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最近围绕奥运会和藏独破坏火炬传递,引起全球间舆论的波澜。在国家利益受到破坏和威胁时,这个国家的各派政治力量到底应当怎样表现,是考验当代中国人的时候了。本网现发出所收到的几篇文章,对这些问题从 各个方面做一点探讨。]

中国政府应当如何借助民间力量?

奥运圣火是怎样在法国巴黎熄灭的?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4月18日

目录

仲大军:《中国应当如何借助民间力量?----国家危机中显示出的民间作用》

留学生:《巴黎发生了什么……》

季经礼:《中国还能再继续崇洋媚外吗?----西方自由民主的虚伪》

杨逸鲲:《圣火在法国巴黎熄灭》

齐力:《中国进步了,但西方没有准备好 》

邱震海:《奥运风波折射中西双方深层问题》

向东:《中国如何避免被肢解的悲剧?》

林猛:《西藏问题首先是一个内部治理的问题》

东方硕:《西藏,走向对抗还是创建共和?》

陈永苗:《从抨击民粹主义看四五一代的意图伦理》

于今:《危机、政府与民间力量

Mark :《爱国不是赶时髦》

李祥:《西藏风波,要问责,不要"大汉族主义"》

许志永:《西藏问题反思》

杨曾宪:《就“08爱国运动”致青年网友的公开信》

高放:《选举是民主第一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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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应当如何借助民间力量?

----国家危机中显示出的民间作用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8年4月18日

    针对西藏独立,全球华人令西方社会震惊地表现出他们的反对意志。凡是上升到国家问题、主权问题、领土问题的事情,中国人历来都令人惊讶地显示出他们的团结性和统一性。抗日战争就是一例,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中国的那一刹那,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一对杀得不可开交的死对头停止了内斗,枪口对外一致抗日。

    今天,当西藏分裂势力制造事端、西方社会掀起一场分裂中国的恶浪、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受到损害的时候,全球的华人又出乎西方人意料之外坚定地站出来,掀起了一场反对西方媒体片面报道和歪曲事实的抗议运动。这种情况令中国政府也始料所不及。似乎当年抗战时期那种民族心和爱国心又显现出来了。

    当然,在这之间也仍然存在着汪精卫式的一些卖国败类。看看留法人士所写的各种文章,便可以了解。总之,在国家利益受到破坏和威胁时,这个国家的各派政治力量到底应当怎样表现?最近海外华人的举动做出了 不同的回答。下面这一组文章分别反映出这一情况。

    海外华人的表现,国内民众应当感到欣慰,中国政府应该感到欣慰,得到民众的支持是政府最宽慰的事情。但中国政府是否想到更深一层的意义,即一个政府应当尽量获得民间的支持,尽量获得民心和民意。今天的海外华人就应当被视为一个最大的民间力量,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这个力量勇敢的站了出来。这种表现在中国国内难以发生,因为在国内,民众是从来不能随便组织活动的。

    但海外华人的行动,却应当引起中国政府的思考和警醒,应当充分意识到民间力量的作用。这一概念多年来很少在政府头脑中存在。在国内问题上,政府从来都是民间的对立者,居高临下的管理者和管制者,民众的所有行为都是由政府来主导。一旦发生矛盾和分歧,往往都是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民间没有相互制约和抗衡的力量。

    如今,海外华人的行动应当引起中国政府深思了。如何做一个符合民意的政府,如何做一个具有绝大多数民众拥护的政府?只有成为这样的政府,才能化解重重危机,才能走出一味高压、对抗的僵局。

    海外华人的举动还表现出公正高于自由、国家高于民族的意义。一些海外华人挺身而出抗议西方媒体和政府的攻击,如其说许多人的举动是出于爱国和民族感,不如说是被西方媒体不公正的做法所激怒。这些人即使以前是反政府的,但一旦看到了标榜民主公正的西方国家的虚伪,也会站到正义和正直的一边。

    所以,正义、公正高于民主和自由,国家主权高于民族和党团,公道是人世间最根本的准则。只有一小撮完全丧失良知的敌对势力,才会站到与民族和国家对立的立场上。在这些人眼里,只要能颠覆现在政府,就会无所不用其及。那怕是洪水滔滔,国家纷乱,人民苦难,他们也全然不会考虑。中国今天最需要警惕的是这样的人。

    中国的民间开始分化,中国政府与民间的关系开始塑造,各派势力都在打造社会基础。这正是当前中国出现的一个新迹象。培育相互制衡的民间力量,正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首要前提。没有中国民间力量的培育,中国真正的的民主政治改革根本无法进行。

    当然,在看到民间力量如此自发地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我们也要深刻反省,是否还要加强政府自身的作用?是否还需要有一个更加合格的政府?如果政府光犯错误,时间长了,民间再努力,也无济于事。因此,提高政府的素质和执政水平也是这一事件中应当重视的事情。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4-18 10:09:27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转发: 转发:Paris...巴黎发生了什么……

   [编者按:这篇文章附有大量照片,因难以编辑,删掉了。特此说明。]

巴黎发生了什么……

留学生

    巴黎市长德拉诺周三表示,下周一奥运圣火到临,市政府大楼将会张大幅抗议横额迎接。德拉诺在记者会上表示,在市政府大楼高挂的横额将会写:“巴黎保卫全球各地的人权”

    法国广播电台RF1号召法国民众早点去铁塔示威,别让中国国旗飘的到处都是!战法上称有可能会有留学生和示威人群的冲突。

    首先,要说几句。1,我很爱国。2,论坛里有些人不太关心政治和实事,也有一些人可能持有相反的观点。国内媒体方面,在保护人民自己的情感不被过多的刺激的情况下并没有能够做到让大家知道外边的声音是怎么样的。我想这也是有些人比较不关心这些事的原因。而我想做的和能做到的也只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如实的报道给大家。论坛上有朋友在他的立场上善意的发表了类似组织留学生群体进行一些行动的提议,在此先谢过了。

    中新网巴黎4月7日电 北京奥组委火炬接力中心火炬境外传递新闻发言人曲莹璞今天说,“起跑仪式顺利,传递过程中遇到极少数示威者,传递受阻,延缓了传递速度,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熄灭了火炬,放到了安全车上。”火炬确实遗憾的被熄灭了。但是为什么被熄灭。“极少数示威者”到底是多少?

    火炬原定是12点多在巴黎埃菲尔铁塔的1侧开始出发,然后沿赛纳河绕行,2次路过埃菲尔铁塔至凯旋门。 路线图:图中靠近埃菲尔铁塔的那个红圈就是火炬的出发点。我是在上午10点钟左右到达现场,后来由于出发点早早的戒严了,所以只能在隔河的对岸等待原本应该2次经过的火炬。

由于到的早,先去能够远眺铁塔的大平台,也就是RADIO FRANCE 1鼓动法国民众早早占领地盘示威的地方。一路上看不到头的警车。仔细看,里边竟然都是满员的。警车后边的黑皮布里包着的是厚重的金属隔离栏。这种情况也只有在国庆总统阅兵的时候才能见到。

    到了大平台的右边,很多电视台的报道车排成一溜。有着明显扭曲和偏向的报道就是从这里传出去的。放眼望去,一片藏旗的海洋。如果说脏毒份子是一部分人,那么受舆论左右,追随他们,并且攻击我们的愚昧的法国人又算什么呢?左边一个穿黑衣服的藏族女人正在卖她的旗子。民众打了鸡血一样的在购买。

    这张照片里的这个很恶心的男人,是同我坐同一辆地铁去的。在地铁上他拿着自制的标语,在翻一本中文手册。到地方以后就开始用法语和蹩脚的中文开始表演了。向人们和媒体诉说那些让他“感同身受”的故事!

    一旁的媒体也不闲着,对!又一条好新闻!法国3台的报道车,就这么集中停在脏毒份子的聚集地附近。而稍后能看到的我们的华人团体那里并没有这样的报道车。意图很明确----西方媒体只希望听到他们想听到的东西。

    面对着铁塔的方向一面中国的国旗,被画成了血色的西藏和手铐的五环。搞搞清楚,谁杀的谁?!上边是FIDH的网站的标语。我没兴趣去查。写着:“让我们保持奥运会召开,睁开你的眼睛”。听上去似乎不错。可是这种东西和你们的行为是2个概念。稍后会看到不受控制的人群。

    他们人数众多。从大多数愚昧群众脸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把这个更多的当作是一种节日。脑残愚众们和有偏见的人被隔离带隔开。他们一定觉得这又是一次革命。

    他们面对的是武装警察的人墙 。(这次警察在保护本国人民的事上做的很好,不让平台上的人下到铁塔脚下去参与冲突,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法国的民众被惯坏很多年了) 警察的背后就是美丽的埃菲尔铁塔。

    绕了一段路过了封锁,来到铁塔的脚下,这时候可以看到一些留学生也已经到来。一些华人华侨拿着国旗,应该是学联还是战法的组织者在做动员口号,标语上写着:一个世界,一个梦想。北京2008。为北京奥运加油。

    可以看到,所有的留学生加起来也没有多少。相比脏毒分子和脑残法国人,人数上很可怜。我粗略算了一下,加上后来来的几批人,华人差不多才500-600人。但是不同的是,我们显得理智和井然有序的多。对面就是埃菲尔铁塔。

    大家都朝我这里看,是因为我的背后出现了小股脏毒分子。他们在喊着FREE T-BAG 以及 SHAME CHINA,STOP KILLING的口号。麻痹搞搞清楚,WHO KILL WHOM?!注意看脏毒妇女背后的法国2B,居然连旗子的正反都分不清就加入进来了。而我们的留学生群体则竭尽全力的喊着“ONE CHINA,ONE CHINA,ONE CHINA...."不断反复,时而国歌整齐的响起。2个留学生举起了大大的红旗。左边一个很贱的脑残法国人在他的面前不停晃动着被改成镣铐的奥运5环旗,而右边这个2B则等着拍我们的反应。太贱了。

    极力的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表情中饱含着愤怒和屈辱。左边是有序的留学生队伍,右边是大批脏毒分子群体,他们在向中间靠拢,中间的行车道快被挤不通了。警察在把脏毒份子往一边推。一些很恶劣的法国人夹杂在里边,人数众多。

    突然,一个脏毒份子跳了出来,露出了屁股,从嘴形不难可以看出,是那个4字英文单词。这些人都是全欧洲跑的,有人给钱和指使去做这些很恶劣的事。这就是所谓自由者的素质么?带着头盔的怕死的TELE FRANCE 1的记者来了,根本不指望他能用事实说话。

    突然,有脏毒份子往留学生的人墙上扔不明白色粉末的包裹。然后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那个人已经被训练有素的警察击倒了。人群迅速围上去,我也跑了过去。左边警察的身上残留着这种白色粉末,而那脏毒份子已经结结实实的被打倒了。这是今天比较和谐的画面之一。有点谢顶的警察随时准备揍人。

    这时,就是这个人堆里,留学生第一次发出了吼叫。记者纷纷冲了过去。大家用法语喊着,你疯了吗?!!!!有两个疯狗一样的脏毒份子,其中一个是个年轻法国女人,居然来抢走我们手中的国旗,准备撕掉!那可是国旗啊!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我关掉相机,冲了过去,死死的攥住国旗,女人像疯狗一样的谩骂,然后掰我们的手指,我一个手护着相机,另一个手在很混乱的争斗中扭到了。要是我什么都不带,据对要揍丫的。太贱了!

    在相持争斗不能撕掉中国国旗的时候,女人的帮凶另一个人动手疯狂的打倒了一名留学生同胞。警察这才动手放倒了打人的脏毒份子,迅速又4个人像抬猪肉一样的把那人抬到留学生后边的警车里。这是今天第2和谐的画面。

    这些大家都看在眼里。面对着可能越演越烈的局势,大家都尽量的保持冷静,面对着脏毒份子的暴力,以及脏毒份子指责的我们暴力屠杀藏族的言论,冷静是最好的回答。为了控制局势,警察把金属隔离烂给解封了。这玩意儿就是历次法国大小暴动的见证。

    壁垒形成,大家都被隔在里长长的警车的后边。太过复杂的情感写在每个人的脸上,大家都在焦急的等待着火炬。由于我没有手拿国旗,所以,警察似乎没有把我划在拿红旗的留学生队伍里。我偷偷的挪到隔离带的前面。警察正在穿防弹衣。今天一共出动了3000名警察。这种写着1A1B的防爆警察护甲很厚。荷枪实弹,手上还拿着喷雾。

    脏毒份子那边很喧哗,叫喊声一浪高过一浪,我们这边就用国歌对唱。一时两边都很冲动。警察严阵以待。女警正在和上司商量对策。这个长得蛮布鲁斯威利斯的警官不时的用对话机说着。今天很难忘的一幕出现了,一个穿灯笼裤的法国女生高高的爬上了红绿灯。手中挥舞着T-BAG的旗子。

    在那一瞬间,这个2B法国女学生一定以为自己是德拉克洛瓦笔下的自由领导人民呢!这种纯粹为了出风头的行为也许在很多年以后会让她觉得有过青春。但是这是混帐的建筑在别的民族的情感上的!

    等了很久,在脏毒份子的叫喧声中。开始陆续有奥运的队伍过来。但是只有零星的一些,包括一些大巴。上边有一些中国运动员。大家都很激动和自豪,可是还是隐约感到些什么。。。果然,人群里开始流传着火炬被迫熄灭改道的消息。。。这是奥运的耻辱,也是象征着自由的法国的耻辱。

    警察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终于可以松下紧绷的神经,回家了。孩子,等待你的明天会是怎样的。。。?????????

    另补3张在网上看到的很感动的照片:残疾人火炬手在巴黎誓死捍卫奥运圣火(组图)、残疾火炬手誓死捍卫奥运圣火(北京奥运会官方网站 摄影记者:贾婷)、金京面对突如其来的冲击,毫不畏惧,用双手紧紧抱着火炬,同时脸上仍然流露出骄傲的神情。她在用她那残弱的身驱捍卫着奥运精神,这个画面打动了在场所有人的心弦。(北京奥运会官方网站 摄影记者:贾婷)、恢复传递露笑颜、支持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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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4-17 10:06:4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一篇好文,希望大家都看看

中国还能再继续崇洋媚外吗?

----西方自由民主的虚伪

季经礼

2008年4月16日


    我是一个基金经理,在英国的一家对冲基金工作,公司在伦敦西区。我的投资生涯开始没多久,现在也就管1亿美元左右。工资一般,每年十几万美元左右,我们这行主要靠奖金。今天不和大家聊股票投资,我想讲讲最近奥运圣火传递和"藏独"抗议期间我在国外的感受。

    我以前是反对办奥运会的。奥运会这玩意就是一个大形象工程,花费大、收益小,还要搞拆迁办暂住证,整个一个劳民伤财。什么圣火啊、女祭司更是宣扬迷信,在古希腊时就是一个gay的大party。中国人要融入国际社会也没必要非得凑这个热闹。更重要的是中国还面临很多严重的问题,国家还没有富裕、和谐、强大到开party的时候。所以我一直对北京奥运会不感冒。
但是从年初斯皮尔伯格辞任北京奥运会艺术顾问之后,西方媒体就开始拿奥运会做文章,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就越来越多。

  3月14日西藏事件之后,西方媒体就像被戳了G点,兴奋一阵高过一阵。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本不稀奇。我在国外这么多年,感觉很少能看到关于中国客观公正的报道,除了财经媒体,其他主流媒体在中国新闻的选题上基本是哗众取宠、捕风捉影、惟恐天下不乱。但是这一次,西方媒体的表现又上了一个台阶,基本上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

  西方媒体在这次事件中基本上丧失了新闻报道的最低准则,比如不核实消息来源,在新闻中插入评论,以及平衡性报道不足。更严重的是,西方媒体使用误导性的语言和图片,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制造中国政府使用暴力的印象。比如西方媒体使用大量尼泊尔警察镇压"藏独"抗议的镜头作为背景画面,而普通西方民众根本就分不清尼泊尔警察和中国警察。又比如,在很多篇BBC的新闻报道中都有这样一段话:

  "Tibetan exile groups say Chinese security forces killed dozens of protesters. Beijing says about 19 people were killed in rioting."

  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西藏流亡组织说中国安全部队杀害了几十名抗议者。北京说有19人在骚乱中被杀。"按照这样的写法,读者就会自然认为中国政府承认杀害了19名抗议者,而不知道这19人是包括花季少女和婴儿在内的被"藏独"分子杀害的无辜平民。西方媒体就是这样使用"春秋笔法"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在伦敦的奥运火炬传递开始之前,CNN更是公然煽动暴力,将这次火炬传递与纳粹德国联系起来,说火炬传递是始于1936年柏林奥运会因为纳粹德国要利用火炬传递加强政权的合法性,并说火炬传递的传统有可能终止于北京奥运会。在火炬传递中, CNN的解说员多次暗示穿蓝运动服的火炬护卫"具有攻击性",是刽子手。当"藏独"支持者在火炬传递过程中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时,包括BBC在内的英国媒体仍然说支持者在"和平"抗议。有这样的煽动和纵容,就不可避免的发生在巴黎的一幕,也才会有我们美丽、坚强、勇敢的金晶姑娘。

  有人说,你发这样的帖子,一定是特殊利益集团。呵呵,让你失望了,我不是,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别说我是贪官的子女,我父母都是普通退休职工,每月就一千多块退休金。别说我是愤青,在北大读托克维尔美国宪法我受的自由民主的熏陶不比你少。别说我太傻太真,天天在股市里跟人斗智斗勇我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不比你浅。别说我非主流,混了这么多年我混进了资本主义的大本营我是主流中的主流。别说我是既得利益者,我在国际上凭本事吃饭,既得利益跟我没关系。我就是一个中国人,爱自己国家自己文化的中国人。

   我本来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很少动气。但这次西方从政客到媒体到普通民众,变本加厉,实在太过分,西藏事件和奥运圣火变成的他们一次集体宣泄,似乎要把中国人从地球上消灭才解气。不可能?号称自由民主的灯塔怎么能这样?不相信?CNN的栏目评论员/主持人Jack Cafferty 4月9日在其新闻栏目"The Situation Room"中,公然说中国人是"bunch of goons and thugs"(一群蠢货和暴徒) 。你能想象水均益在CCTV的节目里这样说话吗? 再看看4月10号英国的《卫报》说了什么:大英博物馆应该关闭来自中国的兵马俑展览,因为它代表了两千年的集权政府!全文在下面,自己看。

  在国内的人总是对西方国家有或多或少的好感,我在国内也不例外。女孩子都想去巴黎,有钱都要买外国车,崇洋媚外是流行病。有次,我们公司的服装行业的分析员问我,李宁的质量不错,广告投入赞助也不比Adidas/Nike少,问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消费者在市场调查时总是优先选择Adidas和 Nike?这叫我怎么回答呢。我只能说,"ha ha, that is a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

    共和国成立了快60年,但是很多人还是没站起来。一切唯洋人马首是瞻。这次圣火传递出了问题也是忙不迭的从中国自身找问题忙反思,以为中国变成民主国家就能得到洋人的尊重。但是在洋大人的眼里,我们只是一群蠢货和暴徒。连最基本的做人的尊严都没有,还谈什么平等。一方面黄祸的影响在西方根深蒂固,另一方面西方人从心底里歧视中国人。西方的自由民主是对待他们自己人的,别指望中国人能享受上平等的待遇。现实是残酷的,地球就这么大,13亿人的民主中国对西方也是威胁。没办法,这就是人性。不同意的看看俄罗斯自废武功的结果。再不同意,看看西方媒体最近对印度Tata集团收购Jaguar 的评论。

  我是搞金融的。大家都知道金融学里有个有效市场理论。理论挺好,但现实上根本不是那回事。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人,不是计算机。人有感情,会害怕会激动,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做决定通常不理性。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有效市场理论才不成立,才有股市的大起大落。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普世的自由民主也不可能存在。就这么简单。

  这个世界很黄很暴力,偏偏中国的一些自由派很傻很天真,在西藏、台湾这样关系中国人根本利益的问题上"悲天悯人",不但不支持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反而在电脑后面空谈自由民主,自毁长城。我建议这些朋友到国外走走看看,认识一下所谓西方的双重标准和虚伪本质。大家可以试试,在国外只要你说任何中共的好话就会立刻被贴上间谍或者被洗脑的标签,从而丧失所有的信誉,而你的声音也永远不可能出现在主流媒体上。

  4月6日伦敦火炬传递当天,英国各地留学生汇聚伦敦支持北京奥运,人数几倍于"藏独"抗议者。可是英国媒体的现场报道中几乎看不到中国留学生的镜头,更不用说采访。不光对中国人这样,即便你是美国人,如果你的意见威胁到当权者的利益,你也会被贴上疯子的标签,迅速被边缘化。

  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国总统候选人之一Ron Paul。Ron Paul批评伊拉克战争和美国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批评美联储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作为最敢讲真话的候选人得到了众多基层选民的支持。可是这样一位受欢迎的候选人却被美国主流有意忽略及边缘化。再举一个经济上的例子。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和亚洲金融危机时,美国批评亚洲国家银行体系不透明,延缓坏账摊销,政府干预违反市场经济原则。但是在今年的次贷危机中,美国政府主动营救贝尔斯登,并通过联邦住房银行将房地产事实国有化;美联储违反美国宪法购买住房抵押债券,默许大银行不必满足资本充足率监管;美国证监会更改债券资产估价的会计准则;美国财政部推行美元贬值策略,向世界各国转嫁次贷损失。这一系列行动都直接违反美国一直倡导的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准
则,造成了严重的"道德风险",最大投机者----投资银行得到美国政府的直接救助,更加有恃无恐。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号称自由市场捍卫者的美国。

  幼稚的自由派们,睁开眼睛吧。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如果不捍卫自己国家的利益,个人的自由就无从谈起。什么东西最害人,对西方的迷信最害人,逢中必反最害人。中国人的问题还是要中国人自己解决,依靠西方无异于于虎谋皮。包括自由派在内的中国人都要有骨气。设想一下,甘地如果依靠大英帝国,何来印度的民主。有人说你是宣扬民族主义。这就是问题所在,只要有人支持中国的国家利益就会被扣上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没看到海外中国人自发的对西方媒体的抗议已经被说成是极端民族主义了吗?我这篇文章估计也会被很多人说成是极端民族主义。

  如果这篇文章能帮助一些朋友认识到西方自由民主的虚伪,那"极端民族主义"的帽子我带定了。如果"极端民族主义"能够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那我欢迎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我后悔我没有更早的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我后悔我没有去过卢沟桥和南京屠杀纪念馆。我后悔97年华人在印尼被屠杀时,我没有去抗议。我后悔驻99年南联盟大使馆被轰炸时,我没有去抗议。我后悔05年日本更改历史教科书是,我没有去抗议。我后悔08年,北京奥运会圣火在伦敦被羞辱的时候,我没有去抗议。

  中国的发展不可避免的会挑战西方对现有国际格局的支配,中国国力的增强就意味着西方地位的相对甚至绝对的下降。现在有些人就是吓破了胆,洋大人惊诧一下就不知所措,都这样中国怎么发展?有人说什么支配地位,别人是公平竞争。你要是这样认为那我只能说你sometimes you, too simple, too naive。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从美国确立国际霸主的地位之后,美国的海外净投资超额收益每年接近1%的GDP。这1%的超额收益从何而来,经济学家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它不能归因于风险、技术或者制度。超额收益只有美国有,而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都没有。和美国有相同制度和文化的英国也没有。这种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为美国海外资产的"航空母舰溢价"。当美国替代英国成为国际霸主地位之前,英国也有每年接近大约1%GDP的海外净投资超额收益。如果大家有兴趣研究的话,估计能发现十七世纪的西班牙,十六世纪的荷兰,甚至唐朝都有类似的超额收益。这都说明,没有国家的强大,经济的平等根本都无从谈起。

  这次火炬传递中,海外华人的团结和赤子之心让人潸然泪下。不论政治观点怎样,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是中国人的最低底限。在伦敦的特拉凡尔家广场,一个留学生跳入冰冷的泉水挥舞国旗与藏独分子对抗。在旧金山,国旗更是飘满火炬传递的整条路线。火炬就是播种机,火炬就是宣传队,火炬走到哪里,海外华人就团结到哪里。为什么,因为在国外更能让人意识到和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紧密相连的。没有国,何来家?

