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现发出一组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文章,本来想以余永定先生的文章题目做标题,但由于此文集内容不仅仅限于经济,故去掉了“经济”两个字。的确,在2008年里,不仅是经济形势变得异常复杂,社会形势也隐藏着许多变故,人灾和天灾接连不断。雪灾和西藏问题刚刚平息,四川汶川大地震又突然发生。一边是奥运圣火在国内传递,一边是与地震废墟里进行的殊死搏斗。喜庆与灾难悲惨交织在一起,让人神经错乱。是救灾,向死难者哀悼?还是高举圣火欢笑着奔跑?中国在这一刹那间神经分裂了。这是一个什么年代?它让人民如何表现和思考?是全国人民集体向数万遇难同胞默哀?还是强装笑颜传递奥运火炬?在大灾来临的时刻是否还要欢笑?是否还有理由举行娱乐活动?目前已经是考验中国人理智和神智的时刻了!]

2008年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

为什么在四川地震中政府的大楼多安然无恙?

建议追查大量中小学教学楼垮塌的责任!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5月13日

目录

胡星斗: 《针对四川大地震的民生建议》

胡星斗:《建议下半旗哀悼重大事件中的遇难同胞》

余永定:《2008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

张斌 何帆:《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正当其时》

《中国企业海外遭欠帐千亿美元 美国成重灾区》

胡星斗:《如何结束美元的霸权----在非常时期的金融政策会议上的发言》

田忠国:《从汶川地震反思"奇门遁甲"》

易富贤:《天怒人怨,是否停止计划生育?》

《民调显示公众最希望政府公开官员财产情况》

华新民:《不许香港赛马会到北京跑马圈地侵占民宅!》

徐景安:《中国需要新儒学,还是兴儒学---给儒学朋友们的一封信》

 黎鸣:《把孔子永远钉上中华民族历史的耻辱柱》

蔡靖:《什么是道德伦理的最高原则?》

张博树:《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理性思维----答《公民月刊》记者问》

张斌:《货币供求 资产价格与总需求 ——基于中国事实的理论框架》

---------------------------------------------------------------------------------------------------------------------------

发件人:"huxingdou"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收件人: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14 15:08:2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针对四川大地震的民生建议

针对四川大地震的民生建议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2008-5-14

     四川大地震震撼人心,全国人民无比悲痛,震后重建、安抚民生更是需要筹划,为此,我建议:

    一、全国停止娱乐活动一个星期,全国下半旗致哀。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志哀”。也就是说,国旗法已经体现国家对普通公民生命的珍重,反映了社会的进步;本人也多次呼吁为普通的遇难民众下半旗志哀[见附件一]。如今四川等地发生了巨大的地震灾难,已经死亡12000多人,最终的遇难人数可能数万,应该属于“重大伤亡”吧?该是遵照国旗法、为遇难者下半旗志哀的时候了。

    二、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为四川大地震的死难者默哀。

    三、追查大量中小学教学楼垮塌的责任

    在本次地震中,政府的豪华大楼大多安然无恙,而都江堰市聚源中学、北川中学、重庆市梁平县文化镇小学等教学楼垮塌共造成了2千多名学生被埋。必须追究大楼质量不合格、教育投入不到位的责任。血的教训该引起我们认真的反思了,中国应当怎样保证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怎么珍惜祖国的花朵与未来?

    四、追查地震预测是否存在失职的问题

    本次地震在震前已经有征兆[见附件二],也有传言要发生地震,四川省地震局网站上几天前还在辟谣,说不会发生地震[见附件二];各级地震部门如果没有先期的预测、分析、汇报,中央怎么可能在第一时间就知道震中在一个小县城?民间都有人准确预报出5月12日将发生大地震[见附件二、三],现在被某媒体指责为预报造假,是地震后的帖子[附件三],那为什么在12日地震之前网上就有众多网友指责该贴的预测为谣言的留言?显然,不是网友造假,而是媒体造假、部门造假,有关部门惟恐自己的失职受到查处。

    失职本来是一错,如今还要隐瞒、甚至对准确预测者进行诋毁,这是错上加错;不对失职进行反省,连承认失误的勇气都没有,不但如此,还颠倒黑白,指责别人造假,或者施加压力,让网站主编出来说话,这种做法不仅不道德,而且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的诚信与正义;难怪有网友说:现在的新闻越来越像谣言,谣言越来越像新闻。如此的社会,老百姓怎么相信地震局会重视人民的生命?官员怎么能取信于民?社会道德怎么能不江河日下呢?我不知道哪一天,官员们有承认错误的勇气,有说真话、干真事、做真人的勇气;中国如果能够建立逼迫官员们说真话、干真事、做真人的制度,那么我们的社会文明就大大地进步了,社会道德也将大大地提高。

    五、合并民政部与国家地震局,实行大部制,组建民政与紧急事务部,加强对灾难的统一救援。中国幅员辽阔,灾难频发,2008年就已经发生了雪灾、火车相撞、手足口病、地震等重大灾难,为了抗击天灾人祸、统一领导,建议在民政部的基础上组建民政与紧急事务部,下设国家地震局,加强部、地震局与国务院的情报沟通。

    六、中央财政对四川及受灾市县转移支付2000亿用于人员救助、家园重建,不能仅靠当地的财力和微薄的慈善援助解决全部问题。中国去年新增财政收入就达到1万多亿,完全有能力为受灾地区提供转移支付。

    七、给重灾区人民每人发放1千至1万元的补助金,对伤残者、遇难同胞家属发放两万元以上的抚恤金;保险公司按照最高标准理赔;金融机构为重建家园提供免息贷款;税务部门免除受灾地区的企业及个人税收一至五年。

    八、将灾区重建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样板,统一规划,统一施工,严格保障楼房质量,将楼房免费或低价提供给农民和部分市民;增加教育投入,重建优质的中小学教学楼。

    九、为了体现人道主义精神和政府的关怀,对于地震中失去家属的老人、孤儿建立和完善社会养老、孤儿救助、低保、慈善医院、医疗保障等体系。

    十、大力进行制度创新,在受灾地区开展小额贷款公司合法化、私人银行合法化的试点,为重建家园提供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

 

附件一:

建议国家和地方政府下半旗哀悼重大事件中的遇难同胞

胡星斗

2006.6

    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是“以民为本”,这是时代的进步。如何在具体的行动中落实“以民为本”?除了希望中央政府在增加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改革医疗、教育、住房、户籍、财政等体制方面继续努力之外,我认为,政府有时也需要做一些标志性的事情,如应当下半旗哀悼重大死亡事件中的公民。从表面上看,这一做法的实际意义不大,但实质上它却体现了谁是国家的主人、也就是“民为邦本”的问题。

    前一段时间,台风碧利斯已经在全国造成了超过500人的死亡,其中仅湖南就遇难346 人,失踪89人,受灾最严重的郴州资兴市就有197人死亡,69人失踪。台风桑美在福建福鼎市造成218人死亡,72人失踪;在宁德死亡227人,失踪157人;在浙江造成193人死亡,11人失踪。这些都属于特大的国民非正常死亡的灾难。我建议,以后凡是死亡人数超过100人的重大事件,国家和地方政府都应当下半旗致哀,广播电视等停止播放娱乐节目,同时,检讨事故、事件的原因、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志哀”。也就是说,国旗法已经体现国家对普通公民生命的珍重,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但遗憾的是,我国还从未实行过该条款,没有为一般民众下半旗志哀的先例。

    国旗一方面是国家主权和尊严的象征,另一方面也是民族精神和凝聚力的载体。政府下半旗哀悼遇难的普通民众,体现了公民在国家中的主人翁的地位,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众对于国家的自豪感。

    在发达国家,为重大事件中死亡的公民或者为一些著名的非政治人物下半旗致哀是普遍的惯例,在一些人权观念并不深入的落后国家,为民众下半旗志哀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

    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在美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损失,全美下半旗哀悼;2003年7月笑星霍普•鲍勃去世,美国白宫、公共建筑、大使馆、军队驻地及美国船只都降半旗志哀;2002年俄罗斯一架直升机坠毁,死亡人数100多人,全国降半旗致哀;2006年8月22日,俄罗斯一架图154客机坠毁,169人遇难,24日俄罗斯全国下半旗哀悼,广播电视停止播放娱乐节目一天。2003年,韩国地铁发生重大火灾,100多人死亡,韩国全国下半旗致哀;2002年,莫桑比克火车事故,死亡205人,举国下半旗致哀3天;2002年,尼日利亚一架客机坠毁,148人死亡,全国下半旗致哀,哀悼两天;2004年海啸,东南亚各国甚至欧洲各国都下半旗致哀;在2005年海啸一周年的时候,许多国家又下半旗表示追思。

    胡温政府现在该是开启新时代、增强中国人的国家主人意识和民族自豪感、为普通公民下半旗志哀的时候了。

 

 

发件人:"rcif cass" <rcif.cass@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12 21:21:46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RCIF Policy Brief No. 08031 - 2008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

2008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所长 余永定

May 13, 2008

yuyong@public.bta.net.cn

www.rcif.org.cn Policy Brief No. 08031

(此文为2008年4月17日在奥地利中央银行(维也纳)准备的演讲稿。李众敏博士译。作者在翻译稿基础上做了扩展。)

    在过去的27年中,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超过9.8%。经历了连续5年高增长、低通胀之后, 2007年中期以来,经济过热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2008年中国经济面临三大挑战:通货膨胀恶化,经济增长减速和资产泡沫崩溃。为了同时应对这三大挑战。中国政府提出了“双防”政策。货币政策进一步从紧、人民币升值加速、稳定资本市场的措施相继出台。作者希望通过本文对宏观经济稳定政策中的一些重要争议问题予以梳理,并给出合乎实际和逻辑的回答。

一、三大挑战

    1、通货膨胀

    2007年7月,中国的广义消费物价指数(Headline CPI)突然跃升到5.6%。当时CPI的上涨主要是由食品价格、尤其是猪肉价格上涨引发的。因此,经济学界与政府官员普遍认为,当猪仔长大之后,猪肉的供给将随之增加。猪肉价格下降,CPI也将下降。简言之,中国的通货膨胀仅仅是个猪仔问题,无须大惊小怪。但是,通货膨胀形势却迅速恶化。2008年2月,CPI增长速度达到了8.7%,是近11年来的最高涨幅。与此同时,物价上涨不仅迅速从猪肉向其他农产品扩散,而且从农产品向工业品扩散。原来一直维持在低水平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的上涨幅度也达到了6.6%。

    通货膨胀的迅速恶化表明,当前的通货膨胀远非仅仅是个“猪仔”问题。而且在根本好转之前,通货膨胀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目前中国国内已经达成共识:通货膨胀是对经济稳定的严重威胁,反通胀应该成为政府的头等大事。但是,对于中国当前通货膨胀的成因,学界仍然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当前的通货膨胀主要是成本推动型,是自然灾害、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标准收严、外部供给冲击(国际市场上原油、铁矿石和粮食涨价)等因素造成的。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通货膨胀是需求过度(excess demand)引起的。归根结底,是货币供给过量造成的。对中国当前通货膨胀性质的认识,决定了反通货膨胀政策的选择。而选择是否正确,将决定中国今后是否能够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而,对通货膨胀的性质,有必要做进一步讨论。

    2008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是11.9%,如果考虑到低报等因素,真实的GDP增长速度可能更高。长期以来,中国公认的潜在增长速度是8-9%。现实的GDP增长明显超过了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这就表明经济中出现了过度需求。而过度需求的存在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有人可能会指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大大提高。但大量事实表明,尽管近年来中国的生产率有一定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同经济周期有关),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依然是外延型和粗放型,不仅依然未摆脱高耗能、高投入和高污染的特点,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很难相信,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在几年时间内已经从8-9%跃升到12%。

    导致需求过度的两个最重要原因是房地产投资(包括地方政府推动的造城运动)以及出口增长速度过快。21世纪初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高于GDP增长速度,是推动经济增长(从需求方看)的最主要动力。而房地产投资增长则是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最重要动力。在过去数年中,房地产投资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远远大于其他部门投资增长的贡献。[1]更成问题的是,多年以来许多地方级政府都在大盖楼堂馆所,大搞经济开发区,全国上下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 “造城运动”,对资源造成大量浪费。房地产投资的高速增长,推动了钢铁、水泥、建材等一系列行业投资的增长,成为中国经济过热的重要源头。

    出口的高速增长是中国近年来出现过度需求的又一重要原因。一般来说,一国出口的增长往往同国内需求不足有关。因此,一些外国观察家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国内需求不足,而不是需求过度。事实是,60%左右的中国出口——加工贸易,从一开始就是完全以海外市场为目标的,出口加工贸易品在出口和内销之间的替代性是相当弱的。至少2005年下半年以后,中国出口和贸易顺差的增长并不是国内需求不足所至。


    全球需求旺盛和人民币汇率低估才是近年来中国出口和贸易顺差增长迅速的主要原因。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和出口的增长共同增加了对国内供给能力的压力。 为什么许多经济学家(包括我本人)一度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是成本推动型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在用微观分析方法来回答宏观经济问题。例如,由于CPI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品,特别是猪肉价格上涨,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到猪肉市场。对猪肉市场的分析表明,居民对猪肉的需求并无明显变化。是生猪周期、蓝耳病、农民养猪积极性下降等原因导致了猪肉供应减少。于是,便出现了中国的通货膨胀是成本推动型的、是一次性的(小猪长大,猪肉供应就会增多,猪肉价格,从而通货膨胀就会自动降下来)等等说法。孤立地看,猪肉涨价确实主要是供给问题。但是,为什么农民不愿养猪?重要原因是,房地产市场和出口加工企业能够提供更高的收入,农民选择了当建筑工人,到出口加工企业打工。其他本应满足猪肉生产的资源也转到了其他部门。其实,不仅猪肉生产,其他农产品的生产也存在同样的问题。除蓝耳病之类的纯供给方原因,猪肉和其他农产品价格上涨同房地产投资和出口增长过快有关。事实上,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一般不会在所有部门同时发生,而要先发生在某些特定部门,然后再向其余部门扩散。如果得到信贷支持的部门A(如房地产开发商、建筑商、购房者都能从银行得到贷款)出现需求过度,其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就会上升。生产要素就会从部门B向部门A转移。生产要素供给的减少就会导致在部门B出现成本推起型的价格上涨。显然,不能因部门B的价格上涨表现为成本推起型,就推出整个经济中的通货膨胀是成本推进型的结论。

    但是,分析通货膨胀不是应该从CPI着手吗?造成CPI上涨的最重要原因不是猪肉价格上涨吗?而猪肉价格上涨不是因为猪肉供给减少所造成的吗?从理论上说,从CPI及其构成部分着手分析通货膨胀原因的方法是合乎规范的。但由于CPI的编制存在问题,我们可能被误导。中国是一个国民总产值达20多万亿人民币的经济体。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例在10%左右。养猪业对GDP的贡献根本不可与房地产投资同日而语。多年来住房价格一直以10%左右的速度上涨,大城市中房价的上涨速度则更快。房屋价格的飙升说明在经济中的一个最重要部门中存在严重的供求失衡。但在作为衡量经济供求是否失衡的最重要指示器的CPI却不包含房屋价格。包含在CPI中的租金的变化又与房地产价格的变化相脱节。因而,尽管CPI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物价对居民生活的影响,但CPI并不能全面、及时地反映经济中的供求失衡。事实上,早在2004年中国经济就出现了过热迹象。而央行当时就提出过,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应该成为判断经济是否过热的重要指示器。可惜的是,在2007年以来对通货膨胀的讨论中,我们往往教条主义地认为房屋价格是资产价格,因而将其置而不论。这样,我们就低
估了整个经济供求失衡的严重性,延误了采取严厉紧缩措施的时机。

    对通货膨胀性质的判断又有什么政策含义呢?如果中国的通货膨胀仅仅是猪肉和某些农产品供给不足引起的,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紧缩货币并不能增加猪肉供给。但是,如果通货膨胀是由于经济总体的过度需求引起的。紧缩货币就不但可以解决经济总体的过度需求问题,而且有助于增加猪肉供给。货币紧缩意味着部门A将得不到信贷支持,对该部门产品的需求将得到抑制,该部门产品和要素的价格上涨也都将得到抑制。在这种情况下,资源就会流回部门B,其供给就会增加。相反,如果不能通过货币紧缩抑制经济总体上的过热,农民通过各种途径(包括猪肉价格上涨、政府补贴)得到的好处,很快就会被通货膨胀所侵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会重新降低,猪肉价格就会进一步上升。货币紧缩虽然不可能立竿见影,但对抑制通货膨胀却是必不可少的。在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同时,政府则应该对城市低收入者实行补贴,改善农产品生产的条件,增加进口。应该指出,在极端情况下,对于农产品价格,动用政府储备平抑物价是可以的,但实行价格管制则是完全错误的。除非劳动生产率上升,不允许猪肉价格上涨,农民就不会养猪。 中国经济中一直存在严重的价格扭曲,能源价格过低是其中的最特出表现之一。

    能源价格早就应该调整,可以说我们又错过了最好的调整时期。石油的国际价格已由有2007年初的50美元上涨到当前的120美元。如果国内石油价格不能根据国际价格进行相应调整,中国的石油短缺就会日益严重,中国经济的效益就会进一步下降。而效益的恶化最终将会导致通货膨胀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中国政府不应因通货膨胀形势严重就放弃调整相对价格的计划(一般情况下用市场方法、对于垄断性国有企业可以用行政方法)。但必须强调,货币紧缩是调整价格消除价格扭曲的前提条件。在宽松货币政策下,允许能源价格上调,通货膨胀必然因轮番涨价而加剧,相对价格的调整也将无法实现。同时,能源价格调整的步伐,应该考虑公众对汽油价格上涨的接受能力,必须有配套措施,对于弱势群体,政府应进行补贴,否则后果严重。由于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能源价格调整的具体步骤,应该由政治家决定。总之,在此通货膨胀加剧之时,我们不但不应该实现价格管制,而且应该继续相对价格的调整,以便尽快消除严重的价格扭曲。当然,相对物价的调整会增加当前通货膨胀的压力。而这正是我们强调通货膨胀压力巨大,货币紧缩十分重要的原因。

    当前通货膨胀最令人担心的不是通货膨胀本身,而是公众日渐形成的通货膨胀预期。通货膨胀预期会改变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很可能会导致竞争性价格上调、囤积、要求增加工资等,而这些会进一步恶化通货膨胀。这种情况下,“成本推动——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预期——需求拉动”的恶性循环会很快形成。在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竞争性价格上涨是不同社会阶层保护自己、使自己的收入免于被通胀稀释的重要手段。目前,企业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提高产品价格已经非常普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保持利润上占先机,或是利用这一机会来提高利润水平。为使企业和公众,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博弈不至于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政府必须释放出强有力的信号,使公众相信政府的反通货膨胀决心,并通过货币紧缩来遏制竞争性物价上涨。

    近年来,世界通货膨胀形势急剧恶化,几乎所有重要商品价格都在大幅上涨,粮食价格暴涨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引起骚乱。基本金属的价格在多年暴涨的基础上仍在大幅上涨。所有这些无疑都对中国的通货膨胀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中国2008年、2009年通货膨胀压力的严重性不可低估。还应看到,中国并非完全是国际商品价格上涨的被动接受者。在相当程度上,中国需求本身就是推动许多国际商品价格持续上升的重要原因(如铁矿石价格)。总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通货膨胀的严重性,毫不动摇地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对于贯彻中央的“双防”和从紧方针,我们不应有任何动摇。

