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这期文章汇编中有一些重要的数字,既反映了经济的问题,也反映出社会和政治的问题,请大家关注。]

人民币为啥泛滥成灾?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2月25日

目录

王建:《人民币为啥泛滥成灾?》

大军观察:《目前中国的国际热钱到底有多少?》

向东:《张五常是个什么东西!》

张宏良:《322劫难:杀鸡的时候到了》

陈志武:《中国的政府规模有多大?》

陈纱笔:《中国大陆1952年-2004年货币存量简析》

统计局:《中国企业盈余占GDP三成,劳动与资本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

陈志武:《中国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时候》

欧阳 君山:《中国的贫富分化与通货膨胀》

 郑永年:《中国的下一条“血路”》

刘军宁:《中国问题的两个层面》

周俊生:《没有良心的干部为什么成片出现?》

殷鸣:《中国处在抢钱时代》

亚夫 :《从军工产业看大国崛起的遗憾》

赵跃:《价值基础----劳动量》

薛江炜:《城市交通的有机疏散与有机聚合》

 侯康学:《国家预防腐败应该着力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龙海:《中国足球(男足)和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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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通过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我国这些年里的宏观经济决策者完全是被一群掉书袋的书斋学者把持着,用一些过时的和根本不能用了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制定着经济政策,这种陈旧的治学方式不把经济搞出问题来才怪呢。王建先生下面这篇文章典型地反映出掉书袋学者的苦恼,怎么现实与理论相差这么大?课堂书本与现实怎么有这么多出入?西方的经济学为什么说话不算话?看了王建的文章,中国的学者们要惊醒了。一些人学了一点书本上知识就觉着有学问,有觉着了不起了。这帮人用来治国必然把国家搞乱,中国这些年重用一群“海龟”,好象出国留了几天洋,就有学问就成为人才了,这种做法的最后结果必然误国误民。要知道规则和理论是人为制定的,谁要墨守成规,谁就要吃亏上当。现在的世界是一个根本不按规矩办事的世界,象格林斯潘这样的人根本不会固守西方国家自定的理论办事,只要能从其他国家赚钱,他才不会遵守僵死的经济学教条。这就是中国学者和官员不如西方人的地方----他们太迷信西方的权威了。此文原无小标题,现在文中的小标题是本网编辑加上去的。]

人民币为啥泛滥成灾?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会秘书长  王建

2008年2月

    自2006年年初以来,流动性过剩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当前,过剩的流动性正在强劲地推动中国的资产价格上涨,从而开始酝酿出日益扩大的资产泡沫风险。为了防范这个风险,政府一方面在加强回收过剩流动性的力度,一方面在努力预防和消除地产和股市的泡沫。这些做法无疑都是正确的,但要“治本”还得从消除产生过剩流动性的根源入手。在我看来,流动性过剩的成因有太多的谜团,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下面四大谜题。

货币乘数从2003年的4.23上升到2006年的5.3

  谜题之一:货币乘数之谜从货币流动性过剩产生的源头看,可能是货币乘数的上升,即每单位基础货币所派生形成的广义货币倍数上升了,因此,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始终是央行消减货币流动性的重要工具。为了抑制中国货币流动性的增长,近几年央行除了不断扩大对冲操作业务,也在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从2003年到今年年初,法定存款准备率率已经从6%提升到10%,已连续提高了8次,但是根据央行的报表计算,中国的货币乘数却从2003年年末的4.23上升到了2006年年末的5.3。为什么在央行大幅度提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情况下,货币乘数会不降反升呢?

  根据货币乘数公式,货币乘数不仅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有关,也与商业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和现金对存款的比率有关,而且这两者也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一样,和货币乘数成反比关系。所以,如果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升而超额准备金率或现金比率下降,就会抵消提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部分作用,甚至导致货币乘数上升。从2003年以来的实际情况看,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和现金比率的确有下降的情况。

  实际计算结果可以看出,2006年末与2003年末相比,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抵消掉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与现金比率的下降后,仍然实际提升了1.1个百分点,这样,根据货币乘数公式计算,本应使货币乘数下降6.1%。但实际结果却是到2006年末,货币乘数反而上升了25.3%,这当然会导致货币过剩流动性的急剧增长。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货币乘数不降反升呢?或者说,在存款准备金率和现金比率以外,有什么因素在影响货币乘数的变化,从而导致传统的货币乘数公式显著失效呢?如果不搞清楚这个问题,很可能会导致央行依据传统货币理论所进行的消除货币过剩流动性的种种努力付诸东流。

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在不断下降

  谜题之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而货币过剩增加在货币供给量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货币的流通速度提升,也会使货币流通量多于经济运行的正常需要量,因而产生货币流动性剩余。但是从近几年的实际情况看,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也是下降趋势,表2是根据GDP与M2的比率所计算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

  从表2可见,自2003年中国货币流动性过剩显著增强以来,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是在不断下降的,按理说这种变化趋势,本应是会导致货币流动性的减少。具体地说,如果按照2002年的货币流通速度,到2006年末货币的流动性本应是减少2万亿元,但结果却是流动性过剩更加显著。因此,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不仅不能解释货币流动性过剩产生的原因,反而增加了更多的迷雾。

传统理论对于中国经济早已不适用

  谜题之三:生产过剩和贸易顺差与货币流动性过剩并存。

    目前中国存在着巨大的生产过剩与贸易顺差,这是一个既成事实。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双重均衡模型,即IS-LM模型,当一国在国内存在商品供给过剩的时候,在货币市场必然存在着货币供给不足,因为IS曲线与LM曲线是呈“X”型的反向交叉图形,所以在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中,某一方出现供给过剩,另一方必然是供给不足。现代国际经济学也说明,一国的贸易收支不平衡,必然与该国的货币市场不均衡并存,或者说,国际收支不平衡是国内货币市场存量不均衡的反映,当国内货币供给小于货币需求的时候,就会出现贸易顺差,反之则会出现贸易逆差。所以,当一个国家有贸易顺差的时候,该国的货币市场必然会存在着货币流动性不足,而不是过剩。

  这种理论分析也好理解。货币供给代表着国内需求,如果货币供给不足,就会导致国内需求不足,从而导致国内的商品市场出现供过于求,进而形成贸易顺差。所以贸易顺差不是国内货币供给不足的原因,而是货币供给不足的结果。反过来说,如果一国的货币供给过剩,就会导致国内需求过旺,从而引起进口大于出口,形成贸易逆差。但这都是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对目前的中国经济已经不适用了。中国经济的现实是,在贸易顺差不断放大的同时,却出现了巨大的货币流动性过剩。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货币乘数之谜和货币流通速度之谜是谜题,那么中国的生产过剩和贸易顺差与货币流动性过剩之谜,就是更大的谜题了,因为这个谜题说明目前中国的经济运行机理已经与传统的经济运行机理完全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了。如果我们仍然沿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框架,还沿用基于传统理论而产生的宏观经济调节工具,就不会有显著效果,甚至可能是在进行逆调节。

美国货币流动性过剩的程度比中国还严重

  在中国是贸易顺差与流动性过剩并存,那么在贸易逆差最大的美国,是否会与中国相反,是贸易逆差与流动性不足并存呢?情况好像并非如此。因为如果在美国经济中存在流动性不足,就不会在美国出现世界最大的股市与房地产泡沫。此外,自“9·11”事件以来,美国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约为3%,而广义货币的年均增长率约为7%,货币增长率大约是经济增长率的2.3倍。在此期间,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在10%左右,货币增长率在17%左右,货币增长率大约是经济增长率的1.7倍,由此可知美国货币流动性过剩的程度应该比中国还严重,也说明在美国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关系,仍然与传统理论相符。

    再看与中国类似的俄罗斯和印度,也都存在着在出现大幅度贸易顺差的同时,股市和地产都异常繁荣,反映出在这些国家也都存在着贸易顺差与流动性过剩并存的事实。这说明在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关系中,与传统理论相悖的情况,主要是发生在受新全球化浪潮影响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然而,如果有巨大贸易顺差的新兴市场国家,和有巨大贸易逆差的发达国家都存在巨大的流动性过剩,这是否就是全球流动性泛滥的根源呢?

中国货币存量相对于经济总产出是发达市场经济体的3倍!

中国的货币存量与GDP之比大大高于美国:

国际热钱炒做的结果!危机来临的表现

  谜题之四:中国为何会形成如此之大的货币存量?到2006年末,中国的广义货币M2已达34.56万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折算,相当于4.3万亿美元,当年中国GDP总值为20.94万亿元人民币,折合2.6万亿美元,货币存量相当于GDP的1.65倍。根据世界银行和美联储的数字,2006年美国GDP总值为12.9万亿美元,12月末的M2为7.1万亿美元,美国货币存量相当于GDP的55%。

  中国的货币存量已相当于美国的60.6%,GDP总值却仅相当于美国的20.2%,如果换算成同等经济规模,中国的货币存量就是美国的3倍,或比美国整大出2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存款的年均增长率为23.5%,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义货币的年均增长率为21.5%,大幅度高出美国与欧盟同期年均6%~7%的增长率。以前年份中国货币供给的高速增长,被解释为市场化的推进与商品货币关系的深化,但是在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具备了市场经济形态,广义货币仍以年均17%的速度递增,并且货币存量相对于经济总产出,已经是发达市场经济体的3倍,就令人感到迷惑不解了。

  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经济产生了远大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需求呢?如果其他受新全球化浪潮影响深刻的新兴市场国家也如同中国一样,呈现出货币对经济总产出的高比率,也还可以用全球化的影响来解释,但情况并非如此。

  实际情况情况可看出,货币规模显著大于经济规模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在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中,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这说明中国货币流动性过剩的发生机制具有特殊性。到了货币流动性已经严重过剩的今天,我们已经应该从发展战略的高度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深度,重新认识与探讨中国货币供给合理增长率的边界了,否则仍以目前的速度增长,每6年中国的货币存量就会比美国大出1倍,过剩货币对经济运行的压力就会不断攀升到新高度。

  [编者按:人民币不升值就只有增加货币量,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不按经济规则办事:不及时升值人民币!只能导致外币大量流入,迫使中国增发基础货币,由此导致货币量大增。中国不按经济规则办事,美国也不按,美国这些年里的做法是大量印刷美元钞票,购买中国的货物。美国猛印钞票向中国注水,就导致中国的货币量大量增加。问题就是这么简单。但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国家领导人懂得这个道理吗?]

  以上四个问题都从不同的方面与流动性过剩问题相关联,但有一点是应该强调的,即只分析货币流动性的现象和影响,不深入分析过剩流动性产生的源头,对宏观调控来说是绝对不行的。我的初步认识是,这是一个新全球化浪潮的结果。比如,大量外资流入就是一个货币流动性过剩的直接原因,因为国外资金流入中国的银行体系,立即会参与到中国的货币创造过程,会产生中国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同样效果,而贸易顺差的放大,只要不沿用央行用基础货币收购贸易顺差所形成的外汇收入,就仍然不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增长,因为出口商品在国内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央行已经为此投放了等量的货币,可能体现为商业银行向出口生产企业的贷款,出口企业在获得出口收入后,又归还了这笔贷款,货币流动性就不会因为贸易顺差的增长而增加。但是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热钱”的流入则不同它,会增加中国银行体系内的资金总额,所以是货币流动性增长的直接原因。

非贸易顺差的外资流入是中国货币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原因

  2003~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新增额为7798.9亿美元,而同期的贸易顺差额为3369.5亿美元,仅占43.2%,同期的非贸易顺差外汇流入则占到了56.8%,为4429.4亿美元,央行为此需要投入超过3.6万亿元的基础货币,按5倍的货币乘数计算,形成了18.2万亿元的广义货币,比同期广义货币16.1万亿元的增长还大出2万亿元,可见非贸易顺差的外资流入,是中国货币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原因。当然,过剩流动性产生的原因可能还远不止这些,还需要做更多的深入研究。

 

目前中国的国际热钱到底有多少?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

2008年2月27日

    请看这个王建,到末了了还不敢提一句国际热钱,还羞羞答答地用一个“非贸易顺差”词汇来描述国外投机资本。这些官员学者怎么这么怕得罪外国人,在国际热钱如此大肆炒做中国的时候,怎么居然仍然这样遮遮掩掩,不敢点出问题来?他们是在怕什么?这就是当前我国官员学者的水平吗?

    王建统计的是2006年底的数字,如果以2007年底的数字来计算,那么,自2003年至2007年,我国外汇储备新增额为1.24万亿美元,5年里的贸易顺差总额为6070亿美元,仅占同期外汇储备增加额的48%,另外6000多亿美元的新增外汇储备是非贸易顺差导致的。在这一期间,央行为这6000亿美元需投入大约4.5万亿元的基础货币,按5倍的货币乘数计算,将形成22.5万亿元的广义货币,大大超过同期增加的18万亿元的广义货币。大量非贸易外币(也就是大量国际热钱)的涌入,这就是人民币泛滥的重要原因。

    那么国际热钱涌入中国的数量在最近5年里到底有多少?国家外汇储备局新增的非贸易顺差6000亿美元中大约有4000亿美元是投机性资金,甚至新增的6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也混杂了大量的国际热钱,估计至少有1000亿美元,再加上民间和地下储存量,我国目前所拥有的国际热钱估计少说在6000亿美元之上。它影响到的国内广义货币增加量至少在12万亿元以上。这就是人民币泛滥成灾和通货膨胀难以遏制的原因。]

 

小资料:

2008年货币增速目标为16%

  同时,易纲昨天也首次透露了今年货币供应的调控目标。他表示,今年的货币增速目标为16%左右,而去年为16.7%,而今年1月更是以18.94%创下20月新高。 

  “当前货币政策应当以控制通胀为单一目标,不要考虑权衡问题。”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昨天建言,制定通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就是放弃在通胀目标与其他目标之间的权衡。 

  宋国青认为,预期的通胀和负利率将继续推高房价,引起多方面大的震荡。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昨天则表示,当通胀局面已经形成,生产和供给的状况具有决定性,不当的价格管制会打击生产和流通,有加剧和延长通胀的效果。 

  周其仁认为,未来一个潜在压力,是就业形势的某种恶化,可能动摇紧缩货币的决心,但政府在通胀的压力下,很可能又会扩大政府价格管制的范围和力度,“这一政策组合可能使通胀自我加强,演变成中期的慢性问题”。今年的货币增速目标为16%左右,而去年为16.7%。不能光看百分比, 还要看基数, 这是指数增长(1+16.7%)*16%=18.7%。

    今年的货币增速的计划是前年的18.7%, 还有一个倍乘效应, 实际货币发行量增长应该在30%左右,和税收的年增长百分比差不多。名义 GDP增长10%,扣除通货膨胀, 实际负增长20%。

    三大缺口,2006年,中国银行业坏账据公布仍有9000亿美元之巨,地方财政赤字3000亿元人民币,社保资金缺口8000亿元人民币。怎么办?印钞票。

 

 

发件人"Richard Xu" <richardx@telus.net> 收件人 780@126.com>, <xwcao@x.cn>, <chengjh77@yahoo.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11 12:34:5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New civilization

张五常是个什么东西

向东

    张五常最近又抛出了《新劳动法是中国经改的致命伤》一文,今天我要专门提一提冒充经济学家的市井泼皮张五常。

    记得大概在九十年代中期,我在一本杂誌上第一次读到他的文章,当时还不知道他是谁,但看那篇文章的內容,就知道这个人的内心很阴毒,他主张中国要大力发展兩头在外的加工业,来迅速致富,即使要大量占用农田,也在所不惜,因为用办加工业得到的钱的一部分用作进口粮食,在经济上更合算。当时我就想,如果按照这位先生的逻辑,取消国防在经济上不是更合算,如果一个大国在粮食上有很大一部分要依靠进口,军事上又不是强大到可以称霸世界,无疑就是放弃了独立自主的主权。因为只要让别人扼制着你的粮食进口渠道,你就要不战自降,屈从於别人所要你做的一切。

    不幸的是,不知是谁在八十年代将张五常引見给赵紫阳,赵听信了这位泼皮的谗言,开始构建这种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经济格局,到了朱鎔基时期更是变本加厉,在税收上优惠外资,扼杀国资。行到今天,究竟还有多少经济自主权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现在张五常可以大大声的讲是外资养活了中国工人,中国工人不要指望有这个福利那个福利,不要指望有就业保障和最低工资保障,否则外资就要撤走。这不是天大的混帐是什么?

     今天,背负了九万亿美元债务的美国政府可以宣佈对美国低收入群体实行一千四百多亿美元的退税和减税计划以刺激内需稳定社会,而号称拥有一万五千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却只能由几个国家领导人拿着一千几百元的礼物带着随从前呼后拥到一、二家贫困户对中国广大的贫困阶层表演画饼充饥的親民秀。这不是可悲又可怜吗?!从中国资源、环境以及广大工人农民身上压榨出来的钱到哪去了?除了一部分被贪官污吏挥霍掉,很大一部分拿到美国去填那九万亿美元的金融黑洞,拿去帮助穷兵邃武的布什政府屠杀伊拉克人民。

    这就是现实。我们愿意正視吗?中国官僚买办与外国垄断资产阶级大力推行的所谓全球化最终将会把中国锁定为西方的廉价商品生产基地。看看张五常那篇文章就知道这条路走下去的结果是什么。我要问的是,如果中国工人农民朝不保夕,貧穷而低贱,中国社会会稳定吗?治安会好吗?中产阶级会有好日子过吗?难道这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所要构建的社会吗?

 

322劫难:杀鸡的时候到了

张宏良

2008-2-26

tianyang001@sina.com

    21世纪人类发展主要依靠海洋资源,在掏空中国陆上资源以后,美日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国海洋资源下手了,322入联公投就是肢解中国战略的第一步。在政治上,为给322入联公投创造一个适宜的国际环境,2月17日美国操纵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并率领西方国家立刻与之建交,为台湾独立树立了一个成功榜样。科索沃独立的狂欢场景,必然会强烈鼓舞台湾民众的独立情绪,保证入联公投的结果形成一边倒的绝对优势,在法理上宣告台湾独立。玩弄此类公投把戏本来就是美国的强项,所以在科索沃和台湾之间才衔接得如此巧妙。在军事上,为给322入联公投保驾护航,消除台湾民众对大陆军事力量的担心,美国把世界最强大的三艘海狼级攻击核潜艇全部调到太平洋地区,数百架包括F22、F35在内的世界最先进战机也在源源不断地向中国周边十大军事基地集中,其打击半径覆盖了中国大陆每一寸土地。与狼共舞的时代即将结束,东郭先生的悲剧开始上演,民族的厄运正在降临。30年来一直被灌输狼已吃草的中国人,马上就会明白,狼还是要吃肉的,只是这次要吃掉的不再是别人的肉,而是我们自己的肉。

    从美国占领阿富汗到现在操纵科索沃独立,其矛头自始至终都是针对中国,阿富汗到科索沃只不过是狼在磨牙,肢解中国才是战略目的。如同美国总统布什最近坦白的那样:“反恐就是反共,反共就是反华”,美国打着反恐的旗号,仅用一年时间,就在中国西部边境建立了四个军事基地,操纵了台独、藏独、疆独三大分裂势力,在用军事力量支持台独的同时,在政治上积极支持藏独和疆独两大分裂势力,去年美国把代表最高荣誉的国会金质勋章授予达赖喇嘛,表彰其数十年来坚持藏独的不变立场,美国总统布什专门飞到捷克斯洛伐克会见疆独领袖热比亚,称赞热比亚是比“军队的武器和地下的石油更加珍贵的国家最大资源”。美国同时启动中国三大分裂势力,目的是要中国同时丧失东部海洋资源和西部陆地资源,完全变成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的加工厂和垃圾场。可以说中国已被逼到了彻底解体的历史边缘,已到了退无可退的最后绝境,即便想继续韬光养晦做缩头乌龟也已经没有了任何余地。所以,中国应该在科索沃问题上勇敢接招,坚决打出“秉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国际大旗,与俄罗斯一起并肩作战,向整个世界展示中国捍卫国家统一的决绝精神,在政治上大打出手,恶化西方环境,加剧西方金融危机,彻底打乱世界一体化进程中的强国规则,变被动为主动,推动整个世界反思和批判正在把人类带入死路的西方殖民主义文化和殖民主义生活方式。这样做的优点就近期而言,可以一次性彻底解决台独问题,就长远来讲,可以推动东西方文化的历史转换,实现人类命运的根本转变。科索沃的机会就在于,既然在科索沃问题上我们都敢和西方闹翻,在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台湾问题上,我们更不可能后退半步;并且在遥远的科索沃问题上,我们都能够让西方付出巨大代价,那么在台湾问题上我们会让对方付出更大代价。中美之间数十年恩怨情仇的历史不断证明着一个道理,在利益问题上美国始终是清醒的,狼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吃羊,却很少毫无顾忌地去吃大象,更不可能毫无顾忌地去吃老虎。台湾问题对中华民族来讲是生死问题,对美国来讲只是生意问题,既是生意就不会做亏本买卖,我们只需要借科索沃问题告诉对方就足够了。

    然而让国人扼腕叹息的是,或许是上次美国导弹袭击中国大使馆留下了难以消除的恐怖阴影,中国居然在科索沃问题上抽身事外,仍下了战略伙伴俄罗斯孤军奋战,结果是一切都按照美国的导演在发展。本来科索沃对中国的影响要大于俄罗斯,俄罗斯只是不甘心到手的肥肉被美欧抢走,中国则是自己正在变成美欧瓜分的肥肉,所以应该比俄罗斯更加激烈反映才对,可惜中国却放弃了这一与俄罗斯联手对敌的绝佳机会。这是继阿富汗之后,中国第二次失去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机会,并且是最后一次在境外较量的历史机会。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先后两次与美国较量都是在境外,并且正是通过第二次境外较量把美国陷在了越南,才逼迫美国签署上海公报,给我们送回了台湾。为什么选择境外较量?道理很简单,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较量,无论是朝鲜、越南、阿富汗还是科索沃,都比在自己家里较量划算,在自己家里较量,打破的都是自己的坛坛罐罐,只有在境外较量,才能保住自家的完整。可惜中国却一次又一次地再三放弃境外较量的机会,最终被对方逼退到家门里面,322入联公投,还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国如同一个被逼到房屋角落剥光衣服的妇女,已经到了退无可退躲无可躲的最后绝境,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322公投的灾难性影响都超过九一八事变,可是整个媒体不仅没有任何愤怒表示,却在欢天喜地准备着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庆狂欢,仿佛台湾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一样,两年前才通过的《反分裂法》,墨迹未干就有可能变成一张废纸,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啊,再次到了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什么叫台独?入联公投就是台独,从法理的角度讲,台湾的入联公投甚至比科索沃宣告独立走得更远,直接投票加入联合国!

