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 中国的社会资本越来越多地被强势集团所攫取,资本集中导致的是劳动与资本的日益分离,劳动追逐资本越来越明显。下面发出一组内容相关的文章,从各个角度更加清晰地认识当前我国的这一特征。特别是周立教授的文章揭示了中国特色穷人经济学的“穷人恒穷”、“穷者愈穷”的逻辑 。目前中国社会的内部竞争日趋激烈,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象狼一样竞争的社会,残酷恶劣的竞争以及贫富和强弱分化已经变成社会的常态。 初理想先生的文章《中国社会的强弱分化律》深入地探讨了这个问题,并向人们反映和展示了这一状况。 另外发出《选择》周刊传来的两篇文章,一篇是陈子明先生的要求民主,一篇是吴稼祥先生的再批民粹主义。其实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真的实行了民主,左派 反而要占上风。那些抵触大众的民主人士看到的可能并不是自己希望的情景。]

劳动追逐资本:中国社会的强弱分化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5月5日

目录

周立:《总是劳动在追逐资本——我的黄山游记》

张新光:《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小农制评析》

高锋:《瑞典首相与工人的收入差别有多大》

何必:《中小银行流动性紧缺折射出来的问题》

张巍柏:《中国市场化改革内生动力日显衰弱》

赵晓:《如何遏制权力-资本结合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

马玉峰:《一石油工人致国家安全局局长的信》

民生观察:《陕西三千民办教师请愿集会省政府》

 陆一:《怪圈、后起优势和农民对城里人的抱怨》

陈子明:《“五四运动”又来了吗?》

吴稼祥:《民瘁主义的三只手》

《黄宗智之误:反对土地私有化》

初理想:《中国社会的强弱分化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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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zhouli" <zhouli@ruc.edu.cn>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05 11:31:3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我的另类黄山游记

总是劳动在追逐资本

——我的另类黄山游记

周立

(中国人民大学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黄山游历表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和就业渠道的稀缺,导致除垄断部门之外,到处存在劳动追逐资本,寻求资本雇佣的现象。黄山上的挑夫、拣山工、轿夫、船工、个体摊贩,以及诸多旅游产业的利益相关者,都在“低工资-低质量-低利润”的低水平循环圈中寻求资本所有者的雇佣。穷人的生存经济境地,使得他们陷入“穷人恒穷”的逻辑循环圈,需要寻求切入点改变这一逻辑循环。

    关键词:穷人经济学 黄山 游记

一、我的黄山缘

    与黄山结缘,至少十年之久了。1995年4月底,我还在读研究生时,趁着课余连同“五一”假期的时间,由天津就跑来黄山游览了一趟。那次不巧,在黄山的两日,一直在下雨,雨住的时间,大概仅有半个小时,但就是这样,西海排云亭的云雾缭绕,北海梦笔生花的若隐若现,始信峰的高瑰奇险,天都峰鲫鱼背上的天路历程……都给我留下了不能磨灭的记忆。两天下来,带着全身湿漉漉的水汽和浓浓的遗憾离开了黄山:如此绝美的风光,怎么在我逗留的两日,就一直犹抱琵琶呢?

    我也算是一个准旅行家了,几乎拒绝参加任何旅行团,自背行囊,将足迹踏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欧洲的大小城镇。但黄山的遗憾,一直压在心底,与我前前后后去过的诸多山峰相比,我认为黄山已是山之观止了。以至于我在谈及山水旅游时,总提那句老话:“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确,五岳我虽未全至,但黄山之后,我再无兴致游览其他山峦了。

    此次得赴南昌参加农村宗族会议之便,我在10年后终于找到一段时间去补我的遗憾了。会后,马上取道婺源,一路赶赴黄山,以期再览山水秀色。但是,10年期间,我已由一位纯粹的旅游观光客,转变成了观光之余,愿琢磨点儿事情的文化旅游者。这几年四五十万字的游记,就一直记录着自己在有所感动时的游历历程。此行前,得温铁军先生布置的任务,我要在这段时期琢磨一下穷人经济学的事情,写成文章给他。于是,此次游历,在二睹黄山风采之余,就是时时留意,并琢磨这个问题。游历与思考所得,可见下文。

二、此次游程

    我7月15日离开南昌,晚上到达婺源,次日晨游览了婺源的江氏祖居——江湾。但抵不住热浪,中午就买了票坐汽车穿越徽赣边境,前往黄山市所在地——屯溪。

    16日下午近4点,我在昏昏沉沉中到达屯溪。出站彷徨了一阵,就租了人力车跑去先买了19日晚上到北京的机票。若不是应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刘湘波之邀,要赶回北京给世界各地关心乡建的大学生培训农村金融,我计划还要多待两日,并去山东鱼台和河南兰考做完农村调查后再回北京呢。
买定机票,没有了返程的后顾之忧,我马上回到汽车站,坐车去黄山脚下的汤口镇,6时许到达,入住私人开的杭运大酒店。

    17日晨6:40,我被房东叫起,坐了旅游专线车去慈光阁(前山)登山,晚上入住狮林大酒店。18日由白鹅岭走去云谷寺(后山)下山。下午4时许坐车由汤口回屯溪,然后马上由屯溪转车去歙县。近6时到达歙县,并入住徽城古街旁的私人旅店蓝天宾馆。

    19日上午看了歙县迎接洲际小姐选美的彩排,去了渔梁坝之后,就在中午坐车返回屯溪。在屯溪老街徜徉一两个小时,解决了一下肚子问题,左右无事,就在新安江畔的滨江西路长廊上开始写作游记。写作中间,问了扫地老伯,知道下午4点钟洲际小姐们参观古街,就又赶了下热闹。直至5时许,吃完我在黄山的最后晚餐——梅干菜烧饼加馄饨,就赶到飞机场,候机及回京后的间歇时间,陆陆续续写此次黄山游记。

三、劳动总是在乞求资本的雇佣

    此行,对所到之处无处不在的“资本雇佣劳动”和“劳动替代资本”现象,印象尤为深刻。在资本所有者面前,劳动者的低三下四、坑蒙拐骗和无可奈何,交织在一起,让人颇有复杂的意绪。一到屯溪,我就遇到如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的包围圈:

    “老板,坐车吧,送到哪儿都行,起步价5块”,“老板,去黄山吧?去看棠樾牌坊吧?去西递民居吗?我马上出发”,“老板,你又不在乎那5块钱10块钱的,加点钱我直接把你拉到黄山去!”

    这是出租车司机及其拉客者的声音;“老板,住旅馆吧,山上的贵,汤口的也贵,住下来明天一早上山,多好呢!”这是旅馆拉客者的声音;“唉,大哥,歙县的,马上走!”,“黟县,黟县!”,

    这是小公共汽车的声音;“唉,老板,坐摩托去古街吗?”,“唉,老板,带点儿旅游纪念品嘞?!”

    ……种种声音,加上如影随形的兜售,使因连日会议和酷暑而昏沉沉的脑袋,一下车就被各种噪声充满着,更加昏然了。由此,也奠定了此行对“劳动追逐资本”的思想基调。

1.与人力车夫的聊天

    我需要先买机票,就不理这些人等。出了车站,问了警察,知道周围没有机票售票点,就听他的建议坐车去买。看着一个个三轮、二轮摩托和人力三轮,我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就选择了人力三轮。一来,我对摩托的噪声和空气污染,一直十分反感;二来,人力车夫的劳动总是更难被雇佣出去,而他们掌握的生产资料更少,人实际上也一般更老实。对他们的雇佣,就“转移支付”所带来的效用而言,总是朝向社会福利更大方向的。实际上,这个车夫不接受警察对我所言的2元价钱,坚持要3元,我做了个让步,让他带我买完票,继续回到车站,共5元,他爽快地答应了。在车上看着他小腿的青筋所标明的吃力的蹬车动作,我无心观赏周围的街景(不过,屯溪也的确没有什么街景可言),只是无奈。

    买完机票。我问车夫在哪儿坐车去黄山脚下的汤口更方便,他说火车站多。就把我拉去火车站。火车站没有合适的车子(只有抬高价格,谎称顺路回去的出租车,至少要20元的价格),我责问车夫,他们是不是给你回扣了,或有其他联系,你把我拉来火车站。车夫忙道,自己与他们无关,往常这里是有车子去汤口的,汽车站只有那种没有空调的中巴,辛苦,还要等很长时间。但他可能也意识到我不是那种他常见的那种“老板”,或者不问青红皂白地坐上车就走,或者稀里糊涂地就这么的了,怕再去找车的麻烦。可能怕我不付他那5块钱的车资,就赶忙又把我拉回不远处的汽车站。实际上,汽车站不到10分钟就有一班车开往黄山方向,我马上就坐上车赶去黄山脚下的汤口镇了。

    一路上,我询问了他的生活情况。他家在屯溪郊区农村,儿子十五六岁就上了技校,学了电子,“分配”到浙江永康上班,女儿还小,在家上学。人力三轮车每月的缴费负担不重,只交50元管理费,但全城600多辆三轮分为三种颜色,平均一个月一种颜色的三轮只能上10天白班,还可以上10天晚班,另外10天不能上街拉客(后来一位的士司机告诉我,实际上是按星期来的,人力车夫可以拉一个星期的白天,一个星期的夜晚,三种颜色的车子轮流来。不管怎样,这样辛苦和低报酬的工作,由于竞争者众多,不得已做了三班倒的工作机会分享)。白天和夜晚班的分界线是早上7:30和晚上7:30。白天班时,他这个季节一天通常可以拉到七八十元,晚上只有三四十元(他晚上11点就收班回家了,原因是怕晚了流氓、醉汉、吸毒者可能抢、砸他的车子,打他并可能抢他的钱,这时的客人实际上也很少了)。这样,他一个月通过这种苦力,能得到1000元多些(比起出租车来,要少许多。出租车司机告诉我,在黄山市,出租车司机通常可以净收入三四千元,每年交份子钱一万多些,比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负担轻多了)。车夫在家还种点地,搞点蔬菜以及养殖等,补贴一下家用。

2.与挑夫的聊天和观察

    到了黄山,除风景之外,一路让人啧啧惊叹的,莫过于一个个挑夫(或曰挑山工)了。与大多和游客有接触的旅游利益相关者相比,挑夫是游客所见最多,又最冷漠,最少与游客交谈的了。的确,他们是被山上的宾馆、店铺与施工工程雇佣,其收入来源与游客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反而不得不在狭窄的山路上经常与游客有些磕碰和相互的滋扰。所以在游客面前,他们是最有骨气的了。但就是这些有骨气的人,却不得不每天挑起少则150斤,多则200斤的担子,每日走我们这些空手上下的游客一日之内也几乎难以完成的上下山。他们的这种辛劳,只为换得每斤3毛钱的报酬支付。

    我从慈光阁上山时,最先交谈的那位挑夫对我最不客气:

    问:师傅,一天要挑几趟呀?三趟要不要?(因为我事先问了山上的垃圾清洁工,以下称为拣山工。他说每天都要上上下下四五趟,就是这个经验,使我犯了一个大错误)

    (无语一时,然后冷冷地白了我一眼)答:我说你大脑有毛病呀!?三趟!你空手走三趟给我试试?

    问:可拣垃圾的师傅说他每天都要四五趟?(我被噎得够戗,几乎还没有人说过我智商成问题呢!)

    答:他空手吔!而且只管一段,我们要跑全山,一直到山顶!

    话说完,他不再理我,担起挑子,咯吱咯吱地又艰难地挑他的山了。

    他的这些呛人的话,引起了我不少思考。上山伊始,我就试图记录和诠释黄山旅游产业各利益相关者的言行,已经在我的游记本上记了好几页了,但是,我忘了自己同样也是一个利益相关者,仅从旅游者本位考虑,没切身体会到挑夫的诸多辛苦。当然,原因还在于,我刚上山,对上黄山的艰难程度没有体会。10年前上山,当时年轻体力好,而且细雨中上山,不受热气蒸笼的煎熬,还是相对轻松些。而我此次走走歇歇上山,一路到北海时,已是从早上8点走到了晚上7点,11个小时了。第二天由始信峰下山,也走了四五个小时。这份艰辛,是我1994年登泰山时才曾经有过的。虽然2002和2005年两次在欧洲,我也有多次一天十多个小时走路旅行的经历,但几乎从未曾有如此的体力耗尽之感。一天能够上下,对空手登山的我来说,亦不是一两天的锻炼能够达到的。以至于我对自己不坐缆车,以自己的劳动替代资本的行为,也在路途中屡屡产生动摇与怀疑。设身处地,挑夫对我这种近乎脑子进水的问题所做的反应,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许多游客向挑夫询问的问题,则几乎只有一个:“这么辛苦,干吗不用缆车呀?”而挑夫要么不回答,要是回答了,就挺呛人:“用缆车?把缆车压坏了你们谁负责呀?你们谁还能坐呀?”而一位挑着硅酸盐水泥的挑夫则更理解缆车:“水泥脏,不能用缆车,怕弄脏了!”

    更多的挑夫则在行进过程中,对游客挡道颇不耐烦:“唉,让让,让让嘞!”这是文明点儿的。“靠边,靠边,靠边!Wunipi(当地骂人土语),听不到咯?”这是颇不耐烦的。

    由于大多数挑夫并没有好心情或者好气力回答游客太多的相同、无聊以至无理的询问,我碰了壁,加上观察到挑夫不太良好的心情状况后,就选择了多观察,而不是主动询问了。

    但我还是碰上了好脾气的挑夫。有一位挑夫,约50岁,一路走,一路还哼几句号子,或与游客打趣一两句:“我前边挂小鸡儿,后边挂小鸭儿……”。然后哼哼几句地方戏,为自己和上下的同伴助兴打气。

    有一位刚当了一两个月挑夫的小伙子,愿意对我多说两句:“我才开始干,一开始真是吃不消的,好长时间吃不消。现在我一次才能挑一百四五十斤,好多人可以挑二百斤呢!”

    一位挑夫在我下山时,向我兜售了他担子里的黄瓜:“嫩着呢!我自家种的,两块钱一根”。因山上通常要价三块钱一根,他要价并不高。我见他挑的辛苦,自己也早有打算在这种环境下,试验一下自己对黄瓜需求的效用程度。就掏出两个钢蹦,买了一根,借机和他聊了几句天,知道了挑夫的一些真实情况。他告诉我,山上挑夫不是想当就能当上的,都是本地人,还要找关系才行。他们挑山,靠的是力气和经验,不论商品价值大小,只论重量,一斤3毛钱。我按照挑夫挑担范围在150-200斤匡算,每天挑夫的毛收入也就是在45-60元之间,即使整日无休,全年无休,挑夫月毛收入也就是在1200-1800元之间。若按有正常双休日的工资计算,月毛收入则在1000-1300元之间。若再扣除挑夫不可避免要发生的饮水和午饭费用,则月收入还要再下降200-300元。如此超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却只有如此可怜的收入,无怪乎挑山工多是黄山附近没有多少门路的农民。他们吃的是青春饭,干的是力气活儿,一旦略有些伤病,就无法再干下去,即使勉力维持,收入也会大有降低。我也见到好几位50岁以上的挑夫,他们能够承受的担子明显偏低了,约在130-160斤之间。其中有一位头发已经白了80%的挑夫,担子右端装的是海鲜和米,左端则是一些蔬菜,可能不够120斤。这样,他的收入就实在有限了。

    挑夫如此廉价地出卖自己的青春和劳动,却还要走后门,找关系,以求得到资本的雇佣。这不由得使我想起那些标榜“劳动自由”、“个人无论如何都控制着人力资产的发挥和生产性供给”的言论,在一个又一个挑夫“咯吱咯吱”地经过我面前时,这些言论显得如此的苍白甚至具有讽刺意味了。而马克思对于自由劳动者“能够卖”,且“不能不卖”的“资本雇佣劳动”困境所描述的景象,则清晰而又自然地浮现在面前:“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3.和山上店铺摊点老板的聊天和观察

    与挑夫相比,山上各个店铺摊点的老板,显出其劳动者兼小资本拥有者,在经营和道德水准的复杂性来。

    在山下,店铺们总是用如此动人的理由劝人们多买些东西:“快买呀,山上的东西贵死了。买什么东西上山都划算。山上的矿泉水都要10块钱一瓶,山上的啤酒25块钱一瓶”,“买点牛奶面包上山吧,上山后你就知道后悔了,上边的东西,又贵又不好,还找不到解渴治饿的东西”。

    上得山来,的确发现一切东西都坐地起价,翻了好几倍的价钱。比如,矿泉水多是8-10元一瓶,啤酒10元(听装)-15元(瓶装)一瓶,黄瓜2-3元一条,苹果3元一个,切成小薄片的西瓜(约3两左右)1-2元一块,方便面冲开水5元一碗……

    我后来在靠近云谷寺的一个摊点歇脚吃过方便面。据这个店铺店主介绍,山上的店铺,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汤口镇管的,分布在前山、后山两路步行上下山的过道旁,共6个摊位。另一类是属于风景区管委会管的,分布在两条索道山上终点(玉屏楼和白鹅岭)之间的山顶各大游客集中区(主要在玉屏楼、天海、西海、北海一带)。风景区管委会的售货点,价格统一地高,售货员统一地傲慢无礼,基本没有兜售行为,游客爱买不买,但靠着在游客最集中的区域垄断经营,他们赚去了大部分的销售利润。而这里的宾馆都在三星或准三星级以上,以颇高的垄断价格,几乎赚去了全部的食宿利润。

    相比之下,汤口镇管辖的这6个摊点,要有活力的多。每一个摊点往往是全家甚至亲友一起出动,充分利用摊点所在的空间,和每一个游客经过的机会,兜售他们的货物。据最接近云谷寺的摊点店主的介绍,这6个摊点全是汤口镇每年招标定价的。云谷寺摊位今年的标价为13万元,其他几个摊点,在10万-21万之间不等。最高的标价是后山的“仙人指路”(21万),而最便宜的摊位是前山的慈光阁与立马桥之间的摊位(10万)。每年只有持汤口镇户口者,才能参与竞标,一年一换。由于黄山游客年年增长,旅游利润年年增长,而黄山旅游摊位被垄断并固定在这几处,使得标价年年大幅度上涨。云谷寺摊点去年标价8万,前年更低,而今年摊主最后要出到13万才标到此摊。摊主说,他全年无休,平均每天要净赚360元,才能够应付标价成本。加上其货物成本,每天他的摊点平均营业额要在700元以上,才有利润。由于黄山旅游还有淡旺季之分,在夏季旅游的旺季,每天营业额要在千元以上才成。 经营的压力,使这些摊点竭尽努力地叫卖、拉客,并努力搞点黑导游、黑挑夫等多种经营。自然,也就使用了不少拉客技巧甚至骗术,比如:

    “西瓜解渴嘞,光喝水不行嘞,来呀。黄山的西瓜吔,不甜不要钱呐。西瓜三元两块嘞”(游客质疑,“上边才是一元一块!”)“上边的是小块,我这里是大块吔!别走,别走哇,给你一元一块!”

    “来来来,黄瓜三元一条嘞。吃黄瓜补充维生素吔,多买几条上山,越上山越贵吔。什么,上边两元一条?他们那是放了五天的黄瓜,都蔫了,我这里可是新鲜的嘞。”“好的黄瓜都摆在我这里卖,差的就摆在上边卖,我和山上的人都认识吔,我还不知道?!不可能越到山上越便宜,都是一挑子一挑子挑上去的,哪会山上比山下的还便宜呢?”“吃黄瓜嘞,吃黄瓜,走路顶呱呱。来来来,10元3条……”

    “来碗泡面吧,泡面顶肚子喽。等一下上了山,想吃也没有了。”
    “来来,下山带包茶,带点纪念品回家,做个纪念喽。我们的茶是自家采的,新鲜!”
    “买把连心锁吧,和老婆一块儿把心连起来。要不连起来,心就给哪个小情人连起来,就勾走了。”……

    就是这样,一到每个摊位集中处,这样的叫卖声就不绝于耳,这样的价格欺诈和以邻为壑的竞争就无处不在。有时,这些摊位的经营者也兼作点挑包和导游的工作:

    “挑包上山呐,省点力气,在家赚钱,出门花钱,那么辛苦干什么?”

    “要想玩的好,导游少不了。黄山美不美,全靠导游一张嘴。找个导游带你们吧,保证大小景点都不漏。要不,你那200块钱门票 就白花嘞,你上了一趟黄山就是走马观花啦!”“你看看,那棵藤和那个树就是‘小蜜傍大款’,我不说,你能看出来不?!”

    看来,赵本山的小品对他们产生了不少影响,他们编起词来,都一套一套的。

    这些拥有资本的摊档,一方面承受较高的经营成本(更多的是内部竞标抬高的),另一方面也难以达成有序的合作与共谋(即使是6个汤口镇本地的摊档,也难以合作起来,加之山上有风景区垄断控制的摊位,更难以达成合作),于是朝向游客并相互倾轧的竞争,就这样年复一年地上演着。如果说黄山旅游开发收益有当地人的参与和分享,那也只是政府和他们几个摊位经营者参与和分享了。汤口镇政府没有任何风险地每年稳获摊位竞标款,而摊位经营者在成本固定的情况下,从游客身上赚尽可能多的钱。至于汤口镇的其他百姓,由于没有收益自动分享机制,则只能靠自己利用饭馆、旅店、导游、商店、兜售土特产等方式去瓜分残存的旅游利润这最后一杯羹了。山下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年长妇女们,就是这样以每日的等待,苦缠,来赚取游客压价购买后的哪怕一两元的利润。

    云谷寺摊位的摊主为我解开了“为何缆车不运货,而几乎所有东西都要挑夫挑上山”的迷惑:索道公司、旅游管理区以及各个宾馆都不隶属一个单位。索道公司每天光拉游客就忙不过来,不愿意拉货。因为拉一个客人上山或下山,单程就要65元。而雇佣一个挑夫,每次挑的货物会占两个游客的位置,成本不过在35-60元之间。相比之下,宾馆、建筑工程使用挑夫更加划算;索道公司运人,而不运货更加划算。挑夫们的工资,由于有索道这个强大机器作为可替代的竞争对手,自然也不可能抬上去,何况又是在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环境之下呢?挑夫们甚至要感谢索道公司的高价,使他们有了“劳动替代资本”的生存空间。否则,他们可就失去了活路。那些同情挑夫境遇,但发出为何不用缆车之询问的游客,正戳到了挑夫的痛处。挑夫们对索道这个东西可以说是既爱又恨。好在,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两相无事。

4.与船工的聊天和观察

    在歙县,我重点游览的不是蜚声中外的棠樾牌坊,而是徽商发源地——渔梁古坝。据当地人介绍,渔梁坝始建于隋唐时代,明朝完善。以青石筑坝,拦起练江。形成练江-新安江-富春江-杭州的水路动脉,连年行商运货,渔梁一时繁盛。渔梁镇(现为歙县城关渔梁街)有茶叶码头、盐运码头、杂货码头、私家码头等多个功能分区。自解放后新安江大坝一建,围起一个千岛湖,也就阻断了歙县往杭州的水路,渔梁坝至今除了发挥点蓄水功能外,就只有历史文物价值了。此地也就变成一个旅游点,而非商贾码头了。

    我由歙县县城在细雨中步行两公里,到达了渔梁古镇。村民指点,不需买门票 ,直接就可以走老街入渔梁坝。于是,我穿过渔梁老街,一路来到了以青石铺就,以青石为铆钉、坡度缓和,极富徽人智慧的渔梁坝。在雨中,我上了渔家(实际上已变为旅游船只)的船,和他们聊了很长时间,最后由其中一位船工由水路送我回城。

    船工们告诉我,现在渔梁古坝风景区共有大船4条,小船6-7条。一般说来,大船不搭散客,只经营包船,小船则可以坐上五六个人。大船以晚上本地人在此包船游览玩乐为主,一次付几百元。一位50多岁的独眼老船工告诉我,他的两条大船最早在此经营。主要让本地人在这里晚上游乐,更乐意让老板们聚赌。若只是小赌,他干脆不接,只有输赢至少几千上万的大赌,他才接活儿。因为他可以从中抽5%的赌资作场子费。这可比纯粹的船运卖力气挣多了。作为经营成本,每条大船每年交5千元管理费,小船则交3千元管理费。大船一年的维修费也将近5千元。所以独眼船工说,他的两条大船,一年的成本也得一两万。但现在看来,他能够轻易地挣回来。

    一位1964年出生的叫张振华的年轻船工比较勤快,也很健谈。一开始就是他主动拉我的生意,要我坐他的船。他道他见的世面大了,光中央电视台、省里、市里的电视台采访他,就有好多次,他还拍了诸如《走遍中国》(中央电视4台播放)、《行走的鸡毛掸子》(台湾摄制)、《走出兰水河》等专题片或电视剧(实际上只是上了镜头,可能有几句介绍渔梁过去风光的台词),还有不少北京、上海、广州的摄影师和他合影等,所以,他很不在乎我给他照相的要求。但深谈起来,他并没有获得这些电视片的录像带,甚至连照片也没人给过他。好不容易上海的一位他称为“摄影师”的人,给他寄了一张照片,他就很上心,把这张照片剪裁印到名片上。所以,一旦我承诺给他寄照片,他还是很高兴。

    在他专门趁雨歇回家,给我拿他的名片的时候。另外两外老船工对他的“吹嘘”颇不以为然:我们见的世面比他大多了,只是我们不会吹。连邓小平的秘书到我们这里来,我们都接待过,别说各地的安徽大老板以及来看、拍摄徽商故事的人了。他们因为拥有大船,对张振华仅有两条小船也看不起,实际上,可能更深层的对他只是掏力气赚撑船的小钱,而不能像他们那样赚团队包船、大笔赌资,而颇有睥睨之意。实际上,这更坚定了我坐张振华的小船,按约定的15元价格,由他送我回城的决心。

    一路上,张振华给我讲解了茶叶码头、盐运码头、杂货码头等渔梁繁盛时期的故迹所在地,还讲了李白问路独脚亭的掌故等,也给我介绍了他的家庭情况:他们祖祖辈辈都可以叫做徽商,因为都做生意。至今,他岸上还经营着饭馆、旅店生意。原来,他是下水打鱼的,但在水里时间长了,得了风湿病。就在船上撑船,不再下水。他说他继承徽商传统,诚实劳动,讲究信誉。上船前说是15元,就是15元,绝不中途加价,搞得大家都没意思。以后我有朋友来,可以再坐他的“渔家游船”。

    行至中途,他告诉我,渔梁镇的对岸,有两条山延伸到中间,有一个小山包,叫做“二龙戏珠”。当年岳飞打仗经过此地,都不敢让人们这么叫,怕皇上怪罪。如今真的出了两条真龙(皇帝),一个是江泽民、一个是胡锦涛。因为江泽民老家是婺源的,原来属于徽州管。胡锦涛老家是绩溪的,原来也属于徽州管。二龙戏珠,看来真的实现了。

    张振华还告诉我,他们渔梁街上的百姓,都反对这里搞旅游。因为对老百姓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才会有居民这么主动地告诉我不用买票,直接走老街就可以到渔梁坝。如果是居民能分到一点红,哪怕是一年三五十元,我也就别想逃票了。即使我逃票下到渔梁坝,他也会告诉管委会,收我的门票的。可见,如同黄山一样,这里也没有旅游开发收益让当地百姓分享的机制。

5.与其他人等的交谈和观察

    在黄山旅游途中,我还和许多旅游利益相关者聊过天,或做过观察,可以列举如下:

    1.拣山工。与挑山工类似,拣山工在黄山狭窄道路上的上上下下,也成为黄山一景。拣山工通常左手拎着一只垃圾袋,右手拎着一只长腿钳,上上下下把散落各处的垃圾拣起来,并按可回收与否进行分类。一位拣山工告诉我:“我每天上上下下四五回,习惯了,你们上这么一回,当然受不了。”他们领固定工资,工作相对于挑山工要轻松许多,同时他们与游客之间没有直接的利益来往,所以与游客的关系,轻松而自然。

    2.轿夫。上上下下的抬滑杆者,都自称自己是拿固定工资的,从游客手中只能拿到辛苦后的小费。但实际情况可能未必如此,否则,他们不会这么卖力地招揽游客,急于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他们不愿意与我这个执意不坐滑杆者交谈。但据我在几个固定摊档的观察,他们一直在观察上上下下的可能消费对象,并十分努力地招揽:“上去还好远呢,累坏了腰腿,等一下好风景就没心思看了。”“下山还远着呢,伤了腰腿,回去还要推拿,多不划算。”“年纪大了,别逞能了……年纪轻?体验一下嘞,好玩着呢!”“来来,坐轿子嘞,给你优惠一点咧”。我看到两位抬了一个较胖的三十五六岁的老板模样的人,旁边有几个可能是手下的,一路跟着。轿夫从慈光阁抬到立马桥后,休息了一下,老板极阔绰地要手下给他们每人买一个苹果(3元一个),补充补充。于是,轿夫的谀声四起:“还是抬老板好,有份量。老板抬着让人舒服。”而当这个老板下来走走,让他的小蜜坐在滑杆上后,他们马上转口:“抬小姐,好有劲头。我们是拿死工资吔。就靠小费了,只有小费才是我们自己的,等一下小姐多给点小费”。轿上的小姐打趣他们:“你们一个月挣多少,每个月有没有两万?”轿夫苦脸:“我们要是每个月赚上两万,还不养上十个八个的?”小姐则进一步打趣:“就冲你有钱就变坏,我也不给你小费了。”不少游客对轿夫如此辛劳抬人,颇为不满。一方面对坐者:“太残忍了,你这不是剥削么?要想省力气,咋不去坐缆车呢?你看看人家两个,背上全是汗,呼哧呼哧的。这轿子又忽悠忽悠的,还不安全?!”另一方面对轿夫:“你咋不干点其他力气活儿呢,搞这个这么累?打打工也好呀!”坐者和轿夫都不语。我想,他们可能都不以为然。轿夫甚至还想:找其他工作,那么容易吗?有人给我那么多钱吗?轿夫的不断拉客行为,实际上是在宣示:求你们来“剥削”我吧,求你们对我“残忍”些吧。只有这样,我才会有钱赚。

    3.旅行社。我一路碰到不少各个层级的旅行社及其代言人。一知道我是单个人旅行,马上就有各种说辞涌来:“你一个人旅游有啥意思咧?又没人说话,没人给你照像,你一个人又不安全。跟我们旅行社,又省钱又省力,还有伴儿。我们买门票可以打折,导游费给你免了,你出个车钱就行了。我们至少安排三星级标间,吃饭至少八菜一汤……”而地接社则更直白:“我们地接社是当地人办的,熟门熟路,给你的优惠才最多。我们的门票折扣最低,可以一条龙服务,保证你最合算”。

    4.山下的旅社老板:“山上边贵着呢!上下铺都要八九十块,还不一定有床位呢!我给你联系个旅行社吧,当天就能下来,不用挨他们的宰。山上的盒饭一个就要三十块 呀!”我住的黄山脚下汤口镇的航运大酒店老板,就在我办理入住手续的时候,不由分说地要收我第二天通过当地旅行社上山的费用。说教师学生凭证可以门票半价,正常200元,我可以100元。再加上50元车费导游费等。我没有接受他省钱省力的方案,坚持要自己花两天慢慢逛黄山。知道我不参加他介绍的旅行社后,他没什么好气。第二天一早6点多钟,他就敲我的门:“还不起来?人家一早就上山了!”就这样,虽然并未睡醒,我也只好收拾行囊,洗漱完毕上山了。可能,他还在幻想着我能一早上山,就能当天下山,再住在他们那儿呢。为防止甚至制约我下山仍能住在这里,他在我将背包寄放在他那里的时候,讲明若我住在他那里,就不收寄存费。若不住,就收我5块钱寄存费。

    5.山上宾馆。山上的宾馆可没有那么多废话,不发出那么多噪声。就等着你上门挨宰呢。而且,由于垄断地位和价格共谋,你还得求着他们宰你呢!我上得山来,再也找不到10年前还有的简易旅社了,清一色的三星和四星级宾馆,而且几乎不打折。价格贵得离谱。比如,狮林大酒店的豪华房是4880元一晚,标准间是1280元一晚,经济间是1080元一晚。北海宾馆的房间价格基本一样。这些宾馆的运营成本的确很高,毕竟是在每天挑夫一担担上山的高人力资本耗费下,维持了富丽堂皇和高昂价格。但如果自由竞争,本不应只有如此高规格的饭店,毕竟,大部分游客在山上住,并不是希图宾馆设施的豪华和全备,而多是需要有个歇脚休息的地方,好多设施与服务,不必像山下宾馆那样全备。就这类满足游客真正需求的经济房或床位而言,也在质量陡然低劣下来的情况下,收取了很高的费用。比如,就经济床位(都是上下铺,5-8人一间房)而言,山上仅有少部分准三星宾馆(天海和光明山庄),的价格是100元。三星级的(如白云宾馆),铺位价格是120元。而四星级的(如北海、狮林大酒店等),则全在150元以上。这些经济床位,除了开水以外,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我能住上狮林大酒店的经济床位,已经算很幸运了,原因是由于垄断控制,黄山顶峰的宾馆床位供给在旺季一直不敷游客要求,同时,也近乎没有提供游客过多时,临时安排的住宿措施(至少我问过3家宾馆,无人愿意告诉我他们有应急性的安排,我只看到部分宾馆有20元一晚的军大衣出租,但宾馆可能连避风挡雨的设施都不提供)。在体力近乎耗尽的情况下,又不得不在山顶之间拖着腿寻找宾馆,的确是一个十分不快的经历。但宾馆则漠视游客的辛劳:你怎么不通过旅行社呀?你怎么不早点预定呀?你怎么不早点上山来订房呀?我们只有豪华房了,你要不要住呀?虽然我只需要一个床位,但他们都告诉我没有这种经济床位了,早已满了。

    北海宾馆不愿为我的住宿做任何信息提供上的努力,狮林大酒店还可以。在前台服务小姐说没有经济床位后,应我要求,说明了她和周围宾馆联系过,都没有。至少还提供了一点信息,但她仍不愿做任何为我安排住宿的努力。最后我找到大堂副理,终于通过他的努力,在这间酒店得到了一个被别人包房,但人员仍未到的情况下的一个经济房床位。在房间钥匙都拒绝交给我的情况下,让我交了150元的床位费和100元的押金。宾馆本部富丽堂皇,一应设施应有尽有,依足了四星级宾馆的要求。但我的经济房则就相形见拙了,坐落在宾馆本部后面的后山“花房”里,名字就叫做花房。一间15平米左右的房间里,摆了3架上下铺和1张钢丝床,共7个床位。虽然设施干净,但里面的小动物(如长脚蚊子、大肚蜘蛛)时不时在面前出没,可能如其名一样,是花房职工的宿舍,临时改装为经济房。这样的房子,住满也是一晚上1050元的收入,令人咋舌。我在欧洲各地数月的旅行,也只有在少数地方才碰到同等条件下如此昂贵的宿费。房间里,任何基本条件都没有提供,比如杯子、牙具、拖鞋等,卫生间和洗手台都在外边的乡野里。不满意的同时,我也知足了,至少,这家宾馆收留了我,做出了为我的住宿进行努力的姿态。在山上的宾馆,一反此次黄山游览中处处看到的“劳动追逐资本”面目,表现出了“劳动”在“资本”面前的傲慢。垄断地位使然,我也只能将就了。

    6.地陪和全陪。在狮林酒店住宿的一个意外收获,就是获得了与同屋3个地陪、一个全陪接触和聊天的机会。我是晚上7点多入住此房的,8时许,一个个大大咧咧的年轻导游们就陆续入住我所在的房间。3个地陪全是汤口旅行社的,1个全陪是南京旅行社的。一进屋,一个地陪就向我发问:“哪儿的?北京。哪个区?海淀。你知道西城区那个茶叶街吗?不知道?就在西客站旁边。听你口音,不是北京的,哪里的?河南。河南哪里?开封、洛阳还是郑州?小城市!驻马店不小呀!信阳茅尖是你们那儿的吧。当然啦,我原来是卖茶的啦!”他拼命显示着他作为导游的广见博闻。之后,他就举着一塑料袋的一次性拖鞋牙具,又向我炫耀他的本事:“没有我,你会有拖鞋牙刷?你要了,我不来,她们(服务员)答应了也不会给你。我泡妞的功夫可是一流的嘞!开玩笑,你以为她们答应嘞就会给你,你住在这里还想要这些东西?这是什么?经济房吔!让我们导游跟他们吵?一吵,我就上了他们的黑名单了,以后想住在这里都不成了。”他们拿了个MP4(128M的),里面有一段“毛”片,几个人连续地抢在手中放,里面也就不停地发出哼哼唧唧、咿咿呀呀的声音。他们一边抢着看,一边啧啧评论:“快给我看,快来看!唉,毛都透出来了吔,一片丛林吔!哟,更爽了,眼都要跳出来了!”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每天白天带着游客游山逛水,晚上就这么自娱自乐,一天天地就这么生活。

    7.山顶商店。的确如山下店铺所言的,死贵。矿泉水果然8-10元一瓶,罐装啤酒10元一瓶,瓶装啤酒15元一瓶,山下0.7元一根的火腿肠,这里卖到3元一根,一个茶叶蛋2元,一推出,就一下子被抢光了。服务员清一色的在怡然自得地聊天,对游客的购买爱理不理,路途中常见的摊贩,到了山上有服务售货亭时,就荡然无存。随之消失的,就是沿途摊贩围绕着你的叫卖声。清静之余,让游客陡然感到山上山中山下的不同世界,这里的确已是仙境了,似乎没有了熙熙攘攘为利来,为利往的喧喧嚷嚷。毕竟,有了垄断的地位,利润的获得,不需要这么卖力了。

四、“三低”的死循环

    除了山上的垄断部门外,几乎随时随地的市声嘈杂,都在告诉我一个信息:雇佣我吧,让我给你服务吧,买我的东西吧,求求你了。这不仅是简单的资本雇佣劳动,简直就是劳动在乞求资本的雇佣。至少可以说,是劳动在追逐资本。

    生存经济的现状,使得劳动在资本面前几乎毫无尊严可言。至于以保护劳动者姿态出现的、意识形态意味很浓的阶级剥削理论,在这里似乎走了样。变成了被剥削者为出卖其惟一可自由支配资源——劳动力,在向“剥削者”乞求:请雇佣我吧,请给我一个“受剥削”的机会吧。当游客们纷纷以同情者的眼光,以剥削理论的论调,去劝说挑山工、拣山工、轿夫等时,却得到了他们的白眼。站在他们的角度,就会发现,他们是多么珍视这样一个“受剥削”的机会,以至于对同情的眼光,可能抱以不屑的“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心态。