    2 、次贷危机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屋漏偏遭连夜雨,正当中国开始反通胀时,美国的次贷危机(sub-prime crisis)爆发并迅速发展为信贷危机(credit crisis)。全球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至今仍受到严重影响。目前美国经济已经或即将进入衰退。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放缓无疑会导致中国净出口的下降,并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每年有2400万新增就业人口,中国经济增长如果低于8%,就业压力将变得难以承受。当前令人担忧的一个重要问题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货币紧缩和人民币升值是否会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无法接受的水平?因而,中国政府是否应该对此前制定的“双防”进行调整,或干脆放弃货币紧缩政策?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对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前景做一简单分析。

    首先,美国的次贷危机将会通过各种途径影响中国。例如,美国资产的价值缩水已经对中国的金融机构造成直接损失。中国的外汇储备,作为中国人民数十年来积累的财富,正在迅速贬值。受次贷危机影响,美国股市下跌,给中国股市交易造成了心理压力,并导致中国股市同时下跌。美国的次贷(信贷)危机与资产价格下降,给跨境资本流动的方向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美联储减息、为金融体系大量注入流动性和听任美元贬值的政策,导致美元急剧贬值(是否继续贬值,还要看欧洲中央银行的利息率政策)和美国通货膨胀加剧。美联储的政策加大了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 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美国经济减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美国GDP增长速度的下降不仅会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而且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并进而影响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同时,中国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会直接导致GDP、投资、进口(加工贸易所需的进口)增长速度的下降,并通过这些变化,反过来进一步导致中国GDP增长速度的下降。目前,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正在测算美国经济放缓对中国的影响。初步的测算结果是:如果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按IMF预测放缓0.7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长将下降0.94个百分点;如果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1.7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2.28个百分点。[2]

    除美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影响外,中国的货币紧缩政策本身也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事实上,尽管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反应存在较长时间的滞后,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统计分析证明,在中国,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3][4]在上次宏观紧缩期间,经济增长率由1993年的13.5%降至1995年的10.5%。而通货膨胀率则由1994年的24.1%降到1996年的8.3%。在此期间,经济增长速度每下降1个百分点,一年后通货膨胀率下降约5个百分点。换言之,为使通货膨胀率在一年以后降低一个百分点,当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下降0.2个百分点。通货膨胀率变化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变化这一特点具有重要政策含义。可以认为,2008年的通货膨胀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同2007年以前经济增长相关的。而2008年紧缩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治理的效果要到2009年才能得到充分体现。因而,在强调2008年实行紧缩政策的重要性的同时,对2008年底实现较低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应抱过高期望。2008年经济增长速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将因政府的紧缩政策而受到影响,取决于紧缩力度。在1993——1997年宏观经济治理期间,尽管政府实行了力度很大的紧缩政策,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基本是每年1个百分点左右,最多时为2个百分点。参照这一历史经验,我们可以假设,2008年所实行的紧缩政策对2008年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不超过2个百分点。

    除美国次贷危机和中国货币紧缩的影响外,我们还必须考虑人民币对美元和其他主要货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的不利影响。自2005年7月到目前,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升值为15%。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的名义有效汇率升值为5%。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升值以来,中国的贸易顺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状态。由于加工贸易在中国出口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汇率变动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肯定小于以一般贸易为主的国家。但汇率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肯定是重要的,否则,为何相当多的出口企业对人民币升值叫苦不迭呢?影响一国贸易总体状况的汇率是名义有效汇率(或实际有效汇率,如果各国通货膨胀率差异显著),而不是单边名义汇率。

    过去三年中,人民币升值并未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增加造成重要影响是因为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上升幅度不大。如果人民币升值进一步加速,如果通货膨胀加剧导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进一步上升,中国贸易顺差最终将受到升值的显著影响。升值幅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中国货币当局的政策选择,现在很难判断人民币在2008年到底会有多大幅度的升值。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过快,货币当局可能会调整升值速度。由于缺乏人民币升值对贸易差额影响的经验数据,很难判断如果人民币兑美元升值10个百分点,中国净出口将受到何种影响。2007年中国的净出口为2600亿美圆,同上年相比,增速接近5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应该在4个百分点左右。假设2008年人民币升值10%,中国净出口的增长速度下降到25%,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2个百分点以上。如果考虑到净出口对投资、消费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因净出口增长减速而受到的影响将更为严重。

    孤立地考察影响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三个主要因素,即假定美国经济减速0.7个百分点,中国实行力度与1993——1997年相当的紧缩政策,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0%[5],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5个百分点左右。但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上述三个因素并非独立,三者的影响不应该简单相加。例如,如果中国贸易顺差的增速因美国经济增速回落而明显下降,人民币升值幅度就会相应减少。又如,紧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美国经济放缓对中国贸易顺差增长的抑制作用。因而,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形势不会像上述推算的那么严重。真正严重的形势可能要到2009年才会逐步显现。事实上,2008年第一季度在面临三种压力的条件下,GDP增长速度超过10.6%,增速下降仅以1.3个百分点。尽管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应该能够保持在9%左右。政府提出2008年经济增长速度为8%的目标,是留出了足够的余地。

    这里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既然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将出现下滑,对紧缩性货币政策是否应该调整?如果需要调整,又应该如何调整?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将通过贸易渠道直接和间接地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而出口的高速增长则是中国近年来出现过度需求的重要原因。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出口增长速度下降将减轻经济中过度需求的压力。[6]但是,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并不能代替紧缩货币的政策。首先,出口增速下降不一定意味着流动性自动减少。例如,资本的跨境流入可能会抵消因贸易顺差增速下降导致的资金流入的减少。如果经济中的流动性未见减少,总需求中其他部分的增速将会上升,从而使经济中的过度需求得以维持。再次,由于出口加工贸易在中国出口中的重要地位,出口增速下降所释放的生产能力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能用于满足内需,因而不能发挥抑制通胀的作用。再其次,通货膨胀作为一种恶性循环过程,一旦形成就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出口增速下降即便可以影响也不能改变这一过程。因而,尽管可能需要进行某种调整,中国实行紧缩政策的重要性不会因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而降低。

    3、资产泡沫崩溃

    除了通货膨胀和经济放缓之外,中国经济面临的另一威胁是资产泡沫。毫无疑问,中国的资产市场泡沫一度非常严重。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整之后,中国的证券市场处于一种观望状态。但是,市场仍然有可能随时崩溃。股市的崩盘将对数千万甚至上亿中小投资者造成伤害,其社会和政治后果是极为严重的。股市一旦崩盘,中国股市将长期处于一蹶不振的状态。但是,股市崩溃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目前并不十分明朗。政府对股市稳定负有义不容辞的职责,无论是在泡沫急剧膨胀时期还是泡沫行将崩溃时期。当然,这种义务并不等于要为投资者买单。中国股市的根本问题是制度建设问题。这一问题还远未解决。在制度问题尚未解决之前,资本市场的急剧扩张蕴涵着巨大的风险。

    与股市相比,房地产市场的潜在问题更令人担心。近几个月来,房地产市场热度已经有所下降。尽管趋势还不明显。在房地产调控上,中国政府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政府必须对飞涨的房价采取降温措施。这意味着房地产开发速度和房地产需求都必须得到控制。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高度依赖商业银行信贷[7],一旦房地产市场出现重要调整,银行必将受到冲击,并导致系统性危机。房地产问题说到底是银行风险防范问题。香港房地产几经大起大落,但银行却是始终岿然不动。大陆的银行经得起房地产泡沫崩溃吗?

    从长远来看,在经历2007年以来的暴涨、暴跌,在看到被我们作为理想模式的美国资本市场的严重危机之后,我们已经到了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和建设的指导思想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二、应对挑战:坚持货币紧缩

    中国的货币紧缩政策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第二,汇率政策。第三,对冲政策。第四,利息率政策。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制度建设和改革问题。例如,应该进一步加快利息率自由化的步伐,建成以银行间短期拆借利息率为中心的利息率联动体系。

    自2003年以来,面对升值压力,央行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政策是“严进、宽出”。目前则出现了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呼声。资本管制的主要目的有三:第一,防止投机资本冲击资本市场尚不健全、银行体系仍脆弱的经济体,避免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资本管制使中国幸免于难,马来西亚则减轻了危机的深度。第二,在汇率缺乏灵活性的条件下,资本管制是维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必要条件。

    换言之,资本管制使政府在维持经济稳定的过程中得以避免采取极端措施(如大幅调整汇率或利息率)。第三,影响资本流入的数量、形式和结构,防止过度负债、防止有害于经济长远发展的投资流入国内。第四,遏止洗钱和转移非法资产的活动。资本管制的负面作用则包括增加交易成本,降低效率。在当前情况下,中国到底应该进一步加强资本流动管理还是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答案取决于:资本管制是否有效?

    如果资本管制基本无效,或使之有效的成本过高,我们或许只好听其自然,干脆取消资本管制。权威部门最近曾明确表示,资本管制在中国基本有效。但是,坊间又有关于热钱大量流入的种种说法。为什么自2005年以来,中国外贸顺差、直接投资会急剧增加?为什么外汇储备与贸易顺差和直接投资两项之和间的差额也急剧增加?如果这些增加是热钱所至,热钱又都进入到了中国的哪些金融市场?2004年——2005年流入房地产市场的热钱可能不少。2006年——2007年中国股市爆涨也可能同热钱有关。那么,在股市飘摇不定,楼市可能逆转的2008年,因升值预期和中美正利差而流入的热钱到底又藏在了哪里?2008年第一季度,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74.14亿美元,同比增长61.26%,人民币储蓄存款大幅回升(香港居民的人民币存款急剧增长—但绝对量并不大),所有这些是否是热钱大量流入的结果?可惜的是,有关部门并没有提供答案。难道热钱是根本无法查核的吗?一笔登记的“直接投资”究竟是直接投资还是热钱应该是能够区分的。一笔外贸收入是否有真实贸易基础应该也是可以判断的。对跨境资金流动的查核和监督在技术上似乎也是可以解决的[8]。

    在基本统计未搞清的情况下,中国的资本管制到底是否有效是难以判断的。或许可以认为:在中美利差倒挂,人民币升值预期明显加强之前,中国的资本管制基本是有效的(唐旭、梁猛:中国贸易顺差中是否有热钱,有多少?,金融研究,2007年第9期,总第327期,第1-18页)。 近来,情况则可能已有所变化。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至少可以通过各种办法提高热钱流入的交易成本,从而减少热钱流入。在当前情况下,提出加速资本自由化似乎不妥。热钱不会因放松资本管制而减少,升值压力也不会因此而减轻。资源配置可能会有所提高,但同投机资本冲击所带来的风险相比很可能是得不偿失。资本项目自由化带来的更为严重的潜在问题是:热钱按定义是短期投机资本,热钱必然是随时准备撤出的资金,一旦时机到来,热钱就会饱食远飏。中国的国民福利就会遭到严重损失。在极端的条件下,热钱的大规模(如果大量热钱已经流入中国)流出还可能引发严重金融危机。从长远看,资本项目自由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首先有一个健全的经得起冲击的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一个有效的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息率体系和一个灵活的汇率制度。当前,我们的方针应该是加强和改善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而不是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

    2008年以来中国贸易顺差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反对升值的呼声因之再次高涨,个别人甚至提出恢复钉住美元的主张。2005年中央在“十一五”规划中确定了在2010年实现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的方针。但自200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急剧增长。2005年,2006年和2007年中国贸易顺差的增长速度分别达到220%,70%和50%。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贸易顺差的不断增长意味中国持有美元资产的不断增长。美元不断贬值,美国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美国资产大量违约(甚至美国国库券的评级也出现问题),美国国库券的实际收益率已由正转负。我们用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人力损耗、贸易摩擦和西方蓝领仇视所换回的仅仅是一些日益贬值的“借据”。这样的顺差越多,中国的福利损失越大,对此难道我们还想不清楚吗?2008年一季度中国出口增长21.4%,增速低于2007年同期6.4个百分点;一季度贸易顺差则比2007年同期减少50.2亿美元,下降幅度为10.6%。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现象。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感到紧张。降低贸易顺差的增长速度,减少贸易顺差,最后实现贸易基本平衡,难道不是“十一五”规划所要求达到的目标吗?[9]确实,贸易顺差增长速度的下降意味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失业增加。政府应该为面临困难的企业纾困解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改变 “十一五”规划所确定的战略方向。政府应该利用这种压力,通过刺激内需、完善社保体系等政策,在稳定经济的同时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担心贸易顺差增长速度下降的人士往往同时认为,升值不能减少贸易顺差,因而升值无用。显然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看法。尽管中国贸易顺差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敏感性,比一般贸易占支配地位的国家要小一些,但作用肯定是存在的。更何况,除有助于减少贸易顺差增长速度,改善贸易条件之外,升值还可以直接和间接地起到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拒绝名义汇率升值所换回的只是实际汇率的升值。两者对贸易平衡的影响相同,但后者将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关于这个问题似乎已经不需要做更多讨论了。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问题不是应不应该升值,而是如何升值。如果中国的资本管制基本有效,升值的速度可以相应放缓,以便给企业更多的调整时间。如果资本管制无效,热钱流入庞大,升值速度就应该加速。升值方式可以有五种选择:缓慢升值(每年3%到5%)、连续快速升值(每年10%到15%)、跳跃式大幅升值、央行暂停干预外汇市场、实行自由浮动。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缓慢升值固然对企业调整较为有利,但却不利于抑制热钱流入。相反,停止对外汇市场干预(汇率大幅度升值)或实行自由浮动不利于企业调整,但却有利于抑制热钱流入。人民币升值的方式应取决于其对通货膨胀、热钱流入、贸易平衡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综合影响。我们不应该排除采取上述任何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在必要情况下,央行可以暂时停止对外汇市场的干预。 无疑,央行还将继续实行提高准备金率和销售央票的对冲政策。但是对冲政策的可持续性将越来越成为突出问题。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已经高达16%,央行票据在在一些商业银行资产中所占比重已经大概已达到10%-20%。此外,商业银行为房地产开发提供的贷款在其资产中所占比重已经相当高。对冲对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如果当前双顺差的局面得不到扭转,对冲政策将难以为继。

    我们以前曾经指出过,流动性过剩问题不仅是一个货币供给增加过快问题而且是货币需求增速下降问题(货币流通速度上升)。如果货币需求函数不稳定,央行通过数量控制(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广义货币—实际需求)执行紧缩政策,将难于达到预期结果。与此相对比,通过价格控制(基准利息率—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利息率结构—信贷成本—实际需求)执行紧缩政策,可能更为有效。但是,由于利息率自由化进程的滞后,中国无法有效使用价格控制方法。中国的利息率政策是直接控制商业银行存、贷款利息率(可以有浮动空间)。为了改变高投资,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为了保护工资收入者,特别是养老金领取者,实际利息率为负的现象必须改变。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和房地产过热,也必须进一步提高利息率。央行现在还在通过信贷控制来实现货币紧缩,不仅说明数量控制依然偏松,而且说明利息率依然低于均衡水平。在利息率过低,信贷市场并未出清的条件下,信贷控制是必要的,而信贷控制必然导致资金配置的低效率。只有提高利息率,信贷管制才可以避免。在长期,中国应该加速金融市场建设,加紧推动利息率市场化步伐,逐步由数量控制转向价格控制。在短期,则应该尽可能使数量控制和价格控制的结果相一致,减少信贷市场的供求不平衡,从而尽可能避免实行信贷控制的必要性。

    由于在中国执行货币紧缩政策的同时美联储执行了降息政策,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加强,可以预料,热钱流入的压力在今后必将进一步加强。热钱将抵消货币紧缩的政策效果,并造成前面已讨论过的种种后果。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第一,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第二,加快人民币升值;第三,继续对冲;第四,进一步升息。当然,除上述宏观需求管理方面的政策外,中国政府还应该在改善供给方面作出重大努力。此外,对于在宏观调控中出现的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等社会问题,中国政府应通过财政手段加以解决。同上述政策组合相对比,最糟糕的选择就是在人民币缓慢升值的同时,放松资本管制。

    总之,尽管面临一些严峻的挑战,中国经济的前景是光明的。在短期(2009年?),中国将能够实现软着陆,在降低通货膨胀率的同时,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但需要强调的是,短期宏观经济调控必须有利于实现“三个转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实现当期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确保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1]据香港权威人士讲,香港居民住房的中位面积只有47平方米。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城市居民对住房的需求似乎确实存在超前的问题。
[2]吴海英:. 2008年美国经济减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待发表。
[3]根据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明博士的计算,经济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经过一年的滞后通货膨胀率将上升一个多百分点。
[4]根据张明博士的计算,经一年的滞后,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下降2.7个百分点。
[5] 假设美圆对欧元和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已经趋于稳定。
[6]同因人民币汇率升值导致的出口增速下降不同,美国需求减少导致的中国出口增速下降将伴随中国贸易条件的恶化。
[7]据报导,2007年,上海中资商业银行一半左右的贷款同房地产开发有关。
[8]一些日本和韩国的高级官员都曾做过这种表示。
[9]把出口退税政策作为鼓励或抑制出口的政策则是不适当的。我们在2003年就曾指出过这点。

 

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正当其时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 张斌 bjzhangbin@gmail.com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 何帆 hefancass@gmail.com

May 14, 2008

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是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最大的绊脚石

    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破“7”之后,关于人民币升值的讨论再度升温。从短期看,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最大的绊脚石。由于市场上存在着人民币升值的单边预期,导致了大量的热钱流入,热钱流入一方面迫使央行被动的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另外一方面,很多境外资金流入中国的股市和楼市,并推高了资产价格泡沫,这两个因素又导致了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从中长期看,低估的人民币汇率破坏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潜力。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但是服务业却严重滞后。这种扭曲的“二元结构”将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的平衡发展,而产业结构扭曲的原因,除了服务业的过度管制和国有垄断之外,汇率低估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快实施人民币自由浮动是众多汇率改革方案中最有益的办法,也是中国经济不能再等的市场化改革。

    人民币升值利大于弊,这已经是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共识。但分歧在于采取何种策略解决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针对讨论中一些争议较大的问题,我们试图做出自己的解读。

资本账户进一步放开能否缓解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

    放开资本流出可以满足企业和居民对外汇的需求,缓解外汇市场上的供求压力,也缓解了货币当局由于外汇占款导致的货币投放压力,听起来是个不错的建议。遗憾的是,过去两年政府尽管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措施尝试放松对海外投资的管制,但效果不佳。放松资本流出之后,和监管部门的预期不同的是,对外汇需求的增加并没有大幅度增加。这其中的症结仍然在于市场上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压力下,投资者一定会持币观望,没有哪家机构敢放心大胆的投资海外,企业即使遇到对未来发展大有裨益的海外投资机会也不得不三思后行。试想,目前中美利差有2个多百分点,再加上市场上人民币兑美元超过10%的升值预期。从投资者把人民币换成了美元的那一刻起,如果美元投资收益率不超过12%,按照人民币计算,其投资就是赔钱。

    是不是资本项目放松力度不够?是否全面放松对外投资,市场上就会有大量外汇需求,并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呢?如果从基本面因素来看,考虑到中国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快速进步,贸易顺差居高不下、国际市场份额不断扩张,中国距离贸易平衡还有很大距离。出口部门仍然需要将赚得的外汇换成人民币,而进口替代部分的发展将减少对外汇的需求,这会导致外汇市场上对人民币仍然是需求大于供给,人民币升值趋势难以避免1。如果是从资产组合的角度考虑,放松资本账户之后会带来中国居民对美元的大量需求,因为对外投资能够分散风险。假设中国投资者将其资产组合中的5%置换为美元资产,就将带来大约2000-3000亿美元的需求。即使是有序的调整,也将对中国金融和全球金融市场带来巨大的压力。况且,由于中国的国内金融体系尚存在诸多弊端,金融市场发育程度还很浅,完全放开对外投资可能蕴含着巨大的风险。一旦面临出现经济衰退或社会动荡,完全放开对外投资可能意味着举国换取美元的海外大逃亡。人民币升值压力是没有了,但换来的是一场中国经济无法承受的灾难。

货币当局能否有效对冲外汇占款带来的基础货币增长?