  有朋友说我一个普通百姓能干什么。我说做好每个人的本职工作就是最大的爱国,最大的贡献。没有一个个普通人的努力就没有国家的强大。作为一个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我要感谢研制两弹一星、核潜艇、神舟飞船、嫦娥卫星和北斗系统的国防科技工作者,是你们的努力让竞争对手不敢用武力破坏中国的发展。作为一个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我要感谢创造了一万三千亿的外汇储备的农民工兄弟,是你们的努力让竞争对手不敢用经济手段破坏中国的发展。作为一个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我要感谢孔子学院的老师,是你们的努力让世界开始了解中国的灿烂文化。作为一个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我要感谢联想、华为、奇瑞的员工,是你们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了民族产业的希望。作为我,我最有效的行动就是用资金支持优秀的中国企业,帮助这些企业做大做强,占领国际市场。而对于大家,当奥运圣火到来时,希望每一个人去迎接,支持北京奥运会。

 

圣火在法国巴黎熄灭

(原名:不同的世界,同一个梦想)

——2008北京奥运圣火巴黎之行的片断描述

杨逸鲲

(原载《公民》电子杂志, 20084月号 总第14期。)

    早春巴黎,乍暖还寒。天亮时,2008北京奥运的圣火将跨过海峡,在巴黎完成欧洲第二站、也是最后一站的传递,之后将远赴美洲,继续它或许荣耀、或许艰难的全球之旅。

    北京申奥成功,曾经让我由衷兴奋,对中华民族而言,这毕竟还是一件值得记忆的大事。但随着奥运的临近,将奥运泛政治化的做法让我越来越不以为然。回北京过年期间,国内各种媒体高强度的宣传攻势,让我无法不产生审美疲劳。规模宏大的北京国际机场三号楼颇令我震撼,亦不免令我有些怅然:北京奥运是否是最成功的一届奥运尚无定论,但耗费之巨想必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回到巴黎后与一位友人谈起此事时,他不无感慨:“我党看来是把身家性命都压在了本届奥运之上啦。”奥运成为政治筹码,让我对这自己原本钟爱与期待的体育盛会,产生了难以名状的疏离感。

    吃早点时,一条关于奥运圣火的消息吸引了我:北京奥运圣火伦敦之旅受到藏独拥护者的严重干扰,巴黎方面海外藏人、记者无疆界协会、大/赦//国/际、乃至巴黎市政府都声言会进行一定形式的抗议活动,巴黎警方更是准备动员高达6000名的警力维持今天圣火传递的安全与秩序。被涂抹得厚重甚至繁复累赘的北京奥运会和平、和谐的外衣之下,涌动着另一股“气”。我产生了到现场一探就里的兴趣:抗议者会如何行动?巴黎市民和游客会如何反映?更进一步,通过这些是否会给我带来些许痕迹,了解中国在法国大众心中的印象?

    下午3点20分钟,我乘坐地铁到达巴黎中心——西岱岛。经过小岛东侧横跨塞纳河埃尔克勒桥,我快步向巴黎市政厅广场靠近——这里将作为今天圣火传递的重要一站。

    远远望去,太阳正透过朵朵白云把各种雕塑装点得富丽甚至繁复的巴黎市政厅的巴洛克身姿照耀得格外明亮。广场周围已然围满了人群。一幅巨大的横幅覆盖了巴黎市政厅正门上方的墙面。尽管塞纳河右岸的大街上早已设置的隔离栅栏阻挡了我进一步接近横幅的脚步,但白色底色映衬下的巨大蓝色字体还是让我毫不费力的看清了横幅的内容:“Paris défend les droits de l’homme partout dans le monde(巴黎维护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人权)”。广场北端,红色五星红旗飘扬,其间也点缀着七八面红蓝黄相间的雪山雄狮旗。这幅我今天为之而来却又希望不会看到的图片包裹住了我的心脏,使之跳动得似乎有些吃力。

    我找到一个没有隔离栏的地方穿过街道,试图更接近广场、更接近支持者与抗议者混杂接踵的人群,却在街道转角处被三名法国警察挡住了去路。前方道路已经封闭,需持邀请函方可进入。无奈只得绕道寻找更加合适的观看地点。

    来到更靠北的街道,我发现情况也大致相同:隔离栏把观看的人群阻挡在距广场大约70米的地方。隔离栏内空旷的街道上,警察们神色警惕地来回走动着。天空中,直升机在盘旋。观看圣火的人群渐渐多起来。倏然间看见一位皮肤黝黑的妇女手拿雪山雄狮旗站在我的身边。有一位老法国太太拿着记者无疆界协会设计的黑底手铐五环标志,小声向周围的同行者介绍着西藏文字和汉字的差别。行人熙熙攘攘,只言片语中都带着一个单词——“Tibet”;手持五星红旗的中国留学生模样的行人也不少,只不过他们说的是“西藏”。一种很是怪异的感觉不禁油然而起:在我身边的人中,又有多少是专门为观看圣火而来?

    等待,时间在流逝,人们在等待着圣火的到来,似乎又是等待着别的事情的发生。

    远处忽然传来一阵躁动,大队的警察突然涌向五星红旗和雪山雄狮旗交相掩映下的人群,随后的是一小队快速奔跑穿过广场的法国陆军——那边可能发生了小规模冲突。事情很快得到处理,人群中发出的嘈杂声也渐渐平息……又传来一阵剧烈的鼓掌和欢呼声,寻声望去,嵌在市政厅白色大理石墙面的窗子打开了一扇,垂下一面雪山雄狮旗,随后又换成了手铐五环旗。相隔片刻,一名跨越栏杆冲到市政厅门廊前的红衣少年很快被警察带到了一辆印有可口可乐奥运纪念广告图案标志的红色旅行车前。

    插曲一个接着一个,在这躁动的气氛中,火炬到来的时间慢慢临近了,身边手持手铐五环小旗和雪山雄狮旗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在这个观看角度并不好的角落里,和我一样默默站立着的几名中国观众在周围各种肤色、各种语言、兴奋交谈着的人们当中,表情严肃地等待着,就如同面前这条已经被警察清空的街道,找不到丝毫热情。

    再一次,远处的人群发出了嘈杂声,汽车的声响也逐渐接近——圣火快到了!人群又一次动起来,人们纷纷踮起了脚尖,张望着。闪烁着警灯的摩托转过了街角,缓缓驶过来;两辆闪烁着警灯的旅行车转过了街角;紧接着,又是两辆旅行车转过街角;紧接着的,还是警车、警车、警车……不一会工夫,我面前的街道驶入了将近30辆15座的警车,它们相互紧挨着停满了这条不到100米的小街,中间仅留下一辆大客车勉强通过的空隙。车门打开,下来了许多警察,面色严峻,快速移动到各自的指定位置。

    终于,一辆大客车出现在了街角处,车前缓慢跑着几名身穿红白蓝相间运动服的法国运动员,但圣火似乎没有出现,抑或跟在后边?“噢——!”——欢呼声,突如其来,打断了我寻找圣火的想法,转头发现身边的人群迅速向左侧不到十米的地方围拢,街面上大量的警察也围了过来。有人跨过了护栏,试图冲击街道上行进的队伍,不过很快就被警察制服,按在了马路牙子上。人群中此时发出整齐的呼喊声“Tibet, Liberté(西藏,自由)”。一只只伸向空中拇指向下的拳头的映衬下,警察们严峻的表情在明媚的阳光下愈发铁青。

    警车队伍又开动了,缓缓向前,又来了两辆大客车。前面一辆乘坐的估计是作为护旗手的一群法国中小学生,他们脸上还带着参加这一活动的荣耀与兴奋,向车窗外频频挥手,但引发的却是围观观众的嘘声。后面的一辆乘坐的估计是火炬手,其间有不少是中国人,他们表情远不如前车上孩子们的单纯、兴奋,而是面色严肃、若有所思,目光只有在似乎很不经意间才扫向路边,对他们的嘘声更为强烈。

    宣传车过来了,上面承载着大幅的“联想”广告,随后是扮成小蜜蜂的一队轮滑手。紧随其后的是警车、警车、还是警车、还是……

    火炬手呢?圣火呢?我踮起脚尖朝着依然空荡荡地延伸向广场的马路努力张望。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车队已经到此结束。难道圣火的传递在我目光所及之外的广场的另一半已经结束?难道火炬传递在市政厅广场仅行进了50米?除了大队的警察,我还看到了什么?这究竟是圣火的传递,还是阅兵?

    活动已经结束。人群中开始有人小声议论,偶尔有几声轻微的笑声。笑容,也挂在排队撤离的最后一队警察的排头者的脸上,那张长着法国人标志性的红鼻头的朴实的脸显得如此轻松,即便面对的仍然是街道两边围观人群中躁动着的嘘声。他们有理由轻松一笑,他们完成了任务,并没有太大的意外事件发生。

    人群渐渐散去,我快步走向横跨塞纳河的圣母桥,希望能尽快赶到圣母院前的小广场,因为据火炬传递路线图显示,那里也有一站。来到了有点空旷的圣母院前的小广场后,我发现人们正在离开。圣火车队已经直接从西侧正义宫前直接驶向了圣•米歇尔喷泉,没有在圣母院作任何停留。

    我讪讪地沿着警笛依然呼啸的来路返回,一时间不知道该去那里。此时,圣母桥上传来的一阵欢呼声把似乎和我一样不知所往的人们吸引了过去,原来西侧那座桥(Pont au Change)的中央桥洞上,两名延绳索攀下的人悬挂起了又一幅标语,上书“Pas de feu au Tibet(西藏不要圣火)”。人们又一次围拢,驾驶着一艘大船、两艘快艇的水上警察也顺着塞纳河赶来。十几分钟后,警察接走了两名悬挂标语的人。

    警车终于走远,隔离护栏也被撤去,一切似乎终于平息。此刻我终于可以进入市政厅广场,来到刚才五星红旗和雪山雄狮旗交相掩映的地方,几名估计是由学联组织来欢迎圣火的留学生正三三两两的同一些法国人讨论或争辩着什么,旁边还有几个中国留学生正在卷起一条红色的横幅,此时我才看清了上面写着“点染激情、传递梦想”的大字。

    “点染激情、传递梦想”,点燃的是谁的激情、什么激情?传递的是谁的梦想、什么梦想?此时此刻,我似乎无法理解这句话中的真正含义。

    30年的腾飞,使我们这个遭受了百年耻辱古老的民族看到了崛起的希望。我们似乎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迫不及待的希望把自己展示给世界。但为何我们伸出友善的双臂向世界人民发出盛宴的邀请,面对的却是如此的冷遇?我们在世界的心中究竟是一个什么模样?

    今天法国街头表现出的广受支持的抗议情绪似乎说明了什么。我们可能习惯了将此解释为西方媒体长期妖魔化中国的结果。那么他们从哪获得了妖魔化中国的证据?细想之下,不免心惊,证据似乎俯身即拾:最令我们自豪的经济增长背后却是资源的巨大耗费与环境的急剧恶化,生活改善的同时却是相对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大规模的贸易顺差背后写满了廉价劳动力的艰辛,更不要说比比皆是的言论控制……我们所能炫耀的,似乎显得不那么有力,而我们希望掩饰的,反而显得如此醒目。加上了这些标志,中国这个快速成长起来的经济庞然大物不免显得面目有些狰狞。外部世界的人对中国自言自语抱有某种难以名状的不信任、甚而恐惧。难道我们只需用一句“经济尚处于发展中、具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就一笔带过?当我们因为自己的善意受到别人的抵制而感到委屈与愤怒时,就不需要认真地反省自查?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既然希望以一个强国的身姿巍然崛起,就必须承受来自世界的审视。那么我们就不能完全否定别人的审视视角和评判标准,回避别人坚守的价值。现代化的大潮浩浩荡荡,被普遍接受的自由、平等、人权的价值恐怕也不能简单的说成是西方世界文化沙文主义的入侵。在经济迅速全球化的同时,对这些具有普适性的价值,我们却在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迷幻中避之犹恐不及。试问如果我们希望立足于世界,却始终倔强的用一种其他人无法理解的方式与人交流,如何不产生误解?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从来就是以兼收并蓄彰显优势。我们真的了解世界吗?我们真的了解自己吗?如果我们不了解世界、甚至不了解自己,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在别人误解我们的时候感到委屈和愤怒呢?

    一名法国女郎用手铐五环旗的手柄当作发簪盘于脑后,带着她被西斜的太阳拖得长长的身影融入了人群;一名父亲领着他手持五星红旗和雪山雄狮旗的年幼的孩子进入了一家冰淇凌店;利沃里街边咖啡馆中人们又开始品着香浓的咖啡热烈交谈;等待进入蓬皮杜图书馆的人又排起了长长的队列……周围恢复了平静,我的内心中却一阵胜似一阵地翻滚。我突然意识到,我所生活的世界和身边的一切似乎恍然如两个世界。但是我想,我的内心深处与这些安静的人们一样,希望在这春意盎然的下午安静地享受阳光,希望看到身边的人都带着祥和的微笑,希望用一种彼此都能毫无歧意相互理解的语言与不知来自何方的人讲述见闻、交流心声,希望坐在辉煌的体育馆中轻松享受一届纯粹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我们虽身处不同的世界,但是我们有着同一个梦想!

 



发件人:"Yuanli Qi" <yl_qi@yahoo.com> 收件人: <cdjpcdp@yahoogroups.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4-15 17:57:3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正义党通讯 德国时代周刊:中国进步了但西方没有准备好

中国进步了,但西方没有准备好

齐力

2008年4月15

    就像中国政府不曾对达赖喇嘛的追随者在点火仪式上的捣乱事件有任何准备一样,西方同样惊讶于中国人对西方媒体对现在不实报道的过激反应。西方媒体习惯了面对笨拙的、没有创造性的中国媒体。但这次他们遇到了一个新的对手,即中国国民。对于大多数参与者来说,这场战斗无关政治和经济,而是对不公正的反抗。中国人民以自信、有理有制、创造性的方式追求公正。西方媒体被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抗议惊呆了,至今仍没有找到合适的回应。

    中国的这股新鲜力量来自新一代,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懂得如何获取信息、自信,最重要的是他们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只有“党的忠实士兵”才为中国和中国政府说话、“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没受过教育的、闭塞的民族主义者,这样的观点是大错特错了。

    中国人的抗议行动以高科技的交流技术为依托,他们利用虚拟媒体,在各个论坛、使用世界各种语言顽强地追踪着西方媒体关于西藏问题的不公正报道,他们据理力争,追根溯源、提供证据。即使少数几个人例外,但绝大多数参与者在这场战斗中恰到好处地理解了民主和人权的意义。

    其实西方应该对此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祈祷了很久的中国民主和人权的改善终于初露端倪。但西方只是没有准备好,自己会成为民主和人权原则批驳的对象。如今,西方媒体的双重标准终于埋葬了中国人民对它的信赖,某种程度上也让西方媒体失去了本国人民的信赖。

    这次对峙有很多后果,首先会改变传媒界的整体形势,逼迫西方媒体更加客观。政治上,中国将更加自信。可以预想,这次的事件会加速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脚步,因为自信的中国民众将同样针对自己的国家维护其自身权利。 (原题:西方应该对此感到高兴)

 

发件人:"lianbangzhi lianbangzhi" <lianbangzhi953@gmail.com> 收件人: <lianbangzhi@gmail.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4-18 15:31:1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选择周刊第180期

奥运风波折射中西双方深层问题

凤凰卫视评论员 邱震海

  由于西藏骚乱和奥运圣火传递遇到的挫折,中西方之间的种种复杂情绪和情结,最近一段时间在全球各地发酵,从而也在双方人们的心灵深处种下了某种不健康的种子。在中国大陆,西藏爆发骚乱后,不少民众指责外国传媒报道偏颇,掀起一股批判西方传媒的热潮;有内地网站除要求封杀CNN的北京奥运报道权、经济制裁德国、限制德国电视台采访奥运外,并发出要求政府“与英、法两国断交”、“封杀西方一切在华利益”、“杯葛欧洲游”等激烈言辞。

  在西方,圣火传递风波有演变成一场“民间反华运动”的趋势;民调显示,70%受访美国人认为,当年将奥运主办权交给中国是“错误的决定”,而十一个月前支持北京办奥运的则有44%,反对的只有39%。有一位笔者熟识的在法留学生在给笔者的电邮里这样写道:“随着火炬在巴黎的三次熄灭,心中对西方媒体和民众仅存的好感也随之熄灭了。对于留学生整体这样的感受,我是觉得遗憾的。”

双方精神世界的深层问题

  必须承认,此次中西双方发生的冲突,既不同于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西官方层面的冲突,也不同于1998年中国驻南使馆被误炸后中国民众仅针对美国及其官方的群情激昂,而是正在演变成为在中西双方民间社会之间的第一次集体误解。在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今天,中西方之间重新出现情绪的严重对立,不但是一件令人遗憾,而且也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

  此次西藏和奥运风波,分别涉及中西双方各自在思想传统一些自身也尚未理清的困惑,也涉及中西双方过去几年面对北京奥运的不同心理期待,再加上中西双方这几年本来就面临中国崛起的新课题,所有微妙心态和情结,都借着此次的西藏和奥运风波得到了总爆发。

  针对西方的问题,笔者之前曾有评论,在西藏问题上,西方知识界具有互相交织的多重情结,其中包括:西方知识界长期的批判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传统;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居高临下;现代化高度发达的西方对原始文明的热衷和近乎宗教般的狂热;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仍存在巨大的差异。

  如果说西藏问题只是西方知识界和民间在对华认知上的一个侧面,那么西方面对中国崛起的彷徨,则是这次风波的更深背景。七年前北京获得零八奥运主办权时,中国崛起的事实在全球尚未清晰化;过去七年北京奥运申办的七年,恰好就是中国崛起由朦胧走向清晰,而且也是对全球构成重大心理挑战的七年。

    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中国历史缺乏理性主义和批判主义传统,更缺乏民主、自由和人道主义的洗礼;因此伴随经济迅速崛起现实的,是民众心灵世界的荒芜和未开垦,这种情形十分类似十九世纪中下叶的一些崛起大国。过去七年,是中国迅速和崛起发展的七年,也是中国国内从自信到膨胀的七年,更是中国和西方关系日渐错综复杂的七年。

中西方对北京奥运的不同期待

  2008奥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折射出双方在预设立场和期待值方面完全不同的指标。七年前,当西方世界认同中国获得零八年奥运会主办权时,其对中国的内心期待是:中国在未来七年里能发生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重大演变,以致于符合奥运的普世价值。但对中国来说,举办奥运从来就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演变的契机,而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力迅速崛起的重要机会。

  与此同时,东西方文化的和发展阶段的差异,也导致双方在思维方式上存在巨大差距,对中国来说 --借用中国官媒的语言--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办奥运,目的就是与全世界人民一起高高兴兴地庆祝这一全世界的体育盛事;再加上中国刚刚进入崛起期,因此有意将北京奥运办成"历史上最好的奥运会",由此折射崛起期的膨胀情绪。但西方世界的衡量标准却非如此,而是中国是否会如二十年前的韩国,通过奥运走上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之路;再加上西方面临中国迅速崛起,本来就正经历一个极其艰难的心理调适期,因此各种情绪和反应就更难以理清。

    过去七年,双方虽有内在分歧,但均在遮遮掩掩的过程中走了过来;现在,奥运举办在即,从西方的眼光看,中国毫无政治演化的迹象和意愿,因此对华自然失去耐心;而从中国的眼光看,西方完全不领中国人民的盛情和好意,竭尽挑剔之能事,因此自然倍感委屈,继而对西方产生极度愤怒。

风波后:双方需要反思和对话

  在这种情况下,就短期而言,寻求双方理解的前景是暗淡的;但就长期而言,此次风波其实正好使双方的深层情结从深层浮上表层。若双方能借此机会不但对于各自在政治文化对话方面的思维和期待作一些反思和调整,而且也对各自思想传统乃至现实政治领域里的一些东西作一些反思和透视,也许对于未来的中西互动会有相当的好处。

  对西方知识界而言,首先需要反思的是:西方传统的批判主义和实证主义传统,为什么在面对中国崛起和西藏的问题上,居然会轻易让位于简单的情绪化思维?在西方面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撇除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色彩,是否仍残留着过去数百年遗留下来的种族主义和西方文化秩序的集体傲慢?

