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这期文章汇编主要发出一组思想文章,从这些形形色色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出,当前的中国意识形态已经进入了一个社会自我矫正的历史时代。自我矫正这种说法是有别于过去的政府矫正。这期汇编以仲大军先生的文章题目为标题,仲先生文章自5月30日发出后,6月3日又做了修改,修改部分用黑体字标出。特此说明。]

中国社会进入了自我矫正的历史时代

----警惕中国精英的畸形发展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5月30日

目录

仲大军:《中国社会进入了自我矫正的历史时代》

周立:《“穷人恒穷”的逻辑》

司马南:《冷看〈南方周末〉的裸体冲锋----没你南家的“普世价值”,难道中国还救不了灾?》

田忠国:《真正的“普世价值”是什么?》

爱之家:《救人义犬的最新下落----应当为这两只狗竖立一座雕像》

 新快报:《最牛的希望小学造价并不高----数百家长泣谢建校功臣》

余秋雨:《天谴论者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最后良知》

朱学渊:《为“天谴”论辩》

胡平:《一不怕天,二不怕民,那还得了?!》

文人墨客:《江迅:赈灾中的不和谐音》

陈奎德:《废墟上,硝烟中,民间社会凸显》

路近人:《从左转的天涯看世界的风向》

苏中杰:《从军营到丛林》

苏中杰:《思维的陷阱和学术骗子》

苏中杰:《穷人是最大的危险——精英经济学家实践经验总结》

苏中杰:《为民众效劳,给权力上铐》

特约记者:《污水泼向〈南方都市报〉》

曹野:《痛批阎崇年“清朝对中国做出十大贡献”谬论》

----------------------------------------------------------------------------------------------------------------------

 

中国进入了社会自我矫正的历史时代

----警惕中国精英群体和精英文化的畸形发展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8年5月30日

    本中心的这期文章汇编主要发出一组思想性的文章。通过这些形形色色激烈交锋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特点,即中国的意识形态已经进入了一个社会自我矫正的历史时代。

社会间的自我矫正拉开序幕

    说社会自我矫正,主要是有别于过去的政府矫正和政府控制。自上世纪50年代建国以来,意识形态便成了政府主导和控制的重要对象。但自21世纪以来,政府对意识形态的关注越来越薄弱,大量新媒体的出现,也使政府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也越来越少。这就使民间的思想有了更大的空间。

    譬如有人观察到,这次抗震救灾中,在国家领导人亲临地震灾区视察讲话时,没有提过一次“社会主义”这个词。社会主义一词几乎成了一个过时的词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调整已经越来越多地落到了社会自身,其表现主要起自2004年掀起的一场大辩论。

    当政府采取“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政策之后,言论和思想方面的事情更多地落到了民间。当政府放弃主导者的地位之后,民间的各派思想者担当起一匡天下的己任。各派都要尽力表现自己,各派都想将自己的主张成为社会主流。当然,这些年里争斗最激烈的莫过于左派与右派的论争。

强大的封建文化影响下的精英表现

    其实用左派和右派这些概念来描述和形容当今的思想流派未免已经陈旧,而用权贵精英派和平民大众派或用民间派或官家派来描述似乎更为贴切。权贵精英更多秉承的是中国传统的封建特权权贵理念和西方布尔乔亚的丛林法则,这些精英缺少平民感情,痛恨平庸,他们走的是一条制造贫富差距、贵贱差别之路。因此,不能不引起中国平民群体的反感。

     他们一方面高度地垄断权力,另一方面又大搞择优取士的科举制,大搞应试教育,教条主义,这与上千年来的封建帝制和王制几无差别。他们在政治权力上实行集体世袭制,而在经济和教育领域实行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打造财富神话,制造明星崇拜。

    他们的身份既有学者更有官员和商人。他们太多地习惯于平民百姓的顶礼膜拜,崇仰迷信,他们太习惯于在不平等中生存,在等级制中生存。他们总是以高傲的眼光审视大众,发号施令。 他们更习惯于搞领袖崇拜和领导崇拜。他们即使身处一个小县城或小地级市,也要搞什么“领导凯旋归来”一类的欢迎仪式。

    他们建起了一座座堂而皇之的政府大楼,他们以巧妙的改革名义将财政收入达到了增长的高峰,使精英掌握了巨大的社会资源。他们不仅汇集成一个庞大的精英群体,而且形成了一个强势无比的庞大政府。

    他们的优势还建立在对大众基本权利的剥夺上。他们在矫正文革极左危害的同时,又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主义和精英主义。毛主义被踩到了脚下,公民权利被压低到极点,强政府、强精英和弱劳工达到了极点。这就是中国今天的现实。所有的学者在这一大背景下都可以找到自己归属的身影。

    为什么中国社会最容易出现官僚权贵文化呢?因为中国有着一个封建历史的强大模板,有着官本位的悠久传统。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和文化太多、太深、太重地影响着现代的 中国人。那些贵族老爷、官僚太太的影片太多地出现在电视镜头和媒体画面里面。簇拥和包围在这么多的封建习惯和传统里,人们太容易模仿和回归封建旧时代。

    这是一个极其偏好特权和不平等的民族!这又是一个极其缺少平等、公平与正义的国家,然而平民群体对抗特权的的武器少而又少。在一个充斥特权、不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下,即使是中国经济也带上了不均衡发展的社会色彩。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的精英群体,他们充分意识到特权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因此,固守特权和不平等竞争,是中国经济的潜规则。

    即使如此,在话语层面上,精英们仍然沿用着执政党传统的语言,延续着过去的形式。尽管内容与实质已经发生了改变,但社会依然充斥着美丽的神话和虚假。精神分裂已经是这个民族的心理常态。

中国精英缺乏大众的教育

    中国的精英已经是一个欠教育的群体,这次地震中万科总裁王石的表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已经离大众的情感和意识越来越远,离社会基本常识越来越远。以马云为代表的中国精英群体已经发展成一群违背人情的畸形人物。所以,中国精英群体越是单兵突进,越是不受大众制约,便会越畸形发展,越显可笑。

    只有考察他国历史,才能知道中国的精英多么缺乏大众的教育和教训。他们把民权剥夺得越多,未来受教育的概率将会越大。 就象二战后的法国,当不可一世的戴高乐总统过度倾向大资产阶级、过度实施精英主义之后,几场全国性的大罢工动摇了他的宝座。这个二战中的反法西斯英雄在普通民众的一片反对中,终于灰溜溜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回过头来想想中国,假如宪法赋予了中国劳动群体罢工的权利,假如中国出现了法国式的罢工规模,今天那些骄横的资本明星和政治长官还能依然耀眼吗? 因此,只有中国的民众才能教育中国的精英!事情总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精英永远教育大众的道理。

    不过,再放长一点时间看,各国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法国大革命之后,是30年的封建官僚贵族复辟,经过 平民阶级的一再对抗,最后又重新走向共和。今天的中国,在经历了第一次大众革命之后,正在进入一个权贵复辟的历史阶段,但这个阶段必然遭到人民大众的再次对抗。目前的中国就处在这种对抗之中,尽管权贵力量处与强势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强弱力量对比会发生转化。

权贵复辟与二次革命

    如果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革命是中国平民大众第一次追求平等的革命,那么继改革开放30年的权贵复辟之后,中国必将发生第二次平民革命或第三次平民革命。中国近代和当代的历史主轴是大众与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复博弈。这场博弈必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真正实现而结束。

    然而在最近一个历史时期,中国将处在一个权贵和精英狂欢的时代。这个时代正在打造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群体以及他们的文化和物质基础,中国将逐渐出现新的贵族文化和富人文化,以替代过去的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文化和大众文化。

    美国学者彼得·盖伊曾写过一本《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1815-1914》一书,全面叙述了西方国家一百年期间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中国与西方一样,必然也会出现几十年的中产阶级文化打造时间。但与西方不同的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传统将长期存在,并在社会中存在着强大的社会基础,权贵资产阶级文化要想在中国取得绝对性的胜利并不容易。

    我们拭目以待,密切关注下一时期中国展开的这场社会博弈,特别是要注意中国资产阶级文化的畸形发展!中国精英的种种表现已经出现了这种迹象。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立场的学者必然展开一场大对弈。最近,精英派的学者发起的一场对“民粹主义”的围剿,就是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反扑。底层文化刚刚露头,精英文化就想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

中国政府要保持社会力量的平衡

    中国政府目前已经处于一副中性化的状态,它对于社会间展开的这场利益集团的博弈,基本上处于调节的位置。如果这个政府是个精明的政府,它将因势利导将这个国家引向良性发展。中国的高层政治家应当看到这一局面,应当采取措施宣泄这种矛盾张力。而最好的方法,就是让社会各派力量进行相互矫正,政府所起的作用就是挹此注彼,抽肥补瘦 ,保持力量均衡,不要使强者太强,弱者太弱。这种平衡的目的是,既不发生资产阶级专政,也不发生无产阶级专政。

    至于这条主线之外的一些争论和分歧,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差异和分歧,其矛盾程度相对微弱,基本上不象主流矛盾那么尖锐。

    当然,这场社会意识形态的自我矫正刚刚在中国拉开序幕。政府如果聪明的话,可以越来越放开手,减少干预和禁锢,让民间力量自我矫正,自我选择,自我磨合,自我形成符合人民喜好的思想体系。并且,这种自我矫正越是在宽松的气候下进行,越有利于人民大众。

    现在最大隐忧是精英派借助权力和资本的优势最终控制了意识形态,实行权贵专政。譬如,现在一些影响较大的媒体喉舌都控制在资本和精英手中,而大众的声音更多地只能出现在网络散乱的帖子里。而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媒体更多时候是站在精英思想一边,成为精英的帮腔。所以,精英派对意识形态的影响远比大众派强势,并且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和诱惑性。他们完全可以傲慢地蔑视大众。

寄希望中国精英群体的反思与自制

    这是一种不对等的竞争。在一个不民主的国家里,精英集团尤其可以轻易地战胜大众。大众的劣势在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充分地显示出来。因此,争取制度上的变革,对于中国平民大众至关重要。这个制度必须是民主的、平等的、宽容的、权力相互制约的、落实公民基本权利的政治制度。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下,中国各社会群体才能公平竞争,和谐生存。

    另外,中国还要寄希望于精英群体的开明与良知,寄希望于精英群体的分化。中国的精英群体毕竟是一个拥有高等文化教育并且拥有反思能力和善于自省和反思的群体。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现代精神必然出自这一群体。只要中国的精英群体不畸形化,不沉湎于传统文化,这一群体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推进力量。

    大众派现在处于劣势,但也有优势,那就是人多力量大,拥有强大的心理、精神和道德优势。你王石再有钱,只要大众蔑视你,你就一钱不值。政府要看大众的眼色行事 。因此,只要有大众持续不断的努力和争取,中国这个封建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家必将脱胎换骨,走入一个民权、民治的时代!

    我们相信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和选择能力。我们爬过了一座山,现在又落入峡谷。中国的大众革命还远未完成。中国民主化现代化的道路刚刚开始。

 

发件人:"zhouli" <zhouli@ruc.edu.cn>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29 21:08:2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穷人恒穷的逻辑

“穷人恒穷”的逻辑

周立

2008年5月29日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主流经济学对穷人行为的解释力十分有限,必须把经济学的普遍原理和穷人的特定约束条件结合起来,进行穷人经济学阐释。实际上,由于穷人在资源拥有量大大低于一般水平,其“经济理性”更多地体现为“生存理性”,这样,穷人可能不是为了利润的最大化而生产,效用的最大化而消费,而更可能是为了生存资料的最大化(通常也难以满足)而生产,为维持温饱并寻求道义价值而消费。这样,在财富的现代化评价机制面前,在穷人处境未被改变的情况下,会出现贫困的自增强机制,陷入“穷者愈穷”的逻辑循环圈。实际上,由于“人生而不平等”和穷人的五大资源(人力、社会、土地、金融、自然资源)难以资本化,使得穷人从先天条件,到后天环境,都难以摆脱贫困境遇。走出“穷人恒穷”陷阱,靠市场调节不可能实现,必须有一套“抽肥补瘦”,以不平等来治不平等的公共政策。而推行穷人资源的资本化,至少可以使穷人能够参与资源开发或持有的收益分配,改善其境遇。

    关键词:穷人经济学 反贫困 公共政策

    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在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说了这么一段话:“世界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世界大多数贫穷人当中,又主要是以农业为生计的。如果你懂得了农业,那你就真正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 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引用了这段话。之后又在多个场合提到“要研究穷人经济学”。于是问题就提出来了,已有了门类如此繁多的经济学,为何还需要研究“穷人经济学”?

    依笔者之见,“穷人经济学”之所以存在,在于穷人的处境和一般人不同,这使得“穷人”经济学的假设条件与一般经济学不同,由此,其经济逻辑也不同。

    比如,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有两个基本假设:资源稀缺和理性经济人。但这两个假设只是对经济环境做出的定性结论,难以照顾到定量的差异。这也决定了主流经济学只能解释一般性问题,对于特定人群,其解释力将会十分有限。比如,对世界财富分配“二八现象”(通常用世界上20%的人口占有80%的财富,而另外80%的人口只能占有20%的财富来形容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状况)中占大多数人口的穷人而言,其资源在数量上的稀缺性表现尤甚,在其拥有的资源结构上也与富裕阶层大不相同;其掌握的信息和所处的可选择的地位也相当有限。所以,必须把经济学的普遍原理和穷人的特定约束条件结合起来。要研究穷人的经济问题,必须找准穷人的约束条件。

    一般说来,穷人在资源的拥有量上大大低于一般水平。穷人拥有的资源,也多是为了满足生存所需,对于广大发展中经济的小农而言,情况尤其如此。同时,又由于穷人大多处于传统产业部门——农业,在以工业化和信息化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处于被剥夺和被剥夺之后又进一步被边缘化的地位,更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选择面的狭窄,使得其“经济理性”特征更多地被“生存理性”所代替。也就是说,穷人可能不是为了利润的最大化而生产,效用的最大化而消费,而更可能是为了生存资料的最大化(通常也难以满足)而生产,为维持温饱并寻求道义价值而消费。这样,在财富的现代化评价机制面前,在穷人处境未被改变的情况下,会出现贫困的自增强机制,陷入“穷者愈穷”的逻辑循环圈。漠视“穷者愈穷”现象的存在,是经济学的耻辱,是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耻辱。所以,无论是经济学者(主要是发展经济学者),还是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反贫困”都是一项主要的研究内容,一项主要的实践活动。由此,我们就不难明白舒尔茨和温家宝的相同判断。毕竟,人类社会除了追求经济效率之外,还有社会公平目标的存在。

    只有研究“穷者愈穷”的穷人经济学形成逻辑,实施一套不同于自由市场制度安排的公共政策,才有可能改变“穷者愈穷”的生存困境,达到经济学“经世济民”的本来目标。实际上,正是由于先天的不平等,加上后天加剧这种不平等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才导致了“穷者愈穷”,以至“穷人恒穷”的经济循环。

 1. 人生而不平等

    “人生而平等”,与其说是一个现实世界的描述,不如说只是人类理想化的口号。现实生活中,几乎难以找到人生而平等的论据。而出身上的不平等,奠定了“穷人恒穷”的逻辑基础。这要稍微做一下文献回顾。

    关于穷人为什么穷,除了我们普遍熟悉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剥削说”外,经济思想史上有过三种流行的解释: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懒惰论”;十九世纪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二十世纪以来的“社会环境决定论”。前两种论调已被证明有强烈的人群歧视与地理、种族歧视,而被人们抛弃。比如,针对“懒惰论”,罗素在其《社会改造原理》一书中说,如果将工人阶级的穷归咎为他们懒惰,连资本家自己都觉得这种理论可耻。加尔布雷思所做的“把赤道南北两三千里宽的地带隔开,就会发现,这一地带内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等“地理环境决定论”论断,也伴随人们对于种族歧视、地理歧视的反感,而失去了市场(论述可见卢周来《穷人经济学》,81-83页)。但芝加哥学派的“领头雁”——弗兰克•奈特的论断则在不断地被发展,引发人们对穷人贫困的社会原因的深思。奈特认为,一个人是穷人还是富人,主要决定于“出身、运气和努力”,而且他着重指出,“这些因素中最不重要的因素就是努力”,而90%以上取决于出身。布坎南在其名著《公平比赛的规则:契约论者对分配正义的评论》一文中,对奈特的论述做了如下扩展:一个人是穷人还是富人,除了取决于奈特所讲的三点之外,再加上一个“选择”,即个人对包括职业在内的生活道路的选择。布坎南也认为,尽管“努力”而来的权力是最符合“公正”的价值,但在四种因素中也仅占最微不足道的份额。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出身于一个穷苦的家族,即使他再努力,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是,他仍然会穷。这正应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那句话:这个世界上,往往是最穷的人在干最重最肮脏最苦的活,但他还是穷(详述可见卢周来《穷人经济学》,82-83页)。法国的弗•德克洛赛对掩饰市场经济带来的贫富悬殊而戴上的“机会平等”的“正直外表”也给予了深刻的揭露:“所有竞争者起步时并非机会均等……假如在达到终点时的不平等是来自起跑时就存在的不平等,那么就不再能说这是‘优秀分子’获胜。……一方面,统治和世袭的资产阶级为他们的后代保留最好的地位。另一方面,人民各阶层命中注定要扮演失败者的角色。幸好,由于经济发展,‘好的位置’渐渐增加。随着时间的推延,产生了一部分新的有产者。只有工人、农民或雇员的最聪明、最有才能或运气最好的孩子,才能通过这条狭窄的小路向上爬。他们的成功可以作为盾牌,用来证明制度还是继续开放的,人人机会均等。这一切都建筑在虚伪的混淆之中,即把电梯运载资产阶级的孩子上升同人民的孩子必需走边门的小楼梯向上爬混为一谈。后者登上顶峰的机会难于中全国彩票的头奖。……资产阶级行会为其成员保证最好的位置而只给人民几个中奖号码。事实就是如此”(论述见德克洛赛《帷幕后面的法国》)。

    虽然奈特、布坎南等人,都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但他们至少没有歧视穷人。奈特由他的分析,还怀疑起自由竞争市场制度的公平性。他举出了四点怀疑理由,其中第三点就是:“竞争性制度最主要的缺点是,它基本上是根据世袭权和运气(努力只占很小比重)来分配收入。在竞争条件下,收入不平等日益累积。”布坎南也认为,带着“出身”进入市场比赛,“当这样的参赛者以平等条件与相对较少有利条件而又必须参加这场比赛的人比赛时,我们寻常的‘公正’的概念似乎就被破坏了”。因此,他以“复活节找彩蛋”游戏作比,认为公平的权利分配应该先于市场竞争。因为在“复活节找彩蛋”游戏中,人们在安排比赛秩序时,“就是将那些年纪较大、体格较强的孩子有意识在距离或时间上要比年级较弱的孩子安排得靠后一些(详述可见斯蒂格勒《经济学家和说教者》;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