    我想起了低水平循环和高水平循环两个永恒三角的命题。

                低工资                        高工资

             ↓      ↑                 ↓      ↑

          低质量  低利润              高质量    高利润

 

    如图6所示,在资源相对稀缺,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情况下,会出现“低工资”的支付。而低工资带来了劳动激励不足和技术创新不足(大量的廉价劳动替代资本),由此导致了产品与服务的“低质量”,低工资条件下的支付能力,导致对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也是“低质量”的。由于不能提供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就进一步导致了“低利润”,而低利润的获得,又进一步导致只能进行“低工资”的支付,于是,陷入了“低工资-低质量-低利润”的低水平循环圈。而且这个“三低”循环自我强化,最后变成一个 “劳动替代资本”的死循环。

    而由资源相对丰裕,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初始条件,引发的可能是“资本替代劳动”的“高工资-高质量-高利润”的循环。这个“三高”循环也在自我强化,形成一个高水平循环圈。

    由这两个永恒三角,似乎看出了中国特色穷人经济学的“穷人恒穷”、“穷者愈穷”的逻辑。不幸的是,我在此次黄山的游历中,亲眼看到了这样一种逻辑的存在。从哪里入手,改变这一循环圈,恐怕是由这次游历引发的需要长久思考的问题。

    是为我的另类黄山游记。

    2005年8月25日第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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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时间:2008-05-04 09:06:38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小农制评析》(河南张新光稿件)
 

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小农制评析

张新光

2008.05.04

(信阳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科学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摘 要】中国是世界上一个非常典型的小农制国家,几千年来都是一家一户的分散生产和经营。但进入清代中叶以后,我国人地比率已下降至“维生型小农经济”的临界点,标志着传统小农制的破产和瓦解。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半个多世纪,由于长期实行以自然村落为单元“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平分土地”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其所隐含的“集体成员权平等”和“产权虚置”的农地平分机制,导致明清以后出现的“地权分散化”和“耕地细碎化”的发展趋势更加凸显。当今中国农业正处于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减慢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之中,各级政府应当抓住这样的历史性契机,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和扶持,并通过法律制度和市场机制来促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隐性失业问题和农业的低收入问题。

   【关键词】小农制;维生型小农经济;人地比率;平分机制;适度规模经营

    毫无疑问,中国是世界上一个非常典型的小农制国家。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1](p934)。但时至今日,在我国13多亿人口中仍有9.49亿农民和2.6亿多个小农户分散居住在广大农村地区,其中包括了63%的农业人口、60%的劳动年龄人口、66%的老年人口和70%的少儿人口[2]。如何认识和看待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小农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历史上的小农制演变轨迹及其评价

    马克思指出:“自耕农的这种自由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正常形式,一方面,在古典古代的极盛时期,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在现代各国,我们又发现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解体所产生的各种形式之一”[3](p909)。然而在过去的很长一个时期,我国理论界并不承认自耕小农经济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认为:“中国历史上主要是封建地主制度,小农为数甚少,无足轻重,且缺乏稳定性,在态度上保守落后,这是封建社会停滞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4](p209)。但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在旧中国,占全国农户总数6%~10%的地主和富农,只占有28-50%的耕地;而90%~94%的中农、贫农、雇农,实际上也拥有50%~72%的耕地”[5]。也就是说,“在旧中国的小自耕农至少占有全部耕地的40%左右”[6](p73)。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历史上的小农制演变轨迹进行系统梳理和重新评价。

   (一)中国历史上的小农制政策起源及其形成

    中国历史上推行家庭小型农场制的政策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有的学者提出,“从文献上判断,春秋时期已经实行了家庭农场制,即分田到户;到了战国时期,分田到户的土地已经逐渐地私有化”[4](p212)。比如在《吕氏春秋•审分》中记载,“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这说明了,我国古人很早就已经认识到井田制下“民不肯尽力于公田”的制度弊端,因而推行家庭农场制有利于激发小自耕农的内生活力。所以,在《管子•乘马》中说:“是故夜寝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到了战国时期,秦国的著名政治改革家商鞅提出“制土分民之律”,即“为国任地者,山陵居什一,薮泽居什一,溪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一,恶田居什二,良田居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此先王之正律也。……民胜其地者,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徕。开则行倍”[7](商君书•算地第六)。这种动态意义上的人地平衡观(即视土地与人口的比例和各类耕地类型的不同组合而定),与古希腊时代的著名思想家柏拉图提出的“理想国的的绝对人口数(5040人)”相比,显得更具有全面性、动态性、灵活性和实际可操作性[8]。

    事实上,我国小自耕农经济最早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而到秦汉时期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比如战国初期的魏国贤相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7](卷二十四•食货志)。到了西汉的文帝时期,晁错也说过:“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9](卷二十四•食货志)。总之,我国的小自耕农制的典型形态是“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至于是否拥有土地私有权皆然。但由于各地自然地理条件、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小自耕实际拥有的耕地面积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且在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差异。比如汉代的一个五口之家,“南方人均垦田23小亩,亩产量1.37石,总产量32石;中部人均垦田30小亩,亩产量1.5石,总产量45石;西北部屯田卒人均垦田74小亩,亩产量0.4石,总产量29石”[10]。这与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情况大体是一致的,即“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巴蜀平原,民食稻鱼,无凶年忧”;“鲁地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齐地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文采布帛鱼盐”;“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7](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二)中国历史上绵延上千年的“维生型小农制经济”

    我国自汉唐时期至明清之际的1800余年间,虽然传统的农业生产要素组合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突破,但是由于人地矛盾日益紧张的压力,逐渐形成了以高劳动投入和节约耕地型为基本特征的精耕细作农业,基本维持了中国历史上绵延上千年的“维生型小农制经济”。这一时期,中国历代官方记录的总人口大体保持在6000万人上下(比如公元2年为5959万人,280年最低为1616万人,1109年最高为12100万人,1602年为5631万人),耕地总面积基本保持在8亿亩左右(比如公元2年为8.27亿亩,976年最低为2.95亿亩,1581年为7.01亿亩,1602年最高为11.62亿亩)[11],人地比率大约在8亩/人以上(比如公元2年为9.15亩/人,140年最高为10.7亩/人,1393年最低为8.62亩/人)[12](p96)。虽然这一时期的人口和耕地都是趋于增加的,但是由于二者的增长速度有所不同,人口增长往往快于耕地增长一倍左右(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和0.55‰),因而人地比率变动总趋势是下降的,且呈现出波浪式升降的历史特征(比如公元2年为9.15亩/人,146年最高为10.7亩/人,961年为7.96亩/人,1109年为5.5亩/人,1393年为5.69亩/人,1592年最低为4.16亩/人)[12](p98-99)。

    因此,有的学者提出:“中国历史上农业精耕细作的许多方面都可以追溯至最早的时候,比如养蚕酿酒、种瓜栽豆,起始于商代;播种施肥、深耕细作,普及于战国;镰斧犁铧、锹铲锄靶,初见于西汉”[13](p61)。而进入北宋以后,“促进农业生产的核心技术是耕作制度,即通过引进新的作物品种和提高复种指数,足以使农业的前沿地带越来越离开低地、盆地和谷地,而进入较干旱的丘陵和山区”[13](p169)。这样,“中国历史上的农作物复种指数极有可能在北宋时期就大于1,至迟在明清时期已超过1”[14](p98)。从总体上看,“中国在西汉、唐朝、宋朝、明朝等几个主要的朝代,粮食总产量已分别达到591.4亿斤、664.7亿斤、1205亿斤、1453亿斤,粮食平均亩产分别达到264市斤、334市斤、309市斤、346市斤,农业劳动生产率分别为3341市斤/人、4261市斤/人、3862市斤/人、3726市斤/人”[15](p195)。因此,美国学者西奥多•舒尔茨曾经指出:“中国传统农业可能是贫乏的,但其效率是很高的。农业生产要素的使用较少有不合理的低效率现象,小农作为‘理性经济人’毫不逊色于资本主义企业家”[16](p37)。

    特别是中国自北魏至隋唐300余年间,历代统治者都积极推行“均田制”,不仅使政府控制的小自耕农人数大大增加,而且也保证了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统治的赋税来源和经济基础。比如,唐朝的“百亩授田制”规定:“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顷,其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老及笃疾、废疾者,人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当户者增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凡授田者,丁岁输粟二斛,稻三斛,谓之租。丁随乡所出,岁输绢二匹,绫、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三两,麻三斤,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谓之调。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17](卷五十一•食货志一)。这样做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上爱物以养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产而取以给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为用度之数。是三者常相须以济而不可失,失其一则不能守其二”[17](卷五十一•食货志一)。当然,在中国历史上既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地矛盾的技术问题,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分配不公平的社会制度问题,因此“中国历代的人口循环、耕地增减循环和社会治乱循环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就不是偶然的现象”[12](p179)。

    (三)中国历史上的小自耕农命运及其小农制的瓦解

      进入清代中叶以后,我国小自耕农的命运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转折,小农制趋于瓦解。比如在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中国人口已增至1.77亿人,嘉庆五年(1800年)增至2.95亿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增至4.3亿人,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增至5亿人 [18](p401)。这一时期,我国耕地面积虽然仍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比如1776年为9.89亿亩,1893年增至12.45亿亩,1933年增至14.7亿亩),但是由于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耕地面积的增长,人地比率在1776年下降到3.7亩/人,1893年仅为3.23亩/人,1933年只有2.94亩/人,已经低于清代人口学家洪亮吉提出“率计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维生型小农经济的临界点[12](p292)。而随着人地矛盾日益加剧,小自耕农的劳动效率不断下降(比如明朝时期为3726市斤/劳,而到清朝中叶仅为2094市斤/劳)[12](p216)。所以,有的学者提出:“清康、雍、乾三朝,比较过的是有秩序承平的日子;然到乾隆中叶以后,清室即入衰运”[19](p865)。也就是说,“进入清中叶以后,我国北方的人地比率已低于4亩/人,南方的人地比率已低于2亩/人,这是引发白莲教起义和空前规模的太平天国起义的经济根源”[20]。总的看,“在1350年至1950年长达6个世纪的蓬勃的商品化和城市发展过程中,中国小自耕农的生产方式实际上已经陷入到一个高土地产出率与低劳动生产率并存的‘均衡陷阱’。假如把不同的复种指数计算在内,每亩耕地平均产量就等于216~247斤或每英亩647~740公斤,比美国的每亩133斤或每英亩400公斤高出甚多,但中国每英亩小麦所投入的人工是美国的23倍,每英亩高粱则是美国的13倍”[21](p13)。这样,“正当西欧的小农经济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改造时,中国的小农经济却在日益内卷化。而当西欧的小农社会正在经历阶级分化和全面向资本主义转化时,中国仍停留在小农社会阶段。尤其是当西欧越来越多的小农正在转化为新兴的无产阶级成员时,中国的小农仍旧是小农,只是经历了部分的无产化。这些差别是双方财富与势力的不均衡,是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之害的社会经济背景,同时也是促成十九、二十世纪大规模农民运动的乡村危机的根源”[21](p301)。

    正如英国社会学家R•H•托尼对1931年中国小自耕农的生存状态所作出的形象描述,“有些地区农村人口的景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腰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22](p1)。这种“小片的土地、古老的耕作技艺、变幻莫测的气候以及国家强征的徭役、恭金、贡品等,使每个村头都可见到饥饿的幽灵,有时还发生饥荒,他们面临着极其严重的生存危机”[22](p1)。比如仅就我国人均占有原粮的数量分析,“战国时期为921市斤/人,秦汉时期为963市斤/人,唐朝为1256市斤/人),宋朝为1159市斤/人,清中叶为628市斤/人。而到20世纪上半期已经跌入低谷(1947年仅为417市斤/人),这是战国以来最坏的状况”[15](p195)。可见,“这个半无产化了的小农经济的形成,正是中国解放前农村数世纪以来大规模动荡的结构性基础”[21](p317)。

二、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小农制变态及其面临的困境

    如上所述,中国的小农制至迟在清代中期以后就出现了危机和瓦解。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我国长期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平均地权政策,这种以自然村落为单元“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平分土地”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隐含着“集体成员权平等”和“产权虚置”的农地平分机制,由此导致明清以后出现的“地权分散化”和“耕地细碎化”的发展趋势更加凸显。因此,我国现实生活中的小农制演变趋势与发展现代农业是“二律背反”的。

    建国初期(1949~1952年),中国大陆地区(除西藏和新疆外)普遍进行了一次土地产权革命,“使占乡村人口总数60%-70%的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大约7亿亩土地,免除了他们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的700亿斤粮食的超重地租”[23](P82),由此建立起了以农民私有土地为主和部分公益性土地属于国有的二元复合型土地产权制度,国家法律允许农村土地自由买卖、出租、典当、抵押、继承等,构建起了一种比较适合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微观制度基础。据统计,1952年与1949年相比,全国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长13.14%,棉花产量平均每年增长43.15%,农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和提高。但在土改工作结束后不久,一些地方出现的农业生产要素集中现象被当作“资本主义复辟”的苗头加以制止和批判,而这种重新复活的“汪洋大海一般”的小农经济格局,也与新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是矛盾的和对立的,因而从1953年开始我国对小农制继续进行改造,逐步形成了以“农业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和“农民集中统一劳动”为基本特征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这一时期虽然从形式上看不到“小农的影子”,但是中国总人口由1953年的5.88亿人增加到1978年的9.63亿人,净增加了将近4亿人,而耕地面积却从1957年的峰值23.34亿亩减少到1978年的21.47亿亩,净减少了将近2亿亩,人地比率也由1953年的3.96亩/人下降到1978年的2.23亩/人。这主要是由于农村人口过快增长(占91.83%)和耕地面积减少(占8.17%)双重因素导致的结果[12](p115)。因此在这一时期,尽管我国农作物复种指数“到1952年已提高至1.3(130.9%),1957年提高至1.4(140.6%),1976~1978年间进一步提高至1.5(151%)的创历史记录水平”[12](p141),“农民劳动天数由1950年代的119天增加到1970年代的300天左右,粮食单产由50年代初期的56.6公斤提高到70年代末期的176.1公斤,增长了2.1倍”[12](p303),“农业总产出增加了3倍”[24](p12),但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水平却几乎全然没有改进。

    直到1978年底,“中国11亿人口中仍有8亿多农民长年搞饭吃,而国家每年仍需进口大批粮食和棉花弥补缺口。全国平均一个农业劳动力全年生产粮食仅为1000千克左右,每个农业人口提供的商品粮只有70千克,人均占有粮食只有307千克,几乎和1956年一样多。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的全年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1/4的生产队社员的全年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还不到1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25](p832)。因此,尽管当时我国有不少地方的农民依靠开垦农田以外的所谓“拾边地”(包括地边、场边、路边、沟边、塘边、圩边、岩边、屋边、坟边、篱边等)以求得生存,但是全国504万个生产队中仍有1/3以上变成了“三靠队”(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吃粮靠返销),农民人均年收入在50元以下的占27.3%,50~100元的占50%左右,100元以上的不到1/4,其中有2.5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的状态。于是到了人民公社后期,“工分制”开始出现贬值,广大社员中间普遍存在着“集体偷懒”和“免费搭车”的现象,不同农户之间开展“集体博弈”(主要靠家庭劳动力的人数比例和强弱程度)活动的结果是“收入拉平效应”(因为当时生产队按人头和劳动量分配集体收入的比例已调整为3:1),以至使几亿农民在高强度劳动投入和“过密化”种植模式下出现了土地报酬递减、甚至为零或为负数的情况[26]。这说明了,“在中国特定的人地关系下,改造传统农业虽然必要,但不可能迅速得到改造,它还取决于诸多因素如技术进步条件、人力资本形成、工业化发展等。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单纯地依靠组织变革、制度创新,虽能在形式上改造农业中的土地分散经营形式,但不可能真正达到改造传统农业的目的”[12](p239)。

    改革开放以后(1978年至今),我国对小农制的改造大体可分为三大步骤:“第一步,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第二步,实行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改革;第三步,实行以促进农村上层建筑变革为核心的农村综合改革。这三步改革始终贯穿一条红线,就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27]。但是从1978年至2006年末,中国总人口由9.63亿人增加到13.14亿人,而耕地面积却减少了2亿亩以上(其中1986年至1995年减少6789.6万亩,1996年至2006年减少1.24亿亩),人地比率由2.23亩/人下降为1.39亩(其中全国有14个省份人均耕地不到1亩,有660多个县人均耕地不足半亩,已经低于联合国确定土地对人口最低生存保障0.8亩/人的警戒线[28](p111)。这主要是由于国家非农建设用地增加(占82.76%)和农村人口增长惯性(占17.24%)双重因素所导致的结果[12](p116)。

    据有关专家预计,到2030年全国耕地资源将减少5450万亩,平均每年仅各项建设农用地至少需要400万亩左右,下一步如何保住“18亿亩耕地”这条生命红线仍是一个大难题[29]。总的看,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仍将取决于如何消解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地关系问题。而限制农地流转的土地制度设计,又进一步加剧了耕地的细碎化经营,比如目前平均每个农户承包耕地9.2亩,被细分为8.99块,平均每个地块也只有1.02亩,已成为制约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体制障碍。同时,“我们在农村实行土地大包干虽然解决了13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耕地之外广大的国土资源(包括42.7亿亩林地、60亿亩草原、42亿亩大陆架渔场),在相当程度上还处于权责不清、主体不明、利用不够、经营粗放的状态。这已严重地制约着农业结构的调整、农业效益的提高和农民增收的步伐”[30]。因此,邓小平同志早在1990年代就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31](p355)。当今中国农业正处于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减慢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之中,面对这样的历史性契机,各级政府应当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和扶持,并通过法律制度和市场机制来促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隐性失业问题和农业的低收入问题。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陈锡文.应该认真研究农村现实问题[J].农业经济问题,2007,(4):4~8.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赵 冈.农业经济史论集——产权、人口与农业生产[C].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
[5]乌廷玉.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多少土地[J].史学集刊,1998,(1):57~62.
[6]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7]司马迁.史记(标点本)[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8]张新光.质疑“皇权不下县”——基于宏观的长时段的动态历史考证[J].历史学,2007,(7):14~24.
[9]班 固.汉书(标点本)[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10]黄今言,温乐平.汉代不同农耕区之劳动生产率的考察[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3):1~9.
[11]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12]朱国宏.人地关系论——中国人口与土地关系问题的系统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13]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M].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
[14]【美】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M].北京:三联书店,2000.
[15]吴 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4.
[16]【美】西奥多•舒尔茨(著),梁小民(译).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7]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标点本)[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18]刘 铮.人口学辞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9]钱穆.国史大纲(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0]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J].中国近代史论丛,1958,(2):16~88.
[21]【美】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2]【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23]董辅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4]【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5]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A].21世纪乡镇工作全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
[26]张新光.论我国农地平分机制向市场机制的整体性转轨[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3,(5):1~8.
[27]温家宝.不失时机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J].求是,2006,(18):1~9.
[28]张新光.“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观[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29]陈锡文.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J].求是,2007,(22):25~28.
[30]回良玉.在全国农村综合改革会议上的讲话[Z].http://www.agri.gov.cn.2006-9-21.
[3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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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首相与工人的收入差别有多大

前中国驻瑞典使馆参赞 高锋

2008年5月5日

    瑞典最有权势的是哪些人、包括瑞典政府首相在内的这些人的总收入与普通工人差距到底有多大,瑞典总工会专家最近对198个对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职位和自1950年以来担任过这些职务的人的收入进行了追踪调查,发现瑞典社会差距激剧扩大,在某些领域甚至倒退了几十年。瑞典收入最高的是些什么人?瑞典收入最高影响最大的198个职务来自11个不同领域或者说不同的权力集团,他们分别是:

    (一)企业界精英 这个集团包括了七大行业――机械制造、钢铁、建筑、造纸、金融保险、商业和其它行业的50个企业总裁。其所管企业在每个调查年度都是该行业中职工人数最多的因而是最大的公司。其中有30多个是最大上市公司。这个集团在11类权力集团中人数最多,对瑞典经济影响最大,可以说是企业界的决策人物。

    (二)政府与议会领袖 他们是代表国家与政府的民选最高领导,也可以说是其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政府首相和五个最重要的政府大臣,议会议长、三个副议长和议会三个常设委员会的主席,议会五大政党领袖、社民党书记和议会财政委员会成员等共22人。

    (三)劳资双方 劳动市场组织在瑞典影响很大,其主要代表自然也属于权力精英。如劳方三大组织――总工会、职员中央组织和瑞典学者中央组织的主席,总工会第一副主席和其8大行业工会的主席。资方雇主组织(瑞典企业联合会)和公共部门雇主组织(瑞典市政区与省议会联合会)的主席等,加在一起共26个职务。

(四)国企代表是10个最大国企的老总。

(五)地方代表是全国10个最大城市的市政府主席和其最高执行官共20个职务。

(六)都市高官 三大都市的住房、福利、医疗和交通企事业管理局的12名局长或总经理

(七)上层社会 如王室、最高法院、教会、军队和驻外大使等传统的上层社会的11个职务。

(八)媒体大腕 包括了四大报纸主编、电台及电视台的5位台长和著名记者等16个大腕。

(九)科研教育 主要是最著名大学的校长、重要研究所所长和著名科研部门的头脑等10人。

(十)经济学家 近年来他们极力鼓吹要控制或降低瑞典工资增长速度,因此有必要看看这些影响很大的经济学家的收入。他们包括股市和金融监管局局长、三大银行、三大工会和瑞典企业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们,共10个职务。

    (十一)人民运动 人民运动组织,如工人教育协会、人民大厦组织和房客全国协会和戒酒运动组织、红十字会和合作社全国组织和全国体育总会、田径运动协会、足球协会三大体育组织主席等11个职务。这198个职务加在一起就构成了瑞典社会的精英。

二、如何调查权贵们的收入 

    权高势重自然会给人们带来工资以外的其它收入,如企业董事一类兼职,同时也常有资产及与此相关的其它收入。因此调查时不仅仅要搞清其工资收入,而是要搞清其它收入,特别是总收入。因为它比工资更好地反映这些上层人士的经济情况,可以给人对其实际生活更清楚的了解。这些信息大部分可以从税务局档案、企业报告等正式材料中查找,但有时需要向有关方面进行查对。在进行经济活动时人们不仅会有收入,也会有亏损,因此有些人会出现总收入低于其总工资的情况。与工人工资进行比较时使用的是双方税前总收入。对于某些没有固定职务的股票所有者和一些体育文娱明星难以进行连续调查,因而没有选入。

    工人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所以人们把工人工资作为比较对象。自1950年以来,国家统计局每年都公布国家采矿与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这也是所以选定它做参照对象的原因之一。2005年工人平均年工资为261,690克朗(约合36,200美元)。[1]

    统计时人们对同一类别的职务使用了平均工资和收入,也就是说把属于同一类别的职务工资或收入之和除以其总人数,从而得出了整个类别的平均工资和收入。调查的目的在于追踪这些特定的职务持有者的收入变化。当某个职务换人时,被调查对象自然也就发生了变化。

三、瑞典差距到底有多大?

 2005年这198个社会精英的人均年收入为388.9万克朗(约53.7万美元),是同年工人收入之14.9倍。而1950年这个差距是11.1,因此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其平均收入在55年间增加了3.8个工人工资,而与1980年(4.9倍)相比,多出了10个工人工资。2005年这些社会精英中有42名妇女,没有一个属于经济精英。

    这些精英人物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很大。其中企业界总裁们收入最高,国企总经理们次之。资方组织代表和为经济界服务的经济学家收入也不错,而大学精英和民选官员们落在最后。下面按其收入多少依次进行介绍。

    2005年瑞典企业界的这50位代表人物的人均年收入为1,064万克朗,是工人工资的40.7倍。其差别之大不仅远远超过了1980年的16,5倍,而且比1950年差别也大得多(26.1倍)。引人注目的是这一巨大差距有稳定下来的趋势。2000年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总裁们与工人的差距最大的一年,曾达到工人工资之46.4倍。其收入近年来的大幅度增长很大程度上与其资本收入大幅度增长有关。2000年企业权贵们的收入之30%来自资本收入,2005年这类收入达其总收入之18%。

    2005年名列前三名的企业家是PEAB建筑公司老板(年收入4,664万克朗)、爱立信公司老板(3,268万克朗)和斯堪地亚卡车公司老板(2,810万)。他们的收入与工人工资相比分别是其179、125和108倍。如果这三个总裁收入不计算在内,这个平均差距就从40.7倍下降到35倍。处于第四位的是“投资者”公司总裁(2,598万),第五位是斯堪的诺维亚私人银行总裁(2,136万)。这家银行是瑞典最大私人财团――瓦伦堡财团的权力基地,“投资者”投资公司是瓦伦堡财团的旗舰。斯堪地亚是瓦伦堡财团下属公司,而爱立信是该财团与第二大财团联合控制的企业。在瑞典五大公司中瓦伦堡财团控制了三家半,这充分说明了这个财团在瑞典经济中的显赫地位。1998年至2005年间经济界精英们的工资平均增长了55%,同�� �股价平均上涨30%,而工人工资仅增长24%。

    按其总收入排名第二的是十大国有企业老板,人均年收入438万克朗,是工人工资的16.7倍。处于前三位的是国家电信公司(938万)、水电公司(769万)和邮政公司(499万)总裁。如果不把他们三人的高收入计算在内,其它人的平均收入就降到工人工资的8.3倍。国家电信公司1950年是100%的国有企业,但目前国有股份仅占45%。同年国家银行总裁总收入为208万克朗。

    十大经济学家平均收入237.9万克朗,在11类精英中名列第三。他们是三大银行和三大工会以及瑞典企业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和股市和金融监管局局长。2005年其人均年收入是工人之9.1倍。其中学者工会首席经济学家(601万)和斯堪的诺维亚私人银行首席经济学家(431万)收入最高,如不计算他们俩的收入,这一差距会降到6.4倍。

    26个劳动市场代表2005年平均收入211.6万克朗,是工人的8.1倍。其中总工会主席总收入110万,是工人工资之4.2倍,而1993年这一差距是3.7倍。1950年其与工人工资差距是6倍,这与当时的工会主席兼任议会议员有关。2005年其下属的冶金工会主席137万,建筑工会主席81万,市政工会主席和商业工会主席各收入93万。白领工会――职员中央组织主席收入138万(5.3倍),学者中央组织主席139万。但瑞典企业协会主席(1,667万)等三个资方组织代表平均收入是工人工资之15倍,如果把他们三人不计算在内,这个差距会降到4.1。

    16个媒体大腕平均收入165万克朗,是工人工资之6.4倍。瑞典最大报纸《每日新闻》社长收入354万克朗,《晚报》主编319万,瑞典电台台长185万,电视新闻台主编131万,私人电视TV4台长323万。最著名记者年收入103万克朗。

    人民运动组织11个代表2005年平均收入145万克朗,是工人工资之6.3倍。其中合作社全国组织总裁收入最高(466万)。全国农民协会主席年收入232万,国家体协主席121万,足球协会主席102万和红十字会主席105万。

    12个地方当局主办的公益事业局局长(或总经理)的平均收入115万,是工人工资之4.4倍。其中斯德哥尔摩建筑局局长收入133万,交通局长122万。哥德堡交通局长103万,卫生局长101万,马尔默卫生局长109万和社会局局长62万。

    11个传统的上层社会代表人均收入100.8万,是工人工资之4.1倍,其中王宫总管收入125万克朗,最高法院院长146万,国家总检察长收入100万,三军总司令139万(5.3倍),陆军司令77.8万,瑞典大主教92万,驻美国大使87万,驻英大使60万。瑞典国王是国家元首,没有工资,也不交税。2002年其收入为195万克朗,而之后接连下降,2005年收入仅53万克朗,但国王收入一般不列入统计。

    大学与科研部门10位著名学者平均收入95万,是工人工资之3.6倍,其中国际著名的斯德哥尔摩商学院院长161万,卡路伦斯卡医学院院长153万,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院院长63万,隆德大学法律学院院长65万克朗。瑞典大学的教授们的工资由政府决定,要受整个公共部门工资发展的影响,可能是其增长速度较低的原因之一。

    民选官员的收入要考虑选民影响,因而增长相对较慢,与工人收入差距较小。22位议会、政府高官2005年平均收入93万克朗,是工人工资之3.6倍。而1985年他们的平均收入是2.4个工人工资,1950年这个差距是4.9。

    除了国王之外的国家第二号人物――议会议长2005年收入143万克朗(5.5)。国家第三号人物――政府首相年工资是145万[2]克朗(约20万美元),是工人工资之5.6倍。财政大臣同年收入105万,外交大臣106万。财政部国务秘书(常务副部长)85万。政府首相1983年前与大臣们工资相同,后来差距逐渐拉开,现在首相与大臣收入已经相差一个工人工资。首相收入增长相对较快,由1980年的2.2个工人工资[3],增长到2001年的5.1个工人工资。其它大臣的收入同期与工人相比由3.1倍增长到4倍。而首相与大臣1950年收入分别是工人收入之7.2和6.2倍。瑞典2005年保守党主席收入127万,社民党总书记112万。政府和议会领导人的收入水平在这11类精英中是倒数第二。

    政府大臣们的工资由1994年成立的大臣报酬委员会决定。这个委员会得到议会授权,专门负责部长以上高官的工资和报酬,其三个成员由议会宪法委员会任命。八十年代有过类似的组织,里面还有工会代表。但八十年代末它被撤销了,以至大臣们工资一度出现停滞。加入欧盟后首相对外职能增加,工作负担加重,因此其工资增长较快并与大臣们拉开了距离。但首相工资对其它政府官员又是一个信号。他们出于对这个职务的尊重,在工资数额上与首相保持一定距离。首相和大臣们工资增长速度进而影响到1000多名国家官员和整个公共部门的工资发展。

    在瑞典精英中,地方民选官员的收入最低。2005年十大城市市长和其行政执行官共20人的平均收入是88.5万,是工人工资之3.4倍,其中斯德哥尔摩、第二大城市哥德堡、第三大城市马尔默市政委员会主席(市长)的收入分别为106万、108万和165万克朗。这三市的行政执行官的收入分别为133万、97万和119万克朗。

    附表1:1950至2005年瑞典经济界、政界、国企、地方、大学等各界198名精英收入与工人相比之倍数

     1950 1970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经济 26.1 14.2 9.1  13.1 16.5  26.3  46.4  40.7
政界 4.9  5.3  2.7  2.4  2.8   3.3   3.7   3.6
国企 8.8  7.2  5.4  5.8  8.3   13.9  11.5  16.7
地方 4.7  3.6  2.8  2.5  2.8   3.2   3.7   3.4
大学 5.7  4.8  3.6  3.1  4.6   6     5.5   3.6
全体 11.1 7.2  4.9  5.9  7.2   10.4  11.7  14.9

    总之,瑞典人的收入差别自1950年起逐步下降,到八十年代中期其福利社会建成时降到最低点。这个差距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再次拉大。近些年来企业界和为经济界服务的精英们收入飞速增长,与工人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50多年前。但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其政府高官、地方民选官员和大学教授和其它公共部门官员的收入增长速度相对较慢。加上其税收和福利制度的再分配效益,瑞典社会虽然差距有所扩大,其基尼系数由1991年的0.228上升到2006年的0.246,但瑞典仍然是差距比较小的国家之一。

    为此,社民党2001年党纲指出,瑞典仍然是一个阶级社会,阶级差别近十年来在重新拉大。目前这种情况如同工业化初期情况相似,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巨大成果在开始阶段往往首先为掌握着资本流向的人所猎取。但这种权力向资方利益的倾斜“并非是不可避免或者不可改变的”。强调经济的全球化要求工人运动的斗争必须全球化,要联合世界各国进步力量,建立新的政治联盟,把全球化变成促进民主、福利和社会公平的工具,引导社会继续向前发展。

[1] 2005年1 美元相当于7.22克朗。
[2] 同年首相收入为107万克朗,合4.1工人工资。而议长收入与其工资相同。
[3] 1980年首相收入低于政府大臣,可能是因为有些大臣有其它收入。

 

发件人:"大侠" <panyi030@gmail.com>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05 11:57:46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潘祎的稿子

中小银行流动性紧缺折射出来的问题

何必

    中国银监会日前发布《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7年报》指出,我国银行流动性管理难度加大,尤其是中小银行面临严峻挑战。……根据《年报》,2007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首次突破50万亿元,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首破8%。但是,银行体系流动性的不确定性因素却在增加,尤其是中小银行更是如此。

    截至2007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贷存比69.3%,低于75%的监管要求5.7个百分点;主要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年末为36.3%,比年初下降2.16个百分点;人民币超额备付率为3.0%,比年初下降1.39个百分点。

    截至2007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存贷差12.3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36万亿元;总资产中贷款占53%,投资占23%,其中债券投资占97%。在债券投资中,记账式国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合计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投资的90%以上。(2008年5月5日《中国证券报》)

   老郎(咸平)说啦,除了那些官商勾结胡作非为的国有企业之外,为什么中国其他企业投资率每况愈下?那就是因为,各式各样的宏观调控啊、改革啊、八荣八耻啊、科学发展观啊,统统都是对中小企业变本加厉的盘剥,严重压缩了投资空间,使得中小企业主们或者把资金抽逃出国,或者就投入股市和房地产,客观上加剧了资产性泡沫的愈演愈烈。

    孙立平说啦,如果说1990年代中期的住房制度改革还可以看做是好坏参半的话,那么那以后的所有改革都是劫贫济富的啦。改革开放到现在,成就了什么?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国退民进向后转,出现着再国有化和媒体称之为再封建化的历史性倒退。我们在向计划经济(秦晖所谓命令经济)迅速倒退。这种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所有改革,都拿着弱势群体开刀。不管是为了安全生产而关闭无小,还是为了遏制房价过快上涨而采取的五花八门的政策,或者李荣融对国有企业的末位淘汰,都成全了做大做强的新一轮洗牌,倒下的,首先就是弱不禁风的中小企业。这也难怪,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倚强凌弱的血腥进程嘛。社会财富迅速向极少数人手里集中,这不过是个表象,其背后,是权利加快向极少数人手里集中,表现为权力对权利日益扩大的不均衡,并且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

    李炜光通过数据分析大吃一惊地惊呼,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又回到了原点。对此,我则嗤之以鼻,考虑到社会保障、住房制度、公共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劳动者权益等等领域的状况,整个改革开放,就是狗娘养的浩劫。我肏,贫富差距到了如此地步,中国还只不过是回到了大锅饭刚刚破除的原点?这也太避重就轻了吧。改革被陈永苗称之为“世界末日”,是说改革成为了终极价值,简言之,为了改革而改革。所以嘛,流动性方面也呈现出贫富差距,这也就不足为奇了。要是不如此才叫怪了。

    中小银行流动性紧缺,不过是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已。中小银行傻了吧,没治了吧。但别着急,好戏还在后头哪。中小企业、中小银行被祸害之后,必须有前赴后继者,才能支撑喝血社会。给了我很大帮助的举世闻名的嘉利来大坑案受害人穆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怎么说来着?“在贪腐面前,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是孙志刚”!

附两篇参考文章:

中国市场化改革内生动力日显衰弱

安邦集团研究总部分析师 张巍柏

2008年02月19日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专稿

    经历过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过程的人,都不会忘记当时不断壮大的市场经济思想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回顾30年前的改革开放,当时我们有着强烈改变闭关锁国状况的冲动;20多年前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我们有的是强烈改变工农剪刀差的冲动;从90年代初开始的价格体制、投资体制改革,我们有的是打破计划经济下畸形配置生产要素的冲动;国企改革以及后来的国有银行改革,是为了使非市场的国有企业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运行;2005年的汇率体制改革则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日益紧密的国际经贸关系推动下的人民币国际价格的市场化改革。

    这些不同历史阶段的改革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面向市场化的改革。正是市场化改革,使中国成为了全球第四大经济体,让世界开始谈论中国的崛起,而亿万普通中国人也开始真的有钱了。毋庸置疑,中国当前的市场化程度比过去更高了,然而在我们看来,中国面向市场化的进一步改革动力却显得弱了,从近一两年来中国政府推行的有关政策以及政府部门执行政策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市场化的内生动力已日益显得不足。

    这方面可以看到很多例子。在历经了30年的改革之后,国民虽然普遍生活更好了,但我们仍旧可以看到增长最快的是财政收入,利润最高的是国有企业,到国外频频进行并购的大多是国有企业,我们现今最好的政策、资源及其他各种投入,无不以国企为中心,各地政府无不指望凭借手中权力和政策打造出几家最赚钱的国有企业。这些利润最好的企业,还有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动力吗?财政状况已经大为好转的政府,还能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吗?

    至少从我们能够看得到的现象看,改革的动力正在流逝。增值税转型已经说了很多年,试点也已经有了两三年,2008年估计仍旧难以指望。投融资体制改革已经说了十几年,融资体制到目前基本还是一块铁板,而投资体制也还是铁板一块,否则,国务院“非公三十六条”怎么到现在为止都还只是一些政府部门的儿戏?而最可靠的证据是,在2007年全年,我们看到政府在通货膨胀和维护稳定的口号下,不断推迟各种改革的时间表,未来如果不是不断推迟,那就是换汤不换药的改革。

    从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来看,中国本轮宏观调控已经进行了四年,但在调控之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宏观调控的微观化、宏观调控的行政化,当经济社会中的矛盾变得复杂、激化时,政府采用最多的手段,还是行政式的调控。最典型的是,进入2008年初,面对通胀压力的全面上升,政府又重新拿出了十几年不用的临时价格管制措施。

    中国经济的微观主体──企业构成和影响力的变迁,也足以令人对国内今后的市场化改革感到担忧。大量的国有经济体在以市场化的方式进行改革之后,现在也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它们现在处于“双重竞争优势”之中──以市场化的方式获得集团利益,却以非市场的方式享有各种廉价资源(包括垄断、准入与许可、融资等)。民营经济虽然在总量上已占大多数,但面临的市场化环境却并不比过去宽松多少。大量的国有经济体已成为中国社会中强有力的利益集团,它们把持着中国经济中的重要位置。要想让现行体制下受益最大的国有经济体来推动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这将损及它们的特殊利益,这怎么可能呢?