  这些问题即便对西方一流的知识分子而言也不容易回答,对普通民众就更是如此。但相信西方过去数百年积累、发展和成熟的自由主义、批判主义、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传统,将有助于西方的知识精英以理性而非感性与情绪,回归到事物的最核心和最深层的要素。

  若西方有一流的学者和知识精英能在主流媒体发出这样的反思,相信假以时日,可以一定程度上逐渐影响和平衡西方的公众舆论。而在这方面,华人世界也需要有一些通晓西方的学者,与西方学者一起,对这场风波背后出现的西方精神和思想世界里的困惑一起展开反思,从而形成东西思维的撞击和视角的互换。

  对中国而言,积重难返的问题需要逐渐面对和解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反对西方的傲慢不等于反西方,更不等于全盘反对西方的价值观。中国的民众,切忌将这场反对西方傲慢的风暴演变成百年前义和团运动的翻版。(原载联合早报网)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4-17 10:22:57 +0800 优先级:普通

西藏问题首先是一个内部治理的问题

林猛

2008年4月16日

    3月以来,笔者和众多网民一样,视线都被吸引到了西藏,每天看各方的动向、反应,成了网络阅读的主要内容。其他阵营的主张姑且不论,国人争论中不自觉流露的情绪、敌意,让笔者嗅到某种不安的气息。和多数人一样,笔者长期以来受到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教育,内心也深深接受汉藏一家这样一种长期宣传的图景,这次却不由得不担心,3-14事件的真正后遗症将会损害两个民族的相互关系和信任,进而波及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事实上,我某位回民朋友已经对一些汉族朋友的论调、口气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既不可能去支持独立的诉求,而看到这样一种潜在的危险,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事实上,这次各方观点虽然壁垒分明,绝对没有中间路线可以走,不过稍加留意,还是可以发现,表面冲突的背后,各方差不多共享一个基本的认定:西藏问题的关键是一个主权在谁之手的问题,一个统一还是独立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你没我,有我就没你,确实无可妥协。但笔者这里恰恰是希望提醒注意这种方式(注意是方式、而非立场)背后的误区。因之,笔者才愿意提出,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西藏问题首先是、而且最终也仍然是一个内部如何治理的问题,而非主权或者独立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首先,争论一个地区的主权谁属,在外部才有意义,对那些有争议的领地才有意义,对内,它应当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比如,我国在国际社会声言对南沙的主权,这是有意义的,因为还有若干国家对它提出了要求;声言对台湾的主权,这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它的实际控制权并未掌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手里。然而,对西藏问题,它的实际控制权既在中国手里,国际社会在法理上也承认中国对它的主权,这时,居于强势的一方过多去回应这种论战,未必是明智的(挑起原则之争更多应该是弱势一方的策略)。而从内部的角度,主权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前提,对内部而言,国家的问题首先是一个如何治理的问题,如果过于强化主权问题,在治理中处处突出统一/分裂之争,则很可能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敌我矛盾”(当然这是一个借用的说法),结果可能事与愿违,恰恰给治理带来难题,引发裂痕。

    以西藏问题为例,我们可以先假设一种理想的情景。假设绝大多数藏民都认同国家,认同政权的合法性,那么可以想像,如果有境外势力渗透煽动独立,那么都不用国家机器出手,民众本身就能用唾沫把他淹死,一如有人到众多认同国家的网民中间煽动分裂一样。可见,独立如果只是几个分离分子的问题,没有民众基础,根本不值得认真对待。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藏问题首先是一个内部治理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民心问题。

    很多人所担心的情况是,多数藏民的宗教认同、民族认同超越国家认同,因此这种国家认同无法在短期建立,言下之意暂时限制他们的宗教生活自由实为必须。且不说这种论调背后包含的对藏民的可疑心态,如果我们承认藏民的宗教认同、民族认同超越国家认同,那么同样可以推论,多数藏民对一个独立国家的诉求同样也并不强烈、并无明确态度,他们所在意的只是保持他们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这时,作为国家,在实际治理中不是把这两者(宗教问题和独立问题)区分对待,而是日复一日地联系在一起,所起的效果,恐怕只能是强化两者在藏族民众心中的联系,强化他们对独立的意识,即使最初可能他们并无这种意识。
在梁文道先生的长文《为西藏问题寻找最大公约数——期待民族的和解》里,提到的“皮革事件”可以作为例证。2006年达赖喇嘛在法会上批评藏人喜好皮革的浮华作风,结果引致境内藏人纷纷焚烧价格高昂的豹皮外衣狐狸帽子,以响应他的呼吁。这个和独立有关吗?但我们的官员认为这是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藏独分子的精心运作”,然后下令藏人要重新穿上皮衣。这不是由治理者本人在告诉他们,宗教问题就是独立问题,从而强化国家认同与宗教认同的冲突、强化藏民对国家的疏离吗?

    事实上,有关官员的逻辑正是“西藏问题首先是主权/独立问题”的必然产物,在内部治理中将这个问题置于不适当的优先位置,统一压倒一切,结果必然到处寻找可能导致分裂的因子,从而扰乱藏民们日常的生活。而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将之首先看成一个内部治理的问题,看成一个与我们平等的公民同胞在生活方式、精神影响上的不同选择问题,那也许会有完全不同的思路,因势利导而非忤逆人心。

    更进一步,一个政权与它的民众的联系是多层面的,它提供多方面的满足而绝非某种单一的原则,这是它比反对者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的地方。而当它抛弃所有这些方面,惟独强化主权原则去证明自己治理的正当,是毫无意义、纯粹有害的。有相关背景的朋友不妨重温一下柏克在美洲问题上的论述(柏克《美洲三书》),在面临北美殖民地对英国政策的反抗时,他告诫他的英国同胞不要轻易把问题上升到原则的高度,如果非要执着于根本的原则,定出名分,"从无限制的、亦不可限制的无上主权的本性中,演绎出一套虽巧妙、却为你统治的人民所厌恶的推论、结果,那你搅浑了、毒化了你统治的清源,你就是以身作则,教他们以同样的推理,去质疑你主权本身的合法性。”

    这是什么意思?合法的统治不是借助原则的,而是借助人们心理的接受(政治学所谓“合法性”是也)。当你开始诉诸原则证明你统治的合理的时候,可能恰恰说明你的治理已经遇到危机、原则已经于事无补了。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把西藏问题首先看成一个内部治理的问题,一个如何对待与我们平等的其他民族同胞、并寻求一种妥善的治理机制的问题,而非主权问题,后者不应该困扰我们的内部治理。

    站在这样一个角度,我们反思一下这次的事件前后,就会发现,我们听到那么多政府的声音、网民的声音、海外媒体的声音、流亡藏人的声音,惟独不能听到生活于那片土地的那些普通藏人的真实的声音。我相信,他们的感受一定比我们复杂得多,痛苦得多,他们关于自己,一定有许多话要述说。然而,我们大家几无例外,对这种声音的缺席丝毫不以为意。这正常吗?
作为一个共同体,我们应该创造机会让他们表达他们真实的声音,学会倾听他们,——即使它初听起来可能有点刺耳。因为他们是和我们一样平等的公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民族界限。而惟有把西藏问题首先看作内部治理问题,我们才会对此予以足够重视。

    其次,上文提到的、寻求一种可行的治理机制虽然困难,却仍然是人类智慧可及的问题(相反,原则冲突倒并非人类智慧可以解决的,往往只有诉诸武力)。中国的问题虽然特殊,但绝非绝无仅有,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多元社会的治理问题。

    这里的多元社会,就是政治学者李帕特(Arend Lijphart)所界定的,一个内部存在多种人群的社会,这些人群因为民族、语言、宗教或其他因素而相互分离,自成一体。可以想见,这样一个社会的治理是极其困难的。如果只是简单建立多数决定的民主机制,那么对那些规模比较小的人群,永远也不会有在选举中获胜的机会,对立法、政策的影响力势必衰微,时间一久,他们自然而然就会有离异之心。

    对这样一类国家,除了倚借强力之外,有无可能借助一套治理机制维护统一呢?李帕特在欧洲四小国(奥地利、瑞士、卢森堡、比利时),发现了一种偏离英美简单多数决定的新型民主制度,他称之为“联合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简而言之,就是不同人群的精英之间建立一个大联盟(而非美国式的竞争),重要政策需要一致的同意,同时人群内部实现高度自治。这种模式也曾成功地施行于发展中国家中的黎巴嫩(1943-75)、马来西亚(1955-69)。

    这里,并非说这种模式可以简单套用到中国。因为即使按照那位政治学者的说法,这种模式需要一些特殊的条件才能成功,比如国家的规模较小、各人群之间力量大致平衡、精英之间有和解的传统等等,这些都与中国的情况不合。而且,这种模式也并非总是成功,在塞浦路斯(1960-3)、尼日利亚(1957-66)都失败了。但至少,这样一种经验启示我们,我们的视线可以暂时离开英美的多数决民主模式(长期关注西藏问题的王力雄先生事实上就反对这种模式,认为它不利于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而去探讨可能适合于我们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多元社会的治理模式。

    第三,同样,所有政治学者几乎都告诉我们,制度再好,如果社会不存在某种共识,不存在某种平等交流、协商妥协的氛围,再好的制度在现实面前也会碰壁。然而,对于因为宗教、语言、民族界限而分割的人群,发展共识可能吗?很多人对此不抱信心。

    政治学者在政治稳定的时候发现,如果一个社会的各种裂痕(民族的、宗教的、语言的、经济的……)是相互重叠的,比如两个民族在宗教、语言上相互隔绝,而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也与此分野重合,那么政治稳定是极难维持的。相反,如果这些裂痕是相互交错的,那它会有助于稳定。(事实上,已经有人注意到这次3-14事件中经济因素的影响。)

    这个分析对我们思考这里的问题,我想也会有启发。语言、宗教的界限固然难以跨越(但绝非绝对不可跨越),但如果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多发展一些民间自发的联系,自然会跨越这种界限。以我所熟悉的非政府组织领域为例,在环保、扶贫等众多方面,汉藏的民间活动人士有很好的合作互助,彼此并无隔阂。

    所以,这里首先我们要抛弃的,是那套连我们自己也不信的愚蠢的思想教育手段(有感于有些官员说要加强在西藏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抛弃那些卑小猥琐的打算(比如以市场消费主义来冲淡藏民的宗教信仰,以此化解难题),诚心诚意地把藏人当作同胞、当作和我们平等的公民来交往,尊重他们的意愿和信仰。其次,现有的少数民族政策在很多方面也值得反思,以便为各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上的融合创造更好的条件(比如梁文道先生提到的可以将藏族节日确立为全国节日,以及接受藏传佛教更大范围的传播,等等)。

    事实上,在应当如何去做这一方面,我不想过多发表意见。也许,仰赖政治家的实践智慧,胜过信任像笔者这样毫无行政经验的空谈家的一时想法。

    总而言之,民族平等、汉藏一家是先辈留给我们的美好图景,我们应该珍视,在内部治理中,凡是直接间接会加深隔阂的做法都值得我们警惕,而不适当地强调主权或独立问题,都会将焦点和怀疑引向以民族身份为识别标志的少数民族人群(这样我们看藏民的眼光会和看汉人的眼光一样吗?一个潜在的独立分子!),这恰恰在制造隔阂。我们要做的,是建立一套更好的制度来容纳他们与独立并无直接关联的要求,以真正公民平等的心态来对待他们与我们不同的信仰和生活习惯,唯此才有望解开民族问题的死结。这也是为什么笔者说西藏问题首先是一个内部治理的问题的关键所在。

    用心良好的呼吁会因为没有力量而显得虚幻,然而,有力量的一方如果能顺从公义、道德,则不仅不会减损它的力量,只会使它更加庄严、更加具有让人信服的权威。



发件人:"Richard Xu" <richardx@telus.net> 收件人: <zdjun@263.net>, <jpm1245@126.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4-14 07:17:16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New civilization

中国如何避免被肢解的悲剧?

向东

    在中国越来越逼近一个危险的临界点之时,如何避免中国跌入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历史性悲剧的结局,已经成为每一个清醒而又有历史责任感的中国人必须认真思考和面对的严肃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由短视而自私的权贵们以欺瞒的手段推行了三十年私有化改制己经将中国的经济秩序、是非判断和人心搞乱,在贫富尖锐对立的情况下,现在出现越来越大的声音鼓噪,越来越大的压力推动中国去模仿西方的多党代议制政治改革。而现实是,在中国,先富起来的一群,为数不会占到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已经将他们可以转移的财富大部分都转移到国外,并办好了绿卡,随时准备脚底抹油。而超过总人口百分之五十,在这三十年私有化中受到损害,前路茫茫的民众,内心充满愤懑又找不到渲泄的突破口,象这样的国情,大家想一想,搞多党竞选意味着什么?当选举结果出来,落选的一方不接受失败,宣布选举不公正,有人作弊时,在一个到处充斥假冒伪劣的国度,落选一方的民众能不相信吗?他们能平静地接受选举结果吗?

    可以断言,只要选举结果一出来,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上台,都是对方所不能接受的。哪后果是什么?在这里我已经不想多言,大家只要回忆一下文革的派性斗争和清未民初的军阀混战,就可以明白我所讲的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意思。但今曰之中国社会己经不是文革时的社会,文革时卷入派性斗争的群众正如毛泽东所讲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尚且斗到势不两立,而今日的中国已无文革时的政治强人毛泽东,却有尖锐对立的利益冲突,也不再是清未民初时的四亿人口和没有污染的生态环境。只要秩序一失控,中国将必定会发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以亿计的混乱。

    这样的混乱和内战将会持续一段时间,然后西方大国会派出维和部队,将中国分而治之,中国从此变成一个历史名词,变成二、三十个泰国、菲律宾那样的落后国家,为外国游客表演人妖舞蹈,为西方各国源源不断输送家佣和衣服鞋帽玩具等廉价产品。一有不如西方列强之意,马上遭到修理。这还是尘埃落定以后的局面。而分裂之后的头几十年,正如甘地预言印度与巴基斯坦被分而治之以后的局面那样,将会因为各种利益和民族意识的纠缠而出现连绵不断的军事冲突,甘地当年曾作出最大努力阻止印巴分治,他讲:``他宁愿看到印度由穆斯林政府统治而不愿意看到他们独立出去。”就是因为分治以后还有很多事情是纠缠不清的。最希望看到中国分裂的是谁?就让我们来看看谁能在中国分裂中得到最大的好处。

    我讨厌煽动民族仇恨,我非常清楚西方各国的民众与中国人民一样是善良友好通情达理的人民,他们为了建设美好生活每天都在辛勤地劳动,亦时刻要与妄图损害他们利益的权贵作斗争。心怀巨恻的只是那极少数掌握了天文数字财富和权力的寡头,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成为强国以后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不管是从世界自然资源的角度还是从大飞机、汽车、精密机床和仪器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世界市埸的角度考虑,他们都无办法接受这个世界再出现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资本主义强国,解决之道:将中国肢解成二、三十个象泰国、菲律宾那样的资本主义弱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潜在的竞争对手。这就是现实。各国巨头已经有了默契,这也是只能做不能讲的事,那就是在中国成为强国之前肢解中国。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是继续鼓励中国搞私有化,加深中国社会内部利益分裂的矛盾,再将人民的不满和愤怒引到独裁专制政权身上,等时机成熟,打开多党政治的闸门,引发中国人你死我活的内斗,再以救世主的面孔,派出维和部队带着粮食,一手拿胡萝卜,一手拿大棒,让中国人乖乖就范。这样的描述可能有很多中国人不能接受,但它却解释了当今世界的利益格局。资本主义就是一个讲利益的主义,资本主义的格言是:``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大国能够和平崛起,都是只能用铁和血才能崛起,这就是资本主义。

    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中国己经走近一个危险的临界点,如何避免这个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历史悲剧?中国人面前有三条道路,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并得到不同的结局。现将这三种选择及其后果列出如下:

    1.私有制+寡头政治的道路己经走不下去,只能是自欺欺人,来日无多。后果是穷途未路。

    2.私有制+多党政治的道路将走向国家分裂,是一条东施效颦,禅单学步之路。后果是自取其辱。

    3.公有制+递进民主政治,是根据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设计的真正的改革创新之路,她能够凝聚民心,使整个社 会团结向上,使中国成为一个既有凝聚力,又有创造力的社会。只要真正实行了公有制加递进民主制,不出廿年,不要说西藏新疆不再提独立的事,连台湾都会主动回归。到时日本、朝鲜、越南及东南亚各国是否要加盟,让他们自己选择。这是一条真正的和平崛起之路。走这条路,中国的国力和影响力将一曰强过一曰。那个时候,不是美国拿民主和人权来敲打中国,恰恰相反,是中国拿民主和人权去修理美国。

    就在当下,美国为镇压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的抵抗运动己经连续两个星期对什叶派聚居的一些城市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狂轰滥炸和大规模的军事扫荡,无数手无寸铁的伊拉克儿童和妇女惨死在美军的炮火之下,请大家注意,美国入侵伊拉克时要推翻的候赛因属于逊尼派,而美军现在要对付的主要是什叶派,美国入侵伊拉克所用的理由已经与它的行动大相径庭,布什政府己犯下反人类的战争罪行。中国政府敢支声吗?

    中国政府增加一点军费都要派个军委副主席去向美国政府解释请求理解通融。而美国的军费是其它国家军费的总和是什么原因用得着向中国政府解释吗?中国政府默许美国向自已一个反叛的省份出售武器,还要主动拉美国成为自己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不是太滑稽了吗?结果怎样?人家还不屑一顾,说你没有资格!这就是先自辱而后被人辱,先自欺然后被人欺。

    中国人真的需要认真解放思想了,要解放一切向钱看的思想,解放自顾小我不顾大我的思想,更重要的是解放不敢批评政府领导人的思想!中国人要将国家与政府分开,国家的概念是土地加人民,政府是为这个国家服务的机构,人民有权监督这个机构的工作,批评这个机构的领导人,如果他做出违背人民利益的事,人民应该有权撤换他。这需要一种制度来执行,三十年了,我们在这方面作出过多少努力?

    中国的政治改革不能再拖延了,政治改革应该从共产党内开始,维护国家宪法和共产党党章的基本精神和原则,用递进选举的方法使共产党成为一个最具民主精神的政党,开放让民众参加,使民众认同这个党,把她看作是自已的精神家园。共产党要真正体现出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带领全国人民去建设一个实现分担和分享的社会,只有这样,和谐社会,和平崛起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

 

 

西藏,走向对抗还是创建共和?

