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当前的中国是一个美好与愚昧并存的国家,当前的政府也是一个光明与丑陋并存的政府。在万众一心,全国上下积极抗震救灾的同时,我们发出一组从各方面研究问题的文章,目的都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好,人民好。当然,通过本网文章,可以发现东西方文化的一些差别,譬如,西方文明注重科技,我们上期文章汇编发出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北川断层活跃的地质构造》便是西方文化的特色,而这期文集发出的儒家邮报的几篇文章却在以《易》经的思维在考虑问题,哪种文化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让读者思考了。本网就是从全息的角度来向社会提供参考文章的。望大家能从中获益。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有些文章来自外部,纯属参考,不得外传!请大家注意。在这个抗震救灾敏感期,我们特别注意对信息的筛选,尽量将有用、可靠的信息提供给大家。]

中国政治腐败的制度基础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5月28日

目录

丛亚平:《让制度保障不辜负爱的奉献》

志愿者:《强烈呼吁:对全国学校建筑进行抗震评估》

网友:《中美政府大楼的比较》

《日本发生地震时人们涌到到学校去避难,因为学校的建筑最坚固》

翟玉忠:《中国政治腐败的制度基础》

陆一:《警惕:群体舆论压力的双刃作用》

郎咸平:《马云或王石这么讲,你觉得奇怪吗?》

 汪莉绢:《隐忧官方首认辐射源埋没》

黄慈萍:《四川地震地区可能受影响的核基地及军事设施》

赵世龙:《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三峡 》

《史记,货殖列传,王石传

阿兰・德波顿:《四川大地震的哲学思考》

古木苍藤:《哀川中》

儒家邮报:《“汶川地震”全国哀悼日的文化政治思考五篇》

赵璕:《中国:在灾难中成长——中央美院“汶川大地震”周祭辞》

柯如之:《一阳来复:为最后一个汶川震灾哀悼日而作》

赵璕:《剥极而复,重归于正:从传统丧制看此次国祭的意义》

陈赟:《汶川地震全国哀悼日(五一九国祭)与中华礼乐文明的未来》

 予沉:《复:“见天地之心”——抗震救灾与全民公祭的伟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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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件人:"yp cong" <cyyyppp@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22 17:21:1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丛亚平      让制度保障不辜负爱的奉献  

让制度保障不辜负爱的奉献

新华社高级记者 丛亚平

2008年5月26日

     灾难的降临,激发出巨大的爱之力量。汶川大地震发生以来,牵动了亿万人的心。人们纷纷解囊相助,捐款捐物,在短短10天内,社会各界、海外华人及国际友人向受灾地区捐赠总额已经超过150多亿元,加上政府的拨款等,超过200多亿。这次捐款数额之大,史无前例;全民参与热情之高,前所未有!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关爱、仁义让人感动,让人振奋。然而现在社会普遍关心的是,这笔聚集了全社会巨大爱心、为灾区人民所急需的的救灾款物,能否被管好、用好?能否最终送到灾区人民的手里、用到受灾难民的身上?人们的拳拳爱心是否会被腐败官员所滥用?

    有些热心的网友算过一笔帐:捐款拨款超过200多亿的话,汶川全部人口10万,加上其他地区,扩大3倍算受灾人口假定为30万,那么平均每个人有6.6万元,等于每个4口之家能得到26万多元的救助。然而按照以往的情况看,最终也许平均一个受灾家庭能实打实地得到2万元人民币就不错了(不计国务院给每个有死亡亲属的5000抚慰金)。

    一位网民写到这次灾区人民和温总理感动了我,我是主动捐款,而且捐的是以往的十倍,老婆娟的也是最多的一次,在国外留学的女儿雪灾捐了,这次又捐了五天的生活费。但我对政府能不能在赈灾过程中真正做到透明公开、杜绝腐败不太有信心。但愿这次政府能让我们这种积极性保持下去,不让我们失望!”  

    应该说,民众的担心和疑虑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的体制确实不完善,漏洞确实存在。虽然我们也看到一些好的现象,比如:审计署在第一时间提出要介入对救灾捐款使用情况的审计,这种及时介入的审计,比起过去的事后审计效果一定会好的多。另外有关部门也在听到群众的担心后及时出来做出承诺和表态,要用好善款,政府也就赈灾腐败行为提出了警告。但毕竟以往的太多事例,让我们对现有行政机制和监督机制的有效性、透明性存疑,警告、承诺,比起制度保障和监督到位,仍有相当差距。表示不侵占、不截留救灾款物,不等于真能做到,自我监督机制远远比不上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

    怎么能让庞大的善款高效、完整地送达到灾民手中?在此提出一些建议:

    1、国家应成立捐款捐物集中调度使用中心”,凡需要物品、钱财的向此处报告,需求信息都汇集到这里,专家也汇集在这里,所有捐出的款和物也都汇集在这里,根据各地的需要和专家的科学分析,定出最需要调配财物的地区、款物数量等,定出方案,按此方案执行,科学调配资金和物资的使用,并把所有使用情况及时统计、公布,这一点尤其重要。

    2、尽快建立一个抗震救灾官方总网站。网名就叫抗震救灾网,把各个部门有关抗震救灾的文件、政策、信息、法规都在此汇拢公布,把民间、社会各界有关抗震救灾的信息、办法、建议、需求等也在此呈现。还可以专门辟一栏,将民政部、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各种组织接纳的捐款及捐款使用情况在此公布。民众想要了解抗震救灾情况和信息都可以到此网站,受灾群众想要寻找帮助信息也可到此网站了解。

  3、建立救灾款物的信息披露制度,把公开透明原则贯穿于救灾款物管理使用的全过程,主动公开救灾款物的来源、数量、种类和去向,自觉接受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的监督。不仅公布收到捐款的数量,更要公布用到何处,如何招标购买灾区所需之物,而目前这方面信息大多是空白。

    4、采购物资按照《政府采购法》等相关规定执行,凡有条件的都要公开招标,择优选购,防止暗箱操作;在采购时采购的是价廉物美的产品还是价高质次的产品,其中差别不小。需要有专门机构认真监督审核。

    5、近日有网友建议,救灾款账要算清、费要少收,我非常赞同。尤其是此前一些慈善机构被授权提取管理费,是提取5%,还是10%?不少网友提出:红十字会慈善机构人员有工资可拿,为什么还要截留高达10%的管理费?尤其是在汶川大地震这种特殊时期,如果仍按原标准收取行政管理费,标准显得偏高,应该适当调低管理费收取标准,最好改为实报实销,我完成赞同。全国人民做出奉献捐款捐物,作为职业助民人员,不说奉献,办多少事取多少费用,这总该是最低底线了吧!

    5、强化对救灾款物的跟踪审计监督。审计机关要关口前移、提前介入,对财政和社会捐赠款物的筹集、分配、拨付、使用及效果进行全过程跟踪审计。有关省级审计机关每周要向审计署报告救灾款物审计情况,审计署每月向社会公布阶段性审计情况。救灾工作全面结束后,向社会公告救灾款物管理使用的最终审计结果;加强对救灾款物管理使用情况的纪律检查,涉嫌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6、国家颁布规定,让会计师事务所对慈善机构的帐目进行审核,定期公布于众;审计署定期抽查,将抽查结果公布于众;被审计出有问题的,移送司法处理.

    7、允许新闻媒体充分地、从始至终地报道救震款物的使用情况,实现全方位的社会监督;公布监督热线,便于灾民与受益者实时举报,并实行反馈机制,超过一定限额的案例,通过媒体公诸于众。

  只要政府部门、慈善机构对人民有敬畏、仁爱之心,再辅之以行之有效的外部监督举措,相信这些凝聚了亿万人民强大爱心的善款,就一定会用到该用之处,达到预期的效果。人民也会在善款的有效应用中增强对政府、机构的信心,政府也会在有效的制度约束下提高办事效率和质量。

    政府和人民一条心,试看天下谁能敌!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28 14:54:2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强烈呼吁:对全国学校建筑进行抗震评估

志愿者 

 2008.5.21

    我们是一些来自不同地区的志愿者,主要工作是募集并从成都运送各类救灾物资进入灾区。为了不对灾区现场的救援工作形成干扰,我们一直尽量压缩在灾区的滞留时间。尽管如此,大量耳闻目睹的实况,仍然令我们触目惊心、无限悲痛。
    
  这次5.12汶川大地震,大批学校垮塌或严重损毁,严重程度明显超过普通民房,造成无数中小学、甚至是幼儿园的孩子们命断花季,许多老师为保护学生以身殉职。孩子和教师,本应是一个正常公民社会中最受呵护和最被尊敬的群体,却在这次劫难中遭受了最为惨重的伤害。我们相信,这不仅仅是灾区父老们心中无法承受之痛,也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中无法承受之痛。
    
  另一方面,我们也得知,四川的一家民营企业曾在重灾区绵阳建立了十几所希望小学,由于在设计施工过程中严格把关,这些学校(其中包括北川县的一所希望小学)在此次特大地震全部完好无损,学校师生无一伤亡。如此鲜明的对比,让我们在对这家民营企业表示敬意的同时,也不得不质疑
    
  根据《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规定,“第5.2.1条 小学教学楼不应超过四层;中学、中师、幼师教学楼不应超过五层”、“教学楼屋顶必须钢筋水泥现场浇注不准使用预制板”,可是在这次地震灾区倒塌的学校中,5层以上的教学楼的不在少数,并且多是预制板屋顶,这是造成学校师生伤亡惨重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某些坍塌的学校废墟中,已经多次发现房梁或墙体中钢筋数量太少、粗度不够、甚至没有钢筋的情况。
    
  同时,学校建筑的抗震标准也令人质疑。根据2001年颁布的《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01》规定:
  “6.0.8 教育建筑中,人数较多的幼儿园、小学的低层教学楼,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乙类。这类房屋采用抗震性能较好的结构类型时,可仍按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要求采取抗震措施”
  “3.1.2 乙类建筑,地震作用应符合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要求;抗震措施,一般情况下,当抗震设防烈度为6~8度时,应符合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提高一度的要求,当为9 度时,应符合比9 度抗震设防更高的要求;地基基础的抗震措施,应符合有关规定”,
  并且,“教学楼抗震乙级应该比住宅高一个等级。...汶川,都江堰等教学楼抗震设防应为8度。”
    
  据相关人士分析,学校的教学楼很多属于长楼型,大开间,单跨式,少墙面,承力点少,结构设计上天然地决定了在高强度的地震面前的耐震性无法跟办公楼、居民楼之类建筑多跨超稳建筑相比。只要一个承力点断掉,整栋楼都会倒塌;同时,尽量减少采用砖混结构可以缓解地震带来的破坏。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大部分地震设防地区都强制要求4层以上建筑改为框架结构。而震后我们得知,如汶川这样的县级学校的建筑标准,是以结构级别最低的砖混结构为主,而一般诸如县级政府大楼,通常是以结构级别较高的框架甚至框剪结构为主。
    
  我们还了解到,在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等手段,将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建筑的抗震级别列为最高等级,有效避免了这些建筑在重大自然灾害中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在灾害中成为公众的避难场所。例如在日本的阪神大地震中,许多房屋垮塌,但当时在地震中保存最好的房子就是学校。按照日本的防震规划,学校的建筑防震级别最高,各级政府都把学校辟为临时避难所。地震发生的时候,政府会组织居民搬出自己的房子,到附近的学校集中避难。
    
  让善良的人们稍感欣慰的是,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副司长杨榕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中小学校教学楼的倒塌情况,我们已要求当地建设主管部门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调查。目前在抗震救灾中的主要任务是救人,对这些问题将通过认真的调查来确认,若确实存在质量问题,一定从严查处,绝不姑息,会给社会一个满意的交代。”
    
  云南省教育厅也已经警觉到这个问题。厅长罗崇敏表示,无论是新建校舍还是改造校舍,都要加强抗震设防管理,处于地震带上的校舍抗震设防标准,至少要按8度设防。云南中小学校舍中还有近600万平方米的D级危房,都要坚决拆除,不得再安排师生使用。特别是对砖木结构、土木结构、预制块建设的上世纪80年代建设的危房,坚决拆除。(5月16日《 都市时报 》)这是令人鼓舞的。可是,我们现在只听到云南要从四川的大地震中吸取教训,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为此,我们郑重提出以下呼吁:
    
  1、呼吁全国人大会同中纪委、监察部、教育部、建设部、国家技术监督局、公安部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对中小学校教学楼的倒塌和损坏情况,以及在设计、发包、施工、监理等环节中可能出现过的权钱交易、渎职、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违法行为,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依照国家法律,严厉惩处相关责任人。
    
  2、呼吁中央政府责成各级地方政府,对所有处于地震带上的学校建筑进行排查,凡属危房或达不到抗震设防标准的必须坚决拆除重建,不得再安排师生使用。特别是对砖木结构、土木结构、预制块建设的上世纪80年代建设的危房,坚决拆除。拆除及重建的费用,应由中央和各级地方财政共同承担。
    
  3、呼吁全国人大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颁布中小学校建筑强制性建设标准,将中小学校建筑特别是处于地震带上的学校建筑的防震级别提高为最高或较高等级。
    
  4、呼吁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款,对胆敢在学校建筑设计、发包、施工、监理等环节中实施权钱交易、渎职、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违法行为的相关责任人,加大惩处力度。
    
  我们恳切地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能本着“以民为本”宗旨,对上述呼吁给予积极回应,让我们的孩子不再生活在危房之中,给逝者一个交代,给生者一个安慰。
    
    


 

 

发件人:"yp cong" <cyyyppp@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27 17:27:1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丛亚平: 看看中美政府大楼的比较真理人所共见,

    这组照片真是太说明问题了,在中国,官员的权力扩张到了无限被挤压和剥夺的是人民的权力结果就变成公仆像老爷, 主人像奴隶而国外的公仆们由于制度的约束结果还像个公仆。可以把这组照片发在你们网上丛,

中美政府大楼的比较

佚名

2008年5月28日

    看看中国和美国政府大楼的比较。我们始终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呢?老百姓确实穷得买不起房;但是,中国各个地方是怎么花纳税人的钱呢?看看各个地方政府大楼就知道了……

美国麻省政府楼,很别致噢,象个小教堂

 

 

                     河南焦作(总人口连所辖县300多万的小城市)市委政府大楼,气势磅礴,环境优美,视野开阔!

 

 

美国田纳西州拉菲特市市政厅--怎么看也象个内地的大型汽车加油站。

 

焦作市政府附属楼同样辉煌壮观!

 

 

缅因州拉莫尼市相当于中国的苏州大小-也太寒碜点象栋民房呀。

 

 

湖北一个县的政府大楼!

 

 

美国科罗拉多州市政厅他们穷的要死1907年的建筑用到现在...

 

 

湖北兴山县政府大楼挺拔百米,连里面的人都是趾高气扬!

 

 

明尼苏达州政府=--要不是有面国旗偶还以为是个图书馆。

 

 

河南长垣县政府大楼占地百亩,人均办公面积50平米。

 

 

这个是北卡州的一个市政厅---这叫一个穷的揭不开锅瞧警察局()都来市政府挤一块地儿。

 

 

北京房山区政府,离北京市区很远,山区,还算是个比较穷的!

 

 

华盛顿州newport市市政厅,哎~美国人看起来真是又穷又寒酸啊。

 

 

武汉江汉区政府,双子大楼,相互辉映,煞是惹眼。

 

 

夏威夷的州政府大楼,一点就不和当地优美景色相配!

 

 

    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府大楼,上海就是全国最有钱的地,从楼上就可以看出!在中国,到哪都是政府大楼占据最好的地段,大停车场,高台阶,玻璃幕墙,门卫森严。与挂在嘴边的公仆,三个代表,保持先进性反差太大。

 

 

伊阿华州Marion市市政厅和北京五环外的平房差不多,要在北京的话早就被拆除了。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政府大楼,照片没照全,里面很豪华,面积也超大,对面的广场比天安门广场还要大,设计本身是5星级以上的酒店的,当时报中央的时候也说是盖酒店,可是后来就变成政府办公楼了,可和美国白宫媲美了!

 

美国佛罗里达州宝石岛市政厅有些像我们中国哪村的计生办。

 

 

南京某某区政府大楼通体透明,看来要阳光办公喽。

 

 

印第安纳州Laporte市市政厅..........中国陕北一窑洞!!!

 

山东泰安市政府堂而皇之的办公大楼,

 

深圳市政府办公楼,总造价21亿

 

里面装修一角,是不是超豪华啊

 

深圳的政府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办公。

 

 

从不同的角度看看深圳的领导们的办公环境。

 

 

德州orangecity====这个还不错嘛,看着像我国某某市长的小蜜别墅,不知道宽带入户了没有? 

 

西南某县新县城行政大楼。

 

 郑州惠济区政府占地530亩状似豪华白宫

 

数百亩绿地、园林、假山、喷泉环绕其中 

 

 

加州coachella市市政厅.......旁边的中餐馆好像都比它大!!!

 

 

云南省昆明市的五华区区政府位于昆明最繁华的地段一面看象塔,一面看象帆。

 

 

美国德州Manor市政厅.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北京故宫里厕所!

 

 

四川成都武侯区检察院,每次经过唯一感觉就是白宫,里面电子安全方面的花费就是1个亿。

 

 

密歇根州Alpena市政厅,从1908年用到现在了..

 

 

广东顺德政府,广东年年缺电,但在这里不会发生这样事。

 

中国的另一副景象:贫穷的乡村孩子!

 

 

   不要以为偶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老百姓穷各地地方政府就穷了!内地公务员也比美国牛!!内地小书记(相当中国古代县令级别下乡检查,前呼后拥还有专人打伞很是威风!!