    十七大之后,中国政府开始讨论公共财政转型问题,提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也开始讨论加强执政能力的问题,并锐意推动体制改革。这一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未来中国经济不能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注重真正的市场化制度的建设,结果恐怕并不乐观。
 

如何遏制权力-资本结合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

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当前,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有着诸多原因,但最严重、社会最不能容忍、最需要治理的,是权力垄断与权力资本化。

    在当前中国,体制性的腐败往往与行政权利的过分集中密切相关,例如电信、教育、医疗、房地产,而收买型腐败已经从单个个体出发,发展到以利益集团为代表的类似西方“院外集团”的游说活动。一个典型案例就是,2003年房地产集团成功地反对掉了央行的“121文件”,促成了国务院18号文件的出台。可以说,在改革以来的20多年中,一个利益群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甚至改变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这还是第一次。而恰恰是这次房地产商的胜利,导致了2004年中国房价的扶摇直上,制造出更多地房地产大亨。再一个非常近的案例是,2005年3月的“两会”期间,“两税合一”的议案没能付诸表决,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努力再次遭到失败,其背后就有外资企业频繁活动的身影。

    权力越位更深层次的体现是权力与资本形成的联盟,通过联盟,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垄断更多的资源以及话语权,最终实现垄断性的资本回报,其实质是体制性腐败和收买型腐败结合在一起,导致权力资本与普通百姓甚至与一般民营资本的收入差距扩大。

    权力与资本相互勾结的一个典型例证是房地产行业。随着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的发展,地方政府承担了与财权不对等的事权职责,在预算软约束的背景下,有着强烈的攫取动机与内驱力,土地则成为其“掠夺之手”目标所在。统计表明,在整个房地产的建设、交易的过程中,政府税、费收入占到了房地产价格的将近30%~40%。如果再加上占房地产价格20%~40%的土地费用,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上的收入将近占到整个房地产价格的50%~80%。如此高的预期受益和与之不对称的成本付出,是地方政府与房地产集团越走越近,而违规行为层出不穷的利益根源。

    来自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2003到2004年全国土地市场治理整顿期间,各地通过自查,发现超范围划拨供地2695件,涉及金额6.3亿元;违规低价出让土地2065件,涉及金额4.3亿元;擅自减免土地出让金3108件,涉及金额21.6亿元;欠缴土地出让金14355件,涉及金额225.9亿元;应招标拍卖挂牌而协议出让的2254件,涉及金额42亿元。浙江省一项调查表明,如果征地成本价是100%,被征土地收益分配格局大致是:地方政府占二到三成,企业占四到五成,村级组织占近三成,农民仅占5%至10%。从成本价到出让价之间所生成的土地资本巨额增值收益,大部分被开发商或地方政府所攫取。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只有20%到30%留在乡以下,其中,农民的补偿款占5%到10%;城市政府拿走土地增值的20%到30%;各类城市房地产公司等拿走土地增值收益的大头,占40%到50%。说穿了,房地产暴利是形式合法外衣之下的实质上的不当得利。

    在这些违规数字的背后,是我们无法通过统计信息得知的官员权利腐败导致的灰色收入以及房地产商的暴利。官员腐败问题前已论及,此不赘述。

    房地产的暴利导致这个行业在中国畸形发展,并连续多年成为中国产生富豪最多的行业。对此,笔者早就指出,房地产界多富豪并非因为房地产业已成为中国的黄金产业,而在于房地产业是国内最大的权力寻租场所。而房地产开发中的诸多成本则让社会去掏(如农民损失土地、政府损失税收、银行增加风险、社会损失环境等),这样扭曲的制度环境既是房地产暴利的重要根源,也是一部分人收入乃至生活状况相对恶化的根源之一。

    除房地产外,自然垄断资源内的权力资本化现象也非常普遍。一个典型案例便是整治官煤政治的难以实施。在2005年,我国曾连续发生大规模矿难,使官煤勾结的隐性秩序得以曝光。然而,随后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表明,正是官煤勾结的利益链,形成了腐败包庇违法,违法酿成事故,事故最终造成矿工死亡的“矿难逻辑”。尽管“撤资令”已经用“既往不咎”的原则做了事先的让步,然而在官煤勾结最严重的地方,主动撤资的为数寥寥,甚至有官员宣称“宁不当官,决不撤股”。显然,官员参股的受益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官带来的总受益,为此到了不惜一切的地步。

    权力与资本的结盟,造就了行业性的暴富,造就出部分接近权力的人群的暴富,同时官员们由于种种灰色收入的存在,实际享受到的福利水平也要远高于显性的货币收入,从而拉大与普通百姓的收入/生活水准差距。而另一方面,社会大众却不免成为权力以及权力与资本结盟的牺牲品。如此一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自是在所难免,并且不可能因所谓宏观调控的收入分配的二次调节而得以消除。

    对于权力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有人主张通过“大政府”以及严刑峻法的办法来解决,这与现实完全背道而驰。同时,另外一些人希望通过政府的介入,以二次调节的办法来治理,这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并且可能越治越乱的思路。要正本清源,必须针对权力过大及缺乏制约这一点,从体制上进行综合治理。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换,防止政府权力越位,并对权力予以制约。本文认为,通过宪政制度的改革来限制权力越位,减少权力参与垄断竞争,乃是根本之道。在20多年的单兵突进的经济改革之后,中国必须循序渐进地启动以宪政改革以及加强新闻监督,真正下决心厘清公权力与私权力的界限,厘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

    当前,治理腐败的一个基本宗旨就是“扩大市场活动的盈利机会,提高创新活动收益”,这首先要求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政府应当减少诸如行业准入限制、关税、限额、价格限制、价格支持、对特定产业的补贴优惠等干预措施,拆除腐败滋生的温床,为市场经济活动创造条件和空间。从政治制度安排上看,治理腐败的一个基点就是“切断权力与金钱之间的联系桥梁,建立民主廉洁的政治制度”。这首先要求建立完善的公务员选用制度,公务员通过政治市场上的竞争机制产生,优胜劣汰,废除政治职位上的终身保险制。此外,实行决策民主化,决策程序不民主,个别官员在行政事务上随意性过大,这是少数不诚实的官员腐败的前提条件。通过在各个行政管理层次上建立民主机制,不仅可以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而且可以在官员间实行相互监督,减少腐败的机会。

    对于权力赋予的垄断部门竞争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则要努力打破垄断,进一步放开管制,引入竞争机制。而放开管制最主要的一个体现,就是让民营资本能够进入传统的权力垄断行业,所以在“非公36条”之后最重要的是要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和一份对内开放或市场准入时间表。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改变以权代法,排除权力对市场竞争的不正当干预,而在政治体制改革依然无法有本质改善的时候,尤其应该放开言论自由以及大众的结社自由,以社会舆论遏制权力腐败。

    最后,无论是对于权力垄断还是权力越位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其根源是中国自上而下的缺少监督与制衡体系的政治体制与迫切的市场化进程结合的特殊产物,而在中国当前渐进式的改革进程中,由于新旧利益安排格局共存的特点,会造就一批从这种非均衡的制度安排中获利的既得利益集团,当改革进程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时,他们将成为制度变迁的严重阻力,尤其在中国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与权力相勾结,更易于将制度变迁拖入长期非均衡的封闭路径中,而面对利益集团存在的制度构成,新的自发型构成的制度安排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手段支持,往往会出现妥协或同化。因而,纯粹依靠市场力量推动的自发式制度变迁,效率是有限的,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成为必要。

 

发件人:"mm mm" <mayufeng2007@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05 14:49:1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马玉峰致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的公开信!   

一石油工人致国家安全局局长的信

马玉峰

  请中国国家安全监督局长李毅中关注大庆石化公司买断职工就业困境! 本人马玉峰上班多年,工作认真,为人正直,屡屡发现事故隐患,并在调度会上得到表扬!可是我在大庆石化公司塑料厂线性车间工作多年却屡受迫害,最后竟然走投无路买断工龄失去工作!在我失去工作之后的2004年,长期管理混乱的线性车间终于发生了狄建民因工死亡的生产事故!刘喜庆也被撤消班长职务!也算是老天对他的不仁不义做出了惩罚!刘喜庆也是当年施雄安排当班长的!可是刘喜庆害了狄建民,也害的我失去工作!现在我虽然回单位当个清洁工,却只是外用工,我失去了国家职工的身份!

  众所周知,石油石化行业是仅次于煤炭行业的高度危险行业!大庆石化公司,长期忽视安全生产,2006年9月11日更是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庆石化化工一厂911精馏塔爆炸事故!裂解车间主任也被撤职查办!但是,大庆石化公司却仍然不吸取教训,在腈纶厂和复合肥厂塑料厂均安排未经过任何培训的子女工农民工顶替买断职工上操作岗,并因此发生了腈纶厂和复合肥厂子女工胳膊被机器强行拽掉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2006年5月9日,大庆石化公司塑料厂发生了化工2厂转调入塑料厂未培训农民工班长被机器绞死的重大安全生产亡人事故,当初曾经逼迫本人马玉峰买断的车间书记于杰因此事故被撤职查办! 大庆石化公司出了以上几起重大安全事故,并没有让大庆石化公司的领导吸取教训! 迟迟就是不安排买断返厂职工正式工作岗位! "多一双发现隐患的眼睛,工厂就多一份安全生产!" 买断职工都是工作经验非常丰富的老职工,经历过各种安全生产技能培训! 相对于子女工农民工, 是大庆石化公司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大庆石化公司出于安全生产的24小时监管!

  公元2000年中国石油擅自减员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破坏化工企业的安全生产?是不是破坏化工企业的安全和稳定?是不是破坏“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社会主义制度?本人马玉峰在中国石油大庆石化公司塑料厂线性车间丁烯岗工作长达10年之久未有出过任何生产事故,这本身就是对本人工作能力的最好证明!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做为曾经的山东胜利石油管理局局长,也曾有在石油石化行业工作过的资深经历!所以,做为同行,本人马玉峰向李毅中局长进谏中国石油自2000年减员以来积累的安全隐患!拿本人工作过的大庆石化公司塑料厂线性车间举例:

  1997年,当时的线性车间主任施雄以人治代替法制,未经过任何安全评估,擅自以减员为目的,将原料岗和排放气岗合并,将丁烯岗和火炬岗合并!增加了操作工人的劳动强度,并在2004年6月导致了线性车间工人狄建民因三乙基铝泄露烧伤死亡事故!而本人马玉峰也因丁烯岗和火炬岗合并而每天疲于奔命,火炬灭了还要去野外点燃火炬,防止大气污染!

  最早,大庆石化公司出于安全考虑,均实行的是双人/岗,在工作时一人处于监护状态!从而可以有效避免亡人事故!而中国石油在公元2000年未经过安全评估,擅自非法强迫推行“减员”,将大量工作认真正直工龄长达10年之久的老石油工人强行买断工龄!

  中国石油这种违背《科学发展观》的唯心主义举动也受到了自然科学规律的无情惩罚!先后在2003年12月制造了重庆开县井喷200人死亡的重大安全事故,马富才因此被撤职查办!2005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公司又再次发生了苯装置爆炸的亡人环境污染事故!违背自然科学规律,就必然受到自然科学规律的无情惩罚!众所周知,石油石化行业是仅次于煤炭的高度危险行业!多一双发现事故隐患的眼睛,化工生产就多一份安全保障!

  我们国家的化工企业,至今为止仍然停留在人治管理状态!至今未有任何详细的监管法规!例如一个操作工到底应该监管多少个压力容器?到底应该监管多少米长的压力管道?超过了上限是否能保障安全生产?会不会导致操作工过劳死?叉车操作工是否适合连续8小时倒班作业?高度危险岗位是否执行双人/岗?操作工监管电动机的台数上限是多少台?安全防火员需要监管多少个动火作业区?本人马玉峰曾经经常在化工装置检修期间担任安全防火员,而且尽职尽责,未有出过任何生产事故!

  化工企业高温高压,易燃易爆!所以目前国家安全监督部门仍未有细化化工安全法则,使化工企业有可乘之机,个别别有用心的领导用“减员”的卑劣手段报复社会,危害企业职工人身安全利益!

    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邓小平理论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一张饼,当官的多咬一口,老百姓就得少吃一口! 追求公平和正义是人类无法压抑的本能! 美国的航空母舰是谁制造的? 是美国的工人阶级制造的! 什么政党, 什么体制都应该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一个不能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国家不可能强大!

歌曲:大庆精神大庆人!

  大庆精神是中华魂!团结友爱图强发奋,爱国创业我最认真!大庆精神大庆人,大庆精神是民族魂!对待群众热情诚恳,求实奉献我最根本!大庆精神大庆人!石油工人永远对祖国一往情深!大庆精神大庆人!石油工人永远不忘祖国母亲的恩!大庆精神大庆人!石油工人永远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大庆精神大庆人!大庆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灵魂!大庆精神大庆人!大庆精神要与中华民族永世共存!

  著作权人:马玉峰 0459-6760054, 中国石油大庆石化公司塑料厂,

 

发件人:"民生观察" <msgch12@gmail.com> 收件人: <minshengguancha@yahoo.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05 15:49:0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陕西发生大规模请愿示威 三千民办教师集会省政府

陕西发生大规模请愿示威 三千民办教师集会省政府

民生观察新闻稿

2008-5-5

Civil Rights and Livelihood Watch,CRLW

    民生观察获悉,来自陕西省西安市、榆林市、延安市、宝鸡市、咸阳市、渭南市、安康市、杨陵区八市区下属的数十个县市数千名民办教师今天上午集会于陕西省政府门前的马路上和省政府对面的新城广场,进行请愿示威,要求解决民师老有所养等基本生存权问题。

    据现场民师介绍,今天到现场的有三千多名民办教师,请愿示威活动从上午八多就开始了,现场各县市的老师们打出了一、二十条标语。至下午二点半左右,三千民师还坚持在请愿现场,而现场已来了大量截访人员和数十名警察。今天陕西民师的大规模请愿示威,是继2008年4月14日陕西民师集体行动后的又一次更大规模的行动 。

    陕西民师曾于2008年4月19日专程赴湖北随州访问了民生观察工作室,我们从而对他们的诉求比较了解。据悉,陕西这批民办教师都是1986年前后被迫回家的民办教师,他们都持有民办教师任用证书,这类民师全省大约二、三万人。1998年,陕西省政府出台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1998]13号文件,该文件规定:"省上承认的民办教师为1981年7月底以前任教至今,且持有《陕西省民办教师任用证书》(简称"省证"),并在省教委备案的民办教师"。

    由于陕西这批民办教师持有的民办教师任用证书大都是当年由各县颁发的,被称为"县证",因而,老师们被否定了民办教师的身份,在此前也未享受到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民办教师离岗退养等政策和待遇。

    对于民办教师身份被否定,老师们认为,陕西省出台的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1998]13号文件是非法的,是违背国务院1997第32文件和教育部等四部委1992年第41号文件的。因为这两份国家级的文件明确规定,持有县级民办教师任用证书的教师就具有民办教师资格。同时,老师们还说,他们当年被辞退,是在1981至1986年工资被拖欠的情况下而离岗的。

    陕西民办教师们说,他们虽然离开教师岗位有一段时间了,但他们从教的时间大都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人生中最好的时光献给了国家的教育事业,现在,政府完全对他们不管是不公平的。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陕西民师从2000年就开始上访维权活动,但老师们的维权活动,并未换来问题的解决,各县市为阻止民师上访用尽手段:围、追、堵、截、监控、监狱等方法。去年十七大期间,仅西安市的户县就有十名民师代表被关进监所,曾造访民生观察工作室的孙铭成老师,在2008年3月因"非法集资""组织上访"被拘留十五日。

    民师问题涉及到的人数众多,他们上访维权已有数年。我们呼吁陕西省政府,从尊重人权的角度,正视民师问题,尽快出台政策,给老师们一个说法,维护他们的基本生存权。我们将继续关注陕西民师这次大规模维权行动的进展。

  民生观察维权工作室联系电话:13308663980;传真:0722—3588161;网站:http://www.msguancha.com;邮箱:liufeiyue1970@hotmail.com。
 

 

怪圈、后起优势和农民对城里人的抱怨

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 研究员 陆一

2008年5月6日

    如果把一条长15公分、宽1公分的纸条两头顺着粘起来,就成了一个纸圈,如果拿一个蚂蚁放在上面,它永远只能在一个面上走,要么在纸圈的外面,要么在纸圈的里面;但是,如果把这纸条的一端翻个面后和另一端粘起来,那就成了一个拧着的纸圈,这时如果拿一个蚂蚁放在上面那它就可以从里面走到外面、从外面走到里面…… 这就是在数学中著名的梅比乌斯(M.bius)曲面。那是一个可以打通内外面、具有特殊数学曲面空间分析特质的纸圈。

    在艺术品中与此相似的是著名的荷兰画家埃舍尔(M.C.Escher)所创造的一系列极具智慧的画,其中许多画体现了奇妙的悖论、错觉或者双重的含义,为此他的画得到了许多物理学、化学和数学家的知音。杨振宁先生所著的《基本粒子发现简史》中就用了埃舍尔的“骑士图”作为插图。

    埃舍尔的画往往表现了一些很深刻的思想,怪圈就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如果看一下那幅奇怪的版画《瀑布》,在画面的中央,瀑布倾泻而下,水花四起,还推动了水轮。汇集到水池中的水则顺着水渠哗哗地流去,一级一级地下降。突然,水又流到了高处的瀑布口!真是不可思议,可在画面上却表现得明明白白。我们只能把这种周而复始的圈称作怪圈(Strange loop)。类似梅比乌斯曲面的东西在埃舍尔的画中也有,那就是《画画的双手》。而实际上埃舍尔也画过几幅《梅比乌斯带》。

    在怪圈中包含着深刻的数学原理。在20世纪,有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数学发现,就是哥德尔(G.del)定理。哥德尔定理在数学系统中发现了怪圈,这种怪圈可以说是起源于一个古老的逻辑悖论,它在历史上被称为爱皮梅尼特悖论(Epimenides paradox)。

    爱皮梅尼特是一个克里特岛人,他说:“所有的克里特岛人都撒谎。”假如他说的话是对的,那么作为克里特岛人的爱皮梅尼特就是在撒谎,那么他的话就是错的;反之,假设他的话不对,那么作为克里特岛人的爱皮梅尼特就没有撒谎,他的话就是对的。无论采用哪一个假设,都无
法自圆其说。

    怪圈的内在含义就是在有限中包含无限的概念。它不仅是一个圈,而且是以一种有限的方式来体现无限的过程。 可以这么说,所谓怪圈,就是指这样一种现象,我们在某一个等级系统(Hierarchy)中逐步上升(或下降),结果却意外地发现又回到了原来开始的地方。

    记得将近20年前,刚开始讨论改革、四个现代化、赶超战略……等等话题时,国家科委的一帮留过洋的秀才们曾经上呈过一个报告,说的就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步阶段所具有的劣势和优势。其中列举了一系列国家和经济体的成功例子,说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步阶段具有发达国家所没有的后起优势。那就是可以不再重复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弯路,而直接吸取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从而达到超越式发展的效果。 别人走弯路,我们后起可以走直路,何乐而不为? 于是,我们的经济改革就开始“跨越式”的赶超过程……

    但是,问题真的那样简单吗? 记得将近20年前笔者曾经在媒体上主持的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中,归纳过这样一个悖论:“尽管我们已经认识到体制有毛病、需要改,但怎么改却是由有毛病体制来决策的。我们无法选择这种‘要在不合理的体制里尽可能做出稍微合理一点的决策,使改革往前走’的既定现实条件。我们只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做出超越历史的选择”。

    这其实就是一种既存在于现实社会生活中、也存在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种可笑而又无奈的怪圈。 明年就是中国证券市场建立20周年了,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认真回顾证券市场发展历史的时候,检点起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有一些个历史现象很值得咀嚼一番: 记得十几年前,证券市场刚刚起步时,上海有两个证券公司——申银和万国,一个脱胎于计划体制的工商银行、一个从市场以股份制形式闯荡出名万。在竞争中,万国祭出了一个在理论上完全站得住脚的杀手锏:从20世纪30年代股灾以后重建的世界资本市场到80年代末,通行的都是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分业经营。申银依靠工商银行的网点开展证券业务是不公平竞争,而且会给初建的中国证券市场带来极大的风险和不规范的前景。

    这场官司从理论层面打到操作层面、从地方打到人大财经委员会、从证券市场的市场化发展初期打到交易所收归中央政府,最后在两家公司戏剧性地在政府撮合下计划性地合二为一后,政府监管部门正式在中国大陆地域内要求证券业从银行业分离出来,不许混业经营,并随后写入了法律和法规。 但这个时候,为这个政策提供了经验基础的国外成熟国家市场却已经开始并迅速普及了混业经营。

    还有一些“跨世纪”的记忆,我们的证券监管部门面对媒体连续揭露出的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的造假案例,在查处之余,归咎于本国会计机构的信誉太低。于是在2001年末发布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6号——A股公司实行补充审计的暂行规定》,要求今后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和上市后在证券市场再筹资的A股公司中试行由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即所谓国际五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以此昭示监管机构对造假成风原因的追究结果、纠正姿态以及对国际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可信度的推崇。

    可是,就在这个消息出台的几乎同时,美国安然公司的造丑闻被正式披露并申请破产,随之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被揭露牵涉其中,不久,安达信宣布破产。于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上述规定结果不了了之……

    最怪的事情是,就在中国证券业界经历了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争论,并在政府部门裁决下找到了分业经营的理论根据而分业完毕的过程中,美国证券业几乎于提供给中国分业经营经验的同时却在90年代中期大张旗鼓地开始在金融证券业内实施混业经营。对此,国内所有的相关者似乎像是惊愕得张大嘴说不出话来,因而沉默了好久好久。直至新世纪开头两年,我们的业界精英和决策部门才慢慢地、悄悄地又开始混业经营如何好的理论探讨、蠢蠢欲动地摸索操作试探、着急着想跟上国外的混业经营步伐。而就是在这时,美国在总结安然事件和世界通讯事件的教训后,却在制度上迅速做出弥补,又开始着手把投行业务分离出来。

    呜呼……

    这一切,在让我亲身经历过并常常回味咀嚼的同时,不禁老是在脑海里出现2002年网上流传甚广的一个段子,它说的是《农民对城里人的抱怨》:“俺们刚吃上肉你们又吃菜了;俺们刚娶上媳妇你们又独身了;俺们刚吃上糖你们又尿糖了;俺们刚拿白纸擦屁股你们又用它擦嘴了;俺们刚能歇会儿不用擦汗你们又去健身房、桑拿房流汗了;俺们刚装上电话你们又改网上聊天了;俺们刚能在电影院约会你们又改网恋了;俺们刚吃饱穿暖你们又减肥露脐了”。

    可笑的同时不禁常常让人琢磨,为什么我们的证券市场可以在硬件上10年跨越别人100年的发展历程;而在许多事情上却总是像那个农民一样老赶不上趟呢?

    在类似于怪圈的悖论中最著名的是罗素悖论,用集合论的术语来说,罗素悖论就是定义这样一个集合A,它由所有不属于A的元素a组成。那么A是否属于它本身呢?如果A不属于A,那么按照集合A的定义,它就属于A;如果A属于A,那么按照定义它就是不属于A的元素。显而易见,和怪圈一样,这悖论中都隐隐约约有一个共同的“捣蛋鬼”,这其实就是自我相关(Self-correlation)。显然,在罗素悖论中,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假定一个集可以自己属于自己,这就是自我相关。因此,要想排除悖论,很自然地就要防止自我相关、以及防止自我相关的条件的出现。套一句北京土话就是,要把自己摘出来!

    哥德尔定理就是揭示了自我相关是造成怪圈的同时,在证明中揭示了“跳出系统”才是走出怪圈的解决之道。确实,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所面对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背景,概括说来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因素与市场经济体制因素二元并存格局下的经济转型过程。 在计划管理方面,有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在财政手段方面,有“预算内”财政和“预算外”财政;在资金融通方面,有“体内循环”和“体外循环”;在产品价格方面、利率、汇率上,有“计划价”和“市场价”。当总需求膨胀时,采取计划手段和行政手段,往往无法调节“计划外”或“体制外”部分;采取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又会超出“计划内”或“体制内”的承受能力;几管齐下,采取“一刀切”,又会导致整个经济活动的窒息。最后,从更深层次看,经济体制层面的摩擦还表现为政府部门的人为干预与人为秩序与市场秩序之间的冲突。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改革一再出现的“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环就是这种冲突的集中体现。而90年代在证券市场中反复出现的“监管一放松就出现指数高涨,指数一出现持续上升就认定是出现了资产泡沫,一出现泡沫就用人民日报文章和政府打压方式来调控,一调控就指数大跌熊市绵绵,然后政府再用人民日报文章、利好政策和放松监管来鼓动市场信心……”这种“发展和规范”的往复循环其实就是改革中“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现象的精确再现。

    再看看我们周围,如果说,“要让有毛病的体制来决策如何改革体制本身的毛病”这种怪圈现象的存在,在改革起步时,在其他经济领域里更多的是一种无奈,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尽管中国股市不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演化而来,而是在旧体制之外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的。在这个市场(特别是监管)体系中,集中了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学成回来的、和本身在国内但却是最具有市场经济头脑和思维的人。但是到1998年完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垂直监管体制的建立,中国证券市场这个在改革过程中“新生的经济增长点”,终于被纳入了中央政府直接掌管的既有行政体制,完成了中国证券监管体系的行政化演变。这种行政化官僚管理体制所产生的自我相关(Self-correlation)和自相缠绕(Fangled hierarchy),使得中央政府在终于取得推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主动权和行政主导权的同时,也让中央政府不得不动用自己的信用陷入市场的利益游戏之中,成了证券市场中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的特殊利益主体之一。在这种体制下,任何市场化的宣言、分层次的角色定位和裁判改变下场比赛行为的公平愿望都会在这个现实背景中扭曲变形。 这也许是遗传、也许是宿命,更可能是一种政府和市场产生了利益的自我相关而形成的不可避免的“怪圈”……

    在改革初期,我们是从“放权让利”开始起步的;但在改革30年之后,我们却以“集权争利”来运转着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 对此,我们实际上更应该思考的是:在这个充满悖论的体制中,政府部门是如何自己把自己“陷”进去了?又该如何把自己“摘”出来呢……

    (布鲁诺·恩斯特著:《魔镜:埃舍尔的不可能世界》,田松、王蓓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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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又来了吗?

陈子明

近来,中国各地以大学生为主体的一部分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法国朝野在奥运火炬巴黎传递期间的言行,抵制和封堵法国品牌的家乐福连锁超市。令年纪大一些的国人不禁感叹:难道90年前的五四运动又一次降临中国了?

(一)

说起五四运动,首先必须分清广义五四运动和狭义五四运动。周策纵的《五四与中国》一书给出了广义的定义,他说:“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包括新思想、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彭明在《五四运动史》中也采用广义说:“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运动,又是一个文化运动。”胡适则反对把新文化运动纳入五四运动的范畴。他在晚年口述自传时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帮助胡适完成这项口述自传并将其译成中文的唐德刚指出:“胡适之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反对的当然不是他小友周策纵的五四运动,而是他底及门弟子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一干人,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本文下面所说的五四运动,均指胡适所主张的狭义说。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北京大学师生们的思想观点是不一致的。陈独秀曾说:残害人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失去国家的民众尽管权利不与宗主国民众同等,然而他们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比起恶国家的民众,就像是天上地下!所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都以其地不能立刻变为租界为憾。不是京、津、江南人没有爱国心,“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胡适是世界主义的拥护者,主张“极力提倡和平之说,与美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国际道德进化,则是世界始可谓真进化,而吾国始真能享和平之福耳。此吾所以提倡大同主义也。”他还说:“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令人择之,则人必择威尔逊。其以威尔逊为异族而择袁世凯,必中民族主义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无道而就有道’之意。”然而,他们的弟子却是些血气方刚的“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当下的情况与五四时期非常相似——经历过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大学老师多是早年、晚年陈独秀(剔除担任中共总书记的一段)与胡适的精神传人,大学生们却是五四青年的翻版。

为什么老师影响不了学生,为什么每一代青年人都要经历民族主义的洗礼,这是本文的关注点。事实上,影响学生行为的既有外在因素,又有内在因素;外部因素不仅有老师,还有政府,政府的影响力往往大于老师;内在因素则是青年人的生理与心理特征。

(二)

欲了解大学生与官府的关系,必须放在“百姓、洋人、官”的分析框架内。自从大学生这一社会群体出现以后,就成为“百姓”的急先锋。王小波说:“无论石头、剪子、布,还是百姓、洋人、官,都是循环相克的游戏。”不论是在晚清、民国还是共和国,玩的都是同一个游戏。慈禧先是利用义和团反洋人,然后又收拾义和团的故事,已经人所共知,这里只说说民国以后的事。

由于御用史家任意剪裁和编造近现代史,大多数国人已经不知道五四运动的点火者是具有官方背景的。当时的日本原敬内阁认为,五四运动受到“林长民、熊希龄、汪大燮等政治家的唆使”,这一判断写入了1919年9月9日的内阁会议决议事项。汪大燮和林长民当时是总统府外交委员会的正副委员长,负责巴黎和会特定期间的外交事务。熊希龄当时是国民外交协会的负责人,该协会受到政府的支持,十名理事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都曾是顶级官员,担任过国务总理、总长或省都督。林长民于1919年4月30日接到在巴黎的梁启超的告急电报,立即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刊载在5月2日的《晨报》上,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不愿意在偏向日本的对德和约上签字,但是又不想由自己来承受列强的压力,因此急切需要国内的民意表达作为外交后盾。

在“五四”之前,还有一个“五九”,后来被定为“国耻日”。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屈服于日本的最后通牒,答应了日方提出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既然是秘密谈判,为什么会在谈判过程中就被公诸于世了呢?原来,正是袁世凯自己派人透露给媒体,试图通过掀起民间反对浪潮和引发欧美国家的抗议,作为与日方谈判的筹码。“二十一条”披露后,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3000多人群起反对,并以集体罢学归国的形式表示抗议。他们归国后,通过向中央政府上书、请愿,筹划、组织召开国民大会,以及发起“劝用国货、抵制日货”运动等方式,力阻政府与日签订密约。在留日学生的鼓动和组织下,反对“二十一条”斗争以上海为中心,迅速波及到全国各地。这次反日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先声。

“石头、剪子、布”的外交游戏,并不是那么好玩的,所有参加游戏的人,都要冒极大的风险。慈禧玩义和团,玩来了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袁世凯玩两手策略,一方面彻底得罪了日本政府,使其下决心支持孙中山的反政府活动;另一方面又授人以柄,为国内各派“倒袁”力量提供了集结起义的合法性。徐世昌政府在激励大学生爱国热情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大学生会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双重口号,上演了“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 (赵家楼是时任内阁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章宗祥曾任内阁司法总长,时任驻日特命全权公使)的一幕。满怀正义感参加反日爱国游行的大学生们恐怕也没有想到会引来牢狱之灾。

在共和国时代,情况也是一样的。1967年香港工委紧跟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掀起了“反英抗暴”斗争,外交部门迫切需要国内红卫兵以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给英方一个震慑。没想到一腔怒火的群众是很难控制的。“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外交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大为震怒,当时外交部门的实际负责人王力、姚登山成了替罪羔羊,分别被关入秦城监狱十五年和九年,大批与该事件有关的红卫兵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三)

自由主义的知识精英(例如胡适),未能有效地引导大学生的思想走向,与他们自身的理论缺陷不无关系。中国以往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通常最关注世界与个体这两头,而忽略对于中间层次——国家、社区——的理论建构。单纯的世界主义和自由主义理想,在国际关系领域常常会碰壁,英国的张伯伦主义(绥靖主义)、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前期的中立主义,就是突出的例子。胡适对于大学生的影响力,由于他对五四运动的批评,尤其是他在“九一八事变”甚至“七七事变”后仍然“唱低调”,而越来越微弱。今天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应当认真吸取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的教训。

笔者在《中国人本位的世界公民主义》(载2003年第2期《战略与管理》)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本位’有三方面的意涵:尊重中国人的情感,维护中国人的利益,基于中国人的特殊境遇解决中国人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世界公民主义首先是一种普世价值观,也就是自由平等公正的价值观;其次是一种与之配套的制度安排,即民主宪政法治的政治制度。迄今为止,这种制度只是在主权国家的范围内适用,世界公民主义则意味着要把它推广到全球范围。中国人不仅要做掌握本国命运的中国公民,也要做决定全球走向的世界公民。”笔者还说过:通常所说的民主价值观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乡土主义(自治主义)、宪法爱国主义(宪政主义)和世界主义(全球共同体主义)等几个层次上的价值的复合体。这是基于对胡适式的“反政治的自由主义”(吴国光语)的一种反省。

宪法爱国主义是哈贝玛斯在面临德国统一问题时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他指出:民族和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共同体是前政治性的共同体,它的成员的身份不是公民,而是民族或文化群体成员。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与民族或者传统文化共同体不同,它的维持框架不是自然的血缘或文化亲情,而是刻意构建,因此也是“非自然”的社会公约。这个社会公约就是宪法。社会成员由宪法获得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公民身份,承担起公民身份也就意味着把与此不同类的民族或文化身份搁置起来。社会成员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应当是一种政治性的归属感,是他在以宪法为象征的政治共同体内的成员身份的表现,哈贝玛斯称其为宪法爱国主义。(参见徐贲:《宪法爱国主义和民主政治文化:哈贝玛斯的宪政观》)

鉴于下列的原因,中国也要强调宪法爱国主义,而不宜以民族主义和族群认同作为政治一体化的基础。第一,中国是一个多族群的国家,民族主义更多地具有政治分化而不是政治聚合的作用。第二,在大陆和台湾长期分离的情况下,两岸已经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政治制度,如果不构建哈贝玛斯所说的“民主共同政治文化”,单凭“自然的血缘或文化亲情”,已不足以成为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这种共同的政治文化不只是指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自由、平等、民主),而且更是指一种强调法治形式程序的现代“人民主权”的观念。第三,经济全球化虽然总的来说有利于全人类的发展,但是对其中的一部分人好处尤多。这部分人既不是世界上最穷的人,也不是最富的人,而恰恰是像中国、印度这样的介于贫富之间的国家。经济民族主义的崛起,对于中国是不合时宜的,将会进一步刺激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势力,损害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利。

(四)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相对普通民众而言,大学生更是“超级政治动物”。在国家专政机器“稳定压倒一切”的强力压制下,当代大学生表现得似乎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其实这是一种假象。一旦高压阀出现了空隙,大学生们的政治本能就会怦然爆发。克莱孟梭说过:30岁之前没有信仰过激进思潮,心灵有病;30岁之后继续信仰激进思潮,脑子有病。大学生剑走偏锋,感情冲动一时间遮蔽了理性思考,这是一个普世性的现象。有人在网络上撰文《九年前的那些爱国青年今何在》,有人在网络上展示抨击克林顿总统的北大女生成为美国人媳妇后的甜蜜生活照,均意在揭示一条经验规律——思想的激进程度与人的年龄大小是负相关的。

民族主义是大学生发泄政治本能与青春期冲动的首选,历来如此。这里就不说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了。1946年2月的大学生反苏运动和1985年9月的大学生反日运动,是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案例。

二战结束时的中国知识界,其主流是左倾的、亲苏的。然而,当苏军没有依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战胜日本三个月内全部从东北撤退,并在其势力范围内发生了“张莘夫事件”(国民政府派往东北地区进行“接收”的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张莘夫等8人被害)后,重庆、上海、南昌、南京、青岛、汉口、北平、杭州等地的大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苏大游行 。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知识界,其主流是右倾的、亲西方的。然而,当198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与18名内阁成员在战后首次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后,北京大学率先发起学潮,号召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开展“九一八事变”纪念活动。这次学潮受到官方的强力打压,最终只有300多学生抵达广场,当局宣布广场戒严,《北京日报》指责学生“动乱”。后来,这次学潮的参与者成为1989年“反腐败、要民主”学潮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五)

笔者在《一百二十年和两个六十年: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连续性与曲折性》(载《领导者》第十九期)一文中指出:在过去的一百二十年中,中国走了一个“之”字形,在1919年五四运动到1976年四五运动的将近六十年时间里,偏离了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主流。五四时期的民族主义导致中国现代化走入歧途,当下重新勃发的民族主义会不会使中国重蹈覆辙呢?不会!

