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在关注当前时态运行的同时,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历史,也十分有趣。下面刊出两篇回忆录的文章,可以使我们重新思考今后的问题。譬如,俄国今天在家里痛心疾首一个大国的解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现在看看90年代初在苏联发生的事情,如果当时的苏联人知道后来发生的是这种后果,可能就没有当年那种轻狂与躁动了。朱传是一部海外发表的著作,其中的一些分析和评论纯属揣测和断想,不可信以为真,仅做参考。]

发件人:<aitian1201@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07 17:48:47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周瑞金的回忆及背景资料

苏东剧变与朱镕基传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5月7日
 

第一篇:1990-1991的中国与苏东变革

王永亮

2004-3-16

    1990年那个春天,整个中国似乎深陷因果轮回之苦。在帕米尔高原和长白山之间,火焰绵延不绝,长达四千八百公里,覆盖着西北、华北和东北的大片国土。一位学者把这“条带状的火线”叫做“地火”,说它已经燃烧几百年,每天烧掉至少五十万吨煤。

    新年第一个月,北京接到五万件告状信;上海有数千吃了不洁毛蚶感染甲肝的人,尽管大都痊愈,却还抱怨不已;广州有几个大公司的经理逃到国外去了;云南发现一百四十六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还有刑事犯罪、环境污染、老少两代之间的隔阂、怠工的、吸毒的、嫖娼的、冷嘲热讽政府的。诸如此类的消息,在当日媒体上是没有的,所以老百姓很难知道。普通人身边的气氛倒是和和平平的。10日,在北京城内实行了七个多月的戒严被取消。

    东长安街上的国贸中心大厦即将竣工,去年夏季被打烂的那些外紫内白的玻璃幕墙,也已恢复原样。这时候已是旧历腊月,“祥和”成了北京人的口头语。春节终于来到,成千上万的家庭团聚在一起,其乐融融,不过,因为那一场风波,也有不少家庭是不祥和的。

  经过1989年初夏那场殊死搏斗,中国人好像在一夜之间就分裂了,不过,无论是那些喜欢80年代还是不喜欢80年代的人,现在都希望有一点时间喘口气,可是西方人却在一夜之间变得空前团结,至少有二十个国家的政府联合起来,拒绝邀请中国高级领导人到他们的国家去,还阻止他们的商人和中国打交道,说是“经济制裁”,让中国人喘息不得。当时的外交部长钱其琛后来拿一句诗来形容这时的形势,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

  然而还有更大的一片“黑云”: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分崩离析了。在90年代开始前后的那几个星期里,从东欧那边传过来的每一个消息,都让中国人既震惊而又嗟叹不已,直把一颗心提到嗓子眼上,怎么也放不下来。

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分崩离析了

  第一个消息来自新华社驻东德的一个记者。他的报道说,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自己的总书记昂纳克开除了。一个小时以后,又有消息说,那不是昂纳克,只是他的一个助手。新华社于是赶忙收回那条新闻,《人民日报》则因为自己没有理睬新华社的消息而好一阵庆幸。可是,新的消息又来了,说昂纳克的党籍被开除了,这回是真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了战后三十五年以来第一个共产党占少数的政府。这个国家群雄并起,各方政治派别达成协议:总统应是不属于任何党派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这等于是把共产党的领导权给剥夺了。更要命的是,那里的老百姓居然接受这种资本主义复辟式的结果,因为已有消息证实,布拉格的居民正在街上游行庆祝,有如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书店老板看了这情景,当场把不同政见者的那些著作拿出来,很快被抢购一空。这一边,保加利亚共产党也把自己的领袖日夫科夫开除出党。

    春天开始的时候,共产党在东欧的处境就更糟了,有点像过去很多年里被他们宣布为“反动政党”并加以取缔的那些组织了。4月17日,布拉格市检察长索科尔以一个执法者的身份,要求两周之内在布拉格取缔共产党的活动。布拉格市民只等了五天就不耐烦了,大约七千人聚集在市中心的瓦茨拉夫广场,冒雨高呼口号,发表演讲,全都是支持检察长的。游行队伍的标语有一幅最为醒目:“支持索科尔,取缔共产党。”东德倒是没有这样的集会,也没有这样的标语。可是有至少一百万苏联和东欧的移民越过倒塌的“柏林墙”跑到西德去了。那道墙是六个月前被拆除的,再过六个月,也即1990年10月3日,分裂了四十五年的德国统一了。统一之前的这几个月里,苏联军队还在这里驻扎着,不过已经不再拥有往日的风光。在柏林勃兰登堡附近出售旅游纪念品的小摊上,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军帽、肩章、奖章和零七八碎的苏军物资,其中有苏联海军军帽,二十马克,还有苏联空军军帽,二十五马克。

  苏联人那时候还在观望,莫斯科还没有发生“八•一九”事件。即使是那些最有先见之明的人物,也认为那个堡垒虽然已经摇晃起来,可还能挺不少日子。布鲁金斯学会的爱德华•A•休伊特那时候是这样谈论苏联的:“他们正在写《如何改革社会主义》这个剧本,我们还没有看到最后的篇章。”戈尔巴乔夫仍然控制着局势,他承认:“苏联现在正处在改革最困难的阶段。”但他仍在坚定地阐述党的立场:“苏联现阶段的改革是对社会主义进行革新,而不是拒绝列宁、布尔什维克和人民在1917年10月做出的选择。”他是4月10日会见参加共青团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时说这些话的,这给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以极大鼓舞。至于说戈尔巴乔夫是“最大的叛徒”,那是二十个月以后的事。在当时,中国人还把他当成一股背叛潮流中的坚定革命者。一位领导人在那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去了苏联,说“苏联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

  可是在东欧,“社会主义”在很多人的心里已经成了“痛苦和绝望”的代名词。1990年12月7日,保加利亚总检察院向最高法院提交了起诉书,指控托•日夫科夫作为保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和国务委员会主席,超越职权,为自己和其他一些人谋取总计二千六百五十一万六千零三十九列弗的私利,包括把公款用于维修自己的别墅,给保健护士和航空小姐发奖金,从出版社获取的稿费,让子女得到不应有的服务,以及把六十九辆小汽车以低价格给了指定的人。诸如此类的事情被揭露出来,让这些社会主义的领袖们不仅在信仰方面不再具有感召的力量,而且在道德方面也威信扫地。“社会主义把一头牡马变成一头阉马”,一位波兰经济学家说,“我们还不能反过来把阉马变成牡马。”

    在他的国家中,一个胆大妄为的工人莱•瓦文萨组建团结工会的行动,是席卷东欧的这场大变动的起点,此人因此成为这个国家第一任民选的总统。1990年12月12日晚上,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向新总统交出权力的前夕,向他的国家发表“告别讲话”。“每个民族的历史都不仅仅是既成事实的总和,它同时也包括着得以避免发生的事实。”他悲悲切切地说:“我只请求一点:如果时间没有熄灭某个人的心头之恨或者不悦,那么就让它们首先向我发泄吧。”对于中国的共产党人来说,这真是个悲惨的时刻,他们全都把雅鲁泽尔斯基看做悲剧英雄而把瓦文萨看做得志小人。可是有二十四个西方国家的外交部长聚会在布鲁塞尔,决定掏出四十亿美元,支持这小人的“把阉马变成牡马”的经济改革。

  毫无疑问,几年以来发生在波兰的事情,现在正在更大范围内重演。在我们的国家,报纸电台电视台全都急剧地旋转起来。奇怪的是,所有最重要的消息都是在私下传递的,公开发布的新闻则视而不见。世上很多事情都可以装糊涂,惟有这件事不成。冷战就要结束了。当然,它也像任何一场战争一样,结束之前的冲突格外激烈和残酷。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有些人还真不是装糊涂,而是自作聪明。比如有几个宣传部门的官员就告诫属下报刊的总编辑,正确看待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还剩下的两个领袖:一个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此人尽管主张改革,但却是个“民主主义者”;另一个人是罗马尼亚的总统齐奥塞斯库,他是反对改革的,还在党代会的报告中处处影射攻击中国的改革,但他毕竟是“坚持社会主义”的,他讲话的时候,听众六十五次起立,向他鼓掌和欢呼。

  媒体摘取了这些情节,添油加醋地传达给读者,希望所有中国人能和他们一样,相信齐奥塞斯库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也相信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的危机,完全是一小撮坏蛋捣乱的结果。可是接着就有更加令人惊讶的消息传过来,不仅证明罗马尼亚党代表大会上的那些掌声和欢呼都是虚伪的辉煌,而且还表明齐奥塞斯库的“社会主义”已经被人民摈弃。90年代开始之前的两个星期,在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和另外一个城市蒂米什瓦拉,市民走上街头,党的官员则派出军队。反对和保卫齐奥塞斯库的行动在街头相遇,演变成大规模冲突。

齐奥塞斯库被处决

  军队开枪的那天是个周末。现场录音辗转到了维也纳,然后在电台播出,里面一片混乱:喊声、哭声、口号声和枪声……全世界都听到了。对中国的媒体来说,这个晚上最大的问题是,根本隐瞒不住这些消息。很多人整夜都不睡觉,天一亮就更加活跃,他们守在收音机的短波频道旁边,在嘈杂的噪声中辨别出断断续续的话,结果听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说,这是真正的“罗马尼亚事件”。

    另一家西方电台,美国之音,则具体地描述了那一天罗马尼亚街头的死伤者,说有一千人被打死。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也偶尔出现几个画面,证明来自“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法国国际”的消息,大都不是无中生有。这些消息说: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集会上的讲话遭到听众反对;军队开枪了;群众反击了;成百上千的平民被屠杀了;军队中有人倒戈了;齐奥塞斯库逃跑了;不,齐奥塞斯库没有跑,他和他的一家人都被抓起来了……

  12月24日是个星期日。平安夜不平安。中国这一边,老百姓一整天都没有中南海的消息,只有李瑞环会见了一群日本人,说是代表王震的。北京人的街谈巷议又增加了新的内容,说他们可能是在为齐奥塞斯库的命运担忧呢。党中央机关报的院子里,记者们面对蜂拥而来的消息,全都目瞪口呆,他们接到社长一条指示:“凡是新华社有稿件和转载其他报纸可以解决的消息,本报记者就不要写了。”

  但是罗马尼亚的记者们却格外活跃。前一天,他们让救国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在“罗马尼亚电视台”上露面,还给了足够的时间让他说话。此人宣布齐奥塞斯库的罪状若干条。在电视大楼外面,布加勒斯特的市民围成一道人墙,呼喊着“保卫大楼”的口号,阻止军队进入大楼。那以后的几天,罗马尼亚的最新事态,就是经过这个大楼传遍全世界的。事态的发展证明“保卫大楼”的口号有点多余,因为军人原本就没打算冲进去。他们已经倒戈了。到了这时候,齐奥塞斯库不再顾及给自己“民族英雄”的荣誉抹上“叛国者”的污垢,让外国军队开进来保护他,但还是没有用。反对齐奥塞斯库的人宣布他们已控制各个要点,还逮捕了那个残忍的独裁者。这件事清清楚楚地展现在罗马尼亚电视台的画面上,看来不再是谣言了。

  最后的结果尽管人人都已料到,但还是难以置信。第二天,星期一,齐奥塞斯库已经被罗马尼亚军事法庭处决了,在致命的一枪之后,士兵们还在不停地射击,把他的尸体打得像个巨大的蜂窝。这位几个星期以前还在接受人民顶礼膜拜的总统,显然至死都不会相信,在他的人民中间居然潜伏着如此强烈的仇恨。

  这一天是圣诞节,布加勒斯特的教堂里响起圣诞乐曲,街头还有二十多辆装甲车,还有零落的枪声,不过,冲突已经结束。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这样瓦解了。罗马尼亚不是最后一个,但它却是这场悲剧中最惨烈的一幕。昔日的辉煌转瞬间灰飞烟灭,新的执政者受到新的追捧。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已经表示要为“救国委员会”提供援助。那些环绕罗马尼亚的东欧国家纷纷宣布“支持罗马尼亚的民主力量”。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沉默了两天,等到星期三罗马尼亚新政府的领导人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表示支持他们的行动。差不多同时,人们在电视上看到齐奥塞斯库的被称作“花花公子”的儿子,不过这一回他可不是往日那个风流倜傥的样子,而是一个囚犯———他在四天前就被逮捕了,神情茫然,面容憔悴,目光里充满恐惧。还有人发现了齐奥塞斯库弟弟的尸体,警察的验尸报告说他是自杀的。

  这一连串变故毫无疑问构成了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共产党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要过好多年以后才会研究各种因果联系,在当时可没有想那么多。那时候人世间所有最复杂最微妙也最强烈的感情一起涌出:震撼与解脱、兴奋与悲伤、厌恶和同情、崩溃与新生。罗马尼亚电视台还播出了齐奥塞斯库被处决之前在秘密军事法庭受审的场面。这位落难的独裁者否认自己下令向群众开枪,但法官仍然判他有罪。

    “美国之音”坚持说,他的罪行之一是屠杀六万多人,还企图携带十亿美元逃到别的国家去。又过了一天,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也播出了这个消息。不过,它被安排在中央电视台当晚新闻节目的最后一条,放在“安康水电站下闸蓄水”、“中法合资家具企业在佳木斯投产”、“机电部评选优秀服务企业”、“科学出版基金会召开会议”、“河南现代艺术大展”、“武汉冰灯会”、“人民银行发行纪念币”这些消息的后面。

  也难怪报刊的领导人会沉不住气,当时就连中南海里老的和新的领导人们,也对这种局面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只有邓小平一个人不动声色,说了十六个字,意思是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政治局于是召开特别会议。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王荩卿奉命去同几天前枪杀了齐奥塞斯库的新政府打交道,说中国愿意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

    这是80年代最后一周发生的事。那些天,北京的书店里面,那些已被抛弃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著作,像日夫科夫的精装本文集,还摆在书架上。驻扎北京的军队奉命提高警惕,特别小心在北京西郊大学集中的地区出事。好在大学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不过,有几个大学生来到复兴门,站在那里发表讲演,围观者几千人。警察很快来了,驱散了人群。一时间,本来已经缓和下来的北京城,又紧张起来。那时候中国人的神经特别脆弱,容易紧张,一紧张就会产生联想,一联想就会神经过敏,好像射向齐奥塞斯库的枪弹也正在朝我们中国这边射过来似的。

中国能救社会主义?

  现在历史终于走进了90年代,全世界都在闹事。没有出事的地方也在期待着出点什么事。无论老人还是年轻人、男人还是女人,也不论是政治家、理论家、官员、学者、作家还是凡夫俗子,都充满了政治热情,而且火气都挺大。拿很多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东欧已经复辟资本主义,一句半是悲壮半是幽默的话在北京流行起来:

  过去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现在是,“只有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

  可是,按照西方人那时的说法,这社会主义是谁也救不了啦。1月1日,90年代的第一天,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三个人互致新年问候。

  戈尔巴乔夫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融合。”

  撒切尔夫人说:“不,社会主义肯定要完蛋。”

  对于中国内外那些研究20世纪历史的人来说,从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直到1992年邓小平的出人意料的南巡,实在是多灾多难。

流行音乐风靡的时代

    90年代开始的时候,人们心态大变。那时候大多数喜欢流行音乐的人,全都沉浸在港台情歌的柔情蜜意中,完全不能领会那种又说又唱、声嘶力竭的吼叫。流行歌坛上卷起第二次高潮,像毛阿敏、徐沛东、张藜、刘欢、韦唯、李娜、杭天琪、王虹、屠洪刚和蔡国庆,都是那时的名人。歌手的商业包装也刚刚开始,大众传媒网正在草创阶段。第一批披着商业外衣出场的歌手,毛宁和杨钰莹,还被人们叫做“金童玉女”。可惜那时星多歌少。有《渴望》和《好人一生平安》,还有《亚洲雄风》、《血染的风采》、《爱的奉献》,加上《北京的桥》和《好大一棵树》。这些歌要是放在80年代那种一帆风顺的岁月里,还能唱唱,可是现在,年轻人总觉得不吐不快,非有一种更加激烈的方式。

    赵传的出现给了人们一个契机。也是在这一年,也是在工人体育馆,赵传有一次唱起《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时候,首次露面的“唐朝乐队”砰然奏响,全场几万人齐声合唱,声及数里之外。这个浓眉小眼、方脸大耳、笑起来嘴角高翘的赵传,受到如此鼓励,不久后卷土重来,举行了首场个人音乐会。这一天,观众都穿上了汗衫,背后写着“烦着呢,别理我”。演唱到了高潮时,万众疯狂呐喊,赵传全身颤抖,长跪于地。“这哪里是唱歌啊,”一个观众事后慨叹:“分明是玩儿命。”

  不过,旋律调动情绪的力量,毕竟赶不上节奏。一般流行歌曲缺少力度,没有金属的铿锵声,没有呐喊中的静默感,也没有沉思中的冲撞感,抒情有余,发泄则不足,更不能把自己的灵魂敞开给人看。摇滚于是乘虚而入了。根据《人民音乐》杂志编辑金兆钧的一个调查结果:“90年代初期,初中生放弃内地,直奔港台,而高中生就开始放弃港台,直奔欧美;大学生热衷于摇滚乐。”这也可以证明,摇滚的背后有着更加复杂的社会情绪。当日京城,“迷你型”摇滚聚会兴盛一时,组建乐队蔚然成风。东郊使馆区附近的外交人员大酒家和市中心的马克西姆餐厅,是这些人最常去的地方。他们给自己取的名字都挺怪,有“ADO”,有“宝贝兄弟”和“呼吸”,有“唐朝”和“黑豹”,有个乐队叫“状态”,另一个叫“一九八九”,有几个女孩子组成的乐队叫“眼镜蛇”,还有一个叫“自我教育”……

  中国当代历史上的那一段“熟悉旋律”,的确是“时隐时现”的,让人很难说“再见”。它的卷土重来,有着相当确定的时间可以追溯,它大致发生在1988年第四季度的某个时期。北京的家家户户不约而同地翻箱倒柜,把压在底层的毛主席像章找出来,少则数十数百,多则成千上万。这都是二十年前那场“个人崇拜运动”的产物,而今居然灿烂依旧。

毛泽东真的被人崇拜?

  自从邓小平在80年代初期主持了对毛泽东的评价,毛的功过是非似乎就归于历史了。中国人都把眼光投向邓小平倡导的改革,有如那时候最流行的一句话,“团结一致向前看”。尽管邓小平一再声明,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毛主席的贡献,毛主席的画像要世世代代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还声称自己倡导改革开放的灵感主要得益于毛的“实事求是”。但是,毛的灵魂还是渐行渐远。毕竟,邓小平的伟力和魅力不在于他与毛的相同之处,而在于他与毛的不同之处。到了80年代中期,邓在普通中国人心中的威望,达到了他第三次复出以来的顶点,这一点也得到全世界的承认。他在1985年被《时代》杂志选为风云人物。那时候已经很少有人提到毛泽东。

  只有一个个头儿高挑、面容消瘦的年轻人,满脑子都是毛泽东。他叫权延赤,整天坐在北京城南光明楼附近一个小小的公寓里,面对二环路喧嚣的噪音,刻意勾画出毛泽东的伟人形象。权是一个空军军官,父母在四十年前跟随毛泽东在延安干革命。他说自己“孕于延安”,看来是对那个革命年代情有独钟。但是他所关注的不是作为革命者的毛泽东,而是作为普通人的毛泽东。他的第一本书在1989年出版,叫做《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这是一本很薄的小书,封面单调,装帧粗糙,但是它的影响超过了后来所有那些描述毛泽东的出版物。按照权本人的解释,世人把毛变成了神,而他要把毛变成人。

  权延赤一边抱怨一边回到他的小屋里继续写作。也就从这时开始,中国的情形变得复杂起来。新华社一位五十来岁的记者,杨继绳,把当日一股新兴的潮流叫做“物欲的浊浪”,说它“就如突然冲开闸门的洪水奔腾而出,一泻千里,四野横流,冲垮了精神大坝。权钱交易广为泛滥,卖官鬻爵常有发生。光明正大的公务变成了私下的买卖;温情脉脉的友谊变成了冷冰冰的交易,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利益成了驱动一切的力量。”一位作家把这叫做“大多数人被欺负得奄奄一息的现代化”,还把“现代化”三个字打上了引号,说这样的现代化“来了也白来”。他写道:“有时我甚至想,与其这样,不如再贫穷一点,那样大多数人也不会被坏人气成这样。”这些事实证明,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怀念,似乎与徘徊在东欧的“妖雾”和“苍蝇”无关,问题出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怀念,是由《红太阳》的歌声激励起来的。一个三十六岁、戴着黑边眼镜的北京人,马京军,从这时候开始了他的收集毛泽东像章的历程,直到八年以后,他已是北京市体委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家里的毛泽东塑像,也有了六万多枚,包括各种金属、塑料和陶瓷为原料的头像,半身像和全身像,挂盘,以及一个挂钟。那时候收集毛主席像章的人真是不少,至少还有一个人和马京军齐名。他叫陈德,家里收藏着六万枚像章,还嫌少,曾经为了追寻一枚毛泽东的像章,从北京赶到沈阳,从沈阳赶到鞍山,从鞍山又赶回沈阳。他说那像章是一个新疆的民间艺人在骆驼骨头上用手工浮雕制成,实在罕有,所以不弄到手就不肯罢休。

    郝明丽,一个身材高挑、眉清目秀的山东女孩儿,没有见过毛泽东,但是她在泰山上认识了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就嫁给了他。郭建设,一个一向善于观察普通人的摄影者,现在开始细致入微地寻找毛泽东的灵魂。在他拍摄的照片上,毛泽东的形象总是和芸芸众生形成对照,异常鲜明,令你感受到世间凡人对于神明的向往和期待。其中一幅照片描述了一个相当具体的场面:山村农舍里,几个孩子在读书,头顶上是毛泽东的半身像。照片说明是:“毛主席在照护着山娃娃”。

  研究“毛泽东现象”也成了一个现象。那两年旷新年一直在北京大学埋头读书。这个眼睛深陷而颧骨凸出的小个子,是湖南湘乡人、毛的同乡。想来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把主要的精力用来研究“毛泽东现象”。在“发现毛泽东”的潮流中,电影导演们到处寻找长相像毛泽东的人。苏联人那些歌颂列宁和斯大林的电影给了他们灵感。他们一口气拍出《巍巍昆仑》、《开国大典》、《毛泽东和他的儿子》、《毛泽东和他的乡亲》、《开天辟地》这些电影。还有一部更辉煌的电影《大决战》,耗资巨大,规模空前。它所记述的“辽沈”、“平津”和“淮海”三个战役,构成了毛泽东军事生涯的最辉煌的阶段。电影极尽渲染铺张。有两百多个有姓有名的演员,至于那些参加拍摄的无名者,累计有三百三十五万人,涉及十四个省市区的五十多个县市,此外还有十二万海军、空军和陆军的官兵,还有三十三个师团的坦克、火炮、车辆、飞机和舰艇,还有军事院校和武装警察。

    《中流》杂志的一个记者为此欢呼不已,说这些电影“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起‘轰动效应’,在年轻一代中,获得空前成功”。那时候的电影院的确是毛泽东的天下,半数以上的电影与他有关。一个相貌和毛有几分相似的人,古月,因此也“伟大”起来,甚至在银幕下面也被当成“毛泽东”。他在体育场里提高嗓音,学着毛的步态手势和声音,喊了一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于是全场都激动起来,掌声雷动。他到湖南去寻觅领袖风范,长沙、湘潭、韶山,一路受到热情拥戴,毛的乡亲们迎接他的到来,就像迎接毛泽东本人回到故里。他在西柏坡见到李讷,李讷握着他的手久久不放,说那手很像她的父亲。他在北京晋见党的高级领导人,却被请到中间座位,那位子过去一向是毛泽东的。

中国进入物欲横流的年代

  东欧国家的政治变幻似乎没有影响那里老百姓对物质生活的追逐,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对物质利益的追逐让那里发生了变化。外国人成群结队出现在北京的秀水东街和雅宝路的服装市场,上海的南京路和九江路上也有不少,他们被中国人叫做“国际倒爷”,因为他们大都来自东欧和苏联,把中国生产的服装弄到他们的国家里去倒卖。中国人却对外国服装兴趣大增。第一批进来的外国服装有德国“彪马”T恤衫,每件一百六十元;意大利“迪阿多娜”运动服,每套四百八十元;美国“耐克”运动短裤,六十八元;南朝鲜“宾努”T恤,二百五十元;美国“花花公子”宽松裤,一百五十到三百元;法国“公鸡”背心,九十元;德国“阿迪达斯”网球鞋,四百八十元;鳄鱼牌西装,中外合资的,二千三百元。那时候一个大学副教授的月薪只有一百四十元,机关里的一个处长也是挣这么多。由此可见“名牌”的奢华,可是它的确成了城里人的时髦。在经过三十年“为理想奋斗”和十三年“为财富奋斗”之后,普通中国人大都学会了在贫穷中摆阔气。

  7月,万寿山脚下的中央党校聚集了几十个高级官员,再次活跃起来。党校的上一次活跃是在1978年发动真理标准讨论的时候,转眼十三年,悠悠岁月,多少事情都已经发生。人声鼎沸依然,不过,不是原来那些人,也不是号召大家解放思想,拿实践来检验真理,而是专门研究“反对和平演变”,公开的名义则叫做“学习班”。学员个个都非等闲之辈。有人拿出了最新研究成果:“和平演变三部曲”———攻心、夺权、私有化。这是用一种特有语言概括了迄今为止改革开放的过程。厉有为看了这些,当即表示不能同意,他说“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吗?”“你这‘三部曲’给倒过来了。”在三部曲的发明者看来,这是一种危险的情绪,如果任其蔓延下去,必会成为一种威胁,所以他把厉有为列为批判帮助的对象。他占了上风,甚至还能争取到一次机会到中南海去,在党中央的高级领导人面前兜售他的“三部曲”。他的演讲慷慨激昂,声情并茂,却没有得到他期望的回应。这不能怪他不努力或者口才不好,实在是因为发生了更大的事情。

  1991年8月,江淮洪水终于后退,水势仍在缓缓涌动,未肯平息。西北和华北则又无雨,大旱。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在北京说,全国总计受灾农田五亿亩,其中五千万亩绝收。但是这一切给予中国人的影响,都远远不及万里之外莫斯科发生的事变。对世界来说,这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重大的事件;对中国来说,这是共产党取得政权四十二年来所遇到的最惊人的变故。

苏共最后的一次失败的努力

  苏联共产党为避免垮台所采取的最后行动异常激烈,大起大落,充满戏剧性的效果。总书记和总统的六部电话被全部切断,佩带冲锋枪的军人占领要害区域,闯进总统卧室,软禁总统,军舰封锁海岸,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当日世界各国的评论中,有人说是“政变”,也有人说是“胡闹”,还有人说是一次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革命行动”。“到底是什么因素直接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呢?”戈尔巴乔夫自己后来也想解释这件事,“我再三地考虑,得出的结论是,这溢出忍耐杯子的‘最后一滴水’就是对失去个人权力的担心。”但是那些“铤而走险”的人们始终声明,他们是在试图为党夺回权力。

  这一天是8月19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正在远离莫斯科的福罗斯度假,“后院儿”起火了。这样说,是因为阴谋的策划者不是他的政敌,而是他的同志,全都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这让他无法接受。“所有这些人都是我一手提拔的,现在他们出卖了我”,他这样说。中央书记处的大多数人都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许多地方的党组织也来推波助澜。党中央“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站到了一起”。

    这样的事情在苏联出现过,戈尔巴乔夫后来说,他断断续续地想起了赫鲁晓夫七十大寿的庆祝会:“圣乔治大厅里摆了许多桌子……勃列日涅夫当场授勋……溢美之词不绝于耳……几个月后,赫鲁晓夫被赶下了台。”他以为自己就要重蹈赫鲁晓夫的覆辙了,可是在以后的两天中,局势急转直下。莫斯科的民众不信任那些政变者,军队不听他们指挥,中央委员会里也开始有人谴责政变行为。共产党的背叛者叶利钦走上街头,站在坦克上面发表了支持总统的演说。然后,政变者就投降了,让他们的“囚犯”重获自由。

  8月23日戈尔巴乔夫回到了克里姆林宫。在去办公室的路上,他对记者们说:“我从福罗斯来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我自己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我成了另外一个人。”有个人在大街上对着麦克风大喊大叫,说要把所有共产党员从国内“扫地出门”。现在戈尔巴乔夫要考虑的第一件事正是这个。不过,他没有做得那么绝,他只是把自己“扫地出门”了———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然后建议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那不是我出卖了党”,他为自己的决定申辩,“而是党的领导和它的大部分的机构出卖了自己的领袖。”又说,共产党中的保守派应该对党的解体负责,“正是他们给党带来了最沉重的打击,败坏了党的名声,把实现自己的计划当作主要的手段,从而剥夺了进行改革的最后可能。”

  苏共愚蠢行为的失败,对于中国以及对于世界的含义,是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8月19日那一天,中国人的眼睛,没有不往莫斯科那边看的。自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人心又一次提了起来。看到苏共总书记被软禁起来,中国这边就有很多人高兴。一个官员从他的办公室跑到走廊上,一边额手称庆一边对着同事高喊:“干得漂亮!”有些人高兴完了,又颁布最新指示: 注意内外有别,不要喜形于色。

    可是,正当这些人拼命忍住不要笑出声音来的时候,莫斯科风云突变,“革命力量”束手就擒,戈尔巴乔夫竟又回到克里姆林宫。北京又有人说:“这是世界共产主义的重大损失。”有人要求与苏联决裂;有人提议发动新一轮“九评”。党的高级官员没有接受这些建议,但却有人公开说,这是西方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长期的“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也是苏共内部出了叛徒的缘故,“叛徒就是戈尔巴乔夫。”

  大多数中国人似乎认为,这结果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有些人早就在预言苏联正在“和平演变”,现在事实俱在,话题自然集中到一起。一位高级干部说,“苏联、东欧原共产党的那种结局,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平演变’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宣部编写的一个小册子说,“这些国家政局的演变是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在这个地区得手的结果”。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周ⅹⅹ教授说,那都是叶利钦搞的鬼,“他不要共产党投他的票,他不在乎那两千万张选票。明目张胆地宣布搞资本主义,狂妄已极。”另一位教授高ⅹⅹ说,没有一个“反和平演变”的总体战略与之对抗,“势必要打败仗”。那位《人民日报》社长也在那时候写下了自己的感慨:“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和平演变之所以对苏联东欧起作用,是由于苏联、东欧的党没有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主义。”

大国的悲剧:苏联的解体

  1991年最后的四个月里,解散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只剩下一个心愿: 将国家变成一个生机勃勃的民主化的联邦,也许还能把他在《改革的新思维》中所描绘的未来变成现实。“凡此种种,已经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我的毕生事业”,他这样说。可惜,政变动摇了国家的基础,也让改革失去了凭据。斯大林的雕像早就被推倒了,现在列宁和共产党其他杰出人物的雕像也纷纷被推倒,马克思的雕像仍幸运地留在莫斯科,不过那上面胡乱写着:“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

    民众当中支持联盟的人仍然占多数,人民不希望破坏国家的完整性。但解决问题的关键掌握在各民族的政治领导人的手中,这就使问题复杂了。这些人正在国家委员会会议上激烈地争论,最后全都主张把“联盟国家”变成“国家联盟”,只除了苏联总统一个人。“看上去这纯粹是个文字上的争论。但是争论的背后却有一个问题。”末代总统说,“我们将是一个国家呢,还是要分成好几个国家?”这问题早就有了答案,这一年秋天,几乎所有共和国都已宣布独立。

  “到处是愁云惨雾,忧心忡忡。”戈尔巴乔夫后来这样回忆那些天的情景。这样的日子一直挨到12月25日,黄昏,戈尔巴乔夫从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中出来,穿过大厅,进入一个房间。四周的墙壁都是淡绿色的装饰,一个电视摄制小组正在这里等他。晚上七时,随着克里姆林宫大钟的钟声,戈尔巴乔夫坐在摄像机前,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的身份向全体苏联人发表最后一次电视讲话:“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

下台后的戈尔巴乔夫:

三年多时间里从没有谁给我打过电话

  差不多同时,苏联人也终止了“苏联”的称谓。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俄罗斯的蓝、红、白三色旗也徐徐升起。戈尔巴乔夫已经辞去苏联武装力量总司令的职责,等着移交权力,可是俄罗斯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叶利钦却迟迟不来。他决定不再等待,将“带有核按钮的小箱子”托付给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请他立即交给新的统治者,然后就一心想着回到他在科西金大街的住处安静一会儿,不料那里来了一帮人,吵着要封总统住宅。

  “任何欢送会也没有,”卸任总统幽怨地说,“独联体各国领导人没有一个人给我打过电话。无论是离职当天,还是离职以后,三年多时间里从没有谁给我打过电话。”他在莫斯科郊外仍然拥有一处别墅,还有两辆“伏尔加”轿车,每月领取六十美元的退休金,他最初希望能有二百人来为他服务并且保卫他的安全,叶利钦给他留下二十人。这些小事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确立一个新观念:不是国家离不开总统,事实正相反:总统的一切依赖于国家。

  国旗没有了,总统没有了,军队和警察也没有了,这个国家又存在了一天。12月26日,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代表们举了一下手,苏联就在法律上消失了。“这不是一个喜剧,而是一个悲剧。”会议的宣言指出:“实际上是一个伟大国家的终结。”

    这一天也是毛泽东诞辰九十八周年纪念日。几万个中国人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他的水晶棺前,面对他的遗体表达景仰之情,另外几千人去了湖南省韶山冲,缅怀他的诞生之地。七十多年前,是苏联的革命引导这个人走出那座山坳的,有如他自己说过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他对后来发生的这些事似乎早有预感。1965年也即他的革命胜利十六年之后,他有一次说:“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得越来越快了,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

    现在,1991年已经过去,1992年即将开始,那些“寻找毛泽东”的人们显然还不知道,这位伟人的内心深处竟有着另外一个精神世界。


 

第二篇: 朱镕基传

高新 何频

2008年5月

序:真正可以挑大梁的人才

   「於斯为盛,惟楚有才」,这是宋代中国四大书院之一,湖南长沙岳麓书院门前的一幅对联。自十九世纪以来,湖南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领衔」角色是不争的事实,且不说「无湘不成军」时代的曾国藩、左宗棠,也不说辛亥革命前後的黄兴、蔡锷,单说国共两党之中,不知出了多少喧嚣於中华民族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国民党方面,湖南籍的人物相对少一些,不过今日副总统李元簇、法务部部长马英九、台湾省政府主席宋楚瑜祖籍正是湖南;中共方面则是不胜枚举,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众所周知;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在中共十大元帅中占有三席。而日中共最高层人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湖南籍政治人物首推朱熔(注:应为左金右容,下均以“熔”代之)基。他虽然在中共十四届也位居李鹏之下,但是没有人怀疑它是中共现任最高领导人中,最具有务实精神和最具经领导能力者,掌握著中国大陆经济事务大权。

    早在他仅仅以中共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的党内地位,被邓小平提名为中共国务院副总理时,海外即有人夸张地称他是「中国的戈巴契夫」。而在他於一九九二年十月顺利跻身中共「领导核心」中央政治局常委行列之後,尤其是在九三年春末夏初以後,因中共国务院总理李鹏患「重感冒」以至长期不理朝政,人们对他的政治仕途更是进一步看好。

    早在朱熔基主政上海之初,笔者就曾撰文指出,无论他政绩如何,也不论中国往何处发展,朱熔基将在中共最高层扮演关键性角色却是毫无疑问的。jiangzemin在因八九年「六四」镇压事件,取代赵紫阳中共中央总书记职位的同时,自称熟知中共高层政治运作内幕者即向笔者透露:邓小平考虑的接班人选绝不止jiangzemin一人,而且下一个也是来自上海。该人还向笔者断言:不出两年,朱熔基就会上调中央工作。果然,此人说了这话后只过了一年七个月,朱熔基进京出任了国务院副总理。随著时间的推移,朱熔基的地位日益凸显,但是有关他政治形象、真实政治观点、在中共高层中的派系归属、家庭成员情况及思想、性格等,更是鲜为人知。本书的写作缘起,就是希望提供全方位的权威资讯,使有兴趣的读者真正了解朱熔基其人,并了解他过去是如何、及将如何迈向总理之路。

第一章 命运乖违的遗腹子

    朱熔基是遗腹子,从出生开始就注定要受苦。更不幸的是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也仅十年,母亲过世,朱熔基更加无依无靠。幸有好心的伯父视朱熔基如己出,但不幸伯父又中年丧妻……。如果说「鳏、寡、孤、独」是人生之四大不幸的话,那麽朱熔基和他的长辈们的遭遇就占了其中之三。正是这悲惨的家世和因此而给他造成的苦难童年,使得朱熔基少年早熟,并在逆境中成就了他自强、倔强和宁折不弯的难得性格。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朱熔基在中共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为市长候选人被与会代表要求介绍自己的经历。他非常爽快地回答大家的提问说: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受苦人出身,从小家庭生活十分贫困,kao奖学金才完成了中学学业。我从中学时代就非常爱好文学,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即从文学巨匠鲁迅、巴金著作中了解到了上海的一些情况。於是,非常自然地,朱熔基穷苦出身甚至文学爱好都成了他与上海市民亲近的本钱。

    朱熔基的这段自我介绍被上海电视台和《文汇报》如实报导,他那苦难的经历和坦诚质朴的亲民作风,给上海人留下了非常好的笫一印象,不但顺利地以高票当选上海市长,而且很快就得到了大多数上海老百姓的交口称赞。

两代背父

朱熔基祖上居住在湖南省长沙县安沙乡。当时的朱姓家族在当地仅拥有数亩薄田,还算不上富有,所以也不会惹人注意。大约在十九世纪中叶,朱氏举家迁居,落脚在今湖南省首府长沙市,从此,开始小有发达。到了朱熔基的曾祖父一辈,已经成了方圆百里内颇有些名望的书香门第。据相关史料记载,当年,还是封建政府奉行的「学而优则仕」的纳贤制度,给了朱熔基的祖父一个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机会。「十年寒窗」的苦读代价,使得朱熔基租父在科举应试中顺利中榜,并借此在家乡觅得一录事官职。虽说是一芝麻大的小官,但毕竟开始了朱氏家族世代都没有经历过的吃皇粮、拿薪俸的历史。

朱熔基祖父为官因为敬业有方而受到上峰赏识,官运也就步步见好。他一生中最显赫的一段时期是在现今河南省境内做过一任道台。
自祖父为官开始,朱熔基家族在族谱上被大大地添了一笔风彩。不过也还是到了今天朱熔基为官的时代,朱氏家族才算是在中国政坛上出足了风头。
从民国初年之後,因为换了朝代,朱熔基祖父不知是由於守旧的原因还是被人贬压的结果,从此自宦海中淡出。自此,因为再没有官俸可依,家道竟也很快就衰落下来。

而到了朱熔基的父亲一代,或许受当时「实业救国」之时尚的影响,或许是因为看透了官宦之途的险恶,乾脆彻底淡漠了功名利禄之诱惑,将其志趣转向了自然学科。不幸的是,虽然当时从事自然学科者也不乏有名利双收之成功先例,而朱熔基父亲却天不随人愿,年纪轻轻即卧病不起,还没有来得及给後人创造出经济条件即早早逝去,以至到了朱熔基这一辈不得不一切从「无」开始。朱熔基的父亲名朱希圣,据闻此人少年时代即愤世嫉俗,颇有宏大抱负。青年时代,他曾取屈原「世人皆醉我独醒」之意,自号「清醒中人」。朱希圣本人也是个遗腹子,自幼体弱多病,到了中学时代则已经沈疴不起。当时,朱希圣虽然崇尚科学,但仍不得不按照家长的意志,求学期闲即早早与一位多年前即订下「娃娃亲」的当地女孩子成婚。

成婚以前,朱希圣的父母即已经知道他们的宝贝独子已经染上了肺疾。而在当时当地的医疗条件下,所谓「痨病」的可怕程度,无异於现代人所畏惧的癌症之类,更何况朱氏当时的家境和兵慌马乱的世局,使得朱家既没有条件同时也不敢让朱希圣外出求医。父母成婚为求冲喜於是,朱氏人家在求医不能,求神不灵,求人无助的万般无奈情势下,只能把独生儿于痊愈的希望寄托在刚刚过门的儿媳身上 因为当地自古即有「冲喜」一说,意思是办喜事可以冲走使新郎官致病的「晦气」、「妖气」和「孽气」。

朱熔基父母的成婚时间大概是在公元一九二七年底到二八年初左右。婚後不久,新过门媳妇顺利怀了孕。但是,朱氏一家在欢喜之余,却发现媳妇因怀孕而愈发显得红晕的气色与朱希圣那付日渐黄瘦病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眼看「冲喜」不但不见效果,新郎官的痛状反而日显严重,朱氏一家也就只有把这一切都看成神的旨意了。结果,没有坚持到孩于出世,朱希圣终因咯血不止气绝。

临终前,朱希圣已经虚弱得无法凭自己的力量翻身。每每嗑出大口的血块被温良贤淑、无悔无怨的妻于揩净之後,可怜的朱希圣也只能是费力地挣开眼睛,满怀忧郁地望著她那日渐隆起的肚子长叹不已。朱希圣过世的时候,朱熔基还没有出世。按照当地的说法是「两代背父,後代命大」。但话虽如此,在给朱希圣出殡的时候,谁又能保证他的遗腹子几个月後会顺利生产,另外更不知那肚里的孩子是男是女。

毕竟那还是一个空气里都迷漫著无数封建陋习的守旧年代,朱希圣尸骨末寒的时候,邻里乡亲们在面对新婚盖头揭下没有几个月、即要为丈夫披麻戴孝的朱希圣妻子时,虽也还敷衍一半句稍带悲怜之情的安慰话语,但转过身去就是一阵指指点点,「小寡妇」,「克夫命」之类的难听话,不时地钻进这个可怜女人的耳朵里。

而朱氏人家则是但心,即使朱希圣留下的遗腹子,能够顺利生产而且是个家人盼望已久的男婴,因此 使朱希圣留下香火,但今後孤儿寡母的漫长生活道路中会有多少艰难和酸辛?当时,无论是朱家长辈还是街坊邻里,有谁能料想得到,朱希圣的这个遗腹子虽然前半生磨难重重,日後却跻身於一代主宰整个中国大陆的领袖中。

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今朱希圣在地下难眠的遗腹子到底顺利产下。一看是个男婴,朱家长辈们这才有了笑脸,随给孩子取名「长庚」。据说,起这个名字的原因是朱氏家族的长辈们,都希望这个生下来即已经看不到父亲的可怜孩子,能够藉此名字讨个吉祥,从此消灾化难,健康长寿。後来,按照朱家族谱的字辈排列,这个自幼被大人们昵称为「庚伢子」的男孩,才有了「朱熔基」的大名。
虽说是新婚丧夫,但好歹有个男性遗腹子平安生下,所以朱熔基的母亲才有可能继续留在朱家,以再无权婚配的痛苦代价,换得日夜陪伴亲生骨肉的权利。
动乱的年代

六十二年以後,朱熔基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身份,在上海川沙县为三十九对新婚夫妇主持集体婚礼。当他在祝辞中说到「我预祝你们白头偕老,早生贵子……」的时候,不由得怀念起自己那可怜的母亲和从没有见过面的父亲,回想起自己那孤苦的童年生活。回到住处後,当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他早点休息时,他感慨地说:看到些青年人高兴的样子,我想起了好多过去的事情,我这个当市长的从小就没享过福,就因为这个,我要尽我的努力,让上海人民的日于过得一天比一天更好。

在朱熔基出生前后,湖南等地正赶上「闹红」。朱希圣尚还在世的时候,曾亲眼目睹了发生於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的长沙「马口事变」。当时,因为共产党在湖南等地发动的「工农革命运动」(毛泽东自认是「痞子运动」)搞得十分过火,以致乡下的绝大部分有产者和整个长沙城的民族工商业者都成了「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的革命对象。同时,再加上国共两党之间日益严重的分歧等种种复杂政治原因,终於导致了五月二十一日的一场政治大仇杀。

五月二十一日深夜,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对共产党在长沙的各类机关突然袭击,迅速逮捕并陆续枪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及其外围组织的成员。一时间,整个长沙城里杀声震天,尸横遍地。就在朱希圣新婚之喜的前後,中共湖南地方省委根据其中央指示精神,於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发出了夺取全省政权总暴助的总动员通知。十二月一日,决定长沙暴动,计划於七日至十日为暴动日期。但届时暴动并没有完全发动起来。十日中午,长沙的铁路工人开始罢工,其中担任工人纠察队的小头目之一就是王震--一九九二年强烈反对朱熔基进政治局的前中共国家副主席。

到十日晚上七时开始,中共湖南省委组织了二百人的「敢死队」,进攻电灯公司、军事厅和卫戍司令部。因为敢死队员大都表现得不「敢死」,所以战斗结果是仅仅破坏了电灯公司。接着,国民政府方面调动一个师的兵力,从外地紧急增援长沙省城,共产党的这次暴动终於被镇压下去。