有人打伞的首长官员

 

 

 

布什可没这么气派! 刚下飞机.....什么破伞.....怎么也没人管。

 


 

 

去迎接客人还要得给女士打伞! 这个总统有什么当头。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28 14:54:2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日本发生地震时人们涌到到学校去避难,因为学校的建筑最坚固

意大利电视台的地震报道让我震撼

江海余生

2008-05-25

  出了国,我的第一站是意大利,中国地震的新闻,充满了意大利的电视频道,一片片倒塌的房屋,一队队抢救灾民的队伍,一幅幅人们悲痛欲绝的场面,我的心情,每天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可惜的是,我不懂意大利语,只能通过画面,揣度着中国在发生些什么。

   我是去洽谈一个汽车合作项目的。离开都灵的时候,我们在下一站选择了一家中国人开的旅店,我对来访的中国客人说,住中国人的旅店,条件虽然差一些,但是却可以看到中央四台的节目,大家也就不再受语言之苦了。打开了中央国际台的频道,果然有报道灾区的新闻。语言上的障碍是没有了,可报道的画面则完全不同了。

    老百姓救老百姓的新闻少了,领导人访问灾区的画面,则象走马灯一样的反复播出,它一遍又一遍地教育着我们,党和国家政府,和我们一样,是多么地关心着灾区的人民。第一遍的时候,大家的眼睛湿润了,第二遍的时候,大家含住了即将掉下来的眼泪,第N遍的时候,朋友们开始提醒我,能不能换个频道,看看听不懂语言的意大利台,还有没有关于地震的其他报道。

  又到了德国,又到了荷兰,每天晚上的新闻联播节目,中国的地震消息,一直位居头条。中国,又一次聚集了全世界的目光,中国人,又一次在灾难面前团结了起来,成了一家人。我在国外20多年了,中国人万众一心凝聚在一起的事件,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是八九年那次,另一次就是四川地震了。每到一处,中国人遇到中国人,不再象通常那样擦肩而过,而要互相亲切地打上几个招呼。

   最让人撕心裂肺的,是小学生们遭遇的不幸。一张张照片上,一排排捧着孩子遗像的妈妈们,心痛欲绝,国外的电视屏幕上,不停滚动着捐款热线的电话和帐户。正如一位朋友所写,这个世界经历了比死亡还要痛苦的伤痛。

    在日本,当地震发生的时候,人们往往涌到到学校的房屋里去避难,因为学校的建筑,是最坚固的建筑。而在四川,周围的建筑摇摇欲坠,唯有学校的建筑已经是一片瓦砾。于是我知道了刘汉的名字,他建的学校建筑,五所小学没有一所倒塌,于是我就想,原来这一切惨绝人寰的灾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海外的华人们被震动了,所有的华人报纸,都登载着捐款的帐户。5月16日,秘鲁政府首先发出政令,把5月19日,作为秘鲁的“全国追悼日”,悼念四川地震灾害中遇难的灵魂。5月18日,中国政府终于打破了建国以来从不为普通百姓挂半旗的规矩,确定5月19日为全国悼念日。

   谈好了汽车合作的项目,一天朋友偶然的问我,在欧洲,什么样的汽车牌子是公车的牌子,不禁让我语塞。二十几年来,我穿行在整个西欧大陆,拜访了不知多少个当地的政府,却从来没见过哪位省市级的领导有过公车,更没有什么公车的牌照了。

   我于是想起了地震的捐赠,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就是倾囊所有,又有多少人的捐款加在一起,能顶得上一辆公车价值?我们老百姓见面的时候,不要再互相问捐了多少,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好奇心,你倒不如改个方式,见到脑满肠肥的领导们就问一声,你的公车捐了没有?!

 

 

发件人:"新法家传真" <alexzhai2@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27 15:46:5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中国政治腐败的制度基础 

    新法家传真编者按: 连带责任是推荐选举制度的灵魂,没有连带责任的推荐制度会成为腐败的温床!推荐权力与推荐责任严重失衡,失去连带责任的民主推荐才是中国政治腐败的制度基础——建立起与推荐权力相对应的责任体系,应成为目前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当务之急。

中国政治腐败的制度基础

翟玉忠

    过去500年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个显著的现象是:社会人文思想的发展常常滞后于科技思想。

二十世纪中叶,随着系统论的发展,无论在科学领域,还是在社会人文领域,人类发现他们所面对的世界大多不能用牛顿力学那样的简单逻辑说明,这个世界本质上是复杂和非线性的,那种将整体看作部分之和的观点不仅仅已经过时,而且还会变得极其危险。

举例来说,经济和社会现象不是社会中个人意向的简单加和,而是诸多个体相互作用突现的整体形态。在经济体系中,通过钞票选择的结果不会"自动"地实现社会福利。在政治体系中,通过选票选择的结果不会"自动"地实现社会公正。德国复杂系统和非线性动力学学会主席,奥格斯堡大学哲学所主任克劳斯·迈因策尔教授在其名著《复杂性中的思维》一书中指出:"复杂系统探究方式的关键之处在于,从宏观的观点看,政治的、社会的或文化的秩序并非仅仅是单个意向的加和,而且还是非线性相互作用的集体后果。"

迈因策尔教授似乎没有注意到,当我们发现社会是一个复杂巨系统,而不是简单的由个体原子组成的机械的时候,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坍塌了!

首先,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假设,理性经济人本身就缺乏坚实的基础。自由市场经济中个体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行为会导致灾难性结果,而不会实现社会共同利益。比如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的投击狂潮,每个人都理性的按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行为,结果却是资本主义世界最惨痛的经济大萧条;同理,在自由民主政治中,理性的公民按照自身意向选择的结果也不会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现代政治学的研究发现,就算排除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计票过程中那样作弊行为,竞选过程中资本的力量总是趋向于使公民个体偏离理性的轨道,那些拥有强大资本作广告的宣传家常常是胜利者。除了美国总统大选,最显著的例子是希特勒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崛起——他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通过民选实现了独裁,而美国的总统常常是通过民选强化民选。

上述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的缺陷是不能自动修正的,系统论表明,那是社会作为复杂巨系统"物理性质"的一部分。除非用"看得见的手"去调节政治经济体系。今天,自由民主已经成为全世界最"政治正确"的口号——所有反对自由民主的人都要上众口铄金而成的绞刑架!

在中国尤其如此。

今日之中国,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成了西方泊来的万灵药。海洋文明背景、基督教文化,联邦制国家,自由民主机制的失灵,这一切都可以不去考虑,中国知识分子只要相信它们可以治疗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就行了,包括刚刚发生的地震,更别说人民币汇率和严重的政治腐败了。

我们有必要抛弃上述"现代中世纪政治神学",考察中国政治腐败的制度基础。我们不会像民间大仙儿一样从空中取中自由民主的药丸,撕开印着雅典神庙和华盛顿头像的金纸就将它砸向中国人民,这种态度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因为中国农村的民主实践表明,民主常常会加剧腐败,而不是相反。

这时那些自由民主的鼓吹者给出的理由是:中国农村不是真正的民主,美国总统大选才是!当有人举出太多第三世界国家民选政府的极度腐败时,他们的答案是:那不是真正的民主,美国总统大选才是——言下之意,让我们都变成美国人吧!

如果智慧女神允许骂人的话,我们必须说那些所谓"学者教授"的混账逻辑常常如此!他们还不如农民,农民还懂得在处女地上种植某种作物前,要对这块土地作一个透彻地了解,否则会颗粒无收!

在分析中国大规模政治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时,我们也要像所有勤奋的农民一样对社会现实土壤作一番考察。目前中国共产党选举干部的标准是1992年公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干部任用条例》),这个条例的核心是民主推荐和民主测评。民主推荐是《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的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的必经程序,是指党组织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根据配备领导班子和提拔干部的需要,按照规定的范围和要求,组织有关方面人员参加的推荐领导干部人选的方法和活动;民主测评是《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的考察党政领导职务拟任人选的程序和重要方法。不难看出,民主推荐,具体说"推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选择的基础。

到这里,那些自由民主的信徒马上坐不住了,他们大呼:推荐是腐败之源,让我们自由民主来吧!(假如他们在未来失败了,他们还会继续那种"混账逻辑""中国的民主是假民主!"这可能要到许多年之后才会发生。)

推荐(亦称荐举)真的是腐败之源吗?不是的,因为最早至秦,荐举已经正式成为一种官员的选举途径,推荐制度不仅没有造成大规模腐败,反而形成了秦汉政治长期清廉的局面。怎么会是这样呢?难道没有经历教育运动的秦汉官员都成了尧舜,他们不会任人为亲吗?再说他们有选举亲属的任子制,为什么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大规模腐败,甚至买官卖官的现象发生呢?

 答案很简单:秦汉时荐举者要承担连带责任,当被推荐者出现什么问题时,荐举者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所以荐举者绝对不敢任人为亲。进一步说,荐举者所负的政治权力与政治责任是高度统一的,而今天中国的民主推荐制度不是这样,中共官员拥有推荐的权利,却不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所以人情票、结帮拉票,甚至买官卖官就成了必然。

 当民主与推荐结合起来时,不是促进了政治廉洁,而是加剧了政治腐败。有时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相结合会产生智慧结晶,比如中国科举制与西方民主制的结合;但不加考察,将民主与推荐胡乱结合起来,就成了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怪胎。

读史可以明智,我们还是先看一看历史上我们的先人是如何推荐官员的。秦汉律早已经亡佚,但从考古发掘出来的律文看,其中关于推荐者权责的界定要比《干部任用条例》完善得多。

 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秦律杂抄·除吏律》中规定,保举曾被撤职永不叙用的人为吏,罚二甲。(原文:任法[]官者为吏,赀二甲)

 《秦律杂抄》中还有一条除弟子律,那是高级官吏推荐其子弟为官的法律。其中也规定,如不适当地将弟子除名,或任用保举弟子不当者,均耐为候。(原文:当除弟子籍不得,置任不审,皆耐为侯[]""是在边塞伺望敌情的刑徒。

 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汉初《二年律令·置吏律》也详细规定了推荐者的责任,假如所被推荐的人不廉洁或根本就不能胜任本职工作,那么被推荐的人要被罢免,推荐者也要承担连带责任被罢免,上面说:"任人以为吏,其所任不廉、不胜任以免,亦任免者。"

 汉承秦律。张家山汉简《置吏律》中的上述条文印证了司马迁《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中所述的一条秦律:"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为了使广大读者理解秦汉推荐制度的特点,我们有必要讲一讲《史记》中这段话的历史背景。

  在强秦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提出远交近攻战略的范睢(suī)本是魏国人,在魏国被魏相魏齐屈打几乎致死,后得魏人郑安平帮助,联系上了当时秦昭王派出的使臣王稽,得以入秦,后来范睢当上了秦相。"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的范睢当然忘不了曾经大力帮助过自己的郑安平和对自己的知遇知恩的王稽,任秦相后,他向秦昭王推荐王稽,后者被任命为河东郡守,又向秦昭王举荐曾保护过他的郑安平,昭王任命郑安平为将军。

 大约在公元前260年左右,长平之战后的秦昭王"宜将剩勇追穷寇",任用郑安平,派他领兵攻打赵国。可是郑安平哪有武安君白起的功夫,在战场上反被受到重创的赵军团团围住,他干脆带领二万人投降了赵国。按照秦国法令,举荐了官员而被举荐的官员犯了罪,那么举荐人也同样按被举荐官员的罪名治罪。这样范睢应判逮捕父、母、妻三族的罪刑。当时吓得范睢跪在草垫上向秦昭王请求治罪。秦昭王明白这时国内不能乱,就下令国都内:"有敢于议论郑安平事的,一律按郑安平的罪名治罪。"甚至还赏了范睢更为丰厚的食物。祸不单行,此后二年,同为范睢推荐,作河东郡守的王稽与诸侯勾结,因犯法而被诛杀。这使得范睢从此一蹶不振。《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记载说:

 "任郑安平,使击赵。郑安平为赵所围,急,以兵二万人降赵。应侯席稿请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于是应侯罪当收三族。秦昭王恐伤应侯之意,乃下令国中:有敢言郑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赐相国应侯食物日益厚,以顺适其意。后二岁,王稽为河东守,与诸侯通,坐法诛。而应侯日益以不怿。"

   燕国人蔡泽比今天许多学者都明白秦国的推荐制度,他听说范睢举荐的郑安平和王稽都在秦国犯下大罪,范睢理当承担连带责任。蔡泽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后来蔡泽竟说服范睢将相位让给了他。

 《史记》、《汉书》中记载的推荐承担连带责任的事例还很多,处罚也很严厉。公元前47年,富平侯张勃举陈汤,因选举不实获罪,除了削户邑二百,在死后竟被谥为缪侯,言其举人不当,陈汤也下狱论罪。《汉书·百官表》中记录的因选举不实免官的重臣还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受到中国法律西化的影响,许多人忽略了中国法律中""的一面,在汉代选举过程中,推荐得人,举者要受嘉奖,这也是一个常例。《后汉书·胡广传》注引《续汉书》云:"故事:孝廉高弟,三公尚书辄优之,特劳其举将。于是公府下诏书劳来雄焉"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南郡太守法雄察举胡广为孝廉,到京师试以章奏,广为天下第一。

  值得一提的是,汉初按科推行察举制时(这是更为制度化的一种推举形式,定时、定额、按科进行),是极不顺利的,因为没有愿意无端承担连带责任,这与今天中国社会挤破脑袋推荐亲朋迥然不同。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令郡国推举孝廉各一人,但新的制度很少有响应,"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于是汉武帝于公元前128年再次下诏,令各郡长官必须推荐,并说推荐贤人承担连带责任,以法赏罚是"古之道",要有关官员拿出针对不举荐者制裁的方案来。《汉书·武帝纪》载有这一诏书的原文: "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夫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兴夜寐,嘉与宇内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雍于上闻也。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厉蒸庶,崇乡党之训哉?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

    相关官员认为不推荐贤人者就是不称职,应被摘掉乌纱帽,"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最后汉武帝批准了这一建议。

 那么推荐官员的连带责任是如何消失的呢?可以上推至西汉平帝大儒王莽执政的时代,按照儒家"赦小过,举贤材"的原则,贿赂腐败的被举荐者不必再追究了,当然推荐者的连带责任也没有了,据说这样作的目的是"不以小疵妨大材",王莽的主张后来竟成了法律,平帝的诏书说:"选举者,其历职更事有名之士,则以为难保,废而弗举,甚谬于赦小过举贤材之义。诸有臧及内恶未发而荐举者,勿案验。令士厉精乡进,不以小疵妨大材。自今以来,有司无得陈赦前事置奏上。有不如诏书为亏恩,以不道论。定著令,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东汉以后,尽管皇帝屡下诏书纠正选举不实,强调选举责任,但建立在连带责任基础上的推举制度很快崩溃,儒学门阀世族逐崛起,亲亲原则,任人为亲成为推举制度的基本原则——一个政治黑暗的时代到来了,其遗毒至今。

 陈蔚松先生总结说:"在选官制度方面,汉行秦法,选举实行连带责任制,举人不当者有罪,要受到处罚;举者犯了大罪,被举者要连带被免官。我们也可以看到,汉代吏治从法禁和制度而言,比较注重官吏的廉洁。"(陈蔚松,《汉代考选制度》,湖北辞书出版社,20024月,第301页)连带责任是推荐选举制度的灵魂,没有连带责任的推荐制度会成为腐败的温床!推荐权力与推荐责任严重失衡,失去连带责任的民主推荐才是中国政治腐败的制度基础。

  在整合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成败经验的同时,不忘中国古代社会功勋制、推举制和科举制,我们终将会摸索出一条适应于中国本土的政治制度。在政治改革问题上,我们再也不能亦步亦趋、裹足不前,隔靴搔痒,自欺欺人!就目前形势来说,建立起与推荐权力相对应的责任体系,应成为目前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当务之急。而现代中国特色政治体制发育成熟,可能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

 

 

发件人:"zhouli" <zhouli@ruc.edu.cn>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28 10:33:4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Fw: 由地震看新旧媒体帝国开始联合

    由地震看新旧媒体帝国开始联合:传统媒体帝国,与操控媒体的资本帝国,伙同由互联网生发的民意帝国,形成了三股强大的教化势力。以致于政府这位原来的单一帝国,由被动,到主动地对前三位帝国做出承认和响应,重新形成了扁平化时代的舆论控制格局,左右国民,甚至非国民的观念,由此引导,进而控制了国民和非国民,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和事后反应。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媒体-资本-民意”四方互动的应急经验显示,一整套新的冲突化解机制和危机管理体系,正在形成和发展。

警惕:群体舆论压力的双刃作用

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 研究员 陆一

2008年5月25-27日

    这次四川地震后所出现的新旧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以及群体舆论对于政府和其他社会成员行为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深入讨论的问题了。

    首先,民意在新的平台上伸张,并得到政府善意的回应。

    在地震发生的第一天网络上就出现了要求举行全国哀悼的帖子,四天后有学者公开提议5月19日、也就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祭奠往生者的“头七日”设立哀悼日。

    在5月18日,没有任何预兆,国务院发布公告:“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决定,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5月19日14时28分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届时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可能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普通民众的因灾难逝去而宣布全国哀悼。仅此一点,这次的全国哀悼日也就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载入史册了。作为一个象征,这一举措也意味着共和国对自己国民的尊重,今后将通过庄严的国家仪式体现出来。

    其次,信息的公开和及时性制止了传言对政府形象的损害。

    传统媒体以电视为突破口、以凤凰卫视为先导,第一时间、特别是在全国哀悼日期间开始,对四川地震进行了接近于全天新闻直播的滚动播出。第一个到达现场,第一个发回报道,第一个传回照片或者图像,成为一个记者乃至一家媒体平时所能想到的最直接的成就感。“我在现场”,成为各大媒体竞相追逐的目标。凤凰卫视的记者何润峰作为第一个进入汶川灾区的香港媒体记者,极大的享受了“我在现场”的职业荣光。现在,凤凰台的人很骄傲的说:“总理温家宝到的时候,我们也到了。”

    网络、短信等新媒体的加入和向国内外媒体开放现场,使得现实的大多数信息和政府的行为都公开、即时地在公众和全球范围内得到传播。在这个背景上,我们看到的是政府总理第一时间到达灾区现场,跳过了臃肿拖沓的官僚行政体制直接调动政府资源,被外界事后称之为“半个国务院在灾区”。部队、救援力量、医疗队伍、救灾物资的快速调动,都在我国建政史上是空前的。

    其三,新旧媒体对于灾难当头时期的不协调言行的舆论压力,监管并改变了各类群体和个人的行为方式。

    当成都市区的住宅小区出现标有“救灾专用”的帐篷、并有人在其中打麻将。市民被引发众怒并报警,在警察初步处理未得到市民认可,市民几乎和警察产生冲突。当第二天此事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后,四川省副省长李成云与两天后明确表示,省纪委、省监察厅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市场监管和救灾物资有序发放和监督的文件,同时派出了12支监察队伍到灾区加强市场监管。“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查处了60余起违规和价格违法的行为,查处了96件违法违规的事情。”四川省民政厅副厅长陈克福也表示,对于有人反映帐篷挪用,他们的态度是急查、严查、重处,“现在纪委和监察部门已经介入,很快会给大家作出答复,我们也希望媒体加强在这方面的监督。”

    另外一个有趣的事例是万科王石的捐助门事件。地震三天后的5月15日,王石在自己博客中的一篇名为《毕竟,生命是第一位的(答网友56)》的文章,王石在文章中称:“200万(指万科给四川地震灾区的捐助)是个适当的数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应成为负担。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因慈善成为负担。” 王石表态很快为公司以及他本人带来更多铺天盖地的指责甚至谩骂。

    网络上迅速公开了各个行业著名企业和各类人物的各种捐助额排行榜,甚至以曾经制作福博斯财富排行榜著名的“胡润研究院”,也于地震后第一个星期发布了“2008胡润慈善榜”——《5.12抗震救灾民营企业捐赠报告》。这给了各行业富贵们极大的压力,不断有企业和老板个人、以及各种明星追加捐助额的消息出现在每天网络上、媒体中。

    终于,10天以后勇攀高峰的王石第一次向网络朋友低下了他高贵的头:“我现在认为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我所说的那句话还是值得反思。这段时间,我也为我这句话感到相当不安!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一是引起了全国网民的分心,伤害了网民的感情。二是造成了万科员工的心理压力。三是对万科的公司形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这里对广大网友表示歉意!”并宣布万科将动用1亿资金无偿参与四川的灾后重建。

