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本网每天都收到来自海内外的大量文章,这些文章的目的无非都是只一个:为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开药方。中国经济和政治的确有很多毛病,这就需要有人出谋策划,开药方治病。但面对众多的药方,人们也要多个心眼,那就是有的药方可以治好病,有的药方可能把病人治死。所以,面对学者们写的大量文章,人们在阅读时要有分析判断,一定要搞清楚良医与庸医之间的区别 ,不可盲目迷信那些说好话的文章,不要被有些人言之凿凿的假象所迷惑,也不能一味排斥、拒绝那些严厉批评的文章,要取其所长,避其所短, 有则改之,无则加免,兼收并蓄。只有这种态度才能办好中国的事情。]

中国改革30年的民间畅想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4月25日

目录

易富贤:《肉荒粮荒,归根结底是人荒》

易富贤:《人口政策决定民族命运》

杨支柱:《建立 “人手”学,取代 “人口”学》

海外学者:《中国的“透支经济”和“土匪经济” 》

老黄:《以逛窑子的方式来炒股! 》

李婧:《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的“香港一日游”终于被遏制》

《加工贸易终于被压制,“死亡阴影”下的珠三角制造》

仲大军:《中国要纸币还是要货物?》

仲大军:《走出重商主义的中国外贸前景 》

《重商主义的典型样本:虚假进出口泛滥》

郑永年:《中国需要的是制度崛起》

 郑永年:《中国的政府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张雪忠:《没有政治改革,行政改革不会成功》

夜猫:《官杀官背后的制度问题》

滕彪:《奥运和乞丐不能并存?》

廉邦治:《宏观经济,面临考验》

王光泽:《中国农民距离自由民还有多远?》

张祖桦:《再论申张纳税人权利》

张星水:《崇尚理性、遵循法治的维权之路》

王建勋:《自治造就公民》

王建勋:《通往宪政之路——自下而上的政治试验》

评论员:《从网络民意到代议民主》

李炜光:《财税是最大的政治》

张祖桦:《申张纳税人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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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Fu-Xian Yi" <yifuxian@g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4-25 03:20:36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易富贤2篇投稿:粮食危机和人口政策

肉荒粮荒,归根结底是人荒

海外学者  易富贤

2008年4月25日

daguokongchao@gmail.com

    1968年美国昆虫学家保罗•埃利希在《人口爆炸》中预测,由于人口增长,粮食不足,1970年代和1980年代会发生大饥荒,饿死数亿人。1972年全球思想库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认为,由于世界人口与经济的指数式的无限增长,全球的增长将会因为粮食短缺和环境破坏于21世纪某个时段内达到极限,为了避免世界崩溃的最好方法是限制增长(尤其是人口增长)。这两本书在全球掀起了一股强大的控制生育的思潮,联合国成立了人口基金鼓励发展中国家实行计划生育(1976年印度也曾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在选民的反对下而被废除)。

    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宋健等学者从粮食角度分析,认为中国理想人口数量应在6.8亿以下;如果生育2个孩子,我们整个民族将一直处于不良式供应状态 [1]。于是中国1980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但是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还出现粮食大量过剩,粮仓爆满,农民“卖粮难”的问题。不知这些学者又作何感想?

    《人口爆炸》、《增长的极限》的预言虽然全部破产,但却像两把屠龙刀,诱逼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现在国际社会又出现粮食威胁论,粮价也涨,有人以此反对调整人口政策。

    一个国家的农业用地是人口承载力的关键要素。农用地包括耕地、长期作物用地、草原三者之和。长期作物:葡萄、果树、橡胶、咖啡树等,不包括森林。全世界人口上2千万的国家共有52个,人口57.3亿,占全球人口88%。以人均农用地计算,中国排名第32位,排在中国前面的31个国家人口18.08亿,排在中国后面的20个国家人口26.09亿。就是说,除中国以外,40.9%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多,59.1%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少。从人均耕地计算,中国排名第35位。英国、荷兰、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的人均耕地都比中国少,台湾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大陆的三分之一左右[2]。

    并且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很多(如气候、土质、日照、灌溉等),人均耕地多并不意味着粮食产量多,比如我国的水稻亩产为420公斤左右,日本为440公斤,印度只有200公斤。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适合种植两季甚至三季,而其他很多国家却只能种植一季,中国水稻亩产是印度的2倍。印度人均耕地是中国的1.36倍,但中国粮食在近年产量最低的2003年也还有4.31亿吨(1998年为5.12亿吨,2005年为4.84亿吨),而印度2003年的粮食产量只有2.49亿吨(中国1980年粮食产量就已达3.21亿吨),中国2003年的肉类、禽蛋、水产品、水果产量均大大超过印度[2]。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及农业现状2006年》的资料,人均每天膳食热能供应,世界平均为2790大卡,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660大卡,发达国家平均为3490大卡;中国为2940大卡,在全世界172个国家中位居57位,稍低于韩国的3040大卡,高于印度的2440大卡、日本的2770大卡 [3,4]。中国人均每天蛋白摄入量为82克,在全世界172个国家中排名 64位,远高于印度的57克,低于韩国的89克、日本的92克。中国人均每天脂肪摄入量为90克,在全世界172个国家中排名 56位,高于印度的52克、韩国的78克、日本的86克[4]。

    由于世界耕地分布极不均匀,粮食生产也极不均匀,大多数国家粮食都或多或少依赖进口。韩国粮食自给率只有25.3%。日本的粮食自给率长期低于40%,不过,不同的粮食品种自给率差别很大,大米的自给率为94%,而小麦的自给率只有12% [5]。全球165个参评地区中只有32个地区谷物粮食自给率超过100%,中国自给率为94.6%(排名45位),巴西为86.8%(排名50位),日本为24.2%,韩国为32%,台湾只有19.1% [6]。全球175个参评地区中只有53个地区蔬菜自给率超过100%,中国自给率为101.2%(排名39位),日本为80.8% [7]。全球175个参评地区中只有48个地区肉类自给率超过100%,中国自给率为99%(排名67位),日本为52.5%,韩国为79.1% [8]。全球91个参评地区中只有37个地区鱼和海产品自给率超过100%,中国自给率为93.3%(排名40位),日本为48.4%,韩国为88.3%,法国为39.30%,连美国也只有73.9% [9]。

    就是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在世界上还处于上游,与日本、韩国等国也没有什么差别,并且粮食自给率高于95%。如果中国因为担心粮食危机而需要计划生育的话,那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需要计划生育,但是世界其他国家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不少国家反而在鼓励生育。可见,从农用地和耕地角度看,中国并不处于劣势,从资源角度讲,粮食是不难解决的问题。但是非耕地因素却可能制约中国的粮食安全。

    1978年改革开放后,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家粮食统购价格提高,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1980年到1984年中国粮食产量快速增长。在粮食连年增产的形势下,1985年开始采取了抑制粮食生产的政策,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定购粮食实行“倒三七”比例价,加上不少地区取消鼓励粮食生产的政策,农业投资降低(农用工业投资比重由1952—1980年占4.2%下降到“六五”期间的1.3%;很多行之有效的增产粮食技术由于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问题,未能及时推广),挫伤了粮食主产区和粮农的生产积极性,致使粮食播种面积减少,1989年的粮食总产量仅是1984年的水平。1990年以后政府高度重视发展粮食生产,从投入、资金及政策方面采取多种办法鼓励粮食生产的发展,中国粮食生产摆脱停滞下滑趋势,1998年达到5.12亿吨(主要是单产增加所致,因为1980年以来粮食播种面积还略有下降)。粮食供过于求,买不出去,国家仓库爆满。国家领导人以为粮食已经不是问题,2001年9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举行的“中国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时宣称“中国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吃饭问题”。但是,从1999年开始,中国的粮食生产又出现了连续的滑坡,而且是粮食播种面积、单产和总产量的全面下降。到2003年,粮食总产量只有4.31亿吨。中国近年来粮食生产下降的根本原因是粮食生产经济效益的急剧减少。农民出售粮食的平均价格从1995年以来连续多年下滑,而且下降的幅度很大。全国粮食的平均出售价格,1995年为1.50元/公斤,但到2000年已下降到不足1元/公斤,下降了36%(还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而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却又持续上涨。1995年粮食生产的净产值达到5700元/公顷,但随后几年一直快速减少,到2000年只为2900元/公顷[10]。

    1980年以来,国家对农业投入降低。一是农业基本建设投入不足,占国家基本建设投入的比重,“六五”时期为5.1%,“七五”为3.3%,“八五”为3%,可见逐年减少。由于投入不足,农业基础设施老化,全国约有1/3的水库带病运行,60%的排灌工程急需维修,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逐年下降,遭受灾害面积逐年扩大。二是农业科研经费严重不足。我国农业科研经费占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0.1%,农业技术推广经费比重不到0.2%,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由于比较利益的驱使,社会、企业和农户对农业的投入也不多。没有建立国家、企业、农民合作组织的财政、金融、税收、农产品价格补贴等体系和运行机制,农业投入不足正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因素。在我国,农业生产和农业主要投入中,资金、化肥、农药、种子以及产出的加工、购销等领域基本上被相关部门垄断了,而任何可以凭借垄断地位获得超额利润的部门都会坚持并加强原有制度。这些年政府增加投入的结果是:一方面投入大多数下达到有关部门,转变为部门利益;另一方面最近10年农业成本每年增加10%,而农产品价格连续4年低迷,使得负效益严重。农业政策的目标本是针对农业生产者的,但农民得不到的好处消耗到庞杂的中间环节,造成巨大的政策损失[11]。

    2004年政府重新将中央“一号文件”恢复到农业问题,增加农产品价格,取消农业税,粮食产量又恢复性增加,2005年粮食产量增加到4.84亿吨,粮食种植面积也有所增加。可见目前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是农业政策而不是人均耕地。

    从长远看,威胁中国粮食安全的将是人口结构—无人种地!肉荒、粮荒,归根结底是人荒。

    日本、韩国、台湾等地区粮食自给率不断下降(比如日本的粮食自给率从1960年的80%下降到现在的不到40%),并不是因为耕地不够,而是因为当时国际粮食价格较低,在国际社会的重压之下被迫放开粮食市场,出现粮食自给率降低和农产品过剩的怪现象,低粮价迫使大量农业人口离开土地,而又由于生育率降低使得没有年轻人补充农业队伍,很多农业用地长期休耕,这些地区森林覆盖率不断增加就是明证,以前很好的良田都转变为森林。

    其他地区(日、韩、台等地除外)的工业化过程人口都还快速增加,既满足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农村又还留有充足的劳动力,且提高农业机械化,粮食无忧。但计划生育却逼迫中国走一条畸形的工业化道路,城市出现民工荒,农村无人种地,机械化却又滞后。中美经济现代化差距百年[12],能指望农民一夜之间跨越百年赶上美国现在的生产效率?

    计划生育的初衷是提高人均耕地(其实中国并不少),但实际结果是无人种地,那么提高的人均耕地又有什么意义?要是1980年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到2035年的时候劳动人口将比实际增加2亿多,只要有1/5从事农业生产,就足以养活全国所有人口一大半。

    计划生育减少孩子数,大家都将孩子当成精英培养而不是当成农民培养,而高校扩招满足了大家这种愿望,但是社会却并不需要大量的“精英”(美国每年也只能接受6.5万名高科技移民;但却累计有上千万非法蓝领工人,国会还拟将他们合法化),导致大量大学生“精英”失业。又将教育、医疗产业化,农药、化肥、农机等也过度涨价,农业附加成本大增,使得在农村没有生路,即便肉价、粮价大幅提高(城市却无法承受),也难阻耕地抛荒(现在湖南、四川、广西、江西、重庆等很多地方大片抛荒,有些本来可以种两季、三季的现在也只种一季了,但是给上面看的“数字”上并没有抛荒,决策层可能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某种角度看,现在的肉价、粮价高涨,都涨到教育、医疗、农药、化肥、农机行业去了,并没有涨到农民手上。

    城市人认为农民素质低,种地很容易。其实不然,就像培养高级技工比培养研究生还要难一样,培养合格农民也不易。农村有句俗话:三年培养一个泥瓦匠,十年培养不了一个种地匠。1975年左右之后出生的人大多没有足够的务农经验,即便出现粮食危机,也不会回农村种地的(日本、韩国、台湾粮食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农村劳力而不是没有耕地)。目前农村的主力劳力是五六十岁的农民,等他们老年后中国将面临严重粮食危机!

    日本、韩国人口少,不足以影响国际粮食市场,中国是人口大国,对国际粮食市场冲击大一些。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既合作又竞争,国际关系变幻莫测,粮食最好能够自给,并且既然中国农用地资源充足,将中国这么大一个农产品市场拱手让给外国从经济上看也不合算。盲目追求美国的大农场式农业生产,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实际上除了美、加、澳等国有条件实行机械化农业大生产外,对世界其它国家更适合的道路是集约化、高劳动力投入的农业生产。因此中国必须保证有足够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一方面保证粮食基本自给,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广袤的农业用地,否则将是巨大的损失。今后国际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可能会调整,生态农业的比例将会增加(比如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生物塑料等都需要劳动力),生态旅游也将成为一个规模化产业,由于产业的多样化趋势,农村也将容纳很多第三产业人员。

    日本、韩国、台湾粮食自给率不足40%,中国大陆不应走他们的老路,应该既要保护耕地,更要保护农村劳动力 (数量、质量、结构、利益和积极性)。

    计划生育已经导致中国人口结构畸形,今后考虑问题要考虑到自己的“人”力,要考虑到自己的“残疾”的人口结构。如果中国工业化过程走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韩国等国)的老路,中国将面临严重粮食危机。中国在完成城市化后,农村人口比例将会比目前的发达国家要高。城市化在吸取劳动力的时候,也要注意农村的劳动力结构和知识结构,要是都是老弱病残的人在种地,今后就会面临粮食问题。

    中国工业化过程面临农业劳动力的不足,这意味着必须尽快实现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以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水稻、玉米、小麦是我国的三大粮食作物,三大粮食作物面积约占全国粮食生产总面积的75%,产量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86%。所以,三大粮食作物生产机械化是我国农业机械化的重要内容和发展重点。目前,小麦机播、机收水平都已经超过了80%,意味着小麦生产过程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2005年,水稻机收水平达33.5%,水稻机械化种植水平还较低,才7.14%;玉米机播水平达52.7%,玉米机收水平仅3.12%。全国玉米面积和产量第一大省吉林省,2005年玉米机播水平达67.3%,机收水平才0.9%[13]。这说明中国的机械化面临攻坚战,要有高度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国家要趁着现在农村还有一些劳动力,投资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改造一些主要商品粮基地,使这些基地适于机械化耕作,并且修建农业公路以便于农机运行,并且需要保证农机用的燃料供应。考虑到中国很多地区的耕地在山区,并不适合大型农机,国家应该攻关、推广小型农机以充分利用耕地。取消农业税只是小惠,难以提高生产积极性,还应该大幅降低农业的附加成本(如教育、医疗、化肥、农机等)。否则今后国际上因为广泛采用机械化作业,平均劳动力成本低,农产品价格低,将会对中国农业造成非常大的冲击,因为此时中国劳动力成本相对升高后,中国农业将面临高成本低产出,没有足够的农民愿意种地。到时中国粮食将过度依赖进口,就像现在的能源过度依赖进口一样,是国家安全的隐患。

    另外必须加强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三色”农业并重[14]:1、绿色农业(传统农业):目前18亿亩耕地尚有2/3左右为中低产田,单产尚有很大提高潜力。品种也还有待优化。中国60亿亩草原潜力巨大。2、白色农业(微生物农业):中国作物秸秆每年约有5亿吨,如用1亿吨通过微生物发酵,可得相当于400亿公斤的饲料粮,是我国每年饲料用粮的50%。一座年产10万吨单细胞蛋白质的微生物工厂,能生产出相当于180万亩耕地生产的大豆蛋白,或3亿亩草原养牛所生产的动物蛋白。3、蓝色农业(海洋农业):中国大陆近海仅200米等深线内可开发利用的就至少有22亿亩(相当于11亿亩陆地良田)。

    此外,还应用全球化眼光看待农业分工:蔬菜、瓜果等不需要高度机械化,更主要依赖劳力,价格远高于粮食。不但可以用蔬菜、瓜果换回粮食(等于是用劳动力进口耕地),并且还能创收,同时增加就业(由于保证了足够的农业劳动力和耕地,紧急情况转变为粮食生产可保证粮食安全无虞)。现在必须未雨绸缪!

注释:

1.陈卫,孟向京.中国人口容量与适度人口问题研究. 中国人口网. 2004-03-26. http://www.chinapop.gov.cn/rklt/rkyjhsyyj/t20040326_1512.htm
2.易富贤. 《大国空巢》,大风出版社,2007年. http://www.strongwind.com.hk/product/978-988-99725-3-0.aspx
3.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及农业现状2006年》ftp://ftp.fao.org/docrep/fao/009/a0800c/a0800c08.pdf
4.Food Security Statistics: Dietary Energy, Protein and Fat.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06-06-30. http://www.fao.org/faostat/foodsecurity/Fi...utrients_en.xls
5.各国粮食自给率报告:法国最高达329% 日韩垫底.新华网(来源:环球时报). 2008年04月1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4/...ent_7958662.htm
6.Self-sufficiency: Cereals. Economic and Social Data Rankings. http://www.dataranking.com/table.cgi?LG=e&TP=fo06-1
7.Self-sufficiency: Vegetables. Economic and Social Data Rankings. http://www.dataranking.com/table.cgi?LG=e&TP=fo06-2
8.Self-sufficiency: Meat. Economic and Social Data Rankings. http://www.dataranking.com/table.cgi?LG=e&TP=fo06-3
9.Self-sufficiency: Fish & seafood. Economic and Social Data Rankings. http://www.dataranking.com/table.cgi?LG=e&TP=fo06-4
10.朱希刚.自给与进口:中国粮食供需平衡分析. 经济参考报. 2005-03-30. http://www.sannong.gov.cn/njlt/gnwz/200503300587.htm
11.李水山.我国“三农”问题中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障碍.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2006年8月9日.
12.解读中国现代化报告:中美经济现代化差距100年.人民网. 2005年02月19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3187542.html
13.中国农机学会农机化分会理事长白人朴在“山东桓台—中国玉米收获机械化第一县”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2006年9月9日. http://www.camn.agri.gov.cn/Html/2006-9-11...-9-11_2585.html
14.三色农业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 中国农业网. 2006年6月25日. http://www.chinacrops.org/kjyw/kjxw458.htm
 

易富贤博客:http://vip.bokee.com/name/fuxianyi,光明网《光明观察》易富贤文集:http://guancha.gmw.cn/author.aspx?id=265,

可通过下面网站下载《大国空巢》幻灯片2008-4-10版本
http://ishare.iask.sina.com.cn/cgi-bin/fileid.cgi?fileid=3590503
http://home.ca.astound.net/~maxiangjiang/china_population.ppt
http://www.supportbytoolbar.com/dgkc2008-4-10.ppt
可通过下面网站下载我的文章目录和链接:http://ishare.iask.sina.com.cn/cgi-bin/fileid.cgi?fileid=3591558,


 

人口政策决定民族命运

易富贤

2008年4月

daguokongchao@gmail.com

    人口是文明的载体。人口政策是攸关民族长远发展的大事情,人口政策失误很容易导致民族萎缩。

    希腊科学文明非常发达,希腊涌现了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阿基米德等大师。但先进的希腊却被落后的罗马所灭。罗马破坏性地继承希腊文明,在政治、法律、哲学、文学艺术、城市规划与建筑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工商业的发达,带来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城市文明。出现了最初的人本主义精神,“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非常普及,并且建立了共和政制。然后由于生育率低下,人口减少,被日耳曼蛮族灭亡灭亡,使得欧洲进入长达千年的黑暗的中世纪。经济大倒退、文化跌入低谷、人们的精神陷于愚昧和迷信之中。科学文明直到一千多年之后,才因为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重新回到欧洲大陆,牛顿在物理、数学、天文学等方面的才能才超过希腊的阿基米德。

    一些考古学证据甚至怀疑存在史前文明,这些数十万、数百万年前的文明高度发达,但是却没有延续下来。这些表明文明并不总是向前发展的,有时候会突然倒退,经过数百年、甚至上千年都难以恢复昔日的辉煌(比如近2千年后的牛顿时期才超越希腊的科学文明;中国至今没有恢复春秋时期的思想繁荣)。英国《新科学家》杂志2006年10月12日刊登文章,认为如果人类从地球上消失20万年后,将再也找不到人类曾在地球上生活过的痕迹,地球将会变回到史前蛮荒世界。另外一群原始人类(假如数量足够,并且也有足够的运气的话)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才能达到现在的文明程度。

    几乎与罗马帝国被蛮族灭亡的同期,中国西晋朝也遭受五胡乱华。从永嘉五年(311年)开始,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少数民族趁机起兵作乱,开始了对汉人社会的大肆杀戮和抢劫,整个中原地区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达130多年的分裂割据、互相混战的动荡时期。部分汉族于公元317年在江南建立东晋。但是南方也刚经历蛮族张昌之乱、杜弢之乱,人口也减少。东晋的版图狭小,湖南、湖北等很多地方还未开发,人烟稀少,其疆域只比三国时期的吴国稍微大一点,吴国人口只有两百多万。《通典》载464年南朝户口数是: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那么东晋建立的时候人口可能只有三百万左右。

    留在北方的汉族也只有几百万。北方各族竞相残杀,人口减少(有些民族还几近灭绝),最后鲜卑族成为最大的赢家。鲜卑族地位高,从事军事,藐视农耕,结果在内讧中,人口减少;汉族地位低,从事农耕,有着顽强的生育文化,人口不断增加,重新获得人口优势,鲜卑皇帝北魏孝文帝不得不实行汉化政策。为了补充兵源上的不足,北方鲜卑政权不得不开始大量起用汉军,甚至把公主嫁给这些汉族地主势力以拉拢他们,这就为杨坚灭胡和隋唐的建立创造外部条件。加上南朝汉族政权的的主体汉族人口,隋唐的时候,汉族占有绝对多数,从而避免了“黑暗的中世纪”出现在中国。

    中国人口众多,主要是生出来的,而不是同化来的。上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表明:汉文化的扩散源于人口扩张而不是民族融合。这篇题为《遗传学证据支持汉文化的人口扩张模式》的论文在2004年9月16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