东方硕

(原载《公民》电子杂志, 20084月号 总第14期。)

  尽管余波未息,历时一个多星期的藏族“3.14”街头骚乱总算接近尾声。很显然,此次街头骚乱,汉族平民是最大受害者,少数藏族平民之所以受害,是因为他们与汉人夹杂在了一起。以僧侣为核心骚乱者的施虐过程中,手段残暴,灭绝人性,毫无疑问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谴责;由于资讯被封锁,人们不了解是否存在和平抗议被暴力压制的另外一幕。无论事件起因如何,将矛头对准无辜平民的做法,在任何时候都是邪恶的——无论施虐者声称自己出于多么高尚的动机或内心有多大的冤屈。
  如此大规模的骚乱已经将民族矛盾摆到了全世界面前,对抗不能继续下去,必须找出藏汉的共和之道,给全世界一个交代。
  关于对整个事件的态度,中国当局与“达赖集团”两者都有不同程度的瑕疵:

一、中国当局的含混说法与做法

  1、“极少数人”之说

  可以说,此次骚乱,显属自1959年西藏上层与汉族政权摊牌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体性对抗事件。从西藏的几个主要城市到甘肃、川南、青海等许多地方的藏族居住地普遍发生了大规模骚乱,甚至有甘孜地区千人马队冲击政府机关的混乱场面,这绝不是用“极少数人”所能概括的。况且无论正邪与否,参与这种骚乱者在一个全面控制的社会中,显然要为他们所造成的暂时失控局面个人付出惨重代价,所以,凡参与这种活动者个人需要有相当的勇气,有那么多的“极少数”把整个拉萨市以及其他一些城市闹得人仰马翻,破坏面如此广泛、损失如此之大,令人触目惊心;从另一个角度看,出面者虽然是“极少数”,社会基础自然就不能用“少数”来形容,否则,一般藏民中几乎家家户户都供奉着达赖神像的现象就很难解释。

  2、“达赖集团一手策划”之说

  差不多每个出面就此事对公众发表谈话的官员,甚至是那些平民受害者,在谈起事件起因时,都莫衷一是地将事件与“达赖集团”挂钩,“达赖集团一手策划”已成为事件起因的唯一解释。
  这是一种最省事的解释,正由于太“省事”,自然就有许多疑点:
  (1)“达赖集团”中是谁在什么时候开始策划此次事件,有什么行动计划、集团内部是如何分工、谁是主要牵头人?这不能靠一句话,需要有确凿证据。
  (2)达赖本人是否是主要策划者?如果是,对其部众有何具体指示、内容是什么,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下达的指示?这也需要证据。
  (3)很显然,规模如此之大、地域跨度又如此之广的群体骚乱,不可能没人策划、组织、操纵,而且骚乱当事者身上的条条线索都从不同方向指向“达赖集团”。可“达赖集团”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有象达赖一般主张并实际上始终在与中国当局和平对话的;也有认为和平对话长期无效、主张用激烈手段对抗的,究竟是哪一拨人具体参与了策划?如果没弄清楚这些内情,笼统地将罪责推到“达赖集团”头上,是不能让人心悦诚服的。达赖本人已经说了,如果暴力行动得不到控制,他将退出宗教领袖的位子,让能够对此负责的人去应付。没有什么证据能说明达赖这是在演戏。
  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人大结束的记者招待会上已经明确宣布打算与“达赖集团”继续保持对话。如果一口咬定达赖就是本次事件的元凶巨恶,显然温总理在自相矛盾了。因为既然抓了那么多的娄娄拥趸,却不但要放过首恶,还要与他“平等对话”,这样的处置,如何自圆其说?
  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头领管不住部众、上级约束不住下级的情况并不少见:例如毛泽东管不住刘少奇,最后只能采用肉体消灭的办法;也例如毛泽东管不住林彪,闹到了刀对刀、枪对枪的地步……。这时候人们很难将刘少奇或林彪的行为冠之以“毛泽东集团策划”的字眼,道理显而易懂。
  (4)中国公安部长孟建柱先生日前在视察西藏时甚至说了“达赖早就不是个真正的佛教徒”这样的话。不了解下这样的断语的前提是什么?无论达赖的真面目如何,至少全世界都认为达赖是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达赖甚至正因为这个而成为有史以来唯一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入,在全世界都高度关注西藏这个焦点地区的时候,对这样的角色使用如此尖刻的语言,明显有悖于世界共识,这根本无助于摧毁达赖的公共形象,反而显得中国当局处理危机缺少办法与思想认识稚嫩。

  3、清空所有境外媒体人士

  中国当局在西藏骚乱一开始,就紧急清空了在西藏的所有外国记者与媒体人员。
  一位《时代》杂志读者在关于西藏问题的网上评论中说:在西藏问题上,西方人只相信西藏人,尤其是达赖喇嘛说的话,无论中国政府现在怎么说,这里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里提出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然而几乎没人去深思的现实现象:中国政府怎么说,几乎没人相信。
  香港《明报》日前有个评论:“逐记者离藏是一大败笔”。这是非常准确的观察。明报说,把各国记者全赶走了,“不但失去一个有力地反驳‘镇压和平示威’的机会,反而倍添外界‘关门打狗’的恶劣印象。”结果是什么呢?你说是部分藏人发起了骚乱,结果经西藏流亡人士一说,变成中国血腥镇压“和平示威”。为什么呢?因为你害怕,不让全世界的记者自己来报导,只让人家采用你的报导。于是,你不可信。那么信谁呢?自然只有信西藏流亡者的了。
  现在,终于开放了20名外国记者进藏,历时数天,始终存在某些疑虑,也不明白究竟还担心什么?就是不担心自己的信誉如何建立。

二、“达赖集团”的思想混乱

  达赖一向以“和平主义者”自居,虽然不能确定暴力行为系达赖指使,但无论如何那些“和平请愿”的也好,使用暴力袭击平民的也好,毫无例外都是达赖本人的拥趸、打着达赖的旗帜行事;暴力行为自然让达赖或“达赖集团”蒙羞,至少在中国当局或那些受害者眼中,“达赖集团”难脱干系。

  1、“达赖集团”谴责暴力行为的力度远远不够
  迄今为止,达赖或“达赖集团”对暴力行为所作的反应仅仅是“希望避免”,达赖对此最强烈的表示也仅仅是声言如果暴力行为得不到控制,他将离开领导的位置。
  而众所周知,无端袭击并伤害和平居民是最没人性的暴行,应该得到严惩,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并没做错,甚至在一开始就没能有力制止,犯了严重的不作为错误;如果将制止对平民的暴力活动与镇压非暴力的和平请愿混为一谈,标榜普渡众生的佛法就受到了严重亵渎。
  不明白达赖或其部众为何没有勇气站出来,堂堂正正地谴责这种没人性的暴行、并支持中国当局依法惩处相应人犯?在中国当局公布了现场实况后,达赖的高级助手却刻意地强调同时有许多人是以和平方式抗议,为什么中国当局只提暴力的场面?这种说法固然反映部分事实,却让自己在对待人的生命的严肃问题上不能一视同仁,在这方面的道义承担上显得非常苍白虚弱,让“一手策划”的嫌疑洗刷不干净。

  2、起事的时机选择不恰当
  人们都知道,2008年,中国有许多大事即将发生:(1)选择在3月14日发动骚乱,正值台湾3月22日大选前一个星期,让中国当局翘首以盼的民进党下台、国民党替代的进程险些发生逆转,给中国大陆当局的眼中钉提供了绝好炮弹,这对于自称是一意与中国当局达成和平谅解的“达赖集团”而言,是最不具备诚意的损招,即便没有暴力行为、如此大规模纯粹的和平抗议所造成的影响与冲击也足以让后者感觉被严重暗算了。坏人好事如杀人父母,未知藏传文化中有无此等悟性? 
  (2)在整个北京奥运即将开幕、奥运圣火马上将送达的前夕,这使自1840年以来一直备受屈辱感折磨的中国而言,是一次真正扬眉吐气的机遇。发生这样的事件,将会严重影响中国这个举办国的形象,导致国际抵制北京奥运的危险上升。达赖集团真有与中国当局达成协议的愿望,在这种时间让信徒来搅局,很难得到谅解、很难被被看成一个负责任的谈判对手;更让中国当局有理由产生“还在国外遥控,便能惹出诸多麻烦,真让他们自治诺大个西藏,国何有宁日?”的恐惧感。

  (3)2008年3月,正值第十一次人代会召开期间,胡温在摆脱了老一代的影响进入实际掌权的历史时期,骚乱让整个大会的“和谐”氛围蒙上了沉重的不和谐阴影,理所当然引起整个统治集团的集体愤怒,所有对达赖的过度指责也自然发生。这给双方今后会不会、什么时候才能继续中断的会谈打上一个巨大问号。因为不能期望会谈可以在彼此极度不信任或相互敌视的情况下进行。

  3、政治资源还是政治包袱?

  达赖与中国当局之间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双方通过直接会谈解决,借助于外界力量的施压只能偶尔一用,过头了将危害会谈本身。
  “3.14”骚乱发生后,最早表态支持骚乱的即是台湾的陈水扁,而前日达赖又特意对扁的支持公开表示感谢。应该说,扁的支持有不问青红皂白的成分,和平示威与街头暴力一并包括在内;其他一些外国政要的表态情况也有相似之处。这一方面是扁等人的动机有问题,因为他从来就是个惟恐大陆不乱的极端人物;而其他外国政要的支持表态,除了偏见以外,基本上是由于中国当局自己封锁信息所造成。但无论如何攻击平民的暴力行为不应得到豁免,“达赖集团”利用国际支持来规避暴力及其造成巨大伤害的问题,这从道义上怎么都说不过去。
  骚乱事件已经发生,但对抗则不能继续。“达赖集团”如果不是蓄意与中国当局一直对抗到底、还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双边问题的的话,就应该本着向前看的姿态,迅速摆脱由于“3.14”骚乱导致的双边极度互不信任的局面。利用扁这种中国当局深恶痛绝、美国总统都头疼的“麻烦制造者”、连本岛人民都厌弃的政治投机分子的支持来为自己背书,只能徒然增加对抗,断送谈判的通畅之途。
  政治资源运用得不好完全有可能成为政治包袱。

三、实现藏汉共和双赢是历史的责任

  尽管自1959年中国当局接管西藏行政已有50年,期间直接或间接投入的资金已逾千亿,但始终无法改变藏人信奉流亡在外的达赖的习惯;也尽管在西藏植入大量汉人实施了大规模移民,依然无法改变西藏社会主流文化为藏传文化这个事实——虽然藏传文化是一种相对陈旧落后的文化。撼山易,撼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难,这本来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在倾注了大量国力图感化以及利用强大国家机器压制住桀骜不驯的藏人,半个世纪的恩威并举,耗资巨亿,迎来的却是从不间断的抗争,直到发生“3.14”街头骚乱,“民族政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挫折。
  “达赖集团”的困境也显而易见,由于失去了传统据点、进而失去了行政资源,其在西藏的影响虽然大过当局却始终未能居主流地位;况中国当局的所谓“宗教自由”也仅限于让信徒们有烧香磕头、僧侣们有照章读经的自由,至于讲经传法受则予免谈。无论藏传佛教有多落后,精神上受压抑也是个客观事实。他们的宗教思想或政治观点在西藏的每一次公开传播,都会付出许多人失去人身自由甚至牺牲生命的巨大代价。所以,海外藏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对达赖的和平主义思想越来越不耐烦,暴力倾向愈益凸显,照此趋势,达赖不光对不满西藏现状的一般藏人、甚至对“达赖集团”都有失控的危险。
  藏人的民族特性并不比汉人。亿万汉人在满清入关,虽有扬州血屠、嘉定十日,依然会对只有十几万军队、百把万人口的满族军阀表示臣服,这在藏人绝难做到。一个在外流亡了五十年的和尚,没给过境内藏人一分钱的好处,居然有那么大感召力,仍能占据一般藏人的心房;而投下了巨资扶贫救穷、建桥铺路,做了那么多有利于藏人福利的好事的中国当局,却得不到他们的由衷感戴、始终未能在他们内心得到认同,还为此长期背负不良国际影响,这本身就值得深思。目前的骚乱只是暴力行动的初级阶段,如果整个“达赖集团”在行动纲领上彻底转向,选择从对话走向对抗,根据他们已拥有的财力,组织成规模装备精良的恐怖武装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如果现在这些“极少数”铁了心与当局死嗑下去,不仅西藏地区没有太平,整个国家将无宁日。
  所以,对当局来说,有达赖喇嘛与没有达赖喇嘛所面临的局面将有质的不同,在一味谴责“达赖集团”的时候应该认识到长远的厉害关系所在,明白藏人本身是个宗教民族,在他们眼中,达赖是一个关系到他们全体生命意义和人生追求的“菩萨”。经济实力、舆论机器、军队或政治手段在这样的菩萨面前,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达赖集团”应该是个可用的政治资源而不能任其演变为政治负担。  
  对“达赖集团”而言,虽然口头上认同西藏属于中国,但建立“大藏族自治区域”的胃口也着实过大,更何况当局看待所谓“实行真正的自治”与推行“藏独”只隔一层薄纸,对此,“达赖集团”应该有切实的调整与进行非常有说服力的澄清,而不是默许部众不断起事,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西藏必须实现真正的藏汉共和、绝不能照目前的态势对抗下去,因为照此办理,无论对“达赖集团”还是中国当局、无论对藏族还是汉族居民、无论对西藏还是对整个中国,都是一个共同的巨大伤害。
  在当前的严峻局面下,无论是“达赖集团”还是中国当局,都必须以合格政治家的坦诚胸怀,拿出足够的勇气、表现出最高的政治智慧,将会谈切实进行下去并获得成果,以达致双赢、造福于该地区所有藏汉民众,这是历史赋予的责任,哪一方都义不容辞。 


 

从抨击民粹主义看四五一代的意图伦理

陈永苗

2008年4月16日

    道德批判民粹主义恐怕会造成更大的裂痕,谴责民粹主义越民粹,还不如宽容和理解更好。道德批判并不是社会治理,相反会撕裂,加剧社会冲突。道德从来是相对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道德谴批判都相信自己的价值是终极的,如此呈现到政治中来,必然是敌我之分,是一种变相的阶级斗争。既然最后都相信自己是终局的,那么解决必然是暴力。对于政治事物,道德批判并不能切中,例如对毛/泽/东和文/革,进行道德批判,就造成今天左右的严重对立,这是内战和流血的预兆。

    民粹主义有一定的真理程度,如果是自卫,严格遵守群己分界,那就是民权。尽管使用了话语暴力,甚至身体暴力,都是民权的。民众只能话语暴力,甚至身体暴力,他们没有话语权,四五一代知识精英很少为民众代言,他们只有抽象的人权民权理论言说,从来很少具体推动。空头大话的支票,从来不认真去推动兑现。

   这种批判展示出来的,是要求站立场。许多人至今相信思想取决于立场态度的正确。解决思想问题,不是依靠理性认识,而是先要端正态度,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立场问题。这种立场态度决定认识的观点,正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意图伦理(an ethic of intentions),意图伦理使思想不再成为真理的追求,而变成某种意图的工具。那么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原来专制意识形态的延续,虽然其号称追求自由民主,却无法避免堕落为不自由不民主。因为仅仅是信仰和要求服从,而对本身的内在疾病有警惕,但是没有能力预防。

    对民粹主义展开道德批判最力的是,从文/革中受难,在改革中收益的四五一代。我们深究他们的心理基础,这种批判是建立在他们精神创伤。他们把自己的精神创伤当作中国的精神创伤,而且排斥别人的身体和精神创伤,进入政治和公共舆论领域。后者例如民众在改革中受难的怨气。非独占不可,即使民众在改革中受难的怨气,已经成为时代的主要问题,他们还是要用自己的身体来覆盖。已经三十年了,还要永垂不朽。

    某种意义上,四五一代虽然意识到要吐尽狼奶,但其思维方式毫无疑问,也属于专制余绪。与左派一样,丝毫不考虑责任伦理,不考虑如何与现实和解而真正推动自己的理想,而仅仅用意图的美好,来论证自己浪漫主义的政治筹划。

    道德批判敌我之分之上的四五一代有太多的偏见,很多是巫术的东西,或太多的道德判断,例如用封建主义一词否定当下的现代性,例如把所有的罪孽都推到毛泽/东身上,这是一种替罪羊心理,还有例如不肯承认大众平庸的恶。在进行道德判断的时候,还会把实际问题和处理搁置一边去了,而且把自己抬到了救世主的位置。这样子道德启蒙就成了控诉会,同时是一种互助式精神按摩。

    四五一代的思考起点,并不是直立行走,而是匍匐于被当局污染的大地,被吸附着,他们不是同现实和解,而是屈从于现实,并且把这种屈从当作和解。他们替当局考虑,站在所谓的现实之上,来想对策,例如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言建策。如此就被落后的力量裹挟了去,代表了去。例如王绍光所建议的中央汲取能力,带来巨大的问题。还有例如经济学家的教育产业化、国有业改革等等措施。文革反思一代的知识分子自己堵塞了民主化的道路。

    四五一代的思考框架,有一个内在的时间感,那就是将来革命之前。革命就等于黑暗虚无。他们的这种时间规定性,是因为恐惧和焦虑。恐惧和焦虑来自他们文革死亡体验,进一步移植到将来的暴力革命中去。而且这种恐惧和焦虑,还有中国近一百年革命历史的挫败感和绝望感来“背书”。也就是说革命历史的挫败感和绝望感强化了恐惧和焦虑。避免革命种下龙种,收获跳蚤,是良好的意图。可是良好的意图也被用来掩盖或者强化。

   他们反对将革命美学化,进一步连被迫发生的革命,以及与革命有密切联系的,例如广场政治的正当性也顺手勾销。不管是过去发生的革命,还是将来发生的,只要是革命,或者与革命有密切关联,引起他们联想和警惕,他们就把他扔到地狱中去,壁虎自断尾巴,离得远远的,担心被辐射。有一点点可能,他们就开始围追堵截。基于恐惧,把恐惧伪装成理性。于中国当下十字路口,还没到黄灯,就大喊大叫红灯了。

    四五一代与共产党共享一套思维方式。他们展开精英的替代:有一个家国和统治秩序,有同一舞台,他们是新旧精英,就是争夺和表演的人。

    四五一代有着政治体改革焦虑。他们倾向于无止境延长改良那革命之前,唯一的拯救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即使没有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了,或者已经被拒绝,还死死抱着政治体制改革不放。
 

 

发件人:"cicto" <cicto@chinape.org> 收件人: <cicto@chinape.org> 抄送:发送时间:2008-04-16 17:10:2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和您分享一篇于今的博客文章:危机、政府与民间力量 

危机、政府与民间力量

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副会长、辽宁省驾驭论研究会名誉会长 于今

2008-04-16

    2008年可谓是多事之秋,从年初的冰雪灾害,紧接着物价的上涨,台湾的选举,拉萨的骚乱,“东突”劫机,直到近日奥运火炬传递所费的滋扰和周折,国外恶意的舆论,抵制奥运的浊流,百年圆的北京奥运之路似乎也不太顺畅。一时间,让人颇有危机四伏之感。中国似乎是一只肥得流油的绵羊,被群狼合围,狼嘴中流出的是长长的涎水,狼眼中射出的是灼灼的绿荧荧的光…而狼群之外,有屎壳螂在草丛中潜伏,有秃鹰在长空盘旋,有乌鸦在树杈上冷眼这观,只等着狼打着饱嗝离去,分一点残杯冷炙……

    其实细想来,哪一年没有危机,金融危机、SARS、特大洪水、禽流感…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军事的…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快,实力越来越强,危机却似乎越来越多。再细想来,这也不奇怪。老子不是说“强弱相生”吗,安与危、存与亡、治与乱、利与害、成与败,这些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有危是否能思、善思。30年以前,中国在计划体制下,国内经济大一统,人、资金等生产要素在既定的框架下缓慢的流动,甚至约等于静止,基本不会有金融的危机,即使有严重的雪灾、洪水等自然灾害,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也不象今天这样突出,以前根本就没有京珠高速,也没有这么多的汽车,哪会出现今年京珠瘫痪后的尴尬?经济落后,资源消耗少,环境问题、能源问题也不突出;国家实力不强,虽然美国视为敌人,但对抗强度、范围远比不上今日经济、军事、文化、政治、外资领域的全方位对抗。

    看来,危机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难应付。如何才能一次次逢凶化吉,化险为夷?恐怕需要我们的政府做更深入的思考,更艰苦的努力。SARS的肆虐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而之后的钟声是越来越响,简直要把我们的耳朵震聋。再看看这次奥运前的种种“逆流”和噪音,你不能不佩服西方一些敌对国家的“危机制造”水平,光是铺天盖地的负面舆论上就足以把中国的脸彻底抹黑。

    令人惊异的是,中国的民间力量正在崛起,正在勃兴。我们看到网民自发的对制造假新闻的如CNN等媒体发起了有力的反击,我们看到在海外的圣火传递行列中,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迎风飘扬,我们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声是多么嘹亮。

    应对公共危机,责任在政府,但政府的力量毕竟有限,如何引导民间力量,把政府与民间的力量有机结合,是我们的政府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充分发挥民间力量的广泛参与和自我管理力度,是实现化解社会危机、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基础。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民间力量已经并正在成为我国化解危机、促进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就其能够和应当发挥的作用而言,其发展是远远不够的。

   《十六策》认为:“危生于安,亡生于存,乱生于治”。众多强大的危机,同时蕴藏着中国的全方位崛起。应对和化解危机,需要政府的引导,也需要民间的支撑。前者是主导力量,后者是基本力量。政府与民间互动,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同时也体现民间的主体和支撑力量,才能一次次清醒而迅捷地将诸多重大危机化险为夷,化解成一次次的发展机遇和力量,将社会引导向快速健康的稳健科学发展道路。