    其四,网络和媒体对新闻的充分报道,开始引导政府主动接受行为公开和公众监督的责任。

    当四川地震灾后经过全国哀悼期,引发了全国和全世界华人的捐助热情、捐助款项几乎和当期中央和地方政府下发的财政拨款相当。网络上对于捐助善款的监控和使用公开,对于政府民政部门和红十字会募捐款的去向、使用、扣除等问题的讨论,使得政府和红十字会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红十字会开始公开表示:“中国红十字会欢迎国家审计部门对募捐款的使用进行专业审计,并将审计结果及时向社会发布,欢迎大家关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及国家有关部门的相关规定,红十字会所接收的地震募捐款物,将全部用于抗震救灾工作,与抗震救灾无关的费用不在地震募捐款中列支,不存在扣除比例的问题。” 20日下午,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副司长庞陈敏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尽管法律规定,慈善机构按规定可以提取募集资金最高10%作为管理费用。但“我们要求所有的接收机构一律不得再从捐款中开支任何工作性的费用。另外,要求红十字会和中华慈善总会的慈善组织,不得将此次救灾接受的资金留做原始资金。” 24日,红十字会明确表示“已经邀请审计署进入我会,从救灾工作一开始,就介入资金的管理。”并在回应网上有关“救灾药采购索要超额发票的传闻”时,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江亦曼表示,欢迎社会各界通过舆论监督或者是通过当地的行政监督,或者是通过审计监督,甚至于通过司法监督。

    5月22日开始,民政部为加强对捐款的社会监督,将自5月13日期的财政汇缴专户有关四川地震捐款账清单向社会公布,并承诺将连续公开款项使用情况信息。5月25日,中纪委等五部门联合公告,将联合行动加强对地震灾区援助和捐款使用的监管。同样值得研究的是有关此次地震没有得到预报的疑问。四川地震发生伊始,就有人在网上发布意见表示中国地震局有压制地震预报意见的做法,并广泛传播部分民间专家近几年的预报论文。至5月20日,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副司长车时刻意安排中国地震信息网的专访以便澄清,他表示,汶川地震前,中国地震局没有作出短临预报,同时也没有收到任何单位、个人或团体提交的有关这次地震的短临预报意见。车时还介绍,2008年以来,共收到26份短临(地震)预报意见,尚没有正确预报的短临预报意见。同时,由于地震预报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社会性,政府发布地震预测意见是非常慎重的。

    在那几天,在媒体上不断有包括美国的各国专家被请来发表意见,表示“当前地震预报是公认的难题”。但是,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5月19日晚,地震局却主动违反以上表白的立场发布地震预报公告称,19日至20日汶川8.0级地震区附近,6—7级余震发生的可能性较大,但事后并未发生预报的余震。于是地震局的专家们又在媒体上表示,中国地震局关于这次汶川特大地震余震趋势预报的发布,所用预报用词科学客观,在当前的特殊情形下,能够如实告知社会公众,大震之后余震的时间分布规律,加强对强余震的防范,是一种很有必要的行动。余震预报了没震比较正常。以至于5月25日清川又发生6.4级余震,地震局却根本没有作出预报。在网络媒体的压力下,在地震预报这个“世界公认的难题”上地震局言行失据的尴尬可见一斑。

    其五,地震发生以来在新旧媒体之间争论反差最大的是新闻报道的道德观念和人文关怀。

    地震后的头几天,充斥各类媒体上的灾区图片,大量的采用死难者遗容遗体特写。更有的电视媒体,为了收视率,不惜打断现场救援工作,为的只是拍下废墟前的镜头。以至于在网络上,“做人不能太cctv”成了新的流行词语。

    这几年,新闻的娱乐化和商业化成了作业标准,在这标准下培养和规范出来的媒体、记者、主持人、评论人、编辑……都趋向于用煽情、直击、第一现场、摆新闻、造假和种种不道德的手段来处理新闻。加上商业化的浸染和新闻管制的桎梏,人道关爱、人文关怀已经悄悄地远离我们的新闻界和媒体了。

    相比较而言,我们可以看到5月15日, 英国《每日电讯报》刊登了一组图片,记录下中国抗震救灾过程中的一个瞬间:在地震中痛失妻子的男子用绳子将妻子的尸体绑在背部,这名男子坚持认为妻子不应该遗弃在那些尖利的碎石中,而应送她去太平间,他在极大悲痛的折磨中,他努力要给予自己的妻子死后些许的尊严。

     和这种人文道德至上的媒体处理方式和角度不同的是,在三天的国殇期,全国媒体高度统一、专一、单一地24小时简单化地唠唠叨叨反反复复炒作着各种自然非自然的新闻来填充版面和播出时间,这反应的是社会人文精神积淀的差距……

    从年初的雪灾、314藏区的骚乱、4月份奥运火炬海外传递引发的冲突,到当前的四川地震;甚而推前至2003年的SARs、2004年的禽流感、2005年频发的矿难、2006年从“齐二药”到“欣弗”的药品质量事件、2007年的山西“黑砖窑”事件……相比较而言,政府行为、民众的参与、信息的公开、政府和百姓的互动,这一切都在2008年的5月份,在中国这块古老的皇权统治下的国土上,在数千年传统的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统治下的社会结构中第一次出现了扁平化的社会结构形态。正像奈斯比特在26年前所说的:“网络组织可以提供一种官僚制度永远无法提供的东西——横向联系。……在网络组织里,信息本身就使得一切事物都趋于平衡。网络组织的平等不是因为每个成员身份的平等,相反网络组织包含着来自各个阶层的人。在网络组织中成员彼此平等相待,因为最重要的是信息,它使一切变得平衡。” 1

    中国政府在以民为本和谐社会的背景下,部分放开了媒体对社会信息公开的传播功能,也部分放开了网络对于政府和其他社会成员行为的公开监督,并部分地利用媒体和网络来听取民意、及时修正自己的行为、产生了良性的互动。这带来的结果是,政府行为第一次被曝光在十数亿国民的眼光下、在几千万网民的博客论坛和帖子中。没有公开的宣示、但明显可以看到,政府在关注自己行为的后果、通过网络观察员的反馈来修正自己的行为,这使得民意得以部分伸张、民主得以部分实现。但是千万不可过高地估计了这民意伸张的十几天的历史意义,这绝不是空前的、也肯定不会是绝后的,它并不表示中国开始进入民意自由的公民社会、也并不表示我们的全体公民就此就可以自诩就此具备了现代公民社会相称的人文素养、可以称为现代公民社会的合格成员。

   我们应该看到,政府在这同时也在与以往不同地利用新旧媒体的力量和作用,利用这种群体舆论压力来积聚民意、引导舆论向政府设定的目标移动。政府在以往不同的平台上发动了一场对与政府主流观点不一致的行为、观点的全民讨伐和全民监控。所以,我以为对与网络上出现的以下事件之外的社会影响,就更值得深思:

    5月21日上午,网民们发现一个女子在视频里辱骂四川地震长达4分 40秒。视频中,这名女子脚翘在桌子上,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不断的辱骂灾区人民。国务院规定,19日至21日,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这名女子因在网吧里玩不了 J5游戏,所以大骂灾区人民。此视频出现后,该女子成了YOUTUBE政治首页里的新闻人物,并开始在国外网站风传。

    “人肉引擎”在此时再次发威,网友们通过各种渠道在不到3小时搜集到该女子的信息:姓名张雅,1987年7月29日出生,辽宁沈阳市苏家屯人,她的QQ好友号码、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等个人隐私信息。据来自沈阳方面的消息称,该女子的视频在网上引起网民愤怒后,沈阳市公安局苏家屯区分局根据网上提供的该女子的信息资料,于21日中午1时左右,在苏家屯区如意网吧将其抓获。

    值得关注的并非这无知、无良女子的对与错,而是网络上对她发动的全国性的“人肉搜索引擎”、对她个人隐私的越权公布以及政府专政机构在人肉引擎旁同步跟进的行为。人肉搜索引擎是指更多的利用人工参与来提纯搜索引擎提供的信息的一种机制。其中最引争议的是对人的搜索,成百上千个人从不同途径对同一个人进行搜索挖掘,很快能够收获关于一个人的一切信息。

    在人肉搜索引擎上充分体现了“多数人的力量”:“踩猫事件”中网民们靠视频截图中出现的大桥,认出了视频拍摄地点是黑龙江萝北县,并迅速挖出了踩猫者,一位离婚的中年护士;几个小时之内,殴打老人者钱军和其妻子的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孩子上学的学校全部曝光...... 然而,人肉搜索也被称为最恐怖的社会搜索,如果多数人的力量被滥用,在网上和在现实世界里,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有隐私可言。

    我们可以静心回忆一下号称高举自由、平等、博爱大旗的法国大革命,为什么最终会导致专制恐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人民已经决心不再受君主政体或贵族制度的压迫了,但他们却从来没有经历过也没有清醒地认识到民众的压迫。” “没有一个欧洲人知道保护个人不受人民的集体意志的侵害需要什么样的保障机制。……他们却使多数所向披靡,公民投票(plébiscite)成了一种暴政。” 2

    “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这就是阿克顿对此所作的评价。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这样说过:“第三次浪潮也向所有关于多数派统治与社会正义关系的传统观念进行挑战。……多数派统治,非但作为一条合法的原则不再适合,在向第三次浪潮推进的社会中,它也未必再是人道的和民主的。” 3

    不过,当网络冲破了专制社会的控制,信息化成为传播民主和表达民意的工具时,托夫勒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发表预言的28年后,网络高度发达、短信空前泛滥、网吧深入穷乡僻壤的中国(也多少包括他所描写的美国),会出现主题词监控技术、网络屏蔽技术和网络警察部队。

    在中国,网络是有主题词屏蔽、过滤的,媒体是有宣传纪律和口径的。在这个背景之下的群体舆论压力(暴力)的泛滥,如果被有意识和有目的地纵容和放任,其结果必将是尚未从我们记忆中消失、却尚未在80后的年轻人的经历中唤醒的噩梦:文革中的群众专政、集体甚至亲人间的互相揭发和打小报告、小脚侦缉队的24小时监管、绝无个人隐私和尊严批判和揭发、红海洋般的数十万人批斗会、山呼海啸般的口号声、舆论一律下个人意志的脱媒和无语(或者叫边缘化、甩出滚滚向前的红色列车)……

    任何技术和工具、任何群众激情对于一个社会来讲都具有双刃的两面:也许是民主的前奏、也许是专制的新生……

    也许,我们在欢呼的同时仍应该警醒……

注释:

1,《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约翰.奈斯比特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1页。

2,《法国大革命讲稿》,阿克顿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111页。

3,《第三次浪潮》,阿尔温.托夫勒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88页。

 

发件人:"王金生" <bwjs@sjzkj.gov.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28 14:02:4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马云或王石这么讲,你觉得奇怪吗?

马云或王石这么讲,你觉得奇怪吗?

郎咸平

我今天要谈论的题目是一个比较让我们痛心的题目,那就是四川大地震。当然,对于四川大地震的过程以及解放军的勇敢,老百姓所受的苦难,我在这里就不需要重复。虽然这个时刻已经过去有段时间了,但是我相信,在每一个人心中都是一股难以平复的创伤,包括受难的同胞,包括广大人民,所以今天不想在这个里面继续谈论一些我们已经知道的灾难,因为我们已经报道过很多了,我想趁这个机会大家对这一切进行一个反思,反思什么呢?

我念一段话给各位听。第一个,在这段期间,王石发表了一个谈话,万科捐了200万,网民批评他捐的不够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金钱不应成为企业和个人的负担。”阿里巴巴也讲了一句话!马云他说,实际上这不是他讲过的话,这是他06年讲过的话,“中国企业家即便有能力,也不应该用来慈善,而应该用来扩大再生产。对于那一些荧光下的慈善捐款,我认为一元就够了。”各位要知道,我自己不能当愤青,我也不希望大家举起道德的利剑随意挥砍自己也是不好的,我想用大历史的角度来谈谈,请问各位,如果有一天你取得了像马云以及王石同样的位置的时候,你会不会讲相同的话?你告诉我。

今天你批评起人来你意正言辞,可是为什么他们会说这句话,我对这些话毫不同情,但究竟我是一个教授,我必须用一个公正的大历史的角度来谈论我们文化的危机,网友非常够水平,事实上也是我个人的经验,在2004年展开全国国企大讨论的时候,我发现网友的评论水平非常高,而且网友对于有的理论之透彻,基本超过我们的经济学家,所以我对于网友的意见我从来不敢忽略,哈佛社区(harvardbbs.com)有一位网友说了一句让我感到很感动的话,他对王石说了一句话,我相信他不是在谩骂,但这句话值得每一个人反思。他说王石,不管你征服了多少座高峰,但是,你的心灵却高不过一座坟头。

这话讲得非常好,要是我的话,我写不出这么有水平的东西来。我可能说你王八蛋怎么怎么。对于马云来讲,国家在线(NationOnline.com)有一位网友写得也很好,他有一点骂人,他说,你的心灵和你的外貌一样。我发觉网友挺幽默的,而且还有一位网友做了计算,说200万是万科多少的利润呢?是2007年万分之4的利润,0.04%的利润,赚了这么多钱,把0.04%的利润拿来救灾,同时网友又算了,说王石12次登山花了3684万元,年薪是多少呢?690万元,这是网友写的,在这里我不做确定。

我很想针对这个题目和各位谈一谈这个沉重的话题。除了万科以及阿里巴巴之外,截止到5月21号为止,国际几个大公司,尤其是在中国赚了大钱的大公司也没有捐钱,可口可乐、肯德基、麦当劳、诺基亚、LV、大金、宝洁、摩托罗拉,我相信在网友的压力之下,我认为他们未来都会捐的,虽然我没有把握,因为至少截至到今天为止,美国政府捐了100万美金。似乎这些国际跨国公司并不在乎,似乎我们的企业家对于救灾这个问题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还是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在这里我不是来骂人的,我想从文化、从历史来谈论一下。

我想谈论谁呢?谈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两个企业家,一位就是比尔盖茨,一位就是巴菲特,他们两个不是简单的职业经理人的概念,他们是真正少数几个拥有上市公司的亿万富翁,尤其是比尔盖茨,一直名列全世界的首富,巴菲特也差不多的。这两个人很有意思,他们的行为形成了非常大的落差。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分别成立了不同的基金会,叫公益基金,比尔盖茨的基金会叫盖兹灵达基金会,他把他所有的财产都捐给了基金会,不但如此,他还在电视上发表谈话,他讲了一句话我很感动,那就是他这个财富是取之于社会,要还之于社会,他只是帮助大家管理这份财富而已。这个话很奇怪,我们通常认为财富是我创造的,怎么叫做我管理,我创造就是我管理,好像比尔盖茨不是这么看问题的,他说他只给他的子女每个人留100万美金,供养他们到大学毕业之后,他这个做父亲的职责就尽到了,以后他们生存有办法,巴菲特前年也把几百万美金捐进了他的基金会,他的思维和比尔盖茨是一样的,而且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小布什总统曾经有意要调低或者取消遗产税。

我想我们的企业家肯定很高兴,如果国家取消遗产税多好,我可以把我的财产给我的儿子,给我的女儿,挺好嘛,因此在我们中国人的想法里面,总认为如果小布什总统取消遗产税的话,那么最激动的就应该是比尔盖茨同志了,他钱最多,这是我们的思维,可是后续的发展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发现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联合刊登了一则广告,广告这么说的,他说我们不能同意总统的看法,他说取消遗产税的结果是使得美国年轻人丧失了公平竞争的机会,因此为了美国的长远发展,我们不能够赞同这个政策,你们是不是觉得比尔盖茨疯了。

明明对你有利的政策,而且肯定是通过美国参议院众议院合法的立法行为,你在干吗?你到底在想什么?请注意,我绝对没有夸奖比尔盖茨,我也不是责备我们的企业家,我只是想请各位大家想一想,他们都是人,都是有能力的企业家,为什么他们想法这么的不同?而且我再告诉你,这个不是对与错的问题,你千万不要认为说,比尔盖茨是对的,我们是错的,不是这么简单,而是到底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问题?

我们不要拿一把道德的利剑随意挥洒,因为这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当你穷人的时候,你可以做你任何想做的事情,可是我今天希望在这里来给各位一个启发,首先谈一谈,我最喜欢谈历史,而且很多人也最喜欢听我谈历史,因为我的历史谈出来之后,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过,而且跟大家所学的历史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历史特别好听。那么首先谈一谈这一种源自于西方的企业家精神,或者这么讲吧!源自于西方现代型的企业怎么过来的,为什么在这种文化范畴之下有这种想法,而我们又有不同的想法呢?因此我就把各位带回到过去的历史当中。我们回到什么时刻呢?我们回到了西元第10世纪,我们发现西元第10世纪孕育了第一批企业家,因为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在西元第10世纪的时候所成立的,当时的天主教皇在9世纪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信念。

你死后怕不怕下地狱?怕,怕怎么能够不下呢?把你的财产捐给教会,显示出对上帝的忠诚,就可以不下地狱,所以很多有钱人在死掉以前就把钱捐给了教会,到了西元第10世纪,英国的土地有60%是属于教会的,但是他们神职人员也不能够经营,又不能传给下一代,怎么办?所以创立了现代化的股份有限公司。怎么创立?那就是聘请职业经理人来经营这些教会企业,这些职业经理人是管理者,而这些公司的所有者是谁呢?是教会,所以这个确定了什么?管理权跟所有权分开的第一步,绝对不是这个制度多好,而是在教会的企业之下这是一个必然的。

大家请注意,这些经营企业的人就是职业经理人,各位知不知道这个英文,我们翻译成教授是吧!当时有这个英文,没有这两个字,只有这个,就是Profess,什么意思?专业人才,在西元14世纪的时候专业人才可以用来形容当时经营企业的那一批职业经理人,那一些人当了职业经理人是个什么信念?想一想。他们努力经营企业的目标是什么?