    唐朝时期吐蕃(西藏)人口众多,非常强盛,当时苯教使得藏人勇而好斗,是唐朝的最大的威胁,唐朝只好采纳和亲政策。自七世纪后期起,西藏军队开始进攻中国唐朝的边疆地区。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实力下降,人口降低到1700万;西藏人口有800万,西藏军队曾经于公元763年一度攻占唐朝都城长安。唐德宗采纳“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的战略,使吐蕃四面受敌,吐蕃才无力大举攻唐。但是西藏后面喇嘛教兴起,大量人口出家为僧,人口减少,对中原政权不再构成威胁。2000年全国人口12.6亿,藏族人口541万。

    萨满教不但使得蒙古剽悍,也使得人口增加较快,在元代鼎盛时期,蒙古族人口占中国人口比例曾接近1/10。但满清入关之后,为了保证北方退路的安全,对蒙古民族明拉拢实打压防范了两百年。重要手段就是利用藏传佛教作为柔服蒙古的工具,实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国策,通过影响生育文化以减少蒙古民族的人口(乾隆帝认为:“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通过物质刺激鼓励人们当喇嘛,喇嘛地位高,清政府在其《理藩院则例》中规定“喇嘛辖众者,令其治事如札萨克”,使掌权的喇嘛有了与旗长同等待遇和权力,上层喇嘛享有与蒙古王公同等的优厚待遇,人们愿意当喇嘛(类似于现在的“少生奖”、“丁克奖”、“关爱女孩”)。为了尽快推广喇嘛教,不仅给喇嘛优厚待遇,而且清帝亲自从国库中拨出国帑修建寺庙。“修庙一座,胜用十万兵”,“家有二子者以一子当喇嘛,有三子者以二子当喇嘛”,喇嘛人口甚至占到了总人口数的1/3。经顺治至乾隆一个半世纪(数千年一遇的全球人口快速增加时期)的优礼,藏传佛教的地位日崇,影响很大,其势力已伸入漠北、漠南和西部额鲁特整个蒙古地区,拥有寺庙千余座,僧侣数十万人。喇嘛教的盛行,使得大量人口出家为僧而不事社会生产和人类生产,严重限制了人口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其他民族人口快速增加几十倍的同时,蒙古族人口却不断减少。如鄂尔多斯地区,清初人口有40万,到清末下降到仅有8万左右。满清政府对蒙古族的“计划生育”使得现在蒙古族人口只占中国的1/220。

    法国长期是欧洲政治格局的主导者,17世纪中期法国人口两千多万,中国清朝初年也只有两千多万(考虑隐匿人口,最多四五千万),但是由于法国后面采纳马尔萨斯理论控制人口,现在法国人口只有0.6亿,而中国却有13亿。随着人口比例的降低,法国也逐渐丧失了其在欧洲的传统霸主地位。而16世纪人口不到法国1/4的英国(人口400万),现在后裔人口(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地英裔人口)却超过2亿,主导世界政治格局超过两个世纪,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主导世界格局。500年前英语还只是欧洲一个落后地区400万人口的方言,现在成为世界语言。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孔德感叹说,人口就是命运。

    自唐朝以来,中国人口一直居世界第一位。19世纪初全球人口达到10亿时,中国人口有4亿,占全球40%左右。但是近代中国人口增长缓慢,占全球比例不断下降,20世纪初降低为25%,1950年降低到21.9%。解放后中国人口增长与世界保持同步,1980年中国人口仍占全球的22.4%。但是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再度下降,2005年下降到19.3%,并且下降达到势头很难遏止。即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也很难维持在15%。以人为本,是历史的共识,没有足够的人丁,何来兴旺?随着人口占全球比例的减少,中国在国际上的发言权也将下降。如果拿中国与印度作对比,则中国人口的相对量减少得更快。1901年印度人口2.38亿,中国人口4.26亿;2005年印度人口是1901年的4.6倍(11亿),而中国人口只是1901年的2.95倍。现在中国每年出生女孩只有600万,印度却有1200万,意味着今后印度在人口再生产能力上是中国的两倍。考虑到中华生育文化破坏严重,而印度生育文化却相对保存的比较好,那么今后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可能不到印度的1/3。虽然中国目前比印度要富强,但是几十年之后中国将是有4亿老人的极端老化、人口不断萎缩的国家,而印度却朝气蓬勃,实力将远超中国。

    人口政策是千年战略,政治制度是百年战略,经济政策是五年战略。人口政策失误后果不堪设想。不能贪图五年战略的政绩而误了千年大事。比如现在抬高房地产,发展一些超前的高消费,虽然能够刺激经济,有利于“五年战略”;但是却让老百姓养不起孩子,误了“千年战略”。“五年战略”的功臣,可能是“千年战略”的罪人。韩国、台湾、香港的低生育率很大程度是因为房地产等的畸形发展使得民生压力增大。中国于1990年开始生育率从2.2左右直线下降,降低到2000年的1.22,现在连生育意愿也只有1.73了,这很多程度是因为1990年代以来在分配制度、住房制度不断畸化以及教育、医疗等的产业化,使得老百姓的养育能力不断降低。

    评价一个领导人历史政绩不同时代有不同标准。长期以来土地资源是最宝贵资源,开疆拓土的圣君、名将名垂青史;近代政治制度成为发展的瓶颈,制度改革者让世人敬仰。但今后最主要资源是人力资源本身,最大的问题是人口本身难以持续发展,要是能在人口问题上拨乱反正,将是功近而德远。

    政绩标准要用面向未来的新标准,不要着眼于过去的老标准(东施效颦)。比如台湾、韩国目前的政治制度依照几十年前的老标准算是成功的,但是这套制度却使得生育率降低到1.1,社会难以持续发展下去。

    从政治角度看,相对来说拉夫桑贾尼算是伊朗比较开明的领导人,但是伊朗的生育率下降(现在只有1.7左右,预计还将继续下降)就是因为拉夫桑贾尼的"两个孩子就够了"的人口政策。一些伊朗有识之士认为拉夫桑贾尼总统的人口政策毁了伊朗的前途。当年铁托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开明派领导人,但是他的民族政策导致后面南斯拉夫的分裂。

    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出现失误还有弥补的机会,人口问题的失误几代人也承受不了,中国有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现在学者和媒体似乎只关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忽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将危害几代中国人。

    人口问题是一面镜子,最能反映出战略眼光!

 

 (以下文章引自《公民》电子刊物 2008年3月号,总第13-14期,《选择》杂志,第175-178期)

 

发件人:"lianbangzhi lianbangzhi" <lianbangzhi945a@gmail.com> 收件人: <lianbangzhi@gmail.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3-28 16:53:5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选择周刊第177期

建立 “人手”学,取代 “人口”学

杨支柱

2008年4月

    虽然分配和消费能够引导生产,但生产是分配和消费的逻辑起点,没有产品拿什么分配和消费?如果一个社会如果能建立一种各尽所能的制度,吃饭的问题还解决不了吗?毛泽东时代许多人吃不饱饭,那是因为缺乏干活的激励机制,同时又把大量的劳动时间用于“阶级斗争”,总之是制度没有把“人手”安排好,而不是因为“人口”太多。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率跟人口规模与人口密度即使不存在正相关,至少也不存在负相关。否则,现在中国的“人口”更多、更密了,何以中国人的生活总体上越来越好(本人不否认极少数家庭存在绝对贫困化的问题)?中国东部沿海各省的人口规模和密度远比西部各省大,何以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率更高?

    虽然个人出生后很长一段时间是吃饭的“人口”(理论上退休后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吃饭的“人口”,不过中国老人带孙子女、外孙子女的现象非常普遍,平均下来估计只有一半时间是纯粹的“人口”);但“人口”阶段是“人手”阶段绝对必须的准备。没有今天的“人口”,何来今后的“人手”?只想多要“人手”,不想多要“人口”,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是极端自私的和短视的,将来必定自食老无所养的恶果。在一个正常人的一生中,包括家务劳动在内的干活的时间远比吃闲饭的时间多。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将来,即使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全日制学习和休闲,他(她)生产的价值仍然可能远远大于他消费的价值。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总体上看,每一个人、每一代人创造的价值都远远大于他消费的价值,而且下一代创造的未被消耗掉的剩余财富通常比上一代更多而不是更少。因为自己得于上一代的少而给予子女的多而骄横的父母是愚蠢的,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儿女同样是得于上一代的少而给予下一代的多。如果不是这样,怎么解释人类社会的加速发展?怎么解释“人口”爆炸的今天人类拥有财富总量远高于古代?

    人的数量问题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人手”的问题,而不是“人口”的问题。这是个事实问题,也是个价值问题。上帝创造世界,而人类受上帝或大自然的恩赐也分享了部分创造能力,所以人有神性。“手”不仅仅是劳动的象征,还是创造的象征。“口”能象征创造吗?

    “手”又是直立行走的产物,直立行走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直立行走还象征人格独立、不卑不亢,跟低眉折腰、下跪叩头的奴性人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口”的功能,无论是吃喝、发声还是亲昵,都不能跟动物形成区别,所以驯养动物才叫“牲口”。与“口”有关的成语、惯用语也多为贬义,如“心口雌黄”、“口惠而实不至”、“口臭”、“病从口入”等等。

    将人看成“人口”,何以与“牲口”区别?“要致富,少生孩子多养猪。”天天看着这种标语长大的孩子,哪有什么人的尊严?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化为资源竞争关系,忽视人与人之间通过分工协作创造更多财富的一面,恶化人际关系,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以这种“人口”观为基础建立的强行控制“人口”数量的学说、政策和法律,践踏了个人的权利,破坏了“人口”的年龄结构,并跟特定的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相结合共同破坏了“人口”的性别结构。独生子女政策更进一步剥夺了孩子通过与兄弟或姐妹相处学习平等待人的机会,妨碍了儿童的社会化。“兄弟”为“朋友”之本,独生子女政策使“五伦”失其二。“独生子女”政策还极大地增加了个人后继无人的可能性,无后代的祖宗是谁的祖宗?再加上“独生子女”难以避免的娇生惯养,孝道和祖宗崇拜几近毁灭。

    “人手”观则相反,认为人主要是财富的创造者,生育权是天赋人权,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维护能够使“人手”分工合作创造更多财富的法律秩序。“人手”观支持父母接受医师、教师的指导优生、优育,但是教师必须有教无类,社会应当鼓励和保障鳏寡孤独废疾者各尽所能。“人手”观并不反对“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保障,但是社会保障只能是各尽所能后的补充。一个自强不息的残疾人可能仍然需要政府或他人给予经济上的帮助,但是他在人格上仍然可以成为一个"完人",成为一个给他人以巨大鼓励的榜样,成为社会的精神财富。相反,那些四肢健全而且身体健康却把自己只看作“人口”的人,在精神上、人格上倒是残废的。

    中国人将人的数量问题称为“人口”问题,并不是从强制计划生育开始的;但是毫无疑问,强制计划生育极大地强化了这种把人看成是“人口”而不是“人手”的观念。在中国,“人口”学几乎是与强制计划生育同时产生并为之服务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要废除践踏个人权利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和法律,首先就要改变相当一部分国人蔑视人类尊严的“人口”观念,建立中国的“人手”学,取代中国的“人口”学

    所谓“人手”学,大体上相当于劳动力经济学,不过我想它的研究范围应该比劳动力经济学要宽一些,应该把家务劳动考虑进去,把残疾人、退休者、儿童的劳动能力在不损害他们身心健康的前提下调动起来。
 

 
发件人:"" <capitel@sina.com> 收件人: <zaojl@163.net>, <zdjun@263.net>, <panyi_bj@sina.com>, <zhengran6@gmail.com> 抄送:<wyzxwyzx@vip.sina.com>, <richardx@telus.net>,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发送时间:2008-04-25 14:16:1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声援cnn主持人的实话实说:所谓的“中国奇迹”实质是“透支经济”和“土匪经济”

中国的“透支经济”和“土匪经济”

海外学者

2008年4月

  「二○○八年将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这是温家宝总理二○○八年三月十八日在北京「两会」记者见面会上的坦白。这一坦言的实质是什??它掩盖着什??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和研究。

  二○○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下午,我在深圳接受了韩国央视(KBS)的采访,两名韩国记者先生(一为摄像师)在一位中国翻译小姐的帮助下,与我进行了九十分钟的访谈,主题是:为什?二○○八年将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中国经济当前的主要危机是什??我的答案是:温家宝只说了一半实话,他没有说出「二○○八年将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的真正原因。其实,今日中国经济的病态根源,并非什?「二○○八年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美国的经济衰退对中国有影响」,而是在于中国经济的总体特征是「伪现代化经济」,因而其创造的三十年「三顺差」的「中国奇迹」,其实质是「透支经济」和「土匪经济」。目前的主要危机是「透支经济」难以继续透支,「土匪经济」带来群体维权事件遍地开花,升级为社会动乱隐患。

  「伪现代化经济」两大特点

  一、我发现的「伪现代化经济」,有两大特点:(一)虚伪──政府的内部统计信息与对外公布信息皆不能与实际真相信息对称。政府和民众皆没有真正充分的知情权和表达权。由于政府有意无意地带头说假话,逼得全国企业界也都在上演「皇帝的新衣」,互说假话,诚信丧失,最终是政府对民众「两本帐」,企业对政府也是「两本账」,政府报假政绩,企业做假产品;政府以美妙的口号胡弄公众,企业以虚假的广告欺诈顾客,假话假货横行,泛滥成灾,全国山河一片假,国在山河破。「听不到真话,说不出真话」,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谎言大国」,危及世界,不断出现「食品安全危机」出口国外的严重事态。陕西省林业厅制造「周老虎」事件是中国政府执意虚伪的经典──明明已被专家验证为「纸老虎」,但中央政府就是拒不予以公开证伪,任凭假祥瑞继续欺世骗民。

  (二)反共生──一个健康的现代化经济环境,应当是建立在一个开放多元自由民主共生的宪政体制之上,让任何思想任何文化任何意见任何团体都能在不危害他者的前提下自由生存。但中国相反,始终一党专政,只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结果是出现「鲦鱼效应」──全国人民只能当群居的个体弱小鲦鱼,只能以?权者为首领,即使在领头的鲦鱼因脑后控制行为的神经病态,行动紊乱,其它鲦鱼也仍像从前一样盲目追随──中国的政治机制一直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人大是花瓶,政协是「食客」,没有反对党,没有及时有效的纠错机制。「反共生」病态目前最明显的经济恶果是造成了中国生态环境严重污染,让亿万人民缺水,缺空气、缺阳光,缺安全健康食品。中国人的基本生存环境比三十年前大大倒退!

  「爆炸式发展」出现「三顺差」

  二、所谓「中国奇迹」,实质是「透支经济」和「土匪经济」。

  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GDP呈两位数「爆炸式发展」,出现「三顺差」──「经常项目顺差」与「资本项目顺差」及「国际收支总平衡账误差与遗漏顺差」(「经常项目顺差」意味着商品输出,「资本项目顺差」意味着资本输入,而「误差与遗漏顺差」则意味着前两者比账面反映的更大),中国政府一再通过御用学者宣称出现「盛世中国」的「中国奇迹」。海内外不少人也不明真相地表示赞同与歌颂。近日海内外出现了一个「中国奇迹」的研究热。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生活在中国底层的百姓深知,所谓「中国奇迹」,实质是「透支经济」和「土匪经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主要构建了一个「透支经济」和「土匪经济」的平台。

  中国「透支经济」机制是由一种非民主的极权体制造成的,由「只对上负责的政绩工程奖励制度」进行操作,即中央鼓励地方官员创造急功近利的经济成就(GDP和税收等指标)和表面的社会稳定(信访量、案发率等下降),然后奖励其升官发财,妄图以眼前的经济财富掩盖深层体制弊病和长远的社会矛盾冲突。

  「透支经济」的透支方式

  其「透支经济」的透支方式主要有──(一)通过破坏生态透支「子孙饭」──因种种污染工业,今日中国已没有一条干净的河流、湖泊和田地,全国面临净水危机。专家认为,今日中国取得的一些财富,需要明天花费百倍的代价去治理,是一种得不偿失的高利贷「透支款」。

  (二)通过假话大话空话套话透支政府信誉和商业诚信──政府为了表示自己有「科学发展观」,不断开出「以民为本」、「关爱民生」、「求真务实」、「和谐社会」等空头支票,实际上?是如「大跃进」时的「赶英超美进入共产主义」一样的浮夸风,一再无法兑现。比如,在二○○七年春?肉价格开始疯涨时,温家宝总理一面多次承诺尽快降低肉价,一面否认这是通胀的迹象,称为「结构性上涨」,结果一年过去,全国不仅?肉价格继续狂涨而且出现食品物价带动通货膨胀的恶果。

  自古治国之道在于取信于民,但今日中国政府一再失信于民。透支政府信誉让政府的红头文件等同「狼来了」之寓言。

  「土匪经济」的主要路径

  中国的「土匪经济」主要路径有──(一)放纵特权人物和黑道人物非法敛财,如许多?行圈地和拆迁的开发商,如深圳各住宅小区的「业主管理委员会」实际上都被开发商暗中控制把持。

  (二)通过廉价劳力和血汗工厂进行原始积累──如黑砖?之类黑奴事件层出不穷,如矿难屡禁不止,如华为的员工高自杀率,如股票市场的高印花税让国家税收和全体股市经营者的利润相等。

  (三)政府随意撕毁法律合同。如广东省委为了确保乌纱帽,在二○○五年「梅州矿难」之后,不顾许多煤炭企业具有国家合法生产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证,?行关闭广东所有煤矿煤炭企业,宣布退出煤炭市场,导致工业电价和民用电价与煤气价格非正常暴涨,导致「春运」更加紧张,造成广东省二百多家各类煤炭企业的关闭,至少五六十万人失业,几百万人生活受到直接影响……

  在这种「土匪经济」思维下,广东近年出现大批工厂撤离、倒闭,许多小店关门,抢劫升级到个体户,治安严重恶化。众所周知,一些「银行卡」的透支额度是有底?的,超过了规定就无法再透支;而「土匪经济」的残酷掠夺,在民众维权意识觉醒后,也走到了尽头。因此,当二○○八年中国因自然生态环境极度污染已无法再继续时,中国的「透支经济」和「土匪经济」也就无法再维持「中国奇迹」了。这才是温家宝总理哀叹「二○○八年将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的真实原因!
 

经济小资料

2008年4月


出口下降,广东急于加快出口贸易转型  (香港二十四日电)中国广东省高层近日召开会议,要求各方加快出口贸易转型,以改善目前出口增加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劣势。

中国官方报告:股市资金或转战房地产  (二十四日电)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报告说,随着中国股市调整,大量资金逃离股市,在投资管道狭窄和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资金可能选择再次进入房地产市场。报告预估,今年第二季房价上涨压力加大,中国房价整体将保持温和上涨趋势。


调查:两成港商计划放弃中国生产线  (香港二十四日电) 一项调查指出,两成受访港商计划放弃中国的生产线,甚至会结束业务,商会从而推算将会有超过一万家企业可能倒闭。

台湾对中国累积顺差四千多亿美元  (台北二十四日电)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助理李亚飞今天表示,两岸经贸交流以来,至去年底台湾对中国大陆累计贸易顺差达四千七百六十三亿美元。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4-25 14:20:0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以逛窑子的方式来炒股

幽默一下

以逛窑子的方式来炒股!

老黄

2008年4月

    1,身上没足够的闲钱不要逛窑子,买不了单,你免不了会被看场子的狠狠修理一顿。这是告诉我们,尽量要用闲钱来炒股,从一百元的路边店,到普通休闲中心两三百元的套餐,到桑拿中心四五百元的高级套餐,到五星级酒店千元左右的豪华套餐,钱多可以选高档场所,钱少可以选低档场所,反正快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千万不要挪用公款、买房款、买车款甚至是生活费用医疗费用来炒股,这是炒股的大忌。

    2,你没有精力上所有的小姐,建议你找一个,或者是两个,充其量,你玩个4P。同时上场的人数太多,也许会很刺激,但是你还没玩到她们,小心她们已将你玩死。这是告诉我们要控制所持个股品种的数量。

    3,没有人强制你消费谁,不要轻易点牌,把所有的小姐看一遍,再选你中意的。身高、长相、肤色、穿着、气质等各方面要综合考虑。这是提醒我们,要把个股的价量趋势等诸要素看清楚,不要做冲动型的交易者。

    4,既然进了窑子就撕下你道貌岸然的外套,只要你呆会有钱买单,别坐在房间里等着妈咪一拨一拨的给你带人过来,如果场子允许,你应该到小姐休息室自己挑选,别不好意思,别紧张,别怯场,别不敢对视她们的眼睛,好好选。这是告诉我们,如果可能,你要将市场上可交易的个股全部看一遍,时间允许的话平均到每只个股上面的时间可以多花一些,别只从电视报纸电台论坛上别人推荐的股票中去选,那样可供选择的范围太小。

    5,实在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想自己主动去选而呆在房间或包厢里干等的话,千万别相信咨客在电话里对排钟的说:“某某房安排一个好一点的小姐。”这只是一个让你听着舒服的客套话而已。所有场子里的所有小姐,都是排队轮流上钟的,除非你主动点钟或者是跟领班(或咨客、或妈咪、或老板)关系较熟。这是告诉我们,除非你有确切可靠的内幕消息,别轻易相信任何人给你的推荐,你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自己觉得好的,才能算数。

    6,如果你跟领班(或咨客、或妈咪、或老板)关系较熟,她们也给你推荐了她认为是“绝对好、你绝对会满意”的小姐,请注意,她说的这个“绝对好”,是长相绝对好?是气质绝对好?是肤色绝对好?是性格绝对好?是服务态度绝对好?还是床上功夫绝对好?她并没有说清楚。所以你还得自行观察判断,如果感觉不对,请坚持你的观点,继续换人。这是提醒我们,就算你有内幕消息,就算是提供内幕消息给你的那个人告诉过你某个股票可以到达某某价位,他说了是什么时候到达吗?是明天?还是下周?还是下个月?是从目前价位不歇气的直接拉上去?还是一步三回头的拉上去?还是三步一跪九步一拜的拉上去?还是先砸破位洗掉跟风盘再拉上去?估计很少有说得这么清楚的。所以,面对内幕消息提供的个股,你同样要擦亮自己的眼睛,自己觉得好的,才可以介入,否则,宁可放弃。就象别人认为绝对好的小姐不一定合你的口味一样,不是所有的内幕消息都有实战参与价值的,关键还在个人的判断。

    7,如果点中小姐后,你又反悔了,觉得不喜欢这位,觉得这位不合适了,只要你还没有正式消费,10分钟之内你可以选择换人。这叫及时止损并换股,唯一不同的是,股票的止损你多少要先认赔一些,因为你已经开始消费了。

    8,你只是来享受快感的,这个小姐去年一年的收入和今年第一季度的收入分别是多少,跟你没有太大关系,别去问。就算你问了,你也不太可能得到真实答案。这叫忽略个股的财务指标。

    9,你只是来享受快感的,所以,小姐长得再漂亮再迷人,身材再好再性感,如果她不积极配合你,你形同奸/-/尸味同嚼蜡,甚至还碰上个边扭头看电视边催你快一点的,请记住千万要认赔止损,你可以买单以后选择再换一个,也可以选择改天再来再换。这是提醒你,良好的基本面不一定就让你赚到钱,如果你没感觉到赚钱的快感甚至有上当的感觉,记住及时止损,你可以换股操作,也可以暂时先空一下仓,改天再换股操作。

    10,如果在和点中的小姐实战中感觉到不爽,你是心疼你买单的钱继续忍着不爽的心情委屈自己做完?还是认赔这个点的钱重新另找一位让自己HIGH到极点?这是告诉我们,如果买入的股票走出向下的行情,你是愿意忍住不爽的心情陪着玩下去?还是愿意在这个股上认赔,重新买入另外的一只?