    怎么办?是以武拒独、完成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世纪性崛起,还是像前苏联那样束手待毙、崩溃解体?两条选择,两个前途,两种命运!政府仍在保持沉默,民间形成两种声音。一是以乌有之乡等进步网站为代表的爱国主义力量,呼吁贯彻《反分裂法》,坚决维护国家统一;二是从中央党校的《××时报》到南方系报刊声嘶力竭发出的怪异声音:解放思想。事物的发展就是如此奇妙,那边喊要实行独立,这边就喊要解放思想,真不知是无意间的历史巧合,还是有意识的政治配合!毫无疑问,台独即武,是除极少数亲属财产已转移海外的买办汉奸之外,每一个大陆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但是,只要还有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和平选择,我们就不能让包括26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3亿中国人民陷入战争,而目前唯一能够制止台独的最后万分之一的和平选择,就是杀鸡吓猴,镇压国内的汉奸势力,以此来显示中华民族敢于以死相拼的决绝精神和坚如钢铁的国家意志。这是避免用战争手段制止台独的最后机会,并且具有一石多鸟的重大历史转折作用。

    首先,镇压国内汉奸势力,可以改变30年来我国在中美关系中的被动地位,彻底堵塞台独发展的国际空间。台湾问题说到底是中美关系问题,而台湾问题之所以成为中美关系问题,既不是李登辉、陈水扁等单方面造成的,也不是美国单方面造成的,其罪魁祸首还是大陆的汉奸势力。就在去年12月5日北京举行的中美建交28周年研讨会上,美国前总统卡特当众公布了他的日记,披露了一个让国人无比震惊的事实:推动台独势力发展的两大外部力量——对台销售武器和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竟然是1979年有人背着党中央国务院与美国进行暗盘交易的结果,其性质完全属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引清兵入关。自那时以来,台独分裂势力(包括藏独和疆独)和国内汉奸势力,就一直是美国刺向中华民族心窝的两把尖刀,当中共十七大再次打起“秉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外交大旗时,对中国复兴力量重新崛起的担心,促使美国开始动手肢解中国,策划台独入联公投,尖刀直取中国心脏。而在国内汉奸势力——台独分裂势力——美国军事威慑所组成的一系列连环剑中,国内汉奸势力是其剑锋的前缘,只要砸碎前缘的剑锋,刺向中国心脏的连环剑就会成为一堆废铁。美国在看着台湾的台独,台独在看着大陆的汉奸。对美国来说,台独是只鸡;对台独来说,大陆汉奸是只鸡;如果连鸡都不敢杀,猴子还有什么可怕的!当灾难的降临已经无可避免时,杀鸡往往是减轻灾难的最好方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仅仅“杀”了霍多尔科夫斯基一只微不足道的小鸡,时至今日再没有任何人敢打俄罗斯石油的主意。镇压汉奸,永远是对分裂势力和敌对国家最有效的震慑方式,并且是避免大规模流血的最有效方式。

    只要大陆的汉奸势力遭受到严厉镇压,台独立刻就会成为灾难的代名词,在台湾政坛上消失得干干净净。古往今来任何一个严厉镇压叛国者的国家都没有发生过分裂现象,分裂永远都只是国家意志衰弱的结果,前苏联就是一个最突出典型。虽然拥有能够反复毁灭地球数十次的强大核力量,但是在被西方政治文化的游戏规则瘫痪以后,一夜之间便分崩离析、彻底瓦解,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拥有世界最强大军事力量而不战自溃的国家。可见,国家意志是任何核武器都代替不了也摧毁不了的最强大力量。苏联解体后,我们才真正懂得了毛主席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论断的深刻含义,原子弹既拯救不了一个国家,也毁灭不了一个国家,最终决定国家命运的永远都只是国家意志,丧失了国家意志的国家,原子弹再多也是一堆废铁,原子弹的真正威力,不在物理方面,而在国家意志方面。不怕鬼的人永远遇不到鬼,不怕战争的国家永远遇不到战争。国家意志是比任何核武器都强大千百倍的最强大武器。而目前能够以最小代价最大限度地展示国家意志的行为,就是在国内迅速掀起一场震撼世界的锄奸风暴,让国内外所有分裂势力闻风色变、心胆俱寒,如同19世纪美国那样,一场持续十多天的亚特兰大火,其后200年无人敢再谈分裂。掀起锄奸风暴的历史作用,不仅仅是遏止台独等一切分裂势力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重新调整中美关系,把30年来被颠倒了的原告和被告地位再次颠倒过来,彻底改变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美国强加给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盗规则,让整个世界认清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必然会把人类推上毁灭道路,真正担负起“秉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大国责任,重新恢复新中国的大国形象和大国地位,让整个世界都知道,那个韬光养晦、永不出头、任人欺凌的瘪三式中国,已经再次一去不复返了。

    至于统一台湾问题,在遏止住台独势力后可以先放一放,未来中美关系乃至整个世界关系的重新调整,都还需要台湾问题。美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建立的世界殖民体系要打破,30年来美国在中美之间形成的殖民经济循环圈要打破,30年来美国强加在中国头上的各种不合理规则要打破,中国人民要和世界人民一道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世界,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还需要暂时维持台湾现状。因为我们既要打破这些不合理规则,又必须要讲道理,做到有理有利,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逐步建立一个讲道理的世界,不能再象美国主导的世界那样只讲实力不讲道理,这个道理怎么讲?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台湾来讲,拿台湾来说事儿。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既然是中国的一部分,你美国向中国一个省出售武器,和中国一个省单独订立条约,搞什么关系法,你就已经违背了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你所主导制订的所有规则也就失去了历史合法性,可以统统视为一张废纸,没有必要认真对待,更没有必要接受约束。而且,你能向我国境内一个省出售武器,我就能向世界任何地方包括向你美国境内出售武器,这个世界应该是讲道理的世界,国家之间应该具有平等的权利,要让美国懂得并接受这些道理,就需要有台湾问题,否则这些道理就无法讲,就难以做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所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迟早会发现,台湾问题不仅不再是宰杀中国的一把尖刀,反而会变成套在自己脖子上的一条绞索,到它意识到要摆脱这条绞索的时候,就会象七十年代初那样,第二次主动登门再把台湾送回来。而就目前来讲,无论中美关系、中日关系,还是东南亚的情势,都还不到统一台湾的最佳时候,可以继续让美国为我们“站岗放哨”。

    其次,镇压国内汉奸势力,可以调整决策结构,重建中国的鹰派集团,奠定与大国地位相适应的国家组织基础。大国要有大国的运势和威严,不能总是陷在别人制造的诸如独立、分裂等狗撕猫咬的纠纷里面,要摆脱别国制造的这类纠缠,就必须重建中国决策层的鹰派集团。回顾人类历史就会发现,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能够支撑数千年的泱泱大国,其中一个重要的组织因素,就是构成其决策层的始终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派,用中国古代的话说,就是主战派和投降派,用现代西方的话说,就是鹰派和鸽派。什么时候鹰派占上风,中华民族就会拓疆辟土、辉煌鼎盛;相反,什么时候鹰派被消灭,中华民族就会惨遭灭顶、国破家亡。南宋亡于蒙古,大明亡于满清,特别是后来满清败于八国联军,都是鹰派被消灭的结果。当初满清20万人尽灭北方诸国,荡平天下,入主中原,不可谓不骁勇,综合国力更是远在八国之上,相对地位超过现在的美国,结果却是逢战必败,打不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以至于西方任何一个不气眼的小国都敢来侵略中国。其中的直接因素,就是满朝文武中代表国家意志的主战派被消灭的干干净净,整个国家就一个投降派李鸿章在进行斡旋,给洋人的感觉如同入无人之境。再看共和国建立后的正面典型更是如此,在苏联进行核打击的威慑之下,毛泽东毅然决然清除了刘、林两个投降派,一声令下全国挖防空洞,摆出了与敌人誓死周旋的决战架势,才逼使苏联政治局最终放弃了已经作出的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决议。再看今天的美国同样如此,主导今天美国政坛的所谓新保守主义,就是具有强烈进攻意识和献身精神的一群理想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信徒,正是这些以世界为己任的极少数鹰派集团构成了美国强大的国家意志,这是比所有核武器和航母舰队更加强大的国家力量,美国之所以是美国,苏联之所以成为苏联,其根本区别就在这里。

    美国自己更懂得这一点,可以说古往今来,没有任何国家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当今美国更加懂得国家意志的至关重要了,所以30年来美国才不惜血本地渗透操纵中国学术界,通过卓有成效的学者汉奸化、思想非毛化、历史妖魔化等手段,逐渐打掉了中国的文化自信和国家意志,并且又通过持续不断地清算所谓极左思潮,把具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鹰派人物从中国各个领域都清除得干干净净。可以说,纵观中国历史,当今中国是自秦始皇统一以来,理想主义鹰派人物被清除得最干净的时期,所以才出现了中国周边被包围,领土被占领,分裂势力猖獗,强加的不合理规则越来越多,特别让国人痛心的是,由于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不合理规则越来越离奇,中国政府不得不主动要求对方国家帮助保密,而对方又反过来利用中国政府的弱点强加给中国更多的不合理规则,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离奇屈辱,即便晚清时期也没有把各种不合理条约列为头等国家机密。眼下的台湾就是一例,当初中美建交时美国突然提出要向台湾销售武器,向建交国家的一个省销售武器,这是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屈辱条款,中国不仅全盘接受还反过来要求美国联手保密,不让中国老百姓知道,美国抓住中国弱点立刻就搞了一个《与台湾关系法》,把美国武力协防台湾的不合理规则强加在中国头上,从此台独势力一发而不可收拾。还有那个WTO,全世界任何国家的WTO条款都是公开的,可是中国入世已经7年了,至今也不见与美欧达成的条款内容。对本国百姓保密,已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迫不得已、秘而不宣的一条基本原则。人们经常讲所谓弱国无外交,其实不是弱国无外交,而是弱官无外交,中国近代史上被西方国家随意蹂躏,不是当时国弱,而是当时官弱,官弱的根源在于是贪官;日本两次侵占中国,也不是日本国强,而是日本官强;刚刚诞生的共和国能够打败世界最强大的美国,更不是因为国强,同样也是官强。可以说,最终决定中国是成为强大国家还是成为肥大国家的最关键因素,就是中国能否重建国家的鹰派集团;如果能够形成鹰派集团,中国就会成为强大国家,甚至是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国家;相反,如果不能形成鹰派集团,中国就只能再次成为任人宰割的肥大国家。

    而形成中国鹰派集团的关键,就是铲除中国的汉奸集团,至少应该形成鹰派集团对汉奸集团制衡的局面。中国历朝历代都拥有平战两套班子,毛泽东则建立了平战两套体制,30年来毛泽东创建的备战体制已被摧毁,目前唯一能做到的就是重建一个敢战能战的鹰派集团,形成对内对外的强大威慑力。近60年共和国截然不同的前后历史证明,鹰派集团和尖端武器,是一个民族起飞的两只强大翅膀,一个没有鹰派集团的国家,如同一个没有男人的家庭,必然会遭受侮辱欺凌,而鹰派集团的形成,将会使所有对手立刻由进攻转为防御,不仅台湾会转为防御,日本、美国等都会转为防御,被人防御的国家才是最安全的国家。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和谐的国际新秩序。

    第三,通过镇压汉奸势力,重新激活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民族精神的复活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留存下来的古代大国,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东方文化蕴涵的那股充盈天地的浩然正气。中华民族最终取代肉欲主义、感官至上、丛林法则等西方文化,为人类社会注入的就是这股浩然正气。20世纪中期中华民族能够战胜亡国灭种的历史危机、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依靠的也是这股浩然正气。

    只是30年来文化和政治的双重绞杀,不断扼杀着支撑中华民族千年不倒的这股浩然之气,促使中华民族的精神正在走向死亡。30年来所谓对外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用西方文化宰杀民族精神的过程。本来从共和国诞生那天起,甚至从中华民族诞生那天起,就无时无刻不在对外开放,为什么又会突然冒出一个对外开放的概念?很显然,这是一个宰杀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的特定概念。从70年代末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化开始,中华民族便被逐步推入了越来越沉迷的催眠状态,先是反思文革10年,进而反思共和国30年,再进而反思到1840年,最终反思到中国统一2千年和文化发展5千年,反思的结果就是中国改革精英的集体代表作《河殇》的论断:中华民族是一个劣等民族!甚至后来更加扬言:“西方历史是一部弃恶向善的历史,中国历史是一部弃善向恶的历史”,也就是说,中华民族不仅是一个劣等民族,还是一个邪恶民族。整个神州大地形成了疯狂的民族自我控诉运动,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民族自虐运动,一个接一个的学术明星和改革明星,踏着民族精神的尸骨不断擢升于中国文化的天空,所有成名的改革精英,几乎无一不是疯狂宰杀民族精神的文化刽子手。这完全是由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决定的。物欲泛滥是改革唯一的内在动力,要贯彻“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改革逻辑,就必须彻底推翻是非真假善恶美丑的东方伦理;要实现把中国纳入西方殖民经济体系的开放原则,就必须彻底打掉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这就注定了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在劫难逃。

    如果说最初的改革设计者对民族精神的反思和否定还带有某种盲目性的话,那么后来由美元培养出来的改革参与者,则目标十分明确地要用西方国家的殖民文化来改造中华民族。这就是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不去研究经济学,而用大量时间批判妖魔化义和团的原因所在。不仅仅是批判义和团,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和革命,统统都在批判之列;而所有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者,又统统都在歌颂之列。《人民日报》有个编辑写了一本歌颂日本兵大救星的专著,立刻成为国内主流报刊歌颂的偶像和日本跨国公司赞助的对象,部分有血性的中国人看不下去,去年两会期间便有部分委员提议要设置反汉奸言论法,结果马上成为国内主流报刊攻击的对象。如此一来,汉奸文化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汉奸学者成为中国的明星学者。任何学者只要发表汉奸言论,账户上的金钱就会源源不断;任何报刊只要吹捧汉奸学者,广告收入就会源源不断。南方系报刊是中国最火爆的报刊,因为那里聚集着中华民族一大批汉奸。西方国家各种基金会的美元欧元日元大把大把地撒向中国,撒向中国各大政府研究机构、咨询机构和重要学术部门,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奇特的现象:在没有发生入侵者的本国境内,一个人只要反华就拥会有奢华生活;相反,如果爱国则只能接受清贫生活。左翼和爱国学者聚会,自行车、公交车,实在没办法才坐出租车;右翼和汉奸学者聚会,则是豪车美女、洋酒华宴、高官如朋、侍者如云,周游世界的请柬随手乱扔,各国的护照居留证塞满皮包。如此强烈的反差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而是10年,20年,30年地不断强化,最终形成了一种价值观:选择汉奸生活就意味着成功,意味着名誉,意味着地位,意味着豪宅名车,意味着奢华人生;相反,则意味着失败,意味着挫折,意味着屈辱,意味着无能,意味着亲人的感叹,意味着朋友的怜悯。所有这些,对于青年人特别是有才华的青年人来讲,很难跨越,所以才会有和平时期出现汉奸集团这一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反常现象。战争时期出现汉奸集团是侵略者支持的结果,和平时期出现汉奸集团是民族精神死亡的结果。

    中国的精神已经死亡,精神已经死亡的民族是没有能力崛起的,不仅没有能力崛起,甚至没有能力维持现状。所有敌对国家和敌对势力几乎都看到了这一点,纷纷开始对中国动手,美国打着反恐旗号突然在中国西部边陲建立了四个军事基地,陆地布局完成后便策划台湾独立,阴谋肢解中国;就在台独日期逼近的同时,日本出手要霸占相当于中国大陆三分之一面积的辽阔海域,要把超过中国大陆资源总量的东海资源拿走,目前中日双方正在谈判,据说日方强占中国领土的态度十分强硬,根本不容中方辩解讨论,中国外交部就刚刚进行的第八轮中日战略对话透露的全部信息只有一句话:“日方对中国3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钦佩”,看来中国要保住这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就只能按照日本的要求割让领土和资源。如果东海资源被日本拿走,再接受台湾322入联公投,那中华民族就彻底丧失了21世纪的发展资源,剩下的就只有崩溃解体一条路了。中华民族到了必须再次实现精神复活的关键时刻,必须立刻从目前行尸走肉的糜烂状态中解脱出来,当前的民族危机也为民族精神复活创造了条件,危机危机,机遇总是蕴藏于危难之中,历史上中华民族每一次崛起的历史机遇也都是蕴藏于危难之中,小危机小崛起,大危机大崛起,目前是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最大危机,也必定会造就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伟大崛起。

    普京只不过抓了一个霍多尔科夫斯基,就找回了俄罗斯伟大的民族精神,开始了俄罗斯民族的再次崛起。如果我们掀起一场锄奸风暴,肯定会立刻振奋起整个社会同仇敌忾的伟大民族精神,尽扫数十年来的糜烂风气,形成惊天动地的伟大崛起,并将引领世界进入新的发展世纪。目前最需要的就是立刻出台一部《反汉奸法》,作为《反分裂法》的姊妹篇,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各级锄奸委员会,做好迎接任何挑战的最坏打算,以此来争取度过危局的最好结果。古往今来,敢战的民族从来没有战争,畏战的民族也从未躲过战争。幻想以牺牲领土和资源的办法来换取所谓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将只能是带来更大的灾难。历史上日本两次侵略中国就是先例,每一次占领中国的欲望,都是被中国的畏惧退让刺激起来的,没有九一八事变把东三省拱手送给几百名日本兵,也就没有后来几千名日本兵发动七七事变,占领整个华北。中国这30年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是当初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打出来的,而不是靠卖国卖出来的,卖国永远卖不出和平,退让只能刺激对方更大的胃口,受害妇女让对方亲一口摸一把的退让不仅避免不了被强暴,反而会刺激起流氓更加疯狂的强暴欲望,只有不怕战争的民族才会享有和平,而畏惧战争的民族,将永远生活在战争的恐吓之中。

    第四,改变西方国家强加给中国的殖民经济,为子孙后代保留一块发展空间,摧毁美元的“白条经济”。美国操纵台独,日本强占东海最惯用的手段,就是用经济问题恐吓中国,宣扬如果中国不丢掉台湾和东海就会断送经济发展,国内主流学者包括军内个别著名学者也都一齐叫喊:不能因小失大,不要因为台湾问题、东海问题而葬送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那位曾经主持WTO谈判的主流经济学家在党校演讲中公开宣称“大家不要关心台湾问题,台湾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与世界经济接轨”“由于日本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邻国,所以对中国最重要的不是东海,最重要的是和日本友好”。由于占据舆论主导地位的这种汉奸文化影响越来越大,许多善良的人们也开始困惑保卫台湾保卫东海会不会带来灭顶之灾,所以在此有必要弄清楚两个问题:一是西方国家用来恐吓中国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二是一旦中美交恶会给双方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影响?

    先谈第一个问题,西方国家用来恐吓中国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西方国家利用中国的改革开放,采用腐败手段,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殖民经济,中美之间由美元旅游组成的贸易循环圈就是典型:大量中国廉价商品流向美国,推动美国物价越来越便宜,美国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而中国得到的只是一大堆美国印制的“白条”美元,即便这些白条也没有真正到手,而是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和入股美国银行,一分不少地又送回了美国。由于美元汇入中国时每一块钱要增发七、八元人民币,由此引发了严重通货膨胀,仅2007年流入5千亿外汇增发的人民币就超过3万亿元,相当于全国工资总额的1.5倍,焉能不通货膨胀。可见,这种贸易循环的实质内容,就是中国的廉价资源源源不断地输入美国,而美国的通货膨胀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中国老百姓除了承受通货膨胀压力之外,什么都没有得到。按照中外贸易利润分配比例20比1计算,中国积累这1万5千亿外汇,同时为西方国家贡献了30万亿美元,超过200万亿人民币的利润。贸易循环还是损失最小的循环,金融领域的资本循环损失更加可怕,仅一个平安保险公司被英国人拿走,就损失了上万亿市值(按最高股价计算)的财富。可以说,如果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和资源耗费,都落实在中国人身上,13亿中国人民已经实现了共同富裕。可现在我们的人民仍然处于贫困之中,刚刚看到乌有之乡网站转贴的一篇报道,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名女大学生,就餐卡一年全部消费只有8.35元,完全依靠吃食堂剩菜剩饭度日,学校电脑显示,最大的单笔支出就是每周去水房打一壶0.15元的开水。文章未看完已经泪流满面,甚至忍不住哭出声来,一边是外国人上万亿上万亿的拿走中国财富,一边是我们的女大学生在食堂拣剩饭度日!虽说50年代的日本人也有过拣剩菜剩饭的纪录,但当时日本人的困苦是为自己积累,而我们大学生拣剩菜剩饭却是在为外国人积累!

    就说这个已成为英资公司的中国平安,英国公司在美国次债危机中亏了钱,英国首相飞到中国来要补偿,中国平安立刻就要对中国股民融资1600亿去填窟窿。为了让那些昨天还是国企领导人的现任公司高管拼命为大英帝国圈钱,全部年薪都提高在千万元以上,这些仍然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公司高管,对中国投资者越来越穷凶极恶,1600亿的圈钱计划,把中国股市砸了个稀里哗啦,整个股市爹哭娘叫、血肉飞溅,可是公司高管仍然声嘶力竭地对媒体宣布:融资计划绝不改变!可怜走投无路的中国人啊,无论走到哪里,都如同孙悟空一样始终跳不出殖民经济循环圈的佛掌,即便你成功考上大学,也仍然要吃剩菜剩饭!即便你成功发了财,也仍然要在股市上惨遭外资洗劫!一次圈钱就是1600亿!1600亿是个什么概念?2006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总额才538.33亿,现在一个外资公司一次性地就要拿走相当于3年的中央财政教育支出!中国经济完全变成了极少数中外权贵富豪分赃的对象,这种经济对中国老百姓还有什么意义!不仅对当前一代人没有意义,更可怕的是还会掏空我们子孙后代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源!有人总是担心统一台湾会遭受西方经济制裁,其实如果真的发生制裁反倒是件好事情,正好给我们一个改变殖民经济的历史机会,建立起真正平等互利、人与自然友好相处的经济模式,至少能为子孙后代保留一点发展资源。

    再谈第二个问题,一旦中美交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会给双方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肯定回答:一旦发生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西方发达国家首先是美国,将会立刻陷入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崩溃!俗语讲,30年河东30年河西,虚拟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将使任何针对中国的经济制裁都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九十年代以来,为了加速中国经济的殖民化发展,把中国牢牢钉死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让中国永远成为发达国家的打工崽,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把能耗大污染重附加值低的产业向中国转移,形成了中国实体经济迅速增大、西方国家虚拟经济迅速发展的经济格局。在和平时期,这种经济格局对中国是灾难性的,用跨国公司的话说,就是把利润、财富和资源统统拿走,把GDP增张的虚名和污染给中国留下。但是一旦发生制裁和冲突,情况就会完全颠倒过来,虚拟经济的财富完全是由心理预期决定的,一旦预期恶化立刻就会灰飞烟灭,此时只有实体经济才是真正的财富,特别是一旦发生战争,只有水泥钢铁等物质财富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而股票债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财富会立刻化成一缕青烟。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就如同金元宝和窝窝头的关系,平时竞争虚拟经济占绝对优势,创造财富的绝大部分都会被它拿走,如同是拥有金元宝的富人,而实体经济完全是白干,如同怀揣窝窝头的穷人;可是一旦发生灾难和冲突,金元宝就没有了任何用途,此时能够救命的只有窝窝头,无论平时金元宝和窝窝头的价值相差几何,劫难后能够活下来的肯定是怀揣窝窝头的人,而怀揣金元宝的人必死无疑。所以对中国来讲,经济制裁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目前这种风平浪静的大抽血,如果不发生任何事变地这样抽下去,中国很快就会枯竭衰亡。所以中国不应该害怕西方制裁,莫说是现在发生制裁的优势在中国一边,就是当初中国处于极端劣势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被西方的制裁和封锁吓住,当时毛泽东十分豪迈地宣告“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中国就什么都有了!”后来的历史事实完全演绎了毛泽东的豪迈论断:我们的确什么都有了。如果再次发生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就不仅仅是中国什么都有了的问题,而是整个中西方关系都会彻底颠倒过来!