是为了服务人们所热爱的上帝,理解我的意思吗?他们心中有这么样一个强烈的责任感,他们都是教徒,都是教会所指派的最精英的Profess,他们是纯粹的技术人才、专业人才,他们就要把公司经营好,来荣耀他们的上帝,而且目的,你说上帝在他们心目中总不是吃你的,喝你的,不是这么简单吧!我不是做宣传,因为神爱示人,这是他们一直讲的话,我只是把这个历史重复了一遍,所以到最后你发现这些Profess,这些教会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他当了职业经理人之后,他所想的就是如何有着这么样的一个责任,也就是信托责任,能够照护上帝所爱的子民,这就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前提。

当我们引进股份有限公司概念的时候,我想请问你,有多少人理解这个背景?如果我没有说,或许你永远不会知道,因为我们中国人不是一个喜欢读书的民族,我在想为什么?而且中国人对西方历史基本的概念都不太深,我们完全不用想到说如何从根部来寻找比尔盖茨怎么有这种思想,我可以告诉大家,他们的前身就来自于这个,因为是上帝的企业,所以一开始整个伦理道德,整个社会责任感就是随着股份有限公司的成长,那就是当职业经理人发挥你对上帝的信托责任,你就要给这个整个社会,这个老百姓,也就是上帝所爱的子民创造财富,这是他们想的事,你可能认为这是大话,这是神话,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都不是这么教育我们老百姓的。

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教育我们的老百姓?我告诉各位吧,你听了以后一定感到非常难过,有痛心疾首的感觉。那就是我们很多专家学者说,国营企业做不好,因为东西不是自己的,所以做不好,还提出个“冰棍理论”,什么叫“冰棍理论”?那就是企业不是自己的,所以做不好。那就像冰棍一样会逐渐融化,与其让他完全融化光,不如在他还没有融化光之前送给国企老总,叫做NBA,而民企老总,他就可以做得好,东西只有是自己的才能做得好,不是自己的就做不好,这就是我们所受的教育,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节骨眼我们已经分开了,在这种教育之下,我们中华文化优良的传统美德,是非善恶判断标准淡然无存,你们认为国企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吗?错了,真正最大的受害者就是你们所看到的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家你以为企业是你自己的吗?我想请问大家,要不要聘副总、经理、科长?要,我再请问你,你这个民营企业虽然是自己的,可是属不属于这些你聘来的职业经理人呢?不属于,当然不属于了,再问大家,既然东西不是他们的,他们是不是就可以不做好呢?所以跟大家讲,他们就是不做好,而这就是为什么民营企业的老板总是感叹着,他的员工不为他着想,他常常有这种感觉,什么感觉呢?没有人愿意为企业真正卖力的打工,我这个话没错吧,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做了两三年之后,就想自己做老板去了,他绝对没有想到这一家公司对他的培育,他要对公司老板或者对股东尽到他作为一个Profess的责任,他想到什么呢?他想到我自己好就好了,我自己好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东西不是自己的就可以做不好,东西要是自己的才可以做得好,因此我最爱谁?我最爱我的家人,我最爱我自己,我最爱我手上的钱。社会责任感呢?信托责任呢?他对老百姓的责任呢?都不重要。

我可以告诉大家,从这一步开始,我们的血和欧洲人的血已经是不同的了,他们的血是由宗教所遗留的信托责任,而我们的血是以自我为中心。事实上我讲到这儿大家就已经听懂了,在这种环境之下,马云或者王石这么讲话,你觉得奇怪吗?对啊,他说是啊,金钱不能成为他的负担,好像也对啊,这个企业家有能力也不该做慈善,因为慈善是别人的事,又不光自己,而应该干吗呢?而应该用来扩大生产,赚更多的钱,给谁呢?给自己。
好像说得通吧!这一种文化所孕育的企业家就这种水平,大家不要觉得奇怪,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吗?还有可口可乐为什么不捐钱?摩托罗拉为什么不在中国捐钱?你赚这么多钱。那他们没有Profess,他们没有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吗?不是没有,情况非常复杂。又从欧洲历史开始讲了,这一种高超的脱俗的信托责任,会随着这个社会的富裕而瓦解,所以在第10世纪崇高的教会企业的经营理念到了14世纪之后顿然瓦解,因为钱多了,钱多就开始干吗呢?就只想到自己,自己要风花雪月,自己要唱卡拉OK,要去夜总会,只想自己,别人不重要了,所以从欧洲中世纪开始,14世纪之后你发现和今天的中国差不多,这一种由宗教而来的信托责任没有了。

那么现代企业是怎么回事?我不否认现代企业虽然具有历史的传承,这种教会企业的传承,可是我告诉大家,近代企业是经过10世纪到13世纪教会的理念,一直过渡到14世纪到18、19世纪的黑暗时期,大家只为自己打算,到了19、20世纪像这种可口可乐等等的企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什么阶段?大家想一想。这段历史非常重要,那就是1890年开始美国政府从反托拉斯,就是美国政府从1890年奠定了一个《反垄断法》,开始将美国的企业开始用严刑峻法逼迫你不得不有信托责任,这和早期不同,早期是自发的,19世纪之后是强迫的,怎么强迫,这是我自己做的研究,我这篇文章在三年以前在欧洲金融学报发表的,我的题目当时就这么定的,谁控制了美国?是英文的,谁控制了美国?我当时找到的资料是这样子的,美国政府利用《反垄断法》将大家族排出经济体系,怎么排出呢?让大家在高市盈率下套现低产,让美国企业从过去的家族企业变成大众持股企业,理解吗?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美国的上市公司都是大众持股公司,实际上是美国政府的运作。这一种大众持股公司,它的职业经理人经过了中世纪的磨难之后,他的血跟我们也差不多,也是为自己打算,当时美国政府就用严刑峻法的法律,让这些职业经理人不敢不有欧洲早期的那些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所以这些公司在美国奉公守法,而且他一样传承着过去的社会责任感。

也就是说,他们还在想替社会创造财富,怎么创造?那就透过美国的股票市场,这种大众持股公司来创造,怎么创造?大家想想看,那就是美国的上市公司和中国不一样,中国的大股东都是家族、个人,美国不是,美国大部分的上市公司它的股民都是中小股民,因此,美国政府利用法律的力量强迫这些职业经理人要替这些中小股民创造财富,如果你做不到了,那就大刑伺候,坐牢,就这么严格,所以职业经理人如果一旦缺乏信托责任,被举报或者逮捕的话,那你的后果严重,不是简单的,要坐牢的,什么目的?那就是继续传承着欧洲一千年以前的制度,逼迫职业经理人有社会责任感,替这个社会创造财富,因为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是这个社会的中小股民、老百姓所持有的,每一个职业经理人只要好好做他的工作,他只要赚一美元,就能够透过股票市场的市盈率的放大给你几十倍的回报,这就是市盈率的意思吧!所以这家公司赚了1块钱,他的股价就会以及十倍的倍数回报给每一个中小股民,因此美国越成长,老百姓越富裕,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美国经济成长的果实都会由股票市场透过大众持股公司,让老百姓享受到财富的创造。

财富由谁创造的呢?由美国这些职业经理人所创造。拿这一批职业经理人和第10世纪的职业经理人相比,大家发现,他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什么事情?替这个社会创造财富,是他们这一生所努力的目标。但是心态是不同的。早期是对于上帝的畏惧而做的,今天呢?对于法律的畏惧而做的,理解我的意思吗?原来早期是对于上帝的畏惧,他有信托责任,要替老百姓替社会创造财富,今天同样的对于法律的畏惧让他要替这个社会创造财富。

在这里我讲得很简单,从欧洲的早期、中期跟晚期,我就把这些职业经理人的心态跟大家分析得清清楚楚的,那么今天我们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处在什么时代呢?那就是欧洲的中古时期的时代,一切只为自己打算,你说他们有对上帝的畏惧吗?没有的,我们是不信神的,你说我们这个国家有像美国一样严格的法律逼迫他们不敢不有信托责任吗?我们也没有。在一个既缺乏这种所谓的早期对上帝的畏惧,以及晚期对法律的畏惧,结果就是一切只为自己打算,所以大家就不要奇怪,为什么会有“冰棍理论”这样的言论出现,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特殊的产物。

到这里大家就非常理解,为什么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会将他所有的财富都捐献给这个社会,因为从1890年开始,大企业家,第一代企业家光荣的从经济体系退出,是美国企业的传统,而这个是美国的国家政策。退出之后,你这一生创造财富的目的就是替这个社会创造财富,你只是代理人。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么一比较下来,大家就非常理解欧洲的早期和欧洲的晚期,为什么职业经理人有这种信念,为什么比尔盖茨他会讲出这种我们听不懂的话,因为这就是欧洲企业家一千年的历史所孕育出来的比尔盖茨以及巴菲特。

难道比尔盖茨跟巴菲特比我们的企业家更有道德良心吗?我不相信。但是我告诉你,我们有着不同的历史,所以我们的企业家像王石、马云,他才会讲出这种话,当然我也相信他们讲出这种话之后,他们一定很后悔。话多了,他们把自己内心最深层次的感觉,竟然毫不保留的说了出来,闯了大祸,被网民一骂,我也相信王石也好,马云也好,马上就开始捐钱,这是一定的。

危机管理。但是我相信他们日后都会做,我所得到的讯息就是万科说要投资1亿元在灾区,无偿的建设。阿里巴巴,我不晓得这个讯息是真是假,阿里巴巴要捐出5千万,然后他本人要捐100万。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们不小心说出了不该说的话,可是我跟大家这么说,他会说这种话已经不是他本人的问题了,请各位从更高的角度来看这个现象的可怕,那就是我们整个历史传承如何孕育我们这代企业家的,你发现,我们是缺乏欧洲早期企业家Profess的信念,我们也缺乏欧洲晚期企业家法律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说出这种心里话一点都不奇怪,可是我这一套历史观,那是我个人所独创的,大家在外面绝对听不到这些,道德的责备这些,我们不说道德责备不对,我们要从根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在这里怎么呼吁呢?

我们呼吁,对我们下一代的教育,大家要想一想,我们过去一切只为自己打算的这种利己的做法对不对?要怎么教育下一代,大家想一想,而且这种现象可怕到什么地步?我在上海,我亲眼见到的,我坐的车走到一个巷子,我是按照规定走的,对面开了一部车,逆向行使,40、50岁的妇女带着两个小孩,对上之后,按照道理应该她退是吧!不,她不退,一切只为自己想,她把发动机一关,钥匙拔下来,上楼去了,把她两个小孩牵着带上楼去了,你让我们这个车怎么办?我虽然是对的,那么只有我退了,因为她不退,她人走了,怎么办?这就是今天的中华文化的传承,就这么教育子女的吗?这个子女回去以后发现,原来我自己方便就好了,我一切为了自己就好了,别人去死无所谓,好可悲。

那么这一次大难,我相信每一位朋友,都会和我一样的悲痛,可是这次大难在于对于所谓的伦理道德方面跟是非善恶判断标准方面,我认为有了一个提升。就凭这几个网友讲的话,不管你征服了多少座高峰,但你心灵却高不过一座坟头,像这种话已经可以给我们这个社会几十年的价值观当头棒喝,所以今天大家不要光责怪王石跟马云,想想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你是不是就是我所提的那个妇女同胞,当你做错之后,你把引擎一关,带着小孩下楼,这就是你对下一代的教育吗?你有没有想到,当你开门走的时候,先让别人走一步,有时候我会这么做,我这么做之后,别人用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郎教授你疯了,甚至还有很多网友问我,郎教授你捐款了没有?我说同志们,你了解我还是不了解我,你还需要问吗?我怎么可能不做这种事呢?我怎么可能不捐吗?但是我有必要讲吗,不想讲,为什么不想讲?这是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责任,而且我觉得我做再大,也比不上一个灾区小朋友捐一毛钱,你晓得我的意思吗?这是什么?这是对社会的信托责任。

我们有吗?所以我也希望透过这次地震的事件,我们全体国民来反思一下,我们的文化到底怎么了。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26 20:46:0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多难兴邦 。。。 

   学渊评:四川‘已震带’不仅是中国的核工业基地,而且是中国的‘核武库’,台湾记者报道‘至少五十个放射源有泄漏辐射的隐忧’,这些‘放射源’实质就是‘核弹头’,它们‘有泄漏辐射的隐忧’,就是说储藏它们的库房或隧洞发生了坍塌……。因此,我们有理由断言,中国的常规武器工业,核武器工业,乃至武器储藏、发射设施,在这次地震中都受到了破坏。把‘核武库’建立在‘地震断裂带’中,当然是愚不可及的……;然而,一个月前还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奥运兴奋中,有些人又在宣扬‘多难兴邦’了。依我看,中华民族是一个思维能力有问题的民族,几千年固化成的‘有中国特色的’专制制度,不就是建立在‘政治断裂带’中的吗?否则怎么也会有载舟覆舟、朝代更替的定期发震呢?

隐忧官方首认辐射源埋没

联合报系 特派记者 汪莉绢

  二○○八年五月二十四

    中国官方首次承认四川大地震灾区有核设施受影响。中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二十三日在记者会上说,在地震灾区内,至少五十个放射源有泄漏辐射的隐忧,其中三十五个已收回,但到二十二日中午,还有另外十五个有安全隐忧的放射源被埋在废墟中,暂时无法收回。

    现场监测显示,这些放射源均未发生因放射失控造成的辐射事故。据了解,编号821的工厂,拥有中国最大的生产反应器和提炼钸的工厂,钸是核武的主要成分。早前法新社引述法国辐射防护暨核子安全研究所(IRSN)专家表示,中国在四川有研究反应堆、两个核燃料生产站及两个核武器储存点,都位于震央六十至一百四十五公里范围。属于中国十大军工企业、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全资子公司‘中国核工业第二四建设公司’总部就设在绵阳。

    吴晓青说,地震发生后,环境保护部门核安全局派专家与四川环保局组建八支专业小分队,对受灾严重的六个州市放射源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已发现存在安全隐忧的放射源五十个。其中,三十五个放射源已收贮,另有十五个放射源尚未收贮。十五个放射源中,有三个由于建筑物垮塌,目前无法收贮,另有十二个处于危房之中,现场人员无法进入。

    法新社早先的报导指出,地震发生后中国当局已关闭核设施,展开监测作业。英国广播公司BBC也引述消息人士称,国家主席胡锦涛上周飞抵四川灾区,首站就是绵阳,可见中国领导人对该地区的重视。

 

四川地震地区可能受影响的核基地及军事设施

黄慈萍

    自一周前我发表了“国际媒体不应为中共政权所误导"一文后,我收到了许多回应、评语及信息。

    两天前听到中国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表示“此次四川特大地震掩埋了三十二枚放射源,但目前已回收了三十枚。剩余的二枚已探测到具体位置并在周边划定了安全防护距离,设置了安全警戒。”我颇为吃惊。

    就我个人在核工业的工作经历,以及对核事故及核材料的处理不当的了解,我不相信中共政权能妥善地处理好他们在震区的核武器及辐射源。所以今天当中国政府重编故事成了“专业人员共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放射源五十个,其中三十五个已收回”,我的狐疑就更加深了,也使我非常愤怒:中共对那里的核宝贝应当了解得很清楚,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对当地的人民将会有什么负面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影响?据网上消息,在地震后数日,人们依然不能自由进入属于军事管制地区的安县。地震发生后,从震中汶县往西、南方向的山里去的交通要道被特种部队戒严;而且还有人看到在往山里去的大队军车里有身穿白色“防化服”人员的身影。

    又比如: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在震后向外界公布,施工现场有六名员工在地震中遇难,设施未受损。实际情况是:生产核染料钚和制造核弹头的821厂受强烈冲击,损失严重,有六人死亡,十一人受伤,不得不“在自救工作相当艰难的情况下,抢救人员不怕辐射,不惧污染,组织人员帮助821厂抢修核设施库房和厂房,对核设施实施维护加固,为保护更多人的生命安全和避免环境污染做出了重要贡献”。

    虽说我不知道这些人是谁,我真希望他们不象我所知道的一些事故里的士兵那样,死于核辐射却不知“核辐射”为何物,睡在放射源边上却不识看不见的杀手。有读者指出,我在上篇的文章里没有提到绵阳地区除了二机部和七机部外,还有五机部:兵器工业部。对一般老百姓而言,其著名的八十年代的“军转民”成果就是“长虹”。另外,提供一个四川地震地区相关的一些军事尤其是核项目的资料给公众会有助于增强透明性,以便人们采取必要的防护。

    作为三线工程的绵阳,自六十年代以来发展迅速,已有约六十万的人口。当初毛泽东与苏联闹翻后,将他的军事宝贝尤其是核武器从西北藏到了大山沟里,以为就安全了,却全然不想在地震带上堆造核武器很可能比火上放炮仗还可怕。然而,老毛也死了三十多年了,全怪老毛,也不大公平。这些年来,中共坚持党的领导和毛主席指引的方向,依然在山沟里开辟核武仓库、建造导弹发射站。可惜,瞒天瞒地,却瞒不过美国佬的高密度卫星照片。

    中共中央台有报道:震后不久,政府就差遣了有关核保护和化学保护的部队。人们也看到:“由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干杰带队的二十一人应急工作组在地震发生后第二天即赶赴灾区,协调指导灾后环保工作的开展。”刚上任两个月的环保部副座李干杰何许人也?这之前他就兼任国家核安全局局长。

    以下是李副部长会关怀的一些工厂和设施。我注意到:外界对军事重镇如安县的报道非常少,大概是和他的关怀有关吧:

    909所:核工业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位于夹江县。

    902所:中国核武器研究基地,又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或西北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第九研究院)迁建。基地为绵阳839核工业基地。

    585所:核聚变研究院,由长春503所迁建,位于乐山县。

    821厂:四川广元县西北部十五英里处,即‘白龙江核基地’。一九六八年开始从404厂搬迁兴建。为中国第二个核生产联合企业,除生产核武器所需主要材料钚,制造核弹头,也是中国最大的核反应炉生产地。三万人。

    221厂(已废弃):青海海晏金银滩,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究基地,西北核武器研究设计院(国防第九研究院),原定设在北京,一九五八年开始在青海建设,一九六二年建成,一九六四年研制成功第一颗原子弹。一九六八年开始搬迁到四川绵阳即西南物理研究院。

    525厂:峨嵋机器制造厂。

    814厂:四川乐山:中国第三个原子能生产联合企业,中国重水工厂。四万人。

    816厂:涪陵核燃料组件厂。原子弹头。

    857厂:四川江油,中子弹制造厂。

    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院、四川航天管理局、四川航天工业总公司)隶属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现已建成航天产品批生产基地、独具特色的竞争性战术武器研制生产基地和重要的航天产品配套协作基地。

    总装备部中国空气动力发展与研究中心:机关位于绵阳,各研究所位于安县各镇。

    毫无疑问,国际间谍组织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国防情报局对这类信息很了解。遗憾的是,媒体与公众却并不了解和报道。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教训还不够吗?我们应当如何预防这样的灾难?在一个不透明的、忙于腐败,不能和人民真正的平起平坐的政府之下,在没有媒体和言论的自由,人民的知情权被剥夺的同时,眼睁睁地看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因此而受到危害以及潜在的巨大威胁,这怎么不让人痛心?

(朱学渊改了几个字和标点)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26 09:27:0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三峡 ---触目惊心!!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三峡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三峡

赵世龙

    重庆嘉陵江干得几乎成了一条小河汊子。三峡工程在一片争论声中开建,中国那些御用专家们就迫不及待地宣布:三峡建成之后,将发挥防洪的效能,且三峡防洪功能是第一位的,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江洪水的威胁。会成为调节四川盆地气候的空调。夏天它能使沿江地带降温;冬天则因这个大空调而不再寒冷,三峡区域将呈现冬暖夏凉的气候特征。三峡大坝不会碍航,长江这条黄金水道畅通无阻……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终于蓄水成库了,由02年的135米而到05年的155米,媒体和专家照例按宣传口径发布普天同庆一片欢腾的报道。质疑和清醒的声音的发出和传播都是那么地困难,几乎湮没在一片喝彩的主流声音中了。网上倒是不乏反对的声音,但多为不谙内情的人的发言。虽不乏真知灼见,但往往热议不到点子上。那些主流派专家们,照例出来进行粉饰工程。你说不好他就说好,你挑问题他就来给你个七虚三实且不无误导的“解答”,反正一般网民们,也不可能生而知之地对这方面专业知识有深入了解。就算你质疑,也往往抓不住他的痛处。但是自然地理和大小气候的改变,却不因谁对谁错而稍有停滞。因此,我一直试图写些什么。

    近年长江科考的发现,对长江的成因有了直观的证据。在科考队发现,宜宾以上的向家坝坝址,位于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之间的另一构造与地形捩点,那里地面以下2500米有断层存在,地表现有水温达到摄氏七十多度的温泉。而三峡的长江古河床已抬升到海拔巫山等地1350米的高度(河面高度不足100米);在江汉平原,同期沉积则埋藏于地面以下1000米左右,而且这一区域至今还在强烈下降。强烈上升区与强烈下降区之间的转折部位恰在三峡出口的南津关附近,那里有个明显可见的九蜿溪断裂,从总体上看对南津关以上40公里的三峡大坝坝基很不利。参与过多次长江科考、有“世界河王”美誉的杨联康(国家国土资源部研究员)近年多次对外界指出:

     “不能只用地质学家的平面视角,因为它几乎与三峡峡谷毫无关系,只可以适用古比雪夫、阿斯旺等众多平原水库,而按照地貌学家的观点,三峡的问题恰恰出在250万年来峡谷迅速抬升,邻区明显沉降上,即这是一个时间、空间的四度空间问题。”

    “不宜照抄所谓‘国内外工程实践表明由水库造成的触发地震,一般不超过这一地区天然地震震级’结论。因为中国大河存在世界最严峻的新构造运动形势。”

    根据他的调查:古长江已证实抬升为1250米,而在清江与长江三峡的分水岭上,古长江河床抬升到了1800米以上。(记者注:在远古长江故道的清江沐抚大峡谷两旁山顶上,本人也发现了1600米山顶上存在古长江河床)。而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使用的抬升高度仅300米,对于论证地壳活动性属严重失误。此结果明显影响对诱发地震强度的认定,有过于倾向问题不大的不科学态度,必须重视研究搞清楚!

