发的捐助物资是极好的,但是最容易发生的问题是同一种已经足够的物资仍然源源不绝的进来,但是另外仍十分缺乏的某种物资却无人捐献。如九二一大地震时,热情民众用大卡载送捐献了大量的饮用水与泡面,使粮食与饮用水不止无虑而且过多,但是却发现极为缺少消毒用的漂白水与女性卫生用品。于是之前讲到的充分利用电子媒体的传播,向民众传达灾区缺少的物资种类,就变的极为重要。另外民间捐助的物品容易品质参差不齐,特别是药品与食品在发放前必需逐一的检查,食品在没有冷藏条件或恶劣运输环境下容易腐败或包装破损,应该要向民众要求避免捐助生鲜食品或已快过期之食物,运送之前还要加固外层包装。

    
而民间自愿参与救灾的人力是极为宝贵的,特别是有组织的民间公益团体,但是一般来说除了有特殊专长以外,是不鼓励一般民众单独加入救灾行列。民间公益团体中,除了少数平日有受过救灾训练的救难协会、义勇消防队活跃在第一线外,这些自愿义工组织在第二线可以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也就是提供第一线救灾人员与后彻灾民的各种生活与安顿所需,举凡食衣住行,心理辅导,非紧急医疗,重建协助等。指挥中心所要做的就是提供一个有水有电,够大的地区,指定为救灾基地,让这些公益团体能快速进驻,并确保交通线的顺畅。除了要让灾民与各救灾单位知道这个救灾基地的位置与服务项目外,更可以设定需求表,比如食物、饮水、卫生、洗衣、通讯、简易住处、疏散接驳车等服务,由各公益团体认领工作,避免重复或浪费。不足的再向外透过电子媒体募集。这个救难基地除了后彻灾民第一时间的安顿外,还必需能提供救难人员的休息,各种人员进进出出,容易产生混乱或治安上顾虑,这时派遣警察、宪兵维持必要秩序是极为重要的。同时政府单位也要派驻工作人员进入,登记灾民姓名,损失,后续安置意愿,是否外地有亲人可以依亲或是决定重返家园重建,并设立寻人电子布告,商洽银行设立提款机,补发灾民各种证件、银行存折,慰问款,全力让灾民可以重新回到正常生活。


    
最后希望灾区的人能坚强,受困的人都能平安无事。参与救灾的人注意自己的安全,这样规模的大灾难,不是几天就能完全结束救灾的,将是一场漫长的持久战,希望灾民与救灾者都一起加油!花了几天时间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就在于个人参加九二一救灾到最后彻出灾区总共34天,在救灾结束后,我常常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总觉得当时如果某些地方做的更好,也许能帮上更多的人。地震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笃定下次还是会来,唯有万全的准备才是我们可以抵抗这个天灾的唯一方法。仅以此篇文章献给从未谋面的某个空军长官,呼号洞拐六的他在分秒必争的抢救指挥中,沉稳冷静,无线电发布的每个命令不仅深思熟虑,而且在第一线能权宜变通。没有他,陆空的协调不会那么好,救灾进度不会那么快。本篇文章中许多提到的重要救灾措施都出自他的无线电命令。

  地震发生后15分钟,台湾国防部所属的参谋总部依照预案发出三道命令,第一道是关于通信,就是各军团通信营开始准备器材,要求在通知灾区地点后,马上能空降无线电兵到受困灾区。并且命令空中预警机立即升空,在灾区通信系统受损时,在灾区上空中继无线电讯号。后来统计在抢救前三天,24小在空中轮班的空中预警机共中继了9千多通求救、要求救灾物资的通信,并且让搜救指挥能全盘掌握在灾区的所有救灾单位。而无线电兵也以二个人为一组,在震后二个小时就由直升机机降到还无法回报灾情到台北的可疑地区,并且建立了连系管道,并且在几个小时候,整个野战通讯营就在灾区建立了临时无线通讯网,一直工作到所有受困灾区通信修复为止。