正如许纪霖等人指出的那样,民族主义是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既可以说它没有任何实质性内涵,也可以说它能够容纳所有的东西。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具有某种相似性与关联性(参见保罗•塔格特著《民粹主义》)。“有时它一呼万应,有时则遭受冷遇。”它是“间歇性出现的小插曲,常常以排山倒海之势掀起政治上的剧变。但它却总是昙花一现,不久便烟消云散、灰飞烟灭了。”然而民族主义也并非毫无效果,“在高潮时总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政治的内容与基调”。它“在本质上是多变的,它总是随环境颜色的变化而改变”。它“已成为进步的工具,但也是保守的工具;是民主主义者的工具,也是独裁者的工具;是左派政党的工具,也是右翼势力的工具”。这种适应性源于民族主义的“空心化”:它只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却缺乏一种能为之献身的价值。民族主义可以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结盟,也必须依附于某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才能发挥深远和持久的作用。
以五四运动为起点,民族主义很快便与列宁主义打成一片,使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在短短几年中就演变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所以毛泽东才会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尽管他的这种叙述在时间顺序上是错误的,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德珩、张国焘、邓中夏们上街游行,是响应梁启超、林长民的号召而不是响应列宁的号召;几年以后,北京大学的学生才在民意测验中把列宁选为“世界第一伟人”,位于昔日“世界第一大好人”、美国总统威尔逊之前。

五四运动前后,全球思想界正处于急剧左倾化的时代,中国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结盟,以及朝鲜、越南、蒙古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结盟,都是世界边缘地带对于中心地带思潮转变的一种响应。而在九十年后的今天,中国民族主义会与哪一种意识形态结盟,却不是一下子能够看得清楚的。可能引致的群体性事件是“火烧赵家楼”(矛头对准丧权辱国的政府官员)还是“水晶之夜”(又译“砸玻璃窗之夜”,指的是1938年11月9日,在纳粹的导演和怂恿下,德国和奥地利发生的民众反犹事件),也需要认真分辨。

现在,民族主义有三个可能的联盟对象——极左的毛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极右的新纳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种族主义)、中间的宪政民主主义(宪法爱国主义和世界公民主义)。第一种联盟关系在民众中有一定的市场,却被权势集团高度警惕和全力压制。他们决不允许被“外争国权”调动起来的民众政治积极性,转移到“内惩国贼”即追查惩罚贪官污吏和权贵资本主义上来。第二种联盟关系是权势集团的企盼。他们喜欢国家主义鼓吹举国一致体制和对外争夺“生存空间”,喜欢种族主义以族群关系来掩盖和冲淡阶级关系。但是,包括毛派在内的知识分子,对于既得利益者用国际争端来转移民众对于现实不满的做法,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揭露。第三种联盟关系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努力方向。朴素的民族情感和温和的民族主义,都是民众油然而生的,没有必要恐惧、抵触或压制,关键是要将其引导到理性的、建设性的方向。

(六)

梁启超在评价五四运动时说:“对外问题易发动,对内问题难发动。……自公车上书至五四运动,凡壮烈之举,以对外为动机者十之八九。”“缘故有两种:一、外交问题较简单,容易把多数人的感情烧起来。内政问题较复杂,要转几个弯才能了解,多数人看得不痛切,不着急。二、外交问题的运动,和国内专权的人没有什么直接触犯,危险程度较少,多数人乐得附和。内政问题,任提何件,都是和目前盗国殃民炙手可热的人短兵相接,危险程度甚大,稍微计较一下,瞻顾一下,便不肯上前了。”而没有跟着“向内的”运动的“纯外交的”国民运动,往往是“无结果”的。“内政上局面不转变,争外交决无结果。外交主张,是要政府去办的,国民不能努力建设一个象样的政府,而拿许多话哓哓向人,在自己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在人家看来,完全是一种戏论。”“以后我们若不打算做国民运动便罢,若还打算做,决然应该把方向转变,从外交方面转向内政方面。”

梁启超又说:“欧美的国民运动,大概可分两种:(一)法定的,(二)特别的。法定的是选举运动,每到了这时候,全国人都像热锅上蚂蚁,动得个‘不亦乐乎’。全国人民除非闭着眼,眼一张,看见的便是政治问题;除非塞着耳,耳一开,听见的便是政治问题。他们每隔一两年,便做一趟这种法定的运动。特别的国民运动,大抵拿来要求某种应得而未得的权利,来处分应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由一特殊阶级或团体举行种种方式的运动,把他们所要求所主张抬出来,唤起一般人注意而促反对者之警省。运动来运动去,从前的空想,渐渐的都变成事实了。国家的发展,全人类的进化,都是从这一个根子来的。倘若国民不愿意、不能够或是不会管政治,中国的共和政治万万不会发生和维持,凭你把国体政体的名目换几十趟招牌,结果还是一样。怎么才算愿意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表示这意志;怎么才能够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争得这权利;怎么才会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练习这技能。简单说一句话,国民运动便是共和政治唯一的生命,没有运动,便没有生命了。”

在2008年,国人刚刚看过了台湾同胞的“法定的”国民运动,连何新这样的国家主义者也从中感受颇深,惊叹:“这证明宪政民主制度的确能制约行政权力,民主是个好东西!”眼下,国人仍在津津有味地隔洋观赏美国的总统大选,看美国佬如何“像热锅上蚂蚁,动得个‘不亦乐乎’”。什么时候中国人在“特别的”国民运动之外,也能够参与到“法定的”国民运动中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代中国青年的政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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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瘁主义的三只手

吴稼祥

2008年5月5日

民瘁主义思潮越来越引起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关注,绝非偶然。健康的学术思想之于社会,如同白细胞之于人体,对任何入侵的病毒总是很敏感。就像感冒病毒借助气温的突然变化广泛流行一样,古已有之、但盛行于近代以来世界的民粹主义思潮,则借助社会急剧转型而大量繁殖。

民粹主义思潮对于社会,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但对于制度化程度越低,转型越不彻底的社会,负作用越大。一个世纪以前,它携带着无政府主义和西伯利亚寒流抵达中国,后来又寄居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内部,变形为极左思潮,不仅造成了两次大革命的失败,还造成了建设时期的急躁冒进,想从人民公社直接进入共产主义,比俄国民粹派想要做的跨越动作还要大,结果自然是鼻青脸肿、骨折筋断。

一、变形金刚与政治调料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让历史欺骗了自己:以为民粹主义就等同于价值上的平等、思想上的激进和政治上的极左。从秦晖刚刚完成的《怎样的“左派”和“右派”——读林达〈西班牙旅行笔记〉有感》一文来看,他好像有被蒙骗的嫌疑,这不仅从标题上可以看出来,从下面这段引文可以看得更清楚:

“从西班牙的具体情况来讲,它在1930年代的悲剧有一些偶然因素。第二共和时期特殊背景下的社会矛盾特别尖锐,既得利益阶层和社会下层的冲突特别严峻,加上当时国际背景不利于自由民主,极左的和极右的极权国家都分别在拉这西班牙的左右两翼。但是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来看,造成这种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寡头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互相反馈放大机制。其实也不光是西班牙有这种情形,拉美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寡头主义统治的时候用专制手段来掠夺大众,使正常的市场经济、正常的利益博弈不能够形成,等到老百姓一旦有清算他们的机会,就又做得特别极端。要避免这个过程,我觉得要提倡一种非寡头主义的右派,也提倡一种非民粹主义的左派。”

虽然有“非寡头主义的右派”和“非民粹主义的左派”存在,但在秦晖看来,寡头主义是极右,民粹主义是极左,则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民粹主义是变形金刚,它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看似在左,倏然在右,今天要平等,明天就要特权,一会儿是民主主义者手里的讲稿,一会儿又是独裁者,比如庇隆脚下的阳台,这个国家的民粹主义者要加税,那个国家的民粹主义者要减税,甚至拒绝缴税,比如法国的鲍杰德主义……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在西欧兴起的“新民粹主义”,就不仅在“新左派”政党(融合了老左派平均主义的自由主义)的领口和袖口上喷了自己品牌的香水,还为极右翼政党,特别是“新法西斯主义”政党制作了灰色制服,穿着这套制服的有法国的让—玛利•勒庞领导的“民族阵线”,奥地利的约克•海德尔领导的奥地利自由党,虽然陈水扁领导的民进党尚绿,但那是外套,里面的制服也是灰色的“新民粹主义”,因为它和法国的“民族阵线”、奥地利的自由党一样,都患上了“恐外症”,前两者反新移民,后者反老移民,共同特点是本土民族主义,将其发展到极端,就是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奥地利的海德尔发表臭名昭著的支持希特勒政策宣言,就是这种主义的极端表现。

这说明民粹主义不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它的价值既不是平等,也不是自由,还不是公正,它只是反对对它的主张者的不公正,并不反对、甚至制造被他们妖魔化的集团和族群的不公正,比如排外的民粹主义不担心对被排斥者的不公正。因此,有人(保罗•塔格特)把民粹主义称为价值“空心化”的政治工具。它像适用于各种菜肴的调料一样,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它像要附体的孤鬼游魂一样,到处找其他意识形态的替死鬼。它是政治调料,自己成不了一道菜;它是政治幽灵,自己成不了行动者。它在政治上的最大作用,就是把一种比较温和、无论左右的政治思潮和立场推向极端。

极端,是所有民粹主义思潮共同分享的特点:左是极左,右是极右,保守是极端的保守,激进是极端的激进,民主是极端的民主——文革式的“大民主”,或陈水扁式的“全民公投”,独裁是极端的独裁——希特勒和斯大林式的独裁,暴力是极端的暴力——美国三K党、俄国民粹主义暗杀派,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暴力……

二、“颠簸稻谷”与剩余主义

民粹主义者的价值为什么是“空心”的?因为它是一种崇拜“人民”,以“人民”的名义说话,甚至自称自己就是“人民”的思想派别,而“人民”这个概念却是“空洞”的。价值的“空心化”来源于核心概念意义的“空洞化”。从下面这个对话,你很容易看出这一点:

问:你们不是标榜要“为人民服务”吗,怎么是这个态度?
答:是啊,我是为“人民”服务。请问你是人民吗?
问:我不是人民,但我是人民中的一员。
答:你是人民中的一员?你怎么证明你是人民中的一员?
问:……(语塞)
答:如果你无法证明你是人民中的一员,那你能代表人民也行?你能代表中国人民吗?
问:……(语塞)
答:你既不能代表人民,也不能证明你是人民中的一员,我能接待你就不错了。我可是只为“人民”服务的啊。
问:…… (彻底语塞)(该案例引自刘军宁相关文章,引用时作了文字上的修饰)。

这个对话发生在某地人民政府机关。该机关墙上高悬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鲜红大字的匾牌,匾牌下的一个窗口前,一位前来办事,却被慢待的“主人”,与一位在窗口里很不耐烦、脸色难看的“公仆”之间发生了上面这番对话。在具体生活情景里,你可以找到任何一个张三李四,但你绝对找不到“人民”,为人民服务,结果就变成了为无人服务。

在另一篇文章里,我运用维特根斯坦的两种语言意义诊断法(图像诊断法和语境诊断法),以及索绪尔的语言价值诊断法,对“人民”这个词进行了诊断,发现“人民”这个词,是一枚面目不清、你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棋子,一个与现实不发生摩擦力、自我空转的词,一张无法兑现其承诺价值,从而也花不出去的大额钞票。那么,民粹主义又为什么那么忽左忽右地善变呢?

由于“人民”概念的空洞,不可能事先被定义或被识别,因此,民粹主义者一般不是先识别“人民”,而是先识别敌人,把敌人排除出去后,剩下的才是它所谓的“人民”。这种工作,就很像过去农民用簸箕颠簸稻谷的工作,在开始颠簸之前,他并不知道哪些是该留下的好稻(道德饱满的人民和平民),哪些是该扬弃的瘪稻(道德堕落的腐败分子,反动精英,主流经济学家,汉奸,殖民主义,自由化分子,外国掠夺者等等),每颠簸一次,好稻就退后一点,瘪稻就推前一些。越在后面的稻粒越饱满,道德越高尚,也就是说越是“人民”的核心部分,这部分“人民”被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称为民粹主义者想象的“心脏地带”(heartland)。处于心脏地带的“人民”,道德高尚而又团结一致。由此可见,民粹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剩余主义者,从整个簸箕的居民中颠簸掉少数集团,剩下来的就是它要代表的“人民”。

不幸被颠簸到最前面并且要被颠簸到垃圾堆里去的瘪稻,就是那些被民粹主义者妖魔化的集团或族群。由于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面对的社会危机不同,同一时期同一国家持不同观点的民粹主义者对要颠簸掉何种妖怪的认识也不一样,结果,敌人的多样性决定了民粹主义的多面性和多变性。

在19世纪末的美国人民党民粹主义者看来,要被颠簸掉的瘪稻是来自北方的腐化官僚,贪婪的金融资本家和铁路当局,剩下来的“人民”,当然是南方农民;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德国纳粹分子看来,要被颠簸掉的瘪稻自然是犹太民族,剩下来的“人民”主要是血统优越的雅利安人;以20世纪末期及21世纪初期的北欧新民粹主义者之见,要被颠簸掉的瘪稻,是那些靠高税收维持生活的贫民,和沾本国高福利便宜的移民,剩下来的“人民”,则是那些本土有产阶级。如果说美国人民党民粹主义要求的是平等的话,德国纳粹和西欧新民粹主义要求的则是特权,它们唯一没有要求的东西,是自由。因此,说民粹主义是反自由的整体主义,也并没有错。

三,左手,右手与后手

因此,如果把民粹主义思潮当作一个人,他应该有三只手,左手,右手和后手。左右手好理解,什么是后手呢?所谓后手,就是把社会拉向倒退的手。几乎所有的民粹主义思潮在实质上都不是面向未来的,而是怀念过去,就像簸箕里的稻谷一样,饱满的稻谷都向后退,堆积在簸箕后部和底部,只有瘪稻才浮在上面,跳到前面。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有道德的人在底层,理想的社会在过去。俄国民粹派是这样,美国人民党民粹义和欧洲当代新民粹主义也不例外,中国当前的民粹主义思潮也大体相同。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往后看的远近不同。往后看得比较近的中国当代新民粹主义者,一般是党内传统左派及其情绪的继承者和将其表述现代化的“新左派”,在他们看来,现在的一切都不对劲,毛泽东时代才是黄金时代,没有腐败,没有卖淫,没有毒品,没有卖国的金融资本,也没有不平等,道德也不这样堕落,中国在世界上也不像现在这样被老美牵着鼻子走,那时,只有别人怕咱,咱怕谁了?往后看得比较远的中国当代思想家,把目光一直投射到帝制时代,甚至先秦,他们推崇的是所谓“政治儒学”,是《春秋公羊传》里宣扬的“大一统”,要破除对民主的迷信,对先秦文献里提到的以天朝为中心的所谓“天下体制”十分着迷。

但是,民粹主义者不像螃蟹和蜈蚣那样,同时用所有的腿,他们一般一次至多用两只手,比如新老左派,用的是左手和后手;政治儒学派用的是右手和后手,三只手同时并用的还没有见到。显而易见的是,新老左派是中国当代新民粹主义的左翼,因为它不反对民主,它反对的只是当代西方主流自由民主政体——代议制民主,他们想要的是直接的民主和彻底的民主,所谓直接的民主就是经过打磨的文革那样的大民主,崔之元博士对此有充分论述;所谓彻底的民主就是在政治民主之外,还要有经济民主,换句话说,就是要有产权的平等,这是对财产公有制的另一种说法,汪晖先生有文章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

“政治儒学派”和“天下主义派”则是中国新民粹主义的右翼,这一翼的代表人物崇尚的是“选贤任能”的精英政治,反对现代西方民主。在一篇题为《超越西方民主,回归儒家本源》的长篇文章里,蒋庆先生写道:

“当代儒学面临的问题首先不是西方民主及其思想是否可欲与可能的问题,而是中国儒学在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下如何保住其自性特质与文化自我的问题。即使西方民主及其思想是可欲的与可能的,但出于保守中国文化特性的立场,西方民主及其思想也不是当有的与必须的”。

不过,右翼民粹主义并不承认自己是民粹主义,但它知道别人是民粹主义。想从中国传统里寻找“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资源的盛洪,这样写道,“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精英全被打没了。虽然我们看到台湾的民主那样混乱,但是如果大陆实行民主可能不如台湾。因为中国多了一个文化大革命,它是彻底打垮中国精英的运动。那是民粹主义,中国现在的危险也是这个”。

表面上看起来,政治儒学派确实很像民粹主义的对立面——精英主义,实际上,它和新旧左派共用着一个身体——向后看,反西方、反现代化。所不同的是,要求平等和文革式大民主的“平民”,被左翼民粹主义当作“人民”;而赞成“天下为公”政治理想的“所有人”(蒋庆的用语),被右翼民粹主义当作它的“心脏地带”。

这就是说,中国新民粹主义思潮的左翼反自由,但也不要代议制民主;右翼反民主,但也不要平等的自由。不幸的是,这两种民粹主义不会互相抵消,只会相互加强,一个存在是另一个存在的理由,一派走向极端是另一派走向极端的催化剂。但是,左右两翼民粹主义都无法回答各自的问题。对于右翼的问题是,假如我们在过去数千年的历史中都没有做到“天下为公”,你如何能做到?对于左翼的问题是,假如像毛泽东那样的伟人都搞不好大民主和公有制,你如何能搞好?谁能保证我们跟随你们回到过去,不是重蹈覆辙?

 

黄宗智之误:反对土地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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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澄:致命的误读

    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和《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曾经引发过经济史学和汉学的大讨论,但是,这两本著作存在的缺陷,使得其提出的“内卷化”和“过密化”理论,不能为中国农业研究创造一种新的理论范式。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中国江南地区在近代之所以没有孕育出现代经济模式,其原因在于存在黄称之为“内卷化”(involution)的农业非最优化(non-optimization);黄进而认为,中国农业部门中农民的行为有别于一般经济理论中的理性化假定,从而应当给予特殊处理。

    黄宗智对主流经济学和发展理论的误读,最大之处在于对经济学意义上“发展”本身的错误理解。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应当定义为由创新(innovation)推动的;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创新所带来的是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资本增值,而资本增值的最大特征就是产出增加。经济史学之所以重视“市场”(也就是黄宗智的“商品化”),是因为市场作为一种最有效的激励手段,能推动创新持续不断地出现。从这个角度来讲,“市场”乃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黄宗智对经济发展的错误理解,在其书中又产生了新的误解,即对“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误用。严格来讲,现代主流经济学中并无“资本主义”这一定义——早期经典作家或有涉猎,但随着庞巴维克和费雪等人著作的传播,这一领域已毫无神秘感可言。但是,由于黄宗智无法理解经济发展中创新的作用,在逻辑上就存在了缺失的一环,在黄的书中,这一环就由“资本主义”来代替。由于黄宗智没有给出他理想中“资本主义”的形态,只能从字里行间推断出,他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或与马克思相去不远,大概是在“以出售为目的的雇佣劳动”左右。由于这种先入为主的概念,导致了如果以“资本主义”这一标准来衡量长江三角洲农业,那确实是难以觅其踪迹的;基于此,黄宗智便给出断言中国农业中存在着超出主流经济学定义的生产方式,即“内卷化”/“过密化”。但是,黄宗智的“资本主义”定义在理解现代经济发展中并无特殊作用:用某种特定生产模式来解释持续不断的由创新行为来推动的经济进步,既显得笨拙又没有解释力。

从农业部门本身来说,回顾农业经济学在上个世纪的进展,最为坚实的一步就是,承认了农民行为的理性。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在事实上后退的非常厉害:甚至于马歇尔的论述中,都没有怀疑过农民行为是基于效用最大化的这一点。我现在来回答黄宗智“内卷化”概念的谬误。

首先,决定农业生产规模的是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资本的边际产出,而如前所述,只有技术进步和创新行为才能改变资本积累的方式进而提高人均资本存量。以一个技术上较低的农业部门来说,哪怕是存在某种机缘巧合,将人均物质资本提高到一定程度(如战争、饥荒后的人均可耕地上升),在长期内人力资本必定以简单复制的形式来使土地与劳动力之比恢复到均衡水平。事实上,技术进步的作用在这里至关重要,如Hayami和Ruttan的论点就是条件成熟时农业创新可以主动适应改变了的资本配比,这也就是著名的诱导性制度变迁。

其次,农业生产(包括水稻生产)是一种需要大量劳动力投入的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比之大规模机械生产,更为难以监督,因此,如果要在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雇佣劳动力,势必产生道德风险和监督问题(这也是林毅夫成名文章的主旨),除了部分经济作物,农业生产的监督成本会非常高。所以,现今世界的主要粮食作物小麦和水稻,莫不基于家庭式生产——规模大者如美国,农场虽然可能百倍于东亚稻产区,但还是一家一块占了绝大多数。如果说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就构成了“内卷化”,那么,美日均不能幸免。

再次,黄宗智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描述也不完全符合事实。第一,前现代化中国的特征之一就是各个部门的人均资本存量和报酬都很低,即使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其报酬也不会很高。第二,就算在费孝通的著作中,都很清楚地描绘了农村劳动力从事手工业和去城市当小工的广泛性。就业是一种和技术条件紧密联系的现象,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前现代化中国,家庭成员是宝贵的劳动力,从事何种职业、如何从事,都会经过详细而周密的考虑。

黄宗智对农业部门的解读,反映了他在两个方面对农业的不理解。第一,他不理解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纯技术性进步和制度进步的作用,从而将这两者混淆。第二,他不理解经济组织的最优化过程和监督成本、风险的关系,从而将某种特定的组织形态误以为最优组织形态。

总体而言,《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这本成书于90年代的历史学名作反映了这样一种事实:历史学家对于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化感到恐惧不安,但对于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又不甚了了——学科间的隔阂有时令人有时空交错之感。

 2,章斯睿:作为史学工作者的黄宗智

黄宗智的新书《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汇集了能代表其学术风格的著述,是作者25年来研究的总结和反思。此书引起我阅读兴趣的是关于方法论上的问题,黄氏在《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中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认为自己并不是理论家。事实上,他所坚持的是从经验到理论再到经验的研究,其目的在于“通过与(西方)现代主要学术理论的对话来建立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和实践的概念和理论”,他认为研究模式不可能是普适的,只有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才有意义。这种治学态度,让我不禁联想到杨念群所极力推崇的“中层理论”的目的——“反思一些习以为常的理论前提,以及这些前提背后的描述模式对史料搜集的支配作用,然后尝试评价这种作用和一些相关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两者的相似之处就在于突破某些既定分析框架,从而在方法上构建一个全新的问题解释路径。

黄氏“过密化”理论一直备受争议,由于此模式是建立在一手资料的微观实证基础上,这就表明,如果要批判他的理论,必须从理论和实证同时出发,而不是只强调其中的一面,无论是指责他理论误用还是批评他史料误读,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著名的“大分流”之争中,黄氏对彭慕兰的指责主要在于彭氏使用的是二手文献,而不是一手的经验证据。基于实证学风的黄氏最反对的恐怕就是彭氏这点;而彭氏的反驳则主要依据数据运算和引述其他著述。因此,论争双方并不遵从一个研究规则,而是在不同游戏规则中互相攻击对方,其结果是双方更加强化自己一方的观点。我认为,对于黄氏这样一个经验史学家,若不能做到对其主要观点和支撑观点的主要史料双管齐下地批判,是不可能说服他的。在我看来,黄宗智真正的学术劲敌是王国斌和李伯重,而不是彭慕兰——前者挑战黄氏的理论前提;后者具有丰富的实际研究经验。

如果撇开对“过密化”对错的看法,仅从其意义上观察,如杨念群称赞的那样,“过密化”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描述江南地区劳动力和生产量之间的关系。把这个概念上升到诠释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而成为一个可操作的,可反复验证的东西。它虽然是一个地区性概念,但是他的解释是趋势性的,这种解释作为对具体现象的一种描述具有可操作性”。实际上,杨念群在此小节的标题是“黄宗智的‘过密化’对‘中层理论’建构的导向意义”。也就是说,黄氏的功劳不在于有没有解释清楚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而是其在方法论上产生的影响。虽然杜赞奇表明自己的研究直接受益于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但以黄氏此理论在中国学领域中掀起的巨波,很难说杜氏没有受到黄氏研究的启发,否则他不会在书中对满铁资料不加解释,而直接叫读者参考《华北》一书。至少秦晖的“关中模式”可以看成是直接对话于黄氏“过密化”模式的具有中国本土经验的解释框架。黄氏对满铁惯调的运用直接导致了此后中国学术研究中越来越多地对此资料的利用及最近满铁惯调目录的出版(《中国馆藏满铁资料联合目录》,不过黄氏在一次讲座中公开表示了对此工作“做到一半”的不满)。

我不得不思考这么个问题——如果对黄氏研究的思考角度注重在方法论,那么他的研究本身究竟有何史学价值。 纵观整本书,有一个直接的阅读体验是黄氏对于中国现实的关心,无论是早期经济史研究中渗透着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思考;还是法律史研究中反思中国的治理模式。相比王国斌和彭慕兰将比较研究的重点最终落在欧洲而不是中国,黄氏研究的落脚点始终关注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上,并且阐明“发展”不应该是以牺牲农村利益为前提的“发展”。虽然其论证在某种程度上亦没有脱离他自己批判的“规范认识”,然而,他仍然是在基于中国经验谈论中国问题。

杨念群认为历史学的意义有五种。中国史学家往往服膺于第二、第三种,即学科“功能论”和“资治”(杨认为,连“资治”这点当代史学家都尚未做到)而缺乏第四、第五种,即反思当代社会和个人审美的工具。就此二点,黄氏确实要比大陆许多学者出色。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对历史真相的追求,(实际上是否存在“真相”还是个问题),怎样建构属于中国研究环境中的历史解释才是当前史学界最紧要的任务。黄宗智的书中充满对理论和现实之间落差的探索,这种落差,如果移用他对清代法律的分析概念,则可以理解为表达和客观的不一致,其解决途径,在黄氏看来,就是从不同理论的悖论现象出发,联系历史现实,重新构建对历史的解释。

正如某友人对“中层理论”式的研究风格定义为“走在纯case和纯theory之间,讨论理论和案例之间的可行性”,纯学理的讨论,过于严肃生硬,或者玩文字游戏,逻辑游戏,欺负外行;纯案例的,一个个堆砌得很高,读得没法喘息,或者过分轻松活泼,丢了严谨。黄宗智则给我们提供了如何进入中国史的研究路径。

Motor:我看黄宗智之误

关于中国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的根子,杨小凯认为中心在于土地。在他看来,中国市场经济,产品市场化已经实现,要素市场化比较差强人意,从原材料、劳动力、资源包括土地、资本呈现出依次递减态势。土地私有化,是他生前一直关注的中心。但是,从学界讨论来说,杨的观点赞成者寥寥。

美籍社会经济史家黄宗智先生,关于中国小农经济的研究独树一帜,其过密化理论,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作品《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中国农村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3年)翻译出版,风行一时。最近,他的一篇文章《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分别在《读书》2006年第2、3两期发表。

黄先生文章以往接触不多,倒是阅读那些与他争论的文章多一些。他的这篇文章为我关注,关键是他加入国内主流话语系统,旗帜鲜明地批判土地私有化改革倡导者。 他说:“市场主义者所期望的产业化农业充其量也许可以解决几百、甚或几千万人的劳动生产率问题(美国的全部农业人口才700万!),但绝对解决不了中国三亿务农劳动力的问题以及其一半的隐性失业。农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仍然处于人多地少的小农经济局面。如果真的完全通过产权私有化和市场机制来做到劳动力资源的‘最合理配置’,在贫富分化之上,农村的1.5亿隐性失业者立刻会变成显性失业者,其后果不堪设想。中国人口庞大的问题自来就是假定劳动力是个稀缺资源的形式主义经济学所最不能了解、最不能解释、最不能处理的问题”。

如此看来,黄先生肯定是个从事实——中国农业现实——出发的、非形式主义经济学家了,但是,他的文章中关于土地私有化的批判,却违背了自己的论证。 让我们先把结论写在前面:第一,违背了先生自己关于过密型农业制度化历史的描述。第二,违背了先生关于农民不放弃土地这个事实的原因分析。

黄宗智先生的第一个错误:违背了自己关于过密型农业制度化历史的描述。关于过密型农业,实际是指人口压力所决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受到限制的情形。劳动力增长限制了其他生产条件改善,囿于旧有生产条件生产方式,生产力不可能获得突破性进展。黄先生把过密型农业看作传统农业停滞的同义语,看作中国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决定性力量。

 过密型农业,主要依靠由粮食作物向劳动密集的经济作物尤其棉花和蚕桑的劳动投入获得增长,基于这些作物上的家庭手工业的“副业”增长,也是这一过程的组成部分。它决定了明清时代经济的“过密型商品经济”特征,同时也决定了中国式发展的“过密型增长”特点。这种发展不是农产量的增加,而是农户家庭经济资源重组和农业生产经济结构的变化,这种资源重组和经济结构变化打破了旧的农村经济平衡,但是,不足以造就新的结构和新的平衡。

关于过密型农业理论的来源,没有必要在这里一一作出说明,但是可以给它做出一个比较通俗的概括:没有收入差距普遍化扩大的普遍贫穷。我觉得,用普遍贫穷概括黄先生关于中国经济特点的分析,较之用停滞的传统农业统治中国经济,是后者不发展的决定因素这样的用语概括中国经济特点更为简练、形象。

按照黄的分析,人口压力,既是中国传统经济模式——小农经济选择的决定性动因,也是社会强势集团强取豪夺导致小农破产,引发社会危机、动荡的根本因素。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小农经济维持了巨大人口压力下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中国社会的稳定,小农经济的破产,导致人口压力的社会矛盾凸现,终于酿发社会危机。于是,复原小农经济模型,人口压力在复原了的经济模式内部得到缓解,社会趋于稳定。

具体分析上述结论,普遍贫穷乃中国社会稳定的基本状态。这个状态的破坏,必然引发社会危机。缓解危机,不过是普遍贫穷状态的恢复,其最终前提就是缓解人口压力的小农经济模式的维持。 那么,这个过程的决定性动因是什么呢?很简单,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结果。人口压力和土地资源的有限导致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破产则是豪强掠夺的非经济因素所致。小农的反抗则是豪强势力的削弱和政策让步。于是人口压力决定的小农经济得到恢复,市场力量和过密型增长得以持续。

分析到此,诸位可能明白了笔者的意图:两汉以降,两千多年以来的市场机制,并没有破坏了中国式产权私有化模式——小农经济,恰恰相反,正是市场机制维护了其他类型私有产权制度无法替代或者战胜小私有制,维护了中国社会两千年的普遍贫穷局面。 既然历史上的私有制、市场机制能够维持普遍贫穷,并且决定了中国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那么,今天商品经济有了巨大发展,创造的财富足以解决更具有压力的人口问题以后,产权私有化和市场机制为什么必然促使小农破产呢?

历史上的小农破产,只是超经济力量作用的后果,而不是市场机制的罪恶,今天,我们对于市场作用形式、后果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以后,为什么还会产生限制其作用的政策建议? 既然市场机制只是小农经济及其私有制的维护者,那么,把私有化和市场机制当作劳动力资源“最合理配置”的客观力量,仍然是解决现阶段所有社会问题的最有效手段。其实,形式主义经济学不仅了解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力量是市场机制,更知道过剩资源,譬如劳动力资源的过剩也得靠市场机制配置,才能够得到最妥善的处理。

黄先生的第二个错误:违背了他自己关于农民不放弃土地这个事实的原因分析。 黄先生在文章上半篇末结论,“整个半工半耕制度的逻辑是:人多地少的过密型农业因收入不足而迫使人们外出打工,而外出打工的风险又反过来迫使人们依赖家里的小规模口粮地作为保险。这样,就使过密型小规模、低报酬的农业制度紧紧地卷在一起。正是这个制度替代了原来的集体生产”。

在黄先生看来,中国现实的小农经济,仍然是人口压力使然。城市化进程、国际资本进入、城市经济大幅度增长,吸引了农业劳动力,按照《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2003年,城市民工0.98亿,乡镇企业就业农民工也有1亿,占4.9亿乡村从业人员的40%。但是,农村农业从业人员并没有减少多少,从1989年的3.24亿到2003年的3.13亿。

现实确实严峻,黄先生的分析也很到位。小农经济正是人口巨大压力下的自然后果。但是,正因为严峻才更应当通过产权保证,防止农民破产和动荡。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小农破产与否,和土地产权制度变更没有必然联系。把土地私有看作小农破产的必然后果,既不合乎逻辑,更与事实相背。 让我们先看事实。土地,是农民最后的保障。这是黄先生自己总结的:土地是农民规避外出打工风险最后的抵押物。在土地不完全私有制度下,农民都不会放弃土地,他们怎么会在土地产权明确归属自己以后,轻易转让土地,让自己破产呢?

从理论上说,土地产权明确,是土地市场化的前提。土地这种稀缺资源,只有在产权归属明确以后,才能在市场价格机制作用下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的配置。稀缺,以价格上扬为特点。假如土地归农民所有,眼见得土地升值,比银行存款利息增长还快,他怎么会舍得卖掉最有可能增值的土地财产呢?

相对于大多数国家,中国土地资源最为紧张,应该惜土如金才是,但是,这两年土地价格不升反降,不正是供给的无限性所致?中国的失地农民,不就是小农的破产?那么,是什么造就了这种结果,不还是因为土地缺乏产权约束吗?上世纪末至今疯狂的城市化,一些地区五年三改、三年两改城市规划,土地成为很多城市的第二财政,原因不还是土地没有产权约束?政府公务员,仍然是个人利益的疯狂追逐者,当土地能为他带来利益时,他会为看不见的国家利益管好土地?

前面,着重于黄先生论证的错误,是就他关于私有化的结果与他所分析的过密型农业制度化条件、原因分析的逻辑悖论而展开的,下面,就黄先生开出的药方谈点看法。 其实,黄先生关于三农出路的见解并不新奇,和学界主流观点一致:三农问题的解决不在于三农本身,而在于三农之外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不过,比较学界多数派观点,先生似乎更加乐观些:“中国的农业今日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契机”。为什么这么说呢?无非两个方面:三十年来非农就业剧增和近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逐年降低。由此,“中国农村劳动力绝对量正呈现长时期以来第一次可能稳定甚或递减局面”,“农村的实际常住人口(区别于户籍人口)已经连续十年(1996年以来)以每年超过1000万的幅度持续减低。同时,农业从业人员从1999年以来也已经以年平均400多万(即1.3%)的数目递减。”非农业就业增长势头不减,农村劳动力绝对量增长幅度下降,那么,“乡镇企业能够持续近年来每年吸收200万新就业人员”,“城市就业只要持续每年吸收280万”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绝对量增长部分就会全都被非农就业容纳,“超之,农业从业人员数便会逐渐递减”。

这样的前景,既然基于中国经济实际,那么,国际经济条件不变,中国——这个当前世界上对于国际贸易依赖度最大的国家,其发展势头便不会骤然改变,非农产业吸纳劳动力增长势头同样不会骤然下降。基于如此分析,黄先生高兴地结论说:“现在农业中1.5亿的‘隐性失业’既可以视作问题,也可以视作等待发掘的潜力”。

主流也罢,非主流也罢,关于三农问题的出路,或者说三农问题解决的办法、途径,没有分歧。分歧在哪里?根子在于对土地私有作用后果认识不一致。反对私有化的学者,把农业规模效益的实现途径,强加给了土地产权农民个人所有的倡导者。譬如,黄先生文章就说:“新古典经济学(包括制度经济学)学派认为今日中国的乡村只需要进一步明确私有产权、开放市场、允许土地买卖、吸收全球资本,自然而然会像西方乡村那样现代化、高度城市化,农场做到规模效益、农村得到资本主义发展,就像美国那样。”

想象、或者假想的论断并不符合私有化倡导者的原意。至于私有化论者的目的何在,下文分析自然深入、展开。

上面,我们谈到,把土地私有看作农村规模化途径,是私有化反对者强加给产权论者的观念。其次,土地私有反对者把私有看作隐性失业显性化的过程更加毫无道理。

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先从第二个问题说起。 我们知道,事物的因果关系,乃一种客观必然的联系。一物存在必然引起他物,前者才能称得上是后者的原因。无故归结某物必然引起某物,肯定违背事实。黄先生如此归结私有化严重后果:“如果真的完全通过产权私有化和市场机制来做到劳动力资源的‘最合理配置’,在贫富分化之上,农村的1.5亿隐性失业者立刻会变成显性失业者,其后果不堪设想”,恐怕没有什么道理吧?

其实,按照黄先生给出的美国标准,“美国全部农业人口才700万”,中国2%农业人口不过三千万,不计人劳养活指标,全部作为农业劳动力计算,更加恐怖的隐性失业人口应该接近三亿才是。对吧? 但是,如此想象,毫无逻辑可言,也和历史、乃至现实事实不符。我们知道,农业劳动力过剩和规模经营,并不是一回事。规模经营,乃过剩劳动力转移的结果。后者则是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吸纳劳动力能力空前扩张所致。羊吃人的历史悲惨,但是,羊吃人得以实现,不就是以毛纺织业空前扩张作为条件吗?

英国史研究学者侯建新的结论富有启发意义。他说:“认为西方的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工业化就是对农民的剥夺,便是一个明显的历史误区。”在他看来,英国历史“不是以农业萎缩为代价”,“也不是农民利益”的“牺牲”,“在资本主义把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吞噬掉以前,是以个体农民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普遍发展为基石的”。(《新生代历史学者访谈录》第7页)他具体计算的结果是:领主乡绅包括富裕农民圈占土地不足全英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三,一般农户占有一半以上土地的事实,作为结论的依据。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事实,是英国远高于中国同时代农业,特别是高于中国的粮食生产率。十六世纪,即明代中国粮食生产率,只有英国的一半。清代不及明,近代中国粮食生产率低下尤甚。英国繁荣于商品经济及其相应契约关系的固定化:“个体权利保障了个体财产和财富的有机增长”。 改革开放中的浙江,也为我们提供了典型经验。慈溪664平方公里土地,是从沧海围垦而来,根本无法种粮,改革初90%农业人口,还得靠国家调拨解决口粮。如今,农业人口降至10%,定单农业达到70%,大部分农产品出口。

写到这里,敢问黄先生:承包制是土地不完全农民个人所有制,他实际占有和使用土地,当然是一种土地权益、即土地的具体产权形式。这种不完全的土地所有制,没有造就农民隐性失业显性化,把土地的处置权给了农民,为什么反而导致他失业呢?

我们把承包制看作农民土地不完全所有制,其实,这样判断,不是我们的发明。承包制,作为农地制度变迁形式,是杜润生先生早就提出的东西。去年先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记实》出版,内容紧密围绕农地制度变迁。在杜老看来,相对于整个中国经济改革呈现出的渐进性特点,最终成为改革突破口的农地制度变迁却是剧烈的。(参见朱玲《阅读杜老》,《读书》2006年第2期)

承包制农地制度前进一步,让土地实际占有包括土地处置权,就是土地农民私有。

这种产权制度,如同承包制这种实际占有土地没有造就农民失业,也不会造就隐性失业显性化。它的优点仅仅在于,农民以土地作为抗风险物质基础落在了实处。土地产权农民完全所有,其意义是双重的。我们知道,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不是全社会的保障制度,十多亿农民在这个制度之外。农地农民所有不仅使被排除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之外的农民获得了保障,而且使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第一次获得了整个社会意义。

其次,中国宪法关于私有财产的界定,在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概念中,缺乏真实的物质内容。农地农民所有便是宪法财产私有条文最有物质内容的真实表达。

第三,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农地农民所有为土地市场化确定了明确的产权边界,从而非市场化农民权益伤害、非经济力量的农民土地剥夺、土地损失等等得到有效抑制和相对杜绝。土地私有,不过是农民利益的法律保障、制度保障的最一般物质基础。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土地私有对于规模农业的作用。

规模农业,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都是作为过程逐渐发展而来的。即使当年被称做“羊吃人”的英国暴力圈占公地过程,也持续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圈占对象量的限制:“全英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三”,这个事实本身,致使放大了的“圈地”轰动负面效应显得可笑。一般农民占有一半以上土地的历史事实,表明大英帝国规模化农业的漫长过程是由土地产权决定的。

事实表明,土地产权转移,在产权归属明确、农民私有时,不可能急剧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农地私有应该是规模化农业的障碍,而不是规模化农业加速度发展的动因。私有,不过是土地市场化的同义语。与此同理,惟有土地农民私有,才能谈得上比较效益:拥有农地的农民才能在最大化个人利益的追逐中转让土地。没有稳定的高于农地经营收入和可靠社会保障,农民匆忙转让全家身家性命所系的土地,让隐性失业显性化,该是如何聪明的脑袋瓜才能想象到的逻辑呢?