    2003年6月份三峡蓄水成库,三个月后的9月15日20时30分,大坝以西直线距离300多公里的长江南岸鄂西利川市建南镇黄金村,一口废弃多年的古盐井突然发生强烈天然气井喷。这个井口直径6.25厘米,底部有4个气体喷口同时穿越地层向上喷发,日泄漏量约4万立方米,喷发的气体高达20米,震耳欲聋的气流声在几百米外都能听见。(在长江南岸方斗山背后。与长江直线距离不过几十公里。)

    2003年12月19日20时31分,三峡水库诱发了蓄水成库以来最大的地震――大坝以西直线距离80公里巴东小溪河西岸马鬃山村,发生了烈度为2.5级左右的地震。三天后,距大坝以西直线距离300多公里长江北岸开县天然气发生井喷,导致244人死。(与长江直线距离也不过数十公里。)

    2006年3月26日,开县再次发生井喷,火焰高达百米,数日方反压制服。(与长江直线距离同为几十公里。)重庆人热得钻地了!抗战时和深挖洞时的防空洞派上了用场,自然的凉风是每个人所企盼的。

    上述的这些事例,一直被当作单个偶发的事例,没有将它联系三峡蓄水、对自然生态的多重改变来看。据我多年调查研判:这些偶发事件,都与三峡蓄水后地表水压陡然增强有关。三峡蓄水之初的蓄水高程是海拔135米,库容123亿方,而到今年工程全部竣工时,蓄水高程将达到海拔175米,库容为393亿立方,是此前库容的三倍多,相应来说,对地表地层的压力也增大了几倍,岩溶地形的断裂、岩隙、溶洞为库水高强的下压力渗流,三峡可能面临更为诱发地震、压迫川东天然气田导致井喷的严峻形势。二次蓄水发生的几千次中小地震是一种信号,这是地层在积蓄能量,一但蓄水175米的高压强到来,可能的变数风险就会增高。

    科学研究已清楚表明,修建大型水库一定会诱发一定程度的地震。二次蓄水几个月后,据湖北省地震台网测定,10月27日18时52分04秒,在湖北省随州市三里岗附近发生4.7级地震。此次地震震中地区震感强烈,个别土坯房倒塌,小部分房屋开裂。震中周边地区襄樊、锺祥、荆门、荆州、宜昌、天门、武汉、黄陂等地有感。其后当地又续发至少50次微震。10月28日13时,随州市三里岗附近再次发生4.2级余震,震中区震感强烈。这次地震是二十多年来发生在湖北境内最大的一次地震。 地距三峡大坝不过几百公里,有地质学家认为和三峡水库的建成有关。

    一个地质学者告诉我:“蓄水三个月半年到三两年,就发生这么多事故,和我们论证三峡工程时,对地下情况调查不明有关,三峡工程上得太仓促了啊。井喷在蓄水前期就一再发生,显而易见是库水压迫岩溶地形裂隙孔洞,形成地下水渗压压迫地下气田所致。而蓄水三年间发生这些变故的时间,对于地质时间来说,就相当于人之一秒。换言之,就是说在地质的时间里,蓄水才一秒钟地下就发生反应了。”

    那么,就到该反思三峡工程上马不科学不民主的时候了。反对意见那么高,不明情况那么多,14个专项论证报告,有五个报告专家组不签字,都挡不住政治工程的强硬上马。可能没有哪个国家敢于在地质情况如此不明,超过1/3工程论证报告专家组不签字的情况下,还能强行上马。论证时,反对者请出去,赞成者请进来,排除异已意见,一切皆往有利论证,最后得出的结果可想而知。象水坝实力很强的美国,其论证方式却相反,人家是要把反面的可能一一证倒了,才可能心里有底工程上马。

     换种思维看问题:当年全国人大票决三峡工程时,2000多个代表们,有几个人对地质、水工、大坝方面有专业知识?既没有,负责任的态度就应该是投弃权票,因为你不能对你不清楚不了解的事情表态和行使表决权,如果你这么做了,你这是对国家的渎职,你这是对人民的犯罪!但三峡票决只有100多票反对,600多票弃权,高达1000多票赞成。当然再以进程的眼光看,这已经是多年被讥为人大表全票通过敲橡皮图章的一种进步了。民主制度方面的缺陷带来的制度恶果,最后在桩桩件件事情上得到了体现,三峡即是其一。最终国家被利益集团绑架了。

    按说三峡水库建成了,水面增加了,气候应该更加湿润才是。却不想蓄水156米,迎来的却是川东建国以来五十年来最严重的干旱。高温酷暑天气连创四川最高记录,不但持续时间长,而且气温更是破记录的达到45度(这还是官方公布的温度。很多重庆人认为远远要高于这个温度。)。重庆遭受百年未遇大旱,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90.7亿元人民币,其中农业损失农作物受旱面积超过2000万亩,粮食减产超过3成,有820万人出现临时饮水困难。

    去年夏天到今年春天,大旱一直持续着,重庆长江段成了一条细流,上游金沙江的梯级水库却还在“按计划”蓄水。三峡下游的洞庭湖,自打三峡蓄水起,就开始露出干涸面目,以往烟波浩淼的东洞庭,如今干得几乎徒步可以涉过。鄱阳湖也迎来了干旱。二湖流域可是自古“江南”的核心区啊!不管作用多大,三峡成库事实上改变了整个长江流域生态。

    不是说冬暖夏凉么?会增加降雨么?怎么修了三峡工程气温反而升高得更厉害?政府和那些专家们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对此作出解释?这些专家们在左推右搪中找不出合适的理由。如果说三峡对气候没有影响,那是瞎说。因为前一段就是这些权威部门言之凿凿地说三峡将对气候产生影响(冬暖夏凉空调说),现在突然说没有了,那不是证明此前的说法是狗戴嚼子――胡勒么?如果有影响,为什么不像所说的降温作用,而是持续高温干旱?

    最后御用专家们总算找到借口了,那就是“全球大气候转暖”,简言之就是四川大旱和三峡工程无关,是整个地球变了。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气候影响评估室主任张强认为,四川高温现象是在大系统背景下造成的,今夏副热带高压“西深积点”普遍高于往年,整体副热带高压较往年向偏西偏北偏移,且持续时间也很长。他认为目前流行的“木桶效应”说并无充分科学依据。

    张强说,三峡流域长度虽长,但宽度并不大,对沿途流域气候的影响很小,对四川盆地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而且据科学模拟三峡试验表明,三峡大坝的修筑不但不会导致周边地区乾旱,反而会提高降水约百分之十左右。不信?那你有本事证明给我看?

    北京地理环境学者王红旗抛出的“木桶理论”,认为四川盆地形似一个木桶,最短的一块板就是长江三峡这个海拔多几十米到100多米的峡江缺口:四川盆地周围高山环绕,仅有一条长江与外界连通,而三峡是四川盆地的唯一缺口,是它与外界水汽交换的重要通道。现在在这个缺口上突然被人为加了一道200米高的“悬崖”,就不可避免地要阻碍长江的水汽流通。生活在长江川江边的人都有体会:以前从宜昌到重庆段的长江上,江风非常大,并且是从下游向上游吹,蓄水后明显感觉上风没有以前大了。这无疑证明了三峡大坝的阻风效应。

    他没有注意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江风凉爽,是低进的,冷空气比重大,所以总是处于地面或河面的最底层流动,它带来川东和四川盆地降雨的另一个必要前提:不是有了积雨云和输送了水汽进去就会形成降雨,降雨的原理是冷暖气流错锋形成的,没有地面的凉风,中高层的积雨云是形不成滴降到地面的,往往它就飘走了,飘到周边地区去了。比如湖北江汉平原和秦岭大巴山地,降雨量就比蓄水前的往年多了将近10%。这个预计增量却是原来专家们预计在三峡重庆区间的增量。所以无论你山头上是否寒风呼啸,山谷峡江里面却热浪滚滚,大气候对小气候不起作用。

    这个原理和中国北方近几十年干旱类似,北方的植被河流被破坏了,地表温度相对就上升了许多,积雨云飘到上空,却眼巴巴地瞧着它飘走,形不成降雨,却形成了干旱的恶性循环。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越是森林植被和原始地貌维护得好的地方,降雨量总是那样丰富。中国古人将这叫作“接地气”,云层接不到地气就形不成降雨。按现代科学解释就是必须给出降雨前提――错锋,地面温度过高,往往形成向上的干暖气流顶托,暖湿气流形成的积雨云下不去,冷暖气流错锋形成冷凝降雨无法达成。

    重庆大旱,不得不用高射炮、火箭炮增雨解渴,却无济于事,这里我试解构一下川东去夏今春的高温干旱原因。修三峡大坝前,长江之水一泻千里。从青藏高原上汇积的雪水奔腾不息,给四川盆地带来清凉水源的同时,也将四川盆地内的热量带走。同时反向支持了凉风水汽自三峡进入川东和四川盆地。这种冷暖流交错造成了这一线的丰富降雨,三峡区间和川东重庆,历来是降雨丰富的地方,一般年降雨在1500毫米左右。蓄水以后,上千公里江流变得非常缓慢,库区内的700公里水基本上是死水一潭,完全丧失带走热量和散发的能力。流动的水在流动过程中温度不会上升太大。快速流动的水不但可以保证自身的冷却,还可将周围的热量带走和释散,对周围环境起到天然调节。但一潭死水就不同,因为它不流动,所以在阳光照射下会很快升温。热量不被水流带走,便持续积累在水库内部。它不但不降温反而成了个“聚热器”,夜晚在陆地气温下降后,水库仍会向周围环境释放白天饱含吸取的热量(因为水的比热大,这也是农民在夜晚向稻田里面放水,以防止稻田被冻的原因)。这就有如在四川盆地口安装了一块巨大的太阳能电板,持续不断对周围地区加热,导致水库周围地区气温升高。而高温又促使水库内水蒸汽继续蒸发,就在四川盆地入口处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高温水蒸气带,形成历久不散的“桑拿天”。

    同时三峡大坝将最重要的与流流相反方向流动的冷湿凉风阻挡了。有专家说三峡大坝阻挡不了大气候,但三峡大坝却能阻挡最重要的在峡江底部流动的湿冷凉风,再加上闷在峡江盆地里的湿热就如同火炉般,将任何籍此进入四川的冷湿气流加热或削减、顶托掉。透过三峡进入四川的冷湿气流都将被这个湿热气压带消弱。四川盆地没有被大坝堵死,也将被这个火炉毁掉:没有风进入相对封闭的峡江,空气不流通散热不畅,外来的冷湿气流又被阻隔,热量无法排出,反而在盆地及出口处不断聚集,雨又降不下来,高温干旱就势不可免,四川真的就成一个火炉了。

    而专家又“及时”地站出来说话:不要对三峡工程蓄洪能力期望过高,三峡的库容其实有限。全盘推翻了论证上马时“三峡工和建成之日,即是长江告别洪患之时”的说法。然后发现三峡大坝碍航,长江这条黄金水道事实上被人为破坏了。于是秘而不宣的补救措施出来了,准备在宜昌到三峡大坝区间再修一条几十亿元的专用公路(事实上为修建三峡工程,早已建成这样一条专用公路。不知为什么,最近不许民用车过了。三峡的翻坝运输一时受阻。)。再而后船闸通行能力只能达到设计的一半,再次证明了“为通过而一切皆往有利方向论证”的不科学反民主将要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27 09:10:1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史记,货殖列传,王石传 

史记,货殖列传,王石传

    王石者,或言其安徽人也,其籍不可考,或传其父从定西侯震征新疆,有功,后为柳州转运使,中年得石,极宠之。及石长,有大志,狼行鶻顾,时人异之,昔粤省督以女妻之。石倚父翁之名,周旋商贾,无不得心应手,后以地产为业,竟致富可敌国。石好登山,每出,必耗资百万,尽兴而止。其人又好自传,开博客,书其事,图其影,以为宣传,纵行小善,必勒石以记,其好名如斯。好事者奉为偶像,附于其门下者多矣。

    红朝五十九年四月初八日,会蜀郡汶川地大动,山崩河堰,祸及数百里,县镇至有顷刻夷为平地者,开国以来灾害之惨烈,无过于此。自是,举国皆惊,官商军民冒死往救者以百万计。富商巨贾,贩夫走卒,无不慷慨解囊,倾力以助。几数日,举国捐助愈六十亿,其间侠义之事不胜枚举,殊可叹也,中华重现复兴之象焉。

    石迫其势,痛捐二百万文以为赈,又厌善捐者过其右,乃言于众曰:“灾者,常态也,我尝语仆从,人捐十文可也,多捐则负担重矣。闻者哗然,或责以义,石强辩于其博客,不逞,遂闭其言路,不纳众人。舆论一时汹汹,至有嗤石为王十者。

    四月十二日,上赴蜀中抚慰,民心大定,举国抗灾,同心如鉄。上与中书令共商赈灾及重建事,语及灾民,心甚戚戚焉。忽有闻,石已通工部侍郎及蜀郡工部咨事等,言谈间,隐然已定其灾后商计矣。

    太史公曰:商贾之道,固有无利不起,亦有道义存焉。富而忘义,是为富不仁也。当世富豪如和黄李氏,台塑王氏,江苏陈氏者,无不倾囊以救国难,孟子曰: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不亦宜乎?石暴富于先,吝捐于后,冒言于众,谋私于暗,不亦鄙乎。或讽石曰:公遍越世之绝岭,可越汶川一坟乎。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28 13:59:5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四川大地震的哲学思考

四川大地震的哲学思考

英国哲学家 阿兰・德波顿 (Alain de Botton)

公元62年2月5日凌晨,一场强烈的震灾在罗马坎帕尼亚省(Campania)地底迸发,数千名毫无察觉的居民在几秒钟内丧命。庞培城(Pompeii)内大部分建筑在睡梦中的人们头顶上坍塌。救援行动因随后发生的火灾而受阻。幸存者除了身上污黑的衣衫,失去了一切,而往日的豪宅大院也变成了一堆瓦砾。在整个罗马帝国境内,到处是惊恐、难以置信和愤怒的情绪。这个世界上最强大、技术上最先进的民族,这些建造出高架引水渠、并驭服了蛮族部落的罗马人,在大自然的脾气面前,怎会如此不堪一击?

这些痛苦与惶惑(所有这一切,在今天四川大地震过后,又让人感到多么熟悉),引起了罗马哲学家塞内加(Seneca)的注意。塞内加是西方哲学史上“斯多噶学派”(Stoicism)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来安慰他的读者。但他以自己一贯的风格然而,提供的是那种最为生硬和阴郁的安慰:“你们说:‘我没想到这一切会发生。'难道你们以为,当你知道某件事有可能发生,当你看见它已经发生,这件事居然还不会发生吗……?”为了平息读者心中的不平,塞内加提醒大家(在公元62年的春季):无论我们认为自己已变得多么高明和安全,自然灾难与人为灾难始终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必须时刻都要想到未可预料的事情。平静,不过是历次混乱之间的间歇。没有什么是可靠的,即便是我们双脚依凭的大地。

如果我们不去仔细思忖大地震突然爆发的危险,并为自己的天真而付出代价,那是因为现实当中包含了两种残酷的混淆特征:一方面,是代代相传的持续性和可靠性;另一方面,则是毫无征兆的灾难。我们发现,自己在两种情况面前无所适从:一是那种貌似有理的认识,会导致我们推想,明天会与今天大致相仿;二是可能发生令人震惊的事件,而一切将随之改变。个中缘由,是因为我们怀有强烈的动机,想要忽略后一种情况。塞内加要求大家记住:我们的命运永远都掌握在命运之神(Goddess of Fortune)的手中。这位神�会给我们播撒礼物,但又会转瞬无情地眼看着我们被一根鱼刺卡住喉咙窒息而亡,或是殒身于公寓的废墟之下.

塞内加认为,由于未曾预料到的事件对我们的伤害最大,由于我们必须预想到所有事情(“世上没有命运之神所不敢为之事”),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牢记,最糟糕的事情有可能发生。每个人在驾车启程、走下楼梯,或是与朋友话别时,都应意识到各种致命的可能性。塞内加希望大家不要厌恶这种念头,或者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戏剧化想法。

鉴于我们拥有强大的科技能力,我们自然以为自己能够掌控命运。人类不再是随机力量的玩物。通过运用理性,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可能得到解决。这与斯多噶学派的想法极为不同。塞内加强调:我们必须要拓宽自己的感知,以便察觉到生命中随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不应有始料未及之事。我们的思想应先行一步,去面对所有的问题。我们应该考虑的,不是什么事常会发生,而是什么事有可能发生。人是什么?人是一件容器。哪怕是最轻微的振动,最小的颠簸,都会让它破碎。人的躯体软弱而易碎。”

在卡拉布里亚(Calabria)地震之后,许多人主张应疏散整个地区的民众,并且不要再在震区重建房屋。但塞内加并不认同这样一种潜在想法:即地球上会有一个地方,或许是利古里亚(Liguria),或许是卡拉布里亚,那里能有人真正摆脱命运之神的意志,并做到彻底的安全。“谁又能保证,他们所站立的这块或那块土地,就是更好的地基呢?所有地方的情况都一样,如果它们迄今为止没遇到过地震,那么将来还是有可能会碰上。也许就在今夜,也许在今夜之前,此时你安然伫立的地方会被撕裂开来。你又怎能知道,在命运之神已经折腾够了的那些地方,那些在废墟上重建的地方,情况从此就会变得更好呢?如果我们以为,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可以幸免于难,保证安全,那我们就错了……大自然还没用这种方式创造过任何永恒不变的东西。”

为了让我们在心理上对灾难有所准备,塞内加让大家在每天早晨都进行一种奇怪的练习。这是一种拉丁文里称之为“praemeditatio”的预想:它要求你在早餐前躺在床上,想象眼前的这一天里有可能出问题的任何事情。这种练习并不是没事找事,它意在让你做好准备――如果你所在的城市当晚毁于大火,或是你的孩子不幸夭亡:“我们周遭的种种事物都注定要灭亡”。举例说来,有一种预想是:“你生为凡人,终有一死;你留下的后代也终有一死。因此你必须承认一切,预期一切。”

斯多噶主义就意味着接受生命抛给你的一切吗?不,它只是在说,我们要承认:尽管自己已经取得了如此多的进步,但我们仍是那么地脆弱。塞内加要求大家将自己视为拴在马车上的一条狗,而驾车的是一位意图难测的驭手。拴系我们的那条皮带的长度,足以给我们一定的回旋余地,但又不足以让我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作为一条狗,自然希望随心所欲地四处游逛。但正如塞内加的比喻所示,如果它做不到这一点,最好还是顺从地跟在马车后面,而不是被拖着拽着,以至于被皮带勒死。就像塞内加所言:“一个动物,如果它和套索较劲,只会让套索越勒越紧……如果它拉着轭套走路,而不是与之厮斗,那么,没有哪一件轭套会紧到足以造成伤害的地步。战胜不幸的最佳好慰藉,便是保持坚忍,并承认必然性。”

回顾一下斯多噶学派哲人的智慧,我们或许能找到一种有益的方法,从而调节我们的种种期望,并减轻灾难和流血带来的震惊。公元65年,当塞内加被丧心病狂的尼禄皇帝(Emperor Nero)赐自尽时,他的妻子和家人痛哭失声,接近崩溃,但塞内加已学会如何顺应生命的马车。当他平静地用刀割断自己的血管时,留下了一句话。在那些格外让人伤悲的清晨里,当我们耳闻噩耗之际,对自己重复这一句话,不失为明智之举:“何必为生命中的一部分而哭泣呢?全部的生命才值得流泪。”

 

 

儒家邮报第66

孔子2559年暨耶稣2008527日邮发

主编:陈明,执行主编:天山明月,投稿及订阅:rujiayoubao@126.com

网络来源:道里书院 http://daoli.getbbs.com/Post/topic.aspx?tid=202596

 

哀川中

古木苍藤

2008年5月26日

地維川中裂,天府竟陸沉,

渟洿隱虎穴,峙岳若雷崩。

頺雲凝慘淡,中有暗浪驚。

玉石同一焚,絕處人虧生。

 

火入銷空心,洪發沒山麓。

斧劈山難安。壁立如懸鏃,

湯池有時沸。那得金湯固?