    关于这问题,虽然我当时只是个小士官,但我可以就我所经历的跟你分享;9/21凌晨一点47分发生地震时,小弟正在国军陆军摩步第200(长城部队,原国军234师改编,234师前身即国军52)

    XX连服役(抱歉不方便全讲),担任义务役下士班长,当时本营正好驻扎南透县南投市某营区(就在灾区附近),就在一阵天摇地动后(摇的好久)5分钟内本连于连集合场集合完毕并向营部回报人员及营舍状况,营战情汇集营区资料后及立刻向旅部报告,在集合场待了将近10-15分钟后,就看到营部连装骑排载者无线电兵出营区,了解营区外部民舍的状况。然后在待个10分钟,本连(就全营出动,除留下必要留守人员)就接获命令携带工具装备出营区协助救灾。其中在AM04:30于灾区救灾时,本连突接获命令,须派遣一排于AM05:00前进驻南投县体育场,当我们到达后,就听到天空隆隆做响,看到陆航直升机,空军海鸥直升机飞过来降落,之后我才知道这附近的学校操场都成了救灾物资的集散地,与直升机的中继站。到现在还记的当天清晨看到直升机编队飞来时的感动,我知道我们不孤单。当时一开始灾区的民用通讯都中断了,都是靠部队的无线电在连络。以上是我的一些回忆,提供给您做个参考!!!

    台湾早已完成风灾、水灾、震灾、化学灾变、空难、旱灾、疫灾、土石流各种灾变应变计划。救灾权责单位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一宣布XX灾害应变中心成立,各个单位30分钟内进驻应变中心,救灾部队也进驻,救灾部队听令于地方县市政府,部队至于出不出动空中预警机,国防部自己看着办。

    至于经费,法令已明白规定每年必须编列1%救灾经费,必要时无上限。救灾部队无法达成任务时,铁被媒体K得满头包。至于摔几架飞机,是你部队训练不良,不要乱叫。

    台湾在防灾体系建构的很完整民间慈善救济团体也非常蓬勃发展但是当年1999年的报纸媒体还是骂翻了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其实台湾军队反应快,是因为有「就地展开救灾不待命令」这个护身符。

    某些自信不够的国家,对于军队调动是很敏感的,你也知道为什么。以前台湾在蒋家时代也是如此,一直到今天武装军车仍然不能进入台北市。但是随着逐步民主化,台湾的军队慢慢有了自信,所以许多不会「开枪房」带武器出营区的命令就不必要上报到参谋总部。

   
救灾就是一例。地方部队的指挥队在灾害发生时,如果第一时间没有接到上级更新的命令,那是可以直接调动非战斗值班部队,就地展开各种救灾行动。争取时效。所以台军的预警机参与救灾已经是惯例,行之有年。除了九二一大地震外,后来的台风、水灾等重大灾害都会派出预警机。

   
这次四川震灾,直升机在第一时间无法进入。原因有二个, 一个就是没有全天侯飞行的辅助装备,另一个就是没有预警机的支持,所以才会说「在山区无法机降」。在大雨中能见度不佳的情况,高空中有预警机提供管制与指挥定位,飞行员就可以放心大胆的飞。

 

 

发件人:"leonshine" <leonshine@qq.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6-03 14:42:3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论实体的核心权利

论实体的核心权利

申华锋

    绪论:道和德,不必去深究,在这里我给道和德下个定义。道就是来自事物本源的法则。德,是来自内心的法则。德是道的排泄物。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社会只讲德,不讲道,那是因为德具有主观性,掌权者可以像涅橡皮泥一样塑造德的各种形象。道不通行,德就会装神弄鬼,到处糊弄民众。德是掌权者的残羹,是掌权者随心所欲的施舍物。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从古至今,统治者都只讲德,不讲道。追求道和真理的人只能“乘桴浮于海”。上帝是西方人道的拟人化。道是中国人上帝的抽象化。所以几千年来,统治者让中国既没有上帝,也没有道,只有他们施舍的恶心的德。

