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现在的中国又有点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味道,穷人拼命想夺回曾经是自己的东西,富人拼命要保住已经捞到手的财富。左与右和贫与富都在以各种方式谋求利益。在这个时刻,形形色色的学者们一行一动都表现出他们的立场和代表性。苏中杰先生连发三篇批评精英的文章来,这对于伸张当前中国微弱的民众力量极有帮助 ,但《南都》和《南周》等也不断发表大量的右派文章,下面发出秦晖教授的一篇。现在,中国的精英官僚群体挟裹着封建权贵文化余孽正在联合起来,拼命压制近几年里刚刚苏醒的平民主义和平民权利,如果现在不将近几年里刚刚崛起的民权主义加以巩固,中国便将真正变成一个官僚权贵精英沆瀣一气的专制特权国家,中国平民老百姓便可能彻底被踩在脚下,难以翻身。这是一场大博弈。在这个时刻,我们认为舆论的天平应当向平民大众倾斜。但我们也认识到,中国这两股力量的博弈由于历史的原因,从来表现得十分激烈,而难以调合。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当代中国缺少人权观念和宪政理念。《世界人权宣言》在中国没人学习,大中小学生不知人权宣言的内容,联合国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至今得不到中国政府的批准。这种制度上的根本缺陷,导致中国社会处在剧烈的两极力量斗争之中。整个社会没有可共同遵守的坐标系,不是偏向绝对的民粹主义,就是偏向极端的权贵精英主义,社会间的敌对与仇视时刻威胁着国家的正常发展。因此,这解决这一矛盾,中国必须引入国际共同准则,那就是学习世界人权宣言,学习联合国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落实人民的权利,平衡各利益群体的矛盾冲突。]

中国左派与右派的差别在哪里?

中国的精英主义破产了吗?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4月23日

目录

安庆仁:《中国左派与右派的差别在哪里?----秦晖的罪恶计划,砍人双腿送人拐棍》

郭松民:《秦晖该争的是“免于堕入贫民窟的自由”》

秦晖:《城市化与贫民权利》

温铁军:《农村政策的底线是不搞土地私有化》

苏中杰:《“精英经济学家”:权贵资本主义的师爷》

苏中杰:《打倒民粹主义!——精英经济学家当前行动纲领》

苏中杰:《“民奸”的特点》

群众来信:《重庆市江北区溉澜溪仍在发生野蛮拆迁》

邓永固:《请中共中央依纪改组、解散腐烂变质的遂宁市纪委、蓬溪县纪委 》

 钟沛璋:《2008:中宣部原局长的忧思录》

------------------------------------------------------------------------------------------------------------------------------------

中国左派与右派的差别在哪里?

----秦晖的罪恶计划,砍人双腿送人拐棍

安庆仁

草根民主論壇 2008年4月

    中国左派和右派最大的分歧表现在对穷人和富人的态度上。左派希望让全体老百姓都富裕起来,缩小巨大的贫富差别。而右派认为社会就应该有贫有富,并且应当把这种贫富差别合法化,显性化,制度化。秦晖教授这次主张在深圳建立贫民区,就是右派观点最代表性的体现。

    左派们极力想回复到当年那个均富、平等的社会,右派们极力要确立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贫富分化的现实。这就是当前中国左右两派斗争的焦点。说到底,左右两派所代表的无非就是穷人与富人的愿望和利益。

    难为秦晖教授了,在学商穿一条裤子的今天,还能想到那些流浪在城市里的拾荒者。虽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虽然这与赔付无关,我们还是愿意倾听。“中国很多城市的管理者和市民,一边是希望尽可能多地享受农民工带来的服务,一边却想尽办法将农民工等贫民驱赶出城市。”这话说得多好,差一点就说到我们心坎上去了。古人云,良言一句三冬暖,可是秦晖教你知道吗,对那些城市的拾荒者来说,享受粮食是奢侈的,享受良言,同样亦是奢侈的。

    不过我人为,秦晖教授的见解未免不流于肤浅,其人道主义的一面虽不能说是温情秀,但显然,他忽略了几十年来积存在中国社会内部的深层问题。例如修建贫民窟的背后都有哪些原因?这些贫民是从哪里来的?中国社会又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规模的贫民?贫民群体的出现,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或者不去正视,甚至还刻意回避,那么修建贫民窟岂不是舍本逐末么?等于是河水流到入海口处才去治污,治标不治本、治下不治上、治末不治源,而且也非常虚伪。

    另外一些疑问也同样存在,一、贫民越来越多,几天前重新发布的一个标准显示,中国贫困人口较之前计算的数据要多出4000万。如此大规模的贫民,要建多少贫民窟才够用呢?二、修建贫民窟的速度是否能超过生产贫民的速度?据有关报道披露,由于私挖滥采,山西省有三分之一的地面都变成了沉陷区,这意味着,仅山西一省,在未来数年间就可能向社会输送2000万贫民。以如此速度生产贫民,贫民窟建设是不是也要搞大跃进才行啊。三、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贫民窟和富人区共存,是否就是那个理想中的终极的中国社会呢?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这是某些人热衷于建设贫民窟的根本原因。

    少跟我谈什么人道主义,如果人道主义就是把农民赶离家远,然后给予他们在城市的边缘实际上是城市的垃圾场附近搭盖纸板房的权力,这样的人道主义跟美国人给巴勒斯坦人修建难民营又有什么质的区别呢?毫不隐讳的讲,我所以鄙视和诅咒《南都》、《南周》,并不因其只要民主不要民族,也不因其只反皇帝不反贪官。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这两份报纸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上下其手、私结党羽、图谋不轨。他们以民之名而害民,以改革之名而误改革,以党之名而弱党、裂党、丑党。他们装神像神、装鬼像鬼,大奸似忠,一头鼓吹剥削有功、掠夺有理、贪腐无罪,大搞损公肥私、损人民肥权贵之行径,从而制造了近乎人类灾难的民工潮;另一头又惺惺作态假仁假义,用贫民窟冒充温暖工程愚弄民众、扰乱视听,岂非猫哭耗子假慈悲吗。真真的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从哲学的角度讲,《南都》和《南周》就是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的始作俑者之一,每生产出一个贫民,他们就要从中分得一些红利,每死掉一个贫民,他们就少了一个上门寻仇的敌人。而这,就是被渲染得至洁至纯、至真至善、至仁至爱,俨然已成为中国社会理性、正义、平等化身的《南都》和《南周》。更为让人不能接受的是,当中国的私人资本已经强大到足与外资分庭抗礼的今天,出于阶级本性的原因也受制于追逐金钱的贪婪本性,《南都》和《南周》依然不打算关闭掉生产贫民的舆论流水线。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南都》和《南周》却总是以关心贫民的姿态出现,打着为穷人争取权利譬如贫民窟这样的居住权的幌子,四处招摇撞骗。倘若揭破《南都》和《南周》美丽谎言的外衣,我们就会惊恐的发现,所谓贫民窟工程,其实是个砍人双腿送人拐棍的罪恶计划。纵览古今中外,都找不到《南都》和《南周》这样厚颜无耻又道貌岸然的报纸。网上有人说,做人不能太CNN,《南都》和《南周》其实都不如人家CNN的板缝高尚。起码来说,CNN还是以说真话为主的,而《南都》和《南周》,何尝说过真话?

    并不否认,当前中国需要贫民窟,对于那些浪迹于城市里的拾荒者来说,活着也许比尊严更重要。可是,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展开了说,给他们这样的居住权就完了吗?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最终目标么?果真如此,就不能不怀疑一些人的险恶用心了,莫非是要用二元价值观把中国分成“贵人、凡人、类人、非人”不成。否则的话,请给他们平等,给他们关爱,给他们正常人拥有的一切,绝不能让他们永远住在贫民窟里。归根究底,他们人生的失败,更多的原因来自于社会,是中国社会转型,剥夺了他们享受幸福生活的权利。更干脆一点说,他们是改革开放的牺牲品。

    在这里需要思考的是,我们为什么非要把他们变成贫民呢?为什么非要剥夺他们的土地呢?我们的城市一定要很大很大才好吗?北京很大,大而不当;上海很大,华而不实;广东很大,弊病丛生。可不可以有这样一个安排,城市适当的发展,农村加速发展,让农民植根家园治贫致富。其实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我们不去挤占他们的空间,不再损害他们权利,在城乡货物交易中做到买卖公平,那么,就算盖好了贫民窟请他们来住,他们都不会来的。而我更怀疑,建贫民窟还有另外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永远使用廉价的劳动力。

 

秦晖该争的是“免于堕入贫民窟的自由”

郭松民

2008年04月16日

    “有贫民区的城市,并不就会比其他城市矮一头,相反却是尊重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自由,给予城市贫民福利。我认为深圳完全可以率先兴建贫民区,在关外开辟一块土地专用。”日前,知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深圳演讲时用诗一样的语言对贫民区做了如是赞美,他认为,可以用设立贫民区的方式,来解决中国城市化过程中“那些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移民”的安居问题(4月14日中国新闻网)。

    用“贫民区”而不是“贫民窟”,这体现了中国学者在谴词造句时的特殊智慧,那么两者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秦教授并没有解释,但综合他整篇的演讲来看,“区”就是“窟”,只不过听起来不那么刺耳罢了。

    虽然秦教授用了“自由”、“福利”等美好的字眼来装饰贫民窟,但对贫民窟有一点感性认识的人,就不见得会同意。美国《史密森学会会刊》记者约翰.兰开斯特在印度孟买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看到:在这片面积1.7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拥挤着100万人口,巷子里堆满了废品和垃圾,散发着浓烈的腐臭味。这里也几乎没有什么卫生设施,平均每15个家庭共用一根水管,每天只供水两个小时,每1440个人共用一个厕所……,约翰的结论是:“这里是城市里的地狱!”

    此外,各国的贫民窟无一例外地都是当地社会动乱的根源,是流行病的渊薮,是黄、赌、毒泛滥和黑社会控制的地盘,是正规的警治和法治社会不能建立的“化外之地”。任何一个城市的市长,都不会把自己城市有贫民窟作为比别人“高一头”的理由,相反,他们提起贫民窟来总是会满面羞惭,把它看成亟待治愈但又无法治愈的城市之癌。

    也许有人会为秦教授辩解说,设立贫民窟是一种无奈之举,是为了让农民工能够以比较低的成本安顿下来。但在我看来,这一举措不仅没有改变城市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反而把这种歧视更加制度化、合理化了。对于城市的雇主来说,由于无须考虑返乡的费用,他们甚至可以把农民工的工资压得更地低,而城市的管理者也可以更加理直气壮地不承担贫民窟居民的任何福利,这一点只要看看孟买贫民窟的状况就知道了。

    所以我认为,如果秦教授真的关心农民工的自由和福利的话,那首先就应该为农民工去争这样一种自由——免于堕入贫民窟的自由!这才是真正值得去争取的自由,要知道,一个人一旦堕入了贫民窟,则相当于被社会抛弃了,还有什么自由、福利可言呢?

    从更加宏观的角度看,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用贫民窟来解决城市化问题,也是很难想象的。据学者温铁军统计,如果按国际惯例,把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并且从事的是非农职业的人都统计为城市人口的话,则中国已经有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人口。假如按照南亚或拉美的比例,有一半左右的城市人口是住在贫民窟的话,那这个数字将是三亿多人。在如此规模的贫民窟里,我们看到可能不是自由和福利,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

    解决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如果说不能照搬西方经验的话,那么照搬孟买或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模式就更不应该了。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城市化还是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是按照新农村建设的既定方针,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使农民在农村也能过上一种富足安适的生活,这不仅为中华民族未来的粮食安全投资,也是为了增强农民工在城市的谈判地位,使他们可以选择不去贫民窟;二是给每一个愿意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以同等的国民待遇,提高工资占GDP的比例,使他们能够在城市里过上一种有基本尊严的生活——至于贫民窟,就还是让它留在国外吧。

 

城市化与贫民权利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秦晖

2008年04月13日 南方都市报

    都市化过程中出现大量城市新移民,如何让他们在城市住下来,最终融入城市?在民主时代,或者允许贫民“自由”解决住房而容忍“贫民窟”,或者以福利国家方式消除贫民窟,成为两种基本选择,而普遍趋势是自由与福利兼有,尽管这些做法各有利弊,但今天的共识是:既不给自由也不给福利的做法已为人道的底线所不容。

真问题并非“贫民窟”而是拆毁“贫民窟”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高潮。最近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言论,一亿四千万农民工进城,却没有出现“贫民窟”,创造了举世唯一的“奇迹”。可是接下来我觉得他就应该解释,这些人没有住在贫民窟,那住在哪呢?所有讲奇迹的人都回避了这个问题。

    这些进城的农民工,他们是不是在城市买了商品房呢?估计很少。是不是住进了国家提供的福利房呢?好像也没听说过。是不是他们自己盖了一些棚户呢?好像也没有。那他们到底去了哪里,是上了天还是入了地?