据报导,王震是中共元老人物中,对朱熔基最没有好印象的一位。朱熔基当上副总理後,他曾经气愤地大叫「我们身边就睡着一个戈巴契夫」。朱熔基当上中共政治局常委後,王震更是义愤填膺,直到九三年初临终之前,仍然对朱熔基这个「中国的戈巴契夫」,跃升到中共权力的核心层而深感不安。大陆政界人士们取笑说:年轻力壮时候没有把长沙攻打下来,临终之前又没有把朱熔基拉下马来,这可能是王震一生中最大的两件憾事。

九三年三月十三日晚上,死於广州的王震被专机运回北京,朱熔基也被安排到机场迎灵。空旷的郊外机场气温要比城里低好几度。一阵冷风吹过,朱熔基下意识地把身上的风衣裹紧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今年的北京应该早点转暖了。」

在王震参加长沙暴动差不多时候,朱德和陈毅等人率领共产党农民军队,在湘南地区发动了所谓「年关起义」,打垮了许克祥六个团兵力的进攻。虽然这次的战火没有波及到省城长沙,但「共匪」将再次攻打长沙的消息却日日不绝於耳,令包括朱氏全家在内的全城军民天天生活在胆战心惊之中。而仓促之间为朱希圣举行的婚礼,就是在这样一片战乱不妥的恐慌、叹息声中进行的。

朱希圣气绝之前,又赶上了共产党湖南省委奉其中央之命,开始施行「烧杀政策」(此四字出自当时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提出「使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然後强迫他们革命」的口号,到了湖南则具体落实为「焦土战略」。

当时,为了使进攻的敌方无房可住,无路可行,中共湖南省下属的湘南特委,竟提出硬性焚烧湘粤大道两侧三十里内房屋和烧毁郴州县城的决定。决定下达後,由於当地群众的强烈反对,加之中共当地领导人的强制推行,终於导致了一场农民与农民之间的血斗。因为共产党领导的「赤卫队」都是脖子上扎著红带子,所以自发组织起来对抗中共的农民队伍则全部扎上白带子。

整个湘南地区一时之间,到处都是「红带子」与「白带子」的血战。消息传进省城,更是今人心惊胆寒。当时的朱氏人家虽然已经家境衰微,但毕竟还有间许破房,当然会被列进「有产」的「小资产阶级」。此时,重病中的朱希圣自知将不久於人世,不但为他即将丢下的寡妻与遗腹子的日後经济生活担心。更感叹兵慌马仇的局势。将加倍造成寡妻与遗腹子的生活困窘。後来,中共自己承认这段时间内在湖南搞得太过火,将其归咎於「极左路线」统治的结果。所以说,现在已经成为中共核心政导领导人之一的朱熔基,早在娘胎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饱尝中共极「左」路线之苦。

自幼即是个「小共产党」

自朱熔基生下来到他六岁为止,共产党的军队虽然没有再次进入过湖南省城,但共产党的根据地井岗山,离长沙也不过数百里之遥,长沙市在中共一九三四年「反围剿」失败,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之前,一直是国民政府的剿共前哨。

既然中共自己都承认其农民军队在二十年代末期的烧杀政策「过火」,那麽在一片「剿共」喧嚣下的湖南省城里,对共产党「共产共妻」、「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宣传自然会更加「过火」。朱熔基自开始记事起所接受的即是仇共宣传,但是这 仇共宣传在朱熔基身上不但没有奏效,反而使他在成人之後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这种例子遍遍皆是,原因颇值得玩味。

一个年轻寡妇的孩子,再加上没有兄长,所以朱熔基自幼即经常被同龄的孩子们看不起。被大些的孩子欺负後,朱熔基的母亲自知会遭人白眼,只能把朱熔基揽在怀里默默地流泪。尤其是在受了大户人家孩子的欺辱後,朱氏母于更是只能忍气吞声,绝对不敢找上门去给孩于讨个公平。这样几次下来,小小年纪的朱熔基就已经悟出了世间的冷暖炎凉,懂得了不自强就没有活路的道理,同时也逐渐养成了争强好胜的倔强性格。与街坊邻里的孩子们玩耍时,只要是进行好人抓坏人的游戏,必定是要朱熔基充当「坏人」的角色。同时再加之当时的仇共、丑共宣传的原因,所以孩子们虽然还搞不懂共产党到底是怎麽回事,但也都知道共产党是坏人。那麽,朱熔基在儿戏中扮演的「坏人」角色自然就是共产党。

好人抓坏人的游戏自然应该是好人得胜,但朱熔基日益养成的倔强性格,使他绝不愿意甘居人下。这一来,扮演「共匪」的小朱熔基常常是被几个孩子压在地下仍不服输,那怕浑身是土、到处是伤也要坚持著爬起来,凭气势和胆量压倒对方,最终还是会把对方孩子追打得落慌而逃。而被打败的孩子如果「伤势严重」的话,朱熔基的母亲则少不了上门赔罪。几次下来,朱熔基因为扮演「共匪」却又不甘於失败,自然就会招致战败一方的家长们的责骂,但大不了就是骂朱熔基一句「小共产党」或「共崽」,谁也不是当真。更没有人想到这个当年常被迫在儿童游戏中,扮装「小共产党」的朱熔基,日後不但真成了共产党,而且还成了名符其实的「大共产党」。

这种家境贫寒加之孤儿寡母势单力孤的幼年生活环境,自然使朱熔基从小就养成仇恨富人的心理,尤其是仇恨为官不仁者。所以,他幼年时代所接受的仇共、丑共约宣传,不但没有在他幼小心灵里,起到反共政策执行者所期望的结果,而且是恰恰相反。朱熔基走上社会後很快就接受了共产党的赤色宣传并积极投身共产党在学生中组织的赤色造反活动,同他幼年时代的特殊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伯父视同己出

後来,朱熔基有了子女以後,他的下一代们玩好人抓坏人的游戏,共产党自然成了游戏中的「好人」,国民党成了「坏人」,只是游戏的结果绝不能记「坏人」得胜。每当看到这儿戏的时候,朱熔基都会情不自禁地连想起自己的童年时代。在朱熔基的幼年时代里,他那可怜的寡母既要承受生活的艰辛,亦要忍受世俗的冷眼。再加之对战乱的恐惧和一个年轻寡妇不得不时时提防的不怀好意者的侵扰…恶梦般的艰难生活使得她身心交猝,身体状况日渐恶化。与独子相依为命才十个年头,这个不满三十岁的寡妇即也暴病随夫而去。

临终前,朱熔基母亲把朱熔基托付给了族中长者,朱希圣的大哥朱学方。她涕泪涟涟地央告大伯:无论如何把长庚伢子拉扯成人。朱希圣在世时即与兄弟朱学方手足情深,朱希圣去世後,朱学方一直对朱熔基母子关怀有加,尽可能地对他们母子提供一些经济援助。朱熔基失去寡母後,朱学方老人更是义无反顾地挑起了抚养孤儿的重担。朱熔基後来回忙起自己童年时代的艰辛生活时,每每都会自然地流露出对朱学方老人养育之恩的没齿难忘。正是因为伯父的知书达礼和伯母的善良敦厚,将不幸失父又丧母的侄儿视如己出,才保证了朱熔基日後能学有所长,这也是天无绝人之路。

朱学方学的是农业,四八年参加湖南农业机械公司,中共建政後,在湖南蔬菜研究所任农艺师,现已退休,居住在长沙南区。对朱熔基青少年时代的情况,他当然是最权威的发言人。朱学方回忆说,他们朱家朱希圣留下的独苗苗庚伢子自幼就聪颖好学。因为自生下起即与寡母相依为命,童年时代又不幸失去母爱。这悲惨的身世使得他少年早熟,且养成了非常难得的处世深沉稳重,待人谦和可亲的性格,今邻里们赞叹不已。朱学方曾回忆说:朱熔基母亲去世之後,便搬到他家住。当时米珠薪贵,朱学方仅kao一个低级职员的微薄薪金,要维持一家七口人的生计,其艰难程度可以想像。

朱学方自己有一子三女,加上朱熔基,就是五个既要吃好长身体,又要读书长知识的学龄儿童。如果同时供五个孩子上学读书的话,朱学方夫妇不可能同时负但得起。权衡之後,别无选择,只好按「男尊女卑」的旧礼教办事,集中财力供一侄一子读书。而三个女儿不但中辍了学业,小小年龄就不得不出外找活干以贴补家用,帮助她们的兄弟在艰难的家境中完成学业。

追求第一的个性

伯父母的恩爱和患难相助,寡母归终前含泪的叮托,堂姐妹们的无私无怨,这一切都成了朱熔基发愤苦读、自强好胜的强劲动力。无论是在小学还是中学,他从来不甘心自己的成绩落在同学的後面。只要有同班同学成绩高出他一次,虽然伯父母和堂姐妹们不会知道,他也不会因此受到责怪,但他却要为此自责。而成绩超过所有同学之上,受到师长赞许後,他也不会因此而沾沾自喜。

也许读小学的时候,因为年龄的限制,朱熔基还没有懂得如何设计自己的将来,对於「知识越多对将来的人生道路越有用」之类的道理也还没有考虑或考虑不多,只是由於特殊的幼年经历和贫寒的家庭环境,使得他小小年纪即已经明白了只有读好书,只有取得最好的成绩才能不辜负含辛茹苦地抚养自己的伯父母,才能对得起不但失学在家,而且还要支撑著没有发育成熟的单薄身体去作工挣钱的堂姐妹。据说,正因为家境不易,朱熔基在别人还是少不知事的年龄时,即开始设想如何给家里省钱。他早早打听到了公立中学设有奖学金制度,而奖学金只有学习成绩最优秀的极少数学生才有资格享受,这也是他少年时代拼命苦读的原因之一。这一来,又进一步促进他自强好胜、不甘人下之性格的形成。

功课之余,朱熔基最喜欢阅读小说,而且在读书过程中表现出超强的记忆力。朱学方回忆说,一部《水浒传》,当时还小小年龄的庚伢子,就已经能够背熟其中的许多章回,而且还能够将书中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绰号,一个个背出给大人听,今街坊邻里个个十分惊讶。直到後来朱熔基做了共产党的大首长,成了众人皆知的人物後,朱学方老人虽然对此没有当众表现出自豪的神色,但还是情不自禁地向人回忆起朱熔基在他膝下成长时的一个又一个故事。其中最为老人乐道的就是朱熔基童年时代的超人的记亿力。

童年和少年时代,朱熔基对书之酷爱,近乎痴迷。偶尔从长辈那里得到一点零花钱,也都全部花在了古旧书摊上。在长沙城里,他知道谁的家里有好书但借不出,谁的家里有好书主人也乐善好施。更知道哪里的书摊要价太高,穷人光顾不起,哪里的书摊因为本来出售的就是趸来的旧书所以价格十分便宜。
因为他经常光顾的原因,旧书摊的老板或伙计时间长了也就都熟悉了这个「穷小子」。再加之朱熔基的聪明好学和为人谦和也十分令人感动,所以朱熔基有时候也能把看过的古书折点价还给书摊,少添一两个钱即可换回另一本。

中英文基础扎实

朱熔基曾先後在长沙崇德中学、广益中学就读。抗日期间由於战乱所迫,不得不离开长沙省城,转学到湖南西南部的洞口八中。抗战胜利之时,已经读高中的朱熔基高兴地回到长沙,并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最著名的中学--省立第一中学。它的夫人後来亦曾在该校读书。朱熔基少年时特别爱好文学并擅长写作,刚刚到上海当「父母官」时,他曾津津乐道地向人大代表们讲过他的这一爱好。在同上海文化界人士座谈或聚会时,他也时常开玩笑说自己当官是「误入歧途」,後悔没有和文人们为伍。於是,因为「父母官」的亲民作风而大受感动的文人们,本来怀有的戒心或敬畏感立刻被他这一玩笑冲淡,反过来与他开玩笑说:你虽然没走为文之道,五八年还是和我们这些文人一样成了「右派」。

朱学方老人曾对到访的记者回忆道:读中学的时候,朱熔基的作文功底已经打得很是扎实了,他国文试卷甚至英文试卷经常被老师当成班里或全校的范本加以展览。可见,朱熔基末走文人之道的确是有些遗憾。不过,虽然日後的朱熔基终於没有「为文」而是「从政」,但他自幼打下的扎实的学业功底,对他日後在政坛土大头身手仍是受益不尽。

在他从五十年代初开始的中共政坛生涯中:无论是在经济部门工作期间,还是到上海担任父母官的年代,他为文从不要秘书代劳,时常要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或谈经济,或谈时政的文章,其中观点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即使不能同意他文章中观点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朱熔基笔下还是很有些功底的」。
另外,青少年时代的朱熔基还十分喜爱京剧。朱学方老人回忆,有一次朱熔基请伯父去省立一中观看京剧演出,事先并未告知演出剧目。及至众角色一一粉墨登场,老人家方才发现一曲《贺后驾殿》的赵先义竟是由侄儿朱熔基所扮。於是,台上丝竹和声,鼓呈晌板,台下那位也从师过「梅派青衣」的朱学方一边随若观众喝彩叫好,一边暗自思忖:「自己抚养的这个侄儿甚麽时候学会了京剧表演?」

当年,朱熔基对京剧的爱好可能是因为他对於国学的兴趣和钻研所启发,所带动,爱就是爱,喜欢就是喜欢,不过是借此自娱最多娱人。可是,及至几十年後在中共政权内当了「人民的勤务员」後(毛泽东称共产党的一切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早年的京剧爱好和稍有训练的功底竟然也成了朱熔基亲民形象的特徵之一。

唱京剧得人心

当有「与民同乐」的机会时,只要众黎民斗胆请首长表演个节目时,朱熔基一般都会不负众望,大大方方地登台献上一曲京剧清唱。与jiangzemin分别为上海党政「一把手」期间,以开放形象著称的朱熔基一表演节目往往都是一曲京剧清唱--典型的「国粹」;而以僵化和守旧闻名的jiangzemin,则一开口就是一曲情意绵绵的恋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地道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糜糜之音」。

对比之下,听众往往评价朱熔基自然、厚道;jiangzemin则往往被认为造作、虚浮。於是,明争暗斗的两人之间,jiangzemin无形中又去了一分。朱学方曾对人说「朱熔基的童年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一件玩具」。与寡母相依为命的十年里,每当庚伢子贪馋地看著富贵人家的孩子,手持各种五花八门的玩具嘻戏於街里屋外时,母亲只能强把眼泪压在心里,默默无语地哄著孩子回家。早熟的朱熔基,似乎也明白母亲在现实生活上的难处和内心深处的困窘,从记事起就从没有主动要求过什麽东西,无论是玩具还是衣物,不管是食物还是学习用品。

作家刘诗训、章一燕表示:诚然,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从来没有一件玩具,也许会使他的童年世界里缺少很多迷人的色彩,更缺少充满幻想的欢乐…。但是,毕竟在人生的历程中很少出现「玩具效应」的机会。反过来看,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从来没有一件玩具,也许会更利於培育他的早慧和大智,使他较早地直面人生,确立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从小就养成务实的精神。在中国政坛上,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务实精神。而朱熔基能够在中国的改革大潮中风云际会地步上高层,较成功地扮演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显赫角色,也正是凭著这些。

关於朱熔基童年的这一段经历,目前也有与前述内容不完全相同的报导。比如有报导说朱熔基因为是遗腹子,所以一生下即被托付给其伯父朱学方。到了朱熔基十岁的时候,其伯母又因病夭亡,所以从朱熔基十岁开始,其伯父即又当爹又当娘。另外,香港《开放》杂志曾刊登一篇报导朱熔基的文章,其中引用朱熔基的话说:「我是一个末见过父母的孤儿,是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党就是我的母亲。」这段话在报到的原文中即被围上了引号,以证明是朱熔基的原话。但如果阅读过中共对外公开介绍的「朱熔基同志简历」的人,就会感觉到这话的内容不太可信。

朱熔基是上了大学,即成人之後才加入中共活动的,一九四九年入党时已经二十一岁了。而在此之前,党与他没有任何联系,他的伯父朱学方更不是代表党收养他的。何况他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在大学拿的奖学金,都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或国民政府治下的某个机构的钱款,无论如何也算不到共产党的名下。所以朱熔基虽然是个孤儿,但也不会说出「是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这样的话。在中共干部中,与朱熔基同龄者,只有一小批中共烈士子女(如李鹏、邹家华等)或自幼在延安等地中共所办的幼稚园、中小学里成长过的「太子党」成员才有资格说自己是「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这样的话。

从「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角度,朱熔基应不会不顾事实地闭著眼睛便把自己往「红色血统」的背景圈子里拉。再说近些年来,包括李瑞环、陈希同等中共高官,都以自己的平民出身为荣,更何况朱熔基呢!

第二章 从红色青年到反党右派

朱熔基青少年时代的成长地长沙是中共早期活动主要基地之一,中共创始人毛泽东、何叔衡二、三十年代曾在长沙掀起新文化运动,兴学办报,宣传赤色理论。虽然後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共产党势力都无法在长沙城里进行公开活动,但当时赤色即为「进步」,激进才是青年人尤其是知识青年的诉求,已经是那个时代的风尚。就如同现今中共集权统治下,仍然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最容易滋生反叛思潮一样,朱熔基在长沙时虽然年少,但他所在的中学是最容易被赤色宣传渗透的地方。再加朱熔基那特殊的生活经历与贫寒的家庭环境,这一切都为朱熔基进入大学,正式走上社会後立刻崇尚共产党红色革命,并很快成为中共外围组织团结拉拢的「红色进步青年」奠定基础。

这段「进步青年」的经历,为他日後成为中共领导人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历史基础。不过朱熔基在追随中共之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十年之後,他竟被他所效命的共产党当成不共戴天的敌人,打成「反党右派」。

一九四七年夏天,朱学方好不容易才借到一笔钱,立刻打发一侄一子赴上海报考大学。「三场」既毕,捷报传来,兄弟双双「中举」。而朱熔基更是一石两鸟,同时被北京清华大学和上海同济大学录取。随即,他於同年八月赴北平,正式进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

清华大学生涯

就在朱熔基刚刚进入清华大学的时候,中共中央曾用密电把毛泽东的一篇文章《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发给中共在国统区的地下党领导人,文章中说:「由於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的压迫和我党坚决保护群众利益的正确方针,我党获得了蒋介百统治区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贸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的同情。这些群众,因为挨饿,因为政治上受压迫,因为蒋介石的反人民的内战夺去了人民的一切活路,他们就不断掀起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斗争,它们的基本口号是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和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而这个「反饥俄,反迫害,反内战」的口号正是清华大学在四七年五月全校罢课示威时提出来的。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後,清华大学等校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大受鼓舞,把北平地区,尤其是清华大学的赤色学生运动搞得如火如荼,以至清华校园被人称为「小解放区」。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後,清华大学的一些老教授回忆说:现在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情绪很像一九四七年到四九年那段时间。当时,整个清华校园里,拥护政府的言论绝对没有市场,热血青年中,十之有八都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中共的宣传,或多或少地参加过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反政府活动。而朱熔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入了清华大学,思想观点是自然非常快地倒向了左倾一边。

在共产党清华大学地下党成员的极力游说和拉拢下,朱熔基进校没有几天即答应要多做一些「进步工作」。此後的一段时间里,他虽然没有像许多中共学生地下党一样,不惜荒废功课也要「把一切交给党安排」,但在同他一样重视学习成绩的同学圈里,他算是最热心於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反蒋爱国学生运动」的。进校不久,他即正式参加了中共北平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但仅仅是个普通盟员,没有在组织内担任任何职务。

海外的中共人事专家所著文章中,曾介绍朱熔基在大学三年级时,出任过受中共领导的清华大学赤色学生会主席。而中共新华杜九二年十月公布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会领导机构成员简历」中,关於朱熔基的部分,仅仅提到了他大学时代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和四九年十月加入中共的内容,并没有介绍他曾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一事。

朱熔基本人在八八年四月向上海市人大代表介绍自己身世时,也仅仅提到自己在大学读书时即投身学运,亦末提到担任学生会主席一职。

中共地下党一般成员

朱熔基当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的一位同班同学明确指出,当时朱熔基仅仅是个热心赤色学运的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一般成员,其地位距中共地下党的核心组织尚有好大一段距离。不过,中共对外公开宣布的「朱熔基同志简历」中,介绍他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入党,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高级工程师。一九四七年至五一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

按照中共的惯例,在计算中共领导人「参加革命」的年份时,不一定按其入党时间开始计算,因为有很多中共老干部早在正式入党之前即已经开始为中共服务。那麽,朱熔基的简历中提到他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参加工作」,想必是已经在当时的清华大学里担任了共产党外围组织的负责工作。而他的这一经历,对於他晋升中共高层,并在中共高层中与其他人比资历的时候还是十分有用的。

对於朱熔基来说,如果在个人简历中仅仅说明自己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话,很容易被人认为是「不勇敢」,因为当时中共已经基本取得了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权并正式建国。而强调「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参加工作」给人的印象就不一样了,因为一九四八年的北京还处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之下,所以这个时候接受共产党的「红色启蒙」是做好为共产党的事业流血甚至牺牲之准备的。在现在中共央政治局的七名常委中,jiangzemin、李鹏、乔石和刘华清都比朱熔基「参加革命」的年代早,而李瑞环和胡锦涛比起朱熔基来则是「革命晚辈」。

如果仔细分析中共十四大以後公布的中央领导人简历的话,就会发现至少jiangzemin和李鹏的俩历中,都强调了他们在正式加入中共之前即已经「参加工作」。江氏的简历中介绍他是一九四六年四月加入中共,但「一九四三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而李氏的简历中介绍他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入党,但却是「一九四一年三月参加工作」。事实上,李鹏一九四一年三月,只是刚刚被其养父周恩来从重庆接到中共根据地延安读书而已。

jiangzemin和李鹏之所以要刻意把自己的「参加工作」时间,提前到入党时间之前,主要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属於「抗战干部」之列。按照中共政权对干部的资历划分,分别分成「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後」。所以无论是朱熔基还是jiangzemin和李鹏,因为强调了自己在入党前即已经「参加工作」,就等於分别将自己的「革命资历」提前了一个时代。

革命资历的强调

在这种事情上如此认真,可能会被未能深入了解中共政权之种种特征的「局外人」看成是「小题大作」,其实不然。以中共提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为「不再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老干部规定出了种种优厚待遇一事为例,如果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前「参加工作」者,「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後,叫「离休」,且仍然享受在职工资的百分之一百。而在四九年十月一日之後「参加工作」的,退下来以後则叫「退休」,而「退休」工资最高也只能拿到原工资的百分之九十。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即大陆的所谓「国家干部职工」在填写档案中的个人简历材料时,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为一个明确界限,在这个时期界限之前,只有具备了为共产党工作的经历才能是「参加工作」(与「参加革命」的说法是同义词)。至於在这个时间界限之後,因为整个中国大陆已经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只要是当了一个公有制企业的工人或普通党政干部就算「参加工作」。比如李瑞环的「参加工作」时间是一九五一年七月,当时他是刚刚扔下锄头换了把斧子,从天津农村进北京当了一个建筑队的木工,其入党时间则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

胡锦涛的简历上则写明是一九六五年参加工作,一九六四年四月入党。原因是他刚刚入党时还是个清华大学的学生,而大学生在学习期间不算「参加工作」除非你是从工作岗位上进入大学学习的所谓「调干生」。

清华大学虽然是个理工科学府,但由於该校在抗战结束之後至中共和平占领北平之前一直是中共在北平进行地下活动的主要据点,一度有所谓「小解放区」之说,所以当时的在校学生担任中共赤色学运负责人者不是少数,当年参与中共学生运动的经历,自然成了日後活跃於中共政坛的重要资本。清华大学及当时北平其他大学里有朱熔基同样的领导或参加赤色学运经历者,不少都成为日後的中共的重要领导人。比如已经在中共十四大时下台的中共著名左派、前国家教委第一副主任(现职为第八居全国政协常委)何东昌:在十四大上由原来的中央候补委员晋升至中央委员的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现国务院国务委员兼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佩云;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现职为第八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锡铭;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现职为国务院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现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任建新等。至於已经离休或「退居二线」的中共高级干部中,出身於当年北平学生地下党者,更有数百人之多。而当时包括朱熔基在内的这批中共赤色学运分子的领导人中,现在还身居中共政坛高位的有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

中共「清华帮」的代表?

朱熔基进入中共政权的核心层後,海外即有评论称他为中共政权内「清华帮」势力的典型代表。原因是中共高层中,除了上文已经介绍过的清华大学出身者外,还有一大批是中共建政以後陆续从清华毕业步入中共政坛者。因为中共政权从邓小平时代以後开始著力提倡干部「四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再加之随著时代的久远,kao「打天下」之功劳权居高位的大批「工农干部」已经辞世或离退,所以如今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中,绝大多数无论是否真正具备所谓「四化」标准,但仅仅从学历上看,应该说是大都实现了「院校化」了。那麽,如果以他们所毕业的院校划分的话,出身於清华大学者肯定是比出身於其他各校的都多。早在五十年代,清华大学因其在整个大陆的学术地位,再加之当时中共又下令在该校设立了一批与现代国防科技密切相关的「高、精、尖」专业,该校又一度成为中共高干子女云集之地。

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刘涛、贺龙元帅之子贺鹏飞、曾任中共外交部长的乔冠华之于乔宗淮,和中共元老陈云之子陈元等一大批「太子党」成员都留在该校入读。加上中共近年来重视提拔技术官僚,使清华大学成为培养当今中共高干最多的学校。与清华大学齐名,以文科为主体的北京大学培养出的人才中,反而较少有人出任中共高官。北大的人讽刺说,清华大学的学生思想循规蹈矩者多,较符合中共选拔人才的标准。北大人则自由开放,不习惯买当权者的帐。大陆民间有现在国务院由「留苏派」和「清华帮」控制的说法。「留苏派」的代表是李鹏,有人也因为jiangzemin去苏联学习过而把他也算做「留苏派」的典型代表,而「清华帮」的代表是朱熔基。

九三年七月初,因为曾有留苏背景的中共国务院国务委员李贵鲜兼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被免掉,而由主持金融、财政治理整顿工作的朱熔基兼任这一职务,於是海外媒介再次掀起了一场「留苏派」被「清华帮」击败的宣传热。虽然这种划分无疑是过於简单,但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如今云集中共政坛,且有多人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均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对於朱熔基今後的「政治生态」或许有一种微妙的效应。

清华帮声势浩大

在中共高干中,四、五十年代毕业於清华大学者,除朱熔基和前面已经介绍过的人员以外,还包括中共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艾知生(五零毕业放土木系)、前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康仲文(五二年毕业於机械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张万欣(五二年毕业於化工系)、前天津市副市长张昭若(肄业)、化学工业部副部长王氓(五零年毕业於化学系)、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龚育之(五二年毕业於化学系)、滕藤(五一年毕业於化工系)、前中共教育部长和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蒋南翔、航天工业部部长林宗棠(四九年毕业於机械系)等。

六十年代毕业於清华大学者,则有中共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六五年毕业於水利系)、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市委书记吴邦国(六七年毕业於无线电电子学系)、国家安全部部长贾春旺(六四年毕业於工程物理系)、国务院副秘书长李世忠(六三年毕业於电机工程系)、上海市市长黄菊(六三年毕业於电机系)、前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杜钰洲(六六年毕业於清华大学建筑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白大华(六七年毕业於动力机械与农业机械系)、贵州省省长陈士能(六四年毕业於工业化学系)、青海省省长田成平(六八年毕业於土木建筑系)、国内贸易部部长张皓若(化工系)、江西省省长吴官正(六八年毕业,动力系研究生)、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六四年毕业於工程物理系)、国家计委副主任曾培炎(六二年毕业於无线电系)、贵州省副省长张树魁(六四年毕业於无线电电子学系)、海军副司今员贺鹏飞(物理系)、武汉市长赵宝江(六六年毕业於建筑专业)、国家经贸委副主任赵维臣(六二年毕业於机械系)。

七十年代初毕业於清华大学者也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元(七零年毕业於自动控制系)、中共驻芬兰大使乔宗淮(物理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七零年毕业於化学系)、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刘泽彭(七零年毕业於自动控制系,後转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等。还有一个偶然的巧合是,中共十三届中央政治局的六名常委中,有两名是清华出身,一是姚依林,二是宋平。此二人三十年代都在清华大学的中共地下党里从事学运领导工作,而在政治局常委内的分工则是姚依林管经济,宋平管党务。

在十四届中央政治局的七名常委中,又有两名为清华出身,朱熔基和胡锦涛,而此二人也是一个管经济,一个管党务。所以,在中共「文革」前一度被称为「第二党校」的中国人民大学里有人感慨道:我们学校历来是为党和国家培养干部的学校,既有经济方面的专业,更有政治方面的专业,可是我们学校出来的学生怎麽不如清华出来的学生有官运」

从红色青年到反党右派

一九五一年,朱熔基kao奖学金读完了清华大学,毕业後被分配至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担任计划室副主任。这个职务相当於中共政权官吏等级中的副科级。虽说起来不是很高,但比起朱熔基祖父初入官场所担任的录事之职,也还是进了一步,况且这一年朱熔基才二十三岁。一位前中共国务院的干部透露,在东北工作期间,时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和副主席李富春都对朱熔基十分欣赏。五二年十一月,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将朱熔基调进计委燃动局和综合局工作。五四年九月,李富春接替高岗,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朱熔基即当上了主任办公室的副处长,实际上是给李富春做秘书工作。

高岗当时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物之一,是否有机会「欣赏」基层干部朱熔基,尚待考证。但作李富春的理论助手的说法应是可信,至少两人极为熟稔。还有一种说法是朱熔基上调进京,与高岗没有太多关系,而是李富春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从东北地区卸任进京时将朱氏带去的。无论是高岗还是李富春最早看好朱熔基,从中共公开公布的朱氏简历和中共家计委筹组时间、经过来分析,朱熔基应是被这两个人或其中之一指名调进北京的。中共公布的朱氏简历只介绍他在东北工作时担任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五二年调入国家计委。而中共国家计委正是由高岗和李富春等人主持筹组,於五二年十一月正式成立的。筹组国家计委的过程中,高岗和李富春分别从东北地区点名调了一批干部进京。

当时,东北是中共的「老解放区」,早在中共建政之前,其东北人民政府即已经积累了几年的经济建设管理经验,从东北调一批既懂经济,又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专业干部进京,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愿望。如果朱熔基步入中共政坛之初,果真是李富春提出之结果的话,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玩笑。因为朱熔基自当了中共副总理後,无论中共内部还是海外政治评论界,都是把他当成李鹏克星看待的,而李鹏当年发迹的基础也是李富春为其奠定的。

一九四八年,中共决定派出一批经过中共自己的学校,培养一段时间的干部子女和烈士于女到苏联留学。当时,因为李鹏已经正式参加了工作,在东北一家油脂工厂任党支部书记,同时也可能是因为他的养父周恩来,不愿意出面为他争取更多的利益,所以最初拟定的留苏名单上并没有李鹏。但李富春和他的夫人蔡畅,力主将李鹏也送去苏联,这才有了李鹏後来的一段留苏、回国从事水电方面的基层领导工作等经历。

引蛇出洞的政治手段

李富春同周恩来一样,早在二十年代初留学法国期间,与李鹏的舅父赵世炎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赵世炎死後,李富春自然也要同周恩来一样,对烈士的後代恩爱有如。从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开始,中共政权在毛泽东亲自指引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全部中共核心人物的大力支持下,全国城市范围内发动了一场旨在「引蛇山洞」的「反有」运动。

运动一开始的斗争目标,还是针对党外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民主人士,所以当时身为中共党员和国家政府机关干部的朱熔基,并没有感到这场运动会对自己有什麽威胁,照样像过去一样,一边为李富春等国家计委领导人起草有关经济政策的文件,执笔有关经济理论探讨的文章,一边在一些宏观经济理论问题上固执己见,不时在会议上或同事之间,发表一些反对经济冒进,反对制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宏论。

反右斗争进行了一个月左右,七月二十八日的权威党报(人民日报)突然刊登出一篇题为《反右派斗争是对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的社论,自此,党内「反右」即告开始。该篇社论中说: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右派,这些人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早在过去的岁月里,就与党外右派狼狈为jian。於是,朱熔基所在的国家机关党委,根据这篇杜论所定的调子,开始了抓国家机关的党内右派的运动布署,要求人人过关,大搞「深挖」。

同年九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题为《中共中央关於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宣称已经统计出党内右派三千多人。此时的朱熔基尚还不在这三千人之列。但是,由於共产党的官方舆论工具不断呼吁为「保持党内纯洁」,「要战胜温情主义」,朱熔基所在的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开始有人「打破情面」了。平时与他意见不和者把他的「白恃才高」、「自以为是」、「目无上级领导」等表现都当成右派罪状罗列出来,而他平时「固执己见」和「好提意见」的行为更是「向党进攻」的最直接表现。也可能是李富春等国家计委领导人出於保护朱熔基的目的,把他的主任办公室副处长职务免去,但同时又任命他为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表面上看是「平级调动」,但实际此举意味著他不适合在中央领导身边工作(当时李富春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兼任国家计委主任)。

在劫难逃

形势发展到五七年九月,《人民日报)於十一日以头做头条重要位置再次发表社论说:党内和党外的右派分于,在性质上没有什麽不同,都是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党内有了右派分子,对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就更加严重……如果在我们党内容许右派分子存在,他仍就会同党外右派分子串通起来,从内部来打击我们,从内部来反对我们。

在这一杜论的号召下,党内反右斗争进一步升级,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及事业单位,都定下了必须完成的抓「右派」指标,谁超产谁光荣。在这种情况下,朱熔基终於在劫难逃。虽然说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检查和大小会的「批判帮助」。共产党当年的反右斗争首际上是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是五七年六月到五八年四月左右,第二次是五九年的所谓「反右倾」运动。两次「反右」运动中,到底整肃了多少无辜,到底有多少人与朱熔基同命相怜?对於这些数字,就是以「拨乱反正」相标榜的邓小平政权,也从来不敢公开对外公布。

由大陆数位青年党史工作者,集体编写的《中国「左」祸》一书,於九三年二月由北京胡华出版杜出版,书中所提供的这方面数字,远超过一般人的想像。因为书中内容完全是来源於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史室等单位的原始资料,所以应该是最接近事实的。在《中国「左」祸》面世之前,中共公开的有关资料(如九一年公开出版的由廖盖隆等人主编的《当代中国政治大事典》中已经正式公布了当年被正式戴上「右派分于」帽子的人数总共有五十五万余人,但从未披露当时末被正式戴上帽于,实际上却同戴了帽子的「右派分子」遭受同样命运的被整肃者数字。《中国「左」祸》一书披露: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实际上一直持续到一九五九年才告结束,期间经历了抓党外右派、抓党内右派、抓军内右派和反右倾等几个回合。

第一个回合从所谓「引蛇山洞」的「阳谋」开始,整肃的对象绝大部分者是「猖狂向党进攻」的「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时间是五七年下半年。在此後二十年的复查中,陆续被摘帽者人数多达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到一九八零年五月的统计,被摘帽者人数达五十四万余人,当时的说法是:剩下的一万人继续甄别。不久,又宣布这一万人中只有九十六人不予平反。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加九十六人,总共是五十五万二千九百七十三人。这就是至今为止能够统计到的被戴了「右派分子」帽子的总人数。

荒唐的是,当年负责这场反右斗争的重要主事者之一,现中共首际最高负责人邓小平至今还在坚持说:关於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错误在於扩大化」可是,如果我们用五十五万二千九百七十三这个右派总数,除以九十六这个「名符其实的右派」人数,所谓「仅仅是扩大化」,竟一下子「扩大」了五千七百六十倍。

戴帽子右派和未戴帽子右派

关於末被直接戴帽子的党内右派的具体数字,书内没有具体统计数字,只是说「在党内反右斗争中,广大的普通党员所遭到的迫害和打击在数量上是极其惊人的」。「大批党政干部「下放」到农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另有数十万党员受到各种各样的纪律处分。至於那些被划成「右派」的党员和非党右派一样,遭到拘禁和强制劳动」。

从古中所披露的这些事实看,中共在整个笫一场反右斗争中,党内党外的所有被整肃对象,即在这场反右斗争过程中被拘禁劳改或发配变相劳改的人员(戴帽子右派和不戴帽子的右派),应该说大大超过了外界所披露的最高数字:五十五万。前面所列出的反右斗争中被整肃的人数还不算惊人,更惊人的是接踵而来的「反右倾」运动中的整人数字。

在一九五九年继批判彭德怀之後所进行的所谓「反右倾」运动中,主要是整肃大批中共各级机关干部和各类学校中的知识分子,後来就连农村不脱产的基层干部也捎带其中了。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军委总政治部《关於划分右倾机会主义的标准和处理办法》,此後即成为全国通用的标准。过去,中共党史资料中一直是强调中共在这次反右倾运动中规定重点批判的人数应该控制在党员人数的百分之一以下,但到一九六二年中共进行所谓甄别平反过程中统计出: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重点批判对象,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竟达三百六十五万,占其当时全部党员总数二千六百万的百分之十四强。另外,历时仅仅半年时间的反右倾运动,如果加上全国各地农村基层被整肃的人数,大概要在二百六十五万的数字上翻上几翻,因为二百六十五万仅仅是被整肃的党员数字,而农村生产队一级的不脱产干部,相当一批不是党员,而被整肃的农村的富裕中农和上中农,绝大部分都不会是党员。

《中国「左」祸》一书中透露的反右倾运动时的军中整肃情况,更是第一次被公开曝光。书中说:五九年庐山会议整完彭德怀後,军内直接划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千八百四十八人,另外以「中右」、「二类」、「三类」划限整肃的达一万五千四百六十四人,总数达一万七千二百一十二人。中共从五七年六月开始的反右斗争,虽说是在五八年九月宣布结束的,但此时还在继续补划右派,并在少数民族地区结合反右运动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另外,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还发动了所谓「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农村「整风整杜」运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等等,而紧接著进行的反右倾运动实际上是反右斗争的继续。

五十五万分之一的受害者

从五七年下半年到五九年底,短短两年半时间内,中共政权的全部整肃对象到底有多少?虽然《中国「左」祸》一书中也还没有提供出一个总数,但根据书中内容进行简单相加,应该说超过了一千万人(?)。如果再加上这些被整肃对象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上受株连的家属,数字就更是触目惊心了。由大陆出版杜公开出版发行这样一部如此大胆,揭露出如此触目为心的残酷事实的中共党史读物,自然会让中共党内的僵化分子恼羞成怒,例如中共总书记jiangzemin对公开出版这样一本著作,即非常气愤,认为其中内容是「全盘丑化共产党」。

关於朱熔基对这本书的态度,有的报导说他比较支持万里的意见,认为书中的内容只要是事实就没有理由查禁。也有报导说因为朱熔基本人在当年的反右斗争中深受其害,现在反而不便在是否查禁这本书的问题上公开表态。搞所谓的「大鸣大放」运动,本来就是毛泽东「引蛇山洞」的所谓「阳谋」,而朱熔基不过是被中共正式承认的五十五万条蛇中的一条小「蛇」。依他当时的副处级职务,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还不可能注意到他。至於当时身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高位的李富春,为什麽没有替他说话则还是一个政治谜团,也许连朱熔基本人至今也还没有找到准确答案。

一九五八年四月,朱熔基被中共国务院机关正式宣布戴上了「右派分于」帽子,并由中共国家计委党组,报请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开除党籍。据当时在国家计委工作的一位中共离休干部回忆,朱熔基在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时,当场痛哭流涕地表示自己绝对没有反党,可是被命令为了完成党内右派的「超产指标」,只有服从党的决定,为党当一次「反党右派」。

这位从一九四七年进入大学起,即开始投身中共赤色学生运动的左翼青年,作梦也没有想到入党十年後,竟然成了「反党右派」。据接近朱熔基的人士介绍说,朱熔基自己曾对人讲他被打成右派的直接原因,只是因为对当时的国家计划发表过几句不同意见,认为有些不切实际。大陆也有传闻说,当时李富春之所以不能保住朱熔基,是因为朱熔基在「鸣放」过程中,为高岗说过几句公道话,高岗後来在权力斗争中性命末保。

因言获罪後,朱熔基被下放农场劳动数年,据说因此落下了腰肌劳损的後遗症。一九六二年,他因为「思想改造」较好,而被宣布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先是被分配在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任教员,後来又到计委综合局任工程师。朱熔基的右派问题後来虽然得到平反,但直到九一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时,仍有人抓住这一点不放,说右派出身的朱熔基政治上不可kao。具讽刺意味的是,极力提拔朱熔基的是邓小平,而五十年代具体执行毛泽东反右行动的正是邓小平,当时邓是中央反右办公室主任。有一个可能今朱熔基本人也无可奈何的现象是,朱熔基虽然在正式出任上海市长的上海市人代会上,敢於讲自己被「错划」成「右派」的不幸,但中共对外公开宣传的「朱熔基同志简历」却对此事只字不提。

九二年十月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选举」结束後,中共当局以「新华杜」发的贯常「新闻一律」作法,令全大陆各大传媒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机构成员简历」。其中「朱熔基同志简历」中这样写道:「朱熔基……一九五二年至五八年,任国家计委燃动局、结合局组长,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一九五八年至六九年,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

这一来,就把朱熔基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经历掩饰过去了。朱熔基对此未必没有自己的想法,但在公开场合他也只能作出「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姿态。朱熔基步入中共高层後,有人认为邓小平对他当年的所谓「右派」问题,是「大人不计小人过」,但朱熔基内心里的真实想法,应该是「小人不计大人仇」才对。

第三章 从副科长级到副部长级

也许是应了天将降大任於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那句老话,满怀一腔抱负的朱熔基,欲在中国大陆的政坛上大展身手,就必须先经受一番政治风雨的磨难。朱熔基之所以有了在当今中国大陆这个风险无比的政治大舞台上,纵横驰骋的机会和攫取宰相宝座的才能,也是因为这那五年的劳改生活,不但没有使他消沉,反而成为他积蓄内在政治势能的一个必要过程。虽然朱熔基在五八年被打成了「反党右派」并遭开除党籍,但在整个中国大陆的五十五万名右派分子及无数「右倾机会分子」中,朱熔基的遭遇并不是最惨的。

当时的政治形势是,不但是毛泽东要搞所谓「阳谋」,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在内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都在助纣为虐。因而,一般从党和政府机关干部中被挖出的右派,无人敢同情、敢给他们讲好话。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五月,因为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把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内的「右派分子」,与所谓「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和「其它反动派」相提并论,正式有了「地、富、反、坏、右」的说法,从此右派分子的社会地位就同「反革命」,甚至各类刑事犯罪分于完全一样了。

五年劳改换回难得人生经历

但不知是因为上面有人暗中保护,还是别的什麽原因,朱熔基只在右派农场劳动了极短一段时间,即被原单位召回另行分配工作,成了国家计委业余学校的一个普通教员。在当教员期间,朱熔基充分利用了中学时期打下的文史哲功底,和大学期间打下的数理化功底,故被学校里的其他教员和学员称为「多面手」和「全能教员」。同时,既然是当教员,就必须功有自己的文化和理论的不断充实。这样说来,比起大多数长期在农场劳动改造的右派分于来讲,朱熔基真的是比较幸运。

一九六二年,朱熔基因为「思想改造」较好,而被宣布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不久即结束了教员工作,被召回国家计委机关,在国民经济综合局从事业务工作。因为还属於政治上的「内控人物」,所以这段时间里他没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职务,只是给了他一个工程师的业务头衔。

「文革」开始後,「五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简称「地、富、反、埂、右」)更是成了运动中首当其冲的「阶级斗争对象」,朱熔基也立刻被国家计委机关的「造反派」命令「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好在运动的重点很快就被「伟大领袖」引导到「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方向上,当年将朱熔基打成「右派」的人反而成了「运动对象」。所以,朱熔基仅仅是在少数几次「革命大批判」会议上,给「走资派」们当了当陪衬,没有受到太多的皮肉之苦。不过,因为他在五八年以前,曾经当过计委领导人的秘书,而计委的领导人在「文革」初期,几乎都被打成了所谓「走资派」,所以「造反派」们还是要在这个问题上找庥烦,不时让他交待,曾被他刀笔伺候过的几个计委主任、副主任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

甚至当年主持把朱熔基划成「右派」的一个计委领导人,此时竟也被罗织出一条包庇「反党右派朱熔基」的罪行。朱熔基没有办法,只好证明那位领导人在反右斗争中从来没有对他表现出「心慈手软」,这当然是朱熔基的心里话,当时也有效地为那位计委领导人开脱了一项「罪名」。到了「文革」中期,轰轰烈烈的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革命大批判运动,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就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於是,朱熔基被列入首批「资产阶级的残渣余孽」,於一九七零年中被下放到农村地区在国家计委的「五七」干校再次劳动改造,而且一斡就是五年。在这五年里,他喂过猪,放过羊;负责过厕所清粪,也当过伙夫。另外,还学会了插秧、割麦、田间管理等各种农活。

回忆往事,朱熔基感慨良多,但并不显得十分懊丧,他说,在那段时间里,他接触了许多人,懂得了许多原来不懂的事情和道理。深深地了解了广大群众的疾苦。

二十四年还是副科长级

到了一九七五年,整个中国大陆虽然政治高压一直末减,但已瘫痪了好多年的机关、学校等还是开始了一定的程度恢复。於是,当年从北京城里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的党和国家机关干部也都陆续回到了他们原来的工作岗位。朱熔基在计委已经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却在几经周折回到北京後,赶上中共刚刚把在五年前并入燃料化学工业部的石油工业部从新分出,正好需要技术干部。於是他被发落到石油工业部管理局下属的电力通讯工程公司。

复健後的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为康世恩。康世恩是朱熔基清华大学前辈校友,三十年代曾与中共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共同组织和参加北平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不过当时朱熔基与康世恩的地位相距太远,曾世恩也不会想到要重用他这个校友。到电力通讯工程公司以後,朱熔基开始一段时间,仅仅被安排从事收发的文书工作,倒顶了个办公室副主任的头衔(副科级)。

此时的朱熔基,回想起他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一天,就被任命为计划处生产计划室的副主任,如今二十四年过去了,才又被重新任命为副科级干部,不禁唏嘘长叹了一番「时运不济」。感慨之余,朱熔基仍不改其自强好胜的秉性,坚决不愿将自己的志向,埋没在有用没用的文件堆里。经过一番上下疏通和「到艰苦的基层工作岗位上改造思想」的表白,工程公司的负责人,终於同意让朱熔基调出行政办公室,到基层从事技术工作。

从「文革」结束到一九七八年的一段时间里,朱熔基以副主任工程师的名义,带领一群青年学徒工钻山沟,涉大河,哪里有石油工地,就到哪里去架设输电线路,安装变电设备。从设计图纸到指挥施工,从拉高压线到埋电线杆,朱熔基工作上「文武」双全,又从来不表现知识分子的架子,所以颇得所在工段上下一致的好评。

当时,朱熔基还属於有严重「政治历史污点」,明确规定只能「内控」使用的人物,所以石油部的下属单位能够给他一个副主任工程师的技术职称,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举措了。使後来的朱熔基感到受益无穷的是,虽说是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秘书位置上,一夜间滑落到人世间的最底层。但是他坚信这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人生厄运,不过是「虎落平阳」,始终坚信总有出头之日。所以,无论是被「控制使用」阶段还是在下放劳改期间,他一直坚持在业务知识、理论素养方面充实自己,特别是没有中断他所偏好的宏观经济方面的理论学习和研究。

一九七八年才被恢复党籍

一九七八年初,刚刚从中国科学院分出,另起炕灶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为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形势,急於成立一批新的研究所,当时担任杜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中共著名经济学家马洪,立即主持建立了一个中国杜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自己亲任所长并广为招兵买马。不久,马洪即将朱熔基收编。任命他为研究室主任,此职务是县、团级,即国家机关的处级,而朱熔基在被打「右派」之前的最高职务是副处级。

在此同时,工业经济研究所又从全国各地招进了第一批研究生,如今他们大都在各个重要部门声势显赫。而他们中间最为外界所知的,则是朱嘉明和陈云的长子陈元--现在朱熔基亲自兼任行长的中国人民银行担任第二副行长。在朱熔基进入社科院工经所的前後,中共中央於一九七八年四月四日,转发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文件中说,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条件已经成熟。

同年九月,中共又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者全部进行复查,把「错划」为右派的改正过来。因为当时出任中国杜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的胡乔木,对右派平反问题持比较积极的态度,这才使马洪较快地从朱熔基的档案材料里,去掉了所谓「政治历史污点」。按著,又经胡乔木的同意,马洪在工经所主持给朱熔基恢复了中共党籍。

当然,在给朱熔基「平反」的决定中,已经写明他当年是因为「反右斗争扩大化」而被「错划成右派分子」,所以恢复党籍後,其党龄也还是从一九四九年入党的那年算起。正式为朱熔基平反的那一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部门的一位负责人,郑重其事地向朱熔基展示从他档案里抽出来的「右派分子」材料和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然後付之一炬。组织部门负责人对朱熔基说:从现在开始,党还了你的清白之身,你的档案材料里已经不再有任何「历史污点」,你应该感谢党中央政策的英明伟大。朱熔基一言不发地看著那一张张记载著他的「反党罪行」的字纸,在火中迅速化为灰烬,感慨万千。就是这几张字纸,竟像一座大山一样压了他整整二十年。

二十年来,他忍辱负重,甚至当牛作马;二十年来,他从不敢多说一句话,更不敢说错半句话。如今,上面一句话,下面一把火,就算是还了自己的「清白之身」。可是,这二十年的青春该向谁去讨?想到这里,朱熔基突然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要向共产党讨债,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甚至家破人亡。但是,如果有朝一日自己能够亲自驾驭这个党呢?