2.穷人的资源难以资本化

    除了“生而不平等”的“天命”之数外,我们再看后天的制度安排,使穷人的资源有无可能转化为致富的资本。

    (1)人力资源。这是天生附着在个人身上的资产。是单个穷人能够支配的几乎惟一的生产资料。因为不管在任何经济制度下,个人实际上都控制着人力资产的发挥和生产性供给。经济制度不同,人力资源积累的速度,发挥的程度也就不同。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强制性地剥夺和消灭的私有财产制度,也不给任何人制度选择的空间,但每个劳动者仍可在努力程度上做出选择。比如,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一书中所言:“资本的私有权利不仅限于财产……人力资本也包含着权利”。他引用了罗森(Sheruin Rosen)的论述“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在产权性质上的差别很大,在自由社会中,人力资本的所有权限于体现它的人。”实际上,这也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人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追求他的私人利益。”所以,无论思想斗争多么彻底,“斗私批修”朝夕相随,人民公社的生产效率就是无法提高上去。但是这种表面的自由,也掩盖着实际上的不自由。穷人的人力资源实际上只有出卖的自由,而没有不卖的自由。如福格里所言,“工业世界充满了罪恶与不公,其最深刻的根源不是竞争,而是劳动对资本的屈从”。马克思曾深刻分析了穷人(主要以工人为例)的处境:“货币占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由此可见,虽然穷人在劳动的努力程度上可以做出选择,但在劳动力的“出卖与否”上,穷人并没有什么可选择的空间。因为在生存都难以保证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动用自己惟一可“自由”支配的资源。而且,由于他们能够出卖的劳动基本属于体力劳动,竞争者众多,使得穷人在自己劳动力的出售价格上,并没有制定权,而只能是劳动力市场上的受价者。所以,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农村劳动者获得劳动自由以后,仍然是被盘剥的对象,只不过,除了政府之外,又加上了一个算计更为精确,并且无处不在的市场。这使得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一直处在一种“探底竞争”状态,哪怕出现了“民工荒”,也并不能带来实质性的改善。

    (2)社会资源。实际上,穷人在其所在社区拥有比较丰富的社会资源。我们以1949年美国学者威廉.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在中国成都东南25公里的集市高店子所做的三个月的实地调查作为引证。施坚雅发现小农朋友在集市交易之余,都会在茶馆里聊天消磨一段时间:“他在茶馆内与远处村庄的小农朋友社交往来,……上集市的人很少不在一两个茶馆内消磨至少一个钟头。在好客和联谊的礼俗下,任何进门的村民,都可以立即成为座上客。在茶馆里消磨的一个钟头,无可避免地扩大了个人的交际圈子,也加深了他对这共同体社会其他部分的认识。” (见施坚雅1964年在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发表的论文《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施坚雅经过计算,当地一个普通小农在50岁时,可能已经赶集3000多次,与集市共同体的每一户男子至少在同一街道碰面1000次。他的描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村社会:这是一个熟人社会,至少是半熟人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面,蕴藏着很多资源:共有的社区信息、千丝万缕的关系(人情亲情友情,地缘血缘人缘等)、共同的价值观(对一件物品的近似相同的估价,爱面子,家族、亲朋好友的连带责任、共同的习惯、共有的文化传统与文化价值等)、生产交易以及各类交换等社会联系等,这是一个社会资源非常丰富的社会。而这样一个信息充分的环境,对于农户生产、交换、信贷和赖帐实施,有着极大的影响。它可以克服匿名市场的许多不足。比如,让工商信贷头疼的贷前调查、贷中执行、贷后催还等机制,在这里似乎都存在。可见,在社区内部,穷人有丰富的社会资源。但正是这种很强的社区性,导致穷人的社会资源被制度性地漠视甚至打压。由于一旦离开这个社区,这类资源可能没有任何市场价值,所以市场机制通常漠视穷人的社会资源。而政府出于社会控制成本的考虑,通常认为是穷人的社区组织与社区文化是“封建的”、“没落的”,甚至是“反动的”(比如宗族、合会组织常被认为是“封建的”和“没落的”,而“会、道、门”则通常被冠以“反动”的帽子),经常是不利于政令推行的,因而通常采取挤压甚至制度性地破坏的方法,使得穷人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联系往往被制度性地撕扯得支离破碎。

    (3)土地资源。每一个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从飞机上看到的被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耕地。这一块块豆腐块式的耕地,却是农民最大的生产资料。而这些土地除了作为生产资料以外,还承载了许多外国人难以理解的功能,比如生存保障(口粮田,也即保命田)、社会保障(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等),是农民割舍不去的情感之所在。但农民的这一小块土地,在产权上一直不清晰。以至于在计划经济时代,连基本的生存保障功能都难以实现。而在市场经济时代,又因其地缘价值的显现而不断地被地方政府、开发商以及乡镇企业等以国家或地方征用的名义,廉价甚至没有任何补偿地占去。同时,由于土地的零碎分割和产权的残缺,即使土地未被政府或市场占去,就农民单个而言,这一小块土地也几乎无法资本化,其功能也只能仅仅停留在保命田的层次上。

    (4)金融资源。穷人虽然穷,也总有点储蓄,但多是预防性储蓄。原因是穷人的收入往往是不稳定的(比如,农民在作物收成,或打工至年底,才会有一笔收入,工人在下岗买断工龄时,会有一笔看似不菲的收入),但支出却是稳定的(每天的开门七件事是免不了的),而大项支出(如婚丧嫁娶、生病、防老、教育、建房等)更需要长时期的储蓄,为了平滑化消费,为了应付将来的大项支出,穷人的储蓄率往往比富人还高。普遍缺乏社会保险机制的穷国,储蓄率也往往比富国要高。预防性储蓄的特点,使得穷人手中的金融资源并不少,比如,中国农村居民在收入十分低下的情况下,目前竟贡献了2万亿元的储蓄存款。穷人的高储蓄率,主要由于预防性储蓄。这是社会保障机制缺乏条件下,穷人的自我保障手段。可惜,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积累的储蓄,能够回流到农村,用回穷人身上的,也少之又少。一个个设在农村的金融组织,犹如一条条伸向农村抽血的管子,将大部分金融资源抽取到城市。农民辛劳多年的积蓄,流入了城市,用于工商部门的发展,甚至转化为一栋栋“烂尾楼”和一笔笔“呆坏账”。即使是被多次强调恢复合作制,被定位为“支农主力军”的农信社,实际上也是向农村抽血的主力军。近些年,农户从农信社获得的贷款一直不足其向农信社存款的1/3,其中2002年为27%,2003年为31%。即使按宽口径的全部农业贷款计算,占农户存款比例也不足四成,2002年为36%,2003年为39%(根据《中国金融年鉴》2003、2004整理)。所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金融资源极度稀缺的农村,其资金却不断地流入城市“扶富”。实际上,城市里的穷人,其储蓄又能有多少用回到他们的生产与生活中呢?

    (5)自然资源。由于穷人通常生活在山清水秀的地方。所以穷人,尤其是西部和边境地区的穷人,生活的区域往往具有较丰厚的自然资源。他们所在的社区,往往有山林、水电、矿产、油气等资源。这些资源,往往具有十分巨大的开发价值。即使不作开发,其保持或者保育,对于生态环境的改善、战略储备的保有,也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由于穷人和穷困地区或者无力,或者无权开发。最终,当这些自然资源被政府或市场看中并开发后,其开发收益当地人基本无份分享。而列为保护区,不准自己开发的持有成本,也没有相应补偿。最终,穷人和穷困地区只能抱着金碗讨饭吃。实际上,许多实证研究表明,不管是世界各地,还是中国各地区,普遍都存在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人均自然资源丰厚的地区,往往人均收入水平低,而人均资源贫瘠的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却高。这一悖论的内在原因,不象许多经济学家解释的,有了丰裕资源的地方,人们就会因懒惰而致贫,而是穷人和穷困地区在产权被有意模糊的条件下,其开发或持有收益被制度性地剥夺,而开发后留下的千疮百孔的自然环境,以及污染和水土流失问题,则不得不由当地的穷人承受。

    当然,穷人还有其他可能的资源,比如文化资源(民俗、民居、独特的语言文字、文物、姓氏发源地等),旅游资源(独特地形地貌、历史典故等),这些资源也具有类同于自然资源的性质,承载了更多的历史文化价值。但与自然资源类似,其开发收益也往往像自然资源那样被制度性掠夺,其保有成本却由穷人和穷困地区承担。

    由上可见,穷人表面上似乎拥有不少资源,但穷人真正能够自主地拿去和市场交换的,只有人力资源。而穷人的生存经济境地,导致了马克思所言的,“能够卖”,且“不能不卖”的“资本雇佣劳动”的困境,使得这个表面上自主,实际上被迫的资源,也卖不出好价钱。马克思曾形象地用了另外的笔调描述这一场景:“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7月25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9—200页)

    而穷人的土地资源、金融资源、自然资源和文化旅游资源,也可能会被政府或市场看中,但在这种情况下,穷人极难有谈判权,最终廉价甚至毫无所得地被资本所有者占用了这部分资源,而穷人顶多在资源占用后获得一点出卖廉价劳动力的机会。资源破坏后的成本,却全部由他们来承担。穷人的社会资源被制度性的漠视、挤压甚至撕扯,使得穷人最多只能够依靠所谓的“老乡”、“亲友”等社会关系,谋得一个在城市市场上廉价出卖劳动力的资格。

3.走出“穷人恒穷”的陷阱

    舒尔茨曾写道:“一个社会的消费者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贫富差距各国都有,问题是差距不能太大,因为贫富悬殊会成为社会的振荡器。而中国改革以来,社会阶层变化出现了一种危险的倾向:经过“改革”,一些“强势群体”的利益在“最大化”,另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在“最小化”。改革过程中,暴富阶层“食利于民”,权势阶层“与民争利”,导致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人群差距不断拉大。如果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各阶层共同发展、人群间友好相处,以及平等自愿公平交易的环境,无论如何也不能称得上“和谐”。一个两极分化严重,富人“仇穷”、穷人“仇富”,“富而不当”,“为富不仁”的社会,既不可能是穷人的天堂,恐怕也不会是富人的天堂。

    走出“穷人恒穷”的陷阱,靠市场调节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有一套“抽肥补瘦”,以不平等来治不平等的公共政策。经济学讲边际效用递减的普遍规律,但往往忽视穷人和富人边际效用迥异的普遍规律。增加1个单位的消费,对于一个沿门托钵的乞丐,和一个亿万富翁而言,带来的边际效用可能有千百倍之差。或者说,为了给富人增加1个单位的满足程度,可能要花费千百倍的资金,而穷人可能只需要一个单位的消费就够了。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考虑,社会收入分配理应偏向于穷人,而不是富人。如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1928年提出的收入均等政策:假设每个人都从公共产品的消费中受益,获得正效用。同时又为公共产品提供资金承担税收,而招致负效用。“则对每个人而言,当公共物品的边际效用等于赋税的边际效用时,这时公共物品的供应便是有效的……解决税负问题应当以个人的支付能力为基础,不平等应当以不平等的方式来对待”(C. O. 布朗和P. M. 杰克逊《公共部门经济学》,51页)。

    按照庇古原理,增加社会总福利的方法之一,就是将钱从富人手中向穷人手中转移。因为即使社会总收入没有增加,社会总福利也会大大增加。只有全社会成员收入均等了,单位消费对于社会全体成员效应相等了,这种财富的转移才没有意义。实际上,早在19世纪,约翰•穆勒就阐述了公平分配的意义:“不要象现在这样只一味强调增加生产,而应把注意力放在改进分配和提高劳动报酬这样两件迫切需要做的事情上。总产量达到一定水平后,立法者和慈善家就无需再那么关心绝对产量的增加与否,此时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分享总产量的人数相对来说应该有所增加……(这)取决于我们对人数最多的阶级即体力劳动者阶级的看法和该阶级本身的生活习惯”(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324页)。

    正是基于普遍的经济伦理和社会正义与公平的考虑,“抽肥补瘦”成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做法。主要实施手段就是累进税制。由于赋税原理的“支付能力原则”(ability-to-pay principle)、受益原则(benefit principle),以及如庇古这样的功利主义经济学家社会总效用的观点,富人多缴税,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缪尔达尔1969年完成的《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一书,把发展中经济的贫困,不仅仅归咎于经济原因,而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必须引入制度研究的方法。所以他分析贫困的根源,更多地涉及到这些国家的政治建构、宗教文化传统、人口及种族、教育等问题,甚至专章探讨腐败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但当世界银行将缪尔达尔视作发展经济学先驱人物,1984年邀请其对早期思想进行回顾和评价的时候,缪尔达尔竟表示了他对十五年来发展中国家现实的极大失望,在《国际不平等和外国援助的回顾》一文中,他认为这些国家的实际情况要比官方提供的数据差得多。人民的穷困“现在几乎到处都在加剧,而且走向极端”,根源是“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使得社会进步的每一点成果都被“实际掌握权力的上层集团”所瓜分,而下层贫困阶层的“分裂又阻碍了他们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而促进改革的努力”。同时,这些国家贪污贿赂盛行,“政府越来越多地落入富人和权势人物掌握之中”,使得原本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更加刚性化;再加之这些国家本身人口激增,有的还陷入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的战争冲突,更多的努力只使少数把持着工业部门的富人受益,而民众却是“日益扩大的贫困”。

    缪尔达尔对其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中提倡的一个主要观点——发达国家应该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发展援助——进行了反思,认为这种给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工业项目提供各项资金及技术支持的所谓“发展援助”,其成果也无一例外的落入了富人的腰包,反倒不如直接给这些国家陷入贫困和灾难的下层民众的“救济援助”效果好。实际上,无论人们做出多少努力,世界贫困的现实一直无法让人乐观。联合国、UNDP、世界银行等多个机构的调查与研究都显示,世界的贫困人口增多了,人群贫富差距拉大了,国家收入差距也拉大了。为减少贫困,联合国在前年交替的2000年,联合了189个国家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千年宣言》,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这么多国家共同对发展问题做出具体规划。但2005年6月依据世界银行等25个联合国机构所提供的数据编写的《2005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报告》,表达了对实现千年目标得忧虑:过去5年,尽管国际社会在许多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很多国家进展缓慢,照目前的速度难以按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可见,贫困将继续成为新千年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甚至可以说,贫困是与人类文明社会与生俱来的,贫困是文明世界的创造!但即使有了这样一个宿命论般的结论,我们仍要做出自己的努力,使穷人的境遇好一些,再好一些。至少,让穷人的资源能够转化为资本,让穷人还能有点念想。

    (1)依靠教育和培训,使穷人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怎样让穷人获得发展权呢?农业经济学和人力资本理论的开山鼻祖舒尔茨说明了:“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因素中,人的因素是最关键的,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的提高,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的多寡”。在探索穷国的经济发展和穷人如何脱贫致富的过程中,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他1961年发表的《人力资本投资》一文认为,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单纯从自然资源、土地和资金的角度出发,不能解释生产力提高和财富增长的全部原因。二战后许多国家的统计资料表明,国民收入的增长大于国家投入资源的增长。在战争中物质资本遭到极大破坏的德国、日本,以及一些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如瑞士,战后经济发展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得到了许多物质援助,但经济发展、财富增加和摆脱贫困,却不尽如人意。因而肯定有重要的生产要素被忽略了,这个要素就是“人力资本”。由此可见,资本存在两种形态,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即物质资本;另一种是人口的知识、能力和技术等,即人力资本。所以他认为,解决贫穷问题的关键因素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的素质。他阐述形成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是:投资于健康、投资于教育、投资于技能培训等等。他特别指出,不能把教育、医疗卫生等看成单纯的当年消费,而是一种可以获取收益的投资。而且人力资本投资是比物质资本投资收益更高的投资。

    人力资本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一国人力资本存量越大,人力资源质量越高,其人均产生率或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人力资本本身具有收益递增的特点,它还能改善物质资本的生产效率。为了论证他的理论,舒尔茨曾经用收益法测算出美国1929-1957年人力资本投资中最重要的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3%。后来另一个经济学家丹尼森复核测算仍高达23%。舒尔茨在“穷人经济学”的演讲中,还谈到对农民的激励和政府的错误政策及不适当干预对贫困农民的不利影响问题。农民在脱贫的努力中,要能得到他们预期的收益回报,即必要的激励。舒尔茨指出,这种回报和激励,就是农业收入要超过他们购买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服务的支出。但是许多国家的政策往往是照顾城市人口的利益而牺牲农村人口的利益,靠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掠夺农民以积累工业化的资本;而且许多政府的公共政策和行政行为,干预农业企业或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干预其稀缺资源的分配,使价格和成本扭曲,信息失真,误导农民,使农民不仅得不到预期收益,而且权益受到侵犯,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伤害。所以,舒尔茨说:政府的干预是目前缺乏经济激励的主要原因。舒尔茨强调,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这种投资的收益率高于其他投资,一个受过教育的农民会通过接受新知识、新社会、新技术,靠自己的能力在市场上竞争,实现脱贫致富。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有多种形式,如普及教育、进行短期培训或用各种形式向农民传播科学知识。

    实际上,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如同治安、国防一样,是公共物品,由私人提供,必然使其具有排他性,带来市场失灵,至少带来教育服务的严重歧视。即使是市场化程度很高的英、美、日等国,也绝不放弃公立教育,决不放弃向全部国民提供最基本的教育服务的国家义务。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最基本的国家意志和政府追求“社会公正”的合法性目标。让穷人掏钱受教育,等于阻止了穷人进行非常有限的人力资本投资。这样,穷人的孩子就永远输在起跑线上,穷人的人力资源就永远接受不到最基本的教育培训,而只能出卖“扛大包”式的低附加值劳动力,无法抓住社会阶层提升的梯子。而且,教育是惟一一个既不让富人吃亏,又不让穷人懒惰的公共物品,反而会使穷人因为素质提高而变得富裕一些的同时,成为社会稳定的力量,为富人也提供了更高素质的劳动力。因此,这样一个同时促进了效率和公平的手段,在任何讲求经济的国家里,都无一例外地被使用,由政府举办公立教育,为全体国民提供免费基础教育,有的国家甚至提供免费的高等教育。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一方面批驳公立教育低效率的同时,另一方面还不得不承认,政府为穷人办公立学校提供免费教育是惟一可行的抑制分配差距继续拉大的手段,为此他还设计了教育券制度,以克服公办教育的效率问题,促进公立教育质量的提高。

    (2)支持互助合作组织的发展,使穷人的社会资源转化为社会资本,金融资源转化为金融资本。在小农经济条件下,现有的制度安排永远克服不了“小生产、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只有让农村进行社区合作,才能克服单家独户的小农户生产与交易的弊端,实现与大市场的连接。同时,充分利用农村的社区信息、社会信任和社区网络,是稳定农村,相互保障的基本保证。在金融合作上,充分开展社区资金互助合作,将资金留在本地使用,才能克服目前农村金融安排意图“支农”,实者“伤农”的弊端。

    (3)实行开发收益共享、持有成本补偿机制,使穷人的土地资源转化为土地资本,自然资源转化为自然资本。对于农民的土地资源,若经营农业,则促成其规模经营;若经营工业,则土地附着物产出的收益共享;若转让(含出售和出租,后者为部分转让),则增值收益共享。对于自然资源,同样实行开发收益共享制度,而对于不准自己开发,属于“国有”公共财产的(如各类保护区等),或有很强外部性的公共物品,实行持有成本补偿机制,对被保护的自然资源进行估价和补偿。依照资源资本化框架和穷人及其所在社区就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实现有利于当地居民及其社区的生态文化保护、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从而持久性地摆脱贫困,安居乐业。

    参考文献:

[瑞]冈纳•缪尔达尔,1969:《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中译本,顾朝阳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
黄宗智,1985:《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
黄宗智,1990:《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
卢周来,2002:《穷人经济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英] P.伊金斯主编:《生存经济学》,(中译本),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印]苏布拉塔•加塔克、肯•英格森特,1984:《农业与经济发展》,(中译本,吴伟东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
[美]西奥多•W•舒尔茨,1964:《改造传统农业》,(中译本,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
[美]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中译本,吴珠华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
[英]约翰•穆勒,1871:《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
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30 10:01:1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冷看《南方周末》裸体冲锋

----没你南家的“普世价值”,难道中国还救不了灾?