有人可能会担心美国会联合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国内的汉奸集团也这样恐吓我们,其实完全没有什么可怕的。今天大国之间的核战争已经超出了胜负的范畴,将意味着人类的整体毁灭,如果美国愿意成为人类公敌,把人类推向毁灭,那是它的事情,我们无须为它担心。人类能否毁灭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那不是中国单独一个国家能够避免的了的,我们所能避免的只是中华民族被肢解的问题,只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这是中华民族生与死的底线问题,即便是战争加身也不能放弃的问题。我们不希望发生战争,哪怕是有万分之一的和平希望,我们也会全力避免战争。但是我们也绝不惧怕战争,一旦西方国家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就应该采取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逻辑,兰德公司关于台海战事给美国政府的建议就是:“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坚信,美国一定会用原子弹摧毁中国,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安全”。兰德公司给美国政府的建议也恰恰是我们给中国政府的建议:一定要让所有敌人相信,我们有能力把任何一个揿动核按钮的国家变成一片火海,绝不让其中任何一个人活着看到第二天的太阳!为此,从现在起,中国部分经济就应该纳入军事化发展轨道,生产更多的核武器来捍卫我们国家的统一。

    综上所述,目前我们捍卫国家统一可以说是占尽优势,唯一的弱点和劣势,就是组成这个国家精英阶层的高官富豪、学者名流等,越来越多的亲属和财产流向了西方发达国家,在感情上和利益上越来越和西方发达国家融为一体,这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死穴。毛泽东最后搞文革,就是要全民演习克服这一死穴。如果不能克服这一死穴,所有的优势都会化为乌有。汉奸势力历来都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死穴!目前没莫说是毛泽东的大文革,就是普京总统的小文革,也完全能够克服中华民族的汉奸死穴,实现国家统一,奠定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基础。

    322劫难正在迫近,灾难性影响将超过九一八事变,杀鸡的最后时限已不容拖延,否则就会要么丢掉台湾,要么采用战争手段。写到此处我突然想知道,目前鸡在干什么,便上网浏览,发现类似平安保险等现在已被外资参股控股的几家原国有大型公司正在拼命砸盘,据说带头砸盘的正是平安保险,股价一泻千里汹涌暴跌,这种极其反常的现象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本来这些要在股市融资的公司应该托盘才对,为什么竟然违背自身利益疯狂砸盘?突然,一阵不祥预感滚过我的全身:杀猴!他们掀起涨价狂潮,以天量规模圈钱,推动股市暴跌,都是在故意激化矛盾,迫使政府动武,创造杀猴条件;如果动武成功,西方国家将顺利控制中国;如果动武引发内乱,就趁机肢解中国,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永久性解决中国问题”。

    杀鸡,还是杀猴,中华民族到了选择的最后时刻!

 

 

中国的政府规模有多大?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  陈志武

2008-02-25 

  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这里,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角度来把握其“大小”。

跟历史比,跟美国比

相对帝制时期的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中国今日又逢盛世,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即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我们或可说当时中国其他地方居民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是,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1950年以前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实行了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的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都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他现代产业在全球来说最发达,此外,它还扮演世界警察角色,所以它的政府职能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

然而,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这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中国有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规模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一开始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1995年间确是如此走向。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方方面面的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见图一、图二)。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里“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了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会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制约上。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已经远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规模,达到历史“最大”规模。

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在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图三给出三个群体的累计收入增长情况。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1.2倍。

财政税收之外

不过,上面的计算只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并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国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同样于GDP的增速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万亿多80%。

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资产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

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

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当然中国家庭也持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GDP的速度增值,也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国的总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

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

美国家庭资产的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既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的原因。

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按照上面谈到的,去年政府财政税收5.1万亿,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政府总共有15.7万亿的收入可以花,这些钱花在哪里了?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此吗?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比。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仅占GDP的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国民自己的。 

 

中国大陆1952年-2004年货币存量简析

陈纱笔

2006年9月8日

    货币存量又称为货币供应量,是全社会在某一时点承担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货币总额,它主要包括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城乡居民所拥有的现金和金融机构的存款等各种金融资产。货币供应的数量、流动性状况是社会总需求变化的货币表现,是各国的主要经济统计指标之一,也是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重要依据。我国现阶段货币供应量的统计数据主要从银行概览中加工整理后取得。货币供应量一般根据货币流动性的差距分层次统计。我国的货币供应量按流动性由强到弱,分为M0、M1、M2三个层次:M0——流通中的现金,即央行历年货币发行总额;M1——M0+活期存款,亦称为“狭义货币供应量”;M2——M1+定期存款+货币市场共同帐户++其他存款(财政存款除外),亦称为“广义货币使应量”。

    我国有货币存量统计数据的资料始于1952 年,当年的货币存量(M2 )101.3亿元,请大家记住这个数字。从52年到57年,M2基本上是以每年12-15亿元的速度增加,货币增长保持在10%左右,57年达到197.7亿元,这是比较正常的速度;从58年开始就不对了,货币增长也开始大跃进,以每年平均25%的速度猛增,导致建国后的第一次通货膨胀。从61年到64年,三年自然灾害,第一次出现通货紧缩,M2由1961年的439.8亿元降到1964年的434.7亿元,降幅并不大,但是比较好的度过了自然灾害期,国民经济有所恢复。65年到68年又开始了第二次冒进,每年平均新增货币56亿,每年增长速度为14%,68年达到666.9亿元。69年到70年“调整,巩固,提高”,出现第二次通货紧缩,每年货币减幅只有7亿元。

    从70年到79年开始了第三次温和的通货膨胀,每年平均新增货币90多亿元,增长速度是15%左右,增长量保持在百亿元之内,增长速度控制在20%以内。1952年到1979年都可以称为“高增长低通胀”经济发展期。

    1981年到83年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新增货币增长量上了新台阶,每年平均新增货币400多亿元,货币增长速度为22%,也还算正常;从84年到89年突飞猛进,每年平均新增货币1500多亿元,89年货币存量达到12000亿元,第四次通货膨胀可以称为奔驰的通货膨胀。

    从90年到93年,货币增长量每年都还控制在数千亿元之内,没有超过万亿元:90年与89年相比,新增5253亿元,91年比90年新增4100亿元,92年比91年新增6100亿元,93年比92年新增9400亿元,环比增长速度39%!93年货币存量达到34879亿元。

    1994年开始货币增长量超过万亿:94年比93年新增12100亿元,环比增长速度为34.6%;95年比94年新增14000亿元,96年比95年新增16000亿元,97年比96年新增15000亿元,98年比97年新增13500亿元,99年比98年新增15400亿元,2000年比99年新增15600亿元,2001年比2000年新增18200亿元,货币存量达到152888亿元。平均年增长量为15100亿元,平均增长速度在39%左右,可以称为第五次通货膨胀期。

    2002年更不得了,货币增长量开始突破三万亿:2002年比2001年新增31000亿,2003年比2002年新增36000亿元,2004年比2003年新增34000亿元,货币存量达到253207亿元。增长量加大了而同期的货币增长速度却降了下来:年平均增长速度在33.3%。这一 阶段,我们可以称为“第六次比较平稳的通货膨胀期”。

    中国实际货币供给量大大高于理论上的货币供应量。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为10%,而货币存量平均增长速度是31.5%,个别年份的甚至超过40%!也就是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货币贬值速度在20%以上!一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隐蔽的通货膨胀史。为什么说是隐蔽的?这是由于在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存在着严格的价格管制,价格上升趋势的真实程度被隐蔽了。经济体制转制后这个影响仍然存在。既然通货膨胀这么厉害,为什么没有引起金融崩溃和经济生活混乱呢?其一,这是由于建国时货币存量基数本身太低,除了两次通货紧缩外,80年代之前每年增加的货币量还不能适应现实的货币需要,因而长期保持了低流通、低物价;其二,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时期也需要大量流通货币的支撑,再加上我国信用制度不健全使现金需求量更大;其三,我们更受益于强大的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和长期的计划经济影响,政治和政体的稳定有力地保证了经济和金融的稳定。

    下面我们再从货币数量方程式中推导出为什么会产生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以及高通货膨胀率没有发生经济混乱。

    货币数量方程式:MSV = PY d

    其中,MS——代表一国的货币供给;V ——代表货币流通速度;

    P ——代表总体价格水平;Y d——代表真实总需求。那么, PY d 就代表了需要交易的商品总额,一定时期内PY d是个确定数字。80年代之前由于交易通信技术的落后,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非常低,因而需要比较大的货币供给;80年代之后技术是跟上去了,但是信用降下来了,仍然需要比较高货币供给。这就是为什么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没有严重影响社会政治经济的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还想寻找更多原因的话,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有大量的货币资金积聚在我国不成熟的资本市场上,众多的货币持有者试图在不完备的资本市场上攫取自己的第一桶金(2003,伍志文,货币虚拟化过程中的“资本市场货币积聚假说”,《经济学(季刊)》2003年10月);房地产市场的成熟与活跃也吸引了相当部分的资金。事实上我国的“超额”货币供给自80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并呈加速趋势,让好多人担心这个“笼中虎”随时都可能跑出来危害商品市场并引起急剧的通货膨胀,但是没有,反而在2004年、2005年出现了通货紧缩的态势,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升值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

    从另一方面讲,由于过去多年来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增长,导致当前产能过剩,产能过剩领域也由消费品领域扩展至生产资料部门的加工工业和原材料工业三个产业链环节。在产能过剩因素约束下,近期也不可能发生急剧的通货膨胀。

    最后我们还应该感谢中央银行的货币专家们,他们的敬业和高超的调控技术(公开市场活动、法定准备金率、贴现率)抑制了通货膨胀,保证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和金融秩序的稳定。

    资料来源:

    1、《中国经济年鉴》2000,2001,2002,2003,2004,2005
    2、《中国货币市场年鉴》2000,2001,2002,2003,2004
    3、赵留彦、王一鸣《货币存量与价格水平:中国的经验证据》(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基金业年增263% 基金规模近3.2万亿元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12月31日,中国大陆58家基金公司管理的基金资产净值(不包括QDII基金产品)已达到人民币31997.4万亿元,较2006年底增加了263.88%。 

 

中国企业盈余占GDP三成,显示分配结构不合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陈光金今天指出,2001年以后,中国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毛额(GDP)的比例不断下降,到2006年已经下降到41%,营业盈余占GDP的比例则高达30.6%,可见中国的初级分配结构还是很不合理。 

 

中国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时候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陈志武

2008年2月

    没有人会相信“民主和法治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没有人说“只要有民主,经济就会快速增长,就无忧无虑了”,难以相信把民主和法治制度搬到毫无人烟的沙漠王国上,那沙漠王国的经济就会自然快速增长了。

民主将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国的经济增长是靠人们没日没夜地工作、不分周中周末地勤劳而挣出来的,是勤劳战胜制度障碍才有的,来得很辛苦。试想,如果制度成本能大大减少,如果每天为对冲制度障碍而要勤劳的时间能减少几小时,那么,中国人的勤劳所能创造的收入会高多少呢?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

  第一,有形的制度成本很高。众所周知,去年国家财政收入3.9万亿,占GDP的19.5%,虽然这百分比只比美国联邦财政收入占GDP的16%高出3.5个百分点,但美国政府财政开支的73%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行政开支只占10%,而中共政府开支只有25.5%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教和科研事业,行政开支却占了38%,养着庞大的官僚队伍。因此,政府机构庞大,加上从北京到乡一级各层政府的奢侈官方办公大楼、形象工程,浪费全国公民的财富,而不是把这些收入用在老百姓福利上,这些制度成本不低。

  第二是各类行政管制、审批,逼着企业、个体户、大小单位、个人,甚至大学教授,都去跑关系,“跑部钱进”和事事要审批迫使体制内外、大官小官、是官非官每天要花几小时泡饭局,耗费青春,拖延企业发展。

  第三是由于对契约权益、对私人产权保护不可靠,执法机构缺乏公信力,要么使许多创业和交易无法做,要么就交易成本特高,抑制民间创业倾向。

  为了对付这些制度成本和制度障碍,中国人只好每天多勤劳几小时,先为制度成本打工,然后才是为自己的收入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一年的工作时间在全世界属最高之列,平均大约为2200小时。其它国家中,阿根廷一年人均工作1903小时,巴西人工作1841小时,日本人1758小时,美国人1610小时,英国人1489小时,而荷兰人工作得最少,一年才1389小时;但是,跟这些国家比,中国的人均收入却最低。
只要中国人比任何其他国家更愿意勤劳、更愿意干苦力活,那当然是有没有民主、法治,中国经济照样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增长。但是,如果我们想生活质量高一些并有更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那么就必须降低制度成本、减少制度障碍。所以,勤劳决定碗里是否有饭吃,而民主和法治决定生活品质,决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劳但照样能增加收入。

  民主使提高收入机会增多

  今天中国也的确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时候。从实际利益看,从明中期到晚清,中国的财政税收基本是国民收入的3%左右,乾隆中期朝廷的财政收入在5000万两银子上下,相当于今天的95亿元;到晚清,朝廷收入是8000万至9000万两银子,不到今天的200亿元,跟今天国家一年3.9万亿的财政收入比,当年的朝廷开支还抵不上零头。那时候的朝廷的确糟蹋不了什么东西,充其量几千万两银子。

  可是,虽然现在一年的财政开支4万亿,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还欠缺,行政开支、形象工程占绝大头,花在国民福利上的钱只占小头。为什么是这样呢?归根结底还是缺乏对行政权力、对政府预算的问责机制。在财政预算不透明又没有公开听证的情况下,政府开支当然不会注重人民的福利。全国人大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对行政权力没有任何问责。

  也有人认为,民主只是中国一部分精英和知识分子的诉求,一般老百姓可能对反腐败和社会公正有更强烈的诉求,而要达到这些目的,可能不一定需要民主,那么对老百姓来说,民主有什么用?

  腐败盛行,社会不公,地区间、城乡间以及不同群体间收入机会不平等,这些现象越来越严重。之所以如此,一是权力不受民主监督制约,二是通过国有制与行政管制让政府控制的资源权力太多,这两者加在一起形成了最有利于腐败、有利于不平等的温床。

  既然政府权力不受监督制约,而我们同时又通过国有制让政府直接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这就等于把全国老百姓的钱和前途都交给不会被问责的当权者去支配,你说,他们会先把这些集中控制起来的资源和发展机会分配给谁呢?当然是给那些有权力、有关系的地区和个人,给他们的亲戚朋友,哪个地区有更多权力,哪里就得到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

  中国连老百姓的金融储蓄都全掌控在国有银行的手里,结果也是谁有权力、谁有关系,谁就能融到资金发财。土地在国有制的名义下由官员支配,结果也是谁有关系,谁就能做一夜暴富的房地产开发商。

  另一方面,权力关系也决定了谁能、谁不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由于行政权力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和审批权,这也逼着每个想发财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结的道路。如果说中国有以官为本的传统,那么,这些年的国有制加政府管制使“官本位”上升到史无前例的高度。

  这就是说,当政府掌握所有资源的同时行政权力又不受制约的时候,政府在代替市场分配资源时,资源的配置就会既不符合效率原则(因为不是按市场规则分配),又不符合公平原则(因为没有代表民意的民主问责机制),而只会符合权力原则,这样的经济是权力经济,不是市场经济,更不是乌托邦式的福利经济。

  所以,民主不是什么抽象的价值诉求,而是涉及到普通大众切身利益的务实选择,涉及到收入机会是否能平等的问题,一点不抽象。 

 

 

发件人:"欧阳君山" <tdyjs999@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22 23:29:3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欧阳君山:从贫富分化高度求解通胀压力 

中国的贫富分化与通货膨胀

一位美国总统说:通胀比希特勒还坏

欧阳君山

    "大数据"和"小事件"

    1月11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07年 12月份金融报表,数据显示,去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达 1.528 万亿美元,较2006年同期增加了 43.32%,累计2007 年全年增加 4619亿美元,按有关数据,我国外储已是排名第二的日本的 1.57倍。 

    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虽然还没有最后汇总,但估计也是今年更胜往年。以北京为例,1 月11日,在北京市发改委工作会议上,主任张工表示, 2007年北京地区GDP预计达9000亿元,比2006年增长12.5%,是北京 GDP连续9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人均 GDP预计超7000美元。

    飘红的数据令人兴奋,但一桩桩小事也令人关注。

    1月 2日, 晚6点半左右,北京,郎家园发往燕郊诸葛店方向的 930公交车上,数十名乘客表示拒绝购票,并让司机停车,要求相关负责人出,原因是票价涨了,起步价由1元涨到了2元,全程票价由5元涨至 8元(刷卡乘车者可享受 8折优惠)。由四惠派出所民警现场维持秩序,协商近3个小时,在车队负责人同意免票后,乘客们最后才坐车离开。 

    第二天上午7点多到8点半,抵制票价上涨的事件再次发生,在距燕郊北线总站、北京八方达通州分公司诸葛店3站地外的星河皓月南区车站,百余名乘客将途经该站的6辆930路公交车围住,以示不满。经三河市燕郊治安分局民警协调,车队负责人到场解释涨价原因,滞留车上的乘客最后才分乘4辆公交车离开。 

    此前在重庆也发生了一桩震动全国的小事,2007年 11月10日上午,重庆沙坪坝区家乐福商场内,发生一起因争抢特价食用油造成的踩踏伤亡事故。据报道,当是就造成3人死亡,10余人受伤。另有消息显示,医院后来收治31人,其中7人重伤。 人命关天,但事情的确只是缘出一点小便宜。原是家乐福超市沙坪坝店十周年店庆搞促销,当日推出一款菜籽油特价促销,原价每桶51.4元的5升装菜籽油只卖39.9元。大清早4点刚过,就有大量市民前往排队等候,导致上午8:40超市开门营业,群众涌进抢油,造成踩踏伤亡。

    这样的小事或许每天都在全国各地发生着!2007年11月中下旬,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50个大、中、小城市进行了城镇储户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20000份。调查显示:第4季度城镇居民认为物价"过高,难于接受"的占比达47.6%的历史峰值,分别较上季度和上年同期提高0.5和23.2个百分点,一改3年来认为物价"偏高,可以接受"的比重占绝对优势的局面。

中国最终消费率跌至20年来最低点

    为什么在国家外储和GDP持续不断飘红的背后却是普通百姓的生计忧虑甚至困顿呢? 

    早在1998年起,大约是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党中央、国务院就提出并坚持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也就是从那时起,几乎每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要强调扩大内需。比如 2005年11月底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着力扩大消费需求和加强固定资产投资调控,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大力开拓农村消费市场。2006年12月上旬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更是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好投资和消费、内需和 外需的关系,最根本的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但2007年 12月3日至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同以往,一是十年来首次提出"从紧"的货币政策,一是"扩大内需"的字眼似乎也消失了。是不是我国的经济结构在 2007年突然生了变化,甚至于我国长期以来的投资与消费失衡及内需与外需失衡有了改观? 

    内需不足可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痼疾,这反映在最终消费率——即最终消费额占 GDP生产额的比重。从1984年开始,中 国的最终消费率就一直处于低水平态势,并持续走低,从1985年的66.36%下降到 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下降尤其厉害,从1981年的 53.1%下降到了2005年的38.2%。特别是"十五 ",中国最终消费率急剧下降,2005年降到改革开放20 多年来的最低点。

    尽管节俭是中国人民一向的美德,但单纯从经济上讲,这是十分不正常的。不妨从国际上作一个纵向比较,过去 10年,中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近 20个百分点。据世界银行数据,19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基本稳定在77%~79%,在所统计的 36个国家(地区)中,只有8个国家(地区)低于 70%。以2002年为例,当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80.1%,其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消费率为80.7%,中等收入国家为 74.3%,高收入国家为81.0% ,2002年,中国当年的消费率仅为58.2%,而与中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在1000 美元左右)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的当年的消费率分别为 81.2%、78.8%和68.9%(见图2)。 

    这还是把政府消费统合在内一起算的,如果把占20%的政府消费拔在外,居民消费率就更见低下。与此相应,中国的储蓄率偏高, 1996年以后连续5年来,居民储蓄以 18%的高速度增长,储蓄率超过35%。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材料,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 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其中1989~1993 年居民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以上,居世界之首。2005年国内储蓄率高达51%,而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 19.7%。

    中国的投资率更是持续高企,2000-2004年间,中国的投资率分别高达36.4%、 38%、39.2%、42.3%和43.9%。直让人感觉高处不胜寒,因为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大国的投资率一般在 20%~30%。与此相应,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明显的 投资依赖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5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33.3% ,投资是48.8%。

工资收入严重偏低是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内需不足呢?国人的确崇尚节约,并且偏好储蓄,但国民并非有钱不花。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键先生指出,从1979年到2004年,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的增长率均分别与其消费支出增长率高度正相关,过去 15年尤甚。就是说,只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能上去,消费自然也上去。 从文化上讲,国民崇尚节俭不假,但懂得享受也是事实。

    原因是在于国人无能消费,普通百姓主要靠工资获得收入,而我国工资收入相对资本收入严重偏低。 1月3日上午,中国社科院发布《 2008年社会蓝皮书》,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 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2004年下降到49.6%, 2005年降至41.4%,2006年更是仅为 40.6%;与此相反,资本回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节节上扬,从以前的20%提高到2006年的 30.6%。

    原因也在于国人不敢消费,这就是我国当前 社会保障和福利不健全,老百姓有点钱也不敢花,花了老了怎么办?由于"三座大山"——医疗、教育和住房的压迫,国民有钱不能花,花了家人怎么办?广大的中国人民的消费欲望被活生生地抑制了! 