    就算不能消除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只要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占款造成的基础货币投放增长,总的广义货币和信贷增长也就在可控范围之内。这正是过去货币当局一直在努力完成的工作。但是,货币当局圆满完成任务了吗?

    为了较为全面的反映货币政策的效果,我们设计了一个“一揽子货币政策”指标2,以此反映外汇专款带来的基础货币投放、央行票据净发行带来的基础货币回笼以及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带来的货币乘数下降等三项货币政策工具的综合力度。尽管货币当局采取了非常频繁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再加上全球罕见的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举措,也还是难以充分抵消外汇占款带来的货币投放增长力度。尤其是在2006年中期以后,我们注意到扩张的货币政策力度与资产价格急速上涨、通货膨胀都保持了高度一致的运动轨迹。这可能说明,正是由于货币政策操作在外汇占款急速增长的压力之下力不从心,才导致了2007年的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 随着通货膨胀压力的不断加剧,货币当局在2008年加强了对信贷的控制。这样做的弊端包括:(1)信贷管制下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打击最大,而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这种“信贷紧缩”将对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2)信贷控制管的是新增贷款,但对总需求的影响并不明朗。如果货币当局在收紧基础货币投放上力度不够,商业银行可用资金依然会很充裕,这些资金无论是通过逃避管制的方法变相对企业融资,或者是购买债券并导致市场利率下降和资产价格上升,都会起到扩张总需求的作用。 因此,如果不能消除单边升值预期,有效管理基础货币投放和总需求将是非常艰难的挑战。从国际经验来看,几乎所有的货币管理当局都难以在强烈货币升值预期下做好总需求管理工作。汇率不动,却要求保持宏观稳定,这对货币当局来说已经是难以承受的重担。

通货膨胀能否替代升值?

    如果名义汇率不变,但出现了通货膨胀,真实汇率一样会升值,对于调节资源配置和纠正贸易顺差有着近似的效果。问题是政府应该选择权衡?是选择通货膨胀还是名义汇率升值?

    从全社会福利角度看,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更大。通货膨胀是一个窃贼,它从我们每个人的口袋里偷走了财富。通货膨胀对那些主要依靠货币工资的低收入阶层影响更大,尤其是考虑到农产品等生活日用品的价格上涨已经大大高于CPI的上涨速度。随着通货膨胀的抬头,企业的利润也将逐渐被侵蚀。当通货膨胀预期形成之后,治理通货膨胀将难上加难。名义汇率升值也有负面影响,但是其主要影响到进出口部门,而对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和社会安定的负面冲击要小得多,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角度看也更有益。


    日本和德国在当年货币快速升值过程当中奉行了完全不同策略3。德国接受历史上通货膨胀惨痛的教训,始终将维护通货膨胀放在首位,汇率允许自由浮动,官方尽量减少对于汇率市场干预。日本货币当局在财政部、企业界的多重压力下,想方设法缓解货币升值,不仅在外汇市场上干预,甚至不惜大幅度降低利率。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取向下,德国同期产出和通货膨胀都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日本同期的产出和通货膨胀波动都要大很多,而且经历了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

能源、环境等成本市场化能否替代升值?

    中国的能源、资源价格一直受到管制,大大低于国际水平,这带来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做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却一直通过低廉的能源、资源价格“补贴”其出口,也间接的“补贴”了美国等发达国家。过去过于宽松的环境保护也鼓励了地方政府和企业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盲目的发展工业和出口。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能源、资源价格的改革,让石油、电力、水等能源资源价格上涨,将会提高提高出口和进口替代等制造业部门的生产成本,一样能缓解贸易顺差、改善资源配置。那么,能源、资源和环境成本的市场化改革能否替代升值? 我们相信,能源、资源和环境成本的市场化改革应该尽快推进,即使短期之内推进这些改革会遇到通货膨胀压力加剧的挑战,但是长痛不如短痛,改革的措施可以更稳妥,但步伐不能停止。但是,能源、资源和环境成本的市场化改革仍然难以纠正汇率低估带来的巨大扭曲。能源、资源和环境成本的市场化改革是局部改革,汇率则是一个宏观变量,它是比任何一种或几种产品价格影响大得多的价格,所涵盖的信息和所调动的资源配置远非某几种产品价格变化可比。资源和环境成本的市场化改革不应该成为替代或推迟汇率水平调整的理由。

人民币升值是否破坏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升值会导致中国出口的价格竞争力削弱,出口增长会放缓。出口增长下降不仅直接降低了贸易顺差,还会减少相关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并影响到GDP 增长率。根据我们设计的模型估算,出口增长率下降1 个百分点,对净出口的影响是1.7 个百分点,对投资的影响是0.6 个百分点。对消费的影响是0.5 个百分点,对GDP 增长率的影响是0.65 个百分点。

    但是,需要澄清的是:(1)升值并非是出口下滑的主要原因。出口的下滑,一是由于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引起的美国经济衰退和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二是因为国内因素的变化,如劳动力成本上升、优惠政策取消、环境保护的加强等。相比之下,中国的出口对汇率变动的反映并不灵敏。(2)升值不会导致GDP增长大幅下降。由于国内投资仍在高位,并没有出现总需求的迅速萎缩。即使出口下降导致GDP增长速度减少2个百分点左右,中国仍然将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3)即使出口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也不能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或放缓人民币升值来保出口,通过财政政策或产业政策,能够更有效的减少出口企业转型过程中的阵痛,并且不至于带来资源配置的扭曲。

    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恰恰是中国经济加速转型的机遇。从企业层面来说,过去中国的企业之间存在残酷的价格竞争,竞相压价的结果是每家企业的利润空间都非常窄,企业缺乏足够的积极性和能力加强研究与开发。出口下降的过程中,大浪淘沙,有竞争力的企业将脱颖而出,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将被淘汰出局。日本企业真正成长为全球企业,正是在日元升值的过程中。一方面,日元升值使得日本企业难以继续依靠廉价优势,必须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另一方面,日元升值有助于日本企业海外投资,比如日本的汽车企业,就是利用到美国投资设厂,绕过了美国的贸易壁垒,直接打入美国市场。从经济发展来说,中国面临着制造业比例偏高而服务业比例偏低的问题。服务业发展滞后,将直接减少制造业的效率提升空间,也不利于创造更多、更高层次的就业机会。未来的国际贸易中服务贸易所占的比重将越来越大,服务业落后将影响到中国在未来全球贸易中的地位。服务业的发展,还和提高人民福利水平、建设和谐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从资源配置角度看,汇率调整的作用即在于调节贸易品/非贸易品部门的资源配置,达成两个部门的协调发展。随着人民币升值,贸易品部门资源流入会因此下降;以服务业为代表的非贸易品部门面临的国内需求提高,资源流入增加。

人民币升值是否会带来大规模失业?

    从短期看,如果人民币升值引起严重失业问题,甚至可能会引起社会问题。我们在广东和山东等地调研,的确为数不少的低附加值企业已经宣布破产。有的企业老板在一夜之间逃之夭夭,留下厂里的工人没有着落。但是,这并不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最近两年,沿海地区出现了“劳工荒”的新现象,工人工资以每年15-20%的速度上涨,但是仍然有招不到工人的现象。只要做好对突发性事件的应对,同时帮助破产企业工人参加培训和再就业,就可以消除潜在的社会风险。人民币升值对制造业就业的整体负面冲击并不严重。

    从中长期看,货币升值对于就业增长有积极推动作用。我们过去的研究表明,货币低估对资本有利,但是对劳动力不利,尤其是会降低农民进入城市的激励。当大量的农民走进城市之后,能够为他们提供充足就业机会的不是制造业,而是服务业。随着制造业的升级换代,机器替代工人的现象很快就会出现,但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服务业的增长空间是广阔的。尽早实现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调整中国扭曲的资源配置格局,改善当前服务业发展的不利局面,将有利于提供提高工人工资和增加新的工作岗位4

    还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关于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虽然目前中国还在继续分享着人口红利,但是中国工作年龄人口已经开始迅速老化。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二十多年前,中国人平均年龄不足二十岁,现在已经是三十多岁。这个变化加剧了我们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紧迫性。调整的越晚,我们面临的压力会越大。让一个二十多岁的劳动者重新学习转换工作比让一个三四十岁的劳动者重新就业将是更大的挑战。

人民币升值会带来热钱流入吗?

    热钱流入是当前宏观决策者最为头痛的问题之一。反对人民币加速升值的主要观点之一就是,如果人民币加速升值,将会吸引更多的热钱流入中国。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如果实行人民币汇率小幅慢走,看似稳妥,其实风险最大。小幅升值最大的弊端是强化了市场上对人民币升值的单边预期。全世界的人都认为人民币升值没有到位,全世界的人们都会预期人民币将进一步升值。这将使得货币当局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人民银行几乎成为外汇市场上美元的唯一买家。尽管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改革都遵循着渐进主义的策略,但是在汇率问题上,不适宜照搬在其他领域里的历史经验。以日本的历史为例,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开始了日元升值的历程,日本政府一直试图干预外汇市场,缓解日元升值的幅度,但日元该升值还是一路升值,干预市场的唯一“成效”是让人们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预期:日元是永远要升值的。这真是慢火烤死了青蛙。 更为激进的升值恰恰能够打掉市场上的单边预期,如果市场上的预期出现了分化,则热钱流入自然会减少。因此,最适宜的升值幅度不是一次到位,而是要升到大约一半的位置。换言之,升值的目标不是让市场上所有的人都相信,人民币升值已经到头,该掉头贬值了。如果所有人都相信人民币升值到位,那么热钱就会转身逃走,包括国内的资金也会大量流出。最为理想的情况是,市场上有一半人认为人民币已经升值到位,但有另一半人认为人民币还有升值空间。看多和看空的力量势均力敌,就会创造出一个“均衡”的汇率。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热钱的流动方向一方面取决于人民币的汇率变动,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国际金融市场形势。我们预计,在2008年上半年,由于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因为次级贷款危机遭受了巨大亏损,需要将资本调回国内,以缓解资本充足率压力,因此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将主要是从新兴市场国家回流到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但到2008年下半年,如果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度过难关,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很可能是从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流向新兴市场国家5。如果这一判断成立,则至少在2008年上半年,即使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快,国际资本尚无暇顾及中国,我们不必为热钱流入过分担心。如果到次级贷款危机尘埃落定,那么国际资本很可能会重新扑向新兴市场,到那时候,汇率调整会难上加难。

小步快跑,一次性升值后重新钉住美元还是自由浮动?

    2005年7月21日汇改以后,人民币采取了对美元渐进小幅持续升值策略。与此同时,学术界并没有停止讨论一次性升值或者是类似的方案6。考虑到政策影响的不确定性,先让人民币小幅度动起来看看再说,不失为一种有益尝试。但是时至今日,这种方案的弊端已经非常明显,我们认为在当前“渐进小幅度持续升值”、“一次性升值后重新钉住美元”、“自由浮动”三种方案当中,“自由浮动”最可取。

    假设在没有宏观当局干预的外汇市场上,人民币立即会出现15%的升值。如果以渐进小幅度持续升值的策略向15%升值幅度靠拢,可能出现的情况是:(1)持续的单边升值预期不断强化,并引起投机资本流入,挑战宏观经济稳定;(2)因为难以捉摸宏观当局的政策取向,投资者虽然相信人民币汇率会有较大幅度升值,但是对于未来汇率具体调整幅度会有较大分歧,究竟应该相信政府还是相信市场?这反而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企业难以根据自己对汇率变化的预期调整未来的投资、生产和采购计划。如果企业相信政府不会采取大幅度升值的措施,就不会有积极性在外汇市场上规避汇率风险,最后的结果是,真实经济运行可能将遭受更大的不利冲击。

    如果以一次性升值后重新钉住美元的策略,可能出现的情况是:(1)升值多少才算合适?只有市场才知道汇率的“均衡”在哪里,政府并不知道。任何模型和理论都无法帮助政府事先计算出“均衡”的汇率水平。如果升值幅度小于只有市场才能找到的“15%”,市场上的升值预期不但不会减少,反而还会增加;如果升值幅度达到甚至超过了“均衡”水平,可能引发大规模的资本外逃。(2)一次性调整之后,随着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宏观当局可能很快会再次面临下一次一次性调整的艰难选择。 如果采取自由浮动的人民币汇率,可能出现的情况是:(1)人民币大幅度单边升值预期消除,一劳永逸地解决大幅度单边升值或者是贬值预期问题,货币当局将因此改善货币政策空间,提高总需求管理能力;(2)没有了宏观当局干预的不确定性,未来的人民币变动预期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利差和其他宏观经济变量,未来汇率与其变动也相对稳定,真实投资和产出决策面临的不确定性下降。比较而言,自由浮动听起来过于激进,但可能是最稳妥的做法;一次性升值后重新钉住美元不失为一种保守选择;小幅度渐进升值弊端最突出。

自由浮动后是否会出现失控局面?

    不得不考虑最坏的可能性。宏观当局完全放弃外汇市场干预,实现了人民币自由浮动,市场上是否会出现失控?比如,人民币汇率是否会在一夜之间上涨50%?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首先,市场上的猜谜者各有各的谜底,但大部分人对今年美元兑人民币升值幅度的预测都在10%左右。根据对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市场(NDF)的观察,一年期美元兑人民币的升值幅度也在10%左右。换言之,让市场自己去选,他们也会大体选择升值10%左右。最近一段时间,市场上的一个微妙变化是很多资金开始沽空远期人民币汇率,这可能预示着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改变。

    其次,考虑到中国外汇市场上的特殊结构,最大的美元卖方是中国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从其自身的各种约束条件来看,即使人民币汇率完全自由浮动,也不可能大规模抛出美元头寸。

    最后,我们建议货币当局采取暂时放开汇率浮动,中国采取的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在暂时浮动的试验之后,检验了市场的多空博弈,体察了由波动指向的“均衡”汇率,则可以随时加强管理。而看到了市场的底牌之后,央行再行出牌,就能有更大的信心。市场和政府的默契会自此形成。 对于任何政策来说,时机的选择都是至关重要的。当前就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一方面,美元在经历了持续大幅下跌以后,开始在市场上走强,市场将会因此小调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另一方面,国内目前的总需求过于旺盛和通货膨胀局面还没有结束,人民币升值对产出和就业的短期负面影响可以被旺盛的总需求所掩盖,这正是调整汇率的好时机。为做到万无一失,宏观当局在财政支出和应付结构性失业问题上也需要提前做好应对预案,将短期可能面临的问题降低到最小。

注释:

1 参见:张斌,《人民币均衡汇率:简约一般均衡下的单方程模型》,《世界经济》,2003年11期。

2 参见:张斌,《货币供求 资产价格与总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工作论文。这篇文章还讨论了货币政策与房地产价格、股票价格和通货膨胀的理论与实证关系,以及货币当局在货币升值预期下在总需求管理中面临的艰难挑战。

3 参见张斌、何帆:《如何应对经济崛起时期的汇率升值压力:日本、德国的经验与启示》,《国际经济评论》,2004年第3期。

4 参见:张斌、何帆,《货币升值的后果:基于中国特征事实的理论框架》,《经济研究》2006年5期。我们建立了一个两部门的简单模型讨论了货币低估所造成的产业结构扭曲,并讨论了对工资和失业的影响。

5 参见:张明,《国际资本流动可能一波三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财经评论系列。

6 此前,我们在2005年提出低频率有管理浮动方案,策略是短期内一次性调整后重新钉住美元,然后逐渐向自由浮动转换。参见张斌、何帆,《如何调整人民币汇率政策:目标、方案和时机》,《国际经济评论》,2005年第2期。

 

    小资料:

中國FDI快速增加 第一季年增353%

    (五月十二日電)中國大陸經濟持續發展,對外投資步伐愈來愈快,第一季對外直接投資金額(FDI)達一百九十三點四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三百五十三。

中國四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8.5%

    (五月十二日電)中國國家統計局今天發布的數據顯示,四月份中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比去年同期上漲百分之八點五,漲幅比上月和去年同期分別攀升零點二和五點五個百分點。
 

中国企业海外遭欠帐千亿美元 美国成重灾区

2008年05月10日

央视国际经济半小时

  据国家商务部研究院的保守估算,中国企业被拖欠的海外商帐早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并且每年以150亿美元左右的速度增加,而今年次贷危机的发源地美国成为了海外商帐的重灾区,中国浙江近千家企业遭到美国企业的拖欠,大量拖欠国际货款也成为美国企业在次贷危机下转嫁损失的一种办法。

    美国次级债带来的影响,关键是引发了经济社会对于资金信心的危机,对于这次国内企业碰到的国际欠债问题,周纪安表示,这在国际贸易中,是一种很不道德的行为,中国企业现在的真实状况,是在一定程度上替美国承受次级贷风波造成的损失。

  对欠帐不还的人,我们给他们起了个外号叫老赖,其实,老赖不仅国内有,国际上欠帐不还的事情也不少见,在法律上,把这种欠帐叫做海外商帐,严格的说是指出口企业在海外的货款因为买家拖延付款、破产等各种因素导致无法追回的资金,据国家商务部研究院的保守估算,中国企业被拖欠的海外商帐早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并且每年以150亿美元左右的速度增加,而今年,次贷危机的发源地美国成为了海外商帐的重灾区,在北京,为中国企业海外追债的一些专业机构,现在异常忙碌。

  记者在浙江的金华、嘉兴等多个地区进行了采访,但接触的被欠债的多家中资企业,都拒绝正面回答记者的问题,他们担心,一旦被美国企业欠债的事件曝光之后,会对企业有所影响,一些企业更是担心,害怕消息传到外商那里,会引起更多的欠账,在多方努力下,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家箱包厂的老板,告诉了记者他的企业近期遭遇的欠债事件。

  平湖市明达箱包有限公司董事长施军民是从2006年的5月份开始通过台湾的一家公司,将箱包出口到美国,开始的阶段合作还算顺利,可是到了2007年的7月份的时候,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美国的公司不能按时付钱,也不能一次付清,但中国企业并没有停工,因此,慢慢累上去,累上去欠款越来越多,尽管欠帐越来越多,但当时的施军民还是对美国的客户抱着一线侥幸。

  就这样,到了2007年的年底的时候,美国方面的信息终于明朗,次级债的风暴从金融系统开始暴露,世界各国的金融机构在这个问题上都缩紧了银根,美国国内的资金流转情况让很多美国企业的资金状况变的紧张,12月底,美国的客户正式宣布破产,承诺给施军民的货款,也由此成了一纸空文。

四年白干了

  施军民告诉记者,按去年年底来说,有两百万美金,等于一千五百多万人民币没有拿到。那么1500多万的直接损失,对于施军民来说又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施军民:“我一直到目前为止经营企业六年,将近四年白做。”不仅是施军民,平湖市遭受国际欠帐而发生损失的企业,今年开始越来越多。施军民告诉记者,仅仅是平湖市的这些箱包企业的直接经济损失目前就达到了9000多万元。

 


发件人: "huxingdou"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收件人: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日 期: 2008-05-12 11:22

如何结束美元的霸权

----在非常时期的金融政策会议上的发言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2008-5-10

    我最不喜欢就金融问题发言,因为金融问题充满了不确定性,与经济、政治、社会、国际等各方面的环境有关系,很难说哪个说的是对的,哪个说的是错的,包括一些学者的判断都是一样的。所以经济学家很难当,经济学家名声很差。