司马南

2008年5月25日

    南方周末(下称南报)522日署名"本报编辑部"的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本来前半截写得不错,措词得当,情绪饱满,调性适合,但是,话题一转,作者极有创意地给全国人民抗震救灾的行动定了性----"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

1、南报心得兹有一二

    连看了三遍,确信没有看错,"南报"的确就是这样认定的。闹了半天,十几万官兵的浴血奋战,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那哗哗的眼泪,那井喷式的捐助,十三亿人抗震救灾的所有努力,居然不是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使然,不是政党和军队"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不是"以人为本""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的表达,也不是朴素的"爱的奉献",不是善良天性,不是悲悯之心,而是为了"兑现国家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

    南报的意思不难懂,俺要是没领会错,其基本精神如下:

    (1)吾国不知道什么时候欠人家一笔道德债;

    (2)这债的会计科目分类叫"普世价值应付款"

    (3)吾国某时答应要还这笔债的,尚未及还;

    (4"天谴"(朱学勤教授对汶川地震始发问语)突至,吾国浩殇。毙命数万,伤者数十万――还债良时终于到了;

    (5)债主对咱兑现诺言的还债行动似乎满意;

    (6)还债还得好,得以进入债主期许的普世价值作为指导思想的"新中国",还不好,仍是"旧中国"

    (7)南报深解债主意思,或有管道直通债主,正式以编辑部文章这种庄重形式予以传达。

2、大爱无疆民心本善

    不知其他朋友是否认同南报"兑现论",至少本人看着电视画面流泪的时候,给灾区捐款的时候、主持赈灾晚会的时候,跟家人商量领养灾区孤儿的时候,脑子里全然没什么"普世价值"概念。更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怎么着了就欠了别人的"普世价值"的债了?

    昨晚,在北京电视台录制《大爱无疆――抗震救灾特别节目》,主持人田歌采访武警部队两位军人,他们从属于一夜急行90公里第一批赶到汶川县城的英雄部队38师。两位中有一女兵,厦门人,只有20岁,个子很小。问及难、苦、怕一类话题,笑起来甜甜的小女兵的回答是:"首长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赶到汶川""女兵男兵都一样,听党指挥服务人民。"作为这台晚会策划人,我当时觉得,这话似还可以更感性一些口语一些,可连问两遍,回答如一。电视台没有资格生硬地拔高或自以为是地添加花絮,真实往往比虚构更有力量。

    余也不才,没有现场引导小战士讲出"兑现普世价值承诺"一类精英语言。我怀疑,在奋不顾身流血牺牲的其他战士和救援人员心里,很可能也没有南报喋喋不休的什么"普世价值"的位置。

    老百姓看见同胞遭难,小孩子花骨朵一样,殒命一旦,于心不忍,食寝难安,本性使然,善良的人莫不如此,孟夫子据此立论"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关你南家"普世价值"何事?

    总理亲征,鬓发斑白,一次次泪流满面,如自家爷爷般慈祥,心头悸动,感念系之,为人民服务宗旨此言不缪,百姓笃信不移,关你南家"普世价值"何事?

    没你南家普世价值,难道中国还不救灾了?

3、南报震级高过《时代》

    仿秦晖句式:倘南报认为事实并非如司马氏所言,那么,南报大概需要先做一点证明工作,即证明中国人民及其自己的政府心悦诚服接受普世价值观,并且为普世价值在中国未得兑现心有愧隐,面有愧色。如若此项证明工作未做,或做而未竟,那么,南报凭甚坚称全国人民抗震救灾是在"兑现"什么"普世价值的承诺"呢?

    凤凰卫视评论员阮次山、邱振海等,每天在电视台发表评论,他们高度评价政府的作为,并认为,抗震救灾致全民族空前团结,反映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回归"

    人大政治学张鸣教授拟文曰,"灾难唤醒了普世价值"。但是,他对于普世价值另有解释――"灾难中一个个用自己的生命把爱传递给孩子的母亲,一个个生死相依的夫妻和恋人,一个个把死亡留给自己,用自己臂膀保护学生的老师告诉我们,爱,才是人类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理由"。张鸣之普价,非南报之普价也。

    即使是美国《时代》周刊这样的西方媒体,在《中国原来这样》的大标题下全方位报道中国抗震救灾的感人故事,也并未自作多情地认为中国政府的快速反应、高度透明,军队的牺牲精神,志愿者的奉献热情是中国要"兑现"什么"普世价值之承诺"。细较起来,南报之震级比美国《时代》周刊的震级似乎更高。

4、三个拐点一个顶点

    南报并非没有提到"执政为民"的字眼儿,但是依照他们的解释,"兑现普世价值承诺",才有'执政为民"进步;"执政为民进步",就是"兑现普世价值承诺":文章说"这是一个拐点,执政理念全面刷新的拐点,中国全面融入现代文明的拐点。"

    呵呵,小品演员高秀敏来了:"拐了,拐了,拐了啊"――非但拐了,而且"全面刷新"了,"全面融入"了。大约觉得这还不够,南报进一步强调:执政为民理念进入"全面刷新"拐点之后,"以人为本这一现代执政理念""发展到顶点"。乖乖,三个"拐点",一个"顶点",南报同仁颇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弯弯绕劲头。""也罢,"'也罢,背后到底要说啥?

    南报在文章结尾,以不容置疑的口气,高瞻远瞩地点明了主题:"只要国家以苍生为念,以国民的生命权利为本,只要有这样的底线共识,就会奠定全民族和解、中国与全世界和解的伦理基础。整个世界就都会向我们伸出援手,整个人类就都会跟我们休戚与共。我们就会与世界一起走向人权、法治、民主的康庄大道。"

    这一段话,堪称南报经典,不知列位方家是否予以注意。南报此处完全跳出了"汶川九歌"主题,先翘一根食指戳着对象,将对象置于道德被动地位,再挥手指明前进方向――南报特色的"普世价值康庄大道"

5、南报南报无独有偶

    不认真看,加了横线这段话,平常得很,好像说咱好话哩。慢读细嚼,不一样了。南报言下之意,吾国此前并非"以苍生为念",没有"以国民生命权利为本",这样一个"底线",及格分数线,吾国竟未达到!

    因为吾国连这个"底线"都没有达到,所以,在国内,少数族群跟国家较劲,未能实现"民族和解",在国外,整个世界跟中国较劲,未能实现"世界和解"。中国想实现"民族和解""世界和解"吗?照照自己吧,由于你自身的原因,所以今天和解还没门儿――没有"伦理基础"

    闻及此,南报点睛之笔让老夫豁然明白了好些事。

----啊,好家伙,闹藏|独的人没完没了,原来责任不在分离主义势力啊,不在有人出钱出力出军师背后挑唆啊,南报意思,这是吾国责任,是吾国没做到"以苍生为念""生命权利为本",导致没有"底线共识"

----陈水扁之流搞"两国论",搞"入联公投",搞"去中国化",也没啥过错,是吾国责任,导致没达成"底线共识;

----半月前,巴黎街头旧金山街头有人举着雪|||子旗发狠抢火炬,也不是人家的错,也是吾国责任,导致与洋人没达成"底线共识;

----"|子神汉"雇人敲锣打鼓纽约街头阻止华人为地震灾区捐款,照理也不是轮|子神汉有错,而是吾国责任,导致没达成"底线共识"

----某国炸我使馆,撞我飞机,刁难我远洋货船,诡称我威胁他国,指控我人权不堪,以间谍罪陷华裔科学家于不义,收留一切反华垃圾人物,千万枚导弹瞄准吾国,更是吾国责任……

    吾国责任如此之多,大大出乎老夫意料,呜呼,真不知世上还有什么责任不是吾国责任?

    无独有偶,南方另外一家报纸《南方都市报》,也是不遗余力鼓吹普世价值的。其社论《国家荣誉制度当奠基于人类普世价值》讲到:"这种价值是必要的。就像诺贝尔和平奖,无论这个奖项颁给谁,它都会坚持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守卫人类和平的道义责任。"――笔者不懂了,那么颁给达||||呢?提名东突分子热|||呢?是否普世价值依旧?倘社论回答依旧,社论立场在哪里?此种立场会"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吗?会"促进人类和平"吗?倘社论回答为否,前述"无论……都会"岂不自扇耳光?这么点话都说不囫囵,遑论普世价值,诚可笑矣。

6、需要表达惭愧吗?

    老夫私下且讨一句真话,保证决不外传:南报诸公,尊报编辑部文章结论跟画魂似的,你们自己真信吗?"只要……只要……,整个世界就都会向我们伸出援手,整个人类就都会跟我们休戚与共""我们就会与世界一起走向人权、法治、民主的康庄大道"

    冒昧猜度,南报诸公大约是相信的。

    说来惭愧呀,老夫应该深刻检讨:我的思想为什么不似南报青年才俊那般单纯稚气?料想中国未来事,为什么不似诸君那般浪漫?我为什么就做不到一听甜言蜜语,即刻六神无主浑身瘫软自废武功拱手将13亿人命运交与别人?

    比诸君更坚信"普世价值",而且早信20 年的,一位谢顶的俄罗斯男人,他的经验让我意识到,也许不必急着检讨――这位苏联帝国的继任者,也颇迷信一阵"普世价值"之类"新思维",他身体力行,从自我做起,按照大佬提供的"西化""分化"标准施工图作业,搞内部爆破,在"老戈,你真棒的"一片叫好声中,吭哧吭哧干了没多久,就光荣地完成了任务,"兑现了普世价值的承诺",兴奋地领到了一枚诺贝尔和平奖章。

    后来,苏维埃联邦,散了;社会主义,没了;列宁党,垮了。但是,某国指责依旧,北约东扩依旧,地盘被蚕食的越来越少,某国的反导基地直推到眼皮底下,NGO出面的"颜色革命"闹得如火如荼。谢顶的老男人,为糊口,给法国名牌皮包做过广告,当过主持人,老婆死了后,很是郁郁一阵子。

    这场发生在20世纪末的政治地震,不亚于8.0.

7、普世价值底色若何

    从学理角度说,普世价值是个复杂的历史概念、政治概念、文化概念,很难一言以蔽之。南报的大人们是否真的了解"普世价值"的来龙去脉,我不敢妄加断言,但从南报大人们没有附加任何使用说明,没有任何禁忌交代,没有任何副作用提示,便大包大揽承诺"普世价值"可包治中国百病,这种老北京天桥摆摊儿卖大力丸的江湖作派分析,颇有几分疑似天真。

    退一万步,从最善意角度理解,"普世价值"也许不错,象巧克力,或咖啡,或卷烟。这玩意儿,摆着玩可以,尝尝鲜儿,也成。当饭吃,不靠谱了。

    岂止巧克力、咖啡、卷烟,连卖当劳、肯德基也在内,谁拿它当饭,谁是大头,谁是"瓜娃子"(成都话傻小子大头同义语)。有了当大头的,遍地"瓜娃子",人家才会《不战而胜》(尼克松所著书名)。北边,20年前当"瓜娃子"的邻居,大户人家,七零八落,悔得肠子都青了,咱干嘛还不长记性啊?

    厌恶我将"普价"喻作巧克力、卷烟、咖啡者,动作勿急,喝杯咖啡,抽支烟,想好了再反应不迟。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普价"亦有甲基苯丙胺的底色。

8、为胡万林鸣不平

    南报诸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自视颇高,有时难免生些幻觉,以为偏居南禺嘴里什么都敢嚼,吧唧吧唧弄得动静挺大没人管,自己便是萧峰了,便东方不败了。嗨,说下一个大天来,所谓"南报大人"者,不就一帮孩子嘛――一帮20年前尚未成人的孩子。

    某时,吃完麦当劳肯德基,喝完冰镇可乐美年达,写字楼里上班码字,忽而议及"普世价值",一曰来头宏巨,二曰催声叫急,三曰青春叛逆,四曰荷尔蒙刺激,五曰建功心切."未有败,安有功"?豁他出去!

    于是,人们看到了,南报大人们一边高调漂亮地启迪民智上下忽悠,一边揉按结合地调教政府恩威并施。值国殇当头生灵涂炭,恰导引思潮千载难逢,南报诸公自信地开出了主观认定配伍无碍的"普世价值摧枯拉朽麻佛散""普世价值十项全能大补汤",并雄心万丈竖起"痛出一个新中国"的帅旗。

    行文至此,我必须为狱中服刑的老友胡万林鸣不平:万林兄,您生不逢时啊!当年,在终南山,在商丘,不就弄出几条人命么,今天环境宽松多啦。"万林",分明"万里大造林"缩写么,没事儿。您那什么病都能治的"运动疗法"被人家"普世价值的大买卖人家"套用去了,好家伙,人家给整个中国治病啊,包治中国百病,比您气派多了。

    南报诸君,周到异常,概虑之国人可能满腹狐疑未必认真服用其药方,为毕其功于一役,他们言之凿凿,对"普世价值丸散膏丹"之近远期疗效均作出了肯定的,但象胡万林君一样无需负责任的庄严承诺。

9、裸体冲锋请裹住要害

    那正如南报料想那样,该报宣传普世价值,无遮拦地"裸体冲锋"行为艺术,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人们议论纷纷。

    质疑派质疑:媒体岂能仅受荷尔蒙左右?新闻党性原则还讲不讲?

    冷静派冷静:复杂紧要关头,媒体脑袋上应该缠着冰袋,守土有责,帮忙不添乱。

    明眼派明眼:多年积蓄能量,今天出位一搏,解放思想开道,度其志在必得。

    历史派历史:法国大革命以后,以革命的名义行极端之实者屡见不鲜危害甚烈,列宁论左派幼稚病一文值得一读。

    和稀泥派稀泥:多元社会啦,他能叫,你也可以说啦,他说他的啦,你说你的啦。

    骂娘派骂娘:奶奶地,就是欺负毛爷爷不在了,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猛料大起底派:南报广告,多国集团在华企业鼎力相助,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市场的道理如此,可以理解啦!南报重诺守信,殊令人钦佩。

    鹦鹉学舌派学舌: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笔者最欣赏鹦鹉学舌派,因为学舌派提供了一种可能:南报有度量象鹦鹉学舌派天天叫的那样,把老夫博文在你们的版面上发出来吗?平等一下啦?自由一下啦?简单意思一下啦?捍卫一下偶的权利啦?

    若南报诸君连发一篇文章都不肯,连一篇文章的平等自由人权,都不示给我们看看,却奢谈什么普世价值,还声言包治中国百病,鬼才信你!

    南报诸君,裸体冲锋,固不失其勇,但要害处必须裹紧才是。

10、画水镂冰,与时消释

    兹文烂长,能读至此,大不易也。看官,无论您持何种观点,且听我说两句肺腑之言。

    第一,"普世价值"这玩意儿,不同人群、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均有不同的解读,"真理从来都是具体的"(列宁语)。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且由胳膊粗、力气大、背景深的大佬及其小兄弟、代理人找上门来推行的"普世价值",您最好离他远点,久入鲍肆,不闻其臭!