 

 

发件人:"马克 " <mark_whm@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4-17 11:30:5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读编往来——《爱国不是赶时髦》

爱国不是赶时髦

Mark

      近日在MSN上不断收到这样的信息:“msn 名字后面请加( L )CHINA 去掉L前后的空格,就会变为一颗红心让全世界看看国人的团结。请转发您的msn 朋友。 于是,忽如一夜红风来,千朋万友表赤诚。昨天下午在本人公司内部转发着一封邮件,主要内容是从论坛转贴的题为《支持奥运,反对西藏独立》的系列文章,周围的回复无非是千篇一律的顶!我再顶!之类的空洞语句,故有感而发,在邮件中全体回复如下:

     对于可口可乐的广告,如果要牵扯到和藏独有一腿,个人感觉未免有点微词大义了,只能说这个广告在一个敏感的时间被人发掘出并传播开罢了。就我个人而言,爱国不是赶时髦,而是需要一种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的热血,一种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的勇气,与一种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执着与魄力。

     邹韬奋先生在《从现实做出发点》中说过,我们必须以现实做出发点,我们既不能像孙行者的摇身一变,脱离这个世界,翻个跟斗到天空里去,那么我们只有向前干的一个态度,只有排除万难向前奋斗的一个态度,现实就根本是有缺撼的,必然是不完全的,必然是有着许多不满意的,甚至必然是有着许多事实令人痛心疾首的,我们既不能逃避现实,就不能逃避这种种,就只有设法来对付这种种;一个人或少数人来对付不够,就只有设法造成集体的力量来对付。

    国人颇喜欢使用的口号是抵制X,自卑消极的心态得以一见。我们应该期待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能够喊出超越X如此气壮山河的积极口号。立志欲坚不欲锐,成功在久不在速,个人奋斗如此,爱国亦是如此。



发件人:<lixiang@asiamail.com> 收件人: <editor@neomaoist.ifo> 抄送:发送时间:2008-04-18 09:39:0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西藏风波,要问 责,不要"大汉族主义"

西藏风波,要问责,不要"大汉族主义"

李祥

    当局公布了西藏风波,似乎确有暴力事件发生,随之国内外华文论坛上有了不少"大汉族主义"的帖子,喊叫"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这些文章,有些是中共当局发的,但不少民众也持这种看法,也在这样喊叫。实际上,西藏分离的危险根本不是如中共当局渲染的那么严重。

    一,藏语本属于藏缅语族,属于东方的,在东方独立的存在几千年,不是印度人,更不是西方人,和中原人有起源和特制的内在联系。

    二,佛教,和蒙古、满、"汉"等族群共享,虽有藏传、"汉"传之别。

    三,西藏经过元、明交融、清的统治,已成为各族群共同构建的中国的一部分。在清末,中国存在着分崩离析的可能,但终复归统一,其内在和凝聚力不可忽视。然后则是毛主席的强力推行自己的主张,不以族群为别,再次"混一天下"。虽然历史上的善、恶各存争议,但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是今天思考问题的基础。近30 年来,各地的现代化,又极大增进了各地的交流。

    现实就是,中国大陆的族群和谐共处是主流,民族矛盾、冲突、分离的危险,微弱也不可能加剧。历久的文化,都是世界主义的,儒家也好,佛教也好,朱元璋、康熙帝的文告都强调安"天下"之民。"中华民族",以及"汉"人,本来就是该地域上各族群的长期混合的结果。虽以炎黄为起始,但今天的"中华文化"是满、蒙到苗、傣各族群的大混合。而且中国的事也是不断进展的,以一地一时的标准来衡量由帝国发展而来今天的中国的各地,则引起纷争。"民族主义"只能是保护性的防守措施,在不断进展的互相交流的统一体内强调"民族主义"甚至"大汉族主义",而不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福祉作为主要目标,则会带来灾难。中国各地人的未来,只能是求同存异的、建设性的实现一个新世界里的新中国。

    现行中共统治集团的体制,仍不符合世界公认的价值准则,当局腐败、无能而敷衍塞责。中共当局口头承诺"全面改革",行动上则是闭眼塞耳,不顾民意,吹牛为主,能拖就拖。藏人、维人有不满,"汉"人也一样,川、滇、青地方的"汉"人不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汉"人也是。现在,当局是把"反分裂"作为掩盖自身问题的幌子,王乐泉这么干,张庆黎也如此。达赖喇嘛说,他不寻求"独立"而是"自治",中共当局仍不和他谈判,继续把达赖描绘成"分裂分子头目",是害怕谈判会涉及政治的价值、准则、体制,引燃"汉"人对民主化的大讨论?

    此次事件导致了平民伤亡,就要问当局的情报、强力机关的失职了。有许多人要示威,根本没觉察吗?为什么事先不应对以确保和平行进?暴力行为为什么不迅速制止?要用平民的伤亡来做某某"证据"吗?而且独立调查不可能,"证据"就等于无,平民白白死伤!

 

 

发件人:"公盟" <gongmeng@gongmeng.cn> 收件人: "公盟" <gongmeng@gongmeng.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4-18 14:27:1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 公盟评论2008年第十二期(总第七十期) 公盟评论2008年第十二期(总第七十期)

西藏问题反思

许志永

2008-4-9

   毫无疑问,西藏3·14事件给2008北京奥运以及未来的国家统一都蒙上了阴影。作为负责任的中国公民,我认为有必要认真思考这次事件的起因、中央政府的对策以及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关于暴力事件的起因,或许我们可以归结到藏独势力,可以归结到长期积累下来的宗教文化冲突问题,但有一点原因需要特别关注,那就是这些暴力激烈的藏区大都是失业严重的地区。中央给了藏区很多补贴,但是这些补贴很多落到了代表着藏族新贵的官僚们手里。与此同时,大量汉族人来到藏区经营贸易,当地人缺少市场经济竞争力,导致藏人相对失业较多并处在相对贫困状态,于是一些藏人开始仇视外来人员,借机发泄不满。这次暴力激烈的地区,主要是拉萨、安多、甘南等地,而山南地区却几乎没动,这和当地经济状况以及与外来经济的关系直接相关。

  考察中央政府处理这次事件的态度,把达赖喇嘛推到对立面去似乎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在藏人面前批判达赖喇嘛就是诅咒他们世世代代信奉的神灵,这样的大批判只能让全体藏人从内心里远离中国。在国际上,事实证明,试图借助这次暴力事件给达赖喇嘛贴上暴力标签是不可能的。从战略上考虑,这种拿达赖喇嘛的寿命来赌博的心理看起来很精明,实际上既有风险也将会失去全世界的民心。武力、文革式宣传攻势在国内也许有效,但在国际社会很难凑效,奥运火炬传递的麻烦就是后果之一。总体看,计谋有余,大气不足。

  此次事件还需要认真反思我们多年来的民族自治区域政策。多年来民族自治区域政策基本停留在画饼充饥阶段——形式上规划出各个自治区域,但实质上没有给予其自治权利。以立法权为例,立法法明确规定,各省制定地方法规需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而民族自治地区制定地方自治条例则需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批,也就是说,至少在立法权方面,民族自治区域的自治权力不如一般省份大。如果说藏青会代表着西藏老贵族后裔,那么多年的民族自治区域政策已经培养出一大批寄生在现行权力体系下的藏族新贵,除此之外,建立在苏联意识形态上的这个巨大的画饼还有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不断强化少数民族的民族特性而不是国家认同。

  中国解决西藏(包括新疆)问题的方略不在于武力控制,而在于让这里的人们心甘情愿认同中国。如果我们的边疆政策至今仍然停留在依靠“封疆大吏”铁腕治理的时代,苏联的解体就是前车之鉴。这个年代不可能再靠高压实现民族融和,只有自由的力量才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消融文化差异。至少在全球化浪潮的当下,西藏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国内问题。必须彻底调整敌意控制的阶级斗争思维,用真诚才能换来认同,真诚尊重藏人的宗教文化,真诚关心他们的生活,真诚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具体到当下的西藏问题,同达赖喇嘛和解,尊重藏人信仰,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完善社会保障等,是时候了。

   公盟——为了公共利益,The Open Constitution Initiative,网址:http://www.gongmeng.cn,电话:(8610)62111675,传真:(8610)62119521。

 

发件人:"杨" <yzx228@163169.net>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service" <service@vip-chinamail.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4-18 08:38:1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Fw: Re: 杨曾宪稿件

尊敬的anti-cnn及一切爱国网站版主及爱国青年网友们:

    你们好,我非常尊敬并感谢你们。感谢的理由,不少网民帖子说得很多了,不再重复了。我想说的是,在由3.14事件引发的全球华人特别是以“80后”为核心的青年捍卫祖国统一、保卫奥运圣火的“08爱国运动”(由于整个运动将延续到8月之后,所以,我将其称之为“08爱国运动”)中,你们正在用自己的行动,在中华民族崛起史上、在中西关系史上,写下重重的一笔。你们思想与行动的意义,已超出了反藏独、保奥运本身,它在塑造中国形象的同时,也在重塑你们的价值观,使你们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中国、认识西方、认识自己捍卫并建设祖国的神圣使命。而这一切,必将深刻地影响21世纪中国的命运、影响中西关系、影响当代世界史。西方坚牢的政治文化霸权地位可能由此开始动摇。我愿预言:08爱国运动是一个历史性的大事件。如果是“五四”运动,使一代青年挣脱传统文化桎梏的话,那么,“08”运动,则将使一代青年摆脱对西方文化的膜拜;“五四”影响的是20世纪中国,“08”将影响21世纪的世界。

    3.14以来,我在关注你们爱国活动的同时,也在进行着理论思考。实际上,网上已有不少人士在讨论、反思这场运动的意义了。我的思考,由于从价值学角度切入,可能对大家的反思有所裨益。同时,我相信,这些思考也可对爱国理性提供某种理论支持。爱国没有条件;但在今天这样特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爱国却迫切需要理性。我的思考将以公开信形式,分篇发给你们。

杨曾宪,

爱国没有条件、爱国需要理性(一)

——就“08爱国运动”致青年网友的公开信

杨曾宪

爱国没有条件

为了让大家能更看清此次事件的意义,我想先追溯2007年发生的一件同样影响中国历史的事件,这就是《士兵突击》热。《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是个“新人”、新公民。一百多年前,梁启超便提出“新民说”,指出要从公民教育入手,改变国人“责人不责己”、“中国四万万人”皆做“看客”的状况。“新民”是“尽责、守法”的公民。但在梁之后,这种呼吁几近绝迹。我们听到的都是争权利、争自由的声音。但离开“责任”、“自律”,哪来“权利”和“自由”?梁启超的论述,至今没有过时。许多国人的思想行为准则,就是把责任推向社会、推向政府,只为自己争权利(最典型例证,是前年许多人竟一本正经地批评中国的“绿灯”信号时间太短!)。《士兵突击》中,“世俗”的“五班”,便曾是“混”字当头的“看客”;要跻身“精英”的“成才”,便曾以投机背叛为能事;属于“精英”的“老七”,制定法律只让别人遵守(我以下用“成才”为“共名”说事,与原作无关)。例外的是“许三多”,他勇于承担责任、自律守法,其思想行为令人感佩。更令人感佩的,是互联网上2000万网页背后数亿青年网民对许三多的共鸣。我相信,这之中,会不断涌现出一大批“许三多”。中国的希望,就在这批新人身上。

2008年08爱国运动更是一件影响历史的大事。这次感动中国的是,海外华人,尤其青年们,不再做“看客”了,而是自发地、无条件地站出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为祖国辩护、为奥运护航的神圣使命。许三多说:“好好活、做有意义的事”。爱国,就是最有意义的事。一个怀孕8个月孕妇网友写到:虽然我无法现场为中国战斗,“但是,我和肚子里的宝宝一起,从3.14的那一天起,就在做着一个中国人该做的事情”。你们的这种行动,是对“看客”文化的决裂,也是对某些极端自由派观点的颠覆。既然生在华夏土地上、喝着黄河乳汁长大,爱国便是中华儿女应尽职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对此,没条件可讲!我在批判龙应台的文章中曾指出:

有人为自己“爱国”提出一个荒谬的先决条件:不管中国是否在强大、在进步,不管中国人民的生活是否在改善、在提高,他只看中国是否实行西式民主;只有中国实行西式民主之日,他才能“爱国”。我认为,这是可耻的言论。因为这意味着,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无论曾创造出怎样辉煌的文明奇迹、无论对人类进步做出多大贡献,都是不值得他们爱的!既然如此,他们开出的爱国“期票”,对国家、对民族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政治秀,不做也罢!

这里,我还要重申这样一个道理:作为一个现代公民,你有批评或反对政府的权利;但是,即便你有一千条反政府的理由,都绝不能成为背叛祖国的理由!从晚清,到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一直内战、内乱不止。但敌对的双方,无论怎样你死我活地搏杀、无论彼此有着怎样深仇大恨,其中的领袖人物,包括吴佩孚、蒋介石,在爱国和维护中国统一这一点上,都是毫不含糊的!再看伊拉克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与萨达姆有不共戴天之仇,但是,他们同样反对美国入侵,并至今仍是美国的敌人。即便在“自由”的美国,公民可以打到布什,但绝不能以任何方式支持拉登;否则,就是叛国!

国家和民族间,有着复杂的历史矛盾统一关系;捍卫现代国家的统一,不能靠民主,惟有靠强大国力、靠国民爱国精神。中国任列强宰割的时代早已结束了。不论东欧国家怎样“民主”地裂变,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中国的统一,都是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全球华人的第一职责。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没有骑墙折衷的空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就是一个“是”或“否”的问题。主权不能讨论、不容讨论。任何公然支持西藏独立的华人,都是“华奸”(这是一网友建议的指称)!无论DL自己怎样“真诚”表白,无论某些人怎样为之辩护,只要藏独的“宪法”、“政府”存在一天,他就是分裂国家的罪人!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国人中太不缺“成才”了。中国抗战之所以那样惨烈,不就是因为有一支数倍于日军的伪军吗?不就是因为有周作人、汪精卫这样的文化政治精英卖国求荣吗?我之所以认为周作人罪不可赦,就因为他是自觉背叛祖宗的。近年来,我曾在美国、欧洲小住过。看到马路上极少数“中国人”天天以造谣抹黑中国为业,看到某些反华电视、报纸、网站,天天以辱骂鞭笞中国为荣,听到某电台热线中天天有人在“代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向西方呼救,我真的感到义愤,更为有这种黄皮肤的“同胞”感到耻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逢中必反”,已从政治异议人士变成支持Z、X、T独的汉奸、华奸了。这些令人不齿的“成才”们,为了一张绿卡、或一点私利,就不惜抹黑、唱衰并背叛自己的祖国,甚至公开为藏独摇旗呐喊。此次藏独反奥运事件背后,隐藏着西方强大的反华势力;但这次阴谋之所以能实施,却与华奸们直接相关,他们不仅直接为西方政客提供干预中国的“政治炮弹”,而且甘当反华雇佣军,走上伦敦巴黎旧金山的街头!

正如众多网民所指出的,这种状况不仅是对我们的国家不公,更是对中华民族的公然挑衅!这次,海外华人青年挺身而出,理性但大声地发出了抗议,践行了一个爱国者的责任。一个70后的青年,不顾父亲的反对,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反藏独活动,然后在帖子中写道:“对不起,我的祖国,现在的我是这么的弱小,我为你做的只能这么多!”这番话让我深深感动。我想说的是,只要尽心尽力做了,你就是祖国的好儿女,就值得我尊重、值得全中国人尊重!尽管这次借助互联网形成的强大爱国阵线,未必能彻底战胜西方反华实力,但却能有效铲除滋生华奸的舆论环境和文化土壤。

一个WQY的可悲下场,正在警示教育整个70后、80后、90后青年;如果像WQY这样的政治“精英”从此后继无人,那么,西方反华势力将遭到空前惨败!而这,也意味着海内外华人这场捍卫祖国统一尊严的战争,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08爱国运动,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后,祖国形象在西方被少数华奸肆意侮辱糟蹋的历史,将会终结;那些在抹黑中国摊位上“打工”的中老年华人,可能会被他们的子女劝退,或者被街对面的五星红旗吓退;最终,华奸将会消失在海外!待到那一天,我们回过头来,就会更加看清08爱国运动对中华民族崛起,有着怎样的划时代的意义!

全球华人——华人、华侨、华裔,港台同胞、各民族同胞的空前大团结,就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最伟大的胜利!为此,我们真该好好“感谢”西方反华势力,是他们让我们真切地懂得了,强大的中国、中国的强大,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是多么地重要!

 

为什么西方在人权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

——就“08爱国运动”致青年网友的公开信(二)

杨曾宪

爱国需要理性

我在一次次被海内外青年爱国行为感动的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了他们内心的震惊、委屈、无奈、失望、困惑、痛苦和愤怒。从3.14拉萨到4.7巴黎,大家已经看到,我们面对的是又一支肆意践踏中国主权、毁灭中国形象的“八国政治、新闻联军”。如同当时八国联军一样,他们在肆意欺负、羞辱的中国时,面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或罪行)则毫无悔意。这让许多爱国青年惊诧莫名:无视惨死在暴徒手下的花季少女,却把昔日农奴主捧为自由象征,西方人标榜的自由、人权哪里去了?他们怎么能如此近乎无耻践踏自己主张的原则呢?友好多年的西方“朋友”怎么突然变成我们的“敌人”了呢?

其实,问题并不完全在西方,也在我们自己的健忘或幼稚。尽管今日中国早已不是100年、60年、30年前的中国了,但美国依然是那个美国,英国依然是那个英国;西方国家政治、文化、新闻价值体系早在一、二百年前就几乎定型了。他们的意识形态从来没变,他们统治世界或用自由主义改造中国的“野心”或“热情”从来没变,变的只是国人对西方的价值态度。“老师”忽而“强盗”、“敌人”忽而“朋友”,一百年来,由于中西政治关系变化、由于中国知识分子价值立场否定之否定,西方对中国的角色才发生了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自由主义又大面积地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影响到我们许多人,所以,这次当某些西方“朋友”再次暴露出“强盗”嘴脸时,大家又因此感到了痛苦和愤怒,如同百年前爱国知识分子一样。痛苦和愤怒,必然促使爱国知识分子又一次集体反思。而这将是一次影响更为深远的反思,因为参与者不再是极少数精英,而是整个70后、80后、甚至90后的青年学子,这是将决定21世纪中国命运的一代人。

我这里将讨论的,就是大家反思时必然涉及的几个问题。

一、为什么西方在人权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

西方在人权、自由、民主等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双重标准,这并不奇怪。人权、自由、民主都属于价值范畴;价值不是科学,而是有主体的存在。抽象的价值,一旦代入具体主体,彼此对立的情况便是经常发生的:对一方的“好”,可能就是另一方的“坏”。特别是在社会领域中,抽象的价值原则,一旦便成价值实体,便是有利益主体、有权利边界的——除非将来人类进入“大同世界”。而有了利益,就难免有冲突;利己的绝对“自由”,就是损人的绝对“奴役”。西方的这种伪善“自由”,历史极为悠久,只是过去“兼对内外”,如今“内外有别”而已。我分别加以阐释。

西方自由民主体系,其历史逻辑起点并不是人权,而是资本的权利。当初的所谓自由、民主,都是服务于市场主体——资本家的。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工人拥有的,只是被剥削的“自由”。至于西方列强在开展“自由贸易”过程中,在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中,对印第安人、非洲人、华人所犯下的灭绝种族、毁灭文化的罪行,那更是罄竹难书!请注意,当时西人犯下这些罪行时,都是经过合法“民主”程序,有着“正义”理由的。如我在讨论伊战文章中指出的:“19世纪,中国曾被西方列强——西方文明国家轮番侵略。他们在开战前,在其国会中都是要辩论的,也是要获得国内民众支持的。为什么号称民主、信奉自由理念的西方议员、西方民众会支持这些侵略战争呢?就因为中国人当时被愚昧专制的皇帝统治着,因为中国野蛮人残酷地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大烟)、杀了传教士等等,每个理由都是充分正义的!”。我们同时不能忘记的是,西方民主国家在统治殖民地时,也是从不讲民主的。包括英国,统治香港一百多年,总督专制,无人说三道四。临到香港快回归中国时,英国却“突然民主”起来,然后借香港民主问题,不时对中国说三道四!