    11,如果第二次换上的小姐你还是觉得不爽,你可以继续认赔买单换第三个。但是你不要把责任全部推脱到小姐身上去,你很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看人挑人的眼光。这是告诉我们,如果你认赔换股后还是遭遇到亏损,这不是认赔的过错,而是你在换股的环节出了错。不要因为换股环节的出错,而把责任推到认赔上面去,从而拒绝认赔继续忍受不爽的消费,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不太多,特别提醒注意。

    12,如果这个场子中的所有小姐,你都没有看得上眼的。请拔腿走人。换一个场所,继续挑选。钱是你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不要乱找个人就花费了,当然,如果你要求不高另当别论。这是提醒我们,如果没有合适的个股,你要选择继续寻找(或曰等待、或曰持币),不要勉强自己进行交易。勉强自己和一个人做*,你能得到多大的快感,你自己心里清楚。

    13,人的外表有很多种,有高的,有矮的,有胖的,有瘦的,有肤色白里透红的,有肤色红里透黑的,有清爽短发的,有飘逸长发的,有柔型的、甜美型的、妖艳型的、冷艳型的、性感型的、清纯型的,等等等等。在爽之前,不要问别人:“我找这个,我会爽吗?”喜不喜欢只有你自己知道,爽不爽也只有你自己知道。只要你自己喜欢,而且也能够爽,干嘛征求别人的意见?干嘛在乎别人的看法?个股也一样,只要是你觉得适合的,而且能够让你赚钱的,就是好的,你没必要征求或者是在乎任何人的意见,更没必要跟和你一起去的朋友比试谁的高潮更高。

    14,不要在心情郁闷的时候逛窑子,心情郁闷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别的消费方式,比如逛街、购物、喝茶、聊天、泡吧、喝酒等等,因为心情郁闷的时候逛窑子你不太会有心情去享受窑子里的乐趣,这个花费不太值。当然,如果你觉得这种方式可以排遣郁闷的话另当别论。这是提醒我们,如果你的心情不好时,尽管不要让自己身处交易,小心你的思维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出现短路而误判行情。





发件人:"Steven Leung" <steven.leung.cn@g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4-25 11:18:4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Fwd: 加工贸易终于被压制
 

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的“香港一日游”终于被遏制

记者李婧 通讯员罗萱

2008年4月


    “香港一日游”作为珠三角台商港商加工贸易企业利用假出口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的主要手段,广州保税区提供企业了入仓退税的便利,便宜了企业,却对转关运输的第三方物流是个打击。

入区退税进区保税告别"香港一日游"

   不仅"区港联动",而且货物入区就相当于出口,当即享受退税,进区还可享受保税,尤其是加工贸易型企业转内销就此告别“香港一日游”……这不是设想,而是已经付诸实践。昨日,拓展"国际中转、国际配送、国际采购中心和国际转口贸易"四大功能的广州保税物流园区建设正式启动,并计划于今年7月通过预验收、今年8月通过国家正式综合验收。

将"小香港"搬到了开发区

  “目前,开发区累计引进外资企业已达2500多家,2007年进出口总额近180亿美元,由于我区没有保税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增加了企业出口成本,很多企业等着用保税物流园区,追问何时不用'香港一日游',”广州保税物流园区建设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萝岗区区长刘悦伦昨日说,“广州保税物流园区的设立,将彻底解决我区企业出口退税等系列问题,提高通关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开发区企业的竞争力。”

  广州保税物流园区建设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黄埔海关副关长徐蔚葳介绍,保税物流园区可以从事保税仓储、流通性简单加工和增值服务、进出口贸易、全球采购和国际分销、配送、国际中转、商品展示和检测维修等业务,“并且入仓即退税,这就犹如将一个'小香港'搬到了广州开发区,货物进了保税物流园区,视同'出口',可立即获得退税,并转而'进口'回国内”,“同时,在保税物流园区内是保税的,出区才征税,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货物堆放在港口就要征税。”




From: Steven Leung <steven.leung.cn@gmail.com>Date: 2007-9-8 上午5:53 Subject: Re: 加工贸易终于被压制To: 涛 < eddie.leung.cn@gmail.com>, 江福如 <ivan52061@gmail.com>, 江秋萍 < jodiexjjiang@gmail.com>, 龙 <dragon.leung.cn@gmail.com>, 铿 <lxkencn@gmail.com>
 

加工贸易终于被压制

“死亡阴影”下的珠三角制造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31日 23:45 中国经营报

  "大多数企业都感到绝望了。"香港中小企业总会名誉会长、东莞润田服装工艺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洪启辉这样来形容他的行业眼下的状态。

  7月1日的出口退税调整,8月23日"44号文"的正式实施,使像洪启辉这样的珠三角地区的加工贸易企业主明显感觉到了经营压力倍增。佛山利达玩具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港商张树鸿的自杀事件,又令这个行业染上了些许悲凉的气氛。死亡可能是个意外,但对于活着的众多加工贸易企业来说,必须面对的是在越来越清晰的政策导向下自身的一场艰难的转型升级。

一个玩具厂老总之死

  平佛加油站后的利达工厂门口,偶有一两人进出。留守的保安说,这里的工人已经全部遣散。工厂门口对面的墙上,贴着一些其他工厂的招工启事。据说在张树鸿死后的那两天,工厂门口就有不少其他工厂过来招聘劳工,不乏远在东莞、深圳的外地企业。

  8月2日美国美泰公司宣布召回96.7万件铅含量超标玩具。8月11日,张树鸿被发现在位于南海工厂的仓库里上吊身亡,警方未公布张树鸿自杀原因,但传闻此事与玩具被召回有直接联系,召回玩具让公司的损失达3000万美元。

  工厂门口一名中年男子用手指了指天,"顶天柱没有了,大家都各奔前程了。工人们都舍不得他,老板确实人好。"这个昔日佛山第二大玩具厂和最大的"来样加工"玩具厂在轰然倒塌之前已经达到最鼎盛的时期,三个工厂的工人多达数千人。

  珠三角是中国玩具出口基地,仅南海一区就接近中国玩具出口的半壁江山。但是近几年来,由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以及玩具厂之间价格竞争激烈,此间玩具加工贸易企业的利润日趋微薄。玩具企业似乎是整个加工贸易企业的一个缩影,加上贸易壁垒、关税增加、政策调整等因素,令这类曾经成就珠三角昔日辉煌的企业处境堪忧。

企业三年没钱赚了

  洪启辉的日子显然也不好过,2003年是他企业的一个转折点。此前,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政策鼓励来料加工,既免税又免台账,当时办企业的毛利率可以达到50%。1987年以后,国家招商力度更大,土地也开始可以买卖,因此有更多人尤其是外资进入,他就是在1995年进入内地市场的。但是,从2003年开始,洪启辉就感到来自政策、劳动力、电等配套设施供应的不稳定。

  政策上,政府从2003年开始收紧。紧接着,2004年开始调整退税,这两年又一再调整。洪启辉给记者算了笔账:"以玩具产品为例,从去年9 月,出口退税率就从17%,改成13%,最后改成11%。而一般工厂的毛利率大概是15%左右,纯利可以做到4%的话就不错了,加上人民币升值、工资上升、政府费用增加等各方面的费用成本上升后,企业可以赚到2%的纯利,也算很好的了。但退税减少两个点,就把他们的利润全部吃掉了。"而且"从我们知道这个政策到执行,才两个星期",为此,他损失了一份合同总金额50万美元左右的订单。

  而在今年7月我国最大的出口退税削减政策实施未满一个月,国家又宣布了将于8月23日起开始实施最大规模的加工贸易政策紧缩方案,使洪启辉的公司更加雪上加霜。因为方案中"台账保证金实转"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是比较大的影响,"以我们企业来讲,一年1000万元左右的保证金,占流动资金的8%到 10%,公司压力很大。"而且现在也不能由银行担保。再加上电费增加、工人工资上升、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升,"这些使企业在过去三年可能都没钱赚,而是处于'挨'的状态。"洪启辉表示。

  根据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数据测算,广东全省预计有加工贸易企业近8万家,目前从事加工贸易的港澳台资企业就约有6万家。因此,洪启辉的公司正是加工贸易企业境况的一个典型缩影。

升级过程中的阵痛

  在此背景下,加工贸易企业纷纷谋求出路。政府和专家学者也大力鼓励转型升级。但是近30年形成的加工贸易现状要改变绝非一蹴而就。如果想转移生产基地,比如现在很多专家学者都建议往工业园转移,把东莞模式、深圳模式复制到这些地方,但实际上很不一样。洪启辉做过假设,物流上,从东莞搬到湖南或江西,由于出口都要经过深圳盐田港(18.38,-1.39,-7.03%),成本将比留在东莞高很多——原来运费将从占成本的4%提升到10%,他宁可将这个成本用于提高工人工资;人才上,现在的企业大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人越来越难招到,如果去了其他地方更招不到人。至于迁到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这对中小型企业基本不可行。一个明显的障碍是:"越南请工人更难,而且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怎么能一下子找到这么多合格的中层管理人员?"洪启辉说他很多朋友曾去越南投资但都失败而归。

  在企业感到很受伤的背后,是以广东为代表的沿海各贸易大省的利益得失。同时,有关人士在对照日本、韩国、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历程后发现,加工贸易政策每20年左右就会发生重大调整,我国目前就处于第一次重大调整期。因此目前一个普遍共识是,长远来看,如果珠三角不利用当前的契机进行产业升级的话,未来的发展非常令人担忧。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下面是Steven Leung先生传来的仲大军先生早在五年前和两年前写的两篇文章,可惜这些文章没对中国重商主义的畸形发展起到任何作用,直到损失惨重,为时已晚。看看吧,读一下以前写的文章也很有意思。]

在07-7-3,Steven Leung < steven.leung.cn@gmail.com > 写道

中国-要纸币 还是要货物?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3年5月12日 来源:[ 搜狐财经 ] 机构:[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


  今年第一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1736.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2.4%,全国出口863.2亿美元,增长33.5%;进口873.4亿美元,增长52.4%,贸易逆差10.3亿美元。从一般贸易角度看, 贸易逆差更大,今年一季度一般贸易出口364.6亿美元,进口416.3亿美元,增长65.8%,一般贸易逆差达到51.7亿美元。

  我们再来看去年的第一季度:外贸进出口总值1220.6亿美元,其中出口646.6亿美元,进口574亿美元,贸易顺差72.6亿美元。对比之下,今年一季度比去年的一季度减少了80多亿美元的创汇,这在许多人心中引起了老大的不舒服。

  由于进口增幅高于出口增幅18.9个百分点,我国外贸一反常态,一季度出现了多年未见的贸易逆差。不少文章对此议论纷纷,好象情况出现了不正常。其实今年这种状况,正是中国外贸走上合理和理性的表现。为什么这样说?主要是我国的外汇已经多得够用了,甚至过剩了,已经没有必要象80年代和90年代那样拼命"创汇"了。

  截止到今年4月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可能已经达到3400亿美元。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的对外贸易都要进入平衡期了。如果今天还不改变几十年里形成的一味追求出口的思维定势,那么"创汇"型外贸将对中国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

  今天,需要从理论和历史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外贸顺差是否就是发展中国家追求的目标?出口大国是否就是经济强国?我们必须加深认识。2002年,美国的贸易逆差额高达4352亿美元,其中对华贸易逆差1030美元[包括香港的转口 贸易],对日贸易逆差700多亿美元。与美国相反,去年欧盟国家出现了1020亿欧元的较大贸易顺差,比2001年增长了1.5倍,法国出现了数额较大的贸易顺差,而英国却与美国一样是逆差国家,数额高达600多亿欧元。如果认为出现逆差就对经济不利,那么美国经济这些年来就是遭透了。多少年了,美国的 贸易逆差每年都在3000亿美元以上,累计下来,美国近10年里国际贸易逆差高达几万亿美元,是不是美国就成了经济弱国?事情恰恰相反。如何看待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顺差和逆差,是不是出现逆差就有问题,出现顺差就皆大欢喜?在今天我们要有一些全新的视角来认识问题。

  很长时间以来,在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工作中,顺差就是成绩,创汇就是目的,几乎成为我们的思维定势和政府官员追求政绩的目标,很少有人对进出口贸易的顺差与逆差问题进行进入的研究,以致目前有许多地区的外贸出口企业负债累累,亏损严重,给当地银行制造了大量的不良贷款。更主要的是,外贸顺差越大,本国资源流出越多,这对一个国家发展极其不利。

  不仅中国有这种"顺差至上"的思想,连国外一些学者也把贸易顺差当成强国的标志。例如西方著名学者弗兰克在他的《白银资本》一书中就宣扬了"外贸顺差经济中心"论。在弗兰克的眼中,谁是出口顺差大国,谁就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事情果真如此吗?先我们看看当代日本的例子。自二战后,日本便成为奉行重商主义的世界出口大国,但半个世纪过去,日本今天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当年一度高达300多万亿日元的海外金融净资产现在已经缩小到不足50万亿日元,靠 贸易顺差积攒下来的财富在输出到海外后损失惨重。中国是个大国,有着广大的腹地和贫困地区,中国完全没有必要象日本那样大力输出资源,一味追求贸易顺差。

  对外贸易在历史上的表现

  历史证明,经济繁荣的国家大多是进口大国。让我们来看一下历史的表现:在流通黄金的汉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就是长期逆差,黄金是比丝绸更重要的对外支付手段。今人把当时的中外商道称为"丝绸之路",实际上史籍中汉的输出通常都是黄金与绢帛并列,而以黄金居首。当时在西北陆上"丝路"以黄金易"宛马"、在西南海上"丝路"以黄金易珠宝琉璃的 贸易极为活跃。

  在汉帝国黄金流向西域的同时,罗马帝国的黄金也在向东流。早在共和晚期,为了与东方的交易等用途而流出的黄金便多得据说可与19世纪加利福尼亚大淘金相比,以至于引起罗马的金荒,一度使罗马元老院下令实行黄金出口管制。帝国时代与东方的奢侈品贸易耗费的金银更多,当时流向东方的金银总值达到每年一亿塞斯退斯之多。

  在我国秦汉唐宋辉煌时期,都是本国贵金属货币流出时期,亦即外贸大量逆差的时期。唐宋时期中国的贸易逆差就更为明显,这个时期中国贵金属的极度稀缺据说就与此有关。有趣的是:中国的通货输出越明显,当时的经济越繁荣,而在经济衰败时期便会出现通货回流。如宋金对峙时代南宋钱币长期北流入金,但到南宋末的最后数十年间,却出现了钱币回流现象。

  至于说到了明清时代,也就是在1400—1800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大量出超,使西方大量的白银作为贸易顺差流入中国。然而也就是从这一阶段开始,中国一步步进入衰落。因此,弗兰克把这一时期的中国称为世界的经济中心是有谬误的。

  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明白,你输出一大堆货物资源,输入大量的贵金属货币,进口货物的国家得到的是实物资产,而输出国得到的仅仅是金银一类的流通货币。金银货币又不能吃不能喝,长期以往守着一堆贵金属实在难以使这个国家的人民得到真正的实惠。这可能也是国力由此衰退的原因。特别是在今天,对外贸易的货币已经不是贵金属,而是美元这样的纸币,因此,纸币也就比贵金属具有更大的风险性。一旦美元贬值,你多少年付出的创汇努力便可能变成一堆废纸。譬如,美元对欧元在不到半年多的时间里贬值了20%,这就使我国的以美元形式储存的外汇储备大幅贬值。

  关键的问题是,顺差和逆差的实质是:对外贸易变成了货币贸易,你输出的实物最后换来的只是对方的货币,如果这些货币你拿在手中不变成实物,那么这些货币对你来说除了具有安全和储存方面的意义,再无任何好处。中国今天手头纂着3400亿美元的外汇,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是有些奢侈了。因为 贸易顺差的实质是对外借贷,那就是把钱以货物形式借给外国,把资源输出国外。如果中国今后几年继续保持每年300亿美元的顺差,那就是每年向外借出300亿美元的资源。这种做法极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在人民币被低估的情况下也极不合算。

  认清美国"进贡经济"的实质

  今天,中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中美之间的贸易,与上述历史上的情形十分相似。近些年来,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2001年,两国之间的 贸易额达到805亿美元,2002年跃升到970亿美元,约占中国总进出口额的1/6。若以最近几年平均每年10%的速度增长,照此势头,2005年以前,美国将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贸易的最大特点是中国出大于进,美国是进大于出。以2001年数字为例,中国对美出口543亿美元,自美进口262亿美元,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为281亿美元。2002年前8 个月,中美 贸易额602亿美元,其中中国向美国出口430亿美元,自美进口172亿美元,中国顺差258亿美元。这一统计还不包括自香港出口的转口贸易顺差额,如果算上香港的数字,那么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每年就在700—1000亿美元之间。有统计说,自1979年到2001年,中美双边 贸易增长32倍,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了90倍,自美进口仅增长了13倍。1991年至2001年,双边贸易增长近5倍,其中中国对美出口增长近8倍,自美进口增长仅2倍多一点。

  从90年代开始,若以每年平均400亿美元顺差计算,10几年来,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至少在5000亿美元左右。中美贸易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美国敞开口子从中国进口,中国敞开口子从美国赚美元这种外汇。美国可谓是中国的"创汇"大国。

  美国不仅从中国大量进口,而且从世界各国廉价地大量进口。这些年里,美国巧妙地实施强势美元政策,廉价地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有人给美国算了一下,今天它还生产什么东西?除了波音飞机和电脑芯片,再就是美国债券和股票。这种情形使人回想起当年的罗马帝国,任何强国达到一定程度都要享受"进贡经济"的好处。今天,接受进贡的美国只需要在家里印印钞票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世界各国的廉价物品。

  这种现象发展到今天,已经值得我们认真注意了。在我们传统的重商主义外贸理念中,似乎外贸顺差越多越好。许多人却象弗兰克一样,为大量的顺差而自豪,却不能清醒地认识这种货币与实物交换中的问题。今天,我们要对这一传统理念进行深刻的反省和再认识。

  创汇只是一个时期的事,创汇所付出的代价极其沉重

  目前,我国的外贸顺差每年3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已经达到3400亿美元。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大量外资投资中国的情况下,再继续实行改革开放之初制定的"创汇"战略,就不符合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了。当年实行"创汇"战略,主要是因为我国外汇短缺,没有能力进口一些国家急需的国外技术产品和战略资源。因此,为了满足外汇需求,不遗余力地施事"创汇"战略。这些年里,我们给出口企业免税政策,实施出口退税政策,实施种种优惠政策,甚至把创汇当做地方官员创造政绩的一项主要指标。实际上,这都是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得外汇而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的实质是以本国人民更多的劳动和资源换取国外较少的劳动和资源。

  20年间,创汇已经成了中国政府和社会上下一致的目标。似乎只要能出口,能获取外汇就是好事。在这期间,很少有人考虑中美贸易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很少有人深究在中美贸易过程中,为什么美国能如此大手大脚地在中国购买,而为什么中国能如此廉价地向美国输出?中美贸易之所以能出现如此巨大的 贸易逆差,关键在于这场交易背后的一些不对等因素,那就是双方为这些贸易货物付出的劳动是不对等的,美国人可以以较少的劳动占有中国人较多的劳动,或者说可以以较少的资源换取较多的资源。之所以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中美两国之间货币汇率制定的不对等。人民币被低估,美元被高估。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民币具有更高的购买力。

  那么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汇率呢?还是为了"创汇"战略。低估人民币,说到底是中国为了获取外汇而付出的代价。而美国则完全不必如此,美国只管印钞票就行。这就是一个拥有世界货币的国家的优势。从历史上看,一旦一个大国取得了强国地位,它就必然拥有可以广泛流通的货币,利用这种强势货币它就可以享受到其他国家的"进贡"待遇。例如在汉代,西域一些国家根本不使用货币,他们用货物换回汉朝的黄金之后,也不知有什么用。对于这些国家来说,真实的情况是国内的马匹减少了,金银增多了却没有什么用。看一下历史,我们便会明白今天的一些情况。

  中国正在进入贸易平衡期

  只有通晓历史古今,才能看清今天历史阶段中美贸易的实质。那就是美国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出口基础之上的。逆差国家恰恰是世界强国,只有大国和强国才有能力大量进口。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一个积弱的历史阶段,中国要尽快渡过这一历史阶段,实现贸易平衡,并争取通过进口尽可能多地获得外部资源。只有更多地获得外部资源,更多地进口,这个国家的经济才会繁荣和发达,这个国家的人民才会真正得到实惠。

  遗憾的是,许多年来,我们的经济观察视线被庸俗的古典重商主义所左右,以致目前经济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的经济理论界和政界却全然不觉。我国目前正在出现一种怪现象:一方面,政府在不遗余力地搞赔本性的出口创汇,财政每年也要为出口退税付出1000多亿元的代价,另一方面,旅游部门却在敞着口子让国内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游客到国外消费外汇,最近又开放了南非等四个地方的国外旅游。既然放开国外旅游消费了,那么中国还有什么必要再提倡补贴性的"出口创汇"呢?还有什么必要以低估本币为代价而赚取外汇呢?