    如果说2007年我国经济生了什么新变化的话,那就是在"没钱买"的内需不足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一层"买不起"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上涨——乃至"通货膨胀"。如果说内需不足尚只是内在的无力消费的话,通货膨胀就是外在的无能消费。内需不足还远没有解决,又来了通货膨胀,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通胀趋势可能传递出"弱者更弱"的信号。中国民生困局的突围之路或许就在这新的理论突破中。

 

 

发件人:"lianbangzhi lianbangzhi" <lianbangzhi963@gmail.com> 收件人: <lianbangzhi@gmail.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26 10:43:2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选择周刊第172 

中国的下一条“血路”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郑永年

2008年2月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果从经济增长的指标来衡量,中国这段时间里的发展为世界经济史所少见。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话语的主题词。 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应当是庆祝的日子。但刚好在这个应当庆祝的日子里,中共高层政治议程中的关键词则是“忧患意识”。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去年在中央党校为新进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讲话的时候,提出党政干部要有“忧患意识”。此后胡锦涛本人在各个场合的讲话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中共高层一方面承认存在着问题,另一方面对问题有清醒的认识。领导高层的“忧患意识”就产生于对所存在问题的严重性的认识。如何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就要求思想解放。这也就是近来中国政坛再次掀起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 

    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需要再次转型的时候。在前30年,中国领导层关注的是经济上的转型,即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今天尽管经济的增长方式还有待于转型,经济制度的建设还有待于深化,但中国毕竟已经确立了基本市场经济。深刻的“忧患”来自于政治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张力和矛盾。 

通过考验越来越难

  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中国政治运作的基本背景。执政党和政府如何适应市场经济,这是个很大的考验。这个考验通过了没有?现在看来,这个考验不仅没有通过,而且越来越难以通过。 

  党政官员之间的腐败越来越甚。一旦当政治权力和金钱结合起来的时候,腐败变得不可避免。朱镕基在任时,曾明确提出,腐败,如果不能得到遏制,就要亡党亡国。 

  尽管反腐风潮从来就没有定息过,但腐败的深度和广度也在急剧增加,亡党亡国的风险依然存在。 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和以往的有了巨大的不同。今天的市场经济还和信息化和全球化紧密相连,或者说,信息化和全球化是今天市场经济的内在部分。 

  因为信息化,无论是党政官员中间的腐败还是其它丑事,就不那么好隐瞒了,老百姓也不那么好欺骗了。信息化要求的是透明政治和随之而来的责任政治。 

  全球化也对中国政治带来巨大的压力。全球化简单地说就是中国和外在世界之间的互相依赖。相互依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中国的影响通过这种互相依赖走了出去,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一条有效途径。但另一方面,外在的影响也通过这种互相依赖方式走了进来,并且可以给中国的内政构成重要而有效的压力。 

  如何应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忧患?去年年底,新当选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一次会议上,要求广东官员再次解放思想,为广东的进一步发展寻找新的出路。 

  汪洋引用当年邓小平指导下的广东改革为中国“杀出一条血路”的例子来强调思想创新的重要性。尽管汪洋这里所强调的是科学发展观下的经济转型,但“杀出一条血路”的思路则完全可以用来认识和应付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深刻忧患。 

改革就是避免流血 

  “杀出血路”指的是重大的转型,而非那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点滴改革。同时,杀出一条“血路”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避免大规模的公开冲突甚至革命,也就是避免流血。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实际上不止一次为推进中国的改革“杀出血路”。 

  第一次当然是发动改革开放。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状态。中国在当时的共产主义阵营中,率先进行改革开放,把一个封闭的国家转型成为开放国家。 

  广东在这方面起到了学者们称之为“先行一步”的作用。 

  第二次发生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和苏联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当很多党政官员不知道中国前途如何的时候,当西方一些人等待着中国走上苏联东欧道路的时候,邓小平毅然决定通过激进的经济改革来化解危机,寻找新的发展道路。邓小平成功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始之初,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是开明领导层和社会之间的共识。八十年代后期,邓小平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也曾经努力推行政治改革。 

  1989年天安门//事//件和苏东共产主义解体改变了中国的改革路径。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政府把优先重点放在了经济改革。八十年代赵紫阳时期的新权威主义遭到批判,但1992年后中国所走的激进经济改革路线实际上是一种新权威主义路线。 

  在朱镕基任总理时期,因为中央权力的有效集中,中国完成了一些重大的经济制度建设例如银行金融制度、税收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等等,同时中国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完成了和世界的接轨。中国的改革因此完成了第一步。尽管这些制度还需要完善,但它们支撑着中国的市场经济的运作。 

  从改革路径来理解,那么不难看到中国下一条“血路”是什么了,那就是通过政治改革实现政治民主化。 

政治改革和民主化之所以是下一条“血路”,不仅是因为不改革导致了包括腐败在内的种种负面效应,而且也是因为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实现中国政治的转型。 

政治建设百废待兴 

  尽管基本市场制度已经确立,但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建设仍然处于一个百废待兴的阶段。很多年来,中国已经确立了人本社会主义指导思想,开始进行政府的转型和社会制度的建设。但是涉及到公共权力的多方面的社会制度例如医疗保险、社会福利、教育体制、环境保护等等的建设困难重重。 

  老一套或者被废了或者失灵了,但新的一套制度还处于概念模糊的阶段。在民主化方面,尽管十七大对总体民主图景有个清楚的表述,很多年里,中国也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民主化实践,但整体政治制度的民主化的实现还是言之过早。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比邓小平当年所面临的要轻,今天所要进行的改革所面临的阻力也并不比邓小平当年遇到的小。尽管当年邓小平也遇到巨大的体制内的阻力,但依据“穷则思变”道理,真的杀出了一条血路。但今天遇到的则是巨大的既得利益,甚至是集团化的既得利益。 

  在各个层面,经济上的既得利益往往和政治上的既得利益结合在一起,体制内的既得利益往往和体制外的既得利益结合。这几年的改革实践表明,任何貌似强大的改革动议一旦遇到如此庞大的既得利益,就会变得极其微弱。 

    过去的改革产生了负面的效应,这是忧患。但新的改革推行不下去,则是更为严重的忧患。如何在忧患面前再次杀出一条血路?这是中国新一代政治精英必须思考的,也是必须实践的。 

 

中国问题的两个层面

刘军宁

2008年2月

    所谓的中国问题,是在近一百多年中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所牵涉到的重大问题。这一变局,对中国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立体的全面转型。其中涉及到的两个主要方面是形而上层面的价值转型和形而下层面的制度转型。虽然一百多年已经过去了,中国目前在两个层面的转型仍然面临着重重的障碍。在价值层面,以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平等权等基本人权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始终没有得到本土传统资源的有力支持。不仅如此,从朝到野都有人拿本某些土传统来抗拒上述普世价值,以至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信念迟迟不能融入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普世价值的正当性在中国迟迟不能在政治文化和信仰层面确立起来。由于普世价值的正当性确立不起来,在制度政策层面,作为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制度载体的宪政民主制度也就难以确立。制度的正当性来自于其所依托的价值的正当性。信奉什么样的价值观决定了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在价值层面缺乏有力支持的情形下,单方面寻求制度层面的突破,单足跛行,其路途之坎坷,可想而知。这两个层面的转型受到的关注程度也又很大的差异,制度转型受到的关注很多,价值转型受到的关注很少,甚至被遗忘。

超验价值在中国的两难境地

    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及其宪政制度载体是建立在一定的超验价值基础之上的。有关超验价值的形上学是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和信念体系的一部分。人类共有的自由大传统更是离不开相关的形上学支撑。易言之,普世价值与宪政制度的最高层面的正当性来自于形上学的超验价值观,来自于人们的根本信念,而不仅仅是来自经验层面的理性论证。在以英美古典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传统中,超验价值和共和宪政的正当性都是来自当地的本土超验价值,那就是犹太教-基督教以及其中被发掘出来的自然法传统。没有这种传统资源,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就不可能经久不衰、历久弥坚。

    在中国的思想和政治脉络中,从近代到当代的中国思想界乃至社会中都大量使用诸如人权、权利、自由权、平等权、生命权、财产权、天赋人权、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被视为的普世价值的概念,而无论使用者的初衷是赞成还是反对。这些概念被公认是起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人来说,这些价值观念常被看作是西方的舶来之物。尽管如此,其中的一部分还是在字面上被不加论证地写入了所有时期的中国宪法(甚至包括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物的1975年宪法)。然而,这样一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为什么起源于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一定要被写入中国宪法?由于对这个问题没有答案,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在传入中国一百多年之后仍然没有修成“正果”,以至于我们今天面临着这样一种两难境地:我们现实生活中,甚至所有的宪法都须臾离不开那些“舶来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我们的自身传统至今没有为这些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发放通行证。

本土传统资源提供超验的支撑

    在中国,人们对本土传统资源能否为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提供超验的支撑一直争讼不已。今天国人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的两极看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点。然而,不论我们对传统的态度如何,没有本土的传统资源的支援,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就难以从信念和信仰的层面上得到民众发自内心深处的认同,我们所追求的宪政民主制度就无法在中国落脚、生根。上述争论也表明,在中国社会中尚未对中国是否需要落实作为人类文明共同传统的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达成广泛的共识。

    为什么普世价值必须有本土传统中超验资源的支撑?因为,若是没有这样的支撑,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就来自民众在信仰层面的认同。难道对普世价值的经验和逻辑的论证还不够吗?中国不乏对普世价值的经验论证,但是至今仍然得不到落实,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在于缺乏来自本土的超验性价值资源的支持。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传统成功地为普世价值在西方的落实提供了形上的正当性源泉。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在中国的落实离不开来自中国本土的超验传统的支持。但是,中国传统资源至今未能给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在中国的落实提供形上的正当性源泉。

    有人把对普世价值的超验层面的支撑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社会的基督教化上。其依据是既然在西方是由基督教及其自然法为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提供超验支撑,如果把基督教变成中国的本土资源,那么对普世价值制度载体不就有了来自本土的超验支撑了吗?这个道理应该是成立的。但是基督教变成本土资源并不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所以在短期内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中国的基督教身上,更何况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还碰到了种种限制和障碍。所以,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不够的。

从自身的传统资源中寻找出路

    上述必要还在于中国是一个有着其悠久文化传统的大国,其文化传统有义务为普世价值提供超验的支持。有人可能会说,日本、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没有借助本土的超验资源也成功地落实了普世价值和宪政制度,他们也是大国,也有其文化传统。中国与印度不同之处在于,印度已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英国殖民传统,而中国没有也这一传统。日本变成宪政民主国家是由于其战败,美国用武力迫使日本接受普世价值并实行宪政民主。中国没有这样的经历,未来也看不到这样的可能。况且像日本、印度、韩国这样的国家都有从其他国家移植文化的传统。所以,中国作为与这些不一样的大国只能像英美一样从自身的传统资源中寻找出路。所以,本土的传统对于在中国落实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的重大相关性,是关心传统与关心自由主义宪政的人士都不能忽视的问题。

    所以,价值系统的转型是上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一转型的必要性,除少数文化原教旨主义者持保留态度外,已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共识。从自由秩序在人类社会中的扩展历程来看,从中国传统中演化出自由的传统并为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在中国的落实提供超验的正当性是完全可能的。自由、平等、公正等普世价值是所有人的共同追求,各个国家各个朝代概莫能外。只要我们相信人性的普遍性,相信人同此情,心同此理;只要信奉作为人类共同信仰的普世价值,只要承认中国人像所有其他人种一样,向往自由,企盼公正并为之而努力,这样的信念和努力就一定会在中国的传统中留下遗产,留下积累与沉淀。中国人对自由、平等、争议的追求,不可能不在中国的传统中留下遗产。中国人追求自由,这条道路非常曲折。这种曲折不说明,中国人不向往自由,只能说明中国人更迫切需要自由。不论这些印记和积累是多是少,我们一定能够找到并有可能加以发扬广大。因为,对普世价值的向往是普遍人性的共同要求。这样的转型不是把期望完全寄托于全面复兴中国传统的一支一脉,而是寻求中国的某些本土资源与人类普世价值在现时代的结合。

    变局,还是变天?

 

没有良心的干部为什么成片出现?

周俊生

    今天是除夕。上海虽然依然飘着雨,但已不是前几天那种可怕的雨夹雪,气温略有回升。各地传出的消息也在好转,冰雪的灾害正在减轻,特别是那些已经多日停电的城市,据说已经开始通电。一切,似乎都在好起来。过年的气氛正在浓烈起来。但是,将于2月14出版而提前上市的最新一期《东方瞭望周刊》上的一篇报道,却把我刚刚有点晴朗的心情再一次拉到了冰点。这篇报道说的是发生在这次遭受冰雪重灾的湖南省的一件拖了三年多的荒唐而又让人辛酸的事。

    事情说来很简单,湖南双峰县农民王安新因跟丈夫外出打工,将7个月大的女儿交给自己的母亲,也就是小孩的外婆尹求金抚养,因为生活困难,尹求金在县城捡破烂,她带着小孩觉得不方便,就将其托付给一个专门帮县民政局带养弃婴的70岁老人贺清喜,每月给付抚养费300元。但是,这个小孩居然被当地双峰县城关的永丰镇政府视为弃儿,强行抱走,然后转交其他人抚养,并且收了那户人家4000元“社会抚养费”。事情当然很快暴露,尹求金、王安新母女要抱回小孩,但镇政府却拒不答应,她们为此一直告到县里、省里,却没有任何结果。最后,小孩的外婆尹求金在镇长办公室外静坐了两天一夜仍无人理睬,她忍无可忍而服毒自尽。奇迹在这时出现了,两天后,与母亲离散了三年多的小女孩回到了母亲王安新身边。

    事情本来十分简单,但却被搞得如此复杂,这是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一群没有基本的人的良心的人。这从《瞭望东方周刊》的这篇报道可以看得很清楚。鉴于现行的新闻报道体制,这篇报道写得很克制,但透过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没有良心的干部已经占据了我国从下到上的政权系统,所以才会出现如此荒唐的事。我们不妨顺着报道的顺序,来看看这些没有良心的干部胡作非为欺压百姓的所作所为:

    先看事情发生之前报道未用很多笔墨交代的一个背景:尹求金将小孩托付给贺清喜老人,每月给付300元,而贺清喜接受县民政局要求带养弃婴,每月能得到的工资是70元。尹求金是一个捡破烂的老太,她不是大款,她与贺的交易是市场交易,每月付300元,按目前的物价标准来说也不算太高。但县民政局却只愿意给付70元,而且我们还不知道这个贺是否只带一个弃婴(报道中说他曾经带养过近80个小孩),可见,县民政局是在严重剥削这个70岁的老太。70元一月是无论如何养不活一个小孩的,这是生活常识,但双峰县民政局就做得出,可见这个局从局长开始,都是一群没有良心的人,是一群黑心黑肺的人,他们连一个可怜的老太太的油都要揩。

    揩贺清喜油的国家机关,不止双峰县民政局。报道提到,贺清喜和小孩被带到镇政府以后,小孩两天一夜没有吃东西,也没有尿片可换,身上湿漉漉的。一直到最后,镇政府决定“没收”小孩(其实是找到了下家)后,才对贺说,她可以回家了,但要她交出200元“伙食住宿费”。贺交出以后,拿到了一张注明为140元的发票。那么还有60元呢?报道没有说,由此可见,贪污在这个镇上已经成了一种公开的、合法的行为。其实那140元也是非法的,因为他们并没有给老人和小孩提供过一点点伙食和住宿,据报道说,即使老人提出自己出钱给小孩买点东西吃也被拒绝。

    接下来,报道切入主题。尹求金、王安新母女俩为了要回自己的亲骨肉,用三年的时间无数次上访,她们最先找到了直接带走女孩的当事人,没用;然后找了镇政府、县政府、县人大、县检察院、县纪委,居然都没有用,因为她们碰到的是一群丧失了良心的干部啊。这里要详细说一说她们在省政府的遭遇。2007年10月28日,王安新来到长沙,她说:“那里很大很大,政府大楼前面有个湖,走不过去。”我没有去过湖南省政府,看了报道才知道,原来政府大楼前有个湖,真是妙绝,原来它是用来阻挡人民的脚步的。

    王安新好不容易接近了省政府,门卫将她引到信访办,信访办让她到公安厅,公安厅让她到检察院,一圈兜下来一事无成,最后又来到省政府,坐在省政府保安室里,王安新悲从中来,忍不住嚎啕大哭。我可怜的中国百姓!她们被一群披着人皮的无良之人骑在头上任意欺压,已经失去了最起码的人身安全的保障,她们无法得到口口声声号称保护人民的政府部门的保护,哪怕它是位高权重的省政府。请问那个刚刚在湖南省人代会上当选为省长的周强,你在这次人代会上大概少不了像现在的一些高官那样大唱民生高调,但是,你看到了在你的眼皮底下,有这样一个弱女子在哭泣吗?你大概没有看到,或者说,你即使看到了,也不会有什么反应的,因为,既然在你的治下,有这么多的成群结队的丧失了耻感、毫无良心可言的干部,那么你,有多少良心也是可以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的。面对王安新遭受的无妄之灾,面对她的哭泣,周省长,你的民生高调还唱得响吗?还有脸唱吗?

    省政府已经下班了,没有人理睬王安新,随着夜幕的降临,她的哭声只能淹没在长沙城与夜幕共存的淫声浪语之中。只有一个女清洁工看不下去了,把她带到了自己的家里,给她打了个地铺,让她度过了在长沙的第一个夜晚。可见,今天的世上,没有丧失良心的人,只配做清洁工了,或者说,只有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尚有一丝良心,尚有一丝同情心,尚有一丝怜悯之心。

    王安新的这次长沙之行,算是起了一点效果,但直到这时,永丰镇政府还想着怎样从这个可怜的家庭里榨取一点钱,因此对王安新说了不少谎话,有说小孩被送给外国人收养了,有说送到了衡阳,等等,无非就是要她出一笔钱才能要回小孩。王安新已经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只是这帮说谎说惯了的干部又添油加醋地说小孩身有残疾,引起了她的怀疑,事情才功亏一篑,没有谈妥。

    最后,是尹求金,这个59岁的外婆,跪在永丰镇镇长大人肖卫平的面前,求他还孩子。但是,镇长和当时一起在办公室里的民政所长、社区办主任和县审计局干部却招来了一帮执法的人,把她生拉硬扯地拖了出去。孤立无助的尹求金老人,在镇长办公室门口静坐了两天一夜,这才算引起了重视。可是直到这时,他们还没有打算解决好此事,而是准备把责任推到那个受县民政局之托带养弃婴的贺清喜老人身上,怪她隐瞒事实。

    但是,尹求金老人已经忍无可忍了。她身上带着农药,她在镇长大人的办公室前服毒自尽。尹求金老人的死才唤醒了政府机器的“高速运转”。两天后,被活生生拆散三年之久的母女终于团聚,王安新一家还因此得到了10万余元的补偿,那个收养小孩的家庭也得到了数万元的带养费。

    事情到这里似乎已经结束,但报道的高潮,我认为却在记者的最后一笔:“接受记者采访的双峰县众多相关干部表示,尹求金是‘无理取闹,恶意上访’,在这个事件中,‘政府的工作是到位的’。”

    报道到此戛然而止,但却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考天地。不必对这些干部的话语作什么评点,我相信,在这众多的干部队伍中,总有那么几个还保有正常的思维,不难对整个事件的是非作出正常的判断。在了解了整个事情的过程以后,结论只能是这些干部在昧着良心说瞎话。说实话,一个两个干部昧着良心说瞎话,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这个地区,居然有那么多的干部在说瞎话。这些干部都在基层,可以断定都是土生土长的,与当地的百姓同在一片蓝天下长大,他们为什么会对自己土地上的父老乡亲毫无感情,以不怕天谴的态度说瞎话?只能这样认为,我们的干部体制,是要求成为干部的人必须是没有良心的人,如果有哪怕是一星半点的良心,敢于说出真话,那么他就只能从这个队伍中清除出去,当不了干部。因此如果要问没有良心的干部为什么会成片出现?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这支队伍不需要良心,要的是虎狼之心!

    一个干部,首先应是一个人,人之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他有良心。但是多年以来,我们从来不讲良心,而是强调党性。其实一个没有良心的人,又焉有党性。按照权威的说法,党性与人民性其实是并不矛盾的,但在现实中,所谓的党性早就变了味,成了一些领导人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权术,因此那些可怜的基层干部,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就只能顺着领导的口气,闭着眼睛说瞎话。甚至那些年轻的所谓执法队员,只要镇长一声令下,就敢于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与他们母亲一样年纪的老太太动粗,以至把她逼上死路。

    《瞭望东方周刊》的报道没有披露这件事的处理结果,我们不知道双峰县、永丰镇一连串的干部在这件事上得到了怎样一个结果,想必现在他们正在享受着合家团聚的快乐吧,但是他们想到过那个叫尹求金的屈死的老人吗?

    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吏治的腐败是中国最大的腐败。封建时代的官员还知道“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但今天,他们却在干着残害百姓的事。这种没有良心的官吏,形同行尸走肉,要他们何用!恶吏不除,中国永无宁日!