一百多年过去了。今天,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妥协的基础上,其人权自由民主权利已基本为全民享有,其资本主义政治中已兼容了某些社会主义因素。这是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也是西方文明进步的体现。但是,这绝不等于欧美国家要让全人类共享其自由民主权利——这也是许多留学生此次认清的一个道理。既往,由于许多人看不清自由主义的价值本质,这才有上当之感。实际上,西方国家今天要输出依然是价值原则、价值概念,而不是价值实体;西方国家对外依然是双重标准。

关于自由的双重标准,无需再多说了。西方国家的自由,从来是利己的。过去是他们的军舰自由进入别国领土,今天是欧美商品自由与各国贸易、各国人才自由进入欧美。但是,他们却绝不让别国劳工自由入境;即便非法进入,也享受不到该国公民的自由民主权利。至于自由贸易方面,欧美国家在中国加入WTO前后出尔反尔地表演,令世人脸红,因无关题旨,此处不做讨论。我们重点谈一下西方在主权与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在国家主权层面上,他们内外有别;在人权层面上,他们自相矛盾。

西方国家的主权,从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内,西方国家的绝对是“主权大于人权”。西方自由主义者,永远是坚定爱国主义者(这与中国某些极端自由主义者恰好相反)。由于他们的坚定支持,西方政府在捍卫国家统一、镇压社会动乱时,都绝不手软。他们的北爱问题、魁北克问题、科西嘉问题,从来不容别国讨论。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英国该用大炮说话时就用大炮说话,也从不谈判妥协。法国镇压巴黎骚乱时,警察出手时没有什么“克制”可言。但是,对外则另一回事了。当美国以莫须有罪名入侵伊拉克时,当欧美国家国会公开辩论,干涉中国处理西藏事务时,他们是那样地“理直气壮”。他们的“理”何以“直”、“气”何以“壮”呢?就因为他们依仗自己在国际关系中的强势地位,自封为“国际法官”、“国际警察”。既然是“国际法官”、“国际警察”,利用他们掌控的“人权”解释权,随意干涉他国内政,便成为他们的特权;而“人权大于主权”,则是他们对外的国际关系准则。

西方国家都是靠侵略起家的,他们的国家利益从来都延伸到了国外。今日世界,民主、平等观念日益普及,传统的炮舰政策无法推行了,于是,“人权”便成为他们的最佳“武器”。这好比穷人家一只元青花被强人看上了,明抢暗偷,既缺德更违法。于是,强人便制定了“人类共同遗产保护公约”,以穷人无法保护为由,堂而皇之地“和平”拿走文物,既满足了自己私欲,又可自我标榜为人类道德楷模!如此招不行,就干脆称元青花具有“大规模杀伤力”,武力夺走;武力之后,自己则变成了世界“和平卫士”。今天的欧美国家及政客,干的就是这般勾当!

事实的确如此。人首先要“活”,然后才有“权”,人权须建在人道基础上。目前,全球每年约有600万儿童因饿而死,亟须救援。而美国只要拿出伊战军费的十分之一做基金,就可使全球儿童不再被饿死。但地球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无关美国国家利益。至于说各国国内人权问题、人道灾难问题,许多非洲国家比伊拉克严重得多。但地球人都明白,对美国国家利益而言,中东比非洲重要得多。所以,美国能果断从索马里撤军,也能果断入侵伊拉克。今天,美国国内反战呼声很高,那是因为死了4000美国大兵,而不是数十万伊拉克民众。伊拉克人的“命”与美国人的“命”,是不能享受同等人权的,不能被涵盖在同一“人权”范畴内的。这样例子太多了,有时西方世界自己也看不过:其它国家做不得、不准做事情,美国就做得,譬如对嫌犯动用酷刑。但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了保护美国的人权而牺牲非美国公民的人权,这很正常。

基于同样道理,西方国家关心中国人权状况,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中国的人权的确存在问题,需要伴随着民主法治的进步而改善。但当西方一次次把“人权”当成政治武器,企图干涉中国内政、搞乱中国时,恰恰使“人权”变了质、变了味。西方人权卫士,这次之所以让华人彻底看清其卑劣用心,是因为:

其一、他们支持的“人权”角色,实在太丑陋了——怎能支持一个农奴主争人权呢?我当年曾看过西藏农奴制展览,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至今不能忘却。旧西藏,那是人间地狱,离现代人权何止十万八千里!

其二、他们编排的西藏“人权闹剧”彻底演砸了!3.14事件,如果没有现场录像,如果中国警察当时就开枪(这很正常),那么,中国政府肯定就真掉入西方预设的“人权”陷阱了。问题是,当时中国警察手中只有棍和盾,连自身安全都难保!

其三、他们的无耻“编导”水平超乎常人想象。令国人震惊震怒的是:明明“闹剧”演砸了,西方舆论仍按既定“脚本”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把暴乱称为“和平示威”,把杀人放火暴徒,美化为“人权勇士”,并给中国政府按上“武力镇压和平示威”、“践踏人权”等罪名!待到法国政客们在“自由之都”巴黎,一面导演抢夺奥运圣火的闹剧、一面指责中国圣火护卫队为“暴徒”时,全世界的华人都看得很清楚,他们哪里是关心什么“人权”,分明就是要借此煽动并公开发泄对中国的敌意!

现在,国人已清醒地看到,只要中国不臣服于西方世界,那么,我们无论怎样小心翼翼地按西方游戏法则出牌(奥运游戏及其规则都是西方的),都永远是错的,西方就永远不能放下“人权”大棒。他们会想尽各种办法,支持Z、J、T独实力、支持海外“华奸”诉求,引发国内“人权”运动……。因为在所有遏制、颠覆、妖魔化中国的手段中,这是最廉价、安全边际最大的一招了——“人权卫士”几乎不需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中国却要遭到惨重损失。

 

为什么西方国家能掀起反华浊浪?

——就“08爱国运动”致青年网友的公开信(三)

杨曾宪

二、为什么西方国家能掀起反华浊浪?

30年前,中国停止了妖魔化欧美国家,“发达国家”取代了“帝国主义国家”概念。不仅如此,由于国内传媒很少刻意暴露欧美国家阴暗面,以至使很多国人一直把欧美国家当做“人间天堂”。但西方却从没停止对中国的妖魔化,身居海外的华人,几乎天天都能听到各种反华“噪音”。只是由于我们总认为这噪音源于极少数反华分子,所以,不把它太当回事。但在3.14事件中,境内外藏独势力密切配合、西方“八国联军”协同动作,反华的“噪音”已演变成由各国政客摇旗呐喊、暴徒们赤膊上阵、公开分裂中国破坏奥运的反华政治事件了。国内外华人在奋起抗争的同时,也在反思:中国诚心诚意与西方为善几十年了,为什么西方依然能掀起这般反华浊浪呢?其实,答案已写在许多华人的帖子上了:归根结底,就是中国强大了、崛起了。这里,我想接着网友的帖子,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1、西方怕中国改变世界政治版图的“颜色”。

尽管我们无数次地表明,中国是和平崛起,永不称霸,但西方大国崛起时,没有不对外侵略的,他们不相信中国能例外。即便中国军事上不称霸,经济上对西方也是“威胁”。因此,多年前的中国“崩溃论”,早已变成了中国“威胁论”。应当说,西方国家(包括民众)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属“国之常情”,是可以理解的,中西之间也是可以沟通的。但问题是,坚持不走西式民主道路且日益强大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产生的影响力或示范、聚集效用,却是西方无法容纳和接受的。他们害怕在世界上又出现一个对抗西方的阵营,害怕中国改变世界政治版图的“颜色”。因此,用“人权”、“自由”“武器”,促使中国接受西方价值观、实行西式民主,这是西方国家基于国家利益的共识,也是他们的“阳谋”。称其为“阳谋”,是因为在西方话语中心世界里,这些“武器”外面都镀着灿烂金光,是可以摆在桌面上的。每届美国总统到中国讲演,都要提这样的“殷切期望”。西方支持这一“阳谋”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中国向西式民主转型失败,政治动乱、经济萧条,西方坐收渔利;如果转型成功,接受美国的政治统帅,中国便不会成为西方心腹之患——后文会讲到,这恰恰是欧美政治幼稚病的表现。为此,欧美国家在这方面掏钱,是很大方的。各种反华舆论工具有欧美政府的经费支持,这也是公开的秘密。

2、欧美政客煽动反华捞取政治资本。

在欧美民主政治中,政客们的任何政治作秀,都要记录在案,接受舆论和选民监督的。如果面对国内问题表态,政客们要承担相应风险责任,安全边际小。但面对国外问题表态,情况则不同了。由于中国不属于西方世界、由于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更由于中国与西方经济摩擦事件日益增多,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政客特别是议员们,如果说中国好话,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而站在反华立场上,拿中国开刀,则是既能博得掌声,又不承担任何风险责任,这绝对是“稳赚不赔”的政治买卖。不仅如此,把中国当作替罪羊,还可转移选民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推卸政府的责任。譬如,德国的牛奶、肉类涨价了,原因是中国人喝奶多了、吃肉多了!反华政客此类“高见”,令人叹为听止。遗憾的是,由于西方国民中的“许三多”太多了,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无人去对质,久而久之,被妖魔化的中国形象,便深深刻在西方公众脑海着。这反过来,使西方公众更容易被反华力量煽动,这便是此次3、14事件中,西方公众支持藏独的原因。

3、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自觉支持

人类现代文明源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在当今世界上居于无可争议的霸主地位。这之中,便包括西方自由主义价值体系。我后文会讲到,中国绝不能排斥西方文化,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当代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势力的空前强大,西方知识界左派力量日渐式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我感觉空前良好,他们向中国推销西式民主的热情也空前高涨。因此,在支持藏独的西方新闻界或知识界人士中,有些人既非刻意反华、也绝非被收买利用,而是基于自由原教旨主义的自觉行动。他们是“真诚”希望中国进入“自由世界”。这是西方反华政客往往得到知识界支持的重要原因。

4、中国缺少打破西方舆论封锁的文化软势力。

3、14事件留给中国自身的教训也是很深刻的。西方几乎用最小的代价,换回巨大的妖魔化中国的政治效果。他们境内点火、境外冒烟、媒体煽风、政客浇油,在很短时间内,就把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绑架到西方“人权”祭坛烧烤;如果不是全球华人群情激愤,他们现在可能正弹冠相庆呢!这其中,最大的教训,是我们低估了西方舆论的力量,缺少打破西方封锁的有效措施,缺少与西方打媒体战的经验和人才。结果,我们处处被动,真实被谎言掩盖了、辟谣的速度超不过造谣的速度。第一时间的一个谣言传播开来,第二时间的100个辟谣也无法澄清事实。这些教训,日后应专门研究。我认为,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中国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缺少能与西方对话的理论话语体系。在经济学领域中,目前这不成问题,中西官员可用西方经济经济概念交流谈判。但是,在政治学领域中,对话却是很难的。中国的特色政治,目前的理论话语只适用于对内宣传,无法对外传播。因为很多概念,只要翻译出去,就会掉入符号陷阱中,变质、变味。譬如,在“专制/自由”对立的西方话语体系中,中国只要被解读为“专制”,那么,你就无法阻止西方人的联想,反华势力正是由此把“北京奥运”与“纳粹奥运”关联在一起忽悠西方公众给中国抹黑的。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坚持韬光养晦,“两耳不闻兔子叫,一心只管种豆子”,不让海外反华势力干扰国内改革建设发展。这是对的。但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大国,中国经济政治势力已影响全世界,我们必须正视提升文化软势力问题,以有效突破西方舆论封锁、文化垄断。需指出的是,靠弘扬国学完成这一任务,是南辕北辙,新儒家要改造西方世界,那是痴人说梦。惟一路径,是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创建能为中国道路合法性辩护的现代政治理论。

 

为什么中国不实行西式民主?

——就“08爱国运动”致青年网友的公开信(四)

杨曾宪

三、为什么中国不实行西式民主?

这是个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是事关中国未来走向和中西关系的重大问题。从深层理论上阐释,这是个复杂价值政治学问题,此处不能展开;但从浅层事实层面上阐释,它却是个简单的、甚至不成问题的问题。

以往人们争论中国能不能实行西式民主时,实际上把它变成了一个国民文化素质问题、文化接受能力问题。而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百年前,中国已实行过西式民主了。当时革命派否定君主立宪主张时就说过:“西式民主”很容易,不就是一人一票嘛!的确如此,建立西式民主政体,是再容易不过的一件事了:抄一部美国宪法,然后一人一票、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政党轮换。当今世界上,连落后的非洲国家都西式民主了,连小小不丹都“民主”了,在今天中国搞这一套,还有什么难度呢?

因此,真正的问题应当是:中国实行西式民主以后将会怎样,后果好不好。这是一个价值选择问题、价值真理问题。价值选择,是选择“好”;价值真理,是要认识本质的“好”。作为社会政治制度,“好”、“本质好”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百姓幸福。任何时候,政治制度本身不能成为判断自身好坏的标准。中国曾“政治挂帅”好多年,而且自我感觉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结果呢?差点被“开除球籍”。今天,主张中国实行西式民主的先生,同样是举出西式民主的“好”、本质的“好”,或者最不坏的“好”。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如果只看今日欧美发达国家,答案肯定是“是”,但如果放眼全球120多个西式民主国家,答案则是“不一定”。

加拿大一位学哲学同学曾信奉这套理论,我给他出一道题,请他的老师回答:当今世界上实行西方民主制的国家,为什么70%的国家至今仍欠发达或依然贫困落后。他的老师不错,给出了正确答案:30% 的民主国家发达,是因为“民主”;70% 的民主国家出问题,也是因为“民主”。其实,对当今民主国家会出现这种“三、七”现象,法国思想家托克威尔150百年前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给出了解释。他指出:“美国的联邦宪法,好象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因此,墨西哥即便照搬美国宪法,也不能使它像美国一样富强;不能富强的原因,是墨西哥缺乏美国民主的“民情”。托克威尔的预言后来被历史验证了。拥有同样悠久民主史的墨西哥,尽管近年来发展不错,但依然没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且被中国迅速超出(1970年墨GDP总值约为中国1.5倍,2007年中的GDP总值是墨的4倍)。

实际上,今天的墨西哥已可归于“三”之列了,在属于“七”之列的国家中,有不少“民主”一、二百年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因“习惯性政变”、“周期性动乱”、“鲸吞式腐败”拖住了发展的后腿,许多国家陷于重重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中,连温饱都解决不了,公民除有“一票”外,没得到任何民主制度之“好”。20世纪末期,许多国家比原来更穷了,海地、利比里亚是其中典型,张维为先生考察的国家很多,例子很生动,我不做重复。甚至连印度,这个发展势头较好的“民主”了60年的国家,依然有“要饭”的(这是某中国学者观察结论。请注意:“要饭”不是“要钱”;要钱的乞丐,美国不比中国少,在纽约坐地铁天天能碰上)。

当然,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甚至比某些属于“七”之列的国家严重:贫困、腐败、社会不公等等。但问题是,整个20世纪,世界上能找到一个因实行西式民主而富强、清廉、公平,摘掉落后帽子的“后发”国家吗?没有,一个没有。如果回答“有”的先生,请先举例。现实中,反例倒俯拾即是。迷信“民主”药方的先生,凭主观推理,“一人一票”可保治百病,可带来种种“好”。但实际上,却连腐败都治不了。我在巴西考察时,曾无数次地问当地人,既然你们知道某市长是贪官,为什么还选他呢?答案很简单:他有钱,穷人需要钱。期望“民主”之日,国民天然就有民主素质的先生们,如果不能出国调查的话,可以找个农民工问问,当地的选票多少钱一张,然后就可推断出中国“民主”前景了。“一人一票”能否发挥“好”的效用,关键不在“票”,而在“人”,在托克威尔说的“民情”。

所谓“民情”是什么呢?是价值观。略加观察就会发现,归于“三”列的民主国家,大多数是基督教国家,少数是天主教国家和受英美文化长期浸淫的国家或地区,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基督教价值观(或新教伦理)支持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道理,西方学者同样早就阐述过了,这里不赘述。但美国自己不信这套理论,坚持向外推销西式民主,且衷心希望把伊拉克打造为成功样板。正如我在伊战刚开始时指出的:“美国文化所固有的直线思维方式恰恰使美国人天真地相信,他们可以输出民主制度和价值观,以给整个世界带去民主自由的福音。为此,美国人总是真诚地相信政府的宣言,让政府拿纳税人的钱用火枪、大炮、用战斧式巡航导弹输出美式自由价值观。越战,曾使美国人严重受挫,但正如唐老鸭从不承认失败一样,近些年所向披靡的胜利,使老美的老毛病又犯了。但当他们想用美国制度改造伊拉克、改造阿拉伯文化时,却铸成大错了。这场战争难免会让美国人重患神经衰弱病,如越战时那样”。五年过去了。今日伊拉克什么样子,不需多说了,美国眼下焦虑的是如何从伊拉克脱身!

以上是共时性分析,从历时性角度分析,即便是基督教国家,它们今天的富强、公平、相对清廉,也是数百年民主传统、法治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除美国只有400年前的“五月花”外,其它国家在“民主”之前,还都有数百余年的专制宪政发展史,甚至都有一个威权政治强人;再由此前溯,西方还有2000多年的民主政治文化传统。遮盖这些历史事实,把西方现代文明成果的“好”仅仅归于西式民主政治,那是无知外加自欺欺人。根据我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中国许多正直、善良、幼稚的自由派人士,本质都是形“右”实“左”。他们为弱势群体呼唤公平,为解决贫富差距、官员腐败寻找良策,所以,看到了欧美的诸多“好”,便寄希望于西式民主。他们不懂得,向西式民主本身寻求社会公平,等于缘木求鱼。道理很简单:如果二百年多前,欧美国家的民主制度能解决富裕和公平问题,那怎么会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有席卷全球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呢?他们不知道美国直到20世纪初,政治腐败依然非常严重;他们不知道,“民主”在西方主流文化中,曾是很负面的概念;他们不知道,直到今天,在拉美国家里,左倾社会主义思潮仍在知识界占重要甚至主导地位。我在巴西看到的镰刀斧头标识,比中国多得多。我确信,如果今天世界仍处在1930年代社会主义鼎盛时期,中国的许多激进“右派”,都是铁杆“左派”!

因此,我的结论是:自由、民主是现代文明语境中普世价值原则,但西式民主政体却不是普适价值真理。两者的区别在于,作为价值原则,自由、民主没有特定主体、特定条件,它是现代文明进步成果和标志。中国要建设现代文明国家,就必须接受这些价值原则。但作为价值真理,西式民主政体却有特定主体、特定条件。我们要明白:“价值”不是“事实”,“事实”作为“在”是不能异变的,而“价值”却可能异变。这样,同样的价值,只有对特定主体才是本质的好,才是价值真理。一旦离开特定主体,便可能是本质的“坏”,是负价值真理。举一个通俗的例子。青霉素是现代文明产物,具有“普世价值”。但青霉素是否是“普适”的“价值真理”,因人而异,因年龄而异。有些过敏体质的人,青霉素可能致命,是负真理价值。即便体质不过敏的人,如果儿童用了成人的量,青霉素同样可能致命。道理就是这样简单。

民情不充分支持西式民主的国家,其延续百年的贫富差距、腐败问题,几乎是不治之症(巴西漫山的贫民窟就是一例)。民情支持西式民主的国家,实行西式民主前也要先解决宪政法治问题。总之,西式民主不是任何国家、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最佳政治制度。至于中国的民情如何,我在批判儒家仁爱、批评季羡林先生的文章中阐述很清楚了,这里不重复。遗憾的是,眼下的国学热,不仅不批判传统价值观,反而无条件弘扬,如此文化建设与现代民主政治建设,恰恰南辕而北辙,不能不令人忧虑。

实际上,脱离“经济”侈谈“政治”,这本身就是非科学的。任何政治制度首先是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前文说过,西式民主的逻辑起点是资本权利,民主政治首先是为了发展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在高速发展之中,为什么一定要打断这种发展进程,建设预后很坏或不确定的西式民主政治呢?我认为,排除西方影响之外,关键是极左思潮影响犹存,只不过主张的内容变了。曾几何时,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是先进的,资本主义是落后的,政治决定一切;现在,某些人不过是倒了过来,认为自由主义是先进的,社会主义是落后的,还是政治决定一切。过去,我们是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今天,某些人是要跑步进入自由主义。过去,我们为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脱离国情,吃了大亏;现在,某些人为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后果不同样可怕吗?过去,我们从理论上推导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出发,揭露出西方无数阴暗面来,美化自己:“社会主义就是好、就是好”;现在,某些人从理论上推导出西式民主优越性出发,揭露出中国无数阴暗面来,美化西式民主:“西式民主,就是好、就是好”。某些人的这种美化功夫,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譬如,歌颂印度的贫民窟,认为那里才闪烁着“民主光芒”!如果说贫民窟也是“好”,西式民主当然是绝对真理了。就像某人迷信青霉素,不信中药,宁肯致残、致死,也要吃,那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为什么中国拒绝西方的“新闻自由”?

——就“08爱国运动”致青年网友的公开信(五)

杨曾宪

四、为什么中国拒绝西方的“新闻自由”?

西方传媒,是此次08爱国运动的真正导火索。西方媒体一直把他们对西藏歪曲事实的报道归咎于中国的“新闻封锁”。一些善良的人们相信了他们的谎言。后来,他们进了西藏,在暴徒放火杀人现场拍了照片。但结果呢,5个花季少女遗照没出现在西方主流媒体上,谎言仍在延续。再后来,伦敦、巴黎,爱国华人数千人就在西方记者眼皮底下为奥运火炬助威,没人“封锁”消息。但结果呢,这些事实依然没出现在西方主流媒体上。这让那些亲临现场的爱国学生震惊!