马洪封朱熔基 恩重如山

朱熔基同马洪的关系,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共建政之初。马洪长朱熔基八岁,参加中共革命的时间却要比朱熔基早十一年。他一九三六年就在山西参加了中共外围抗日组织牺盟会,三七年正式加入中共,三八年赴中共根据地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是中共自己培养出的理论工作者。中共建政之初,马洪奉调中共中央东北局,先是担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不久即升任中共东北局委员和东北局副秘书长,同时还担任过政治研究室主任等职务。所以,在东北工作期间,朱熔基即是马洪的下级。

高岗和李富春先後进京主持国家计委的组建工作後,马洪与朱熔基同时以支援中央干部的名义进京,马氏任国家计委委员、秘书长等职务,朱氏则任主任办公室副处长等职务。主任办公室本来就是在秘书长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所以这一段时间里,朱氏成了马氏的直接下级,二人工作接触更多,私人关系也日益深远。

「高岗事件」後,马洪被打成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并被毛泽东点名,自此则长期不被重用。待朱熔基成右派分子後,两人自然也就惺惺惜惺惺,用一句「同是天涯沦落人」自嘲或共勉。马洪在「文革」结束後首先提携朱熔基,其中自然有「同命相怜」的一面,但是否也有原来与高岗关系的原因在其中,就不得而知。後来,马洪因为自己的元老资格,职回升得一度比朱熔基要快,曾先後担任过中国杜会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国家机械委员会副主任和国务院副秘书长职务。但後来则因为年龄偏大等原因,终於在正部级的领导职务上原地踏步数年,再没有机会继续升迁了。

待朱进入中共权力核心层时,马已经是七十多岁高龄。他现在的主要职务是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被朱熔基尊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元老级顾问,其门下网罗了大批经济理论界的智囊人物。像被称为「吴市场」的大陆著名「市场派」经济理论专家吴敬涟等,都在他手下任职。另外,当年赵紫阳智囊班子中一批「六四」以後没有受到太重处分者,有一部分也归入了马洪门下。

党内黑手

朱熔基九一年从上海调进中央出任副总理後,当时香港《潮流》杂志上曾载有言忍宽先生的文章,介绍朱熔基一九七八年,曾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高级研究班进修,但中共所公布的朱熔基简历中并没有提到这一笔。经向朱嘉明先生证实,朱熔基确实是在七八年即已经被马洪收编进工业经济研究所。而言忍宽文中所说的朱熔基是在七九年才进入工经所是不准确的,事实上朱熔基七九年已经到了国家经委。

在工经所的一段时间里,朱熔基似无太多著作,被外界所知的,仅仅是一篇对当时由华国锋主政的中共高层盲目制定的过高而不切实际的经济计划指标,表示异议的文章。同时,他还提出建议,希望中央政府要尽快 立一套严格的制度,对贪污、受贿行为严厉惩处。有意思的是,朱熔基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室主任期间,大陆青年经济学家、曾是赵紫阳智囊班子重要成员朱嘉明,一度为朱熔基的助手、秘书。

朱嘉明其人一直是赵紫阳主政时期,被中共高层十分看重的青年经济学家,後来,因为中共政权八九年的「六四」镇压持坚决反对态度,与陈一谘等人起草「三所一会」《关於时局的六点声明》,在大学生绝食的天安门广场公开广播宣传。声明中要求中共「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特别代表大会」。

这个「三所一会」是指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所长陈锡文)、中国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朱嘉明)、北京青年经济学会(负责人王军涛和陈子明)。自此,「三所一会」成为所谓的「动乱黑手」,而其中的「三所」因为均有中共高层之背景,故被中共政权中的主杀派李鹏等人指认为「党内黑手」,而这个「党内黑手」的最大後台自然是指赵紫阳。

但是,无论是「党内黑手」还是党外「黑手」当时都已经无法左右形势,就在天安门开枪屠杀的前夜,朱嘉明愤而辞官出国,从此彻底站到了中共现政权的对立面。从一九九零年开始,朱嘉明成为被中共 视为「反动组织」的「民阵」理事长。大陆在海外的民运组织「民阵」和「民联」合并组成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後,朱嘉明再次当选理事长。

更有意思的是,朱熔基刚刚进入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时候,党籍还没有恢复,而在工经所恢复朱熔基的党支部会上,朱嘉明非常严肃地投下了同意的一票。同朱嘉明一起投票同意恢复朱熔基党籍的,另一重要人物是陈云长子陈元。从此以後,虽然朱嘉明和朱熔基先後从工经所调出,但直到朱熔基去上海工作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之间关系一直相当亲密。

从国家经委开始步入中共高层

当时,朱熔基和朱嘉明都擅长宏观经济方面的理论。同时,两人都自恃才高,也都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在去上海工作之前,朱熔基最为看好的两个青年经济学家是朱嘉明和娄继伟。接到赴上海工作的正式通知後,朱嘉明感觉自己在经济改革问题上,与朱熔基有观点相左之处,故没有随朱熔基赴上海工作,而当时名气还不如朱嘉明的娄继伟则随朱熔基而去。娄继伟到上海不久,即被任命为上海市体改委副主任。朱熔基回京高就後,娄继伟仍然是鞍前马後,先是任国务院体政委宏观司司长,不久即升职为朱熔基亲自主持的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官至副部级。

一九七八年三月,华国锋在中共五届全国人大上继任国务院总理,宣布正式恢复国家经委,原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康世思,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次年,康世恩即调朱熔基进国家经委当燃勤局处长。一年多後,朱熔基升任综合局副局长。不久,即又取得高级工程师职称。按照大陆的职称序列,高级工程师相当于大学里的教授或副教授,研究机构里的研究员或副研究员。

国家经委与国家计委,是中共经济决策体系中的两大支柱,前者负责经济工作的执行面,後者负责宏观经济的政策面。中共仿效苏联体制,於一九五二年底为规划《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化》,成立国家计委。两年後又成立国家经委,由薄一波担任第一任主任。国家经委的主要职能是主管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的执行情况的检查,统一负责基本建设、铁路交通、财政金融、内外贸易等经济技术活动中需要组织协调事项。

一九六七年薄一波被撤销职务,国家经委也处於半瘫痪状况,到七零年乾脆被撤消,与国务院工交办公室、全国物价委员会、物资部、地质部,劳动部、国家统计局等机构一起并入国家计委。不料,在八零年八月,康世恩因涉及「渤海二号」沉没事件,被记大过一次。接著,他又分别於八一年三月和八二年五月先後被免去国家经委主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转任中顾委常委,从此淡出政坛。

好在朱熔基的升迁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八一年三月,国家计委副主任袁宝华接替了康世恩经委主任职务。袁宝华五、六十年代先後主管过中国的冶金工业和物资管理,任过冶金工业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六零年还一度担任过国家经委副主任。後任物资部部长,七四年起至八一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升任副部长级职务

袁宝华的经委主任只当了一年两个月,在他任上,朱熔基的副局长职务,原地踏步未动。但据说朱熔基曾被袁宝华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即有理论、又有长期实践经验的专业干部,故在经委委员会议上,时常对他进行表扬。

一九八二年五月四日,中共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关於国务院部委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决议》,决定将原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农业委员会、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国家能源委员会、建筑材料工业部、国家标准计量总局、国家计量总局、国家专利局等八个国务院机构合并,成立新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刚刚从安徽省书记任上回到北京的张劲夫,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此举意味著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升格,恢复了五十年代时经委与计委同级的规格。

五月二十六日,新的国家经委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张劲夫在会上宣布了新经委组成机构及领导干部人选,朱熔基被宣布为国家经委委员和新设立的技术改造局局长。经委委员的头街并不是每个局长级干部都能够挂上的,从这个时候起,朱熔基算是已经开始在中共政坛上初露头角。

张劲夫历任浙江省财委主任,华东财委副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长,长期担任国务院财政部部长,「文革」前虽然一度任过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过去与朱熔基却无工作上直接的渊源,更谈不上私交。当年朱熔基在国家计委被打成右派时,张劲夫根本还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不过好就好在张劲夫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思想意识比较解放,平时就非常器重其手下有才华的干部。再加之马洪与张劲夫私交甚好,能够在张劲夫那里说得上话,这一切就构成了朱熔基在国家经委继续晋升的良好条件。

一九八三年八月,张劲夫提名获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朱熔基登上了经委副主任兼委党组成员(副部级)的宝座,这为他日後步入中共最高层奠定了关键的基础。当时,朱熔基已经五十五岁,而按照前一年中共才发布的《关於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担任中央、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书记、省长、副省长,以及省市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干部的,正职一般不超过六十五岁,副职一般不超过六十岁。」所以,如果朱熔基在这个时候还不能晋级到副部长级的话,一旦耗到接近六十岁之龄,即使再有能力,也不会被考虑为「接班人」对象了。

连升四级

八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朱熔基以经委副主任名义,会见了出席国际沸腾燃烧应用技术会议的各国与会代表。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以中共国务院部门领导人的身份向国内外人士亮相。八四年四月,朱熔基兼任了中共国务院非常设机构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的第一届副理事长。同年五月,应母校清华大学的盛情之邀,兼任了该校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同时授给他教授职称。同年九月,张劲夫再任国务委员,但国家经委主任职务并没有交给朱熔基,而是由另一资格比朱熔基老得多的副主任吕东接任。好在由於吕东的晋升,朱熔基的副主任排名也依次提前,而党内职务则由党组成员升为党组副书记。

吕东与朱熔基也是老相识,五十年代初期吕曾在东北主管重工业,任过东北工业部副部长。五十年代初同朱熔基前後成为支援中央的干部调入北京,先後任国务院重工业部副部长,冶金部副部长、部长,三机部部长等职。当时经委内部也有人传说,朱熔基能够当上经委副主任,还是因为吕东从中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从八五年到八七年,朱熔基在数名经委副主任中排名一次次kao前,此间,受中共称之为「红色资本家」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荣毅仁先生的邀请,兼任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常董。

一九九二年十月,因为朱熔基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序列,所以被人们评论为「连升三级」。实际上,因为他在一九八八年的中共十三大上仅仅是个中央候补委员,这个职务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间还隔著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三级。所以,也可以说朱熔基在中共十四大上党内职务是「连升四级」。不过,他在九二年的行政职务,即已经从正省级升到国务院副总理,要照中共的干部级别来评定的话,他在十四大上也只是升了一级。中共的干部序列排定的政治和经济待遇规定,中央党、政、军「五大班子」的五个正职领导人(即党中央总书记兼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加上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排为一级;政治局委员及五大班子副职拼为二级,以下类推。但不论朱熔基在十四大上升了几级,反正是十四大以後,海外再次掀起了一股「朱熔基热」,许多报刊都预测他将在九三年春天召开的八届人大上接替总理职务。因为李鹏在十四大上仍连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排名仍是第二,於是海外报刊便臆测李鹏的行政职务,可能改为国家主席甚至政协主席。

邓小平秘书之迷

同时,为了证明朱熔基接任总理职务的可能性,海外报刊亦不断刊登出朱熔基种种政治背景的内幕消息,其中最具爆炸性的,莫过於朱熔基曾经当邓小平秘台的报导。九二年十二月出刊的香港《开放》杂志中披露说:朱熔基为什麽会在短短十年内从一个司局级官员,快速晋身中央决策高层?一位曾多次采访过朱熔基,据说还有一定私交的记者,道出其中原委是「朱熔基早年曾给邓小平当过秘书」。消息说:「一九八二年第一次治理、整顿过程中,由於邓小平要全面了解整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热以及采取紧缩措施後的情况,便将当时任国家经委综合局副局长的朱熔基调去当秘书,负责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提出建议。这时朱熔基还兼任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可说是有实践,有理论,见解颇受邓小平欣赏。当了半年多秘书,他回到国家经委,在技术改造局局长任上过渡了一下,即被提升为经委副主任,具备了後来当上海市长的资格。」

这则消息当时被刊登出来以後,似乎还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时隔半年,香港《经济日报》又将此消息稍作修改再次「披露」,这次引起其他传媒的热切反应。因为此时正好李鹏久病不愈,这样的消息自然可以为朱熔基将被「扶正」做新闻注脚,一时间,美国、台湾的华文媒介及各国的一些西文媒介纷纷转载。这则消息,虽然一时难以断定其核心内容是否符合事实,但消息中却有几个细节是错误的。无论朱熔基是否在八二年给邓小平当过秘书,他当时至少不是消息中所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院长、教授」。朱熔基应聘出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是在一九八四年,此时他早已经是经委副主任了。再者,上述消息中所说的「一九八二年第一次治理、整顿」也是一个奇怪的说法。「治理、整顿」这个说法,在中共建政史上第一次面世,是在一九八八年九月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全称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

在此之前,中共虽然也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有过政策上的时松时紧,但八二年中共并没有针对所谓「经济发展过热」的问题,采取过什麽「紧缩政策」。
熟知中共高层内幕的朱嘉明说当年从未听说过此事,而几位出身中共高级干部圈子里的人士则认为,朱熔基当时作为国家经委的干部,应召到邓府汇报工作或介绍经济形势是可能的,而且在一段时间内经常被召到邓府也是可能的,不过这算不上是给邓小平当秘书。当然,如果朱熔基真的给邓小平当过一段时间秘书,在中共对外公布的朱熔基简历中也不会公布。

首次接受《人民日报》专访

一九七五年,朱熔基曾感慨自己虽然从五一年大学毕业即担任了副科级职务,但二十四年以後,仍要从这个起点上从新开始。可是,此後的一段时间里,他仅仅用了五年多的时间,就从副科级跃进到了副部级。套用中共地方干部序列比较的话,则相当於五年时间从一个副乡长升至副省长。这个升迁速度的确是够快了,而之所以能有这个结果,除了个人能力、客观机遇等方面的因素外,擅长宏观经济理论,也是朱熔基职务上升的重要前提。朱熔基在经委副主任的职位上徘徊较久,前後达四年半时间。但这段时间的工作经历,却给他日後主持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工作,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经验。多年来,中国大陆货仓里积压著不少货品,朱熔基在经委工作时,发现在这个问题上能做一篇大文章,一度很重视清仓和考核工作,以改善企业营利、提高经济效益。

在一九八七年初,朱熔基曾对一九八六年中国大陆钢材的情况作了一次清库调查。他发现,一九八六年底全国钢材比前一年底增加百分之二十二点八,周转期达六点三个月。超储二百万吨,超储资金十亿元人民币。一九八七年第一季库存又增加一百九十万吨。他当时认为:一方面钢材供不应求,市场价格猛涨,一方面库存又大量增加,这是极不正常的。造成这种现象乃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生产单位为索取额外好处,不按品种、合同交货,而不少用户单位并不按需要,乱买乱进,储贷待涨。

朱熔基怒斥:这是一种不正之风。中共的刊物为此宣传说:朱熔基的工作细致,还在於他要求各主管部门找出超储积压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安排好清仓工作和其他工作(包括运输、市场、企业经营的配合),一举改善积压问题。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国内版,发表了一篇题为《今年经济效益为何波动》的文章,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首度专访朱熔基。这篇报道给朱熔基一次以政府经济主管部门负责人的身份,同公众陈述他的经济观点的机会。到他实际主持国务院工作时,文中所陈述的经济形势,已经是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出朱熔基对付所谓「中国特色」的经济管理的大概思路,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九一年一到国务院工作,就坚持设立生产办公室(後改为经贸委)的原因。

一九九一年,外界评论大都认为,朱熔基当了副总理以後坚持要设立一个由自己亲自挂帅主持的生产办,就是为了向李鹏通过邹家华所控制的国家计委分权,即纯粹是出於政治斗争,或者说权力斗争的需要。

晋升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

事实上,朱熔基坚持设立生产办并不像外界所传说的那样简单。如果仅仅是出於权力斗争的需要的话,那麽在中共十四大上朱熔基已经在党内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国务院则取代了原来姚依林的地位,且手中分管的权力机构,也比当年的姚依林揽在手里的还多,为什麽还要在保留生产办建制的基础上,将其扩大成经贸委呢?

八七年十月,朱熔基在中共十三大上被提名中央候补委员,虽然中选,但所得选票数较低,在一百一十名当选的候补中央委员中,他名列九十一。究其原因,最大的可能是朱熔基虽然在国家经委机关很有影响力,但在全国基本上没有什麽知名度。当时大多数人都不曾想到朱熔基不久会主政上海,更没有想到他会被人认为是「中国的戈巴契夫」。导致四年後朱熔基成为国家领导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党内的职务还只是一个候补中央委员。

八八年四月在中共七届人大上,李鹏正式出任国务院总理,随即著手对国务院的机构进行了一次较大幅度的改革,在撤消原国家经委和国家计委的基础上,重新组建统一发挥此两委功能的新的国家计委,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继续兼任国家计委主任。撤消国家经委的决定,在八七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即已确定,而且也不可能是李鹏一个人的主意。

根据当时的设想,撤消经委,将其职、责、权归於计委,是为了建立一个符合现代化管理要求,具有中国特色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转协调、灵活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以体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按照中共政权的权力运作规程,政府机构的重大变动,从来都是先要由党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然後在党的某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对这些政府机构的变动及新任领导人的人选,进行「投票表决」。

在决定国家经委撤销时,因为年龄的关系,中共政治局事先已经决定经委主任吕东「退居二线」,所以让他在十三大上,只「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而经委的其它几个副主任,则根据其年龄及工作能力分别被安排到其它部门或地方工作。

大概是从一九八七年六月左右开始,朱熔基已开始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张劲夫问他是否愿意到香港出任港澳工委主任许家屯的副手(仍是副部级),朱熔基表示非常乐意。於是,张劲夫向许家屯推荐:「朱熔基有水平,能力强,思想开放。」张、许二人商量好,由许家屯向中央要人,张劲夫向中央推荐。但过了一段时间,中央没有消息,许家屯这才知道朱熔基已经另谋高就了。

在八七年十月中共十三大期间,赵紫阳和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宋平,已经约见朱熔基正式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调时任上海市委记芮杏文进中央书记处工作,时任上海市长兼市委副书记jiangzemin将改任市委书记。因此,中央决定调朱熔基去上海,接替jiangzemin的市委副书记职务,待上海市人大召开时再正式接替jiangzemin的市长职务。

第四章 是赵紫阳亲信还是陈云知己

经委撤销,其机构归入计委,而计委副主任编制,早已经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决没有朱熔基等几个原经委副主任插足的位置。更何况中共国务院机构设立,只要计委和经委并存期间,两家的矛盾就从来没有中止过一天,所以计委收编了经委後,即使副主任的职务还有空缺,也不会允许像朱熔基这样的原经委主要负责人:到计委去抢别人嘴里的馒头。

至於由上级安排朱熔基升官,进计委当正主任则更没有可能。当时中共国务院的委级机构,在干部组织架构上大都比各部高「半格」,而计委更是国务院所有「超部级机构」中的老大,几乎是国务院有什麽名称的部或总局机构,计委就有与之相对应的司或局的设置,所以计委的人,一向认为他们的司和局,就可以给国务院的部或总局下令,故自称他们的机构为「小国务院」。

正因为如此,计委的第一把手在那个时代及在此之前,向来都由国务院副总理级的领导人兼任,十三大时更将兼任计委主任姚依林的党内职位,晋升为政治局常委。所以,从副部级直接跳升副总理级,对当时的朱熔基来讲根本没丝毫可能。他自己无论有多麽强烈的政治野心,当时还没有敢觊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级的位置。

赵紫阳向上海「掺砂子」

撤了经委,又进不了计委,下一步的出路在什麽地方?朱熔基自己著急,中共组织部门也在为他著想。因为他当时毕竟还没有到离休年龄,按照中共的惯例,即是一个各方面表现平庸的副部级干部,也要给他安排一个位置,何况当时即使是不喜欢朱熔基的人,也不敢闭著眼睛给他一个「工作能力平平」的评价。关於当年中共高层为什麽看中了朱熔基,决定由他接任上海市长的职务,海外有各种猜测,中共内部及上海方面也有各有不同的说法。

一位对朱熔基比较熟悉的大陆经济理论界人士说:在国家经委工作期间,朱熔基与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赵紫阳在胡耀邦下台之前,早就强烈地感到上海市是他这个国务院总理说话,最没有人要听的地方。无论是哪项工作,赵紫阳亲自或派人插进一手,总会被莫名其妙抵挡回去。所以,在上海安排自己亲信,安排自己感觉得力的干部向上海「掺砂子」,是赵紫阳蓄谋已久的事情。

待赵紫阳取代胡耀邦出任党中央总书记,在中央组织问题上比过去有了一定自主权以後,就立刻开始付诸实施这件事情了。当时上海的干部情况是,原上海市委吉记芮杏文在一九八五年六月任职後的一个月,中央调时任国务院电子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jiangzemin任市长。jiangzemin的脱颖而出,主要是因为有党内元老人物李先念的得力推荐,再加上jiangzemin本人有过一段上海工作经历,和他对工业管理在行(因为上海的经济布局是以工业为主)等因素。
但是,jiangzemin到上海以後,与芮杏文两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工作配合远谈不上默契,上海的工作也因此不见太大的起色。

jiangzemin其人由於处事油滑,除了与邓、陈两派政治老人都保持著良好的关系以外,还奉行了一条上不得罪中央改革和保守的两派在位领导人,中不开罪以陈国栋为首的上海地方元老,下不得罪从上海市党政机关到区县一级的大批基层官僚的为政方针。所以两年下来,他在上海的政绩虽然不显山不显水,但日子比芮杏文好过得多。

而芮杏文虽然不如jiangzemin在上海的日子好过,但由於他具有较鲜明的改革意识,颇受赵紫阳的赏识。所以赵紫阳权衡再三,还是在八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三大之前,决定让芮杏文回到北京,到中央工作,把上海市委书记的位子让给jiangzemin。

既然赵紫阳做出如此牺牲,上海方面无论陈国栋等元老,还是jiangzemin等人,自然也没有理由反对中央派干部接任上海市长职务。赵紫阳在同朱熔基谈了相互之间对改变上海市工作局面的看法之後,赵终於认定朱熔基既能够解决上海的经济困境,同时也能适应当地的复杂政治环境。

投石问路

持这种说法的还举出具体例证说:赵紫阳在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曾经多次派朱熔基以国家经委副主任的名义,以研究大中型国营企业的改造为借口,到上海从事调研。其实当时的这种安排,就要朱熔基在上海「投石问路」。决定作出後,中共高层将朱熔基列入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赵紫阳即与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宋平约朱熔基正式谈话。

赵紫阳对他表示,今天的改革政策决定了中央已经不能完全用过去计划经济的老办法,用行政措施给上海的振兴提供方便,中央所能做的就是马上给上海以财政包干的政策。朱熔基恰恰要的就是这一点。因为他明白,只要得到了财政包干的承诺,他这一任市长的自主权,就要比过去历任市长的自主权大得多。
朱熔基到上海工作是否原由赵紫阳提名,众说不一,不过反对朱熔基是赵紫阳亲信的人认为:如果朱熔基是赵紫阳的亲信,那麽他在「六四」之後怎麽会顺利接替jiangzemin上海市委书记的职务,而且成为当时唯一一个党政职务「一把抓」的省、(直辖)市级领导?

提名朱熔基去上海工作,能够顺利在中共高层获得通过的另一个可能背景是,当时刚刚接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不久、主要负责省部一级干部考察与提升工作的宋平,在这个问题上起了推动作用。当朱熔基的政治行情日益看好後,海外媒体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把他评价成政治上的开明派和经济上的改革派。那麽,宋平其人是政治上的保守派和经济上的僵化派,又是早已事实证明了的。所以,中共十四大之前的很多政论文章,都把宋平和姚依林,并列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内,坚决反对提拔朱熔基的两大障碍人物。

其实中共内部的派系划分和权力争斗,还不似许名海外政治评论家所想像的那样简单。比如海外大都把在中共十四大上,跃升为政治局常委的胡锦涛,评论成政治上十分开明的青年干部,但无论胡锦涛是否真如外人评价得那样开明,他成为「接班人」的确是宋平极力举荐的。而且宋平在举荐胡氏的时候,真正是不遗余力,比如宋平曾专门为胡锦涛与中央系统的「太于党」成员们之间的既往矛盾,同薄一波等中共元老一一解释,以消除「误解」。

宋平其人虽然资格比朱熔基老得多(三七年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共),但他与朱熔基同出於一所学校,又是先後在这所学校里参加了中共的赤色学生运动,这是朱熔基能够被宋平看好的笫一个因素。

宋平与朱熔基的历史渊源

此外,宋平与朱熔基的私人关系,虽然暂时无从可考,但工作关系,则可以一直追溯到朱熔基刚刚参加工作的五十年代初。当时,宋平曾同朱熔基有大致相同的经历,先是供职於中共中央东北局,後来国家计委成立後,宋平,马洪和朱熔基一同被调进北京共事於一个机关。所以,对於朱熔基这样出身计委的懂业务的干部,宋平应该说有天然的好感。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即宋平和马洪五十年代初在中共国家计委工作期间,都是计委委员,而作为计委主任办公室负责人的朱熔基,自然与他们两人都有工作上的密切接触。

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是,马洪因为高岗的原因,在反右斗争之前已经倒台,而宋平则在计委工作一年多以後调往国务院劳动部任副部长,回到计委任副主任时是一九五八年,朱熔基已经成了右派。所以马洪和宋平两人,在把朱熔基打成右派的问题上,都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朱熔基与他们两人之间,在这个问题上肯定也没有什麽积怨。

虽然,宋平的僵化和保守在大陆,是人所共知的。远至他在甘肃省主政期间,就曾对万里和赵紫阳分别在安徽和四川搞的「那一套」颇为反感,。以至甘肃省落实农民包产到户政策的速度,远远落後於许多省份。甚至於在政治观点上,宋平更是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白由化的急先锋,尤其在「六四」以後,对於成立「反对和平演变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十分热衷。但是,朱熔基在政治上,即使真的是像海外媒介所评价的那样开明,起码在一九八七年还没有表现出来。所以当时宋平以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身份考察朱熔基,在政治问题上,只能以朱熔基青年时代热心赤色学运和被打成右派之後对党的忠诚,仍然「坚定不移」为主查依据。而朱熔基在右派的问题上,确实经常把「母亲错打了孩于,孩于怎能恨母亲」这样的比喻挂在嘴边上,自然会今宋平十分感动。

朱熔基去上海是否是宋平提名(或宋平与其他人共同提名)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不管是谁最先动议派朱熔基去上海的,其冠冕堂皇的理由都离不开如下几项说词:朱熔基是既有经济理论,又有经济管理经验。尤其当时上海的最大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而朱熔基在国家经委任职期间主抓的就是这项工作,已经总结出确实能够以道理服人的企业改造办法,只等待实践机会。朱熔基担任地方领导人最大的欠缺是不懂农业,但去上海这样的工业区恰好又能让他扬长避短……。

多的不举,仅这几条理由足以证明朱熔基是上海行政领导人的难得人选,无论宋平也好,还是其他什麽人也好,找不出什麽具体的道理,来反对朱熔基到上海任职。

没有派系问题

朱熔基九一年被调进中央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後,有政治经验的人,立刻意味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人事安排。让一个党内职务仅仅是党中央候补委员的人,突然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在这中共建政史上还是第一次。但因为当时任命的另一名副总理邹家华排名在前,所以人们因此臆测说,这是陈云一派与邓小平一派进人事平衡的结果。这一分析其实是没有什麽道理的。邹家华在提升副总理之前行政职务已经是国务委员,党内职务也比朱熔基高,那麽两人双双成为副总理後,把邹家华排在朱熔基前是很自然的事情。若要把朱熔基排在邹家华之前,必须要先把朱熔基的党内职务提到邹家华之上才行。

一位曾经长期在中共高层供职,最近才从中共高层圈淡出的人士,根据他对朱熔基的了解及中共高层组织运作的常识判斯说:朱熔基能够升迁到今天这一步,除了许多别的原因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在中共高层中哪一派也不是。他有地方行政工作的领导才能已经是被事实证明了的,但这个领导才能是在上海工作的几年中方真正表现出来的,而当初他之所以被派到上海的最主要原因还是他的条件与其他候选人比起来更显得「对口」。

陈云其人是否对朱熔基看好也是一个海外媒介讨论过的问题。事实上,像上海市长这样一个重要位置,如果没有陈云吐口,尤其是如果陈云反对的话,即使朱熔基真的当过邓小平秘书也是通不过的。著名大陆政治评论家,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铭先生九二年八月曾在《民主中国》撰文指出:「邓小乎在南巡讲话中说,没有把上海及早开辟为像深圳那样的特区,是他的一个失误。其实他的这个检讨并不实事求是。上海的并末开辟为像深圳那样的特区,并非由於邓小平的无意的疏意,而是由於陈云蓄意的抵制。」

一九八零年开放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特区时,专家学者中就有人提议开放上海为大特区,并认为其意义将大大超过那四个特区,胡耀邦也有此意。然而,当时陈云及其控制下的计委、经委对那四个小特区都处处设卡,横加刁难,开放上海特区一事只得作罢。

到了一九八四年,邓小平提出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在北京召开会议,除陈云外,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这十四个沿海城市中最重要的就是上海。会议期间,胡耀邦专门找上一海代表前来中央出席会议的一位副市长谈了一个上午,阐明上海改革开放的战略意义,要他在会上带头讲一讲。谈毕,这位上海副市长向陈国栋通电话汇报了胡耀邦的意见。

陈云操纵上海

陈国栋冷冷地说了七个字「上海不为天下先」,这位副市长只好在会上闷声不响,因为陈国栋的背後就是陈云。陈云拒不出席北京的中央会议,都躲在上海冷眼观察呢。会议的最後一天,邓小平讲话,还叮嘱姚依林向缺席到会的陈云通报一下。邓小平也未必知道陈云不出席会议,照样在同会议斗法呢!中共高层中一位因为「同情和支持资产阶级白由化」而遭到贬黜的开明派人士,在私下里谈及中共高层在改革开放问题上的矛盾斗争时说:当初开放深圳、珠海等四个特区,完全是邓小平硬顶著陈云等人的反对声浪,强制推行的,所以当时根本没有开放上海的条件。

上海是国营经济的巨镇,中共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陈云要控制住化那个计划经济的鸟笼,必须首先抓牢上海这个笼把。陈云又是从上海起家的,所以他几乎年年要去上海,处心积虑地在上海培植他的亲信,陈国栋就是他在上海的主要代理人。现在上海当权的吴邦国、黄菊等人,都是陈国栋在上海主政时提拔起来的,九三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之前,陈国栋还担任著上海顾问委员会主任,一直保持著他的政治影响力。

阮铭先生认为,上海派不可能像胡耀邦和赵紫阳那样热心於改革开放路线,他们总想在邓小平与陈云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中间派的政治特色。从历史上看,上海派从来就没有偏向过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他们总是躲在中问。如果要说有所偏向的话,无宁说是中间偏陈。这也是上海的历史地位决定的。其实,阮铭先生的这番评论甚至已经被朱熔基认可。朱在正式出任上海市长以前,曾经在全国人大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上海一直是计划经济的「模范执行区」。

一位原来参与过上海如何改革争论的大陆经济学者宏悟先生九二年八月也曾在《民主中国》杂志上撰文说:在第一个十年改革中,上海的作用与影响是十分独特的,这种独特性来自於上海经济改革中的战略地位和上海自身的经济、政治、文化特徵。同时也来自改革派和保守力量在上海改革与发展问题上的「博弈」。

改革伊始,上海就成为关注的重点。一九七九年夏季,根据北京有关方面的意见,由一批学者和专家组成了一个调研小组前往上海,对上海的产业结构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形成了若干结论。其中包括:上海的产业结构是落後的,因为上海是一个产业品种俱全的区域,没有形成自身的重点产业,技术密集形产业比重低,第三产业(广业的服务业)落後於加工工业,基础设施(交通、通讯)严重滞後於其他产业的发展要求。能源产业相当薄弱,与此同时,上海众多的中小企业技术落後,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技术改造的任务十分紧迫。总之,上海现存的产业结构是难以支持一个较长时期的高增长,高效益的经济发展的。至少从上海的产业构造上看,上海在衰落之中。

上海走到十字路口

针对上述情况,改革派提出「上海产业改造论」,其含意包括:第一,开展大面积的技术改造:第二,进行一部分产业转移,即把那些劳动密集的产业向上海周边地区扩散,促进上海自身的产业升级:第二,推动服务业、基础设施的改善;第四,加强能源工业的建设。然而,这针对上海工业衰落的「改造论」,并没有得到广泛的理解和支持。这是因为上海从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已经成为计划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柱,上海的财政上交始终名列前茅。对上海的产业实行大规模的改造,势必引起原有计划经济体系的动摇,特别是影响中央政府的财政收人。因而,上海产业的改造在改革初期,基本上处於停顿状态。

大概在一九八一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一位叫沈峻波的学者,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上海的二个第一和十个倒数第一》的长篇文章,分析了一九四九年以後上海的发展问题是,在获得经济增长速度、上交国家利润等方面的第一的同时,在居民主房、交通、环境等方面则是倒数第一。这篇文章在上海和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文章中隐含著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上海发展模式的批评,使上海人民看到了他们为国家做出贡献背後所付出的代价,更触发了人们思考和正视上海全面衰落的问题。文章发表後不久,北京的「计划派」及其意识形态方面的有关人员,即对该文进行了猛烈批判,《解放日报)被迫检讨,支持沈峻波的意见没有了。但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必然要遭到无情惩罚,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上海工交企业普遍呈现增长率和效益下降的现象,挖掘潜力的种种作法已径回天无力。

不仅如此,上海在过去三十余年忽视人民生活改善的欠帐期已经到头,改善住房、交通、「菜篮子」的呼声日益强烈。上海终於走到了十字路口,或者照原样走下去,或者全面进行产业改造,并偿还多年的人民生活「欠帐」。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几次到上海重复强调关於上海发展新模式的看法,其中,赵紫阳提出,要给上海「换气」的机会。赵紫阳比喻,就像游泳需要「换气」一样,上海要振兴,首先要有足够的「换气」时间,要给上海以较大的发展自主权,和多一些的财政流程。然而,赵紫阳的一系列主张,在上海并不能得到有力贯彻,特别是陈国栋当市委书记的时代,当时上海老百姓有句话:「国栋不动」。究其原因,「计划派」视上海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基地,任何最终引起体制变革的措施都是要抵制的。

南中国的政治中心

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三、四十年时间里,上海作为亚太地区经济中心,特别是在金融、商业、甚至加工工业等方面的中心地位,已经完全丧失。虽然说起来上海仍还算是整个中国大陆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但是,上海的最大变化莫过於已经由远东的经济中心,演变为南中国的政治中心。这个特殊的城市从中共建国之始,就受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特殊的政治关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邓小平时代。

五十年代,被武装斗争的全线胜利和建政初期经济建设的高速恢复成绩,冲昏头的毛泽东等一批农民领导人突发奇想,修正了他们一直奉为圣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也可以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繁荣阶段的中国这样的落後国家,取得跨阶段的直线成功。於是,全面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上海这个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最为集中的地方。这种利用专政手段,对资产所有者进行强制性的无偿剥夺,说到底还是一种政治斗争。再往後,由於当时上海市主要领导人:在中共上层两派矛盾力量斗争时,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一边,使得上海成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毛泽东和江青以上海为基地,利用其在全党和全国老百姓中的威信,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对手刘少奇一伙。从此,虽然来自上海的「四人帮」已经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中占据要津,但上海始终是与北京并列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驾崩时,上海政治力量居然已经发展到可以组建强大的「第二武装」的地步。

邓小平时代开始以後,上海作为南中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并没有削弱,就像北方的北戴河成为中共高层的「夏日离宫」一样,上海几乎成为其「冬都」。每年冬季,掌握中共实权的元老级人物几乎都要到上海避寒,无论是改革派的邓小平、杨尚昆,还是保守派的陈云和李先念,这就决定了上海市党政军领导班子,逐渐形成了为两派都能接受的特色。凡是能够在上海立足的市一级领导人,都必须具备两头不得罪,两头都要讨好的本领,无论他们本人内心到底对经济改革问题持什麽态度。那麽,由此说来,当初朱熔基被派往上海时,他在陈云眼里的印象至少用「不坏」二字概括,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下,如果不是至少被陈云认可的干部,也没有可能被派到上海去,尤其是没有可能被派到上海去担任党或政府的一把手。已经被证明的消息是:在朱熔基被宣布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後,他还在国外访问,回国後立即被陈云在上海召见,并要他搭乘自己的专机一同去北京上任。此间,陈云非常友好地向朱熔基表示:你当上海市长我是非常支持的,你到中央工作我也很高兴。按著,又送给朱氏「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几句话。

两头讨好是上海领导人的特色

一位大陆著名青年经济学家评价说: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共高层及经济理论界就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问题的抗争持续了十几年,到中共十四大上才算真正告一段落。在这段时间的抗争中,「计划派」中又分为开明派和保守派;「市场派」中方分成激进派和稳进派。其实从朱熔基的经济思想来看,至少他在杜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和国家经委工作的一段时间里,并不属於「市场派」,而是属於「计划派」中的开明派。如果这种分析正确的话,那麽朱熔基後来被提名担任上海市市长,能够被中共高层改革和保守两派人物双双接受,就不是什麽奇怪的事情了。

至於为什麽已经内定朱熔基出任上海市长,在中共十三天上,却仅仅给他安排中央候补委员?一位出席中共十三天的干部透露说:自中共著名左派理论家邓力群,在十三大上的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中落选之後,外界纷纷猜测其他几位落选者是谁。八八年四月以後,人们看到朱熔基当了上海市长,就误以为他也是十三大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上的落选者之一。

持这种分析者的根据是,按照惯例,中共的直辖市政府第一把手,不应该仅仅安排成一个中央候补委员,因为十三大上三个直辖市的市委第一把手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可见中共高层对三个直辖市领导人员有著特别的重视。但事实上,中共高层确实是在十三大之前,仅把朱熔基安排在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中。

至於中共仅仅安排朱熔基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的真正原因,前述这位人士分析说:这件事只能说明当时包括赵紫阳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对朱熔基并没有进一步提携的想法。根据他的年龄,从八八年当一届市长到九三年上海市政府再次换届时,正好六十五岁,到了中共中央「领导干部年轻化」规定中的部级领导的年龄上限。所以,既然只担任一届上海市政府第一把手,其党内职务安排成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都关系不大。结果,因为当时这一安排,导致四年後朱熔基已经成为国家领导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党内的职务还只是一个候补中央委员。

从九一年四月朱熔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到九二年十月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这一年半时间里,朱熔基自然要因其行政职务的重要,列席一些政治局会议,但因为仅仅是一个中央候补委员,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每当这个时候,朱熔基表现得十分尴尬。

仅具中央候补委员身份

关於大陆三个直辖市的党政领导人,在中共高层领导人眼里到底重要到什麽地步,在中共内部也有不同说法。在中共十三大进入政治局委员序列的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瑞环,自认他的出头,并不是因为天津市地位的重要,而是因为他本人在诸如邓小平等人的眼里,是一个可以再次委以更高职务的重要人选。但是,因为中共高层的复杂政治矛盾,所以当时也不好让李瑞环在中央的地位显得过於突兀,这才有人出主意,乾脆让三个直辖市的市委第一把手,统统进入政治局委员序列。

据说:李瑞环曾私下对人讲,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jiangzemin和时任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得以进入中央政治局委员序列,完全是沾了自己的光。朱熔基调上海工作之前,一直是住在位於北京西城区三里河一带的国务院高干宿舍区里,与著名的钓鱼台宾馆只隔一条马路。当时,朱熔基虽然也有一辆专车,但每当与进出钓鱼台的国宾车队遭遇时,他的专车也只能和出租汽车、公共汽市、大卡车等同样被一脸霉气的交通警察截住,司机如果稍有不慎,以致停驶不及的话,还免不了要被警察喝斥一顿。这是因为在北京,国务院的正副部长都还不够大。交通警察只买副总理以上领导干部的帐,到了这一级地位的车子,不但牌号特殊,而且就有警笛装置了。

每当遇到这一时刻,朱熔基都会感慨万千。十三大之前,每当遇到像王兆国、郝建秀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国宾车队里时,朱熔基自然就更不服气。王兆国一九六二年才考人哈尔滨的一所大学,而在这十一年前,朱熔基就已经有资格代表共产党政府到这所大学去训话了。至於郝建秀,朱熔基以国家计委副处长的身份,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做报告时,这个刚刚从青岛进北京的挡埤女工,还没有资格到场听讲,因为当时郝氏仅仅是这所学校附设的工农速成中学的一个「调干生」。而中共十三大以後,朱熔基虽然跻身於中央候补委员序列,但当他看到李铁映(十三天上进入中央政治局)这样的人,居然也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夹在国宾车队里耀武扬威时,心中自然更加愤愤不平。