  今年一季度,我国终于出现了10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并不是什么坏事。而是在及时提醒我们:需要适当提高人民币的购买能力了。中国终于出现了贸易平衡,出现点贸易逆差根本算不上什么,并且如果不是今春国际石油价格上涨,一季度这点 贸易逆差也不会有,因此,中国是否真正进入贸易平衡期现在还难说。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国必须走出"顺差至上"的认识误区,尽量多地利用国际资源,对外贸易的目标是更多地利用国际资源。

  (搜狐独家稿件,如须转载请注明出处。)

走出重商主义的中国外贸前景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6-8-31

    (内容提要:走出重商主义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之后,中国的国内资源将更多地留在国内供本国人民消费,同时中国会更多地利用世界外部资源。)

一、外贸高速增长背后的问题

近3 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平均以超过30%以上的速度增长,2004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15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2005年达到14221亿美元,出口在世界总份额中占6.5%,2006年1-6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7957.4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3.4%,到2006年底,估计将达到16000亿美元,占我国当年GDP的65%。

目前,我国某些产品的出口已占本国总产量的相当大比例,譬如,2005年,我国彩电生产量7600万台,出口4900万台,占本国总产量的64%;DVD产量1.5亿台,出口1.3亿台,占87%;摩托车产量1580万辆,出口1000万辆,占64%。目前,我国已有172种商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其中激光视盘机、拖拉机和集装箱占世界总产量的80%以上,钟表(主要是电子表)和收录机占60%以上,显示器、照相机和家用陶瓷占50%以上。

但综观我国的出口产品,大多是消耗资源和能源的产品,并且价格极其廉价。例如,2004年,我国出口电风扇4.5亿台,平均每台3.8美元;打火机52亿个,平均每只0.063美元;手表9.6亿块,平均单价1美元(其中浙江省出口600万块,平均单价为0.3美元);出口鞋59亿双,平均单价仅2.5美元,不及意大利的1/3,一些省的出口单价仅有1美元;出口DVD1.3亿台,平均单价45.6美元,不及日本的1/3;出口传统照相机5600万台,平均单价5.9美元,不及日本的1/20。

这种大进大出的粗放型出口模式,对资源和能源的依赖十分严重,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极其巨大。目前,我国对外部资源和能源的依赖度越来越大,原油依存度已达到42%,铁矿砂40%,铜矿砂83%,氧化铝46%,铜材60%,铝材40%,石油化工装备的80%、数控车床的70%、光纤制造设备的100%都需要依赖进口。另外,大量的出口也引起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据WTO统计,1995-2005年,我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世界遭受反倾销起诉最多的国家,在世贸组织成员发起的反倾销案件中,约1/6是针对中国的。

今年的前6个月,我国贸易顺差达到614.5亿美元,估计全年的贸易顺差可达到1200多亿美元。5月、6月和7月,我国贸易顺差均接近150亿美元,连续3个月创出单月贸易顺差的历史记录。在贸易顺差大幅增长的同时,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到今年6月末已达到9411亿美元,年底可超过1万亿美元。而在2004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才有5,300亿美元。两年过后,竟然迅速地翻了一番。这种情况实属不正常。两年间外汇储备增加出5000亿美元,除了有2000多亿来自经常项目帐下的顺差也就是贸易顺差,另外3000亿美元来自资本项目下的顺差。通过进出口贸易和外汇储备的大幅度增长,我们明显地看出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是实物货物的大量出口,一方面是纸面货币外汇的大量进入。这种现象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说明了什么问题?我们只能做出这样一个回答:那就是中国的实物资源和金融资源都在大量外流。中国的这种做法,无疑是在补贴世界。

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按现在这种发展势头,再过几年,中国的的外汇储备有可能达到2万亿美元。这将极大地影响到中国的金融结构和金融政策。 更重要的是,一旦美元和其他外汇贬值,中国这些年里辛辛苦苦积攒的纸面财富顿时缩水。当中国通过消耗本国宝贵的实物资源换来大量的外贸顺差后,这些以纸面货币标志的财富很可能通过汇率的变化而化为乌有。因此,中国当前的外贸活动存在着较大的经济风险,需要及时调整这种资源廉价外流型的重商主义外向型发展战略。

二、重商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重商主义主要是指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勤俭节约,省吃俭用,重储蓄,轻消费,吃苦耐劳,积极肯干,尽量压低本国资源要素的价格和出口产品的价格,当然首先要贬低本国货币人----民币的价值,扩大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量和出口量,赚取更多的外汇。

   重商主义与马克斯·韦伯所讲的资本主义精神一脉相承,它是当年西方国家在重金属时代的一种发展方式。这种做法对任何民族来说都是一种美德,它可以使一个国家积聚起财富。但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过分地使用重商主义发展模式,便会遭到瓦解性的反应,其辛辛苦苦积累的国民财富便可能被外人廉价利用,发展到最后很可能是空忙一通,所得无多。它最大的问题是:由于这种发展是一种牺牲本国资源的发展模式,发展的后果是既过度消耗了本国的资源和能源,又使本国普通民众难以得到发展。

    当今的世界,各国都在拼命利用他国资源。在这样一场国际大交换的过程中,中国要选择利用他国资源多的发展方法,而不是一味消耗本国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虽然贸易和交往意味着互惠,但也意味着一方的获利是建立在另一方的损失基础上。所以,交易并不意味着双赢。

目前的情形是: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省吃俭用,为满足发达国家的消费主义做贡献。某些发达国家的储蓄率已经低到零点,而中国的储蓄率高达45%。中国一方面通过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向海外输出资金,一方面通过直接投资大量吸收国外投资。这完全是两种金融投资方式,中国投资美国国债的回报率最多有5%,而美国投资中国的企业回报率都在10%以上。

这完全是一种奇怪的发展方式,穷国补贴富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除了中国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有问题,也与中国的人口结构和人口周期有关,更与国际间的经济和金融体制有关系。当前的国际规则是由发达国家来制定的,这些规则只能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

谈到中国人口周期的影响,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的中国正是一个独生子女的时代,由于家庭抚养需求低,使中国家庭有能力积蓄起当期收入,以备养老之用。因此,如果说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拥有雄厚的养老基金,中国实际上也已积蓄起庞大的养老基金。

但是,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养老资金使用的方法上大不相同,西方国家是将养老资金投资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企业,中国是将这些资金投入国外政府的国债。这两种资金的使用效果和效益是大相径庭的。

重商主义的结果必然积蓄起大量的金融资产,这在十七世纪,是大批的黄金和银元一类的贵金属,而在今天只是帐面上的一些货币符号。如果说贵金属还能看得见摸得着,那么今天的货币符号仅仅是一些虚拟的财富。

因此,重商主义的发展战略在今天要谨慎使用,今天的世界已经成为一个纸币流行和无纸化金融的时代、强国和大国货币流行和主宰的时代,是一个资源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直接投资畅行无阻的 WTO 时代,特别是发达国家已经进入金融经济时代,以实物经济生产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以实物换来的金融财富很容易在国际间币值变化当中化为乌有。

    假如中国不通过重商主义的方法积蓄财富,就要即期将这些财富进行消费。增大即期消费,就会减少储蓄和出口,而减少储蓄,就会降低未来的养老能力。中国必须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下寻找出路。如果倾向于即期消费,肯定会影响中国的出口,这些情况都值得引起关注。

三、走出重商主义之后的中国外贸前景

重商主义的主要危害是压低国内下层民众的收入和资源、资产的价值,来为国家积累外汇,来补贴外部国家。但靠这种方法积累下的财富极容易蒸发掉。不仅财富容易蒸发。

因此,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中国必须改变自己的发展战略,从传统的重商主义向更多地利用国外资源转变。这就需要适当地提高人民币的购买能力,适当调整人民币汇率。即使不通过人民币升值增加国家的购买力,也需要向公平交易转变。

所谓公平交易,便是按商品的真实价值和价格进行交易。譬如,那些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产品必须加上制污成本后才能出口,那些严重损害劳动员工的产品,必须付出合理的劳动报酬之后才能出口。那些获得了优惠政策和补贴的产品,必须取消这些不合理的优惠政策之后才能出口。

目前中国正在酝酿着几大措施,一是取消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实行两税合一。估计在2007年之后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率将得到统一。二是取消一些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三是适当提高国内的一些资源要素的价格,包括劳动力工资水平,四是不断调整人民币的汇率,使之达到一定程度的升值。这些经济政策的调整目的,是将原先补贴国外消费者的好处转而补贴国内消费者和生产者。

中国之所以前些年能如此廉价的出口本国商品,除了与1994年人民币大幅贬值有关,还与廉价地利用和消耗资源和能源、廉价地利用国内劳动力有关。这种重商主义的发展战略,造成劳动收入远远低于资本收益,使大批国内居民缺乏消费能力,而逼迫着企业将产品廉价地出口国外市场,通过国际市场来消化过剩的国内产出。但是,与其将国内产品廉价的出口,不如将这些产品在本国消费,而要提高国内的消费能力,就必须提高劳动工资,改善劳动者的福利待遇。

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在未来几年将面临着一个较大的转变,逐渐从外向型转为内向型。这也与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紧密相关,估计再有七八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将消失,劳动力富裕的时代将结束,廉价劳动力将不复存在。

如果外资廉价利用中国劳动力的时代告一段落,那么一些外商加工企业将在中国消失,或者转移他国。这在多大程度上将影响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还需认真研究。然而,中国的学者至今还未从劳动人口变化角度进行外贸未来演变的研究。

但是,根据我的估计,2015年之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将由高速增长期进入平稳发展期,当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达到2万亿美元后(以美元今天的固定值来计算),中国的外贸发展将进入一个转折期。这将引起汇率等其他经济要素一系列的变化。

目前最需要关注的是人民币的汇率变化。人民币升值之后,中国的贸易顺差将减少,进口量会相对增加。但人民币汇率的变化是否能引起中国进出口贸易再度出现90年代上半期那样的逆差?我想不会再出现那种情景,中国会象当年的日本一样,尽管日元有了较大的升值,但日本的对外贸易始终保持顺差状态。这就是东亚国家的特点。

总之,走出重商主义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之后,中国的国内资源将更多地留在国内供本国人民消费,同时中国会更多地利用世界外部资源。

 

重商主义的典型样本:虚假进出口泛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7-05-18 07:46:03


  中评社香港5月18日电/据《新华每日电讯》近日提供的数据,从1980年至今,国货出口复进口增长3056倍,年度累计达到733.6亿美元,超过了中国全年从美国的进口额。新京报评论文章指出,国货虚假进出口忠实地反映了现行重商主义税收政策对于贸易加工企业的激励。

  文章称,虚假出口的问题引起了重视。今年年初,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直言,炒汇、企业骗取退税是导致中国外贸顺差"失真"的重要原因。据英国渣打银行分析师王志浩分析,2005年中国1019亿美元的顺差中真实部分祗有约350亿美元。

  文章认为,顺差由虚假贸易"堆高",幷不是一个新问题,顺差越大,问题越严重。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第一,一揽子的出口鼓励政策滞后于形势,在顺差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政策不能及时调整,或者调整之后不能得到落实,导致企业热衷于赚取出口退税,而不是通过出口高附加值的产品得到更高的利润。

  第二,一些出口企业或者与外贸相关的企业钻头觅缝寻找政策破绽。政策与监管本有漏洞,而企业又通过挖掘政策空间向政府要利益,两下夹击,导致虚假出口泛滥成灾。

  文章指出,鼓励出口的税收政策导致更多的企业热衷于出口,是政策的导向性作用。出口领域的税收政策利益越丰厚,追逐的企业也就越多。解铃还须系铃人,皮球踢回到政府脚下。

 

 

中国需要的是制度崛起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郑永年

2008年4月

  奥运会还没有举行,但“奥运会之后的中国往何处去?”已经成为流行于国际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奥运会对中国的整体经济有些影响,但不是很大。中国的经济崛起主要来自于市场经济和支持市场经济运作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从制度建设来审视中国的崛起,中国是一个“脆弱的大国”。中国可能并不像人们所想象中的那样的强大。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美丽的数字,但在这些数字背后,中国的各方面隐藏着深刻的制度危机。
  所谓的深刻的危机并不是人们日常所讨论的发生于中国社会的群体事件和官员腐败等现象,也不是指中国的制度应付这些日常危机现象的能力,而是指在面临深刻危机的时候,中国现存的制度能否有效应付和消化。无疑,对很多人来说,处理和应付深刻危机的能力是检验中国是否真正崛起的有效方法。
几年前,“非典(沙斯)危机”成了人们检验中国是否是一个脆弱大国的机会。今年年初的雪灾危机再次提供了这样一个检验机会。的确,从这次危机中,中国各方面的制度暴露无遗,表现在国家制度的硬件实施到人民的心理状态各个方面。
基础设施须作长远考虑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必须具备一整套有效的基础硬件设施,包括以铁路,空运和高速公路为主的交通运输、电力网、水坝、能源供应系统、水源供应、通信网络、医疗卫生等等。
  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考量必须是长期的。西方的很多基础设施上百年的都完好无损。这样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只有近代国家才有能力动员大量的资源来建设这样的基础设施。当然,另一方面,这样的基础设施也就成为了近代国家的硬件基础。
中国的基础设施非常脆弱。在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上,中国往往采用的是滚动式发展,有多少钱,就建相应质量的硬设施;等到有了更多的钱,再考虑提升基础设施的质量。这样就造成了诸多负面的效果。
  其一是修修补补,质量不牢靠。其二是基础设施的区域分割非常严重。基础设施尽管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但实际上被各个公司和地方分割。
  其三是建设基础设施时较少考虑到自然灾害。不像西方那样,在建设基础实施的时候,总会考量到各种灾害,甚至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灾害,从而预备好在危机的时候的替代的设施。
  其四,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很少考虑到战争的因素。除了三峡大坝,因为各种因素,可能对战争的因素有所考量,其他的基础设施可能都很少考虑到战争因素。如果遇到“敌国”有计划的攻击,中国的基础设施很容易瘫痪。
  如同“非典危机”,雪灾也暴露了中国行政系统的脆弱。这次危机如果不是中央政府亲自干预,使用战争动员手段,恐怕结果会更加糟糕。中央部署数万军警来清理道路,为数百万被困的人民提供生活必需品。这里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制度上的优势,中央领导一经介入,制度就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但另一方面,地方基本上没有感觉到直接的压力。

过分集权造成对中央的依赖

  中国的体制在理论上过分集权,地方政府大多都会依赖中央。在这样的体制下,一旦遇到战争,中国的整个行政系统很容易被瘫痪。高度集权反而导致了中国行政系统的弊端。这种弊端在毛泽东时代是通过分权来处理的。毛泽东在世时,甚至考虑过在中国实行联邦制度,进行有效的中央和地方分权,让地方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来对付各种紧急情况。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来自其战争经验。在战争期间,毛泽东让各地区的指挥者具有很大自主权,即军事指挥权。解放后,毛泽东有实行大区制度。但后来当中央权力受到挑战之后,毛泽东废除了大区制度。很显然,今天这些思想对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地方制度仍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与此相关,雪灾也暴露了中国跨省市、跨部门、跨区域和跨行业之间的脆弱协调。中国尽管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中央政府协调作用非常微弱。中国各省之间的协调远远不及欧盟各主权国家之间的协调。也就是说,貌似集权的中央政府的协调能力在一些方面还不如欧盟。部门之间、省级之间和各种跨组织之间的合作几乎很难实现。一旦灾难来临,各个组织各自为政,表现出极度的自私。因为中国不存在一套既定而明确的责任制度,平常也没有什么机制来整合这些不同的部门,在灾难面前必然很难协调。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社会对各种危机缺少有效防范意识。在危机面前,社会大多都需要依靠自治。很简单,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不可能有能力照顾到社会的各个成员。这要求社会成员具有高度的危机意识。例如日本人的地震意识,中东国家的战乱意识等等。但中国人缺少危机意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连续发展,人们的危机意识荡然无存。农村还好,因为农民很少依靠政府而生存,但中小城市以上,居民的危机意识就非常差。

落后主因是制度缺乏创新

  中国以往数十年的GDP主义造就了各级官员的数字崇拜。经济数据的确很重要,但必须对经济数据作制度甚至是哲学的思考。如果把经济上的崛起等同于制度上的崛起,那么危机就会接踵而至。世界历史发展表明,制度崛起尤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崛起才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前些年,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发表了《世界经济千年史》报告。报告表明,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最大份额,达到世界总额的32.9%。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真正的经济强国。可惜的是,西方势力进入中国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的急速衰落的过程。

  应当意识到的是,近代中国的衰落并不是仅仅是因为人们一般认为的朝廷的腐败、出卖国家利益等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缺少制度创新。一旦当总体国家制度缺少了国际竞争能力,那么国家的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西方的崛起是制度上的崛起。市场制度的确立,释放了无限的劳动生产力。但更为重要的是基本国家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确立,那就是建立在近代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制度。

  民族主义表现在外部事务的国家主权原则和表现在内部事务的人民主权原则。这种国家形式一旦产生,就具有了无限的组织能力,对内部包括经济和社会之内的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组织。而内部的组织又导致了无限的外部扩张能力。诚如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指出的,在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只不过是其内部民族主义的外部延伸而已。包括中国的传统国家形式在内的世界上其他任何类型的国家形式都无法与产生与西欧的民族国家相竞争。

  国家制度创新应当再次成为今天的中国人所思考的核心问题。中国领导层近年来一直在呼吁制度创新,这非常及时。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倡导政治改革,一方面来巩固经济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

  邓小平的逻辑也适用于中国的崛起。如果中国不能建设有效的国家制度,那么很可能会维持在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一个“脆弱的大国”的水平。而国家制度建设则是政治改革的最核心。

 

中国的政府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郑永年

2008年4月

  海内外期待已久的中国大部制改革方案终于出台了。尽管这个方案让人们看到了大部制到底会是个什么模样,但与去年十七大报告所确立的目标和由两会前中国各界大张旗鼓的讨论所催生的高度期待相去甚远。

  从很大程度上说,这次大部制改革很难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把其称之为调整更为合适。很多方面的调整都是为了把各部门相关的和重复性的功能整合在一起,使得官僚机构运作起来更为有效。功能整合是机构设置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连这些事情都难以做到,官僚机构的运作一定是低效率和效能的。这样的整合从前也做过好多次,但没有几年,又出现功能错乱的现象。主要的原因是随着新的利益的产生,各部门和机构都会有动机纷纷设置新的机构来谋取利益。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的演变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设置发改委的本意就是要建设规制型国家,对国家的社会经济事务进行宏观规划和调控。就是说,发改委是应当着眼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的。

  但是,近年来,一些因素使得发改委转向了微观事务和审批。因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衰退,需要进行相对的权力集中,从地方向中央集权,从各部门向国务院集中。

  各方面的权力集中起来之后,就名正言顺地放在了发改委。发改委因此很快就演变成一个包罗万象、有权力处理一切事务的权力机构,一些人称其为“小国务院”。

  再者,宏观调控是无利可图的,有利可图的是微观的管理和审批。这样,发改委本身也有很大的动力把目标转向微观与审批。结果呢?尽管集权,但发改委还是没有能力来宏观调控,不过微观抓利益的能力则大大提高了。
当然,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型也使得发改委成了一个与其他部门和地方争利益的部分,从而成为各方抱怨的对象。
国家机构正整体寻租

  实际上,这样的事情不仅仅局限在发改委,而是存在与于其他各个部门,是个普遍现象。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两会期间对此有个形象的说法,“现在政府部门下属事业单位多得很。有的部委下属单位,儿子、孙子、重孙子,甚至重重孙子。一个部门有100多个,整个国家机关有2000多个,阵营非常强大。三五个人,挂个牌子,就收费。”

  从前人们谈论领导干部个人利用权力寻租,实际上,这些国家机构整体都在利用行政特权进行集体寻租。只要行政权力和经济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既得利益就会大得无穷,人们所希望的重大的结构性改革就很难进行。即使有了一时的改革,也最终又会回到改革前的原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唯一一次政府结构性改革发生在朱镕基时代。当时市场经济的主导意识形态已经得到确立,所以,政府改革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从计划型政府向规制型政府转型。当时领导层采用的是“拆庙赶和尚”的方法。

  尽管当时有人批评朱镕基过度使用政治行政力量来推动改革,但如果不这样,结构性的改革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因为政治行政力量的动员和使用,连多年困扰中国的“军商一体”都得到了相当有效的解决。

  自从那次的“军商分开”以后,军队的职业化程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朱镕基在政企分开方面也作了努力,但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因为政企分开的困难,当时政府的重点在于公司化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深化国企的改革。

  政企分开问题没解决,因而企业的行政化现象到现在还是很严重。很显然,政企分开光用行政改革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它需强有力的政治改革。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确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对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功劳。这也符合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在那些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政府的角色尤其重要。但同时,政府作为一个经济体也带来了无穷的负面效果,例如GDP主义造成了大面积的深度环保问题、规制的缺失和党政官员的各种类型的腐败等。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作为经济体,一旦造成与民争利、与社会争利的状况,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会成为大问题。

  政府改革并不意味着政府要完全退出经济领域。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大潮下,各国经济体之间及其经济体内部的竞争趋向激烈。这一方面要求强化政府的经济监管功能,另一方面则要求政府退出直接的经济功能,赋权于企业:因为参与竞争的真正主体是企业本身,而非政府。从长远来说,政府直接主导下的企业很难和自主类型的企业竞争的。

    这就表明,中国的政府改革具有了两个直接的目标。第一是建立规制型政府。笔者一再强调,建立规制型政府就是要在政府和其他行动体之间如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中间组织等确定边界,就是要分开来。这一点十七大报告说得很明白。第二是把经济型政府转型成为服务型政府。这两个目标互为关联,必须同时进行;否则政府改革很难成功。

该撤出的地方没撤出

  建立规制型政府就要求政府从企业等领域退出来,而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则要求政府进入那些其应该进入的公共服务领域。一退一进才会得到一个合理的政府范围,就是有限政府,边界政府。

  但从这次大部制改革的情况看,中国政府的规模可能会越来越大。政府和其他行动体没有分开来表明,政府应该撤出的地方没有撤出来。反之,即使在一些政府应该撤出的领域,如经济领域,仍然存在着“国进民退”的情况。同时,新的改革又要求政府进入,提供公共服务。

  在西方,很多公共服务由政府负责提供,但实施的则是社会组织,这样既保证效率,又控制政府规模。但在中国,社会组织并不发达,政府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亲自提供公共服务。就是说,这方面,政府的规模不可避免地会增长。一方面是政府不想退出,另一方面是政府退不出,这就是政府改革的困局。

  可以想见,这两个目标很难一步到位。经过这次大部制的改革,中国政府具有了双轨制性质,即同时具有经济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特点。
从很大程度上说,这次改革只是向规制型政府和服务性政府转型的第一步,要完成这个转型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但是,不管怎样,这个方向应当坚持。这两个目标不能达成,中国就很难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型国家。但同时也表明为什么说政治改革这一关还必须过,因为这两个转型需要政治改革来推进。

 