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6月,25元。

 

 

 



发件人:"三 初" <chulixiang2005@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25 22:04:4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强弱分化律及其法学意义——在个人层次上的考察(论纲)

中国社会的强弱分化律

——个人层次上的竞争博弈不平等

初理想

2008年5月

引言

    本文是对所谓“私”领域之内部问题的讨论。区别于目前流行的“限制国家/政府的政治/行政权力,保护公民个人私权利”这种思路,本文讨论的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在拥有“私权利”的“私主体”们内部,宣示出来的名义上平等的权利,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各个不平等的主体间,总是表现为事实上不平等的权利——强者总是比弱者更自由、更有(社会学意义上的)权力 ,而且这一趋势还倾向于不断加强。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尤其是九十年代之后,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相伴随的,有疑似满腹经纶的学者在学理层面,教诲了我们许多如下的道理,其较新的版本是这样说的:

    每一个人和所有人都是平等自由的道德个体。每个人都享有获取财富和按自己的意志设法处置财富的最大机会。每个人是其自身利益以及知道如何促进这些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因此,赋予每个人以选择其自身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的最大自由和责任,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便可最佳地实现每个正常成年人的利益。

    政府应当把对个人的干涉限制在最低限度,应当把自己的职能大多限于维护法律和秩序,阻止个人对他人的干预,强制执行自愿达成的协议(契约)。国家是必要的祸害,“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

    自由指的是自愿的不受强制,也就是个人不受威胁或其它形式的强制、出于自愿选择而做出行动。个人主义在本质上是关于自由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关于个人自由的主义。自由主义的基础是承认个人的自主权和不可侵犯性。个人主义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强调个人对自己的责任。对自己的生命(存)负责是每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它意味着个人在抉择时要审慎,要准备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个人有责任通过劳动来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来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实现自己的生存是个人的首要责任。在一个典型的个人主义社会,个人的成就是其社会地位的基础,不论是法律还是文化对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都有高度的认同。个人仅能代表自己,可以表达某种不同的意见而不致受到压制。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的出现是针对不断增长的国家权力,及其对个人责任心的侵蚀。

    一个人自行决定最值得追求的目标和价值,乃是一个自由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尊奉个人的自由,意味着我们绝不能将自己视为裁定他人价值的最高法官。一个社会如果不承认每个个人自己拥有他有权遵循的价值,就不可能尊重个人的尊严,也就不可能真正地懂得自由。个人主义最关心的是通过自由选择等体现出来的个人的自治,认为这种自治才是最大的善。这种价值个人主义把个人自身既看作是最高的价值,同时也把个人看作是最终的价值源泉,而市场作为一种建立在自愿交换基础上的经济制度最有利于个人的自治和福祉。

    个人主义与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是结伴出现的。个人在市场秩序中享有并运用个人的自由,结成种种自愿性社会。这些社团的互动结果便构成市民社会。没有个人的自由和起码的自主地位,便没有自由市场经济;没有以个人的自由和财产权为特征的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便没有市民社会。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的时代是“个人的时代”,因此市民社会在很大意义上是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产物。

    政治个人主义认为,政府的职责是保障社会的秩序与和平,确保契约自由和公平充分的竞争。个人主义反对国家与政府对个人自主范围内的事务进行干预。因此,政府是必须受到限制的。只有有限的政府才可能是有效的,才可能是包容个人自由的政府。

    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个人自由的根本维持手段和表达方式,所以经济自由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买卖问题。在自由市场经济下,每天人们根据自己的偏好作出总量上不计其数的抉择,市场本身根据消费者的这种抉择来自动地有效地配置资源。这样的制度允许人们有极端多样化的消费,这种多样的消费方式和口味既推动了社会的多元化,其本身也是多元社会的产物。这种体制满足了人们形形色色的愿望,不论这些愿望多么琐碎,多么粗俗。

    在自由的市场之下,私人的利益会造就公共利益。促进公共利益往往是政府扩大其权力和规模所援引的理由,但这会瓦解正常的市场秩序。公益只能是私益的和谐组合,脱离了私益便无公益。国家只是公民的集合,除公民的个人利益,国家自己没有特殊的利益。所以,公共利益要求的是限制政府权力的作用和范围,而不是相反。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权力不受限制,就不免会破坏市场秩序的自主与完整。

    自由市场经济是有效而公平的,因为它是自然而必然的。说它自然是因为市场经济满足了人类渴求财富的愿望,市场的法则是自然的法则,自由市场经济自身固然有许多的弊害,但是没有它人类将遭受更大的困苦,市场经济通过自愿的交易,维持了社会的安定,从而大大缩小了强制力的范围。说它是必然的,因为没有外在的强力制止下,会自发地形成自由的市场。

    私有财产权、经济自由和自由得到市场经济共同提供了个人自由赖以立足的社会基础,并为政治参与和限制国家权力提供了可靠保证。……

    以上说法的官方语言版是类似这样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强调法制性、平等性和竞争性,用法律的形式规范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行为准则,要求所有参与者必须按照公平、规范、统一的市场规则,平等地参与竞争,由市场以共同的尺度来决定优胜劣汰。建立在合法、合理基础上收入差距的扩大,符合公正致富的原则,其公正性体现在收入分配制度和政策以及一系列法律、法规上,它为人们获取利益提供了大致平等的规则。遵照这些规则,通过自身的努力先富起来,会得到社会的认可。……

    上面两种属于“学理版”,且看下面这种等而下之的“通俗版”: 法治意义上的法律并不特别地要照顾、增加、维护某一特定群体的利益,当然也不是特别地要限定某个群体的权利、损害其利益。立法者在制定它的时候,并不抱这种念头。相反,只是要让它维持某种公平正义的市场秩序,在这里,每个市场主体都可以平等地、不受歧视地依据规则追求自己的目标。按照这个标准,人们拟议中的那部《反垄断法》草案,就有点不够普适且抽象。它是专门用来对付外国企业的,因而默认了行政性垄断企业的特权。法律起草者从一开始就让法律偏心,这样的法律能被人们认可、接受吗?不要说外国企业,第一个不认可的,恐怕就是国内普通消费者。最重要的是,市场是开放的,不拒绝任何人,不管他在计划当局眼里是多么地无用。市场面前,人人平等。从效率的角度看,市场也欢迎所有人进入。因为,参与者越多,分工就可以越细致和深入,知识生产的节点就越繁密,市场中更多的错误——其实就是机会——会被发现。因而,所有人的效率都会有所提高。因此,在市场秩序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利用其天赋和技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市场的这种开放性,对于穷人尤其重要,因为穷人通常是知识和技能低下者,而政府官员总是倾向于低估低技能者的生产潜力,并据此限制他们融入社会分工体系、寻找自己合适位置的自由,使其收入无从提高。一个可以自由进入的市场,必然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从而是一个公平的市场;而一个维持自由公平的竞争的市场,必然最有利于企业家发现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形态,从而带来最大的公共利益,或者说最好地实现企业的私人利益与社会的公共利益的和谐。

    西方“法治”国家的大多数现代立法,也更多地是再分配的工具,是议会中临时凑合而成的多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整个社会的工具,它经常是为了满足某些人的诉求或权利,而将成本或义务强加于另外一些既没有过错、也不应承担责任的一些人头上。因而,它总是在貌似增进一部分人的自由(积极自由或者说是肯定性自由)的同时,总是侵害了另外一些人的自由。而自由,只能由一个一个的个体才可体认、享有的珍贵的自由,是否可以进行加减乘除的计算?……

    以上属于还有点水准的,且看这更天真幼稚 、走火入魔的版本: 我曾经见到好多失业工人,要么整天溜达来溜达去,无所事事;要么聚在一堆,打牌搓麻,聊天取乐。他们穿得不好,吃得一般,但是却不想去找份工作干。他们的理由很多,不是嫌工钱低,就是抱怨工作脏累;不是嫌没有各种保险,就是抱怨工作时间太长、吃不消,“英雄无用武之地”。真替他们担心。后来我了解到更多的事实,知道那是他们自愿呆在家里的。说起来似乎是被迫的,听起来令人同情,而真相却是:失业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市场经济是承认能力差别的经济,对不同的能力有不同的定价。这就是依靠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建立起来的灵活生动的秩序。价格引导资源配置,竞争衡量本领大小。质次的物品难卖高价,能力不高者会在竞争中落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似乎是同义反复的套套逻辑,却是对市场经济的本质把握。不要埋怨政府、抱怨市场,应该反问自己;不要一旦在市场上得到好处就拥护市场,遇到挫折就想着走回头路。回头路永远走不通。市场就是鼓励每个人勤奋努力,自强不息,好吃懒做、好逸恶劳不会有高收入,试图走后门、跑关系的风险越来越大,也不是长久之计。踏下心来,学习知识,发展特长,才能在市场中有用武之地。

    市场是把尺子,我们每个人的本事大小都能得到公开公正的衡量;市场不会屈才,市场没有偏向。如果硬要说它有什么偏向的话,那就是偏爱能够带来高价值的资源、人才、技术和资本。……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老百姓还真信了这些忽悠,以为从此进入了一个“勤劳致富”的好时代,以为只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自己的财富必如涌泉般爆发,只有懒汉才会成穷汉,所谓“命苦不能怨政府,点儿背不能怪社会”。

    可是,没用几年,现实就狠狠地教训了我们这些盲目乐观的小老百姓。我们发现,生在村里的人,种田是赔本的买卖,冒着职业病与工伤的风险去沿海和城里打工,二十年不变地拿着少则几百、多点近千块的低工资;生在城里的人,也在经历了减员增效与改制后,下岗去“不过是从头再来”了。回顾这个过程,财富确实已经如涌泉般爆发,但可惜,只是没有流到“勤劳”者的口袋里——勤劳确实能致富,可致的却不一定是勤劳者自己的富。致了谁的富?致了这些人的富:

    首先的,是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他们原初的资本是他们自己和父辈所掌握的政治或行政权力,凭此,“双轨制”与“官倒”、“第三梯队”与再回权力中心、“下海”和商界成功人士与政府官员的“买文凭”,他们一个也“不落空” ……总而言之,好处首先都由他们得了。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或在同一个家庭(族)内,他们可以分别是政府官员,是国企高管,是私企老板。其次,是外商和跨国公司。从受到国内政策的大力照顾甚至献媚,到对国内一般企业在资金上、人材上、业务上的优势,到中国大众的崇洋心理,到欢天喜地地发现大陆没有工会之便利,他们得意死了。

    复次,是非“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出身的私企老板。这是唯一还有些本文开篇所述的那些“自由主义”言论影子的群体。他们借着优先开放的政策、地利之便、艰苦奋斗与牺牲精神、戴“红帽子”、收买官员以及(最重要的)可以被压到极低的工人工资这种种合法与不合法的条件、手段,创造了民间财富的神话。只是,成为了资本家的他们,对待打工者一样不会心慈手软。

    再次,还有部分全面倒向权力(政治/行政意义上的权力)与资本(经济权力)的“有知识的分子”,成为前三者所雇佣和收买的、有着特殊劳动力资源(忽悠人的技能,可以制造出意识态权力)的(知识?文化?)打工仔。最后,也许,还可以算上因税收与卖地等财政收入而口袋见涨的政府。而勤劳的老百姓们呢?

    农村的老百姓,从生下来起教育条件就跟不上,其中特别幸运者还能勒紧裤带上个二三流的大学(他们有望“白领”啦),其他绝大多数人要么在家种地,要么出门打工。在家种地,税、杂费与低粮价逼着人要破产;出门打工,且不论遭遇的制度与心理上的歧视,长期面对工伤、职业病阴影下的仅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低工资(还不算那些被拖久工资的人),还想着致富的话,真是笑话——在这里,不论他或她为之打工的老板是来自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的,还是外商和跨国公司,抑或是非“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出身的,他或她的弱者地位并无不同。

    城里的老百姓,除了公务员身份的、有幸读过大学而白领或(准)中产的、身处垄断性国企或财政拨款事业单位的、吃“低保”的、下岗的之外,其余打工者,与农村籍的出门打工者境况类似(他们的优势在于有个安身的房子,有当地政策的照顾,在本土本乡而有较多可利用的社会资源——但这些够不成质的优势)——自己的致富太遥不可及。

    欲求一屋安身而不得的这些老百姓,面对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终于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了——面对好处时,“强者永远(更)有利,弱者从不(更)受益”;面对坏处时,“弱者永远(更)倒霉,强者从不(更)吃亏”。于是,我们身边开始充斥各种报怨。比如:

    “穷人缺钱,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没有钱,就难有大的作为,只能为柴米油盐而操心;没有钱,就不敢放弃手里这块面包,去追求更多更好的东西;没有钱,就进不了有钱人的圈子,就只能在穷人堆里混。身居底层,便很难高瞻远瞩,于是穷人总是错过机会,一生都在仰望别人,为别人的事业添砖加瓦。穷人的无奈,只有穷人自己能够体会,缺钱就没有事业的基础,缺钱得不到良好的教育,缺钱影响心态,缺钱更进不了上层圈子……总之,缺钱的后果不仅是影响到生计,更重要的是影响到心计,影响到为人处世的方法,影响到人的整个前途。

    “缺钱就可能导致缺志。只有小算计,而无大志向,眼光盯着琐屑的日常生计,激情消耗在太具体的事情上。鸡毛蒜皮,婆婆妈妈,得小惠而大喜,还以‘知足常乐’自慰。久而久之,穷人不仅缺钱,还缺‘钙’,整个人的精神都变软了。

    “穷人缺志是个普遍现象,对于等米下锅的人来说,很难坚持自己的理想。人穷就必然受制于人,迫于生计,穷人很多时候只能妥协,这一妥协又埋没了自己的才华,错过了发展的机会,最后只好随波逐流,一直穷下去。”

    再如:“咱们底层人,要想做出什么事情来,实在是太难了!尤其是发财这号子事,对于一个底层人来说,简直就是妄想!……一切力量都在防患我们,一切力量都在压制我们。我们如此一无所有,如此孤立无援。” 于是,愤世嫉俗的大学毕业生、成都姑娘小陈说:“不是我没有努力,而是穷人的孩子几乎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回头再来看本文篇首引用的那些言论与看法,真教人有“这都哪跟哪啊”之叹,真怀疑这些人是不是还生活现实之中——他们在与一个一大半是自己臆造出来的敌人作战,而且使用的战法还是连哄带骗 。至此,本文欲在一定程度上回答的两个问题都出现了。第一个主要是实践中的问题:为什么在我们生活中处处存在着挥之不去的强弱分化的梦魇?第二个是实践中遇到的理论问题:为什么所谓的“自由主义”不但在分析(中国的)现实时是如此无力,还往往成了强者欺侮弱者的理论工具(意识形态手段)。

  最后,要特别指出的是,限于个人能力和文章篇幅,如副标题所言,本文将着眼于“个人层次的考察”,即,在“外国-国家-(国家治下的)强者-(国家治下的)弱者”四方关系的大分析框架下,着重分析“(国家治下的)强者-(国家治下的)弱者”这一对关系 。不是那么确切的 ,读者可以认为本文主要是在谈并非铁板一块的“私”领域内部的矛盾,或者说是在谈“市民社会”内部的冲突问题。

第一章 强弱分化律的正反馈解释

   本章将运用归纳推理的方法,从一系列个别性的逻辑(包括其中的特殊情况)中,得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且足够重要的现实人生逻辑。
  
1.1 正反馈逻辑于人生中的普遍存在

    作为一种研究策略,在本节中,本文先做出以下三个假设,以便能够清楚地看清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某些逻辑。 首先假设(假设一)存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完全自由市场型的社会:每个主体(在形式上)都是自由的。他们在自身素质与能力的基础上,依照自己的“意愿”与“偏好”而付出一定努力,从而获得相应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自由竞争”是这个社会运行的基本准则。不存在政府的(不当)“干预”,但大家都能自觉“尊重产权”,并自觉遵守“自由达成”的契约(或者说,政府除了保护产权、保证契约履行和做出其它一般公共服务之外,不再有其它“干预”);政府严守自己的“守夜人”角色。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假设的社会,接近于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极力鼓吹的那种社会。所以,如果上面的假设不够清楚,读者可以想象,这里所假设的,大体上就是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想象与憧憬的那个理想社会 。

    主要是为了下文叙述的方便,再次假设(假设二),存在一个个体的人(而不是家族、企业、民族、阶级、国家等群体或团体),名曰“某人”。仅是为了本文论证的便利,在不违背常识和逻辑的前提下,他或她(以下非必要时,仅称之为“他”),可以具备以下任何一项特征:男人、女人,老人、成年人、小孩,(中国的)农村人、城里人,(中国的)东部人、中部人、西部人,穷人、富人,官员、群众,中国人、美国人、其它国家人……这样,本文就可以简洁而便利地论证各项条件大大不同的主体们,在生活里是如何地处于同一个逻辑中。

    仍是假设(假设三),存在且只存在这样有限的四种因素影响“某人”之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的获得 :

    之一,(从父母处获得的)遗传特征。包括身体素质(体力、健康状况、相貌、身高等)、智力上的或其它方面的天赋、性格性情等因素,以及(更重要的)这些因素的发展潜力。

    之二,受到的教育和训练。在此,“教育因素实际上包括了所有的影响,各方面的环境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知识、性格和动机的形成和发展。” 即,“教育和训练”采用的是广义的概念,泛指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某人”的性格、思维方式、知识、智力及“品味”等方面,并给他带来某种“好处”的活动,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也包括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在日常中互相的影响和学习。

    之三,社会交往与人际关系。与“教育和训练”强调使主体自身得到改变不同,“社会交往与人际关系”指的是主体可以从自身之外得到讯息、机会(进入某项活动的讯息、机会,以及在此项活动中获得优先提携的讯息、机会 )的社会交往资源和相应的人际交往活动。
之四,从父母处继承的财产。

    显然,前述“之一”到“之四”这四点,都决定于一个人的家庭背景;而一个人出生于何种家庭,又全是偶然的或者说是“碰运气”的——本文中将以上这些一个人先赋拥有的四大项因素(遗传特征、继承的财产、教育训练、社会关系)称之为“命运” ,从而区别于“运气”。“运气”在本文中指的是“生活中遇到的许多偶然的机会,它在基本天赋(即‘命运’——引注)构成的基础上,决定着(准确地说应是‘影响着’——引注)实际出现的结果。” “当然,人们实际上不可能……在命运因素和运气因素之间划出一条严格的界线,因为它们都是混合体,即可以认知的因果规律与纯属偶然的意外事件的产物。但是……进行这种粗略的区分,对研究问题很有益处。” 在下文中,读者将会注意到,本文之所以强调“运气”因素,与其说是因为它在本文的理论视野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不如说是为了使本文所阐述的理论拥有最强的现实解释力。

    “某人”可以是任何一个人。拥有着不同“命运”与“运气”的各种各样的人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停地奔走,上演着无穷无尽的人间悲喜剧。从出生起,从既定的“命运”出发,他的生活之路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多少年后,他很可能成为“老王”,也有可能成为“王老”。这期间,在“命运”的基础上,“某人”的人生之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否有什么规律性的或者已经注定了的东西,在其中发挥着作用?在以上三大假设的基础上——暂不考虑“运气”,结合与以上三个假设不相矛盾的某些社会常识(包括由目前的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社会规则,如私有制,如家庭),并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让我们看一下,在逻辑上,这个“理想社会”中的个体人们,其人生会以什么样的机制运行,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下文的“图一”,便是对这些问题的一个尽可能简洁的回答。

1.1.1 “某人”

    从“某人”降生起,他的家庭背景——也就是他的“命运”——便注定了(箭头1、箭头2、箭头3、箭头4和箭头5)。他从其父母(如果他不是孤儿的话)处先赋地获得了四大项铸就人生之路的因素:遗传特征(箭头6)、教育训练(箭头7)、社会交往与人际关系(箭头8)和财产(箭头9)。当然,“某人”不是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一劳永逸地从他父母处得到 “命运”四因素。“……父母拥有的教育水平、收入能力、社会关系和财产数量等,也在不断提高或增加(包括与其子女间的互动引起的——引注),所以,随着时间的变化,父母给予的……天赋,也将不断变化。”

    遗传特征中智力、性情、健康的基础与潜力等因素,影响着“某人”在教育训练中(尤其是在学校教育中)所取得的成绩,进一步影响了他在教育训练中的前进与上升空间,并最终影响着他所能获取的教育训练之数量和质量;而“某人”所获取的教育训练之数量和质量,则影响着其遗传特征之潜力开发的广度和深度。这里的逻辑是,遗传特征越好,则教育训练越高级,反之,则反之;所受教育训练越高级,则遗传特征发展越好,反之,则反之(箭头10)。遗传特征中的健康基础、相貌、身高等因素,影响着“某人”获得的劳动工资收入。 这里的逻辑是,遗传特征越好,则劳动工资收入越高,反之,则反之(箭头11)。

    “某人”的教育训练无疑也会影响着他能获得的劳动工资收入;反过来,他的劳动工资收入(及相应的总收入),决定了他是否拥有接受进一步教育培训(广义上的,包括正式的学校等教育机构的培训,也包括在与“高素质人材”打交道中获得的有益影响)的经济条件。这里的逻辑是,所受教育训练越高级,则劳动工资收入(及总收入)越高,反之,则反之;劳动工资收入(及总收入)越高,接受进一步教育培训的经济基础越牢,反之,则反之(箭头12、箭头13)。

    除了从父母处获得的社会交往与人际关系外,在青少年阶段,“某人”自己主要在学校教育机构建立自己的社会交往与人际关系。与同学、同事和朋友的交往过程中,在思维方式、品格等方面,“某人”将不断地受到其交往对象的影响,潜移默化地受到(广义的)教育。这里的逻辑是,所受教育训练越高级,则所接触和交往的各色人等越是“优秀”,反之,则反之;所接触和交往的各色人等越是“优秀”,则所受教育越高级,反之,则反之(箭头14)。“良好的社会关系会使一个人能够选择到报酬很高的工作” ,反之,则反之;而良好的工作又意味着他接触到的都是职业中的精英,他有了与之交往的基本机会,反之,则反之(箭头15)。

    显然,财产可以带来利息、股息、房租等财产性收入(箭头16),而财产收入和劳动工资收入则意味着总收入水平(箭头17、箭头18)。总收入水平影响着“某人”的储蓄能力(箭头19),储蓄能力则又影响着他所拥有的财产(箭头20)。这里的逻辑同样是,前一项量越多,后一项的量则越多,反之,则反之。

    如果“某人”“已经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了”,那么“这个事实使他能够与那些对他的事业很有用处的人们拉上关系” ,反之,则反之;若“某人”“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他的财产就能获得很高的收益……一个财产丰盈的人也很可能建立有利的社会关系,有利于使他及时获得关于有利投资机会的信息” ,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反之,则反之(箭头21、箭头22、箭头23)。

    以上图一表示的,还只是 “某人”在单身未婚的状态下的逻辑。现实中,几乎每个人在生命中的某一天,都会结合一个配偶,形成新的家庭背景,并生育自己的子女。这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是否会打破上文中“图一”所描述的逻辑?在“图一”的基础上,下文“图二”尽可能地为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

1.1.2 “某人”及其配偶

    几乎不需要论证的是,婚姻的所谓“门当户对”是现实生活中的常态。

附录一 姐妹们,为了大家的终生幸福,嫁人不要嫁农村的!


1.1.3.1.3 运气,政策法律

    下面,本文将讨论两个 较特殊的因素:运气(区别于“命运”)和政策法律(或者说是合法的政府干预——这突破了“假设一”)。

1、关于“运气”。

    一个人一旦诞生,他的“命运”便是既定了的。然而,一个总体上“命运”好的人,也可能恰巧没有继承到他父母的优秀智商基因,也可能在大街上出了车祸,也可能经历火灾地震,也可能不巧未能遇到一个发现其长处的老师;相反,一个总体上“命运”不好的人,也可能恰巧生出了优秀的性情性格,天生便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所谓的“从小就很懂事”——情商?),也可能具有智力上的无与伦比的天赋 。但我们绝不能说,“命运”好的人与“命运”差的人,获得好“运气”和坏“运气”的机会与概率是一样的。如上文曾经指出的,“人们实际上不可能……在命运因素和运气因素之间划出一条严格的界线,因为它们都是混合体,即可以认知的因果规律与纯属偶然的意外事件的产物” 。

    比如,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父母具有较好的遗传特征且从被孕育起就接受营养与教育等方面精心照顾的人,与一个父母遗传特征不佳且父母刚能解决温饱还不敢讲求营养且母亲在孕期仍需辛苦劳作(可能会导致流产)的人相比,更可能获得较差的遗传特征。再如,很顺理成章的是,一个父母社会地位较高,自己穿着打扮大方得体、(受家庭熏陶,见过世面从而)待人接物不卑不亢的小孩子,要比一个父母默默无闻,自己邋邋遢遢、一见师长和陌生便人畏缩不前的小孩子,更受老师的关注和喜爱。还比如,一个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因而装备了全副护具的玩儿踢足球的人,受伤的风险(一种坏“运气”)要小于家里较贫穷因而未装备什么护具的人。仍比如,在地震中,高级公寓拥有的抗震性,要强于棚户区的旧房子,于是,权势者获得了更多的生存机会。因此,好的“命运”,虽然并不必然带来好的“运气”,但是足以带来拥有好“运气”的更高机会和概率,反之,则反之。“运气”本身的产生也是需要条件的,“命运”什么样,“运气”产生的条件就什么样——“运气”绝非是随机的甚至是平均地分配的一种东西。

    更进一步的,也是更重要的问题是,当坏“运气”产生后,“命运”为此能做些什么?比如,当一个有权有势人家的公子小姐,脑袋生的恰巧不是那么擅长读书,怎么办?可以凭权势进“重点学校”,可以请老师多加关照,还可以请家教重点辅导。类似的情况,若是穷人家的孩子,基本上就要自生自灭了。再如,穷人家的子女与富人家的子女,在不小心同时得了什么流行疾病(且不说他们得此病的机会是否一样大)时,家庭的经济状况可能就直接地决定了他们的生存与健康前景 。在“泰坦尼克号”海难中 ,在中国目前的艾滋病传染中,都是类似的情况 。

    所以,好的或者坏的“运气”绝不是随机地分配给每一个人的,它同样是嫌贫爱富、欺软怕硬的。好的“命运”会带来好的“运气”,反之,则反之;好的“命运”能补救坏的“运气”,反之,则反之。

2、关于“政策法律”。

    引入“政策法律”因素,实际上就打破了“假设一”,引入了政府的干预。因此,在下面关于“假设一”的讨论中,本文将说明“政策法律”因素的引入,会导致什么样的逻辑。

1.1.3.2 关于“假设一”

    前文一直假设没有政府的干预(实际上是假设政府除了维护私有产权及竞争等机制外,不再有其它干预),现实的情况显然不是如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最接近“不干预”的“日不落”时代的英国,是建立在对外殖民和转嫁矛盾基础上的——或说是建立在对外的强力干预上的)。问题是,干预是一种什么样的干预?“政策法律”可以是累进税(个人收入所得税问题),可以是高额遗产税,可以是反托拉斯(反垄断法问题),可以是最低工资制,可以是扶持工会或打击工会(劳动法问题),可以是“老板子女考试加分”,可以是给外国垄断资本以低税收优惠却以高税收打击本国中小企业(内外资企业两税合一问题),可以是优惠平民教育,可以是打压农民工子女学校而又不以农民工可以接受的成本在正规学校中接纳其子女(打工子弟学校问题),可以是照顾老少边穷地区也可以是一边倒地喂养京沪考生(高考录取分数线问题)……总之,“政策法律”可以成为一个加强“相互强化逻辑”的因素,也可以成为一个反对这种逻辑的因素,成为打破强弱分化逻辑中的一个有力支点。因为“政策法律”因素是最具普遍性、最具强制性的,所以政府以“政策法律”方式进行的干预对于正反馈机制有着特别的意义。后文详述,立此存照。

附录二 “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1”?——一个浅薄神话的成因分析

    穷困-成材,富足-堕落:这两种联系间的紧密性,被人们——尤其是平民们——大大地夸张了。比如“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的广受追捧,比如“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的家喻户晓。如果这种信念只是来自于平民与穷困者对自己的鼓励,是他们为了坚持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而进行的自我激励,它当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它毕竟不是社会现实,尤其是当有人借此观念,将平民与穷人之穷困的原因,只归于穷人自身,拒绝反省这个社会对平民与穷人结构性的反对与仇视,从而维护自己剥削者与压迫者的地位时,这一神话就尤其应被指出其荒谬之处。这一神话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土壤,……见后“附录”部分之“附录二”。。

1.2 正反馈与强弱分化律

    在上文讨论中显露出来的逻辑,在系统论、控制论中,即所谓的“正反馈机制”。“反馈原理就是原因和结果的不断的相互作用。” “一个包含A、B两个环节的机制,如果A使B发生变化,而B的变化反过来又作为原因引起A变化,(A与B之间不断地如此互动),我们就称为反馈机制。其中,各个环节之间互相强化的称正反馈。反之,则称负反馈。”

    按上文的论述,于人生之路关系重大的各种要素 之间,纵然有次要逻辑的小小干扰,但无疑义的,正反馈关系占据着压倒性的主宰地位。 而此逻辑的起始点就是由家庭背景决定的“命运”,连“运气”这样不可琢磨的因素也要臣服于它。于是,“命运”之始拥有的优势与劣势,在人生之路上,都被(相对地)不断放大,直到遇到外在的阻碍,比如说,法律……

第二章 强弱分化律的博弈解释

    本章将运用演绎推理的方法,从两个基础性认识(“假定一”与“假定二”)出发,一步步推导出本章的结论。

2.1 两个假定

2.1.1.5 资源,资本

    利益通常以一些事物作为载体;而欲谋取作为利益载体的事物,又必然依赖另一些事物。功能上不同(但形态上可能是同种事物)的此两类事物,统称为资源。资源不一定是实物形态的,其可以是实物的(土地、金钱等),可以是制度的或规则的(政策与法律等),也可以是情感或观念形态的(如文化与意识形态、社会人际关系网络等)——这里的关键是:是否与利益及其实现有关。

    利益的实现——首先尤其是基础利益的实现——必须借助于一定的事物(不一定是实物形态的),而不可能凭空地自然完成,充饥不能靠画饼。所谓作为利益载体的资源,指的就是需求与利益之满足与实现,所直接依赖的那些事物,比如之于基础利益的下列事物:之于生理需要的空气、水、食物、住所、(性意义上的)妇女/男子 等,之于安全与保障需要的个人体力、国家合法暴力等,之于爱与归属需要的家庭、朋友等,之于发展与自我实现需要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等,再比如之于衍生利益的下列事物:食物、水、土地与空间、金钱、暴力、人力、政策法律……

    作为利益载体的资源与利益的关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把它们当成了利益本身,成为了人们的目的(而非手段)——或者说,现实的日常生活中,作为利益载体的资源即利益的化身和体现,因为有了它们,利益的实现就有了基础保障,需求才能得到满足。所以,本文又将“作为利益载体的资源”称为(博弈)目的资源。

    为了满足需求、实现利益,就必需要有作为利益载体的资源(目的资源);为了获得作为利益载体的资源,就必需要有作为利益谋取手段的资源。所谓作为利益谋取手段的资源,指作为工具、手段来获取 作为利益载体的资源,并最终间接地使作为目的的利益得以实现的事物,比如(合法或非法的)暴力、政策法律(本质上是合法的暴力)、可用来交换其它资源的实物和非实物(金钱、情感的慰藉等)……这些可以带来其它资源(并进一步地满足需求、实现利益)的资源,在经济学、社会学的某些理论和学说中,又被称之为资本,如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文化资本 等。

    至此,联系到上文对“衍生性需要”的定义(“为实现基础性需要而作为一个新的目的派生出来,对亟待被满足的各层级的一切资源、手段、策略,和主体运作‘资源、手段、策略’的能力”),想必读者已经发现,所谓资源,实际上即需要的客体和手段。对于基础性需要和已经被当作目的的衍生性需要而言,其客体即“作为利益载体的资源”,这种资源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通常直接地就被看作利益本身;当我们把衍生性需要当作满足上一层级的(基础性的或者衍生性的)需要的手段时,资源作为使此衍生性需要自身获得满足的手段,即“作为利益谋取手段的资源”,亦即“资本”。(见后“图五-2”。)

   以下“图五-1”是对“假定一”的一个小结。至此,关于此假定的讨论暂告一段落。

2.1.2 假定二:利益博弈关系——社会关系的基本层面

4、博弈主体的情感冲动和非理性 。

2.2 博弈机制

2.2.1 博弈的基本构成:博弈主体、博弈利益、博弈实力

2.2.1.1 博弈利益

2.2.1.2 博弈实力:博弈资源(资本)与博弈能力

    博弈是经过人的理智与情感的活动,这就存在一个主体之博弈能力的问题。博弈是人们凭借一定资源进行的活动,这就存在一个资本(或称博弈资源,即作为利益谋取手段的资源)的问题。

2.2.1.2.1 博弈资源——资本:作为利益谋取手段的资源

    可以带来(更有价值的 )其它不同种资源的,或者可以带来更多数量的同种资源的资源,称为资本,或直呼其为博弈资源,即作为利益谋取手段的资源。博弈资源于博弈中发挥作用时,未必一定是现实的,它还可以是潜在的,可被称之为潜在资本。“潜在资本”概念的引入,实际上是把其它将来可能进行的博弈,从博弈资源的角度,纳入了在目前现实的博弈中对于(博弈双方的)博弈资源的权衡 ,比如有民间俗语曰“宁欺老,不欺小”,就是将少年人未可限量的前途纳入到博弈的考量中。

    按下列公式,可以将潜在资本换算成其相当于现实资本的量:潜在博弈资源的现实权重=潜在博弈资源实现后的权重×潜在博弈资源实现的可能性系数 。潜在博弈资源得以实现的可能性越高,其在目前的博弈中就越接近现实资源的分量。通过潜在资本这一概念,我们就将以后时间可能发生的博弈(及其中的利益)纳入到了一个统一、全面的博弈考察框架中来。

2.2.1.2.1.1 资本的分类

    抽象而粗糙地,在形态上,至少可以区分出如下种类的资本 ——

1、经济资本。

    经济资本即从博弈(利益的冲突与合作)的角度所言之通常意义上的物质财富,这也是“资本”一词的原始含意。长远来看,经济资本是最根本性的资本,因为人的最基本的需要(生理需要等,参见“假定一”)依赖这种资源来满足,是动机的动机、目的的目的(最终目的)。而且,暴力资本、意识形态资本与文化资本、人力资本等都要依靠经济资本作为其物质支持。尤其在物质文化、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盛行的今天,经济资源在人们的行为动机中占有着特殊重要的权重。

2、暴力资本:抢劫暴力资本和镇慑暴力资本。

    一般意义上的暴力 可以归结为武力性的肉体强制,包括个体的暴力和国家机器的暴力。暴力大体上可以分为掠夺性暴力与生产性暴力,前者首先指通过直接的武力来强制他人而获得利益时的暴力(可称为“抢劫暴力”),还指在利用他人经济上的弱势而与之进行不平等的交换来获利(下文称之为掠夺性交换)时,借以威慑、镇压被剥削之人反抗 的暴力(可称为“镇慑暴力”);后者则指为防止和反抗抢劫暴力、不平等交换和镇慑暴力,作为一种安全保障资源存在的武力。

    在博弈的意义上,本文的暴力资本专指掠夺性的 个体的暴力,包括个体的抢劫暴力和个体的镇慑暴力两种。生产性的(进行安全保障的)个体暴力将会于下文“5、人力资本”中论述;国家机器暴力将会于下文“4、(政策法律等)公共规则与制度资本”中论述。

3、意识形态资本 。

    意识形态的产生与发展只能在阶级、帝国主义等宏观性问题的层次来理解。但是,在一个具体的博弈中,作为一种既定的因素,意识形态可以被博弈主体作为现成的工具加以运作和利用——本文即从此角度考察意识形态,将其看作意识形态资本。在形态上,意识形态与文化的某些部分 难以区分,它们都以思想理论(关于政治的、经济的、一般性道德的、教育的……)的形式出现。但是,当我们想描述这些思想理论在利益博弈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时,“文化”这一概念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本文所言意识形态指那些主张、支持、论证着一定利益关系的思想理论认识 ,不管这种思想理论认识自己承不承认它与一定利益秩序、利益格局的密切关系。当不强调意识形态与利益博弈的密切关系时,就可以把其作为一般性的文化来看待,如本文第一章“图四”中提到的“社区文化与阶层文化”;反之,此时意识形态就成为了意识形态资本。

    在博弈中,意识形态资本有着不可替代的长处和优势。第一,意识形态层面的博弈是成本最低、最安全的——令弱势方不但口服而且心服,反抗最小,甚至无从反抗 ;第二,使强势方胜得心安理得,不但满足了胜方的基础性需要,更是满足了胜方的发展与自我实现需要;第三,最具可持续性,最 “绿色环保”。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博弈过程显得有理有节、温情脉脉,博弈结果(即一定的利益分配)看起来无可指责,甚而有时还具有了道德光环。

4、(政策法律等)公共规则与制度资本:经(强势方的)意识形态粉刷后的国家机器暴力。

    政策法律等公共规则与制度,不外是经(强势方的)意识形态正当化,并在形式上被合法化的,由国家机器暴力保障的强制性利益规则。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层次的博弈里,人们感受到的暴力主要是个体暴力,比如打架斗殴的暴力、黑恶势力的暴力;而政策法律等因素经常被(被谁?)说成是一种一视同仁的、中立的、技术性的(甚至是“科学的”、“公平的”)规则,但以利益博弈的眼光看来,这些公共规则与制度不外是被以建立一定的利益秩序为目的的(强势方的)意识形态论证为正当、合法的国家机器暴力。