    我这里主要讲两点,简单地讲两点,第一点,我同意这个观点:要改变从紧的货币政策,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一是通胀,二是失业,这样两个矛盾。所以刚才正山也说了,实际上中国是面临着滞胀,一方面通货膨胀,一方面经济停滞,失业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到底是先治理通货膨胀还是先治理失业?历来是有争论的。而中国是通胀率和失业率两方面痛苦指数,这两者相加叫痛苦指数,这个指数是非常高的。我想中国一个方面是通胀率和失业率要同时治理,但另一方面重在治理失业的问题,因为失业比通胀更加可怕。所以要适当改变从紧的货币政策,这样来提高就业率,来改变那么多的企业实际上都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目前这种紧缩的货币政策必然会导致中国的中小企业比较全面的崩溃,当然也是产业升级的机会,但是问题是你这个转型不可能迅速完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奥运之后,中国的经济很有可能会陷入低谷。

    所以我就觉得整个社会要容忍一定的通货膨胀,这个我比较同意刚才那几位老师说的,以毒攻毒,容忍一定的通货膨胀,要通过社会分红或者是像刚才海波说的建立公平的收入帐户,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补贴普通民众,来增强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或者是我刚才也在想,通过建立医疗基金,或者是社保基金,把社会分红这个资金放入基金中,这样避免发放过多的钱引起进一步的通货膨胀。或者是要通过提高低保的水平,还有提高最低工资的标准,还有提高工资水平,不仅是最低工资标准,而且还要提高工资水平,通过这些方面来解决通胀过高给民众生活带来的一些问题。

    目前紧缩的货币政策,一方面企业存在着很多倒闭的危险,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股市的下滑,当然股市下滑有很多的原因,但货币政策金融政策可能也是原因之一,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股市的下滑,房市的调整,房市价格当然低一点也好,但是问题是,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房市价格过高是由于土地资源过于紧张以及国家垄断土地开发所造成的,这些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随之以后必然还会反弹。但是目前这种房市的调整导致很多政策的出台都很不利。比如说本来要开征物业税或者是不动产税,对于第二套住房或者是对于新的住房来征收这样的不动产税。但是现在由于目前这样的政策,就使得开征物业税不利于当前整个经济形势,与当前经济形势是不符合的。但是在发达国家地方的财政收入,百分之六七十都是靠的不动产税。而在中国没有开征不动产税,结果就导致政府靠征地,然后倒卖给开发商,形成地方政府的收入。所以目前紧缩的货币政策,我觉得反而导致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储蓄率本来就过高,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地加强了这样一种局面,比如说中国的储蓄率现在已经达到40%几,在世界上是最高的,中国政府的储蓄也占了GDP的6%,而美国是负的政府储蓄率,法国也只是百分之零点三,而中国是6%,这些都太高。所以,我讲中国或许还是应该改变从紧的货币政策,适度地改变这种从紧的货币政策,让它更加宽松,更多的企业能够承受。

    第二点我要讲的是要结束美元的霸权。就是说人民币到底是快速升值还是缓慢的升值?有人认为应当快速升值,有人认为应当缓慢升值,还有人主张贬值。到底应该是升值还是贬值?我主张人民币应当是缓慢稍快地升值。

    当然人民币早就应该升值,不应该是从2005年开始,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了,也就没办法了。现在我主张缓慢但是稍快的升值,而且要最终通过升值实现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可能有的朋友不同意自由的兑换,因为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风险。但是我认为这是中国不得不采取的最后的措施,人民币只能靠自由兑换,人民币最终要作为国际支付和清算的货币,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国际的贸易中更多地使用人民币,最终在一定程度上以人民币替代美元,结束美元的霸权。就是说,最终人民币要自由兑换,我们中国要掌握世界货币的发行权,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那么我们就不怕美元贬值,现在美元贬值给我们的外汇储备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原因就是由于我们中国人没有货币权,没有资源的定价权,而货币权、资源定价权可能是真正的财富,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根本。

    中国怎么才能够有货币权?人民币必须是强势,人民币必须是可自由兑换的,否则最终你还是得以美元来结算,你如果建立一个金本位的体系,实际上在现代又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寄希望于人民币,最终要成为一个国际货币,强势的国际货币,与美元平起平坐,甚至取代美元霸权的地位。但是人民币要做到这个,一方面取决于整个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取决于中国要在世界上成为一个生产的强国,目前我们还不行,可以说我们国家的生产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国外的销售渠道,我们在国际市场上贸易方面、资源买卖方面也都没有话语权,没有定价权。我们的人民币的监管这些方面也是极其不完善的,货币的监管以及我们的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也都是脱节的,都是不完善的。中国关键是要在货币监管这些方面,以及中国如何成为世界的生产强国方面做好,然后使得我们的人民币更加的坚挺,成为一个国际的清算的货币,一个国际支付的货币。

    通过这样的一些措施,最后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目前人民币经常项目在1996年已经实现了可自由兑换,但是过了10几年,我们在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方面还是止足不前,当然比过去有一些进步,根据国际金融组织划分的43个资本项目中,中国现在差不多有一半的资本项目已经实现了有条件的或者是完全没有条件的自由兑换,但是还有一半没有实现自由兑换,这个我觉得以后不管是多少年,五年十年,最终还是要实现自由兑换,而且这个速度可能要稍微快一点,否则这种美元的霸权,实际上也给中国的财富会造成巨大的损失,而且这种美元霸权也造成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动荡以及它对外输出通胀。因为现在的油价的上升,金价的上升,甚至粮食危机,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美元贬值所造成的,美元的贬值为什么造成整个世界的一些资源的价格都上升?那还是由于美元在世界上的这种霸权地位所造成的。所以你要改变这样的状态,那只能是期待着欧元、日元、人民币,而欧元日元看来要跟美元相抗比较难,人民币要成为未来的强势的货币,这样才能结束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被动地位。
 


发件人:"田忠国" <tianzhongguo@live.cn> 收件人: "北京大軍经济观察网"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13 12:20:2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

从汶川地震反思"奇门遁甲"

山东薛城  田忠国

2008年5月13日星期二

    2008年4月24日下午3点10分(阴历三月十九)是甲午日的壬申时阳五局,因鸟叫声特别凄厉,故用"奇门"占之,竟然庚加太岁临五宫,太岁又系直符,人盘临开门。若按此种迹象推之:庚临中五,地质之灾,也就是地震。

    但是,占过之后,忧闷不已,本想告知几位朋友,并通过他们看看能否把信息传递到国家地震局,但想了好久,因为过去并无实证,书上只是如是说,如果把事情闹大了,岂不有妖言惑众、危害国家安全之嫌?如果这个帽子戴到头上,本因文致祸,生存陷入困境的我,岂不是招来无法生存的困境?前几天,与友闲聊时,友问及国家祸福,虽然不敢"妖言惑众",但还是吞吞吐吐的说了将来地震的可能,并一再叮嘱朋友,千万不可乱传,以免因妖言致祸。

    今天下午,接到妹妹的电话(那时正与友闲聊),说是四川地震,因我弟弟在成都,一听之下,天旋地转,深悔没有妖言惑众,才招致今天的结果。给弟弟和女儿打电话总是不通,更是心惊胆战,语无伦次,直到弟弟短信报了平安,这才心神稍定。夜半,深思之,去掉其中未验的两项妖言,重写此文。

    实践证明,"奇门遁甲"确有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奧秘,还不能用简单的一句封建迷信就毙掉的。退一万步讲,既便它有封建迷信的地方,仅从程序逻辑上讲,也还是值得一探究竟的,我们何苦匆匆忙忙的把我们不理解的草率毙掉呢?如果人类把不理解的东西全否定了,人类还会有什么新发现、新发展呢?

    认真想来,给更多的不理解、不了解、不能解释的未知现象更多的尊重和宽容,岂不是拓展了发现未知的路子?我们何苦匆匆忙忙的把未知之门关上呢?现在想想,如果我们的前人把所有未知的大门全部关上,现在岂不是还处在钻木取火的状态?未知是无穷无尽的,从未知到有知,再到对未知深入的了解,需要一个宽容探索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可能十分漫长,漫长得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都无法解开其中的谜底,但只要不放弃努力思索,终有得到正确解答的一天,但如果早早就放弃了探索,所有的谜不就成了永恒的谜了么?

    再想想,世界各国的科学史,所有新发现、新创造,几乎都是从疯子似的狂想开始的,由此可知,人类社会不怕疯子似的狂想的不科学,就怕科学的不狂想。在人类历史上,有多少以不科学的名义毙掉了多少未知科学呢?

    在本文结束前,做一个不科学的猜想:宇宙是一个由多维发散式闭环系统构成的。空间的同步互动形成了时间,所以,假如空间消失了,时间随之消失。宇宙的中心不是太阳,而是每一个系统闭环的起点。再进一步说,空间的多元之中心之间的同步互动,动态平衡,是宇宙守恒律。另外,某种物质的消逝,必然在另一种物质中留下原物质的物质信息。物质是由物质信息互含构成的网。在这个网中,大只是相对于小而言的,是小的外壳,也就是说,物质没有最小,只有更小。

    以上所言,算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吧。请给更多的未知、更多的不同观点尊重和宽容吧。尊重不同观点,才是中国创新真正的开始。

 

发件人:"Fu-Xian Yi" <yifuxian@g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13 11:18:0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天怒人怨,再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

天怒人怨,是否停止计划生育?

《大国空巢》作者 易富贤

daguokongchao@gmail.com

    我在《大国空巢》提出控制人口的“两手”理论。在古代通过“左手”调控人口:瘟疫、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猛兽、疾病等激烈手段;现在通过“右手”调控人口:不将人口再生产当生产,养老社会化,养孩子成本增高,心理压力增大,生育能力降低,婚龄、育龄延迟,避孕、单身、离婚、晚婚等。虽然目前调控人口似乎是“右手”主导,但“左手”并没有退出舞台,东南亚的海啸、美国的飓风、全球艾滋病、禽流感、中国2003年的SARS、2008年湖南雪灾、山东火车相撞、安徽阜阳儿童口足疫等都让人隐约地感到这只“左手”仍在发威。

    2008年05月12日四川汶川县发生7.9级地震,全国几十个省市有震感,受灾区至少上万人死亡(还有6万人杳无音信),其中包括众多中学生,很多是独生子女,他们年已中年的父母将在凄苦中度过余年。这次地震让人们再次感受到“左手”的强大威力。当然,如果依照计生委“人口是负担”的理论,这次地震死亡上万人,为减轻中国人口负担作出了贡献。难怪国家地震局的张立人教授都改行预测人口了。2001年,江西芳林村小学校发生爆炸,炸死数十名学生。事后,当地的镇干部说过一句震惊中外的“名言”:“就当是进行了一次计划生育!”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08-05/12/xinsrc_51205051215384682698822.jpg

    对于人口调控来说,中国这种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是凭空多出的“第三只手”,既有“左手”的刚性,又有“右手”的柔性,是生产力压迫人口的帮凶。一旦“左手”(天灾)、“右手”、“第三只手”(人祸)同时出击,中华民族将面临空前的生存灾难。

    很多人认为如果人口少一点的话,受灾的人口也少一些。但是灾害毕竟只是小概率事件,如果人口少的话,参与救灾的人口更少,更加难以救灾,很多人口小国无法应对突发自然灾难,只能求助于国际社会,甚至出现政局动荡。南宋叶适说:“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田垦、税增、役众、兵强,则所为而必众,所欲而必遂”。《资治通鉴》:“人口滋多,则赋税自广”。就是说人口多,生产多,赋税多,兵员广,国力就增强,也有能力进行救灾、度荒,并且人均赋税轻,人均承担的国防任务也轻,老百姓日子就好过,国家也就容易管理,社会也就更加稳定。

    2008年湖南雪灾,温总理多次亲赴受灾地区慰问群众、指挥抗灾,动用全国的力量来支援灾区,河南、山东等多个省出动电力工作人员才恢复湖南的电力供应。如果没有全国13亿人民的支援,湖南能这么轻易度过难关?http://pic.gansudaily.com.cn/0/10/22/61/10226147_556010.jpg
 

    这次四川汶川县地震后,温家宝在第一时间赶往四川灾区指挥抗震救灾工作。如果没有全国13亿人民支援,汶川县自己有能力抗震救灾?

    每次自然灾害(如地震)之前,自然界都会提前发出预警,动物对这种预警更为敏感。比如这次地震发生前两天(5月10日),临近汶川的绵竹市出现了数十万只蟾蜍迁徙。震前,数千里之外的武汉动物园的动物也有些兆头:鹤类无故叫,大象攻击人,狮虎不午睡,斑马频撞门。

    中国传统认为人与自然也是一体的,相互联系、相互感应,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西汉大儒董仲舒有过专门的论述。汉武帝诏举贤良方正之士,董仲舒也在应召对策之列。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亦连答三章,其中心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史称《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

    针对汉武帝问的 “灾异之变,何缘而起”, 董仲舒对之曰,有天命存在,灾异就是天与人的对话:“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认为天和人可以互相感应,互相影响。国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现灾害来谴责他;如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异现象来警告他;如果还不知悔改,天然后会采取惩罚,使其丧邦失国。因此君王应受上天约束,不能为所欲为。

    历代很多皇帝,在出现日食、旱灾、蝗灾、洪灾、地震等灾异时,都下罪已诏,逢灾荒年实行免租减赋、开仓赈灾等措施无不深受天人感应的影响。古代虽然也有昏君,但是大多数皇帝还是诚恐诚惶,希望国泰民安,希望提高老百姓的生活,不敢过度扰民,因为他们得考虑“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不愿意丧邦失国),而不能像现在这样只考虑几年的任期。这一点从历代行政成本就可以看出来。唐太宗李世民为了减少老百姓的负担,将中央官吏由2000人减少到600人;现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官吏有多少?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在其《中国的政府规模有多大?》中推算,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只相当于当时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即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而从2007年的国家财政税收算起,中国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12.7亿农民才能养得起现在的政府!现在的社会稳定是建立在巨额的行政成本的基础上的,社会稳定的成本太大!现在中国工资总额已经只占不到11%的GDP了(远远低于国际社会的54-65%的比例),老百姓连养一个孩子都感到困难了,已经超出了老百姓的承受底线,再不进行全面的政策调整,社会稳定将难以维持。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反对神秘主义,反对迷信,但他也认为要“畏天命”,主张祭祀。

    张衡是东汉时期的一个大科学家、大文学家,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地震仪,他反对迷信,认为当时流传的图谶是“欺世罔俗”,“要世取资”,但是他也赞成“天人感应”之说。汉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4年),洛阳一带有地震。顺帝恐慌了,下诏叫群臣批评当时政治上的错误。张衡对策说:“臣闻,政善则休祥降,政恶则咎征见。苟非圣人,或有失误。昔成王疑周公而大风拔树木,开金縢而反风至。天人之应,速于影响。故周诗曰:‘无曰高高在上,日监在兹。’闻者京都地震。雷电赫怒。夫动静无常,变改正道,则有奔雷土裂之异。”张衡接着举了几条他所认为是政治上的错误,得出结论说:“中间以来,妖星见于上,震烈著于下。天诫详矣,可为寒心。明者消祸于未萌。今既见矣,修政恐惧,则转祸为福矣。”(袁宏《后汉纪》卷18)。

    毛泽东是唯物主义者。1976年3月8日中国吉林地区降落了一场世界罕见的陨石雨。其中最大的一块陨石重达1770千克,是世界上已知最重的石陨石。在郭金荣著《毛泽东的晚年生活》一书中记述了毛泽东护士孟锦云的回忆。据孟锦云回忆,那天她给毛泽东念了那段陨石雨的消息。毛听得非常认真。听完后,他让小孟停下来,扶他到窗口。他望着夕阳渐落的天际很久,望得出了神。“主席,天上怎么会一下子落下那么多的石头呢?也太巧了,还没伤人。”“这种事情,历史上可屡见不鲜噢,史有明载的就不少,野史上的更多了。”

    主席又讲:“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变化,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要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小孟说:“那全是迷信,是古人瞎编的。您真信吗?”毛没有马上回答,沉思了一会儿,才说:“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像是回答,又像是提问。同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

    仲大军先生在给我的《大国空巢》序言中劝我说:“上天的意志要遏制人口,人类能不顺应吗?因此,痛斥也好,哀叹也好,我们还要看到天命。人类的意志不能违背天命,中国人必须承受天命所赋予的一切酸甜苦辣。易富贤先生是否也应该从这一角度重新思考一些问题”。

    仲大军先生认为计划生育是天命。这几年本人也似乎感到一股神奇力量在驱使我研究人口问题(不便多说,我只当成小概率事件算了)。我对宗教没有深入研究,但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凡事都得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但是根据推背图第四十三象(三十年中子孙结),天命也只要中国实行三十年的计划生育。1971年,以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为标志,中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到2000年,计划生育已经30年,当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远远低于维持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世代更替水平),计划生育早就应该停止了。但是由于利益集团(计生委和人口学界)的存在,他们编造舆论,说1.8就是“最佳”生育率(非常滑稽的结论),并每次都将1.2-1.3的生育率“修正”成“最佳”的1.8,违背天意,一而再地阻止人口政策调整。十七大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人口政策调整带来了希望。

    推背图第四三象

君非君,臣非臣(普通“百姓”罢免最高领导),始艰危,终克定。

黑兔走入青龙穴,欲尽不尽不可说(“不争论”是时代语言)。

唯有外边根树上(生育器官),三十年中子孙结(计划生育三十年)。

    1976年特大陨石雨、唐山大地震,预示着政治大变局--停止阶级斗争(当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是基本国策);2007年六月飞雪,2008年湖南雪灾、四川大地震,预示着中国将有大的政治变局--停止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现在的基本国策)。一场地震,损失上万人命;人口政策每延误一年,损失数百万人命!计划生育是人神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天怒人怨,再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

 

 

民调显示公众最希望政府公开官员财产情况

2008年05月12日 中财网

    今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中国立法史上第一部保障公民知情权、建设"透明政府"的专门法规,标志着我国各级政府将迈向一个信息公开的时代。根据《条例》规定,除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外的政府信息,原则上都应向社会公开。各级行政机关必须按法定范围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也可以根据自身特殊需要申请获取政府信息。如果政府部门不依法履行信息公开的义务,可以通过举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予以监督和追究。

  《条例》实施了,公众的看法如何?近日联合开展一项调查(3837人参加)。结果显示,98.4%的人认同"获取政府信息是公众应有的权利",仅有不到2%的人对此表示反对或"不知道"。

  公众最希望政府公开的是"官员财产情况"《条例》甫一出台,便备受世人关注,也遭遇来自各方的质疑。"《条例》的颁布肯定能给政府加分,只是执行还得跟上去,而且《条例》在很多地方都有保留。"在深圳工作的王女士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去申请信息公开呢。"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条例》尚存在三个方面的"先天性缺陷":一是在法律层级上是条例(行政法规)而不是法律;二是规范的信息公开主体,不包括立法、司法机关;三是没有明确规定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

  公众最希望政府公开的信息是什么?调查中,77.5%的人选择了"官员财产情况",71.3%的人选择"政府财政预算、决算报告"。接下来分别是,"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事项"(60.3%)、"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50.2%)、"各级部门行政法规、文件"(45.8%)。有54.8%的人选择了"与自身利益最相关的信息"。

 

 

发件人:"catherine xia" <dangkou18@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11 11:24:3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自华新民

郑重声明

不许香港赛马会到北京跑马圈地侵占民宅!