“如果说之前我还对法国的媒体和自由平等的口号还没有完全失望的话,那么,今天的亲身经历让我对他们彻底不再信任了。是他们给了我媒体公正客观的概念,是他们告诉了中国人平等自由概念。但是今天……这些个闪闪发光的美丽词汇的破灭对我造成的伤害之大连我自己都没料到。”“法国这‘自由客观’的媒体啊,这简直比共产党的控制要厉害多了。看来这新闻的自由和客观咱是还得向法国人学习啊,咱们学的还不够彻底,所以他们给咱们意见了。”在中国学生震惊、震怒之后,CNN便变成谎言的代名词!这真是莫大的讽刺。而这,也自然让我们反思,中国为什么一直拒绝西方的“新闻自由”?我把“新闻自由”加上引号,并不等于他们的“自由”全是假的,只不过那是基于西方价值观的“新闻自由”。而这,便涉及到我们如何认识西方“自由”的问题了。

中国人理解的“自由”,是充分享受权利,“自由”,就是我要去做的;西方价值观中“自由”,首先意味着一种责任承担,一种行为自律。大家知道,荷兰是最自由的国家,连吸毒都自由,我便平生第一次在那里闻到了大麻的“香味”。但那是黑人在吸,荷兰有吸毒自由,是因为真正的荷兰人自觉地不吸!同样道理,在3、14事件及后续报道中,西方主流媒体记者、编辑几乎步调一致地“自由”地不报道事件真相,“自由”地为藏独分子提供最大的新闻舞台。其实,这体现的是西方新闻界一直以来存在的双重新闻标准:

凡是西方国家内部新闻,新闻记者遵循维护人权、自由的原则,连涉及有色人种的词汇,也要慎重;凡是西方国家外部新闻,则以本国利益为重,“自由”地选择。伊拉克战争中血腥画面,记者们“自由”地把它们弱化了。

凡是西方国家出现政治动乱或人道灾难,那是个别人物、个别事件,没人用这些新闻拷问西方民主制度;凡是非西方国家,出现了同样的政治动乱或人道灾难,那肯定是政治新闻,西媒不仅要“深度”报道,更要拷问其政治体制。

凡是打着支持西方民主旗号争取“自由”、制造“动乱”的势力,即便践踏人权、自由,西媒也要支持这种势力,因为这是捍卫西方价值的大是大非问题。凡是镇压上述“自由”人士的行为,无论是否合法,都是严重暴力行为、严重侵犯“人权”事件。

总之,有选择地失明失聪,是西方媒体的“自由”。留学生说,西媒不控制比控制还厉害,是有道理的,因为对这种“新闻自由”,外界是不能“干涉”的。借3.14事件,我们终于看清了中西之间,在“新闻自由”问题的理解分歧了。西方知识分子,其价值观与其民主体制是一致的,他们懂得“自由”地维护自己国家的最高利益。中国少数极端自由人士或异议人士,他们需要的“新闻自由”,只是迎合西方需求、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自由”。他们的“新闻”中,有多少事实,只要看看其报纸听听其广播就知道了——根据他们的“新闻”,中国共产党早不存在了。因此,中国政府所抵制的,并不是国外的新闻——中国人了解世界的事情比任何国家民众都多——而是由各种“自由”谣言组成的政治噪音。隔绝这些噪音,并不是害怕真理,而是为了给国内提供一个聚精会神搞建设的舆论环境。如果中国不搞防火墙,“自由”造假的新闻天天在中国传播,中国政府天天辟谣,我们还有安定的建设发展环境吗?

同时,我也认为,中国需要自己的新闻自由,让国内公众在第一时间了解事实真相。像此次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遇到的种种藏独破坏活动,像国外政要的不友好言行,通过我们的媒体告诉民众,效果就很好。否则,这本身就又成为西方的新闻了。当然,过去西方批评中国封锁新闻,现在,又批评中国在煽动民族主义。而这,恰恰说明他们心虚了,害怕中国人知道真相了。今天的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了,把事实真相第一时间报道出来,正表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充满自信的态度面对世界!

 

为什么留学生“出了国更爱国”?

——就“08爱国运动”致青年网友的公开信(六)

杨曾宪

五、为什么留学生“出了国更爱国”?

出了国更爱国了”,这是绝大多数(WQY之类除外)出国留学生众口一词的说法。如果说以往这只是表达爱国情怀的话,那么,在08年,它直接表现为留学生的爱国行动。这是很值得反思的现象。当然,爱国没有条件,源于祖国的血脉关系,爱国是一种“本能”:“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太深沉”。但今天,海外学子爱国,眼中含着的往往是激动的泪水。

3、14之后,一位海外异议人士给留学生写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希望留学生们不要相信大陆对西藏的歪曲宣传,同时提出谆谆希望:100年前,留学生们把西方民主文明带回国内,推翻了满清专制统治,因此,今天的留学生要继承前辈“光荣传统”,同样回国干一番“大业”。遗憾的是,今天留学生没人相应他的号召,反倒是齐刷刷地站了出来,力挺中国。如《纽约时报》4月13日《忠诚的中国青年》文章所承认的:西方对中国施压,大大激发了中国青年的爱国情。中国年轻人“是你能遇见的最爱国的人群之一……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对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理直气壮地感到骄傲。他们的爱国心和自豪感常常表现为毫无疑问地支持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尤其如此”。从海外学子的帖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印证这一点:海外留学生包括广大爱国华侨、华裔,他们几乎都持“三个充分肯定”立场:充分肯定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伟大成就;充分肯定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因此,今天的海外学子和华侨“更爱国”,是有特定政治内涵的爱国主义。我同样是出国之后,才了解、理解这种“更爱国”情怀的。我在巴西、美国、欧洲接触一些老华侨,他们“更爱国”情怀可以用“滚烫”形容。他们讲的道理很朴素、很简单,因为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迅速使中国强大起来,才使他们的腰板挺了起来!而对于出国留学、创业人员而言,他们的“更爱国”,则源于他们对中西政治体制、社会现状、发展状况的理性比较。这之中,分析起来有三层原因:

1、出国后避开了国内的种种社会矛盾、利益冲突。

2007年,中国刚迈入人均GDP2000美元门坎。据学者研究,人均GDP 1000-4000美元之间,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社会高危时期。而中国作为历史悠久、国情复杂、人口最多的大国,引爆危机的因素更多。从社会发展角度讲,中国曾存在三千年历时性的社会发展阶段差异:从原始社会、农奴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要让这些不同社会的国民共同步入现代文明。从生产力发展角度讲,中国曾存在二千年历时性差距:从古老的犁具、水车到工业化、电子化机器,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要消灭这种差距,齐步进入现代化工业时代。从资源环境条件角度讲,中国不仅各地区间的差异巨大,而且总体相对贫瘠。从文化结构角度讲,中国的多民族,多宗教共存情况,为世界少有。从经济发展角度讲,近代以来,中国外患内乱不断,使中国痛失多次现代化发展机遇。特别是1960年代,日本和亚洲小龙腾飞之机,中国却陷入十年浩劫中,到改革开放前,已落后周边国家地区数十年!从人口角度讲,中国每年需解决1千多万新增人口就业问题,这几乎是一个小国人口。这样,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阻力,超出了世界上的任何国家。

正由于上述中国特殊国情,尽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从政治国家向法治国家、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从宗法社会向公民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以及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型、转化过程中,各种政治社会经济矛盾必然集中暴露出来。再加上贫富差距、分配不公、腐败、通胀、“三农”、就业、教育、医疗、住房、股市、环保等问题的客观存在,每日面对这些问题的国内民众,从离休干部到出租司机,难免有牢骚。由于中国的传统儒家价值观中,没有自由、民主等等现代文明基因(新儒家面向西方文化“开”出的“新论”,都是偷换概念的结果),又由于改革之前,中国政府是全能政府、个人是单位人,所以,如我开篇指出的,国人至今缺少公民观念,这样,遇到问题,“责人不责己”,牢骚便更盛。像“股市上涨,获利是自己本事;股市下跌,亏损责任全在政府”(当然,中国股市的问题,政府部门确有责任),便是典型一例。但价值观归价值观,现实有问题、生活有困难,人民有意见、发牢骚、骂政府,这是很正常的,也是民主社会中公民的权利。出国人员,因为避开了这种种矛盾,所以,他们的爱国情怀便更纯粹。

2、出国后明白了西式民主不是万宝金丹。

此前早有人指出,建议国内牢骚太盛的人争取出国看看,看完后,牢骚便少多了。事实的确如此。人在国内时,只顾发牢骚怨政府,待到了国外才发现,原来社会问题,各国皆有;政府与民众矛盾,是共性存在。国内一些积极主张西式民主的网民或写手,大都处于对西方的无知,才把共性问题归于中国政治体制问题。一网民拥护西式民主,其理由是“中国城管打人”。他似乎不知道,美国警察打人特别是打黑人的案例,屡见不鲜。即便合法执法,美国警察也严厉得很。中国人到美国后开车很规矩,是因为违章被抓,警察不和你理论,先给你上手铐(我的朋友说他享受过手铐待遇,我不太信,后来亲眼看到,才信了);戴手铐的滋味不好受,所以,就不违章了。一位写手,指责中国铁路服务不好,听说欧美如何好,因为人家有民主监督。欧洲铁路多数不错,但美国铁路却是无法恭维:客车准点是例外,晚点属正常,而且不是晚一、二小时的问题。但美国人对此却毫无脾气,这位作者去了,同样也没脾气——你总不能给美国开出学中国的药方吧?我在各地乘出租车时,发现出租司机骂政府的理由更是五花八门。有一个司机大骂政府领导不好,因为堵车太厉害了,不如西方国家。我问,西方那个大城市不堵车?他无语了。

一位网友说,他1990年代出国挣钱,最初,西方让他惊喜。但随着对西方国家认识的深入,他有了新结论:“不过如此。和我们一样。”“罗马的街头一样满地烟头,里昂的火车站一样脏乱差,老外一样席地睡大觉。纽约SB一样在餐馆里高声喧哗。堪培拉一样为了项目而贿赂官员,官员也一样喝着洋酒泡小姐。巴黎的愤青一样晚上砸玻璃……”。接着写下去,还有很多:美国的无家可归者,几乎成为永恒的市井风景;纽约的中央公园,几乎成为他们永远的“家”;高犯罪率使人们缺少安全感,不少留学生在欧美都有被抢的经历,我出国次数不多,也“荣幸”地遇到过……。当然,这样写未免片面,尽管存在种种问题,西方的整体文明程度的确比中国高,只是欧美国家并非人间天堂而已。

但是,如果出国到欠发达西式民主国家,那么,人们对西式民主的局限性便看的更清楚了。因前文已有所讨论,这里只再说说腐败问题。国人对腐败深恶痛绝,这很好理解,但对中国腐败严重到什么程度,国人认识未必准确。好比一个病人,自己的病是否严重,自我判断并不见得准确,因为更严重的病人,自己没见过。“中国式腐败”,是钱权交易,官员拿了人家的钱,就要给人“办事”;而在一些欠发达西式民主国家里,腐败就是赤裸裸地敲诈,没有“办事”之说。譬如,中国边防人员,不会向入境者直接要钱;中国警察,也不会在马路上敲诈外国人。而在有些国家,这种情况司空见惯。我一次过境中欧一个国家,转机时便被警察以莫须有的理由索要了“小费”。中国人在外忍辱负重,遇到此类事情,往往破财免灾,这便使国人成为国外一些警察或执法人员公开敲诈勒索的对象。显然,正是因为在国外有了此类亲身经历,海外留学生包括华人才能更客观地看待国内的问题、肯定共产党的执政成绩。

3、出国后更能从远处看清中国的巨大进步。

20年前,一个要出国的学者对我说,他到美国是为了比在国内多活100年。我当时认可他的说法,中国肯定100年也赶不上美国。但10年前我去欧洲时,就已发现我所在城市的生活质量,不比欧洲城市差了(惟一不足的,是市民总体文明素质低和空气质量差)。1980年代那些放弃国内职位,千方百计去美国的知识分子,20后回国已毫无优越感可言了,更多是由衷地感慨甚至后悔。12年前,台湾一哲学家出钱,让我陪他考察曲阜。当时,我用三个月的工资也买不起一套西装。台湾学者安慰我,说他们60年代也这样,大陆经济起飞就好了。我当时怀疑的他的说法。结果,刚过5年,中国教授的待遇就大大改观了(只是台湾教授的工资,却不涨了)!

的确,中国近年的变化与进步,几乎只能神奇形容。这30年中,中国走完许多西方国家200年的发展历程,目前13亿人中,最少3亿人的生活质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准。当然,就名义工资而言,我们远比不上欧美国家。但在1只苹果1欧元的物价水平上,他们的2000欧元工资,实际购买力比不上国内的3000元工资。当我看到美国白领一次买2根香蕉时,总是想,这如放在中国,非让小贩笑话死不可!国内一位女学者在博客中写道,一位日本学者谢绝了到她家做客的邀请,因为他太受刺激:北京学者的房子太大,超出了他的想象。女学者写道,她第一次为中国的发展感到了自豪。的确,日本人能有80平米的房子,已很不错了。甚至从中国人出国本身,也反映出了巨大变化。1980年代,中国人出国是“洋插队”,挣西方人的钱;现在中国人出国,无论旅游或留学,都是花自己的钱,让西方人挣钱。1980年代,国内团队到香港,是穷“表叔”来了;现在国内游者到香港,是富“财神”来了!我几次随团出国,大款们花钱之慷慨,让欧洲人自愧不如!山不言而自高。只是我们身在其中,看不清我们面前的山是怎样高大罢了!
 

 

为什么中国要坚持走自己的“特色”道路?

——就“08爱国运动”致青年网友的公开信(七)

杨曾宪

六、为什么中国要坚持走自己的“特色”道路?

30年前,全世界的人,除了邓小平之外,大概没有一个人相信中国能如此迅速地强大和崛起。小平同志在日本乘坐新干线时的自语,没人知道那是伟人的预言。近20多年来,西方预言家无数次地宣布中国政治、经济马上要崩溃了。但西方预言一次,中国崛起一次,直至现在变成了“威胁论”。的确,西方任何理论都破解不了中国崛起之谜。不仅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存在上面提到的种种不利因素或沉重的传统包袱,而且,中国更不具备自由主义设定的所有“发展”的先决政经条件:私有产权、自由人权、民主政权等等。但中国经济就是腾飞了。腾飞之初,西方认为中国的数据是假的,是浮夸的。但还没等到西方擦擦眼睛、看看清楚,中国企业已摩拳擦掌收购西方公司了!实际上,破解中国腾飞之密码,就在小平同志的著作中。仔细读读,就会发现,今日中国发展,早在他的预料之中。如果从理论上透彻阐释,这将改写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这里,我只简单说一点,详尽论述,我将放到我的价值学专著中。

前文说过,政治制度首先是服务于经济的。支持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支持科学、和谐发展是硬道理。撇开经济搞政治,没有道理。我们必须牢记:世界上最好的政治,是看不见政治的政治。天天搞政治的民主政府,绝不是最好的政府,也不是最好的政治。瑞士、荷兰及北欧国家,我们几乎感觉不到他们也是西方民主国家,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有那些政党。但无疑,他们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他们国民拥有最安定和谐的生活环境(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除外)。为什么他们能这样呢,我问过荷兰一个大学教授。他说,他们知道荷兰是小国,玩不起政治、经不起内耗。所以,大家相互妥协。妥协,本质上就是协商民主。荷兰的劳资关系世界上最和谐,就是彼此协商妥协的结果。这样,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不上升到政治问题,不会变成党争的政治筹码,全体国民也是一心一意搞经济,结果,便形成他们“特色”的资本主义(或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

中国的情况与此类似。尽管中国的“特色”民主政治建设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但近30年来,中国已经成功地把政治贯穿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上去了。除去少数异议人士或海外华奸搞出点动静外,中国国内的政治新闻现在已大大减少了。中国的各种政治能量,大部分被凝聚起来,转化为发展的动力了。地方经济搞不好,干部就很难升官。这样一来,中国便形成两套竞争机制:市场竞争和“政府竞争”。各级政府带头招商、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千方百计把GDP搞上去……。中国经济为什么腾飞?原因就在这里。其背后,则是小平同志100年不变的“基本路线”。当然,这之中产生出种种弊端,包括形象工程、包括牺牲环境等等。但这些弊端都是可以用政治手段克服的:只要奖罚措施到位,把相关责任落实下去,地方官员会立马从“政治高度”去解决问题。譬如,现在各级官员对环境质量的重视,180度大转弯,搞得环保官员们都措手不及。

正因如此,尽管中国发展面临许多旧问题,出现许多新问题,但这些问题都不是政治问题;没有政治上的掣肘因素,它们就是民生问题、环境问题、矿难问题、教育问题、住房问题、“三农”问题等等。据我的长期观察,中国政府解决问题,大约有一个5年周期。除教育、伦理、腐败、“三农”等需要长期解决的问题外,一般某个问题严重了,产生民怨了,舆论聚焦了,政府重视了,大约5年左右就会化解。这方面例子很多,大家自己可以回顾一下。曾几何时,“三座大山”压在那里,而现在,1座(上学难)已搬走了,另外2座正在解决(住房和看病)。“过日子就是问题迭着问题”,政府就要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中国就是这样30年走过来的,中国的国力就是这样崛起的。邓公说得好,既然这条道路我们走对了,为什么要改呢?我曾经专文论述:小平同志的“猫论”是价值真理论。实践是检验价值真理的惟一标准。现在,实践证明,中国的“黑猫”已经抓住了“大老鼠”,我们为什么一定还要换成美国的“白猫”呢?

反之,如果中国大陆也要玩西式民主,像台湾那样,中国能崛起吗?答案也是现成的。除前文已论述过的,这里只说说党争问题。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没有“妥协”,只有“宁折不弯”。因此,一旦西式民主,国人之间,没有“反对派”,只有“反动派”或“敌对派”。凡是一方反对的,另一方就要拥护。同时,所有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都会变成政治砝码,没人真正关心百姓的疾苦。许多人津津乐道台湾民主的“成熟”。如果大陆也为民主“成熟”付出10-15年经济停滞的代价,全国新增的1亿失业人口也将把社会压垮。何况,中国更可能付出像菲律宾那样100年的代价。中国民运人士,到了海外“自由、民主”地争权夺利,曾让华侨彻底心寒。这些人如回国,在一块空前的“民主”大蛋糕面前,不争个你死我活才怪呢!其结果很可能是像菲律宾那样,军人政变时,百姓沿途欢迎。如果不是有凤凰卫视现场直播,我是不会相信世界上竞有这等事!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因为民选政府的政党轮流腐败,百姓太苦了。

更严重的问题是,大陆一旦实行西式民主,Z、J、T独便会成为现实。届时,中央政府如果强大,必然武力镇压;如果弱小,必然国家分裂。同时,可以预见的是,大陆一旦西式民主,第二届上台的肯定是反美的左派领袖。因为任何政治家都知道,把经济搞上去太难了,玩政治太容易了,而国人对美国的反感情绪又是根深蒂固的。因此,既然陈水扁靠台独赚选票、西方政客靠反华捞选票,那么,“西式民主”的中国政客肯定会煽动民粹主义,靠反美反西方捞选票!到那时,美国支持的自由主义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只能叫苦不迭。一个伊朗,够美国受的了,如果核大国中国因为美国的阴谋而变成美国的敌人,那美国在世界上的好日子可就真到头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坚持走自己的“特色”道路,也是作为东方大国对世界责任的一种担当。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也要放弃他的“阳谋”,与中国政府和平共处,互利双赢。除此之外,美国别无选择!

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目标是建设现代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国家。我们绝不能因为拒绝“西式民主”而拒绝人权、民主、自由等价值原则。用民主反映民意、凝聚人心、监督政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题中之义。围绕这一目标,以爱国主义为最大公约数,国内的爱国的“左派”和“右派”先生们都可做出自己的贡献。信仰社会主义的先生,可为弱势群体权利“鼓”与“呼”;信仰自由主义先生们,可为宪政法治民主建设“鼓”与“呼”。我相信,如果中国沿着自己的特色道路,能在不远的将来建成一个现代民主文明国家,那将是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这之中,也包括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如同西方知识分子曾做出的巨大贡献一样。

为什么要防止把爱国热情演变为民粹主义?

——就“08爱国运动”致青年网友的公开信(八)

杨曾宪

七、为什么要防止把爱国热情演变为民粹主义?