 

发件人:<> 收件人: <zdjun@263.net>, <wyzxwyzx@vip.sina.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23 16:56:01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抢钱时代 

中国处在抢钱时代

殷鸣

    中国大陆已经进入了抢钱的时代,而且是武装抢钱。今天中国的城乡,大壳帽、红袖章、身着执法象征制服公务员、准公务员四处味??0病⑿?堋⒘?浪娲

    老百姓的吃、穿、住、行、通讯、娱乐,企业的生产、销售、财务、人员、设备等方方面面,面对的具有执法权力的机构、部门越来越多。

    如果你有自己的房产,那么要恭喜你,你将成为被抢的对象。如果你的房产地处黄金地段,又被奸商和贪官钉上了,你要做好家破人亡的准备。而且如果因此自杀,也仍然会触犯刑律、被判入狱。

    中国的许多地区,甚至在首都北京,在征地、拆迁现场,经常可以看到公、检、法的身影。警察本应代表正义、公平与秩序来行使公权力,可是在如今的中国大陆,警察却时常现场参与对个人财产的破坏与掠夺―――强制拆迁,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翻阅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历朝历代也没有出现过皇帝命令军队为富豪强拆子民房产的记录。

    如果你有一辆车,那恭喜你,你已经成为多个具有执法权力政府行政部门“关注”的对象,当然“关注”的是如何从你身上抢得财富。这其中包括养路费征稽部门、强制保险机构、汽车检验机构、一年一度的车般使用税、以及道路行驶管理部门、公路过路费……。这些部门的背后站立的又是“可爱的”人民警察。

   被公众指责为违法的养路费,由于部门利益,十年来一直在准备“适时推出”取消,可年复一年,遥遥无期。尽管养路费使用时常在媒体上曝出丑闻,可公路管理部门仍在力争上路扣车的执法权力。

    交强险保险本可视为商业险,可在大陆又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所有的有车族必须购买,而且由警察来实时监管,未购买者重罚。既然是强制购买,何不称之为强制车辆税更贴切,因为税收需要暴力机关保驾。2007年年终结算,民间算法有400亿的盈余,可是保监会却说亏损39亿,想必其中对执法部门需要支付相当的辛苦费。

    不仅如此,车船使用税本来是一个简单的税种,这次也要与交强险同步执行,实际上是由交警监督缴纳。其它如过路费(全球2/3的收费公路都集中在中国)、交通违规处罚………名目繁多。2007年仅交通警一个部门对全国车辆的罚款就达127亿……

    响应江泽民与时俱进的号召,今天大陆的抢钱方式出现如下新的特点

手段先进

    多部门协同化、电子化,让你无处可逃。企业的增值税、种种年检、认证等都已经电子化。目的是要在多个环节、由多个部门对企业和个人进行全方位的管制。有报道说北京养路费征稽已经与银行联锁,成为个人征信的依据。使这项违法收费公开加入个人的信用评价体系中。

由于电子化

    北京的交通警察大概是全世界创收效率最高的。2005年在环路采用电子眼监控,当年就取得开门红,警方士气大振,在物质犒赏战斗在罚款一线众将士的同时,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在北京的环路和主要道路上设置的电子眼达到无缝的水平,在任何地段、任何时间都可以监测到违章,让你无处要逃。随之而来的是停车场的管理员、交通协管员群起效仿。

态度无赖

    由于背靠专政机关,抢钱机构完全摆出不讲理的态度。已经抢的不会归还,已有的收费能延长就延长。当年5000元一部的电话初装费,取消之后对以前缴的人没有任何交待。如今的机场建设、养路费、公路收费,手机双向收费等,都是依靠权力机关的强势和与民众的信息不对称,能骗就骗,能抢就抢。当骗局被戳穿无法回避时,就由政府权力机关出面,将过去的欠帐一笔抹过。如京石高速,首都机场高速已经收回全部投资,也超过规定的收费期,却由有关部门出面规定费用征收延期,不做任何理由的说明。无赖的嘴脸暴露无遗。

目标明确

    现今社会普通就业者、中小企业被视为唐僧肉。占有行政资源的权贵,常以检查、考试、审批、考核、培训、认证、考级、换证等形式对中小企业、个体商户、求职者敲榨。而这些没有行政级别的中小企业、个体商户与众多的求职者,,由于希望能够正当经营或者有一份好一点的工作,只能任人宰割,接受各种考评、认证、审批、检查、考试。

   一个企业、商户要正当的生存,要在公开的场所正当经营,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除了公开的各种税费之外,存在大量隐性的费用。如果商家不付出代价,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执法查检,面临的可能是更多的罚款。为此,中小企业、个体商户常常在合法与不合法的成本计算之间,进行着痛苦的两难选择。从江朱上台到目前,民营企业、小商户的数量已经大大缩水,可能就是选择之后的结果。

    有时抢钱已经发展到非常荒唐的地步。河南某市因为馒头卖得好,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就成立了馒头办,统辖市内的馒头事宜。新年伊始,国家有关部门颁布实施馒头生产的国家标准,北京将实行早餐的行业标准。以后馒头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早餐经营不符合标准,面临的是罚款。如今中国经济活动中这种关卡已经深入到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每项规则、规定、标准的背后都隐藏着不断膨胀的部门利益。

部门增多

    目前,中国的行政部门与垄断寡头的抢钱机制已经完全被激活,已经由原来单一行政系统照章执行,发展到目前所有拥有行政资源的机构都在创造条件、制造规则抢钱。呈现群魔乱舞,百家争鸣的景象,而且搭车抢钱的机构、部门有增无减。

    企业的年检最典型。企业每年面临税务年检、工商年检、法人代码年检、行业年检、统计年检,以及不定期的检查,如劳动法检查、卫生检查、安全、消防……..。稍有问题,即要停产、封存、罚款。为此企业疲于应付,付出了国外企业无法想象的精力与隐性支出,而且加入抢钱行列的机构越来越多。甚至出版社、残疾部门也加入其中。

    如果企业不购买税务局、工商局指定的书刊,如果企业不吸纳残疾人或者缴纳相关费用,就要面临年检不合格,随之而来的是工商(大壳帽)查、税务查,如果抗争,警察介入….。

    具有行政色彩的垄断寡头企业,石油、能源、矿产、通讯、媒体、银行等官办企业,改革了多年非但没有实现企业化,反而与权力部门沆瀣一气加入抢钱行列。中石油、中石化垄断的的燃油价格与国外相差无几,可国外的价格包括了燃油税,很少的收费公路;中国移动、联通垄断的话费比国外要高,并创造出漫游等实际成本基本为零的收费;银行跨行收费比国外名目还多。

    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本应救死扶伤的医疗行业、传道授业、为人师表的教育部门在江朱执政期怂恿下,也加入了抢钱的行业。

过程暴力

    执法部门暴力执法已经不是新闻。公检法系统中曝出的在押期间非正常死亡、执法过当的报道时有发生。即使对人类的朋友小狗,了采用暴力执法的方式。因为对养狗的管理可以为警方带来不蜚的收益。以北京为例,每年对养狗的收费可以达到十几亿以上。为了保障狗户口的收益,北京警方有专人负责,并定期组织警力扫荡。对收缴的无户口狗及流浪狗处理却看不出有资金的支持与人道精神。而对养狗人稍有组织的反对,立刻坚决镇压。

    各部门争取执法权、扩大执法权的目的是可以用强制力实现部门的意志。税务稽查大队、养路费稽查部门、工商执法大队、消防稽查部门、安全执法部门、劳动执法、城管执法、环境执法、卫生执法、药品食品监督执法部门……各色执法机构.越来越多。它们都不同程度拥有对企业、个人财产的处置权、甚至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一旦出现抗拒的情况,可以直接强制执行,甚至暴力相向。

    最近刚刚发生的湖北天门市城管人员打人事件,二十几个城管执法人员仅用几分钟就将用手机拍摄其暴行的路人暴打至死,是一起典型的滥用权力、伤害他人生命、财产的事件。

    现实中,大陆的民众生活在一个无处可躲的警察和准警察世界里。大壳帽、穿制服的越多,需要供养的人也就越多,老百姓的负担也就越来越大。具备暴力执法、侵犯私人财产的部门数量,与公民、企业的财产的安全性成反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未来,官民对立、暴力相向的事件只会有增无减,而且走进反抗抢钱的队伍日渐庞大,大壳帽亦越多的怪圈之中。

    2007年中国大陆税收较上一年增加33%,GDP增长11.3%。为什么GDP不断增加,税收屡创新高,抢钱却愈演愈烈,而且是暴力抢钱呢?主要有以下的原因:

官僚体系人数增加

    江朱执政时,一直在喊精简机构,可是实际直接、间接吃财政饭的并没有减少,编外人员、附属机构反而增加。有数字显示,中国目前公务员和准公务员达到7000万人。供养他们需要大量费用。如果按照平均年收入三万元,就占到国内税收收入的一半。再加上公费旅游、公车、公款招待每年的费用达到万亿以上。即使朱镕基让再多的国企职工下岗,也不够这些人员的吃喝,无奈之下,只能采取给政策不给钱,让他们去抢钱的喂养方式。

上行下效

    江朱执政期,是中国官僚体系迅速蜕变的时期,党政系统自上而下全面腐烂,道德底线全部丧失。江的儿子与奸商周正毅合伙操纵上海东八块的圈地抢钱。被视为清官的朱镕基,公子朱云来所在的中金公司,直接垄断当时大陆企业在海外的上市业务。是把持中国最大的会计事务所的重量级人物。上行下效,试想,下面的官员会如何。中国过去的封建王朝,皇上至少还要为国库着想,可目前的体制皇帝缺位,所有的官僚全都在抢。

当官的成本增加

    江朱后期,跑官、买官愈演愈烈,谋得一个官位的价格水涨船高,级别不同几万到几百万不等。赔本的生意贪官决不会做,他们花多少,就要变本加利的捞回来,抢钱自然是下一步的动作,整个官场生态环境如此。

动用国库不如抢钱

    国库钱财的动用要经过程序,各派势力都虎视眈眈。光天化日之下从国库挪用会成为众矢之的,如效忠江泽民的前财政部长项怀成从财政部、社保基金为江派挪用资金,险遭杀身之祸。而江的公子从网通、上海房地产抢的钱以数百亿计,传曾庆红、王乐泉的公子抢掠山东鲁能的数量也是以数百亿计算,则可以逍遥法外,可见抢钱反而更加保险。如此,抢钱成为上下权贵热中的事情。

圈钱平台老化

    房地产、银行等圈钱平台,过江朱执政期的长期运行以及众多权贵加入,税收、垄断企业,教育、医疗、媒体等行业,都成为从中小企业、老百姓手中抢钱的机器。民间的钱已经流失的差不多了,企业、商户死的死、倒的倒,当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无钱可圈时,当遇到民众对圈钱的抵制时,暴力抢钱就开始粉墨登场。

    一般理解,只有强盗才抢,因为强盗以掠夺他人财产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可现体制下,许多政府执法部门、管理部门行为也同样符合强盗掠夺的特点。首先他们对财产所有人的索取具有强制性,是以暴力为后盾,其次,其掠夺的目的是满足小团伙、部门的利益。当然由于以政府的面目出现,抢钱往往披上合法的外衣。

    中国有系统的抢钱是以民众为一方,以官僚系统为一方,官僚系统用公开的武装介入与间接的手段强制从民众、企业手中将其收入掠夺走。

    在中国能够实现抢钱,是因为许多权力部门具备这样的条件:即不受约束的鱼肉民众的权力。虽然许多抢钱行为以立法的形式出现,但由于权力的来源缺乏民众基础,主权不在民,抢钱本身也就具有非法的强盗特征。而决不是什么裁量权大小的问题。

    如果政府的权力真正产生于民众,政府必须以服务于选民为前提,经济活动参与者的权力受到法律的保护,产品、劳务的生产、流通、分配产生于独立的所有权主体之间,即使政府参与其中,也是以平等交换的一方。任何规则的制定要反映民意。这样的政体不可能出现运用法律工具、暴力工具抢钱的现象。可是在一个具有很强贪欲、权力来自上级的官僚体系,出现就不足为怪。

    实际上,中国的抢钱过程,是一个税收之后的另一次以武力为后盾的财富分配;是在垄断企业与弱势群体,包括中小企业之间的一次再分配;是官僚系统与民间的一次再分配,是一次国家统计局无法统计的财富再分配。它的数量可以达到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

    面对这样的抢钱环境,可以被称之为广义的税收,百姓的纳税痛苦指数能不高吗?GDP再高有什么用?税收再多与百姓何干?

 

 

从军工产业看大国崛起的遗憾

亚夫 

2008年01月08日

  说起军工产业,人们总的感觉是有点神秘兮兮,似乎与大家日常生活相距甚远。其实,一国军工产业是其综合国力的标志之一,也是其经济发展的一项表外指标。对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来说,现在提出这个问题,不仅是强国安民的需要,也是从宏观上评估包括国防在内的总体社会经济质量的现实需要。

  在谈论这个话题之前,先来看一组数据。据长城证券公司相关课题组的一项研究,目前,在世界百强军工企业中,美国占38家,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英国占12家,法国9家,日本7家,俄罗斯6家,德国5家,印度3家,韩国2家,瑞士1家,新加坡1家,南非1家。中国榜上无名。

  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看,军工产业从来就不是单纯生产一些军需品那么简单的事。以20世纪以来的核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影响当今世人生活的高科技发展进程看,基本上都是先用于军事工业,然后再转向民用而普及开来的。因此,军事工业在当代科技进步中,默默地扮演着一个先导者的角色。

  为什么会是军工产业而不是其他呢?因为国家安全是一国的头等大事。从一些发达国家的历史看,无一例外地都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用于其国防、用于军工产业。因此,军工产业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行业,不是由单个或几个行业组合而成的,而是汇聚了所有相关行业的最新成果,甚至包括还在实验阶段的成果,时常都会首先在军事工业领域里开始尝试。而从国家财力的安排看,通常也会保证军事国防的需求。

  这样的制度安排就决定了军工产业在国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特殊地位。

  (原载《上海证券报》电子版)

 

 

发件人:<shyszy@sohu.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20 19:40:16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价值基础??劳动量 

    作者简介: 1959年4月29日出生于丹东,7个月后由父母送到沈阳的奶奶家。小学、中学都是在沈阳读的,毕业成绩一般。1977年中学毕业后应该去农村锻炼,但是由于身体不好,留在了城里。其实78年之后,曾经根据政策要求下乡的知识青年基本都根据新的政策要求回城了,因此我也就没能体验到最多一年的农村生活。79年一月在沈阳的一家小汽车修理厂工作,82年转到沈阳商业银行工作,96年转到辽宁证券公司下属的一家证券营业部工作。 2007年6月份下岗回家。 电话:13079202008,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中山路371-6号1-6-3。

价值基础----劳动量

赵跃

2008年1月21日

    劳动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付出劳动的数量。要知道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付出劳动的多少,那么就需要首先建立一个统一的劳动量统计单位,之后再用这一单位来度量劳动者付出劳动的多少。否则将不能对劳动量进行具体的数量统计。这种用来衡量劳动者付出劳动量多少的数量单位就是劳动量单位。人们在测量物体本身长度或两物之间距离的时候需要建立“米”、“尺”、“公里”、“光年”等长度或距离单位,在度量物体重量的时候需要建立“公斤”、“克”、“两”、“吨”等重量单位,在度量物体热能的时候需要建立“千卡”等热能单位,在度量物体动能的时候需要建立“公斤/米”等动能单位,在测量物体运动速度的时候需要建立“公里/小时”、“米/秒”等速度单位,因此,人们在度量劳动量多少的时候同样需要建立一些固定不变的劳动量单位。只有建立了固定的劳动量单位,才能对劳动量进行准确的统计,才能避免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一系列严重的混乱现象,才能保证良好的经济运行秩序。

目前人们使用的度量单位分为两个不同种类:一是“静态度量单位”,它是用了度量物质静止状态的数量单位。比如时间指的是物质的运动顺序,那么时间单位就是用来记录物质运动顺序的静态度量单位。由于“静态度量单位”是由一个度量单位所构成,可以将其叫做“独立单位”,比如“米”、“小时”、“吨”等都是“静态单位”和“独立单位”。另外一种是“动态度量单位”,它是用来度量物质运动状态的数量单位。由于它是由两个以上静态单位所构成,因此也可以称其为“复合单位”,比如速度单位“公里/小时”和能量单位“公斤/米”等都是“动态度量单位”和“复合单位”。“复合单位”是由一个定量和一个变量所构成,两个变量和两个定量的组合都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动态度量单位,比如在速度“公里/小时”中时间是定量,路程的变量。在同一单位时间内,物体运行的路程越长速度就越快。

劳动量单位也是一个动态度量单位或复合单位,它是由两个独立单位组合在一起所构成的。构成劳动者单位的两个独立单位是“劳动时间”和“劳动者”,即“劳动时间/劳动者”。在这一单位中“劳动者”是定量,“劳动时间”是变量。在劳动者数量和劳动能力相同的情况下,劳动时间越长劳动量就越大。在现实中,各个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是具有很大差距的,但是在劳动量单位中这种差距是不包括在劳动者这一定量部分之内的。在劳动量单位中,所有劳动者都被看成是相同的劳动者,而不是具有任何差别的劳动者。对于不同劳动者的不同劳动能力,将在劳动效率方面来进行体现,而不能将其同时体现在劳动量和劳动效率两个方面。

如果将所有劳动者看成不同劳动者,那么劳动量单位的劳动者就成为一个变量,因此也就不能作为定量来作为复合式单位的定量部分。解决的办法是将劳动者平均劳动能力作为劳动量单位的定量部分。当然,随着社会全部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变化,这一定量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因此也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定量。如果用具体的能量单位作为劳动量单位,那么劳动量也就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一种能量消耗。比如每个劳动者每天平均有1吨的劳动力消耗,10天产生10吨的体力消耗等等。但是,如果以此作为劳动量的度量单位,那么即使是用它来统计体力劳动者的劳动付出量也是一件极其麻烦的事情,况且人类目前还没有找到用来统计脑力劳动能量付出多少的准确方法。因此,用具体的能量单位作为劳动量单位不适合在具体的劳动量统计过程中进行实际应用。由此可见,能够保持永远不变的定量只能是一个不包括任何劳动能力的劳动者,而不是具有平均或某种劳动能力的劳动者。

如果将一个劳动者一天8小时的劳动确定为一个劳动日,那么劳动量单位就是:1天(8小时)/1人。如果将劳动量单位用“T”来表示,那么一个单位的劳动量就是1“T”。见公式

劳动量单位(T)=劳动日=1天(8小时)/1人
劳动量=劳动天数(天/8小时)×劳动人数

建立了具体的劳动量单位,就可以对劳动量进行具体准确的统计了。比如100个劳动者工作20天,那么他们的劳动量合计就是100×20=2000个劳动日(T)。

从以上的劳动量公式和计算中可以看出,劳动量首先与劳动人数成正比关系,即在相同时间内,参加相同劳动的人数越多,其劳动付出量也就越大,否则相反。比如1个人20天的劳动量为20个劳动单位,5个人20天的劳动量为100个劳动单位……等等。由此可见,人口越多的社会或国家它所拥有的劳动量也就越多。其次,劳动量与劳动时间或天数也是成正比的关系,即在相同劳动人数的情况下劳动的天数越多,劳动量就的付出就越多,否则相反。比如1个劳动者1天的劳动量为1个劳动单位,5天为5个劳动单位……等等。在现实的劳动过程中,这种劳动量统计方法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在实际劳动过程中每个劳动者所具有的劳动能力各不相同,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所完成的工作内容和数量不同,因此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个人的具体劳动量付出各不相同。确定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确定个人劳动量;二是确定岗位劳动量。

(1)个人劳动量

在现实社会中,不同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是具有很大区别的。劳动能力越强,为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也就越大,否则相反。但是劳动能力是决定劳动效率的因素,不是决定劳动量方面的因素。决定劳动量的因素只有劳动时间,个人劳动量也是由个人劳动时间来进行决定的。见公式

个人劳动量=个人劳动时间

在实际劳动过程中,有些劳动技能可以通过很少的学习时间就可以掌握,因此在这些简单的劳动方面其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也就是实践参加劳动的时间。但是,还有一些劳动技能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学习才能掌握,比如科学理论研究、生产技术研究、高难度生产、服务等等都属于复杂劳动的范畴。因此,这种劳动的劳动时间就需要加上长期学习的时间。见公式

简单劳动的劳动时间=实际劳动时间
复杂劳动的劳动时间=学习时间+劳动时间

从表面看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消耗了劳动者相同的劳动时间,但实际上在计算复杂劳动时间的时候没有将复杂劳动在学习过程所消耗的劳动时间计算进去。这就使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在劳动量统计上产生了较大的误差。对于个人劳动时间的计算也是如此。见公式
个人劳动时间=学习时间+工作时间

例题,设:一个人一生的学习时间是15年,劳动时间是30年,求此人每天付出的劳动量比未经学习的劳动者每天付出的劳动量(T)多出的比例是多少?

个人劳动时间=学习时间+工作时间÷工作时间=(15+30)÷30=1.5(T)

答:该个人每天付出的劳动量是未经学习者的1.5倍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知识阶段,已经能够普遍达到中学文化水平。为方便计算,可以将普通个人的学习时间从大学以上进行计算。见公式

普通个人劳动量=T(中学文化程度)
特殊个人劳动量=±T(±中学文化)

如果一个普通劳动者每个月的工资收入是1000元,每月工作20天,那么他的个人劳动量(T)用货币来进行衡量就是T=1000÷20=50元。在这里,货币与劳动量建立了相互之间的等量关系,即1T=50元。这种等量关系的建立一方面说明劳动量通过货币在市场上进行流通,另一方面说明货币流通的背后也就是劳动量的流通。

中国自解放以后,在生产领域建立了8级工资制,在管理领域建立了24级干部工资制。这些都是对个人劳动量的一些具体的确定标准。虽然在具体的劳动等级的确定过程中并没有完全采用合理的计算方法,但这种劳动等级制度的建立已经充分说明社会管理者对个人劳动量差异问题的发现和处理。这种劳动量计算方法的建立解决了对个人劳动量的确定和简单劳动与复杂之间的劳动时间的差异问题。

(2)岗位劳动量

在实际劳动过程中,虽然确定了个人劳动量,但是个人劳动量与实际劳动任务的完成之间并非完全成正比的关系,即个人劳动量等级较高的劳动者在劳动中付出的劳动量并非与自己实际劳动等级所应该付出的劳动量完全相等。比如具有较高劳动量等级的劳动者在岗时间8小时,而其实际劳动时间4小时。另外,劳动量等级高的劳动者不见得能够完成难度较大的工作任务,劳动等级较低的劳动者不见得完不成难度较大的工作任务。还有,在不同劳动环境、不同劳动强度的情况下相同时间的劳动所付出的劳动量各不相同,都需要进行分别计算。由此可见,按照个人劳动等级来计算劳动量并不准确,容易很大的误差。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通过岗位劳动量来确定具体劳动量的大小。见公式

岗位劳动量=岗位劳动时间/1人.
普通岗位劳动量=T
特殊岗位劳动量=±T

用货币表示为:普通岗位劳动量=T=1000÷20=50元.
特殊岗位劳动量=±T=±1000÷20=±50元.