华新民

     自从我家红星胡同(原无量大人胡同)的私宅被称为“华富金宝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一伙强盗摧毁之后,自从我家两千平方米的宅基地被这伙强盗强行占领之后,我曾先后多次向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和北京法院要求恢复我家房子的原状,告诉他们我要回到我的家,告诉他们这是一种野蛮侵犯私人财产的行径,但始终不被理会。之后我父亲起诉霸占我家宅基地的香港赛马会北京会所工程,又被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毫无理由地驳回了起诉资格。

    今年四月十日,在我们几年来百般抗议而不被理睬之后,香港賽马会终于得意地开张了它在北京的豪华会所。当我站在这栋灯火辉煌的建筑物面前时,心中所感受的悲愤是无以言状的。

    现在,我以道德和法制的名义,也以尊重基本人权的名义,要求香港赛马会立刻停止租用位于北京东城区东四南大街东侧的“香港赛马会北京会所”,我也希望任何商家不要去租用位于同一区域的“金宝汇”奢侈品商场。这两个物业的“房东”是华富金宝房地产开发公司,该公司原法人代表是港商陈丽华,现法人代表是其子赵勇。

    香港赛马会及各路商家在北京租用的房屋必须有合法的房屋所有权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和北京市地方法规,房和地的权利是一致的,并且先有地后有房,当土地来源不合法时,在相关土地上的房屋登记便是非法无效的。

    我家于2005年遭受华富金宝房地产开发公司强行拆除的红星胡同私宅大部分位于现香港赛马会北京会所工程占用的伪金宝街7号地的部分土地,小部分位于与“金宝汇”工程用地同在的伪金宝街6号地。我家宅院是我祖父于1914年买下土地后自己设计和建造的,在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政权下都做过登记,我们拥有北京市人民政府于1951年颁发的房地产所有证,上面注有该宅院宗地的地籍号。我们从来没有把自己在现政权合法登记的房地产转让给任何人,该房地产不存在任何争议,尽管文化大革命之后该宅院里一直居住着政府安排的“租户”,使我们有家回不去。

    然而在20034月,北京华富金宝房地产开发公司却向北京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出让含我家宅基地在内的红星胡同和东堂子胡同的土地。其在土地申请表上填写了虚假内容,表示“此处无墙已定界”,即谎称有关土地已无宅院和产权,土地管理部门相关人员又与其配合,表示“申请情况属实”,据此做出了虚假的地籍调查的结果。其后,无权处分私人财产的北京土地管理部门便把我家的宅基地,以及周围的土地,一起出让给了华富金宝房地产开发公司,但又因为土地上的地籍没有进行过变更,就于20036月向华富金宝房地产开发公司颁发了两个没有地籍号的假土地证。这两个假土地证涉及包括我家宅基地(2061平方米)在内的30282平方米土地,称其为“金宝街6号地”和“金宝街7号地”,其中的“金宝街7号地”(占地13713平方米)即为今天香港赛马会北京会所占用的土地,其中的“金宝街6号地”(占地16569平方米),即为今天正建的“金宝汇”所占用的土地。虽然“6号地”的“金宝汇”由于其位于红星胡同57号西侧,没有像马会会所那样直接建在我家的宅基地上(我家在现存红星胡同57号文物建筑的东侧),但与2003年“6号地”整体的非法土地出让是有关系的。

    我父亲华揽洪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原总建筑师,他于1963年继承了红星胡同家族住宅的房屋和土地。作为现产权人,我父亲于200674日起诉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要求撤消香港赛马会北京会所工程的许可证。但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却在受理此案和开庭审理之后,于20061120日作出了驳回我父亲起诉资格的裁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又于200746日维持了该裁定,荒诞地表示我们非红星胡同相关房屋和土地的利害关系人,理由是华家提交的产权证据只能证明有关房产的“历史状况”,未能提交其“仍享有合法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证据”,但法院又没有能拿出另一份产权证书来支持它的裁定。200753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我们要求再审的诉求,该诉求内容的核心是:该房产“是经过现政权合法登记的,至今尚没有任何反证能够推翻现有证据的效力”“对于有关房产,由于没有新的权利人,权利的历史状况就是今天的状况”。而如今快一年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方面却再没有一点声息。

    我于是感到了世上最难对付的就是沉默。我自200512月(赛马会与华富金宝房地产开发公司正式签约之前)开始给香港赛马会多次写信,从来没有收到过答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又是这种打算无休止拖下去的态度。在这样一片鸦雀无声的情况下,看着香港是“法制社会”的面子,我于去年12月通过香港政府给身为赛马会会员的香港特首曾荫权先生去信,希望他以个人身份对此表态,但我自特首私人秘书那里得到的回答却是:“……行政长官授权我给你回复。你与香港赛马会的土地产权事宜,由于在内地发生,必须按照内地法律由内地法院处理。行政长官对这件事情没有其它意见”。在曾荫权先生已知全部过程如何违法及有关法院如何视法律为儿戏的情况下(我在去信中已经详细告知),这种不负责任的回答岂不是在与北京地方法院腐败的司法状况同流合污?!

    总之,无论是关系到伪“金宝街7号地”还是伪“金宝街6号地”,北京市建设委员会若在两个假土地证的基础上为“香港赛马会北京会所”和“金宝汇”向华富金宝房地产开发公司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的话,自然是非法无效的。

    侵犯公民合法财产是违反宪法和触犯刑法(第13条)的,做假公文和假证也触犯了刑法(13条和第280),我因此希望香港赛马会不要再助虐为纣,立刻停止租用其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北京会所。

    我同时在此也想考问香港赛马会成员的良知:

    1,世界上是否存在没有证据支持的司法裁决?如果拥有产权证的华家不是该宅院(红星胡同515355,原无量大人胡同181920)的业主,而是另有其主,那么这位业主是谁?他的产权证又在哪里?

    2,当华宅的产权仍然有效时,之后在同一片土地上出现的“香港赛马会北京会所”的产权怎么可能有效?

    3,抢占两千平方米私人宅院却一分钱不给,世上有没有这种道理?!

    4,红星胡同是我和邻居们深爱的家园,北京古城是北京人生活的热土,我们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香港赛马会闯进来做什么?!针对香港回归,邓小平说过的:“马照跑。”是指在本地“照跑”,谁让香港的马“跑”到千年古都来了?!

    在香港赛马会炫耀自己占据了北京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地段时,就真的不知道那些被拆毁的一片片的四合院里埋葬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吗?也真不知道许多祖宅业主是被华富金宝房地产开发公司逼迫走的吗?号称“慈善机构”的香港赛马会就不为此感到羞耻吗?!

    华新民2008510日于北京.



 

发件人:<xujingan@vip.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12 16:45:2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中国需要新儒学,还是兴儒学

中国需要新儒学,还是兴儒学

---给儒学朋友们的一封信

原深圳市体改委主任  徐景安

2008,5,4

    您们立志弘扬儒学,值得赞许。但恕我直言,大都是自说自话,不知道写给谁看?是给执政的共产党看,给社会精英看,还是给民众看?我至今找不到一个人系统地谈一下今天为什么要弘扬儒学。反儒学的不满于丹,还有道理。主张儒学的也是耿耿于怀,不管怎么说于丹的论语心得让这么多民众接受了,有本事也写一本,让别人爱看啊?转来黎呜的文章,主张儒学的,至今没有一个正面的反应,我可是在会上已回应了(请看纪要五)。我建议,您把黎呜的文章转发给同行们,好好研究一下,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来论坛主讲。我再次呼吁,爱儒学的朋友们,改一改学究气,起码要解决写给谁看这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如果打算只是给爱儒学的人看,那就在小圈子里自娱自乐吧,不要说在中国弘扬什么传统文化。恕我直言。我确实很失望,居然找不到一个人,有点说服力地来讲一讲今天的中国人为什么需要儒学?

    我只想讨论一个问题,是兴儒学,还是新儒学?我们的分歧就在这里。我所接触到儒学者,都是前者,讲起儒学来头头是道,告诉你什么是儒学,可是一个现代人凭什么要听你讲这一套儒学,这就要讲今天为什么需要儒学,那就不能照搬儒学,而是创新儒学。笫一、儒学中有糟粕;第二、儒学中有片面;第三、儒学要与现代文明的好东西接轨;第四、要考虑今天中国的现实,共产党的领导,文化精英与年轻人中的西化倾向等等。

    但是你们不这么认为,儒学全是好东西,只要照儒学做就行了,不愿对儒学作分析,不承认儒学中是有糟粕的、缺陷的,是现代文明不能接受的。你们讲儒学什么都好,人家问那怎么中国会被西方文明打败,那是流氓欺负好人;要么就是慈禧罪过抛弃了儒学。人家说西方文明有很多好东西,你们说西方的好东西中国全有,中国没有的全是垃圾。在你们看来,根本不存在要与现代文明接轨、融合的问题,而是完全取代现代文明,所以只提复兴。至于共产党会怎么想,是否能抛弃马克思主义,奉儒学为指导思想;文化精英们会怎么想,放弃向往已久的自由、民主、人权,跟着你们跑;希望自主、追求自我的年轻人又会怎么想,让他们再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你们根本不予考虑,就在那里自拉自唱、自说自话。所以,恕我直言,这是自娱自乐,哪里是弘扬民族文化。要是这样能复兴,那不太容易了,每人发一本论语,让中国人天天读,这是当年毛泽东做过的事都没有奏效,你们能做到吗?

    出了一个于丹,写了一本《论语心得》,畅销全国,这是为什么?于丹就是走了创新儒学的路。她讲论语的出发点就是她书中说的“这部曾被誉为治国之本的论语,对于我们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生活,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吗?”于是,她的《论语心得》“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而今天的现状是大家在物质的追求中没有找到快乐。于丹告诉你除了追逐物以外,更应注重内心、心境、精神、德性、宽容、仁爱……于丹遭到儒学反对者的攻击,倒可以理解。而儒学派中却群起而攻之,除了妒忌心以外,就是他们只知道复兴,不懂创新。他们说孔子著论语的本意是为了恢复周礼,不是为了帮助人找快乐,孔子的本意是什么,周礼又是什么,你们儒学爱好者尽管去研究,这与今天大多数的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在我看来,于丹很聪明,她知道怎么写,才能让今天的读者喜欢看,并且从中受益。这是儒学平民化、现代化的很成功的尝试。如果能出十个、百个于丹,她把儒学炮制成了“心灵鸡汤”,你们再来炮制“心灵鸭汤” “心灵参汤”……,中国老百姓喜欢喝,这就是伟大的成功,这才真正是弘扬民族文化。这种创新儒学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要懂得现代人的心理,又要有儒学功底,还有优美的文字。我看今天中国没有几个人写得出来,要不,你们来试试。

    你们复兴派还有一个大误区就是把儒学讲的一句话搬出来,就说你看这个问题,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解决了。你曾给我来信说:“持续发展”?历史叫“天行健”;“协调发展”?历史叫“地势顺”;“科学发展”?历史叫“允执其中”;“全面发展”?历史叫“天地人道”;“以人为本”?历史叫“君轻、民貴”;“和谐社会”?历史叫“礼义之邦”。当老百姓要问上述“六个孩子”是谁生的,大家当然可以理直气壮的告诉他:是孔孟之道生的。

    你根本就没有分清口号与理念的区别,思想与制度的功能。至于“君轻、民貴”,根本不是民主,也不是“以人为本”,这已经多少人解释过了,我想这应该是常识了,但进不了你们固守的封闭的复兴体系。就拿“君轻、民貴”来说,中国古代做到了吗,这有什么制度保证呢?孟子没有继续研究,只是说不行就杀了吧。这是武化,而不是文化。当然昏君可杀,也可以说是文化。但西方文明却是制定了宪法、研究了制度,又是舆论监督,又是权力制衡,再不行就把他选掉。这比我们高明多了。当然,西方民主也有不少问题,但总比我们一句话强啊!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复兴儒学派们几乎个个如此,这是维护体系的需要。如果一句好话就当真,那今天的中国这种好话还少吗,还用兴儒学?

    世界能被继承的文化都是创新的,而不是复兴。基督教能流传至今,就是宗教改革的功劳。不用通过教会,心中有上帝就可以。不用怕富,打工经商是上帝赋予的天职。要勤奋、要节俭,新教成为了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西方文明是从文艺复兴起家的,但没有只听圣人一家之言,而是涌现了许多思想家、政治家,才创造了延续至今的现代文明。躺在儒学的纸堆上,搬搬儒学,没有创新能力,也不愿面对现实,这样的懒学者怎么能弘扬儒学?总之一句话,中国需要新儒学,而不是兴儒学。

 

把孔子永远钉上中华民族历史的耻辱柱

——为纪念“五四”运动89周年而作

 民间文化学者 黎鸣

    1919年5月4日发起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是两千多年中国封建极权专制历史中破天荒第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运动中涌现的众多人物,如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吴虞等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启蒙思想先驱。“五四”运动为我们中华民族留下的最重要的思想教训有二:第一, 对内,“打倒孔家店”;第二, 对外,迎来“德”(民主)、“赛”(科学)二先生。

    这两项思想教训全都具有无比深透、无比正确的历史穿透力。直到今天,以至永远,它们都应该是非常深刻、非常正确的,是不可能翻案的。谁翻案,谁就是封建极权专制制度的孝子贤孙,谁就是阻碍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逆贼。89年过去,清算中国的历史,“赛”先生冷冷热热,时来时去;“德”先生至今被阻挡在国门之外;“孔家店”不仅没有被打倒,而且最近还更轰轰烈烈、隆隆重重、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并将由新的“封建”权力,重新主持开张典礼。

    毕竟已进入了21世纪,还更进入了全人类的网络时代。为了纪念伟大的“五四”,我要重新宣言上述的两项伟大的“五四”思想教训:第一, 对内,坚决打倒“孔家店”,并坚决把孔子永远地钉上中华民族历史的耻辱柱;第二, 对外,坚决迎来“德”、“赛”,并更加上“慧”(freedom,自由)三位先生。关于上述宣言的第二项,现在大家都在讲,我在这里就不想多议,但对于第一项,“打倒孔家店”,我必须加以重申,并进行必要的阐释。

    “打倒孔家店”,仅仅叫叫口号是毫无意义的,它也不能只是口号,而应该是一场迫在眉睫的中华民族的思想革命。回顾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思想史,几乎所有曾经批判、反对过“孔家店”的人们,从老子、杨子、墨子,以及百家的诸子,一直到近代众多的启蒙思想先驱们,甚至还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这些人之中几乎集中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历代最精华的思想天才,然而他们全都以失败告终。他们的失败,其实就是中华民族总体文明和智慧发展的巨大失败。为什么总会是这样?难道“孔家店”,孔子及其儒家真是掌握了永远不败的真理不成?显然不是,也绝对不是。关键在哪里?我告诉大家,关键就在于“孔家店”与中国历代封建极权专制的统治者们,永远地结成了僵死不化的意识形态与专制制度的“顽固同命对偶体”,或简称“顽固对偶体”。这个“顽固对偶体”的两面,孔子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与中国封建极权专制的体制,一荣俱荣,一枯俱枯,一生俱生,一死俱死。正是这对“顽固对偶体”在中国历史中的始终顽固地存在,所以在中国,封建极权专制体制的寿命远远超过了全人类中其他一切民族和国家的纪录,中国事实上成了全世界、全人类所有一切民族和国家中,拥有最漫长的封建、最漫长的极权、最漫长的专制、最漫长的无平等、最漫长的无民主、最漫长的无自由的民族国家的当然的“世界冠军”。这个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顽固对偶体”一直苟延残喘到了21世纪的今天,甚至还又在新的“封建”的旗帜之下蠢蠢而动,准备继续负隅顽抗全人类共同文明进步发展的大潮。

    “孔家店”究竟贩卖了一些什么货色,能够让他们永远获得历代封建极权专制统治者们的青睐?我来告诉我亲爱的同胞。请大家永远记住,他们所贩卖的货色如下:愚脑丹、畏古参、畏上膏、畏圣丸;亲尊方、孝悌香、三纲药、五常霜;白痴脊梁销骨散、阿Q心脾“义和”胆、文人科举官迷汤、百姓盲信变“鸡羊”;人人都说封建好,个个皆称极权宝,礼乐行政私家传,中华专制万万年。等等等等。在中国,凡是登上了极权宝座的人们,没有不对“孔家店”不表青睐的,非常可悲的是,很多祖祖辈辈真实的受伤害者,也同样纷纷对“孔家店”表示青睐,永远对孔子这具历史僵尸表现出五体投地、盲目迷信的膜拜,足足可见“愚脑丹”等“孔家店”毒品在两千多年中国历史习惯势力中的超强“基因”遗传式的灵验。仅从大量无知者把孔子视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根”这一点,也就显然可见了。

    正是上述的“顽固对偶体”,构成了“孔家店”不可饶恕的历史罪恶,而正是这种不可饶恕的历史罪恶,引发了“五四”运动思想先驱们呼天抢地式的伟大的“口号”。这其实就是积压了两千多年之久的发自中华民族胸中良知良能良心的伟大的疾呼之声。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思想先驱,就是要把这个伟大的“口号”真正兑现为我们“打倒孔家店”的伟大的历史责任。“打倒孔家店”,就是要同时打倒那个“顽固对偶体”,就是要同时摧毁那个延续了两千多年之久的封建极权专制体制,就是要把孔子及其儒家,永远地钉上中华民族历史的“耻辱柱”。尽管自老子、杨子、墨子以来的大量反孔、反儒的思想天才们全都失败了,但他们伟大的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后世。他们的失败,那是因为他们面对“顽固对偶体” 暴力权力的失败,“顽固对偶体”的胜利实质上是残暴的封建专制权力的胜利,而决不是因为孔子及其儒家拥有什么真理,完全相反,孔子及其儒家根本就毫无真理可言。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老子、杨子、墨子他们虽败犹荣;而他们过去的失败,将激励现在的我们,并转变成21世纪我们今天必然的胜利和成功。因为什么?因为时代不同了,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上述的“顽固对偶体”将不可能再继续存在下去的时代了,那个“顽固对偶体”事实上已经成了全世界文明人类面前的“过街老鼠”,更何况,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从此可以通过“互联网”永远公开讲理的时代。在真理的智慧面前,也只有在真理的智慧面前,无知和暴力的愚蠢将不可能不后退。21世纪,正是我们可以兑现我们伟大的思想先驱们的心愿,彻底打倒“孔家店”的时代。

    对于暂时还不能理解这一点的同胞们,我将有足够的耐心,因为我所要做的是“说理”,而并不是“动用暴力”(我也根本就不具备动用暴力的资格);是诉诸语言的逻辑的真理的力量,而不是诉诸无知的野蛮的暴力的力量。我说理,我也希望那些暂时不能理解的同胞们学会说理,对于那些在我的文章后面留下谩骂声音的人们,我很可怜他们,他们被孔儒愚弄得丧失了说理的能力而毫不自知。人们可以无知,但决不能无耻。

    首先,我即来解释,为什么要把孔子永远地钉上中华民族历史的耻辱柱?孔子他有那么大的罪恶么?我告诉大家,他有,他的确有,而且他的罪恶,也同时就是上述的“顽固对偶体”的罪恶。可以说,如果没有孔子及其儒家的长期以来的“为虎作伥”,仅仅历史上历代极权专制的统治者们的暴力,决不可能造成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如此漫长而巨大的悲惨的历史境地。什么样漫长而巨大的悲惨的历史境地?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之中,中国人简直完全丧失了作为“人”的最基本的言论、思考的权利;两千多年来几乎有一百代、上百亿的中国人,由于孔儒的意识形态的垄断,以及极权专制暴力的胁迫,完全丧失了发展自己智慧的能力甚至可能性,完全丧失了做一回不同于只能吃喝、战斗的动物的“人”的发展自己的智慧的最基本的权利。我的上述说法,您不相信么?那就请听我把话再说得更具体一些。

    一, 孔子为擅杀少正卯所杜撰的五项大罪:“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见《荀子》)全都指向了人的最基本的言论、思考的权利。可以说,正是孔子,最早开创了中国两千多年来永远禁止和剥夺老百姓乃至所有中国人自由言论、自由思考权利的恶政、暴政,这种恶政、暴政甚至一直延续到了中国的今天;

    二, 孔子所编撰的《六经》及其弟子为其所编的《论语》,尤其其中的《易经》和《论语》,彻底堵塞了中国人逻辑(抽象)思维的一切可能的源泉,造成了中国人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岁月之中的完全与逻辑(抽象)绝缘,实质上是与一切真实人类智慧的发展绝缘。可以说,如果中国人永远不与西方人接触,中国人就将永远都不可能在追问“为什么?”的哲学、科学的方面取得任何一点实质性的进步。说白了,在孔儒的思想统治之下,中国人早就已经完全变成了“准白痴”。关于这一点,我将还会有专文进行论述。

    三, 中国封建极权专制体制的“万寿无疆”,事实上是孔子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所必然造成并所希望的,正如前文所述,如果没有孔子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就将不可能形成前述的“顽固同命对偶体”。正是这个“顽固同命对偶体”,使得孔子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与历代封建极权专制统治的制度永远地结成了一体两面,从此他们一荣俱荣,一枯俱枯,他们甚至将永远同生死,共命运。然而他们的命运,决不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他们的上述“顽固同命对偶体”的命运,到了21世纪的今天,应该彻底地终结了。我们的“打倒孔家店”,正是要履行这种“终结”的伟大的历史使命。

    上面所述,即是最浓缩的孔子及其儒家巨大的历史罪恶。正是上述的历史罪恶,造成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漫长而巨大的悲惨的历史境地。请问,具有如此巨大历史罪恶的历史人物及其历史罪行,我们应不应该把他们永远地钉上中华民族历史的耻辱柱?并从此让今后所有中华民族的子孙永远地把这种耻辱铭记在心中?