    现在某些人批评贫民窟,已经很少再说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了,因为这些国家的贫民区,至少在建筑景观上都是很漂亮的,而棚户式的贫民窟,大概只能在发展中国家看到了。于是,这些人就说,你看印度的贫民窟多糟糕、拉美的贫民窟多糟糕,而且说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恶果。

    这些人关于资本主义造成贫民窟的理论,在19世纪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者曾经严厉批评过的。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说道:穷人“一般总是住在恶劣的、拥挤的、不卫生的住宅中”,这“不是现代(按:指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它甚至也不是现代无产阶级遭受的一种和以前一切被压迫阶级的痛苦不同的特有的痛苦;相反,它几乎是同等地伤害到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

    换言之,“贫民窟”并非马克思恩格斯们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而“现代”真正特殊的问题是:城市主城区穷人“本来就很恶劣的居住条件”也无法维持了。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城市主城区的地价飙升,于是很多人盯住了这一块地皮,认为在这一块地皮上盖低档住房很不合算,千方百计要把城市中心区的穷人赶走,然后盖一系列豪华的建筑。恩格斯说,这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真正问题。对此,我们不妨以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法国首都巴黎做个案例考察。

法国的奥斯曼“大拆迁”

    在没有迁徙自由的中世纪,巴黎是没有“贫民窟”的。法国大革命后国民有了迁徙自由,迁入巴黎的“进城农民”大增。尤其是复辟时期、七月王朝与第二帝国时期法国工业化加快,城市也加速扩张。1800-1860年间,巴黎人口从58万增至170万,即三倍于前。贫寒的新移民见缝插针,在昔日的峨峨“皇都”里“私搭乱建”,加上适应贫寒租户需求的廉租私房大量出现。于是在市内的西、北、东三面都出现了“贫民窟”。这些街区不仅不“雅观”,而且使与之为邻的达官贵人感到不舒服。加之自大革命起在“无套裤汉”的抗争遗风之下,贫民区被视为“起义”的渊薮。尽管激进思想并非发源于贫民区,但在某些人看来,从1789到1848年,“捣乱者”每隔若干年就在那里竖起街垒路障,而狭窄的街巷使镇压者的大炮难以到达。所以,统治者对这些“贫民窟”深感头疼。但在革命后“民权”的保护下他们无可奈何。

    机会终于来了,这就是1852年拿破仑三世颠覆共和、恢复帝制后,政治出现专制化趋势,民权被严重削弱。在此背景下皇帝实行“警长治城”,于1853年将其心腹、巴黎警察局长奥斯曼伯爵升为塞纳省省长和巴黎市长,授命他清理贫民区。

    奥斯曼权势巨大,他动用国家权力强制性地成片拆迁,据说他“将直尺按在城市地图上,穿过中世纪巴黎拥挤狭窄的街道画出条条直线,创造出了新的城市形式。他推翻一切挡道的东西,让路给林荫大道”。17年内,城市中43%的房屋被强制拆除,“有效地清理了贫民区”。在此期间,第二帝国通过提高税收投入了巨资,为打造奥斯曼的“新巴黎”花了25亿法郎,而这个时期国家每年财政总支出不过14亿-23亿法郎。奥斯曼以其对民权的蔑视而被称为“凯旋了的万代主义”。

    奥斯曼不仅手段强硬,而且生财有道,他使用政府的暴力帮助开发商赶走贫民,规定开发商建造的豪华“新巴黎”房产由投资者特许经营,并以政府的垄断权力保证他们能在短期内收回投资并得到足以诱人的利润,但特许期满后房产必须归政府所有。于是政商合作发财,帝国基建-财政部门的不少官员借之也大捞一把。而被驱赶的穷人所得补偿很少,奥斯曼的改造对他们完全是一场灾难。

奥斯曼之后的“自由拆迁时代”

    不过,奥斯曼现象不仅是在民主国家中很少见到,即使在法国,也就是那二十年的一个特殊现象。奥斯曼以后,巴黎的城市改造仍然在进行,但它的原则以及相应造成的城市风貌,就和奥斯曼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共和民主时期,城市改造基本上遵循两条原则:商业性拆迁,遵循自由交易原则;公益性拆迁,遵循民主决策原则。

    所谓民主决策,是指一个项目如果是公益性质的,那么首先要通过民主程序来确定,要经过议会讨论、舆论论证等等,最终达成共识,建还是不建。如果建,那么第二个程序就是自由交易的尝试,尽管是公益项目,能够做自由交易也要尽量做自由交易。如果在第二个程序遇到问题,有人漫天要价,怎么办?那有第三个程序,就是由中立的资产评估机构来财产评估。如果这个评估的价格,拆迁户仍然不能接受,仍然是漫天叫价,那怎么办呢?第四个程序就是要有替代方案的论证。如果替代方案论证也认为不行,公益必须要这个地方,那么在走完这些程序以后,可以实行国家最终定价,按照公平、合理的价格来给予拆迁补偿。这个过程相当复杂,不是哪个领导一拍脑瓜就能够做得出来的。

    奥斯曼以后的巴黎城市拆迁和改造更加重视贫民的权利,一方面,政府不能强行驱赶他们,另外一个方面,反而有越来越多的责任要为穷人提供服务。这是民主国家的两个发展趋势,权力越来越受限制,责任越来越可问责,也就是说,政府想做就能做的事越来越少,政府不想做也得做的事越来越多。政府不想做也得做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帮助穷人。这就涉及到贫民区、简陋住房的改造问题。这些相关问题等我介绍完另外几个国家的贫民窟情况后,再作介绍。

南非索韦托:隔离型贫民窟

    南非的一些城市比如约翰内斯堡在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以前是很漂亮、很安静、很整洁、治安也很好的,但前提是不准黑人进来。可是,白人又需要黑人给他们打工,又不想给他们提供福利房,怎么办?南非白人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在城郊划一大片地方,让黑人自己在那里盖房,这就是索韦托贫民窟的来历。到1980年,索韦托已经发展到160万人口,比约翰内斯堡主城区的人口还要多。这两个地方紧挨着,但却是天壤之别,如果说约翰内斯堡是天堂,那索韦托就是地狱。

    索韦托可以说是黑人的伤心地,但在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今天我们看到索韦托不再是地狱,而约翰内斯堡也不再是天堂,黑人开始大量地移居约翰内斯堡,开始盖起一些不是太漂亮的房子。 虽然现在很多人对于这种状况不满,但在索韦托也可以看到很乐观的景象。因为索韦托的房子虽然还是不怎么样,但已比上世纪60年代好很多了,而且索韦托的公共设施这些年也发生E

今日第三世界都市的贫民窟

   (1)印度贫民窟的来历

    在殖民时代,由于英国人的“城管”相对较严,尽管当时的印度农民远比现在更贫困,但印度大城市中的贫民窟并不多。独立后印度实行民主制度,对穷人迁徙限制放宽,大城市不可能“贫民与狗不得入内”,于是农民进城的过程加速。

    同时,上世纪90年代以前印度“政治学英国,经济学苏联”,政治上不仅搞民主而且承认公民迁徙自由权利,经济上却实行“马哈拉诺比斯社会主义”,被当时苏联定义为“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这种体制虽然也号称民主社会主义,然而却不是学瑞典搞福利国家、二次分配,而是学苏联以国家财政投资搞了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实行“计划经济”,这样一来,用于社会保障的钱便严重不足。名义上尽管国家对公民的教育与卫生承担责任,但实际上除了左派执政的一些邦外,那时印度多数邦中的乡村公立医疗与教育网点量少、质差、经费缺,而大城市里对穷人的保障就要好些,虽没有发达国家那种住房福利,教育、卫生条件还是远比农村强。在迁徙自由状态下,这更加速了乡村中最穷的那部分居民迁入城市。

    而另一方面,这种“社会主义”的国家垄断也导致民营中小企业发展不足,难以做到充分就业,进城人口中相当一部分难以脱贫。尽管他们并不比进城以前更穷,但在现代化大城市中,他们的棚户区的确触目惊心。这些因素的综合,便使得印度在独立后的几十年内都市贫民窟大为扩张。

    (2)拉美贫民窟现象:开发商给穷人让路

    中国人到拉美,往往会觉得有些事情不可思议,比如经常可以看到一些靠近市中心的地方,都是大片大片的贫民窟,而房地产商往往在一些条件很差的地方,比如50多度的陡坡,搞商品房开发。于是中国人很惊奇,这么好的地方你们怎么不圈呢?拉美的开发商会瞪眼睛回答,你们真是有本事啊,怎么能够把他们搞走?

    其实,拉美的城市周围也有圈地运动,可这不是政府圈老百姓的地,而是老百姓圈政府的地:一帮进城农民,进城后要找地方盖房子,于是找一块政府公地拉起一道铁丝网,自己盖起了房子,政府说这是违章建筑,但整个社会的舆论都是支持他们的,折腾了半天,政府也就说,算了算了。比如BOSCO合作社区就是这样的,百姓征了官家的地。

    我觉得拉美的贫民窟,有一点比美国好,那就是他们的组织性要比美国强,他们往往有的是从农村整村地往城里迁,保持了农村里原有的人际关系,社交活动也比较多,像我看到的BOSCO,他们就组织起来自己盖了一些房子,都是二居室的,很简陋。他们是穷人,而且进城的年限不过是五年十年,基本上是来自山区的印第安人。但是这些房子最大的好处就是特别便宜,为什么便宜呢?土地是圈来的,也没有开发商的利润,基本上是自己合作盖房,成本就是建筑材料,据说这样一套房子才2000多美元。

民主福利国家的贫民区改造

    前面提到,在奥斯曼时代,巴黎虽然大拆大建,建立了很多豪华建筑,但基本上没给穷人盖什么房子。但到了民主共和时期,这种现象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从二战前到战后,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法国先是在巴黎周边贫民区比较集中的地方,比如伊夫里、苏瓦希、楠泰尔等地,建立了以高层廉租为特征的第二代福利房。这种福利房引起了很多的批评,尤其是来自左派的批评,他们认为给穷人盖的房子还是不够好,建筑密度太高、绿地太少、居住太拥挤,人们在里面缺少自尊心。在这种批评下,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法国开始大量兴建所谓第三代福利房,也就是以低楼层、低建筑密度,绿地和公共设施配套齐全的街区为主。

    那么,什么是福利房呢?福利房有两个特征,第一是由政府的房政部门面向全社会盖的,而不是像我国那种各单位给自己内部人盖的。第二就是它的分配标准,唯一的分配条件就是贫困(低收入)。西方国家形形色色,有左派掌权的福利国家,有右派掌权的自由放任国家,福利房覆盖面也有很大的差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福利都是从最穷的人开始覆盖的,从来不是从最富的人开始覆盖的。

中国的“负福利”住房制度

    由政府房政部门兴建,以贫困(低收入)为唯一分配条件。此种制度在西方普遍,在剧变前一些东欧国家也有。但我国从未有过。国共鼎革初,政府曾把一些没收房交由房政部门安置社会贫民,但从未新建此种住房。此后用房政经费维修旧房且远不足。国家的住房建设资金都拨给“单位”,按“负福利”原则实行“单位分配制”:有特权的“好单位”收入高房子更好,无特权的“差单位”收入低住房差(往往无房)。在单位内部同样按“负福利”原则:官大工资高,“住房待遇”更高;官小工资低,“住房待遇”更低。而最穷的农民和“无单位者”不仅完全没有分房资格,自己盖个“窟”也被指为“私搭乱建”而要被惩处,处于典型的“无福利也无自由”状态。

    后来我们搞住房改革“取消福利房”,其实是把过去的“特权房”予以变现、赎买。真正的“福利房”制度,我们过去从未有过,现在也不是“取消”的问题,而是要新建一套前所未有的福利房制度。

不要让中国农民再做“两栖人”

    中国其实也有“贫民窟”,但更多的“进城农民”无疑还是住在工棚里。中印工业化进程都导致大量农民进城,但不同的是:印度农民往往卖掉土地,举家进城后占地搭建简易住房,形成为人诟病的“贫民窟”。但是这些新移民相对易于在城市建立家庭生活,同时形成社会保障压力。而中国农民没有地权,不可能卖地,但可能被“征地”而赤手空拳流入城市。

    他们不能在城市占地,政府不许建立简易住房,又租不起更买不起常规住房,造成大量成家的新移民只能在城内过集体生活,形成表面上比贫民窟好看的集体宿舍(工棚),并把家庭留在农村,而且自己也不可能扎根于城市,通常在“出卖青春”之后便回乡度过余生。中国因此表面上避免了贫民窟问题。

    我记得重庆有个官员说过,重庆“永远不会有贫民窟”,原因是中国农民习惯做“两栖人”,不像你们印度人喜欢全家进城。恰恰就在这个城市,2007年3月重庆市沙坪坝区有关部门进行的专项调查中,有5%的男性民工坦承自己找过“小姐”。调查还显示,已婚夫妻打工而两地分居,长期没有性生活时,24%的男性、33%的女性“整夜睡不着”。39%的男性、55%的女性民工通过“给家里打电话”来度过漫漫长夜。调查报告指出“这说明,性压抑已经成了民工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35岁前没有家庭生活,35岁后没有社会保障”长远下去会怎样?别的社会问题且不论,请看奇文《亲子鉴定与文化问题》:中科院北京基因组司法物证鉴定中心2005年共做了3000例左右的亲子鉴定,其中680例鉴定为非亲子,比率达22.6%.而其中农村例子中非亲子率更是“有点惊人”,高达将近50%!今后我们的社会基础、文明基础、人伦基础会如何变化?

    其实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的其他城市也非常多,我觉得,重庆最近搞的城乡统筹改革非常之有意义,我也希望重庆的城市化能开创一个新的模式。我要讲的是,重庆的城市化如果在城市里出现贫民社区,我不会批评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免的现象,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对政府有足够的理解。可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重庆又多出几百万的两栖人,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要比有贫民社区更严重了,尤其是现在的农民工子弟发展到第二代的时候,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第一代还可以说他们是两栖人,第二代还让他们当两栖人吗?

    现代城市新移民的问题,没有尽善尽美的解决方式,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方式是应该避免的,老实说,像索韦托那样的方式,很多人就认为是非常不人道的,但是我认为,索韦托毕竟还是给了黑人一个在城市里成家立业的条件,我们现在不能给他们提供廉租房,我们也不允许他们在城市里自己盖起类似棚户区,而且我们还要整顿城中村。现在整顿城中村,大家讨论的都是如何给城中村原来的户籍人口以更多的补偿,拆迁补偿往往都是给房主的补偿,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基本上不考虑租户的利益。其实城中村的改造,最大的问题是这些租户都去了哪里?这些租住城中村的农民工去了哪里?