对于恶劣的劳动环境来讲,一方面它会缩短劳动者的寿命,使他能够从事劳动的时间有一定的减少,另一方面还回使其在相同劳动内容情况下延长劳动时间或增加劳动强度。对于高强度的劳动来将,可以将其化分为多个劳动者来参加或将其岗位劳动量以较高的劳动量等级来进行计算。岗位劳动量确定之后,对不同岗位的劳动量就可以用相同的度量单位来进行统一计算了。比如,工地房屋建筑岗位的工作劳动量和风险很大,可以将其岗位劳动量定为2T;简单的办公室工作比较清闲,将其岗位劳动量定为0.8T等等。在现实社会中,不同的劳动岗位具有不同的劳动工资,这就是根据岗位劳动量的不同来进行划分的。当然,在划分的时候并非考虑到岗位劳动量的问题,并且划分的方法不一定准确,但这已经的对各个劳动岗位的不同劳动量等级进行了实际的划分。通过这样的等级划分,就在现实中模糊地解决了各个不同劳动岗位的劳动量计算问题。

在实际劳动过程中,不同的劳动岗位需要不同的劳动技能的劳动者,比如科学机构需要科研劳动者,企业需要工程师和普通劳动者,医院需要医生和护士等等。但是,在实际劳动过程中个人劳动量与岗位劳动量之间存在大量的不匹配现象,比如高级知识分子从事体力劳动,较高劳动等级的个人从事普通劳动岗位的工作等等。这就造成了个人劳动量的一定浪费。岗位劳动量是岗位对劳动需求量,而不是劳动者本身的个人劳动量。岗位劳动量是具有一定劳动任务和劳动效率的劳动量,而不是单纯的劳动量。因此可以说,岗位劳动量是社会的必要劳动量,也是构成价值的基本劳动量。因此,在实际劳动过程中需要注意个人劳动量与岗位劳动量之间的匹配问题,以避免发生劳动浪费现象。

2008年1月20日星期日

 

发件人:<taiyuanjianguanwei@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22 09:10:1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感谢 

不靠出口、依赖内需实现中国持续发展的解决之道

    2008年1月某一天,CCTV新闻联播专门播出了一个关于中国人均建设用地在100多平米的新闻。规定人均100平米等于没说,人均50平米也过于宽泛,人均8平米是人类理想,人均20平米又如何呢?人均建设用地20平米意味着什么?人均建设用地20平米意味着我们目前的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太原)在不占用耕地、不增加建设用地的情况下还能够容纳至少相当于目前5倍的人口。

城市交通的有机疏散与有机聚合

薛江炜

太原市金刚堰路1号,太原市建设管理委员会,邮编:030009
手机:15333008199 电子信箱:taiyuanjianguanwei@163.com

THEORY OF ORGANIC COMBINATION

LI jin; XUE jiangwei; XUE jiangzhao

This paper present you with the Theory of Organic Combination, which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Organic Decentralization and Garden City, combining with modern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reality & need of the society. That is: by the effort of tens or hundreds of sessions of the government to carry out the plan faced to the future, and by market-oriented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concentrate the building areas into a few “points”,and then these “points”,which are spreaded among the cultivated lands, green lands,forest,river or lake, are combined into only but one whole city by new public transport with celerity,convenience,cheapness and confor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side. The city will be shared by all the people.

KEYWORDS: the Theory of Organic Combination,points,public transport,shared by all the people

1 引言

    借助于互联网和飞机,世界正在成为一个整体;借助于飞机和高速列车,远隔千里的城市近若比邻;借助于高速列车和高速公路,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区域都市圈、省级都市圈、城市群。然而,空间距离更近的城市的市区和郊区中间却如同隔着一堵墙,有来自政策和社会层面无形的城乡二元体系,更有来自经济、规划和景观层面有形的城乡分隔和差异。即使是在城市的市区内部,两点之间的联系也很不容易:清晨5点起床,5点半出门,骑车或步行15分钟到达公交车站,等15分钟,坐车半个小时,下车再走10分钟到另一处公交候车站点,等了十分钟来了一辆车人太多挤不上去,又等了十分钟,上了另一辆公交车,堵车,路上用了一个小时,还好,不用再换乘倒车了,但下车后距离工作地点还有2里远,冲刺,气喘吁吁到了公司,迟到5分钟。类似这样的剧情在各大城市天天都在上演,何以“远的近,近的反而远”呢?是因为这样的城市是堆积而成。即使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宝,堆得越多就越乱,除非是表面的几个,想从中找出其他的宝贝可就费尽了。据说对垃圾有一个这样的定义: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宝贝,那么,宝贝放错了地方呢?本文旨在研究城市如何摆放宝贝亦即如何规划的问题。

2 “有机疏散”最大的“软肋”

    “有机疏散” (theory of organic decentralization) 是城市规划的经典理论之一,这一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欧美各国建设新城,改建旧城,以至大城市向城郊疏散扩展的过程有重要影响。

    “有机疏散” 理论是为缓解由于城市过分集中所产生的弊病而提出的,因此,“有机疏散”论强调疏散,例如按照这一理论完成于1965年的大巴黎规划。这项规划在更大范围内考虑工业和城市的分布,以防止工业和人口继续向巴黎集中;改变原有聚焦式向心发展的城市平面结构,城市沿赛纳河向下游方向发展,形成带形城市;在市区南北两边20公里范围内建设一批新城,沿赛纳河两岸组成两条轴线;改变原单中心城市格局,在近郊发展德方斯、克雷泰、凡尔赛等9个副中心,每个副中心布置有各种类型的公共建筑和住宅,以减轻原市中心负担;保护和发展农业与森林用地,在城市周围建立5个自然生态平衡区。

    2001年10月,由国内多学科100多位学者参与编制的“京津冀北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提出,北京“单中心+环线”的城市结构,已使城市功能过度集中于市中心区内,不但使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陷于被动,还带来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对北京城市功能进行有机疏散已刻不容缓,必须改变核心城市过度集中的状况,在区域范围内实行“重新集中”,以京、津“双核”为主轴,以唐山、保定为两翼,疏解大城市功能,调整产业布局,发展中等城市,增加城市密度,构建大北京地区组合城市,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修编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了“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所谓“两轴”,即完善传统城市中轴线与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保障首都职能和文化职能的发挥;所谓“两带”,即强化由怀柔、密云、顺义、通州、亦庄组成的“东部发展带”,疏导新北京产业发展方向,整合由延庆、昌平、沙河、门城、良乡、黄村组成的“西部生态带”,创建宜居城市的生态屏障;所谓“多中心”,即构筑以城市中心与副中心相结合、市区与多个新城相联系的新的城市形态。

    从实践中的大巴黎和概念中的大北京这两个“有机疏散”的案例,可以看出“有机疏散”的基本特点是“多中心”(副中心、新城等),实质就是城市群,所谓大巴黎城市群、大北京城市群,类似于珠江三角洲(广州)城市群,长江三角洲(上海)城市群、青岛城市群、烟台城市群。任何一个“新城”或“副中心”必须首先认同自己独立城市的身份和地位,然后进行经济合作、共享基础设施等资源。北京市如果想真正起到“疏散”的效果,也需要将其他的中心培育得足够强大,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指标至少应能达到北京市区的相应指标的同一数量级的水平,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才能形成 “多中心”和相对于中心足够的“反磁力”,否则,北京市强大的吸引力会将小的副中心迅速收编,成为其蔓延式扩张发展的“前站”。

    目前,北京市已经过于强大,因此,笔者对于北京市“有机疏散”规划战略的实施结果和效果持谨慎的怀疑态度。从另一个方面说,即便是真能下大的决心,全面抑制北京现有市区的建设,将资金、人才、政策充分投入到副中心,但这些新的城市绝对不可能有人民大会堂,没有天安门,没有故宫,没有鸟巢和鸟蛋,没有中关村,没有CBD,居住在这些“新城”的居民能在多大程度上认同自己“北京人”的身份呢?这种不认同将导致北京市老城的价值大大高于新城,在“疏散”的过程中如何协调“贬值”和“升值”之间巨大的利益矛盾呢?如果仍采取让一部分人先奉献的措施,把社会的相对弱势“驱散”出北京,虽然可以暂时实现“疏散”,但又违背了创建和谐社会和“全民共享”的原则。

   根据副中心自身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强度以及副中心距离中心老城的距离,可知副中心的地位无非以下四种:(见附表1)

   一是最终受到利益驱使,市中心重新填充、蔓延扩展,并把副中心收编,疏散失败;二是副中心离开了原来的城市,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被彻底疏散;三是副中心成为卧城;四是副中心由于生活、工作都极其不方便,适合居住的人群十分有限,能够发展的产业也仅仅局限于第一和低端的第二产业,当然也有可能作为城里人的第二套假日住房,平时就只能唱“空城计”了。

    由此可见,“有机疏散”最好的结果就是离开了原来的城市,这正是“有机疏散”最大的“软肋”。 人多了,城市长大了,“疏散”是必然要求;同时,城市的魅力更大了,人对城市的依恋、倚靠也加大了,“向心”也是必然要求,鱼与熊掌能否兼得呢?在文学中优秀的散文能够做到“形散而神不散”,优秀的城乡规划建设也能否达到“形式上分散而实质上聚合”的境界呢?

3 站在霍华德和沙里宁的肩膀上

    1898年,霍华德在规划史上最重要的著作《明天: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Tomorrow:a Peaceful Path towards Real Reform》)(再版时以《明天的田园城市》为题)中,提出了“田园城市”(Garden City)的理论,为人类描绘了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面向未来的理想城市:六个田园城市围绕着一个人口规模为5.8万的中心城市,形成规模为25万人的城市集合。这些城市以快速交通和先进的通讯手段相连接,政治上联盟,文化上密切联系,经济上相对独立,能够享受到一个25万人口规模的城市拥有的一切设施与便利,而没有大城市的环境恶化、两极分化等种种弊端。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25万人口是比较理想的城市规模,如今,转眼来到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正逐步由工业时代步入信息时代,当代人能否有智慧探索出一条容纳几千万人口的田园城市的发展之路呢?

    沙里宁的“有机疏散”诞生于1942年,在他写的《城市,它的生长、衰退和将来》一书中对“有机疏散”论作了系统的阐述。“日常活动”和“偶然活动”的划分是“有机疏散”理论重要的基本原则,并且认为是城市的机能组织不善而非现代交通工具使城市陷于瘫痪,这是“有机疏散”理论最大的价值和精髓,从而“有机疏散”密切地关注于基于人们“日常活动”和“偶然活动”城市机能组织的研究,但受到那个时代社会经济、科技条件的限制,虽然提出了应充分发挥现代交通手段的作用,但对客运交通基本上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既没有全面考虑到交通工具对城市规划的贡献或者阻碍的影响,也没有看到公共交通所具有的社会性、环保性以及可能存在的便捷性,更没有考虑到合适的客运运输方式对城乡全面“聚合”的作用。由于对客运交通自然的惧怕和憎恶从而过分强调以步行为主的个人“日常活动”,机械地将“日常活动”全部集中在一定的范围内,使活动需要的交通量减到最低程度,并且尽量不使用机械化交通工具。这样做,虽然减少了交通需求,但同时也减少了人们的活动范围,减少或剥夺了人们选择的权利,这也是次中心或卫星城比起主城来往往缺乏生气的主要原因。

    但“有机疏散”论仍然承认机械化交通工具,提出应充分发挥现代交通手段的作用,并认为往返于“偶然活动”的场所,虽路程较长亦属无妨,因为在日常活动范围外缘绿地中设有通畅的交通干道,可以使用较高的车速迅速往返。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城市在受到利益约束的自然生长时,必将采取“摊大饼”式的蔓延发展(丁成日,2005),尽管堆积并不能使城市总体交易成本(如交通成本)最小化,但个体的单独撤离将使其交易成本变得十分巨大而不得不选择火上浇油、乱上加乱的“扎堆”,这样,“偶然活动”的场所均不同程度地陷入了一团乱麻的城市的大街小巷,人们被迫经常在忍受拥堵的交通和放弃某项“偶然活动”之间做出二难选择。由于“偶然活动”与“日常活动”所存在的内在联系以及相同住所的家庭成员之间“日常活动”范围所存在的差异(例如上班的地点:老爸在城东,老妈在城西,老婆在城北,老公在城南),所以即使是“日常活动”,也必须采用机械化交通工具。总之,交通是城市既实现成功“疏散”又得以“聚合”的决定因素。

    站在霍华德和沙里宁这两位规划巨人的肩膀上,“有机聚合”理论应运而生。所谓“有机聚合”,即通过几十届甚至几百届政府主导并坚定贯彻执行的面向未来的规划和市场主导、效益决定的开发建设将城乡建设的区域集中在适当的“点”上,这些“点”通过快速、方便、价廉、舒适的公共交通相联结,将散布在耕地、绿地、森林、水面等自然生态中“点”聚合成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城市,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全民共享。“点”的大小和规划强度以能够保证90%的人步行200米和60%的人步行100米可到达位于中心的公共客运车辆的乘车站点为标准,一般直径不超过500米,面积不超过16万平方米(240亩),容积率不低于10,平均容纳人口约2万人。人均建设用地约8平方米。[注1]

    按照“有机聚合”的定义,可以计算出人均建设用地仅为8平方米,不到目前规划标准的十分之一(当然计算口径略有不同),这是对传统规划理论和实践的颠覆。在传统的利益主导、各自为政的城市填充、堆积和蔓延扩张的发展模式中,容积率是当前规划审批焦点和社会各方的核心利益,协调、妥协或良心发现的结果就是得到了限制的最高容积率;而“有机聚合”则是限制作为建设用地的“点”上的“最低容积率”,追求最高的土地利用效率,在以宾馆、办公、商住为主要用途的“点”上,容积率甚至可以超过20。而在“点”以外,建设容积率则毫不妥协地突变为0,因此,整个城市的建设容积率非常低。

    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土地面积16410平方公里。其中平原面积6338平方公里,占38.6%。山区面积10072平方公里,占61.4%。城区面积87.1平方公里。北京市目前还有3955个村庄,只需改造其中的一半约2000个村庄的村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作为“有机聚合”的“点”,其余村庄进行归并,推广机械化大农业,大部分山区进行移民,植树造林,就可以容纳4000万人口的生活、就业、教育和养老。北京市2007年1700万人口中大约有400万人居住在城区,800万居住在近郊区,500万人住在远郊区。经过长期“有机聚合”的规划建设,在郊区新建2000个“点”,在目前的城区内较高密度地改造大约200个“点”(需要占用32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大约占目前城区面积的37%)以维持目前的城区人口水平,北京市目前的的土地上最终可容纳4400万人,总计需要建设用地352平方公里,大约占到北京市全部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占到全部平原面积的5.6%。另外,如果将天津市和河北省的临近部分统一考虑,新的首都区将能够容纳近一亿城乡统筹的居民。[注2]

4 关于“点”的概念设计

    大圆环外环直径为500米,正方形框边长400米,在这样一个基地内围绕公共交通停靠站点进行规划建设,为广大规划师和建筑师提出了新课题。对于这一概念设计本文仅作粗劣的探讨,欢迎更多的规划师和建筑师投身到这项面向未来的研究和实践。本例假想是一个处在靠近中心区的城市区,侧重于商业和行政办公,兼顾住宅,规划建设公共建筑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提供5-6万人的工作岗位,建设56万平方米的住宅,解决1.4万人的居住,其余的就业人口从以居住为主的“点”上转移。[注3]

4.1关于附图1:“点”的概念设计(平面)的说明

4.1.1 平面布置

公共交通的停靠站点位于“点”的中心,周围形成直径100米的小广场,以便于人流疏散,并形成整个“点”区的公共空间;建筑不占据交叉路口的“角”,以便将人流引入住区庭院和超大型建筑;高层、超高层建筑尽量不设群房,临街的高层、超高层建筑不退红线,不预留小汽车停车场,也没有地下停车场;
阳光运动场布置在最阳面(阳面,即北半球的南面),作为学校操场和老人、病人的活动场所;中小学校、幼儿园、医院、疗养院紧邻阳光运动场;住宅建筑紧邻医院、学校、疗养院,并形成住区庭院;公共建筑布置在阴面,尽量让每个“点”都有一个像样的鸟蛋、鸟巢:

(1)中心区为该城市的行政(政治)、金融(经济)中心,还担负着交通枢纽、公交换乘的职能,建筑密度可追求极限,并且不规划住宅;
(2)远城区适用于第二产业,可规划建设厂房、仓储设施等;
(3)近城区是城市教育、文化、娱乐、休闲、商业最活跃的区域,高等院校、图书馆、博物院、会展中心、音乐厅、影剧院、体育馆、休闲广场、购物广场等等散布其间。

“点”的周围是广阔的田野,第一产业与城市相融合。

4.1.2交通组织

原则上只有公共客运车辆或应急抢险车辆可深入“点”的中心,并且人车分流,在“点”内形成完善、优雅的步行系统;“点”的外部设置“环点道路”,社会车辆沿“环点道路”绕行;货运车辆可在容许的非高峰时段进入。

在资金很充足的情况下,也可采用立体交通的方式使社会车辆进入“点”的内部以加快其行驶速度,但必须做到人车分离以及社会车辆与公共客运车辆的分离。

4.2关于附图2:“点”的概念设计(立面)的说明
“点”区立面布置的原则是:立面应呈现中间高、四周低金字塔式的布局,这样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更多的人步行较短的距离到达公交停靠站点,另一方面可保证建筑物不阻挡农作物、树林的健康生长的宝贵阳光。

按照这一原则,阳光运动场的阳面就不宜布置建筑,只有布置在最阳面,可种植一些树木隔开车流;住宅建筑的采光绝对保证;因为容积率过高,宾馆、写字楼等建筑将受到住宅建筑的一些遮挡;“点”的中心布置了超高层建筑,其阴面就很难见到直射的阳光了,可布置对采光需求小或不主要依靠自然采光的超大型公共建筑,而且事实上,由于超大型公共建筑(例如体育馆、影剧院)本身超大的面宽和进深,也就无法进行自然采光。

超大型公共建筑(比如鸟蛋、鸟巢)往往是城市的标志,让其藏到摩天大厦的后面岂不是埋没了建筑师的才华?要是建筑师真的觉得是怀才不遇,那就改行做雕塑家吧,最好是做画家,也就牺牲点笔墨纸砚。总之,建筑师、规划师们还是少弄些鸟蛋,多产些鸡蛋,鸡蛋是产业化生产,便宜,老百姓都能吃得起、吃得饱。当然。真正的建筑大师是不会改行的,他们在高容积率的条件下,同样有智慧创造出风格独特、美观实用的作品,关键在于出什么样的题目。

4.3附表2给出了附图1、2设计的这个“点”的技术经济指标,总建筑面积166万平方米,场地大约是16万平方米,容积率略高于10,建筑物的高度、层数和建筑面积大体上都处在比较经济的水平上,说明这一“点”的初步探索是可行的。

5 物质保障

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这一真理。如果说 “有机聚合”理论仅仅是思想、想法,甚至是空想的话,那么,当今时代科学、技术、政治、社会等等这些客观存在的物质将为“有机聚合”这一意识提供物质保障。

5.1科技保障

5.1.1“有机聚合”理论的提出是依赖于一些创新的专利技术为保障而得以实现的。包括客运车辆连续行驶的方法及其进出站车厢(200610164357.9)和带状中心及其平行放射式道路系统(200610149108.2)等。本文只作概括性介绍,详细可查询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网站或电子邮件来信索取,网址是:http://www.sipo.gov.cn/sipo/zljs/

“有机聚集”包括相对宏观和相对微观的两层“聚集”。首先,在相对微观的层面,城乡规划和建设必须高度集中到占地面积仅200-300亩的一个个分散的“点”上,这是由公共客运车辆必须设置停靠站点这一特点决定的,因为:如果不把建设区域高度集中,仍采取“画地为牢”任由建设开发单位“见缝插针”或“铺张浪费”, 小汽车可以开到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于是少数开小汽车的人方便了,却导致坐公交车的人上车前、下车后往往需要走更远的路,而且走在路上还得提防天上的雨雪、地上的污浊、张口的井盖儿、拦路的小偷儿,多数人不方便了,不和谐了,不共享了,因此,在目前人类生产力的条件下,聚集为“点”是公共交通实现方便的基本保证。有了这些“点”以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在相对宏观的层面,将这一个个疏散在一万平方公里左右土地上的“点”聚集成城乡合一的城市。本文介绍的这两项专利技术涉及“点”的合理布置以及“点”与“点”之间联结。

5.1.2“点”的布置——带状中心及其平行放射式道路系统(200610149108.2)

是一种以带状中心为交通枢纽,以带状中心的两个端点之间以及若干组相交于带状中心并向外放射的主干路所到达的城市边缘点之间的交通线路构成城市内部交通网络的基本框架的平行放射式道路系统,可将原有的方格网状道路系统改造成为适合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的以带状中心为枢纽的平行放射式道路系统。这种以带状中心为枢纽的平行放射式道路系统与环形放射式道路系统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内在联系,都能够实现公共客运车辆运行线路的简洁与明确。带状中心比环形放射式道路系统所形成的“点状中心”具有更强的中心辐射功能和扩展能力。

通过对“日常活动”和“偶然活动”功能组织的协调,优化城乡规划方案,带状中心既可成为整个城市向外辐射的动力和灵魂,又可起到联系中心区、近城区和远城区桥梁的作用,同时,还可以避免过大的交通枢纽即乘客换乘的压力。欢迎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从理论到实践进行深入探讨。

5.1.3“点”与“点”之间联结——客运车辆连续行驶的方法及其进出站车厢(200610164357.9)

公共交通到站停车这种不连续行驶的方式极大地制约了公共客运的使用效率,特别是严重影响了公共客运车辆的平均行使速度,使公共交通在与私人小汽车的竞争中处于天然的劣势,从而在对居民出行方式的选择上失去了与小汽车相抗衡的能力,本应处于强势的“公共”竟然成了社会的“弱势”。 客运车辆连续行驶的方法及其进出站车厢这一专利技术将彻底改变这一力量的对比:

这是一种实现公共客运车辆在需要上、下乘客的车站站点处仍保持连续行驶的方法及其与公共客运车辆相联结的进出站车厢,是为减少公共交通在站点的停靠时间和提高公共交通的运行速度而提出的一项技术、组织和管理等多方面相结合的方法,说白了就是公交车到站不停车,听起来挺玄乎,其实很简单,可以咬文嚼字地表述为:

在某一公共客运车辆的行驶过程中,需要在即将到达的车站下车的乘客预先进入与该公共客运车辆相联结的进站车厢,在车站附近进站车厢脱离该公共客运车辆后单独进入车站,乘客在该车站下车,该公共客运车辆继续行驶,而需要在该车站上车乘坐该公共客运车辆的乘客预先在该车站进入出站车厢,出站车厢在适当的位置和时间与该公共客运车辆相联结,联结以后乘客由出站车厢进入该公共客运车辆,该出站车厢转而作为需要在该车站的再下一站下车的乘客的进站车厢,或者该出站车厢脱离该公共客运车辆驶回原车站,并为该公共客运车辆在适当的位置和时间联结新的进站车厢,需要在该车站的再下一站下车的乘客进入进站车厢,如此周而复始,从而使公共客运车辆在首站和末站之间的停靠站点处不必停车等候乘客上下车或者缩短停车等候时间,保持行驶的连续性。

这项发明适用于城市间的铁路、城市内部的地铁、轻轨和橡皮轮胎上的轨道交通(BRT),估计可使公共客运车辆的平均行驶速度提高20%-50%,可使公共客运车辆的能源消耗再减少10%-30%,节省20%-50%甚至更多的人们因交通而消费的时间,可使公共客运车辆取代私人小汽车成为有吸引力的出行方式。