   今天,为了纪念伟大的“五四”运动思想先驱,我再次重申“打倒孔家店”的正确性、必要性和迫切性。我眼中所看到的决不仅仅是一个事实上原本就非常平庸的孔子(正如毛泽东先生所言:“孔学名高实皮糠”,孔子根本就没有资格被称为“哲人”,像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那样无知地所称颂他的名号),也决不仅仅是一个曾经像“丧家狗”一样奔走于诸侯之门而事实上无所作为的古人,如此仅仅历史上的一个古人,我犯不着为他浪费笔墨。问题在于,跟孔子及其儒家密切相关的中国两千多年悲惨的历史,以及在这两千多年之中曾经生活过的我们近百代、近百亿之众的丧失了求得智慧发展的最基本人权的祖先们的悲惨的历史命运。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决不能再重复我们祖先的命运。正是为了21世纪今天的我们自己,以及从此之后更广大的我们的子子孙孙,我们必须坚决“打倒孔家店”,必须坚决清除那个“万寿无疆”的“顽固对偶体”,那个永远的孔子及其儒家的罪恶的意识形态,以及那个永远的封建极权专制的罪恶的社会体制;我们必须彻底把孔子及其儒家的历史罪行永远地钉上中华民族历史的耻辱柱。为此,我热切地希望获得我亲爱的同胞们,尤其我亲爱的青年同胞们的心灵中的共鸣。

   (请直接进入我的网页:www.liming1944.com,谢谢。2008,4,28.)

 

什么是道德伦理的最高原则?

蔡靖

2008.5.6

徐景安先生:

    来信收到,看到了您对我上次来信的意见。 许多话只想等到暑假当面向您请教商量。但您既然急于想听我对您的“三爱”理论的意见,我就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不对的您再批评。

    一、应当以爱治国,还是应当以敬(或尊)治国。中国古代以孝(亲)治国,西方古代以敬(上帝)治国,西方现代以尊(人权)治国,中国毛时期社会主义以尊(无产阶级)治国,未闻能以爱治国的。因为社会如果要确立一种普遍价值,那种价值就必须得到全社会的尊敬崇尚。提倡它就必须尊敬它,提倡的人自己不尊敬,怎么叫别人尊敬信奉?所以我认为只有倡导尊敬的感情才能确立社会价值观念。

    二、尊爱的对象必须是对社会确有价值的对象,其价值要有重大系统的理由支撑,只有这样才能让天下不能不尊爱那对象。您的论述只着重说明人自己应该爱,而不去建立对象值得爱的价值。而且您提倡爱的对象太多太泛。

    三、道德是维护伦理的,建设道德规范必先对社会中人进行伦理定位。譬如中国古代君臣父子是等级伦理,处在不同的伦理地位有不同的道德规范,所以有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的道德规范,只有这样,君臣父子的等级伦理才能维持巩固。今天我们社会应当奉行什么样的伦理呢?这个不讨论清楚就搞道德建设,无补于天下。因为伦理是天下大治大安的最高原则。譬如中国古代皇帝的至尊伦理地位如果不能确立,下面还有人想当皇帝,天下哪有不乱的?帝位尊则天下大安。现代社会也必须要有安天下的伦理,要找出来要确认它,然后才能对人进行定位,制定道德规范。三爱维护什么伦理呢?这是当代道德建设不能不首先考虑的问题。

    四、量体裁衣是我的比喻说法,人的身体是摆在那里不用争议;社会的身体却不是拿根尺就能量出来。要为社会建设新文化的人,绝对不能不明白社会的大利大害。不顾利害而创建出来的文化,就没有趋利避害的功用,那人们为什么要接受那种无利无害的文化呢?所以回避社会利害的道路必定是失败的文化建设道路。而要洞明社会利害,就必须明白文化结构社会结构历史结构。庖丁解牛必先识全牛。跑到历史的零件库里去捡个零件,就要往现代社会机器上安,泥古而不知变,这样的文化工作者不是太多了吗?除了认识现实社会利害,您能拿什么去纠正他们的毛病呢?

 

 

发件人:"boshu Zhang" <zhangboshu@263.net> 收件人: "Eugene Zhou" <zyq@phoenix-bicycle.com>,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11 10:52:2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Re: 回复: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理性思维

----答《公民月刊》记者问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张博树

问:张博树先生,从网上对先生简短的介绍上,我们看到先生曾经所学是哲学,并且多年也是从事哲学上的研究,但是近年来先生却"转向致力于百年来中国民主转型和制度现代化之成败教训的苦苦追索,并逐渐确定了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的研究主题"。请问是什么促成先生研究的这个转变?

答:我最早学的是经济学,后来又研读哲学,硕士、博士论文都是讨论现代西方哲学的。但我的学术关注中心其实一直是中国问题,或至少是从中国语境中生发出来的问题。20年前,也就是1988年,我的第一部个人专著《经济行为与人:经济改革的哲学思考》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以中国改革经验为背景,探讨为什么市场经济行为是“自私的”?它的更深层的哲学人类学根据是什么?那个时候,市场经济的合法性还没有完全确立,人们更多的是从正面肯定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对市场的负面效应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的这本书强调的恰恰是后者。在哲学建构方面,这本书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唯物史观均提出批评,并勾勒出“总体人学”的理论构想,试图从人的生物性、社会性双重本性角度建立统一的人学理论。这种努力在当时还是不多见的。稍后写成、并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的英文专著《马克思主义与人的社会生物学:从中国经济改革的维度看》(Marxism and Human Sociobiology: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Reforms in China )也属于同一方向上做的工作。

1989年对很多中国人都具有特殊意义。我也不例外。震惊于这一年的六四剧变,个人的研究计划作出重大调整。我深深感到,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政治现代化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历史要求这一代人给出一个清晰的说法,一个足够深刻的总结。我们不能拒绝这个要求,不能回避这种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制度,它的历史起源,它的革命理念和实践结果之间巨大的反差,它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深刻而不幸的影响,它在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演变中的位置,它和中国前现代文化传统间的关系以及它的未来命运等,都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理性思维,尤其当它处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

这样,经过反复思考,我最终决定搁置“总体人学”的研究计划,而启动以中国共产党党专制体制为重点的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的研究工程。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个研究和写作方案几经修改,最后确定写一部六卷本的专著,书名就叫《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2002年,这部书正式投入写作,2006年5月完成了第一卷初稿。目前这项研究和写作工程应该说仍在进行当中,因为后边还有五卷没有写,已经完成的第一卷只是确定了全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原则。

问:2007年8月,先生发表了《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 —— 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引起关心中国前途命运人士的广泛关注,一时好评如潮。请先生介绍一下这份重量级宪政研究报告的出台背景?先生既然正在写作大部头的理论著作,为什么又投入如此大的心血来研究形成这么一份报告?

答:这个问题提得好。在我原来的计划中,本来是没有写这样一个报告的打算的。但在第一卷的写作中,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想法涌现出来,撞击自己的心胸,不可遏止,那就是:《五四到六四》要研究的是过去100年的历史,这个研究固然非常重要,无论在历史哲学还是经验科学意义上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它的关注重点毕竟是“过去时”,而不是“将来时”。迄今为止,绝大部分中国人仍生活在这个体制中,深受这个体制之害。我们有责任通过自己的行动去改变它。作为职业学者,借助历史研究为这种“改变”提供思想资源当然是上面所说的“行动”的一部分,但通过宪政设计等面向未来的研究为这种“改变”提供更直接的智力支持,同样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行动”对当今的中国来说更需要,也更迫切。

我那个报告的开篇头两段文字如实地表述了上述认识,这两段文字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始创共和以来,中国已经在建设一个民主社会、完成现代社会转型方面艰难地跋涉了将近一百年。几代先贤付出了无数的努力,可以说既有成功的经验,也经历了太多的失败,积累了足够的苦痛与教训。今天,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要归功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性魔力;但我们的政治体制仍然极其落后,以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为核心的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仍然是中国走向政治现代化、回归世界主流文明的最大障碍。

这种情况不应再继续下去。一方面,我们要认真总结过去100年的历史,以史为师,以史为鉴;另一方面,我们又要认真筹划未来,为中国的宪政改革提供建设性的、可操作的行动纲领和设计蓝图。”当然,我自己很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人的学识、能力有限,不大可能把“过去时”和“将来时”两头都说透,只能勉力而为罢了。好在《五四到六四》第一卷的研究已经为梳理这个制度提供了较充分的学理准备,材料方面也有不少积累,后来再写这个报告反倒觉得比写第一卷要相对轻松些、容易些。

宪政改革报告是一个系列产品。目前已经在网上发表的只是这个系列报告中的“主报告”,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那篇文章,还有两篇“附件”,分别讨论俄罗斯、东欧民主化和台湾民主化对我们的参考价值。前不久,关于新闻制度改革和教育制度改革的两篇分报告也已经刊出,但仍有另外8个分报告还没有动笔。宪政改革是一项全民事业,有不少同道也在做同样的努力。我的这些文字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余愿足矣。这个报告全部完成后,我会回到《五四到六四》的写作,说实在话,那才是一个更艰巨的任务。
问:《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是一份学术性的报告,其中客观/理性/严谨不容置疑,然而这样一份报告居然在国内网站难以全部张贴出来,据说其中有几百处所谓敏感词而遭到过滤,所以至今在国内网站根本搜索不全这个报告,而只能看到这个报告的一部分。请问先生对此“中国特色”有何感想?由于这份报告先生面临什么样一些压力吗?

答:压力当然有。毕竟在现存体制内,直接批评当权者、批评这个制度,仍然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事实上,我在决定公开发表这个报告的时候,已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中国的发展、进步是一个大趋势,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公民在进步,知识分子在进步,执政者也在进步,尽管后者进步的步伐似乎缓慢了些。很多朋友关心我的情况,问我遇到什么“麻烦”没有。我要告诉大家,迄今为止,我仍在社科院上班、拿工资,我与单位同事、领导之间也保持必要的沟通。这难道不是进步么?如果是10年前,有人发表这么一篇报告,恐怕早就被“扫地出门”了。

当然,我仍然准备着应对各种“意外”。但既然做这件事情光明磊落,自己的心其实是很坦然的。更何况,报告发表后,确实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我也因此结识了许多新朋友,有八九十岁的老人,也有还在上学的大学生;有民间反对派人士,也有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在同大家的交流中,我自己也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以为,无论认同还是批评,朋友们对这个报告的关注,就是对中国宪政改革事业的支持,也是对我的工作的最高褒奖。有这个结果,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你刚才提到报告在网上遭到封杀,这的确是个事实。但封杀的并不彻底。据我所知,目前在国内一些有影响的学术网站上仍可以读到报告的全文。我不知道这是网警的“失职”还是网警的故意疏忽所致。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绝大多数国人都不会赞成“封杀”这种愚蠢的信息封锁行为。我们的宪法已经郑重写有尊重人权的条款,中共十七大也承诺要尊重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表达权就包括批评当政者和表达政治异见的权利,而知情权则意味着公众有权知道和公共事务有关、和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的各种观点、意见,而不管这些观点是否与当局的观点相一致。

问:宪政民主是人类社会绕越不了的文明历程,那些假借"特色与国情"而意欲回避的企图终将成为历史的笑柄,对此我从张先生的报告中深有体会。然而这条为人类文明所昭示的正道,在一些统治集团利欲的驱使下却常常被无端地搁置与无限期的延误,对此现象现代社会有什么方式可以改变呢?

答:这的确是当今中国改革的一个难点。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曾有过在相对有利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机会,可惜这个机会被认知陈旧、目光短浅的当政者葬送了。20年过去,中国的经济确实有了很大发展,但权贵资本也已经成了气候。这个体制的毒瘤已经扩散到社会肌体的各个方面,深入骨髓。看看到处都在发生的血淋淋的城市化进程(在很多地方,这种“城市化”往往表现为对城乡结合部原住民的非法掠夺),看看我们那些贫困县中并不贫困、反而极度奢华的县衙门,就可以知道我们这个社会的病灶已经有多严重!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那些大大小小的为官者怎么可能有实施政治改革、“自断后路”的动力呢?

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只有动员全民的力量。宪政改革是全民的事业,和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都有关。大家都行动起来,和自己身边的权力腐败、贪赃枉法现象作斗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维护我们这个社会的整体利益,社会的进步就有希望。

我相信体制内不全是贪官,也有有雄心的改革者。民间的改革力量要和体制内的改革力量结合起来,形成合力,给改革以强有力的推动。改革的目标是要解构这个产生贪官的体制,建设一个更科学、使公共权力得到有效制衡的体制。宪政制度就是这样的体制。能够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完成这样一个体制转换,将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一个贡献。

问:今天中国社会面临从几千年野蛮专制向现代文明民主大转型的时期,在这个历史性的转型中,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担负着什么样的角色?

答: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知道公民社会在现代社会系统中占有什么样的“结构性”地位。在《五四到六四》第一卷中,我把现代社会区分为三大结构,一个是政治-权力结构,一个是经济结构,一个是社会整合结构。民主体制下的政治是宪政民主政治,民主体制下的经济是社会市场经济,民主体制下的社会整合就是公民社会的建构。它们之间有着结构上和功能上的相互联结和相互补充。

公民社会的第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大家知道,为解决公共权力通常都会面临的异化危险,对权力的监督是绝对必要的。民主宪政之政治结构本身已经设计出一系列制度安排以为达至这一目标的手段,包括竞争性政党制度、代议制度、分权制度、有限政府、文官系统和武装力量的中立化等。但仅仅依靠这些来自权力内部的监督机制和反异化机制是不够的,权力还需要来自社会的监督。权力的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需要紧密配合,才能相得益彰。这样,我们也可以说,具有社会监督职能的公民社会本身就是广义的政治结构的组成部分。

公民社会的第二个功能是实现理性的文化再生产。文化再生产当然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现象,前现代社会中传统价值的延续也要借助文化再生产才得以实现。那么,何为“理性的文化再生产”?这个概念意味着教育的现代功能较之前现代教育有了一个本质性的变化:它不但要完成传统价值中所有仍然具有生命力的东西的批判性延续,而且承担着与现代文明相应的新价值、新思想的启蒙与创新使命。正是由于这一点,使教育成为现代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的功能亦成为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功能。

公民社会的第三个功能是促成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理解,以非官方、非市场形式实现社会资源的动员和整合,用公共理性的力量锻造为社会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在国家、市场力所不及或不宜由国家、市场力量染指的领域营造人类的精神家园。我们所说的非政府组织(NGO)和各种各样的公益机构就有这个特点。社会越进步,公民社会越发达,这样的公民组织就越多。

中国有几千年的专制历史。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只知道有臣民,不知道有公民。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建设中国公民社会的历史机会,历史本身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问:从先生的研究来看,目前在中国开展公民教育、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建设存在哪些阻挠?在时下中国,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开展公民社会的建设工作?

答:最根本的阻挠当然还是现存体制本身。我们刚才谈到了公民社会的三大功能。与这三个功能相对应的是公民社会的三大“硬件”执行系统,那就是传媒系统、教育系统和民间社团。传媒(特别是公共传媒)为落实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服务,这意味着传媒必须独立于权力,而不能唯权力是从,甘当权力的婢女。可悲的是,这恰恰是当今中国的现实。所以,我的宪政改革报告的第一个分报告就谈中国新闻制度的改革,呼吁改革不合理的、害人的现存新闻管理体制,给新闻记者和编辑们松绑,废除所谓“新闻内参”制度,中国公民应该拥有平等的公共事务知情权,取消对互联网的封锁、屏蔽,等等。政府花这么多钱去搞互联网屏蔽、过滤,雇了这么多网警去实施网上言论监控,这是对这个民族的犯罪。谁给了当政者这个权力可以拿着公民、纳税人的钱去为所欲为?

民间社团的建设也是这样。根据现行社团登记制度,没有“主管”单位你就别想在民政部门注册一个“合法”社团。这其实是党专制传统的控制逻辑的产物,跟现代民主社会原则是格格不入的,必须加以改变。

我们要敦促当政者顺应历史潮流,自己去改变这个过时的体制;但我们不能只把“宝”押在这一个轴线上。人家要总是不动怎么办?中国要10年、20年产生不了自己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或者“普京”怎么办?中国还得继续往前走。那就要靠我们自己。民间要自己动手,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创造条件,自己去建构一个理想中的公民社会,也为建设一个更理想的政治制度铺路搭桥。令人高兴的是,最近几年,特别是最近两、三年,民间公共领域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仅就北京来说,我们就看到各种各样的民间沙龙、定期或不定期研讨会、讲座等等,有知识界、法律界的专家学者,大学生、网友和普通市民的广泛参与。这些活动很多都是公开的,可以在报纸上发消息。还出现了一些民办研究机构,它们有自己的网站,甚至有自己的刊物。虽然这些网站、刊物时不时会被打压,但总的趋势是民间力量在成长、在壮大。在这方面,你们的《公民月刊》就是个例子,我愿意借此机会向所有脚踏实地从事公民社会、公民文化建设的朋友们表示敬意。

问:先生曾经专门著述《大学:公民社会的重镇》,请问先生今日中国教育与公民社会建设存在哪些不相称的方面?应该如何改革才能承担起公民教育的重任?