    城市新移民,一般来讲,或者给他自由,或者给他福利,或者二者都给。二者都不给,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会看到一些所谓的好处,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负作用很大。中国最应该警惕的不是什么拉美化,中国怎么会拉美化?中国现在正在奥斯曼化,怎么防止这个现象,这是大家要考虑的。

 

 

    无地必反。如果政策失误,制造出一两亿无地农民,聚集到城市形成贫民窟,就要出大乱子。因为,中国的问题,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业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制度安排问题。中国一旦以土地私有化推进大规模兼并,那就不是贫民窟的问题了,而是暴力冲突。

农村政策的底线是不搞土地私有化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 温铁军

凤凰周刊记者 玛 雅

2008年4月

    玛雅:今年是改革30周年。30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也有不少地区陷入困境,所以三农问题成为国家重中之重。你是有影响的三农问题专家,有“温三农”的称呼,但是至少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你的观点并非主流,这是为什么?

    温铁军:我们今天学术界的主流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或者比较中性些,是工业化、城市化、资本化、现代化。非主流的则五花八门。我们这些搞改良的人也可以被归类为非主流,是因为我们埋头搞新乡村建设,主张人民生计、联合协作与多元文化。

    以往的发展主义主导的工业化和资本化过程到底怎么评价?农村还有什么本源性的东西留存下来可资利用?人们现在还缺乏最为基础的研究,拿来就说话容易浮躁。比如按照现在的主流思想,似乎应该建设一套非常标准的西方制度,才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然而,中国的现实是,仍然有大约8亿农民生活在分散的农村。无论这个国家的大城市怎么变,乡土中国的村社还是村社,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传承的小农村社制度作为农村的一般经济基础,至今基本没变,还是2亿多小农户生活在380万个自然村,行政性地集中为60万个行政村。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农村地方性的差异非常大。既然是数千年来形成的制度,既然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我们能不能简单化地把这种传统的村社制度直接和所谓的现代法治社会对接?中国执政党的中央已经清楚了,真正要让全国人民的生活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得到2050年前后。然后再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到21世纪末才有可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有没有可能今天就把发达国家的现行制度照搬来,那样就实现了现代法治啦?如果真是这样,哪一个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大国没有照搬?印度、巴西、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还有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哪一个照搬得比中国不彻底?可哪一个不是30%以上的贫困率、严重的50%多?哪一个全面完成工业化了?而且甭管人均收入有多高,仍然是城乡二元结构,靠大型贫民窟大量集中贫困人口。比如印度,全面继承了殖民主义时期宗主国的上层建筑,那些自由选举、多党制议会民主,私有化和市场化也早都落实了,但是被主流肯定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却越来越不如中国。

    由此提出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到底要什么?乡土中国到底要什么?2004年我出了一本关于宏观问题的文集,书名就叫《我们到底要什么》。如果发展中国家都是照搬,得到的必然是一种恶性循环。

    玛雅:如果照搬西方行不通,你认为中国的事情应该怎么办?

    温铁军:连邓小平当年都说,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不过是个搞农村实验的,脑子里更没有什么一定之规。如果有人一定要说应该怎么着,那我就说,先实事求是地去做调查研究,把情况搞清楚了才能逐渐得出接近客观事实的理性认识。方法论常识告诉我,不能承认照搬的东西就都有普适性。做实验的人片面不得,也照搬不得。在有些主流集中的场合,我甚至求他们给农民留一点空间。我说:不要在乡土社会强制推行你们照搬的这套理论、规范和标准。也许在大城市,你们可以按照美国的标准来,但千万别让中国农民也必须那样,否则,这个国家非乱套不可。

    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农民用脚投票——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我们才多少可以表达些不同意见了。温家宝总理讲过,我们国家这么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经济结构也不同,怎么可以靠一个政策、一声号令就一刀切地解决问题?但是那个年代以来延续下来的一刀切的思想,至今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我觉得,不论是传统的,还是新的一套治理办法,都有一个和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的问题,都需要一个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不断实践、检验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提出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后,之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空间比较宽,还能够下去做新乡村建设,在于执政党和民众同样面临一个挑战,就是国家如何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时期能够既稳定又发展,亦即,能够实现和谐社会的唯一路线就是科学发展。既然现在都想到一起了,我们做的另类的事情反倒应该是主流了。

    在三农这个领域做调查研究是大有可为的。上一代产生了一批像晏阳初这样的大海归、梁漱溟这样的大儒、卢作孚这样的大实业家、陶行之这样的大教育家……这些真正的大师,哪一个不是乡村建设实验的发起者和参与者?陈翰笙、薛暮桥、费孝通等先辈知识分子也是从乡村研究起步。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早期也受过乡建思想和平民教育的影响。这些成功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回过头来反哺乡土社会,动员那么多人搞乡村建设,就是因为中国社会城乡差别越拉越大,贫富差别越拉越大,需要缓和各种矛盾。他们做的不就是改良吗?当年的主流是工业化、实业救国,科技教育救国;非主流的就是乡建。今天我们的主流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就是所谓的“西式四化”,但我认为,这些“化”未必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所以,非主流的还得是改良主义,所以,我就应该继续搞乡建。

“西式四化”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玛雅:“西式四化”既然是主流,为什么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温铁军:“西式四化”从逻辑上说是成立的——只有先私有化了才能市场化;有了市场化的自由贸易,“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新生的中产阶级就必然要求政治自由化,最后通向全球一体化。但是,麻烦出在这个过程必然形成的制度成本会惯性地转嫁到农村,于是就有了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近年来有人甚至希望一步到位,把美国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复制到中国来,以为中国只要照搬美国的制度就万事大吉了。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常识,“中国无农场,美国无农民”。中国有两亿多农户,美国仅有17万农场主,难道能把针对农场主的美国农业政策和理论照搬过来,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吗?

    中国的现实是,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1/8,而水、土、光、热这四种适宜农业的资源比较匹配的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不到10%。沙漠、山区和高原肯定不是企业家办工厂的首选地,所以工业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因此城市也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这样,农业、工业、城市和人口都主要集中在平原和沿海。因此,中国的区域差别拉大,本来应该是中国经济地理条件制约的结果,而并非完全是人为的结果或者制度之祸。

    很多人把城市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认为只要加快城市化,放开户口,让农民进城,三农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谨慎些;因为我去过很多发展中国家考察,只要是人口超过一亿的,就没有发现哪一个城市化是成功的。

    玛雅:你评判它们不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温铁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大都是用大型贫民窟来实现的,那只不过是一种“空间平移、集中贫困”——农村分散的贫困人口转移到城市,变成相对集中的贫民窟人口。比如印度,无地农民缺乏生存条件,农村贫困人口高达36%,他们部分地流动到城市的贫民窟,仍然缺乏生存条件。这就叫城市化?印度农村的土地是私有的,城市的土地也是私有的,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求生计,进入私人所有地就是侵犯私有财产,是要被捕的,所以他们只好居住在公路、铁路、河道两侧的公有土地上。印度要搞基础建设,首先遇到的困难是怎么对付大量的贫民窟——住在里面的人动辄上百万,拆迁的困难和引发的冲突可想而知。没有基础建设,就没有外国的直接投资,尽管印度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可FDI(外国直接投资)连中国的1/10都不到。只要到印度的贫民窟看看,就知道为什么它工业化发展不起来了。

    印度这种“空间平移贫困”是个规律,类似情况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比如孟加拉、墨西哥、巴西等。我这几年去过许多国家的贫民窟考察,那里的生活简直不堪入目。近年来批评我的人很多,确实没法应对,因为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都没有“眼见为实”。

土地私有化的后果是暴力冲突

    玛雅:这是你反对中国土地私有化的根本原因?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呼吁土地私有化,一些地方的农民也要求获得土地所有权,你认为土地私有化对中国将意味着什么?

    温铁军:中国农村一旦以土地私有化推进兼并,那就不是贫民窟的问题了,而是暴力冲突。我曾经多次去考察过墨西哥的农民起义、埃及农民的地权斗争、印度的游击区,以及其他国家发生的农民对抗性冲突,根本的制度原因都是一个,就是资本主义与土地私有化结合。2004年我写的印度考察报告,题目就叫《无地必反》。

    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真正完成了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的核心内容。因此,在发展中人口大国中,唯独中国不存在发生农民起义的制度环境,政府至少还可以通过大幅度增加新农村建设投资,来改善农民的生存条件。其他国家凡出现农民起义的地方,至今暴力冲突不断。血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农村政策的底线就是不搞土地私有化,否则,我们牺牲了几千万人的生命才完成的民主革命又会倒退回去。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今后无论谁谈土地私有化,就让他去其他国家的贫民窟看看。中国的问题,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业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和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安排问题,如果政策失误,也制造出一两亿无地农民集中进入贫民窟,就要出大乱子。

    事实上,中国已经出现少数贫民窟,北京周边就能看到这样的地方。学者当然可以说,这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是“正常现象”。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分散在农村的贫民还能通过扶贫来缓解困境;一旦数以百万的贫困人口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必然形成社会动乱的基础。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大型贫民窟都是黑社会操控,黄赌毒泛滥。真到那时,别说以法治国,有本事先以法治“窟”,能治得了吗?

    早几年我提出这个看法的时候,有学者问我,既然其他发展中国家都靠贫民窟来实现城市化,中国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做?对这样的提问我无言以对。如果必须回答,那只能反问:“那个贫民窟里的人为什么不是你?难道他们就该呆在贫民窟,你就该住别墅吗?”这显然不是正常的学术讨论。正常的讨论应该是以防止在中国也出现大型贫民窟为目标来研究各国的贫民窟问题,不要让中国也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空间平移贫困进入城市。

    玛雅:如果从社会稳定考虑土地所有权问题,有人也许会说,黄赌毒在城市贫民窟泛滥,在农村一样可能泛滥,现在一些农村地区就赌博成风。这类问题通过加强司法和思想教育来解决,是不是比土地制度更能奏效?

    温铁军:赌博在一些乡村肯定有,但一般来说,农民在自己长期生存的社区内部基本上不犯大罪,个别小偷小摸可能有。为什么?首先是地权在起约束作用。我国现在这种农地制度的基本作用是什么?从制度经济学研究发展问题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国家稳定。那么,获取这种制度收益的就是国家。在中国这么突出的人地(人口与资源)矛盾之下,能够这么短期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但农村仍然能够维持安定,靠的什么?靠的可不是司法,不是警力,而是地权的约束。在当代的改革之中,很多农村基层治理所依据的乡规民约都明确写着,一旦刑事犯罪,其地权形成的股份收益,或者村社内部分配的福利随即丧失。尤其是在有一定工业收益的乡村,比如广东珠三角农村实行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一般都把村社土地和工业资产做成股权分给每家每户。这种股份合作制就有一条共同约定:村民如果刑事犯罪,股权将被取消。因此广东的刑事案件虽然高于其他地区,但仍主要是外来人口犯罪。

    农村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按户占有产权,这是中国特色的农地制度安排。这种制度有效地稳住了本来就严重过剩的农民人口,直到90年代末期产业资本大规模扩张之前,避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无序流动下形成的贫民窟,从而也就避免了社会性犯罪和政治动乱。

    这是因为,流动人口增加所导致的刑事犯罪增加是规律,既不是伦理道德和教育问题,也不是法制建设不足的问题。

    大家都相信现代法治社会是一种进步,却很少注意了解法治社会的制度成本。我去过美国十多次,美国的警察系统确实很灵敏。有一回我开车被别人撞了,刚想跟对方“理论”几句,警车到了。谁报警了?警察做记录之后是保险公司来解决问题。现代法治社会是靠这种警制维持的,效率高,成本也极高。

    当然,我也可以随大流地乐得见到传统社会变成现代社会,只不过要问一个问题:谁来支付这种极高成本?法治社会必须靠强大的警制支撑,如果中国农村也照搬这种制度,农民有钱负担高成本的警制吗?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农村建了那么多的司法所、派出所、法院,连捆人的绳子都得谁被捆谁拿钱!并不是国家出钱。过去修建这些机构,一概是从基层抽税费来维持这套庞大、高成本的所谓上层建筑,现在呢,这笔钱谁来付?如果政府来付我完全没意见,村村建派出所我都拥护,只要不向农民伸手。知道已经形成的这套高成本的现代法治现在农村怎么玩吗?中央取消税费了,那好,地方这些权力部门就得换着方法捞钱!都怪他们吗?谁之过?

    中国现在13亿人口,2020年以后达到15-16亿,无论搬来的是什么主义、什么制度,能稳得住吗?那可是天大的本事!西方在工业化早期就经过殖民化把过剩贫困人口转移出去了,中国今天还有这种可能吗?只能十几亿人在这么点资源的地方共生!如果是在所谓制度优越的欧洲,十几亿人早就打翻天了。中国至今还没有打翻天,最大的一个稳定器就是农民平均占有的土地制度。所以,千万别去信那些万金油或者灵丹妙药,不能简单化地给三农问题开药方。新时期已经不再是三农问题能否缓解,而是关乎中华民族能不能稳定地、可持续地走下去的问题。
稳定整个乡土中国,别出大乱子

    玛雅: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组织财源枯竭、权力弱化,已经逐渐从乡村社会退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农村社会失序,社会成本将十分巨大,税费改革带来的可见的好处会被不可见的坏处所覆盖。

    温铁军:关于税费改革的意义,我曾经说,“04新政之最大者,莫过于免赋”。我们终于在“大包干”27年之后,完成了历史上屡试不爽的“均田免赋”,这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

    但凡事都有利有弊。取消农业税以后,乡村债务问题爆发,正规组织的“治理能力”势必出现弱化。这时候,农村各种非正规组织,包括家族势力、宗教势力,甚至某些黑恶势力,都借机而起,趁虚而入,迅速以选举或行贿、暴力等手段填补农村的“组织空白”和“制度空白”。这种情况之所以有泛滥成灾之势,主要是因为那些家族性的或者未登记的宗教组织的制度成本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如果任其发展,势必养痈为患。但出现这些问题的地方,政府部门和乡村组织对此往往束手无策,视而不见或隐瞒不报者居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抓紧帮助农民发育健康的合作社经济和社会中介组织,农村怕就稳不住。

    玛雅:这就是你提出“改良式”新乡村建设的根本动因?试图在农民难以离开土地的情况下稳定农村?