没有政治改革,行政改革不会成功

张雪忠

2008年4月

  日前,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并同意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早在此之前,有关方面正在酝酿的国务院“大部制”改革,就已经引起了舆论的普遍关注。不少人对中国即将开展的行政改革寄予厚望,并期盼中国的政府系统能变得精简、公正、透明、廉洁、高效。他们最终很可能会大失所望。自1982以来,中国几乎每五年都要进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政府机构改革,而每一次改革的目标都大致相同。

  每一次机构精简,国家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向“被精简者”进行现金或其他形式的补偿,但这些人腾出的位置很快又被更多的新进人员填满。1995年,中国行政事业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重是11%,到2006年却达到19%—20%。另外,经过多次机构改革后,中国的政府系统似乎仍不以公正、透明、廉洁和高效而著称。

  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会议公报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强调表明,此次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承载的,仍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维持单个政党对政治权力全面垄断的同时,政府系统将变得高效、廉洁,甚至成为“服务型政府”。如果政治学的一些重要原则在中国也能适用的话,那么让一个无需问责的政府自我革新,并不会比让一个人抓住头发把自己拽离地面更为容易。

  现代政治科学认为,国家兼具契约性和掠夺性。如果政治权力能够在公民之间平等地分配,便会产生契约型国家。在这样的国家,政府及其组成人员只是民众授权的社会管理者。政府组成人员并不固定地来自某一集团,并须不断面对民众定期及不定期的问责。政治动力学上的分析表明,在契约型国家,政府系统将不断趋于公正、高效、透明和廉洁。

  如果政治权力在公民中的分配是不平等的,甚至被某一政治集团所垄断,便会产生掠夺型国家,并出现泾渭分明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这样的国家,统治者总是竭力寻求“租金”最大化,国家的经济活动和政治生活也常常围绕这一目标而开展。

    在这样的国家,统治者自身的利益与良性的经济发展体制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这一矛盾不一定会阻碍经济增长,但必然会使增长成果的分配极不平衡,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也得不到充分的考虑,从而使经济发展难以持续。

  在政治和政府体制上,类似国家的统治者所确立的规则,首先是使统治者及其集团的收益最大化。统治者往往会建立或竭力维持一个有利于获取统治红利的政治结构,而无视其对社会公正和社会效益的不利影响。

  在政治权力被垄断的国家,那些有权制定和执行政策的人,总是使政策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整体利益。由于他们无需面对实质性的政治压力,因而不可能有革新现行制度的动力和欲望,甚至会极力抵制这种制度革新。

  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户籍制度使农民在就业、社保、教育等方面饱受歧视,却仍无法打破;中国的国企改革使成千上万的国企工人下岗,却仍得以推行。因为,中国的农民和工人尽管人数众多,但在政治上却影响很小。 相反,中国的政府系统尽管弊病丛生,那些显然必要的改革却无法推行。历次行政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最后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因为这些改革所针对的,恰恰是政治影响最大的利益集团。

    面对再次来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那些乐观的人应该想想,为什么前五次未能成功的事业,这一次一定会成功呢?如果没有民主政治改革的前提,如果不改变政治权力分配状况和政治动力结构,任何行政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都必将无疾而终。

 

官杀官背后的制度问题

夜猫

2008年4月

    呼市党委副书记王志平偕一位女税务官,被一位区公安局局长关六如枪杀后尸骨未寒,媒体又爆出有类似的新闻。2008年2月17日,广西兴安县林业局秦局长,被属下一名林业公安民警开枪击中头部,生命垂危。但愿秦局长吉人天相,能够在阎王殿前捡回一命,否则这又是一起官杀致死的大案。

    官杀事件虽然仍属个别,但十多年下来,也积案不少。笔者随手从网上搜罗,就找到十多起案例。下级杀上级,上级杀下级,朋友杀朋友,情人杀情人,或利益攸关方杀另一方,总之,被杀和杀人者,都是相互认识的,相互间有充分的了解。杀人手段,有亲自操刀弄枪的,有雇凶下手的;有一时冲动的,有深度密谋的。杀人的原因,多以对方挡我官路财路为主因,也有个别是感情等原因。像原西安临潼区马额镇党委书记郭天京持刀杀害原临潼区药监局局长寇胜法一案,郭天京是因为怀疑妻子与寇胜法有染,但他被改任临潼区委统战部副部长更是关键。从官场的逻辑来看,一个统战部副部长的职位远比不上镇党委书记,这便是重要理由。虽然一些官员如些调换职位,“级别”并未调低,但另外某些东西失去了。原辽宁省抚顺县公安局副局长张永清连调任司法局副局长都感到委屈,竟对司法局长和县委书记痛下杀手。同样是当副局长,同样在公检司法系统,只因部门不同,心理落差居然有那么大,这让很多草民很不理解。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吏治乱,社会必生大乱的因子。官员及既得利益者之间要以相互残杀的方式解决问题,就是干部队伍建设出了大问题的强烈信号。干部队伍建设为何出大问题?无非是相关联的权力、利益等方面产生很大冲突,权力制衡系统无能为力,相关当事人无法从法治上获得正义与公正,故铤而走险。关六如枪杀市委副书记王志平,明显知道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所以成功杀人后自己也立即吞枪自杀。这样的官杀,无疑是对法律的一大嘲弄。试想,越来越多的人,尤其公安干警这样的人这样干,会产生什么可怕的后果?老子什么都不管了,先出了一口心中的鸟气再说。难道党和人民多年培养出来的一位重要领导干部,却与过去山野的绿林一般素质吗?

    民间自由思想者呼吁民主、法治,呼吁新闻(思想)出版自由,呼吁以更文明的方式让我们伟大的祖国走进真正的盛世时代,其最大受益者,实质是各级官员,其次才是其他公民。可是,我们的一些官员,在思想上仍然囿于封建权术和斯大林主义那一套,在行为上自我放任,狂妄自大,接近于强盗。他们坚决抵制政治改革,无非是以为民主了,法治了,社会舆论太强烈了,令他们行动不便。可是,没有了这些好东西,个人私欲只会恶性膨胀。个人私欲被无限放大之后,权力就变成一块大肥肉,谁都想多吃多占,于是,为了争利,只有你死我活,残酷斗争。闹得沸沸扬扬的西丰警察进京抓记者,就是权力失控的恶性表现。西丰征用土地,与商户产生冲突。但矛盾的激化,竟然集中到商户与县委书记张志国之间。如果不是权力过于集中,那最多也只是商户与政府某个部门之间的矛盾。记者能够报道此事,从某种意义上是减少了张志国个人及家人的生命危险。如果商户叫天无门,叫地不应,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渠道,恰好这商户又性子再暴躁一点,那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如果张志国遇到其他冲突,碰到更难缠的人,那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

    社会需要开明的政治制度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是更大限度保护好广大干部,二是能充分调整好各方面的关系,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民主、法治、新闻(思想)出版自由表面上会对官员的权力产生制约,但实质是保障了权力的合法性。在美国,为什么很少有人对官员眼红,社会几乎不存在对官员阶层的愤恨心理?为什么很多人甚至连官都不愿意当?无他,就因为人家确实有比较好的政治制度。普通美国公民可以任意嘲笑政府官员,但这个国家行政机器却能够高效运作。一些美国官员,品性、个人修养并不那么好。前总统尼克松搞窃听,前总统克林顿生活不检点,现任总统布什的形象活像一个烂仔,但所有这些,并不会对美国的权力体系产生严重的影响。美国设计的政治制度,正由于权力得到了有效的制衡,官员活动处于高度透明状态,所以就算比较差一点的人获得权力,也对权力系统构成不了多大的危害。你虽然不理想,但不可能做得太过分;你做不得太过分,也就不可能成为恶官。因此,官民之间,官官之间,很少出现你死我活的情况。相反,在美欧,由于文明的政治制度而产生了更文明的道德,一些官员做了错事,不是因为他杀而是自杀致死。

     中国不需要照搬美欧的政治制度,但一定要学习和借鉴人家成功的地方。最好的政治制度,无关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是人类最高文明的结晶。我们一些人至今仍习惯于从马克思等人当年说过的话语之中寻找解决方案,那完全是可笑的。而寄希望于道德层面,盼望清官出世,那同样荒唐可笑。没有优秀的政治制度,最多只能偶尔出几个清官,这种人仅仅是落后政治制度下的政治偶像。相反,在文明进步的政治制度下,几乎人人都是清官,廉洁奉公。在美欧,为什么很多官员生活简朴,没有豪华的办公设施,他们却勤勤垦垦,任劳任怨?他们没有那么多政治思想教育,但很多高官可能和百姓一样挤公共车,不敢拿公家的钱大吃大喝,不讲排场。百姓有事,他们毕恭毕竟,不遗余力。按照优秀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标准,恐怕他们很多人都能在我们的评比中胜出。他们能做到的,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并不是某人天生道德品德高尚,思想觉悟高,在欧美,同样有贪官、昏官,但这种人一旦出现,就会受到惩罚,被社会唾弃。这样,人人争当好官,社会就相对和谐稳定。

    今天,中央下决心建设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是政治昌明。没有好的政治制度,大家习惯于旧的一套,那么贪污腐化,官场恶斗,怎一个乱字了得?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的政治改革有了一个良好的财政支持,可以在不对百姓经济生活产生严重影响的情况下进行。说实在的,中国的百姓是善良的,只要有新的制度让官员不再贪腐,他们完全可以对过去的贪腐既往不咎。但如果政改停滞不前,官场风气愈演愈坏,民与官、官与官之间的矛盾就会日积月累,逐步激化。届时,我们好不容易取得的改革开放成果,也可能毁于一旦。

    接连两起血淋淋的枪声,是对中国最新的严重警告。诚然,如果当真下决心政改,一定会损害部分官员眼前的不当利益,但长远而言,却是保护了他们和社会各阶层的多种合理合法的利益。一些官员的权力会受到制约,甚至在政改中失去官位,但不管怎样,总比掉脑袋要好吧。如果连自己及家人的生命都没有保障,不管有多大权力还是有多少财富,那究竟有什么意义?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经济发展了,政治制度必须跟上去。不然,所谓现代化的一切,都是空的。

 

“以人为本”史话

胡笳落

2008年4月

    “以人为本”的提法古已有之,追根溯源始于先秦法家。早在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管仲就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他提出“以人为本”的目的,并非是要求统治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在向统治者献上如何对付人民的所谓治国之道。他说:“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乐其政也。”(《管子•形势》)只要把国内百姓收拾得服服帖帖,就能在诸侯争霸中脱颖而出。可以说,管仲强调“以人为本”,完全是为了政治霸业。在他的辅佐下,齐桓公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改革内政,加强武备,最终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历史公认的“春秋五霸”之首。

    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随着诸侯争霸的愈演愈烈,法家思想也不断发展完善。慎到提出的“以势行法”,申不害提出的“南面之术”和商鞅提出的“利出一孔”,无不是在帮助统治者出谋划策。作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提出了系统完备的君主专制理论,更是把一切臣民视为专制君主的奴隶。他理想的社会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在他看来,所谓的圣人就是掌握了绝对权力的君主。只有无条件地服从君主绝对领导,臣民的存在才有价值;否则,都应加以无情的消灭。无怪乎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著作后发出感慨:“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韩非列传》)如果说法家思想在管仲那里尚且保留了一点人性色彩,那么到了韩非这里则完全变成了吃人的工具。在群雄割据的年代,黎民百姓只能作为战争的工具,供专制君主任意驱使;当天下统一的时候,黎民百姓又成为压榨的对象,受封建暴政的无情蹂躏。令人欣慰的是,随着秦朝的二世而亡,法家思想逐步遭到了人们的唾弃,儒家的民本思想开始受到推崇。

    儒家的民本思想则可谓源远流长。《尚书》有言:“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说,祖父大禹早有训诫,对待人民只能亲敬,不可怠慢。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安宁。同样是在帮助统治者出谋划策,同样是在教育老百姓安分守己,儒家思想却比法家思想散发出更多的人性光芒。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在他看来,“以德行仁”的“王道”远远优越于“以力假仁”的“霸道”。只要实行仁政,就能够无敌于天下。为了突出人民安居乐业对于国家安宁的重要性,孟子甚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从而将人民的重要性置于君主和社稷之上。

    从汉武帝把儒家思想确立为西汉王朝的指导思想以后,儒家的民本思想也不断得到宣扬和传播。在西汉时期,民本思想获得了长足发展。贾谊说:“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人民不仅是国家的根本,而且是君主和官吏的根本。为了劝说统治者善待人民,贾谊还发出了咒语式的警告:“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至愚不可欺也。故自古及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 贾谊一举把儒家的民本思想推向了历史的巅峰。

    “民本”与“民主”虽然仅有一字之差,但是政治归宿却有天壤之别。从法家的“以人为本”到儒家的“民惟邦本”,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正如金耀基先生在《中国民本思想史》一书中所言:“盖中国之政治,自秦汉以降,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局面,但总因有浓厚的民本思想之影响,遂使君主专制的政治弊害得以减轻和纾解。”但是,切不可误把民本思想当作民主思想加以误读。

    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不是全面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而是充分利用儒家的忠君理论。他们真正服膺的还是汉宣帝刘询所说的“汉家制度”。《汉书》的记载:宣帝喜用文法之吏,太子刘奭却喜好诗书,结果惹得宣帝大动肝火。他教训刘奭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因为此事,刘奭差点丢了太子之位。在宣帝看来,“以人为本”只能当作政治高调喊喊而已。宁愿相信世界上有鬼,他也不相信儒家的德教理论。

    随着君主专制的不断扩张,儒家的民本思想本身常常面临着被否定的危险。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标榜所谓“民为国本”的治国方略 ,然而,当他读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顿时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加以删除,并且还把孟子赶出孔庙。由此可见,儒家的民本思想在封建皇帝心目中的真实位置。

    无论是法家的“以人为本”,还是儒家的“民惟邦本”,这些道理都是讲给专制君主听的,根本没有必要连篇累牍讲给老百姓。也许是因为实在没有几个专制君主愿意听这些道理,于是我们考察中国古代的“以人为本”时,一代枭雄刘备才能够映入人们的眼帘。《三国志》记载:公元208年8月,曹操率大军南下讨伐荆州。当地士民望风南奔,追随刘备的就有十多万人。“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有人劝说他甩开大队南行,刘备执意不肯,而且义正词严地说:“夫济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然而,当走到当阳的长坂坡时,曹操的追兵上了前来。慌乱之际,刘备不仅忘记了自己的豪言壮语,而且连老婆儿子都不要了,赶快和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人狼狈逃走。尽管刘备的“以人为本”闹剧分明是演砸了,然而,历史学家还是不吝笔墨,予以高度评价。东晋历史学家习凿齿感叹:“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一代文豪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把《三国志》的这段文字原封不动地搬到书里,习凿齿的评论也一字不拉。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封建皇帝从来就不相信以人为本。实在找不出样板,只能拉刘备出来凑数了。

    早在1915年,陈独秀已经看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致命缺陷。他在《新青年》杂志的发刊词中大声疾呼:“吾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奋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也许是时代过于久远了,人们已经忘记了陈独秀的话了。难怪现在有些所谓的学者还在为刘备大声叫好,实在是有趣的很!

 

奥运和乞丐不能并存?

滕彪

2008年4月

    近日,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表示,希望在今年8月奥运前,执法人员用文明手段驱赶乞丐出城,并解决无牌经营等问题。在城管、公安野蛮执法频频曝光的背景下,强调用“文明手段”对待乞丐,应该也算是一个进步。虽然很多所谓的“野蛮”执法实际上是违法犯罪,并非只是“不文明”而已,比如以城管为名而进行的打人甚至杀人的行为。但是为了奥运把乞丐和无照摊贩赶出北京的思路,却反映了治理思路的落后和法治观念的匮乏。

    能够举办奥运是国人的骄傲,但是为了面子,为了创造出一个和谐繁荣的假象,而把乞丐赶走,就太过分了。乞丐各国都有,虽然各个城市对乞丐有不同的管理模式,但把乞丐赶出城市,却不符合基本的法治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一方面,乞讨行为并不为法律所禁止,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因此强制其离开城市没有执法依据。另一方面,乞丐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乞讨是他们基本的生存来源或生存方式,强制他们离京而不管死活,违背基本的人道主义。同样,无照摊贩也有权利在城市谋生,如果"解决无证经营问题"意味着将他们赶走,同样与法无据。

    为了城市形象、为了市容,为了所谓公共秩序,我们周围已经发生了太多的悲剧。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05年,江西赣州市崇义县有关部门“为整治市容环境”,对县城的沿街流浪乞讨人员和精神病患者实施收容遣送。他们把7名流浪乞讨人员和精神病患者强行押上一辆福田汽车,随后把他们扔到了邻县的荒郊野外,其中有5人失踪,已经没有生还可能。这类行为不但违背基本的人道主义底线,而且已经构成犯罪,应该追究刑事责任。天门市城管在5分钟内打死公民魏文华,也只是为数众多的城管打人杀人事件的一个较近的例子。很多城市曾对小排量汽车上街极力限制,理由无非是小型车影响城市形象。现在还有一些城市禁止电动自行车或摩托车上路,也同样荒唐可笑。为了北京奥运,很多牌匾被强行撤换,严重侵犯了私有财产权,在“市容”管理的堂皇理由背后,实际上隐藏的巨大的利益和权钱交易黑幕。

    各地驻京办把来京的上访者关押在黑监狱,或者强行遣送,使收容遣送制度有死灰复燃的趋势。

    2003年各地的收容遣送站改成救助站之后,大面积侵权的情况大有改观。但是经过实地调查,我发现救助站的情况仍然不容乐观。以北京为例,每到两会、五一、国庆、领导来访、重要会议在京召开或其他“敏感”的时候,就会把乞丐、流浪者、甚至一些上访者强行抓到救助站关押,剥夺人身自由,与《救助管理办法》所确定的自愿原则背道而驰。虽然打人的情况比收容遣送站要少得多,但是仍然存在。薛宝玲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河南妇女薛宝玲在南宁市救助站被保安猥亵后精神失常。2006年,笔者以“来京打工、钱包被偷”为由进入某救助站“卧底”,在半夜亲眼看到救助站工作人员对强制进站的人实施暴力。在那个救助站,除了笔者和另一个人之外,没有一个是自愿要求救助的。有些乞丐经常被抓到救助站,有些被剥夺自由长达半年以上。

    乞丐问题不知难到了多少干部、专家:既要城市的面子,又怕野蛮执法被曝光;既要保护本地居民,又不想背上侵犯人权、排斥外地人的骂名。其实解决问题并不难,不如换一下脑筋:何必要消灭乞丐?城市形象有那么重要吗?何必由政府对乞丐问题大包大揽?民间的、非政府组织在各国都发挥了巨大了作用,为什么不给他们更多的空间?一个更宽容、更人性、更讲法治的城市,不是最大的城市形象吗?

    对一个城市来说,奥运不常有,而乞丐常有。即使乞丐没有了,如何保护民权也是一个永远要面对的问题。如果可以为了奥运而把乞丐、无照摊贩赶出城,那么这是无比危险的一步。如果是这样,为了亚运会,也可以让出一些权利,为了“两会”,也可以牺牲一部分自由,到最后,为了市委书记的一个生日Party,我们也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样,乞丐、无照摊贩的自由可以因奥运而被限制或剥夺,上访者、农民工、异议人士的自由也可以因同样的理由而被限制或剥夺,到最后面对雅致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找不到理由为自己的自由辩护。

    一百多年来,奥林匹克运动所到之处,给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带来的是开放、宽容、团结和自由,这也是国人期盼奥运的真正原因。如果以奥运为名,带给我们的不是开放、宽容、团结和自由,而是封闭、冷漠、隔离和压制,像那个女主持人在奥运频道开通仪式上的激情演讲中所说的那样——“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

  (《公民》电子刊物,2008年4月号 总第14期)

宏观经济,面临考验

廉邦治

2008年4月

    2008年中国的宏观经济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原来的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巨大挑战,驱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似乎都走向动力衰竭,因为流动性过剩引发的通货膨胀阴影又对经济体构成巨大的威胁。如果无法展开深层次的制度变革,释放更多的经济活力,那么中国经济体将滑入一个痛苦的滞胀泥潭。

    先看投资。 长期以来政府主导型的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这种投资模式效率低下,导致资源错配,经济冷热无常,本质上是无法长期持续的。2008年当局采取从紧货币政策来试图为经济降温,虽然政策效果尚待观察,但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权重下降则是无疑的。房地产市场可能是重要的风向标。一刀切的从紧政策对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的伤害将出现很多让人无法意料的后果。

    再看出口, 由于各种要素价格的上升,包括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出口退税的降低,人民币不断升值,再加上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消费市场萎缩,尤其是美国市场的萎缩,都导致了2008年出口不会再“风景这边独好”。 08年已有的出口统计数据已经佐证了这点。当然实际问题可能会更加糟糕。 因为统计数据本身并不可靠,它无法有效甄别国际热钱通过一般贸易渠道渗入经济体的数据,出口增长下降也许早已经发生,只不过没有反应在统计数据上面而已,问一问出口行业从业者,他们的悲观感受远为真实。

    至于消费,虽然这些年来一直保持着温和增幅,但是由于深层次的体制因素,没有理由认为2008年的消费会提供额外的惊喜。消费增幅几乎没有可能弥补由于出口和投资下降带来的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当然,消费增幅也有可能出现意外,那就是由于通货膨胀预期的不断深入,而出现抢购风潮。但是这种行为对于任何经济体几乎都是最糟糕的一种状态。

    面对经济增长这幅相当黯淡的图景,有哪些应对措施呢?作为坚定的市场主义者,本来我们并不需要对这种经济周期或者经济的自我调整有太多的担忧,在一个正常的经济政治形态下,这种经济周期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经济增长正如四季轮换,温度有高有低,对于大多数民众,适时调整经济行为,总是能挨过去的。

    不过,阅读本文的读者应该知道,由于长期以来的畸形发展模式,中国的经济政治架构特别脆弱,似乎统治合法性和社会稳定都系于经济持续发展一端,矛盾在社会各个领域的积累已经让整个社会无法经受一次经济危机的自我纠错,因此让经济增幅滑落并不是当政者能接受的政策选项,当政者本能的要为保障经济发展而展开刺激性的政策。

    当局有什么应对招数呢? 理论上,当局可以在投资,出口,和消费三个领域做文章。不过消费(或者说内需)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之间能做到的,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起码在表面看来已经进行多年,但是都没有有效的刺激内需。说到底,内需或者消费的提升进而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必须是一项制度变革的系统工程,这对既有决策层是不可能的任务。至于出口增长,一方面和国际市场息息相关,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各种内在隐患,使得当局在推动出口动力方面恐怕有心无力。那么还是要回到投资上做文章。 对于一个掌握巨大资源的政府来说,最便利的选项自然是通过增加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这种选项也符合现有政治结构的特别口味,因为2008年地方政府换届刚刚完成,政绩驱动必然转变为雄心勃勃的投资增长计划。中央政府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在庞大的财政收入支持下,一些大型的投资项目将会纷纷推出。比如已经见诸报端的大飞机工程,京沪高铁等等。

    一些讨巧的学者又在适时的论证积极财政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也许要不了多久,积极财政政策就成为决策层的共识,得以堂而皇之的推展开来。考虑到当下经济政治结构的现实,我们丝毫不怀疑,当积极财政政策这个通道重新被打开后,当局完全可以提交漂亮的经济增长数据。不过可怕的是,从紧的货币政策根本栓不住财政这头巨兽,却扼杀了无数的中小企业的生机,国进民退的悲喜剧以各种方式上演,中国经济体以一种畸形的形态越走越远。问题是, 我们的环境,社会现实还能提供同样的承载能力吗?这种权力驱动的经济增长,我们还能忍受多久?