    在个体博弈的层次,在常态社会中,由于被国家垄断的合法暴力是终极强大的,最终要全面压倒非法的暴力 ,所以,与个体暴力相区别的国家机器暴力及其支持下的(政策法律等)公共规则与制度资本,在一个特定的博弈中就有了最强大的地位。在博弈的意义上,公共规则与制度资本的背后,更深层的,是(强势方的)意识形态资本加上国家机器暴力资本。在博弈分析中,千万不能忘记,公共规则与制度资本的实质就是(强势方的)意识形态论证过的国家机器暴力。

    理论上,国家控制下的公共规则与制度(国家机器暴力)可以保证、支持强势者的个体掠夺暴力,可以通过抑制强势者的个体掠夺暴力或增强弱势者的博弈资源的方式来保护弱势者,也可以自己成为一个最大的掠夺者通吃强弱各方,最可能的还可以成为以上三者的某种程度的混合体。它到底成为哪一者,取决于它对(自己)“真正的”利益的判断,即它如何认识与把握自己根本的、长远的和全面的利益所在。当公共规则与制度(国家机器暴力)保证、支持个体掠夺暴力 时,运作它的强势的掠夺者就不必使用自身的镇慑暴力资本了,因为此时的公共规则与制度资本就发挥了这一功能——被掠夺者只能接受掠夺性交换,而不敢武力反抗 。当公共规则与制度(国家机器暴力)保护弱势者、抑制强势者的个体掠夺暴力时,弱势者同样也可以运作这一资本。最常见的是弱势者运作它抵御抢劫暴力;有时,它也会成为弱势者抵御镇慑暴力的资本。

    当国家自己运作公共规则与制度(国家机器暴力)资本,自身成为一个最大的掠夺者来通吃强弱各方时,若超出一定的限度,它将会违背(自己)“真正的”利益,这将是每个理性的(最高)统治者要极力避免的。关于这一点,超出了本文限定的讨论范围,不再多述。

5、人力资本。

    人力指从人之(物质与非物质的)生产性功能的角度考察,人所具有的以下功能:包括体力和脑力的劳动力、性与生育能力、情感类的能力等。人力(潜能)的开发同教育(广义的,包括学校的、家庭的和其它的)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人力资本与暴力资本:个体暴力是人力的一种,但只有个体暴力在作为安全保障资源来抵抗他人暴力支持下的掠夺(以武力直接掠夺、掠夺性的交换)时,才被称为人力资本;而个体暴力去掠夺他人时,是上文特指的暴力资本。人力资本与博弈能力之间关系密切但又有所区别(见下文“2.2.1.2.2 博弈能力”)。

2.2.1.2.1.2 各类资本之间的关系:正反馈

    经济资本可以用来收买暴力资本、意识形态资本、公共规则与制度资本和人力资本;暴力资本可以用来掠夺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保证意识形态资本和公共规则与制度资本;意识形态资本可以用来维护经济资本、暴力资本和公共规则与制度资本;公共规则与制度资本可以用来获取和巩固经济资本、暴力资本、意识形态资本和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则是经营、运作其它资本的基础。本文于第一章中讨论的正反馈机制,在此又出现了。

2.2.1.2.2 博弈能力

    在一个具体的博弈中,博弈主体的理智经受着考验:他总是在理解什么是(自己)“真正的”利益的基础上,在尽可能地了解自己及对手可以运作的各种博弈资源(种类与多寡)、对手博弈能力的水平(为此可能要排除对手的各种信息误导),并据此得出基本的强弱形势判断后,做出相应的行为选择,从而维护(自己)“真正的”利益。博弈主体的这种理智能力,与上面博弈资源中谈到的“人力资本”密切相关,是人力资本中的(主要是)脑力劳动力因素在一个具体博弈活动中的体现。这种博弈能力,本文称之为“博弈理智能力”。

    此间,博弈主体的情感和品质也面临着考验:他必须热情主动、开朗自信、隐忍坚毅、全神贯注、认真小心、谦虚谨慎、吃苦耐劳并有牺牲精神,才可能使理智发挥出更高的水准,在双方既定的博弈实力条件下获取最大好处,从而维护(自己)“真正的”利益。这些是人力资本中的品质、性情等因素在一个具体博弈活动中的体现,与第一章中谈到的“主观能动性”密切相关,是主观能动性在一个具体博弈活动中的体现。这种博弈能力,本文称之为“博弈主观能动能力”。

    博弈理智能力与博弈主观能动能力,归结起来就是博弈能力。博弈能力是博弈主体自身的人力资源在一个具体的博弈中的表现。而且,当我们放开目光眺望此种人力资源从何而来时,会发现它很大程度上也不过是由其它资源(在较长时间段内、主要是通过广义教育的方式)转化而来的罢了。所以,博弈能力说到底也是个资源的问题。

2.2.1.2.3 博弈实力

2.2.1.3 博弈主体

2.2.1.4 博弈形式-博弈地位

1、博弈实力。这是博弈形势中“形”的一面,其包括:

1)资本(或称博弈资源,即作为利益谋取手段的资源)的类别性质、质量与数量。主体所掌握资源的类别性质、质量和数量,对于主体在一个特定的博弈中是强势还是弱势起着基础性作用。其中,主体所掌握的资源在数量上是否能达到垄断的程度,在一个特定博弈中会以“博弈选择空间”(见下文)因素的形式出现。在一个特定的博弈中 ,一般而言,不同性质类别资本的重要性从高到底排序为:公共规则与制度资本>暴力资本>经济资本。同一种性质类别的资源,质量好要优于质量差,数量多 要优于数量少。

2)博弈能力,包括博弈理智能力和博弈主观能动能力。

2、博弈选择空间。这是博弈形势中“势”的一面。博弈选择空间即可供选择的范围和潜在对象,包括:

⑴被谋取的目的资源(即作为利益载体的资源)的替代性选择范围;
⑵(特定博弈中必需的)作为利益谋取手段的资源(即资本)的替代性选择范围 ;
⑶博弈对手的替代性选择范围。

    以上三点简言之,问题是,是不是非要在特定的一种目的资源、特定的一种资本或特定的一个博弈对手那一棵树上吊死不可。这一因素看起来毫不起眼,但它决定了一方博弈主体对其博弈对手的依赖程度,在现实的博弈中往往起着关键作用 。凡是博弈选择空间广阔者,为强势;凡是博弈选择空间狭促者,为弱势。通过博弈选择空间这一概念,我们就将当前有可能进行的其它有关博弈纳入到了一个统一、全面的博弈考察框架中来 。“博弈选择空间”是我们将视野聚焦于一个特定的博弈中时产生的概念。如果我们以更广阔的眼光来同时观察多个相关的博弈,则所谓“博弈选择空间”无非是在考虑:

⑴某个主体是否已经强势到了能垄断此特定博弈的目的资源(及目的资源的替代资源),是否能迫使对手只能从自己这里获取此特定的目的资源。
⑵主体是否有足够多数量、足够丰富种类的资本(博弈资源)来谋取目的资源。
所以,博弈选择空间说到底也是个资源的问题。

    联系上文提到的“博弈能力说到底也是个(广义教育)资源的问题”,因为①“博弈实力”中的“博弈能力”实际上是通过较长时间的教育投入等方式由资源转化而来的,②“博弈选择空间”则是一个主体占有了多高比例的某种资源(及其替代资源)的问题(数量与种类是否丰富,关键的为是否垄断了该种资源),所以,最终可以这样说:正是“资源”这一个因素决定了博弈形势-各方相对强弱的博弈地位。见下图“图七:资源与博弈形势-博弈地位”。

2.2.2 博弈的运作

    人们为了满足需求、实现利益,就要有作为利益载体的资源。欲获得作为利益载体的资源,除了捡拾、家庭背景造就的先赋性获得和(不属于交换性质的那部分)继承、公共权力(政策法律下的二次)再分配、民间慈善(三次)再分配等方式外,主要的有以下几条途径:

1、(于社会关系中的)生产性活动 ,包括:

⑴人力资源作用于自然资源,制造生产出物质性资源;
⑵对非物质性的科学、文化、技术、思想、制度等的发现、发明与创造;
⑶对上述两种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的服务性劳动,如家务、商业、交通、通讯、教育、安全保护、组织领导、法律服务等。

    显然,生产性活动是博弈所争夺的资源(目的资源)和博弈时所借助的手段(博弈资源)这两类资源的初始来源。生产性活动本身不被看作博弈行为 。

2、依靠暴力(个体暴力或国家机器暴力),武力掠夺他人 。

    历史事实证明,当主体间的暴力水平差距明显而又没有一个更高更强大的第三方暴力加以制约,且当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只是简单的一次性的时候,暴力最明显,此时烧杀劫掠式的“一次性消费”会大行其道。反之,或者主体之间的暴力水平平衡,或者有更高更强的暴力制约(实质上是长期化、复杂化的利益关系决定着“更高更强的暴力”来制约强者对弱者的抢劫暴力),或者主体间的关系是长久性的和复杂性的时候,暴力就看起来不那么明显了(但同样起着重要作用)。

    拥有了暴力,进可以掠夺(作为暴力资本的暴力),退可以自守(作为安全保障人力资本的暴力);没有了暴力,已经拥有了的其它利益资源也会失去:或者直接地被武力掠夺,或者在暴力的威慑下被不平等的交换掉(掠夺型交换,见下文)而很快消耗。(而在国家与民族的层次上,战争这种特殊的暴力是获得资源的最关键因素。)

    暂不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层次,在一国之内,由于现代社会有强大的国家公共政治权力作为合法暴力的垄断者和一般争议的最高仲裁者,赤裸裸的(个体)暴力是被(以法律等形式出现的、更强大的)国家机器暴力严厉禁止的,所以:

1)暴力资本最终要臣服于或依附于表现为(政策法律等)公共规则与制度资本的国家机器暴力。
2)国家机器暴力可以扶助博弈中的弱势方或抑制博弈中的强势方,也可以帮助博弈中的强势方镇压弱势方,还可以同时掠夺强势方和弱势方(最后一种情况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
3)具有运作公共规则与制度资本(政策法律等)之优势的官员,拥有着无以伦比的强势地位。

3、(在暴力基础上)与他人进行交换 ,包括平等的和不平等的(掠夺性)交换。处于常态社会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直观地看到的(因而显得其是最主要的)资源获取方式正是交换。所谓交换,必然在形式上是双方“自愿”的——否则就与上面“2”所讲的武力掠夺无异了——看上去与暴力无关,是一种公平的资源获取方式。真是这样的吗?实际上,不论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交换,都与暴力的关系十分密切。

1)、平等交换 。平等交换只存在于以下两种情况之一:

    之一、以下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时:⑴ 拥有足够性质类别、质量和数量的可以凭之与对方交换的资源,且自己需要对方之资源的急切程度与对方需要此资源的急切程度基本平衡。是否有其它替代性资源可以选择、是否有其他替代性交换对象可以选择,都会影响主体进行交换的急切程度——这是双方在博弈实力(除了暴力资本)上的平等,和在博弈选择空间上的平等。⑵双方的暴力水平基本平衡——这是双方在博弈实力中的暴力资本(或说是作为安全保障资本的人力资本)上的平等。这种情况下,在对某特定博弈进行分析时,要注意放开眼光,将潜在博弈资源、子博弈和对此特定博弈有影响的其它博弈都纳入到考察视野中来。这样才可能理解看似无序的现实逻辑。

    之二、虽然“之一”的两个条件只满足一个甚至一个都不满足,但双方的博弈实力和博弈选择空间在(政策法律等)公共规则与制度资本(本质是合法的暴力)的作用下,总体上被拉平。这里再次地出现了政策法律的影响,下文详述,立此存照。此两种情况(尤其是“之一”)下,拥有着实质上平等的交换地位(博弈地位平等的一种)的双方博弈主体,进行的交换才可能是真正自愿的——本文称此为自愿1:真正意义的自愿。

2)掠夺性交换,即不平等的交换。

    除以上两种情况外的其它情况,都可能造成掠夺性交换。博弈主体的一方在博弈实力上的孱弱、在博弈选择空间上的狭促,都可能被对方利用来获取尽可能多的(往往是“过分的”、“不公平的”)资源,而受剥夺的一方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只要还在很低的底线之上)一般都会接受。此时,受剥夺的一方是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两害相权取其轻”地“自愿”——本文称此为自愿2:取小害的自愿。

4、忽悠他人,或者使其自愿地交出资源,或者使其自愿地不反抗 暴力掠夺或掠夺性交换。忽悠不完全等同于一般日常意义上的“骗”,它有两个层次:

   一个称为信息蒙蔽忽悠。在一个特定的博弈中,强势方利用信息上的不对称,来控制与操纵信息,欺骗和误导弱势方,使其误认利益,从而使自己获利。具体包括两种方式:一种手法较粗糙,或者①只是今天一套说法、明天又一种说法,从来不惮“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复以明日之我攻今日之我”,不讲逻辑地任意拿捏各种说词,或者②选中一套太过荒谬的说词来反复不断地对博弈对手进行灌输,所谓“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另一种则较高明,会以一套能自圆其说的理论出现,并通常会声称自己的“研究范式”是科学的,所以结论是客观的,价值是中立的。这两种方式比较接近似于日常生活中的“骗”的概念。此时的自愿与“自愿2:权衡利弊的自愿”相比,确实是更加“自愿”的,因为主体被忽悠所得的信息使他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做(主体此时只是缺乏信息,而不是缺乏理智)——本文称之为自愿3:信息蒙蔽自愿。

    另一个则层次较深,称为信息解读忽悠:提倡(更有利于提倡者自己的)内化为接受者不可或缺之一部分的、使人之为(社会性的)人所必需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观,从而操纵接受者处理各种(与利益有关的)信息所必须借助的思考工具与认识手段,最终使提倡者自己借此获利。这种忽悠与日常生活中“骗”的概念很不一样。内化为主体的心理和思维方式的意识形态,是对什么是利益、谁的利益、哪些利益更重要、为追求利益可以使用的资源与手段等问题 的根本性认识。即使博弈各方在信息上不存在不对称,由意识形态决定的人们对有关利益之信息的理解,也足以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利益行为选择——而这很可能实际上是不利于其(基础的、长远的、全面的)利益的。显然,此时的自愿,虽然不如“自愿1:真正意义的自愿”真实,但比起“自愿2:取小害的自愿”和“自愿3:信息蒙蔽的自愿”,还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愿——本文称之为自愿4:信息解读的自愿。

   严格说来,信息解读忽悠,已经超出的本文副标题“在个人层次上的考察”所限制的讨论范围,更适合在阶级、帝国主义等层次的问题上来谈(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形成与何种意识形态会拥有统治地位这些问题)。但是由于个人层次的博弈中,少不了博弈主体运作既定的意识形态来获利,所以本文把意识形态看作一种既定的博弈资源,在此意义上讨论其作用。

   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只有强者会忽悠弱者,弱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必然会运作一切可以运作的资源,所以也会利用强者忽悠出来的“道理”反过来地忽悠强者 (虽然通常不如强者有忽悠主动权)——此时虽然不能说弱者的“反忽悠”是毫无效果的,但是没有(其它)实力作支撑的弱势者的忽悠总是软弱无力的(比如下文将会提到的“双重标准问题”),甚至会遭到强者的嘲笑——这样就显现出了忽悠内容上的虚假性:忽悠的内容对于弱者是“硬道理”,而对于强者就软了叭叽的。

附录三  自愿的,就是自由的?——制约、强制,自愿、自由

    主体的精神思想及其相应行为,无时无刻不建立于各种条件之上,由它们引起与决定(同时,主体已经产生的精神思想和行为,反过来又会作用于此各种条件,形成新的各种条件)——可以说,主体总是受着各种条件(不但指客观条件,还包括其既有的主观精神思想条件)的制约(因而抽象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在这些制约中,明显地,我们可以感觉到这样一些较特殊的制约:它们是“不好的”,妨碍了我们的“自由”,是应当被消除的。比如……见后“附录”部分之“附录三”。

    5、以上四种途径的结合。现实中,通常如此:资源被生产 出来,经武力掠夺或由武力保障不被掠夺的基础上,在认识判断所依赖的信息和意识形态的支撑下,博弈各方(平等或不平等地)交换(作为利益载体的)资源。以上五种途径中,“1、(于社会关系中的)生产性活动”不属于(并非不涉及,其会对博弈产生某种影响)博弈行为,另外四种才属于博弈行为。见下图“图八:博弈运作手段”。

2.2.2.1 交换:平等的与掠夺性的

    1、关于平等交换。平等交换产生的条件,上文已有论述。2、关于掠夺性的不平等交换 ——剥削、价格掠夺。

    在一个特定的博弈中,当同时具备以下5个条件时,掠夺性交换就产生了:

1)或者是因为属于基础性需要(特别是基本需要),或者是因为在具体环境下对特定主体而言有特别的意义,主体(暂且称之为“主体A”)的某些需求,相对而言是刚性的,(在一定代价内、一定底线上 )必须被满足。
2)主体A自身缺少满足此需求的(作为利益载体的)资源(暂且称之为“资源X”),而且无法找到其它替代性的资源(暂且称之为“资源X’”)。
3)资源X被有限数量的主体(暂且称其中的一个为主体B)所垄断,主体A只能从这有限几个垄断资源X的主体那里获取资源X,而无法从其他主体那里获取。
4)主体A缺少足够强大的暴力资源(或者说主体B拥有足够强大的暴力资本或安全保障人力资源 ),无法从主体B那里掠夺之。
5)主体A虽拥有一定的其它资源(暂且称之为“资源Y”)为主体B所需求 ,但由于以下5种情况,并不能对主体B构成足够的制约:

    “非暴力的”经济剥削(或说经济上的强制)是如何产生的?价格掠夺是如何产生的?垄断价格是如何产生的?其机制正在于此:博弈地位占优者在暴力资源(镇慑暴力资本或充当镇慑暴力资本角色的公共规则与制度资本)不弱于对手的基础上,依靠在博弈实力、博弈选择空间上的强势地位,对弱者进行了经济上的“非暴力”掠夺,即掠夺性交换。比如,地主-农民博弈与经典的资本主义(尤其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劳资博弈”这两大博弈的核心,在微观上,正是这样一种机制。

2.2.2.2 武力掠夺:个体暴力的与国家机器暴力的

    如果我们以广阔的历史视野来观察人类社会,在利益博弈中,武力是如此之重要,战争往往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衰的转折点(甚至于一个种族从肉体上被消灭,从此消失),而最强大暴力转化来的最高统治者,其权位的稳固也离不了经常性的武力镇压。同时,又有多少个体(和家族)在暴力中被消灭,永远地失去了繁衍后代的机会,因而不再为后一代人记念与纪念,立刻成为漫漫历史中不为人知的一粒尘埃。所以,离开了战争和暴力,我们根本无法理解人类几千年的社会史。然而,如果我们只是把视角局限于一个特定的博弈中,尤其是于所谓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特定的博弈中,人们在个体层次能直接感受到的暴力主要的只是刑事犯罪意义上的暴力,于是也许会得出暴力在利益博弈中已经不那么关键的结论。事实未必如此。

    在当代常态社会,一个特定的博弈中,暴力首先可能以黑恶势力的面目出现,所谓“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总有一部分人倾向于靠恐吓、勒索来获取利益 ,是谓抢劫暴力。然而,这种暴力始终被笼罩在国家机器暴力的阴影之下,因为这种抢劫暴力破坏了国家机器暴力的利益(但未必破坏了官员个人——国家机器暴力之代理人——的利益,这其中大有文章可作)。

    当一个最强大的暴力转化成合法暴力即国家机器暴力时,他就与被其统治者建立了长期的、复杂的利益关系——杀鸡取卵是愚蠢的 ,任由自己的财富来源内斗内耗、自生自灭是愚蠢的 ,坐视被统治者中的较强者坐大取代自己的统治是愚蠢的,放任邻居对自己财产的觊觎也是愚蠢的。所以这个合法暴力必须小心翼翼地经营管理他的财产,禁止他的财产们无谓的内斗,防止其中的较强者实力过强而要胁甚至取代自己,奖励产蛋产奶多者,并使他们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为了获得最小成本的、持续性的长远统治利益,统治者必须对内发展生产,对外驱逐强敌,所谓“耕战”。发展生产需要调动被统治者的经济上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实际上这也可以看作一个政治问题),驱逐内、外之强敌需要被统治者政治上的效忠与团结。因此,必须有政策法律等公共规则与制度,对以上矛盾进行调整,如此,很明显的就要镇压公开挑战合法的、最强的国家机器暴力的抢劫暴力。这是暴力于博弈中发挥作用的第一种情形——更强大的合法暴力抑制非法的抢劫暴力。

    另外,在上文对掠夺性交换机制的分析中,有两个关键的地方出现了暴力:一是,主体A并无足够的暴力资本从主体B那里掠夺其急需的资源X,这是因为主体B拥有更强大的暴力资源;二是,反过来,主体B却有足够的暴力资源,或者直接用来抢劫他所需要的、由主体A掌握的资源Y(如上所述,这是被国家机器暴力禁的),或者来构成掠夺性的不平等交换机制所必须的镇慑暴力这一环:在经济饥渴与暴力镇慑(及对此忽悠出来的“合法性”)的共同作用之下,弱者只能交换,只要还有命活。这里的问题是,主体B的镇慑暴力来自于何处?首先的,当然是主体B自己私人拥有的暴力,比如家丁、保镖,主体B拥有的其它资源越多,他可以收买到的这种暴力就越多;其次,更重要的,则是以保护私有财产制度、自由市场制度等面目出现的国家机器暴力——主体A受到了经济上掠夺性的压榨(这往往以价格剪刀差或说掠夺体格的形式出现)时,国家机器暴力是不管的,但一旦主体A想反抗(比如说吧,主体A只想有一个“平等的”交换),就会受到国家机器暴力的镇压(确实,一旦反抗在过度压榨后爆发,就很难被限制在只要求“平等的”交换的程度)。这是暴力于博弈中发挥作用的第二种情形——(充当着镇慑暴力角色的)更强大的合法暴力、(合法的)镇慑暴力两者合谋,共同来保证掠夺性交换的进行。

2.2.2.3 忽悠

    作为博弈行为和博弈手段的忽悠,在合法暴力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忽悠物美价廉,且其背后跟进的暴力必须取得正当性,所以,宣传、讨论、辩论、研究、学说、教育等形式的忽悠会大行其道,成为当代常态社会的博弈中最有特色的一幕——(实施步骤上)忽悠先于暴力(实质逻辑上是暴力先于忽悠)。

    在一个特定的具体博弈中,信息解读忽悠是十分隐蔽的,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忽悠,其操作规律需要在阶级、帝国主义这样层次的问题中研究,这种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上的忽悠,只有在宏观的、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才可以被较清晰地认识到,这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本文重在研究微观层次的特定博弈之规律,只把意识形态当作一个可以在某个个体层次的特定博弈中运作的既定因素来加以考虑,所以下面着重分析信息蒙蔽忽悠的两种形式。

在做出一个现实的决断并落实为实际行动之前,获取做出决断所依赖的相关信息的过程,至少经过了如下几步:
⑴判断哪些信息因素是有意义的、值得获取的。这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信息解读忽悠的问题。
⑵从何人、何处获取信息。那些掌握了大众媒体的、有着话语权的人们,主要就是在这一步大肆忽悠大众。
⑶判断已经获取的各因素间的相互逻辑关系。
⑷判断这些逻辑关系中何者是更深层的、更关键的。这决定了人们把注意力放在哪些方面。
⑸这些逻辑关系意味着什么、有什么意义,能得出什么样的启发和指导。这直接决定了主体会采取什么现实的行动。这一步再次回到了意识形态上的信息解读忽悠。

2.2.2.3.1 信息蒙蔽忽悠之一:随意选择有利于自己的逻辑或不间断地大量重复

    信息蒙蔽忽悠的基本机制之一是一种比较粗浅的做法,不外是遇到什么事情都拣顺自己手、合自己意的一面讲,集中媒体火力一顿猛炒把对手侃晕(所谓“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不去费神管什么前后逻辑上的一致性。等得对手回过神来,忽悠人者早已经抢占了先机,别人也拿他没辄了,真是“笑骂由他笑骂,好处我自得之”。

附录四  前前后后算算帐  黎 阳 2007.5.8.

2.2.2.3.2 信息蒙蔽忽悠之二:“客观的”研究范式

    信息蒙蔽忽悠的基本机制之二,是强势者利用现实事物的复杂性、弱势者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尤其是被信息解读忽悠后,弱者的认识能力更是有限了),故意只强调诸多相关因素中的某一些和这部分被强调的因素之间复杂关系的某些个,或者说是,故意只强调待认识事物所具有的各种不同角度、方面、层次、层面中的某一或某些个(这会表现为某些研究范式成为强者的偏爱),从而引导弱势者得出对强势者更有利的结论。那些被强调的部分因素、此部分因素之间的部分联系、此部分联系对现实的部分意义,只是些有利于使逻辑(从而使利益)偏向强势者自己的东西 。

第三章 强弱分化律

3.1 强弱分化律:超级正反馈机制

    正反馈机制与博弈机制,共同构成了“强弱分化律”。第一章的论证认为,各项资源之间压倒性的、主流的关系为正反馈机制,一个出身好、“命运”佳的主体,其拥有的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各项资源一般都会处于良性循环状态,而一个相反的主体,则一般都会处于恶性循环的悲惨状态。不管主体之间有无直接的利益冲突,都可以以此逻辑来观察之。

    第二章的论证认为,处于利益冲突关系中的各博弈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不外是一个主体凭借(已有或潜在的)资源(作为利益谋取手段的资源,即资本)来获取更多或更有价值的资源(作为利益载体的资源)的过程。资源上的强势者,就是博弈中的强势者 ,他将从弱势者那里获得比“平等”交换时要不成比例得多的利益,这就意味着他获得了更多的资源,于是在接下来的博弈中,他可能(视其博弈对手而定)就拥有了更强的博弈实力和博弈地位……这样,就产生了“较多/少资源、实力→博弈地位较强/弱→更多/少资源、实力→……”的良/恶性循环。因此,严格地讲,博弈机制也是一种“正反馈机制”,但本文中只把资源之间的正反馈机制称为正反馈机制,博弈的正反馈机制称为“博弈机制”。与正反馈机制不同,博弈机制只适用于对利益直接冲突的主体间关系的考察。

    正反馈机制是从纵向的较长时间方向进行的考察,博弈机制是从横向的社会关系空间方向进行的考察。前者是聚焦于某个主体的诸种利益资源之间的关系(而不管该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在谋取资源时的冲突):优势产生优势,劣势产生劣势;后者是聚焦于谋取利益资源的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但将注意力过于放在有着直接联系的主体之间):强势者通赢,赢家通吃。

    从“命运”开始,资源的优势产生博弈的强势,博弈的强势产生资源的优势。这样,在资源的优势产生更多的资源、博弈的强势产生更大强势的基础上,正反馈机制与博弈机制之间,也处于了一个“正反馈机制”中,本文将这种次一级的子“正反馈机制”之间的形成的更高层级的正反馈关系,称为超级正反馈 ——这就是强弱分化律。

    不同主体及其状态,在正反馈机制中,分别称“优势(方)”、“劣势(方)”;在博弈机制中,分别称“强势(方)”、“弱势(方)”;在强弱分化律这一超级正反馈中,综合以上两种机制的称呼,分别称“强方/者”、“弱方/者”。

    强弱分化律中,强者与弱者的划分是相对的,具体的甲乙丙丁诸人,只有放在某一特定的博弈关系中,才可知其为强或弱。同时,在博弈中,决定结果的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各方主体的绝对实力,而在于相对的博弈地位:只要更好或者不更烂,即可保证胜过对方。

    强弱分化律揭示的是,在(曾有的和当前的)生产力水平 和基本社会制度等条件(见下文分析)下,社会不平等必然的 形成、巩固与扩大机制。强弱分化律认为,在下述条件下,强弱分化、不平等的扩大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所谓“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 ,如果下文所述条件不作改变,强弱分化的趋势只会越来越严重 ,分化的速度只会越来越快,最终无以为继的悲惨现实会让整个社会(首先仍然是弱者)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不得不进行变革。

3.1.1 强弱分化律的成立条件

    规律都是一定条件下的规律,强弱分化律自然也不例外。强弱分化律产生的条件有:

    1、物质生产力水平有限,劳动仍是谋生的手段。这是一个基础性的条件,但面对日益发达的物质生产力,面对浪费在战争上的无数钱财 ,你就会发现,这一点在当代人类社会越来越构不成强弱分化存在的理由。

    2、作为利益谋取手段的资源(资本)的私人所有制 ,以及相应的家庭(可以理解为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之私人所有制的主要形式)等社会基本组织制度。私有制是强弱分化律存在的核心条件。在正反馈机制和博弈机制中,正是资本(作为利益谋取手段的资源)的私有,只能为其“所有人”运作来谋取私人利益,才使强弱分化的产生有了关键性的条件。私有制产生于不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下,但其一旦产生,就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和永远存在下去的惯性,即有了相对独立的“反作用力”。因为私有制使物质生产首先是为了满足强者的财富积累(如专利制度),因此带来了对生产性活动的阻碍,因而限制了目前人类社会已经掌握之发达的潜在生产力的释放。另外,家庭作为目前人类社会所能想像的基本组织形式之一,承担着抚育后代的基本职能,这就不可避免地将人们在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上的差别一代代地传递下来。

    3、私有制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文化霸权) 。与以前不发达的生产力状态和资本私有制相一致的意识形态,对生长于其中的人来说,成为了他理解这个世界和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左右着他对(自己)“真正的”利益的理解,左右着他对未来可能生活的美好想像。于是,人们以为积累个人财富就是有意义的成功人生,认为只有不断消费才是活着的目的,以为已经到达“历史的终结” ,不必再反抗现实的苦难,对未来美好世界的追求不再有正当性。当肯定既有利益分配秩序的意识形态面对强弱分化日益严重的现实(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日益无产阶级化),越来越无法自圆其说时,其就越来越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显现出其反动的一面。

    4、私人竞争机制。在资本私有制的基础之上,出于对被剥削、被压迫的恐惧,同时在相应意识形态的肯定下,对资本的竞争逐渐强化,一点点的强弱之别,都会被迅速放大——这一事实又反过来强化了竞争的激烈程度。最后,资本竞争就成了人们的本能,形成了资本对人的奴役。不得不承认,在劳动还是人的谋生手段的情况下,竞争机制逼迫出人们进行生产性活动的积极性。但是,在(潜在的)物质生产足够丰富的今天,这种不顾一切的“竞争刺激更进一步竞争”的机制,越来越显示出手段反客为主成了目的的、不可持续的一面。

    5、国家机器及其政策法律。如上文对掠夺性交换的分析,维护着资本私有制的国家机器暴力,是形成掠夺性交换不可或缺的一环。而掠夺性交换,则是强弱分化的主要内部机制之一。

    6、在不存在一个国际政府的情况下,强者(富人们)拥有广阔的博弈选择空间,某一个国家对私有制超过一定程度的限制(更不用说消灭),会引起经济资本的流失,打击这个国家的经济,使这个国家在丛林状态的国际社会中落入弱者的位置,面临更大的灾难。

    7、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强者的反动。在以上7个强弱分化律产生的条件中,物质生产力水平是最深层次的因素,而资本(作为利益谋取手段的资源制)私有制则是其余5个因素的核心。

3.1.2 强弱分化律的若干子定律

    1、子定律一:丰富的既有资源很容易带来更多的(其它类)资源,这就形成了资源的全面丰富;既有资源的贫乏总是要靠挤占其它的资源来弥补,这就造成了资源的全面贫乏。

    2、子定律二:一对一的博弈(“捉对厮杀”,没有弱者的团结互助,也没有更强大的第三者的干预)中,除非是强者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方面的)严重失误,强者必定赢得弱者。

    3、子定律三:受利的话,总是强者更受利;损失的话,总是弱者(相对)损失更大。或者说,自由总首先是强者的自由,苦难总首先是弱者的苦难。强弱分化律下,强者与弱者之间在资源、能力、福利等各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所谓差距的扩大也是相对的,强弱分化可以有以下三种类型:

⑴分化类型一:双方实力的绝对量都有所增长,但强者增长远高于弱者;
⑵分化类型二:强者为正增长,弱者为停滞或负增长;
⑶分化类型三:双方实力都下降,但强者的下降低于弱者。

    因此,严格地说,强弱分化律只是表明了强者与弱者的相对发展状况,无法从中得到两方在资源、能力、福利等方面绝对量的变化。同时显然,“分化类型一”比起“分化类型二”、“分化类型三”来,相对还是良性一些的,如果我们只能在这三种分化类型里面选择其一的话,“分化类型一”无疑是首选 。

    4、子定律四:弱者的利益要依附于强者的利益来实现。

    强势与弱势之别达到一定程度时,弱者利益的实现,往往要依附于强者之利益实现。这具体表现为以下四种情形:

1)博弈地位相当的几方强势主体之间内部利益冲突难分高下之时,如果其中一方认为自己的立场与弱者更近(或者有把握在宣传上做到使弱者相信这一点),此方强者引进弱者的力量(借给弱者利益的一点让步而使“群众”站在自己一方),如此改变强者集团内部冲突的博弈实力对比,战胜作为对手的另一方强者——此时,弱者的处境可以获得些许改善。“宫廷斗争”中往往出现这种经典场面。

2)强者在发现其下的相对强者实力膨胀、尾大不掉,要损害自己的根本利益时,若认为自己可以一定程度上接受弱者的利益 ,于是便适度满足之(并对弱者忽悠说,相对强者是极力阻碍此一实现的),以此“发动群众”,打击相对强者——此时,弱者的处境可获改善。比如历代帝王对大商人、大地主兼并土地的打击。

3)相对强者的利益受到强者的侵害时,若他观察到弱者亦有相应利益受到强者的侵害 ,便可能会与弱者联合起来(或者称,只是为了弱者的利益 ),改变自己与强者之间的力量对比——此时,弱者的利益可“顺带地”获得维护。比如孙志刚案中,实际上孙的“大学生”身份所代表的城市市民阶层,才是真正发动起公共舆论压力的主导力量,虽然他们在口中都说的是为了“公民”,而结果直接获益最大的,可以说是最底层的农民工。所谓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美国的废奴运动,其真实进程,可作如是观。

4)还有一种情况,当一个事物对强、弱者都有利时,自不必待言,此事物会很快实行——这看上去好像是弱者的利益也可独立地得到满足;然而,只要对比一下在强、弱者之间利益冲突时发生的情况,在逻辑上就不得不承认,此时弱者利益的满足,也不过是恰好顺应了强者的利益而已。

    5、子定律五:弱者受损后的本能反应是去欺负更弱者,从更弱者那里弥补自己的损失。

    从一般的道义上讲,经受了强者之剥削、压迫的弱者们,应当从强者那里讨回公道。可是,现实的常态却是,弱者从强者那里失去的,会通过从更弱者那里的掠夺来弥补,直到最底层的弱者自己实在没有更底层的掠夺来源为止 。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上级官员拿下级官员出气,下级官员拿打工者出气,打工者打老婆出气,老婆骂孩子出气(孩子呢?)”,再如我国的和全球的(作为一种性与生育资源的)女性之流动路线:我国的“西部向东部,农村向城市,小城市向大城市”,国际的“越南缅甸向韩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后三者又向欧美日” ,还如“高考移民”现象中大多是山东、河南等地去挤压西部更弱势省份的名额而不是打入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

    6、子定律六: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会导致强弱分化的加剧。 这也是“自由首先是强者的自由”的又一表现。

    首先,最有利于强者的那些物质技术和物质技术中最有利于强者的那一面,会被优先地发展起来 ,首先地被强者加以应用。其次,物质技术的进步使资源的转换范围和空间扩大(如变为全球性的),使强者的博弈对手、博弈利益空间扩大,于是最强者拥有了不断扩大的舞台,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可供欺压的羔羊 ,最弱者所处的仍是以前的那方小天地,而两者之间的较强/弱者以前可以在一个小圈子里称王称霸,现在则要面对最强者的挤压与掠夺。

    7、子定律七:强弱分化的速度本身倾向于越来越快。强弱差距越来越大的结果之一,是分化本身越来越容易进行。比如利滚利几何指数式扩大的物质财富量,比如一骑绝尘的博弈实力越来越不受约束。

    8、子定律八:次一级的强者不断受到更上一级强者的挤压,寡头化将越来越严重,“损天下以奉一人”。当然,这并不代表次级强者的绝对资源获取量减少,只是说他与更强者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9、子定律九:在以上冲突与矛盾的作用下,残酷的现实(全体主体的利益受损——包括弱者被剥夺造成的和弱者反抗时造成的,当然首先的还是弱者的利益受损)将教训人们不断地反省造成强弱分化的原因,迫使人们不断地寻求社会变革之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强弱分化律内含着否定自己的一面和进行社会变革的动力。

附录五  要反抗!