当年朱熔基奉调进京当国家计委处级干部时,李铁映只是一个鼻涕还没擦净的中学生。朱熔基到中学里给学生们演讲,讲述自己在「解放前」,如何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英勇斗争时,李铁映和他的小伙伴们,还得先行一个礼,再问一声叔叔好!临去上海之前的一个傍晚,朱熔基约一个私交甚好的部下晚餐。饭後他们从家里出去散步,绕过钓鱼台国宾馆,漫步走到玉渊潭公园的八一湖畔,眺望北京西郊的大片田园景色。可能是因为农田和菜地,令朱熔基回想起在右派农场劳改的情景,他不禁感慨万千。

人比人气死人

「我眼看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朱熔基长叹了一口气:「要不是那倒霉的二十年,可以多干多少事情呵。这次紫阳同志让我到上海去,和年轻干部的「外放」可不是一个性质。到上海干一届市长,五年下来,六十五岁了。正好是中央规定的省部级干部离休的年龄。所以,今生今世有机会真正为党和国家干点事情,为中国老百姓做点好事,只有这五年的机会了。可惜这上海一行,既是我放手干事情的事业起点,但也是终点。」朱熔基的这位部下虽然连连点头称是,但他心里相信朱熔基未必甘心将上海之行,当成自己事业成就的终点。

这位当年的部下评价朱熔基说:朱熔基身材高大,南人北相。平时给一般人的印象也是性格同形象一样粗犷。但是,这个人既是聪明透顶,同时也城府极深。他当年去上海时就已经作好了回北京的准备,当然後来的形势发展,使得他的晋升计划加快了步伐。但即使形势只是正常发展,也就是说九一年时他没有被中途调进国务院,那麽在九二年的十三大上进入政治局,九三年初的八届人大上当国务院副总理仍是有可能的。虽然朱熔基在九三年初就六十四岁半了,但到了副总理以上这一级,这个年龄还不算老。

既然邓小平那一代已经在现职领导岗位上一个不留,那麽中共领导层总要有一批「解放前」参加革命,为建立共产党的政权冒过风险的人,组成领导核心的中坚力量。除了「自己的子弟自己放心」之外,中共领导层的组成人员中,像乔石、朱熔基、陈希同等kao红色学潮起家的共产党干部,从对这个政权的感情上讲,也要比胡锦涛这一代人可kao,至少实际控制著中共组织、人事大权的陈云等政治老人是这样想。

无论是朱熔基,还是jiangzemin、李鹏等人,为什麽都对自己对外公开的简历中关於「参加工作」的时间问题那样看重?原来在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眼中,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干部考察时限。在此之前参加中共工作的自然意味著为「打江山」出过力、流过血和汗,所以就有可kao、可信的对中共政权的认同度。

按照朱熔基当年部下的评价,显然朱熔基是在到上海的同时,就已经为自己设计好了在中共官场中的政治前途的下一步。当然,朱熔基当时还没有想到他到上海工作才一年多时间,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八九学潮事件而,并此招致「六四」镇压事件。无论朱熔基内心对「六四」镇压和被镇压者双方持什麽样的态度,无论大陆及海外对於朱熔基在此问题上的评价,是否全面和符合事实(更多的事实目前并没有被外界全部知晓),无论中共高层,尤其是坚持不给「六四」平反的邓小平,在「六四」的问题上如何看待朱熔基的表现……,我们都必须承认,「六四」事件给朱熔基提前晋升中共权力核心层,提供了一个机会。

掌握晋升权力核心机会

在一九八七年的中共十三天上安排上海市委书记jiangzemin,进入中央政治局并不是因为考虑到他有接任更高职务的可能,而是因为他是北京市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地区的党委书记。从赵紫阳的角度考虑,所有迹象都表示,如果不是因为「六四」,他几乎没有可能会在八九年就离开总书记的宝座。就是在胡耀邦患病但还没有去世的时候,李鹏到日本访问,在回答他与赵紫阳的关系问题时,还拍著胸信誓旦日一地保证合作愉快。可以说,如果没有「六四」就没有jiangzemin到中央工作,当然也就没有朱熔基以党政大权一把抓的前提,在上海大展拳脚的机会。再往下分析,也就几乎没有他九一年就离开上海,到国务院工作的可能。当然,如果没有「六四」,凭朱熔基的能力、在上海的工作起色、与中共各元老的关系等等方面的条件,待任满一届上海市长後,再於九二底进入中央政治局,九三年初进入国务院仍是可能的事。可是,继续推演这个假设的话,没有「六四」,也就没有李鹏的声名狼籍和人人喊杀,也就没有他在九三年春的人大「选举」中丢失几百张选票的恶果,甚至也就没有他九三年四月开始的「重感冒」久治不愈(从心理压力自然导致疾病的角度来看)。那麽,自然也就没有从九三年四月以後开始的,朱熔基面对宰相宝座,态势咄咄逼人的局面。

一位中共国务院的官员分析说:朱熔基将来能否在共产党转型的时刻起到关键作用,就要看邓小平是否能够把对朱熔基的强力支持,坚持到他寿终正寝的那一天。待邓小平死的那一天,只要朱熔基还留在台上,就有好戏看。因为「六四」事件,给朱熔基带来的最大的好处就在於一旦邓小平去世,一旦中共政权需要凭藉平反「六四」来苟延政权的寿命,即使是对朱熔基反感加妒嫉的一批中共高级干部,也必须拥戴朱熔基,也必须同意由朱熔基来取代任何一个有「六四」血债,或在「六四」後的政治清查等问题上:手段毒辣的中共领导人(不仅仅是李鹏)。

「六四」事件发生以後,jiangzemin踌躇满志地登上了共产党总书记的宝座,把百废待兴的上海留给了朱熔基。形势又发展了三年多以後,朱熔基再次取得了同jiangzemin面对面起坐的资格。那麽时光再过去三年、五年以後呢?一位中共高级干部说:「六四」以前,江、朱二人面和心不和,各自都在挖空心思,竞相攀比,看谁在中共元老那里最会争宠,看谁在上海百姓面前最会作秀,看谁在上下左右更能够八面玲珑。本来,人人都觉得「小江」根本不是「阿朱」的对手,谁知「六四」枪声一响,「小江」竟一下把「阿朱」远远甩住了後面。可是,政治斗争绝不能仅看一时之高下,官场角斗更不能只论半场之输赢,「阿朱」的好戏还应该还在後头。
 

第五章 从经济危机的风口到政治矛盾的浪尖

朱熔基接受到上海市政府「挑一届大梁」的重任後,曾经公开表示:「振兴上海最怕的就是人心不齐」。同时,朱熔基也看到,上海的经济问题的确是积重难返,经济形势已经到了不上则下的地步,不容许再有一届无所事事的平庸领导人混五年日子了。所以,他一到上海即雄心勃勃地表示:一任市长下来,我不是重振上海雄风的功臣,就是让上海耽误最後一次改革时机,撤底落後於全国改革形势的罪人。我自己决不甘於作这个罪人,党和国家,上海市人民也不允许我做这样的罪人。朱熔基还表示,自己要做「敢冒风险的改革者」,在实践中实验一下自己的能力。後来的事实证明,朱熔基不但没有成为「罪人」,而且因为在上海的工作中干出了让邓小平这样的经济思想开明的中共元老,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改革政绩,因而使自己以振兴上海的功臣身份,跻身於中共最高权力阶层。

一九八八年三月,朱熔基在正式出任上海市长之前,以上海市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中共第八届全国人大。如果说八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三大上,因为朱熔基仅仅当了个中央候补委员,所以其日後动向还很难被人猜中的话,那麽到此时,只要稍微知道一点中共政权组织运作常识的人都已经明白,朱熔基马上就会正式被「选举」为上海市长。

低姿态高效率

三月三十日,在大会秘书处安排的一次向全国作实况转播的记者招待会上,朱熔基第一次以上海市负责人的身份在萤屏上亮相。虽然此时人们都已经知道他已被内定为上海市市长,但朱熔基还是非常谦虚地表示:「我到上海工作刚两个月,因此我不是回答上海问题的最佳人选,如果我有答不出或答错的地方,记者朋友们原谅。」

台湾《人权论坛》杂志杜社长周幼非,在提问时,误以为朱熔基是上海市副市长,朱熔基满面笑容地纠正说:首先我要向周先生介绍一下我的身份,我不是上海市副市长,而是国务院派往上海协助jiangzemin同志抓经济工作的。如果在下一届,也即在四月份举行的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上,我能当选为上海市市长的话,我将非常高兴。

中共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完全是「橡皮图章」,「人民代表」们的所谓「表决」权实际上只能行使一半,即只能行使「表示」权,而不能行使「决定」权。说的更准确一点,应该是上级行使了「决定」权之後,人民代表才能够行使拥护上级「决定」的「表示」权。当然,从一九九二年以後,大陆的个别地区已经出现了人民代表的「表示」,同上级组织部门的「决定」不相吻合(中共政杷称此种现象为「选举失控」)的情况,但在一九八八年的时候,这种「不与上级党组织保持一致」的作法,对於各级人民代表来说,无异於一个寺里的和尚集体开荤、一个庙里的尼姑人人放荡一般的不可思议。

朱熔基并不是不明白这一点,也不会设想不能「当选」的可能。但是,这样的谦虚态度却一定要有,不只是表演给当时在场的中外记者,更是表演给上海市各级干部及上海市广大群众看。旱已经深谙中共为官之道的朱熔基,心里比谁都明白,kao中央组织部门的「建议」,虽然能够顺利「当选」为上海市长,但却不能保证当好上海市长,当好上海市长最重要的还是要取得上海市各级干部及上海百姓中大多数人,特别是上海市的人大代表们的认同。朱熔基更利用这个在全世界新闻记者和观众面前亮相的好机会,提前进行了他当上海市长的「施政演说」。

他透露说:尽管上海的困难现在并没有走到谷底,但转折点已到,很快就要上升了,中央给了我们很好的方针,即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方针,同时又给了我们政策,自行财政包干及扩大财政等方面的自主权。同时,中央还给了上海很大优惠,给上海让了利。对上海让利,是要增加中央赤字的,这说明中央对上海的极大关怀和支持。让的利估计三年可达几十个亿,因此上海已完全具备条件振兴自己的经济。对於上海人民来说,当前重要的是解放思想,以改革来总揽全局,上海人民正在克服三种思想情绪:老大自居情绪、埋怨委屈情绪、固步自封情绪。克服了这三种情绪後,我相信,上海重振雄风的日于就快来到了。
两面作秀

「内秀」被充分表现之後,朱熔基还忘不了在「外秀」上也下一番功夫,因为场里还有大量的西方及港台记者对他寄予浓厚的兴趣。所以,他趁机为自己将要在上海全面主持的经济工作,大做了一番商业投资广告。他说:我特别希望你们这些采访全国人大会议的外国和港澳台记者朋友们能帮助我传达这样一个信息,上海正以极大的决心和努力来吸引外资。中央和国务院已要求上海吸引外资一百到二百亿美元,目前仅十八亿,还要增加十倍。我们决心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以一个窗口,一个机构,一个图章来处理外商投资,积极改善投资环境。我们非常热情地希望外国的企业家和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到上海来投资。

他在回答日本共同社记者提问时说,如果这个措施得以实施,上海的投资环境就会有很大改善,外资到上海来的速度一定会大大加快。他说:「我们一定说到做到!」朱熔基的这一番表现,立刻被上海各主要新闻媒介迅速向上海市民传播。三月三十一日的上海《文汇报》以头版头条位置予以报导,「出席人大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朱熔基对中外记者说:只要解放思想以改革总揽全局,上海重振雄风的一页就将揭开。」

事後立刻有上海的记者分析说:全国人大长期以来只是个表决机器,各地代表每到开会时不过是应付差事而已。虽然朱熔基也明白这个道理,但他都能恰到好处地利用会议的机会为自己还没有正式出任的职务主动曝光,为上海吸引外资大肆造势。他在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的这番表演,既不忘说明自己目前「钦差大臣」(由国务院派往上海)的特殊身份之重要,又巧妙地为自己顺利荣膺上海市市长拉了选票。

这位记者又评论说:通过利用全国人大会议的记者招待会这一难得的机会,为自己造势的举动本身,第一说明他智商足够,懂得见机行事和见缝插针;第二说明他多少还有点民主意诚,虽然知道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是民选,但还是明白必须争取民意的道理;第三说明他很有些开放意识,学会了西方政治家在公众场合作秀的本领。

这位记者又评价说:朱熔基的精明,还表现在作秀的同时并没有忘记留番「後手」。而这个留後手的办法,就是讲足他在未来工作中将遇到的重重困难。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果将来工作没有起色,也容易被人谅解,工作只要稍有起色,则又反衬出他的劳苦功高。

讲足困难为将来的功劳作铺垫

朱熔基在全国人大会记者招待会上,不断地强调上海工作的困难。他说,上海工业发展速度近几年不仅低於广东省,而且是全国倒数第一,这是改革过程中发生的问题,有历史原因也有其他一些原因。首先,上海是全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最集中的城市,过去一直是「计划经济模式的模范执行区」。因此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後实行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上海就越来越不适应,上海主要是加工工业城市,原材料过左百分之八十kao国家计划调拨,现在不行了,国家调拨的只占百分之二十,而且原材料价格普遍小涨,因此发展速度就上不去,财政也就不断「滑坡」,这是主要的客观原因。另外一点,上海过去的财政是跟中央财政一起吃大锅饭,为了支持全国,支持兄弟省市,建国以来上海共上缴财政四千亿,确实影响了上海自己的发展。

朱熔基在为上海人发出上述牢骚时,毫无疑间能够沉刻得到上海百姓、包括上海市各级党政干部的强烈共呜。但是,朱熔基在这样的场合,并不敢说出上海当时从全国老大变成全国倒数第一的真正原因,只敢用一句「有历史原因也有其他一些原因」隐去他内心的苦衷。实际上,没有人比他更明白上海当时的落後,完全是因为人为的原因,是因为中共保守派元老,一直将上海做为计划经济的大本营与改革大趋势,进行垂死抗争的结果。

经济形势是如此,政治形势则更加险恶。自从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七年,上海存在著以芮杏文(市委书记)为首的「市委派」和以jiangzemin为首的「政府派」,两派剑拔弩张,争斗十分激烈。由於争斗双方都不愿向对方低头,中共高层只好采取拆散其中一派的作法,於一九八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三大之前,调芮杏文到中央工作。

但十三届一中全会的「选举」结果一下来,原先地位低於芮杏文的jiangzemin,成了政治局委员,芮杏文则只是个比政治局委员低半格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自然很不服气。但据传说,就是这种安排也是时任总书记赵紫阳为了摆平关系,忍痛牺牲亲信鲍彤的结果,他把原先内定安排鲍彤出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让给了芮杏文。

十三届一中全会开过後,jiangzemin立刻被正式任命为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市长。而原属於芮杏文旗下的原「市委派」的干将们,一夜之闲即倾巢倒向jiangzemin一边,效忠电话和效忠信接二连三,使得jiangzemin一时志得意满,政治野心恶性膨胀。如此恶劣的人际关系和政治形势,使得朱熔基还没有正式上任即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信任危机」。

危机四伏

八七年十二月,中共正式宣布朱熔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八八年一月二日,朱熔基与jiangzemin等一起陪同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视察上海,上海电视台播出了这则新闻,次日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又刊登了朱熔基站在赵紫阳身边的照片,自此,上海市民才知道中央给他们派了一位新的市委副书记。较精明一点的上海人则会透过芮杏文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jiangzemin接任上海市委书记等事,理解到朱熔基是中央派来接替jiangzemin上海市长职务的。

在当时举行的上海市党政干部会说上,当jiangzemin第一次向与会全体介绍朱熔基时,台下掌声了了无几,凸显出jiangzemin的几巴掌拍得格外地刺耳。而本来就生了一副严肃面容的朱熔基,面对此情此景就更无法展出笑容了。干部会议结束後,朱熔基心情自然不好,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在来上海前对上海的困难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现在越来越感到任务艰巨」。不过虽然心里叫苦,在公众面前,他还是强调「既然来了,就要鞠躬尽瘁,与上海人民同甘共苦」。

八八年四月,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朱熔基在正式选举之前,又多次利用代表小组讨论的机会给自己造势。他说:来上海两个多月,加深了对上海的认识。上海是全国科技、文化、教育、管理水平比较高的地方,能人多,主意也不少。按著,他又对上届政府进行了非常高的评价,称上届政府「为下届政府顺利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开拓了方向」,他的这些表白,自然使jiangzemin等人感觉十分舒服。然後,他又应代表的要求,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他自幼的苦孩子出身及五八年因言获罪打成右派,後来又下放劳改的患难经历讲出後,引起与会者一片唏嘘。尤其是他大胆地把自己一九五七年因言获罪,因而招致长达二十年之久的精神和肉体磨难的经历讲出来以後,「新市长是个老右派」的消息,迅速在全市老百姓和知识分子中传开。由於中共在四十多年里,搞了一次又一次、一场比一场过火的政治运动,所以在整个大陆老百姓中早已造成强烈的逆反心理,「老右派」的出身,反而自然使朱熔基得分不少。

朱熔基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後,与他有过多次接触的上海某大报记者感慨地评价说:朱熔基是我接触过的中共高级干部中最懂得琢磨民众心理的。他是共产党的高官,骨子里可能还是对共产党政权有著相当的感情,但是他却懂得去迎合民众对共产党的逆反心理。刚到上海时,朱熔基知道自己在上海没有背景,为了服众,不得不在一些场合里,强调自己是赵紫阳同志派到上海帮助jiangzemin同志主抓经济工作的。但在人大会议的场合,他却又不失时机地做出一番尊重民意,接受上海市人民挑选的姿态。

抓经济也抓民心

在上海市第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有与会者提出,过去,我们投了某一个候选人的票以後,还没有见过这人是什麽样子,关於候选人的一切情况,只能依据大会印发的一点文字资料。这次人大会应该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改革,让市国家机关领导的候选人与代表直接见面,各自向代表介绍自己的简历、政绩和施政纲领。这个建议一提出,首先得到了朱熔基的响应。而且在人大代表小组讨论会上,他也主动表示说,「丑媳妇不怕见公婆」,我就好比嫁到上海来的「媳妇」,代表上海市人民的人大代表们,就是专门对我这个「媳妇」进行品头论足的。

四月二十五日,身著驼色西服、系著红黑相间领带的朱熔基面对八百多名市人民代表,发表了坦率、务实、充满、自信的竞选演说。本来大会规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和副主任候选人、市长和副市长候选人及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市高级检察院长的候选人,各自的施政演说时间限制在十分钟以内,最长不超过十五分钟,结果,朱熔基讲了一百一十分钟。

朱熔基一登台,其开场白即赢得满堂喝彩。整个会场上因为他的演说内容,一会儿是掌声,一会儿是哄堂大笑,气氛非常活跃。而与其他人大代表一同听讲的jiangzemin等人,明知朱熔基如此表演,会使他们的形象在比较之下大大减色,但也只能强装笑脸,不时地附和一下众人的掌声。有在场记者观察说:「前任市长jiangzemin,在朱熔基的演说过程中显得十分被动,众人一鼓掌,他也赶快拍手,动作老是比别人慢半拍。」显然,jiangzemin此时的心里是非常不受用的。

按著,朱熔基以非常谦逊的口吻,要求会议主持人同意他延长时间,而平时最讨厌听取领导人长篇宏论的人大代表们,竟然以掌声欢迎他延长演说时间。
在一小时五十分钟的演说中,朱熔基许诺说:如果我当选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的市长,我将使上海市政府成为「廉洁、高效率的政府」。朱熔基又说,新的一届政府将在上届政府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开拓,但振兴上海不能提倡短期行为,而应有长远打算。

朱熔基在竞选演说中还提出了七条施政措施,包括: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政府官员要廉洁奉公,要从小事作起,制止吃喝收礼之歪风…把上海市政府置於人大常委会和市民的监督之下,把市人民代表的意见作为施政的座右铭:为加快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轨,一九八八年将集中精力发展生产、特别是出口生产,并整顿松懈的劳动纪律:做好肉禽蛋蔬菜等的供应工作,同时加强市场物价管理、制止乱涨价;发挥上海科研优势,促进科研与生产相结合;保证教育经费稳定逐步增长,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建设,并著手开发浦东、崇明新市区。

竞选演说刮叫

朱熔基的演说,多次被代表们少有的热烈掌声所打断。这是该次人代会所有发言中,获得掌声最多的一位。当日下午,朱熔基当选为中共第九任上海市市长。四月三十日,朱熔基在上海市九届人大闭幕式讲话後,再次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亮相,用他的伶牙俐齿,为拉拢外贸到上海投资对外国记者进行轰炸式宣传,kao他那如簧巧舌,捺拨得每一个上海市民,都憧憬起大上海的美好未来。上海电视台转播了这次记者招待会首况後,就连一些原先十分不服气的所谓「老上海」干部也不得不承认,阿朱有一套。

不过,尽管他在七届全国人大的记者招待会和上海市人大会议上口若悬河,可是不少人对他的能力仍持观望怀疑态度。因为朱在担任上海市市长之前,最高职务是国家经委副主任,主管全国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工作,以前从无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的纪录。论资历,他不能同江道涵比,他同前任市长,此时任市委书记的jiangzemin相比,也差了好几级。市民包括中层干部,对他并没有抱什麽太大希望。人们担心,做上海这样一座巨大城市的市长,各种事务千头万绪,他能胜任吗?何况长期以来,上海市是权力斗争的主战场。上海曾是东方最灿烂的一颗明珠。但自中共执掌大陆政权後,这颗明珠就迅速黯淡了。

朱熔基的前任包括:陈毅、柯庆施、曹荻秋、张春桥、彭冲、汪道涵、jiangzemin等,除少数几人外,其余不是思想僵化保守,使上海发展停滞不前;就是兴风作浪,为了一己的仕途,不惜让上海成为政治浊流的漩涡。文化大革命就是发源於上海,jiangzemin在上海封杀《世界经济导报》,也是八九年「六四」镇压的第一枪。

「四人帮」倒台後,先後有彭冲、汪道涵、jiangzemin担任过上海市市长职务,他们都没有在市民中建立过威望,其中最令人失望是彭冲(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照理,他得天独厚,是接替「四人帮」中的「狗头军师」张春桥的位子而来的,完全可以在重建上海中作一番事业,但由於他坚持华国锋、汪东兴的「两个凡是」方针,被上海市民笑称为「彭冲不冲」(不向「四人帮」极左路线冲击)。

朱熔基上任伊始,即多次坦率承认,自己长期在中央经济部门工作,缺乏地方行政工作的经验。但他表示:自己有决心身体力行,在上海努力树立起一个廉洁、高效率、有权威的市政府,「重振上海雄风」!既然大话出口,而且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介把这些响亮的口号都已经传播得家喻户晓,所以老百姓们自然当真。朱熔基四月三十日正式发表施政演说,当晚市政府值班室即电话不断。到底有多少市民和普通干部的电话追著要找朱熔基,事後没人统计,但朱熔基自己统计了他正式上任一个月内接到的「人民来信」数字:三千六百封。

三千六百封检举函

朱熔基曾在全市局级以上干部大会上说:这三千六百多封群众来信,绝大部分都是揭露某些弊端的:由此可见当时上海老百姓心口已经积蓄了多大的怒火。
於是,朱熔基借口顺应人民群众的要求,这一让jiangzemin等人无法回绝的理由,对上海市的干部队伍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

他先是要求全市局以上干部满足他提出的三条为政标准,即:「解放思想,做敢冒风险的改革者:为政清廉,做问心无愧的公仆:深入基层,做解决问题的能手。」 还具体要求上海市的纪律监察部门,把眼睛盯住全市的干部,发现不正之风,立刻查处。上海一些有机会经常接触到朱熔基的人士说,这位市长的风度和学识,常常使人不由自主地被他所吸引。他平时言谈举止从容不迫,办起事来,却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他最不能容忍的是磨磨蹭蹭、拖拖拉拉的衙门习气:最讨厌的是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的官腔,并且对此批评严厉,不留情面。除了极正式的场合外,他在公众面前讲话、作报告,向来不念讲稿,而且喜作即席的、交互式的讲话,逻辑严密,层次分明,内容丰富,文辞生动,每每令听讲者入神。

正式当上市长後,朱熔基审时度势,感觉到在中共中央给了比过去多得多的财政等方面的自主权後,今後开展工作的难点就不再是政策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於是他要市委举办一个局级以上干部「认清改革形势,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讲学班,第一课就是由他自己给全市局级以上干部作《目前上海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向全市局以上干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希望全市局以上干部解放思想,投身实践,做敢冒风险的改革者。过去,由於旧体制的长期束缚,相当大一部分同志的思想,还不适应在商品经济的海洋中游泳。那种老大自居,委屈埋怨和故步自封的情绪必须克服。搞活上海大中型企业要kao管理,kao质量,kao下硬功夫,而不能把企业行为搞乱。第二,要为政清廉,办事高效,做问心无愧的人民公仆。局长们都能清廉持正,上海的社会风气一定会好转。第三,要下放权力,深入基层,加强监督,善於协调,做解决实际问题的能手。

人事改革

按著,朱熔基又别出心裁地搞出了一套政府机构人事改革方案。在他的建议下,市人大常委会很快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审议和决定市人民政府的委、办主任和局长的任命事项。由朱熔基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本届市政府部分委、办、局主任和局长的提名名单,共六十名。另外,朱熔基还在提名过程中的具体作法进行了一些改革,改变过去对被提请任命人员介绍过於简单的做法,在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本届市政府组成人员职务的任命建议案的书面报告的同时,要提供被提请任命人员的基本情况、简历、表现及优缺点和提名理由。还责成被提名人员要到会与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接受提问和质询。

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任命後,为让他们增强国家观念、公仆观念和民主与法制观念,还要给他们举行颁发任命书仪式,并与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座谈,介绍各自的工作计划。市政府换届後,市人大常委会重新任命新一届市政府组成人员,这在中共统治史上还是第一次。不但过去在上海没有先例,在全国也是一件所谓的「新生事物」,为此,jiangzemin等人曾担心朱熔基力主的这项人事制度改革「步子迈得大大」,但朱熔基坚持要做。此举立刻在上海的党政干部中引起轩然大波,一些早已经习惯於只要不犯错误的干部就是好干部,只要同党委主要领导关系好,不升官至少也能保住乌纱帽的人非常不满,私下里发牢骚说:不但把我们的优缺点都一一宣布,而且还要我们站在人大代表面,而被他们评头品足,这不像是任命国家干部,倒是像市场上卖马!

一时间,上海市的多数局级干部日日坐卧不宁、寝食不安,谁也摸不准新市长那个宝葫芦里到底装的什麽药。惊慌失措之余,有腐败劣迹者,要麽抓紧订立攻守同盟,要麽抓紧退款销贼;自认廉洁无比但却能力平庸者,要麽抓紧时间自我表现,要麽赶到jiangzemin等人处哭诉「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声称「党才是我的亲娘」。擅搞拉帮结派、投机钻营者,则抓紧调查新市长是好吃软还是好吃硬,是爱古玩还爱美女,准备摸准了行情就「对症下药」,投其所好。也有个别心里胆虚者,担心被朱熔基从领导岗位上拿掉後脸上无光,乾脆自己先提出了辞职。

七月二十一日,市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由朱熔基提名约六十名局级干部名单,分别在市政府重要部门担任正职领导。但是,这一人事制度改革的结果,也并不像朱熔基事先预料的那样理想。他私下里曾一再向北京去的老朋友表示,上海的干部「软绵绵的」,太「上海腔」了,办事不负责任,思想太不活络,这样的干部队伍,不动真格的去治理,行吗?「做好事,打圆场,谁都会,但上海的工作kao谁去干?」朱熔基不免有些颓丧了。

朱市长,这是假的

当然,也有人评价朱熔基是借改革之名排斥异己,任用亲信。但公平地讲,朱熔基不这样做,一是无法在上海的党政干部中立足,二是无法在老百姓那里得分。出任市长不久,上海人就给了朱熔基这样的评价:这是一个真正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的领导人。他一到上海,立刻表现得同jiangzemin投机、圆滑完全相反的工作作风。他那雷厉风行私务实而体察民情的精神,给上海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海的环境污染是与交通、住房齐名的二大难题。上海曾兴建黄浦江上游引水一期工程,以改善市民饮用水和工业用水的水质,但由於黄浦江上游有不少污染严重的工厂,每天向江中排放有毒有害的污水,严重威胁著黄浦江。

八九年七月间,朱熔基率员到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召开现场会。面对黄浦江日趋严重的污染,他说:「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没有黄浦江就没有上海!我们对黄浦江应该有一种对母亲的深厚感情。」一次,朱熔基去某垃圾码头视察,昔日蓬头垢面的垃圾码头,为了迎接朱市长光临视察,匆匆间被粉饰一新。当市长踏上这片经过了一番「梳妆整理」的工地时,人群中忽然响起一个声音:「朱市长,这是假的!」

後来朱熔基在电视讲话中说:「作为市长不能保境安民,我宁愿以身殉职」。萤屏上时常出现的那张冷峻的脸,与市民之间的距离一下拉近了。而jiangzemin那张胖呼呼,带著一付媚笑的脸,却给人完全相反的感受。要治理和建设好一个拥有一千二百万人口的巨大城市,第一位重要的是稳定人心和对人心的凝聚力。朱熔基从当上上海市市长之初起,就十分重视这一点。

朱熔基刚刚到上海时,正值上海公共交通系统职工人搞变相罢工,公共交通几近瘫痪。当时上海公共汽车、电车职工,由於奖金少,待遇差,集体采用「开慢车」的办法,变相罢工抗议。比如从徐家江到外滩,二十六路电车正常行驶时间为二十分钟,即使交通十分拥挤的「高峰」时,也只有四十分钟,然而都要行驶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市民们怨声载道。

朱熔基用「快刀斩乱庥」的办法,一下子解决了前任政府拖下来一直解决不了的「老大难」。他宣布给公共交通公司免除上缴税收六亿元,并且补贴他们每年二亿元,使公交职工的情绪马上平和,一切恢复了正常。按著,朱熔基又抓了出租汽车乱收费,个体汽车出租车漫天要价等问题,成立了乘客挥手一定要停,任何地方都得载客去的「大众出租汽车公司」,出差来沪的外省人和在沪外国人最为烦恼的「出租汽车服务质量差」的问题有了圆满解决。

快刀斩乱麻的作风

朱熔基所办的实事中,最为市民称道的是市政府在「菜篮子」上所下的功夫。他常说:民以食为天,稳住了「菜篮子」,就能稳定人心,上海的一切工作才能开展起来现在走进上海各个菜场,只见各种蔬菜、肉类、鲜鱼、家禽摆满了货架,价格也基本稳定。市民的牢骚也少了。朱熔基对上海的整体发展,为了作周密的考虑,八九年三月,他率领建设、规划部门的官员赴天津、北京,考察这两个城市的整体规划和建设。回到上海後,他多次听取有关方面对上海城市规划的意见,并先後邀请北京、天津城建方面的专家、学者到沪考察,听取专家们对上海市内交通、城市整体规划布局、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口建设等方面提出的建议,以图对上海的城市规划进行调整完善。

性子急,脾气大是朱熔基的一大特点。看到上海的干部队伍不得力而导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在一次讨论上海生产的市政府扩大会议上,平日一直趾高气扬的纺织局长说,他们局这个月大概比上个月可以增产分之五到六,朱熔基听了立即打斯他的话反问道:「局长同志,究竟是百分之五还是百分之六?是百分之五点一还是百分之五点九?为什麽不是准确的数字,还要加什麽[大概]、「也许」之类模棱两可的话,凡是统计数字,一定要十分精确,是多少,就是多少!」

九零年一月,朱熔基要去郊区川沙县搞「试点」调查研究,事先在金山县召开了一个全市的农业会议。会上,他让市里一位主管公司的经理拿出一个有关数据,那位不争气的经理惊恐地解释说,正在让下面的同志统计。朱熔基立刻拍著桌子怒斥道:「我叫你来开会干什麽?是叫你来汇报工作的。你现在就给我离开会场。走!」

经理遵命离开了会场。此後,这位经理只要有机会就大肆攻击朱熔基,「凶神恶煞,哪有一点共产党干部的样子?」他在到任不久的一次市政府办公会议上,一位副市长因为参加一次剪彩活动和随後的宴会,迟到了二十分钟,朱熔基当著所有与会者的面,问这位副市长:「我看你能否少吃一点宴会啊?这麽多人在等著你呢!」那位副市长生平第一次受到这种奚落,十分尴尬,以後再也没有人敢迟到了。在以後几次会议上,被朱熔基批评得几乎下不了台的局长,有二十多位,这就更要得罪一些旱已经习惯於「无过便是功」的「稳健型」干部。某些对朱熔基怀恨在心的人,便放出上海市「局级干部将面临大换班」的谣言,企图联合起来「赶走朱熔基」。

严厉管理属下

那些被朱熔基批评的人,也一齐向jiangzemin哭诉,使jiangzemin对朱熔基颇有意见。在市委书记、常委的民主生活会上,jiangzemin厉声说:「你在上海不团结这些副市长、局长们,kao个人能耐行吗?」jiangzemin又一再指出,搞个人英雄主义,非垮台不可,还是要依kao各方面同志。当时jiangzemin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朱熔基仅仅是个中央候补委员,两人党内地位相差太悬殊,对jiangzemin的严厉批评,朱熔基不得不表示诚恳接受,并一再作「自我批评」。此後,朱熔基不得不到处为自己的行为打圆场说:「看到一些事情没办好,老百姓对我们有意见,我心里急啊!我脾气不好,可能得罪了一些同志,请大家多多包涵。」一位上海记者断言说:如果让老百姓民选市长,朱熔基肯定高票当选;如果让厅、局级以上干部选举市长,朱熔基得票肯定不过半数,而朱熔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上海滩》杂志九三年第一期刊载龙年写的长篇报导《朱熔基市长应「考」记》,记录了朱熔基在上海关心市民生活、重视市民来信的若干事例。与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一样,阅读和回复市民来信是朱熔基与市民沟通的另一种方式。据统计,八九年一至九月,市信访办共收到市民来信四万一千件,其中朱熔基的便约有二万一千件。到此时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收到的信件累计已超过四万封。信访办特地委派近十名干部专门处理给朱熔基的信。他们对来信逐一登记、筛选、摘报、查办转处,有些则由朱熔基本人直接回复。八九年他们为市长摘取特别重要的来信九百多件,这就是说,朱熔基平均每天看信三封。最多的一天,九月十七日,他批阅了四十八封来信。随看随批,交代有关负责人去办,办得如何,过後还要查。

有人曾建议,一个人精力有限,市长忙,对来信不必管得这麽具体。朱熔基说,我就是要做个样子给下面,市长都看市民来信,区长、局长为何就不应该看呢?他还特地让秘书向市信访办传达了四点意见,明确提出:对提出重要建议、揭发重大问题、反映特殊困难或带倾向性问题的来信,要作为重要来信处理。此外,对批转的来信如何催办、如何复信,也都提了具体要求。

上海市某县一所中学的语文教研组组长,忽然被莫名其妙地调离了工作多年的岗位,原因据说是与同校领导和教师「关系紧张」。他在朱熔基上任不久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六年前的委屈。根据朱熔基的批示,有关方面组成联合调查组,最後上报的调查结论是,考虑到他已经调离的现实,不便调回原来的中学,宜徵求他的意见後,另外落实一个单位。真正的理由则是让他回原来的中学,就会被认为是领导错了。

从市民来信中发现问题

朱熔基在报告上批道:「领导就不能有错?」「我看把他调回原中学,问题可能好解决的多,这样也不去追究谁对谁错了(都作自我批评)。再调一个地方,还可能扯下去。」他终於回到了原来的岗位,六年中因调动问题末领的工资、副食品补贴也原数领回。一件本来并不难解决的问题,市长过问了才有结果,这种事情不少,原因就是官僚主义作祟。

一位镇人民代表的来信说:「我在一九五五年买一幢房子,从签订合同、登记过户到税务局纳税,一天时间,手续办完。效率之高,今人叹服。去年我想与人调房,共房屋交换所办手续,时过三哨月,杳无音讯。去催间次数多了,被骂了出来:「时间越长,对你们越负责,你懂吗?」我的两户老邻居申请接水进屋,厂方同意接装。至今,一户申请已三年,另一户近一年了,看来归西前接水进屋希望不大……。」朱熔基立即批示:「请将原信印发市委、市政府并建委、财贸办」。他还藉此为例,廉政要抓大事,但是开门七件事也是大事、性命交关的大事,一定要管好。

廉政风暴刮起後,大批反映干部问题的来信转到朱熔基手中。有一位职工反映,该厂连续数年没有完成生产任务,但厂长竟向上虚报,骗取承包奖金和「先进厂长」称号,工人拿不到奖金,厂长都名利双收,而且多次去美国、联邦德国。经查,这个厂长八九年虚报产值百分之三十八,查首後,即予撤职,并取消「先进厂长」称号,追回承包奖金:全局通报批评。一封匿名信揭露上海某街道盛行的不正之风,街道「三整顿」、城建办等几个部门向个体户集资,每户先付几百元搭建活动房,然後出租给个体户经商,每户月租一百元:有的居委会租进活动房间月租七十元,现转证给个体户,从中牟利;居委会还规定大小机动冻进出里弄每次要给「养路费」十至二十元,这些钱都成了里弄干部的奖金。

朱熔基从信中感觉到事情的典型性,於是特批:「请通知各区注意,不得任意搭建临时建筑牟利。这都是机关搞创收的恶果。」从人民来信中汲取养份,从而增强对事件的判断能力,这便是朱市长阅信的收获,上海市行政事业性单位清理整顿收费办公室,制订颁发的《上海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规定》,就是针对上述来信列举的现象而出台的。
民不畏我廉

到上海工作以後,朱熔基可能是吸取了当时的天津市父母官李瑞环的成功经验,即「取悦於民」,「多抓几件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著的事情」。而像抓「菜篮子」及改善住房条件、交通状况,治理环境污染 硬性工作虽然非干不可,但一是要有钱,二是要有个时间过程,所以新官上任要想在短时间内迅速建立起良好形象,一定要抓好一两件能够立刻让老百姓拍手叫好的事情。

在正式当选市长之前,朱熔基经常背著市委办公厅的干部,独自找人,上到市政府主要机构的负责人,下到普通知识分于、工人、农民。在同市监察局局长吴德让的谈话中,朱熔基了解到上海的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化问题十分严重。吴德让是一九八七年九月被任命为市府监察局局长的。他向朱熔基表示:我是怀著「不怕撞得头破血流」,「手里提著乌纱帽」的决心上任的。吴德让的这一番决心今朱熔基大为感动,同时也使他想到了唯有抓廉政建设这一软性工作,可以在不需要任何投资的前提下迅速见效,取悦於民。於是朱熔基将他列为政府换届後重新任命的六十名局级干部中,第一个通过考核的对象。

朱熔基对他说:你的两只眼睛就给我盯住上海五百零六位委办局领导干部。只要你在廉政建设的问题上不怕得罪人,我帮你保这项乌纱帽。不是说上海有人「通天」吗?那好,保不住你的位子,我陪你一起摘掉头上的乌纱帽。封建时代的清官都懂得「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道理,何况我们这些共产党的干部。

吴德让向朱熔基汇报说:八七年十月,他曾随中央监察部的代表团到瑞典、英国和苏联考察这些国家的廉政建设,廉政制度问题,这些国家对官员以权谋私的处理方法,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公开,新闻媒介一公开就成了丑闻,这些人当官就当不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为什麽做不到?