当采用廉价的橡皮轨道的公共汽车为交通工具,当公共交通的平均行使速度达到每小时60公里时,以半小时车程计算近城区的范围扩大到60公里,覆盖近3600平方公里,以1小时车程计算城市远城区的范围可扩大到120公里,覆盖14400平方公里;若采用轨道交通,公共交通的平均行使速度将可达到每小时80公里以上,近城区的范围扩大到80公里,覆盖近6400平方公里,远城区的范围可扩大到160公里,覆盖25600平方公里;将来若磁悬浮、动车组或更新的技术方式在城市内部交通得到应用,公共交通的平均行使速度达到每小时100公里以上也完全有可能。北京市目前的城区面积不到90平方公里,适合建设的平原面积仅为6338平方公里,因此,如果将这一技术应用于“有机聚合”,相对于城市的人口和建设需求,城市的建设用地几乎可以无限供应,同时,国家的耕地面积不仅不减少,还会随着城市的建设而适当增加。

5.2政治牵引

邓小平1985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小平同志“先富带后富”的首次表达,之后,小平同志又多次发表类似的看法,1986年3月28日在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说“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以及1986年8月19日-21日在天津听取汇报和进行视察的过程中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随着“先富带后富”这一观点落实到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得到全体人民的认同、支持,极大地解放的生产力,带来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同时也创造了为数不少的“先富”。 2007年胡润富榜揭示了中国亿万富翁人数现在已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800人上榜,上榜富豪平均资产5.62亿美元,其中资产达到或超过10亿美元的中国人达到108人。亿万美元是什么概念呢? 2006年,北京市地方财政收入首次突破千亿元,达到1117.2亿元,按照1比7.8的美元汇率,为143 亿美元,而《福布斯》杂志与胡润富榜揭示的中国首富的财产达到了175亿美元。

什么是“富”?在相对意义上,“富”即超越一般,在绝对意义上,“富”是物质和文化生活的充分满足。由此可见,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和“先富”的财富积累,“带后富”的物质保证已经基本形成。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全民共享”的主张,为“带后富”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和政治保障,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进一步落实到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和城乡规划上来。城乡规划法的修订和实施以及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注4]为城乡统筹规划提出了新的课题和创新的需要。

5.3社会推动

“城市化”是推动中国经济前进的根本动力,中国经济过去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城市建设,中华民族的全面崛起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今后的经济增长更将依赖于科学的、集约的、环保的、以人为本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发展面临着种种社会矛盾之时,“有机聚集”的实施将实现多方利益的共赢,可获得强大的社会推动力。

第一,国家对建设用地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护和限制措施,地方政府手中的“自留地”越来越稀少,急切需要寻找“新大陆”。采用“有机聚合”的理念进行城市扩展,把广大农村的宅基地变成了开发用地,建设用地的资源形成井喷,相对于其他限制城市扩展的资源条件(例如就业岗位、能源、供水、垃圾处理等)来说得到了充足的保障,建设用地的地价可以一落千丈。通过对村庄的合并和对旧城的改造,城市建设不仅不会减少耕地,还可进一步增加用于第一产业的土地的供应。

第二,当前房地产业的利润高的就连开发商自己都不好意思,这样,社会资金对城市建设有极高的投资热情,尽管“有机聚合”宣布了房地产开发暴利时代的结束,却将迎来规模投资、利润稳定的新的城市建设产业的春天。

第三,老百姓有极高的购房需求,市民买房的热情象火焰山,农民在城市安家的热情象原子弹,“有机聚合”为社会带来了“共同富裕”的曙光,并将这种热情彻底释放,为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提供永恒的动力。

6 结语

感谢您读到了这里。规划师成为一项职业的时间不超过100年,而早期提出规划理论的霍华德、沙里宁等人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规划师,正是这些“外行”提出面向未来、面向将来、面向明天的规划理想。似乎是现代的规划师成熟了,今天,职业的规划师很少会再谈及抽象的、幼稚的理想,而是陷入了高度、面积、景观、容积率的比划当中。但城市规划恰恰不仅仅是规划师的事情,城市规划是一项法律要求,一项政府职能,一项公共政策(石楠,2005)。城市是市长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城市是商人追逐经济利益的沙场,城市是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过上幸福生活的归宿,城市规划充当着三者之间的信使,拨动着三者的心弦。在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的社会理想一百多年后,本文又结合现代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和需要再次提出了理想的城市以及城市规划的理想。城市规划的理想是什么?城市规划的理想是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全民共享,这还需要怀疑吗?规划师难道不需要这样的理想和信念吗?

注释

注1:16万平方米的场地的建筑面积应不小于160万平方米,按照人均40平方米的住房面积、15平方米的工作面积、10平方米的仓储购物面积、5平方米的教育医疗面积、5平方米的文化娱乐、5平方米的公共及基础设施面积计算,共计人均建筑面积80平方米,不小于160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完全可以满足2万人生产、生活的需要。

注2:北京市和天津市两个直辖市土地面积之和为28330平方公里。

注3:由于通过“有机聚合”在相当的程度上取消了城乡差别,因此,城区、近郊区、远郊区的概念也就失去意义,未来的城市可分为中心区、城市区和保护区,保护区即非建设区,如文物旅游保护区、风景名胜保护区、水源地保护区、森林保护区、产业化耕地保护区等。城市区根据中心区与距离的距离和产业的不同可分为近城区、远城区,近城区靠近中心区,以第三产业为主,离开中心区较远区域的产业重点则由第三产业逐渐过渡到第二产业,第一产业遍布在城市的各个区域。

注4:2007年6月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通知要求成都市和重庆市从实际出发,根据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要求,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并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推动全国深化改革,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3卷)
[2] 路透社,中国亿万富翁人数居世界第二,参考消息, 2007年10月11日第8版
[3] 童大焕,户籍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山西晚报,2007年10月16日第6版
[4] 中国和谐门户网,北京市第七届村委会选举圆满完成 ,发布时间:2007-08-13
[5] 丁成日.城市"摊大饼"式空间扩张的经济学动力机制.城市规划.2005(4):56-60.
[6] 石楠. 试论城市规划社会功能的影响因素——兼析城市规划的社会地位.城市规划.2005(8):9-18.

 

 

[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目前的中国,就连反腐败也是在做官样文章,看看侯先生写的文章和列出的一大堆解决方案,不过是在叠床架屋,搞烦琐主义。尽管作者很虔诚,并且现在象这样的干部并不多,但靠着一群腐败了的官员去反腐败,就象要揪着头发将自己拔起来一样不可能。关键在于建立一个科学的政治制度,譬如开放言论,开放媒体,甚至放松党派管制,让社会力量来反腐败,才可以事半功倍。]

发件人:"houkangxue6311" <houkangxue6311@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26 21:48:5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国家预防腐败应该着力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国家预防腐败应该着力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对国家预防腐败工作的探讨建议

西安市周至县财政局  侯康学 

一、导致产生腐败的根源和现象

    自2002年12月至2007年6月以来,全国纪律检查机关共立案677,924件,结案679,846件(包括十六大前未办结案件),给予党纪处分518,484人。对陈良宇、杜世成、郑筱萸等极少数高级干部严重违纪案件,依纪依法进行了严肃处理,深挖并严惩被称为党内“大毒瘤”的各级腐败分子,坚决惩处了以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等十几位严重腐败的省部级官员,其中王怀忠、郑筱萸被判处死刑。这些举措足以表明我们党反对腐败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引起了海内外的瞩目。

    但是,国家对地方一些官员的腐败现象和问题的监督管理力度不能够面面俱到。改革开放初期,只重视抓经济建设和发展,忽视了廉政教育和腐败现象的制约,遗留或感染于各领域行业的腐败现象和问题有所抬头,一时难以消除、根治,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依然存在,目前,不少领域仍然存在易发多发腐败现象和问题 ,这是我国实际国情所导致和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目前存在于不少领域易发多发的腐败现象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党性原则方面:有的地方一些领导干部不能很好地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能按党的组织原则处理党政事务,脱离领导集体的民主集中制,不能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宣传纪律、人事纪律、经济纪律、群众纪律、外事纪律、保密纪律等方面)和工作纪律,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个别少数领导干部自酿的腐败案件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

    (二)公仆意识方面:有的地方一些领导干部背离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忘记了自己是党员和人民的公仆,没有对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公正使用;工作中权钱交易,权权交易,行为失范,令不行、禁不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存在,严重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

    (三)行政决策方面:一些地方、部门、单位主要领导干部在经济发展、项目报批方面涉及利益驱动的决策个人说了算,决策失误;不能按照组织原则、纪律和制度科学民主决策,违纪违法现象和案件时有发生,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屡禁不止。

    (四)任用干部方面:有的地方一些领导干部在提拔任用干部、考试录用公务员、国家事业工作人员方面以权谋私,索贿受贿,买官卖官,任人唯亲,不能任人唯贤,编织个人的关系网,不能严格按照《国家公务员法》实行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轮岗制,在工作中寻找靠山,拉帮结派,排除异己,搓伤了一部分有道德、能力强、想工作、作风正的干部的积极性;在国家征收义务兵(为国家尽义务,家长还要花几千元甚至数万元的钱把孩子卖给国家部队)、军队院校录取、部队提干、士官转志愿兵,乃至退伍军人安置都存在索贿受贿,不给好处不办事的腐败问题,这些在社会上形成了极坏的影响。

    (五)内部审批方面:有的地方一些党政部门、企业、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在经济管理、财务管理、支出审批方面,严重违反管理原则和制度,主要领导权利失控,独断专行,以权谋私,挥霍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资源,弄虚作假、铺张浪费现象仍然突出。

    (六)项目资金方面:一些地方的经济管理部门到上级跑项目、资金拿钱开路成为公开的秘密,拿回扣成为行业惯例;涉及到项目、资金方面,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的现象令人触目惊心,并呈现数额大、涉及广、职务高、团伙化窝案、公开又秘密群体贪污腐败化的趋势,贪污受贿动辄十几万、上百万、千万也显正常。 

    (七)为民办事方面:有的地方一些领导干部、权力部门的干部,长期在岗位权力严重失控,滥用职权,老百姓不给好处就不办事情,公开索贿受贿,谋取私利,权力无人监督监管,视政府和人民的部门、单位为个人之家,为所欲为;截留、挪用、骗取国家用于基层农村建设和给群众的政策性减免照顾、补助资金。一些公、检、法、司行政执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成为腐败群体,越来越多的地方领导干部、公务人员知法犯法掉入腐败泥潭。

    (八)公款消费方面:有的地方一些领导干部公开带头利用公款大吃大喝,请客送礼,行贿受贿,拉拢关系,借会议、考察、培训等各种名义,经常公款境外旅游、公款高额消费;公款吃喝一桌饭,百姓农田忙一年。有的单位铺张浪费成风,讲排场、搞攀比,办公场所、办公用品越来越高档;调整新的领导岗位,新单位的配小汽车和司机不用,连个人原单位高档小汽车和司机一同带到新单位;上任就另行购买新车,专用小车越坐越豪华,影响及环。

    (九)生活作风方面:有的地方一些领导干部道德沦丧,生活出入高档酒店、夜总会和歌舞厅等娱乐场所,特别是用公款消费娱乐、受贿赌博,找“三陪”、包“二奶”、养情人,把这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视为很正常。其实这些方面生活腐败是导致行贿受贿、索贿受贿,产生贪污腐败问题的实质根源。

    (十)廉政队伍方面:一些地方、部门、单位主要领导干部,个别纪委、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反贪污局、信访局的公务人员,对过去国家倡导的“安定团结”、“维稳定”和现在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片面理解,在查处发现和群众反映的腐败现象和问题上,一团和气,官官相护,相互包庇,通风报讯,打击报复,出现廉政(队伍人员)腐败,问题没有得到及时遏制,结果又助长了腐败现象和问题。

   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地方的一些部门和单位腐败现象已占了上风,少数正直的干部、群众面对腐败行为和现象已无能为力。一些领导干部带头搞小腐败的已是司空见惯,腐败者自我感觉很正常;社会上也偏面认为谁腐败谁有能力,腐败渐渐被视为很正常,好的道德风气被歪风邪气压倒,人的思想道德、社会风范水准被严重歪曲;天长日久,正是因为小腐败助长了大腐败,腐败现象在中在社会上造成严重的影响,人民群众敢怒不敢言,最终必然产生腐败后患,酿成大祸导致大腐败,这些腐败现象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

二、当前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

(略)

三、国家预防腐败应着力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目前,国家预防腐败应着力解决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是:如何真正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如何实现监督的有效性,建立新的监督举报机制和制度,在社会形成人人愿监督、敢监督、能监督的预防腐败大格局,使各级官员不愿为、不敢为、不能为。

   中纪委副书记、秘书长干以胜介绍说:“在2006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案件中,有46.2%来源于信访举报。”据了解,福建省委原常委、宣传部长荆福生案件,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武龙案件,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案件,就是根据人民群众监督举报腐败现象立案查清的。

四、应尽快制订《人民群众监督举报腐败行为法》

    9月13日,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在监察部举行国家预防腐败局成立新闻发布会暨揭牌仪式上讲到:“腐败不仅发生在党政机关、公共领域和公职人员中,也会发生在各种非公共领域、私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中;不仅出现在国内交往中,也会出现在国际交往中。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预防腐败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做好的工作,在社会领域开展防治腐败工作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探索,通过深化改革,从源头上解决腐败问题;集思广益,群策群力,逐步形成各部门通力合作,齐抓共管,全社会共同参与预防腐败的良好局面;加强预防腐败的政策研究,不断创新和完善预防腐败的各项制度,着力推动制度的落实,逐步实现预防腐败工作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笔者也一直认为:国家预防腐败要通过反腐倡廉、惩恶扬善,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把广大干部群众的发展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

(一)制订《人民群众监督举报腐败行为法》的理由。

1、加强监督、关口前移,是有效预防腐败的关键。要在强化监督上下功夫,重点加强对党政部门领导干部,特别是对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对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

2、依靠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是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组织保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3、发挥人民群众参与和监督国家各个领域腐败的积极性作用,到达全民重视社会腐败现象和问题,共同理直气壮的遏制和预防国家腐败,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4、国家预防腐败应该注重加强人民群众对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国家公务人员的有效监督,对其腐败现象和行为倡导人民群众监督举报,建立人民群众预防腐败监督举报机制和制度,是解决预防腐败问题的根本途径,真正发挥人民群众监督人民公仆的作用。

5、要坚持改革创新的精神,按照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要求,切实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加强国家廉政立法,努力形成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

因此,建立“人民群众预防腐败监督举报机制和制度”,让腐败现象和行为,在今后能成为“老鼠过街道、人人喊打”的良好社会局面。这个关键性的问题解决了,预防腐败、反腐倡廉工作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会取得更大的成效,我们国家一定会彻底消除腐败!

(二)制订《人民群众监督举报腐败行为法》的思路。鉴于上述理由,建议党中央、中央纪委、全国人大、国务院、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能尽快研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群众监督举报腐败行为法》(以下简称“国家监督举报腐败行为法”)。具体思路和建议如下:

1、根据我们党和国家确立的一系列新的预防腐败、反腐倡廉战略方针,结合已经出台的各项党的章程、纪律、监督条例,按照中央纪委、监察部2005年1月颁发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和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国家监督举报腐败行为法》,预防国家腐败,让全体中国公民有义务和权利随时监督举报地方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权力干部、国家公务人员和公民个人、国家部队军官、士官、工作人员(以下简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公职人员、公民个人”)在公务、社会活动中的腐败现象和行为。

2、民主和监督是防治腐败的有力武器。加强监督,既是严格要求,也是关心爱护,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监督。《国家监督举报腐败行为法》要明确将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公职人员、公民个人的行为,包括工作、生活、作风行为均列入《国家监督举报腐败行为法》预防腐败的监督举报范围。特别是国家公务人员个人在生活作风上,无止境的欲望享受和满足是产生行贿受贿、导致腐败行为和问题的唯一根源。

3、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个公民(以下简称“人民群众”)有权利和义务监督举报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公职人员、公民个人的腐败行为和问题。

4、《国家监督举报腐败行为法》应明确受理人民群众监督举报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公职人员、公民个人腐败行为的部门,应该是:国家各级党委的纪检、监察、预防腐败、检察院、反贪局等部门,以及国家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的人民群众信访机构。

5、《国家监督举报腐败行为法》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对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公职人员、公民个人的腐败行为和问题,随时随地有监督、建议、批评、控告、检举、举报等的权利。建立健全受理人民群众举报违纪违法行为的工作机制,及时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

6、《国家监督举报腐败行为法》应明确规定人民群众监督举报应实行实名制制度。监督举报应该是个人,也可以为联名(不限人数)。这样可以解决匿名信举报、上访反映腐败问题带来的各级部门带来的工作压力问题,在腐败案件的查处上不会出现陷害好人、漏网坏人的现象。

7、《国家监督举报腐败行为法》应明确规定人民群众个人或者联名监督举报内容属实,举报人的腐败法行为应当受到国家法律保护和奖励。具体明确法律保护和奖励政策;对于恶意虚假举报的行为必须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受到法律制裁。

8、《国家监督举报腐败行为法》应明确规定受理举报的国家各级党委的纪检、监察、预防腐败、检察院、反贪局等部门,以及国家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的人民群众信访机构,对监督举报要实行受理负责制,向监督举报人明确给予查处承诺;对受理监督举报的机关、部门或者公务员个人的不作为行为,要按包庇行为实施责任追究。

9、《国家监督举报腐败行为法》明确对被监督举报腐败当事人的问题,必须由国家各级党委的纪检、监察、预防腐败、检察院、反贪局等部门严肃将查处,将查处结果给监督举报人书面答复。根据腐败行为和问题的程度大小应及时给予党纪政纪处罚处分,问题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并且将处理结果由媒体向社会公开、公示、曝光。

10、《国家监督举报腐败行为法》要重视解决被举报人,受到权力保护、官官相护,打击报复监督举报人等违法乱纪问题。对出现上述问题的不法行为应实施采取相应的法律责任追究,维护监督举报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对干预腐败当事人案(事)件的领导或者保护伞(包庇人)也要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11、明确《国家监督举报腐败行为法》制订实施之日后,要严格予以执行,对监督举报的腐败行为和问题要从严查处、从重查处,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

12、《国家监督举报腐败行为法》的制订,应该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积极调动地方基层党员干部,特别是市以下县、乡村、军队的连队等基层普通党员、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实现法律制订的基础性、广泛性和有效覆盖面。

五、对国家预防腐败工作的探讨和建议

    建立国家预防腐败局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大预防腐败力度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要发挥国家预防腐败机构的职能作用,切实抓好预防腐败的组织协调、综合规划和政策制定。建立预防腐败的信息共享机制,分析识别腐败高风险的领域和部位,推动建立反映廉政状况的指标体系和预警机制,努力提高预防腐败工作的专业化、规范化和法制化水平。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预防腐败工作。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是坚持反腐倡廉战略方针,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需要;设立专门的国家预防腐败机构,是贯彻反腐倡廉战略方针,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组织措施。根据国家预防腐败的重大意义、主要职责和组织机构特点,对国家预防腐败工作建议如下:

(一)设立地方(国家)预防腐败机构

    根据中央批准的“三定”方案,国家预防腐败局列入国务院直属机构序列,在监察部加挂牌子。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由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任,副局长设两位,其中一位由监察部副部长兼任,另设一位副部长级的专职副局长。国家预防腐败局下设办公室,作为办事机构,承担国家预防腐败局的日常工作。该办事机构核定行政编制人(略)。同时,国家预防腐败局办公室又是中央纪委、监察部内设的预防腐败室,由国家预防腐败局专职副局长兼任中央纪委、监察部预防腐败室主任。在目前中央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的体制下,这样设置既有利于形成工作合力,又可减少编制,节约行政成本。为此建议:

    1、按照中央批准国家预防腐败局机构的“三定”方案模式要求,及时设立地方(包括国家部队)各级(省、地、市、区、县)预防腐败局。地方各级预防腐败局与同纪委、监察厅(局)合署办公,同为行政执法主体,应享有行政执法权。

    2、党中央、国务院今后能将地方(包括国家部队)各级(省、地、市、区、县)纪委、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划归党中央、国务院直属的中央纪委、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实行上下垂直管理,有利于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加强对国家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统一管理。

    3、实行垂直管理后,中央纪委、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授予地方(包括国家部队)各级(省、地、市、区、县)纪委、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独立的行政执法和腐败案件查处权利,避免预防国家腐败和反腐倡廉工作受到地方一些领导干部的非法行政干预。 

    4、全面实行纪检、监察机关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加强对派驻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经常性监督。将国家各级人民检察院设立的反贪污贿赂局,以及国家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的人民群众信访机构,应该划归同级或者(最好是)上一级党的纪委领导,作为纪委的直属派出机构,一并实行上下垂直管理。

    5、机构经费实行中央财政统一供给。建立统一完整的干部的任命权、队伍人员调配制度。这样,全国的预防腐败和反腐败机构将会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便于加强对反腐败斗争的领导和工作指导。

    6、建立完善各级(中央、省、地、市、区、县,包括国家部队))党的纪委、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和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以及国家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的人民群众信访机构的的统一协调信访新机制,依法保障人民群众享有对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腐败行为和问题,进行批评、建议、控告、检举等权利。面向社会设立专用的举报网络电话,鼓励和提倡、奖励实名制举报。为人民群众营造一个良好监督举报腐败行为信访环境。

   (二)国家预防腐败的地方机构人员配备

    根据国情,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国家预防腐的地方机构公务人员配备应该注重:

    1、对国家和地方(包括国家部队)各级(省、地、市、区、县)党的纪委、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检察院的反贪局等部门,以及国家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的人民群众信访机构的公务人员,应实行“从基层国家各级党政机关党员干部中进行选调”制度。

    2、按照地方各级(市级以上)党的组织部门下管一级的原则,从基层国家各级党政机关的中公开进行择优选调胜任过组织、人事,纪检、监察,检察、公安、司法,经济管理、审计方面工作(包括军队相关部门),有丰富的基层工作和社会经验,当地人民群众评议满意的人员,被选调的人员由上级组织部门向社会公示选调结果,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国家还应该长远考虑国家应该建立国家高等院校培养人才机制。(本文后面.国家预防腐败的教育和培训战略论述)

    3、要严把人员的素质关,选调的人员必须是思想政治、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洁自律、生活作风等各方面素质过硬,没有违法违纪行为,热爱国家纪检监察、预防腐败、反贪局、信访和反腐倡廉工作,爱岗敬业,能独立胜任工作的选调进入地方各级党的纪检、监察、预防腐败局、检察院的反贪局等部门,以及国家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的人民群众信访机构的公务员队伍。

    4、被选调到地方各级党的纪检、监察、预防腐败局、反贪、信访机构的公务员,党龄必须在8-10年以上,年龄在30岁以上,在相关岗位工作10年以上,这样能保持国家纪检监察、预防腐败、反贪局、信访机构等预防腐败队伍的震慑威力。

    5、从中央到地方,对各级党的纪委、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检察院的反贪局以及国家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的人民群众信访机构的公务员实行高薪养廉,人员经费由中央财政统一保障;建立严格的人员职位升迁、异地交流、回避、奖惩、处罚等制度,确保国家纪检监察、预防腐败、反贪局、信访机构队伍机体的纯洁性。