    在经济发展的这个重要十字路口,执政当局面临重要的选择,但是显然选择并不只有一个,上述选择虽然特别符合执政当局的口味,但是多少有些类似饮鸩止渴,后患不菲,更重要的是这种选择是无法持续的。 其实只要执政当局能拥有对经济增长本质一定的认知,对特殊集团利益采取必要的克制和约束,同时展示对公共利益最低的敬意,那么一个更加自然的选择就出现了。这个政策选项,简单的说就是促进经济自由化改革,让经济体迸发自身的活力。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自由,改革开放三十年就是经济自由化的三十年,但是又是自由化远未充分展开的三十年,在经济增长前景黯淡的时刻,正是凝聚共识,重新切换到经济自由化轨道的时刻。

    如能回归到这种经济发展共识,那么一系列推进经济自由的政策窗口将自然开启。

    比如当局可以通过大幅度的降税计划来刺激微观经济体的投资和消费行为,这种做法将远比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更有效率,更具可持续性。
比如当局可以通过推动必要的法律变革,使得更多的要素可以市场化,在交易中创造财富和价值。仅仅土地,金融等这几个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就能提供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空间。

    当局也可以打破行政垄断,把国资委和它名下的100多家巨无霸企业进行市场化改制,引入充分的竞争。 因为这些通过权力依附在经济体内的特殊利益集团本身已经成为毒瘤,吸收无数资源,毁坏市场价值。打破这种垄断,将让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具备普惠性和公正性。只有采取这种激活经济体内部活力,破除经济发展障碍的政策,中国的经济前景才能拨开云雾,重见蓝天。

    在金融体系日益全球化时代,这种政策选项变得尤其紧迫。中国经济已经深刻的融入全球化进程,全球流动性过剩与中国的资产泡沫和经济过热息息相关,中国经济周期和全球经济体的周期已经呈现某种共振现象,只不过由于资本管制等原因,这个共振有个时差。这个共振可能是逆向的,比如全球流动性紧缩的时候,中国的流动性反而过剩,那是因为中国成为资本套利的最佳场所。而反过来,当全球经济体系恢复元气,尤其是美国经济体开始恢复的时候,资本开始外流,这时候对中国经济的真正考验就开始了。正如巴菲特的那句名言,只有当潮水退去后,才知道谁在裸泳。如果上述经济自由化政策得不到落实,经济活力得不到有效的培育,那么意味着这些年的流动性过剩并没有增加中国经济体的内生能力,经济增长在低水平重复。 在货币流动性汹涌的时候,我们看到经济过热,人民币升值,但是潮水退去后,我们看到的就是人民币贬值,经济萧条。 当这种场景和中国既有的社会危机相结合的时候,执政当局恐怕再也无力回天,他们寄望甚多的社会稳定和绩效合法性也将被雨打风吹去。

 

中国农民距离自由民还有多远?

王光泽

2008年4月

    中国后极权政治和国家控制型社会是否能够成功平稳转型,取决于中国市民社会发育成熟的程度。根据2001年3月28日中国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城镇人口45594万人,占总人口的36.09%;乡村人口80739万人,占总人口的63.91%。乡村人口占据了三分之二的比重,从人口比重上来划分,中国仍然处于农业社会,或者处于前工业社会。由于农民占据中国人口的大半部分,中国的民主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农民群体的转变,取决于农民是否能够成功地从最为庞大的贱民群体转变为市民社会的市民群体、自由民群体。

    历经三十年改革,中国农民实现了哪些转变?中国农民距离市民社会的市民还有多远?

农民的农奴身份得以废除

    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初期,大多是通过残酷的无序竞争来达成初步的原始积累。而中国的工业化则经历了两个原始积累时期,一个是毛泽东时代的通过国家强权来进行高额征收农民的剩余所得来达成;二是毛泽东时代的国家推动的工业化失败之后,重新回到西方工业化初期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农民群体在这两个阶段均遭受了巨大的损害。

从人民公社到大集体时代,中国农民不过是集体农庄中的农奴,他们生产的粮食被以“爱国粮”的形式高额征收,其剩余价值被国家超额榨取。在仅存的商品交换领域,农民手中的商品也被高额的剪刀差隐性地掠夺。人民公社时代,国家强权一度越过剩余价值,直接将手伸向农民的生存底线,征收农民赖以生存最为基本的口粮,酿成饿死三四千万人的旷古惨剧。

不仅如此,农民被数十年如一日束缚在土地上,除了上大学、参军之外,很难有机会转变职业。农民的医疗保障只有乡村的赤脚医生,微薄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失业、养老、工伤等基本的社会保障更是无从谈起。

1978年前后,始自安徽省农村的分田到户的承包制改革,实行至今30多年后,一定程度地缓解了农民和土地之间的依附关系,农民可以一定程度地享有土地经营权,从农作物的选择到是否弃耕,农民均享有一定的自由,为部分农民流向城市转变为产业工人提供了外在条件。农民也就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奴隶解放出来,初步具有自由民的基础。
国民待遇尚未实现
农民在经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虽然有很大受益,农民的自由度、经济能力、以及自治能力均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不过,由于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并未实质性触动,农民并未享受得到与城市市民同等的国民待遇。
中国实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户籍政策,中国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被人为地分裂为两个显著不同的阶级。农民不仅是一种职业身份,更是一种阶层身份。长期以来,中国农民被限制自由迁徙,只能在城市进行短暂就业,并被排除在各种基本的社会保障之外。
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很难获取城市户口。1990年代以后,户籍制度开始出现松动,农民开始可以获取小城镇户口。大城市的落户标准往往要求有学历,基本上将农民拒之门外。由于户籍制度的改革不够配套,即使是农民获得的小城镇户口,农民也很难享有城市市民所享有的各种社会保障,这种身份的变化并未给农民带来多少实际好处,只是改变了一下身份,反而失去了原来尚可一定程度支配的土地。一旦遭遇经济困境,缺乏任何社会保障的这些新市民就沦落为城市贫民。

胡温2003年执政以来,进一步对农村释放积极的改革举措,其中很重要的两点是,一是逐步建立乡村医疗保障机制,二是全面废除农业税。这是在中国改革20多年,开始拥有大量的国家资本积累之后,开始将改革开放的成果一定程度地反馈给农民,以此改善农民的收入水平,弥补中共建政以来半个多世纪对农民以强取豪夺的盘剥。

不过,目前胡温政权在农村建立的医疗保障体系,仍然和城市的医疗保障体系割裂开来,自成一套,与全民医疗保障体系相差甚远。农业是一个薄弱产业,需要政府的扶持,西方发达国家常常对农业采取各种补贴。所以,中国大陆仅仅取消农业税尚且不够,应当逐步建立对农业产业的保护机制,增加对农村公用建设的投资,增加对农业产业的风险防范机制。

乡村自治改变基层权力结构

毋庸置疑,中国乡村实现直选村委会主任,具有划时代的政治意义。1998年以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正式颁布施行,村委会“直选”已在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推开。村委会作为乡村最高权力机构,已经由原来的上级乡镇政府任命改为由村民直接选举,一定程度地摆脱了原来的行政控制,阻断了村委会长期作为行政体制末梢的功能,行政权力从乡村治理中逐步淡出;另外,乡村中共党委组织的影响力也逐步消减,只是在选举出新的村委会班子之后,当选的村委会主任是当然的党支部书记,如果村委会主任不是党员,而又拒绝突击入党,那么就有可能存在着一个党委领导之外的自治性乡村组织。

    村委会直选标志着中国农民制度性地从党政权力的阴影下逐步退出,是乡村治理全面变革的重要开端。村委会直选表面上看来不具有行政改革和政体改革的含义,但是由于重构了9亿农民与党政权力的关系,使9亿农民逐步具有通过村委会抵制党政权力全面侵蚀农民自治领域的能力。这种崭新的权力架构,有助于中国农民逐步学习民主机制,树立自治意识,大大拓展了中国农民向自治性市民转化的空间,使得在未来的民主政治转型中,农民能够理解甚至参与。

    通过相关调查文献可以得知,村委会作为小政府的功能不复存在,大量乡村干部很难有利益可图,纷纷离开原来的岗位,下海经商或转向其它的行业。村级干部的外流,表明党政权力的影响力在乡村急剧衰退。近年来,中国农民维权风起云涌,也是农民自治能力提高的重要表现,是乡村市民社会重构的重要标志。

农民市民化几个关键要件

    总体而言,中国农民正在向现代社会中的准自由民转化,中国乡村也正在经历着市民化社会的变革。相对于比较标准的市民化社会,中国农民和自由民之间还是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如果乡村社会能够实现以下目标,那么可以说农民的市民化和乡村的市民社会即可完成构建:

村民能够享有完全的迁徙自由,任何城市不得设置任何门槛;

村民能够享有完全的结社自由,包括组建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党、各种农业协会等;

农村土地完全私有化,农民可以自由处理自己的土地,建立农村土地交易市场,允许土地自由流转,把土地变成一种财富而非枷锁;

村委会直选过程中,进一步排除上级党政机构的干扰,建立更加完善的竞选机制;

把农民纳入全民社会保障体系之中,使其享有全民性的医疗、失业、工伤、养老等保险,其保障水准由地方议会规定,即使是保障的水准在起初低一点也没有关系。

    如果以上目标能够实现,才可以称得上“农民翻身得解放”。中国的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歧视,而仅仅是一种职业的称谓,中国农民就会成为中国市民社会的一个庞大的具有活力的群体。

 

再论申张纳税人权利

张祖桦

2008年4月

    我的文章《申张纳税人权利》(以下简称《申张》,载《公民》2008年3月号)发表后,受到不少读者关注,也有部分网友在网上以跟帖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这段时间,我又陆续读到一些相关文章与访谈,看到一些相关资料和数据。遂决定续写一篇“再论”以为《申张》的补充,同时作为对部分网友意见的回答。欢迎大家继续批评指正!

    一位网名“无所不通=无所同的狂妄方舟子!”的网民在跟帖中写道:“是谁给你提供了挣钱的环境?路、水、电、警察(刑警、交警、火警、经警、…)是谁给你提供了(注:应为‘解决了’)挣钱的‘后顾之忧’?…别以为你挣钱是你一个人的本事!如果中国也像中东某些国家那样,成天动乱、打仗、死人,你还能挣钱吗?纳税为国家尽点义务,使国家更强盛、更稳定,你就喊叫、就不干了?!”

    不错,政府是为我们提供了公共设施与公共秩序;但政府的这些作为并非是它恩赐给民众的。恰恰相反,这些都是以纳税人缴纳的税费作为代价的。无数个纳税人将自己辛辛苦苦劳动挣来的血汗钱缴给政府,养活了政府官员,维持了政府的运作。政府为民众做一些它本应做的事情,纳税人没有必要感恩戴德。

    冉云飞先生在《公民应该怎样对待政府》中说得好:为纳税人服务,是政府的天职。不要用“为人民服务”这样的政治意识词汇来忽悠我的利益,因为在你这样不受监督的政府中的字眼中,你可能随时将我剔除你认可的 “人民”之外,并且受到像“反革命”一样的对待与惩处,几十年来生活的悲剧,就该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一个乱花纳税人的钱,从不真正为纳税人服务的政府,还值得你嘶声力竭地在那里表扬,那就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在采访财税专家李炜光教授时问道:“2005年《福布斯》把中国列为世界上税率第二高的国家,财政部有官员却表示中国的宏观税负并不高。”李炜光回答:衡量一个国家税负的轻重不只看数字,还要看国民享受了多少福利。我们国家在提供公共服务和国民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存在问题很多。刚刚过去的雪灾,如果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到位的话,不至于有几十万人在受罪。这说明征了这么多税都用到别处去了,国民受难的时候你却拿不出很多钱来救济。记者再问:美国《福布斯》杂志近日发表的2007“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上,中国名列世界第三。你认为原因是什么呢?李炜光回答:我们征的税,养活了一个超大的政府。交这么多的税,享受这么差的服务,从这个方面来说,人家是很客气的了。
我在《申张》一文中写道:“2007年,中国政府至少从纳税人的钱包里掏走了5万多亿元人民币(约合700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关税、契税、耕地占用税和各种名目的收费(全部加起来可能10万亿元也打不住)。按13亿人口计算,摊到每个人头上约合4000元。”2007年中国人均年收入只有1740美元,约合12500元人民币。税负重不重一望便知。

    《申张》发表后,我从报上看到:中央党校的周天勇教授接受记者访问时说,据他保守估计,2007年除了5万多亿元的税收,各级政府还有1万6千6百亿的行政收费和罚款,土地出让、矿产权拍卖达1万3千亿,还有2千多亿元的烟草公司上缴利润,再加上彩票收入,总数应达9万亿元以上,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36%。这9万多亿元花到哪儿?干什么了?预算内很多都没有,很多时候都是预算外支出。(《新京报》2008年3月5日)周教授的“保守估计”与我的看法相当接近。而他揭露出来的总数至少为4万多亿元的预算外收入实际上成为各级政府的“小金库”,这些纳税人的血汗钱没有纳入全国人大的监督,虽然人大对政府预算的监督能力几乎等于零,但至少这是一道程序,政府还是要把收支公开出来。但现在这些“小金库”,在不受任何约束及监督下,由地方政府及各部门的首长任意支配,大肆挥霍,为所欲为。

    我在《申张》中还写道,我国有名目繁多的税种,税收渗透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纳税人的负担相当沉重。本文要补充的是,去年以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还在频繁调整一些税的税率,并不时增加一些新税种。譬如,在2007年5月30日深夜,财政部就通过新华社突然宣布将证券印花税税率从1‰调整为3‰ ;6月11日,国税总局又通过新华社公开宣布,自7月1日起,中国将实行新的车船税缴纳制度,缴纳税额将平均提高一倍左右。2007年上半年,国税总局宣布,自7月1日开始,将取消一些企业的出口退税制度。另据2007年6月15日《东方早报》报道,中国政府在2007年7月份大幅度提高资源税税率,上调幅度将至少1倍。财政部和国税总局频繁调整税率和增加新的税种,尤其是近些年来中国政府财税收入每年都有一个超GDP增长速率双倍甚至三倍增长诸如此类的话题,成为近期中国报刊媒体中经常出现的醒目标题。

    不仅税收增加很快,违法违规收费同样也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就在前不久,国家审计署公布了收费公路的审计结果,接受审计的100条收费公路违规收了149亿元,几乎每一条高速公路都有违规的地方。这难道还不够触目惊心吗?

    与此同时,大多数纳税人近年的工薪收入增长却很缓慢。据北京市人大代表、首都经贸大学财政系主任赵伦披露:2006年,部分企业普通在职职工的工资涨幅是3.6%左右,经营者收入的涨幅则为15%。建筑企业经营者收入增长了40%,但普通职工收入只增长了17%;医药制造企业经营者收入增长了1.6%,普通职工收入的增长却为负14.3%。2007年,北京市的社会平均工资是36097元,而有六成以上的普通在职职工年收入是低于这个数字的。赵伦认为,造成这种社会现象的主要原因是,GDP的“大蛋糕”政府拿走了较大一部分。长期以来,社会上大多数人,60%都达不到平均工资。如果多数人处在一个工资收入增长极为缓慢的状态下,应该说反映了社会的整个分配机制存在问题。(《新京报》2008年3月19日)

    如此之大的反差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啊!一方面,纳税人的税费负担日益沉重,在全球各国税率和“全球税负痛苦指数”上均名列前茅;另一方面,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工薪收入增长却十分缓慢,如果除以物价上涨指数,一部分人的工薪收入甚至呈现负增长。更为重要的是纳税人不仅享受不到相应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亦享受不到自身应有的权利,甚至于对巨额税费到底用于何处一无所知,这怎么看也不象是“以人为本”啊!

    目前这种官民权利倒置的状况之所以能够得以存续,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违背了民主、法治和宪政的原则,政府垄断了各种权力且不受任何制约,立法机关软弱无力,司法机关成为权势的附庸,新闻媒体被严格管制,民间组织得不到生存发展的空间,纳税人权利荡然无存,执掌权柄者遂得以肆意妄为,拼命地与民争利,强取豪夺,赢者通吃,大贪大腐。

    改变这种不合理、不合法、非正义的现状,拨乱反正,使我们的社会朝着一个公平正义、合乎人性人道的文明方向进步,是每一位纳税人共同的责任。基于此一目的,我将申张纳税人权利的基本观点简述如下:

    一、确立纳税人本位的理念。是纳税人养活了政府,而不是政府养活人民。纳税人才是国家这个大共同体的主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只是纳税人的公仆,为纳税人服务是他们的天职。

    二、通过修宪将现行《宪法》中关于“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的条款修订为“公民享有纳税人权利与公共服务,并依照税收法定原则缴纳税金。”

    三、纳税人缴税是有条件的。纳税人应享有知情权,税的征收与支出要对纳税人公开透明,要征得纳税人(或由他们依照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代表)同意,要接受纳税人的监督与问责。

    四、纳税人不要逆来顺受。要认真行使自己的表达权即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直率地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和意见(包括建议),毫不畏怯地申张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

    五、纳税人要坚持主张自己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代表权,坚持主张通过自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议士代表纳税人看管政府及其财税收支。否则的话,纳税人有权拒绝纳税。

    六、纳税人应切实享受到行政与司法救济权,包括行政复议权、行政诉讼权、控告申诉权、求偿权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当纳税人权利受到侵害后诉诸法律解决获得公正判决的权利。

     七、纳税人应切实享有共同结社和集会、游行、示威等宪法明示的权利。对于纳税人整体权益受侵害的情况,靠单个纳税人的力量是无法解决的,必须由纳税人组织来代替单个纳税人行使自己的权利。当面对一个强大的政府时,纳税人有必要采取结社或集体行动的方式与政府进行博弈,对政府实施监督,防止公共权力被用来谋取私利,以有效地维护公民的权利。

    八、纳税人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之所以要缴给政府(广义的政府包括立法、司法、行政机关),供养政府,是期待政府能够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与公共设施,如保障民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优质立法、公正司法、普及教育、医疗卫生等。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提供就是失职或渎职,纳税人有权要求政府承担相应责任,直至要求政府领导人下台。

    九、政府要增加新税种或提高税率必须征得纳税人或代议机构的同意,不能任由政府未经纳税人或代议机构的同意就自作主张,胡作非为,滥征暴敛。

    十、纳税人要盯紧自己的钱袋子。要通过各种渠道全面监督政府的征税行为、税收状况(包括各种行政收费与罚款)和财政预算与支出情况以及预算外的收入与支出情况。对违法征税行为(包括滥收费、滥罚款)与挥霍浪费、贪污腐败要勇于追究,敢于问责。

    在权力的巨无霸面前,公民权利通常都是遭受欺压的弱者。纳税人的权利能否实现,端赖公民们自己的主观意愿与积极争取。正如美国法官Learned Hand曾经说过的:“自由活在每个人的心底。如果它在那儿死去,没有一部宪法,没有一条法律,没有一个法庭,能让它起死回生。”

“西谚是这么说的
上帝的归于上帝
恺撒的归于恺撒
骑墙而立的烛火不倒向黑夜
而是把天鹅绒铺开”
     ————蒋蓝

行动起来吧!中国的纳税人。

2008年3月28日

 

崇尚理性、遵循法治的维权之路

张星水

2008年4月

   张星水,京鼎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星水是当代中国维权运动的先行者、见证者和推动者之一。十几年来,他亲自办理的维权案件已达上百件,足迹遍布全国各地(除了台湾和西藏),代理的案件涉及公民社会的宪法权利、民营企业的生存权利和弱势群体的司法救济等多个领域,尤其致力于宗教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民营企业的权益保障和失地农民群体的救济补偿等方面的法律维权。《公民月刊》特约记者请张星水律师阐述了中国维权事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

    本刊特约记者(以下简称“记”):首先请张星水律师谈谈您近些年来曾经代理过的部分经典案例。

张星水律师(以下简称“张”):我近年来办理的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案子是:
(一)孙大午民间融资案
(二)龙泉83户村民告赢省政府,国务院变更土地征收决定
(三)基督徒蔡卓华涉嫌非法经营案
(四)“公民维权网”被关停行政诉讼案
(四)浙江农民林樟旺案
(五)新闻记者阳小青案
(六)中文独立作家笔会会员李建平案
(七)王怡因不服四川省新闻出版局没收其私人印刷品行政复议案
(八)新疆基督徒周恒案
(十)茅于轼等诉中国文联出版社、张猛著作权合同纠纷案
(十一)谷祖纲间谍案
(十二)仨元学社被取缔案
(限于篇幅,关于上述案件的介绍本刊将通过网络另外发布)

    我目前还代理着中文独立作家笔会会员、著名异议作家杨天水先生的刑事申诉案件。除了直接参与大量维权案件的处理之外,我领导的京鼎律师事务所还组织了形式丰富的维权活动。例如,我们律师事务所组织人员,先后到全国十几个省市的数十个地区对农村土地现状进行调研,组织了多场有关农村土地征用问题的学术研讨会,对于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和政策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和探究,参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论证和研讨,为立法机关提供建设性的法律修订版本,为当事人的权益保护提供宝贵的专家论证意见。此外,还无偿参与大量的法律援助案件,为数家NGO组织提供帮助和支持。我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参与公益活动,就是想通过自己的一己之力,唤起众多正义之士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引起辐射效应,共同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做出努力和贡献。