    温铁军:怎么能够稳住?国际经验也表明,只有通过把社会资源转化成社会资本,才可能使得乡村社会有序运作,不至于出现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动荡。这种动荡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民国黄金十年”发生过,且并不主要是因为地主压迫农民,而主要是工业化城市化加快,农村资源大规模流出,导致农村凋敝,小农破产,然后破产农民造反。今天如何避免这个曾经发生的历史教训,是当前执政党面临的重大挑战,所以三农问题才被强调为重中之重。所以我说,该改良了。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那在农村执政党需要什么呢?需要乡村建设,需要把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建设性的力量,稳定整个乡土中国,别出大乱子。

(《凤凰周刊》总第282期,2008年2月5日)
 

 

发件人:"szj" <szjyxr@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4-23 12:37:29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与朋友们分享:权贵资本主义的师爷

“精英经济学家”:权贵资本主义的师爷

苏中杰

一、伪自由主义的表演

   生活垃圾好分辨,而历史垃圾则较难认清。因为历史垃圾常与时俱进:什么外衣华美,就穿什么外衣。各种各样的“主义”作为外衣,打扮过不少垃圾。近些年,国内令人厌恶的“主流经济学家”张维迎们穿的是什么外衣呢?是“自由主义”。他在自由主义回春而同时权贵经济又大力施暴的情势下,以自由主义观念迷惑知识界,同时以支持权贵抢劫迎合权贵,从而制造出令人目眩的历史垃圾。为此,舆论界朋友们打扫了好几年,至今还未打扫干净。

   几乎无人不晓,张维迎们的“经济理论”的目标是实现私有化,通过发展私有化来增加社会财富,而且说起来振振有词,甚至是大声疾呼。在左倾阴霾还相当厚重的时候,这个目标在知识界升起的是一片彩霞。出于对“公有化灾难”的体悟,出于对没有财产权进而没有人身权和尊严感的痛苦体验,最终出于自由主义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国内知识分子望着张维迎们的这道霞光,把他当成同道者了,以为他们是勇者。这样的勇者,挑战的是红色意识形态与所有制,按说,他不被当成“异议者”而厄运连连,也是没有任何生存空间的。但你切莫担忧,他这个“异议者”不但没有厄运,而且大红大紫起来,成为影响决策的“主流经济学家”。如此奇特,原因何在?原来他们解体公有制来发展私有化的途径是“权者先占”。张维迎认为“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中国商业企业》网,卢周来:《腐败的经济学分析》)。所以,张维迎害怕反腐败影响私有制进程,便特别强调说:“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同上)正当权者乘改革之机,面对公产——过去没收地主资本家的资产加上几十年全国百姓积累的脂膏——两眼发绿、血口大张、獠牙发痒而没有理论支持的时候,在国家经济大失血的时候,张维迎就成了他们最忠诚最可靠的师爷。所谓的“帕累托改进”是指双方都爱益,起码不能损害另一方,而他们却以这个术语为掩护,先在竞争起点上制造不公:以损害职工生存基础为前提,为权贵资本主义搞原始积累。

   他们玩自由主义,讨好了知识界;他们在“自由主义”前面加了个“伪”字,成了权贵的坐上宾!

   他们玩这一套,把自己玩臭了,特别是在04年与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那场大辩论之后,他们的“学术形象”在严肃而科学的理论面前,在充满血泪的现实面前,越来越丑陋。网上谴责如潮,张维迎又用自由主义来为他们这群学者形象立牌坊。他说:“学者不应该迎合任何人,包括大众。学者不是民意代表,不能用公众投票的办法评价谁是真正的学者。”(2007年6月21日,第15期《南方人物周刊》)

   是的,学者不应迎合何人,学者拥抱的是真理,这是自由主义关于学术独立的主张,在当下的中国,是很迷人的言说。可是这样的言说此时只是遮丑布而已:遮盖自己的丑陋和在大众舆论面前的孤立:那么多人谴责我们能说明什么?我们是真正的学者;不能因为反对我们的人多,我们就不是真正的学者了!此时的张维迎,就这样用自由主义的言说一方面来救他们自己,一方面贬斥受到大众支持的郎咸平教授不是真正的学者。

   可是,张维迎如同孔雀开屏一样,只顾前面漂亮而不顾自己后面露出屁股有多难看。是的,学者不是民意代表,即不当民选的议员,也不能是官员及其腐败分子的代言人吧?可是看张维迎如何说。在当前工会有名无实、劳动部门相当不力的情况下,张维迎竟认为“工会的权力大了,劳动部门的权力大了,动不动就仲裁,动不动查你的帐,打的幌子是保护工人利益,保护弱势群体,实际上是在寻租”。(《中青在线》:《专访张维迎:什么改变中国》)这样的攻击和歪曲代表的是谁?说“中国改革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干部”(2006年2月27日 《中国青年报》)代表的是谁?要为企业家免除原罪,并要用公产奖励他们,代表的是谁?正当郎咸平与疑犯顾雏军争辩达到白热化时,04年8月,张维迎作为经济学家,独自一人赶到“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深圳高峰会”开幕式上发言,力挺疑犯顾雏军,并说自己20年来一直为企业家说话,代表的是谁?张维迎每年直接来自各类公司和企业的收入我们不知道,但早年出任光华学院副院长后,成为了亚信科技、天津家世界等知名民企的独立董事,则是事实。代表谁呢?还是樊钢说得直率痛快:“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赵牧博客:《中国经济学家语录》)

   张维迎转述杜维明的话说:“一个理性社会的形成,从西方的经验看,要靠一些思想家、学者引导,传递给公共知识分子,再通过媒体走向大众。如果倒过来就难形成——大众左右着媒体,媒体左右着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左右着学界,就很危险。”(2006年《中国企业家》,张维迎《和谐社会需要新的核心价值观的塑造》)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对一个学者来说,最难做到的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

   杜维明的话只说对了一半:思想家、学者不受传媒左右,要有反潮流精神。他丢掉了另一半:思想家、学者的真知来自哪里?难道来自对社会苦难的漠视和对达官贵人的依附?来自对利益对立的研究对象的一方偏袒和一方拒斥?来自对普世价值的颠倒?弄不清这一半而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几乎是宣布“与人民为敌”了!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需要为张维迎补说一句的是,贪官和御用学者都是历史垃圾,而所不同的是,千年之后,多数贪官都不为世人所知了,而御用学者却在史册的耻辱柱上特别醒目。所以,即使不为大众考虑而只为自己后代着想,也该“反求诸己”了。

二、谁有不可饶恕的罪恶?

   有人要在月黑风急时入室行盗,他们公开为盗窃者指路;少数人要在多数人的白骨上建天堂,他们大声喊着说这很合理;有人要杀人,他们就为屠夫磨刀;有人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振振有词地说这很必要……这就近二十年以来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的“学术”和“科学思想”。历史不会忘记,现实在作证明:他们呼唤腥风血雨,打造人间地狱,确实建立了不朽的功劳。国家的艰危和人民的苦难与他们的言论丝丝相扣,难解难分,相互印证。不信?请看——

   在权贵们有的虎视眈眈,有的对国产张开血瓢大口时,厉以宁说:“在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2007年9月9日《凤凰论坛•铿锵杂谈》:《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 盛洪说:“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搜狐社区》:《九个骇人听闻的经济学理论》)张曙光说:“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2006年5月5日《新华网》转《新周刊》:《经济学家奇语录》) ……

   “精英”们支持权贵抢劫公产的理论相当多,如“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改革成本论” …… 其中,张维迎“吐唾沫论”独具流氓特色:公产是块馍,谁先抓到手就在上面吐上一口唾沫,没人吃了,这块馍就是他的了。20多年来有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即全国男女老少(注意:老少!)平均每人至少被剥削去7000多元,3000万出生于40——50年代出生的工人下岗。很短时间内,将近90%的中小国企实现了私有化,实际上,是流进了私人腰包。

   “改革成本”当然由老百姓支付。工人因此而大遭劫难,有的还河上吊而死,活着的在饥寒交迫中挣扎。此时,厉以宁说:“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同上)这就是有名的“改革代价论”。厉先生也许感到其面孔太狰狞了,此话后面又补了一句:“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但“用就业促进再就业”中的前一个“就业”,就是让抢夺公产的权贵先建立起他们的家业,然后再让下岗工人就业。这还是在为强盗逻辑辩护。值得注意的是,厉以宁原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尤其重要的是还担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对国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公产遭劫,工人被扫地出门,社会财富以丛林法则向少数人手上集中,贫富差距急遽扩大,超过国际警戒线,四处怨声载道,遭到普天下的谴责声讨。此时,厉以宁一方面否定贫富差距,叫嚷着还应该继续扩大差距,一方面把屎盆子往老百姓头上扣。他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同上)

   近十多年来的一切社会恶果,都在于分配不公。而改革就是利益的再分配,其中包括社会资源的分配,公产的分配,竞争起点的分配,劳动报酬的分配。人们强烈谴责分配不公,是在端正改革的航向,同时也切入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生产和分配。但是,作为“精英”经济学家的张维迎却迎着人们的谴责进行无理而顽劣的对抗:“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那个“总量”是谁的?老百姓占多少?他说的“不管分配”是假,让权贵先占就是分配,而且是以抢劫的方式搞分配。

   分配不公把百姓逼成什么样子?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失业者更是艰难,甚至没饭吃。这时,厉以宁说:“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同上) “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 (2007年9月8日《凤凰论坛•铿锵杂谈》:《谁为穷人说话?》) 张维迎说:“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2007年8月25日《东风论坛》:《中国经济学家骇人听闻的语录大全》)

   中国经济过热,全球有目共睹,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灼基却说:“如果有机会向总理建言,我一定要说‘三个不要轻言’,不要轻言经济过热,不要轻言房地产泡沫,也不要轻言人民币升值。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2007 年 06 月 29 日《中国发展门户网》:《萧灼基简介》)

   面对城市建设规划鼠目寸光,折磨未来,一个叫刘伟的经济学家来了个文过饰非:“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2007年8月12日《法制论坛•网评天下》:刘建江《中国经济学家骇言摘录》)面对1998年的特大洪灾吞没百姓的生命财产,这位刘伟先生又为死人和毁灭财富大唱赞歌:“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灾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35%。”(同上)

   就是这样的“学术”和“科学思想”,让全民震怒。04年和05年,网络上的声讨和批判空前激烈,主流经济学家的形象越来越丑陋,名声越来越臭。在此期间,张维迎站出来怒不可遏地叫喊道:

  “大众传媒对学术的摧残,对科学思想的藐视,对学者人格的侮辱,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饶恕的罪恶。

   到底谁有不可饶恕的罪恶?

 三、二奶的“顺奸理论”

     一切方针政策,都来自一定的理论。产权改革的方针政策来自什么人的理论呢?来自“精英经济学家”。他们的那些理论虽然大家很熟悉,但为了对照方便,这里只能冒污人耳目之嫌抄几条: 

   张维迎说;“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同上)盛洪说:“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同上)张曙光说:“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同上)“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同上)

   这种内容,就是“精英”们为中国改革选择的路线,改制过程中倾斜了的方针政策和说明白了的潜规则,概源于此,当代中国社会的悲剧和人间的苦难,多是由此造成的。“精英”们事先也十分明白他们的理论会酿成这样的后果。厉以宁就说:“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2006年5月5日《新华网》转《新周刊》:《经济学家奇语录》)他们在代替全民思考中还认为这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当权者不肯让出特权,“没办法对付人家”,就只有以牺牲一代人的代价来换特权了!

   有些牺牲青春与贞操而当了二奶并得到大把钞票的女人对准三奶或准四奶说:人家有权有势又有钱,人家既然看上你了,你就逃不出人家的手心——“没办法对付人家”。今夜人家要解你的裤腰带,你不要掐人家,就让他解吧。身子一旦给了他,你就享福了。这是我的经验,你就把身子给他吧。这种“顺奸理论”,如果用于向权贵出卖灵魂、人格和学术贞操来换取个人荣华富贵的专家学者,视为成功经验,我完全相信,因为大有人在;但是,如果把这种理论化用为改革理论,认为只要广大民众做出牺牲就能有美好的未来,则就是学术界二奶们的欺世之说了,因为没有历史根据。

   “民营经济”、“自由经济”和“市场化”这些在今天听来十分新鲜动人的东西,欧洲在两百多年以前就有了。实业家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克扣工资,雇用童工,制造污染,欧洲到是处穷困与饥饿,“群体事件”在那时连续不断,并升级成“暴乱”,社会动荡不安,几代人付出的是血水与白骨。但是,长夜漫漫,不但看不到“市场经济”(法制经济)的光明,而且催生出《资本论》,让《国际歌》响遍全球。这个过程中,除了敢于面对权贵进行改革的西方国家而外,许多国家的残酷历史又由此继续下去,至今没有市场经济。“精英”们是不是要让中国人回到两百多年前的那个起点,重复这个历史?