    一定会有人问:你这样大肆地讲什么“强弱分化的必然”,有什么意义?是不是暗示,我们弱者最好明智地接受这个现实,不要做无谓的反抗?
我的回答是,……见后“附录”部分之“附录五”。

    10、子定律十:不在资本私有制、国际社会由相互独立的国家组成等人类社会基本组织制度上着手进行变革:①虽然社会变革的现实压力会迫使法律 对强弱分化现象予以干预,但这种干预的效果一定是很有限的(如果不是阻碍了进一步的变革的话,干预还是要比不干预好的);②因为无法改变基本的博弈地位对比,若法律高调地要求强者放弃强势,规定其不准滥用强势,要“公平地”对待弱者,虽然不会是没有一点积极效果,但主要结果必是潜规则横行:原先是强者说了算,现在还是强者主导,而法律自己落了一个华而不实、口惠而实不至的名声。这里的启示是,如果支持正式规则的力量不足以改变博弈形势,那么这一规则就是软弱的、虚假的,结果必然是潜规则 横行。

3.2 强弱分化的危害

    强弱分化律意味着从世世代代相传的 “命运”开始,主体之间必然被不断扩大和强化的不平等。它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以下3大危害:

1、损害经济:

1)、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均将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破坏经济循环,诱发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当前中国大陆内需疲软的主要原因就是财富分配不均。
2)、不平等将使许多人丧失健康和受教育机会,损害一国的人力资源质量。
3)、不平等降低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指出:随着收人水平的提高,新增加的单位收人带来的效用不断减少。因此,若有财富的较平等分配,非贫困人口减少的效用或福利要小于贫困人口增加的效用或福利。
4)、不平等本身即会对人们的健康与寿命产生消极影响。
5)、经济的剥削、政治的压迫,纵然可以控制住弱者使其无力公然反抗,但他们却有以下“弱者的武器” 可以大面积地损害经济效率: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

2、损害政治:

1)、不平等侵蚀政府的正当性基础:之一。近现代以来,不论是何种政治治理,都把“平等”作为自己政治正当性的基础之一。不论其根源是什么,与之前的政治形式相比,现代社会在政治正当性上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平等”是默认的、理所当然的,若存在不平等,则一定要有可以对之进行理直气壮的辩护的理由。这样,过分的不平等的长期存在,就使得为现存政治制度做能自圆其说的正当性辩护越来越困难,越来越难以使人信服。

2)、不平等侵蚀政府的正当性基础:之二。当今世界,一个政府往往要把经济发展业绩当作正当性的主要来源之一。为了换取民众的支持,政府往往会做出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承诺。上文中不平等对经济的损害,就这样延伸进了政治领域。

3)、不平等威胁社会稳定。社会冲突,不仅会由人们生活状况的绝对恶化引起,也会由相对恶化引起:尽管他们的生活状况比过去有所改善,但他们感到自己仍然落后于别人,或认为别人的生活状况改善得更多、更快,由此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和失落感。“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平等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不管人们实际上的绝对财富水平如何。如果不平等是以弱者绝对下降、强者绝对上升的形式形成的,那么,就更不用说,社会要保持政治的稳定有多么难。我国这几年“无直接利益冲突” 现象的兴起就是这样一个危险的信号。

4)、不平等造成的内部分裂,引来外患,又往往无力抵御。 持续恶化的不平等使被剥削、压迫者不能再相信他们与强者还有什么共同利益,维系现代民族国家所必需的共同体意识难以形成,社会成为了互为仇寇的对立集团,实力大量损失于内部的无谓消耗中。这样,“兄弟阋于墙” 的结果是吸引了趁火打劫者,如满清的入关,如日寇在热河、河南莫名其妙的胜利。 此时,更糟糕的是,在政治上,强者已经没有了号召力,无法动员民众加入抵抗 ,于是,一盘散沙被一一征服。

5)、不平等造成国家政权逐渐被强者俘获,借用公共权力的合法暴力,将强者特权化、垄断化,进一步造成更腐败、更不可救药的不平等,形成了不平等自身的正反馈。

3、经济、政治上的失败,必然内忧外患并起,国家政权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对内镇压、对外投降,导致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民族国家沦为“失败国家”,成为廉价劳动力(及劳动密集型商品)的来源地,“高科技产品”的倾销地,垃圾的处理地。于是,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的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在国际的层次上,就陷入了强弱分化律中弱者一方那种难以自拔的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境地 。

附录六 是强者,所以不怕?

3.3 面对强弱分化,人们可能有的若干种反应

    面对强弱分化,人们——尤其是弱者们——至少可能有以下若干反应路径,以求或多或少地摆脱之:

路径1:弱者期待偶然因素的作用,诸如强者遭了天灾、弱者中了彩票之类。比如地下“六合彩”在我国农村的泛滥 。此路径不具一般意义,本无需多言,在此提出来是因为弱者们自己喜欢渲染传颂且有时会异乎寻常的寄希望于此类事情,给人留下此路径亦为一条大路的印像。而实际上此类事太少太少,几乎不可能。

路径2:强者自身失误,或说强者主观能动性上的失败。有时强者虽然拥有无以伦比的博弈资源,但博弈能力却很糟糕,非刚性欲望膨胀,不再认真地面对现实的挑战,而是沉湎于物欲与低级享乐和短视的既得利益之中,此时,对于拥有一定实力、头脑清醒而又一直默默努力的弱者来说,是个良机;有时强者会对自己的强势失去控制,滥用强势造成民怨沸腾天下大乱,此时,对于拥有一定实力、头脑清醒而又一直默默努力的弱者来说,是个良机。 此路径对弱者而言太被动,希望渺茫而且无法立竿见影,难以实现一般的公平,难以成为有普遍意义的路径。

路径3:弱者依附强者。一个弱者可以积极向强者展示自己的利用价值来讨好他,从而得到强者的扶持,反过来说,强者也往往需要扶持一个弱者作为帮手(来对付其他强者或弱者)。此时,被扶持的弱者虽不能超过扶持他的强者,但可以狐假虎威地变成一个次强者,由杨白劳而成穆仁智 ,比如中国近代与当代那些买办化的“高等华人” 。当然,这实际上是在帮助强者增加其强势——这又一次证明了强势本身是多么容易地繁殖出强势,连一个弱者想要提高一下自己的地位,也须首先帮强者增加实力。此途径并不能普遍地有助于弱者们提高自己的地位,其只能使个别弱者在放弃主体尊严的前提下,在自己昔日穷兄弟的骨肉血汗上混个几把手干干 ,相对解脱自己永世不得翻身的噩梦。此途径于道义上之下作,无需多说。

路径4:弱者使自己与强者的利益关系长期化、复杂化。弱者将自己紧密地与强者绑在一起。因为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此种利益与彼种利益之间的交错,从长远的、全面的利益考虑出发,强者在某特定的博弈中不得不有所顾忌和收敛,从而使弱者不会受到强者竭泽而渔式的掠夺。这一路径实际上是完全承认强者之剥削者、压迫者的地位,只是希望强者对自己不要掠夺得太狠罢了。如果弱者满足于此,那么他就真地落入了万劫不复的陷阱。

路径5:弱者剥削、压迫更弱者。见前文“3.1.2 强弱分化律的若干子定律”之“子定律五”。此路径于道义上如同“路径3:依附强者”一样可鄙,但它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见怪不怪的常态,更为普遍性地存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

路径6:强者间协议限制过度竞争。 势均力敌的强者之间有直接的利益冲突时,各方为了胜出,为了日后不会落入弱者那种不得出头之日的悲惨境地,会拼命地运作各种资源,包括尽力压榨手下的弱者和尽量运作作为人力资源的自身,这样的结果是谁也吃不掉谁,各方都硬撑着等待对方先自己一步垮掉,却眼看着各方要同归于尽。于是这些强者们便自然地倾向于休战,希望能限制这种没有理性的“军备竞赛” 。但他们往往发现,虽然大家都希望结束这种恶性竞争,任何一方却无法信任其他方一定会遵守这种自我限制竞争的协议。这时他们面临的情况是——谁先放松竞争,谁就先死——相对于未放松竞争者,放松竞争者会成为弱者,而其一旦成为弱者,他再说什么(如果他还没被肉体消灭的话)都晚了:弱者除了无力地谴责一下强者当初的不讲信用以外(甚至于因不敢得罪强者,都不敢公开地进行这种报怨),还拿强者有什么办法呢?于是,他们只能继续进行恶性竞争。这类似于经济学博弈论里面讲的“囚徒困境”。

走出这一困境的方法,在于找到一种使自我限制了竞争的一方能够对未自我限制竞争的一方进行惩罚、制约的方式。于是,都有限制竞争之心的强者们,便会要求最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作为裁判,来监督各方对限制竞争协议的履行,给予不遵守者以足够惩罚。这时,政策法律的作用又显现了。

 路径7:个人奋斗。

    弱者发挥主观能动精神,“公平竞争”,自强不息,进行“自我剥夺” 。当同时具备以下6个条件时,走这条路径的弱者才可能成功:

1)优于一般人的(作为人力资本之基础的)自然天赋。要有出类拔萃的智商潜力、性情品质和身体素质等(当然这些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这是自我奋斗路径最基本的条件。

2)还算正常的和还不是太差的外部条件(不能是绝对弱者)。比如并没有出生在一个无法无天的乱世或百里无人烟的荒山野领,比如还算中下等的家庭条件,比如还算支持其读书的父母。

3)在以上两点的基础上,有极强的自我奋斗的欲望,能摆脱贫困文化的困扰,相信(不管是不是有现实的根据)付出就有回报,并能持之以恒、全神贯注地付诸实施,“一心一意谋发展”。

4)要付出若干倍于强者的努力(才可取得与强势者同等的一点点成就),比如他要放弃世俗的所谓享受生活 ,要忍受苦为清修卧薪尝胆的熬炼,要挣扎过看不到出头之日的心理、思想的双重折磨。他唯一可以运作的就是作为人力资本的自己,所以对此他要运作到极致才有可能赶上强者,进行有时是残酷的“自我剥夺”,比如山东等地中学生竞争之惨烈。

5)须有形式公平、机会均等的竞争规则,不能是赤裸裸的裙带关系和直接按出身分配社会地位。

6)运气不能坏,因为底子薄,经不起折腾,一个机会没抓住,就永远的失去了——小布什年轻的时候可以作个花花公子也不耽误他成为美国总统,克林顿则必须步步为营,得从小一直保持出类拔萃。因此,只有那些天赋甚高、意志顽强、运气和机遇又不赖的家伙们,在相对公平的规则(比如所谓机会均等)之下,才有可能通过此路径,以自身的积极行动来改变命运。

    此路径是最为人们所提倡的,是在大众媒体上最为显耀的。但其实此路径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的宽广,其被走通的条件繁多而苛刻——这一点是人们所忽视的(也是被忽悠的结果)。所以,如果人们真的打算把这条路径作为一条通途,那就必须认真地为此创造(可以创造的)条件。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对于那些绝不向命运屈服的(主观能动性强的表现之一)弱者们来说,这一条路往往是他们唯一能抓住的稻草了。正是因为他们在其它各项资源上的弱势,他们才必须将作为一项人力资源的自己开发到极致,才必须在生活的斗争中全神贯注、忍辱负重、不畏付出、勇敢坚毅又灵活机智地利用好自己仅有的这一点资源。你也许可以认为他是不理智的(代价过高),是苦行僧,是“唯意志论” ——但是,如果他不想一直作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他是否还有其它更好的办法?对弱者来说,人无法选择命运,但还好,还能于命运中进行(有限的)选择,而且,可以进行选择的范围将随着他地位的步步提升而逐步拓宽。

附录七 我花了18年时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路径8:精英暴力革命。

此路径与其它路径最大的不同在于,上述路径的前提都是要遵循现有秩序(无论其多么不堪),而精英暴力革命却是要打破现有的社会等级秩序,不要再讲什么“君君臣臣”这些有利于强者们的既有社会规则(为此要有一套革命理论),并以血与火埋葬之。此时的领导者并非绝对弱者(即最底层的弱势者),相反,他们必须要相对于绝对弱者(如奴隶,如破产流民,如本来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而言,是一个相对强者,最起码要有思想上、宣传上和组织能力上的优势,以便于将绝对弱者们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可与强者们(社会统治集团)一搏的团体。这些暴力革命的领导者,实际上是社会的精英一族,不过他们或者本来是一心地求功名却不公平地排除在了体制之外,或者具有远大抱负,一心要创建一个“美丽新世界”,总而言之,他们是体制外的精英。

此路径有两大限制:⑴只适用于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之乱世,而不适用于太平之世,而且风险奇高(一旦成功,收益也奇大)。当然,此途径对升斗小民是不适用的,“一将功成万骨枯” ,多少小老百姓的性命、多少代人积累下的财富,此间将烟消云散!很明显,此途径只能使极少数非绝对弱势主体们急转崛起,而对整个社会却绝对是个灾难。⑵只适用于一个社会的等级结构(政治经济利益的分配结构)层面上,因为在较低层面的强弱分化中,会有现存秩序的维护者(更强大的主体)来阻止弱者团结(亦对现状深为不满的)更弱小者们来挑战现有秩序。比如,带领饥民“杀富济贫”者,除非暴动转化为全国性的揭竿而起,将矛头直指当今政权,尚可一搏,否则迟早必惨败于朝廷的镇压或接受招安。

附录八 首先地,应当谴责谁?

    说到底,首先应当谴责谁?是底层民众,还是社会精英?那些掌握着绝大部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舆论资源与相应权力的社会权贵精英们,直到社会崩溃开始的那一刻,还在竞相搜刮与剥削,比赛着谁能更快更狠地积累各种资源。社会因此快速地腐烂,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激进主义、平均主义、极端主义、(某些)恐怖主义和无政府状态。此时,……

 路径9:弱势者在子博弈中利用局部强势战(总体上的)强势者而胜之,积小胜为大胜,最终全面地战胜原强势者,自己成为新的强势者 。 在一个特定博弈中,全局意义上的弱势者可以用这样的战略来战胜全局意义上的强势者:弱势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自己在少数的某些项资源、博弈能力上的强势(如果连这少数项的强势也一点没有,那就真没办法了),在更具体、更微观的次一级子博弈中形成强势(或者说形成上一层级博弈的局部强势),来不断获得局部胜利,积小胜为大胜,慢慢地改变总体上的博弈形势,逐步使自己成为总体上的相对强势者,决战,从而最终战原先的强势者而胜之。此路径适用于强者、弱者直接的对垒中,且对弱者的博弈能力要求极高。

路径10:弱者们的团结与自我组织 。

典型的实例为工会运动 。虽然单个弱者微不足道,但地位与利益相同的弱者们可能在人数上具有优势(如果连这一优势也没有呢?),组织起来才可能将他们分散的微弱实力凝聚成可以与强者一搏的整体博弈实力,从而才可能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与“路径8:精英暴力革命”类似的是,这种团结与组织其实也有赖于其中的精英分子 。

此路径的难处至少有二:⑴弱者们在政治、文化上的不成熟,使“搭便车”的机会主义心态普遍性地存在;⑵弱者们人穷志短,极易被分化瓦解,尤其在他们中有人总想着给强者当“狗腿子”和“二奶”(见上“路径3:依附强者”),以换取自己地位的相对改善时,强者很容易地施展出“拉一些,打一些”和“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政治手腕,从而又回到弱者被强者各个击破的老路上。

路径11:面对强者的剥削和压迫,打又打不过、说又说不过(忽悠又忽悠不过),弱者只能无奈地接受受气与受欺的地位。为避免于绝望中沉沦,而至疯狂或自杀,(即使只)作为一种精神与心理上的自我保护措施,只得逃避与退缩,以道德、宗教 或大众日常生活哲学的方式,自欺欺人地,或者以道德与精神上的“高贵”来自我陶醉,或者寄希望于天国或来世的永恒幸福,或者身体力行软绵绵、温吞吞的“知足者常乐”等“弱者哲学”,以求精神上的安慰与解脱。

在道德上,极端的情况下,受苦受难甚至具有了一种道德美感,所谓“高贵的穷人” 。在宗教上,于现实社会中地位极不平等的人们,终于在“上帝”面前“平等”了——于是,弱者获得了精神慰藉,强者获得了良心解脱,而强弱分化则以这种方式得到了维护。在大众生活哲学上,比如有“平平淡淡才是真”之类。

路径12:更(最)强者的干预:政策法律之调控。

当弱者的利益过度受损时,他自然会向政策法律求救,希望政策法律(实际上是一个更高的、合法的暴力)站出来在自己这一边,保护作为弱者的自己。强者之间陷入过度竞争的陷阱,虽欲减弱竞争强度但无奈处于“囚徒困境”的结构中而无法达成有效的限制竞争协议时,他们会要求政策法律出来作为协议履行担保人,惩罚胆敢违反限制竞争协议者。

由于社会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和长期化,作为最高合法暴力拥有者的国家及其统治集团,从其“真正的”利益出发,也必会以政策法律来干预社会,以应对内、外两方面的压力。问题是,这时的政策法律,是一种什么样的政策法律,其进行了什么样的干预?

3.4 彻底打碎“旧世界”?

    以上12条路径都是人们在承认强弱分化律之存在条件的前提下,只针对强弱分化本身可能有的反应。那么,针对强弱分化律之存在的条件,我们能做什么呢?应承认,在目前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能力下,在社会文化还未发展到劳动成为人自我发展的第一需要的情况下,牺牲了无数弱者的血泪汗的资本私有制带来的竞争,极大地刺激了物质生产的发展。尤其是目前存在国际竞争的形势下,为了避免整个民族在到达未来美丽世界之前如北美印第安人一样早早地被彻底击溃,作为一个还不够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我们不得不“自我剥夺”,不得不大力追求效率——只要这种追求在到达目标之前不会将我们拖垮。

    所以,在目前现实的行动中,我们对强弱分化现象进行批判的目的,与其说是要马上彻底地摆脱它,不如说是为了在挑明现实可能的情况后,以无比的奉献与努力,来防止其最恶质一面(这一面会使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民族国家落入分裂、停滞和内耗不止的陷阱)的膨胀,来一步一步地不断进行改良。

第四章 强弱分化律的法律意义

 

    在不久的将来,在博弈资源私有制、家庭、一夫一妻制等一系列人类社会的基本组织制度不能被彻底改变的情况下,强弱分化律无法被彻底消灭。关于如何促进博弈资源私有制之消灭的问题,既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又超出了本文的能力,下文不再论述。以下将主要讨论面对强弱分化的现实,(性质上首先是维持既有现实基本利益秩序的)政策法律应当且可以实行的改良性行为。

4.1 正反馈机制与政策法律的干预

只有政策法律有望成为能普遍性地打破正反馈机制的因素。义务教育制度、累进个人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免征制度、(奢侈品)消费税制度、累进遗产税制度(我国暂无)等就可以看作是对抑制正反馈机制的努力。然而,现实中有很多政策法律是在强化正反馈机制,是以公共权力在人为地加强强弱分化。例如,(原)义务教育经费的各地方自筹为主 ;高考录取分数线、录取比例的悬殊差距(全国);(完全以行政力量培育的)重点学校制度(全国各地);“高层次留学回国人员”子女中考加分政策(北京、上海、南京、苏州等地);民营企业前100名的纳税大户,“其控股企业主的子女中考均可享受加20分的照顾”,外商子女也参照执行(福建漳州) 。

4.2 博弈机制与政策法律的干预

    没有博弈资源、博弈实力的平等,没有博弈地位的平等,就没有博弈结果的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会不断地来扩大自己,而政策法律就是一项关键的博弈资源,谁拥有了它,就拥有了最高的、合法的暴力支持。因此,政策法律有望成为弱者可以倚恃之来一定程度提升自己博弈地位的重要资本,这样的政策法律粗略的统计有: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对少数民族代表在名额上的特别照顾——《宪法》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2)、对妇女、儿童的特别保护——《宪法》及《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3)、禁止公用(垄断性)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禁止(财大气粗者)低价倾销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
4)、对消费者的特别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5)、产品责任制度,产品生产者的无过错责任制度——《产品质量法》。
6)、商业银行破产时,除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外,优先支付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商业银行法》。
7)、禁止内幕交易行为,上市公司重大事件的报告和公告制度——《证券法》。
8)、事实劳动合同关系制度,禁止使用童工,特别保护未成年工和女工,特殊岗位的劳动合同最长不得超过8年,无固定期合同制度,程序上严格限制劳动单位规章成为审理劳动争议的依据,最长试用期的限制,禁止用人单位收取保证金、抵压金,对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限制,协商集体合同的劳工代表于协商期内自身劳动合同自动延长的制度,标准工时制度,休假休息保障制度,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对扣除工资的限制,最低工资制度,劳动争议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归属制度——《劳动法》。
9)、禁止技术进出口合同中含有限制性条款——《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
10)、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条例》。
11)、限制律师附条件收费——《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
12)、对暴力犯罪的惩罚,在强奸罪中对幼女、患精神病妇女的特别保护,在猥亵儿童罪、引诱幼女卖淫罪、嫖宿幼女罪和引诱未成年人聚众 淫//乱罪中对未成年人的特别保护——《刑法》。
13)、对参与诉讼的少数民族人员、盲人、聋人和哑人等的特别帮助制度,申诉案主体扩大制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别保护制度 )——《刑事诉讼法》。
14)、可撤销民事行为制度中的显失公平制度、乘人之危制度、欺诈胁迫制度——《合同法》。
15)、对格式条款之订立、解释与适用的严格限制——《合同法》。
16)、禁止贷款人预先于本金中扣除利息,限制自然人间借款的最高利率——《合同法》。
17)、供电、水、气、热力企业的强制缔约义务制度——《合同法》。
18)、禁止抵押合同中设立流质条款——《物权法》。
19)、从属专利的强制许可制度——《专利法》。
20)、在遗嘱中必须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份额,遗嘱对此份额的处分无效——《继承法》。
21)、侵权行为归责原则中的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民法通则》。
22)、特定情形下的表决权禁行制度,股东代表诉讼制度,限制股份有限公司高管转让本公司股份制度——《公司法》。
23)、《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直接对商业合作条件的干预。

4.2.1 对掠夺性交换的干预

    对抢劫暴力的干预,大家都无疑义。这里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国家是否应干预镇慑暴力下的掠夺性交换?在掠夺性交换中,强者实际上是利用了一种“反政治的政治” 的手段——名曰反对公共权力对私人合法权利的干涉,实际上,暗地里却借助于公共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强者地位,维护自己借助于强者地位而对弱者进行的大肆剥夺。

    上述过程可以从这个问题的角度来考察:在一个具体的博弈中,政策法律资源是对于强者有利还是对于弱者有利,它是站在哪一边的,是掌握于谁手中的?强者依靠着“法律对财产的平等保护”来维护着自己凭借之为强者的私产——你穷得吃不起饭时,只能以可怜的低工资(如珠三角低附加值制造业中的打工者)或稍高的但以生命为代价的工资(如矿难频出背景中的矿工),来乞求资本剥削自己,在被欠薪时只会被当作皮球似的踢来踢去、敷衍塞责,但你绝不能“吃大户”,绝不能暴力讨薪,否则,对不起,公共权力会以合法的暴力来惩罚你 。同时,在强者凭借着自己在物质资源上的强者地位,以掠夺性交换的方式来剥削弱者时,若政策法律要出面干预这种状况,便会被强者告知:“公共权力,你越界了”。所以,强者并不是真正的想要所谓“没有公共权力干涉的自由”,他们想要的,其实是这样的“自由”:有政策法律保护自己的强者地位,但是同时,政策法律不得干涉自己利用强势地位剥夺弱者。此时的强者,是何等“自由”!此时的弱者,面对政策法律的缺失(以“自由”的名义而“国家退出”),甚或干脆偏向强势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强者去“自由”!

4.2.2 以《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为例

    国内零售行业发展迅速,一些连锁型大卖场(大型超市、大型百货公司等)逐渐垄断了商品零售主渠道(大城市中尤其如此) ,它们滥用销售终端的优势地位,“店大欺客”,以各种名目 ,恶意占压、拖欠供应商货款,将大量交易责任、风险、损失转移给供应商,在交易过程中普遍性地损害供应商的权益,使后者怨声载道 。同时各大卖场之间的竞争也使他们竞相掠夺供应商否则就可能在竞争中失败。面对这种现象,以商务部为首的五个国务院组成部门于2006年10月12日联合发布了《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 ,其主要内容摘要如下:第六条 零售商不得滥用优势地位从事下列不公平交易行为:......

    这样,政策法律就直接地介入了商业交易这样一个“私”的领域中。用那种浅薄的个人主义的观点来看,零售商并未以暴力手段来强迫供应商,供应商既然没有断然拒绝而是就范了,那就说明他还是有利可图的,就还是自愿的,就不应当受到“公权力”的干预,否则后者就是侵犯了人们的自由。然而,当你自己就是供应商时,你一定不会这样来考虑问题。本来属于自己的利润,不断地被零售商侵蚀而又拿他没有办法时,你或者团结所有供货商以“停止供货”相抗争,或者要求负有维护商业秩序的公共权力部门出面保护。面对一地只有极有限的一两家大卖场和全国同类商品供货商蜂拥而至的现实情况,前者显然不可行。

    同时,此时的零售商也处于一个尴尬境地。一旦有一家零售商开始挤压供应商的合理利润,其竞争对手就必须跟上,否则就会在竞争中处于落后的地位,就可能从此走上了败落的道路。这种情况下,商务部等五部门出手了。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我国零售市场出现零售商、供应商关系激化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国的商业零售企业掌握着市场终端,商业零售企业的兼并重组加强了各零售巨头的市场垄断力量,同时使得市场中的零售巨头有足够的资本盘剥供应商。而作为生产厂商,其没有能力自建销售渠道,必须依赖于零售企业,这使其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必须接受零售企业苛刻的要求。在这样的整体大格局下,掌握供应商命脉的零售巨头通过扼住供应商生命咽喉的方式令其屈服,从而实现自身利润的最大化。只要零售商的市场势力足够大,供应商仍然必须就范。如果有某个供应商胆敢向有关管理部门进行举报,其在商品入库、陈列、促销等各个环节都会遭受零售商的莫名刁难,零售商可以轻易找到理由拒收其产品,可以自主决定把供应商的产品陈列于显眼地区,还是偏僻的角落,甚至可以在货架上的产品售完后,故意不及时补充新货,从而影响供应商的产品销售量,进而对供应商的收入产生直接的影响。这样,即使拥有一套完备的维持零售商与供应商关系的法律法规,但是商务关系中拥有主动地位的零售巨头仍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变换各种名目向供应商索要费用,利用直接或者间接的手段压榨供应商。

    然而,这并不代表《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是个毫无作用的摆设。它的作用在于使强势的零售商运用其强势时的成本增加,不再那么明目张胆,换言之,它使弱势的供应商的博弈地位有所提高。 在目前的基本社会制度与规则下,这已经做到极致了。

4.3 博弈机制与政策法律的干预方向

    上文中,本文一直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政策法律的干预一定是偏向弱者的,而不是偏向强者的,甚或是(以保护弱者为名来)强弱通吃的。这样,我们又回到了本文引言部分曾涉及到的这样一个事实:当代中国社会的最强势者,是一个以自己和其父辈所掌握的政治或行政权力起家,到目前已经全面掌握了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本文认为,在利益博弈的视野下,用以下博弈分析框架进行分析,事情仍可以向良性的方向发展。

4.3.1 四大类主体:外国、国家(最高统治者与其代理人)、强者、弱者

    国家与外国是同一个层次的主体,它们(作为民族国家利益共同体,作为最高统治者利益的化身)之间的利益是有冲突的。一国之内,国家治下的“私”领域中,在某个特定的博弈关系中,一般而言,可以发现其中有相对强者,有相对弱者。他们有利益冲突,但都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国家政治与行政权力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最高统治者与其下办理较为具体行政事务的官员之间,利益也有冲突。前者往往从全局与历史着眼,相对而言,追求的是较全面和长远的利益;后者则往往倾向于追求一地一时为官的利益。在最高统治者要依靠下级官员实现其较全面、长远的利益的意义上说,后者是前者的代理人,而且常常是个难以驾驭的代理人。

4.3.2 国家的三种身份与三大职能

    在强弱分化律的作用之下,暴力及其它资源上的最强者,面对社会利益关系长期化和复杂化的现实,为了实现(自己)“真正的”利益(长期化、最大化的利益),必会主导建立拥有最强大之合法暴力的国家。

    在强弱分化律的作用之下,处于强势地位的强者们:①为了使自己的优势能够长期化和固定下来,必须合法化现有利益秩序,也就必须支持一个有利于此目的的一个政权的建立;②为了避免与其他基本处于同一博弈地位的强者们,产生非理性的过度竞争而损害(自己)“真正的”利益,会有对“军备竞赛”进行限制的要求,而此时处于“囚徒困境”中的这些相对强者们来说,只能依靠一个更强大的主体——国家——来进行这种限制。

    在强弱分化律的作用之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弱者们自己无力摆脱被剥削、被压迫的境地,自然而然地,他们会乞灵于一个更强大的主体来保护自己,哪怕是稍或的保护。单个的这些个体是无力的,但是一旦他们被动员、组织起来,他们成了最强大资源的最强大形式——群众暴力——的载体。这对于任何一个在政治上有所追求的人而言,其危险性与诱惑性不言而喻。

    同时,以上所有的主体还有着共同的(生产性的)利益。对内的,主要是生产性的共同利益,比如“书同文,车同轨”,比如治理水患,比如制止抢劫性暴力。对外的,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民族)国家可以是帝国主义式的,也可以是弱势民族团结自保式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如果不是穷兵黩武的话,必须在此意义上予以理解)。

    国家一旦产生,这个政权及相应统治者就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生命和利益,他可以有以下两大种行为选择:⑴作为超越其下各方的一个(中立的,或偏向某一方的)调停者、仲裁者;⑵同时掠夺其治下之博弈各方的利益(不排除对各方主体的掠夺有程度上的差别)。——这是国家的第一种身份、国家机器暴力的第一个功能:一个自利的主体,追求自我满足。

    政权及相应统治者,会选择哪一种行为,视其会如何理解(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并视其掌握的资源、实力(此时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最强大的博弈主体)条件。在现代社会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中,国家必须自强,发展生产,以图自保 ,或图(在关系还未长期化、复杂化时,对“外”)进行直接的武力掠夺。为此必须发展自己的实力,这就要求首重练“内功”,为生产的发展扫清各种障碍,在政治上团结各种力量,制止无谓的内耗。——这是国家的第二种身份、国家机器暴力的第二个功能:一个团结自保或对外掠夺的主体,进行安全保障或武力掠夺。

    即使不考虑上述外部竞争的压力,面对利益关系长期化、复杂化的基本现实,政权及相应统治者为了实现(自己)“真正的”利益,也必须发展经济生产,促进政治团结,维护社会秩序。——这是国家的第三种身份、国家机器暴力的第三个功能:一个仲裁与调停者身份出现的主体。因此,作为治理工具的公共政策与法律,应当尽量的做到“公正”。这正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理解了(自己)“真正的”利益 的国家最高统治者所通常会尽力追求的。

    但在条文上已经“尽量公正的”政策法律,于一个特定的博弈中能否落实,又要看:①官员(最高统治者的代理人)、被统治者中的相对强者、被统治者中的相对弱者这三方,各是如何理解(自己)“真正的”利益;②官员(最高统治者的代理人)与被统治者中的相对强者的资源、实力对比情况,官员(最高统治者的代理人)与被统治者中的相对弱者的资源、实力对比情况,以及上面两种对比之对比情况。所以,面对其治下强弱两方的实力差距及相应的不同压力,现实常见情况是,官员(最高统治者的代理人)往往采取机会主义的做法:哪一方的资源、实力给他更大的压力,他就偏向谁 ,而对于相对弱方,则能拖就拖,能骗就骗,能压就压。

    全文至此,已经越来越超出题目所限,就此打住。

(正文完)

注释:

[①] 所谓个人层次,是指主体的层次为个体的自然人,与阶级、民族、国家等层次主体相对应;但是,企业这一层次的主体在强弱分化中的规律,并不与个人层次有质的差别,这两类都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也许巨型跨国公司除外)的“私”主体,在强弱分化中共享着并无二致的规律。
[②] 高唱着“保护权利”调调的人们,义愤填膺地要求限制政府的(行政)权力,却对“私主体”们中的强者对于弱者拥有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权力——尤其是那些极具剥削性、压迫性的权力——视而不见。这真是一种讽刺。
[③] 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4月第2版。〔英〕约翰·格雷,《自由主义》,曹海军、刘训练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刘军宁,《回归个人:重申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天益网2005年5月15日,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6782;《自由主义如是说》,天益网2005年5月15日,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6772;《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天益网2005年5月18日,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6816。
[④] 孙肖远,《富民战略:通往社会公平之路》,原载《学海》2003年第3期,见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网站http://www.jsass.com.cn/jsassold/sgdb/xh1501.htm。
[⑤] 秋风,《反垄断的逻辑混乱》,原载《南方都市报》2006年3月16日,见博客中国2006年3月16日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print/128340.html;《穷与富的政治经济学之二:市场是穷人的朋友》见博客网2006年04月18日,http://column.bokee.com/136604.html;《维护市场,而不是照顾某些企业》,
见博客中国2003年12月13日,http://vip.bokee.com/authorEdit/commentindex.php?id=18982;《探讨自发的法律秩序的思想资源——〈自由与法律〉译者后记》,见博客中国2003年12月29日,http://vip.bokee.com/2003122920046.html。
[⑥] 这证明了下文将会提到的一个观点:天真与纯真无关,天真同样可以伤天害理,而且因水平有限,其恶行往往更显得丧心病狂。
[⑦] 田学斌,《坚守常识的经济学——读〈经济学的争议〉》,搜狐博客2006年7月17日,http://xuezhaofeng.blog.sohu.com/6907748.html。
[⑧] 孙立平,《总体性资本与转型期精英形成》,载《浙江学刊》2002 年第3 期。
[⑨] 古古,《穷人缺什么》,前言第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
[⑩] 摩罗,《流浪者手记》,载《耻辱者手记》,第431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11] 《底层人群向上流动困难》,记者黄豁、侯大伟,载《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1月30日。
[12] 这种对“应然”与“实然”不作起码的区分而是一锅烩出的论述、论证方式,不知是真的有什么“学术意义”,还是只是一种忽悠人的“修辞术”。
[13] 2006年3月4日在北京杏林山庄举行的“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又称“(新)西山会议”〕上,贺卫方有类似言论:“我们说图穷匕首现……我们天机不可预测,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这个国家的真正的个人的自由……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大陆——引者注)应该朝这个方向走。”
[14] 要声明的是,这并不表示本文暗示这一对矛盾(在所有层次的问题上都)是当今中国的主要矛盾。

[15] “公域、私域”、“政治国家、市民社会”这种划分掩盖了“私域、市民社会”内部的重重矛盾,还掩盖了“私域、市民社会”对“公域、政治国家”的依赖,因而在欲全面地分析当代社会的问题时,它们是无力的。所以,下文的讨论虽然是着眼于“私”领域内部的问题,但不可避免地要从某些角度涉及到“公域”和“政治国家”。
[16] 此部分论证直接来自于〔英〕詹姆斯·E·米德的论文《不公平的遗传》,载《公平、效率与产权》,第77页-第106页,施仁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詹姆斯·E·米德,英国经济学家,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17] 准确地说,在此是最为典型的是所谓的“自由主义右派”(Neo-Liberalism),如哈耶克、诺齐克,而非“自由主义左派”(New Liberalism),如罗尔斯、德沃金。
[18] 〔英〕詹姆斯·E·米德,《不公平的遗传》,载《公平、效率与产权》,第78页-第80页,施仁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19] 〔英〕詹姆斯·E·米德,《不公平的遗传》,载《公平、效率与产权》,第79页,施仁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20] 请读者注意的是,这里指的并不是那种赤裸裸的“裙带关系”之类的现象,因为上文中我们已经假定了社会的大环境是“自由竞争”的。这里指的仅是一般的、正常的社会交往所必然带来的信息沟通。
[21] 〔英〕詹姆斯·E·米德,《不公平的遗传》,载《公平、效率与产权》,第80页,施仁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22] 〔英〕詹姆斯·E·米德,《不公平的遗传》,载《公平、效率与产权》,第80页,施仁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23] 〔英〕詹姆斯·E·米德,《不公平的遗传》,载《公平、效率与产权》,第80页,施仁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24] 〔英〕詹姆斯·E·米德,《不公平的遗传》,载《公平、效率与产权》,第83页,施仁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25] 〔美〕戴维·波普诺,“‘美丽只是表面的’?”,《社会学(第十版)》,第7页,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26]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阶级与教育”、“教育和平等”《社会学(第十版)》,第275页、第443-444页,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27] 〔英〕詹姆斯·E·米德,《不公平的遗传》,载《公平、效率与产权》,第86页,施仁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28] 〔英〕詹姆斯·E·米德,《不公平的遗传》,载《公平、效率与产权》,第85页,施仁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29] 〔英〕詹姆斯·E·米德,《不公平的遗传》,载《公平、效率与产权》,第87页,施仁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30]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阶级与社会参与”,《社会学(第十版)》,第275页,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31] 〔美〕戴维·波普诺,“常识还是科学的判断?”、“选择一位婚姻伴侣”,《社会学(第十版)》,第6页、第398-399页,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张翼,《中国阶层内婚制的延续》,载《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4期;秦海霞,《婚姻与纵向社会流动——上海市民的婚姻观念》,载《社会》2003年第10期;王英斌,《韩国婚姻注重门当户对》,载《世界文化》,2005年10月;高石钢,《民国时期农村婚姻中的门当户对规则初探》,载《固原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总第69期);韩琳琳,《社会学视角下对当代社会“门当户对”择偶观的再认识》,载《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4月第20卷第4期;〔日〕三浦展,“永恒的门当户对婚嫁观念”、“恋爱也会遇到阶层的壁障”,《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第109-111页、第122-125页,陆求实、戴铮译,文汇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另见报道:《象牙塔里的穷学生和富学生》,中国青年报北京8月8日电,http://zqb.cyol.com/content/2006-08/09/content_1472971.htm;《新任女首富杨惠妍已婚 新郎父亲是副厅级干部》,南方都市报2007年04月28日,见奥一新闻频道2007年04月28日http://news.oeeee.com/a/20070428/477315.html。还可见一些文学作品,如在长篇小说中,有司汤达著《红与黑》(主人公“于连”)、路遥著《人生》(主人公“高加林”)与《平凡的世界》(主人公“孙少平”)、刘庆邦著《红煤》(主人公“宋长玉”)等。
[32] 所以,此时的主动权实际上在优势的一方,她或他可以优先衡量对方是否符合自己的特别需求。
[33] 这一点是与教育相关的,暗示着教育的某种重要作用。
[34] 〔美〕戴维·波普诺,“地位不一致”、“生活机会中的阶级差异”,《社会学(第十版)》,第247页、第273-275页,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35] 〔日〕三浦展,“男性的分化”,载《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第44-45页,陆求实、戴铮译,文汇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36] 在此指形式上合法的,不管其是否是“正当的”(即实质合法的)。
[37] 在此指形式上合法的,不管其是否是“正当的”(即实质合法的)。
[38] 不必节省的消费与财富,用在哪里了?带来了什么其它的东西吗?
[39] 〔英〕詹姆斯·E·米德,《不公平的遗传》,载《公平、效率与产权》,第85页,施仁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40] 〔英〕詹姆斯·E·米德,《不公平的遗传》,载《公平、效率与产权》,第86页,施仁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41] 〔美〕奥斯卡·刘易士,《贫穷文化——墨西哥五个家庭一日生活的实录》,丘延亮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4。〔美〕戴维·波普诺,“贫困文化”,《社会学(第十版)》,第278页,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美〕Jay Macleod,《我不做:低收入邻里中消逝的热情》,王水雄译,载《社会分层(第二版)》,〔美〕戴维·格伦斯基编,华夏出版社,2005年12月北京第1版。〔美〕莉莲·B·露宾,《沉默的大多数——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生活》,汪泽清、张卫红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7月第1版。吕鹏,《生产底层与底层的再生产——从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谈起》,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42]〔美〕Jay Macleod,《我不做:低收入邻里中消逝的热情》,王水雄译,载《社会分层(第二版)》,〔美〕戴维·格伦斯基编,华夏出版社,2005年12月北京第1版。〔美〕莉莲·B·露宾,《沉默的大多数——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生活》,汪泽清、张卫红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7月第1版。吕鹏,《生产底层与底层的再生产——从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谈起》,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43] 这一点又是造成婚姻“门当户对”的原因之一。
[44] 这里不提正规学校教育,是因为正规学校教育在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形成上,主要是以教授社会主流文化的方式施加影响。因而,就教育教学本身而言,尤其在一个具有中国这样统一教育制度的国家,正规学校教育对不同社区和阶层主观能动性形成之影响,不如家庭教育和日常交往教育影响的区别大。
[45] 张文宏,《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资本的阶层差异》,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社会网络》,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杨婕娱,《社会关系网络在求职过程中的马太效应分析》,载《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9月第13卷第3期。
[46]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阶级、健康与寿命”、“健康与疾病的不均匀分布”,《社会学(第十版)》,第273-274页、第342-343页,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47]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阶级与法律”,《社会学(第十版)》,第274页,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48] 难道不是每个人第天都拥有24小时?是——但当你考虑到存在如下事实时——又不是:使用私家车或出租车与使用公共汽车相比,使用飞机与使用火车相比,享受银行中的VIP服务(甚至上门服务)与普通顾客排着长长队伍相比,雇员需提前预约并等候老板与老板可以在自己方便的时候随时要雇员来见自己相比,雇佣家庭保姆与家务活事事亲为相比……