一、实体,核心权利和系统。

    实体就是个人和由个人组成的团体,我们社会上每个人都是一个实体。对于我们每个实体来讲,生命权和政治权利是实体的核心权利。普通动物的核心权力是生命权,而作为万物灵长的人,其核心权力,除了具有普通动物的生命权外,还有政治权利。没有政治权利的人是不完整的,和动物无异。必将任人驱使和宰割。

    系统,泛指一个体系。由局部和全部组成。相比于个人,一个团体就是一个系统,一个社会也是这个人的系统,同时社会还是团体的系统。他们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像牛顿描述万有引力一样,无所不在。

二、政治权利是人的核心权力

    政治权利不仅决定人的生老病死,还决定每个人的衣食住行。除了上帝,政治权利是决定一切的核心权利。一个人能否降生由政治权利决定。掌握了核心权利,就掌握了一切,失去了核心权利,是能成为沒有灵魂任人支配的傀儡。

    1、政治权利决定人的生老病死。计划生育政策决定我们能不能降生,决定我们子女能不能降生。有良好政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的人,60多岁看起来犹如普通民众40多岁。政治可以决定医药的价格,决定城市比农村多修很多医院。有政治权利保障的人,是不会下煤窑的,也不会挤公用交通工具,出交通事故的几率要少得多。他们一般不进小餐馆,事物中毒死亡的几率很小。

    2、政治权利决定人的衣食住行。这点好理解,政治权利既然能决定人的生老病死,那能决定人的经济收入就毫不奇怪了。决定经济收入后,从而决定人的穿衣是否名牌,吃饭是否佳肴,住的是否别墅,是走路上班,坐公车还是单位轿车或者私家车。我国只要政治权利平等一点点,那么普通民众的工资就会成倍增长。如果政治权利平等,以我国民众的聪慧,完全能过上幸福舒适的生活。我们看美国宪法,里面只是解决公权和人权问题,经济上一个字也没有,纲举则目张。

   3、政治权利决定生命权,这点毋用多说,“我爸是高干,脾气很暴躁”,连小屁孩都知道这个道理。

三,实体的核心权利都是平等的。

    生命权是平等,这点很好理解,杀人偿命,不管你杀的一个傻子或者精神病者,也不管你的是何方神圣,在平等的社会,你会偿命的。这也是保障社会良好运行的基石。和生命权利一样,每个人在降生的时候,赋予了平等的生命权同时,也被上帝赋予了平等的政治权利。有时候,政治权利甚至更重于生命权。

    没有政治权利保障,一切权利连同我们的生命都是那么风雨招摇。

 四、实体的核心职责应该有实体自己负责。

    核心权力不应该被代表,不应该被抽象出来,任何人都无法代替另外一个生存,同理,任何人都无法代替另外一个人行使政治权利。核心权力更不能变成公权。核心权利由实体自己负责是社会和谐与高效的基石。让实体为自己负责,减少实体权利的交叉,减少实体权利和职责之间的耦合,才能保障现有系统的高效运转,也能够保障接受新生的实体,保障社会系统的扩展性,开放性。

    历来,中国很多专业的学者对社会关系和社会各种现象的论述,都一团糟,或者不得要领,自相矛盾,是因为这些学者,对这个简单朴素的自然界规则没有认识。中国历来的社会变革,都缺乏哲学引导,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目前中国政治改革拉开了帷幕,正是需要哲学指导的时候,核心权利由实体自己负责,这句话应该响彻整个政治改革始终。将实体的权利从公权里回归,壮大实体的核心权力,给实体创造更大的核心权力。无所不包的公权是一种变态产物,是违反自然法则的怪胎,是抢劫实体核心权利的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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