朱熔基对吴德让的想法非常赞成,当即表示自己将以市委副书记的名义,在市委常委会议上提出建议,要求宣传部门配合廉政建设的宣传,利用公开媒介,对上海干部进行廉政监督。而上海市民在听到朱熔基决心狠抓廉政建设的承诺後,也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举报电话和信件,搞得朱熔基的秘书应接不暇。
有了朱熔基的大力支持,仅八八年一年,上海市就查处了二十九个委办局负责干部,其中有的通报批评,有的被责成限期退还贪污受贿款项,有的还被在新闻媒介曝光。

对公安也一视同仁

他刚刚到上海工作後,即向各区、县长及市府官员赠送并逐句解释一段古训:「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分则明,廉则威。」但市政府在他主持下制定并公布了改善政风的八条规定後不出一个月,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航运局,便在两周召开的联合工作会议上摆了七桌宴席,冷盘热炒外加烟酒,共花去一千四百三十元人民币。

当天晚上,即有在场人员,同市监察部门告发。像公安局这样的执法部门,一般因为大权在握,所以轻易没有人敢於开罪。但朱熔基接到情况反映後,立即批视:登报批评,处分有关人员。市政府召开有关会议时,朱熔基看到一些局长之间互递外国名烟,立刻发问:「你的外烟那里来的?你的工资够抽这种烟吗?」被逼问的局长一时语塞,被弄得十分下不来台。

他又亲自主持市政府制订《干部廉政守则》,严禁请客送礼,还带领一百二十名局级以上干部,在上海文化艺术节舞台上合唱《干都廉政歌》,并指定上海电台和电视台将这首歌,作为每日节目的首尾进行曲。

著名的「四菜一汤」制度也是他最先制定的。他给市委纪委送去条屏「刚直不阿,秉公执法,留得两袖清风」,鼓励纪检干部大力肃贪,迅速罢免了两名副县长,并把一名市委候补委员投入狱中。这一措施果然有效,上海局级干部大吃大喝的现象,远少於外省市。提倡廉洁,并且对违纪干部「动真格的」,自然免不了要得罪人。廉政抓了一年以後,朱熔基为此尝尽了甜酸苦辣。

他在八九年三月的上海市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向人大代表诉苦说:拿上海整顿秩序混乱的出租汽车业来说,刚开始时,要吊销四个乱收费的司机执照,就是难落实。我问三家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卡在哪里?明天一定吊销这四个人的执照,并要见报。谁想不通,谁到我这里讲道理。现在,已吊销一百多个执照,漫天要价的情况才有所收敛。

他又说,最近报载,一公共汽车售票员殴打孕妇,我看了报纸,批了「害群之马,开除」几个字,但公交部门却打报告「解释」,建议作「停发三个月奖金」处理,还说「请朱市长决定」。现在很多事情就这样,层层开脱,不肯得罪人。

朱熔基表示,即使是这样,我还是要坚持「执政必须从严」的原则。现在我们常抱怨「大气候」不好,其实,「大气候」是「小气候」造成的。如果大家都来从严治理「小气候」,「大气候」就能改变。当前治理整顿更需要我们从严执政,令出法随,不能讲一套,做一套,必须扎扎实实抓,不然,有了好政策也没有用。我当市长的最大体会就是:「统一思想,从严执政。如果和和气气,吃吃喝喝,谁也不想得罪,那什麽事也办不成。」

贯彻廉政政治

在这次人代会上,吴德让向代表们汇报说:目前,干部贪污腐化现象仍是有增无减,今年头三个月里,已经有二十三个委办局领导干部被举报,问题的性质,也从去年大都是多吃多拿,发展到现在的贪污受贿。

人民代表们听到这则汇报後,群情激愤,所以在他们听到朱熔基代表市政府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从严执政,加强廉政建设」,掀起新一轮的廉政风暴时,两次热烈鼓掌,表示热情支持。朱熔基在报告中要求说:必须「完善人民群众的信访和举报制度,依kao群众监督。支持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

在这样一种强大攻势下,九零年一年里,上海的干部队伍贪污腐化现象才有所收敛。据统计,从九零年三月到十月,上海市各级干部上交的拒收「回扣」及酬金等,共有四千二百三十一人次,折合人民币五十八万多元:上交礼品共有两万四千六百一十三人次,折合人民币一百二十三万余元。同时,在这段时间里对违反廉政制度规定的干部,责令补交、偿付费用的有五百八十五人次,金额达十六万余元,追缴和没收非法所得约有一百九十二人次,金额达二十六万余万元,经济处罚约有七十二人次,通报批评约有七十二人次,给予行政处分的有四百多人。

由於朱熔基在廉洁的问题上,首先从自我严格要求做起,所以,即使对他恨之入骨的人,也抓不到他的把柄。他从来不受任何人的礼品,就连桑梓间送来的土产,他也一概不收,拒绝之严,常使人尴尬而返。有时发现「飞来之物」,必遍问家中各人,探明送礼之人,然後退物退款。一次为了送来的一筐葡萄,查来查去,弄的一家不得安宁。

上海人说,老百姓对政府领导人总免不了评头品足,但在议论到朱熔基时,没有人能够举出他生活作风腐化的实例来。一位现在美国作访问学人的原上海某大报记者说:我们在上海与朱熔基接触是很随便的。每当有大型节日和庆祝活动时,我们都能看到如jiangzemin等上海市委和市府的领导人都要捎家带口地进出文艺演出场地,而只有朱熔基总是独自一人。每当记者问他为什麽您的夫人从不露面,他总是笑而不答。大陆《中华英才》杂志刊登过一篇对他得报导,还发了他和夫人一的幅照片,照片说明是:就是在同妻子合影时,朱熔基也是不苟言笑。但是,文章和照片说明中仍然是没有出现他妻于名字。朱熔基返回北京工作後,许多国务院的工作人员也只是知道他的妻于原来在国家经委能源局工作,现在好像是在国家计委工作。

亲民作风

朱熔基的夫人叫劳安。中学和大学都是朱熔基的校友 先後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和清华大学电机系工作,有「高级工程师」职称,现任国家某信息中心的负责人。劳安为人慊和、贤淑,自己事业有成,但相夫教子颇尽其责。他们夫妇育有一子一女,长相酷像朱熔基,分别在美国和加拿大留学。其中三十来岁的女儿朱燕来,现居加拿大温哥华,其夫是北京人,多年前移民加拿大,曾在加拿大政府部门工作。与朱燕来相熟的人都说,「燕燕(乳名)没有一点高干子女那种惯有的居高临下的架子,完完全全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

总的来说,朱熔基在上海为政期间,颇得知识分子称道。刚刚当上市长不久,他就主动到上海复旦大学去做形势报告。在报告中,他反复强调「要保证上海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居全国第一」,於是掌声一片。

另外,朱熔基非常注意多抽时间参加上海市知识界的各种集会,如新闻界的集会,科技界的报告会等。於是,知识分子们自然得出「朱市长平易近人」

「朱市长思想开明」等良好的评价。而最被上海知识界所称道的,则是朱熔基对於上海著名作家张士敏,涉嫌「诽谤」案的态度。

张士敏是上海很有些名气的一位中年作家,因为曾经写过一篇揭露中共交通部的官僚衙门草菅人命,无视海员死活的报告文学而走红。同时,因为他曾拒绝过在香港当阔商的父母亲的劝说,不愿到香港过有钱人生活,而一度在政治上看好,上海的报纸曾经发表专文表彰他「有一颗爱国心」。一九八六年,时任上海市长的jiangzemin还接见过他。

「六四」之前,张士敏创作一篇长篇小说《荣誉的十字架》,内容以一个全国「劳模」出身、经历为背景,描述了所谓「劳动模范」的人性被扭曲和异化的悲剧。但是,这部作品问世不久,即有一个叫杨怀远的上海「劳模」上诉,声称作品中的人物是以他为原型,所以整部作品的内容涉嫌诽谤,损害了他的名誉。

八八年七月中旬,杨怀远向其居住所在的上海徐汇区中级人民法院正式提出起诉,要求追求作家的刑事责任并向他赔偿经济损失。在此之前,杨怀远还在上海国际国际海员俱乐部举行新闻发布会,谈他同张士敏作品中之人物的关系。杨氏表示,一九八五年作家张士敏曾经应工人出版杜之邀,撰写杨怀远传记,书名为《一个「傻瓜」的故事》。後来在采访中双方发生意见分歧,杨怀远及妻子均不同意继续传记的创作。事隔三年,作者却发表了小说,作品中主人翁的特徵、经历,包括具体的细节,甚至连一些原诗都是他的原型,故使他和家属的名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精神上受到极大创伤。
政治影响司法

杨怀远的上诉得到了其上级领导的支持。在新闻发表会上,上海海运局工会主席陈昌本表示:作品中的描写对我们的船员家属的写法是极不公正的,尤其是在实际效果上对杨怀远同志的爱人的中伤和诽谤更是今人难以容忍。所以要借这次新闻发表会「为劳模伸张正义,以取得社会舆论的理解和支持」。杨怀远等人的纠缠在大陆新闻界和文化艺术界引起强烈反应,不久即有上海约五十八名作家和评论家联名发表呼吁信,反对干涉作家的自由创作权。《中国青年报》也发表文章,指出这是中国大陆文学创作第一次涉嫌诽谤案。文中还引述一名作家的话说:「写报导会被人控告,写事实的纪录也会被人控告,现在写小说也惹来官司,将来还有什麽可以写的?」好在当时的大陆政治形势毕竟已经多少有些宽松,所以对杨怀远的这种无理取闹,支持者甚寡。时任上海市委书记jiangzemin看了五十八位上海作家及评论家的联名信後,指示道:暂不受理,暂不报导,双方多作自我批评,以团结为重。

上海徐汇区法院,放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正式通知杨怀远,以「此事难以成立」的理由要求杨怀远撤诉。几个月後,大陆爆发八九学运,张士敏热情地投身其中,把写上自己斗大名字的布条像披授带一样斜挎在肩,与王若望等上海知识界人士走上上海街头,声援北京学生运动。「六四」镇压以後,政治形势突变,张士敏「参与动乱」和「诽谤劳模」约两项「罪行」被新帐旧帐一起算。

中共左派理论家的当家人邓力群专门调看了张士敏「积极参与动乱」的录影带,然後打电话给上海市委一个负责人说:「查一查张士敏在动乱中的表现,再把他诬陷、诽谤杨怀远同志的事联成起来,研究一下解决办法。我们党培养一个劳模很不容易,不能诳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毁了。」

jiangzemin此时已经成了中共总书记,对张士敏的问题也变了嘴脸,亲笔批示:「保护劳模,严肃处理。」

总书记一句话,上海司法部门即在「伸张正义」,「维护法律尊严」的幌子上将张士敏判刑六个月,缓刑半年。同时还限令张士敏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发表或出版《荣誉的十字架》,并追缴他出书所得稿酬四千元及赔偿杨怀远经济损失一千六百余元。

坚持原则

在这种恶劣的政冶气候下,朱熔基还是表现出了非常开明的一面。法院判决後的第四天,朱熔基在给政法干部作报告时非常生气地指贵说:「此事我作过批示,要妥善解决,杨怀远不听。那是他的事。你们法院 根据什麽这样判?你们说要保护劳模,难道知识分子就不要保护?将一本小说判罪,上海开了个很不好的先例。」

当张士敏知道此事後,非常感动,给朱熔基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几天後,朱立刻回信鼓励他道:「挫折对人的成长并非坏事。」
大概是朱熔基从这件事,联想到自己当年因言获罪的历史经历。虽然他当时以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身份,竟然无法制止一场悲剧的发生,但在那种政治气候下,他敢於给张士敏回一封慰问信,的确是非常难得了。

上述内容前半部分有当时上海《文汇报》关於杨怀远起诉张士敏的报导为证,後半部分则是张士敏出国以後,对采访他的台湾《联合报》系记者的亲口叙述,所以应该是有可信度的。

上海文化界透露说,这场官司在上海文化界被称为「千古奇冤」,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又一桩「现代文字狱」。但身为上海市党政第一把手的朱熔基,对此事的真正态度,至少在少数知情的知识分子中间普获赞扬。

对朱熔基的各个方面给予肯定者不乏其人,但也有人认为无论是大陆还是海外的评论,把朱熔基的种种好处说得过分。例如两名自认对朱熔基了解甚多的上海记者,对朱熔基的评价就几乎是完全相反。其中一位记者感慨朱熔基在上海出席公众活动,总是独自一身,但另一位记者立刻反驳说:在上海的公众演出场合或高级干部的休养地,我就好几次见到朱熔基太太和女儿。

这位记者举例说:无论是大刮廉政风暴也好,还是整顿干部队伍也好,朱熔基的这一切都是做给上海老百姓看的,与其说他是「一心只为民作主」,还不如说他最精通中共政权里「为官之道」更准确。他每到周末都要带著妻子,大学放假时还要把女儿带去郊区一所专为接待中央和外省市高级领导人的宾馆度假,每次都付十五块钱。可是他们一家在那里两天的全部开销一百五十块钱也不止。

这位记者还说:朱熔基到上海去以後,专门主持了一项工程就是改建这座宾馆。目的是让中央领导和外省市对他有用的领导人,到上海後有一个舒服的居住和旅游环境。朱熔基妙就妙在让人把这个特殊场所的内部搞得实在已经不能再豪华了,足可以同大陆的任何一间高级宾馆的内部设施相媲美,但外部结构郡搞得非常普通。这样,没有资格进到里面的老百姓,不可能知道这座建筑其实是「金玉其里,砖瓦其外」,自然就不会有牢骚了。
讨好两头的为官之道

这位记者又透露说:我早就从上海市政府的秘书们中听说,别看朱熔基在公众场合里对干部腐败表现得嫉恶如仇:别看朱熔基在上海得罪了那麽多jian、懒、馋、滑,甚至只干坏事不干好事的中层干部,但是他敢於得罪的人都是有选择的。他为官的标准就是「讨好两头,得罪中间」。所谓「讨好两头」是指上讨好中央,尤其是讨好中央的政治元老,下讨好普通老百姓。所谓「得罪中间」则是指得罪上海市的中层干部。虽然得罪这些人,也会给他造成一些人事关系上的紧张,但不得罪这些人,工作无法推动,更无法讨好对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痛恨到了忍无可忍地步的上海老百姓。所以,在这个得罪人的问题上,朱熔基是充分权衡了利弊得失的。任何一件他顶料到利小弊大的事情他是决不会去做的。「得罪中间」,他也是只得罪那些没有什麽背景或背景不重要的人物。比如上海的一些资格较老的老干部,只要是能「通天」的,朱熔基就从来不敢得罪 ,虽然他们已经表面上不再有实权了。

这位记者说:朱熔基在上海期间,在给自己留後路和给自己铺平继续上升之路的问题上玩得最漂亮的一手,就是千捧百吹讨好中央那批政治元老。本来,中央那批政治元老中,陈云和李先念因为非常看中上海,所以每年必去,邓小平和杨尚昆无论是为了个人休假,还是为了政治上的争权也是年年不缺。因而朱熔基与jiangzemin在这个问题上,一向是争相主管这项既烦杂又很可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朱熔基比jiangzemin棋高一筹的是,他一到上海,即排好了一个非常精确的中央老同志轮流到上海活动日程表。除了上述几个老人之外,平时对去上海活动不那麽热心的彭真、王震等,他都特地加以安排。朱熔基还高明的一招,就是借横向经济联合之名,邀请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到上海「传经送宝」。这些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当然乐得上海方面给他们安排如此妥贴的高级旅游活动。於是,各地的所谓「学习代表团」、「参观团」纷至沓来,路费自己出,在上海一切吃住游玩活动则全部由上海市政府提供。

当然,朱熔基搞这一套对上海经济还是有好处的,毕竟在宴席桌上才好谈问题,再加那麽热情的招待,那麽高级的宾馆和游船,各地的领导人自然是「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软」。

一石二鸟的手法

於是,内蒙和山西的煤炭、新疆和青海的羊毛、河南的茶叶、山东的水果……,过去由於各地搞经济封锁而卡了上海脖子的产品都被朱熔基要到了。同时,朱熔基也要到了将来在全国人大会上出任国家领导人的选票。朱熔基既然设计好了自己下一步的政治前途,那麽就必须提前打通各省市自治区的地头蛇们那道关。
《文汇报》还曾有一则报导说:朱熔基在当上市长以後,提出今後市政府召开的任何会议严禁送礼发包,可以不参加的剪彩、礼庆活动,干部应尽可能不去,但「可以请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多出面」,这样一来,上海老干部中那些「通天」人物,心里当然非常舒服。

两位记者对朱熔基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据一位中共高干说,「讨好两头,得罪中间」确实是朱熔基为官的一大特点,但这只能说明他为官的精明。既然要在中共内部当官,既然要想政治前途无量,讨好中共元老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政治制度使然:至於讨好各省市自治区的地头蛇,既然能够起到「一石两乌」的作用又何乐而不为?

这位人士评价朱熔基说:如果他想在中国大陆干一番事业,不论是否私心极重,仅仅想出人头地,都必须懂得为官之道,不然,事业难成,个人也含在复杂的人事关系面前一再碰壁。到头来,个人灰头土脸不说,事业也将一事无成。总的说来,朱熔基其人还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他就是真的花了上海人民的血汗,连一座豪华宾馆提供政要挥霍,虽然多少有为自己之处,但多半还是为了上海人的利益。这位人士的评价,替朱熔基道出了他的难言之隐。在中共政权下为官,要百分之百地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当年为中共政权立下赫赫战功的彭德怀元帅,曾经想过要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但最後的下场,是被毛泽东先从政治上打倒,再从肉体上消灭。彭德怀如此下场的根本原因是什麽?共产党说是「路线斗争」打错了对象,其实,至少毛泽东记恨彭德怀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公然在政治局会上反对组织「中南海文工团」。

「我不反对毛主席和局总理跳舞,虽然我自己从来不跳舞。但是跳舞就跳舞吧,干麻一定要为陪中央首长跳舞就组织一个中南海文工团,尽弄些年轻漂亮的姑娘成天关在这里。这哪是共产党的做法?老百姓知道了是要骂娘的。」彭德怀提出这种意见,毛泽东能不恨他?

张闻天为什麽倒霉?当然也是政治原因,但至少还有一条别的原因,那就是在延安的时候,张闻天斗胆把建议毛泽东不要同江青搞在一起的「基层干部意见」,当面传达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没有说什麽,几天後却宣布同江青结婚。

周恩来等人都被邀去捧场,唯独当时党的总书记张闻天,没有接到请帖。几十年後,那位请张闻天向毛泽东进谏的干部,虽已官至省长,却因一项莫须有的罪名被投入大狱,并遭活活打死。朱熔基要想在中国大陆的政坛上站住脚,要想实现他有朝一日从上海回北京,从地方诸候变成京城宰相的野心或抱负,就绝不能学习彭德怀,也不能学习张闻天。所以,朱熔基纵替邓小平 老同志修竣一座甚至几座上海行宫,或玩弄一些政治手法,只要不害人,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第六章 敞开大门振兴上海

朱熔基到上海工作的一九八八年,是上海向中央实行财政、外贸双承包的第一年,也是实施所谓「沿海发展战略」的第一年。上面放权,又减免税利,这自然是朱熔基到上海工作不久就见出明显起色的关键原因,但也必须承认朱熔基的工作能力和实干精神,为「重振上海雄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朱熔基在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施政报告时宣布:一九八八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完成六百一十二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国民收入完成五百三十三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点八;工业总产值突破一千亿元,完成一千零八十二点七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点五;农业获得丰收,总产值完成二十六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三十外贸出口创历史最好水平,达到四十六亿美元;地方财政收入超额完成,达到一百五十三点三亿元,完成了上缴中央财政一百零五亿元的包干任务,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九件实事全部完成。

当这句「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九件实事全部完成」的话音一落,会场内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大会实况通过电视媒介同时传播进上海的千家万户,老百姓们自然也露出会心的一笑。在现场采访的记者说:上海历届市长的政府工作报告,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长时间的掌声,看来朱熔基真的是成功了。
克服天灾人祸

一九八八年上海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传染性「甲型肝炎」,一时间整个中国大陆谈肝色变,上海市更是人心惶惶。事後统计,虽然关於病人、死亡的人数没有当初估计的那样严重,仍造成第一线生产工作减员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当年夏天,上海市持续高温,酷暑难耐,严重影响工业生产:当年秋天,上海又遇上了百年末遇的干旱,直接影响了朱熔基下了一番力气的「菜篮子工程」;另外,因为全国性的严重通货膨胀,诱发了整个上海市的抢购风潮;按著便是储蓄下降及随之而来的能源、物资供应不足状况的明显加剧,煤炭库存处於警戒线以下,年底又电力吃紧,以至企业普遍开工不足,部分企业甚至被迫停产。

种种不利因素使得本来就难得一笑的朱熔基脸上,更是日日布满愁容。尤其是甲性肝炎爆发期间和高温酷暑阶段,朱熔基经常是整日整夜地不得休息。他的妻于劳安当时普担忧地对他说:上海甲肝没病死人,倒是把市长快累死了。

所以,在这种种对上海工农业生产非常不利的恶劣条件,集中发生在一九八八年的情况下,上海的工农业生产能够获得成长,上海老百姓自然感到满意。
邓小平九零年在上海过春节时曾说:「我的一大失误是在搞沿海、特区开发时,没有把上海带上。」现实的中国政治,因邓的一句话给上海发展带来了最大的契机。

邓的讲话引来朱熔基等上海领导人的积极争取。於是,自九零年开始,以李鹏为首的中共国务院不得不在经济发展政策趋向问题上向上海倾斜,并通过一系列政策性优惠予上海,包括开发上海浦东区,在这一地区实行经济开发区和经济特区的政策。

曾在朱熔基身边工作的人回忆说:开发上海浦东的动议,在朱熔基临去上海之前已经是持续了四年的「老生常谈」了,赵紫阳当总理和总书记期间,不知听过多少回经济专家,关於开发上海浦东的各种设想的汇报和规划。而上海的前几任市长,包括汪道涵、jiangzemin,都对浦东开发作过不少设想。朱熔基到上海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原先对於开发上海浦东的事情并不甚积极,甚至没有jiangzemin积极。原因就是他从上层的政治斗争角度,考虑到了陈云没有吐口,从下面的经济规模角度,考虑到了当务之急是要给上海老百姓「雪中送炭」,而开发浦东那是「锦上添花」,眼下没钱置「锦」,「添花」就更谈不上了。

因缘际会

从中共公开的报刊资料查对,开发浦东也确实是在九零年四月才正式喊出来的口号,朱熔基在八八年上任的施政演说及八九年的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实从来没有提过关於浦东开发的半个字。使人感到费解的是,一九九零年正是李鹏等人叫喊继续治理整顿最凶的时间,而李鹏等人所设计的「治理整顿」,不但包括经济上的全面紧缩,特别还包括向地方收权一项,怎麽又突然想起了摘一个大干快上的浦东开发?

因为开发浦东势必要向上海方面实行所谓「政策倾斜」,而中央财政的收入长期以来都是以上海为大头的,因此,倾斜的结果会让中央财政直接受损。当然,开发浦东的远景设想之一,是希望藉此带动整个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进而扩大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远景设想之二,可能还有希望上海通过开发浦东以重振昔日经济重镇之雄风,并因此带动全国的经济发展。

但是,中共元老中的计划派人士,尢其是陈云这样的人,怎麽会轻易在开发浦东的问题上向邓小平让步呢?中共高层的一位人士说:陈云在改革开放政策取得明显经济效益、同时深得大陆人心的「大气候」下,完全不调整自己战略方针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上海方面,在朱熔基上任当了市长以後,因为实行了有限度的改革,加上中央放权,经济确实开始有了起色。

那麽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如果继续坚持不搞浦东开发,只会在与邓小平下一场的较量中陷於被动。所以陈云很可能是考虑到与其在开发浦东的问题上,长期处於与邓小平等改革派领导人,实行政策性对抗的被动措施,还不如网开一面,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於是才想到了「先发制人」这一招。

当时,陈云曾召朱熔基谈话说:你在上海搞改革我支持,现在我继续支持你开发浦东。改革开放搞了这麽多年,广东等地是最大的受益者,关键原因就是它们有特区,有特区才享有政策性优惠,所以上海在这些年里才显得落伍了。长期让上海落在後面当然不行,所以浦东开发势在必行,开发浦东最重要的是钱,最重要的是要有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我让陈元出面,他在开发浦东的问题上,可以给你起到很好的助手作用。但是,浦东要开发,就要开发成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新特区。

有了邓小平後悔没有在建立特区之始即把浦东带上的讲话,又有了陈云的这番大力支持,朱熔基这才雄心勃勃地大展浦东宏图。於是,九零年九月在上海举行的开发浦东新闻招待会上,陈元俨然一副「钦差大臣」的样子出现在主席台上。
陈元的配合

他先是代表中央金融机构发表演说,表示了一番对浦东开发的大力支持。当有日本记者问到什麽时候中国人民银行将批准第一家外资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时,他回答说:按照原来的工作安排,中国人民银行将先批准两个中外合资财务公司,然後再批准外资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我们打算,如果事情进展顺利,我们将尽快接受这两家财务公司的申请,发给申请表,待批准後会尽快地考虑批准在上海设立外资银行分行。事後,即有了陈元出任上海浦东开发区副主任的传说。

九三年七月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下台,一般都认为这是朱熔基趁李鹏生病之机,去除为李鹏掌管金融大权的心腹。但有所不知的是,朱熔基在主政上海期间,就已经与李贵鲜结怨,而陈元是站在朱熔基的角度上说话的。

朱熔基担任上海市长的头两年里,虽然没有马上把浦东开发提到日程上,但在他大力主持「雪中送炭」的「九件实事」的同时,对於上海的对外开放还是下了一定功夫的。

到了上海暂时还没有正式当市长的时候,朱熔基即已经把他同楼继伟等人谋划改革外商投资管理办法,提交到市委常委会议上。其主要内容是:必须抓紧建立高效率处理外商投资事务的专门委员会,实现「一个机构,一个窗口和一个图章」办公,把过去那种层层审批、级级把关的吓跑外商的「串联式」作法,改成各个职能部门齐头并进的「并行式」作法,以保证整个上海到本世纪末,达到吸引外资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的目标。在朱熔基刚刚当上市长不久,由他亲自兼任主任的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即正式开始对外办公。

朱熔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外商许诺说:改善上海的投资环境,保证上海吸引外资的工作按国际惯例进行,是上海的审慎决策,长远决策,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外界有一种说法,说上海人「精明不高明」。现在,上海企业家已经想通了,如果不让外商赚钱的话,我们也赚不到钱。因此无论你们赚多少钱,我们也绝不眼红,只要我们也能赚到钱。

按著,朱熔基又下令上海新闻机构大力宣传「上海为国外投资者敞开大门」,并亲自飞到北京出席中美合作、贸易和经济发展讨论会。在大会发言中,朱熔基再次大做广告,列举到上海投资的种种有利条件和优惠措施。同时,朱熔基又下令让新成立的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分成十四个小组,分别走访了上海三百九十四家外商驻沪机构,征询外商对上海投资环境的意见,并向外商保证一定要用比过去快得多的速度,向外商提出的一切问题与要求给予答覆。

鼓励外商

朱熔基的这些行动自然今外商大受鼓舞。八八年四、五两个月里,上海市批准了外资项目九十九个,出上年同期增加两倍多。而在朱熔基当市长的第一年里,共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二百一十九个,出上年增加一点九倍,全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三点六亿美元,比上年增加百分之七十一点七。
外商投资的软体环境在朱熔基任上得到改善後,所取得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比如当时大陆评选「最佳合资经营企业」时,十个中选者中,上海就占了六个。

朱熔基在上海,一开始所表现出的扩大对外开放的实际举动,至少是在改善上海的投资环境方面,给浦东开发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他自己开明形象的外表,再增加了一圈色彩斑澜的光环。至於朱熔基刚到上海的头一年多里,为什麽没有急於发动并促成浦东开发,甚至对jiangzemin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迫不及待,更视为好大喜功,朱熔基有他自己的一套解释。

他认为:什麽事情都要有条件以後才能干,「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是「文革」作法。我刚到上海时百废待兴,所以找决定上海的工作先从对内加快企业改造,对外改善投资环境著手,先从办几件实事,理顺人民群众情绪入手是「著眼现实」,而浦东开发这样跨世纪工程则是「放眼未来」,只有著眼现实,才能放眼未来。

当开发浦东的时机成熟,朱熔基立刻当仁不让,要求中央给他比广东和福建的特区,还要「特」的优惠条件。经过一番力争,使得朱熔基实现了愿望。浦东与深圳和厦门特区相比,除了浦东是当时中国大陆最大的一块特区之外,还有四个主要的特点:一、在浦东建立自由贸易工业区;二、引进外资银行,开放证券交易所;三、对吸引外国企业家直接投资方面,也采取改进措施,即在老企业里面可以让出一部分的股份,同时也可以吸收以股票的形式来进行投资;四、在土地的有偿转让和开放房地产市场方面,采取更灵活政策。

现在再分析当时上海浦东开发区的这四大特点,就不难看出这是朱熔基在为他日後主持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开放,进行试点。其实,当时即有大陆敏感人士就浦东开发的问题评论说:朱熔基在把上海浦东,作为下一步主持国务院经济领导工作的「试验田」。

在宣布开发浦东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英国记者问朱熔基:「在海外,浦东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您的名字联成在一起的,今後一但您离开上海,这个局面将会怎麽样?」

为自己造势

这番话自然会使朱熔基心里十分高兴,但表面上却仍然要不苟言笑。他故意装出一付不以为然的样子回答说:「我认为浦东开发不是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而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战略决策,不管谁在上海当领导,这个决策都是一定要实现的。」
「至於我嘛,」朱熔基神秘地笑了笑说:「我的任期还有三年。」

其实,海外之所以把朱熔基的名字同浦东开发联系在一起,说到底还是他巧妙地为自己造势的结果。虽然浦东开发是九零年四月,才由李鹏亲自到上海代表国务院宣布的,但在此之前,因为朱熔基相信此事已经不可逆转,已立刻开始了一连串的猛烈宣传。而这番宣传造势举动中,最为成功,最使朱熔基的形象为海外所注目的,就是九零年三月举行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谘询会议」。

为开好这次会议,朱熔基出面邀请了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瑞士、加拿大、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十个国家的十八位世界知名企业家,并特别由美国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戈林伯格担任会议主席,并商定这个会议今後每年举行一次。这些出席会议的人士大都认为上海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又在环太平洋地区占据策略性的地位。上海目前已经为二十一世纪制订了一个宏伟目标,那就是要使上海重新成为亚洲的工业中心和贸易中心,这就决定了浦东成了当今世界上有巨大开发潜力的一块宝地。

九一年三月,该谘询会的第二次会议继续举行,一个月後,朱熔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观察家评论说:朱熔基能有今天,是因为他先有机会当上海市长,并充分掌握了时机,为自己塑造了足堪更上一层楼的形像。

第七章 走在政治钢丝上

对於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因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病逝而引发的北京学生运动,响应最快的就是上海。北京在十五日下午才开始在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园里出现大字报、标语、挽联等,上海方面十六日即有学生上街游行了。当时,jiangzemin还在北京,听到朱熔基关於上海方面形势的电话汇报後,赶紧飞回上海与朱熔基共商如何稳住上海大局。

四月十九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北京的《新观察》杂志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纪念胡耀邦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等单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人士严家其、苏绍智、陈子明等。《世界经济导报》方面的主要代表是该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新观察》主编戈扬主持座谈会,议题主要是两个:一为胡耀邦乎反;二,为「消除精神污染」和「反白由化」翻案。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文章内容把当时的政治局面,说成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抗争新闻自由

因为社论的内容,是以邓小平在前一天的讲话为基调,所以熟知内情的jiangzemin,立刻觉得此时上海方面必须「旗帜鲜明」了。他於当天下午召开全市党员干部大会,表示了上海市委要坚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决定。按著他又宣布,停止《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中共党组成员钦本立的职务,派出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为组长的整顿领导小组管理《世界经济导报》。

导致这一处理决定的作出,是因为《世界经济导报》原订在四月二十四日出版的一期报纸上,刊出纪念胡耀邦的座谈会纪录。报样送审以後,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认为其中一些段落的内容如果原样刊出,势必会加剧人们的思想混乱,不利於社会安定。

事情汇报到jiangzemin处,江氏十分同意宣传部门负责人的看法,亲自打电话要求《世界经济导报》对文章进行删改,但遭到钦本立等人的软磨硬抗。
jiangzemin的命令下达後,为了不致引起负面作用,希望《世界经济导报》尽快改版出刊,但报社同仇敌慨,坚持不改版也不出报,同时被下令查封的那期也已经被卖出一部分。

四月二十八日,改版後的《世界经济导报)终於面世,但社会上至此已经流传出两个不同版本。同时,因为jiangzemin对这家报纸的处理,已经被大陆各大报纸公开报道,终於点燃了八九学生运动上升为全民运动的导火线。开始,先是数百名北京的新闻工作者联名致信中共上海市委,抗议jiangzemin撤消钦本立职务,并称中共上海市委这一作法是违反新闻条例及中共十三大关於「党政分别」之原则的。在这封抗议信上签名的记者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中国日报》等,几乎包括了所有国家级的重要报刊。

此外,还有一批著名的大陆社会科学工作者严家其、许良英、苏绍智、包遵信等人联名致函jiangzemin,向他提出强烈抗议。他们认为jiangzemin只有处理党内事务的权力,而《世界经济导报》不是党报,所以jiangzemin的作法是越权,而且是在制造新的矛盾。

四月二十八日,仅《中国青年报》即有八十八名编辑和记者签署给《世界经济导报》和钦本立的慰问电,电文中说:「谨向一向为我们所敬重的世界经济导报及钦本立同志致意。真实的新闻永存!」

另外,《中国日报》亦有七十五名编辑和记者签署慰问电给钦本立,电文中说:「威武不能屈,钦总树天下报人风范;真理不死,导报是十年改革先锋!」这些电文内容虽然没有公开刊登在大陆报刊上,但当天的海外媒体即却都加以报导。
在外界的强烈支持下,《世界经济导报》同仁也开始抗争,报纸编委会在给jiangzemin等人的一份陈述材料上表示:上海市委应该撤消停止钦本立职务的决定,并撤回工作组。

jiangzemin惶惶不安

赵紫阳从朝鲜出访归国後,立即表示了对学运处理不能采取压服手段的态度。按著,赵於五月四日发表一篇承认学生爱国的讲话,在国内外引起较好反响,乔石、杨尚昆和万里三人,在赵紫阳刚刚讲完话後即称赞他讲的好,并都表示非常同意他的讲话。形势突然发生如此变化,jiangzemin这才觉得沉不住气了。当他与朱熔基商量此事时,朱熔基没有正面回答,是否应该在《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上采取补救措施的问题,但说了一句北京方面采取激化矛盾的作法「看来并不是上策」。

赵紫阳五月四日讲话的当天下午,北京市数百名新闻记者,发起了中共建政後首次新闻工作者大游行,参加者有新华杜及各大报刊的记者。他们向有关方面提交一封公开信,提出五项要求。一,中共中央考虑撤消上海市委关於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错误决定;二,上海市委向《世界经济导报》公开道歉;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违法事件;四,要求政府与新闻界就此事与新闻界公开对话;五,政府不得对於公开报导加以干涉。

当时即有人评论说,随著新闻记者队伍的走上街头,标志著这场学生爱国运动已经发展成为全民性的运动。所以说,上海方面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事件其实就是导致所谓「动乱升级」的最直接因素。本来,赵紫阳刚从朝鲜回国後,听了关於全国形势的汇报後,就因为「《哲报》事件」发火,指责上海方面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所以这次因为这一事件引发北京市新闻记者「闹」事就更今jiangzemin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於是,他一方面在上海对钦本立表示安抚,一方面与部下商讨解决办法。

几天後,jiangzemin被召进北京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时,一度曾向赵紫阳求救,希望他出个主意,平息导报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的愤怒。当时,中共政治局会议的多数与会者因为无法判断邓小平那里到底是什麽态度,所以也都认为jiangzemin这下捅了漏子。一时间,jiangzemin在全体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中,见人即满脸堆笑,以哀求的目光希望平时同他表面关系还算不错的几个人替他打打圆场。

在五月初的一次政治局委员碰头会上,jiangzemin看到仍然没有人站出来替他辩解,於是急中生「智」,看到李瑞环去了厕所,立即起身追了出去,在厕所里向李瑞环讨主意。另外,jiangzemin也不得不在半公开的场合表示:对於《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确实是过於草率了。这句话一出口,立刻被大陆的媒介予以公开报导。

朱熔基赞成新闻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朱熔基也很可能「错估」了形势,认为中央如果对学潮采取软处理措施的话,jiangzemin很可能会成为替罪羊。所以,朱熔基自然要在「动乱」学生及上海市民面前,扮演一个与jiangzemin完全不同的角色。五月十一日,上海《文汇报》头版在显著位置,转载刚刚出版的第四四一期《世界经济导报》发表的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会长胡绩伟署名的《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安定》。文章中说:「新闻自由被世界普遍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出气阀」,可以避免偏jiqing绪爆发,缓解矛盾,减少政府决策失误。是一个民主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决策。十年「文革」是我国最严重的不安定时期,那就是从践踏宪法,彻底消灭言论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开始的,这个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文章还说:「可惜有的同志把新闻自由也当成不安定因素,这至少是一种误解,限制合法的新闻自由的事,确是很多很多的,有的事甚至公然无损法律,做得十分粗暴无理。老实说,这种压制新闻自由的事才是真正今人惧怕,才是不安定的因素。」文章中强调:「新闻自由有助於维护党中央、国务院的权威。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想建立自己的权威。问题在於,这种领导权威,只有在新闻自由的环境下形成,才是真正受到人民拥护的民主权威。在新闻不自由的条件下所形成的权威,只能是专制的权威,至多是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权威。民主的权威是最好的安定因素,专制的权威是最不安定的因素。」

在当时的形势下,虽然北京的《人民日报》,正在经历一小段中共建政史上前所末有的新闻「小自由」,但也仍然不敢刊登胡绩伟的这篇文章,可见,上海当时确实比较胆大。同时,这篇文章也证明至少在五月十一日之前,jiangzemin已经充分吸取了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经验教训,不敢轻易在如何控制舆论方面拿主意了。这篇文章在《文汇报》头版以显著位置见报後,上海市委曾有人表示说:「《导报》向来无法无天,所以他们登什麽文章我们控制不了,但《文汇报》如今也这样出格,市委应该有个态度。」身为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朱熔基听後闭口不发,等著jiangzemin拿态度,而jiangzemin当时因为自己对《导报》的处理,到底是对了还是错了实在吃不准,所以也只好装聋作哑。

上海新闻界也有人说:其实朱熔基事先已经知道《文汇报》要转载胡绩伟的文章,但没有表示反对态度。「六四」以後,胡绩伟的这篇文章上了中共「内参」,被作为新闻界,尤其是《人民日报》社内政治清查的重要批判材料。同时,上海方面一些紧抓极左形势的人也表示要追查《文汇报》刊登此文的背景。朱熔基却表示:胡的文章中说新闻自由也是为了维护党中央、国务院的权威,我看不出错在哪裹。

不说空话赢得大学生谅解

八九年五月,上海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学潮几乎波及每所大专院校。上海邮电学校对学生离校作了严格规定,学生对「失去自由」产生强烈反感,联名写信给朱市长,倾吐心中疑虑。朱熔基亲自提笔回信说:「你们向我提出的问题,其实你们自己也会正确回答的。现在需要的是冷静和理智,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大家都应该来维护大局、维护上海的秩序和经济稳定。坦率地说,我对上海目前面临的生产严峻形势感到忧虑。大家齐心协力,困难可以渡过,继续动荡下去,大家遭罪。务请你们认真思考……。」

邮电学校学生意外地收到市长回信,非常兴奋,很快把它抄写成大字海报形式,张贴在校园里。信中虽然没有直接肯定大学生的运动是爱国运动,但邮电学院师生员工,还是为信中恳切之情所感动,所以这所学校的绝大部分学生一直坚持正常上课。「六四」後,jiangzemin在一次西方电视记者采访时,曾被问及「是否「六四」开枪已经是解决问题唯一办法?」,jiangzemin用了一番「当时情况紧急」,「我们党没有处理这类大规模动乱的经验」之类的藉口搪塞。当记者又问到「如果你当时就是总书记,你会采取什麽样的镇压手段」时,jiangzemin回答说:「上海就是例子。」

一位在中共上海市委工作过的干部认为,其实jiangzemin完全是在给自己脸上贴金。自八九年五月十九日赵紫阳被实际解除总书记职务後,jiangzemin即已被召至北京,「六四」开枪前他回到上海一次,但五月三十一日再次返回北京。北京开枪後,上海采取的措施纵然是请示过jiangzemin,但主意仍是朱熔基出的,事情也是朱熔基做的。

五月二十日,上午十点开始,北京市「部分地区」正式实行戒严,并从各地调军队包围北京城後,朱熔基即预感到北京方面的事态,已经空前严重,流血事件恐怕已经难以避免。这个时候,最兴奋的莫过於jiangzemin,因为此时不但赵紫阳坚持的对学运进行软处理的政策,已经被邓小平否定,而且赵紫阳本人也已经被实际免除了职务。虽然jiangzemin当时还不敢想自己居然成了接替赵紫阳的人选,但形势的发展有利於他,对他处理《导报》的手法持赞成态度者,已经控制了中共高层的决策圈。

反对激化矛盾

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朱熔基显然还是不想在上海激化矛盾的。五月二十二日,他以上海市市长名义发表广播讲话,文中内容虽然也有「我们一定要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所作的重要讲话,按照讲话中提出的各项要求去做,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但在具体谈及上海时,他仅仅把上海的形势说成是「混乱」,而避免「政治动乱」一词。

北京戒严後,jiangzemin奉召再次进京开会,临行前一再叮嘱朱熔基等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的其他负责人:对学潮的处理一定要紧跟北京,我们上海千万不能在这种时候站错队。

六月三日晚到六月四日凌晨北京发生了血腥镇压事件後,上海市回全国各地一样,群情激愤,九其是大学生们,纷纷行动起来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而这段时间里,守候在市委会议室裹的朱熔基及副市长黄菊、副书记吴邦国等人也都是通宵不睡,随时听候jiangzemin从北京发来的指示。

六月四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奉命起草了一份《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告全市共产党员、市民书》,朱熔基看过後,保留了其中描写北京形势的一段,因为这一段完全是照抄六月四日《解放军报》的内容。但对形容上海形势的一段,朱熔基删除了所有「反革命动乱」等政治性辞汇。将上海的混乱行为,仅仅说成是少数人的「胡作非为」和「搞乱上海的破坏活动」,并且强调要「保卫每个市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的权利」。
上海市委会有人曾经表示异议,认为朱熔基在这个时候,不能再继续迁就动乱学生了。朱熔基则反驳说:北京是北京,上海是上海,上海的形势和北京有区别;再说,这种形势下也不该在上海采取激化矛盾的办法。

只有强调上海的混乱状态,威胁到了大多数普通市民的切身利益,动用专制力量控制形势才能够在百姓心目中得分,这是朱熔基心里非常明白的一个道理。所以,无论朱熔基心裹对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到底持何态度,他在上海的实践,至少证明他比起李鹏,及当时北京市的党政负责人李锡铭和陈希同要高明得多。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共在正式武力镇压北京学运的前几天,已经到北京听候「新的工作安排」命令的jiangzemin,差不多每天几通电话打回上海。到了镇压当夜,整个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大大小小干部,通宵达旦地等待他传达北京「最新动向」时,jiangzemin却没有了回音。据说,那一天晚上,不但是上海市听不到北京的消息,其他所有省、市、自治区的党政领导人,都要不通中南海的电话。

既然jiangzemin自己不主动打电话,上海方面就一个劲地向北京催消息,但北京方面能够管一点事的一个也找不到,jiangzemin更是不知道藏在哪裹。上海方面问中南海的值班人员:「jiangzemin同志现在什麽地方?」对方回答:「你们上海人都不知道上海的书记在什麽地方,我们怎麽知道?」上海方面又忍气吞声地问:「北京现在情况怎麽样?」对方立刻没好气地回答:「在开枪!」

中央与地方联络短路 

中央政权与地方的联络中断了,而「动乱」学生之间的联系反而热闹起来,北京方面的消息与动态,不断传到上海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处。朱熔基没有办法,只好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其他几个领导人商量,派市委宣传部及教育主管部门的得力人员,到几所主要大学去听听大学生们从北京传来什麽消息。
後半夜裹,因为上海的几家主要报纸,都在等待著市委领导确定头版内容取舍和版面安排,於是,朱熔基再次下令让人不断向北京挂电话,希望北京在这个已经不能耽误的问题上,给一个明确的回话。当时,有人出主意向北京的《人民日报》社挂电话,但朱熔基早已经通过此前《人民日报》的表现,看出来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像以往一样学习《人民日报》了。

大概到了凌晨五时左右,朱熔基才接到秘书报告,说是北京方面有指示:以《解放军报》的版面内容和编排为基准,尤其必须刊登《解放军报》的社论。
此後,朱熔基如何向上海的报纸面授机宜不得而知,但八九年六月五日的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版面完全一致,首先是头版的版面安排完全一样,其次是两报都是在头版头条刊登了由朱熔基签发的《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告全市共产党员、市民书》,而二版头条刊登的则是朱熔基署名的(世界环境日感言》一文。

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朱熔基的这篇文章,不是在篇尾,而是在篇头的文章标题下面醒目地注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而那份满是空话的《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告全市共产党员、市民书》,却是与内文一样的小字号在文章末尾注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如此「别有用心」的文章内容,如此刻意强调文章写作时间,如此醒目和刺眼的版面安排,巧妙地表现出朱熔基及报纸编辑人员当时那「欲言不敢,欲罢不能」的复杂心情,每个稍有眼力的看官都不会弄不明白。许多上海的知识分子事後议论这件事情,都夸赞朱熔基真是「绝顶聪明」。

六月五日,邓小平派秘书电话询问朱熔基:「有没有信心不用军队的办法,解决上海问题?」朱熔基表示有信心。邓的秘书说:「小平同志很高兴,上海的条件比北京好。」

邓小平关切

北京「六四」镇压学运的消息传到上海,群情激愤,加上广泛流传上海亦将被军管的消息,不少市民上街设置路障,希望阻止军队入城。同时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亦在酝酿之中。眼看上海亦将陷入如同北京般的混乱局面,朱熔基便在向邓小平立下军令状後,立刻召集上海官方新闻媒介的「三报两台」(即《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电视台)的主要负责人紧急开会,要求他们以「三报两台」名义,写一封公开信。

六日当晚,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电视台,播发了题为《上海不能乱,我们怎麽办?》的公开信内容,七日的三家报纸也都以头版头条位置圈框刊出。
这份以「三报两台」名义「致全市读者、听众、观众的公开信」,其实是由朱熔基亲自审阅定稿的。难得的是,这篇「公开信」整篇内容中没有一句政治性辞汇,只是把上海的形势描述成「上海发生的严重情况」,同时,亦把「少数坏人」诱使大学生采取「过激行动」的目的说成是「以便混水摸鱼,趁火打劫」,完全没有半句「颠覆杜会主义」,「推翻共产党」之类的政治大帽子。

更能够被上海市民所认同的是,这份公开信中所强调的内容是:「坚决维护上海的稳定,关系到全市人民的切身利益。市政府一年光是用於补贴居民粮食和副食品的开支,就达三十多亿元。如果局面稳定不下来,今後生产任务和财政包干任务完不成,最终受损害的还是我们上海人民,也包括广大学生。实践证明,上海经济一旦被搞乱,几年都恢复不过来。什麽改革开放,什麽治理整顿,什麽振兴上海,什麽加工资、增奖金、改善生活,都将化为泡影。」

这份公开信播发和刊出後,一批本来因为北京方面血腥屠杀学生和市民,才愤怒上街游行或支持大学生抗议行动的上海市民,态度立刻有了变化,当时就有人上街劝阻大学生说:你们再闹事也救不了北京,反而搞乱了我们上海。再这样下去,我们市民和工人不但不会支持你们,而且要同市政府保持一致。同时,许多思想单纯的大学生,也感觉上海市委及上海市政府,同北京方面的态度确实不太一样,至少没有把学生的行为,说成是「政治性」的敌对活动,於是,大多数学生的激进情绪也自然被打消。

巧妙化解六四在上海的风暴

通过如上手法使宣传战取得初步成效後,朱熔基迅即在电视上公开露面,於六月八日晚上发表电视讲话,次日的上海三报全文刊登了他的讲话。在这份讲话说,朱熔基不将北京「六四」事件说成是「反革命暴乱」,而是说「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并声称「历史事实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隐瞒的,事实真相终将大白」。因为这句话,上海市民大都认为朱熔基实际上是变相地否定了北京的镇压举动。在这篇讲话中,朱熔基还用十分感人的语调说:「面对这几天的事态发展,我忧心如焚,寝食不安。」说到面对混乱局面,市政府末能及时采取措施制止时,他竟诚恳地表示自己「作为市长,对於这几天来暂时未能坚决地执法,保护市民的正常生活,深感不安和内疚」,并表示「向大家检讨」。

同时,他又向上海市民许诺:「很多同志要求我们动用武装警察,甚至动用军队,我作为市长,在此郑重声明,第一,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使用军队,从来没有打算过首行「军管」或戒严」。这段话中,既下了不在上海实行军管和戒严的保证,又用一句「很多同志要求我们动用武装警察,甚至动用军队」,巧妙地表达了自己已经受到来自上面的巨大压力的难堪处境,当然会受到上海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同情。

朱熔基还特别强调说:「市民们,我是你们合法选举出来的市长,是经过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前一句给上海百姓听,後一句给上面听)。一年多来,我感谢你们信任我,支持我。我一定尽我所能,按照绝大多数市民的意愿来进行工作。虽然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但我确实是决心把自己奉献给振兴上海、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在这个危难时刻,为了稳定上海,稳定大局,维护法制,保护人民,我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来保证这个目标的实现。」
如此一篇内容恳切的公开讲话发表後,终於收到了朱熔基预期的效果。播发讲话的当天夜里,即有许名单位的工人和干部给上海电视台、上海市政府或报纸编辑部打电话表示,理解「朱市长的肺腑之言」。这就使得上海人民顺从了他整顿上海秩序、平息动乱的号召。他甚至成功地发动了十万工人纠察队员上街撤除路障,维持城市秩序。

在电视讲话中,朱熔基还赠送上海大学生一幅对联,上联是:「稳定上海,稳定大局」,下联是:「坚持生产,保障生活」,横批是「上海不能乱」。於是,参加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的上海机床厂工人回赠一对联给朱熔基,上联是:「恢复交通,一千二百六十万人心所归」,下联是:「坚持生产,煤米油监棉电水保证供给」,横批是:「工人支持侬」。

历史真相终将大白的暗示

由此可见,朱熔基确实巧妙地利用了这次所谓的「政治动乱」,得到大多数老百姓的理解,又完成了中共中央要求他稳定上海局势的任务。当然,北京某些人对朱熔基这句「历史的真相终将大白放天下」是极为不满的,尤其是他的讲话中只字未提「平息反革命暴乱」,更没有一句「坚持拥护党中央的平暴决策」之类的话。不但是北京,就连一些省和自治区的党政领导人,看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後都纷纷向北京方面打听:上海的朱熔基是吃了豹子胆了?他的讲话怎麽和中央精神不一样呵?