    第二,南报用"坐商形式"来兜售"普世价值",不太合适。笔者早年毕业于商学院,略通为商之道。开辟市场必须抓典型,今曰"案例教学",而推广"普世价值"的成功案例,近年莫过伊拉克国。过些日子,没准儿伊朗也会被强行"普世"。所以,诚恳建议南报诸公到那一带宣传"普世价值",一定特带劲儿。最好带上前几天驻伊美军用古兰经当靶子实弹射击,弹无虚发的照片,伊拉克人民无论是什叶派,还是逊尼派,都会被你们感动,会热烈欢迎你们的。

    "画水冰,与时消释",南报同仁,大热天,歇歇吧!中国抗震救灾不缺什么普世价值,眼下缺帐篷倒是真的。

   2008 05 25,原载:新语丝)

附文:

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

【汶川九歌】序  

南方周末

    这是多好的转型契机。中国现代化这锅百年老汤,是到煮开的时候了。一个民族的百年悲情,是到升华的时候了。汶川大地震与北京奥运会,一悲一喜,悲欣交集,中国能不能闯过去,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能不能凤凰涅,否极泰来,关键就取决于我们当下的选择。

大地还在痉挛,灾难还在延续,每时每刻,都可能有同胞牺牲。生命在危机中,祖国在危机中。

     但是,我们已经走出恐惧,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希望。救人高于一切,救灾高于一切,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的最强音。必须以举国之力拯救一切可以拯救的生命,已经成为全民族的共识。于是,十万救灾大军雷霆出击;于是,国家领导人冒着余震不断的风险,相继奔赴救灾第一线;于是,公共娱乐暂停,奥运火炬暂停,一切为救灾让路,一切为救人让路。

      这其实是对生命的礼遇。这种对生命的礼遇,在国家哀悼日达到了最高峰。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所有的人都同时向逝者的亡灵默哀,所有的人都同时向生命的尊严低头。那一声声警报,是呜咽,是抽泣,但更是呼唤,呼唤我们重新体认人的尊严,呼唤我们重新体认生命的价值。

      从雪灾到胶济惨案,从胶济惨案到四川大地震,灾难不但突如其来,而且一次比一次暴虐,一次比一次惨烈。我们原本以为物质上的金汤之城,足以让我们长治久安。但大自然的灾害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既然山川可以瞬间崩裂,既然道路可以瞬间扭断,既然城镇可以瞬间毁灭,在大自然无边的力量面前,既然一切物质的力量都现出了原形,都那么脆弱,都那么不堪――我们过去对于物质力量的迷信,就不免显得幼稚可笑。

      这是新的抗战,这是全民族抗战。它要保卫的主要不是土地,而是无数无辜的生命。面对大自然强加的这场战争,我们注定不可能是胜利者。已经逝去的生命不可能重来,尤其是天使般的孩子们的夭折,应该让我们每念及此,都有锥心之痛。所以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将来都没有资格去庆功。但我们的确可以从灾难中学习。生灵涂炭,满目疮痍。悲壮的牺牲应该让我们清醒,单纯的物质上的强大并不足恃。如果连生命都无法保障,一切就都没有意义,物质上的强大就不过是沙滩上的建筑而已。

   在泪眼之间,良知复苏;在废墟之上,人性挺立。大地震震掉了我们心灵的尘垢,震碎了我们日常的面具。不能等到埋到瓦砾下才去爱,每个人都是幸存者,每个人都值得爱。大地震让我们重新发现人本身,重新回到人本身。所有的冷漠,所有的骄矜,所有的轻狂,这时都不再时尚。我们彼此珍惜,我们携手同心。原来中国人并不丑陋,原来中国人可以这么友善,原来社会可以这么脉脉温情。

   更重要的是,这一切是执政党和政府身体力行并积极倡导的结果。以国民的生命危机为国家的最高危机,以国民的生命尊严为国家的最高尊严,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去拯救一个一个具体的生命,一个一个普通国民的生命。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拐点,执政理念全面刷新的拐点,中国全面融入现代文明的拐点。多难兴邦,拐点出现之迅速超出期待,于是,如一些网友所说,这次灾难中政府的表现没有让人民失望,人民的表现更是让政府动容。为了调动尽可能多的力量拯救生命,政府敞开了救灾的大门,民间力量争相进入,国际援助争相进入,媒体争相进入。一个开放的、透明的、全民参与的现代救援体制正在拔地而起。但它并没有给政府添乱,反而跟政府力量配合,形成了最大限度的合力。这个崭新的救灾体制,或将是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模本。

   固然,从技术着眼,此次救灾亦非尽善尽美,但即便不乏瑕疵,亦无损此次全民族抗战的历史地位。它是以人为本这一现代执政理念发展的顶点,也是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一个崭新起点。

   尤为难得的是,这次新的抗战正铸就我们新的民族气质,仁爱、包容、坚忍的民族气质。以这种新的民族气质做支撑,属于每个中国人,成为每个中国人的生命方舟的新中国,将不难从灾难中崛起,有如浴血的太阳。这种软力量的崛起是体面的崛起,有尊严的崛起。只要国家以苍生为念,以国民的生命权利为本,只要有这样的底线共识,就会奠定全民族和解、中国与全世界和解的伦理基础。整个世界就都会向我们伸出援手,整个人类就都会跟我们休戚与共。我们就会与世界一起走向人权、法治、民主的康庄大道。

   这是多好的转型契机。中国现代化这锅百年老汤,是到煮开的时候了。一个民族的百年悲情,是到升华的时候了。人们原本以为,以北京奥运会为标志,中国正在抵达历史三峡的出口;谁知,大自然提前给中国出了一道难题,而正如境外媒体评论的,中国人以高分通过了考试。汶川大地震与北京奥运会,一悲一喜,悲欣交集,中国能不能闯过去,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能不能凤凰涅,否极泰来,关键就取决于我们当下的选择。而在这点上,此次抗震救灾无疑是成功的操练,应该可以奠定我们的信心和决心。

 

 

发件人:"田忠国" <tianzhongguo@live.cn> 收件人: "北京大軍经济观察网"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30 09:52:3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

真正的“普世价值”是什么?

人民大众拥有政治经济平等的参与权、管理权、分享权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

田忠国

2008530日星期五

    在各种媒体上,人们一直谈论普世价值,似乎不说说普世价值,这个人就不民主、不普世了,就独裁专制了。但什么是普世价值呢?有人说"自由民主、票选票决、平等博爱"就是民主,反之就是不民主,反人性的。至于自由民主、票选票决、平等博爱,也就是人权的主体是什么,"精英"们就略而不谈或含含糊糊,试图蒙混过去。我以为,自由民主的主体必须搞清楚,才能走出普世价值的迷途,因为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中国的民主之路就会陷入资本民主的泥淖。

    有的人可能知道,"精英"们所说的普世价值,既不是不精英的刘永佶先生的普世价值,也不是张宏良先生的普世价值,亦不是俞可平、仲大军等等先生的普世价值,更不是毛泽东的普世价值,因为在精英们看来,他们并不是精英,而那个毛泽东不仅不民主,还是个独裁者,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君,因为,毛泽东既反对美国的侵略,又反对国内的剥削思想,所以他们所说的普世价值根本不是普世价值,而只有"精英们"所说的资本民主、自私自利、剥削有功才是普世价值。

我非精英,亦非社会饱学之士,我只是个食刚够果腹,衣仅可遮体的、孤独的面壁者,是一个右不喜、左不爱的独行者,是一个既反对对内掠夺,又反对对外卖国的光杆司令,唯一的嗜好是一边抽烟,一边敲键盘,同人们说说我的想法,谈谈我的看法,不求句句皆对,只想对得起天地良心,为社会价值秩序立规矩,为程序制度立标准,为社会行为立准绳,至于对错,那就需要天下人评说了。当然,只要不是谩骂,我乐意接受所有人的道德审判,只有这样社会才能保住思考者的良心。

我以为,对于思考者来说,社会良心一是甘于清贫、孤独守出来的,二是靠人民群众的道德审判审出来的。因为,在利益面前,巨大的诱惑也会使欲望长出长长牙龄,噬咬思考者的良知。在这种时候,没有人民的道德审判,任何思考者都可能坠落到欲望的万劫不复的深渊。扯远了,回到什么才是普世价值的话题。

我以为,人民大众拥有政治经济平等的参与权、管理权、分享权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而人民只有票选权,没有政治经济平等的参与权、管理权、分享权,那是资本者的普世价值,不是中国人民的普世价值,也不是世界人民的普世价值。当然,民主离不开票选,但票选仅仅是民主的开始,票选后人民群众还要拥有对政治经济平等的参与权、管理权、分享权。票选权的行使,只是一种意志表达,而后来对政治经济平等的参与权、管理权和分享权,则是初始意志表达后的进一步表达,也就是说,后续表达是对权力错误的修正与制约。在我看来,任何权力都需要相反力量的制约,比如说,权力为阴,权利为阳,它们的力量是相反相制的,并在相反相制的过程中形成良性的制度机制、社会机制。当然,制度机制决定社会机制,而制度也是形成社会机制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秩序的构建过程,也就是一个价值秩序和制度秩序的创建过程。

人民的价值秩序,是创建制度的主要依据

如果创建的制度,不论专家学者多么津津乐道,兴高采烈,但如果不是人民的价值秩序,或者违背人民的价值秩序,这样的制度只是对社会价值秩序的确坏,起不到制度本应起到整合价值目标共识的作用。因此,我以为,人民的价值秩序是制度创新的主要依据,离开人民的价值秩序,制度就无法形成人民群众共同的意志。

一、人民的价值观念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

我一直以为,人民的价值观念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因为,所谓普世价值,就是社会上最多的人们所接受并自觉遵循的价值观念。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不接受、不遵守,那样的价值观念又怎么称得上普世价值呢?中国社会是这样,国际社会亦是如此。

二、被世界人民接受的中国价值标准就是普世标准

有人一提普世价值就是西方的价值观念,而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念,被世界人民乐意接受的价值观念,在有的人看来,不仅不普世,而且还是糟粕,比如说,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发展的政治经济人民平等的参与权、管理权和分享权,在某些人眼中,不仅不普世,而且还是独裁的标志。

三、中国只有自信、自强才能在制度创新、文化创新过程中走向富强

中国只有自信、自强才能在制度创新、文化创新过程中走向富强,我对此坚信不疑,但自信、自强不是盲目的自信,更不是跟在西方的屁股后面盲从。中国的自信、自强只能来自于对中国社会和世界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和对国际社会价值秩序发展的深度洞悉,构建中国的价值秩序,并对价值秩序施之有效的管理,中国就一定能淡定自若的走向未来,走向富强。

    田忠国山东薛城人,<三略观察>特约评论员、中国智库(网)专栏作家、<三略研究院>科学发展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电影、电视、戏剧协会会员,枣庄市作家协会理事。许多作品被收入国家创新重点文库。研究重点:权力结构、制度、程序及程序序列在权力结构中的作用以及对现实与未来的作用及影响。近期重点:民主状态下的制度、程序设计与操作。核心思想是:思想决定制度、制度决定机制、机制决定行为、行为决定未来。何谓民主?以自由、尊重、宽容为基础,集合群体智慧,并在群体智慧的比较与优选中寻找社会未来的最佳解,并以制度程序的形式固化其机制的管理方法,就是民主。一个国家的管理能力,主要表现在把思想转化为制度、程序的设计能力上。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30 10:31:3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陪伴并救了老太太的两条义犬最新下落 

    王有琼老太太在地震那天去庙里上香,回来的路上地震发生了,她被山体滑坡的大石头压住,整整7天不能动弹,这7天里只有两只素不相识的小狗与她相伴,用舌头添她干渴的嘴唇,安慰她,陪伴她。我们从小就听说的狗是忠臣今天终于显现出来了。现在,这两只被称为义犬的小狗找到了。这是和尚养的狗,怪不得。看那“前进”的双眼,清澈见底,不由得人心中疼痛,养过狗的人才理解那双眼底层的爱恋和爱怜……这是我看到的地震文字和图片中最感人的。应该如日本上野地铁站口为至死等候主人回来的秋田犬树立雕塑一样。我建议我们国家为这两条犬在救援老太太处树立一座雕塑,就是在北京、上海或成都的公园和市中心竖一座雕像也可以,并由国家出资将这两条犬颐养天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 陆一,

救人义犬的最新下落

应当为这两只狗竖立一座雕像

爱之家

 2008-05-29 图片

 

C:\Documents and Settings\Jiangyi\My Documents\My Pictures\3593156.jpg

“爱之家”的陈运莲和救人的义犬:前进

 

    528日,成都民间组织“爱之家”发起的灾区小动物免疫救助行动进入彭州,在无数牵挂着当地那两条救人义犬的命运的人们来说,可能是寄予最多希望,又最为焦虑不安的一天。

   上午9点钟,由“爱之家”负责人、兽医及热心义工共8人、本次行动的重要合作伙伴——爱狗网的两位骨干成员,以及来四川对本次行动提供技术援助的香港爱护小动物协会5名工作人员集合向彭州进发。此时已经有人收到一些民间流传的关于两条义犬已不在世的消息,这让我们的心着实空痛了一下,但由于消息来源不甚明确,大家仍然抱着美好的信念上路了。

  
车行彭州城郊,越入山区越是满目疮痍,但和以往几次救助不同的是,一路上几乎看不到流浪动物,这令大家又多了几分酸楚和紧张。

  
由于不能确定王有琼老太太被义犬所救的确切位置,我们一路向当地群众打听,得到的答案却多有不同,几乎无人不知义犬的故事,但事件到底发生在哪座寺庙附近,却各有各的说法。路况很糟糕,方向又难定,眼看天色越来越晚,这时又得到预报说下午
4点可能会发生7级左右强烈余震,部队和民众一律不许冒险上山……一切看起来都那么令人沮丧……

  
直到进入银厂沟景区内,向驻扎在当地进行救灾的空军部队询问时,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我们面前是空军突击队六队,竟然正是六队的十位官兵为王老太解困、救王老太下山去的!当时战士们看到了义犬一路跟随他们送老太太去救治,跟到救护车边,它们就不见了!

  可是这两条天使一样的小狗,现在还在这里吗?士兵们说最近都没见过它们,失踪了!他们说,山上唯一的一座寺庙也倒了,它们无以为生,也许早就离开了!

   那两条义犬在哪里?仿佛近在眼前我们却望山莫及,万般无奈之下只好一个一个拦住下山的村民:“请问这两天在山里见过狗狗吗?”……一个一个希望的肥皂泡,飞起了又消失了,直到一个拄着棒棒的胖和尚走下山来——他的回答让我们一阵狂喜,原来他就是已经垮塌的佛应寺的住持——智富师父,而那两条义犬并不是什么流浪犬,而是他从小养大的!

  “你们找他?我带你们去看!”智富师父话音未落已经大步跨进山里灾民的居住区,两声“前进”一叫,一个熟悉的小身影就欢喜地飞奔过来,这张温和又闪着聪慧的小脸,在照片里被人们不止一次地端详过、夸赞过、怜惜过、感慨过,现在就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一种非同寻常的亲切和感动,瞬间陶醉了所有人的内心。两岁的前进是个害羞的孩子,但友善的本性使它在陌生的怀抱里即使感到紧张也不会有任何恼火的表情,只是,你会感觉到它急促跳动着的、温暖的小心脏。

 

C:\Documents and Settings\Jiangyi\My Documents\My Pictures\3593157.jpg

在野地里玩耍的小狗前进 

 

    可是寺庙垮了,寺内其他两位师父都已遇难,智富师父也将暂时居无定所,目前无法给前进一个稳定的生活了。听陈阿姨说明了我们的来意后,智富师父当即表示要将前进委托给“爱之家”,而陈阿姨也表示等到寺庙重建完成,如果师父还想念前进,“爱之家”一定将它完璧归赵。

 

C:\Documents and Settings\Jiangyi\My Documents\My Pictures\3593158.jpg

小狗前进听到呼唤而来

 

C:\Documents and Settings\Jiangyi\My Documents\My Pictures\3593160.jpg

奔跑的小狗前进

 

C:\Documents and Settings\Jiangyi\My Documents\My Pictures\3593161.jpg

“爱之家”陈运莲阿姨和小狗前进

 

C:\Documents and Settings\Jiangyi\My Documents\My Pictures\3593163.jpg

 住持和尚、爱之家陈阿姨义工和小狗前进

 

C:\Documents and Settings\Jiangyi\My Documents\My Pictures\3593164.jpg

前进坐在车里被带往成都

 

C:\Documents and Settings\Jiangyi\My Documents\My Pictures\3593166.jpg

住持智富师傅和义犬乖乖

   接下来的事情就更简单了,由于担心狗狗目前留在山里会失去安全和健康保障,师父刚把另一条义犬,也就是带着前进陪护老太太的乖乖,送到一个熟识的尹显文居士家里寄养去了。

   智富师父决定亲自带我们去接乖乖。从银厂沟到三界镇,途中经过另一个重灾区——白鹿镇,镇上的灾民告诉我们,他们的宠物已经不能再跟着它们了,为了能让自己的宝贝好好生活下去,他们一个跟着一个,抱着自己的猫猫,牵着自己的狗狗,送到我们手里,回过头时,隐约听到一位大嫂轻声叹息:“唉,我舍不得……”

   这是又一种心酸的骨肉分离啊!每一个“爱之家”的成员,都不由得温柔抱紧怀里的小家伙,心里默默许诺:放心吧,我们会像疼自己的孩子一样疼他们,但他们不会忘记你们,因为你们给过他们的爱,永远都不可替代。

  

C:\Documents and Settings\Jiangyi\My Documents\My Pictures\3593169.jpg

 慈眉善目的小狗乖乖

    满载十几只猫狗,几乎人手抱着一个,当我们的车队到达三界镇目的地的时候,夜色已经浓了。路边只有车灯的光线,尹显文居士牵着义犬乖乖在路口等候多时了。就像战士们形容的那样:乖乖长得尖尖脸,像牧羊犬,长长的黄白色毛发,背上有一撮黑花,和牧羊犬不同的只是它娇小的体型——乖乖一岁了,一只标准的喜乐蒂。乖乖灵秀得像水彩、乖巧得像小马,驻足的村民越围越多,纷纷要求跟她合影告别……

 

C:\Documents and Settings\Jiangyi\My Documents\My Pictures\3593154.jpg

前进和乖乖来到成都的“爱之家”

 

  从前进归来开始,得到义犬消息的朋友就从四面八方、从国内甚至海外纷纷打来电话求证,继而表示欣慰、感激、狂喜……我们回到基地时已经快午夜了,等到把新来的小朋友们安置妥当,已经是凌晨两点了。回家途中仍有电话进来,但陈阿姨已经累得说不出话了……

   爱之家介绍 :爱之家小动物救助中心,由成都市爱心人士陈运莲女士和王小虹女士创办的一个非盈利性民间爱心团队。目的是关爱与救助需要帮助的小动物。

 

最牛的希望小学造价并不高

数百家长泣谢建校功臣

 新快报 (特派记者王华平)

2008年05月23日

    最牛的希望小学造价并不高,仅400元每平方米,比公立学校的建房标准还低,比当时国家拨款给公立学校的建房标准还低。。

“教室摇晃得像荡秋千”

  昨天,是汶川特大地震后的第10天。但想起那一幕,北川县曲山镇刘汉希望小学的众多师生依旧心有余悸。“如果不是学校这幢教学楼如此牢固,我们可能也和地震中其他很多学校的师生一样或遇难或重伤了。”该校老师赵宗飞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昨天下午3时,刘汉希望小学百余名学生已在绵阳中学英才学校正式上课了,学校其他学生都被家长领回家了。望着这群可爱的孩子,一旁的老师个个都很开心,赵宗飞教师告诉记者,这场地震,对于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来说,大多受到的是心理惊吓,庆幸的是当时在校的511名师生,除一名学生被教室中掉下的灯管砸成轻伤外,没有一个因地震遭遇不测。而这511名师生中,学生有483人,教职工28人。

  学校六年级男生陈杨,地震中他和班上的所有同学都在教学楼的三楼教室中刚开始上课。“那天下午,我们的教室突然开始剧烈的摇动,摇晃得像是在荡秋千!”陈杨在向记者描述当时的情景,还有一丝惧怕。他告诉记者,就在楼房开始摇晃时,他们的老师立即朝同学大叫“地震,快趴下”后,所有的同学很快都趴在了楼板上,而房子的摇晃却持续了至少20余次,才慢慢停下来。

  “当时我们很多同学都吓哭,因为教室中包括桌椅在内,都乱成一片了。”学校另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女教师告诉记者,在地震过后,该楼二、三楼的老师已经立即组织学生跑下楼,到达学校的操场上。而这之前,只有一楼的四个班级的学生大部分已提前出来了。该老师告诉记者,当她下到楼下镇定下来时,发现学校周边的所有楼都塌了。

数百家长泣谢建校功臣

  李英和邓家龙分别是刘汉希望小学学生杨玉玲、邓青泉的母亲和父亲。他们都被安置在绵阳九洲体育馆的帐篷中。

  地震发生后,李英从废墟中爬出就直奔一公里外的刘汉希望小学寻找女儿杨玉玲。“当时一路上乱石满街,一路两边所有的房子全塌了。”李英称,她一路越看越心碎,她担心自己女儿的学校的教学楼也遭遇同样的命运,那自己的孩子肯定会出事的。然而,李英跑到校门口,看到学校的教学楼却没有任何变化,“面对这一切,我当时真不敢相信”。

  随后,李英跑进学校惊喜发现,在操场上已黑压压的一群小孩子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我很快找到了我的娃,捧着就是激动地哭了。”杨玉玲对记者说,“当时学校教师把学生清点完,对跑来看孩子的学生家长说"这里所有孩子一个都没少"时,所有人都哭了。”

  “我们真的要感谢这楼,其实就是这楼救了我们!”地震发生后,邓家龙是在20多分钟才到达学校的,当孩子见到他,立即冲进他怀中大叫其爸爸。邓家龙告诉记者,当时在场的老师和家长听到这话后,几乎同时把目光转向了教学楼,“当时大家都哭了”。

造价仅400元/平方米

  “我们学校不仅教学楼没有塌,而且另外两幢学生宿舍和教职工宿舍也安然无恙。”昨天,刘汉希望小学主管工作的副校长史少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史少先告诉记者,这一切除了教学楼建造质量好外,可能找不到第二个理由。“我们学校周边所有楼都倒了,甚至十几处刚修不到半年的楼都倒了,这不也证明我们的楼坚固吗?”史少先称,其实地震对于刘汉希望小学来说,根本没有“照顾”,因为他们的楼也至少经历了二十余次剧烈摇摆,连前面的水泥操场也有多处5厘米的裂缝,而地震后教学楼除台阶移动外,楼外体根本没有任何大的损伤。当记者问及是否建教学楼时有巨大投资、特别考虑到地震时,史先玉则向记者表示:“其实建这楼的造价根本不算高,也许这一切只因当时建筑方和监理方高度负责有关。”据史先玉称,该校是1998年开始兴建的,1999年10月交付使用。

  “我们教学楼高三层,12个教室,建筑面积是1268.5平方米,总造价是59万元,其造价离当时国家拨款给公办学校建楼的标准400元每平方米的基本水平还低。”史先玉对记者认真的说,这个造价都是有据可查的,在这59万元中,援建方汉龙集团出资52万元,剩下的7万元是由村、镇集资的,“一分也不会多,一分也不会少。”而史先玉说到的当时400元/平方米的公办学校建房标准的说法,记者在采访绵阳市教育局副局长时得到了证实。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29 10:53:2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为‘天谴’辩......