   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如何实现的?并不是按二奶的“顺奸理论”办:只要你是权贵,我就投怀送抱,任你奸淫抢劫,我都顺从,而是以把社会公正理念法制化,用以限制竞争的无序化和丛林化。针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丛林化而实现社会公正的法典,最早的是英国的《普通法》(《英美法》)。这套法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有效的陪审团制度:一个案子的判决,不是法官做主,法官不过是法庭审案中的主持人,行使判决权的是代表民意的陪审团。以公正为核心,西方国家建立起完整的法制体系,才形成了市场经济。而《普通法》的产生,乃至法制体系的健全,并不是那些剥夺民众的豪强整体性良心发现,慈悲有加,主动要求把公正法制化,而是整个社会陷入危机,包括豪强在内的统治者坐在火山口上了,才想到了“稳定”,从教训中感到让出一定的利益对他们的生存意义;同时,有良知的法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则从民众(受欺压的小业主和普通百姓)利益出发,站在强权和强势的对立面,和平地,理性地,坚决地与之博弈,实现社会公正法制化。一句话,不通过奋斗是没有这块馅饼的,顺奸只能走入更大的深渊。

   什么是市场经济?怎样实现市场经济?历史的经验是什么?中国的改革应如何进行?是不是除了“二奶理论”就没有别的选择?当年中国不得不进行经济改革说明了什么?在非法制环境条件下,国产让权贵先占将产生什么后果?答案不言自明,作为专家学者,不会一点不知道。但是,“精英”们却把“二奶理论”当成改革理论,面对权贵,竟然把改革与白送划等号,与顺奸划等号!

  如此轻松,如此舒坦地当精英,要你们干什么!

   学术品格上的顺奸经验所形成的“顺奸理论”,必然支持强盗逻辑,后果是相当可怕的——要再现历史。现在有些人面对“群体事件”,担心“不稳定”,祸根难道不正在于“精英”们的主张吗?“精英”们一手制造了现实社会中的祸殃,现在却倒打一耙,说穷人“仇富”可能引发社动动荡!
   “二奶理论”又派生出“八戒理论”了!

四、弱智的招魂词

   有些理论,特别是为权贵服务的理论,是躺在棺材里出世的,本来就是僵尸。其腐气之所以还能流布扩散,不是由于其本身的理性活力能征服人心,而是占有话语权“一枝独放”,不允许他人清扫或消毒。当年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是这样的理论,也受到这样的保护,所以人们面对这具僵尸及其幽灵,不忍也得忍。但是,网络文化的发展,为民间话语提供了较广阔的空间,于是它成了众矢之的,成了理论火葬场和精神殡仪馆的重要对象。
   “精英”经济学家张维迎们,是拥抱着这一僵尸及其幽灵起家得势的,进而发红的,他们的“学术”和“科学思想”以此为基础,以此为灵魂。天下人万箭齐发之后,这具僵尸碎不成体,被推进了火葬场。这等于火葬张维迎们,他们能不奋起反对吗?

   反对是必然的,但可惜的是真理不在握,智术已穷尽,只能以浓厚的哀悼意味写招魂词:

   “当年提出‘效率优先’,不是说不考虑公平,准确一点讲,是不能搞收入平均主义。”(2005年12月23目《网易•新闻》:《张维迎:学者不是民意代表,不应该迎合任何人》)

   这样的招魂词竟弱智到掩耳盗铃的程度:为了偷换概念,从当初响当当、硬邦邦、金科玉律般的八字提法中砍去了四个字。当初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提法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和“公平”两相对举。这个提法中,“效率”是第一位的,“公平”只是“兼顾”而已,语意特别清楚,当初已说得很准确了,并不是“效率优先,不搞平均”,张维迎“准确地说”一次,就把“公平”说成平均主义了!这八个字响遍天下,你这么砍一下,“准确”一下,人们就忘了吗?要不是弱智到挑战天下人的记忆力和智商,就是在强词夺理了。

   张维迎的上述招魂词说得很清楚:“效率优先”这个提法的目的“是不能搞收入平均主义”。注意:说的是“收入平均主义”,并不是“机会平均主义”——“机会均等”!可是机会均等是个多诱人的口号呀,只要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说成是为了“机会均等”,这具被天下人射得碎不成体的僵尸就活了,当然张维迎们也就随之而活了。为此,张维迎的招魂词接着写道:

   “一个社会更应该追求的是机会均等,而不是结果均等。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公平理解成机会均等,它实际上和效率优先是同一个概念。”

   既然“效率优先”就是“公平”,“公平”就是“效率优先”,二者是同一个概念,当初的提法为什么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呢?二者内容一样,何须“兼顾”呢?这是在狡赖!

   再看张维迎本人的“理论”,是并不主张“兼顾公平”的。他与其他“精英”一样,主张把公产当成“无主”之产,谁先占就是谁的。其“吐唾沫论”就是经典式流氓理论:公产是块馍,谁抢到手,先吐口唾沫的那块馍上,其他人不吃了,那么这块馍就是先抢并吐唾沫的人。这有什么机会均等可言?这是给流氓出主意,而权贵们对公产的大肆掠夺也印证了张维迎的流氓主意。这就是其学品。

   如此狡赖,如此学品,还口口声声说什么“学术”和“科学思想”,还宣布什么“不与无耻的人辩论”。这叫人说什么好呢!为什么不想想自己因何被社会舆论唾弃呢?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本来就是个极为错误的口号,践踏了人类的普世价值。人类的普世价值认为,任何价值中,人的价值至上;万事万物中,人的权利至上;社会生活中,社会公正至上;政治生活中,民主自由至上。面对这“四个至上”,效率算什么?只能是为人的价值服务的。如果效率妨碍了社会公正,剥夺了人权,这样的效率有什么意义?是罪恶!以抢劫的方式把公产转移到权贵手中,“私有化”的效率是很高的,但直接剥夺了广大工人赖以就业的现实基础,使之陷入生存危机,步入水深火热,导出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结果肥了一批继续奴役他人的强贼,社会公正何在?人权何在?通过武装征地,出动警力强拆民房,把户主打残或驱赶出去,可以很快建起以新贵为主人的高楼大厦,效率很高,但这是建立在白骨之上的效率!可能“精英”们有这样的期望:先实现私有化,民主而后就会自然到来。未必!甚至是欺人之说!南美和东南亚不少国家是私有化但没有民主化,而是经济权贵化,政治黑金化。奴隶主的私有化,封建领主的私有化,当代强盗的私有化,一切建立在他人血泪上的私有化,不可能支持民主化。人类的私有化已数千年了,只有经过人权和社会公的打造而产生平等规则的私有化,才是理想的私有化,其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民主,是各利益阶层在激烈博弈之后强势者妥协让步才实现的。在大众作为弱势而还没有博弈意识和博弈实力的历史时期,真正的精英就是培养大众同权贵经济、强盗经济博弈的精神和能量——为他们创造公正的平台,通过“私有”而强大;而减不足而增有余,支持强势剥夺弱势,是在反民主!这是当代精英的常识,如果张维迎们不是陷入学术误区而对此无知,那他们的言论就是别有用心了。

   无论张维迎怎样招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他们赖以走红的幽灵是叫不回来了,那些苍白无力、智术贫弱、逻辑混乱、强词夺理的招魂词,只能说明张维迎们在进行无可奈何的挣扎。

  本着学术理性和良知,弃旧图新是正道,但不知张维迎们是否愿意?

五、精英主义的破产

   针对公产被私吞、工人大失业、政府无力应对的惨状,网上一篇题为《无耻者无畏》的文章这样问:此时“我们的经济学家们都在干嘛呢?在成为一个个企业的独立董事,在帮企业家们搞一次次的学术演讲,拿着红包拿着支票。就像科龙顾雏军被搞掉的以后,有记者采访张维迎,问认识顾雏军吗,他说我和他也不熟,于是有很多人调侃张维迎说他和顾雏军确实不熟,因为张维迎只对支票熟。”如果是这样,也如郎咸平所说的他们是官商学组成的“铁三角”,那么,此文用“精英主义”四字就是高看他们了。但对于“红包”或“支票”,笔者暂时未得实据。为避免上法庭,就把他们的行为当成“精英主义”高看他们一次吧。

   精英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精英主义”却是人类社会的灾难。因为“精英主义”的行为方式是:自以为是地为大众设计美丽的社会蓝图,并以自己为轴心,指挥大众牺牲自我,为实现他们自以为是的社会蓝图而奋斗,最后自己成为统治者。所以精英主义和专制主义之间仅一步之遥,为世人所唾弃。尽管如此,近代精英主义,尤其是革命精英主义,寿命很长,有的几十年,有的达一百多年,一直让人崇拜。而当代,特别是近些年则不然,精英主义是相当短命的,有的刚一出生就死亡。

   精英主义的短命现象在中国经济学界尤为明显。

   奉行精英主义的国内经济学家,大多都有一定的背景。从职位上来看,有政府管理、研究、咨询等要害机构的官学一体人物,也有著名高校的专家教授;从声誉上来看,被称为“主流”、“贤达”、“泰斗”、“新秀”。他们个个摆出“圣人出,黄河清”救世主形象,拿出居高临下、转动环宇的气势,大声喊改革,挥手指方向。他们个个也来个“挥斥方遒,激扬文字”,可是并非“粪土当年万户侯”,而是“甘助新贵抢与偷”!且是公开的,赤裸裸的,声援式的,谋划式的,并落实到改制过程中。这一下,抢得公产的少数人上了社会的宝塔尖,多数人被压在宝塔底,社会矛盾尖锐,怨声载道,危机四伏。

   因此,在普罗大众眼中,他们并不是精英。到了05年,“经济学家”几乎与“祸水”二字画等号,有的学生家长以“经济学家”四字为耻,不让自家考大学的孩子报“经济学”。随着“顾郎之争”的白热化,随着精英们力挺的新贵顾雏军成为疑犯,气势压人、不可一世的大陆经济学界集体失语,个个成为缩头龟而不应战。有人称郎咸平是一人敌千军:郎咸平一炬,经济学界遍地焦土!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接受《中华工商时报》专访时炮轰中国经济学家,认为许多人只把经济学当作个人发财、出名和当官的路子,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所以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还有人接着丁学良的话说:最多只两个。对此,经济学界无人应声。而今,一提经济学家,人们多是掩鼻而笑,谁还看他们绘画蓝图,听他们挥手指方向呢!

   精英主义就这样破产了。如此短命的原因是什么呢?

   近代精英主义者在绘制好社会蓝图时,在未得势而正需唤起大众为之奋斗的过程中,许多人是比较高尚的,有的还敢于自我牺牲,只是在内讧或得势之后为固其权,其内在的专制基因才裂变膨胀,给社会带来祸殃。而眼下的精英主义者则不然,从绘制经济蓝图的开始,就存在着令人难以恭维的欲望,而且精英形象和经济蓝图不是给大众看的,是献给权贵来邀功行赏的。这是眼下精英主义速亡的根本原因。

   近代精英主义有可以让大众接受的精神资源,例如,号召多灾多难的老百姓起来反抗暴政,不怕流血牺牲,为了子孙后代,建立平等幸福的社会,而且把立功者当英雄,死了的当烈士,老百姓是响应的。而眼下的精英主义能不能这样说:工人和农民朋友们,我们为了通过私有化而在未来实现民主化,让你的子孙后代幸福起来,你们就把工厂和土地送给权者吧!送吧,你们饿死冻死是烈士,是光荣的,历史忘不了你们!——不能吧。既然说不出让老百姓做出牺牲的理由而还非要淌着老百姓血水走,老百姓还能说你不是仇人是恩人?

   近代精英主义处于前管制时代,大众的精英崇拜情绪浓,“中心情结”重,自我意识淡,精神枷锁重,再加上资讯不通,头脑装在罐头盒里,所以精英主义处于朝阳期,有良好的发展空间。而眼下的精英主义处于后管制时代,大众的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在萌发,辨识力增强,不是人物的东西非要在大众面前摆出人物的架势,只能被当成猴子做戏。还有网络平台,谁都可以发帖说话,起到剥画皮、亮真相、求真理的作用。精英主义到了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时候。这时,你再摆精英主义的谱,谁理你?张维迎倒是狂妄,竟然宣布要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唉,真叫人没法说他,他竟不知道自己是啥……莫道中华无人,注意网络,民间藏龙卧虎啊,你算个啥?你敢再辩,就在网上出招,必定落花流水!

   社会精英一定要抛弃精英主义:把自己当成社会中的普通一员,在公共舆论或学术平台上发表意见,让自己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张得大众认同,以化为大众的行动;千万不能以自己为中心,指挥或役使他人。阿伦特说得到位:知识分子任务只是“打开”,不是代替。

   每个星星都在走自己的路。如果某个星星要宇宙间所有的星星围着自己转,那在宇宙间全是可怕黑洞,在人间则是可怕的专制。

 

发件人:"szj" <szjyxr@163.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hardwzh" <hardwzh@263.net>发送时间:2008-04-21 18:44:5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与月朋友们分享:打倒民粹主义!

打倒民粹主义!

——精英经济学家当前行动纲领

苏中杰

    我们必须正视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声誉大大不如以前,而且还有身败名裂之危。想以前,我们是多么风光啊!——我们身为国师,为改革提供“脚本”,几乎享受着出将入相般的荣耀;我们是CCTV的明星,是昂首阔步进入人民大会堂的高智能代表;我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头上光环金光四射,手有决定乾坤之势,多得意啊!看如今,随着国民的觉醒,在声讨腐败、争取民主的舆论大潮中,我们与腐朽势力一同遭到排山倒海般的口诛笔伐,我们的理论全线崩溃,心机全部暴露,罪恶昭然若揭,无法自辩而面对当今世人,还有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可能。当此危难之秋,当初靠我们的方略支持成长起来的权贵资本家,作为我们的主子,个个有势有权有钱,可是全然不顾我们为他们立下的汗马功劳,不肯调动舆论拉我们一把。没良心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问题严重,形势危急。为此,我们全体精英经济学家必须自救。要自救就要有行动,有行动就要有纲领。我们的纲领就是一句话:打倒民粹主义!