答:今日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党化教育垄断一切,气焰熏天,而党化教育与公民教育的原则是完全相反的。我前些时发表的宪政改革第二个分报告,就专门研讨了这个问题。

公民教育以培养具有独立精神的现代公民为目标。它包括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包容性,作为知识传承之所,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尤其是普通中学和大学)必须把向学生提供全面的、非排他的普世性文明教育视为自己的使命。第二,非强制性,教育重在学生潜能的发掘和创造力的培养,因此必须给学生一个开放的空间,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个性,允许学生在不同的知识领域、不同的学术主张间进行比较和选择(这一点,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习尤为重要)。满足了包容性和非强制性两条原则的教育,才称得上是现代公民教育。

党化教育恰恰相反,它是指一党专权条件下由“党”通过执政当局强力推行的、旨在灌输党的意识形态教义和政策主张的“教育”。这种“教育”也有公共性的外表,因为党宣称自己就代表国家,代表人民;其实是把教育当作工具,通过教育的意识形态化把当权者的意志强加给整个社会。党化教育也有两个特征:一个是排他性,这一点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为明显;党会垄断对科学的选择权和解释权,凡不符合“党义”和当权者意识形态者,都在被打入冷宫之列。再一个是强制性,即学生必须接受党对“真理”、对周围事物、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容不得半点怀疑。

这种党化教育是极其害人的。比如,最近发生了西藏3.14“打砸抢烧事件”,奥运圣火在海外传递时也发生了冲突。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冲突?官方一口咬定是“达赖集团”唆使“藏独分子”所为,各种官方传媒按照同一个口径铺天盖地地进行宣传,还反过来指责西方媒体“歪曲事实”,存有“偏见”。这当然是党化新闻的传统伎俩(不排除西方媒体有可能报道失实,但那是个体行为,我们的传媒造假却是系统行为所致)。党化教育呢?这两天北京各高校的大学生都会拿到一本小册子,标题是“十问:关于近期‘藏独’活动的观察与反思”,由官方控制的《大学生周刊》“特别奉献”。不用问,里边的内容全部是党的声音,或者是与党“保持一致”的声音。这个小册子还特意选了在海外研究机构任职的某学者的几篇文章,大概是为了显示编者的“公正”和“客观”。这套做法自然过于小儿科了,但它的危害却不可小觑。君不见我们那么多的“愤青”、那么多的“爱国者”对“西方敌对势力”的一片喊杀声?民族主义情绪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但就中国而言,当前这种偏执的、带有新“拳民”特征的民族主义却显然与“洗脑”有关。我们的年轻人得不到有关西藏问题的完整信息,他们头脑中被植入的文化编码就是党系统教给他们的那一套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会理解争取西藏的人权也是在争取自己的人权、人权的尊严要比奥运的奖牌和一个国家的“面子”重要得多。更何况,批评共产党执政者不等于就是和中国为敌,和十三亿中国人为敌。在这些概念之间做出区分,恰恰只有公民教育才能做到,党化教育则从来都是故意把它们混在一起的。

从体制上说,现代公民教育必须以教育独立和学术自由为前提,也就是,教育必须是一个公共的、独立的事业。现代教育必须独立于政府,独立于党派,独立于特定意识形态,也独立于商业社会的功利与短视。在这些方面,我们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问:近年来中国社会维权运动风起云涌,请问先生中国的维权运动/公民社会发展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关系如何?

答:维权运动这些年在中国的崛起,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从发生学上讲,维权运动本来肇因于公民权利的被侵害。这种被侵害,在多数场合,与地方政府的权钱勾结、胡作非为有关,或干脆就是这种胡作非为酿成的结果。中国人向来是很老实的,习惯于逆来顺受,习惯于作“子民”而不是当“公民”。如果不是逼到一定程度,不会起来抗争、造反。这样一个简单逻辑,一方面说明我们的国民性有懦弱的、需要改造的一面,另一方面也说明现实生活中的“苛政猛于虎”已经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居然迫使我们这么听话的老百姓都开始走上了维权抗争之路。贪官和腐败的地方政权、国企“转制”过程中那些贪得无厌的领导者从反面教育了我们的失地农民,教育了我们的市民和破产或“转制”企业的广大职工,也算坏事变好事吧!当然,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公民维权运动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是伟大的公民自我教育运动。最近这几年,公民维权正在向纵身领域发展,已经超出个体维权或小群体维权的范畴,厦门市民反对上马有毒化工项目、太湖农民保护生态环境就都具有这样的性质。

可以这样说,维权运动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促进社会转型的一支重要力量。虽然在概念上维权运动和公民社会的建设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二者有许多联系,维权运动的发展和公民社会、公民文化的建设最终都将有助于我们这个民族走上宪政民主的大道。目前,维权运动的缺点是还缺乏组织性,这其实也是现存体制所造成的。“党”总是怕在自己的控制范围意外有有组织的团体产生、发挥影响。我还是要说一句,这是专制主义的逻辑,不是民主社会的逻辑。中国的普通公众都能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且借助自愿结合的、合法的组织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必再担心什么人来取缔,中国的社会就大大进步了。我们应该争取这一天的尽快到来。
(2008年5月4日,北京)

 

发件人:"rcif cass" <rcif.cass@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11 18:17:4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RCIF Working Paper No. 0808 - 货币供求 资产价格与总需求:基于中国事实的理论框架 (张斌)

货币供求 资产价格与总需求

——基于中国事实的理论框架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斌

May 12, 2008

bjzhangbin@gmail.com

主要结论

    2005年以来,以房地产和股票价格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真实经济持续高位运行和2007年中期开始显现的通货膨胀构成了新一轮宏观经济运行的几个重要现象。下文通过无风险资产(银行存款)、风险资产(股票和房地产)、信贷和商品市场的联立均衡模型,以货币供求关系变化为切入点分析了货币供求、资产价格、总需求之间的作用机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讨论了中国风险资产价格和总需求上升的原因,以及对货币政策操作的启示。主要结论如下:

    1, 货币当局一揽子货币政策(货币投放、公开市场业务和调整法定准备金率)和商业银行调整超额准备金率带来的广义货币供给变化;或者是对风险资产预期收益改变和风险偏好改变带来的货币需求变化都会影响风险资产价格和总需求水平。

    2, 2005年初-2006年中期,综合考虑了一揽子货币政策和商业银行行为的货币供给方难以解释风险资产价格上涨和总需求变化。较高的经济增长预期和人民币升值预期抬高了以股票和房地产为代表的风险资产收益预期,资本市场改革、QFII和其他境外资本流入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这种预期,货币需求减少是解释这个期间股票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3, 2006年中期-2007年中期,货币当局一揽子货币政策不断放松,商业银行下调超额准备金率则进一步加剧了货币供给增长。货币供给方的扩张对风险资产价格和总需求扩张起到了关键作用。货币当局一揽子货币政策力度和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和CPI在运动趋势上保持了高度一致。

    4, 货币政策操作面临极大挑战。迅速变化的经济结构和金融市场变革让货币当局很难判断自货币需求方的变化,经济结构扭曲带来的国际收支双顺差让货币当局很难有效控制货币供给,商业银行对超额准备金率的调整也削弱了一揽子货币政策的作用。

    5, 货币当局需要充分对冲基础货币投放增长带来的货币扩张影响,保持货币供给稳定增长。在未来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不具备大幅调整空间的前提下,有必要保持一揽子货币政策力度稳定。

    6, 货币当局需要积极发挥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积极推进存款利率和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进程,使其在调解货币需求当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货币当局将因此面临更稳定的政策操作环境。

一、导言

    2005年以来,以房地产和股票价格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真实经济持续高位运行和2007年中期开始显现的通货膨胀构成了新一轮宏观经济运行的几个重要现象。对此学术界、金融部门和政府研究机构提出了很多角度的解释,多数意见认为过多的流动性是促成资产价格上涨、总需求扩张以及物价水平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货币当局需要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应对当前的局面。对于上述共识,目前还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论证产生过多流动性的原因、及其对资产价格和总需求之间的作用机制,这正是下文中希望探求的目标。本文通过搭建一个理论框架帮助思考如下问题:如何认识市场上中国特定环境下的过多流动性问题?流动性供求关系变化如何作用于资产价格和总需求水平?货币政策当局应该采取何种对策应对当前环境的变化?

    过去的研究对流动性定义、内容以及流动性是否过剩等几个问题都存在一定争议。对于流动性定义以及内容这里不再进一步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彭兴韵(2007)、张明(2007)等。本文讨论的流动性特指M2,即广义货币。关于是否存在过多的流动性,过去大部分研究都是从供给方入手。以Anderson(2008)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从经法定准备金率调整后的基础货币投放和M2增长情况来看,虽然自2005年以来有较快增长,但是相对历史平均水平偏差不大,难以用过多流动性解释中国的资产价格上涨和总需求扩张。但是同样有大量研究认为,经常项目和金融项目双顺差带来的过多的货币投放促成了中国当前过多的流动性,流动性也是解释资产价格涨跌以及总需求变化的重要因素。认为仅从供给方研究流动性问题还不够,需要从货币需求方理解货流动性过剩的研究有余永定(2007)、王庆(2007),他们认为在股票和房地产资产价格快速上涨阶段货币需求会减少,并因此加剧流动性供大于求局面。 资产价格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传统观点强调了(1)资产价格上涨所带来的财富增加会刺激消费需求增长。关于这一点,实证研究结论上存在一定分歧,支持和不支持这种关系的研究都有(Ludvigson and Steindel,1999)。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当中,乔红、梁红(2007)指出从美国日本经验看,股票市值增加100单位在未来5个季度后会引起消费增长2-3个单位,并认为在中国也存在类似的财富效应。股票市场价格上涨势必会通过财富效应提高总需求。(2)资产价格上涨提高了资本市场价值,在托宾Q效应作用下刺激投资需求。(3)以Bernanke and Gertler(1999)为代表的当代观点强调资产价格通过影响银行部门的信贷扩张和真实经济波动,并提出了 “金融加速器”机制。简而言之,Bernanke and Gertler认为资产价格具有顺周期性,即上升的经济周期会带来企业收益的增加和资产价格上升,进而提高了企业和居民的抵押品价值。作为克服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的工具,抵押品价值提高会激励银行扩张信贷,并推动进一步地真实经济上升和资产价格高涨。Bernanke Gertler and Gilchrist(2000)在新凯恩斯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模拟了金融加速器的这种效应。

    上述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流动性局面、资产价格波动对总需求的影响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但是在认识近几年来流动性问题的成因,以及流动性与资产价格和总需求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尤其重要的是,对于流动性问题分析当中,过去研究仅从基础货币和M2增长率角度判断流动性供给是否过多并不恰当,需要分离出货币当局行为的影响和商业银行行为对广义货币供给的影响;对货币政策环境以及需求方的影响关注不够,这也制约了我们对市场上存在过多流动性以及流动性对资产价格和总需求作用的理解。下文在吸收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搭建一个能够相对完整、一致的分析框架帮助我们思考中国的相关问题。文章模型有下面几个特点:(1)这是一个类似于IS-LM、CC-LM(Bernanke and Blinder,1989)建模方法的传统宏观经济模型,模型考虑无风险资产(银行存款)、风险资产(股票和房地产)、信贷和商品市场的联立市场均衡。(2)模型设定上考虑了中国特色的地方。比如,居民的资产选择考虑了银行存款和以房地产和股票为代表的风险资产,考虑了银行存款利率管制等。(3)模型构造简单、直观,重在明确变量间的作用机制,适合于对认识问题形成初步判断,更加精准、定量的判断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另外,在判断中国问题部分,文章还构建了用于判断货币当局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货币、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回笼货币与调整法定准备金率降低货币乘数等一揽子货币政策工具对M2增长率贡献的综合指标。这个指标更准确地衡量了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松紧程度,对于解释中国的流动性过多、资产价格和总需求问题提供了参考。

二、基本模型

    (一)货币市场均衡

    1、货币需求

    假设居民部门财富共包括两种主要资产:一是货币,包括银行活期和定期存款,这里等同于广义货币,属于无风险资产;二是以股票和房地产为代表的风险资产。居民出于交易需求和投机需求持有货币。交易需求取决于收入,收入越高交易需求也越高。投机性需求取决于银行存款利率、风险资产预期收益率和社会风险偏好。银行存款利率提高,对货币需求也相应提高。风险资产预期收益或者是未来风险资产价格上涨预期提高,对货币需求减少。风险偏好提高,对具有无风险性质的货币资产需求减少。

    对货币需求的描述类似于传统LS_LM宏观经济模型中货币市场需求。传统货币市场需求考虑了货币和债券市场的资产组合需求,收入增加提高交易需求和相应的货币需求;债券利率上升提高了投机需求的机会成本,居民在资产组合当中会降低货币需求。正如Bernanke和Blinder(1989)指出的,传统LS_LM宏观经济模型中的债券市场其实是一种简化处理,诸如信贷市场等其它资产交易市场都被视为债券的完全替代品,被简化为债券市场。 Bernanke和Blinder区别了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用CC-LM模型挖掘了信贷渠道对货币和商品市场联立均衡的影响。出于本文的目的和中国现实国情的考虑,我们在无风险资产之外没有考虑债券市场,而是考虑中国居民目前对无风险资产最主要的替代资产,即以股票和房地产为代表的风险资产。

由于中国对储蓄存款利率保持严格管制,储蓄存款利率难以在货币市场上发挥调节市场供求的作用,这里作为外生变量处理。这是模型设定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地方。这个设定意味着货币市场上的价格(即银行存款利率)不能自发调节货币市场供求关系。当面对风险资产预期收益、未来风险资产价格变动预期、风险偏好等外生变量变动冲击货币需求,或者面对货币政策调整冲击货币供给的时候,只能通过风险资产价格和收入两个内生变量来调整货币需求并令货币市场重新回到供求均衡水平。比如,在既定的货币供给水平上,面对风险资产预期收益的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货币需求下降,需要通过风险资产价格上涨(提高对货币的投机需求,与此对应的是减少对风险资产需求)或者是收入水平上涨(提高交易需求)才能提高货币需求,令货币市场重新回到均衡水平。简单地说,这个设定意味着由于缺乏储蓄存款利率的自发调整,货币市场的需求冲击不得不需要借助风险资产价格波动调节货币市场供求。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风险资产价格迅速上涨时期,同时也看到了居民储蓄大搬家,即居民减少货币需求。据此,能否认为风险资产价格上涨会减少货币需求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风险资产价格和货币需求都是模型中的内生变量,它们的变动取决于外生变量的冲击,抛开外生变量讨论两个内生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会引起对模型思考上的混乱。第二,当前的风险资产价格上涨会伴随风险资产价格进一步上涨预期和追涨杀跌的现象,理性人框架对此可以有两种解释。

首先,风险资产价格上涨向投资者揭露了新的关于风险资产预期收益变化的信息,在风险资产预期收益变动的影响下对风险资产需求才会上涨并带来风险资产价格进一步提高。从时间关系上,风险资产价格上涨和货币需求减少是一致的,但是在因果关系上不能用风险资产价格上涨解释货币需求减少,而只能用风险资产预期收益提高解释货币需求减少,这与模型中的设定是一致的。第二,投资者即便在对风险资产预期收益没有任何调整的时候,也可能因为当前的风险资产价格上涨预期未来价格还会进一步上涨。80年代以前的资产价格泡沫问题讨论当中,理性人框架中也存在这种没有风险资产收益增加支持的资产价格上涨(泡沫)可能性,但是成立的条件非常苛刻(Tirloe, 1982;Blanchard and Watson, 1982),比如市场无限大、资产价值难以辨认等。后来受委托-代理相关理论发展的启发,学术界认识到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关系让投资者过渡涉入风险,成为历次重大资产价格泡沫的诱因(Allen and Gale,2000)。与第一种情况类似,第二种情况下风险资产价格上涨和货币需求减少在时间上也是一致的,但是在因果关系上不能用风险资产价格上涨解释货币需求减少,而是风险偏好提高带来货币需求减少,这与模型中的设定也是一致的。基于上面的讨论,在控制了风险资产预期收益和风险偏好以后,风险资产价格上涨会减少货币需求的论断就不再成立。

货币需求的设定对于我们理解流动性过剩向流动性紧缩的突然逆转提供了一个视角。即便在货币供给不变的情况下,来自需求方的冲击会导致流动性情况的逆转。比如市场上对风险资产的预期收益突然发生了大幅度的下降调整,货币需求会因此大幅增加,市场上充裕的流动性局面可能会因此骤然间转变为流动性紧缩。最近发生的美国次级债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地方是,虽然风险资产价格和收入水平都能够调节货币需求,但是调节的速度会有很大差异,风险资产价格调整速度会远远快于收入调整。面临外部冲击的时候,由于两个市场调节速度的不同,风险资产价格的调整还可能出现超调现象。这会牵涉到更复杂的动态过程,留待进一步的研究。

    2、货币供给

下面我们考虑货币(无风险资产)供给方。货币供给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货币当局的货币发行;二是货币乘数。货币乘数取决于法定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率,这里没有考虑现金。货币发行量、法定准备金率都由货币当局控制,视为模型外生变量。超额准备金率可以由商业银行自行控制,并由此影响到货币乘数和货币供给,是模型的内生变量。超额准备金降低1个单位,商业银行由此可以派生出1*货币乘数单位的存款和贷款,超额准备金率下降后存款和贷款双双上升,贷款/存款比率也因此上升。因此,银行决定超额准备金率的过程也是决定贷款/存款比率的过程。

我们还需要对信贷市场供求关系进行研究,才能明确贷款/存款比率如何决定。银行贷款供给取决于银行总的可用贷款的数量,以及这些数量中用于贷款中的比例。银行可用贷款数量可以表示为。其中,代表央行票据,这个数量由货币当局控制。可用贷款数量既可以用于贷款,也可以用于超额准备金。我们考虑这两者之间的分配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首先是贷款利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的差,这个差越大,持有超额准备金机会成本越大,商业银行会将更多比例资金用于贷款。由于超额准备金利率由货币当局控制,这里视为常数,因此只需要考虑贷款利率的变化。第二,考虑Bernanke Gertler and Gilchrist(2000)等文献所强调的风险资产价格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即风险资产价格上升提高了贷款所能提供的抵押品价值,商业银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增加贷款。

风险资产价格上升,既能通过增加银行贷款意愿增加贷款供给,又会导致信贷利率降低减少贷款供给,贷款供给究竟如何变化呢?不难理解,信贷利率降低主要是因为风险资产价格上升带来的信贷供给增加造成的,它所发挥的作用一方面是减少信贷供给,另一方面是增加信贷需求。因此,总的均衡信贷数量上升(等于需求增长部分),贷款/存款比率上升。至此,我们可以明确风险资产价格和贷款/存款比率之间的关系。

    3、货币市场均衡

    货币市场供求均衡条件下,风险资产价格上涨通过遏制风险资产需求进而提高了无风险性质的货币需求,同时还通过信贷市场的作用增加了货币供给。为了明确货币市场供求均衡条件下风险资产价格和总产出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明确风险资产价格变化对无风险资产需求的影响大,还是对供给的影响大。更高的风险资产价格水平上,如果货币需求提高大于货币供给提高,为了让货币市场重新恢复均衡就需要减少交易需求,这意味着与更高风险资产价格相对应的是更低的收入水平。反之,如果更高的风险资产价格水平上带来的是货币需求提高小于货币供给提高,更高风险资产价格相对应的是更高的收入水平。

    很难通过实证研究的严格证据来判断这个问题,但是借助现实中的观察不难帮助得到一个方向的判断。以股票为例,我们不能直接观察到股票价格变化对银行各种存款等无风险资产需求的影响,但可以通过一个间接的办法。股票价格变化通过改变影响股票需求。可以观测到的是与股票收益相关的消息变化,往往会引起股票交易量的巨大变化,这同样意味着对无风险资产需求的巨大变化。这说明,无风险资产需求对股票收益或者是变化非常敏感。这同样意味着,给定,无风险资产需求对风险资产价格的变化非常敏感。

    风险资产价格上升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信贷供给,但是商业银行能够调整的仅仅是占总资产比例非常小的超额准备金部分,即使考虑到货币乘数的作用对无风险资产的供给也相对有限。此外,商业银行贷款是否会对资产价格上升做出敏感反应,还取决于以下几方面因素:首先,商业银行对风险的态度。如果风险资产价格上升对银行评判该风险资产的抵押品价值变化不大,贷款供给变化也相对较小。其次,一些政策上的限制,比如禁止以股票为抵押资产贷款,对房地产开发或者是按揭贷款有较严格的限制,风险资产价格上涨对于提高商业银行贷款的作用也受到限制。还有一种情况,宏观经济管理层对商业银行总的贷款规模有一定的数量限制,这种情况下即使商业银行会对风险资产价格上升做出反应,与此同时还可能通过减少其他贷款以满足总贷款规模的规定。这种情况下无风险资产的供给增长对风险资产价格上涨做出的反应也受到了限制。