天谴论者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最后良知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余秋雨 博客

地点:南开大学

    网友:余秋雨老师,我要向您打听一个人。据说,是这个人提出了“四川地震是天谴”的谬论,但这两天又不敢说了。我估计您会知道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在九年前发起了对您的诬陷(他撰文说连妓女的手提包里也装有您的书),但这两年您似乎原谅了他,允许他在您担任总顾问的陕西卫视“开坛”栏目里谈文化。因此,您也许会知道他,是不是他提出了“天谴论”?

    余秋雨:我不认识这个人。你说的问题很严重,我没有证据证明是哪个人提出的,因此希望不要具体针对某某人。不管是谁,提出这种谬论都是大恶。因为这种谬论把十三亿中国人当作了“天谴”的对象,把已经死亡的五万多同胞当作了“天谴”的对象,实在太让我们愤怒了!十三亿中国人做错了什么?五万多同胞做错了什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天”在惩罚他们?如果真是这样,我要套用关汉卿的语言对“天”高喊一句:“天啊,你残害苍生枉为天!”

    网友:说得好!中外地质学家已经明确论证,这次地震是两大地球板块冲撞、断裂所释放出的能量。此间不存在什么“天意”,千万不要听这些邪恶的江湖术士的胡言论语。

    网友:不是江湖术士。多半是一些自封为“异议分子”、“持不同政见者”的人。他们说“中国受到了天的谴责”,是出于他们的政治立场说的。但他们的致命矛盾是:既然“天”要谴责中国政治,为什么不惩罚政治人物,而是惩罚普通百姓?因此,一听就知道是谎言,而且是丑恶的政治谎言。

    余秋雨:任何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社会理念,对此我予以尊重。我不可容忍的是,这些似乎有文化、有见解的人,居然对数万名骨肉同胞的伤亡无动于衷,而且还在伪造理由,把自然暴力美化成了正义的化身。对他们,我实在不想说什么话。我只想告诉网友:记住,凡是对万众苦难无动于衷的人,不可能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政治观点。今后我们必须把各种眼花缭乱的政见、观点、学派、团体……推到最终的人文底线上:是否救助生命,是否守护民众,是否扬善去恶,是否具有爱心。如果连这条底线也通不过,其他千言万语,我都不想听!

    网友:我早就发现一个规律:在中国文化界历来有不少成天骂骂咧咧的所谓“批评家”,但是一旦遇到洪水、非典、冰灾、地震,他们全都消失了,没有一个会去救灾,没有一个会去做义工,而且,几乎都不会捐助。等到灾难终于过去,他们又渐渐活跃了,一会儿整这个,一会儿毁那个,满口社会正义,直到下一次灾难来临。他们是灾难中的“冬眠者”。幸好他们“冬眠”,因此我们看到了,这些天中国的传媒多么纯净而感人。

    网友:我们中国人善良而健忘,等到灾难过去,也就忘了这些人在灾难中的自私嘴脸,又容许他们在媒体上高谈阔论了。因此,我历来主张,一切评论者首先应该被评论。当他们作为公众人物对别人颐指气使、吆五喝六的时候,任何人都有理由问他们一句:“在华东水灾的时候,在非典、冰灾的时候,在汶川地震的时候,你自己在干什么?”

    网友:余老师,我还是放不下那个人。如果事实证明,“天谴论”正是他提出的,您会不会取消他在陕西卫视“开坛”上的发言权?

    余秋雨:不管他是谁,只要有人提出“这次地震是上天对中国人的惩罚”,我都会把他视为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最后良知的恶孽。我从来不对自己担任总顾问的电视、报纸、杂志提出具体要求,但是如果有谁践踏了天良底线,我不会沉默。我认为,这次抗震救灾的全国性大动员、大投入、大动情,重新找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支点,也找到了中国文化与国际接轨的话语基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将会就此写一篇论文,题目是《汶川——中华文化的新起点》。我预计,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系统将在这次灾难中重新建立,那个让我们恶心了很久的“文化蚊蝇狂欢时代”,必将结束。经历了这次十几亿人眼泪、肃立、哽咽,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将会在关爱生命、焕发人性的基础上重组和优化,并让世界瞩目。而这种集体人格,就是我们所追寻的文化。

 

为“天谴”论辩

海外学者 朱学渊

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对于民主和科学尚未掌控的中国社会来说,在有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谈‘天’,是很当然的事情。所谓‘天’就是‘自然力’,人类在自然面前是虚弱的,愚昧的人对它还是很敬畏的,即便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它也是无奈的,连共产党也要巴结一下它,胡锦涛在耶鲁大学演讲主题不就是‘天人合一’吗?

    而‘余秋雨博客’最近发起了一场围剿‘天谴论’的斗争,正如他的一位南开信徒说的:‘不是江湖术士。多半是一些自封为“异议分子”、“持不同政见者”的人。他们说“中国受到了天的谴责”,是出于他们的政治立场说的。但他们的致命矛盾是:既然“天”要谴责中国政治,为什么不惩罚政治人物,而是惩罚普通百姓?因此,一听就知道是谎言,而且是丑恶的政治谎言。’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余秋雨博客’们是要趁天灾来‘打理’一番‘异议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了。大难临头的时候还要‘对敌斗争’是属不义。然而,余秋雨和他的这些门客们还认为,只要雷不霹到共产党领袖们的头上,专制的政治就应该继续下去,这就是他们‘悲天悯人’背后的不仁。

    有人认为‘天谴’是‘神的震怒’,我则以为是自然力对无知狂妄的人类行为的惩罚。愈来愈多的线索表明,这次‘汶川—北川地震’的直接触因是震央映秀镇附近紫坪铺水库的建成和蓄水,那是一个库容十二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而且是建造在龙门山断裂带之上。过去几百年里,龙门山断裂带附近已经发生七级以上大地震多次。

    前二十年间的‘建坝热’愈演愈烈,仅岷江流域都江堰以上就有梯级水坝九座,它们统统都是建在地震区内,紫坪铺水库则偏偏瞄准在断裂带上。四十多年前开始的‘三线建设’核心项目大都选择在这一地区,因此这次地震为国防事业造成的损失,与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同样不可估量。

    我们还应该看到,胡锦涛是学水利的,温家宝是地质工程师,而他们热中的是‘防口’而不是‘防川’,因此才发生了这场地质水利的滔天人祸。李怡、朱学勤说的‘天谴’,就是‘天谴人祸’,也就是‘天谴胡温’,更就是‘天谴专制’。如果余秋雨拥护专制,我们完全应该加上一个‘天谴余秋雨’。

 

一不怕天,二不怕民,那还得了?!

海外学者 胡平

    中国制度是最恶性的制度,因为它一不怕天,二不怕民。在古代中国,君主并非至高无上。在君主之上,还有天。按照儒家的天人感应论,国家无道,天就会降临灾害谴责警告。在古代中国,发生了严重的天灾,大臣就要求皇帝下罪己求言诏,皇帝就必须认错检讨,广泛征求批评意见。你可以说天人感应是迷信,是牵强附会,但是你不可否认恰恰就是这种迷信,在古代曾经对君权构成了某种制约。正像人类学家佛雷泽所说:"迷信使人类获益良多,它让很多人有了正确行为的动机,虽然这个动机本身是错的。"

    在现代民主国家,政府是由人民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是公仆,人民才是主人。中国专//制的问题是,一方面,它以现代科学理性的名义,以反迷信的名义,否定了中国传统的天人感应;另一方面,它又以所谓中国特色的名义,以反西方的名义,否定了现代民主宪政。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西方的,对权力有所约束的东西,统统都被扔在一边。毛在犯下大罪后,竟然宣称"我就是不下罪己诏"。事实上别人也确实对他无可奈何。可见这样一个一不怕天,二不怕民的政权是何等的不可救药。身为现代人,你当然可以不接受天人感应论,但是,你必须坚持人权与民主宪政理念,否则,你就是在支持一个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权力,你就把自己当成暴君下的奴隶乃至帮凶了。

    向所有天灾人祸下的死难者致以沉痛的哀悼。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而奋斗不息。

 

江迅:赈灾中的不和谐音

文人墨客

    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汶川大地震的翌日,在香港《苹果日报》上,读到该报主笔、著名政论家李怡的文章《灾难频仍积德消灾》;两天后,他再度发表文章为自己观点辩护。文章将这次地震说成‘天谴’。

    文章说,所谓‘天谴’,就是指在专权政治之下,老百姓的疾苦,帝王可以不理;贤臣的规劝,帝王可以不听,甚至将进谏之臣治罪,但老天爷的警告,你不可以不听了吧,地震就是老天爷的警告。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面对灾难不要只喊口号,作点自我检讨,算是积德消灾吧。

    一片救灾声中,传出如此冷冷的声音:影射地震是对中国的’天谴’,是上天对中国的惩罚,死了数万人,是因‘人神共怒’的‘天谴’,还不顾事实指责震后‘只喊口号’。对执政当局的愤懑和对广大百姓的慈悲,原本就是两码事,一个正直的政治评论家,不能以政治替代良知。

    当年美国那场大风暴,东京地震,南亚海啸,不知李怡是否也说‘天谴’呢?中国人今年的流年实在不利,华南雪灾、西藏骚乱、山东火车相撞,各地手足口病肆虐……如今又有特大地震。

    面对这不可抗力,连西方政府和传媒,都暂时放下歧见,纷纷伸出援手。此际的李怡,竟将天灾说成是对中国的‘天谴’,既然是天意所在,还需要抗震救灾吗?问题的本质是你如何看待每一个生命。

    当下的香港,有那么几个主流‘传媒精英’、‘专栏作家’,对抗震救灾射出一支支冷箭。临危抗灾,谁都做不到十全十美。此刻不是吹毛求疵、没话找话的时候。

    你可以依据事实批评这,批评那,或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建议这,建议那。这是权利,也是责任,但当批评时将臆测视作事实,将小事化为大事,或横加抹黑,或无限上纲,反倒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了。

    汶川地震改变着中国,也改变着世界对中国的视角。香港一些政论家的思维,也该震一震了。

    注:江迅是BBC中文网中国事务特约撰稿人。)

 

废墟上,硝烟中,民间社会凸显

海外学者  陈奎德

2008年5月

    一片片巨大的残垣废墟,一块块冒烟的龟裂土地。一队队主要由自发自愿者组成的人群,在那里奔突呼号。远道而来的以及本地的自救组织和团体,在四川大地震灾区,如雨后春笋,冒出地面。

    我们看到,王怡等朋友的“秋雨之福教会震后救助事工”紧急动员起来了,冉云飞等朋友们深深投入了,“爱白成都青年同志中心”迅速行动起来了,“五一二民间救助服务小组”和“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组建起来了,北京的罗永浩等牛博网的朋友千里迢迢、韩寒等青年长途跋涉,赴川救援了……。从基督教团契,到佛教僧尼;从国内临时组建的慈善机构以及社会和环保团体,到国际久负盛名的非政府机构;从大学生组织的Green SOS到尚民社会发展研究所,不约而同,在中国的政府和军队之外,开辟了另一个救灾现场,在满目疮痍的灾区。

    最新一期美国的《时代》周刊敏锐地观察到:“地震呈现了中国自我中心这代人(Me generation)的悲天悯人的一面。它把政府置于空前未有的监查之下。从此,中国不复是原来的中国了。”

    从天而降的毁灭性灾难,一瞬间使一个全权社会突然停摆,其统治机器和管理网络突然断裂、解体,骤然带来了短时间的管理真空,权力真空。而大灾带来的大量紧迫的救援需求、医疗需求、物资需求、秩序危机、管理危机,这种超大范围的燃眉之急,纵是再强大的极权政府也无力解救。于是,民间自救应运而生,自发的民间组织应运而生,而过去仅存于地下的公民组织也一下子浮出了水面。仿佛一下子回复到了“人饥我饥,人溺我溺”,守望相助的初民社会时期。人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抢救生者,掩埋死者,传送捐款,传递紧急物资,运来仁浆义粟,专业人士和医疗人员,实施灾区消毒防疫,进行身体和心理治疗,各省人士纷纷认领和收养孤儿…

    平日被高压的思想和言论管制整蛊得冷漠隔绝的人际关系,平日被残酷的生存竞争弄得绝情寡义的社会氛围,其精神之墙,在汶川轰然一声巨响之后,倒塌了。灾民们相依为命,组织起来,自救救人,相互呵护,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心灵之间的距离。这种自发组织,这种心灵的呼应,不是意识形态教条塑造而成,不是官方权威强力整合而成,它出自人类天性,出自自救本能,具有绵长的生命力。

    虽然,当局对民间自发的组织一直有本能的警惕,对体制之外的私立慈善机构、宗教和社会及环保团体一直进行监视和压制。人所共知,过去在中国,要想成立一家非政府组织(NGO)要过无数关卡,而且还要挂靠一个官方单位。然而,大难之下,人命关天,巨灾面前,人们冲破了恐惧,冲破了限制,蓬勃生出的公民团体已是势不可挡,并继续顽强地在扩展它们的空间。

    灾民群体是维持这种空间的主要力量。他们已无所失,他们已无所畏。他们此生下半辈子,就是为自己的亲人讨回公道,讨回正义,讨回补偿,讨回生命的尊严。

    过去,笔者曾基于共产极权社会消灭了民间社会的现实,曾指出现代中国社会重建的艰难。那是在一片物质的、伦理的、精神的废墟上的重建。几乎是从零开始。人坏掉了。社会的细胞、单元给毁掉了。要重建,就只有依靠从最基层的社区入手,建立一条一条的乡规民约,在契约关系上,一层一层地把一个文明社会重建起来。然而,不期然地,巨灾大难成为人类灵魂的洗涤剂。它可能转变成公民社会的第一块砖。

    虽然,一名浙江地区的NGO组织者,根据以往的经验对其他非政府组织说:“枪打出头鸟,谁也别太表现自己,老大哥在看着呢。” 历次运动,给了中国人太多的教训。这句悲怆的警语,饱含无数国人血泪。但是,免于恐惧的自由仍然不顾一切地开始升起,正在倔强地占领灾民的心田。“我的孩子已经死去,我的妻子已葬身瓦砾堆下,我已无所失。我已无所畏惧。”如此巨大的灾难震撼,使得心理畏惧的底线已然越过,恐惧感正在消失。我是灾民我怕谁?挺身而出,捍卫自己的权利——或许,公民就是这样造成的。

    这是一个警察国家走向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的临界点。

    诚然,历史经验指出,在危机当时,当局急火燎心,在内外巨大压力之下,一些放松封锁和管制的措施可以出台。然而,危机之后,权力垄断的惯性使其故态复萌。就像当年的萨斯(SARS,非典)事件当局的表现一样。危机之中和危机之后,划然有别。然而,论灾难震撼之烈,萨斯不可同日而语;况且,如今的天时地利人和都非复当年了。如何把大灾中获得的公民权利及民间空间凝固下来,在法律上,在事实上凝结下来,不能让其收回去。这是摆在国人面前的课题。这是民间与当局的长期反复博弈的焦点。

    我们穿行在历史的隧道中。虽然,尽头还未曾看见,然而直觉告诉我们,它已不远了。

 

 

发件人:"李宪源" <li9xianyuan@gmail.com> 收件人: <lujinren1018@sohu.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26 04:26:2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从左转的天涯看世界的风向路近人的《多维博客》

从左转的天涯看世界的风向

路近人

2008.5.25 

    毋庸讳言了,一个网上论坛、社区的风向直接取决于其管理者,而这大半年来,众目睽睽之下,天涯社区在不断向左转。典型如作为知识分子聚集地的"关天茶舍"版块,曾经是右翼根据地,现在却快变成左派乐园了。而人员也显然有些变动,例如,我记得天涯杂谈的版主"一马青尘"以前是新浪杂谈的版主吧?