[49] 〔美〕戴维·波普诺,“你得等多长时间?”,《社会学(第十版)》,第245页,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50] 〔美〕戴维·波普诺,“声望”,《社会学(第十版)》,第242页,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51] 考虑权力中的公共政治权力(政治权力的一种)时,会打破上文的“假定一”。在“假定一”中,除了极小范围的且正当行使的公共政治权力之外,是不存在其它公共政治权力的。至于现实中的公共政治权力在本文的问题视野中到底有何意义,我们在下文将会讨论。
[52] 〔美〕戴维·波普诺,“权力”,《社会学(第十版)》,第241-242页,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53] 加上上文中已经讨论过的“主观能动性”,实际上有三个较特殊的因素。
[54] 在此再次令人叹息的是,在“命运”差的人所可能具有的好运气中,相对而言,还有点普遍意义的,也就只有这两项了:一项是智商,另一项是情商——主观能动性。实际上,如果我们把“中了彩票大奖”这样的事情也算上好“运气”的话,一是会发现这实在是一项不具普遍意义的太渺茫的运气,二是会发现当此类运气降临时,在没有其它积极因素配合的情况下,给穷人带来的好处,穷人很难利用好,甚或会转化为一场悲剧。
[55] 〔英〕詹姆斯·E·米德,《不公平的遗传》,载《公平、效率与产权》,第80页,施仁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56] 请毋忘记,我们已经假定(假定一)了不存在政府的干预。
[57]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第238页,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58] 景军,《泰坦尼克定律:中国艾滋病风险分析》,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
[59] 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修订本)》,第27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北京第2版。
[60] 楼慧心,《马太效应与大科技研究》,载《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9卷第七期,2003年7月。另见金观涛、华国凡,《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第24页至第33页,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颜泽贤、范冬萍、张华夏,《系统科学导论——复杂性探索》,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61] 在此,本文并非暗示在强弱分化律的形成中,各因素的作用是等量齐观的,尤其不主张将“遗传特征”因素的影响拔高。本文采用这种不分主次因素的论证方式,其意不外是想证明,在目前人类社会的基本制度设计下,不管我们考虑到什么因素,它们之间的逻辑都是一样:正反馈。
[62]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孙立平,《总体性资本与转型期精英形成》,载《浙江学刊》2002 年第3 期。
[63] 〔美〕亚伯拉罕·马斯洛,《人的动机理论》、《基本需要的类似本能性质》、《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等,载《人的潜能和价值——人本主义心理学译文集》,第162页-第233页,〔美〕马斯洛(等)著,林方(主)编,华夏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美〕弗兰克·G·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吕明、陈红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
[64] 这里并不是认可存在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而只以已有研究成果为前提来进行演绎推理。要注意的是,人的这些基础性需要——尤其是发展与自我实现需要——的内容与表现都不是固定不变的,都或多或少地受着外界的影响和塑造。
[65] 假定既有文化是相同的。
[66] 当然,在此还要自醒,作为外在观察者的我们,在观察、理解上可能有的不足与偏颇:一个被观察者的具体行为选择,(从某些不同的角度考虑)实际上是可以很好得满足自己的基础性需要的,但作为外在观察者的我们却没有认识到,反而认为他在胡闹或是不可理喻的。比如,我们可能未能充分了解博弈主体面临的具体约束条件(甚至包括个人的特殊辟好)。再如,我们可能将视野过分地局限于一个具体的博弈中,而忽视了每一次博弈活动都会给以后进行的(不论是否与同一个对手或进行同一种类的)博弈以某种程度的影响——而博弈主体考虑到这种影响,会在一个具体的博弈中调整自己的博弈行为选择,以追求(自己)“真正的”利益,即所谓“根本性的、长远的、全面的”利益。还比如,战争中,在其它条件(如装备、后勤、天时地利等)与对方相似的情况下,以现代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定的眼光看起来纯属是“疯狂”、“没有理性”的那方军队,即由一个个深具视死如归精神的军人组成的那一方,往往能“狭路相逢勇者胜”地取得胜利,从而在整体上获得更大生存机会。——这一点在本文所讨论的逻辑中属题外话,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将假定本文已经充分地了解和认识了被讨论的行动主体所处的具体环境,及相应动机和行为选择。
[67] 张玉堂,《利益论——关于利益冲突与协调问题的研究》,第39页-第52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王伟光,《利益论》,第68-89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王伟光,《论利益范畴》,载《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第64-68页。
[68] 这里将人作为一种性资源来看待,同在劳动力资源的意义上看待人类似,只是在讨论现实生活的某一方面,绝无不敬之意。
[69] 获取的形式有:生产性活动,武力掠夺(直接使用暴力的),平等交换(对称暴力下的),掠夺型交换(不对称暴力下的),忽悠。见下文详述。
[70] 〔美〕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蒋斌、张蘅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8月第1版;《对人进行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吴珠华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71] 〔美〕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
[72] 〔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
[73] 当然,上文中已经提到过,因为即使是同一个主体的需求也是丰富的、多层次的和相互矛盾的,所以,主体相应的利益追求也必定是十分复杂的。一个具体的行动,必须具体的分析才可以预测或理解它,而不会有千篇一律的成规。
[74] 管毅平,《理性动机与利他行为》,载《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2002年第1卷第2期,第370-383页。

[75] 要注意的是,非理性或说“理性有限”要区别于信息有限,后者很可能是由强者的忽悠造成的。在拥有充分信息的人看来,信息有限的人之行为可能是“非理性”的,但显然这种“非理性”并非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那种不经过大脑认真考虑即行事的非理性。
[76] 必须说明的是,这里所讨论的博弈,与经济学意义上的“博弈”有所区别。通常在学术性文章中被讨论的所谓“博弈论”的“博弈”,即经济学意义上的“博弈”,其研究范围与本文中所讲的博弈(也是坊间和大众媒体的惯常用法所讲的博弈)的研究范围相比,是相对狭隘的和浅层次的(但并不代表其研究不精致或没有道理),其研究的主要是在相对实力、相对地位既定(这通常都是作为“预设条件”给出)的情况下,博弈各方为了取得最大化利益而进行互动性的策略选择时的规律和相应技巧〔下文将会提到,这实际只是“(本文意义上的)博弈能力”问题中的一个方面〕。但是,现实社会中,决定博弈各方利益如何分配的因素,更根本的,显然不是一些技术性的策略技巧(当然这也很重要,“妇巧”之“巧”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而是博弈实力(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米”显然要比“巧”劲儿更基础更重要),是博弈资源加博弈能力。所以说,本文所言博弈,比起经济学的“博弈”,更直指问题的实质,层次更深(只是说问题视野的层次更深,并非说是在自己研究领域内研究得更精致、更深入),更具普遍意义——博弈这种的用法和含义,可参见孙立平先生的《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版)、《中国进入了利益博弈时代》(《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1月9日、2006年1月16日)。参见王水雄,《结构博弈——互联网导致社会扁平化的剖析》,第2页、第19页、第48-49页,华夏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美〕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巴里·J·奈尔伯夫,《策略思维——商界、政界及日常生活中的策略竞争》,序言第2页,王尔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77] 比起经济学“博弈论”意义上的“博弈”(下称“经济学博弈”)和王水雄先生提出来的“结构博弈”意义上的“博弈”(下称“结构博弈”),本文所讲的博弈具有更深刻地问题视野,提出的是一种更具基础性的、更深刻的博弈理论。经济学博弈讲的是在有限的既定结构和规则下主体间互动性的行为选择策略问题,表现为一个个的所谓“博弈模型”,如“囚徒困境”、“夫妻博弈”等。在经济学博弈研究的基础上,结构博弈讲的是一个个分裂的、机械僵化的经济学博弈模型所依赖的既定结构和规则,在实际上是如何互通的、互相转换的,是灵活的、有序的和有机的,因而比起经济学博弈来,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综合”。本文的博弈则讲的是以上两种“博弈”所依赖的结构和规则本身是如何形成的——拥有不同资源和能力的主体为追求十分复杂的利益而产生的冲突与合作,或者说,讲的是形成以上两种“博弈”所依赖的结构和规则的结构和规则——(借用吴思先生的用法而含义又不完全与其相同,就是)“元规则”,所以本文的博弈可以称作“元博弈”;因其直言博弈即利益上的冲突与合作,所以又可称为“利益博弈”;又因其将博弈成败原因和相应利益分配最终归结为资源的占有与分配,所以又可称为“资源博弈”。
[78] 不另选其它词汇而是使用“博弈”一词,麻烦之处在于要不厌其烦地解释其与经济学“博弈”之不同,而有个更大的好处在于,与上文中对“需要、利益、资源”等概念的使用类似,这样可以很好地与坊间及大众媒体对“博弈”的理解和运用相衔接,使本文理论通俗易懂,无障碍地与丰富鲜活的社会现实对接,而无需过多地从理论语言转化成日常大众媒体语言。
[79] 这有赖于主体的亲自判断。
[80] 民间有人情世故曰:一个人不怕吃亏,但怕吃亏时别人不领自己的情。即,一个人不怕现实的一时吃亏,但怕将来没有回报,或者起码说,怕一直吃亏下去。
[81] 所以,为了提高潜在博弈资源的现实权重,以下两个方面是十分重要的:之一,一个人有了人们对其未来“成功”、“发达”的高度预期,他就有了虽然还只是潜在的、但却可以实实在在运作的博弈资源(所以当一个人表现的可能“成功”时,他就真的更可能“成功”了,因为这时他就拥有了额外的资源可以运作);之二,要坚持信用、信誉的名誉道德准则和坚持“言必行,行必果”、“有恩必还,有仇必报”的行事道德准则。
[82] 对资本之形态的划分,也是对作为利益载体的资源在形态上的划分。下文中将在这两种不同功能的资源上通用这一划分方法。
[83] 通常所说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属于什么资本,它们与下面所列的五种资本(经济资本、暴力资本、意识形态资本、公共规则与制度资本、人力资本)是什么关系?在非博弈的层面,“科学、技术、文化、知识”是生产性活动的“第一生产力”。在博弈的层面,“科学、技术、文化、知识”首先是人力资本的重要内容(这一点还表现在“博弈能力”上),其大大加强了人力资本的质量(但在博弈地位的形成中,只有相对强于博弈对手才是有意义的,所有各方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都提高相同的程度时,虽然对非博弈层面的生产发展有重要意义,但是却无法改变博弈形势);其次,部分的“文化、知识”又是意识形态资本的重要内容,构成了对一定利益秩序的正当性论证。
[84] 暂不讨论战争这种国家、民族层次的暴力。
[85] 得承认,这种反抗可能会发展成抢劫。但是同样得承认,最初的原因还是强者的剥削。
[86] 因为是掠夺性暴力的,所以其很可能是违法的,但并非绝对是违法的。
[87] 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修订本)》,第274页-第27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北京第2版;肖前(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册)》,第369页-第37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
[88] 或者在形态上,把意识形态看成是文化的一部分。
[89] 比如,“文化”要加上“霸权”二字(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才足以表达意识形态之意。
[90] 本文自身(若能达到足够高水平的话)性质上是否属于意识形态?当然是。本文不想如有的社会学科理论那样虚伪地自称是站在不偏不倚的中立位置,是追求的抽象的“人”的自由,因而是反对意识形态的;本文将有足够的自信来论证自己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优势和好处。
[91] 当弱势方在意识形态上完全被强势方压倒时,弱势方就丧失了思考(自己)“真正的”利益的能力,其或者可能根本觉察不到自己被剥夺、被压迫的命运,或者虽然感觉到自己的不利地位但却缺少必要的作为认识工具的“革命理论”,因而面对现实的“无形之阵”无从下手。
[92] 即使在非常态社会(如群雄并起的乱世),有朝一日,拥有了正当性(实质合法性)的非法暴力,凝聚各方面的力量,逐渐变得足够强大,消灭了先前那个合法的暴力后,最终它也要使自己成为新一代的合法暴力来源——总之,要成为合法的且必是最高的因而总是垄断的暴力!
[93] 此时一定是镇慑暴力,而不会是抢劫暴力,因为赤裸裸的武力劫掠一定是被拥有合法身份的国家暴力所禁止的。
[94] 但却可能以“偷懒”等“弱者的武器”进行消极的、“不合作运动”式的反抗。见下文“3.2 强弱分化的危害”。
[95] 如本文副标题所言,这里的主体只限于个体,而暂不论阶级、民族、国家这样层次的主体(企业这一层次的主体很大程度上可以归于个体层次)。
[96] 在第一章中,本文称正反馈机制中处于正向强化势头者为“优势者”,处于负向强化势头者为“劣势者”,与博弈机制中的“强势者”、“弱势者”相区别。
[97] 当总体上描述所有博弈主体的博弈地位时,使用“博弈形势”;当分别地描述其中的某个主体在总体博弈形势中的相对位置时,使用“博弈地位”。
[98] 从一个特定的博弈中移开注意力,宏观地长远地来看,这三种资源的重要性恰好颠倒了过来:公共规则与制度资本<暴力资本<经济资本。
[99] 在资源数量问题上,只有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一个特定博弈的某方主体身上时,才是数量越多越好。而当这种资源在其他人那里也有很多(这使得博弈对手的博弈选择空间变广阔)时,对我们的这个特定博弈的特定方主体,就不那么妙了——当然,此时仅就他自己所能掌握的此类资源而言,仍然是“多多益善”的。
[100] “作为利益谋取手段的资源(即资本)替代性选择范围”这一点,也可归入上“1、资本(即作为利益谋取手段的资源)的类别性质、质量和数量”中。
[101] 不管是目的资源的替代性资源,还是资本的替代性资源,因为它们与被其替代的资源满足的是同一种需求,即在实现某一利益中功能是相同的,所以,在功能上我们也可以把资源与被其替代的资源看作是同一种资源。
[102] 比如,“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强劳动、低工资的状况,面对多少年的道德呼吁都没有改观,而一个“民工荒”的出现便使形势有明显改变。
[103] 至此,“子博弈”、“潜在博弈资源”和“博弈选择空间”三个概念已全部出现。这三个概念构成了一个“统一、全面的博弈考察框架”所应有的立体视角:子博弈纳入了各种不同层级的(目的性的与衍生性的)博弈,这是层次的维度;潜在博弈资源纳入了以后可能发生的博弈,这是时间的维度;博弈选择空间纳入了此时此景之下其它可能进行的博弈,这是空间的维度。

[104] 对于博弈形势的判断,不仅要考虑此一个特定博弈,还要考虑其它相关博弈。社会关系越是复杂,越是如此。
[105] 在一个特定博弈中,总体上的弱势者如何战胜总体上的强势者,在此可以得到一个重要启发:弱势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自己在少数的某些项资源、博弈能力上的强势而在子博弈中形成的强势,不断获得局部的小胜,积小胜为大胜,慢慢地改变总体上的博弈形势,自己成为相对强势者,从而最终战原先的强势者而胜之。参见下文第三章“3.3 面对强弱分化,人们可能有的反应”之“路径9”。
[106] 石秀印、许叶萍,《中国社会分化的悖论及正论达成路径》,载《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107] 当然,这并不表示生产性活动过程的内部,人们没有利益上的冲突与合作(次一层级的博弈);也并不表示在意识形态上,人们不会将某主体“进行了生产性活动”这一因素,作为向他分配利益的重要根据。
[108] 相对的,主体要有足够的暴力,才能保证自己不被掠夺——但此时的暴力是以一种生产性的功能存在,属于人力资本而非暴力资本。
[109] 吴思,《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110] 这里的交换主要是指对于能正面满足主体的、“有用的、有益处的”积极利益的交换,同时也包括对于消极利益(仅仅是不受或少受伤害)的交换——后一类交换,就与“暴力掠夺”直接相关了。
[111] 大体上,这种交换之平等应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说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劳动价值”和“劳动力价格”等理论来衡量。这几个概念是论证“应然”价格的有力工具,但并不能用来很好地解释现实中的“实然”价格。
[112] 实际上,从长远来看这是必然的。之所以有时我们并未在单个的博弈中观察到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只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之一:1、强势方并不确信对方会永远这样弱势下去,为了将来可能的合作,暂时不逼迫对方进行不平等的交换;2、虽然在此一类博弈中强弱如此,但双方的关系是复杂的,在彼一类博弈关系中,强弱易位,为了在彼一类博弈中的平等交换,在此一类博弈中当然也应当平等交换。
[113] “忽悠”一词来源于2001年CCTV春节联欢晚会小品《卖拐》(作者:何庆魁等,表演者:赵本山、高秀敏、范伟),其后风靡全国,如“留神减肥广告忽悠你”。此词极具中国特色,国人皆能对其心领神会。本文在此借用之,是因为:⑴与前文 “博弈”一词类似,忽悠一词可以无需要过多转换地进入人们的日常交流经验;⑵忽悠这个具有动词性质的词汇,可以总括地表达以下几个词汇单独所不能表达的意思:哄、瞒、蒙、骗、愚弄、恶意引导、误导、欺骗、欺诈、蒙骗、哄骗、瞒骗、瞒哄、(精神心理的)信息操纵、思想意识操控、洗脑等,总之是在非肉体、非经济的思想、信息、认识等领域和层面进行的与利益冲突、利益分配有关的行为,其形式可以是辩论、讨论、教育、宣传、新闻报道、影视与文学作品、学术研究论证等——这很适合本文的博弈分析框架。
[114] 包括根本没意识到自己被剥夺的情形。
[115] 这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都是直接地来论证利益问题的,它可以以所谓“品味”、“高尚生活”、“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之类的面目出现。此时可以称其为文化。
[116] 沃勒斯坦在《自由贸易规则的“双刃”》一文中,对于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曾语带讽刺地说道:“规则的麻烦是,其他国家的人也能利用它们。”
[117] 在此要切记,不能只记得农民、工人等劳动者在生产活动中所作出的贡献,还要记得科学家、商人、管理组织人员、公务人员、军人、教师、医生、律师、作家、艺术家等等的职业活动,也作出了生产性的贡献。可以将后面这些主体的职业活动理解为:a、农民、工人顺利进行(扩大)劳动与(再)生产的必要条件;b、满足人们审美等精神需要的一种生产性活动。因而,本文将以上所有这些活动统称为生产性活动。当然,现实中我们面临着农民、工人收入不成比例的低,而管理组织人员、公务人员等收入不成比例的高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形成是因为后者利用其博弈强势剥夺了前者的利益(另外,还有不可忽视的西方跨国资本对第三世界进行剥削的影响),是博弈结果的非公平造成的,并不能否定这些职业是有着生产性功能的(问题只是,这种生产性功能会成为这些博弈强势者的口实,被其拿来“说事儿”,大肆忽悠博弈弱势者)。
[118] 严格地说,应当将不平等交换与掠夺性交换相区别,前者指所有非平等的交换,后者指不平等严重到一定程度失去其道德基础的不平等交换。本文在不影响结论的前提下,将混用两者。
[119] 〔美〕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孙非、张黎勤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宋林飞,“第三章 交换论”,《西方社会学理论》,第165页-第24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美〕乔纳森·H·特纳,“第18章 辩证交换理论:布劳”、“第19章 交换网络理论”,《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7版)》,第278页-第289页、第290页-第305页,邱泽奇、张茂元(等)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7月北京第1版。王水雄,《结构博弈——互联网导致社会扁平化的剖析》,第3页-第4页,华夏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120] 这种底线与代价并非固定的,也是变化的。

[121] 如果主体B利用其强势对主体A进行了掠夺(性交换),那么,此时的暴力就是一种暴力资本;反之,如果主体B没有利用其强势对主体A进行掠夺(性交换),那么,此时的暴力就是一种安全保障人力资源。
[122] 如果连一点(对方需求的)资源也没有呢?那就只剩下伦理资本(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资本)了——看着一个人饿死是不对的,这会使人遭受良心的谴责——可是,这多么地靠不住啊。
[123] 否则主体B一开始就不必向主体A寻求资源Y。(之后,可能,主体B在克服了最初的困难后,发现替代性资源其实更佳,从而彻底地摆脱主体A在资源Y上的强势。)
[124] 实际上,此时的某些情形下,以“保护合法私有财产”为名的法律,事实上充当了镇慑暴力的角色。
[125] 在“世界体系”这样的国家、国际层次的博弈中,显然,是并无此疏漏问题的。
[126] 吴思,《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127] 若不及时加以制止,就会形成“劣币逐良币”,使抢劫暴力泛滥开来。
[128] 耶律楚材就是用这个逻辑来说服了元太宗(窝阔台)停止对汉人的屠杀,见《元史·耶律楚材传》。
[129] 林则徐就是用这个逻辑来说服清道光帝禁绝鸦片的:“烟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
[130] 如王朔的小说《我是你爸爸》的结尾部分,“儿子”马锐对法官所说的道理。
[131] 实际上,这里还没有考虑,在强势者之强势下,弱势者看待事物的角度、层面等,已经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强势者的影响(包括意识形态上的)。因为看待事物的角度、层次等决定了观察者所能看到的事实与思考范围,所以本身即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人们对事物的看法。也就是说,弱势者们在还未进行观察与思考之前,因为其在观察方式、方法上受到强势者的影响,就已经处于了不利地位,从而决定了最后的结论对自己不利。
[132] 因为相对于无限复杂的、处于不断变化中的现实而言,人们的精力、注意力和信息处理能力是很有限的(尤其是被有意忽悠后),所以对一些假问题或细枝末节问题的关注,会使人们疏于关注真正的和关键的问题所在。在技术层面上,忽悠者经常如此处理:拿一些原则上没错的(抽象地来讲没错的)道理,来掩盖在具体情况下的关键关系。
[133] 比如,有人把晚清政府在外交细节中的失误(而且必须是以现代西方的标准来看才算是“失误”),作为了帝国主义侵华的原因,却闭口不谈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历史大背景(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中国青年报2006年1月11日)——这种忽悠,事实上造成了为作为强者而侵华的西方帝国主义辩护的效果(恐怕当代的西方学者们自己都不好意思持这种观点);参见后文“附录七”。再比如,有人会持这种逻辑,说农民工素质如何如何的差,使城市里的治安、市容等等出现很多问题,而闭口不谈农民工从教育到工作到精神上,所受的歧视、欺凌与压榨——这事实上是在推卸强者对弱势者的不幸遭遇应负的责任,进一步地,更是占领道德制高点,把强势者的高人一等正当化(当然,若只是谈农民工的孤苦、无奈这一面,也会走入另一个误区——但是我们都知道,这种事情大概永远也不会发生,而假若有一天真的发生了,估计那也是强者们内部发生互相争斗时,需要从此处借力;参见后文第三章“3.1.2 强弱分化律的若干子定律”之“子定律四”)。
[134] 〔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10版)》,第33页-第34页、第36页、第43页,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
[135] 在这个意义上,一切理论都是片面的。因此,我们对各学科及其中的不同流派在认识上的局限性,要有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对自己所专的理论,要承认其只提供了看世界、看问题的很有限的方法。负面的例子有,“经济学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万能论”、认为法律可以独立于社会来决定一切的“法学家的幻想”等。一个更具体的例子是,当一个经济学家说“经济学不讲道德”(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载《读书》1998年第6期))时,他本应怀着一种无奈的心情,但其顾盼自雄、沾沾自喜之态,恰反映了自己在认识论上的无知,就像鲁迅先生说过的,明明是自己长了个脓疮,却无知地炫耀于人说“红肿之处,艳若桃花”(《热风•随感录三十九》)。
[136] 本文自身当然也是如此,并不会宣称自己包医百病。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强调总是被含糊其词、一掩而过的弱者总是很倒霉的事实,挑明强势者不愿说破的自己欺负弱势者的花招(曾经有过站在强者一边来对这一现实进行局部的描述和研究的著述,如韩非的《韩非子》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而本文则试图全面地来研究这一现实,不但要说明这一现实对强者意味着什么,尤其要说明这一现实对弱者意味着什么)。
[137] 当然,实际的过程,不会是强势者先选好范式,再来进行认识,而是如此这般:只管先找到自己的“理”,这期间自然而然地就有一个认识方法的问题。
[138] 此种例子,最明显的之一是,美国在一系列问题上有所谓的“双重标准”。而国内,比较近的例子有,垄断部门面对消费者,将能涨价的事项,统统“与国际接轨”,而在加重自己义务与负担、服务消费者的事项上,好像从来没有过“接轨”这回事似的。另见鲁迅《“友邦惊诧”论》,载《二心集》。
[139] 比如在猛兽类自然野生动物保护中,自我感觉良好的好市民们,只是鼓吹穷乡僻壤的土著居民应善待这些又伤人又毁庄稼的无情野兽,说是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云云。可全不顾,保护的成果是全人类享有的,而保护的成本只要由这些一点也没有现代环保意识的未开化的愚民来负担。
[140] 即此时还不考虑强势者凭暴力“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情形。
[141] 〔法〕P·布尔迪约、J·-C·帕斯隆,《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12月第1版。〔法〕P·布尔迪约、J·-C·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11月第1版。〔法〕P·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9月第1版。
[142] 即使游戏规则真是公平的,无疑强势者也会比弱势者更快地适应它,更好的利用它。
[143] 弱势者应当这么办:解放思想,有意识地抵制有利于强势者的规则,“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毛泽东语)。比如在红军的“反围剿”时期、“八路军”的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军的解放战争初期,我党军队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游击战、运动战和人民战争扬长避短,而火力凶猛、擅长阵地战和大兵团作战等“正规”作战形式的敌人,则大骂我军“土八路”、“不是真正的军人”。
[144] 不但要考虑此特定博弈中的利益,还要考虑根本的、长远的、全面性的利益,即还要考虑此特定博弈与其它博弈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些考虑会在对以下事项的判断中表现出来:“一切可能采取的策略”中到底哪些是“可能”的,“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中到底哪些是“可以”的。
[145] 弱势方很可能在博弈的此初始一步中,即处于了不利的境地:他所拥有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观等由强势方(所属阵营)主导的意识形态,使他将实际上是更有利于强势方的事物,误认为是(自己)“真正的”利益。弱势方在此要防止被“信息解读忽悠”。
[146] 在此,弱势方很可能再次显出弱势:他所能调动的资源与个人能力,在信息搜集、处理上的实效,都不如强势方。弱势方在此要防止被“信息蒙蔽忽悠”。
[147] 在博弈资源和博弈选择空间上弱势的弱势方,终有了一个也许可以与强势方一搏的项目:博弈主观能动能力。弱势方在主观能动性方面的付出,也可以理解为把自己作为人力资源而不吝作出的牺牲。
[148] 这主要指博弈理智能力。在此,弱势方很可能又显示出弱势地位:博弈理智能力信赖于他的智力天赋潜力、他所接受的教育(学校的、家庭的、身边朋友的)和他来自以往经历的经验,而这些,他哪一项又能与强势方相比呢?
[149] 很明显,弱势方在此必会显出弱势。
[150] 孙立平,《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特征与原因》,社会学博客2007年2月10日http://blog.sociology.org.cn/thslping/archive/2007/02/10/10972.html。
[151] “正反馈机制”再次出现。
[152] 王绍光,《台湾民主政治困境,还是自由民主的困境?》,原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7年3月号(第65期),249-256页,见乌有之乡网站2007年5月9日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0705/18393.html。

[153] 如前文的注释中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博弈选择空间”也可以理解为主体是否垄断了作为博弈目的的资源(及此目的资源的潜在替代资源)。
[154] 楼慧心,《马太效应与大科技研究》,载《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9卷第七期,2003年7月。
[155] 同前文一致的是,这里的生产不但指物质性的生产和劳动服务,还包括思想、制度上的创造。
[156] “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农村中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87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157] 张荫麟,《中国史纲》,第199页,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158] 老子:“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七十七章(砭时)》,第184页,饶尚宽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9月第1版。另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25章第29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159] 当然,这时造成的恶劣现实后果一定会给坚持这些强弱分化条件的人以沉重的教训,只是在这之前,小老百姓的血泪汗,早就被一代又一代的榨干耗尽了(苦难,首先是弱者的苦难)。
[160] 《美国“反恐战争”开销直逼越战接近6000亿美元》,北方网2007年1月18日,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07/01/18/001522451.shtml;《“金山”堆就美军反恐战争》,中国新闻网2006年10月11日,http://www.chinanews.com.cn/gj/hsdgc/news/2006/10-11/802732.shtml。
[161] 马克思、恩格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2003年2月第1版。林慧勇,《重新认识私有制的命运——读马克思恩格斯论私有制》,载《兰州学刊》1989年02期。
[162]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第1版。〔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主)编,《一个未完成的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黄光华、徐力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163]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64] 〔英〕詹姆斯·E·米德,《效率、公平与产权》,载《公平、效率与产权》,第63页,施仁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165] 在强弱分化律形成的条件被消除以前,不可能根除它。此时,只能在这三种分化类型中先择一个还算良性的。
[166] 在此,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假定有这样三种强弱不等的人,从强到弱依次是:强者、相对强者、弱者。
[167]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假定有这样三种强弱不等的人,从强到弱依次是:强者、相对强者、弱者。
[168] 当然,他们不会直接地说这样会妨碍自己的自由,他们如此忽悠:这样会妨害“人”——一个抽空了外界条件和内在素质的人——的自由,也就是暗示说,这样会妨害所有人(包括弱者们)的自由。
[169] 此时,这些最弱小者甚至根本没有进入人们的观察视线。说白了,他们的实力已经弱小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最讲“正当性”各种高贵的政治学说,都当他们不存在。这充分暴露了所谓道德政治只是实力政治的道德化表述而已——当你一丁点儿利用的价值或反抗的能力都没有时,你连被“道德”考虑一下的资格与机会都没有——比如以前的溺婴和现在的流产、引产,再比如那些在历史中被彻底消灭了的弱小民族。
[170] 国际层次的,比如犹太人在西方大国那里的苦难,要从更弱小的巴勒斯坦人那里找回平衡。
[171] 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修订本)》,第19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北京第2版。
[172] 思想、文化、制度等非物质性的事物也是如此。
[173] 这时,强者所增加的收入,除了由于物质技术进步带来的那部分外,还有相当部分来自于消灭了原先地方性的剥夺者后接收的其剥夺份额——《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中作者那份小人得志似的喜不自禁和洋洋得意正来源于此。参见《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何帆、肖莹莹、郝正非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74] 〔美〕罗伯特·法兰克、菲力普·库克,《赢家通吃的社会》,席玉苹译,1998年2月第1版。
[175] 法律本身即常态社会的游戏规则,是倾向于保持既有秩序的。
[176] 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177] 康晓光,《中国财富分配三大差距的演变及其控制(下篇)》,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杜会科学版)》2000年7月第17卷第4期,第5页-第9页。
[178] 〔美〕文森特·纳瓦罗,《不平等就是不健康》,载《天涯》2006年第2期。
[179] 〔美〕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180] 孔子,《论语·季氏将伐颛臾》。
[181] 《政协委员窦瑞华昨天在政协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建议——完善表达机制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北京青年报》2007年3月12日报道。
[182] 王造时,《对内的平等》,载《人与国家》,第217页-第220页,夏中义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
[183] 出自《诗经·小雅·鹿鸣之什·常棣》。
[184] “我爱国,可是国爱我吗”(老舍《茶馆》),“‘我爱北京天安门’,可是北京却不爱我”。
[185] 尤其悲惨的是,由于并不存在一个对地球上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个人都负有政治责任的世界政府,所以全球体系下被剥削、压迫的(第三世界)民众,连一个施加些许政治影响以求获得一点怜悯与保护的对象都没有。
[186] 《湖南力破六合彩“玄机”》,载2004年7月8日《南方周末》;《西进,从湖湘到云贵 地下“六合彩”攻城略地》、《地下“六合彩”十年蔓延之道》,载2007年4月5日《南方周末》。
[187] 民谚“弱不可守,强不可久”,可如是观。
[188] 对于投靠强者、被强者扶持的次强者而言,他要清楚自己对于强者的价值主要在于强者存在更重要的对手,因此,为了避免兔死狗烹的结局,他必须“养敌自重”,为了避免被主子出卖和牺牲掉的结局,他不能将矛盾的焦点聚于自身。
[189] 国际关系层次上,比如日本的结盟外交政策。见李广民,《与强者为伍——日本结盟外交比较研究》,第245页-第247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190] 这时的“阶级感情”真是靠不住。
[19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312页,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
[192] 这时读者就可以知道,强者们平时鼓吹自己是多么地热爱“自由竞争”,实际上只是热爱自己可以轻易战胜弱者的那种自由竞争,一旦这种自由竞争不利于自己的时候,他们就不高兴了。
[193]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甚至现在,我国的经济政策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194] 自我压缩非刚性需求,“无欲则刚”。
[195] 所以,读者可以理解我军在武器装备等方面大幅落后的情况下,要反对“唯武器论”带来的失败情绪,同时为什么又往往走向了“唯意志论”——这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已。
[196] 全文——(唐)曹松,《己亥岁二首》之一: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197] 可以看作“路径7:个人奋斗”或“路径8:精英暴力革命”的一个特例。
[198]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之“第五章 战略防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97页-第23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李际均,“新军事革命与战略思维的变革”、“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启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50周年”、“不确定因素与战略战役主动权”,《论战略》,第 77页-第78页、第106页-第109页、第145页-第147页,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199] 可以看作“路径7:个人奋斗” 或“路径8:精英暴力革命”的一个特例。
[200] 国际层次上的例子有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等。同时,这也是为何,弱小国家的民族主义若能保持适当程度,并且指向的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时,是有益的——弱者的团结,与强者的联盟相比,前者为求抗衡与自保,后者为求不受制约、随心所欲的强权,两者意义大不相同。见旷新年,《民族主义与中国》。
[201] 对强者而言,为了使“弱者们的团结与自我组织”这种威胁消灭于无形,这就意味着他要保持强者集团的开放性,要能不断从弱者集团中吸收其精英分子。
[202]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203] 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说:“我命中注定要做一个高贵的穷人”,转引自《闲说贫富》(此文可以说是于道德精神上美化贫穷的典型),见http://hs.chinazsnet.com/archives/4/。另可见《贫穷与高贵》,见http://article.hongxiu.com/a/2006-8-27/1413682.shtml;《我很贫穷,但我很高贵》,见http://club.heima.com/show_article.aspx?forumid=611&topicid=1035039;《贫穷与高贵有何分别》,见http://hi.baidu.com/%D0%BE_%D0%BE/blog/item/5e287c81c13acbd9bc3e1ead.html等。
[204] 但人力资源却是全国性流动而“孔雀东南飞”的。(世界性的人材流动格局也是如此。)
[205] 2006年8月3日《南方周末》。
[206] 此时相对于国家司法机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成了弱势方。
[207] 汪晖,《一九八九年和“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见天益网2006年9月5日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0950,或大家思想网2006年9月7日http://www.dajia123.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647。
[208] 如“王斌余案”,《愤怒之下连杀4人的死囚向记者坦露内心世界》,记者孟昭丽、刘佳婧、刘晓莉,新华网银川9月4日电,见新浪新闻中心2005年9月4日http://news.sina.com.cn/c/2005-09-04/10496857456s.shtml。类似的还有“刘美祥案”、“崔英杰案”。
[209] 这一现实本身即强弱分化律在企业这一层次主体间关系上的表现,同个人主体一样,他们都属“私”主体。
[210] 包括新供应商服务费,进店折扣费,商品特殊陈列费,(年度)快讯促销费,店周年庆祝费,春节、劳动节、中秋节、国庆节促销费、新品促销服务费、陈列促销服务费、宣传促销服务费、促销员管理费等等。
[211] 《零售商“盘剥”加重 渠道为王还是渠道霸王?》,新华网财经频道2006年9月3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09/03/content_5041926.htm。 
[212] 2006年7月13日商务部第七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发改委、公安部、税务总局和工商总局同意,于2006年10月12日联合发布,自2006年11月15日起施行。
[213] 《新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作用难起》,超商网2007年3月22日,http://www.ccsm.com.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506;《〈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执行难》,糖酒食品网http://www.tjsp598.com/gc-6.htm。
[214] 当然,面对并无根本改观的博弈形势,之前那种失衡的博弈结果不会有根本的改观——这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这样,就形成了这样的情况:正式制度高调而落寞,潜规则盛行。
[215] 政治统治者的地位越高,自强自保对他而言就越重要。平民不论在谁的统治之下都是平民,但国王在一个国家里只有一个。
[216] 理想的,应当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式的吧。
[217] 所以,民主,或者是奴隶主民主,或者得是中产阶级民主,总而言之,参与民主的人得有足够多的博弈资源和足够强的博弈能力,否则所谓“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只是忽悠人的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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