记:刚才听了张星水先生对过往几年担负的重大维权案例的回顾,让人深受鼓舞。在此想请张先生谈谈多年来参与有关维权运动的感想。

张:我在亲身走过十几年的艰辛维权之路后,对中国维权运动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深有感触。
维权运动作为中国民主法治化进程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也是社会发展演绎的必然结果。现阶段,维权运动的主流是好的,但也不可否认,维权运动群体之中鱼龙混杂,一些不健康、非理性的极端势力仍然存在,在中国的现有国情之下,维权运动所遭遇的阻力还比较大。

例如,一些政府权力部门不受监督与制约,自身利益无限膨胀,在制定政策法规时很少切实考虑基层民众的经济承受力和经济条件;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与民争利,不顾惜民生与民权,同时对立双方又缺乏谈判机制与妥协精神,使得官民冲突和群体性抗争事件日益增多。另一方面,一些执法部门受利益驱动,存在恶意执法和选择性执法的不良倾向。虽然中国近期立法很多,但并不必然代表法治的进步。相反,很多时候由于部门利益法制化,法的根本精神——公正受到极大伤害;尽管在司法实践之中,许多普通的刑事、民事、经济案件由法院判决,但在一些特定的法律案件之中,真正决定审理结果的却往往是各级政府。所以中国司法独立还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

一些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存在司法腐败的现象;而立法也有滞后、不够完善的地方,比如目前涉及土地制度的政策法律依然存在很多制度性缺失和不足,被征地农民的谈判权利、复议权利和诉讼权利往往得不到有效的制度性保障;另外,横向或纵向的法律法规之间因为混乱而时常导致法律冲突的现象发生;当然,在个别维权案件中,当事人的诉求过高,不切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难以兑现。

这种种因素使得现阶段的维权之路仍然充满艰辛,但也应该看到中国的法治正在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维权运动的成果已经初步显现。比如《物权法》的颁布实施无疑将会给今后农村的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带来了进一步的法律保障机制,使农民集体土地在被地方政府征收或开发商征用的时候多了一道法律救济的屏障,这无疑是一种法治文明的人道进步。

我坚信:随着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民主法治意识会更加深入人心,社会更加开放多元,民众在和政府的博弈互动中会在更多的领域达成共识,从而推动政治体制的完善和进步,从而真正实现中国社会的政治文明。作为维权群体的中坚力量,维权律师任重而道远,而今后参政议政的机会也将变得越来越多,前途是光明的。

记:通过张先生对中国维权运动的论述,为我们展示了一幅通向法治民主的希望图景,在此想请先生谈谈有关律师从业人员在维权运动中的作用与责任。

张:律师和法律人是维权群体的中坚力量,是作为理性的、健康的、法治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律师在维权运动中的优势是明显的,他们能运用自身的法学素养和专业技能,综合运用各方面资源,发挥与政府谈判、与司法机关沟通的优势,引导当事人正确提出正当合理的诉求,从而争取把社会矛盾及时化解,达到各方共赢的个案效果。

律师维权需要具备理性思维方式,即遵循现有法律进行维权,以法律为底线,在法律秩序下捍卫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之不遭受非法剥夺与侵害。律师应当运用法律的、专业的方式维权,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而不能采用激烈的、对抗的、暴力的方式进行。因为非理性维权方式不仅社会成本太高,而且会产生新的畸形力量,不利于整个社会的长远和谐发展。维权行动应该回归理性,维权者应该对于自己的言行进行必要和审慎的反思,走法治之路。维权者除了具备体恤与怜悯之心、正义与勇敢之品行外,更应该具备法治、宽容、博爱与妥协之精神,维权者所追求的目标是运用法治手段来惩恶扬善,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非聚合极端势力去破坏社会的和谐与秩序。维权者要做的是怎样去疏导和缓解社会矛盾,而不是去挑唆和激化社会矛盾。

律师维权要有建设性。律师通过圆满解决一些维权案件,无疑会给今后发生的其他类似案件提供成功的解决模式,即通过公民理性的依法维权和政府公正的依法行政,最终达到一种官民之间的双赢结果,从而改善政府与百姓的紧张关系,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进步。这正是当今中国社会在发展演绎过程之中最需要的一种理性模式与法治精神,从而彻底改变中国几千年来官民冲突的博弈模式,即官是贪官酷吏,民是刁民暴徒,严刑峻法和横征暴敛之下导致官逼民反、暴力抗法,从而形成了水泊梁山 “造反有理”和“暴力革命”的思想糟粕。正是有鉴于此,这种维权案件的圆满解决模式对于解决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着的各种由于土地征用和城市建设所引发的一系列严峻复杂的社会矛盾才显得具有愈发弥足珍贵的标杆效应。

我认为,维权活动不宜政治化。维权者应切忌把维权和政治混为一谈,更不应该让维权行动凌驾在法律之上和游离在理性之外。维权就是维权,不应该搀杂过多的政治功利和非法律的动机,而且维权这个词本身已经被日益滥用和庸俗化,甚至带有一定的负面效果。近几年维权运动鱼龙混杂,出现维权日趋政治化的现象,维权者应该尽量与极端势力划清界限,否则不但当事人权益得不到保障,律师也会面临牢狱之灾,锒铛入狱,一败涂地,得不偿失。

我认为,维权者应该具备谈判技巧,维权者在主张正当诉求的时候,也应该学会妥协与兼爱精神,不应该一味地死缠滥打,也不应该一味地偏执己见,多一点宽容,少一分刻薄;多一点理解,少一些对抗;多一点沟通,少一些隔阂;多一点和气,少一些激愤;多一点和解,少一些冲突;多一点换位思考,少一些私利算计;多一点实干低调,少一些鼓噪炒作。这样,维权行动就会沿着健康、理性和法治的轨道上良性地发展下去,最终会促进整个社会的文明与法治的进步与繁荣。反之,偏激狭隘的维权活动就很有可能误入歧途,甚至会酿成大祸,害人害己,乃至威胁整体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秩序,同时也有可能伤害大多数与特定维权事件无关的社会人群的现实利益。

简言之,针对中国目前维权运动,我的感触是:应坚持依法理性维权;不宜把维权政治化;应当保证维权的法律化、专业化、技术化;合理、正当、适度地使用新闻媒体的监督力量;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引入对话机制,和解、谈判;正确引导当事人,使之提出正当合理的诉求,避免提出漫无边际的过高诉求而无法实现。

同时,我认为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每一个具体的公民维权行动或法律进步事件对于公民个人权利而言可能都只是把正义向前推进了一小步;但是,对于整个文明历史的民主法治化进程而言却都是不可缺少的关键性的进步。从表面上看公民作为个体的力量是十分弱小的,但是,当许多个体的公民权利意识渐渐觉醒的时候,涓涓溪流的自强不息,可以汇成滔滔权利之河,最终会汇聚成浩瀚广袤的民主自由之海。作为职业法律人,律师要坚定地倡导维权行动的理性回归、法治之路和兼爱思想,做一个真正肩负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成熟理性、博爱仁义、包容并蓄和崇尚法治的大国公民。

总之,作为律师我坚守温和的自由主义,崇尚法治、遵循理性。我对以理性方式依法进行维权的法律界前辈、著名人权律师:张思之大律师、莫少平律师非常的钦佩,并以他们的做人原则和做事方法作为自己仿效的榜样。

 

自治造就公民

王建勋

2008年4月

    “公民”(citizen)一词在西方历史悠久,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而在中国, 它的出现不过百年有余。有趣的是,“公民”一词,今天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频率甚高,无论是在各种媒体上,还是在律令文件中,甚至在茶余饭后的闲谈里。还有,每个国人的身份证上也都赫然印着“公民身份号码”。这情景,仿佛我们的共同体已进入一个“公民”社会。

    正如“民主” 、“共和国”等语汇自二十世纪以来被频繁地误用和滥用一样,“公民”一词也难逃厄运。不管是一个生活在民主社会中的人,还是一个生活在极权社会中的人,都常常被称之为“公民”。尽管也许有人隐隐约约感觉到生活在瑞士的人不同于生活在朝鲜的人,但他们并不认为“瑞士公民”与“朝鲜公民”从政治意义上讲有什么根本的区别。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没有人不是“公民”。

    更有意思的是,在一九八二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有这么一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它意味着,一个人,只要具有了“国籍”,就当然地成为“公民”了,不管他(她)是否奴隶般地活着。显然,这里的“公民”是针对“外国人”而言的。一个人,只要不是“外国人”,统统地被视为本国的“公民”。看来,这里的“公民”不过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尽管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前者的出现远远早于后者。

    那么,“公民”的本意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词滥觞之时先贤的认识。亚历士多德说,公民是一个有权利参与“主持正义”(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和政治生活的人。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人有资格参加到公共事务中,并能够以自身的行为推动正义之实现的人,才算是一个“公民”。在现代,自由社会语境下的“公民”大致沿袭了这样的涵义,只有当一个人享有基本的权利和自由,有资格以各种方式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时,才能被称之为“公民”。

    依此理解,一个不享有自由且无资格参与公共事务的人,无论如何都不是“公民”。这样的人,在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称谓,比如“奴隶”、“臣民”、“非自由人”等。这些人,没有政治地位,甚至没有人的尊严。人类自由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从奴隶到自由人、从臣民到公民的历史。
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变,端赖人的自治能力和精神。早在古希腊时代,人们便学会了独立和自治,自主管理个人和城邦的事务,自行负责个人的行为。中世纪时,欧洲兴起的上千个城镇,成了人们培育和实践自治能力的摇篮,成了臣民转变为公民的圣地。那时候,市民们奋力从国王那里争得自治的宪章,为国王的征税、幕兵、司法等权力设定了边界。在城镇内部,人们则自主确立政府的制度安排,选举和罢免市政官员,参与公共事务决策,参与司法裁判争讼,享有投票、持枪、人身保护等基本权利和自由。当时的欧洲流行着一句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市民成了自由民的同义语。根据中世纪的习惯法,当一个农奴在城市里住满一年零一天时,他(她)便获得了自由,成为自由民。

    后来,欧洲人把这种自治的精神和经验带到了北美大陆,在那里建立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自治共同体。他们颁布了一个又一个的自治宪章,从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到1639年的《康涅狄格基本法》,再到1641年的《马萨诸塞自由宪章》,等等。当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1830年代考察美国时,他发现美国民主的根基是地方自治,尤其是乡镇的自治精神。他意味深长地说:“乡镇集会之于自由,就如学校之于学问一样。它们将自由带到了人们的身边,并教他们如何享用。一个国家也许可以确立一个自由的政府,但是,没有地方自治制度,它不可能具有自由的精神。”

    可见,自治是造就公民之根本,是孕育自由之关键。今天,倘若国人期望完成从臣民到公民之转变,实应从地方自治着手,走一条自下而上的变革之路。其要害在于,从村庄到社区,从乡镇到区县,从州市到省地,人们都能够操练和实践自治之道,能够参与地方之立宪行宪,能够参与当地的公共事务。可以说,当人们在每一个村庄和社区都践行着自治时,他们离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就不远了。

 

通往宪政之路——自下而上的政治试验

王建勋

2008年4月

    自三十年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当下的中国仍然面临着诸多难题和挑战,从民生到民权,从贫困到腐败,几乎各个方面都有着久治不愈的顽症。尽管解决这些难题的思路应当是多角度的,但是,有效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清除一个根本的障碍,那就是,权力的恣意和滥用。众所周知,要想减少甚至遏制权力的恣意和滥用,人类迄今为止发明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对权力进行适当的约束和限制,就是确立法治和宪政,建立一个宪政共和国。

    如果从清末的变法维新算起,中国的法治和宪政之路已经走了一个多世纪。然而,二十世纪的中国命运多舛,建立法治和宪政的努力一波三折,甚至常常不进则退,以致民怨沸腾,社会动荡。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时常看到的是,权力窒息权利,党派操控政府,国家压倒个人。吊诡的是,自整整一百年前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起,中国这块土地上已出现过大大小小十几部宪法。寿命长的也不过二三十载,最短的简直可以用“转瞬即逝”来形容。更令人困惑的是,数部宪法竟然未能把这个古老的国度扶上宪政之路。

     今天,不少忧国忧民的人们仍在苦苦思索中国如何才能确立宪政,甚至提出了一些大胆的设想和建议。有人说,关键在于举行全国性大选;有人建议,要害是确立一个多党政体;有人主张,根本在于建立宪法法院或者宪法委员会;有人提出,核心是实现司法独立;还有人表示,当务之急是修改甚至重新制定一部宪法;等等。这些提议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实现宪政,但是,从宪政在西方产生的历史和经验来看,我们也许需要关注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宪政起源于地方,并且首先在地方扎根。

    一般而言,近现代意义上的宪政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大约在十一世纪之后,随着商业和贸易的繁荣,欧洲兴起了成百上千个大大小小的城镇或者城市共和国,诸如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法国的巴黎、拉昂,德国的弗莱堡、科隆,英国的伦敦等。这些城镇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他们大多拥有自己的特许状,享有高度的自治权。这种特许状被认为是最早的成文宪法,规定了政府的组织原则;规定了权力受到限制,甚至某种程度的三权分立;规定了定期选举官员;规定了未经法律程序市民不受逮捕和监禁;规定了禁止因债务进行人身拘禁;规定了未经市民同意不得擅自征税;还规定了市民拥有持枪权、投票权、参政权等基本权利和自由;等等。1128年法国拉昂市的特许状可以帮助我们窥见一斑,其第一条规定:“任何人,如果没有法官的干预,都不得以任何不法行为的罪名逮捕任何一个人,不论是自由人还是农奴。” 其第十二条规定:“我们完全废除杀头的刑罚。”
据说,市民们非常珍惜他们的特许状,甚至以一种近乎迷信的尊敬对待它们,将它们藏在保险柜里加上三道锁,因为这些特许状是他们自由的保护神。就是这些中世纪的保护神,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的宪政新纪元。

    宪政在城镇的确立意味着,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市民们享有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自由。中世纪的欧洲流行着这样一句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甚至,自由民和市民成为同义词。城市的自由空气对它周边的乡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农奴们纷纷逃往城市,因为他们只要在城市的围墙内居住满一年零一天,就获得了自由,就成为自由民。

     象中世纪欧洲的宪政起源于地方一样,世界上第一个宪政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也建立在深厚的地方宪政实践基础之上。今天,当人们讨论美国的宪政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1787年的《美国宪法》,甚至认为这部宪法是美国宪政的起点。这是一个不小的误解。美国的宪政植根于一百五十多年殖民地时代的乡镇自治经验,从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到1639年的《康涅狄格基本法》,再到1641年的《马萨诸塞自由宪章》,都为美国的宪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事实上,1787年《美国宪法》中的许多重要原则和权利早已在先前的地方宪政实践中确立了,比如三权分立、两院制,甚至具有新意的联邦制,也已在康涅狄格殖民地的几个市镇之间实践过。而《权利法案》中规定的二十六项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大多都已在殖民地时代的地方宪法中确立了,甚至源于中世纪的城市特许状。1787年的《美国宪法》不过是把这些早已在地方实践的宪政原则写了下来而已。今天,我们仍能看到,美国有大大小小无数部宪法,除了《美国宪法》外,还有五十部州宪法,以及成千上万部市镇宪法,尽管它们的名称五花八门。
至此,我们大致可以说,欧美的宪政起源于地方,且扎根于地方。没有坚实的地方宪政实践,没有悠久的地方自治传统,很难建立一个宪政共和国。当托克维尔对美国的宪政民主惊叹不已时,他注意到,美国宪政民主的根基不是联邦,甚至不是州,而是既自由又自治的乡镇。他说:“乡镇集会之于自由,就如小学之于学问一样。它们将自由带到了人们的身边,并教他们如何享用。一个国家也许可以确立一个自由的政府,但是,没有地方自治制度,它不可能具有自由的精神。”

    如果欧美的宪政经验能够给我们什么启示的话,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确立宪政的试验应当从地方开始,走一条自下而上的宪政之路。这条道路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更加坚实。可以说,确立宪政如同建立一座大厦,没有坚实的根基,大厦恐怕不会牢固,甚至根本无从建立。假如总是把目光盯着上方,盯着最高处,无异于设想一座空中楼阁,结果不过是乌托邦罢了。

    自下而上的宪政之路要求我们关注地方的宪政试验和实践,因为这种试验和实践有助于培养公民的宪政精神,教会公民运用宪政的原理处理他们面临的公共事务。任何一个共同体,小到一个村庄,大到一个城市,甚至一个省区,都有自己的公共事务,处理这些公共事务的根本原则就是宪法,依照根本原则行事的习惯就是宪政精神。当一个公民在小共同体中学会依照宪法参与和处理公共事务时,他(她)自然而然地就会在一个大共同体中依照宪法参与和处理公共事务,因为小共同体就像一所培育公民宪政精神的学校。在这些学校里,公民们研习宪政的理念,操练宪政的原理,养成宪政的癖好。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公民关心的都是他(她)所生活的小共同体的公共事务,因为他(她)的利益与命运与这个小共同体密切相关。因而,公民们往往更有热情参与一个小共同体的公共事务,更倾向于在小共同体的公共事务中“锱铢必较”,更倾向于在小共同体的公共事务中坚持不懈。更重要的是,在参与和处理这些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公民们对权利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并养成争取权利的习惯。他们逐渐会明白,“我的”和“你的”究竟意味着什么,“允许”和“禁止”究竟蕴含着何意。普通公民不喜欢抽象的概念和理论,他们喜欢从身边的事务和经历中学习权利的含义,学习公正的逻辑,学习宪政的精神。

    在中国,自下而上的宪政之路,可以从村庄和社区的自治实践和政治试验做起。我们知道,村庄和社区是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基本组织单位,这些小共同体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面临着从财产边界到各种公共设施甚至安全保卫的公共事务。依照什么样的根本原则处理这些公共事务不能不说是一个宪法问题,一个宪政问题。比如,一个村庄或社区应当确立什么样的组织形式,不同的机构之间如何制约和平衡;应当确立什么样的议事制度和选举制度,是直接民主还是代议制;应当确立什么样的投票表决规则,是简单多数还是绝对多数;村庄或社区的成员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哪些权利更为重要;等等。这些根本原则就是我们常说的“宪法”。一个村庄或社区的宪政实践和政治试验从立宪开始。当然,立宪必须由一个村庄或社区的全体成员来进行,这是宪法制定的基本原理。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推行了多年的“村民自治”和“社区自治”,怎么也没见有什么效果呢?我的回答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全国一刀切式的“村民自治”和“社区自治”恰恰背离了自治的精神,因为自治的要义在于让当地的公民自由选择和决定他们的村庄或社区宪法和组织原则,并根据该宪法和组织原则自主管理他们的公共事务。而真正的村庄和社区自治,将会推动一个宪政共和国的诞生。

 

从网络民意到代议民主

本刊评论员

2008年4月

    过去的2007年是中国网络民意崛起之年。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民意的自由表达最为勃发的一年。普通民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也更有条件"发声"了。以互联网为主体的新型媒体与技术手段正在成为民意的形成与表达的最重要平台。网络已经超过传统媒体,成为最大、最集中表达民意的窗口。

    随着中国的网络人口超过两亿,用电脑、手机、数码相机和DV武装起来的年轻主力网民,在博客、论坛、MSN、QQ等即时通讯和短信等虚拟网络平台上积极表达自己对公共事务话题的看法,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位记者、都是一位评论员。每个论坛都是一份杂志,每个博客都是一份个人出版物。在重庆钉子户、山西黑砖窑奴工、陕西华南虎照片(虎照门)和厦门PX等一系列事件中,网民们坚定地站在一起,积极发出共同的声音!网络舆论对一些热点问题的解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网络,他们所表达的民意不仅进入公共议程,而且有时还能影响结果。他们惊奇地发现,他们的声音并不弱小,更非无足轻重。官意的骨牌同样有可能会在强大的民意前倒下。人们在更为宽广的范围内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他们的行动证明,民意的迸发不是洪水猛兽,而是一朵朵思考的浪花。

    崛起的网络民意表明,中国人并非像一些国情派所描述的那样尽是一些逆来顺受、冷漠而无主见的顺民。他们像民主政治下的公民一样,表现出来了的强烈参与意愿、公共精神、正义感和权利意识。从虎照门和嫦娥一号照片真伪事件来看,作为公民的网民们表现出了强烈的权力怀疑主义态度。这种态度背后的政治哲学是,对权力与掌权者的全方位怀疑。我认为,这种态度是非常可贵的。民意对权力越怀疑多,由权力制造出来的假象才有可能越少;对政治权力越不信任,才越有可能限制权力,权力作恶的可能性和后果才越小。因此,对政治权力怎么怀疑都不过分。

    随着网络日益深入中国人的生活,网络舆论空间的相对自由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参与热情。网络民意的兴起还挑战传统媒体对民意的容忍度和开放度,并终将拓宽舆论的自由空间。正是基于网络的开放性特点,任何人都可以针对任何问题在网络世界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政策立场。

    所谓民意,通俗的说,就是公民公开表达的对公共事件、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的看法、意见、情绪和态度。民意有两种基本的表达途径:一种是通过制度化的代议制度(通常是各级立法机关)有序表达出来的民意,主要体现为代议机关代表的民意;另一种是非制度化的民意,随机的、零星分散表达的民意,如通过传统媒体、互联网络、标语口号、集会游行表达出来的。中国现在的民意表达主要限于后一种,尤其是集中在通过互联网的表达。当政治体制的弊端、惰性或背后的复杂关系无法推动制度的变迁时,网络民意这样的外在因素或许就会成为诱发制度变迁的力量。现行的体制没有提供一个让公众表达民意并影响公共决策的制度化渠道。这也反过来造成了民意表达的结构性缺失。

    网络民意的兴起恰恰就暴露了现行体制的结构性弊端。这就是代议机构的缺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称为是中国的根本制度,但是在民意表达的各个关头,总是见不到立法机关及其代表的踪影。在官意与民意的博弈中,民众和官员均不把立法机关机及其代表放在眼里,双方都出奇一致地不去诉诸本应是民意代表机构的各级立法机关,而是直接过招。各级立法机关及其代表也不主动站出来介入上述事件,似乎十分甘于被冷落,甘于不在现场。本来应该是主角的立法机关现在成了后排就座的看客。

    为什么网民忽略人大代表?因为几乎没有人知道谁是自己在各级立法机关的代表。为什么政府官员在与民意的博弈中也不把立法机关及其代表放在眼里表?或许他们也知道这些代表只是抽象的"人民"代表,而不是每个活生生的公民的代表。他们也深知这些人是如何成为"人民"代表的。为什么各级立法机关及其代表也甘作壁上观?很显然,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选民是谁,不知道谁投给他们的选票,不担心得罪选民有什么后果()。他们的权力来源不是在下,而是在上。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们受到的是执政党的嘱托,而不是选民的嘱托。从制度上说,全国各级人大每年的会期只有一周左右,而每年有五十四周。民意事件常有而会期不常有 ,即便有代表想提案关注突发事件,也无从启动。