誰謂金湯固?一旦重改鑄。

 

陵合變森羅,谷崩作酆狱。

塊然元氣閉,幽咽不得輸。

岩漿灼內熱,冰炭共一壺。

管鑰失熔範,造化傾鼎爐。

林莽燒興廢,野火閱榮枯。

生靈供塗炭,斷崖膏血敷。

 

地軸傾複傾,中流失砥柱。

峰崩钜野溢,泥石瀉如注。

渟瀦不能瀉,鬱塞成堰湖。

旦暮成決癕,人或為鱉魚。

井漆奈泉濁。轍涸悲魚枯。

清清岷峨水,一一染血污。

 

蜀道本至艱,何況已無路?

行路何其難,車馬亦已瘏。

逢人問前舍,指點山牆孤。

投止無完堵,慘寂日已晡。

橫流正浩蕩,驚飆尚號呼。

篝火就空室,篷帳排燕雛。

投醪不及均,唯願僵者蘇。

老者半鰥寡,少小皆遺孤。

室邇人已遠,咫尺悲異路。

郊郭半墳墓,沉埋銜冤骨。

骨柱互撐枒,日夕冥搜苦。

陟險入危樓,身外任塵土。

 

逝者長已矣,生者徒欷噓。

掘地三丈盡,眼穿空相呼。

肉剜君好去,肢截民何如。

昔年山水窟,今日荒丘墟。

天府如一身,舉體無完膚。

何止膚不完,膏肓漸成痼。

危樓成牢鎖,作繭徒自縛。

前瞻不及後,彼失翻此顧。

怯開家書封,忍聞蜀都賦?

 

路崎平不易,心亂更無助。

江山暗偷換,六神誰為主?

崩壞肇禍基,人心渙不古。

瘡痍未及合,醫庸非無術。

不仁視芻狗,臂蟲化肝鼠。

陰陽極衝撞,同根自煎煮。

災異非無兆,巨變潛有符。

千村出蟾蜍,萬落竄狐兔。

犬馬猶本性,人心若朽木。

空心載沉浮,虛舟無可觸。

 

魂魄驚未定,唯期噩夢度。

病瘧迫巴水,瘡痍老蜀都。

豈但在三巴,株連滇隴楚。

江湖未能忘,相依沫相濡。

觸處如累卵。風塵無避隙。

溝壑幾輾轉,生還偶然遂。

天既成此醉,醒者複何為?

赤血挖鉛汞,世人迷金水。

匠者唯機心,機心斲山骨,

山神藏不得,山木早為刳。

挖空事煎烹,五臟同六腑。

瀕死起寒灰,霜飛或餘怒。

怒者果誰邪?自發仍自取。

倏忽穿鑿破,渾沌猶然死。

誰謂物莫夭,斧斤或反擲。

時危無詩史,唯求有直筆。

 

蕭森巫峽氣,神女驚變殊。

禹跡蒼茫外,乾坤震旦初。

弧矢垂星象,匕窮現河圖。

當頭欠棒喝,灌頂須醍醐。

安得補裂手。民瘼生息蘇。

黃葉仍風雨,長歌一時哭。

--震後數日,拉雜書之.欲紀今事而襲古,實不能成文.蓋不能語亦不能默也

 

 

课堂上的地震争议

清华大学外籍教授  贝淡宁

2008-05-21

    发生在四川的地震悲剧,也许有助于驱散一些我们旧有的偏见:新一代的中国学生都是唯物质论者,而且很自私。自从2004年开始我就在清华大学教授政治理论。我发现,基本上每个学生都被做有助于社会的动力所激励着。所以当我看到地震的消息刚刚传来的时候,数以百计的清华学生们彻夜不眠的在红十字血站排队献血,我一点都不感到奇怪。而更有些学生,已经赶赴了远在1000公里以外的灾区,去分发救援物资。现在我希望这场悲剧能够驱散另外一种虚假的印象:中国的年轻人都是盲目的国家主义者,他们不管好与坏,都为这个国家欢呼。

    清华是中国最有声望的大学之一,而其自身拥有很强的的政治保守主义倾向。胡锦涛主席就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而很多的我的同事都是共产党员,学生中党员的数字也为数不少。但是清华的氛围却并不是保守的。最受欢迎的是那些倾向于公开批评当代中国的课程。在私下里,学生们深受审查之苦。在课堂上,学生们的问题大多带着批判性色彩,而我为了平衡甚至不得不引入一些“政府是正确的”观点。

    三月份的事件发生以后,我恰好讲课讲到洛克的保守民主思想的部分。有学生问 “反抗的权力”是否能够给当下事件增添正当性,考虑到课堂时间的宝贵,我不得不强行终止了这样的讨论。而下一周,当我们讨论以赛亚柏林的自由概念的时候,有学生提到了一本的德国杂志上面有关中国奥运的负面插图。又一次,为了不让这一切失控,我不得不站在奇怪的去终止学生讨论的立场上,

    当四川地震刚刚发生之后,有学生告诉我这场灾难是来自老天的惩罚,而政府要去作出补偿。另外一个则指责当地政府瞒报新闻的态度。而几天以后,我按计划讲授约翰罗尔斯的公正理论。这时候中国的地震灾情已经明晰,而整个国家的情绪也已经转向。上课之前,有学生们来到我的办公室,他们希望我能够用更多的有形的例子讲述原理。所以我绞尽脑汁的思考。

    最后我找到了一个。根据罗尔斯的理论,国家首先要考虑到共同体中最底层的人们。但 “共同体”的含义是什么?国家对于这些人的援助义务是不是已经超出了国家应该遵守其内的边界?举例来说,缅甸的风灾造成了比中国的地震更多的死亡。中国还应该帮助缅甸风灾中的受害者们吗?即使这意味着将减少中国的救援力量?

    当我结束的时候,课堂出人意料的平静。我明确感受到了敌意。最终有学生说,中国政府当然应该首先帮助中国人。但是为什么?我问。另外一个学生说,这很明显啊,受害者是中国人啊。“但是为什么?为什么应该首先帮助中国人?”我问,请给我理由。

    一些学生开始大声起来。根据罗尔斯的公正理论,并没有一个全球性的机构可以承担分发救援的责任。中国人向中国政府纳税,所以国家对于他们有特殊的义务。所以中国政府不能够把更多的精力给缅甸人民,即使它想这么做。

    我回答说,缅甸政府在帮助人民的时候做的并不好。而中国政府可以在这方面施加影响。一个学生评论说外国的自由主义理论也许并不适应于中国。我本来想说的是,儒家也有证实帮助那些被压迫的外国人正当性的理论。但很遗憾,下课了。而且这一次,我看起来并不那么受欢迎。

    当我回家以后,我意识到了我闯进了敏感的领域。中国的电视中全是有关地震的灾难景象,军人们费力的跋山涉水赶去灾区救援受灾者。而即使是谈话中人们也依旧关心受害者们。我为自己的“执迷不悟”向学生们发了一封电邮道歉,“清华学生们的支持地震受害者们十分令人佩服,而我也不是执意的要让我们在两场悲剧中做出选择。

    一个学生回信说,“你说这个例子不是你执迷不悟。只是我们有着清晰而且深厚的认同感。”这看起来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尤其是在灾难的时候,人们关心自己身边的人,这是很正常的。我自认为对于中国人并不是一无所知,但我仍不能够有效的把握住他们看问题的方式。

    或者这只是有关时机的问题吧。想象一下,一位在纽约的教授,911之后问学生们捐助是用来救助此次灾难中的受害者还是用来救助国外战争中的灾民会起的作用更大。他可能也被咆哮着赶出了教室。但一年之后,这个问题就是可以被讨论的了。我猜我面临的问题是,从现在起一年之后,我和我的学生们是否还会去争辩中国的全球义务这个问题。(编译:焦建)

    原刊《纽约时报》2008-05-21“评论版”,Daniel A. Bell是《中国的新儒家:转型社会中的政治与日常生活》的作者。

 

重新定义中国新一代青年

纽约时报

    美国中文网高林报道:纽约时报21日引用了清华大学哲学系外籍教授丹尼尔·贝尔名为《China Class Divide》文章说道,中国四川地震应该让人们开始改变长久来对中国新一代青年太物质,太自私的批论。贝尔说,事实证明中国年轻的一代,并不只是一群所谓的盲目爱国主义者,在不分是非地为自己的国家呐喊助威。

    文章中说,四川大地震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也许有一点是好的:人们开始重新定义中国这批80后,90后的青年学生。因为一直以来,他们都是人们眼里一群“被惯坏”的一代——他们多是独生子女,集全家几代人的关爱于一生,“物质”、“自私”已经成为他们的标榜词。但是在地震面前,他们表现出来的无私热情和责任,让人们开始重新定义他们。

    贝尔说,自2004年在清华大学任教以来,自己的大多学生都在积极努力想为社会做一些事情。所以当地震发生时候,数以千计的学生整夜排队在红十字会捐血,捐物时,自己一点都不惊讶。而且,还有一些学生更是只身投入到千里之外的地震灾区。贝尔教授希望这些事情能够改变人们对中国新一代青年的误读:中国年轻的一代只是一群盲目的爱国主义者,不知好坏的为自己的国家呐喊助威。

丹尼尔·贝尔著作  

    文章里还提到虽然清华大学一直保持着保守的政治方向,但是这里的气氛并不只是保持。在清华大学里,那些公开批评当前中国的讲座总是最受欢迎的。学生在私下里也会对当前社会不好现象表示抱怨和愤慨。贝尔经常会和同学们在课堂里讨论一些当下的时事问题,其中包括西藏和缅甸问题。以下引用中国青年报06年采访丹尼尔·贝尔的文章:

访清华政治学外籍教授:中国学术自由让人吃惊

    200664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室。4位博士生正在进行论文答辩。一群学生坐在下面旁听。评委之中有一位穿着粉色衬衫的金发老外,他是哲学系外籍教授丹尼尔·贝尔。这一天,4位博士都顺利通过了答辩。“我没有为难他们,但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丹尼尔·贝尔说。

  那是1991年,在牛津大学。“整个答辩只有我和两位评审在场,其中一位评审还是我的老乡。我满以为他不会为难我,可是他对我没采用论文常规格式、而是采用对话体。我没通过答辩。后来半年,我一直在修改我的博士论文,可我坚持用对话体。柏拉图的《理想国》不也是对话体么!”

  “那是我一生中很沮丧的时候。”他用中指推了一下镶边眼镜,耸一下肩膀表达无奈。半年后,他的论文获得通过。他当时并不知道,牛津大学出版社早就看上了他的博士论文,并打算出版。而这篇《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奠定了他在西方的学术地位。

  “你是不是疯了?”

 当丹尼尔·贝尔最初决定接受清华大学的聘请讲授政治学时,他的西方同行个个惊诧得目瞪口呆:“你是不是疯了?”当时,这位加拿大籍政治学教授正在香港任教。同行们都清楚,香港不仅学术环境宽松,且收入丰厚。

  “我当然明白他们的担心,”丹尼尔事后说,“不受干扰的自由讨论,对研究这个行当非常重要。但我更明白,来北京对我是个很大的挑战。”

  丹尼尔·贝尔并非“中国盲”。早在英国读书时,他便与来自中国的女学生宋冰组成了跨国家庭。夫人特为他取了个中文名字:贝淡宁。这个音译名字的背后,蕴涵着中国传统的处世哲学: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而哲学,恰恰是丹尼尔·贝尔的兴趣所在。

  “其实,包括我的中国亲戚,当时也不赞成我来北京。”贝淡宁坦率透露。可相比香港学生,北京学生曾给他留下过很深的印象。此前,他多次受邀到北京讲座,北京学生的好奇让他感到“很兴奋”,“而在香港,师生之间更多是维持着一种客气和冷淡”。不过,他也承认,清华大学令他神往的另一原因是,“这所学校的学生都是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很多中国的领导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就这样,贝淡宁力排众议,2004年成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特聘访问教授,次年,转为正式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主任万俊人谈起贝淡宁,“他和其他中国教授没什么区别”。据万俊人介绍,在全国重点高校哲学系中长时期正式聘请外籍教授,清华是最早的。

  贝淡宁也非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事实上,在到北京之前,他已做好了“忍受政治上限制”的准备。不过这更多源自他的“新加坡经验”。

  结婚之后,贝淡宁曾和夫人讨论去哪里发展事业。“我们分别来自东西方,很希望找到一个能够兼容东西文化的地方。当时认为最佳选择无疑是新加坡或中国香港。”

  贝淡宁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 )。上世纪80年代,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论战,是哲学研究的一次重要思潮。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来自亚洲国家的一些领导人,频频对西方式的民主和政治自由提出批评。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亚洲人“几乎毫不怀疑一个有着将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社群主义价值观的社会,要比美国的个人主义更适合他们”。这样的观点再辅之以东亚、东南亚经济的快速发展,的确曾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自然也吸引着贝淡宁。“我那时认为,新加坡是我学术研究的最佳地方。但真正到了新加坡之后,发现并非如此”。

  “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书时,那里的系主任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党员。在他被替换掉之后,新主任要看我的阅读书目,并告诉我应该多讲一点社群主义,少讲一点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记者注)。当我在谈论政治上敏感的内容比如马克思的思想时,课堂上就会来一些特别的人。当我引用本国的政治来说明观点时,学生们就保持沉默。因此,我的合同期满后没再续聘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贝淡宁称,这种情况在他北京的教学生涯中从未出现过。“清华大学并没有明确指示我应该讲些什么。我提出了一个授课提纲,很快就获得了院方的许可。我给研究生开设‘当代政治哲学中的问题’和‘战争伦理’课程,学生的课堂发言很精彩,同事们也很友好。我可以和他们讨论任何事情。”

  虽然还不能用中文写作专业论文,但贝淡宁已对中国的学术刊物发生了很浓厚的兴趣。他认为,中国“学术刊物的自由度让人吃惊。刊物虽然没有对领导人的个人攻击,但对具体的政策,比如对限制国内人口流动的户口登记制度就有很严厉的批评”。

  “这会不会是个陷阱呢?”

  刚来中国时,贝淡宁对中国的一切事务充满好奇,但又顾虑重重。“作为一个初来乍到者,我不知道边界在哪里。”他说。

  有一天,一个学生邀请他参加清华的一个沙龙,话题是民主。“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呢?我马上和几个信得过的朋友、包括我太太讨论,他们也劝我离这种活动远点。我于是拒绝了。”说到这里,贝淡宁露出释然的笑容,“后来我才知道,这只不过是学生之间正常的学术讨论,是我多虑了。”

  去年,贝淡宁应邀到北京大学讲课。第一次授课结束后,有个学生用英语自我介绍,称自己是中央党校的学生,问是否可以来旁听。贝淡宁在欢迎之余,也留下一脑门子问号。在第二次授课时,他特别留心观察这个学生的面部表情,揣测他来听课的目的。

  “我问朋友,共产党会派间谍到我的课堂上来吗?这个学生为什么要告诉我他来自中央党校?他有什么特殊目的吗?我的朋友听后哈哈大笑。他告诉我,外校许多学生到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旁听是非常正常的事,纯粹是学术上的兴趣。他笑话我别总是疑神疑鬼。”

  后来,贝淡宁和那位中央党校的学生混熟了。那位学生亲口告诉他,自己来北大听讲,“只是想听一些外教课程,锻炼锻炼外语而已”。

  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后,贝淡宁接受一家中国报纸的采访,谈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问题。文章见报后,记者打来电话向他致歉:因为他批评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意见发表了,而他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惩罚性远征在功能上和现代人道主义干涉相似的观点则没能刊登——《孟子·公孙丑下》里记载了燕国“虐其民”,孟子赞成同为诸侯国的齐国去讨伐燕国,发现齐国并不善待燕国的人民后,孟子又说他赞成伐燕,却没有说明该由谁来伐燕。贝淡宁的理解是,孟子支持由一个有道德的“天子”来发动战争,这和“正义战争”要区分士兵、平民,以及尊重当地人生命和意愿的原则是类似的,即战前要有“善”的动机。

  “中国在这方面的进步真让我吃惊。”贝淡宁说,“如果在新加坡,很难想象一个亲政府的《海峡时报》编辑会向文章观点被删掉的作者道歉。”

  几个月前,贝淡宁为英文杂志《Dissent》撰写了一篇文章,谈他在中国生活和教书的趣事。不知谁翻译了这篇文章并公布在网上。其中一段解释他来清华教书的动机,是因为“清华培养的都是中国的政治精英,我可能通过教这些精英而带来变化”。一见面,贝淡宁就急着向记者申辩,翻译曲解了他的原意,“这会显得我很傲慢”。

  战争课上的课堂“战争”

  去年,贝淡宁在清华开设“战争伦理”课程,教材是沃尔泽(Michael Walzer)的《正义与非正义战争》。虽然他一直提倡轻松讨论的方式,但辩论开始后,课堂上偶尔还是会弥漫出火药的味道。一旦涉及到当今世界的真实案例,这种碰撞会更加激烈,尤其是涉及到道德评价的时候。

  “讨论人道主义干预时,我问学生,如果自家的邻居间发生屠杀,比如父亲杀害了儿子,你们是否要干预?多数学生同意应该干预。我又问,如果在别的国家发生屠杀,这在道德上有什么区别呢?但马上有学生会提出主权问题。”

  事实上,每当学生或中国朋友追问贝淡宁一些敏感的话题时,大多时候他会主动回避:“我来中国是研究中国哲学、讲授西方政治哲学的,而非现实中的政治斗争。”

  但他还是感谢学生们在课堂上的精彩发言。课前,贝淡宁会给全班学生发电子邮件,布置下一个要讨论的话题,并要求把辩论分成两部分,所有的学生必须要在中途改变立场,“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看到问题的两个方面。请不要忘记,我们是在进行学术讨论,目标是学习和批评性的评价观点,而不是要为某个政治立场辩护。”

  有些学生会因听不到贝淡宁本人的观点而失望。但学生刘文嘉却说自己并不觉得失望,因为那些问题“离课堂很远,和学术无关”。

  也有学生习惯在课后给贝淡宁发邮件,对课堂内容发表不同的观点。贝淡宁把这解释为中国学生的“含蓄”。“他们或许认为,在课堂上发表不同见解,是对老师不尊重。这就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我其实很喜欢中国学生,他们好奇,也很聪明,有的意见对我很有启发。一个叫张容南的学生,和我讨论关于女权主义的问题,我觉得她批评得很对。”

  “他的课总是从放映PPT(用投影播放课件)开始。他只在讲台上大约讲20分钟,然后就再不上讲台。他会坐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辩论。”学生们评价贝淡宁的课更像一个小型读书会。他经常申请把课放到周六,因为“周六会议室闲着,贝尔老师觉得大家坐在圆桌边,关系更平等,教学效果也更好。我们可以随时发表意见,甚至打断他的话。而在其他中国教授的课上,我们不敢随意打断教授的话”。

  63日刚刚通过硕士论文答辩的哲学系学生李万全说,他即将去新加坡攻读博士,方向是社群主义和儒家思想的比较。他承认是因为“受贝尔老师的影响”。

  在贝淡宁的课上,还有来自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的学生。“遇到讨论文化多元主义时,我们会请韩国同学发言,遇到讨论民主进程,台湾同学也会谈谈台湾的状况。但是我们都很有分寸,不会在课堂上讨论过于敏感的话题。”一位同学介绍。

  每个学期的课程结束后,贝淡宁都要邀请学生们去他家做客,还欢迎他们带上自己的恋人。“贝老师的家人给我们做中餐,但却是西餐的自助形式,大家端着盘子边吃边聊,气氛很融洽。我们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对他们跨国婚姻的好奇。”一个学生笑着说。

 

 

“汶川地震”全国哀悼日的文化政治思考五篇

(赵璕、柯如之、陈赟、予沉)

 

中国:在灾难中成长

——中央美院“汶川大地震”周祭辞

中央美术学院赵璕 

    519日,是“汶川大地震”死难者们离世的第七日。在中国的传统中,这一天所有的灵魂都会返回故乡,最后一次与亲人相见。但我们知道,灾难来临之际,他(她)们的故乡已毁,他(她)们的亲人或同样辞世,或正流离失所……作为幸存者的我们,能在这样的时刻为他(她)们作些什么?