    从逻辑上说,民粹主义和经济理论不是一个范畴的东西,即是民粹主义有问题,也不能证明我们的“产权换公权”理论正确。但是,事到如今,只有用民粹主义才能在舆论界把水搅浑:你们批评我们把公产送给权贵的主张,造成贫富悬殊,社会不公;我们则说市场化需要自由竞争,必然会出现差距,这是正常的经济现象,可是引起社会的仇富情绪,这是要不得的民粹主义。如此这般,你说我不公,我说你仇富,各执一端,胜输难分,形成对峙,不但可能改变了我们的败局,而且表现出我们挺着脖子梗不认罪的坚强气概。同时,这是站在歌颂改革的立场上说话的,能得到我们主子——权贵们的支持。在掠夺公产过程中,主子是元凶,我们是帮凶,主奴并肩,曾处于同一条战壕。如今要打倒民粹主义,利益一致,也许主子会想起我们的用处,再让我们得到更多的恩赐。但是,必须坚持三大策略。

    1、 掩盖或回避是谁激起了民粹主义这一根本问题。

    民粹主义的根源在于社会不公,而今社会不公是因为我们给权贵送公产的主张全面实现。我们当初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给权贵送公产可以实现市场经济,的确不明白在专制条件下是不可能有市场经济的,要搞只能走向权贵资本主义死路。我们的这一弱智,加上我们中的一大批朋友发财心切,急于享受荣华富贵,就迫切地为权贵效犬马之劳,才酿成了今日的贫富大分化,为民粹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这一问题千万不能触及,否则会让全社会更深刻地认识我们的罪恶。

    把水搅浑,而且死不认账,这不是耍赖吗?哎呀,不耍赖能是精英经济学家?现在到了关键时刻,耍赖就耍赖吧,顾不了那么多了!

    2、回避思想交锋,矛头对准民间。

    说实话,所谓的民粹主义,不过是民间情绪而已,有时强烈,有时平和,都是必然的、正常的存在,因为作为社会化的人,面对社会现实,不可能如同动物一样,没有任何感情。有感情,就要表达,这也无可厚非。关键的问题不在民间情绪之本身,而在各社会思潮对待民间情绪的态度及其要达到的目的。所以,要直接批判的是有害的社会思潮,而不是必然的和正常的民间情绪,让民众成为没有感情和人类意识的动物。当前有三种社会思潮,他们对待民间情绪的态度及其目的是不同的。一种是以“红色理论”为指导的社会思潮,说:你看,民众不满吧,还是让“领袖挥手指方向”好。第二种社会思潮说:必须遏制权贵资本主义,还是民主宪政好。第三种社会思潮说,民间仇敌富思想严重,还是富人好。这第三种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潮。前两种思潮都是对我们不利的,但第一种已背时失势,不值得对付。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第二种,可是我们没有足够的理论力量。所以,我们就朝着民间开火吧,这是迂回式的自卫反击战。

    这不能怪我们无能,实在是没办法的事。我们在历史上的形象必然是委琐卑劣小丑,但当前顾不了那么多了,先硬着脖子梗挺吧。

    3、 收起并藏好我们的尾巴。

    真正的知识分子,其天职是囚禁权力。这样的天职,决定了知识分子独立于权力之外的民间立场,而非权力的附庸和帮凶,也非特权阶层代言人。他们在体察民意(民间情绪)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思想体系,追求普世价值,打造囚禁权力的链条(社会规则)。但是,他们粉碎精英主义,并不做救世主,而是把打造好的链条交给广大民众,让全民共同来囚禁权力。可是我们精英经济学家向来以精英自居,在改革中把自己装扮成救国救世的英雄,凭借权势,公开与民众对立,把自己的嘴脸暴露无遗。特别是我们中的不少人,为了讨好权贵,从而邀功请赏,公开宣称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就是为一定利益集团服务的,在裤子后开个洞,故意让尾巴从后面露出来。现在再为能这样做了,要把我们那个又长又大的尾巴收起来,并且藏好。现在三大阵线很明显:一个是红色社会主义,一个是权贵资本主义,一个是现代民主主义。不收起尾巴,等于公开说我们自己属于权贵资本主义,弱智啊!

    我们虽然是实现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元勋,但不太光彩,不能太那么招摇过市啊!

    本着这“三大策略”,我们从以下方面进攻,打倒民粹主义——

    1、 将民粹主义内涵丑恶化。

    全世界的有关学者大概都知道,民粹主义是没有确切定义的,至今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一个基本的特性:概念上的尴尬的不确定性”。也正因如此,才给我们留下了可以任意丑化它的空间。所以可以这样定义:民粹主义不是一个思想体系,不是一种价值表达,只是一种精神症状。

    本来,没有思想体系,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表达,因为具有社会属性的人类,即使是没有一定思想体系支配,内心也有上天赋予的自然法和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道德意识,如合理,同情,悲悯,公义等原始而朴素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并不完全是负面的,其中的积极因素是大量存在的,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思想启蒙,往哪条道上引。但是,我们要对它来个全面否定,把它强说成“一种精神症状”,“病毒性精神流感”。既然是“症状”,哪算好东西?这就为打倒它建立了前提。

    民粹主义是个筐,凡是坏的都往里装!往里装吧,我们就利用其概念的不确定性把它搞臭,从而把来自民间的一切言论打压下去,只留下我们的主流言说一统天下!

    2、 攻击民粹主义制造仇恨。

    当前的民众对权贵资本主义下的贪官污吏恨不恨?肯定恨。如果不恨,情智必定不正常。贪官污吏抢夺公产,奸人妻女,害得良民家破人亡,难道人们还要说“官吏们,我真爱你们呀,你们是我们百姓的上帝,是我们的大恩人”?爱恨情仇,人性使然!当然,人世间存在仇敌恨是不好的,但问题是,仇恨是谁造的。如果没有贪官污吏作恶多端,百姓为什么平白无故地仇恨他们呢?其实,我们精英们也有仇恨,那就是仇恨民众。我们打倒民粹主义,实质上是以仇恨对仇恨。

    现在,他娘的,老子管不了那么多了,就把屎盆子扣到民众头上,说民众制造仇恨。民众仇腐,我们就说他们仇富;民众只仇恨权贵资本家,我们就说他们仇恨所有资本家;民众只仇恨贪官污吏,我们就说他们仇恨所有的官员,此谓之“三仇”。只要能证明民众真他妈的不是好东西,就能证明我们精英经济学家都是好东西,我们的罪恶就不是罪恶了!

    3、 攻击民粹主义好用暴力。

    说实话,中国是个顺民大国,百姓只要能有一口饭吃,总是忍辱负重,甘为牛马,怕官府,怕乱世,怕世世代代的苦日子不安宁。近几十年,由于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活命哲学、偷安意识和“猪圈幸福”的腐蚀和侵袭,加上暴力高压,整个民族的血性已弱化到极点,刚烈英勇之气几乎断绝。所以,才发生了大量“跪着暴动”、跪着递状子、跪着讨薪、终生上访等等悲苦凄惨的故事,现实才导演着一幕幕“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无奈和矛盾。面对圈地者的挖掘机大片大片的民房毁为平地而数万拆迁户只能呼天怆地,哭得昏死过去,还能说民众好用暴力?说这样的民众好用暴力,是要挨骂的,可是人们都骂不出,因为汉语中最刻毒的语言也难以揭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肠。

    尽管民众没用暴力,尽管和平而理性的维权活动已普及到全国,我们还是要大力宣扬民众好用暴力。因为在历史上,多次出现民众的暴力,人们正在反思中痛恨暴力。所以,把历史贴到现实上,让民众与暴力画等号,为我们精英经济学家挨骂找出个理由,让国家机器和民众对立,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4、 攻击民粹主义通往专制。

    民众中有一种朴素的感情,虽然没有思想方向,但是相当可贵的道德资源,是思想行为的响应者和支持者。正因如此,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政治家,都在争取这样的资源,以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所以,真正的政治批判者,是批判政治家所奉行的思想体系,从而与民从一起进行政治选择,而不是把矛头对准民众的道德。当前,选择民主制度在世界中是主流,在中国民众中也是主流。在这种情况下,置政治家的思想体系于不顾,专门对准民粹主义,不但是无的放矢,而且是对中国民众民主意识的蔑视。

    但是,为了把民众搞臭,把民众妖魔化,我们不要良知和理性了,所以就要说民粹主义通往专制。尽管民粹主义被专制所利用的事实发生在历史的昨天,今天还没有事实,但我们就是要把当下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当成靶子,才能让历史回忆代替现实存在,造起声势,达到妖魔化民众的目的。

    5、攻击民粹主义反对改革。

    真正的改革,实质是打破原来的利益格局,特别是当权者的利益格局,从而进行社会再分配,实现社会公正,促进文明进步。而我们作为精英经济学家,坚决反对这样的改革。在我们的经济学词典中,改革就是让有权者得到更大的权利,让无权者失去更多的权利。所以,我们把本属于全民的公产送给当权者,对全民进行空前的大掠夺,让大量民众下岗失业,让老百姓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看不起病。我们所谓的改革可以用两个字概括:掠夺!谁要是反对,我们就给你送顶高帽子:反对改革!

    给你戴这顶帽子,如同1958年说你反对“三面红旗”、1968年说你反对“文革”一样,我们是站在政治制高点上的。你们这些穷老百姓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来对付我们精英经济学家吗?但我借用政治强势,看谁能斗过谁!

    有的社会学者说民粹主义好斗,其实我们更加好斗。帮权贵抢夺公产就是斗,民众一旦不满,用大帽子打压还是斗,比他们狠多啦!

    6、 攻击民粹主义“五反”“三爱”

    前面不是说过“民粹主义是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吗?当今,要把民众说得越可恨越好,就要不择手段,把当今人们厌恶的一切都装到这个筐里去。当前人们厌恶什么呢?首先是“五反”,即反现代性、反西方、反市场、反自由、反智,其次是“三爱”,即爱苏俄,爱反右,爱文革。这一切货色,全已臭不可闻,我们把它扣到民众头上,足可说明民众是什么东西,说明他们的言论如何反动,这就更加突显出我们精英经济学家的伟大和可贵。

    其实,关于民粹主义这个概念,世界比较一致的定义认为:民粹主义即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相对,是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的一种社会思潮。可见它并不是妖魔鬼怪。但是在当今的中国,在我们精英经济学家成为困兽而要挣脱的时候,就需要把它泛化,变成什么丑恶都可以装进去的大罗筐。

    注意:当我们把“五反”“三爱”装进去的时候,不要在“反智”上弄出麻烦,授柄于人。因为真正的蠢人是我们精英经济学家。我们对西方经济学一知半解,生吞活剥过来,编写改革“脚本”,根本不明白集权条件下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法制经济,从而把中国的事情搞坏了,既当了蠢人,又当了罪人。现在挽救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装出大智慧者的模样,说愚蠢的民众是看不到精英们的智慧的,是反智的。

    我们有“三大策略”,又有“六大攻击点”,还要结成反民粹主义同盟。

    眼下,有少数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享受着较高的收入和福利待遇,对许多因支持民众维权活动而付出惨重代价的仁人志士漠不关心倒也罢了,考虑到个人的环境和条件而不参与民众维权活动,人们也可以理解。那你就搞你的书斋改革或革命吧,没有人为难你。可是他们不甘寂寞,跳出来攻击维权活动是煽动民粹主义。这样的学者,是我们的同盟军,一定团结他们,共同与民众作战。

    同志们奋斗吧,我们的主子没有远离我们。只要我们继续努力,打倒民粹主义,从而出点子帮权贵进行下一轮的公产大瓜分——瓜分垄断企业,再立新功,我们一时失去的辉煌不但会马上到来,而且定会更加辉煌!



“民奸”的特点

苏中杰

2008年4月21日

    “民奸”这个名词,是我生造出来的。我想,只要能涵盖一定内容,就当成个概念先用着吧。这是从“汉奸”化用过来的。汉奸是勾结外敌而出卖民族利益的人,那么,民奸则是攀附权者而牺牲民众利益的人。这样一定义,你可能会感叹道:啊,这类人还的确不少!那么,要总结出民奸这类人的特点,就得先理清民众同权者的关系及其特点。

    在现代社会,民众与权者,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即民众出钱(缴税)雇佣权者为自己服务,俗话说是老百姓花钱买服务,如同家庭花钱雇保姆为主人管理家务一样。这种关系有什么特点呢?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保姆”总要尽可能地多拿钱而少干活,得到机会还可能伸出“三只手”偷主人,而主人则总希望少付钱而得到更多更好的服务,包括维护身家安全。两方的愿望都是人性的必然,利益的必然。所以要通过谈判,订立契约。“保姆”如果要价高且服务差,主人可以另选择。

    另一个特点是,比家庭雇保姆要可怕得多,因为权力具有与生俱来的黑暗性、扩张性和盗劫性,必须时刻警惕,高度防范,其手段是主人的监督权和“解聘”权。这两项权利使用不到位,风险度很高,祸害性很大。明白民众与权者的这种关系及其特点,民奸的特点就突显出来了——

    一、本质特点:不是权者,但站在权者的立场,为权者的利益着想,为权者的行为说话,与权者“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从而扩大巩固官权,限制剥夺民权。凡是此类吃里扒外者,皆属民奸!其他特点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

    二、主张给“保姆”加工资,即就是在主人与“保姆”订立契约时帮“保姆”讨价,让主人在购买服务方面付高价。

    三、为权者出主意,找出各种理由,主张民众多缴税费;掏百姓腰包说是同国际接轨,至于百姓姓福利则说国情不同。这批人是涨价狂,一提起涨价,情绪高昂,干劲培增,喊声最大。这种税该征,那种税应缴,印花税太低,房价应提,机场费要增加,火车票汽车票要高了再高,学费一年五六千元不算多……总之,只要是刮百姓的油、抽百姓血的事,他们无不丧尽天良,心恨手辣。长期以来,大量征收重税的主张,几乎都是一批“精英经济学家”论证并建议的。自去年以来,这批人更多,连粉丝们一向认为“心向老百姓”的吴敬琏和茅予轼,也鼓捣着让老百姓多掏腰包。前一个人要求火车票提价,后一个人要求学费再涨,并认为一年贪污5000亿是个小问题。

    四、极力主张把主人的财产送给“保姆”,帮助“保姆”盗窃主人,而且还找理由说这是为了主人的未来。比如张维迎一类的经济学家认为“保姆”厉害,就主张把公产送给权者,说这样做符合什么“帕累托”,都有好处。抗日时期的汉奸就劝老百姓:日本人真厉害,别打了,把土地全让给他们不就没有战争了吗?