    代议制度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它基于这样一种理念:人人生而平等,他们生而享有一些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政府唯一合法目的就是捍卫公民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政府必须得到被治理者(通过代议士)的同意产生出来;人们享有充分的选择自由。政府的使命是帮助民众更充分地行使选择的自由,满足他们的正当需求,而不是相反。所以,代议士的使命就是表达和伸张民意。现在,凡是真正的宪政民主国家都设置了正式的代议机制。民意通过代议机构得到过滤、聚合、放大和表达,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并最终影响政府的政策。这样,一方面民意达到充分表达和体现,另一方面,官民冲突也得到缓和与调解,从而使社会不致出现重大的冲突与对抗。

    网络民意不仅暴露体制弊端,而且要催生代议民主。代议民主不仅不会取代或削弱民意而会进一步地催生民意,给民意提供强大的制度依托和法律保障。现在,既然民意已经崛起,下一步就看代议制度、代议士和相应的聚合民意的政治团体在中国的崛起了。

 

对话李炜光:财税是最大的政治

李炜光,1954年生,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现代财经》杂志主编

记者 郭宇宽

2008年4月

政府发红包本身不奇怪

郭:美国最近颁布政策,每个家庭退税1200美元,有孩子的美国家庭还可额外获得退税,上海也有政协委员也提出国家给每人发1000块,这听上去很荒唐。

李:中国是不是该每人发1000块值得商榷,不过中国应该开始实行退税政策,我觉得倒是个有意义的话题。在中国会觉得退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好像说政府吃到嘴里的东西怎么还会给你吐出来。但在美国这其实是一件非常普遍正常的事情,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享受退税的经历,核心的道理就是政府税多收了,给你退回来。

郭:听上去就好像你买东西付了一张大票子,政府给你找零钱一样。

李: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你付出的税,交给政府除了转移支付,实现二次分配的含义,就是购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你要是一结算,发现交多了,就可以理直气壮要求政府退出来,政府也会很知趣的退回来。

在美国是以年为单位纳税,每年大概4月份是报税期,很多人都是大概按去年的基数先交一个,但到了年底,你就可以拿着你的一摞账单,比如孩子的学费,买房的贷款等等去找要求退税。而且除此以外美国政治家热衷于用减退税来为自己争取选票。因此,美国的纳税人,常常会有意外的“惊喜”,从联邦政府或者州政府那里收到一张退税的支票。这是常态了,退税可以说是一项长期政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是这次美国退税有次级贷危机后刺激经济的含义,二是这个话题对中国老百姓来说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经历,所以显得很新鲜。

退税是当下中国政府最高明的举措

郭:你觉得中国现在适合采用退税政策来给人民发红包么?
李:我觉得现在是开始这个政策最恰当的时机。一个最前提的理由是中国政府收入不受限制的过快增长,已经严重透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我算了一笔账,中国人民每多创造10元钱财富,政府就要拿走其中的6元。
郭:这个帐是怎么算的?
李:我是根据公开的数据算出来的,那06到07年度的账来算,年财政增长30%,经济总量增长10%,拿政府税收占 GDP的20%来算,这已经打了很多折扣,没有考虑政府比如拆迁卖地的其他收入。那么假如06年GDP100元,政府收税就拿走20元,07年GDP涨到110元,政府财政收入增长30%就成了26元,这不就是中国人民每多创造10元钱财富,政府就要拿走其中的6元。今年政府收入已经超过5万亿,你说这是多可怕的数字,对民力的透支还不严重么。

郭: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已经收上来的税,都进了政府的钱袋子,为什么还要退出来呢?

李:恰恰是已经进了政府的钱袋子,退出来效果才最好,它可以建立人民和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尤其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信任。不同阶层的人,最近两年都感觉生活,物价上涨对生活质量的影响,高收入阶层感觉卖方都吃力了,中低收入者则感觉这几年生活越来越难,一个普通家庭为了柴米油盐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每个月都要多付出上百元。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赶不上物价增长速度,而政府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物价增长速度,这时候退税再及时不过了,尤其是给中低收入阶层退税,是给他们送去福音,这可以非常及时的修复人民和政府之间的信任。而且还有一个特殊情况,春节前的这场雪灾,南方各省遭受了重大打击,老百姓生活的压力就更不要说了,帮助受灾各省人民灾后重建最好的方法也就是退税。这其实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是有传统的,从皇权社会开始,虽然总体上帝王是压迫老百姓的,但哪里受了大灾,皇帝就会觉得为政失德,受了天遣,就得祈祷,还得免税。

郭:有人会说,从下一个财政年度开始减税还不就行了么?为什么要退税呢?
李:我们国家税负水平偏高,当前减税政策很需要,但不能给替代退税的意义,减税是说以后我们少收点儿,退税是说,我前面多收了,该退给老百姓。

而且退税政策中,政府也是收获是最大的,对于人民的幸福感来说,退税感觉效果更好,因为已经交上去的税,交多了,还给退回来,你想人民该多高兴啊,这是意外之喜。而且作为一种姿态也展现了这是一个诚实的政府,值得信赖的政府,人民会心服口服,我们政府绝对不是光知道捞钱的,那会是非常高明的政治举措。

少一项福利,就该退一项税

郭:作为一项国家政策退税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李:那要看收税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收税的合法性在于改善公共福利,政府把钱收上来,意义在于可以跟高效地提供公共福利。比如讲你一家人不可能为看病办个医院,政府就把你的钱收上来,给大家办个医院,让大家可以享受医疗服务。因此如果人民没有享受到这方面的服务,就没有必要为某方面缴税。

我们现在延续的非常笼统地收税方式,起征点以上扣税的方式,其实延续了计划经济年代的色彩,除了留些生活费,国有体制大锅饭,虽然还是有很多级别不公平,福利水平也很低,但名义上把你生老病死包了。

而近些年,政府在进行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的调整和改革时,很少考虑到纳税人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而这些支出却是民众实实在在逃避不了的负担。改革实际上是政府不断“扔包袱”、“老百姓”不断“接包袱”的过程。这是从二十多年的实践中得出的一种恐怕不大受欢迎的结论,但却是难以回避的事实。

由于政府取消了福利分房政策,实行住房私有化“改革”;医疗改革,让大多数老百姓自己掏钱看病;教育改革,让大家孩子画大价钱上大学。
这些调整不能说在优化资源配置上没有道理,但问题在于,不能说这些问题都来百姓自己掏腰包承担了,结果税还是照收不误。老百姓买自己住的房子花的钱;给自己孩子读大学花的钱;医疗看病花费的钱……这些都是社会给一个公民该提供的基本保障,如果让他自己花了,都应该从税收账单中扣除,在年底来一次集中退税。

郭:假设一个人享受了很好的公费医疗等福利,按理来说就该交这部分税了吧?
李:那是当然,比如政府公务员,他在这方面福利比一般来百姓好,在这方面自然就没有理由享受退税,不过假如他家里也要供养老人,就也应该享受退税,大家都是公民嘛。

郭:我估计会有人说,这么多税要退的话算起来太复杂了,我们现在国情不允许。
李:这完全不成立。那房子开销来说,一个人买了房子,稍微用点心就可以算出,将一个时期内的住房价值平均分摊到劳动者的整个工作期,大致就可以得出个人收入每月有多少需要用于购房的还本付息支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就是多少;至于赡养老人,只要按照一个地区的平均生活标准,算一个数字就行了;孩子上大学的基本学费统计起来就更不困难了。

而且其他国家在这些方面几十年前就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经验,在个人所得税的税前扣除方面,英国的扣除项目以规定细致而著称,有个人口扣除、已婚夫妇扣除、子女税收宽免、工薪家庭税收宽免等。以个人扣除为例,他们是按照一定的年龄界限分档界定的。65岁以上到74岁的老人,扣除标准比普通纳税人提高了32%,75岁以上的老人扣除标准则进一步提高了6%。这一规定实际上是以税收优惠的形式体现社会对老年人的关爱以及对他们一生为社会所作贡献的尊重与肯定。我们有这么多政府官员出国考察,可这些经验都没有学来。

其实我早就建议过,将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项目区分为必要费用和生计费用两大类。必要费用是指为取得个人收入而支付的费用;生计费是指维持纳税人及其赡养人口基本生活的最低费用。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项目恰恰是这两项居多,这就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这样区分后,还应进一步细化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项目,这样实行教育扣除、残疾人扣除、住房扣除等等,要办退税,毫不困难,但居然这么多年没有进展,实在让人不知该说什么好。

财税是最大的政治

郭:这个“不知该说什么好”?您认为问题在哪里?

李:这是一个需要体制改革的问题,一个蛋糕,政府手里拿着刀子,给把自己那块越切越大,这就损害了社会公平,而政府手里预算无节制,更会进一步助长腐败和社会不公,钱拿在政府手里烫手啊,要花出去,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我们有个词叫“年终突击花钱”,还有中央财政手里捏着钱太多了,所以“跑部钱进”,这样的花钱必然是非常低效的,不如藏富于民,更有利于社会福利,这个道理本身是非常简单的。
郭:这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我们这些年来好像没有表现出重视,我记得过去有过总理向人大代表作报告,说今年我们的政府财政收入突破多少万亿,下面人大代表一片掌声,让人很是感慨。

李:我觉得我们的人大代表们没有在这方面履行自己应有的职责是当前问题的关键,一个政府是很难自己监督自己的,如果缺少了外部的制约力量必然导致纵欲和堕落。我现在给人感觉好像是税制研究专家,其实我实际上过去一直是搞历史研究的,在我的研究中发现一个规律,中国为什么千百年年来一次次的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税负压迫的无节制扩展是关键。中国人民很勤劳,只要政治稍微宽松一点,政府别管太多,经济很容易发展起来。但中国因为千百年来没有形成一个制约统治者的机制,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的中后期,人民负担都会越来越重。统治集团的欲望无法自我节制,不断自我扩张,让老百姓越来越养活不起。说那些改朝换代的口号都是虚的,关键的核心就是统治阶级给人民带来的负担太过沉重了,发展到受不了了,最后王朝自己也就覆灭了。

而英国的皇室得到延续,在我看来,最大的经验,就是发展出一套被制约的机制,税的核心是政治问题,西方议会的核心是预算议会,抓住了财税问题,就抓住了政治的核心,西方王权最先失去的权力是钱袋子的权利,议会不同意拨款,你国王就不能随便发动战争。这是我们到现在都应该学习的政治智慧。

郭:我们也有一些进步,记得大约04年开始,在广东人大代表在预算审查中表现出了一些较真劲儿,当时我采访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先生,他表示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好现象。

李:人大代表最重要的职责就该是紧盯财税问题。它是关乎社会公正和财富分享的核心,抓住了它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我们以往人大会议上,讨论很多方案,其实都比较空,其实财税才是最需要投入精力,认真详细地来讨论的。比如说喊加强基础教育,年年口号都有,但看拨款多少才是关键,这么多年轻人口,中国教育经费占GDP 不过百分之二点几,就很说明问题。为了贯彻和谐社会的精神,当前的税收宽免,同时提高公共财政支出中,人民福利的比例,我以为是当务之急。

我的意见是人大代表们要拿出责任感,政府要体现出诚意,这样问题就好解决了。

 

申张纳税人权利

张祖桦

2008年4月

    我在今年第3期《三联生活周刊》上读到一篇署名“济南小韩”的短文,文章的标题是“纳税人”。全文只有三个自然段,500多字,因与我的论点密切相关,故照录如下: 我是一个纳税人:收入缴纳个人所得税,购物缴纳消费税、增值税,买房缴纳契税、印花税,买车缴纳车辆购置税、牌照税、养路费等。2008年我的车续保,才得知交强险和车船使用税捆绑缴纳,但车辆销售环节已经交了增值税和消费税,购车也交了相应税费,我们使用自己的东西,还要每年再交税?

    目前,私家车占汽车保有量的76%,给交通、环保、能源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但要解决这些问题,绝不是简单地提高赋税就能行。私家车主固然大多不是穷人,但即便对富人征税,也该合理合法。《车船使用税暂行条例》从1986年颁布实施,“暂行”21年,依然没有上升为法律,这样一个与公众利益相关的税种是国务院制订的,并没有得到“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会委员等充分审议,纳税人无法通过“人大”代表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看看税法,除《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外,其他20多个税种的征收依据,都只是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并没有做到“税收法定”或“一税一法”。在税收标准的调整、补充方面,通常简单地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单方面发布实施,纳税人谈不上权利,甚至很少知情。

    去年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一位曾任某部司长的现任副会长拍案咆哮:“什么纳税人权利?胡说八道!纳税人能有权利吗?”闻此言,满场听众面面相觑。我希望能改变一切由政府主导的模式,引入税收民主机制。(全文完)

    我刚读到此文时,对文中提到的那位官员的无知与狂妄深感愤慨!但静下心来一想,他说的不失为大实话。中国的纳税人在党国的全能掌控下何曾有过权利?不要说某部司长或某协会副会长,就是考问党的总书记或国务院总理也未见得能说出一二。中国自古以来就只有臣民、草民、顺民、蚁民和老百姓的理念,而没有公民、公仆、民主和纳税人的理念,更不要说纳税人的权利了。

    由此看来,将纳税人的权利厘清一下并公告周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税?税是国民缴纳给国家和政府的供养费,它所体现出来的是纳税人与政府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一种交换关系。作为公民依法纳税的对价,政府必须按照约定合理使用这些税收,同时为公民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通俗地讲,就是纳税人为政府提供财务,政府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离开纳税人的供养,政府根本存活不下去。所以说,纳税人是政府的衣食父母。

    然后来看中国的税。据业内人士介绍,我国目前共有大大小小23个税种,它们是: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简称城建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利息税、契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烟叶税、关税、船舶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和筵席税。其中最后两个税种已经停征了,只是还没有取消。因此,实际上有21个税种在为国家筹集收入。此外,由政府征收的各种规费如教育附加费、养路费、集资费、手续费,实质上也是变相的税收。 有些税是由纳税人直接或亲自缴纳的,有些税则是在“不知不觉”中缴纳的。比如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是一般老百姓的主要收入,其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多由所在单位代扣代缴,纳税数额会反映在每月的工资条上。

    我国税收的大部分是由企业缴纳的,但企业缴纳的税收(特别是流转税)是可以转嫁的。我国的流转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它们都是在商品流通环节征收的税种。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含税价,即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中包含着国家收取的税款。换句话说,人们在商场看到的商品价格主要是由生产该商品的成本费用或商家的进价、厂商的利润、国家收取的税金三部分组成。税金不仅是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还要附征10%左右(北京地区)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因此,人们在购买商品和服务的同时,也为其中包含的税款埋了单。

    比如:你去超市购物,那里所有商品的标价都是含税价格,你购买任何一种商品的同时也意味着你为国家缴了税,可能是增值税。可能是消费税,也可能是营业税,还有城建税。拿老百姓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盐来说。假如1袋1斤装的盐价格为2元。其中就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大约0.03元的城建税。而每瓶3元的啤酒包含大约0.44元的增值税、0.12元的消费税和0.06元的城建税。你如果花100元买了一件衣服。其中包含14.53元的增值税和1.45元的城建税。如果你的100元是买了一瓶化妆品。那么其中的税款除14.53元的增值税外,还包含25.64元的消费税和4.02元的城建税。你如果去餐馆吃饭,最后结账时不论付多付少。你所付餐费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你如果使用的是一次性木筷。还会包括些许的消费税。你如果是去理发店理发。同样你所付费用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你的手机通话费如果是每分钟0.30元。其中约有1分钱是营业税及附加税费,假如你每月的手机费用是300元,那么其中约10元是缴的税。

    所以说税无所不在,难怪法国有句谚语:“人生唯有死亡和纳税不可避免”。不只是缴纳了个人所得税的工薪族是纳税人,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工商阶层是纳税人,凡是到市场上购买商品的人也都是纳税人。税收就在我们身边,渗透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大家都是纳税人。
税收是各国政府得以存续的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在绝大多数国家,税收收入一般都占到财政收入的80%以上;在许多发达国家,税收收入已经占到财政收入总额的90%以上,如日本占91%,英国占96%,美国占98%。我们中国虽然还算不上发达国家,但这一比例也高达95%以上。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政府是纳税人缴纳的税收供养的;离开了税收,政府的财政收入立即就会枯竭,国家的运转将难以为继。

    2007年,中国政府至少从纳税人的钱包里掏走了5万多亿元人民币(约合700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关税、契税、耕地占用税和各种名目的收费(全部加起来可能10万亿元也打不住)。按13亿人口计算,摊到每个人头上约合4000元。

    纳税人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之所以要缴给政府(广义的政府包括立法、司法、行政机关),供养政府,是希望政府能够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与公共设施,如保障民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优质立法、公正司法、普及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设施等。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现代国家和政府有三个不可或缺的任务:首要的职责是保护本社会免遭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和侵略;第二个职责是,尽可能保护社会之成员,免遭他人的欺侮或压迫,换言之,就是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而第三种职责,就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事务和某些公共设施。这类事务和设施,对于一个大的社会常常是有很大利益的,但是,若由任何个人或少数个人建立和维持,其所得利润决不能偿其所付成本。

    问题是政府或各级政府官员拿了税钱只顾自己享受(公款消费、大吃大喝、公费出国旅游、福利分房、高级轿车、奢侈腐化)而不为纳税人提供相应的服务怎么办?传统的办法是思想教育、纪律处分,实在不行就搞运动整风。但看起来效果均不佳,反倒有愈演愈烈之势。
治本之道在于人和制度。人是指公民、纳税人。制度是指宪政民主、有限政府。不受任何制约、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是万恶之源。申张纳税人权利,建立公民社会,制约政府权力,建设责任政府,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正道。

    近几年,论述宪政民主和公民社会的文章已有很多,但是谈论纳税人权利的文章似嫌不足。能找到的相关文章大都是从《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中罗列出纳税人应享有的几种权利,如:(1)知情权;(2)请求保密权;(3)减免税和退税权;(4)陈述、申辩权;(5)申请行政复议权;(6)提起行政诉讼权;(7)请求赔偿权;(8)控告检举权等。

    其实依据宪法规定的人民主权原则,可以将纳税人权利分为三大类:

    一是监督管理权,简称监管权。包括知情权、表达权、批评权、质询权、听证权、问责权、结社权等。税的征收与支出要对纳税人公开,要征得纳税人(或由他们选举产生的代表)同意,要接受纳税人的监督与问责。加拿大1985年通过的《纳税人权利宣言》中就明确规定“加拿大宪法和法律赋予纳税人许多权利以保护其在所得税事务方面的利益,纳税人有权知道这些权利,也有权坚持这些权利,这些权利包括信息权、隐私权、保密权、要求得到公正对待的权利等。”

    二是代表权,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弹劾权、罢免权和委托代理权。英国历史上有一句脍炙人口的格言叫做“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说的是英国国王征税必须征得议会的同意,没有人民代表(下议院议员)的同意,国王便无权征税;未经纳税阶层的同意的征税是非法的,人民可以不纳税;纳税的标准必须由纳税人的代表决定;国家预算及其支出要受到代表的审查和同意。国家如果未经人民同意就凭借暴力或者强制力征税是不具有正当性的,否则,国家和一群强盗就没有区别了。

    三是行政与司法救济权,包括行政复议权;行政诉讼权;控告检举权;求偿权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当纳税人权利受到侵害后诉诸法律解决获得正义判决的权利。

    纳税人权利无非指的就是人权,只不过它所申张的是具有纳税人身份的人的权利。近世之人权理论,可分为“天赋人权”与“人赋人权”两大学说。“天赋人权”源于拉丁文jus nafural,本应译为自然权利;我国早年译成“天赋人权”,故一直沿用至今。它是近代自然法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指人具有天生的生存、自由、追求幸福和财产的权利。主要代表人物为荷兰的格老秀斯、斯宾诺莎,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他们认为在国家形成之前的自然状态下,人是自由和平等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与财产是人的固有品质,也是人固有的权利。这种权利受到自然法(人类理性)的指导与规定,是人本性的要求,是与生俱来的,与人的自然存在联系在一起,不由任何外在权威授予或恩赐,因而也是不可剥夺和不可让渡的。洛克和卢梭甚至认为:若政府违背契约,侵害到了公民不可让渡的自然权利,公民就有权解除契约,重组政府。

    “人赋人权”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柏克和霍布豪斯。柏克认为没有抽象的“天赋人权”,只存在具体的“人赋人权”。柏克认为,人权是人赋的,是历代人们智慧的结晶所赋予的,是由传统形成的。只有对具体的传统和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在人类文明的传承中,寓建构于批判之中,通过人的实实在在的努力,才能将人权原则付诸现实。同意“人赋人权”说的论者指出,有关人权的理论并非从天而降,而是人造出来的,是人类观念演进的产物。人权和纳税人权利也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通过不断努力和斗争逐步得到的。

    我认为,这两大学说各有侧重,均有可取之处。“天赋人权”说强调人权是基于“天道”和人的天性,是一种元价值,无需经过繁琐论证。“人赋人权”说则强调人权的实现要靠人类文明的传承与累积,要靠人们持续不断地开拓与争取。

    就我个人的观点,愚以为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强调“人赋人权”,增进纳税人的权利意识,进而展开争取纳税人权利的社会运动,一步一步地将纳税人权利落到实处,是一条现实可行的路径。德国著名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一书中写道:“为权利而斗争是权利人对自己的义务。”“法的目标是和平,而实现和平的手段是斗争。只要法必须防御来自不法的侵害——此现象将与世共存,则法无斗争将无济于事。法的生命是斗争,即国民的、国家权力的、阶级的、个人的斗争世界上的一切法都是经过斗争得来的。所有重要的法规首先必须从其否定者手中夺取。不管是国民的权利,还是个人的权利,大凡一切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刻都准备着去主张权利。”无知官员否定纳税人权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纳税人自己不知有权利,不去主张自身的权利,不去为实现自身的权利而斗争。

    还是耶林先生说得好:“人必须每天不停地开拓生活与自由,然后,才配有生活与自由的享受。”

    参考资料:

    孙钢 胥玲:《老百姓,要交哪些税》,《世界知识》2007年第11期。

    何兆武:《天赋人权和人赋人权》,北大未名站 bbs.pku.edu.cn•[FROM: 166.111.46.97]

   (《大宪章》中非经“大委员会”同意不得征税的条款,是“无代表权不纳税”原则的基础。图片转载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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