    过去天涯的繁体字很不少,现在却难得一见。由此可以想象,海内外民运们的心情前所未有的郁闷,《北京之春》的水平也一期比一期更低,以前我还可以从中找到几个能读的文字,而现在则只能用作催眠曲了。国内虽然还有凯迪、南方报系等鹦鹉窝点,但那里的西餐也已不复往日之阔绰。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精英们都终于失望的发现:如果中国发生革命,那只可能是红色的,而不是他们所希望的颜色。

    国安倒是并没抓多少逗士,但接连两个极其惊人的事件,即3.14藏独和5.12大地震,均重重打击和消融了西方势力,而极大增强了民族主义,被全力打压了30年的左翼也再次昂起了头,"乌有之乡"网站的文字正在急剧膨胀。 人民网上的新老左派差不多都已淘汰了精英话语,而作为富贵堡垒的新华社,似乎也开始有人在悄悄的唤醒埋没已久的社会主义软道理了。

    CCTV虽然目前的风向依旧很改革很开放,其它主流媒体们也依旧在改革男人的财产及开放女人的肉体,但这些地方普遍都已经发生了、或酝酿着激烈的阵地争夺战。而即便是今日的CCTV,也毕竟播放了胡温在四川绵阳长达3.8秒钟的大力握手,实际上,那是CCTV开天辟地头一回出现了同志般的知心会心。

    论坛只是个小气候,但滴水之冰,可知天下之寒。我们现在已经弄清楚的是:虽然中国的总体格局并未得到改观,然而,伟大的中国人民正在摆脱被糊弄的境地——被铺天盖地的颂歌所掩盖着的真相正在被不断发掘出来,财主精英们的真正面目正在被不断揭穿,所以很自然,那些最崇拜"硬道理"的非智慧生物们正在走下坡路,尽管眼下他们仍然掌握着大半壁江山。

    所有人都知道,1949的中国革命结束于1978,而此时距离1978又已经满了30年。2008其实是极右翼世界的转向点,虽然世界仍将在右翼徘徊十多年,但事情相当明显:2008很热闹、很精彩、很不凡。

    2008年还是网络民主时代的起点,而网络不仅是天生的民主议会,更是天生的共产主义,它就那样自然、必然的适时出现了。在网上,虽然美元仍然能通过收买打手、捏造污蔑等CNN手段来实现金权的专制,但毕竟很低的成本就能开设用户数和信息量都很庞大的论坛,所以,无论网上有多少糟粕,新的真理和人民的力量都必将凸现在网上。

    可以非常肯定的断言:不远的将来,网络这种具备强烈自由精神,具备充分主动性、选择性和交流性的崭新媒体必将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压倒传统的机械灌输媒体。

     在旧有方式的社会革命方面,拉美和尼泊尔的红色运动影响力虽有限,可是,梅德韦杰夫却用"中俄兄弟般的情谊",加上不提价值,直接专机送赈灾帐篷过来的社会主义风格,比普京更明确的表达了一句让西方非常胆战心惊的话:人类的一切绝不在于价值,生命也并非价值可以衡量。

    俄罗斯依然是暗红色的,苏联也只是在等待。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则实在非常值得忧虑:因为在一代不如一代的物治宿命下,他们很可能会糊涂的谋划起如何翻本的问题,可实际上他们唯一该考虑的是如何优雅谢幕的问题,否则就将会狼狈的摔倒下台。

    不用怀疑,历史的正弦波已经遍历了下半波,正要踏上正半波的旅程。尽管总有些人喜欢躲在黑屋子里,但终究没人能阻挡光明白昼的来临。

 

 

发件人:"szj" <szjyxr@163.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29 21:29:2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07年文四篇,文友分享.

从军营到丛林

苏中杰

2008-05-29

    军营共产主义社会是极端匮乏的社会,也是各个受严格军管的个体自危重重的社会。在这个社会,有虎性者是挨饿的,温顺者——兔子也是挨饿的。他们都可能成为建造军营的牺牲品,所以各为自保,有虎性者不能随便吃兔子,兔子也不能随便吃草。简单地说,没有虎权,也没有兔权。

    这是充满危机的社会,由匮乏、饥饿和惧怕所积蓄下来的怨愤,随时可能颠覆这个社会。在这个压力下,管制不得不解除了。这个被动中的管制退出,誉称“改革”:有虎性者和兔子都可以走出军营。但是,走出军营以后又将如何呢?当然是有虎性者可以进山,成了名副其实的老虎;当然是兔子可以在草地上吃草。可是,老虎也可以随便吃兔子,因为除了微弱的道义之声而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法则限制老虎不能吃兔子。简单地说,是有虎权,而没有兔权。这就是丛林社会。

    最开心的是老虎,他可以天天饱餐,个个养得膘肥体壮,而且为儿孙们占了不少山头。兔子刚走出军营在草地上啃青草时,也是欢天喜地,心花怒放的。可是没多久,他们就发现大势不好:他们一个个成了老虎的美餐,成为丛林里食物链的底端。鲜血和白骨使他们感到“今不如昔”,便开始怀念军营。虽然还有别的选择,但曾有的军营意识形态赋予他们的见识,只能是朝后看。这就是“左派精英主义”的现实根源。

    老虎的生存方式是占山为王,所以一出军营,就要争相占领“山林”、“草场”和“水源”这些山林社会生产要素中的上游资源,以便得到对整个经济的控制权。为配合的这一行动,“精英经济学家”张维迎们从学术高度,为老虎们提供理论根据和实践办法。从国有企业的“承包制”到“管理层收购国资”,再到“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关系”,张维迎们的“改革理论”其实很简单,可以简化为一个字:抢!并始终认为这个“抢”字是唯一的社会出路,是所谓的“帕累托改进”。——这的确是丛林法则的经典!他们的一切说辞,都是在证明抢着应该,抢着合乎经济规律,别无他法;只有抢,社会前途才光明远大,兔子们才有幸福。张维迎们的经济学辞典中,“改革”一词的含义就是什么都不要管,放任抢,歌颂抢。在他们的“理论”支持下,在他们的颂歌声中,本着这个“抢”字,大大小小的经济山头都被大大小小的老虎“私有化”了。

    因此,几千万“兔子”下岗了,天下所有的兔子也只能处于食物链的底端。因此兔子吃老虎山头下的草,老虎下山喝兔子们的血。兔子们不满意,说改革不应该是这样的。

    张维迎们为老虎说话:“每个人都是改革的受益者”,兔子们有草吃了,还敢在山坡下叫喊了。这不是“改革”的成绩吗?要理性认识改革,不能情绪化地看问题!

    厉以宁为丛林生活叫好,并设计出“牺牲大众方案”,说:“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厉以宁说的也是和谐:兔子吃草,老虎喝兔子血的和谐。“精英经济学家”的理论和办法就是催生、巩固和发展这样的和谐!而最不满这种和谐的当然是兔子,他们盼望大力反腐败,把喝他们血的老虎都打下去。从实际上来看,有的老虎是被打下去了,但他们的境况并没有改变。这是因为,被打下去的老虎多数不是被凝聚着正义的制度打下去的(这个制度始终没有建立),而是被从林法则打下去的:老虎与老虎之间抢山头,争利益,分得不满意,就相互斗,其中较弱的被斗败了,就成了万人所指的“腐败分子”,斗胜了的老虎还是廉洁的老虎。结果是,兔子的血再不被斗败了的老虎喝了,但还得让斗胜了的老虎喝。

    年年月月反腐败,年年月月更腐败,兔子绝望了。不敢呐喊有呼求,呼求不应空悲鸣,强抑悲声成愤怒,万般无奈,踏上漫漫上访路。这种声响“不和谐”,平面媒体拒绝,正面报道消音。网络媒体关不住,化作怒涛响如雷。

    “精英经济学家”坐不住了,叫道:要顶住大众舆论的压力!设计并实施了“牺牲大众方案”之后,又过来打杀大众舆论! 还高声叫嚷:这是仇富心理!

    不入流的政治学者担忧起来了,说:这是暴民意识,兔子喊来喊去是要当老虎,当了老虎还是要吃人的。这是农民反抗成功后的历史经验,值得格外注意。所以,兔子现实状况不能改变!一知半解的自由主义者郁郁然,忿忿然,说:这是民粹主义!很少有人说老虎占山为王吃兔子是什么意识?什么主义?所以这里点一下:这叫霸主意识,丛林主义!

    用带一点学术意味的话来说,应叫权贵意识,权贵资本主义!走出军营共产主义的管制,又落入权贵资本主义的险境!

 

思维的陷阱和学术骗子

苏中杰

    理论的进步,能让人们有一双认识事物的眼睛。但这双眼睛应该是复眼,能全方位地观察,而不是单眼,只能看一个侧面。这叫做单眼观。看到某事物黑的部分,那么结论就全都是黑的;看到某事物白的部分,那么结论就全都是白的,从而使进步思想被权势者利用。这就是单眼观的结果。

    单眼观可怕——要黑全黑,要白全白,然后贴上或黑或白的标签,不分历史阶段,不分社会属性,进行坚决的肯定或否定,用以打压不同意见,硬行付诸实践。这种两极化思维,这种囫囵吞枣的态度,做起来甚是轻松快活,但往往会进入黑暗的邃道,通往被奴役之路。

一、 阶级论——两根棒子

    人类社会是否存在有阶级?

    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要遭到普遍嘲笑,甚至遭到漫骂和攻击的。这不奇怪,因为人们一提起阶级二字,就想起了“阶级斗争”,就想到了土改、反右和文革,就想起了亿万人的噩梦,想起了国家和民族的巨大灾难。可是,只要我们冷静地想一下,并面对现实和历史,就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难道人类社会真的没有阶级吗?如果说没有,发达国家为什么有“中产阶级”一说?在历史上,奴隶和奴隶主是一个阶级吗?中国当下的工人,农民以及广大劳动者与权贵资本者是一个阶级吗?

    阶级的存在是无法否定的,因为人们在社会的生产与分配过程中所处的不同地位,是个客观存在,无法否定,那么阶级的存在也无法否定。这就是阶级论,没有错。其实,最早认可阶级论的还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至于马克思主义在阶级论上做出不少文章,是后来的事了。

    但是,中国及许多国家搞阶级论,却让历史进入血腥和黑暗,是什么原因呢?是解决阶级利益问题的途径不同。自由主义主张阶级调和,即各个阶级都存在,都发展,都实现自己的利益,不要你吃掉我,我吃掉你。这表现在天理上,就是天赋人权;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共和”和民主;表现在制度并安排上,就是在社会公正的大原则下为各阶级利益博弈提供平台,为社会中下层开辟上升的广阔出路;表现在政策上,就是向弱势群体倾斜。这样,能让强者横行不起来,弱者能挺直腰杆;强者不可能压迫弱者,弱者也没有必要“揭干而起”。而马克思主义主张“砸烂旧世界”,说“我们失去的是锁链,我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要把压迫阶级推翻掉。在共运过程中,就是剥夺地主资本家;在中国,则是持续的“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这本来就很可怕了,而更可怕的是,“阶级斗争”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成了独裁的手段,而且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展开的。因此,阶级论是政治大棒,打得神洲大地血流成河。

    这是阶级论的前棒子时代,而现在,似乎要出现阶级论的“后棒子时代”。

    当下,贫富悬殊很大,超过国际警界线。百分之二十的人拥有百分之八十的社会财富,贫困阶层被社会抛向深渊,民怨沸腾,矛盾日深。在言论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大众为此而呼吁,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此而呼吁,呼吁解决盾,建立社会公正。呼吁者无权无势,无刀无枪,而且是很有限的呼吁。可是大棒子来了——这个大棒子就是阶级论:这不是要剥夺富人,搞阶级斗争吗?

    如果说前棒子时代的这根棒子是为了政治集权而打向无辜者的话,那么,后棒子时代的这根棒子是为了特权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打压全国为实现民主而奋斗的知识分子和民众!

    抡起这根棒子的,是权贵阶级的代言人。如果说前棒子时代的棒子是由极左者挥舞的话,那么,后棒子时代的这根棒子则是由极右者高举的。两个极端,一个目的:维上压下,恃强凌弱!

二、资本主义——美女和毒蛇

    先前,恨资本主义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碎尸万段;现在,爱资本主义爱得死去活来,爱得神魂颠倒。看起来,恨和爱的对象都是资本主义,其实,并没有找到恨之所恨,爱之所爱。

    资本主义是多种多样的。有前资本主义,有后资本主义。有自由资本主义,有民主资本主义。有全民资本主义,有权贵资本主义。你爱哪个?恨哪个?弄错了,可是国家和民族的大灾大难啊!

    前资本主义,即自由资本主义,是十八和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处于其上升时期,横行天下,为所欲为,的确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每个毛孔都充满了血污,是辗压着劳苦大众向前运行,从而完成其原始积累的。后资本主义,也可以叫做民主资本主义,是二十世纪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处于高度发达时期,运行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其辉煌的成果是实现人的价值,实现民富国强。显然,这是性质不相同的资本主义。

    可是我们恨资本主义的时候,把性质不相同的资本主义一锅煮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后资本主义已高度发达起来了,值得我们学习。可是我们从前资本主义的印象出发,把它当成毒蛇来打,使人类的这一高度文明无法在中华大地落脚。折腾了几十年,失去了大好的发展机会,民众历尽艰难。当发现国家和民族走入绝境,面临可怕危机而不得不回头的时候,我们被迫选择资本主义。可是不妙,我们选择的是前资本主义,即真正“万恶的资本主义”——每个毛孔都充满了血污,用民众的白骨完成其原始积累。可是,我们还把它当成美女,坚定不移地爱着它:把它当成改革的伟大成果进行大歌大颂;同时,还用“誓死捍卫”情怀保护它——谁说它是毒蛇谁就是反对改革!这同当年谁谁不反对资本主义谁就是反革命是一个手法。

    同先前把美女当成毒蛇来打可以表现自己最革命从而得到好处一样,现在把毒蛇当成美女来爱可以表现自己是改革派而得到实惠。先前把美女当成毒蛇来打,多数人是出于政治压力和糊涂;现在把毒蛇当成美女来爱的人中间,只有少数人糊涂,多数人是明白人——明白爱这条毒蛇就是爱自己的利益。

    那些能占有公产的特殊人物,那些垄断生产要素掠夺民众的权贵阶级,哪个不把毒蛇当成美女来爱呢?那些依附于权贵的“精英经济学家”,每天啃人家丢来的带肉骨头,哪个不说这是天下最好的美女呢?他们豢养毒蛇来吞噬中国百姓,可是还说这就是美女——你看发达国家那么好,不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美女吗?老百姓被毒蛇咬得痛苦不堪,他们说,这不是咬,这是美女在亲吻你,是“帕累托改进”式的亲吻,你忍着吧,亲吻到一定时候,你的痛苦就没有了。 ——这就是当今的学术骗子!

三、市场经济——天堂和地狱

    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按等价原则进行自由交换的经济。等价原则和自由交换是其本质属性。这种经济个体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利益最大化,运行的基础是清晰的产权关系,运行的方式是理想(注意:是理想)中自由竞争,运行的触角是价格信号,受益受损是成败得失的唯一标准。这种经济有许多好处,尤其是能在理想状态下保证稀缺资源的有效分配,亚当-斯密喻之为看“不见的手”。特别是公平竞争,对于憎恶计划管制的国人来说,是急切盼望的。比照其等价原则将培植公正理念,看看发达国家搞市场经济所创造的辉煌,经过专家学者使用强大话语权进行的震耳欲聋的宣传,人们就像在搞大跃进的1958年吃大锅饭时马上就要步入人类最灿烂的社会共产主义一样,以为天堂马上就要建造起来了。但是,当主要资源都被某些人先占时;当国人赖以生存的环境千疮百孔时;当百分之二十的富人占有百分之八十的财富是以百分之八十的穷人为代价时;当下岗潮、上访潮席卷全国大地时;当武装拆迁、暴力圈地成为“自由竞争”时;当黑牢和电棍迫使你屈服时,人们眼前的“天堂”幻影变成了恐怖!

    这是为什么?

    其实,市场经济并非亚当-斯密时代才有。从“等价原则和自由交换”这个基本属性来看,市场经济在奴隶时代就有了,请问奴隶主之间买卖奴隶,不也是“等价原则和自由交换”吗?中世纪的贸易,农业经济基础上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交换,连同中国汉代的卖官粥爵,不也是“等价原则和自由交换”吗?如今的南美搞的也是市场经济,其境况不也很糟吗?

    听——明——白:市场经济的终极目标——经济利益最大化,不是人类社会人文最优化!

    大概有基于此,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赫维茨、马斯金、罗杰-B-迈尔森等三人的“机制设计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是“不理想的”,“竞争不是完全自由的,消费者没有得到全部的信息,私人所要的生产和消费可能会影响社会开支和福利”,特别是“政府的规则如何进行最佳设计?” (引自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文告)

    道理很简单,要搞市场经济,必须从事其机制设计。这如同要使用电,就必须对导线和用电器设计并配制绝缘物一样,否则,灾祸无穷。这个绝缘物因国家地区而异,对于中国来说,就是限制特权、维护起点公正的法制。也如同开闸灌溉一样,灌溉多少土地,就要规划并修建多少渠道,否则,让大水横冲直撞,不是变成洪灾了吗?

    对于一般人来说,是陷入思维的陷阱而迷信市场经济的。但这么简单的道理,对于“精英经济学家”来说,难道不清楚吗?我想,按他们的智商来说,不会想不到不绝缘的电会起火,无堤之水会成灾,无笼之虎会伤人的。

四、反思之得——护腐之剑

    反思历史,往往是有收获的。这种收获有什么用呢?促进派可以用以制造历史的推动器,而保守派则用以打造护腐之剑,专门对付促进派。近几年的情况就是这样。

    总结历史经验,民粹主义的负作用是很大的。它不是民主主义,也不是自由主义。因为贯注其中的是平民的情绪,不是历史的理性,多有盲目性,缺乏方向性,所以被否定。近些年,在把改革与掠夺划特等号的“经济大跃进”过程中,中国民众处于权贵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夺和压迫之下,许多人的生存权被践踏。为此,底层的人们在呻吟,在呼救;在夹缝中生存的媒体在声援,有良知的学者在寻求出路。总之,都是在为弱势群体争取起点公正,而且声音并不强而有力。但是,有些人为此受不了了,立即刺出一剑:这是民粹主义,要警惕!真是“未敢翻身已碰头”啊!

    “暴民文化”的研究成果认为,中国历史有强大的暴民意识起作用,以暴易暴——用暴力推倒一个政权,再用暴力统治,而后又被另一暴力推翻,循环往复,导演出两千多年的民族悲剧。当下,各地维权活动比较多,被压迫和剥夺的民众忍无可忍,不得不以各种法律许可的方式捍卫自己的权益,如层层上访。尽管他们是自发的,没有群体性组织,没有核心的力量,同时被规定不准三人一起上访;尽管冤情无处写,连穿状衣都不充许,平面传媒还不准他们出声,可是还是让有些人恨之入骨,于是杀出一剑:这是暴民,不打压是要出乱子的!他们杀出这一剑还不解恨,见网络上有不少爱憎分明的文章,便又杀出一剑:这是语言暴力!但是,打向被拆迁户的皮鞭、电击棒、警棍和各种铁器是什么力,他们只字未提。

    文革是一场大浩劫,搞得经济衰退,文化倒退,哀鸿遍野,天怨人怒。在全国民众普遍遭殃的同时,知识分子遭到空前打击和迫害。否定文革,是人道的复萌,人文的觉醒,是对愚化和奴化的反抗,当然也是对知识分子的必然维护。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意识是“文革否定意识”。可是,这一可贵的精神成果,也能打造成护邪之剑。

    近些年来,一批所谓的精英经济学家,为了维护权贵阶层的利益,为其大肆掠夺国民财富出谋划策,为强盗行为叫好。其逻辑之混乱,伎俩之拙劣,面目之狰狞,简直是在毫无顾忌地挑战国人的智商和勇气。一些所谓的文化人,什么专家学者,无知,无耻,无德,无义,尽说一些瞎话,屁话,混账话,一张张媚上愚下的嘴脸让人觉得可笑又可憎。这些人都是权贵的附庸,激起了民间话语的无情抨击和嘲讽。这只是亮出了他们的本来面目,还真相于世人而已,并没有超出言论批评的边界。但是有些人受不了了,于是杀出一剑:又要搞文化大革命了,这还行吗?