    尽管有了上述来自现实观察的认识,但还不足以帮助我们证明更高的风险资产价格水平会相伴的货币需求上升大于货币供给上升。可以从反证法考虑这个问题。假设更高的风险资产价格水平上货币需求上升小于货币供给上升,货币市场上供给大于需求。在存款利率固定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收入增加提高交易需求进而让市场恢复均衡,这意味着更多货币转向实体经济运营当中。我们在风险资产价格上涨期间观察到的普遍现象是资金从实体经济用途专向货币或资本市场,而不是相反。这个现象说明上面假设不能成立。这间接证明了风险资产价格上升会让货币市场需求大于供给。 考虑公式(8),考虑风险资产价格上升会引起无风险资产需求大于供给,为了让市场重新恢复均衡,需要收入减少进而减少交易需求,在货币市场均衡条件下,风险资产价格和收入呈反相关关系。这里金融财富包括了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当无风险资产达到市场均衡的同时,根据瓦尔拉斯法则,风险资产市场也达到均衡。因此, 公式(8)从资产组合角度代表了模型中全部资产市场均衡。

    (二)信贷和商品市场均衡

    商品市场上,对商品市场的需求来自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等四个组成部分。这里我们重点考虑消费和投资需求,政府支出和净出口视为外生。消费需求取决于当期收入和财富水平。其中,财富水平等于居民部门所有资产的总和,即无风险资产与风险资产之和。风险资产价格上升,既提高了风险资产价值,同时还提高了无风险资产的供给,因此会通过财富效应影响消费。投资需求取决于贷款利率和风险资产价格。从上面信贷市场均衡条件我们知道,风险资产价格上升会降低信贷利率以恢复市场均衡,投资需求也因此上升;另外,风险资产价格上升通过托宾Q效应,即市场价值大于重置成本带动投资需求上升。

    通过公式(9),风险资产价格上升会通过财富效应带动消费需求增加,同时通过信贷渠道和托宾q效应带来的投资需求上升。资产价格上升提高了商品市场总需求,需要更多的产出Y才能恢复市场均衡。不难看出,这里的商品市场是通过数量调整,而非商品价格调整而达到均衡的,这一点类似于IS-LM模型中对商品市场的描述。我们还可以考虑不依赖商品价格粘性的假定。

三、比较静态分析

    利用以上联立市场均衡条件,这一部分明确上面系统中外生变量变化对风险资产价格和总需求的影响机制及其作用方向。这里将外生变量分为三类讨论,一是金融市场紧密相关的外生变量,包括风险偏好与风险资产预期收益;二是货币政策工具类外生变量,包括存款利率、央行票据发行量、法定准备金率、基础货币投放等;三是宏观经济需求中的外生变量,包括政府支出与外部需求。这里出于分析的方便,没有考虑进出口更复杂的决定机制,将净出口的决定简单地等同于外部需求,主要是为了考虑外部需求变化对国内风险资产价格和总需求的影响。

    (一)风险偏好与风险资产预期收益

    从货币市场均衡条件看到,风险偏好和风险资产预期收益上升都会降低对无风险资产需求,在给定的收入水平上,需要通过风险资产价格上升才能让货币市场重新恢复均衡。这意味着代表货币市场均衡条件的MC曲线向右移动,在新的货币、信贷与商品市场联立均衡下风险资产价格和总需求同时上升。总需求出现上升,主要是因为促使货币市场供求均衡的风险资产价格上涨同时也通过财富效应、托宾Q效应和信贷渠道扩张了消费和投资需求。

    (二)货币投放、公开市场业务、准备金率与存款利率

    增加货币投放、减少公开市场票据发行、降低法定准备金率都会增加广义货币供给,在给定的收入水平上,需要风险资产价格上升让货币市场重新恢复均衡。这意味着代表货币市场均衡条件的MC曲线向右移动,在新的货币、信贷与商品市场联立均衡下风险资产价格和总需求同时上升。反之,通过增加公开市场票据发行或者法定准备金率等措施回收流动性的措施会降低风险资产价格和总需求水平。

    提高存款利率会提高货币需求,在给定的收入水平上,需要风险资产价格下降让货币市场重新恢复均衡。这意味着代表货币市场均衡条件的MC曲线向左移动,在新的货币、信贷与商品市场联立均衡下风险资产价格和总需求同时下降。

    (三)财政支出和外部需求

    财政支出或者是外部需求增加,都提高了总需求。在给定的风险资产价格水平上,代表信贷与商品市场均衡条件的CC曲线向左移动。在新的均衡水平上,风险资产价格下降,总需求水平上升。风险资产价格出现下降,主要是因为更多的总需求带动了货币市场上交易需求的增加,需要风险资产价格下降才能让货币市场重新恢复均衡。 下面表一中总结了上述问题的结论。

四、对中国问题进一步的解释

    比较静态部分给出了模型中外生变量冲击对货币供求的影响,以及风险资产价格和总需求的变化。我们还需要明确过去几年当中究竟是哪些外生变量冲击促成了中国的资产价格上涨和总需求扩张。过去一段时间中,来自金融界和学术界的研究机构对风险资产价格上涨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比较有代表性的解释因素包括国际收支双顺差导致的流动性过剩、经济增长、价值重估、人民币升值预期、投机资本流入等等。这里,我们根据模型将外生冲击分为货币供给方冲击和货币需求方冲击,讨论不同冲击对风险资产价格和总需求的影响,同时兼顾了对上述各种流行解释的重新解读。

    (一)货币供给方的解释

    1、货币当局一揽子货币政策

    上面模型当中,货币当局的货币投放、发行央行票据以及调整准备金率等政策都会影响到货币市场供给变化,并引起资产价格和总需求变化。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综合考虑上述政策工具的运用,是否有明确证据表明货币当局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导致了资产价格上涨和总需求扩张。

    有几个备选指标可以作为衡量货币当局货币政策松紧程度的指标。M2是衡量货币供应松紧程度的重要衡量指标,但其缺陷在于M2的变化不仅受货币当局基础货币投放和法定准备金率的影响,还受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的影响。调整超额准备金率往往是商业银行应对货币当局一揽子货币政策的手段,作用像缓冲库存,二者在2005年1月到2007年12月期间相关系数达到了78%。货币当局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后,商业银行会提高超额准备金率(或者是减缓下调超额准备金率的趋势),起到了降低货币政策扩张力度和政策调整本应带来的M2增长率。尽管货币当局一揽子货币政策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从M2增长率角度看还会相当稳定。

    基础货币也是一个衡量货币供应松紧程度的重要衡量指标。基础货币考虑了外汇占款下的货币投放和公开市场上货币回笼的综合效果,是净货币净投放,但是缺陷在于央行过去两年还频繁采取了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政策,而法定准备金率政策会通过改变货币乘数影响总量货币供给。单从基础货币角度显然不能衡量央行货币政策调控力度。央行在《2007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提出了经过准备金率调整的基础货币投放,但这种调整仅是从基础货币中扣除了由于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所带来的基础货币增加,并不能反映货币乘数变化对广义货币供给的影响,也不能作为衡量货币当局货币政策力度的有效指标。

    综合考虑货币当局是否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我们既要观察基础货币的净投放量,还要考虑在法定准备金率调整影响下货币乘数的变化。下面我们构建了综合反映上述各种货币政策效果的一揽子货币政策指标。

    2、商业银行行为

    我们发现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所带来的M2增长率与一揽子货币政策带来的M2增长率在运动趋势上非常一致。货币当局采取扩张性一揽子货币政策,商业银行会提高准备金率应对,反之,货币当局采取收缩性货币政策,商业银行会降低准备金率应对。尽管运动趋势一致,但是差异也很明显,超额准备金率在样本期间保持了持续下降的趋势,说明商业银行在趋势上在降低超额准备金率,而且幅度不断加大。甚至是在2007年一揽子货币政策扩张期,超额准备金率也有非常明显的大幅度下降,对M2增长有显著贡献。

    商业银行行为的影响对于我们理解上面一揽子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和总需求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部分补充解释。由于商业银行的扩张行为,造成了一揽子货币政策对于广义货币总量影响的差异。2005年中期到2007年初货币当局紧缩性一揽子货币政策的时候,商业银行也大幅度降低了超额准备金率,削弱了一揽子货币政策对风险资产价格和总需求的影响。2007年以后货币当局扩张性一揽子货币政策的时候,商业银行不仅没有提高超额准备金率(ER>0),反而继续保持甚至是加大降低超额准备金率力度,这进一步加剧了央行一揽子货币政策的扩张性影响。 商业银行在趋势上下调超额准备金率,一种可能是上面模型中考虑的“金融加速器”机制,即2005中期-2007年前的股票和房地产价格上涨提高了抵押品价值,提高了银行信贷扩张意愿,所以商业银行即使是在扩张性的一揽子货币政策下依然下降超额准备金率,并由此进一步放大了一揽子货币政策的扩张效应。还有一种可能是受到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及公开上市发行的影响,商业银行追求利润动机增强,通过降低超额准备金提高利润。

    综合考虑一揽子货币政策和商业银行调整超额准备金率,可以解释2006年中期到2007年末的股票价格上涨和总需求扩张:一方面是货币当局采取了一揽子货币政策,另一方面是商业银行通过降低超额准备金率,二者共同促成了广义货币供给的增长,提高了股票价格和总需求水平。但是对于2006年中期以前的风险资产价格上涨和总需求变动,从货币供给角度并不能得到有效解释。即使考虑到2005年中期到2006年中期紧缩的一揽子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被商业银行调整准备金率所抵消,总的广义货币供给增速并没有非常突出的下降,但是仍然难以解释同期间内股票价格的持续上涨和并未因此下降的CPI。

    (二)货币需求方的解释

    根据上面模型,风险资产预期收益提高、风险偏好提高都会改变货币需求,并影响到风险资产价格和总需求水平。较快的生产率增长、2005年以来的人民币升值预期、资本市场改革和QFII流入等中国经济的热点现象都会对风险资产收益和风险偏好带来影响,并因此影响到风险资产价格和总需求。

    1、价值重估

    对中国股票价格上涨的一种普遍认同的解释是价值重估,支撑这种重估的理由很丰富,但最根本理由是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和经济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90年代中期对外开放和市场化建设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以后,以出口和进口替代为代表、以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改制后的国有企业为载体的中国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突飞猛进,在过去十多年内取得了很大进步,而且仍然具备很大的增长潜力并在继续保持高的增长势头。制造业生产率的巨大增长潜力不仅意味着制造业本身有着良好的盈利预期,而且影响到了其他部门的盈利预期。

    人民币升值预期是支撑价值重估的一个重要理由。2003年以后,人民币升值预期开始萌生,并且随着经常项目顺差的快速上升(从因果关系上看,贸易顺差提高来很大程度上自于制造业生产率提高。制造业生产率提高不仅通过增强进口替代能力减少了进口,而且增加了出口竞争力,从两个方面推动贸易顺差提高)不断强化。从真实的经济基本面上看,人民币升值预期抬高了非贸易品相对贸易品的价格预期,这个预期相对价格的改变直接会影响到两大类产品的盈利预期。货币升值预期虽然有利于非贸易品部门企业盈利预期,但可能对贸易品企业,尤其是那些竞争力较低的贸易品企业的盈利预期带来负面影响,如何综合评价人民币升值预期对企业整体盈利水平的影响呢?如果我们仅仅是关注中国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答案很明确。人民币升值预期显然直接有利于房地产企业盈利预期。对于股票市场,考虑到中国股市场上以金融、地产、消费、交通等几大非贸易品板块占据了股票市场上绝对大的份额,贸易品企业在股票市场总体分额相对较小,人民币升值将有利于股票市场上企业的整体预期盈利水平提高。 QFII和国内一些机构的深入研究工作和早期进入股票市场,以及资本市场上的诸多改革也起到了价值发现和巩固信心的作用,尤其是在股票市场低迷阶段,有助于投资者重新认识被低估的风险资产预期收益,并因此提高风险资产需求。 综合以上因素和上面模型,价值重估意味着对风险资产预期收益的提高,货币需求下降,风险资产价格和总需求水平上升。2005年中期,中国股市正处于谷底,市盈率大大低于周边市场和发达国家市场。即使没有货币供给方的支持,对风险资产预期收益的重大调整同样可以降低货币需求,提高风险资产需求,并因此抬高了风险资产价格和总需求。

    2、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问题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和日本,90年代初的墨西哥、90年代中后期的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等每个典型资产价格泡沫背后的重要幕后推手(Allan and Gale,2000)。近期发生的美国次级债危机,各种次级债券背后蕴藏的道德风险问题同样是解释次级债危机发生的有力解释。结合我们上看模型,道德风险问题意味着投资者过渡涉入风险,追逐高风险资产,降低货币需求。 毋庸置疑,中国金融市场上也普遍存在道德风险,对于货币需求角度以及风险资产价格和总需求也必然会产生影响,问题是道德风险是否非常突出。结合中国2006-2007年股票型基金的飞速发展、多数基金即使是在市盈率大大高于正常估值水平时也同样大举建仓,以及中国股票市场2007年底开始非常剧烈的调整等一系列现象来看,道德风险问题不能忽视。但是道德风险主要作用是加剧了风险资产价格泡沫,对于资产价格的波动趋势并没有明显的解释能力。无论如何,目前还没有找到很好衡量这个问题的方法。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五、综合判断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启示

    结合上面分析,我们找到了一条理解中国风险资产价格上涨和总需求扩张的线索。2005年中期到2006年中期,受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人民币升值预期、资本市场改革、国外投资者加入等一系列外部冲击的影响,对于以股票和房地产为代表的风险资产预期收益显著提高。这个期间内,货币当局尽管在趋势上保持了收紧的一揽子货币政策,但是由于风险资产预期收益提高带来的货币需求变化,风险资产价格依然保持了快速上升,CPI也没有因为收紧的一揽子货币政策下降,而是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2006年中期以后,央行一揽子货币政策开始扩张,货币供给增速,商业银行进一步下调超额准备金率也放大了货币供给增速。受迅速扩张货币供给的影响,风险资产价格增速提高,总需求也迅速扩张,CPI在2007年中期以后开始凸现,并不断攀升。2007年末,一揽子货币政策开始急剧紧缩,股票价格应声而落,房地产价格也停止了快速增长步伐。

    结合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传统货币工具正在面临严峻挑战。首先,在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压力下,保持稳定的基础货币投放不能轻易做到。2007年一揽子货币政策扩张的最主要贡献就是来自外汇占款带来的基础货币快速增长,对此货币当局没能采取充分手段抵消其扩张影响。第二,即便能够保持稳定的基础货币投放,由于商业银行对超额准备金率的调整,控制好广义货币增长也面临挑战。第三,即便保持了合意的广义货币增长,由于货币需求的变化,货币当局很难找到一个与此相对应的广义货币供给水平,在这个水平上的利率和风险资产价格正好对应于合意的通货膨胀和产出水平。

    上面挑战对于各个国家的货币当局都是问题,在中国尤为突出。主要是因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经济正处于快速增长时期中的结构转型阶段,这个阶段的突出表现是经济结构面临大的调整,金融市场有较快的发展,对外开放程度较高且往往伴随货币升值预期和投机资本流入。这样的环境下,货币需求会有更加明显的变化,对货币政策操作面临的挑战更严峻。第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主要发生在以出口和进口替代为代表的贸易品部门,这些部门劳动生产率进步很快,是经济中最活跃的部门;而以交通、医疗卫生、教育、环境保护等服务业部门依然受到政府严格管制,增长活力受到限制。在这样一种不平衡的经济格局下,经济资源过度流入贸易品部门,并加剧贸易顺差。贸易顺差的不断增加还加剧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并带来投机资本流入。中国正在面临史无前例的经常项目和金融项目双顺差压力,这对货币当局保持稳定基础货币投放构成了极大挑战。第三,由于没有存款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不能通过存款利率的灵活变化调整货币供求;也不能通过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消除升值预期,并消除升值预期对货币需求的影响。货币供求失衡会因此显得更加严重,而且调整往往集中在一些能够做到市场化调整的价格上,比如房地产和股票价格。

     综上所述,货币当局判断总需求变化很难,即便能够判断总需求控制好货币供给也很难,货币当局很难保持具有前瞻性的货币政策。货币当局可以在以下方面得到改善货币政策效率。首先,合理衡量并密切关注一揽子货币政策对广义货币供给的影响,争取将一揽子货币政策带来的广义货币供给增长率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另外,需要积极发挥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积极推进存款利率和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进程,尽快消除人民币升值预期,使利率和汇率在调解货币需求当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样做有助于缓解货币需求变化的压力,同时也有助于避免由于货币需求变化导致的房地产和股票价格急剧调整,货币当局将因此面临更稳定的政策操作环境。宏观经济稳定也将因此得到改善。我们不可因为行业或局部利益的过分考虑而推延利率和汇率市场化进程,这样做的代价是牺牲了宏观经济整体的持续稳定增长。

    短期内还有一点值得货币当局注意的是,2007年以来货币当局采取了非常严厉的货币紧缩措施,法定准备金率陡峭上升。过去,商业银行还可以通过减少超额准备金的方式减缓货币政策紧缩的影响,但是到了2007年末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已经几乎没有进一步下调空间。这将会让2007年以来的货币紧缩政策作用更加凸现。随着2007年末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等资产投资收益的骤然下降,货币需求也会因此上升,再考虑到如此紧缩的货币供应局面,流动性短缺和信贷市场利率上涨将不可避免,对总需求的负面冲击也会逐渐放大。即便在当前通货膨胀尚未消除的情况下,货币当局也应该未雨绸缪,密切关注一揽子货币政策对市场的综合影响,做好应对总需求下降的准备。

六、总结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货币、信贷和商品市场的联立均衡模型,讨论了中国的货币供求关系,以及对不同类型外部冲击通过改变货币供求进而对风险资产价格和总需求水平的影响。理解中国过去两年的以房地产为代表的风险资产价格上涨和总需求扩张,我们从货币当局政策方找到了原因,从货币需求方也找到了原因。2006年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市场的迅速变革、人民币升值预期和投机资本流入等外部冲击都能够解释过去两年流动性过多,以及风险资产价格和总需求水平高涨的局面。我们还讨论了文章所蕴含的货币政策含义。

   模型以资产组合选择入手,以货币供求关系为切入点为我们理解中国的风险资产价格上涨和总需求扩张提供了一个分析视角,在很多细节问题上还有待进一步丰富。文章没有考虑动态过程,特别是不同市场中不同的调整速度会造成一些市场的价格超调,这也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Allen, Franklin, and Douglas Gale (2000) “Bubbles and Crises,” Economic Journal, 110, 236-255. Anderson(2008) “China inflation primer” UBS Asia Economic Perspective, 5 March 2008

Bernanke Ben., Alan S. Blinder (1989) “Credit, Money, and Aggregate Demand” NBER Working Paper No. W2534
Bernanke, Ben and Gertler, Mark (1999). "Monetary Policy and Asset Volatilit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Economic Review, Fourth Quarter 1999, 84(4), pp. 17-52.
Bernanke, Ben; Gertler, Mark and Gilchrist, Simon (2000). "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in a Quantitative Business Cycle Framework," in J. Taylor and M. Woodford, eds., 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2000, pp. 1341-93.
Blanchard, Olivier J., and Mark W. Watson. (1982) Bubbles,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financial markets In P. Wachtel (Ed.), Crises in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Ludvigson Sydney, Charles Steindel(1999) "How important is the stock market effect on consumptio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issue Jul, pages 29-51
Tirole, Jean. (1982) On the possibility of speculation under rational expecrations. Econometrica 50. I 163- I l8l

彭兴韵, “流动性、流动性过剩与货币政策”《经济研究》2007年第11期
乔红、梁红 “股价财富效应是否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高华全球经济研究网站《亚洲经济简评》2007年6月11日
王庆, “货币度量没有问题”《财经》网络版2007年7月5日
余永定, “ 一石二鸟的政策选择”《财经》2007年23期
张明, “流动性过剩的测量、根源和风险涵义”《世界经济》2007年11期。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