    五、认为民众受穷是公理。厉以宁认为,穷人是“待富者”,现在受穷很正常;总有穷富,好比一个家庭,老大穿好的,老二穿破些,是应该的。

    六、骨子里仇恨民众,极力反对民众当下和平的维权活动,故意把民众与权者的矛盾扭曲成富人和穷人的对立,大力叫嚣穷人要打倒富人,提醒权者打压民众的维权活动,而所打的旗号是为了“稳定”,用以打杀民众的理论根据是反对民粹主义。

    七、用权者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进行言说,制造画饼,描绘远景,忽悠民众。包括1978年在内的后10年,是有些许改革,但“反官倒,反腐败”失败之后,改革便随之终止了,更大更全面的大掠夺就开始了。可是,一批坚持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精英经济学家”,视而不见,还在利用强大的改革话语力量,大唱改革颂歌,编织人间美梦,麻痹社会民众,把“市场”和掠夺画等号,从而掩盖经济领域的“地下黑河”,使权者顺利实现鲸掠公产、剥夺大众的目的。

    八、其中有的人,一方面出卖民众利益得到好处:或美滋滋地当独立董事,依靠富豪豢养,或得道高升,一方面还要在民众面前卖乖,什么“良心还在啊”,什么为了穷人啊,好话说尽,把“大奸似忠”之说落到实处。如此看来,民奸的主体是御用文人和御用学者。

    在民主国家,没有产生民奸的土壤条件,即使偶尔出现一两个,也要身败名裂的。因为一个公民有无好名声,要看他是否是这样的人:有监督权者的自觉性,并怀着“总统是靠不住的”这一自发性政治观念,时刻警惕权者。所以,一个人,或是哪家媒体要是为权者说话,在社会上是不光彩的,严重者还要把自己弄臭。而在盛产民奸的非民主国家,这类人却很风光。但是,只要大家都能识别民奸,他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看了这些特点,我们对民奸就有了较具体的认识,可以明确地辩识此类人,以免让他们灌迷魂汤后大上其当。

    联系:(116023)大连市红凌路153号4—302室,szjyxr@163.com,

 

 

发件人:"laogao1980329" <laogao1980329@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4-12 18:29:49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仲大军老师我们重庆江北区溉澜溪的拆迁户向你求救

重庆市江北区溉澜溪仍在发生野蛮拆迁

仲大军老师你好!

    我是重庆市江北区溉澜溪的一个普通的拆迁户,我们这里现在是官商勾结欺压拆迁户,开发商和政府勾结在一起给拆迁户随便给一个拆迁赔偿价就叫你搬家,他不管你买不买得起房,搬到哪里去,如果你不搬开发商就和政府邀约社会上的黑恶势力威吓殴打拆迁户,现以殴打了多名拆迁户,其中有一位从朝鲜战场下来的姓苏的老自愿军老党员被黑恶势力打断了三根肋骨,现在已住进医院无人过问,2008年4月12日凌晨开发商邀约了社会上的七八十暴徒把拆迁户打成重伤现在生死未知,请仲大军老师予以刊载,谢谢。

   概澜溪部分老百姓
 

 

发件人:<yygg22@sina.com> 收件人: <jack1998168@hotmail.com> 抄送:<zdjun@263.net> 发送时间:2008-04-10 14:00:29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上书中共呼吁制止地方纪委胡作非为 ---- Original Message -----From: yygg22@163.com To: yygg22@sina.com.cn Sent: 2008-04-04 11:45:16 Subject: 上书中共和人大,呼吁制止地方纪委胡作非为
 

请中共中央依纪改组、解散腐烂变质的遂宁市纪委、蓬溪县纪委

邓永固

尊敬的中共中央领导:

    我是一名乡镇干部,在工作中发现一些地方纪委成了地方最大的腐败势力。地方纪委的腐败,已经严重威胁到国家长治久安,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所以在此提请中共中央加强对地方纪委的监管并依纪处理违纪的地方纪委。

    四川蓬溪县纪委在处理高升乡退耕还林违纪、违法案中,弄虚作假,造成数据严重失实,退耕农户的补助被侵占,违法人逍遥法外等严重后果。这些错误至今都未得到纠正,甚至退耕农民联名上访也无人管。县纪委还颠倒黑白,诽谤和陷害举报人[详见蓬纪发(2005)3号、蓬纪函(2005)6号文,对此本人依据事实予以严正驳斥],甚至指令公、检等司法机关对举报人欲行陷害。大量铁证证实县纪委严重违法乱纪,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十六条之规定,对蓬溪县纪委应予改组。鉴于高升乡农业服务中心数十万公款去向不明,蓬溪县纪委这样严重的违法乱纪,若经查实县纪委全体或多数党员严重违纪,则应当按照《条例》第十七条之规定予以解散。

    遂宁市纪委更是弄虚作假,照搬照抄蓬溪县纪委的文件[有遂纪通(2005)4号与蓬纪通(2005)1号对比为证],谎称是自己查处的,这是严重的违反党纪,按《条例》第十六条之规定,应予改组。市纪委执法监察室主任何勤于2004年11月30日到高升乡说此事件以吸取教训为主,并指示市、县林业局、高升乡违法人员,要把举报人“搁平”!他于2005年3月15日在县林业局,当着市、县林业局领导,威胁我不许再上访上告,并恐吓道“你这号人就该早点下岗”,这个家伙简直就是共产党的败类,纪委的人渣,他为何要威胁举报人,后面究竟隐藏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秘密?按《条例》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应当对其处以撤销党内职务直至开除党籍。彻查整个事件,若遂宁市纪委全体或多数党员严重违纪,则应按《条例》第十七条之规定予以解散。

    四川省纪委个别人到高升乡核实上述情况后,居然要我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主,对我提出的纠正错误,彻查遂宁市、蓬溪县两级纪委弄虚作假、违纪、违规不予理睬。还以给我调动工作为名,妄图作为我有个人目的为借口来转移对市、县两级纪委腐败的控诉。其实我根本未有任何个人目的,只是为退耕农民利益被侵占鸣不平,对市、县纪委违法乱纪表示愤慨,我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应该得到维护。为了避免市、县纪委的败类对我打击报复,我只得同意换个环境。他们还叫我不要影响共产党的形象,事实上影响共产党形象的就是象何勤这种党员中的败类!

    为推脱遂宁市两级纪委的责任,他们以另案处理的——高升乡抵扣粮食直补款案处理了乡领导作了结[有遂纪2005(50)号,遂纪2005(51)号文为证],谎称是退耕还林案受到处理的,拒不纠正退耕还林案的错误。此案中,高升乡粮食直补款被乡政府强行抵扣,村民联名上访,县纪委再次弄虚作假掩盖(有《四川农村日报》2005年11月4日头版文章为证),村民上告到省政府,省政府责成市政府查处,市纪委根本不理睬,最后在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的过问下,四川省纪委领导到高升乡调查核实后,遂宁市纪委便出面“积极”处理。居然乡镇领导违纪都要政治局常委亲自过问才能得到查处,那县纪委、市纪委违法乱纪又由谁才能管呢?省纪委就不能派出清正廉洁的人来处理吗?

    由于地方纪委不受法律约束,上级又鞭长莫及,长期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导致其长期弄虚作假,任意胡作非为。纪委中的败类为腐败分子充当保护伞,同贪官污吏们沆瀣一气,同流合污,狼狈为奸,成了地方腐败势力的中坚力量,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是地方纪委的潜规则。在他们的袒护下,大批贪官污吏逃脱了党纪国法的制裁,形成了一种“伪和谐”的局面,一些地方纪委简直就成了腐败的代名词。

    我在此呼吁中共中央,应当纠正高升乡退耕还林中的错误,退还侵占农民的补助,严格依法依纪对责任人做出处理,纠正对举报人的打击报复。对长期弄虚作假的遂宁市纪委,蓬溪县纪委依纪改组、解散,维护党纪国法的尊严,还社会一个公道。以公正、公开的态度将真相公之于众,否则请废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我坚信公道自在人心,历史会给出客观公正的答案。

    高升乡林业员:邓永固

    电话:13568702374,电邮:yygg22@sina.com,详情在——永固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dygcn。
 

 

中国现状

正视现实

2008年4月29日 草根民主論壇

    一是房价猛涨,二是物价猛涨,三是贪官越多,四是贪官表演水平越来越高,五是全国睁眼说瞎话,六是老百姓智商普遍降低,越来越容易骗,七是中国科技倒退,专家门忙着赚钱,八是大学校长从官员中选拔,进一步实现学校官僚化,九是中国法制进程更加缓慢,现在不提依法治国,只提和谐,其实就是人治,不得罪人,十是对国外越来越大方,对国人越来越小气,十一是执行力下降,就拿我们甘肃来说,JB曾豪言绝不能让民勤变成第二个罗布泊,还曾经三次批示,可至今资金还没到位,生态环境更加恶化,十二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十三是农民生活进一步贫困,虽说免了农业税,可物价涨了,学费涨了,学生毕业后无法就业,因为没关系,十四是潜规则进一步加剧,现在领导都不收烟酒了,十五是学历泛滥化,我们这就有领导是小学毕业,结果现在都党校研究生了,十六是军队腐败化,我们这农村兵的价钱是5000,军队内部不知道,好像更黑,好多转业干部都有私家车。
  

 


发件人:<zgxcfx@vip.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4-10 04:46:13 +0800 优先级:紧急 标题:猛料

2008忧思录

中宣部新闻局原局长 钟沛璋

2008年4月7日

    我这个人是一个充满忧患意识的人,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温家宝

    在中共十七大之后,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也顺利召开。民主与民生是两个大会的主题。两个大会对改善我国农民状况,改善民生,都予以很大的关注。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对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也决定迈出了新的一步。这一切说明,我国继续在改革中前进。这是顺历史潮流,是得民心、党心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内外出现了一片叫好声。海外甚至有人把中国的经验,概括为"北京共识",听来好使人陶醉。打开我们的报纸,宣传的"主旋律"都是歌功颂德,听不到或很少听到不同的声音。打开电视机,看到处处都是排场豪华的歌舞升平的演出和壮观的形象工程。这使人不禁想起当年豪华游轮泰坦尼克号上乘客们的心态,根本没想到会遇到暗礁或风暴的袭击。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对17个国家人们乐观程度调查,发现76%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前途一片光明,为所有受访国之首。

  事实上,我国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还在不断扩大,腐败的势头并没有得到遏制。教育、医疗、社保的劣势状态,上学难、住房难、看病难,还没有根本改变,生态破坏、生存环境正日益险恶。面对现实,人们意见分歧。我国目前存在两大争论:是前进,还是倒退:是渐进,还是激进?