    这些思维的陷阱,是由大有声势的主流话语挖掘而成,人们往往在受其迷惑之中跌了进去。而一些学术骗子,权贵的代言人,就是靠这样的迷惑性来找到其粉丝的。思维的陷阱导致社会的陷阱。正因如此,公民们都应该有一双复眼。


 

穷人是最大的危险

——精英经济学家实践经验总结

苏中杰

    我国30年的改革,按照远大的既定目标,运用自上而下的强大力量,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不利因素,已经取得了伟大辉煌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的成就,集中表现在国力强盛,人民富裕。如今,我们已经可以由百分之二十的富人掌控百分之八十的社会财富,改变了大锅经济,奠定了任何力量都无法动摇的私有化基础,进入了以脱颖而出的社会精英——少数富人为社会历史舵手的崭新时代。这个崭新时代的到来,西方发达国家用了两百年,我们只用了二十年,我们的富裕速度是世界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这一成就的取得,首先当然应归功于自上而下的各级领导的英明正确,其次应毫不犹豫地归功于我们精英经济学家的智慧、才能以及大无畏的战斗精神。请看经济改革的全过程:从商业承包到工业承包,从厂长经理负责制到领导阶层持股,继而再到管理阶层收购、产权制度改革,资产重组,哪一步大政方针没有我们参与?哪一个相关政策的产生没有我们的心血?这些大政方针和政策,全是我们精英经济学家的理论结晶,请问哪一处不渗透着“靓女先嫁论”、“冰棍论”、“吐痰论”、“帕累托论”、“以产权换特权”以及“公产无主论”?尤其是“公产无主论”的贡献最为伟大:说公产无主,就是说既然全民所有制下的公产理论上人人有份而事实上人人都没份,那就是无主之产。对于无主之产,如古话所说的“秦失麋鹿,楚人得之”一样,是在野外打猎,谁打到就是谁的,谁的条件有利,谁就可能得到,这符合自然法。在改革中,相关领导占有社会财富的条件有利,那他们得到公产就是合法的。这一重大理论,奠定了全部改革理论的基础,也是大政方针和相关政策的深层次依据,也是各级领导放开胆子、迈开步子、丢掉包袱、积极参与、大力支持改革的精神武器和战略思想,能有力地对付反腐败力量对改革的破坏和干扰。这一理论,扣准了改革的中心:盯准公产,看谁先占;先占先富,后占后富;富而无罪,反而有功!要是没有我们的这一重大理论,要把过去没收地主资本家的财产和1949年以后全民在低收入高积累中创造的财富,很快来个大转移,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把现实的经济起点和发展优势让给少数精英也是不可能的!即就是说,要在20年内完成西方国家需要200年才形成的原始积累、产生当今中国的成批亿万富豪是不可能的!

    我们精英经济学家在改革中的功劳,天知地知举世知,日晓月晓富人晓,任何史家笔下都少不了我们的一页:是我们精英经济学家把改革转化成权贵的盛宴。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由中央财政拨款,在天安门广场为我们立一座功德碑,刻上我们每个精英经济的名字,让千秋万代铭记。但是,我们的队伍中有的朋友不同意,说战斗并未结束,不可松懈斗志,危险就在眼前,不可麻痹大意。

    危险在哪里?在中国所有的穷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盛宴,但是有了他们就必然存在着危险。

    中国的穷人,是这场盛宴的必然反对派,当然也是改革的必然反对派;改革的成果能否巩固和发展,全完在于能否战胜穷人的反对。当前,穷人对改革心怀极大的不满,表现如下:1、哭穷,并通过媒体呻吟叫唤;2、说世道不平等,分配不公正;3、上访告状,给领导添麻烦,给和谐添噪音,给盛世涂黑污;4、阻挡富人致富,不愿低价出售土地,当拆迁中的钉子户,还敢赤手空拳地反抗政府和开发商的武装力量;5、一些有精神障碍症的知识分子,不知道向我们学习,依靠富人来得到好处,而甘愿当弱势群体的走狗,未经穷人投票同意,就主动当弱势者的代言人,为他们奔走呼号。

    穷人们对改革的反对,很重要的一种形式是通过其走狗进行的。他们的走狗所打的旗号是“反思改革”。那些走狗们虽然不说全面否定改革,但是他们的反思一旦深入到全社会,改革就可能遭遇被基本否定的危险,因为他们说改革其实是利益再分配,并以社会公正为普世价值,颠覆我们“效率优先,兼顾公正”的方针,彻底瓦解我们的根基,等于把我们的改革之魂挖走了,把改革的肝肺掏了。这样,我们精英经济学家就被全面否定了。

    这是要命的事,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必须组织力量,奋起抵抗,打一场自卫反击战。

    这是和穷人的一场战争,我们打击的重点是为弱势群体利益冲在前边的人。这场战争现在已经打起来了,我们已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还应该在此基础上争取更大胜利。

    1、我们居高临下,第一个有力的武器就是“捍卫改革成果”,谁要质疑改革,我们一律扣个“反对改革”的大帽子。我们大赞改革成就,用现在的发展来和30年前对比,大谈要理性认识改革,就是针对穷人们的走狗的。在中国,这是很厉害的一招:只要是上面发动的运动,都可以当帽子用。当年用“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三面红旗”,就打下去不少人。改革其实也是运动,是自上而下发动的,他们要反对,就是立场院问题。我们已把他们逼到立场问题上去了。

    2、我们的第二个有力武器是反对文革,反对暴民,效果也很好。文革已经臭不可闻了,暴民文化已遭到学者否定。那些维权的工人农民一有行动,他们的知识分子一写批评现实的尖锐文章,我们可以轻轻松松地还击:又要搞文革了?这不是暴民们又起来了吗?

     3、我们第三个有力武器是反对“左派”。当前的左派,看似声势不小,但毕竟名声不佳,成不了气候,不必在意。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民主派,他们既反对左派回到红色年代搞计划经济,又反对搞权贵经济,而是要搞什么宪政和法制下的市场经济,既要市场经济的长处,又要政府尽到社会责任,像欧美那样搞真的民主市场经济。所以,他们从根本上来讲,直接反对的是我们,而且还很有理性力量和逻辑力量。但是我们好对付,因为他们要反思改革,面对社会矛盾,所以我们大讲改革的伟大成就,用沾着屎尿的左派棒子打下去,说他们想把历史拖回到计划经济时期,让他们一时说不清。总之,只要他们批评社会不公,我们就说他们倒退。

    4、我们第四个武器是“民粹主义”,这对付维权风云挺有效。民粹主义原指大众过度地争取自己的利益,后果是无政府主义。现在很多人对此似懂非懂,常把它与人们已经抛弃了的革命联系起来,当成很臭的东西。现在,民众要维权,许多知识分子为维权说话,我们用“民粹主义”大棒敲打他们,很多围观者就站到我们一边了。

    5、我们适时地提出了我们的战斗口号:为富人说话。现在,我们已成功地让社会财富集中到权贵手上。但是,有一种理论认为,从古到今,中国的社会矛盾不是阶级矛盾,如果硬要说有阶级矛盾的话,那也是官僚特权阶级同民众的矛盾,现在更是这样。这个理论让我们害怕,为了以“混战术”击败之,我们提出“保护富人”,“穷人有仇富思想”。这样,我们可以说富人是合法致富,从而保护了主要包括权贵在内的富人。我们的这个口号是保护权贵的挡箭牌,作用很大,一定要好好发挥作用。现在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为保护富人这一口号提供理论支持,各位联合我们的跟班和粉丝,一定多做努力,为保护富人之说大造舆论。

    6、在提出“为富人说话”的同时,要以“为穷人办事”来呼应。这样的战斗效果是解除穷人的武装。作为知识分子,而真正的为穷人办事,是积极地为穷人争取社会公正;而我们在保护权贵的大前提下,来点小恩小惠,穷人可能忘记社会公正这个安身立命的大目标,甘心为我们特权阶级服务。在说为他们办事的同时,又反对最低工资制,反对建设经济适用房;在说改革让所有人受惠的同时,反对搞社会福利;在反对旧经济制度时,又坚决支持火车票涨价。总之,对穷人绝对不能仁慈。

    7、我们在解除穷人武装方面,还要宣传并加强这一个理论:富人是穷人的希望,要是把富人全打倒了,穷人就永远是穷人;只有保护了富人,穷人才能得到保护;穷人是“待富者”,以后也是要当富人的,所以现在说保护富人,等于以后保护自己。在理论言说上,千万不能说“保护公民合法财产”,因为只要用“合法”二字判定,就要否定富人中的主体,结果是否定我们的改革成果。这一点,各位务必注意。

    8、我们经常所说的担心“暴乱”,指的是穷人造反。这是我们的重要战术,其作用有两方面:一,这等于公开而巧妙的告密:有人要推翻你们。尽管当局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并不在乎,但我们的告密不但表现了我们的忠诚,取得了信任,而且让当局进一步加紧防范穷人。二,经过血腥的20世纪,人们普遍厌恶革命,说穷人要可能引起社会动乱,会让全社会憎恨穷人,他们就难有抬头之日。

    9、我们支持转移公产的改革理论,必需向全社会大书特书一个理由:这个大方向没有错,改革目标没有错!但有人这样反驳我们,说“不管目标多么伟大,理想多么高尚,只要程序违背人道、践踏人性,那么,这个目标本身的神圣性就值得怀疑,甚至,可能结果与其路径一样,残暴,缺失人性。”我们如何回击这一反驳呢?还是老办法:我们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只讲效率,不讲人性!要人性干什么?人性有效率吗?人性能让公产转移而很快产生亿万富翁吗?

    我们在改革的大旗上大书8个大字:不要人性,只要效率穷人的走狗们再来质疑这8个字,我们就说:没有效率,就实现不了人性;因为没有富人,穷人会永远受穷,还谈什么人性?

    10、除上述战略战术外,我们在个人形象上也要注意包装。比如说我们虽然有强大的财力为后盾,而且一直掌握着话语权,有媒体的大力支持,处于特大的强势地位,但面对民众谴责时,我们一定要装出痛苦无奈的样子;装出我们都是有大智大德的样子;装出满怀改革壮志而无人理解的样子;装出“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样子;装出不听我们的话穷人会大难临头的样子;装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如同耶苏受难的样子。这样,我们的粉丝和跟班就会把我们描写成坚定不移的改革者,描写成代表国家未来和民族利益的贤者智者,忽悠天下人,并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抵制网络舆的压力。

    有人这样估计形势:已被私有化了的几十万亿社会财富,即使有天神地王的无边伟力,也不可能复归了——既然吃了下去,就绝对不能再吐出来。我们认为,这样的历史态势是可能的,但还不是百分之百的可能,所以千万不能大意,一定要把穷人当成最大危险,在战略和战术上都要高度重视,认真对待。

 

为民众效劳,给权力上铐

苏中杰

    面对全国上下对富人的非议,经济学界茅予轼老将军为之守城。他在城头升起一面大旗,上书10个大字:“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我在其城外也升起一面大旗,上书10个字:“为民众效劳,给权力上铐”,现击鼓而攻之。

   茅予轼将军对自己“替富人说话”的口号来个“先要说明”:“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我看要做到这一点,茅将军必须在检察院当高级检察官,并有一个高效而廉洁的检察队伍,在为“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说话之前,一定证明他们并无“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嫌疑,否则的话,就要助纣为虐了。有例为证:两三年前,“精英经济学家”几乎是一边倒地为大富人顾雏军唱赞歌,但正当赞歌震耳欲聋时,顾雏军因巨贪之疑被关起来了。而现在还没有被关起来的富人中,你如何知道他们不是大大小小的顾雏军?

    中国的富人,历来就不是较为清一色的群体。从古到今,诚实致富者有之,“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而富者亦有之,而且在专制制度下,后者是主要的。特别是当下,在信息、信贷、制约工商业的上游产品及各种资源分配都处于垄断的条件下,在权力控制市场的情况下,“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而富者则更为普遍,而且非法大富者逍遥法外,都成为冠冕堂皇、声威赫赫的“企业家”,你为“富人”所说的话,能不把他们包括在内吗?无论对“替富人说话”口号进行如何的补充与解释,这个口号都是不科学的,因为这个口号是以中国的“贫富对立说”为根据的。

    而中国的“贫富对立说”是个现象性、表层性言说,源于“阶级斗争论”教条化后的洗脑与反智:在封建社会中,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是历史主线,贫富对立由此而展开。事实并非如此。自秦之后,中国就没有封建社会,而是最漫长最典型的专制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历史的主线是权贵与民众的矛盾;只要不依附或勾结权贵,无论穷与富,都要受权贵的欺压,所以古代乡村的“员外”也好,普通庄户也好,都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富人要想保住家业或“可持续必发展”,就得攀附与贿赂权贵,与权贵穿一条裤子,因此“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官场群鳄,也加入“富人”群体,而且作为这个群体的“主力”和“中坚”,践踏社会公正,在使这个群体奴化、黑化和残酷化的过程中,让更多的民众边缘化,贫穷化。由此看来,国人“仇富”是其表,“仇官”是其里。这就是中国的历史,非阶级斗争史,而是官民对立史。

    只要权力不受制约,这个历史就不会结束。不受限制的权力犹如没有绝缘体的电力,是惨祸之根。当下,穷人受压迫,部分富人也受压迫。正如茅先生所说:“他们要缴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要对付不讲理的官员,给他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中国的企业家是全世界最难当的,风险最大的,负担最重的。在执业中稍有闪失,比如得罪了某位高官,没有协调好黑社会的关系,立刻灾难临头,多年的努力马上付之东流。在一个政策多变,朝不保夕的环境中,战战兢兢做事。”正因如此,富人才要贿赂官员,才要送钱送美女,才“官商勾结”共同行盗;也正因如此,才弄出惊人的银行坏账,才搞得公产大量“流失”,才出现贿赂公检法,才出现武装拆迁,才有“恶意欠薪”,一句话,才有继续被奴化、黑化和残酷化的历史。否则的话,要本分做人,诚实致富,只能做虽然勤俭殷实但总是原地踏步、见了工商税务还得点头哈腰的小店主。

    离开了官民对立这条历史主线,面对其财富来源难以说清的不争事实,提出一个总体性的“富人”概念,就难以进行较全面的肯定与否定,同时看不到权力失衡是社会危机的内在根源,在学术上难免成为盲人瞎马而误入歧途。面对“腐”与“富”大面积相重合的现实,把“仇腐”说成“仇富”,有的人是糊涂,有的人则是“护腐”!

    还是从官民对立的历史主线出发,立在民众立场,本着社会公平和正义,致力于限制权力吧。这既能解救穷人,也能让富人减少原罪。美国的比尔盖茨不受其国人非议,也不要经济学家为他“说话”,就是因为美国社会把权力关起来了,使之不能祸害穷人,也让富人富得光明正大。

    茅先生的文章在网上挨骂后,在反思中写下这样的话:“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但是精英必须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不可以为统治者自己的利益着想。”这是很不受欢迎的“精英主义”。社会由谁治理,首先,应由人民的选择,不能由“精英”自作主张。所强调的“精英必须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是句废话,等于叫了几十年的“干部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等于“官员要自律”。其次,当民众赋予“精英”治理社会的权力的时候,必须同时让民众给他们拥有的权力戴上铐子,否则会害人的!这是人类历史用无穷的苦难换来的经验,我可不听茅精英这样忽悠人哟。

    茅将军,快走出帮富人的经济学圈子,落下“替富人说话”的战旗,带领残部出城投降,在“为民众效劳,给权力上铐”的旗帜下,实现社会公正,方为正道。


 

发件人:"citizen citizen" <citizen904b@gmail.com> 收件人: <putaoshuster@gmail.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18 16:45:4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公民第15期

污水泼向《南方都市报》

特约记者

    2008年4月3日,《南都周刊》副主编长平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发表了《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一文。这篇文章说:“一些揭露境外媒体虚假报道的网民宣称,他们要用行动让世人看到拉萨事件的真相。这个说法逻辑不通,因为他们的行动只能让人看见西方媒体报道不实的这个真相。拉萨究竟发生了什么?大多数中国人看到的只有政府在封锁消息几天之后统一发布的新闻。对于任何来源单一的垄断性新闻发布,我不敢说它是假的,但是也不能确认它是真的。事实上,境外媒体大多称之为‘中国政府精心编织的真相’。“如果真的站在新闻价值的立场,那么他们就不会仅仅揭露西方媒体的虚假报道,而且应该质疑中国政府对消息源和国内媒体的双重控制。毫无疑问,后者对新闻价值的伤害更甚于前者。正如已经发生的事实,对个体媒体虚假报道的矫正相对容易,几个耐心细致的中国网民就可以做到;对新闻控制的抗议面对的是国家权力,全世界都徒唤奈何。”

    此文出来不到24个小时,中华网(www.china.com)就出现一篇署名为“杀尽民独轮”的帖子《警报!南方都市报正在蜕变成反华媒体反华势力的国内代表人》。此文不仅这样说长平:“不妨去问问这个有民运倾向的副总编:——你认为,西藏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他支吾其词,或者根本就拒绝回答,那肯定是与藏独互相勾结的民运份子无疑了!”、“这个就是民运先生,南都副总编辑长平要的‘答案’。”“所以,各位同胞们,查查这个长平先生的老底吧,看看他是不是也被CNN、BBC资助了?”;而且还这样批判《南方都市报》:“南方都市报已经蜕变成中国的CNN了,这个事实请广大网民注意。”“南都以自由媒体的幌子为号召,搜罗了大批‘反中国’意识形态的编辑、记者在南都,谁暗着反中国最力,谁就可以得到最快的升迁,谁就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更powerful。”

    虽然“杀尽民独轮”这样批判《南方都市报》,但实际上长平与《南方都市报》没有关系,他只是《南方都市报》的专栏作家,而且《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一文也不是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但这篇“文革”式的文章一出,却被中华网推荐到社区首页,还对此帖做了投票系统。其投票数据显示,有21574票支持“杀尽民独轮”的观点,超过了总投票人数的94%。熟悉中国网络社区的人都知道,中华网社区是“粪青”的大本营,在此也得到说明。