    过去的一周中,中央美院的许多同学彻夜不眠,连续收看电视直播,并以空前的热情参与募捐、献血、宣传……而壁画系、实验艺术系和人文学院等院系的同学,则不约而同地想到,我们还应该用我们最熟悉的方式——艺术——以尽我们的责任:为所有的死者安魂,为所有磨难中的人祈福!

    作为“礼乐”传统的一部分,中国艺术一直承担着维系“生活世界”价值秩序的功能。现代以来,虽有变化,但一直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相关,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与吾土吾民血肉相连,歌哭必于斯,忧乐必于斯。如何发扬张大这一传统,我们年轻一代的表现至关重要!也许,我们的思考仍欠深入,我们的表现仍有不足,但中国艺术的这一高贵血脉却激发我们迈出了这历史性的一步——我们相信,艺术不是发抒个人历史怨恨的工具,不是投合某些西方人的阴暗心理的手段!我们相信,中国艺术必将返归于正,必将与在灾难中的中国一起成长,必将为成长的中国刻画出新的“礼乐世界”!

    魂兮归来,此地即故居!多难兴邦,我们已成长!

 

一阳来复:为最后一个汶川震灾哀悼日而作

柯如之

    汶川震灾的第三个全国哀悼日,我去给学生讲课。虽然课名是“现代西方哲学”,但是在起立默哀之后,强忍着泪水,话题还是禁不住谈到了灾难之后的思考。课后,一个学生,也是我的诗人朋友紫光凝说,他在钻研易学,就诚惶诚恐地为国运卜了一卦,占得一个“复”。他问我这是不是学易学“贼”了?这个卦占得有效吗?如何解释这个卦与时下忧难的关系?我颇感惊讶,不过没时间仔细思考,只是觉得一个青年,在国家罹难的时候通过占卦表达他的忧思,无论如何是不能归作易教之失于贼的。

    回家的路上,看着地铁电视上持续不断的救灾场面,突然想起予沉兄为抗震救灾写的帖子,其中有一句话我把它做到了道里书院论坛哀悼版的题头图片上:“一阳来复而万方多难,光明在前却忧患重重。但,仆而复起,愈挫愈奋,这是中华的命运,‘即使充满无尽的艰辛与悲怆’。”面对切实的救灾行动,予沉兄的这句话与紫光凝占得的“复”卦突然联系到一起,给予我一个全新的视角,帮我学会如何来看待最近发生的事情,理解他们,学习他们,向着行动,向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高高在上的启蒙主义精英啊,现在是人民在用切实的行动来教“哲学”思考:面对突发的巨大灾难,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拿什么来应对?当巨大的灾难来临,当神话般的孤立个体不堪一击、无力自救的时候,国家和社会用什么来凝聚人心、组织救援?宗教?道德?意识形态?但这次灾难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后“价值真空”、“物欲膨胀”、“个人主义盛行”方兴未艾的时代,我们可用的人心资源、伦理资源、话语资源似乎早已消耗殆尽。我们拿什么来对付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

    然而,这次事件教育我们看到:人心依然是仁通的,社会依然是在场的,精神依然是坚强的。这是否提示我们:必须重新考察90年代后中国社会道德教育的实际后果、社会风尚的实际情形?这是否意味着:在一个虽然意识形态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仍然隐含地传承了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因素,平时隐而不显、流于形式,但在危难时刻却骤然展现出来,迸发出惊人力量?或者,是不是在意识形态化的道德教育之外,在民风民俗中,在家庭教育中,在师生的课外接触中,在网络的自由教育中,仍然保留着许多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平时日用而不知、习焉而不察,危难之时却突然绽现,如天地之昭彰,如日月之光华?

    在一个不再调动意识形态话语动员的时代,当人民自发地展现这片土地上历史悠久的美好品德的时候,当“个人”无能自救而人民无需精英的启蒙拯救而竟能相救的时候,个别精英仍然不忘冷嘲热讽的“哲学”,但更多的精英失语了:他们在学习,他们在反思。他们在想:先前那种基于社会表层观察的、出于道德优越感的“社会评论”、“文化批评”是否显得过于“学院气”了,过于尖锐而苍白了,缺少了大地的深沉,丧失了哀悼和赞美的能力?

    他们观察到:所有那些“高级的”知识和信仰,无论自由主义、基督教、佛教,还是官方意识形态话语,在这次灾难中似乎都没有成为人们舍身忘死、救死扶伤的主要精神资源,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所体现出来的“恩义”、“帮扶”传统,“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所体现出来的“一体同仁、万民同悲”传统,“地震无情人有情”所体现出来的“人间情义”传统,“全国哀悼日”所体现出来的“祭礼”、“慎终追远”传统,“是人民养活你们,你们看着办”所体现出来的“民本”、“仁者之兵”传统,“中国人是压不垮的”所体现出来的“多难兴邦”传统,“哪一个人的妈妈都是我们的妈妈,哪一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孩子”所体现出来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传统,凡此种种,似乎都在告诉我们:虽然经历过百余年的文化浩劫,虽然经历过五花八门的新潮异说、应接不暇的理论主义、铺天盖地的“现代西方哲学”,但中国人民仍然深深地扎根在他自己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这个土壤是如此深厚而坚韧,以至于无论当这个民族面临多么巨大的地震,无论地质意义上的地震,还是政治、历史、文化意义上的地震,只要这片土壤还支撑在脚下,就永远有搭建帐篷的地方。

    《易》“复”震下坤上,是深深地埋在大地深处的震动之象。震动的原由乃是起因于“剥”尽之后的一阳来复。是的,这个民族的文化确实已经剥尽了,无可再剥了,就像反复余震之后再也不能掉落任何东西的坍然废墟。当曾经的财富在灾难中成为致命的落体,当所有这些落体都已尘埃落定,化为废墟,这个时候如果还剩下什么珍贵的东西,那便是废墟下的余生。抗震救灾就是要从废墟中救出余生:他们虽然被压在重重阴爻之下(那重重阴爻是他们曾经的财富,如今却成为致命的压迫),但他们注定是重新开端的一线生机。作为一阳来复的劫后余生,他们是重建家园的希望。于是,我似乎开始领悟到“复”卦之于这次抗震救灾的启示,那便是去抢救这个文化的劫后余生:他们还被深深地埋困在那由曾经的财富剥落而成的废墟之下,但已经在悄然预备重新的开端。

    写完文章,天已大亮。打开网络,发现有些网站已经渐次恢复彩色。这才意识到,昨天,也就是第三个全国哀悼日,原来是最后一个哀悼日。而新的一天已经开始。

    戊子年四月十八日(2008522日),汶川震后十日,大冶柯如之谨记。

 

剥极而复,重归于正:从传统丧制看此次国祭的意义

中央美术学院 赵璕

    5.19举国哀悼汶川大地震死难者,全球瞩目,为危机中的中国重新赢回世道人心,其意义之重大,攸关未来,正易传所谓“剥极而复”,重归华夏正途之兆。然明此这不多,故此处特以传统丧制,结合央美5.19纪念活动,略加申论,以期讨论。

    首先,将国祭的开端选择在震灾死难者辞世的第七日(俗称“头七”),对一个一向以“唯物主义”(进而为“发展”主义、“物质主义”)为基本取向,排斥“宗教迷信”的政党来说,意味着什么?也许这可以在通常的“人道主义关怀”的意义上来理解?

    然而,事情并不如此简单。518日下午,当这次活动的发起者之一的韩宁先生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侯,心中固然有说不出的安慰,但却仍然半信半疑,因为从惯性上看,哀悼的首日恰恰会避开“头七”这个敏感的时刻,以维持其一贯的导向。而且,事实上,在讨论这次的“活动倡议书”——也就是后来的“祭辞”时,最担心的也是我为解释“头七”由来的这样两句:

    “519日,是‘汶川大地震’死难者们离世的第七日。在中国的传统中,这一天所有的灵魂都会返回故乡,享受亲人的祭献,否则他们将成为孤魂野鬼,或永远不得转世为人。但我们知道,灾难来临之际,他(她)们的故乡已毁,他(她)们的亲人或同样辞世,或正流离失所……”“招魂”(魂兮归来)作为活动的基本概念之一,即来自于此。但我几乎二话没说就删掉了这两句。为此,我也没有知会过所有的校外友人。虽然,很快我就在出租车中听到了收音机的报道,却仍然没有把握校方是否会接受。原因即不仅在于旧日粗鄙的唯物主义的影响仍在,而且以“利益”为目标的市场主义不也正是我们八十以来一代知识分子的唯一伟大取向么?在利益中的计较中,灵魂绝对是无足轻重的。

   作为深受西方社会科学洗礼的一代,我显然明白现代社会是如何建构的,因而,“事死如生”的观念和某些人鄙视的“传统的怀乡病”没有任何的关联。我思考的无宁是这样的问题:利益作为现代社会建构的基本法则是否意味着它也是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政治”建设的目标是否只是“丰衣足食”?在可以计算的经济利益之外,是否还存在某种更基础的或者说更高的“利益”?

    我同意,“死者”是没有利益的。但无死的“生者”的如何可能?荀子在《禮論》中讲“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死之所以大,“终”之所以不可不慎,在我看来,意义远在于所谓“向死而生”之上——其目标仍在生者的利益——盖无生不死,死乃唯一的终极,惟死之尊荣乃有生之德性,死乃生之实现。所以,一切伟大的政治共同体无不慎死,无不重丧。故《礼记》以“人道”,亦即“为人之道”论之,出言极重:“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訾之者是不知礼之所由生也。夫礼,吉凶异道,不得相干,取之阴阳也。丧有四制,变而从宜,取之四时也。有恩,有理,有节,有权,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义也,节者礼也,权者知也。仁义礼知,人道具矣。”

   惟此,当我们在种种晦暗不明之际,仍坚持将把“安魂”作为活动的主题。《祭辞》中写道:“但我们知道,当灾难来临之际,他(她)们的故乡已毁,他(她)们的亲人或同样辞世,或正流离失所……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并在结尾处写道:“魂兮归来,此地即故乡!”然而,这些死难者们是有幸的!此次国祭以全体中国为其故乡,以所有中国人为其亲人,不亦宜乎?!魂兮归来,无处非故居!魂兮归来,无人非亲人!

    其次,此次国祭何必为三日之哀?

    我们还是来看《礼记》中的“丧服四制”:“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恩之杀也。……贤者不得过,不肖者不得不及,此丧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三日之后可以食粥,三月之后可以沐浴……此乃“事父”“事母”之道,父母为生我养我者,故哀之特深,尊之贵之特甚。此次国祭,以民为国之父母之意甚明;且以九五之尊,以怀仁堂国器之重,与万民同行此哀礼,又孰或能过?

    这都是我们不得不注意的。

    《书》曰:“高宗谅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礼记》释之:“王者莫不行此礼,何以独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贤王也,继世即位而慈良于丧。当此之时,殷衰而复兴,礼废而复起,故善之。善之,故载之书中而高之,故谓之高宗。三年之丧,君不言。《书》云:‘高宗谅闇,三年不言’,此之谓也。”

    也许,此亦正吾国百年“衰而复兴,礼废而复起“之始!事实上,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心和期待,我们才敢于在《祭辞》中宣称:

    我们相信,艺术不是发抒个人历史怨恨的工具,不是投合某些西方人的阴暗心理的手段!我们相信,中国艺术必将返归于正,必将与在灾难中的中国一起成长,必将为成长的中国刻画出新的“礼乐世界”!

 

汶川地震全国哀悼日(五•一九国祭)与中华礼乐文明的未来

华东师范大学 陈赟

2008522

    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决定,20085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在此期间,全国和各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外交部和我国驻外使领馆设立吊唁簿。5191428分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届时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

    关于这次国家祭祀行为,人们有不同的解释。有的是从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的角度加以解释。设哀悼日的确是国际惯例。 在国际上,往往在伤亡惨重的重特大事故发生后,很多国家政府都会宣布设立全国哀悼日,由于这种形式体现了“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意识,因此逐渐成为某种“国际惯例”。

    以下为近年来各国哀悼措施: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将914日定为全国哀悼日。

    20049月,俄罗斯北奥塞梯共和国人质案发生后,很多人质遇难,俄罗斯将96日和7日定为国家哀悼日,俄罗斯全国各地6日降半旗,哀悼遇难者。

    200412月,印度洋海啸后,多国为死难者降半旗表示哀悼。泰国全国政府机关降半旗3天,取消所有迎新年庆祝活动。瑞典、德国等都全国降半旗为在海啸中遇难的本国公民致哀。

    20059月,遭遇“卡特里娜”飓风后,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法令,命令全国及所有驻外机构降半旗向遇难者致哀。根据这项法令,包括白宫在内的美国所有公共建筑和场所以及所有军事设施都降半旗。

    但是另一种解释则是回归华夏礼乐传统。比如复旦大学教授、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曾于516日公开建议以519日为全国哀悼日,“以表达全国人民对这次地震灾害中的罹难者、在救灾中的牺牲者的哀思,并向全世界昭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生命的关爱以及亿众一心救灾重建的决心”。为什么提出在519日这样一个时间设立全国哀悼日? 葛剑雄的理由就是,在“头七”之日设立哀悼日,首先因为这是我国民间的风俗,先秦时就已开始用这种形式祭奠和纪念逝者。其次是7天过去了,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间,可以腾出一点时间来安抚失去亲人的人们,来凝聚全国的人心,继续留下希望,驱走悲伤的阴影。

    另一方面,全国哀悼日的设立其实把民间进行的祭祀哀悼行为国家化,在国祭公告发布之前,全国各地已经有很多民众在自发地进行哀悼,网上也有很多哀悼的网页。全国哀悼日的设立,也是顺应民情民意。把国家与民间的礼乐行为统一起来,而在此之前,近代以来的华夏民族的礼乐活动一直处在无统失序的状态。

    我们希望这次国祭是国家公共政治生活的一个开端。的确,“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调动了礼乐,这是否会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的某种自我转变——走向中华社会主义?近代的华夏民族,并不是没有礼乐,而是礼乐本身的无统。民间的祭祀礼乐活动与官方的体制仪式行为之间形成了种种错位,以致二者之间持久的冲突。这个冲突的最持久的表现就是关于火葬政策在乡村社会中的回应。这个不同本身表明了礼乐生活在国民生活中的不可避免、不可遏止性,也就是人情所不可免,天理之不可缺,但同时也说明了民与国之间的不一致。国要回复其为民之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础,那么,新礼乐的制作,就必须立足于民情及其以不容己的方式所展开运用的礼乐。在国之礼乐与民之礼乐之间建筑稳固的、天命的联结。

    在这个意义上,本次的国家祭祀行为,与祭孔、清明节的设立,等等,联系起来,可以看到,它传达了某种重要的消息。在中国从一个主权国家走向自身的历史本体——中华礼乐文明——的过程中,新礼乐的建立已经不可避免。因此,可以从文化政治的意义上来理解国家哀悼日。这对于从党国的社会主义转向人民的社会主义、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走向中华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都可以说是关键的一个步骤。 

    为此,当代思想界面临着这样的课题,如何在一种面向未来的实践维度上,对事件加以思想性的阐释与叙述,将国家政治推向新的发展阶段。这正是我们特别看重本次讨论的原因。

 

复:“见天地之心”

——抗震救灾与全民公祭的伟大意义

中央美术学院  予沉

于汶川震后第十二日

    三天的全国哀悼日结束了。电视、报纸和网络上,人们用这样的话在相互抱慰和勉励:告别死难的同胞,让我们擦干眼泪,继续前行;勇敢地活下去,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告慰。 接下来的两天,陆续看到了如之兄关于“一阳来复”的文字,赵兄关于“剥极而复”的文字,陈兄关于中华社会主义的文字,这都促我作出一些思考。

举国同悼的公祭哀仪,可以说是前一阶段的一个收束和凝结,国人的震惊、震恸和震悼,在这一集中的和高峰的表达之后会得到相当的缓解;幸存者失去亲人的痛苦会得到一定的安抚,并随着家园与生活的重建而会有所减轻,巨大的身心创伤也会得到一定的修补。

“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远近、亲疏有别,这是人之常情、世间常态,时间的流逝,确实会冲淡很多、很多。但,有一些东西永远也不会过去,不仅不会过去,而且还会常驻,还要永存。

    在这个意义上,全民公祭就是新的阶段的开始,是一个庄严的起步;在这个意义上,悲伤和痛苦虽然会渐渐淡下来,但是会沉淀入记忆深处,而更加凝定、更加深广,并在反思、提炼和总结之后,聚化为民族的生命定力和精神源泉。