  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党的十七大已作了明确响亮的回答。但是只要上述这些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叫嚷倒退,甚至高喊"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求回到"文化大革命"的言论,还会兴风作浪。

  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我国的实际,循序渐进地进行改革,是全国人代大会和全国政协会的主调,并且正逐渐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同样的,如果上述的矛盾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果我国的改革停滞不前,被官僚主义、既得利益势力和垄断集团,以"稳定第一"等种种藉口阻挡、甚至淹没,要求激进的冲动,也随时可能爆发。还要警惕频频发生的群体事件可能星火燎原。

  是前进,还是倒退?是渐进,还是激进?这两大争论,将会在我国长期存在。

忧从何来

  首先向我们发出警报的是"老天爷"--大自然。2008年刚开始,一月间突如其来的大冰雪,顷刻冰冻了半个中国,南方许多地方一片瘫痪,电网纷纷倒塌,许多县市处于断电、挨冻、缺食的危急状态,大批春节回家的民工被困于冰雪的途中。这不仅暴露了我们缺乏应对这样突然灾难的思想准备和应急机制,还暴露了我国原煤炭储备和能源危机,也暴露因腐败造成的严重恶果。为什么一些电网钢架会在冰雪袭击下扭成麻花?原因是某些企业垄断集团偷工减料,把原本应该用钢筋的改成用钢丝。

  这样五十年未遇或百年未遇的极端气候,是否灾难过后就可太平无事呢?否!这样极端的气候,归根到底是地球变暖造成的。在人类还未能扭转气候变暖的势头此前,这样的极端气候,将不止是五十年、百年一遇,而可能频频出现。特别是我国三十年高速发展己使我国的生态受到严重的破坏。请看看冷眼旁观的国外的评论。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3月19日雅克•萊斯利的评论说:

  "中国崛起为重要的经济强国,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引发人类历史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资源再分配。中国也成了消费大国。"
  "目前四分之一的中国领土成了沙漠,四分之三以上的森林已经消失。燃烧煤炭以及汽车废气形成的含铅、汞、二氧化硫及其它成分的毒气笼罩在中国的多数城市的上空。"

  "与此同时,全球大约70%的废弃电脑和电子设备最终流入中国,在拆取了有用的零部件后,这些电子垃圾被抛弃,有毒金属污染了土壤和地下水,如果不采取遏制措施,这不仅会让中国的经济增长骤然停止,还会与其它不注重环保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印度和巴西)一道,给全球的社会及生态系统带来一场浩劫。"

  "中国最大的错误在于效仿美国的经济模式,中国官员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是把汽车产业作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支柱。如今中国汽车产业的规模居全球第三,许多城市的交通陷入瘫痪,汽车尾气让城市居民透不过气来。"

  还必须警惕的是,一些跨国公司利用目前中国对环保管理的缺陷,正把中国作为可以放任污染的垃圾场。据中国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负责人马军披露:被环保部门点名批评过的跨国公司,已从一年前的八九十家增加到目前的近三百家。

  为了应对北京空气污染危害奥运会的责难,北京的官员们正采取种种临时措施,以减少汽车的污气排放量。那么奥运会过后,情况又将会如何呢?
  除了大自然的报复,目前国内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也存在着种种隐患和风险。美国经济衰退,必然会影响已与美国经济密切关联的中国,金融风暴随时可能会袭击中国。目前就有物价过快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压力,物价能否控制在4.8%这样高增长点上?在北京召开一亇奥运会,竟招来这么多敌对势力的攻击,拉萨骚乱,足以使人清醒。

  居安必须思危,必须唤起全民族的忧患意识。美国这样的世界超强大国还耗巨资拍摄《后天》那样的大片来吓唬自己,警告人们可能降临的灾难。日本也天天在喊着"日本沉没"。在"地球村"的境况日益脆弱的今天,如何把握好我们满载十三亿人口的这艘大船的船舵,光靠一位总理"充满忧患意识"行吗?什么时候能使我国的各级官员们,从热衷于创造GDP的政绩和形象工程中清醒过来,切切实实地担负对我们人民的责任,为子孙后代造福呢?

花人民的钱谁来监督

  中国三十年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财富。温家宝的政府报告,列举了一系列令人耀眼的数字: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6万亿元,世界排名升至第四位。全国财政收入达5.13万亿元,增长1.71倍。外汇储备超过1.52万亿元(外汇储备比居世界第二的日本多大约5000亿美元)。胡锦涛在人代大会上说,中国的成就归功于人民。是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齐心协力,顽强拼搏的结果。

  中国开始富了,那么究竟是谁富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究竟受益多少?

  陈志武教授分折: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更大,增长速度更快。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是政府拥有的,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

  上述情况表明,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国富民贫。陈志武教授指出:今天的中国,最大的贫富差距是国家与社会之间,而不是在多数国民之间。

  政府官员,也就是人民的公仆,手中掌握大量的钱,都是人民的钱,那些钱是怎么花的?这是每一个现代国家的人民都有权要问的问题。依法治国、依法治权,最重要的就是依法治钱。政府行使权力为人民做好事,最根本的就是要管好钱。在现代国家里,政府是如何化纳税人的钱,是受到人民作为纳税人严格监督的。在这次人代大会和政协大会上,一个强烈的声音就是责问:五万亿财政收入,再加上超收的七千亿,是怎么花出去的?

  有谁在监督政府花钱?我国不实行立法、司法、行政分立的互相制约的制度,据说这是资本主义的,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人民当然只能把监督主要寄托在人民代表大会。但是令人惊恐的是全国人大至今还没有切实履行监督政府财政的职能。据财政部一位官员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说:每年全国人大开会期间,财政部都要派一批司局级干部到每个分会场做讲解员,准备人大代表提问。前几年他当过讲解员,一直设有碰到发言机会,因为没有代表提问。更有令人不解的,全国人大甚至把人民交给的这个神圣职责,推给了政府本身。没有监督机制,就必然出现暗箱操作,特别是对预算超收部分,一些省市想方设法说动一些部门和领导,通过批条子,"跑部钱进"方式争取。这样如何防止腐败呢?

  没有严格的监督机制,公共财政也就无法透明。人们又寄希望于"阳光法案",即对官员财产的监督。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就有权查看从一般官员到首相的纳税清单,这个制度被世界上许多国家借鉴,成为极具有约束力的反腐机制,因此被称为"阳光法案"。目前世界上已有90多个国家建立了相当完善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包括亚洲的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香港、澳门地区,对腐败的治理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05年10月,我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批准中国成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该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根据本国法律对有关公职人员确立有效的财产申报制度,并应当对不遵守制度的情形规定适当的制裁"。几年来,已经有多名全国人大代表,如山东烟台的王金杰、上海的韩德云,曾连续多次在全国人代大会上提出关于财产申报的议案和建议。我国的社会各界对此也十分关心。今年1月,就有50多位退休高官和学者联名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发出建议书,要求尽快制定和认真实施《县处以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但是由于许多官员抵制和据说技术上的原因,至今我们还未见这至关重要的法制的制定和实施。

  只有严格有效的监督机制,才能有效地防止腐败,这不仅是为了管好人民的钱这样的大事,也是为了挽救人民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原本可以成为好干部、好官员,不至令人痛心陷入堕落的深渊,也是为了我们民族数千年形成的优良道德风尚不再沉沦。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答中外记者问时说:"在今后5年,我们要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人民盼望不是要再等5年后才能看到阳光普照。

  "只有把人民放在心里,人民才能让你坐台上"

  这是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语重心长的话。人们看到,一些国家经济情况好了,那里的官员们就考虑怎样"还富于民"给人民发"大红包",不光是新加坡这样做,我国香港、澳门也都这样做。

  特别值得深思的是许多年来与我们紧密相关的近邻俄罗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强大的苏联突然自动瓦解。急性的改革家们推行所谓"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结果导致国家经济一落千丈,横扫全国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使俄国政局陷入混乱,经济一片萧条。俄罗斯人民痛定思痛,特别是普京上台后,采取一些有力措施,坚决惩治敢于觊觎政治权力的经济寡头,坚决打击恐怖主义,俄罗斯的经济迅速恢复连续增长,去年增长率达到8.1%,成为仅次于中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外汇储备国。俄罗斯居民的实际收入高于GDP的增长率,每年以两位数增长,人均达到9000美元,退休金也增加了近9位,人均购买力已跃居世界第7位。

  在新闻发布会上,西方记者对俄罗斯的总统竞选尖锐提问:"为什么俄罗斯不存在政治竞争?"普京回应:"这里的工资以16%速度增长,这就是对你的回答。"这个回答明快,深刻。正因为是"还富于民",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在俄罗斯经济上升中得到切切实实的利益,普京和他的官员才能稳稳坐在人民给他们的领导位子上。

  还有值得深一层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今天还停滞在靠廉价出口外销上,而迟迟唤不起国内强大的购买力?为什么美国人的购买力总是高居世界首位?原因是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不像中国政府那样拥有76%以上的资产。美国的内需这样旺盛,因为美国的资产基本上都是私人所有,政府也不会与民争利。我们看到美国人总是把每个月的工资花光而不存钱,储蓄率为-1%。同时,许多美国人都拥有股票或基金。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上升。

  因此不能迷信,只有国有经济强大,国家才能富强的"本本主义"教条。"世界上没有哪个富有国家还维系大规模的国有经济,也没有哪个国家真正靠国有制富起来。"(陈志武《中国经济未来的动力》)。为人民谋利益,除了要"还富于民",还应"藏富于民",放手发展为民造福的民营经济。

怎样才能渐进改革

    渐进改革已为我国越来越多人的共识。渐进改革,是恩格斯对19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史的经验总结。他在逝世前五个月,回顾推行暴力革命时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有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旧社会可以和平演变为社会主义。"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以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园,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2卷601一610)

  渐进改革,是二十世纪许多欧洲国家,推行民主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经验,在瑞典等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框架内,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差别,调动了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的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从总统、首相到一般官员都做到廉洁奉公。现在多国家、多民族的欧洲,正在走向一体化的联盟。

  渐进改革,也是世界超级大国美国成功的实践经验。在19世纪,原来把埋葬资本义作为自己天职的恩格斯,十分注意美国的兴起,感到一个新世界正在出现。二十世纪的列宁看美国,在1912年说过一段话,说美国正在拯救资本主义。美国百年走过的道路,充滿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种族冲突对外热战和冷战,而美国避免了暴力革命、军事政变或其他方式的政权更替,一个世纪来独领风骚,至今还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成功的秘密在哪里?中国五四运动的旗手胡适说:"美国不会有革命,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进步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我国当代美国研究专家资中筠在她《冷眼向洋一一二十世纪风云启示录》一书中作了深入的分析。她认为历史上一切大国兴起,首先决不仅是"船坚炮利""开疆拓土",而必须有优秀的人文传统。美国享有源自欧洲悠久而丰富的精神遗产,而创造自己的美国特色。"简而言之,就是基督教精神和体现在宪法中的自由主义思想。"美国社会发展有两条线索,一是自由主义,一是改良主义。可以说美国最大的特色,就是不断在渐进的改良和妥协中化解矛盾,或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化解危机。

  渐进改革,也从俄罗斯90年代失败的激进改革中得到反证。教训是问题关键不在于当时错用了西方的改革药方,而在于没有根据本国当时的实际,照抄照搬西方模式,性急地企图"一口吃成胖子"。

  渐进改革,中国三十年改革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能使我们走向成功的正确道路。我们民族经过长期动乱和灾难,满身创伤,已经经不起折腾和冒失。怎样才能前进呢?"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的话有着深刻智慧内涵:"摸着石头"——就是必须弄清中国的实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但这不是说我们可以"稳定压倒一切"站着不动。我们的目的还是要"过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这就是要坚持改革开放中前进。
渐进改革的三个要点

  那么怎样才能保证渐进改革呢?我看最重要的可归结为三点:

一、 解放思想

  胡锦涛说:"解放思想是个宝。"温家宝说,解放思想永远不停止,都说得非常好。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把世界上人类创造的一切对我们有用的文明成果拿过来丰富我们的思想。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培养出我们自己的大师级的人才和富有创造力的各种人才。只有解放思想,我们中国才能走出只会仿造的"世界工厂",而成为拥有大量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的大国,为人类现代文明做出中华民族的新贡献。解放思想,首先要彻底打破"恐资病"。我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创造的财富比人类许多世代创造的财富还要多。资本主义至今还在许多方面创造着先进生产力。要有能力登上资本主义创造的高峰,才能去创造社会主义的新高峰。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束缚在毛泽东说的"凡是"或别的领袖说过的新的"凡是",而不敢把几百年来资本主义创造的明明有用的经验,拿过来为我所用呢?

二、 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要切实解决好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的权力过分集中和党政分开的改革,切实做到立法和司法独立。我国的全国人大许多年已经立了许多法,却没有切实履行起监督政府的作用。现在各级人大的主任都是省市掌权的"一把手",许多省长、市长都是人大代表,既是球员又是裁判,怎样能自己监督自己呢?全国人大要能切实监督政府的财政,要尽快制定和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中国的香港通过廉政公署有效地监督特区政府的所有官员,为什么我们大陆却做不到呢?

三、 保证言论自由,建立舆论监督

  不能想象,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哪一种社会,一切都是美好无缺,一切都和谐没有矛盾。问题在于是揭露缺点,解决矛盾,还是捂住盖子,让矛盾激化,走向腐化、崩溃。可以说,资本主义从一诞生就是伴随着对它的揭露和批判而成长的。西方世界至今还认为19世纪最强烈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克思是世界最伟大的思想家。在美国从政治家到老百姓,大都认为高昂的社会批判的号角是社会的"主旋律",是促进社会的润滑剂,是政治改革的催化剂。我国继续前进的动力,除了自上而下的领导英明决策外,还靠自下而上的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靠社会的舆论监督。我国历代,凡是英明的领导,总是把批评和监督看成是改进统治不可少的力量。如唐太宗就把魏征的批评看成是自己非常需要的"一面宝镜"。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些官员却听不得不同意见。已经发生多起县委书记把提不同意见的人关进大牢的事件。为什么把爱国、爱我们民族的积极力量看成可怕的敌对力量呢?要切实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联合国早已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签署这一国际公约已整整十年,现在就等全国人大批准实施。人们还盼望能制定和实施已酝酿了二、三十年的保障我国新闻自由的新闻法。

  《冷眼向洋》的作者资中筠指出:"一句话,三权分立、舆论监督、思想界的批判,这些美国看家法宝,能否如当年一样继续有效地制约金钱和市场的腐蚀力量,是美国进入二十一世纪的重大考验。"历史并没有终结。世界总是在矛盾斗争中发展前进。所有的国家都要经受各种考验。愿我们伟大祖国在考验中奋勇前进。

  我国领导人已经说了许多人民希望的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现在人民就希望能见到切实的实际行动——"动真格"。就举教育为例。教育的质量决定一个民族的质量,决定我们民族的命运和未来。我们领导说,要把教育放在首位,但是多年来,中国教育的投入还比不上官员们消费的两个小项一一公车消费和公费吃喝。联合国建议教育投入的标淮是应占国民经济总值GDP的6%。世界平均水平为4.9%。欠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是4.1%。而我国教育投入多年徘徊在2-3%之间,确定目标要到2010年才达到4%。虽经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强烈呼吁,2007年的教育投入还未达到4%。说要普及义务教育,目前全国有80%以上的小学和64%以上的初中设置在农村,而目前许多县的财政赤字很大,怎样保证义务教育的质量呢?领导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并说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的国家。现在国家有钱了,能不能下决心学学瑞典、芬兰教育高投入而成为世界创新之首的成功经验呢?人民在期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