在这种政治压力之下,再加上海外报刊把朱熔基的电视讲话,分析成「表示了对北京的开枪镇压不满」之类的内容,朱熔基不得不主动给jiangzemin打电话,解释说海外的报刊没有正确理解他讲话的核心内容,只是在断章取义。在电话中,朱熔基还特别请jiangzemin「向李鹏同志和尚昆同志解释一下」。
朱熔基又利用六月九日慰问工纠队员的机会,把自己头一天的电视讲话内容补充了一次。在这次讲话中,他首度使用「反革命暴乱」一词,然後说:「这几天,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了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录像,真相已经大白,谣言不攻白破。广大群众越来越认识到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策的正确性。」

这番话,当然能够使朱熔基在北京当权者那裹获得了一定的谅解,但也能使老百姓理解他的难处,多数市民都宁愿相信这是朱熔基「不得已而为之」。
但人们同时也注意到,上海虽然没有进军队,朱熔基为了兑现他「上海的问题可以kao自己的力量解决」的承诺,「运用公检法」的力量所采取的镇压行为,甚至比北京还迅速,比北京还严厉。

六月五日清早,先是有一些人在此地坐轨拦车,致使从哈尔滨开往上海的列车被堵,接著,又有南昌抵沪的列车被迫停驶……。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铁路公安分局,出动四百多名警察前往解围,局势才稍见好转,不料六日清晨又有多人坐轨拦车。当日晚八时左右,一辆列车在道口被迫停驶,许多围观群众站在铁轨上看热闹。

这时,从北京抵沪的一六一次列车接近道口,司机发现险情时紧急刹车也已经来不及,列车的巨大惯性,使之在冲出道口一百多米以後才停下,巨大的气流将来不及躲避的十二人或卷入车底,或撞倒在地,酿成一起惨不忍睹的恶性事故。事故发生後,围观者情绪激动,开始欧打司机,并纵火焚烧了列车的邮政车厢。朱熔基接到报告後立刻意识到,此事如不能立即平息,如果继续酿成更大惨祸,那麽他向邓小平等人立下的「不用军队也能解决问题」的保证,将会使他成为「制止动乱不力」的替罪羊。

靠法制近是人制

他当即下令从郊区县调集一切能够集中的警察力量,火速赶往事故现场,对继续制造事故者采取强硬手段。一千多名干警赶赴现场後,用催泪瓦斯和警棍驱散了人群,并将涉嫌纵火的十一个人当场逮捕。据统计,光新路道口事件的全部过程,造成了沪宁、沪杭铁路中断四十多小时和五百多列货车、客车因此停开的严重交通阻塞。事件中,先後有九节火车车厢、六部警用摩托车被烧毁,同时被烧毁的还有九百多袋邮件,直接经济损失达三百多万元。

六月七日晚,当报纸将报导这一事件的稿样送到朱熔基处审阅时,朱熔基指示要将报导内容的基调,定在「刑事犯罪」的性质上。於是,六月八号见报的消息,只是称「一起严重的骚乱事件」,仍然没有用「反革命暴乱」之类的字眼。

六月十七日,北京宣布将一批「暴徒」判处死刑,但上海的行动比北京还早两天。另外,北京判处死刑的八个人(执行时只处决了七个)分别是六月四日及五日抓获的,而上海判处死刑的三个人(全部是光新路道口纵火事件的参与者)则是六月七日抓获的。也就是说,上海的宣判速度实际上比北京要快四到五天。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讼诉法》,对於任何一个罪犯,都要经过公安局拘留後的侦查、预审等过程後,认定犯罪事实才写出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报请逮捕;检察院复查无误方批准逮捕。然後,根据公安机关侦察终结後向检察院移送的起诉意见书,检察院审查案件并讯问被告人後向法院提请公诉,同时通知被告人自请或委托律师。

法院开庭後,则要经过宣读起诉书、公诉人发言、被告人提请陈述并辩护、辩护人辩护等复杂程序。休庭後经合议庭合议、宣判等复杂程序。至於宣判死刑的犯人,则还多了一道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程序。而上述全部复杂的程序中,仅其中开庭审判一项,就规定必须将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之日前七天送达被告人手中,但上海八九年六月十五日判处死刑的一批「暴徒」,从抓获到宣判,全部过程仅用了八天。

再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讼诉法》还明确规定:不服判决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十日,不服裁定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五日,从接到判决书、裁定书的第二日起。

但是,上海方面判处三名光新路道口纵火者的死判後,当庭宣布:如被告人不服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的三日内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显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早一天砍掉这三颗人头,就能够早一天得到杀一做百的作用。也就是说:即使那三个纵火者罪该千刀万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上海的这次宣判行动,起码在程序操作上完全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讼诉法》的。

朱青天之名无论我们事後如何分析和看待这个问题,都必须承认当时朱熔基的这一手,确实对当时稳定上海的局势,起到了巨大的威慑作用,所以,海外的报刊的评价朱熔基时,对他的这一手大多表示理解的态度。

朱熔基搞的更绝的一招是,在枪毙了几名纵火者,成功地起到了杀一做百的作用後,为了进一步取得普通市民的理解和支持,朱熔基要求上海有关方面,利用官方新闻媒介公开宣布,凡是因为那几个刀下鬼焚烧列车而给人民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包括因为邮政车厢被烧而产生的损害,上海市政府都将采取措施给予经济补偿。

这样一来,普通上海市民自然认为,以朱熔基为首的上海市政府,是真正为广大普通市民谋利益的政府,朱熔基本人更是「一心愿为民作主」的「父母官」。於是,随著「朱青天」的称呼出现,一些上海市民对那几个刀下鬼的同情,也就更减少了一层。

不过,一位现在海外的上海资深记者也尖锐指出,事实上,朱熔基只是镇压手法,比北京的李鹏及他下面的李锡铭、陈希同之流更高明而已。但他的镇压结果比起北京方面来,不但谈不上「心慈手软」,「手下留情」,甚至比北京方面更残酷。

上海一位记者还透露说:八九年六月上海的局势很快平定後,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在「清查动暴乱分子」的运动中也是毫不手软,抓的抓,关的关,同北京当时的红色恐怖相比毫不逊色。

不过,「六四」过後的几天里,已经知道自己将正式接替赵紫阳的总书记职务,正在北京踌蹰满志地等待登基的jiangzemin,却对朱熔基的政治表现非常不满意。

朱熔基的那份不提「反革命暴乱」之类政治词汇,把北京的事情说成「事实真相终将大白」的讲话录像带送到北京後,jiangzemin非常恼火,打电话教训朱熔基说:对於北京的这场事件,中央已经明确定性和表态,上海现在用这样的宣传口径不行,同中央的口径太不一致。另外,全国有一个上海立场不鲜明,不明确表态支持党中央的平暴决策,其他省和自治区也可以随之效法。这麽大的政治责任你负得起吗?

正是因为有来自jiangzemin的直接压力,这才有了朱熔基那句「真相已经大白」的事後找补,而且,朱熔基也不得不在此後的一些讲话中,提一两句「反革命动暴乱」之类的「定性」的言语。

是心慈手软还是毫不留情

关於上海市对八九年的「六四」分于处理违反司法程序的问题,朱熔基本人到底负有多大的责任,都有待於不久的将来让事实真相「大白放天下」。不过,朱氏本人在六月十日的电视讲话中,确实讲到了要将光新路道口事件的责任者进行公审,「依法从重、从严、从快予以惩处」的话。

一位自称了解朱熔基其人的「六四」分子认为,朱熔基在处理「六四」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公开场合,还是扮演了一个相对开明的地方领导人形象。至於在处理少数纵火者问题上,确实是在操作手段上有点说不过去,但是对於任何一个思想意识相对开明的中共领导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要求他们做出在一个法制健全、政治民主的大环境下的表现,不免太苛。

九零年六月朱熔基访问香港期间,正赶上香港纪念「六四」一周年的活动刚刚结束,许多关心中国大陆政治形势的香港人,都还继续沉浸在悼念「六四」死难者的悲痛,及对中共武力处理民运的反感情绪之中。在记者招待会上,当记者问到上海方面对「六四」民运人士的处理时,朱熔基保证说:因为考虑到他们是学生,我们没有按反革命罪来起诉,我们总共拘留的人不到一百人,过去已经陆续释放了好几批,包括这次释放约二十一人以後,现在只剩下几个人。我们在继续审查,希望将来能够根据法律和他们的具体情况很快地释放他们。

当时,虽然中共中央的负责人,包括jiangzemin、李鹏、乔石等虽然也都先後在不同场合表示了对参与「六四」的学生进行「从宽处理」,但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话说得像朱熔基那样肯定,即把最後剩的几个人也都放掉。另外,「六四」之後,北京基於对外影响及海外人权压力的结果,对所谓「动乱」分子的处理,大都采取了「从宽」政策。海外有报导说,中共对北京地区的「动乱」分子从宽,是做给国际舆论看的,但其他各省市自治区的「动乱分子」绝大部分都判的很重。这类文章的说法基本符合事实,但要更准确地说,「从宽」的地区(与其他地区相对而言),应要加上上海。

在香港的记者招待会上,朱熔基还说:「至於说,上海处理去年的动乱,这个我们完全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的指示来处理的。」朱熔基这句话传到中共中央,可以被理解为他是在表白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但外人听了这句话,则可以理解为朱熔基在上海「处理去年的动乱」,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有上面的「指示」。

集上海党政大权於一身

在「六四」事件之前,由於jiangzemin受命进京,朱熔基已经接获中共中央通知,全面主持上海党政工作。同年八月,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朱熔基兼任市委书记职务。自中共废除「党委一元化领导」制度以後,「六四」以前只有天津市的李瑞环是集党政大权於一身;「六四」後相当长一段时间,也只有朱熔基集党政权於一身。

朱熔基是中共建政後第十任上海市委书记,从此即意味著他开始步入中共最高层,人们都相信他至少会成为中央政治局的新贵。因为上海作为中国大陆最大的城市,它的首脑人物,後来大多成为中共最高层的领导者,远有陈毅、柯庆施、陈丕显,近有彭冲、jiangzemin。据上海的新闻工作者透露,朱熔基在中共上海市委及市政府领导成员中,是最早知道jiangzemin将要出任中共总书记职务的。

「六四」镇压前夕,jiangzemin匆匆从北京赶回上海,召集市委一班人开会,在会上简单布置了一下工作以後,即宣布自己不在上海期间,上海市委的工作也由朱熔基全面负责,然後便宣布散会,开始与朱熔基的单独长谈。谈话前,jiangzemin说了一句没有必要记录了,市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及江、朱二人的秘书都很知趣地退场了。

谈话过後,朱熔基驱车前往机场为jiangzemin送行,在场者看到jiangzemin单独使用了一架空军专机。他们猜测,或是因为北京形势紧张,所以jiangzemin来不及搭乘民航飞机;要麽就是jiangzemin可能高升了(中共政治局委员一般情况没有资格乘专机,政治局常委才有此资格)。胆大者问朱熔基是怎麽回事,朱熔基只是紧绷著脸,一句不答。

「六四」开枪之夜,因为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大街二十二号楼一北京市较有名的一座「高干楼」,正好位於开枪部队从西面进城的必经之路上,在部队最疯狂的时候,这座楼里的高干家属也有死伤。但力主开枪镇压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全家早在开枪之前就早早搬离了这座楼。此事充分可以证明,中共最高层对於「六四」当夜可能发生的凶惨事件,是早有准备的。

在上海有人传说,朱熔基在五月下旬似乎已经闻到了北京的血腥味,所以立刻打电话将其在北京的妻子和女儿召到上海,命令她们老老实实待在家裹,不准上街。如果此传说属实,那就证明「六四」开枪之前,jiangzemin即已经就北京的局势发展,同朱熔基全部摊牌了。

走在政治钢丝上

「六四」枪声响过以後,虽然在八九年六月上、中旬内没见jiangzemin公开露面,但中共上海市委接到的一些中央文件或书面指示中,尤其是一些对於宣传工作的指示中,常见有jiangzemin的签名在上面。於是,大多数还被蒙在鼓裹的上海市委领导人员,纷纷猜测jiangzemin可能要被留在中央专门负责意识形态工作了。

上海市委 人问朱熔基:「江书记这次是不是要进政治局常委了?」
「进常委接谁的工作?」朱熔基故做不解地反问。
「当然是接胡启立了。」问话人答道。
「这是中央的事情,我们现在只管稳定上海。中央的事情不是我们该管的,想管也管不了。」朱熔基说完这番话,即又埋头审阅《解放日报》和《文汇报》送审的稿样。

六月二十二日,朱熔基飞往北京。二十五日,中共公布了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jiangzemin正式当上了中共总书记。回到上海後,朱熔基在传达了四中全会精神以後才透露说,其实他早已经知道了jiangzemin将接替赵紫阳总书记职务的安排。「但是,」朱熔基解释说:「因为jiangzemin同志出任总书记还要经过四中全会的选举,所以这个消息不宜提前传出来。」後来,曾经有上海市委的干部问朱熔基说:jiangzemin同志当党的总书记您是否赞成?「你别忘了,我在中央仅仅是个中央候补委员,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朱熔基回答。

一位中共高干分析朱熔基在「六四」过程中的表现时认为,假如当时党内的政治斗争是赵紫阳占了上风,在「五四」讲话的基础上继续因势利导,安抚人心,那麽jiangzemin必然会因处理《导报)事件不当,而被作为「诱发学潮升级」的替罪羊,朱熔基因温和手段所建立的形像,自然是上海党政职务一把抓。而後来的结果是中共强硬派斗垮了赵紫阳,jiangzemin不但不是替罪羊,反而因此坐上了总书记的宝座,朱熔基则因控制上海动乱末致扩大的成绩,照样是上海党政职务一把抓。再到後来,邓小平即使为了缓和世界舆论压力,重塑中共改革开放的对外形象,也必须要提拔形像与工作成绩兼具的朱熔基进入中共决策阶层。六四期间,朱熔基走在「政治钢丝」上的技艺,的确超人一等,难怪官运亨通。

第八章 从经济干才到外交长才

众所周之,因为一场「六四」镇压及日後的政治清查,使得邓小平一手发动的改革事业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首先是大陆的意识形态界,发生了彻底否定改革,全面复辟的现象,以邓力群和胡乔木为首的一批左派理论家,并不满足於邓小平指示在精神文明建设领域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是在经济理论领域,和经济实践领域,开展了「姓社还是姓资」的讨论,甚至喊出了要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的口号。
而在生产管理领域,李鹏则藉「治理整顿」为名,开始全面否定赵紫阳在台上时的经济政策。他和jiangzemin都把当时群众自发起来支持学生反政府的原因,归结为不堪忍受通货膨胀之苦,而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又被他们归结为赵紫阳的「资产阶级改革观」,赵紫阳主张全面的市场经济误导的结果。
於是,在jiangzemin和李鹏的支持、纵容下,从八九年的「六四」镇压以後到九二年初,中共的宣传机器,曾经对「市场经济」进行了长达两年半之久的批判和讨伐。直到九二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内容,被中共内部传达之後,像《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介,才停止了对「市场经济」到底是姓「社」是姓「资」的所谓「理论探讨」。

邓小平急於打破「六四」困局

八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四日,中共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在此之前,为了方便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邓小平,能够名正言顺地出席会议并讲话,先於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召开了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请邓小平到场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到了「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关键内容。而jiangzemin则提出建议说:小平同志本月九日在接见戒严部队干部的讲话中,专门提到了「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我们政治局的同志们都认为是非常英明的。另外,小平同志也提出了我们过去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都不变,「除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所以我建议在公开发表小平同志讲话时,把「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句话,改成「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据说,当时邓小平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了一句:我只管强调大的方向,具体的问题你们政治局的一班人看著办。把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改成「市场调节」,表面上看是符合邓小平首肯的「变动一下」「个别言语」,但这两字之差却整个改变了当时中共经济改革政策的根本方向。

此後,当邓小平发现jiangzemin和李鹏,利用他那句在整顿时期「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的讲话,不但在理论上,怂恿邓力群和胡乔木等人,大肆声讨市场经济理论,而且在实践上,也完全遵从陈云强化计划经济的指示时,他曾经叫杨尚昆向江、李专门打过招呼,警告此二人「不可藉口治理整顿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开倒车」,但江、李二人对邓小平的指示充耳不闻。

九一年六月,jiangzemin 托邓力群、袁木等人为他起草纪念中共建党七十周年讲话,在讲话中强调了批判「资产阶级改革开放观」的内容。为此,邓小平感到忍无可忍,这才有了南巡讲话中最刺激jiangzemin那句话:十三大路线必须坚持,谁否定十三大路线谁下台。以上是当时的国内形势,而当时的国际形势则更今邓小平感到沮丧。先是各个西方国家的严重抗议,然後是西方工业国联合制裁,接著又是原定到华访问的西方领导人纷纷毁约,而原定邀请中国大陆领导人前去访问的国家,更是以种种藉口阻止成行。据说,邓小平的子女向邓小平分析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时,曾经不无担忧地说:您老人家花了十年心血,一手树立起了改革开放这面大旗,如今对内改革明显在开倒车,对外开放就是你继续敞开大门,人家都不敢进来或不愿进来,这种局面不改变不行。

利用朱熔基在外界的开明形象

这就是邓小平当时要重新物色一个得力人物,入主中共高层改变内外困境的客观原因。而所以选中了朱熔基,首先是因为邓小平通过对朱熔基的考查,和朱熔基在上海几年的经济工作表现,认定他「懂经济」,具实干精神。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认定朱熔基能够为中共打破「四面楚歌」的国际困境。自朱熔基入主中共决策圈後,几乎所有的海外媒介,都一致称赞朱熔基在「六四」中的表现开明,同时又一致认为朱熔基是邓小平一手提拔。但是没有人分析,邓小平为什麽要重用一个对於党中央「六四平暴」的「英明决策」态度暧昧者,而且还是一个五八年的老右派(坚持不给那场曾今朱熔基整整耽误了二十年大好青春的「反右」斗争彻底平反的,也是邓小平)。

用朱熔基曾经给邓小平当过秘书,来说明他被邓小平看好显然没有说服力。前有胡耀邦,中有赵紫阳,後有杨家兄弟,他们四个人当初哪个人同邓小平的关系,不比朱熔基同邓小平的关系密切 即使朱熔基给邓小平当过秘书。可是,前述四个人都因为「政治上软」所以先後失势(杨家兄弟失势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想在「六四」问题上给自己留後路,所以说到底也是「政治上软」)。朱熔基被邓小平看好的关键原因,其实有两点,一是显性的因素--他「懂经济」,二是隐性的因素--他被海外看成「中国的戈巴契夫」。

「六四」後不久,随著朱熔基在中共政坛上日渐走红,海外媒介,尤其是被中共政权视为「海外反动刊物」的一批报章杂志,已经连续烧起了好几场「朱熔基热」,虽然也有一些政冶评论家对朱熔基能否成为「中国的戈巴契夫」表示怀疑,但因为朱熔基的「右派」背景和「历史的真相终将大白放天下」那句话,几乎没有人怀疑他「政治上开明」这一点。而邓小平对於朱熔基是(或者将「堕落」成为)「中国的戈巴契夫」的海外评论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他很可能就是要利用海外舆论,把朱熔基看成「中国的戈巴契夫」这一点,打破孤立的型态。

「六四」惨案後,李鹏成了众矢之的。美国国务卿到中国大陆访问时,事先最为头痛的就是不见李鹏不行,而见了李鹏又如何避免同他握手,尤其避免被现场采访的记者拍到双方握手的镜头。李鹏藉出席联合国会议到了美国,时任美国总统布希最头痛的,也是如何避开与李鹏的会面,因为如果他对李鹏稍微表现出一点欢迎之情,他在即将面临的全国大选中的信任票,无疑就要一落千丈。在这样的尴尬局面下,邓小平等人也不得不承认,继续让李鹏在国际上露脸,尤其是让他与西方国家打交道,不但起不到打开国际困境的作用,而且只会把事情越弄越糟。于是,邓小平自然想到了朱熔基被外界认定为「政治开明」的优势。

经济软政治硬

一九八五年,著名报人陆铿曾经在中南海访问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当时的谈论话题涉及了对台动武、评价毛泽东、中共人事变动、新闻自由、魏京生与西单民主墙、大陆人权等诸多敏感话题。事後,陆铿将访问内容整理发表,在海外引起轰动,并因而评价胡在政治上的开明。为此,胡耀邦吃尽了苦头。他下台後,中共内部文件上曾提到,胡在接受「海外反动记者」的采访时「泄露国家机密,并听任陆铿肆意攻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听到此事後,陆铿深感自己「一言丧邦」,曾向胡写信致歉。因为有过如此重大的教训,所以海外一些政治评论家,一边撰文对朱熔基的政治开明大加赞赏,一边又根据当年胡耀邦的教训,担心把朱熔基称为「中国的戈巴契夫」会让中共左派抓到把柄,直接影响到朱熔基的职务升迁,甚至断送朱熔基的政治前途。

事实上,时移事变,现在恰恰是因为朱熔基被外界称之为「中国的戈巴契夫」,才加重了他在邓小平那里的份量。因为邓小平心里十分明白,既要打破「六四」後的中共外交僵局,唯一的办法就是推出一个被海外,被西方认定为政治形象开明,没有「六四」负债的人物出面,才能推展「外交」。至於朱熔基本菻TTP/1.1 ET 题,而现在有jiangzemin和李鹏在台上,就足可以保证政治上「硬」了。那麽让朱熔基上去与江、李搭档,就能够成功地保证朱在经济上「硬」的长处,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又让他在政治上「软」(如果他真是在政治上「软」的话)的「短处」是即使想发挥也会受到限制。所以中共十四大之後所确立的领导体制中,加进了一个关键人物朱熔基,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邓小平所谓的「两手硬」政策。邓小平所玩的「朱熔基外交」,始於上海的「浦东开发」。

九零年四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五月三日,朱熔基亲自为上海市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和开发规划研究室主持挂牌仪式。随即又率领庞大的「上海经济代表团」出访香港、新加坡,推销浦东开发计划,同时为中共打破在国际舞台上的孤立局面。

香港掀起朱熔基热

六四事件之後,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声誉,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为了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中共一开始只能kao长袖善舞的外交部长钱其琛,在西方外交场合上「力挽狂澜」。而在朱熔基未到国务院任职前,因为上海市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海外商界又看好浦东开发这块肥肉,同时也因为海外对朱熔基在中共政坛上的前途日益看涨,所以他的出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有代表整个中共政权的意义。

第九章 从上海市长到国务院副总理

大陆著名的异议者周舵先主曾说:很多人认为,「六四」之後邓小平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共产党内的权威大大削弱了,但实际并非如此,反而加强了邓「一口九鼎」式的霸主地位。这种看法的确颇有独到之处。第一,「六四」之後毛主义的大反动失尽人心,人们在无可奈何之余,只好承认邓主义到底还是比毛主义强些。如果过去人们对陈云等老人帮还认识得不够清楚的话,现在总算知道了,若是邓下台、陈上台,那才真正是水深火热、苦海无边。保守势力的倒行逆施帮了邓的大忙。第二,谁都知道,毛以後,邓一直是在玩着左右平衡的走钢丝游戏。这套把戏要想玩得成功,就得既能两面讨好,又能两面开弓--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不够甜时,大棒敲下去就得足够狠。邓的地位之所以曾经不稳或看上去不够稳,也许是因为他手里的大棒--军队--还没让他的政敌尝到过苦头。

「六四」血腥镇压同时也让保守派看出,若是惹翻了这霸王,大棒同样可以敲在他们头上,军队「保驾护航」的威胁并非虚声恫吓。大流血的吓阻效应对两方面都起作用。

顺从切小平之谜

朱熔基在「六四」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一直在政治上走钢丝,想在邓、陈两派面前都要得分。但是在「六四」後,他似乎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还想维护中共政权,在经济改革问题上再搞倒行逆施,那就是百分之百的死路一条了,这是他顺应邓小平的第一个原因。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上,朱熔基在到上海之前,即使是像有些人士所评价的,只是属於「计划派阵营中的开明派」,但他到上海工作後,仅仅是从地方本位主义的角度出发,也会自然地站到力图使经济改革形势向计划经济复辟倒退的李鹏等人的对立面。九零年上半年,李鹏曾力主向地方收回已经下放的「部分财政自主权。为此,邓小平深为不满,於是委派杨尚昆到广东和上海各跑了一趟,分别向叶选平和朱熔基打了招呼。

叶选平和朱熔基得了邓小平的上方宝剑後,即在九零年八月左右的一次国务院会议上,公开顶撞李鹏,坚决不同意中央向地方收权。在他们两人的带动下,包括北京地方领导人,也纷纷表示了对中央收权的不满。据说,叶选平曾在这次会议上表示说:「中央财政吃紧,可以向地方借嘛。」李鹏听了这种话心裹当然不能受用,恼羞成怒地喊了一句:「中央也不是叫化子。」

由此可见当时中共内部在改革和反改革问题上,斗争激烈。过去,外界都以为邓小平学习毛泽东以南方压北京的办法,是从九一年春季上海的「皇甫平」文章开始的,实际上邓小平的这一招从九零年下半年就已经显灵了。因为有了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市长的朱熔基公开顶撞李鹏,再加上从九零年四月开始的浦东开发,上海是「计划经济大本管」的形象开始改变。

大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涟先生,一九九二年六月在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校区举行的第七届年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中说:自一九八九年下半年起,中国政府一方面用行政和经济方法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实现价格稳定,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派和经济工作领导人决定,要把全国经济拉回到计划经济为主的轨道上去。这里的「经济工作领导人」当然指的李鹏。吴敬涟认为∶中国经济在九一年下半年起开始复苏,带头的力量是非国营经济。这两年来,中国的出口增长极为迅速,都是kao民间经济和外资经济。所以大陆流行一句话:「经济繁荣,一kao老外,二kao老乡。」由此可见,中国经济要进一步繁荣,只有去扩大非国营的市场经济。吴敬涟先生说:因为「国营和非国营两个部门效率差别如此鲜明,使想把已经改为市场经济部分,重新拉回到计划经济的努力,不得不向後退却,最後承认失败。」

朱熔基是「皇甫平」的二老板

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李鹏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从「当家才知柴米贵」的角度出发,也不得不改弦更张,放弃向计划经济方向「开倒车」的努力。但是,当时控制大陆意识形态部门的一批左派理论家,却按照他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习惯思维,为了所谓「反和平演变」的政治需要,更加紧了对经济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攻击。一时间,经济特区被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被指责为「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被指责为「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被指责为「甘愿作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连邓小平也被暗喻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

就在这样一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高压形势下,爆发了着名的「皇甫平」事件。「皇甫平」是个写作评论文章的笔名,因为文章出自上海,刊登在上海的报刊上,所以人们都明白这是「黄浦江评论」的谐音。有一则消息说,一九九零年底邓小平在离京之前曾说过这样的话:「我现在讲话没有人听,这样下去,我只有到上海,到上海发表我的文章。」无法核实这则传闻,但九一年上海《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引起了海内外广泛注意,似乎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这些文章与坐镇上海的邓小平的关联。三月二日,皇甫平的评论文章题目是《改革开放应有新思路》。该文章指出:九十年代的改革没有新思路、新招数不行,为此,关键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是我们须臾不可分离的法宝,改革开放是上海摆脱困境,求得振兴的唯一出路。」
三月二十二日,皇甫平发表了题为《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一些》,公开提出:「邓小平同志对九十年代上海的开放寄予厚望,上海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浦东开发要更快更好更大胆。」

随後,皇甫平又发表文章,阐述要提升对经济体制改革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干部,并抨击「两面派」和「骑墙派」。「那些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姓」、两面派、骑墙派一类角色,毫无疑问绝不能让他们混进我们的干部队伍中。」皇甫平的文章出台,被视为南北在政治斗争、政策取向和权力利益之争的公开化,是经政派从上海仰攻北京的「北伐」。据知,无论是「皇甫平」文章的出笼,还是朱熔基上调,包括邓小平九二年的南巡,都有邓家子女在其中运动,而在「皇甫平」文章和朱熔基上调的问题上,现任中共国家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的邓小平次女邓楠,则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邓楠的影响力

九零年春邓小平趁到上海过冬的机会顺势考查朱熔基,邓楠既是陪同者,也是策划者。据接近邓楠的一位朋友透露,邓楠向父亲推介朱熔基时说:「朱在海外的形象很好,起用他有利於打开僵持的国际空间。另外,朱熔基这个人作风正派,工作很有魄力,很有实干精神。他来上海以後,不但使上海的各方面工作有很大起色,而且也深得人民群众拥护。」就在这次上海过冬的二十多天里,邓小平接连召见朱熔基数次,就浦东开发等问题徵询他的意见。当然,老谋深算的邓小平不动声色,当时并未向朱熔基「交底」,压根就未提要上调他的事。

智商程度并不比邓小平逊色的朱熔基,此时应该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的仕途,将会在邓小平手里继续看好。尢其是邓小平在向朱熔基徵询了他对国家经济形势及治理整顿政策等问题的看法之後,突然插问:「你在上海的市长任期还有几年?」这就使朱熔基更明白了邓大人当时正在打什麽算盘。一位上海的记者曾记述过一个插曲,在一次宴会上,邓楠冒冒失失地突然说:「我们这一次是来看朱熔基的。」於是,立刻就有反应机敏者接过话头问道∶「朱熔基上得去吗?」

邓楠楞了一下,马上又哈哈一笑,按着便顾左右而言它∶「我爸爸说朱熔基的性格有点像李瑞环。」

木匠出身的李瑞环当年就是因为当天津市长政绩突出,同时又因亲民形象和政治开明形象,普受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欣赏,才被邓小平看中的。现在既然邓二公主把朱熔基比成李瑞环,那麽他荣升之时也就不会太远了。

笔者当时在场,听後大着胆子问了一句:「那按您的意思,朱熔基这次人代会上会当副总理吗?」邓楠看了我一眼,用了一句外交辞令:「我们这是纯属聊天,这麽敏感的人事问题,那只能去问上帝了。我是无可奉告呵。」

随後,这位性格直爽的二公主又脱口说了这麽几句∶「我爸爸说,朱熔基只能当第一把手,不能当第二把手。朱熔基的性格容易得罪人,在国家经委时,他是副主任,同左邻右舍的关系搞得不好,大家都没想到,他当了上海市长,却干得那麽好。」

邓楠虽然一再强调她的一番话只是「戏言」,但一年多之後,朱熔基果然升调北京,只是暂还屈居副手,任国务院副总理。来自北京的消息说,「皇甫平」的文章发表之後,引起中共极左派人士的震怒,於是就派人追查其背後的「黑手」。而这「黑手」正是邓小平,具体指挥者则是邓楠。

为南巡讲话铺路

当时,邓楠借陪父亲到上海过春节之机,先後数次找朱熔基、陈至立(主管意识形态的上海市委副书记)等人谈话,定了「皇甫平」系列文章的调子,每篇稿子在发表之前,都打成清样送交邓楠过目。後来邓楠回到北京,上海市委就派专人送稿到北京。「皇甫平」事件为邓小平重新挑起一场改革旋风,打响了第一枪。

《中国时报周刊》的一篇报导说,吴邦国政治生涯的高潮,应是在背後支持了「皇甫平」,「皇甫平」文章被认为邓小平思想的开路先锋,加上邓小平亲临上海,吴邦国也得以名声大噪。但上海一位干部认为这完全是牵强附会之谈,「皇甫平」文章完全是朱熔基在上海时决定的。「皇甫平」事件发生後,吴邦国几乎吓破了胆,曾打电话给已在北京的朱熔基,朱虽给他吃了定心丸,但吴为了避免与北京方面有更多正面冲突,很快就决定不再发表「皇甫平」的文章。

一位上海记者,曾在美国《民主中国》杂志上,披露了他所了解的《皇甫平》事件背景。九一年春节过後,邓小平刚刚离开上海,朱熔基即召集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与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周瑞金,要求他们要在《解放日报》第一版醒目位置,「连续发表几篇文章,向全国吹一吹改革之风」。

朱熔基强调,文章要写得「尖锐、鲜明、有针对性一些,有些地方可以用小平同志的原话」。另外,朱熔基还对发表文章的时间作了规定∶「从三月十二日起,每隔二十天一篇。发三、四篇後,看看北京的反应再说。」於是,周瑞金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第一版,先后发表了四篇文章。在审阅「皇甫平」文章时,朱熔基特意加上这样的话:改革开放就是要把先进的社会化商品大生产方式,引人社会主义经济中来,杜会化商品主产方式本身,没有所谓姓「社」姓「资」的问题。

文章发表当天,《解放日报》驻京办事处四处收集反映,由报社用白头内参形式直接送朱熔基办公室。朱熔基则每隔一周将反应要点,迭邓小平办公室。
由此看来,上海「皇甫平」事件同吴邦国可以说根本没有关系,而这一事件的最大後台自然是邓小平,二老板则是朱熔基。至於陈至立和刘吉等人,也不过是在听了朱熔基打招呼以後装聋作哑,只有周瑞金才是这场戏中唯一在台前表演的演员。而且他在此之後的政坛荣辱,也全都是因为「皇甫平」的缘故。

周瑞金为朱熔基捉刀

周瑞金是中共上海市委委员、《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他一九六三年毕业於复旦大学新闻系,进解放日报後,表现突出,被当时总编辑王维视为培养目标。「文化大革命」中,周瑞金被作为「修正主义新闻苗子」而受到批判。「四人帮」被「粉碎」後,他才获一步步提升,历任评论员、评论部主任、副总编辑、党委书记。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风波骤起,上海新闻界闻风而动,《解放日报》记者、编辑群情激愤,甚至中上层干部也卷入风潮,国际版刊出了署名周稼骏的文章《请别向记者开枪》,引起国际舆论注目。周瑞金面临这样复杂的政治形势,表现出异常的冷静和坚定。他既不轻易地呵斥吓阻群众,又严密地按照jiangzemin意旨亲自把住版面。

「六四」之後「大清算」,周瑞金在报社大会上「一锤定音」,既要查清问题,又不要伤害同志,「要清查,不要清洗」,「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这种不以「六四」血迹涂抹「乌纱帽上红顶子」的品格,受到大陆新闻界的交口称赞。有人说这很像朱熔基处理上海「六四」风潮,此话可信。「六四」以後,《人民日报》发表「反和平演变」、「建钢铁长城」的社论,在「舆论一律」和「新闻党性」的强求下,当时大陆各地的绝大名数报纸,包括上海《文汇报》、《新民晚报》都选载了,唯独《解放日报》没有转载。周瑞金的许多朋友都为他捏把汗。

事过二日,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陈至立找周瑞金谈话,问他是否漏登了《人民日报》这篇重要社论,并劝他赶快转载,迟登总比不登为好。周瑞金向陈至立汇报说,《人民日报》这篇社论非常重要,但我认真研究後觉得,文章中把「反和平演变」的任务只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而且对象也只是知识分子。这与党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不完全一致。要说防止「和平演变」,自然也应该包括科技、经济、政治各个领域,除了知识分子要「防止」,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也要「防止」。另外,「防止和平演变」能kao建造「钢铁长城」,这种提法欠科学。《人民日报》社论是否每篇都要转载,中央没有如此规定过,所以我决定不转载。

敢冒这种政治风险而又有深厚学识的人才,而今确实难能可贵。这也是朱熔基决心背kao邓小平,同中共反改革派进行一次公开挑战时,选中周瑞金为他捉刀的重要原因。

心术正才是人才

而周瑞金之所以胆敢接受朱熔基委以的重任,甘冒巨大政治风险,自然也有一些个人因素在他思想上起作用。其中之一就是他要为自己在「文革」时期,曾经有过了一段「政治迷茫」的历史雪耻。「文革」期间,在政治大气候的影响和压迫下,周瑞金曾经捉笔写过四篇批判邓小平的文章发表。邓小平时代开始後,不少人都急於设法将自己参与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光彩一段掩饰过去,以免被写入个人档案,影响今後政治前途。

周瑞金则襟怀坦白,认为个人历史无论已经被实践证明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都应该由自己负责。他认认真真地在整党表格上,将参加过批邓的那段历史如实填写,表示自己虽然过去曾经有过政治上的迷茫,但现在确实是真心拥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周瑞金的这一表现受到新闻界人士的赞赏,朱熔基曾以「文才可用,心术尤正」之言表示对周瑞金的欣赏。

九一年朱熔基上调北京之後,周瑞金随即被任命为香港大公报副社长兼总编辑。但此举遭到极左派掌权者的极力反对,中央有关部门最後被迫收回对周瑞金的任命。可是,随著朱熔基在中共权力核心层站稳了脚跟,周瑞金也时来运转了。九三年四月,周瑞金终於被任命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甚至有消息说,高层有意让周瑞金先从「副总编辑」职务上过渡一段时间,再正式出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果真如此的话,朱熔基在中央又多了一位得力的助手。
周瑞金上调北京,有人认为是jiangzemin为在北京稳住权力而任用上海亲信的例证。其实周瑞金虽然说起来,也曾是jiangzemin在上海时的部下,但他捉刀撰写的「皇甫平」文章,却一度被身居总书记高位的jiangzemin所否定。所以,周瑞金还是因为在关键时刻,为大老板邓小平和二老板朱熔基甘冒政治风险,才为自己如今的官位高就挣得了资本。

中共十四大以後,邓小平既对高狄这样的理论左派完全把持《人民日报》感到威胁太大,但如果把所有理论左派全部从《人民日报》撤换,又可能因此招致赵紫阳时代「舆论失控」,全面倒向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边的旧戏重演,所以才下令采用了「掺砂子」的办法,即要让《人民日报》里有思想解放的周瑞金这样的新人。坐镇鼓吹坚持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保留一批高狄的原班人马(除高狄之外),继续在《人民日报》里坚持进行「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保证」。有了邓小平的如此设计,才有了jiangzemin同意让周瑞金进驻党报的任命成为事实。

上海「北伐」遭强烈反击

一个小小的周瑞金,因为有了朱熔基的支持和邓小平这个後台,就敢冒然向北京方面的左派舆论阵地进犯。北京方面的理论左派们不甘认输,也开始对改革开放政策进行更大声势的批判。一位理论左派首领说:过去向经济理论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开战,只能拿赵紫阳作靶子,但是因为赵紫阳已经下台,所以外人认为我们是在「照著死靶子练枪法」。现在上海方面有人自动跳出来,我们就有「活靶于」可打了。就在「皇甫平」文章出笼的同时,朱熔基被宣布上调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另一位中共理论左派立刻授意说:过去我们说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窃居党的领导层高位,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出来了,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

「皇甫平」文章见报第三天,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惟诚即打电话给上海市委质问陈至立说:「北京的同志看「解放」上的两篇文章,感到摸不著头脑,这好像同中央最近的精神不相符合,我想听听你们市委和熔基同志的意见。」虽说电话只能传声不能传形,但陈至立还是立刻从对方的口气中,嗅出一股强烈的火药味。於是他故做轻松地回答说:《解放日报》的署名文章不同於社论,所以发表前我们是不审阅的,市委也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这番回答虽然不能今徐惟诚满意,更无法向主子交差。於是,他派了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和一名宣传局的处长去上海,要求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侧面打听一下「皇甫平」的背景。

副局长自然不敢去《解放日报》直接下手,而是通过上海《文汇报》的熟人,打听出了「皇甫平」文章炮制出炉的前後过程,立刻回京领赏。大陆资深记者张石森透露说:其实熟悉中共政治运作程序的那些理论干部们,无一不明白「皇甫平」的真正後台是邓小平。但是,既然上海方面不透露背景,北京方面就可照批不误。於是,包括当时的《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周学斌、《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孙永仁和副主任黄美来等,变著法子在当时组稿会和座谈会上讲话,批判「皇甫平」的文章。中宣部几名局级干部,在当年四月召开的「科学杜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上,更鼓动与会者用整整三天的时间,系统批判「皇甫平」观点。

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以「转载」形式,发表原刊於著名左刊《当代思潮》上的一篇文章,题为《为什麽必须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中对「皇甫平」文章中的观点,逐条引证加以批驳。

承受无比的压力

五月初,《光明日报》又转载当时中共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下令撰写的批判文章,《改革开放必须先问姓「社」姓「资」》。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张常海在编前会上说:「这是批判「皇甫平」的又一篇檄文。」利用尚掌握在手的舆论工具进行反击的同时,中共左派理论家还通过有关部门采取了组织手段。先是把转载了「皇甫平」文章的《改革》杂志的发行权停止,按著,又取消了周瑞金去香港任职的决定。此前,因为朱熔基已经亲自向周本人和上海市新闻界,宣布了国务院港澳工委关於任命周瑞金的决定,而取消这一决定的通知,竟是国务院方面打到上海的一个电话。这等於是向上海方面暗示:不要以为紧跟朱熔基,又有邓小平为後台就可能有恃无恐,即使朱熔基进了国务院,我们照样可以修理!