    还需要说明的是,中华网名义上是一家始建于1997年的互联网商业公司,是中国大陆第一家赴美NASDAQ上市(1999年7月13日)成功的公司,其交易号是(NASDAQ:CHINA)。但实际上它是作为新华社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而存在,是由新华社控股的公司。新华社间接全资创办了金鼎科技有限公司,金鼎科技有限公司为CDC Corporation之主要股东,而CDC Corporation是中华网的最终控股公司。中华网现任的八位董事会成员,其中七位来自CDC Corporation,其非执行董事方新,还是新华社亚太总分社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分社副社长以及金鼎(集团)有限公司和金鼎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据说,当初中华网上市后,新华社很多员工都分到了股份。还有,中华网的域名CHINA,都很能明白的说明其拥有很强的中共官方背景。

    在中华网对《南方都市报》进行攻击后,凯迪社区(www.cat898.com)和天涯社区(www.tianya.cn),这两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集散地,都出现力挺《南都》和长平的帖子。天涯社区甚至把支持性的帖子推荐到其社区首页。但天涯社区与中华网社区的“PK”在只持续了两天,4月8日,天涯杂谈的斑竹“党指挥枪”就被撤掉斑竹资格,支持长平与《南方都市报》的帖子也被删除。4月12日,天涯社区又因挂高了两条支持长平的帖子,被开了两条罚单。而凯迪社区也删除了很多支持性的帖子。此后,天涯社区被北京市网络管理办公室要求“严格管理”,就是说,以前天涯采取版主管理制,有了问题可以借口说是版主推荐的,开除版主就是了,现在却不能再这样了。

    随后网易(www.163.com)做了关于中华网骂《南方都市报》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70%人支持《南方都市报》。基于中华网的中共官方背景,以及天涯社区遭受的处罚,我们可以得出对《南方都市报》的批判是来自中共高层的行为,或者是中共高层默许的行为,甚至有可能“杀尽民独轮”这名中华网网友就是中华网的员工或者“网络评论员”,或者就是中共高层人员。

    对遭受到中华网的恶意攻击,《南方都市报》在4月9日致函中华网,其内容主要是:

    近日,贵网多个论坛贴出恶意攻击《南方都市报》的贴子,其中主要以《南方都市报》曾经刊发南方都市报副总编长平《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一文为事实依据发言。现本报正告贵网:一、本报从未刊发过长平的《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一文;二,长平亦从未担任过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

    事实是英国《金融时报》刊发此文,作者长平,资深媒体工作者,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外滩画报》副总编辑,现为《南都周刊》副总编辑。《南都周刊》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南方都市报出品。可能是《南方都市报》的来函产生作用,中华网删除了《警报!南方都市报正在蜕变成反华媒体反华势力的国内代表人》,但这篇文章产生的恶劣影响已经散播出去。如果说中华网对《南方都市报》的攻击还是秘密的,只是借助于网友的行为,那么《北京晚报》对《南方都市报》的攻击就是公开的,甚至高层领导亲自出马。

    4月11日,《北京晚报》在第16版头条“今日快评”栏目发表了《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一文,这篇文章对长平以及《南方都市报》进行肆意攻击,可见一斑。为此,长平4月12日在凤凰博客发表了《我不是你们的敌人》进行答复。文中说:“4月11日的《北京晚报》刊发了一篇奇文《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此文主题是反对造谣,文中居然处处造谣中伤,简直是史上最强幽默,让人怀疑作者错把日子看成4月1日了。”

    《北京晚报》的文章署名文峰。据著名新闻自由研究者昝爱宗调查证实,“原来文峰正是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社长梅宁华,兼职中国记协副主席,在任现职前是北京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为此,昝爱宗还致信给梅宁华,要求其回答三个问题:

    1、南都长平是“当红炸子鸡”是什么类型的比喻,还是正式表述?本人很不明白,请直言。如果他是“炸子鸡”,您若能证明,那就说明长平有很大可能是“造谣自由”,而您就不是“造谣自由”了。

    2、长平一文若“恐怖”不已,为什么中宣部至今不封杀他?您若从中看出“恐怖信息”,请问您是否已向中宣部举报他“散布谣言、散布恐怖信息”并向110报警呢?作为公民,应及时报警才对。

    梅宁华先生,得知您是从北京市文物局调来的,一定很知道历史真相,那么您所在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派了多少记者去西藏采访“3月14的事件”呢?有多少独立独家报道发表了呢?但此函却未得到梅宁华的回答。

    《南方都市报》是目前中国最大胆的“擦边球”媒体,其所在的南方报系一向值得尊敬。有人甚至说,中国只有一家媒体就是《南方都市报》。它2003年在孙志刚事件、SARS事件中扮演了重要作用,最近又揭露了“南街村神话”。而2007年11月27日,它在一篇介绍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的文章,用了通栏标题《专制独裁统治必然失败》。在此之前的8月8日,即奥运倒数一周年之际,中共当局在天安门举行“We Are Ready”的演唱会,而《南方都市报》却刊出《奥运倒数一周年,Are We Ready?》的社论,认为“奥运会的价值从来都不仅止于运动,它更是一个普世价值的使者,一个全球文明的播种机。理性、多元、包容是普世价值的前提,民主、自由、法治是全球文明的核心。如果还有黑奴工等待解救,如果还有手机用户因短信动辄获罪,如果教育体制没有推进,如果腐败现象没有减少,那么我们必须承认,人文奥运,我们还没准备好。”

    《南方都市报》因为孙志刚事件、SARS事件,在2004年遭遇中共当局的打压——总编程益中、总经理喻华峰等人入狱。后来虽然程益中没有被判刑,但喻华峰却被判了刑,直到今年春节前才出狱。

    现在中共官方利用中华网和《北京晚报》对《南方都市报》的批判,是不是又会引来再一次的“南都报案”,值得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本刊首发)
 

 

发件人:"" <capitel@sina.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发送时间:2008-05-29 10:52:26 +0800 优先级:紧急标题:痛批阎崇年“清朝对中国做出十大贡献”谬论

    满清王朝除了早期对边疆的保护有所贡献,大部分作为是开历史倒车的,是中华民族史上黑暗屈辱的一页,这里转一篇对“清朝对中国做出十大贡献”的看法,曹野痛击阎崇年。

痛批阎崇年“清朝对中国做出十大贡献”谬论

对“清朝对中国做出十大贡献”的看法

曹野

    北京社会科学院清史研究员阎崇年在CCTV百家讲坛上,谈及清朝对中国,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意义时认为,清朝曾做出过十大贡献。

一、是营建大清帝国。中国少数民族营建大一统皇朝的只有蒙古和满洲,"康乾盛世"的清帝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二、是奠定中国版图。东临大海,南极曾母暗沙,西达葱岭,西北至巴尔喀什湖,北跨大漠,东北连外兴安岭,疆土约1250余万平方公里。

三、是多民族的统一。清帝系少数民族,处理民族关系同汉族皇帝有所不同,清代民族关系是中国皇朝史上最好的时期

四、是创制满洲文字。当时东北亚通古斯语诸民族均无文字,满文创制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件大事。现存满文图书1000余种,满文档案200余万件,其数量与价值是其他少数民族所不能比拟的。

五、是编纂文化典籍。编修《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满文大藏经》,《律历渊源》,《无圈点老档》(又称《旧满洲档》),《满文老档》等为后人留下了重要历史文献。

六、是英杰人物辈出。在中华历史人物星汉中,满族是55个少数民族里贡献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语言学家和科学家最多的一个民族。

七、是中国人口激增。清道光时人口突破4亿,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八、是吸收外国科技。玉米,白薯普遍推广并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西方科技,文化大量传入中国。

九、是兴建皇家园林。满族是游猎民族,继辽,金,元后,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国家一统,国库丰盈,大规模地兴建皇家园林。在北京有"三山五园"--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和畅春园,圆明园;在京外有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等,将造园艺术推向中国皇朝园林史上的顶峰,并留下珍贵的园林文化遗产。

十、是保护历史文物。多尔衮一反历代大一统王朝对前朝宫殿焚,毁,拆,弃的做法,对故明燕京紫禁宫阙下令加以保护,修缮和利用。纵观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朝之前,所有大一统王朝兴国之君,宸居前朝宫殿,史册盖无一例。

    由上述10例可以看出:满族360年来,对北京,对中国,对世界的文明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我的观点如下:

    一、“康乾盛世”只是明末战争剧痛的恢复性发展而已,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一千年来的经济强势在这期间在走下坡路,对比1840年和明的万历中期的GDP数据就可以知道了;明在盛时有数十个朝贡国,国威播于四海,而清最盛时也只有七个,凭什么说“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二、如果这样算的话,明朝在最盛时还有两千多万平方公里的直属领土,远大于清,今天俄罗斯博物馆还保存着明朝在西伯利亚地区建立行政区域的界碑,但至清康熙后,势力便彻底退出了这些地带,明在领土最萎缩的时候,还有四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大明疆土”,但清在末年已经令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连满族自己的发源地都丢掉了。

    三、清代,中国最大的民族——汉民族遭受了有史以来最残酷的阶级和民族双重压迫,汉人被强迫剃发易服,从民族心理和文化上受到了最彻底的侮辱!请问,当初如果统辖女真地界的明政府下令将所有女真人箭袖窄服都剥掉、脑后挂的辫子全剪掉,今天满族人还会说什么“明朝是中国皇朝史上民族关系最好的时期”吗?但明朝政府根本没有这么做,而清统治者则这么做了,并使用了最残暴的手段,令汉民族付出的不仅是民族尊严的代价,还有数千万的头颅与滚烫的热血。清以“满蒙联手治汉,再以汉治诸夷”,不仅在政治上压迫汉人,更不断地挑拨汉人与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仇怨,这样的时期怎么能说“民族关系最好的时期” 。

    四、满文创制有其文化价值,但没有达到对人类历史作出什么贡献的地步吧。如果这都算的话,五千年的汉字和浩如烟海的汉文化典籍岂不可以统领世界文化?

    五、《四库全书》到底是对中华文化的贡献还是灾难?请你们用良心说一句话,清代在编此书时,史载“毁书甚于编书”,超过半数的中华典籍仅仅因为不符合清统治者的口味,一把火烧掉,就连幸存下来的书都被篡改得面目全非,这能叫做“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贡献”吗?

    六、满族是在55个少数民族中出了不少名人,但这同样能抬举到“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贡献”吗?清代不仅要对中国全面落后负上不可推卸的责任,满族也在中国近代史之后,出了许多形形色色出卖国家的败类,正如老舍先生所说“我们满人对中国是有罪的”,我们不是要追求历史上的民族仇恨,但过于的自擂、不负责任的自夸,实在叫人无比反感!

    七、中国一向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本来就有巨大的人口基数,到了一定时期必然达到某个数值,1+1+1+1+1+1+……,终有一天会加到10的N次方,这有什么好夸耀的?再说,人口的增长并没有和人口素质提高同步,中国人在清代的黑暗统治中渐渐失去了活力,变成了只会说话的牲口,愚昧和落后开始成为西方人看待中国人的代名词。

    八、清代把西方科技视为“奇技淫巧”,康熙只是在内廷养着几个传教士,玩弄一些西方人眼里初级的机械和技术,雍正讨厌传教士,连老爸的那一点小小的科学爱好都不要了,最大不了就是让传教士用西洋画艺给自己画了一张不伦不类的肖像,到了乾隆,更是认为“天朝无所不有”,更加蔑视西方科技,他的孙子道光到与英国交战时,连世界地图都没见过,到处问人英国离新疆有多远。最典型的一点,明朝有世界上最大量的火器,质量虽算不上最好,也算得上名列前矛,到了清朝,还余下什么?洋人打来的时候,竟然愚昧到用狗血和女人的污物来浇淋洋枪洋炮,这还有什么资格说“吸收外国科技”“对人类历史作出了贡献”?

    九、我们看不出在清最盛的时候,有过什么“国库丰盈”的时候。只知清代最牛逼的乾隆皇帝在征讨小小的西南土司时,都要为捉襟见肘的后勤保障和国库里的军饷头疼不已,就算是阎先生提到的园林,无不是汉族工匠的血汗和泪水,跟“满族360年来,对北京,对中国,对世界的文明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有什么关系呢?

    十、这样的例子我可以给阎先生举出一箩筐:曹魏没有毁掉东汉的宫殿、西晋没有毁掉魏的宫殿、唐没有毁掉隋的宫殿、明没有毁掉元的大都、中华民国没有毁掉清的紫禁城、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毁掉“南京总统府”,在相关的历史评论中,却从来没有人把这些也归为“对中国,对世界的文明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

清朝皇帝比明朝皇帝简朴吗?

    曾经有一本书叫《中国人史纲》,柏杨这家伙的故意断章取义、可以隐瞒的就隐瞒,胡说满清的皇帝很简朴,是明朝的皇帝奢华不能比的,然而事实又是如何?!

    柏杨对比所谓满清皇宫的太监、宫女的数量和花消,抨击明朝皇帝奢华,显示满清皇帝简朴。但他却是采取不同时期、特定情况故意混淆。明朝的数据是明朝鼎盛时期,而满清却是顺治刚进北京时的情况。

    如果真要比较,就拿明太祖刚进南京时比较比较。南京城宏伟是在城防建设,而皇宫终起朱元璋一生,都十分简陋。比如朱元璋办公的地方不远就是众皇子学习、游玩地方。皇子们由于简陋的地方,读书时被太阳晒,玩耍是只能在露天泥地上。朱元璋总是趁空闲时,把皇子们叫来训词到“要艰苦努力”。而顺治时期柏杨也故意隐瞒事实。李自成逃离北京时,紫禁城烧得只剩下“武英殿”,多尔衮举行典礼也只好在那里。顺治在多尔衮时期只是傀儡,而且顺治和太后被分宫隔离,实际就是软禁,这样的情况想奢华也奢华不起来。当时居西洋传教士记载,北京城最雄伟、奢华的是摄政王府,而皇宫根本没怎么建设。多尔衮死后,顺治皇帝立即将摄政王府彻底铲平,开始其醉生梦死的生活。  

    满清皇帝重用太监的确不多,但顺治却是最重用太监的皇帝。他建立了“十三衙门”,太监最盛时期多达4000多人,太监中的领袖就是吴良辅——顺治死后,十三衙门才被撤消,吴良辅被太后处死。十三衙门的地位如何,其实比明朝的司礼监还要庞大,因为明朝的太监毕竟还要通过内阁才能行使权力,而十三衙门却可以直接将皇帝的“朱批”下达官员。

    再谈明清皇帝的宫殿。明朝皇帝迁都北京后,只有紫禁城一座皇宫。而满清皇帝常年居住的就有紫禁城、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后两者的规模、奢华远在紫禁城之上。而且满清皇帝大半时间是住在圆明园,雍正、咸丰基本都在圆明园。如果将这三处皇宫的太监、宫女、花消加上,明朝的皇帝实在太小儿科了!!!

    柏杨不顾事实,编造、篡改历史,提满清皇帝掩盖对中国百姓敲骨吸髓的剥削,彻底暴露其**的丑陋的面目,“丑陋的中国人”这是柏杨最真实的写照。

    再看明清两朝皇帝的后妃。明朝的皇帝的后妃,都取之民间下层,除了嘉靖皇帝曾经一次性纳了“九嫔”,其他皇帝的后妃也极少,最多册封过十几位。而寥寥两三妃占了一半,甚至中国历史上真真正正的一夫一妻恩爱皇帝皇后也出现在明朝。而满清,整个满族的姑娘,都要皇帝先选过,才能出嫁,如果皇帝需要的,再把汉族女人抬旗后再娶入,到底是谁好色?

    说到皇帝好色,明朝好象也只有正德皇帝,但后妃也不多,风流也不过一个凤娘,其余的不过是这位太前卫的皇帝下令“寡妇改嫁”引出谣言。所谓“豹房”,只不过是正德皇帝喜欢西域艺人调教猛兽的地方。而满清的皇帝呢,多尔衮简直就是“色中饿鬼”;顺治皇帝沉迷后宫,连自己儿子的奶娘也不放过,生下“奇授”,更不用说逼死弟弟,夺其妻子的乱伦行为,使索尼不得不改皇太极“不得取弟妇…”禁止乱伦的法令——其实皇太极自己取了姑侄,先行违反了;康熙不用说,后妃是满清皇帝最多的一位,而且连洗衣的“贱籍”也不放过,生下八贤王;乾隆只能用淫乱形容;咸丰天地一家春,淫乱而早亡;同治嫖妓梅毒而死;就是被打扮的十分简朴、寡欲的雍正皇帝,其实也是一个奢华、好色的伪君子。雍正在即位前只有一妻一妾,但所生的五子三女,却都是其他不同女子所生,完全过的是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至极的生活。雍正后来暴死,极大可能就是服“红丸”,红丸是什么东西不用我说了,要是雍正真实一个清心寡欲的人,他要红丸干吗?!满清最华丽的圆明园,就是雍正皇帝动工兴建的,而承德避暑山庄外的八大寺,也是雍正动工的,满清西陵园也是雍正建设了。  

    不但如此,满清皇帝指责明朝皇帝的内库,而雍正的内库也是相当惊人的。那位十三爷死的时候,雍正皇帝就是拿了雍和宫一处的内库办的丧事,花了一百多万两白银。雍和宫当时还在皇城之外,不过是一个极小的内库而已。明朝皇帝的内库,是被人指责很多的,但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只有一千多万两白银,基本上是500两以上的镇库锭,国库则只有200多万两。看起来是比较多,明朝的一年收入不过5000万两,那么内库如果动用的话,只能维持两个月,加上战争花消大,恐怕维持不了一个月,崇祯皇帝根本不是一个守财奴!!!500两镇库锭,可见都是历代皇帝积累的,而不是临时搜刮的。而顺治初年,南方还在作战,四川还未平定,小半个贫穷的中国,满清一年的收入就达4000万两白银!!!什么“永不加赋”根本就是谎言而已!!!

    那么皇帝的陵墓呢?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的陵墓由于特殊原因庞大以外,让我们看看其他的。万历皇帝是明朝皇帝中最奢华的一位,因为他大量搜刮矿税而被指责。但是他的著名的定陵被挖掘后,随葬的物品虽然也很有价值,但作为皇帝,尤其是明朝最奢华皇帝,其实还是太少。陵墓的建造,居史料载,花费450万两白银——在位45年,每年花10万两,对于5000万年收入,实在是少之又少 。而满清光绪皇帝的一场婚礼,就花去800万两——同治皇帝婚礼更远在光绪之上,除去白银贬值,两者相当。慈喜太后的陵墓呢,我只举两个数据:入口的一块匾,花费了5000两黄金,折合白银约15万两;棺内的珠宝,大量缅甸宝石、珍珠,估价就在7000万两白银!

    在满清皇帝奢华列举下,我再另举一项花消,而且是满族统治者特定的花消,八旗子弟的花消,每月6两白银的旗费。就算旗人100万成年男子(满清末年恐怕三四倍),每人一年72两,就要7200万两。国库的收入满清最多8000——9000万两,但实际上皇庄、内库、官营收入等不入帐的收入更大!

    满清统治者对中华民族的剥削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吸尽中国百姓的血汗!!!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