    “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更加需要庄严、正大的精神,作为道义、勇气与意志的力量来源。将社会理想和奋斗目标仅仅定著于富裕、尤其是一小部分人的富裕之上,把整个民族拖卷到唯利是图而无所不用其极的道德崩盘状态,这是对中华正道的大歧出、大背叛。赵兄对于“利益”之为政治合法性惟一来源的质疑,正是要探问更为基础和更为高远的精神价值,以此作为奠立存在意义的真实根基。

    在这次空前的灾劫之中,万众一心的帮扶救助、患难与共,从教师到子弟兵、从医务人员到志愿者,无数舍生忘死、急难赴险的感人事迹,恰恰构成了对于见利忘义之时代主流的破斥与震慑,以及对于人心之麻木不仁的震动与唤醒。这,是发自民间元气、源于民族基盘的生命力迸发,从在世价值根基的意义上,有力地彰显出公与义的正大与庄严。

    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一个最大地代表了人类性的文明,绝不能够以物欲、私利为根本支柱,绝不能够依靠恶的力量来推动,而必须是在正面肯定生物本能、自然情感和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生发出平实又高贵、中正而高远的精神价值,进而对于物欲、私利与偏情能够有力地引而导之,调而节之,顺而正之。通过在公与私、义与利、德与欲之间的主次轻重的把握,由通情达理、合度得宜的平正中道中导出向上一路,其最终的目的,乃是要导向大中至正的天下为公。

    在世价值根基以什么为主导性力量,是公还是私,是义还是利,是德还是欲,这是文明正当性的判定依据之所在。中华正道,就是寓公于私——将公义之道涵寓于欲、利之求,而不是禁绝和灭杀物欲与私利;进而要化私为公——把一己欲利之心转化成大公之心,因着公心与德义的提升与充养,一己的欲、利将真正地遂其本分、适其正位,将如其所是地得到合度的落实和展现。这样,小我就具有了提升、充实为大我的可能,大我的实现也将是对小我的保育、点化与成全。

    与此相关的,是对于人自身的理解。人之定位,如果是原子式的欲望个体及由此伸张的自我中心观念和一己权利诉求,那么,某些不满于这次全国“强制性”哀悼的声音就是非常合理的——任何一个个人的权利、利益都不能被群体、哪怕是全体的共同愿望所主导,即便那是善的、正义的和充满仁爱与德义的。当然,从这种视一己存在、一己欲求、一己个性为至上原则的观点来看,对于任一个体权利的捍卫不仅是正当的,而且俨然居有不证自明的话语制高点——哪怕这一个体的要求是出于不仁、无德和不义、无良,甚至本身就是出于恶的。

    这样一种以形式正义、程序理性、天赋权利为依托的主张,其实质是人之单一原子式实体存在的理解。由此出发,偏情之放纵可以正名为“个性”,得失的计较可以美其名曰“权利”,我执之无度可以堂而皇之地冠之以“自由”,私欲的争夺可以在“权益”的面目下进行。这些卑下的内容经过如此装饰,都享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是我的自由,这是我的权利,这是我的个性,这是我的利益,这是我的、我的、我的……这种极端偏狭、精于利害得失之计较盘算的原子式个人,正可以理直气壮地伸张一己的物欲、私利与偏情。

    于是,源于生命恩义一体相通之大悲恸、大哀悼的全民公祭,由于对这类原子式个人之不服从的权利构成了一种强制,也由于在此过程中抹消了他们有别于任何他人的个性从而就侵犯了他们一贯强调的要捍卫自己独特个性的权利,当然就招致了他们的愤懑、抱怨,乃至振振有辞的抗议。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立足于一己之在的彼此限隔、划界与计较,不可能理解那源自于生生大亲情的骨肉相连、恩义相通。这背后实有私与公的冲突,有原子式个体与交互关系性的区别,有死守自身权利、个性和自由的个人,与从生命源头活水去领会“仁通”(如之兄语)之道的共同体的大不同。就人己关系而言,区别在于是立足于一己之存在、欲求与权利,而把他人当成不可信任和须予提防的陌生人,甚至当成对象化的“物”,还是植根于生生大亲情之涌发而不能自已,把他人当成恩义共通体之中先于自己、重于自己的仁通之“人”。

    总的来说,对于这次的设立全国哀悼日和开展相应的公祭活动,绝大多数的声音是肯定和赞许;但类似的姿态可以出于不同的立场和理由,并且因着立场、理由与视角、识见的迥异,则姿态的相近实透露出异质的指向。作为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为平民死难者降半旗并致以全国哀悼的行动,其意义在不同的理论视野和价值取向之下,得到了不同的解读。有些知识分子便祭出了“与国际接轨”的说辞,认为降旗、举国致哀都是对先进国家的效法,是顺应了国际惯例,体现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因此值得予以称赞。与之相应的则是对于整个抗震救灾行动的如此解读:这次的危机应对,象征着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向着尊重生命、人性和公民权,向着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接受现代普世价值而迈进了一步。

    这一套说辞的背后,隐含着的是启蒙主义的西方中心论,更深的地基则是直线一元进步论的历史意识与时间观。在这种意识的规定下,从传统到现代乃是一种不断地自我否定的单线进程,而这自我否定本身恰恰又在反复回溯中构成了自我肯定与强化,普遍性、连续性和自我同一性由之被锻造、生产出来,并成为贯通自我和割裂他者的有力武器。非欧美世界被卷入到这套逻辑的生产和分配机制之中,自身的丰富传统乃被固化为一个落后的“传统”,自身的当下现实则在被动植入与勉强整形中被固化为一个亟待与主流文明接轨的“现代”。这个“传统”固然是一个陈旧的对象,有赖于现代观念的辨识与解释;这个“现代”亦不过是一个局部性、边缘性的存在,有赖于“普世”话语、观念与价值的描述、阐释与规定。从这个“传统”向这个“现代”的迈进和跃升,被告知是历史的必然,是进步的必由;但无论“传统”还是“现代”,都不过是在所谓“普世”之“法”下容身的特殊之“物”,“物”的形态与性质必须仰赖于“法”的说明,“物”的地位与价值也必须经由“法”来审核和认可。

    这样一套时间观念与历史意识及由之生产出来的观念结构,虽然在数百年来已逐渐成为全球笼罩性的存在,但它并不具有天生优越性与惟一正当性。以阴阳相生相克为基源的古今之变与治乱之道,提供了迥然不同的一套时间理解和历史观念,同样在此基源之上的往与返、去与归,出与处、动与静,则提供了一套自成系统的空间理解和状态表述。如此时空理解都源于天地大德之“生”的生长、生成、生发,而在时际与境域的意义上考察“复”的内涵,可以为生长性、生成性的自我理解与自性挺立提供更多的面向和可能。

    “剥”卦坤下艮上,一阳爻在上,五阴爻在下,五阴柔盈而一阳刚虚,五阴渐长而剥落一阳,这是阴盛阳衰之象,一阳消退而五阴滋息。天行有常,剥极必复,“复”卦震下坤上,五阴爻在上,一阳爻在下,阴盛至极而一阳初萌,阴霾重重而阳机发露,此正天地生物之心所在,“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剥”极而“复”,即象征着天地盈虚之数、消息之理以及万物虚实相生、刚柔相济之道。由此以观,世间无穷事、物之浮沉迁化,是自化、互化而归于万化不穷,其间并没有单一直线进步的硬性规定;而借古鉴今、以今印古的互为古今故新,有如水波与光晕的交涵互摄,其间也没有同质化理解的“传统”和“现代”。波纹时间观之不同于直线时间观,在此,是有沦有澜,起伏消长而回环有度。倘借用梵澄的比喻,则如一蛇盘旋,首终衔其尾。

    “复”不仅喻示着一阳之回返,在阴极之际初萌阳动之生意,并且就“复”之本义来说,正是回返、回来、回归的意思,从而与“往”相对,是两极之间富有韵律的回环摆荡。剥极而“复”、一阳来“复”,这是出自季候交替的时际性领会;往而能“复”、无往不“复”,则是源于宇内流观的境域性把握。“泰”卦之《象传》以“无往不复”为“天地际”,往复之际,正是天地之间物极必反的转化之机。往而必复,去而必回,离而必归,“复”就是回、就是归,就是回归故园、本根与正位,就是返本归根的正命。这是一种周游盘旋、萦迴有度的空间观,而非一往不返的佚于无垠,其间充盈着的是一种俯仰亲近、流观自足、相看两不厌的大亲情,而非一味向虚空求取的那种空漠、徨然与自失。

    “泰”卦本身蕴含着“天地交而万物通”的刚柔相济、内外相谐、上下相交的天地一体大相通之义。“否极泰来”,是隔膜、违逆至极而生发出交通的可能,正可与“剥极而复”互为呼应。而“泰”所象征的交感、互化,又包涵着往复之际的转化几微,而趋于回归到正命之后的通达与和畅。“泰”与“复”,都指向一种均衡、和谐与通畅的状态,“复”尤其喻示着向这种正态、正位的转化和回归之得以始萌,这里,就暗含着通与变的关系。有常之体的连贯为“通”,无方之数的迁易为“变”,“通”是正位之一贯,“变”是歧出之无定;“复”,就是要在无定之歧出中去开启和生发出回归一贯之正位的可能。此所谓一贯,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蕴含和生长着无限丰富的可能;此所谓正位,亦非故有的或现成的实体,而是要在迁变中去生成、立起那新而合度的形态,即“礼以义起”,诸君子所谓共和新礼乐或可归于此类。这是“会通”与“适变”的统一,是转“变”为“通”而“通”中寓“变”。臻于这种交感、和畅的状态,就可称之为“泰”;“复”则是向着这种生生平衡状态而初启枢机,是自奇返正、由变归通的初兆与先机。

    以上对于“复”的各方面阐发,都深深植根于天地之心这一本源,天地之用心与大德就在生,是万物生生交感、阴阳消长互涵,其间有来有往而无往不复、往而必复,有去有回而无去不归、去而必归。这般回环鼓涌、周游绵永的时空意识,既充涵“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浩茫感慨,“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的阔大襟怀,又蕴含“欲回天地入扁舟”的深沉喟叹,“水光山色与人亲”的欣然意态。“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源于此天地生物之心,则上下四方与往古来今之天地宇宙中,正是游观流照、玄览圆鉴的一体大相通之恩与亲,亦即仁之所在。

    由此,感天动地的抗震救灾行动,以及举国同悼的公祭安排,就无须置诸传统向着现代迈进、融入文明主流的线性史观来求取一种格格不入的解读,而应当在天地氲氤、万物化醇,阴阳交感、剥复否泰之际的会通与适变关系中,去获得通泰活络的把握;它所寓示的就不是从落后阶段向先进阶段的硬性跃进,而是在交互涵摄的场域中,由变与奇的状态向通与正的状态的转化,不是在进化梯队上自低至高的“级”的升递,而是在生存状态中的由此而彼、自彼而此的“势”的更易。中国数千年之艰辛历程,无论发生何等巨大的断裂与剧变,其实都被纳入到通变、奇正之道中去获得安顿,而不会打乱剥极必复、往而必复的韵律与节奏。特就近世数百年大势而言,这种更易已经到了剥极而复、阴盛而阳萌的时候,正面临由“变”而“通”、自“奇”而“正”的微妙际遇与关键转机。

    在这样的阐释视野中,对于全民公祭的意义评价,不仅要挣脱“与国际接轨”的拘限,还要摆脱本土祭祀礼仪的故有资源的理解,从而在根本上超越国际/本土、世界/中国的模式,最终在根本上超越传统/现代的线性观念与生产逻辑。其中,之所以要摆脱那种在“本土-传统”与“国际-现代”的对峙模式之下对于传统固有资源的伸张,是因为这种模式本身是成问题的,在这种成问题的模式之下去伸张传统资源,易失于对“固有”样态的本质化理解,仿佛有一个固定化的“传统”直接端出来就可以适用似的。以这种方式来呈显“传统”的价值,反倒可能造成这样一种结果:对于传统自身本具之人类普遍性的彰显,在那个成问题的模式之下不知不觉地遭到了固化和矮化。因为对于“本土传统固有资源”的坚守,往往是出于所谓主流文明、普世现代以及跟国际接轨的压力之下的抗辩,从而,这种坚守就是被那种笼罩性的压力所制造出来的。立足于被制造出来的这一方去反抗作为制造方的那一方,这种反抗不仅会削弱自身本具的普遍性,而且本身就会因着该逻辑关系所赋予的局部和边缘身份,而成为制造方所需要的反证,成为制造方自我肯定与强化的反向资具。

    立基于最大普遍性与包容性之自我奠定和挺立的这一根本诉求,扬弃掉那种对于“本土传统固有资源”的坚守,正是为了更好地、更切实地显发出所谓“本土”“传统”本来就真实具有的人类普遍性,而这这恰恰是最大和最具包容度、涵盖性和解释力的黏柔、复合的普遍性。此黏柔、复合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天地生物之心这一大本源,在于天地人一体大生之气相感、情相通、心相印,而展为事情之适变与会通,并以度、时、机、势、宜、分寸等等为其中的活的关捩。

    只有从这样的识度出发,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彰显出这套祭祀礼仪背后的天地交感、阴阳相生观念的真正意义,才能从本来面目上挺立抗震救灾伟大行动中饱含着的公、义、德、和的普世价值。这种意义与价值尤其表现在,它不止是中国的,更是人类和世界的——本文与“中国”对举的“世界”“人类”云云,特“天下”“无穷世一切有情”之权借表述尔。

    只有从这样的识度出发,也才能真正把体现了天地之心的“复”的真蕴给彰显出来:往而复返的回归故园与本根,绝不是一种在传统/现代、全球/地方的逻辑之下的本土化之守,而是根本就要跳出这种逻辑,跳出这种逻辑所得以产生的那个根源;因此,“复”所要回归的,将不止是传统之“根”、中国之“根”,更是人类之“根”、天地之“根”,不止是中国的家园,更是人类的家园,是天地一体相通的安宅。

    这,是具有更大的包容度、解释力和涵盖性的诠释体系,其“更大……”来自于与人类生长、生成和生发的连续性相关,来自于对人类的持续、优质、和谐生存这一根本愿望的深切理解和合度实现,来自于对天地交感化生、万物和谐相通的最大真实相的觉悟与彻知。中国的天命,就在于人类性的最大承担和世界和谐的根本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正命与正位,实乃人类之正命与正位的真正具化与活现。

    人类命运的剥极而复,但愿是以中国命运的剥极而复为之始、为之端,但愿是以此次伟大的抗震救灾行动及其后的全民公祭活动为之始、为之端。由私而公、由利而义、由欲而德的“复”,但愿就从这里发端、萌生,以获得和畅通达的生长,以导向交感互通而一本于大中至正之公的“泰”。此在人世而言,即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过去的十来天,在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使得自雪灾以来遭遇一系列风波和磨难的中国,使得中国的这个2008年,显得格外的沉重和异常的重要。在中华民族数千年行程中,这次事件的界标性位置已经无可置疑,并一定会作为民族记忆而载入中国历史。但其意义和启示还有待把握和领会,而这将取决于我们怎么理解中国之道,怎么理解中国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

    如之兄论述地质意义上的地震,政治、历史与文化意义上的地震,以通释“复”的丰富意涵,不仅表达出文化遗产之推陈出新、转阴为阳,化包袱为宝藏的迫切需要,更从文化意义上阐发了一阳来复的劫后馀生之于重建家园的希望,这里寓含着新的开端的悄然萌生。

    “复”卦震下坤上,《象传》释为“雷在地中”,是广袤大地中含藏着的震动之力,并深蕴着隐然欲勃的震动之势,而萌生出初兆悄显的震动之象,地气蒸腾而复苏,春雷轰隆而震发。“复”之“震”义,不仅从字面上合于此次大“地”“震”,而且也潜含着“震”后的地气苏醒、生机发露。对于“震”的复杂意涵和现实境况,不同的理解和反应将会引导出大不相同的可能路向。

    这次抗震救灾的伟大行动,当然首先是一个惊叹号,是大地的“震”颤、房舍的“震”塌,是受难者在空前的巨劫之中的“震”怖与“震”栗,是巨大的苦难给人们所带来的“震”惊与悲痛,又是对于私欲泛滥、贪腐无度之世道的“震”慑,还是对于所谓太平盛世、安乐局面的“震”荡和对于人心之麻木冷漠的“震”动,更是无数中华儿女在灾难面前见义勇为、舍生忘死的壮举所带来的巨大感动和“震”憾,最后,它必然是对于华夏精神的真正的“震”发、“震”扬。

    同时,它也是一个问号,不仅拷问每一位生者的良知、自觉意识与责任感、国家认同,拷问有司的职守、权限与义务,“为人民服务”的党政宗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公仆本色,最终是在拷问中华民族的真精神与真正的中国之道(大道/道路)。

    它在一些人看来,将只不过是一个句号,并与历次类似事件一起被划归为一些抽象的数字、符号,而可以被对象化地支取和利用:追逐权力者利用它来捞取政治资本,牟取资本者利用它来索取经济权力,一些文化掮客则利用它来换取资本与权力,并以“与国际接轨”为名兜售替资本与权力服务、帮闲的观念。

    在另一些人看来,它又只是一个省略号,不过是无穷次类似事件中的一次,它既不新也不旧,将来还会发生,前后没有区别,只是自古以来的一次次馀震中的最新一次,并将由它引致一次次馀震,以引向下一次的大震。但是在有一部分人眼中,它在根本上将是一个破折号,“震”而能“复”,一阳初孕而有生机,由此萌生出新的开始,这将是一个绵长有力的生长、延伸和引导。在中华大地上,这十来天里以及接下来的日子当中所发生的可歌可泣的一切,将作为转折性的历史事件和行程而成为全民记忆,而烙入到民族生命与意识的深层。它将提升和凝聚着国家社会的认同,引导和塑造着民族精神的自新,从而以从容坦然的姿态去走出、走通、走活一条面向全人类的通衢大道,敞开那已有未有而将有的无穷可能性。

    这次伟大的抗震救灾行动中,人心被极大地感动、鼓舞和震发着,从悲痛中生长和汇聚成一种极为强烈的感受,它正在培塑和奠立起人们的共识:中国会好,中国会历劫重生;英雄的中国人民不会被困难压倒,英雄的中国人民一定会迎难而上、奋发自强。众生愿力相感,正凝聚成一股浩然正大的精神、生命力量,如此则心能转境,势随人移。经过了这次事件的中国与中国人,无疑将会与此前有所不同,中国正在改变、中国人正在改变,好比熬过了巨痛而终能复苏,将从精神和机体上都焕发出新生的光彩。

    519日夜,央美的“中国:在灾难中成长”悼念活动,烛光盈盈,千人无声,壁画系的孙先生在学生围聚中,就着烛光念诵自作的长诗,扩音器时断时续,饱蘸着与国家民族同甘苦共安危的深情,嘶哑的声音在寥远的黑夜和空旷的校园中传得很远,并传来回声。其中有一句,听得孙先生激动地喊道:“外国人总是疑问,中国为什么是这样?中国为什么要这样?我要大声地告诉他们:中国就是这样!中国就是要这样!”

    是的,中国就是这样,中国从来就是这样。中国是中国的中国,中国更是世界的中国;中国不仅有自己的轨迹,中国还将走出人类的轨迹。剥极必复、无往不复,中国将以自己的节奏与韵律而为人类走通一条否极泰来的正道。

    万方多难而一阳来复,忧患重重而光明在望。壮别死难的同胞,生活仍将继续,勇士奋然前行,来吾导夫先路。

    一阳来复,天佑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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