此时,朱熔基已经到北京上任,吴邦国也已经正式接任了上海市委书记职务,所以从中共体制上讲,朱已经无权对上海工作继续指手划脚。但是因为「皇甫平」事件是朱一手导演,所以吴邦国还是把这一切向朱熔基请示。朱熔基当即回话说:「中央并没有表示也没有讨论过「皇甫平」文章的观点有什麽错误,上海情况那麽复杂,浦东开发举世瞩目,中央寄予厚望,关键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有这样那样的看法,总比什麽看法都没有要好。」对比几个月前朱熔基授意发表鼓吹改革开放文章时的情形,这个时候的朱熔基的口气已经软了许多。显然,他正在京承受著巨大的压力。

第十章 从改革的马前卒到权力的核心层

大陆「文革」初期,唯恐天下不乱的毛泽东夫人江青,曾经向「造反派」们教授了一条口诀,叫作「文攻武卫」,而邓小平自九一年初之後,为保卫自己改革开放的大旗,所布署的反对中共保守派的战略步骤,也可以用「文攻武卫」来形容。一开始的「文攻」始於上海,「总设计师」邓小平拿出脚本後,朱熔基担任了「导演」,周瑞金则是持笔上阵的台前「演员」。但上海改革派「文攻」的结果,却是遭到北京保守派更猛烈的反扑。理论左派们知道朱熔基因为仰仗邓小平的支持才有恃无恐,於是也端出了他们的後台。炮手王震一句「我们身边就睡著一个戈巴契夫」,刺激得左派理论家们完全忘乎所以,本来还是躲在幕後看热闹的jiangzemin和李鹏终於也「一吐为快」。

九一年七月一日,jiangzemin在中共建党七十周年大会上讲话说:「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要巩固和壮大「杜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使各种经济成份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和范围。」

遭jiangzemin暗批

此时,正襟危坐在会场主席台上的朱熔基,虽然表面不露声色,但心里明白这位总书记今天的讲话,无疑是在代表政治局表态支持理论左派,所谓「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实际上比改革开放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提法,更直接地把批判矛头指向了上海的「皇甫平」,当然也就是指向朱熔基。而此时坐在台下的大批理论左派们则不约而同地把仇恨、奚落的目光,对准了台上的朱熔基,按著,便是一阵疯狂的掌声。

第二天,朱熔基被打发到湖北考察并巡察暴雨灾情,北京方面则在jiangzemin的支持下,开始了新一轮对朱熔基的全面清算。中共国家教委紧急召集理论学习会议,系统传达和讨论江总书记指示精神,会後又迫不及待地将一批马列教授反对改革的理论观点,整理上报中共中央,称之为「在我国进行反和平演变斗争的建议」。另外,中共国家教委在何东昌的授意下,还组织一批经济学教师,以「高校一些经济理论工作者对经济领域中若干问题的看法」为题,上书中共高层,要求「警惕[私有化潜行]」。这批左派教授认为,「一些原来主张私有化的人,越来越明显地把股份化,作为实现这一主张的掩饰和途径」;「有些热心鼓吹股份化的人们,其可以说出来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实行股份制,完全剥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权」。

这些左派教授,甚至公开抵制邓小平的主张,强烈要求中共「应该更明确地肯定国家计划,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地位」;强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仅是经济运行方式,而且体现著不同的制度,西方资产阶级,都是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同义语来使用的。」把持《人民日报》的高狄,此时更是利令智昏,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公开挑起与「皇甫平」的论战,以逼迫朱熔基在这个问题上作出检讨。

八月三十日,由《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李德民和理论部一位高级编辑起草的社论《一切为了改革开放》,已经由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审阅通过,但高狄却故意加进一段「必须先问姓[社]姓「资」」的内容。九月一日这篇社论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後,李瑞环根据邓小平的指令删去这段话,高狄这才屈从,造成了电台播发出的社论,与第二天见报的社论内容不一样的後果。为此,邓小平恨恨地说了一句:《人民日报》想全面批判邓小平。

邓小平反击保守派

有了邓小平这句话,朱熔基这才长舒了一口气,高高兴兴地继续进行他的周游列省活动,并於九一年十月十三日到达上海。大陆记者张石森披露说:十月十五日朱熔基会见上海市市委常委时公然说道:「我们的舆论都应该成为改革开放的舆论,而且要坚定不移地宣传。「皇甫平」也好,「吉方文」(「皇甫平」作者的另一笔名)也好,只要是为改革开放鼓劲呐喊的,我看都是好文章。」但这话在上海市干部中做了传达後,立刻又在北京引起反弹。一个多月後,李鹏到上海为南埔大桥的落成剪彩,言谈中突然冒出一句没头没尾的话:「「皇甫平」的文章影响很坏,把中央好不容易统一的思想又搞乱了。」到此为止,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李」等於都公开站到了保守派一边,到底打哑了朱熔基,但同时也彻底激怒了邓小平,「邓小平南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场的。

邓小平南巡後,北京的保守派仍在负隅顽抗。同时,因为邓小平在南巡第一站武汉,即点了jiangzemin和李鹏的名,并要求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和省长郭树言,同他们两人带话「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所以二人一度耿耿於怀,迟迟不就邓小平南巡讲话明确表态。

邓小平看江、李等人到这个时候仍然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立刻将「文攻」转成「武卫」。九二年三月全国人大会上,杨白冰代表中共军方公开表态,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于是,形势急转。先是李鹏乱了阵脚,主动给邓小平写效忠信,表示愿作改革开放的「马前卒」,声称邓小平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接著是jiangzemin请乔石安排一次在中央党校讲话的机会,公开表态拥护邓小平南巡讲话,立志「防左」。所以,到一九九二年六月份为止,至少江、李等人再不敢给朱熔基小鞋穿,朱熔基进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随之大大增加。但是,也因为江、李的见风使舵,不敢继续坚持「原则」,却使朱熔基失去了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立刻接任总理职务的可能。

关於朱熔基如何获得邓小平的高度赞赏,并决心委以重任的过程,许多报刊都从不同角度有过报导,内容有实有虚,大都无法证实。一九八九年大年初一,新华社向全国报刊发了邓小平在上海过年的简短新闻,配发的照片很容易使人产生联想:邓小平同朱熔基正在交谈,jiangzemin站在旁边,明显地被冷落。
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杨尚昆的公子杨绍明。当时敏锐的观察家认为,在一向非常重「名单学」、「排位子」的中共高层中,这张照片意味著朱熔基非升官不可。

李鹏以退为进

但「六四」事件的发生,似乎改变了中共高层原来的人事计划。jiangzemin犹如一匹黑马,突然窜升为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朱熔基还留在上海,但党政大权一把抓,成了名副其实的诸侯王。不过关於他进京的消息仍广泛流传。九零年春节,邓小平又在上海对朱熔基进行考察,邓发现朱熔基尽管身在上海,却对全国经济状况十分了解。最今他感兴趣的是,朱熔基手中并没有笔记本,却能讲出许多准确的数字。

大年初一,上海市委、市政府举行春节团拜会,朱在台下陪杨尚昆,而由黄菊「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全体与会同志拜年」。参加会议的都是上海司局级以上的干部,他们一下子议论开了:「朱熔基要到北京去?」有一位干部直接问朱熔基的秘书。朱熔基的秘书神秘地一笑,不作回答。然而,邓小平刚刚回到北京,就看到李鹏写给政治局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去年五月,当党和国家需要我出来贡献时,我站了出来。现在,如果党和国家衡量利弊,需要我退下来,我愿意退。我是技术干部出身,缺乏管理国家行政工作的能力,就我的本意,也希望重新干我的技术工作。作家徐勤业认为,这封「言辞恳切」的信,分明是陈云、李先念这帮老人,对邓小平过於重视上海帮,压低李鹏的一个挑战。当时中国大陆尚未从「六四」阴影下解脱出来,邓小平魄力再大,也不敢在带血的伤口上抹盐,於是在李鹏的信上作了「一动不如一静」的著名批示,稳定了老人的情绪。

就在邓小平批示三天後,朱熔基在上海市委扩大会议上正式宣布:「这一段时期,关於我要到北京去当什麽副总理的说法,全是没有根据的。你们想,小平同志刚刚批准了我们的开发浦东的计划,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我怎麽就可能走呢?也不好向上海人民交代啊!」同时,上海市政府顾问汪道涵,亦向海外传媒吹风:「上海的工作这麽重要,朱熔基怎麽能突然离开呢?」但是,九一年二月邓小平再次到上海过春节时,即向朱熔基挑明了调他到国务院工作的想法。同时,邓小平又委托杨尚昆召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一班领导,传达朱熔基近期内上调的「中央决定」。

为了使上海的人事安排有一段过度,并安排先由黄菊以「常务副市长」的名义,接替朱熔基的市政府工作,待上海市九届人大四次会议召开时,再正式接替市长职务。三月七日,上海各大新闻媒介首次以「常务副市长」的头衔报导黄菊的活动,这等於是把朱熔基将另谋高就的消息正式透露出来。

邓小平寄予厚望

邓小平为什麽力排众议,非要选拔朱熔基不可呢?据知情人士分析,除了朱熔基在「六四」前後与北京等地截然不同的稳定局面的政治手段,深获邓小平赞赏外,还是因为邓小平急於寻求推进改革的新战略有关。当时,一百萦绕邓小平脑海中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下一步的改革路子应该从哪里走起?中央计划经济这条路不能再走,实践证明这是产生官僚主义、浪费资源,全国上下都无积极性的根源之一。可是邓对完全的市场经济也不放心,担心中央失去对经济生活的控制,贫富差距拉大,国家没有能力处理影响全局的大事。

邓小平曾非常赞赏赵紫阳提出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设想,但是「六四」之後,党内理论左派攻击赵紫阳的这个设想是「资本主义经济格式的翻版」。这派政治势力强调说,「完全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发展经济的「灵丹妙药」,它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国际的资产阶级就是通过市场经济的渠道,介入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实现其「和平演变」的政治阴谋」等等。理论左派的这种论调,往大陆经济体制改革中插进一支意识形态的「楔子」,使邓小平不能顺利按照自己的思路,选择新的改革战略:更主要的是,至今中国政治舞台上,尚没有一个像赵紫阳那样足智多谋的势力人物。能在实践上与邓小平的思路相配合,开拓出一条崭新的改革路子,所以邓小平意欲寻找这么一个人物。

九一年春节,当朱熔基汇报到浦东开发要金融、贸易、基础设施三个先行的时候,邓小平连日称赞说:「我讲改革要有新思路,就是讲改革要有不同於前十年的新办法、新措施。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关键在於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总是习惯於把计刊经济等同於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於资本主义。这一看法,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已证明不符合实际情况了,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在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防止陷入新的思想僵滞,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地等同起来,不能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在利用外资上谨小慎微,顾虑重重。不能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对那些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改革,不敢坚持和完备,甚至动摇,走回头路,不能把持续稳定发展经济,不急於求成同紧迫感对立起来,工作松懈,可以办的事情也不去办。总之,进一步解放思想,是保证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依我看,今天还存在这个问题:凡是思想解放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工作就打得开新局面,凡是思想不解放的单位,就缺乏生气,工作也很难搞上去…」

出任副总理  

邓小平对朱熔基讲这麽一番话,其用意是相当明显,他希望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格局中,朱熔基能像赵紫阳那样成长起来,打破大陆改革开放停滞不前的局面。据说,当邓小平决定正式提升朱熔基为副总理时,姚依林随即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说:「这么一天一个令,让人家怎麽工作?」邓小平听到後,怒斥道:「如干不了,就别干,退下来,让其他同志干。」按著,邓小平又对杨尚昆说:「姚这个人不行,身体不好,又不让出来,国务院工作搞不上去,他有一半责任。」姚依林一听,就表示要请长假。那不是正中邓小平的下怀麽?陈云出来打圆场,让姚依林边工作、边休息。「李鹏在家,依林可以多休息,李鹏外出,依林可以多工作。」这才算把绷紧了的弓,调整了弦。

九一年四月十二日,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朱熔基正式被任命为副总理。李鹏在向人大提请任命朱熔基的议案时,说他「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对我国经济情况比较熟悉。事业心强,工作有魄力,勇於开拓,处理问题比较扎实稳重,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政策理论水平。作风正派,团结同志,对自己要求严格。」

李鹏当然忘不了刻意强调:邹家华、朱熔基、钱其琛三人「在八九年制止动乱和平息北京的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拥护党中央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此时,朱熔基正率领上海市政府代表团在荷兰等西方工业国家访问。一位外国记者曾问朱熔基:「你在上海最大的失败是什麽?」他的回答是那麽自信、坦率:「没有。」

四月二十六日,朱熔基结束欧洲之行,直接到北京向国务院报到,还末来得及参加国务院的一次办公会议,即接到通知说陈云同志在上海等他。二十七日晚,朱熔基急飞上海,次日即赶陈云下榻的西郊宾馆二号楼单独晋见。谈话中,陈云说他早已经从有关同志那里听过朱熔基的情况介绍,所以在同小平同志商量国务院副总理人选时,「我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你」。然後,他又对朱在上海的工作作了肯定。单独会见之後,陈云又命秘书把在外面听候的新任上海市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副市长黄菊叫进去,给他们三人各书赠一幅「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十五字箴言条幅。

陈云用转机接到北京

陈云明确表示说:他这「十五字箴言」,就是针对十年改革的教训而发的。照理,陈云每年数度去上海从来都是不对外公开的,但这次陈云办公室却通知新华社记者到场,然後即向全国发了消息照片。四月三十日,陈云请朱熔基乘他的专机一起回北京。此间有什麽交易外界自然无法知道。但北京立刻就传出消息说朱熔基是邓小平和陈云双双看好的「接班人」,不然陈云怎麽会亲自乘专机接他进京?

无论朱熔基仅仅是被邓小平看好,还是被邓、陈二人双双看好,朱熔基至少是绝对不敢冒犯陈云,这是他稳住地位的必要前提。朱熔基记得,就在胡耀邦担任总书记期间,邓小平曾经两次让胡启立给胡耀邦带话说:也要注意一下反击右的倾向了。胡耀邦置之不理,於是有了那次让他下台的「党内生活会」;赵紫阳还是党的总书记的时候,因为陈云同胡启立说了赵紫阳不懂哲学,赵紫阳不服,於是陈云批评赵紫阳的讲话,竟然以党内文件形式向下传达。所以,朱熔基在陈云的笑脸面前唯唯称诺,同jiangzemin、李鹏在邓小平的怒容面前连连自我掌嘴的表现一样,都是在忍辱负重。

朱熔基进京後发现,原来国务院的人马已经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他下脚的地方。邹家华同任副总理後,还是原来的分工,主管计委。国家计委一直是国务院中最有实权的部门,素来有「小国务院」之称。既然要管整个国家的综合计划,所以它的国民经济综合司、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的设立不足为怪,但同时,它还设有机电司、科技司、农村经济司、财政金融司……,甚至对外经济贸易司。也就是说,计委的下属机构设置与经济和生产有关的国务院各部委「对口」,难怪有些国务院的部委负责人发牢骚说:计委的一个司长能管我们一个部的部长。

国务院其他与经济和生产有关的,则都归口在姚依林和田纪云的名下,所以朱熔基没得可管。他贵为国务院副总理,但不敢轻易对国务院的部长们发号施今。曾长期在国务院系统工作的朱熔基,深知那些部委长官个个都是有背景的,你不小心得罪一个人,说不定就踩了他的「联络线」、解了他的「关系网」,那可能让你吃不了,兜著走!而过去经常因病往院的姚依林此时异常积极,表示「还可以干」。所以朱熔基在家里了一个多星期也没动静,没有人给他安排工作。

初进中南海

邓小平知道後,找薄一波谈话:「年轻同志作事,我们应该支持,为什麽总要嘀嘀咕咕呢?中央已经决定的东西,无论什麽人都不要说三道四,放手让人干。请你转告朱熔基,让他不要在北京不动,要多走走看看,才会长见识,搞调查研究很重要。路是人走出来的,没有模式。谁要总结十年,我看这一条首先值得总结。」

这段话经薄一波分别向王震、彭真、姚依林、李先念等人谈话时作了传达。这样朱熔基头上笼罩著的一片乌云总算暂时散开了。邓小平同时让杨尚昆告诉李鹏「应该尽快给朱熔基同志安排工作。」李鹏这才於五月十三日找朱熔基谈话,说让他分管工业和交通部门的工作。六月十三日,国务院下发文件,给朱熔基任命了数项兼职,包括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全国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领导小组组长……但这所有的单位都不是常设机构,当时即有国务院的干部讥笑朱熔基说:如果他还嫌不够的话,还可以给他安排一个中国预防控制爱滋病委员会主任。

在朱熔基的数项兼职中,比较有权力的是「生产办主任」。正是这个生产办,後来演变成经贸办、经贸委,为朱熔基在国务院系统权力的扩张,确立了基本的立足点。

经委在八八年春正式撤销後,经委的大部分司局并入计委,中共却在同年七月成立企业管理指导委员会,行使经委的部分职权。主任张彦宁,同时兼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副主任叶青,同时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市际上是一个两头不著边的临时性机构。一九八九年中国大陆经济出现效益滑坡後,生产协调工作愈来愈重,原国家经委的救火队作用愈显重要,由於企管会不能发挥原有经委功能,中共又成立了国务院生产委员会。

九一年朱熔基出任副总理後,国务院将生产委员会改名为「生产办」。生产办有点像文革前的国务院工交办公室,是超部委的协调办事机构,负责协调国务院工交系统的工业、交通生产和技术改造,对工交企业实施宏观调控和指导,培养企业管理人才,并指导各省经济委员会(或计划委员会)、生产委员会的业务。尽管国家经委的机构并未由此全面恢复,但一些新职能也被充实进来,诸如三资企业、乡镇企业、城镇企业,这些在中央没爹没娘的孩子,纷纷投入生产办门下。生产办最初共有五位副主任,张彦宁、赵维臣、朱育理、李祥林、杨昌基等。从他们几个人的过去经历看,朱熔基在人事安排问题上的确是动了一番脑筋。

生产办成为权力立足点

张彦宁大朱熔基一岁,毕业于大连工学院化工系,曾到苏联格罗茨宁百油联合企业实习,後来在甘肃、四川从事石油化工技术工作。七十年代後期,张彦宁调入国家计委任生产组副组长。八十年代初转入经委任局长,八三年与朱熔基、赵维臣同时提升为副主任,经委撤销後再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务院企业管理指导委员会主任。九三年三月转任八界全国人大常委。

赵维臣是满族人,高级经济师,小朱熔基一岁。一九六二年毕业於清华大学机械系,是朱熔基的後期校友。历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处长、生产组副组长,国家经委机械局副局长、经委委员兼局长、经委副主任、国务院口岸领道小组副组长,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一九八七年在国家经委撤销前,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九三年三月转任八届全国政协常委。这两人都是朱熔基在国家经委工作时的同事,工作配合十分有默契。同时,因为朱熔基在建立生产办之初,就想到了这个机构应该如同当年的经委一样,与计委相互制约,所以才动员此二人与他维续为伍。

虽然他们三人在经委工作期间没有高低区别,各自年龄也只有一岁之差,就是因为经委撤销後,朱熔基去了上海才有了显露头角的机会,为日後升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积累了本钱。假如当年朱熔基没有去上海,还是留在国务院某机关或到香港任许家屯副手,那麽他如今也可能仅仅出任个全国人大常委而已。朱育理历任国家教委副秘书长、秘书长,国家技术监督局局长。朱熔基兼任国务院「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领导小组组长时,朱育理兼任该小组办公室主任。一九九二年九月调任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

李祥林曾任国务院电子信息系统推广运用办公室主任。一九八九年任国务院生产委员会副主任,一九九一年三月七日任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
杨昌基原任上海浦东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一九九一年三月七日任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八月九日任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副组长。
这三个人也是因为在朱熔基刚刚到国务院任副总理时,对他的工作颇为支持,才被他提名调到自己名下的「直属机构」。为了加强生产办的「人事实力」,一九九二年四月朱熔基,又调来吉林省省长王忠禹出任生产办常务副主任,使其成为他的办公室推动日常工作的主要执行者。

重用王忠禹提高生产办地位

王忠禹一九三三年生於吉林长春郊区农村,幼年时接受私塾启蒙教育,後来就读於长春市自强小学及吉林省省立二中、长春市立三中(即东北师范大学附中前身)。一九五零年考人沈阳轻工业高级职业学校攻读制浆造纸专业。

一九五三年毕业後被分到吉林造纸厂担任技术员,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後任过该厂车间副主任。在「文革」期间,王忠禹曾被戴上资产阶级黑干将的帽子。七零年更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七一年五月中共因急於生产《毛泽东选集》用纸,需要它的技术,便把他调回吉林造纸厂任生产调度组的副组长。後来升任该厂计划科副科长、厂办公室主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七九年被提拔为吉林省第一轻工业厅副厅长,随即任厅长。

一九八一年王忠禹作为中共第三梯队重点培养对象,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一九八三年从中央党校毕业後,先是担任中共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成为时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强晓初的主要智囊。一九八四年任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兼秘书长。一九八五年高狄被任命为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王忠禹同时被提升为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主管宣传文教工作。八七年在中共十三大上获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一九八八年高狄(「六四」事件後,被任命为(人民日报)杜长)的职务,被原河南省委书记何竹康替代,王忠禹随即兼任吉林省副省长,辅助同时兼任吉林省省长的何竹康。次年一月王忠禹代理吉林省省长,三月正式解除。据中共报刊报导,九一年jiangzemin、朱熔基访问吉林时,王忠禹曾经陪同视察,洽商处理问题,他的才干和眼光受到朱熔基赏识。这可能是他上调北京的主要原因。其实在这之前,中央也曾考虑把他上调,但其後并没有落实。显然,朱熔基是提拔王忠禹的伯乐。

朱熔基之所以提拔王忠禹到自己手下,除了因为他长期在大型企业工作,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外,中共国务院有人还分析另一个原因:因为在王忠禹到任之前,朱熔基的生产办所任命的副主任,全部都是从副部级岗位上平调进去的。朱熔基曾因此向中组部建议,鉴於生产办的地位应该同国家计委一样,比国务院各部高半格,所以生产办副主任的前两位应该是正部级待遇。建议提出後,中组部迟迟没有答覆,於是朱熔基干脆平调一个原来就是正部的干部进生产办,以证明该机构在国务院中的地位。尽管生产办的阵营越来越强大,但它毕竟不是国家经委,而只是国务院的一个办事机构,仅能管企业的生产,而当时许多企业正逐步集团化,经营已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在这种变化之下,原来的机构体制显然很不适应,生产办在企业管理上,缺乏法理上足够的权威。

大经委小计委

这个时候,在中共建政之初即充当首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出了一个「大经委,小计委」的主意,该设想中共中央曾以白头文件下达,而且获得邓小平的支持。有人甚至认为这是邓小平策划的政治游戏中又一场精彩片段。通过设立国家经贸办,再次向陈云控制的「鸟笼经济派」要权。将属於国家计委和其他部委,对国家大型企业的控制权,移交给朱熔基挂帅的经贸办。

这样一来,使得国务院的国家计委仅仅负责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管理法规制定等工作,中国大陆经济和外贸的实权就完全落在了朱熔基手中。经贸办於九二年六月十一日正式成立後,新华杜只发了一百多字的小消息,但这一机构的职能是前所末有的。《中国青年报》随即刊登出所谓「独家新闻」,称经贸办是横跨生产和流通两大领域的宏观调控机构,是一种新型的宏观调控体系的雒型,以适应「宏观管住,微观放活」的改革要求。经贸办未来将扩充职能,最後扩编成立为国务院下,主管经济贸易事务的最高层级单位--经济贸易委员会,地位将超过现在的国务院排名第一的超部级单位--国家计委。而经贸办的官员更扬言说: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经贸办是国务院唯一的经济贸易管理机构,国家计委的职能将缩小到以市场信息为主,相当於一个国家级的经济贸易谘询机构。

当时,中共的政府机构改革已排上日程表,其趋势是部、委不再拥有直属企业,或转为行业总公司,人员、机构大幅度精简。而在机构精简的势头中,唯独经贸办要在原生产办的基本编制上扩编,显然是要把一些部、委的部分职能,移到经贸办来。

观察家们认为,在中国经济中,市场经济的比重已超过计划经济,「以产定销」正向「以销定产」的方向转变。在此形势下,成立经贸办的主要目的,绝非仅仅是让它填补经济机制转换过程中所产生的真空,也非单纯地对生产和流通两大领域的宏观调控,和日常工作协调一手抓起来。经贸办无疑是生产办职能的延续,它下设十个局建制,分为生产调度局、生产计划局、企业管理局、技术改造局、科技局、资源节约和利用局、质量局等,人员编制二百五十人。

所有企业的大老板

国务院经贸办副主任包括李岚清、王忠禹、张彦宁、赵维臣、李祥林、杨昌基、徐鹏航、陈清泰、石万鹏等九人,大部份为生产办原来的负责人。新任者包括李岚清、徐鹏航、陈清泰、石万鹏。徐鹏航生於一九四零年,湖北黄梅人。一九六四年毕业於湖北省农业机械巷科学校。历任大冶县钢铁厂副厂长、党总支书记,大冶县副县长,中共黄石市委副书记,黄石市市长。一九八五年任湖北省副省长。一九九二年十月任国务院技术监督局局长。陈清泰历任中共第二汽车制造厂厂长、二汽集团董事长。

石万鹏历任国家经委交通局副局长,国家计委生产调度司司长。一九九一年十月任国务院生产办副秘书长。经贸办开张之後,朱熔基即开始利用企业集团的组建,将企业从中央部委和地方主管部门中分离出去,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实体。大批的企业组成企业集团後,力量扩大,可以撇开官方的渠道,有自主权地按市场规律去安排自己的生意,而朱熔基则成为了国家所有大型企业的大老板。从九二年六月,李岚清出任经贸办笫一副主任时,即正式成为朱熔基的副手。李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官僚,不爱出风头,改革派得势时,他的才干可以得到发挥,而保守派得势时,他亦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或屈服於压力,或逃避,不至於与保守派产生争执。

但李岚清亦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这种性格和工作作风正好辅佐朱熔基:另一个有利於他们合作的因素是,他们都获得中共元老薄一波的赏识。李岚清作为中共开放早期引进外资和科技的主要负责人,也是中共外贸体制改革的主导者,这些「政绩」虽一度遭到非议,但最终获得最高层的肯定。更利於李岚清的是,召开「十四大」的九二年,正是中共外贸获得猛进的一年,总额超过一千五百亿美元。李岚清一九三二年出生於江苏镇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的影响,使他自幼好学,并能接受正规教育。四十年代末,李岚清即就读於上海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系,而且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担任了该校学生会副主席。

一九五二年大学毕业,李岚清被分配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计划科,几年後被派到苏联利哈乔夫汽车厂和高尔基汽车厂实习。五七年李岚清回国之後,再到长春第一次车制造厂计划科当科长。他的才华很快引起了厂长饶斌的注意。饶任过中共松江省委副书记,中共建政後即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

李岚清成为副手

五九年,饶斌调到北京任一机部副部长。由於李岚清擅长写作,又有留学经验,亦随饶斌调到北京,任娆斌的秘书。这对於李岚清的仕途是关键的一步。当时一机部部长为赵尔陆。赵是中共早期重要军事领导人,任过第四野战军第二参谋长,五五年获上将军衔。中共建政後,赵主要担任国防工业系统领导人。
赵尔陆对李岚清极为欣赏,曾亲自将李介绍给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六零年,赵尔陆调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第二年饶斌也调任同职,李岚清成了国家经委主任室的秘书。

「文革」开始後,薄一波、赵尔陆均遭到冲击。薄一波被打成「叛徒、三反分子、刘少奇爪牙」,赵尔陆更被迫害至死。李岚清亦受到波及,国家经委企业管理局科长职务被免除。六九年到七二年,李岚清被下放到国家经委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了三年。不过,那段备受压抑的精力,成了日後从政的本钱。假如他在文革中对赵尔陆、薄一波踏上一脚,他就难有今日的辉煌。薄一波正是八零年代以来中共人事的主要安排者。从某种程度上讲,李岚清受益於薄一波这位「老首长」。

一九七二年,李岚清得以复出,被调到华中支援三线建设。当时他的老首长饶斌任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厂长,李岚清因而得以出任计划处副处长、发动机厂党委第一书记,後任第三汽车制造厂建厂指挥部副指挥、重型汽车厂筹备处负责人。长期在大型企业工作的实践,使他对中国的企业管理有第一手经验,知道中国企业的弊端所在,这为他後来的主持外贸体制改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日,中共五届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组织、协调和管理全国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对外经济贸易部成为其所属单位之一。当时薄一波已经获得平反,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经济,饶斌则调任一机部部长。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李岚清也被调任国家进出口委政府贷款办公室负责人,李岚清虽是第一次涉足中共外贸系统,但他在这方面的才干很快显露出来,他利用政府贷款扶植优质出口商品的生产,迅速建立起遍布全国的外贸出口基地。一九八三年四月,李岚清调任天津市副市长,主管对外经贸、开发区、旅游、港口管理等工作,辅助当时的天津市长李瑞环。天津人对他的评价是:颇具开拓精神,且建树甚多。李岚消在天津的政绩主要有三件事,一是主持创建了全国第一家外商投资服务中心;第二是积极参与要求中央下放天津港口的权力;第三是参与了天津经济开发区的筹建工作。

经贸委地位扬升

天津的工作经历,为李岚清积累了政治资本。更重要的是,在李瑞环与陈伟达(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斗争中,李岚清比较支持李瑞环,李瑞环八九年成为中共权力核心层政治局常委的成员,对李岚清的晋升自然有益。八五年结冻「外放」生涯,回到了经贸部,任经贸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据知情者透露,李岚清当时返回经贸部,系赵紫阳亲自点的将,要李主持外贸体制改革工作。八七年十一月在中共十三大上,李岚清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当时的部长郑拓彬是一个「外贸元老」,五三年开始即在外贸部工作。郑的文化水平较低,并不适应外贸的发展,经贸部的日常工作多由李岚清主导。李岚清在副部长任内大刀阔斧,除主持创建保税区外,还对外贸进行了大幅度改革。九零年十二月李岚清替代郑拓彬,正式出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

九一年元旦起,中共对外贸易实行取消出口补贴、「自负盈亏」的新体制,这是李岚清上任放的第一把火。其後继续推出一系列大的改革措施,呼吁尽早颁布实施「对外贸易法」、「反倾销法」,进一步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使中共外贸出口体制,逐步符合国际贸易规范。李岚清也因此塑造了自己「实干」、「改革」的个人形象。一九九二年十月,随著朱熔基正式进入党的核心决策层,李岚清成为政治局委员,并等待在次年召开的八届人大上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经贸办的领导力量被再次加强。

一九九三年三月在中共十四大上,王忠禹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杨昌基获任中纪委委员。自此,人们已经明白朱熔基已经开始扮演第一副总理的角色,主管国务院大部分工作,而李岚清则接替朱熔基刚刚进入国务院时的角色。在九三年三月的中共八届人大上,经贸办正式升格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由王忠禹出任主任。九三年五月七日,经济贸易委员会正式挂牌办公。王忠禹在中外记者会上说,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熔基和副总理李岚清共同主管经贸委。经贸委作为国务院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其主要职能是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搞好宏观调控,协调服务。

九一年六月,朱熔基除兼任国务院生产办主任外,另一个重要的兼职是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组长。所谓「三角债」是指甲欠乙的债,乙欠丙的债,丙又欠甲的债。但作为中国商业现象的三角债,其本质并非只是商业现象,而是经济体制中所存弊端的外在表现,因而要处理起来格外困难。

「三角债」死结难解

八八年李鹏亲自抓过「三角债」的问题,他强调制度化、统一化,要把大型工矿企业、重点项目、主要产品都集中到中央计划内,搞「全国一盘棋」,结果是一筹莫展。在八九年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李鹏不得不坦承:「三角债、产品质量、生产效益,这是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问题,短时间内很难解决」。後来常务副总理姚依林又接管清理「三角债」的非但问题末获解决,「三角债」现象反而更加恶化。

到一九九零年七月,大陆各企业之间拖欠的「三角债」,已累计到百三千多亿元,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全国八百多家大型国营企业拖欠的。姚依林提出「必须严格执行中央计划,该统的就统,不能分散。」不过姚的意见末获政治局采纳,於是姚依林托病休假。李鹏让朱熔基具体负责清理「三角债」,一般认为是保守派人士给朱熔基出的难题。但正是这个难题,给朱熔基提供了发挥才干的机会。面对「三角债」这种积重难返的债务连锁现象,犹如面对一种病情严重的综合症,能否治愈取决於大夫的医道。

朱熔基首先组织一批专家、企业行政主管人员,召开清理「三角债」专题会议,给「三角债」综合症找出了症结所在:其一,基本建设、技术改造项目投资缺口严重,相当部分是依kao拖欠来弥补投资缺口的;二、大中型国营企业亏损严重,由於亏损使企业支付能力大大削弱,形成大量的拖欠货款;三、全国县以上的工业企业的生产成品比正常库存量多出八百亿元左右,乡镇企业甚至更为严重。由於产品实现不了最终消费,商品不能转为货币,企业无钱购买燃料和原材料,为了支撑生产,只有依kao拖欠来过日子。与此同时,各地商品交易秩序混乱,结算纪律松弛,信用观念淡薄,也是形成「三角债」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搭脉找出病症根源之後,朱熔基认为,「三角债」的形成,是诸多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运行中许多深层次的矛盾集中表现。只有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取得突破,以清理「三角债」为突破口,整顿生产秩序和金融纪律,才能使大中型企业逐步搞活。会议之後第三天,朱熔基便先後赴「三角债」纠结最深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重工业区。通过试点,提出了注入资金、压货挂钩、结构调整、扼住源头、连环清欠等一整套治标而又治本的解决措施,疏通资金循环渠道,解开债务链。他的明确而严厉的措施很快取得成效。只用了二十六天,仅东北三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就清理拖欠款一百二十五亿元。

利用舆论监督效率

朱熔基带著一片赞誉声回到北京,次日又召开全国清理「三角债」电话会议,部署新的一轮「消欠」战役。朱熔基用长途电话、传真、电报向全国各地政府下达了一道口气强硬的「军令」:「各地务必在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日二十一时以前,将你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拖欠注入资金情况(银行贷款、自筹资金和清理项目数),报至国务院清欠办公室,如果做不到,请省长、自治区政府主席、市长直接向朱熔基副总理汇报,说明原因。」

各地政府首脑收到北京发来的「军令状」,知道这一次要动真格的了,倍感压力,均作出了快速反应,因为谁也不愿意被以办事严肃认真闻名的朱熔基,在报纸上公开点名。诸侯们通过自已的渠道获悉,朱熔基已要求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电台,详细披露各地清欠的进展情况。据说朱熔基有关清理「三角债」的讲话,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时,邓小平叫家里人一起来看,十分赞赏。

九月二十六日,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清理「三角债」的情况,至九月二十六日的统计,各地拖欠资金二百八十亿元人民币,已注入信贷资金一百四十七亿人民币,自筹资金三十亿人民币。十月底,他又下令全国冶金、有色金属、电力、化工、建材企业拖欠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所属企业的贷款,一律在十一月十日前注入资金清理完毕,不得以任何理由延误清欠。到九二年五月十五日,中国大陆总计共清理固定资产项目四千二百八十三个,收到了注入一元资金清理三元五角欠款的效果。李鹏、姚依林讲了几年毫无改进的「三角债」问题,终於有了解决的办法。朱熔基调升北京之後,雷厉风行,连续处理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几大难题,诸如清理「三角债」,打击伪劣产品,提高产品质量,破「三铁」(即铁饭碗、铁椅子、铁工资),强调经济效益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成就。使其不仅获得邓小平的赞赏,民间也是一片叫好声。

一九九一年八月中,邓小平在北戴河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赞扬了朱熔基,他说:「朱熔基在地方工作有突出表现,到中央工作後,思路广,敢挑担,敢碰硬,可以胜任。」在国际舞台上,朱熔基以务实、开明的形象越来越受到重视,评论他是「中国行政管理能力最强的官员」。连海外那些批评、反对中共政权的人,也承认朱熔基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中的异数。然而,在中共内部一种试图排斥朱熔基的暗潮,却在同时兴起。

明批暗斗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姚依林,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和财政部的名义,炮制了一份调查报告,声称在第七个五年计划(一九八六年至九零年)期间,上海、天津两市问题最多,经济效益滑坡最显著,工业产值、利润、税收的增长率以及产品的成本,消耗、质量变动等生产指数,上海名列全国倒数第七,天津倒数第十一。谁都知道,这份报告旨在打击「七五」期间主政上海、天津的朱熔基与李瑞环。在随後的筹备中共「十四大」过程中,有关人事的安排,成为中共内部各种势力争夺的焦点,而朱熔基又是焦点中的焦点。

反对朱熔基的人最明显的动作是,制造一些不利流言,毁坏朱熔基的形象。而且这些流言,不断从中组部、中宣部、国务院办公厅及一些部委中传出。
一则消息说,九二年五月二十日,中组部部长吕枫在部工作会上说:「人事调整的立足点是平稳。根据中央的精神、小平同志的指示,「十四大」中央领导班子除了年纪较大的要退下,一般不变动,不会有大起大落,更不会有三级跳。」

什麽人会三级跳?吕枫没有说出口,但谁都知道,说的是朱熔基,他是中央候补委员,要进入政治局常委,就要跳过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这两级。
四月初,中组部以所谓「部分部、委、省、市的情况反映」,向政治局上报,对朱熔基列出四个「不是」:一、在主管上海工作期间,成绩平平,被人吹嘘和抬举过高。二、讲得多、调子高、放空炮。工作不踏实,使一些事件的处理、工程建设造成积压。三、在原市委班子和市属部、委、局组织路线上,搞任人唯亲。四、对市属部、委、局企业党的建设工作放任,形成党不管党,市委书记不抓党的工作。

香港的《镜报》曾报导说,对朱熔基,陈云曾指出:「多考察,注重实绩」。李先念也说:「要多听意见,上来了,再下去就被动。」王震则说:「国务院对朱熔基意见不少,他的主观世界资本主义的东西不少。」斗争最激烈的阶段是九二年七月。当月九日,当时的中宣部长王忍之,在中共高级党校组织一个座谈会,参加者有中共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日报及新华杜、广播电影电视部等单位的负责人。

中共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组长朱穆之,以「通报情况」的名义传达了「一些老同志」对当前工作(实际是对朱熔基的工作)的看法,朱熔基「过去犯过错误,谁也难说他今後一定跟我们党一条心了,政府的大权交给这样一位未经考验的同志手中,我们不放心。」又说,「朱熔基去东北二省作关於三角债」问题的处理後,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同志也去了那边,从调查情况来看,事情并不像他说的那麽好,亏损的国营大中小企业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当然,这方面的原因很复杂,但总不能说成是朱熔基的成绩吧!」

陈云的矛盾心理

与此同时,高狄在七月中旬《人民日报》的一次编务会上说:对朱熔基的新闻不宜处理太突出,在报导他是国务院副总理时,可别忘记了他还不是中央委员。有人当即反驳说:「朱熔基已经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人员了。」《人民日报》常务副总编张云声立刻插话说:「不是出席,是列席。我同意高狄同志的意见,朱熔基的有些新闻可以放在第二版或第四版,一般外事新闻可以抽掉。」

在那段时间里,细心的大陆人也都从每天收看的电视新闻中发现,朱熔基的镜头明显减少了。中共国务院也传出消息说,从执掌国家经贸办的那一天起,朱熔基就继续表现出他在上海已经习惯了的我行我素和粗暴的工作作风,对同事、下属及副手批评毫不留情。不但是李鹏,就是身为经贸办第一副主任的李岚清,也已经对朱熔基的工作作风开始不习惯了。

九二年八月上旬,当中共政治老人们在十四大人选问题上争论不休时,高狄控制的《人民日报》突然在「党的生活」栏目里发表一篇通讯,介绍新成立不久的国务院经贸办的「党组织生活」。在这篇千字小通讯里,读者们看到了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朱熔基「作风粗暴」,「与下属相处不好」等「缺点」。虽然文章表面是在赞扬朱熔基具有「谦虚的自我批评精神」,知错就改,勇於向下属致歉,表示「愿意纠正自己的毛病」,但发表此文的真实目的,明眼人谁看不出来?

有人甚至抓住朱熔基五零年代当过「右派」问题不放,说不能重用「右派」分子。自邓小平时代开始以来,已经陆续有几个五七年的「右派」,进入中央委员以上领导层,如前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前文化部部长王蒙,却又因为政治上不可kao而被很快遗弃,显然中共元老人物对「右派」干部仍耿耿於怀。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地位仅次於邓小平的大老陈云的态度是相当重要的。虽然有证据显示,起初陈云对邓小平提拔朱熔基一事有意见,但最终还是表示同意。

陈云曾让秘书给他读过朱熔基的一些文章,对他的一些见解,比如调整工业结构资源优化再配置、企业实施承包责任制要以技术进步为主要内容、强化企业管理等,表示欣赏。虽然朱熔基当过右派,但当马洪向陈云介绍朱熔基当年是因为反对不实际的经济指标「犯上」时,陈云也颇能理解,因为当年他也是反对「急躁冒进」者。

务实特色

再者,陈云也认为李鹏和邹家华,包括jiangzemin在内,都是搞技术出身,对於宏观经济理论一知半解,而朱熔基在现有中共高层领导中,应该算得上是理论素养较完备的一个。朱熔基还有一项能够为陈云所接受的原因是,虽然他领导改革大刀阔并,但同时又能清醒地看到改革「大干快上」将会导致的危机。九二年下半年大陆的股市热和房地产热一烧再烧後,朱熔基立刻明确指出:「该热的改革企业没有热,不该热的试点却一热再热。」他强调说:「改革的中心环节不是股市,也不是房地产,股市和房地产只是改革的试点而非重点。」而在十四大开过以後,朱熔基又在国务院工作会议上表示。「对於各地的房地产热、股市热、开发区热的现象,将来如果发生问题,一概各自负责,中央不认帐。」

有趣的是,在大陆股市热和房地产热,一再升温时,虽然保守派的李鹏,和被认为是稳健派的邹家华,也在国务院召开的有关会议上,表示担忧,却以被认定是改革派的朱熔基吹冷风,吹的最无顾忌。从这件事例中,一方面能够充分看出朱熔基务实和敢说真话的可贵,但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共产党政治的无奈。李鹏和邹家华也许对「不该热的一热再热」的现象,比朱熔基有更强烈的担忧,但却因为怕再次被指斥为保守和反对改革,连应该坚持的也不敢坚持了。
当然,朱熔基在深明改革不能搞「大跃进」的同时,还是给邓小平留足了面子的。他解释邓小平关於经济改革「步子要快一点」的定义时,加上了三个定语,即:效益要好,质量要高和应该是外向型的。所以,凡不符合这三项条件的「高速度」,就会出问题。这一来,他既让邓小平觉得舒服,同时也能求得陈云的认同。

有一则无法查证的消息说,朱熔基在解释为什麽要实行杜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时,曾经强调了所谓「杜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大意是,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在中共建政以後的很长一段时间是有积极意义的,现在随著时代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过去行之有效的方法,也应该不断得到更新。而九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陈云的文章《悼念李先念同志》,其中在写他自己和李先念对特区的态度时,有一段说明: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所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黑猫白猫的继承人

陈云的这番表态与朱熔基对计划经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积极意义」的称赞,是不谋而合,还是双方达成了一种默契?九二年五月二十二日,邓小平在陈希同陪同下去首钢视察,当著首钢党委书记周冠五及许多首钢干部工作的面发牢骚,说自己说话中央没有人要听。并表示:对朱熔基的问题是使用不够。

在召见jiangzemin、乔石、宋平时,邓小平说:「党内在选拔干部方面,有股不正之风和习惯势力,对敢干、肯干、实干、干出成绩的人才,总是要评头品足,爱翻旧帐。旧帐也不一定是见不得阳光,不一定是错误的。有的旧帐是过去路线错误搞错的、整错了人的。」

邓小平还说:「朱熔基的情况我了解过,那是个错案。他到国务院一年多,总有些人看不惯。对各种意见要有分析,要看实质的东西,党的「十四大」,政治局领导班子是个焦点,要解决好,宣传、解释工作要上去。今年以来,国务院工作搞得有新的起色,朱熔基、邹家华充实到国务院领导层,起到了预期的作用。」

邓小平又说:「我们讲了几十年了,干部要能上能下,不要等犯了错误才能下。现在确定党的中心工作是搞经济建设,对干部鉴定、提升,就是首要条件。我并不是说不廉洁的、思想作风差的也可以上,要掌握的原则是能有所作为应当上,长期平平无政绩的应当让,无所作为甚至起了阻碍作用的应当下,应当下而自己不下的,就要敢於把他撤下来。」

既然邓小平已经在公开场合如此抬举朱熔基,他也就更没有顾忌了。在一次谈到学习邓小平南巡讲话体会时,朱熔基说:「什麽杜会主义,资本主义,我看只要是共产党干的,就是社会主义。」

这话当然十分符合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所以邓小乎称赞朱熔基把问题「说透了」。从那以後,jiangzemin和李鹏即开始改变对朱熔基的态度。jiangzemin在政治局一次会议上盛赞朱熔基,说朱熔基在全国人大会的各省市个别讨论会上的发言,非常好,「言之有物,分析得好,有具体方法,深悟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精神」,要求党员干部详细阅读与学习。

出乎意料的是,李鹏也公开称赞朱熔基,说他上调国务院以後,工作很有成效。观察家们注意到,在过去李鹏似乎从未公开表扬哪一个副总理的政绩。
在经改派宣扬邓小平「南巡经」时,jiangzemin,李鹏态给朱熔基戴高帽,无疑是有政治象徵性,可以说是「感情投资」。但不论出於什么目的,江李的表态,毕竟是给朱熔基的前景更加锦上添花。

乔石也为朱熔基造势

中共高层第一线实权人物,长期掌控政治系统,而思想又比较开明的乔石,也扮演了为提拔朱熔基鸣锣开道的角色。九二年七月,乔石在中央直属机关召集的一次座谈会上说:「有些同志老是说对朱熔基同志过去的错误,不能总是抓住不放,这话看上去公正,实质是错误的。朱熔基同志过去有什麽错误?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是我们当时的政策错了……他不是改正,而是平反,是彻底平反。」乔石讲完这段话後,引起与会者一阵掌声,而带头鼓掌的则是温家宝。

邓小平南巡之后,卷起新的改革热潮。一些支持朱熔基的报刊也发表大量报导文章,为他的晋升大造声势。为了塑造朱熔基的亲民形象,他的家乡湖南的《文萃》周报刊出一则小故事,以表现朱熔基的这一面。一九九二年七月十日上午,朱熔基一行来到平顶山矿务局十矿规察。在「矿工之家」,他亲切地和矿工们话起了家常。开始矿工们有些拘谨,朱熔基就关心地问:「过去说咱们煤矿工人找对象难,现在难不难?」接著他挨个问身边的青年矿工结婚了没有?因为在场的人太多,问答不及。突然,朱熔基提高了嗓音说:「结了婚的请举手?」说著,他率先举起了右手。场内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矿工们纷纷举起手。当了解到矿区的住房十分紧张时,他勉励大家要努力生产,并说:「我们的生活会一天天变得更好!」

另外,就像《家庭生活指南》这样一份生活方面的杂志,也专门发表文章,宣传朱熔基的人格特色。杂志报导说,朱熔基在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期间,有位处长向国务院领导错误地报告,说朱熔基应该对某项工作的失误负责。但谁也料想不到的是,不久後,这位干部却被朱熔基提拔为某局副局长。朱熔基解释说,这个人工作负责,而且敢打我的报告,尽管报告失误,但他是从工作角度出发的,不应该影响对他的使用。

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亦大量报导朱熔基的活动,都在显示朱熔基眷宠正盛。在九二年十月中共十四大上,朱熔基终于连跳三级,成为中共权力核心层----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之一。不过,在选举政治局委员时,他得票二百八十七张,排名第十五,比政治局候补委员温家宝,王汉斌还少了一、二十张票。从某种意义上,这一实事又显示着朱熔基仕途仍有艰险。

第十一章 是邓小平继承人还是牺牲品

自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号召「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尽可能搞快一点」以後,大陆的经济陡然增温。形势发展到九三年初,终於亮起了通货膨胀的红灯。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布约九三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统计,上半年国民生产总值达一兆两千六百四十七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九。其中,上半年完成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一,工业生产从去年七月以来已连续十二个月增长速度在百分之二十以上。但是,统计中也承认,目前企业效益的改善主要是生产规模扩大和产品涨价较多的冶金、建材等行业带动的,多数行业效益仍然较低,特别是预算内国有企业亏损面仍达百分之三十一点一,比去年同期仅仅下降零点九个百分点。

中共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指出,伴随大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现象的背後,是宏观运行环境日趋紧张。另外,财政金融形势严峻,上半年国内财政收入低增长与经济高增长、财政高支出形成鲜明反差,扩大了全年财政收人平衡的难度。此外,还存在的问题是:瓶颈约束矛盾突出,钢材电力供应趋紧,特别是铁路运输困难和资金普遍短缺,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物价涨幅进一步升高,九三年上半年的全国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约上涨百分之十二点五,三十五个大城市上涨百分之十七点四。

通货膨胀的难题

而且,由於作为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宏观调控不力,致使中国金融机构,纷纷投身炒卖房地产等经济活动中,大量资金被占压,应发放的信贷不能正常发放,社会上乱集资成风,各界积怨重重。且因管理不利,某些金融机构被卷入恶性诈骗案中,社会舆论哗然。中共国家统计局的另一份统计报告显示,截至九三年五月底为止,人民币发行量已经超过原计划数一千五百亿元,大陆老百姓预期通货膨胀的心理恐慌也愈来愈严重。同时,由於农业方面种种弊政的长期积累,各地农民怨声载道,官逼民反事件频频发生;由於国有企业欠帐过多,以至全国范围内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领不到工资的煤矿工人、林业工人等的罢工、静坐事件接连在半数以上省份发生……。

面对如此险峻的经济形势,在八届人大上刚刚继任国务院总理职务没有几天的李鹏,突然告病。开始声称是「重感冒」,後来才承认是「心脏病」,并通过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口中透露大概要养病至当年十月份左右。这一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担子就全部落在了朱熔基一人头上(此前中共国务院内部分工决定「朱熔基协助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表面上看,朱熔基大权独揽,开始了中共国务院系统由李鹏挂总理虚名的「朱熔基时代」,但由此而带来的巨大风险,也使对朱熔基寄予厚望的人们为他捏著一把汗!