08爱国运动目前正在深化、在持续升温。由于西方反华人物不甘示弱,一次次持续挑衅,所以,直到奥运会结束,爱国华人与反华势力的斗争不会终结。期间,可能发生许多无法预料的状况。但无论局面怎样变化,只要坚持理性爱国,有理有据有节,做好接受各种挑战的准备,那么,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华儿女。为什么要强调理性爱国呢?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一旦爱国热情被人挑动,演变成极端的民粹主义,那么,最受伤害的是我们的祖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这之中的道理,海外学子在劝阻国内青年不要去外国大使馆示威时,讲得非常清楚了。国内不能乱,集中精力办好奥运会,就是最大的爱国。

当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们自由表达自己的感情,也是无可指责的。譬如,你不购买某国商品,这不能说是民粹主义。韩国人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他们爱国货,爱到让人不可理解。以往我们崇洋媚外过了头,同样的产品,德国代表高贵、法国代表浪漫,连国产商品也要起个洋名。这种情况今后改一下,有什么不好呢?但是,对那些喜欢外国商品的同胞,我们绝不能指责他们,更不能侮辱他们。这就是界限,越过这个界限,就是民粹主义。同样道理,我们绝不能指责在外企打工的同胞。如果随意以爱国主义名义抵制一切外企外商,那么,我们必将伤害到那些在法国、德国、美国工作的同胞,而他们对08爱国运动中的贡献,不可磨灭。国人有层层加码的“极左”传统,我希望在08爱国运动中,青年朋友能理性地遏制这种传统。我们此次爱国运动,追求的只是道义上、法理上的胜利;我们针锋相对的,只是极少数跳出来的华奸或西方反华分子、反华媒体,而不是西方国家和西方人民。

今天的中国,已融入世界经济之中了。美国政要知道中国的分量,“中国现在掌握着足以将美国丢进(经济)低迷深渊、使美钞价格暴跌的力量”(特里庞语)。同样,中国的经济生机,也与美国经济紧密相关。在这种情况下,中西国与国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即便不能成为真诚朋友,但也不能成为敌人;中西全面对抗的结果,将是世界性的灾难。西方人民对中国的误解已经很深,今后,我们还是要化解这些情感上的裂痕。这不是示弱,而是展示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

中国30年来的巨大进步,得益于对外开放。我们绝不能因此开倒车,回到封闭的状态中。我们也不能因此拒绝来自西方的合理的批评,回到故步自封的状态中。爱国不反西、强国不排外。我在反思911事件的文章曾中指出:“民族主义从来都是双刃剑。理性的民族主义,抵御外来入侵,捍卫民族尊严,促进民族进步,是捍卫人类基本价值规范的正义之剑。狭隘的民族主义,盲目自大、因循守旧、仇视异族,则往往是践踏人类基本价值规范的邪恶之剑”。西方某些人士此次表现出来的,恰恰是混合着傲慢与偏见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应以理性的爱国主义行动,为西方树立一次文明的榜样!

总之,无论西方过去、现在如何对待中国,中国现在、今后还要以西方为师。欧美国家依然是我们学习的对象,西方文明依然是我们借鉴的对象。中国人还要出国创业、出国留学。在西方创业赚钱、在西方学好本领,本身就是爱国。这之中没有什么复杂道理,不需要多说了。

最后,我还想对80后青年说几句。你们是特别受关注的“独生”一代,曾有人说你们是“一谈到责任就做沉思状”的一代。在08爱国运动中,你们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大大改变了人们对你们的看法。我相信,通过这场运动,你们中会成长起来、成熟起来,自觉承担社会责任、职业责任、家庭责任。这也是08爱国运动带给你们自己的收获,它是从任何电子游戏中、流行文化中获不到的。如果我的这种判断是正确的,那么,这本身也是08爱国运动的一大成就。祝你们学习事业成功。

2008、4、8—18

 

发件人:"lianbangzhi lianbangzhi" <lianbangzhi953@gmail.com> 收件人: <lianbangzhi@gmail.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4-18 15:31:1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选择周刊第180 

选举是民主第一要义

——答《人大研究》记者问

高放

一、从民主究竟是什么东西谈起

     问:民主究竟是什么?这的确是国人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2007年春天,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研究员发表了《民主是个好东西》,引发了众多有识之士参与讨论民主问题。在媒体上我们看到, 有许多人赞赏这个充满智慧、绝妙而又幽默的说法,随后还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说法,如有人说“民主是不坏的东西”、“民主是不很坏的东西”,甚至还有人竟说“民主是坏东西”、“民主不是东西”等等,不一而足。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认为民主究竟是什么东西?

    答:我曾经收到俞可平同志寄赠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一书。此书本是近年来诸多报刊记者对俞可平教授的访谈录的汇编。他在“前言”中说:“我把这个集子起名为《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是我2005年在接受香港《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说过的一句话……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接着,作者对“民主是个好东西”这句主题词作了多方面的阐释和发挥。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如果要我发表意见的话,我说:民主是难得的最好的东西。民主,顾名思义应该是主权在民,或由民作主。民主与专制(不论个人专制或寡头专制)相对立。民主真正体现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主体的科学世界观,它是最好的国体和政体,又是各种社会团体最好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只有自由民主才能选举贤能,集思广益,择善决策,立法治理,制约权力,防治腐败,匡正祛邪,及早纠错。

二、为什么选举是民主的第一要义?

    问:听您对“民主是什么东西”的最后这几句简要谈论,颇感新鲜和深刻。您没有引经据典,也不是简单重复别人和自己过去说过的话语,而是根据自己的长期研究和独立思考,用简明的最新话语概述了民主的定义、民主的对立面、民主的理论基础、民主的实质、民主的内涵和社会功能。您用6句各4个字的汉语词组,一共24个字,概括了民主的内涵与社会功能,这是相当精辟的。请问,您为什么把“选举贤能”作为民主的首项内容、第一要义呢?

    答:我用“选举贤能”这句话,是从《礼记?礼运》“大同篇”中孔夫子所说的“选贤与能”(此处“与”字与“举”字通)稍作修改而来的。孔夫子理想的大同社会是倒退到夏商周以前尧、舜时期民主治理的原始社会。在氏族社会,首领尧、舜等人都是由氏族成员民主选举产生的,那时实行的是原始民主制。我国从夏朝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君主实行个人集权制、终身制和世袭制,文武百官都是层层任命、等级授职。我国古代也用过“民主”、“选举”二词,那与西方含义有所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例如《尚书》记载周公说过:“天惟时求民主。”意为上天适时地为人民寻求救世主,这里“民主”实际上是君为民作主。《汉书?鲍宣传》中说:“龚胜为司直,郡国皆慎选举。”这里说的是汉朝楚国龚胜为人正派,他当上最高检察官(秦汉时期在丞相府设司直,职掌州、郡等上报案件),那时举国上下都非常慎重选拔推举各级官吏。即是说,我国古代的选举是从上而下、层层选拔举荐各级官吏。

    现在西方流行的“民主”、“选举”二词起源于古希腊。那时希腊位于爱琴海边,商品市场经济较为发达,希腊人继承了氏族社会的原始民主制,确立了与僭主、君主专制国不同的民主共和国。早在公元前15世纪中叶在希腊文中出现的“民主”一词,是由“人民”(demos)和“权力”(kratia)组成,意为“人民的权力”,即主权在民、由民作主。当时希腊是城邦国家,小国寡民,奉行的是公民的直接民主。以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城邦为例,全邦自由公民总数约为9万人,划分为10个区,公民大会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每年开会约40次,每次一整天,每个公民都可以参加这个大会并享有投票权。然而公民大会通过的法案和决议还必须有个机构有专人负责付诸执行,这就是由10个区选出的500名执行人组成的议事会。这500名执政官就是由各个区分别选举产生的。可见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要付诸执行就必须首先要有选举,所以民主政治的第一要义是民主选举。但是当时还没有什么差额选举,各个区推选出的合法候选人通常超过50人,只好用抽签办法来淘汰超额人选。同时议事会要分组,每组轮流执政35天至36天,避免行政权力被少数人长期垄断,这就是“共和”的起源,意即公共权力要成为共同事务,协和处理。

    到公元前4世纪罗马共和国时期,民主选举有了进一步发展,即每年要从平民中选出两名(后来又增加到6名、10名)保民官来保护平民的权益。但是这些保民官没有行政职权,只能在国家政权机关中行使否决权。又经过持续十年的斗争,最后争取到在两名国家执政官中必须要有一名是由平民来担任,而不能全被贵族把持。罗马共和国使平民能够与贵族平起平坐,共同协和治理国家,从此共和国成型。近代“共和国”(Republic)一词就是源于古拉丁文(Respublica),正是在平民选举保民官和执政官中形成了差额挑选。所以“选举”一词(英文Election)源于罗马人使用的拉丁语动词eligere,意为挑选,即在几个候选人中由选民挑选一个人。到近代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度逐步发展起来之后,公民无法以直接民主来治理国家,才出现了间接民主,即由选民分选区选出议员,组成议会作为立法机关。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现政党之后才有政党参与竞选,由占议会多数席位的执政党来组成内阁,美国建国后又开创了国家最高行政长官总统由选民就参与竞选者进行挑选的新体制。可见正是西方国家逐步形成了作为民主共和国的公共权力的政权机关由公民来进行有选择性地挑选的民主选举制度。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民主选举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极少数富民利用各种手段操纵的,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难以独立达到自己的诉求。资本主义国家的竞选表面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实际上大都华而不实,劳民伤财,哗众取宠,贬人抬己。然而多数选民还是感到自己能够当家作主,自己投票能起作用。

    问:您从西方国家选举的由来和演变来说明民主选举是民主政治的第一要义,这是很有说服力的。那么从我国当今社会实际来看,如何能够说明民主选举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第一要义呢?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是经过一二百年的时间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才逐步定型的,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什么要急于发展民主选举呢?

     答:社会主义民主理应继承资本主义民主的文明成果,又开创更高类型的民主政治。资本主义民主是被少数富民操纵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平民百姓的民主。我国虽然未经历过西方那样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发展的独立阶段,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也有一定程度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西方的议会民主选举从清朝末年的1907~1911年起已经开始在资政院和谘议局议员选举中开始试验。当时资政院的议员分钦选、民选两部分,民选98人,约占一半;谘议局议员采取两次复选法产生,即先从有钱有势有才学者当中选出“合格选举人”,再从中互选出议员。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继1898年菲律宾独立时昙花一现的菲律宾共和国之后,亚洲第二个民主共和国。孙中山被各省代表会议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是他只就任三个月就被迫辞职。众所周知,随后中国出现过民国国会、国民参政会、国民大会、参议会等民选机构或反映民意的机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还不具备直接民主选举的条件。到1954年制定第一部宪法时已明文规定凡年满18岁的所有公民除了精神病患者和被剥夺法定权利者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早在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第22次会议就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同年5月我国就开始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等基层单位的直接选举工作。毋庸讳言,由于受苏联模式等额选举的影响以及1957年以后受“左”的路线的干扰,长期以来我国的民主选举很不完善。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通过了新选举法,随后于1982年和1986年又作了必要的修改。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近年来,我国选举的民主程度正在不断提高。但是,选举制度还不够健全,已有的制度也还没有全面有效地贯彻。”(《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5页)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起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这三次大会的报告都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并列为我国人民民主的四个内容和程序,其中民主选举为首位,也就是具有第一要义。其道理显而易见,因为选民只有首先享有选举代表和负主要责任官员的决定权,才能进而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而各级人大代表和负责官员只有真正是由选民选举产生,他们才能切实为选民的福祉而进行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并且接受选民的监督,完全对选民负责。即是说,政府官员首先要做到权为民所授而不是为党所授,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总之,我国的民主选举如果从1907年起步算起,迄今已有100年的历史。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迈步走了50多年。当今虽然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世界民主潮流汹涌澎湃激荡下,更应该是加快加大民主选举的步伐,以便更加充分显示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

    问:您讲的我国民主选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道理,我认为都是符合实际的。您是否还可以从世界民主潮流的发展态势来进一步说明民主选举是人民民主的第一要义?

    答:当然这一方面也很重要,因为现在是对外开放,是开放社会,我们不能不考虑外边世界的状况,不能不重视借鉴世界文明的成果。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政治学家缪尔?亨廷顿于1991年出版《第三次浪潮:20世纪晚期的民主化》一书。他认为世界民主化的第一次浪潮是1828~1926年,共有33 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第二次浪潮是1922~1942年,共有40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第三次浪潮是1974~1990年,有32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我没有及时看到亨廷顿的这个观点。我自己应约于1994年为《20世纪世界通鉴》(广州出版社1998年出版)一书撰写导论时曾经把20世纪世界民主与专制两种政治体制的消长概括为三个浪潮:大体上从1911年到1923年为民主战胜专制的第一个浪潮;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50年代初是民主战胜专制的第二个浪潮;20世纪60年代以来是民主战胜专制的第三个浪潮。不谋而合的是中外学者都看到20世纪后期以来确有世界民主浪潮高涨的态势。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和重视的是,1998年我国政府已经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中就有关于公民选举权的具体规定,我国理应准备付诸实施,借以表明我国是信守诺言的负责任大国。应该认识到,现在选举权是现代化国家公民最基本的首要政治权利,选举制是宪政体制的首要组成部分,民主选举就是由选民授权给其代表和行政首脑,因此它是国家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和依据。同时还要看到2000年6月由美国、波兰、智利、捷克、印度、韩国、马里七国发起在华沙开会建立了“民主国家联合体”的新国际组织,迄今已召开过三次部长级会议,有130多个国家的政府参加。该组织确定的民主国家的主要标准是实施无记名和全面监督下的定期、公平选举,保障人权(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享有结社自由,权力分离(尤其是司法独立)等。其宗旨和目的是在世界推广并巩固民主制度。为应对这种世界民主潮流,我国应该加快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尤其是首先要改进民主选举。

三、如何切实推进我国的民主选举?

    问:以上您从国内、国际、历史、经验、学理、现实等各个方面论证了为什么选举是民主的第一要义。我们听了之后觉得是比较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的。然而,我国的民主选举从1953年起步,迄今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不能说我国不重视选举民主。依据我国的历史经验,当今和今后应该怎样进一步开展和完善民主选举呢?

    答:其实在我们党领导下的民主选举并非从1953年才开始实行,早在1928年建立农村革命政权之初就开始起步了。后来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民主选举又有新的进步。可惜建国以后没有汲取我们党亲自开创的好经验,照搬苏联不够民主的选举模式,直到改革开放以来依然未能有较大改进,致使广大民众对基层民主选举相当冷淡。老苏区的民主选举就是照搬苏联等额选举的模式。毛泽东在1933年11月写的《长冈乡调查》中明确指出:长冈乡苏维埃选举的缺点之一在于“候选名单人数恰如应选人数,没有比应选人数增加一倍,因此群众对于候选名单没有批评。”(《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86页)这里只是讲到了真正的民主选举应该候选人有差额,而且还要有多一倍的差额。真正的民主选举既然要有差额,还必须要有竞选,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候选人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便于选民作出自己的判断,独立自主地进行投票。

    到1941年在延安举行边区参议会参议员民主选举中,我们进而开创了在共产党员之间开展竞选的好经验。当时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和抗日军政大学三个单位属于一个选区,各自提出本单位领导人为候选人,结果是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和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校长郭化若三个共产党员候选人之间展开竞选,各自发表演说,最后因抗日军政大学人多势众,郭化若当选为参议员。直到改革开放之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市副市长曾经一度采用发表电视讲话参与竞选的方式。我还从电视广播中亲自听到吴仪同志参与竞选的演说,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当选副市长,将以鲁迅先生所说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为市民服务。”遗憾的是自从我参与北京市区人大代表选举,50多年来没有多大改进。1954年初北京市第一次举行各个区人大代表直选。我们人民大学与其他单位合为一个选区,代表是等额选举。只有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的区人大代表选举采取差额竞选,热闹了一阵。有人认为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随即又后退。后来的区人大代表选举有差额,但是没有竞选。

    就以2006年10月14日最近的一次选举为例,我手边还保存着这张选民证。当时是三个候选人任选两人。选举前只贴出对这三个候选人的简介,包括姓名、性别、族别、年龄、学历、工作单位等,选民始终不见其人影,更听不到他们的声音。选民投票时只是习惯性地投排名在前二人的票,第三人照常是陪选。选民热情不高,不去投票还不行。因为投票前都要核对选民证,并在证上加盖“已选”图章,未去投票者都会被不断催促。于是有的选民只好领到选票后对票上的三个候选人都打√划上,成为废票,或者选票没有投入票箱,悄悄撕掉或者带走,以示抵制这种不够民主的选举。近十多年来我每次都对投票站的负责人提出建议:为什么不能让几个候选人与我们选民见个面,对我们说几句话。回答几乎是一致的:我们会把你的意见向领导机关反映。可是过几年换届改选人大代表时依然如故。广大选民衷心期待伟大、光荣、敬爱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能够倾听众多选民的殷切呼声,从下一届北京市各区县和许多省、市、县人大即将开展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时能够有领导地开展候选人的竞选。1979年通过的选举法第三十条明文规定:“各党派、团体的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为什么我们难以依法开展民主竞选呢?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已经近60年,还不能开展省级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的直接民主选举呢?苏联模式的等额选举固然有弊病,但是苏联在1936年即建国19年之时即已实行全国最高苏维埃代表的分区直接民主选举产生,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作为代表候选人还在莫斯科选区上发表了重要演说(由于苏联是等额选举,这不能算是竞选演说,即便差额,谁也无法与斯大林竞选)。我们还比不上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啊!真应该急起直追,超越苏联。

    问:除了改进人大代表的民主选举之外,您认为民主选举还有什么需要大力改进之处?

    答:按照1982年宪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分别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政府的省长和副省长、市长和副市长、县长和副县长、区长和副区长、乡长和副乡长、镇长和副镇长。”这里所说的省、市、区,或省、县、乡三级行政首脑的选举,第一步就可以试行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上差额竞选产生,先从乡、区级试点,再扩大到县、市级以至省级、中央级;第二步这三级行政首脑可改为由选民直接差额竞选产生。为了防止共产党丧失领导权,第一步可以规定候选人必须是共产党员。当今中国共产党拥有7千多万党员,精英荟萃,人才济济,每个乡、镇、县、区、市至少都可以挑选出两三个思想作风好、能力魄力强的优秀党员、杰出人物参与竞选,不论谁当选都能维护党的领导。有些人很欣赏美国的两党制,认为有两个总统或州长候选人互相竞选,让选民挑选一个,这样选民能做出选择,这才是真民主。其实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主要都是维护富豪、财团的利益,从这一点来看美国实际上是一党制,但是它以两党竞选形式出现,使选民感到有选择空间,自己投一票是能起作用的。我们可以借鉴西方民主形式,由两个共产党员竞选,这样既让选民有选择空间,又能够维护共产党领导权,何乐而不为呢?如前所述,20世纪40年代初在延安竞选边区参议员、80年代初在北京市竞选副市长不是早已试验、行之有效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民主的进步,将来第二步可以允许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行政首脑的竞选。实际上在江苏、四川、浙江等省的好多市、县、区、乡一级近几年来行政首脑试行选民公选、直选已经广为试行,成绩显著。只要党中央下决心真正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很容易近期在全国范围内绽开民主选举之花的。

    问:您以美国的两党两个总统或州长候选人作比喻很有意思,很有启发。但是美国的两党两个候选人是有不同的竞选纲领,这样便于选民比较,二者择一。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是统一的,那么两个共产党员竞选能有什么区别呢?

    答: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虽然是统一的,但是不同的人当权在执行中肯定会有所不同的做法与绩效。只要参与竞选的人每人讲20分钟至30分钟,表明如果他当选之后准备为本乡或本县做哪几件大事和小事以及如何做到,选民就能从中比较哪位候选人的计划和承诺更可取可信。如果某人哗众取宠,开空头支票,选民以后还可以质问、罢免他。凡是选民民主直选竞选产生的领导人,他就要认真向选民负责、由选民监督,真正体现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而不是只向任命他的上级机关和领导人负责。这样还可以从制度上根绝跑官、买官的积弊,极大地遏制官员的腐败。任命制或严格控制的选举制实际上是党为民做主,而不是党领导人民自己做主。只有直接民主差额竞选产生人大代表和行政首脑才能真正激发全民的政治热情,真正体现主权在民、由民做主,才能极大地改善我国的国际形象,使我国跻身于“民主国家联合体”行列,在世界上凸显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和特异性。

    问:直接民主差额竞选产生行政首脑既然有这么多好处,为什么改革开放已经30年还这么难付诸实践,这么难加以推广?

    答:我认为关键还在于不少党的领导人习惯于传统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缺少人民民主思想,认识不到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近十多年来各地民主直选基层领导干部的实践证明:凡是上级领导人有民主思想的,下级的民主选举不论何人当选,只要符合大多数民意、得到大多数选民投票拥护的,都会得到上级领导人的支持,反之就会遭到上级领导人的无理非法干预。这里不妨举出我熟悉的两个正反面实例为证。正面的实例是江苏省宿豫县于2003年6月在11 个乡公推后确定的12名候选人都登台演说和答辩,乡镇干部和人大代表全程听取初步候选人的演说和答辩,再通过专家评鉴和民意测验,确定正式候选人,候选人要到乡镇进行实地调查并给出施政方案,这些竞选程序以往从未有过。最后得票多数的当选者,多数人感到满意。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潮大力支持这种公推竞选。他认为:“公推竞选是基层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推进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改革和完善了选举制度,应当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见《中国改革报》2003年10月8日)可是也还有公推选举的县长因不符合上级领导人意愿被撤职的实例。

    1998年J市L县在人代会上选举县长时,市委推荐的县长候选人落选,该县党校副校长兼党委书记刘慎刚以压倒多数票当选县长。未料到市委连夜召开紧急常委会,以刘慎刚曾经贿选拉票为理由,竟决定撤销其县长职务,不通过县人代会次日上午就宣布决定,使刘慎刚成为世界历史上任期只有十几小时的最短命的县长。事后并没有调查出他有贿选行为(见李凡主编《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报告》,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334页)。这种做法挫伤了广大人大代表和选民的政治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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