到九三年七月初为止,朱熔基除笫一副总理职务外,另外还身兼中央财政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农业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数项职务。很多人因而认为,说这是邓小平利用李鹏生病的机会,安排朱氏一步步剥夺李鹏的权力。但是,过去有过在中共高层工作的经历,现在海外研究的几位人士则认为,这种分析过於表面。他们认为:过去李鹏生病是事实,而且得的是心脏病,因此住了一段时间的二零一医院也是事实。但是,无论李鹏刚刚得知自己的真正病情时是什麽想法,至少後来的生病性质已经起了变化。

在李鹏的病体经过长达两个月的疗养以後,中共政权才假装坦诚地命令其外交部的对外发言人,发表一条「迟到新闻」,承认李鹏患的是心脏病。同时还表示李鹏的身体,需要继续调养一段时间,所以目前还不能恢复全日制工作。

借病躲避经济风险

问题恰恰就出在这「迟到新闻」上。按照常理,李鹏所患的心脏病,经过长达两个月的调养後,完全可以恢复正常工作了。而如果仅仅从防止再次发病的角度考虑问题,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即永远调养下去。可是,李鹏并没有辞职,而且还通过那位承认李鹏心脏不适的「新闻发言人」之口,郑重其事地声明李鹏辞职一事「绝对是造谣」。

这就说明,李鹏目前保持适当对外抛头露面,以证明他这位一国宰相仍还在位,同时却又藉口「病情需要继续稳定一段时间,身体需要继续调养一段时间」,拒不实际主持国务院的具体工作,只能说明他目前继续称病的真正原因,是要在经济改革最关键、同时也最具风险的时刻,让朱熔基既吃苦受累又承担全部风险。

早在中共十四大之前,当陈云表示了政策上认同邓小平南巡讲话,组织上保持干部稳定的态度之後,老谋深算的邓小平,立刻就想出了制约其政治上对立面的新办法,即一改南巡讲话中,对当时中共政治局的强烈不满之态度,表面上充分肯定jiangzemin和李鹏九二年春天以後的种种表现,甚至不惜以认同jiangzemin的干部安排建议,即牺牲「杨家将」的办法,来向jiangzemin和李鹏表示自己对他们的信任。但实际上邓小平对jiangzemin和李鹏,在改革开放的态度问题上、个人能力上,早已经心中有数。

虽然邓小平亲自动手,先後砍断了曾真心支持改革开放政策并身体力行的胡耀邦、赵紫阳,这一左一右两只臂膀,但迄今为止,邓小平对胡、赵两人的真实评价,要比对江、李两人的看法好得多--尤其是在个人能力和工作魄力等方面。按照邓小平的设想,唯有朱熔基真正能够不遗余力地贯彻他那迅速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的宏愿。这是因为邓小平首先看中了朱熔基的工作能力和对经济工作之内行,其次是看中了朱熔基的性格就是敢冒风险。而jiangzemin和李鹏这两个人,无论他们对於「市场经济即使成功也必将危及中共政权的政治基础」,这一党内左派理论家的观点是否赞同,他们两人对於市场经济,过去一直持保留观望态度的首要原因,还是出於「快则不稳」和「欲速则不达」的考虑。

就邓小平本人的内心来看,对於「快则不稳」的道理他不但明白,甚至比江、李二人更熟谙,如果给大陆经济架构这只原来只适於牛拉的破车,装上西方生产的现代化「发动机」後,随时将会出现何等严重的危机。但是同时,邓小平对他自己在中国共产党、中共解放军及中国老百姓中的威望,对他自己的组织能力、控制能力又非常自信。

邓小平要在有生之年为朱熔基开道

所以,考虑到自己的寿命问题,考虑到自己已经来日无多,邓小平想来想去,到底还是觉得整个共产党内,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十几亿海内外男女老少中,如今只有他邓小平一人,还有可能承受住整个中国大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所带来的巨大阵痛。只有他自己稳坐在jiangzemin等一班中共台前领导人的背後,欲乱者才有所顾忌,同时一旦有乱,也只有他才有能力、有胆量控制形势,治理乱局。而且,不但是邓小平,就是包括陈云在内的中共保守派老人,也都认同邓小平对於中共政权的实际权威,如今已经无人可以全面替代,这也是陈云在废止计划经济的问题上,终於向邓小平让步的最关键原因。
陈云向邓小平表示让步的最重要标志,就是一九九二年七月以陈云名义,公开发表的那份纪念李先念的文章。文章中破天荒地肯定了经济特区政策,使人不敢相信文章前面的署名就是「陈云」。

而陈云终於向邓小平让步的另一原因,自然是考虑如果与邓小平继续僵持下去,於党国大业不利,这也是陈云其人「党性」非常之强的具体体现。从这种思维出发,邓小平坚信,如果不在他有生之年,让中国大陆闯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一关,等他死後再闯,即使成功,无论从整个中华民族来讲,还是从苟延中共政权的寿命来讲,代价都要比现在就闯要大得多。邓小平自信来源之一,是受一九八四年国庆日时,北京大学的大学生们自发地打出「小平您好」的标语所刺激。这种刺激甚至使得邓小平在决定「六四」镇压时,仍坚信自己此举能够最终获得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及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

九二年南巡过後,从北京大学再次有大学生以写信的方式,表示对他的支持以後,邓小平更加自信,也更加肯定「六四」镇压的「正面作用」了。这个所谓的「正面作用」就是北京城裹的「六四」枪声,使得因为改革暂时损害了自己利益的一批人,即使内心强烈不满,即使有采取闹事行动的动机或理由,也会因为回想起「六四」的一幕而有所顾忌。

一位北京的出租汽在司机说:「不是因为对共产党如今的政策十分满意,不是因为对国家形势和个人前途持乐观态度才不愿闹。是不敢闹。「六四」的时候我的车裹拉过三个中弹者,其中两个没到医院就死在我车里了。从那以後,我是真怕呀。」这位出租车司机的心理,至少在北京老百姓和知识分子们中很有代表件。而邓小平正是从这种老百姓的恐惧感中,体会出了「六四」镇压的「正面意义」。正因为上述心理的强烈驱使,加之邓小平唯一能够相信的人物,他的几个子女们的一再鼓动,邓小平更加坚定了「快总比慢好」的主观判断。

谁将是改革失误的下一只「替罪羊」

同时,根据他自己对自己在世时间的期望和判断,他自然会认同只要他在世一天,什麽总书记,什麽中央军委主席,什麽国务院总理的虚名,阿猫阿狗担任区别都不大,关键是要在国务院系统内,有一个真正得力的推行市场经济的运作者,能够按他的意愿行事,以让他在有生之年,看到改革开放的不可逆的成果,而这个运作者就是朱熔基。

邓小平也吸取撤换前两任总书记的教训,尢其是吸取了撤换赵紫阳的教训,所以已经预先想足了对改革可能再次引发社会动荡的处理办法,那就是再次批出一只「替罪羊」,用以证明总设计师规划的改革政策「经是好经,就是让歪嘴和尚给念坏了」。所以,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拼命鼓吹高速度,「上台阶」,「抓住机遇」的同时,也没有忘记适时补一句:「走一步回头看一下是必要的。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

邓小平所设想的这个「替罪羊」的预备人员,最可能就是李鹏。谁让他那麽贪恋总理职位,并依仗一大批中共政治元老的支持,常常对邓小平阳奉阴违来著!既要顶虚名,就得时刻准备著承担失败的责任。如此分析,邓小平虽然在十四大和八届人大上保留李鹏的总理职位,表面看是真正被邓小平器重的朱熔基,没有取得最高领导职位,但如果稍微往远一点看的话,就应该明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之初,也就是在经济改革风险最大的这一段时间裹,由朱熔基干实事却不顶虚名是利大弊小。

当然,邓小平的这套计谋不可能一点马脚不露。这倒不是因为邓小平的手法不高明,而是因为他既然要让朱熔基干实事,让李鹏顶虚名,就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让朱熔基掌握越来越多的经济领导上的实权。时间一长,李鹏也不至於会笨到对邓小平的这些举措,不如丝毫分析之地步。再说,李鹏四周仍有不少智囊在帮他分析局势之利弊。李鹏在九三年四月下旬刚刚生病时,真的有「出师末捷身先病」的无奈心理,但随著时问的推移,随著他躺在医院裹,静观朱熔基劳神费力的这段过程,同时也不排除其家人及智囊,对他分析大陆经济形势之走向,及近期形势对於他马上恢复工作之利弊。李鹏肯定现在已经有了对付朱熔基这个政治劲敌的新策略,即借病发挥、慢病长养。

在长期的政治斗争风险中,中共政治人物都学会了一套形势有利时充分表现自己,形势不利时千方百计保护自己的本领。而最常用的保护自己的手段就是预留後路,即事先就安排好将来推卸责任的托辞。

李鹏病情随经济形势而变化

而身为国务院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养子的李鹏,混迹中共官场多年,自然不会不深谙中共官员这种运作的招数,何况还有一批政治老人会随时对他给予指点。
所以,单纯从健康和寿命角度考虑问题,李鹏自然为患上心脏病而郁郁寡欢,但从自己的政治前途角度考虑问题,李鹏现在极有可能已经明白了「塞翁失马」的道理。

今後,假如中国大陆再次因为经济改革,引发大的社会动荡,而迫使邓小平调整政策的时候,李鹏能够用最充足的理由说明,问题都是出在他因病没有理政期间。虽然在此期间对外没有正式公布朱熔基代行总理职务,但政治局会议上对此有过专门决议,从会议记录到向国务院各系统及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下发的专门文件,都是白纸黑字,有案可查。据此,李鹏则可「理直气壮」地说明,国务院的种种决策是朱熔基主持制定的,具体工作更是朱熔基一手执行的。朱熔基不承担责任还能有谁?所以说:李鹏抱病不理政,同时又抱病继续保留自己的总理职务,甚至在他养病期间连个「代行总理职务」的正式文告,都不对外宣布,实在是非常的高招。

如果哪一天李鹏突然被宣布病体彻底康复,那可能意味著李鹏自我感觉经济形势的风险系数,已经降低到百分之五十以下。或是朱熔基也看透了李鹏的诡计,在政治局会议上,甚至到邓、陈两位大老那裹,坚决表示要麽在给自己「扶正」的前提下继续工作,同时也甘愿承担风险;要麽以「没有代总理之职,所以名不正故言不顺」为有利藉口,强烈要求今後如果继绩仅顶副总理之名,所以也只干副总理之事。

九三年七月二日,中共人大常委会对外公开宣布,几个月前刚刚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继任国务委员并继续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李贵鲜,保留国务委员职务,但免兼任人行行长职务,人行行长一职由副总理朱熔基亲自兼任。

李贵鲜下台一事传出後,海外评论界普遍叫好。同时,大陆上的一大批赞成和拥护中共改革派的知识分子,也都为此事拍手称快,理由是:改革势力在国务院裹的头号代表人物是朱熔基,所以他在国务院系统抓到的实际权力越多越好,亲任的实权职务也是越多越好。但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则如今大陆实行的迅猛经改政策已经到了风险最大的关头。而在此时,首先是李鹏称病:按著又让朱熔基亲自兼任人行行长这一国务院所有机构中最为吃力不讨好的职务。在这两件突发事件的背後,到底是有利於中共改革派的因素居多还是相反?

李贵显辞职包藏祸心

众所周知,包括当年华国锋先後辞去国务院总理及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後来又有的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等事件,当事人都是被迫的。而真正由当事人主动请辞的中共高层领导下台事件中,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是比较典型的一例。事实上,就包括当年一大批中共「德高望重」的政治元老,「主动请求不再继续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的所谓明晓大义之举,都是在邓小平的一再劝说下才完成的。但是,这次李贵鲜突然辞去兼职,却没有辞去其即使没有实权,但至少仍有行政级别和政治地位的国务委员职务。在这种辞职方法的背後,到底存有何种真实动机?

一般评论都认为李贵鲜其人,是因为工作能力太差或犯了错误,才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免职的。但据内幕消息说事实上李贵鲜是主动请辞的。而且,他主动请辞的主要原因是要同朱熔基赌口气,乐得一边图个清闲、一边等著看朱熔基的笑话。在一次分析经济形势的国务院工作会议上,会议主持人朱熔基,当著众人的面羞辱李贵鲜说:「你懂得股票市场是怎麽回事吗?身为主管金融、货币的国务院领导人,像你这样自甘当「外行」怎麽行?」

这席话自然令李贵鲜极为难堪。在中国大陆,「外行领导内行」这句话流行于「文革」时期,当时,人们用这句话形容那些kao「造反」起家或kao所谓「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的口号登上各级、各部门、各行业领导岗位的「大老粗」。

自邓小平时代开始「拨乱反正」以後,「外行领导内行」则是对不称职的领导人的最尖刻的讽刺。所以,当时李贵鲜受了这样一顿抢白後,颇有变脸的之意。如果不是别人一再劝阻,李贵鲜差点就当场拂袖而走。事後,朱熔基虽然专程登门向李贵鲜致歉,但李贵鲜不可能咽下这口气。他先後在jiangzemin、李鹏等中共政治局常委那裹逐一告状诉苦。为此,连除了军队工作从来不过问其他的刘华清,都曾经劝告朱熔基「要善於团结大多数干部」。李贵鲜下台後,有报导说李贵鲜是李鹏的留苏同学,所以李贵鲜的下台是对李鹏的一大打击。这类报导的前提不准确,结论则可能没有击到重点。

首先,李贵鲜并不是李鹏的留苏同学。李贵鲜确实去苏联学习过,但那是在一九六零年以後的事情了。而李鹏到苏联留学早在一九四八年。算起来,李鹏的留苏时间比李贵鲜整整早了十二年,再者,李贵鲜留苏的学校是莫斯科化工学院,李鹏当年留苏的学校是莫斯科动力学院。所以无论怎麽拉扯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谈不上是同学关系。其次,在李贵鲜失去人行行长这一「实权」职务的问题上,李鹏未必怀有什麽「伤心」情绪,而且李贵鲜的辞职还可能是李鹏的授意。

利弊难分

中国人民银行做为中共政府的中央银行,地位固然凸显重要,但这个部门与国务院其他部门相比即使再重要,在行政级别上也不过是个正部级单位。李贵鲜下台一事,如果被用来说明是朱熔基整倒了一个政治对手或是削弱了一个政治对手的实权,倒还勉强能够成立,而据此用来证明朱熔基掌握了实权,则过於牵强。因为要如此解释的话,朱熔基似乎应该兼任国务院所有部委的正职,才算是真正有了「实权」。今後一段时间内,中共改革政策迅速强制推行所带来的种种经济不良症,几乎都可以归结於金融方面的问题上,如今把金融这付烂摊子全部栽到朱熔基头上,让他继续放也不是,动手收也不是,这就是李贵鲜等著看朱熔基笑话的真正动机。

在李鹏主政中共国务院时代,国务院官员评价他是「只管油监酱醋柴,从来不听专家意见」。朱熔基与李鹏相反,不但时时注意听取国内各方面专家的意见,而且还专门让手下人随时为他搜集国外经济专家,对中国大陆经济形势的评价和看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判断,以便制定或随时修正经济战略决策。朱熔基所具备的这一特质,在任何一个先进国家领导人看来,应该说是起码的一条,但相对於李鹏这样的经济领导人来讲,不能不说是朱熔基的一大优势。就在大多数中外经济界人士都断定大陆经济已经过热,通货膨胀已经严重呈现时,持相反意见者就认为:目前大陆经济是「总体不热」。比如中共国家体改委体改研究会副会长童大林就表示:外界以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断定经济过热是不切实际的,九三年上半年,大陆通货膨胀达百分之十五左右是属於正常现象,而且还是市场经济的结果。甚至外贸负增长及失业人数增加等现象,童氏也认为不必大惊小怪。他认为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必然产物。他也认为中共采取紧缩银根、抑制通货膨胀的做法不妥。因为如果这样,倒楣的不是沿海地区,而是西北及东北部分正在发展的省市。

他指出,中共如果继续紧缩银根,地方向银行贷不到款,必须会留款自用,那麽上缴中央的钱少了,政府部门的收入也会出现困难。

童大林其人在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前曾应邓楠之约,就大陆实行市场经济问题,成立过一个对外不公开的谘询机构。而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为邓小平提供「周边国家」kao市场经济发达的情报谘询。正因为如此,自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再发展到後来中共政治局表示了对市场经济认同以後,童大林及与他共同鼓吹市场经济的吴敬涟等人,立刻名声大噪,而无论是朱熔基,还是jiangzemin等人,对童大林的意见不能不慎重考虑。

靠专家意见制定决策

但童大林的看法,却与受到朱熔基等中共领导人敬重的美国经济学家麦京农意见相反。麦氏认为:中国大陆的金融自由化应循序渐进。所谓「倒爬楼梯」模式,即先开二级市场股票交易,再搞一级市场,最後建立会计、税收制度的方法并不可取,还是应先建立会计制度。因为中国(大陆)有企业发普通股票根本就是自相矛盾,很难让持有股票人真正得到什麽。按常理持有人并没有真正得到所有权,因为政府仍拥有企业,红利的分配政策也不清楚。所以,股票市场的开放是渐进的才对,即中国大陆可以先有债券市场和商业票据市场。另外,中国(大陆)的财政赤字,也使中国资本主义市场开放的程度和规模受到限制,政府需要部分垄断金融部门,从国家银行体系得到填补赤字的资金。看来只有赤字的间题解决了,中国(大陆)才能获得完全开放其资本市场的自由。
麦氏是美国史丹富大学经济系教授,以首创金融深化(FINANCIALDEEPING)和金融压抑(FINANCIALDEPRESSION)理论而闻名於世。

麦氏其人虽然是个外国学者,而且是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但他的背景十分特殊。他过去曾担任拉丁美洲国家和南韩等国的政府经济顾问。现兼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发展银行的高级顾问。南韩经济发展的成功,让中共联想到麦氏理论的重要,虽然中共高层从邓小平往下都一致讲什麽「摸著石头过河」,但在学习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只引进科学技术不引进经济理论是绝对不可能的。

面对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朱熔基决定集思广议。他及时命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就「我国经济经过近三十个月的持续增长後,当前的发展态势如何」这一问题,连续组织了五次经济形势专家问卷调查。经过了专家的反复论证和讨论,朱熔基提出了治理大陆通货膨胀的一揽子计划,即所谓「十六条整顿经济措施」。分析这十六条政策不难看出:一、其基本内容是采纳了麦京农的意见,而不是童大林的观点。二、十六条政策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是经济手段而是行政手段。尤其是在限期完成国库券销售这条政策的执行过程中,jiangzemin和朱熔基都要求全国各地,将此「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重用陈元示好陈云

在「十六条」出台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改由朱熔基亲自兼任,并进行人事大换血,在副行长的位置上,换上了一个自己的心腹朱小华,留任了陈云之子陈元,而且陈元还因为央行的改组,排名从第四上移到第二。另外,新任副行长还有一个更引人注目的人物,姚依林女婿王歧山。王歧山原是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按照原来中央银行位阶的划分,中国建设银行,仅仅是由中国人民银行领导的二级银行,其干部位阶规定是副行长仅仅为正司局级,而人民银行副行长则是副部级,所以,王歧山现在是官升一级。

陈元和王歧山两人无论在改革问题上持何观点,因为他们的老子分别是中共计划经济的两大元老,所以把陈元和王歧山算在改革派阵营里,恐怕很少有人会接受。事实上朱熔基兼任央行行长後,实际主持研拟大陆金融改革总体方案的,恰恰就是陈元和王歧山,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加强宏观调控措施及理念相近,另一方面则可能是朱熔基的政治策略、凭藉重用陈元和王岐山,作为向他们两人的老子示好的筹码,降低政治上的风险。被朱熔基时刻威胁著总理宝座的李鹏,则随时都在等待著朱熔基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发生恶性疏漏;也随时都在盼望著党内几个政治元老,对朱熔基失去信心和耐心。

但是,朱熔基首先是在整体工作上,抓紧采取了防止通货膨胀的坚决措施,以避免经济崩溃和将由此造成的政治动荡;在具体对应经济问题可能引发的社会动乱的处理上,则采取了支持理性处理意见,全力和平疏导的方针。同时,又在人事安排方面,采取了让陈云一派政治老人不能不满意的动作,正是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无论李鹏对朱熔基业务上的老辣和政治上的精明,是否自叹弗如,他都必须承认只要已经出台的加强宏观调控措施,能够比较顺利地贯彻下去,要在近期内扳倒朱熔基,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十二章 迈向总理之路

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後,朱熔基在政治方面的第一个突出表现是,九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英国「炮轰」港督的宪制方案。他以责备的口吻说:「中英联合声明还要不要信守,中英双方达成的谅解是否就「一风吹」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在原则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从来是绝对不含糊的。不要以为对抗可以迫使我们在原则问题上让步,对此,任何人都不要作出错误的估计。」据报导:香港证券交易所十七日开市後,恒生指数便因为朱熔基的这一阵「炮声」而急跌,连破六千二和六千一大关,以六千零八点收市。跌了二百零六点,为到九二年以来最大的跌幅,而且最低时跌近二百五十点。

香港著名政治评论家丁望在其文章中说:宪制方案的「建议」扩大有限度的民主,不仅有利香港过渡期的安定繁荣与群众的「民主参与」,也可为未来特区建立「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基础,对实行市场经济後的中国大陆具有示范性的价值。假如「老佛爷」(指邓小平)和北京领导有宽广的胸怀,同意实行极有节制地民主政制改革,香港绝不会引起不稳定或动乱。

丁望的这番评论应该说代表了香港民主派的观点。虽然朱熔基在英国所表示出的「严正立场」并不一定是他自己的真实意见,但这种事情自然是谁在台上表演谁就招骂,就像「六四」开枪后,最招恨的不是邓小平而是李鹏一样的道理。如此说来,朱熔基进中央政治局的第一个政治表现,起码今香港的民主派有些失望,今后在香港,关於朱熔基是中国的戈巴契夫和叶尔钦的评价,也会因此而减弱。

会不会出师未捷身先死

如果仔细检视朱熔基从出任上海市长到如今的这段历史,注意观察他的每一项活动,就不得不相信,此人的确是一个政治野心极强,同时也的确有能力、有才干的中共领导人。但也不得不承认,他也是一个极富有责任感的中共领导人 无论是对中国老百姓,还是对他所效命的中共政权本身。所以有上海的记者评价他说:「这是一个一心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的共产党领导人。」自朱熔基到国务院出任副总理职务後,立刻开始了陆续到全国各地视察的活动。两年半时间以後,他的足迹几乎踏过了中国的每一个省级行政区域。

在东三省,他为解决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所面临时的最大困扰之一:「三角债」问题通宵达旦地听汇报、读报表,商计对策;在湖北,他身著工装,与当地干部一起踏着没膝的污水慰问遭受暴雨灾害的工农群众。在四川,听到农民抗议打「白条」的呼声,他痛斥鱼肉乡民的地方官僚,不但没有党性,简直缺乏人性。在山西,他看到露天积压的大批煤炭因为铁路运输紧张而长年风化自燃,痛心无比地说,你们是否知道,现在华东等缺煤的地区因为能源不足,不知有多少家企业限产甚至停产?说到这里,朱熔基满脸是泪,在场的干部工人无不为之动容。

每到一处,朱熔基从来是视察轻车简从;吃饭绝不准有宴席。有地方干部送上土特产,他拉长了脸问:你一个月的工资有多少钱?怎麽买得起这麽贵的东西?所以你们要麽是花公款送礼,要麽就是鱼肉人民,白吃白拿。山西省著名的大寨村,过去是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典型。改革开放後,这里虽然不如过去吃香,但大寨人仍然是居「功」自傲。朱熔基到了这里以後,很不客气对党支部书记郭凤连说:过去一个副总理到这里来,给你个几十万、几百万是可以的。我现在一块钱也没有,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kao自己来干,kao自身发展起来,典型不是树起来的,是干起来的。

当郭凤莲汇报到该村兴办铁合金和糖醛厂碰到困难时,朱熔基很不客气地说:「大寨就这麽点家当,你所办的事情也只能是那麽多。你搞的太多了,没有一个重点,没有一个计划步骤,把摊子铺开了,一件也办不成。铁合金全国滞销,包括在国际市场也滞销,你再搞这个东西不合适。而且你的规模很小,人家都是十万吨,几十万吨的大厂,你怎麽和人家竞争?糖醛也是积压,这样的东西不要搞。如何帮助你们,我们回省里去研究,但是都很难救活你。救活了你,这也不是经济的办法,是行政的办法,那个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

获得邓小平全面肯定

虽然仅仅是批评一个小小的大寨村,但是由小见大,人们可以由这件小事里,看出朱熔基为政确实是踏实务实,坚决反对好大喜功,更反对许多中共领导人习以为长的所谓「不但要算经济帐,还要算政治帐」的做法。各地巡视一圈後,朱熔基为全国的经济形势,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面临濒危困境深感忧虑。他在列席政治局会议时,不顾自己当时还只是个中央候补委员的党内身份,大声急呼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如果再不转换经济机制,中央如果仍然迟迟在这个问题上,拿不出决策,共和国的这点家底,就会毁在我们这一代领导人手上。虽然有人说他如此表现过於狂妄,但邓小平通过视察首钢,却非常赞成朱熔基的想法。

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朱熔基决定,要把国务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济机制条例》,赶在中共十四大之前出炉。按照朱熔基的想法,制这个条例,就意味著从地方到中央的许多政府管理部门,要丧失掉相当一部分权力,甚至有些部门,根本就没有必要继续保留。为了说服那些一听放权就如丧考*的官老爷们,朱熔基不得不亲自主持了十四次会议,反覆讨论条例的细则。事後朱熔基曾解释说:「我之所以十四次主持讨论,就是为协调。各个部门争的很厉害,我常常是先发脾气,然後道歉。」

九二年七月,朱熔基终於如愿以偿。但是,因为这个条例,朱熔基不知得罪了多少国务院部门的干部。曾有一位中共国务院官员九一年底和九二年底两次到西方访问,谈到朱熔基时,完全是截然相反的态度。九一年底他评价朱熔基「前途无量,功到自然成」;九二年底他评价朱熔基「只会骂人,不会「玩儿」人,早晚翻球」。所以,朱熔基内心很可能是真的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在国务院系统和一大批地方官僚面前失去「人心」。有人评析说:在共产党经过四十多年的人才「负筛选」制度,而形成了庞大官僚体制面前,朱熔基从进入国务院第一天,就如同陷入了一个完全没有埋设规则的地雷区。所以,即使他希望自己在将来的一天成为「中国的戈巴契夫」,却可能像胡耀邦和赵紫阳一样「出师末捷身先死」。

与jiangzemin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

得罪过太多的国务院和地方干部,以致幕後运作的「倒朱」暗潮,已经出现了几回。这是朱熔基今後仕途上所面临的第一大风险,而朱熔基所面临的第二大风险,则是jiangzemin和李鹏,至今与他面和心不和。朱熔基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後,许多人分析此举标志著「上海帮」主掌中共政权,其实这是一种非常牵强的分析。早在jiangzemin和朱熔基共同主政上海时,他们的一位下属,就曾用大陆流行的一句戏言形容他们两人的关系,阿朱和小江「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

「上海帮」论者,首先从籍贯上把钱其琛、邹家华都列为「上海帮」,殊不知邹家华只是父亲原在上海出名,而本人原籍并非上海,且邹家华也从来没有在上海学习和工作过。而钱其琛也只是在上海从事过中共建政前的地下学运,中共建政後,则长期在北京中央政府系统工作。持这种分析的人,又根据朱熔基和jiangzemin曾一同在上海共事,作为其「上海帮」主政的论据。但如此分析,中共十四届政治局里当时至少还应该有天津帮,因为李瑞环、李岚清、谭绍文都来自天津。也还可以有甘肃帮,因为乔石、胡锦涛、温家宝,包括原来的政治局常委宋平,都曾在甘肃长期工作甚至就是从甘肃起家。

「上海帮」的难以成立,还因为朱熔基与jiangzemin,在上海时的相互配合谈不上默契,而他与邹家华在第一副总理的人选上,更是「一山容不得二虎」的对手关系。在个人气质、性格、工作作风等方面,jiangzemin与朱熔基都有很大的差别。即使过去两人同时主政上海时,在处理上海工业生产和治理上海的环境等方面,朱熔基都大不同於jiangzemin的措施和方法,这也是为jiangzemin所不悦的。一位中共上海市委官员说,待到朱熔基在市民中威信越来越高时,朱熔基似乎忘记了自己同jiangzemin在党内地位的明显差别,而分庭抗礼起来。

每次,在jiangzemin去基层视察有消息传到市政府,朱熔基立即也会下去基层,并在第二天报纸上与jiangzemin一样有新闻、有照片。因为朱熔基与市民关系亲密,他下基层後,许多工人会争著同他握手、合影,鼓掌欢迎他,而jiangzemin则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因此在新闻报导的现场描绘中有明显差异,jiangzemin看了非常不满意。

後来,上海市委办公厅和政策研究室专门给几家报纸发了文件,强调两个领导的宣传规格要一样,「不能扬朱抑江」,如果jiangzemin与群众在一起的时候,群众没有鼓掌,没有争著握手等情节,则要把有关朱熔基新闻稿中有这类描绘,一律删除等等。这即使在芮杏文、jiangzemin争斗时,也没有过这样的文件。

瑜亮心结

朱熔基到北京工作,由於是邓小平钦定,jiangzemin似乎末曾表示过反对意见,甚至在一些公开场合还赞扬过朱熔基。但这并不等於像外界揣测的那样,jiangzemin希望与朱熔基联手,以「江朱体制」替代「江李体制」。自九三年四月李鹏病休後,朱熔基全面主持国务院工作,自然在中共媒体上的曝光率极高。在此之前,因为海外对中共领导人的追踪报导就从来是「扬朱抑江」,以致jiangzemin心里有气又说不出口,所以江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让朱熔基在中共自己的媒体也处处领先。

七月五日朱熔基主持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要「坚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於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决策」,这本来应该是中共当前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所以按照惯例,这种新闻,应该是在党报头版头条。但因为当天jiangzemin,参加了一个各省区市党委政研室主任座谈会,jiangzemin办公室就指示:「总书记关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重要讲话内容,在报纸的位置上不能低,要放在头条。」

谁都明白,jiangzemin的这个「重要讲话」,其实就是覆述了毛泽东的一句原话。另外,这句话就同「没有水就没有鱼」同样性质,谈不上什麽「重要」。但《人民日报》等大报编辑人员,接到总书记办公室的钦旨,也只好违背新闻常识,把jiangzemin的「重要讲话」放在头条,朱熔基主持会议的内容只能屈居第二。仅从这样一件小事,就足可以看出jiangzemin无时无刻都在与朱熔基斗法。所以,即使因为李鹏激流勇退或因久病不愈,而让朱熔基尽快登上中共宰相宝座,江、朱二人也成不了如江、李那样的「体制」。就如同当年的赵紫阳和李鹏一样,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至於李鹏与朱熔基的关系就更加微妙。虽然邓小平在决定中共十四大领导人选时,李鹏和jiangzemin都已经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的安排」,但这不过是「尺蠖之屈,以求伸也」。九二年六月底,邓小平和陈云曾就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组成,各拿出一份增补人选名单。邓小平的名单是:田纪云、刘华清、李铁映;陈云的名单只有邹家华、刘华清,因为当时他还建议宋平留任。此後,双方开始讨价还价,从最後达成的妥协结果中,即可以看出中共高层矛盾斗争的激烈,更可以看出邓小平的老谋深算。

李鹏的心事

事实上,陈云拿出的方案也是jiangzemin和李鹏的方案。权威消息说:九二年四月份左右jiangzemin曾召见过胡锦涛,告诉他中央准备提名记他在十四大时,进政治局和书记处,以後的主要分工是协助宋平,主抓党建和组织工作。可见当时jiangzemin还是想让宋平留任。jiangzemin所以希望宋平能够留任,是因为必然留任的乔石和李瑞环,从来都不买他的帐,如果没有宋平保驾,他在常委里的实际地位会更低。至於李鹏,他最怕的其实是田纪云进常委而不是朱熔基。因为他心中十分明白,若邓主张田纪云进常委,虽然没有直接谈到九三年春天全国人大上的总理人选问题,但田纪云到九三年已经两届副总理任满,按照他的资历,他不可能出任国家主席、政协主席或人大委员长,唯一的可能就是接任总理。出於这一分析,李鹏在政治局常委进行人事问题讨论时,对别人的关心次之,首先要达到的目的是竭力阻止田纪云进常委。

为了达到阻止田纪云进常委的目的,李鹏一是在常委会大吵大闹,给田罗列了对党中央镇压「六四」的决策态度暧昧等数条罪状:二是找到刚刚病愈出院的王震告状,说田纪云一直是赵紫阳线上的人,无论如何不能重用。在常委会上,李鹏坚持说田纪云当初从四川进京入主国务院,就是赵紫阳拉帮结派的证明。乔石反对他的意见,说赵紫阳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并未表现出这种作风。

李鹏辩不过乔石,又改口说至少现在国内外、党内外都把田纪云看成赵紫阳的人,所以如果让田纪云在十四大以後担任更高职务,海外内外都会猜测我们党在「六四」问题上,已经转变态度。李鹏在商定十四大政治局常委名单时,自然支持陈云的意见。因为他自以为如果出邹家华顶替姚依林的位置,首先是两人好配合;其次是邹家华可以在明年的全国人大上,继续出任副总理,最多是在副总理前面挂上个「第一」或「常务」的头衔,肯定不会危及他李鹏的总理宝座。

这则消息还说:李鹏在向王震告状时,还专门捎去了田纪云那篇著名的在中央党校的讲话。这篇讲话几乎通盘否定了中共在五十年代的所谓「成绩」,同时又措词激烈地抨击了党内的「风派」人物,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矛头直指jiangzemin。王震没有闲情看完,只听李鹏念了几句关键内容。当李鹏说到「建五十年代特区」时,王震已经气得开骂起来。王震对李鹏说:你去找陈云同志,对田纪云的问题一步都不能让。其实,还没有等李鹏找陈云,陈云那边也早已对田纪云开骂。陈云说:没有五十年代的成绩就没有共产党今天,怎麽能把那个时候的成绩都否定?田纪云太过分了重用这样的干部,什麽时候又有政治上的大风大浪,他把共产党出卖了都可能。

真正可以挑大梁的人才

官司打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其实心里早有准备,但表面上还要表现得没有想到矛盾会这样严重。邓小平对jiangzemin、杨尚昆和薄一波说:我过去考虑朱熔基十三大上的党内职务,只是中央候补委员,所以希望他十四大上先当政治局委员。现在想想,既然对田纪云直接进政治局常委有那麽多人反对,也就只能让朱熔基上了。李鹏和邹家华都属於稳健型的领导人,而田纪云和朱熔基则同属於敢想敢干型的干部。总理和第一副总理,总要「一文一武」搭档才能互补,现在看来只好让朱熔基,顶替姚依林现在的位置了。jiangzemin在常委会上,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以後,平时与朱熔基常有观点和意见不合的李鹏,竟然第一个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

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在谈到改革开放的同时,曾讲过「六四]的问题不能说是处理过重,当时的情况已经不允许我们有比军队进城更好的选择。「六四」的案不能翻,一翻就天下大乱。」当时邓小平之所以又想起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外界纷传李鹏在此之前曾有一个内部讲话,提到「六四」处理过重的问题。虽然这个讲话内容是否属实,难以证实。但「六四」後不久,李鹏的子女即到处散布「在军队进城和开枪的问题上,李鹏不可能有决策权」之类的话,不可能不传进邓小平的耳朵。所以邓小平眼看李鹏在「六四」的问题上的心理防线,已经越来越不坚固,因而认为这应是给他打气,而不是给泄气之时。
邓小平心里十分明白,李鹏这杆大旗起码是目前还不能倒。在「六四」的问题上,李鹏和邓小平已经是站在同一防线上,双方即使在经济改革上的观点相距甚远,在政治问题上绝对已经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可见,邓小平起用朱熔基,的确是从经济改革开放的角度重用他的能力;而保留李鹏则完全是因为「六四」情结。

有人说中共干部的一大特点就是「武大郎开店,不允许伙计比自己高」,李鹏就是这样。不过,同邓小平的出发点一样,李鹏也是因为「六四」情结,才不得不屈从於老邓的安排,同意让一个无论是德或是能,都会把自己比得矮半截的朱熔基,天天戳在身边。

善于控制逆风船

中共八届人大前,海外盛传朱熔基与李鹏在总理职务上一比高低,但在国务院工作的人员中,没有人相信李鹏会失去总理职位。他们认为李鹏的形象在八九年後完全被扭曲,事实上李鹏在国务院有相当大的人事阵营,「留苏派」在各部委中占主导力量。一位国务院的副部长私下大胆地说:「李鹏的形象在民间糟糕透顶,但在中央比jiangzemin还要受欢迎。」在李鹏告病之前的国务院的分工中,朱熔基被确认为「协助李鹏总理主管全面工作,担任常务副总理,同时分管财政、金融、经贸等工作。」政治观察家认为,这次分工,朱熔基实际上取代了李鹏,成为经济工作的总协调人,同时抓住了国务院最大的实力--生意和钱。当大陆的改革进入到目前的阶段,经贸、财政、金融已具有难以言传的重要地位,朱熔基握有经贸委、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及其他专业银行,把持证券委员会,一方面可号令中央各部委,另一方面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天子」就是生意和钱。在中共历史上,掌握财经大权者均有实力的地位,如往昔的陈云、薄一波、李先念,後来的赵紫阳(赵当总理时,自任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更是拥「钱」自重。

一九八八年中共政治老人及赵紫阳,在物色总理接班人选时,姚依林曾主动表示自己因为身体健康状况不好,难以胜任。当时即有知情者评论,姚依林这是在学习邓小平的手法,即虽然不出面挂职,但却能以「辅佐」的名义,暗中操纵幕前的表演者。但谅姚依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李鹏一当上总理,立刻在国务院会议上宣布:国务院实行的是总理负责制,所有分工负责各口的各位副总理和国务委员,不应该成为各部委办,同总理直接负责的中间障碍。在後来的工作过程中,李鹏在姚依林面前的表现,虽不能说是目中无人、专横跋扈,起码绝非任由姚依林摆布。

无论从资历、经验,事实上,还是从工作能力角度相比较,姚依林都胜李鹏一筹,而姚依林对李鹏的自命不凡,所以还能够忍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姚依林对党内的保守派集团有很强烈的责任感,仅仅从所谓「党性」出发,姚依林也必须维护他与李鹏之间的表面团结。但是,如果李鹏现在把对付姚依林的办法同样用在朱熔基身上,肯定不会继续有效。从性格角度看,姚依林的特点是能忍则忍,而朱熔基的特点是想忍都忍不住;从工作方法相比,姚依林和李鹏都是求稳怕乱,而朱熔基之所以被邓小平看好,就是因为他善长开「逆风船」。还有一个关键点是,朱熔基对李鹏没有姚依林的那层同一利益集团的责任感。

权力核心的风险

按理说,中共领导层的各派系之间,有时为了其共同的政治利益 保证共产党的独裁政权不至於被颠覆,也不得不在一段时期内联起手来联合作战,但朱熔基其人无论从性格、工作作风、处世方法等各方面,都同李鹏是完全相反的类型,实在是难以合作。十四大以後,能够在宣传舆论上给李鹏帮忙的一群左派理论家,几乎全军覆没,这自然是绝了朱熔基的一大後患。但朱熔基那咄咄逼人的作风和从不给人留面子的直率性格,还将会不断给自己制造新的敌人。长此以往,即使在思想观点上与朱熔基一致的人,却在反朱熔基的问题上与李鹏等人联手,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很多人已经看到,朱熔基只有出任总理才能贯彻自己的主张,当李鹏的副手,很可能是他干不成,李鹏也干不好。由此看来,朱熔基同李鹏相互较量的好戏还在後头,除非李鹏真的是因病不起而体面退位。但是,即便如此,也并不等於朱熔基从此走上了坦荡的仕途。李鹏病倒了,还有jiangzemin:jiangzemin起不了作用了,还有无数盘踞在各个因人而设、因政治需要而设的「领导岗位」上,自己无能也容不得别人显能的大大小小的中共官僚。一位曾长期在上海新闻单位工作,对朱熔基有著相当了解的人士评论说:中共七个政治局常委里,数朱熔基改革魄力最大,但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工作能力和魄力,从来都是同政治风险和官场霉运成正比的。朱熔基虽然跻身中共的核心领导层,但前景实在是凶多吉少。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五日上午,为迎接到访的纽西兰总理吉姆。博尔格总理,朱熔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主持欢迎仪式。他高大的身材配上一套得体的藏青色西装,与气宇轩昂,精种矍铄的博尔格总理并肩站立在一起,显得十分匹配。军乐队高奏两国国歌後,中国的副总理,陪同纽西兰的总理在十九响礼炮声中,共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此时,朱熔基显得训练有素,脚下始终与贵宾保持半步距离。当他的目光与三军仪仗队官兵的注目礼交汇在一起的时候,脸上终於浮现出一丝难得的微笑。

九二年的中共十四大之前,他一个学生从海外回去看他,谈到今後政治前途的时候,他故作淡然地说了一句「总理的工作不会让我干」。但是,在九三年三月的中共八届人大上保住了总理职位的李鹏突然告病,使得朱熔基终於有了这次检阅三军仪仗队的机会。对比意义明显此时,他可能想到了他二十一岁生日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广场上,他曾经以清华在学学生的身份参加中共政权的开国大典。当时,他曾经为这个政权的诞生欢呼雀跃,热泪盈眶,然後,又义无反顾地走进这个政权执政党的行列。谁知仅仅才过了八年多的时间,他却被这个政权列为「最危险的敌人」而打入社会的最底层,经受了二十余年的肉体磨难和精坤煎熬。如今,当这个政权饱经左祸,历尽劫难;当建立这个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开始面临民怨沸腾的时候,他却又奇迹般地成为这个政权和这个党的首脑人物之一。遗憾的是,到此时为止,他站在威武的三军仪仗队面前,还必须向来宾强调一句「受李鹏总理委托」。

朱熔基是否能在不久的将来,接替李鹏的职务;继而又能否会成为西方及海外媒体所期望的「中国的戈巴契夫」,难以预言。但是,朱熔基自步入中共高层以来,的确是为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而且至今仍在继续为此事业矢志不移,呕心沥血。从这个角度讲,朱熔基能否在最近或将来接替李鹏的总理职务,并非顶重要的事,重要的是他的名字与李鹏的名字,因德、能各方面的比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所形成的黑白分明的反衬意义。

注:一九九八年三月,朱熔基正式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一职。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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