    6、国家纪检监察、预防腐败、反贪局、信访机构等地方机构的人员配备,能按照以上各项条件外,还应该从基层选调一部分其他非党公务员,参与国家预防腐败工作,非党人员应达到3%左右,建立国家民主的统一战线。

    7、对各级党的纪委、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反贪污局、信访局要更加严格工作纪律,特别是办案纪律,对不适合在这些岗位工作的公务员,要坚决调离,违纪违法的要严肃查处。进一步加强纪检监察、预防腐败、反贪污、信访机关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加大干部轮岗、交流和培训力度。

    (三)国家预防腐败的宣传教育和社会舆论监督

    国家预防腐败工作还应该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建立专门的新闻媒体,加强宣传教育力度和社会舆论监督制度。

    1、从中央、省、市电视台、广播电台应开辟设立《国家预防腐败》电视、广播频道;中央到省(省级市)创建《国家预防腐败报》和《国家预防腐败》杂志,各级电视、广播(频道)、报社、杂志社由同级党的纪委、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共同统一领导管理,开辟设立和创建预防腐败专门的新闻媒体,发挥新闻媒体监督的作用。

     2、各级国家预防腐败专门设立的电视、广播(频道)、报社、杂志社等新闻媒体机构归由各级(包括国家部队)党的宣传部门(中央、省、地级市)和同级党的纪委、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直接领导和管理,业务工作受上一级同行业新闻媒体的指导 。

    3、各级国家预防腐败专门设立的电视、广播(频道)、报社、杂志社等新闻媒体机构的人员配备,可原则参照“国家预防腐败(局)地方机构的人员配备”的要求和条件,从行业和基层的在职人员中选用选拔调配。

    4、各级国家预防腐败专门的电视、广播(频道)、报社、杂志社等新闻媒体,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本着“以预防国家腐败为主、全面加强廉政教育的战略方针”,主要负责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反腐倡廉的法规制度;新闻媒体要坚持党性原则,遵守新闻纪律和职业道德,把握舆论监督的正确导向,注重舆论监督的社会效果。

    5、国家预防腐败、廉政建设要紧密围绕中央纪委、监察部2005年1月颁发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精神,大力宣传教育我们党反对腐败的坚定决心、方针政策和取得的重大成果,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看待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宣传教育主要以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为重点。反腐倡廉教育要面向全党全社会,把思想教育、纪律教育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结合起来。大力推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积极推动廉政文化进社区、家庭、学校、企业和农村。

    6、各级国家预防腐败专门的电视、广播(频道)、报社、杂志社等新闻媒体,要注重加强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权力公职人员的预防部门和廉政意识教育,使每个公民都能认识到腐败现象和职务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在全社会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

    7、国家预防腐败(专门)的新闻媒体除了利用报纸、电台、电视等媒体最大限度对社会的职务犯罪行为和腐败现象进行宣传教育外,建立健全新闻发布制度,适时通报反腐倡廉工作情况,加强对热点问题的引导,及时对各种职务犯罪行为和腐败现象进行报道、曝光。

    8、全国其他各级党报党刊、电视台、电台要开设廉政专栏或专题节目。同时,加强预防腐败腐倡导廉政的网络建设,国家和各地开设《预防腐败廉政建设》网站、专栏,正确引导网上的社会舆论监督,注重对互联网站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指导和管理。

    9、各级国家预防腐败的报纸、杂志可免费发送到国家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权力公职人员。 还可以经常性地制作党风廉政教育和职务犯罪、预防腐败的宣传短片、包括相关的国家预防腐败知识,印制成各种光盘、小册子等免费发放,做到使国家预防腐败工作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10、国家预防腐败(专门)设立的各级电视、广播(频道)、报社、杂志社等新闻媒体,网站,同各级(中央、省、地级市)党的纪委、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和人民检察院设立的反贪污贿赂局,以及国家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的人民群众信访机构,应该加强工作的统一协调,建立人民群众监督举报腐败行为信访机制,倡导社会、全民共同对国家预防腐败的监督和治理作用。

(四)建立国家预防腐败领导责任制和宣传监督员制度

根据“国家预防腐败局不直接承担各部门各单位业务范围内的预防腐败工作”的原则:

1、按照党的纪委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实施办法,改革和完善纪检监察体制和工作机制。只要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认真贯彻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抓好各项任务的落实,就能巩固和发展全民全面反对和防止腐败的良好局面。

2、国家地方各级预防腐败新机制的建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群众监督举报腐败行为法》的制定后,应该建立地方各级(包括国家部队)主要领导预防腐败责任制,对部门和单位出现的腐败问题实行否决“一票制”,这样我们的国家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成为世界“廉政大国”。

3、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公职人员、公民个人出现的腐败行为和现象,根据腐败行为人的问题,相关主要领导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给其更严格的党纪政纪处理,或者免去主要领导的职务。 

4、建立地方各基层的“国家预防腐败宣传监督员”职责制度,也是国家预防腐败一个积极可行有效途径。“国家预防腐败宣传监督员”应由地方各级(包括国家部队)党的国家机关、政府部门、各人民团体、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人民群众民主推荐、选举各个方面素质高、原则性强的人胜任,国家应给“国家预防腐败宣传监督员”授予一定的反腐倡廉政策宣传教育和监督权,给予相应的报酬或补助;国家财力允许,可以逐步给地方各级配备专职的“国家预防腐败宣传监督员”。

5、“国家预防腐败宣传监督员”的主要职责:一是随时监督国家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公职人员、公民个人出现的腐败行为和现象; 二是对上述人员出现的腐败行为和现象及时给国家预防腐败机构反映情况;三是专门对人民群众开展进行反腐倡廉政策和意识的宣传教育工作。

    (五)国家预防腐败专业机构后备人才的培养战略

    我们国家要从长远性、战略性的角度考虑,对国家预防腐的各级机构的后备公务员应该实行高等院校培养制度:

    1、国家应制定长远规划,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央团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解放军的各政治学院,以及在各省、直辖市 、自治区的师范、政法、公安大学(院校)、青年干部学院(团学)开设“国家预防腐败”或者“国家廉政建设” 、“反腐倡廉”专业,学制为本科四年。今后,还应该制定设置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计划。

    2、按照计划逐年从高考中严格选拔德、智、体全面合格的优秀青年,录取到上述院校的专业学习,也可以选拔以在岗位工作的优秀公务员,为国家各级纪检、监察、预防腐败局、反贪污贿赂局和信访部门定向培养德才兼备的国家预防腐败、反腐倡廉后备干部人才。

    3、高考入的应届毕业生,毕业后以见习公务员可作为地方各基层的“国家预防腐败宣传监督员”,先分配到地方基层县以下的部门、单位、乡镇、街道办、社区、村委会工作锻炼1-3年。

    4、进行工作考核,根据个人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安排分配到国家各级纪检、监察、预防腐败局、反贪污贿赂局和信访部门,专门从事预防腐败、反腐倡廉公务工作。

    (六)国家预防腐败的教育和培训战略

    国家预防腐败应该建立实行各级党校、干部学院、行政学院、解放军政治学院定期的教育和培训制度:

    1、国家应制定中长期预防腐败和反腐倡廉教育培训规划,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地方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地级市(以上)党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校 、铁道部党校、解放军的各党校、政治学院和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以及地方各省、直辖市 、自治区行政学院常年开设“国家预防腐败和反腐倡廉教育培训班”。也可作为每个公民腐败现象行为人的“廉政教育基地”。

    2、对国家和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公职人员每年定期进行国家预防腐败和反腐倡廉教育和轮训。对人民群众监督举报的腐败现象行为人进行廉政教育。

    3、对国家各级纪检、监察、预防腐败局、反贪污贿赂局和信访部门的正式公务员每年定期进行预防腐败和反腐倡廉政治素质教育、业务知识轮训。

    4、对地方各基层的 “国家预防腐败宣传监督员”定期进行反腐倡廉监督、政策宣传的业务教育、培训和指导。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开展反腐倡廉工作要突出重点,当前要下大气力抓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必须进一步抓好领导干部教育、监督和廉洁自律;第二,必须进一步抓好大案要案查处;第三,必须进一步抓好纠正损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的工作;第四,必须进一步抓好反腐倡廉工作体制机制创新。我们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和发动群众,随时随地时监督举报地方一些部门和单位发生的腐败行为和现象,有效地遏制和杜绝国家腐败问题的发生;更重要的是需要国家预防腐败在发展中的机制创新。这些关键性的问题期盼能够得到解决,我们党不断通过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新体系,国家预防腐败和反腐倡廉工作会取得更大的成效,达到彻底消除腐败目的,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重要保证。 

   笔者: 侯康学 工作单位:西安市周至县财政局 邮政编码:710400 联系电话:(029)87111873(办公室)13991843028(手机)。2008年元月9日于西安·周至。原文保存于个人公开电子邮箱 电子邮箱:Houkangxue630101@163.com 密码19630101 

笔者个人简介

    笔者:侯康学(笔名:朝午.寓意:喜欢阳光)男、汉族、中共党员,西安市周至县人。1962年12月出生, 1978年5月参加工作,1987年6月入党;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本科学历。现任西安市周至县财政局财政监督检查科副科长,副主任科员。本人16岁高中毕业工作后,在工作期间1987年9月至2001年6月,用了近9年时间先参加了财政部中华会计函授学校中专财务会计专业学习;参加北京人文函授大学大专行政管理、会计两个专业学习;后又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大专班经济管理专业和本科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参加工作至今31年,党龄21年。曾经在乡政府工作14年,从事乡政府过通讯员,财政所企财专干,财政专干、兼任过乡团委书记,财政所长;调入周至县政府部门粮食局财务科科员,后历任财税物大检查办公室科员、县财政局办公室文书,县农业税收管理局办公室文书、副局长,现任县财政监督检查科副科长、副主任科员。通讯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财政局 邮政编码:710400,电子邮箱:houkangxue6311@sina.com ,网易博客:http://houkangxue2008.blog.163.com。

附作者来信: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并尊敬的领导: 您们好!

    笔者是一名中共党员、普通的国家公务员。多年来,一直关注思考国家预防腐败及应着力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喜庆党的十七大召开和国家预防腐败局成立,愿给各位领导进言,与前辈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国家预防腐败问题,并提出一些建议或许有用。这也是个人学习,自我廉政意识教育的良好机会。

    笔者的人生哲理:天道酬勤、真诚做人,工作中要始终对的起党和人民。从16岁参加工作,30年以来,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培养,始终热爱党,热爱国家和人民;在工作中不断加强政治学习、业务学习,注重提高思想素质和工作能力,服从党组织、服从领导,遵纪守法,团结同志,爱岗敬业,作风正派;在工作中不为权势而处事,不为贫富而处世,爱憎分明;在现实生活中勤俭朴素,最憎恨没有原则的人和事,特别是社会上铺张浪费、行(索)贿受贿腐等败现象和行为。

因学本人学疏才浅,此篇文难免有一些理论、观点方面不妥之处,恳请各位领导、前辈专家和学者给予批评指正,愿意虚心学习和接受,终生感激不尽!

真诚谢意!

西安市周至县财政局 
侯康学
二00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发件人:"紫火" <bluesea-3@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27 00:13:0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透过足球看社会 

大军老师: 您好!

    但愿您接受我对您这样称呼。我大学本科毕业参加工作近5年了,是个足球迷,也关心中国社会的进步。最近写了一篇透过中国足球发展看中国社会变坏的文章。不知道大军智库里面有没有老师也是足球爱好者,希望老师能看看这片文章,给我提些意见。 

    看您的大军网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为在我们身边还有这么多理性冷静、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而备受鼓舞。我认为祖国已经到了一个非常艰难而又关键的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阶层分化严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政治思想多元化越来越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每走一步都要格外小心。要做到科学发展,协调进步,必然要求政策的制定具有相当的前瞻性、而且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一种正确的不偏不倚的价值观。

    所以,我认为当前首先要做的事情(也是一般大众都可以参与的事情),发起一次全民参与的“民主与民族(爱国)”“个人对环境的影响”的思想解放运动,统一思想,以促进和谐稳定团结;更为重要的是,随之改革新闻出版制度和户籍制度,让全体公民都真实享有宪法规定下的言行自由,充分调动全民的生产积极性和议政参政的积极性。从而促进新一轮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

    希望大军老师的大军网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祝大军老师以及大军网的所有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龙海2008-02-27于洛阳,

 

中国足球(男足)和中国政治

龙海

2008年2月

我一向认为足球是最能体现一个民族整体性格的运动,而中国足球又并没有完全市场化,总是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注定了她的形象除了能代表民族性,更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

中国足球和中国经济的市场性质都是很虚弱甚至很虚伪的。计划和市场手段使用的混乱,导致了国足既不能让像过去一样成为亚洲强队,也不能像足球发达国家甚至近邻日本那样有健康的球市和足球水平整体的进步。正如3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不协调,导致中国社会不断出现越来越多的诡异事件一样。

下面,就对比谈谈我对国足以及解放后中国社会的看法。这只是小生的粗浅认识,很多是感性的成分,还望网上的朋友批评指正。当然,还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足球的问题是整个中国足球大环境的问题,国家队主教练只是这个大环境中作用特别重大的一个环节而已,个人终究不能超越这个环境,要靠所有人的努力改进;而国家元首也只是这个的政治环境中权益平衡下的一个角色,虽然他权力极大,但是仅仅凭他个人的权力和能量也不可能一下子彻底把坏的变好。我只能期待我们所有人每天都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凭借大家的努力早日改善我们的环境。

徐根宝及其之前VS改革开放前

除了很久以前偶然聘请的一个匈牙利教练和施拉普纳之外,其他都是本土教练,
这段时期,足球运动员基本上属于社会经济活动的边缘群体,
尽管如此,跟当时的其他社会主义人民一样,都是有志气的爱国青年,
身上流淌着有如军人一样纯正朴素的热血,对胜利的渴望就像战士一样,
凭着亚洲巨龙的这股如虹的气势以及朴素踏实的战术,虽然每次都只差一点冲出亚洲,
但是即使是当时冲出过亚洲的那些球队,也会对我们敬畏三分。
而那些时候的中国,除了学习有同样政治信仰的苏联老大哥大搞计划经济之外,
对理性而有活力的西方文明世界基本关闭着国门。
人民生活水平很低,政治方面也有权力斗争,但是总的来说还算清明,极少贪官污吏。

施拉普纳戚务生时期VS改革开放初期

我们有亚洲技术最好的球员,但是仍然不能冲入亚洲,
高层终于认识到一定是战术不先进,必须引进西方足球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战术。
将这些战术运用于技术好速度快的中国球员,我们的足球队一定能冲出亚洲。
于是将施拉普纳请来了,因为他是德国人,而德国得过多次世界冠军。
虽然巴西也得了很多冠军,但不管怎么看,巴西人都显得那么不成体统,
还是德国人看起来容易让我们懂一点。
不过施大爷刚好并不是专业人士,一上来竟然比过去的本土教练还讲究爱国主义和精神力,
这当然没下对药,于是以前全国人民都崇拜的他2年不到就露出干瘪相,下课了事。
虽然施拉普纳是失败了,但是当时高层引进足球发达国家战术的认识的确是值得表扬的。
从现在来看,也看不出来是错误的。引进施拉普纳的这一决定当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初期,
随着邓小平的上台,开始了对于真理的辩论,引发了全民的思想解放,
中国开始了开明务实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
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市场经济终于活了起来。
中国人的物质需求得到很大的丰富。或多或少,每个人都切实感受到了生活的改善。
不过,由于我们并没有大力的调整某些基本的政治构架,人民民主的状况没有实质性的改进,
随着思想的解放,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腐败,出现了混乱。
这些混乱有现实社会行为方面的,更有来自思想层面的。
一时间陷入了犹豫和迷茫。

戚务生的上台,则生动的体现了中国足球上层对于引进西方先进技战术的怀疑。
这个时候的日本,则已经定下了适合自己发展足球的方向,坚定不移向巴西学习!
他们随着职业联赛的开始,大量资金投入联赛,出现了多赢景象的足球市场。
我们的联赛也开始如火如荼的进行,很多球市火爆异常。
球员不再是经济活动的边缘人物,他们成了偶像,成了大款。
但是兵败金州,这些偶像大款们依然没能踢出亚洲,这究竟是必然还是偶然,我真的不知道。
此时,职业联赛产生的巨大效益,已经确保了它将长期的保持下去。这是历史的必然。
只是,要本土教练还是外国教练,依然需要中国足球历史上最有力量的几个人好好考虑。

霍顿米卢阿里汉时期VS小平南巡讲话到20世纪末端

戚务生跟徐根宝们的过程近似,结果一样。
历史不能重演,于是决定中国足球方向的强人终于定下心来要老老实实学习别国先进战术。
这时找来了英国战术专家霍顿,霍顿来了之后不再说什么爱国主义和精神力,
实打实的跟偶像们解说战术思想,那些很多没有好好想过什么战术的大腕一时间茅塞顿开。
深深的感觉到这位外国教练就是有理论有水平。一齐拜服。
而我们也看到了这些战术在比赛中的运用,虽然不如以前的国足踢得那么好看,那么有创意,
但是的确看得出来是一支球队而不仅仅是11个人在场上踢球了。
他强调效率强调整体性,客观上讲,这正是现代足球思想,这也的确碰到了这支队伍的病根。
但是,不知道是因为成年的大腕们接受时间太短没能彻底将理论化为实战,
还是学的太彻底忘记了个人灵巧快速的传统优点,又或者是天意,霍顿最终还是下课了。
不过,这只是国奥的失败,国家队的大腕仍然受益匪浅,
霍顿的能力,在到了四川执教之后,依然得到了体现。

霍顿下课,高层没有动摇聘用外教的决心,这次,神奇的米卢走上舞台。
多年强队自居的国足始终没能冲出亚洲,即便是窥见了先进的足球理念,依然如此。
慢慢的,球员、足球官员、教练、以及我们球迷都有了心病。
米卢是个聪明的人,他明白足球环境和足球理念的差距才是根本的问题。
但是,正如我之前说的那样,他也只是一个主教练,只是这个大环境中的一份子,
他只能最大限度的调整一下国足而已,对于中国足球的管理体制,他终究是无可奈何的。
他及时的抛出了快乐足球的思想:踢足球不是为了比赛结果,不是为了政绩,
而是要在认真对待足球运动的过程中获得快乐,
胜利固然让人开心,失败也可以成为一种教训,
但是只要在进行的过程中感受到了自己在进步,在不断的超越自我,就足以自豪和快乐。
他让我们恢复足球的本来面目,其实这是充满哲学意味的,
足球是快乐的,人生也应当是快乐的,人类的一切活动也应以全人类共同快乐为目的。
这样的结果,最终必然导致人与人的互相尊重,必然导致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也必然能让我们寻找到最适合我们强大的方法。
最终,虽然也的确有运气的成分,我们终于异常顺利的打入世界杯。
虽然在世界杯上国足一球未进,三场皆输,被灌9球,
但是,无论是十强赛的赢球还是世界杯输给世界冠军、世界季军以及另外一个难兄弟,
我们都能看出来,我们的球队的确是正常的在踢球。
我们充分的展示了自己的技术战术,也充分的展示了我们积极进取敢于拼搏的健康精神。
这是一支健康的球队,是一支全新的充满生机的球队。
我们输得心服口服,技不如人有什么值得耻辱的呢?!
输球并不意味着失败,重要的是我们真正在进步,在成长。
哪有不输球就能变强大的球队啊?!
所以,米卢是一个智慧的有勇气的教练,他知道中国足球最需要什么,虽然问题很深,
但是他毕竟勇敢的尽力的去触碰了,他绝不是什么神奇教练!

但是,万恶的面子问题,我们的某些不懂足球的官员感觉很耻辱,面子上很过不去,
米卢终究微笑着离我们而去了。
我不知道这种浮夸的短视的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的面子情结,还会影响中国人多久。

阿里汉来了,虽然依然是来自足球发达国家的教练,但是他并不如米卢能干。
米卢走后,国足出现了人员变动,新球员显然实力不如踢过世界杯的那一批。
快乐足球的理念随着世界杯输球“丢了面子”事件的发生,遭到了怀疑和抛弃,
国足整体水平出现严重的下滑,没能出线是自然的事情。
输球,总得有人出来负责,总得有人下课,这是中国足球历史定律,
放大一些,如果国家出现了什么问题,
我们的历史也会只把矛头指向当时最能代表政权的那一两个人,
究竟有多少人会去做一些更广泛更深刻的思考呢?
难道我们真的都可以说,我是球迷,国足输球关我屁事,
我是贱民,国家的兴衰关我屁事么?
或许有人认为我们是一群花钱看联赛的傻蛋,有人认为我们是贱民,
但是我们自己要心里明白,我们是爱中国足球的球迷,爱中国的中国公民。
该支持一定要支持,该骂还得好好骂,骂到点子上。

瞎扯扯远了,回到主题来。
92到03的中国社会,
小平坚定了改革开放的实践。朱镕基成为了经济改革最强有力的执行者。
他强力的执行了几项大的改革,商品经济发展更加大胆,
摆脱了政府可能面对的经济金融危机,国家财政收入越来越多,外汇积累越来越巨大。
相应的,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贪污腐败越来越重,
开始出现大量的失业工人,大量的失学学生,大量看不起病的病人,
社会矛盾空前加剧。但是由于他也只是这个政治大环境中的一个环节,
只能最大限度的改善国家的经济状况,无法真正触碰政治框架,
要控制两极分化,弱化民愤,只能加大反腐力度,但是没有制度的改进,
大力反腐只是治标不治本,不过,治本也是需要勇气的嘛。
所以,他作为政府当中的重要一员,他这种敢于正视问题解决问题的勇气和精神,
依然是我们中国需要的。
是啊,正视问题解决问题,并不意味着能把问题解决好,
伴随着旧问题的减少,肯定还会出现新的问题,但这就是失败么?
我们已经走上了这么一条道路,看来我们将别无选择。

随着99天安门静坐事件的发生,朱镕基也慢慢的淡出历史舞台。
我无力评价其功过是非,但是我知道,
祖国需要一些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开明健朗、敢作敢为的政治家。

朱广沪后VS胡温新政阶段

米卢让我看清了我们国足的实际能力,但是更多的人只看到了尴尬的世界杯战绩,
其他两位外教更是连米卢的成绩都没有达到,性格中颇像朱镕基的足协阎主席下课,
外教的聘用也暂时缓行,于是土生土长的朱广沪得到任用。
朱指导(多么有计划色彩的称呼)是当时国内联赛冠军教练,绝对的内战行家。
国家队中好几个大腕都是自己曾经带过的球员,再加上善于协调队内矛盾平衡各派利益,
因此他获得了方方面面的支持,接过过渡期国足教练的大任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而上任的初期,胜日本胜哥斯达黎加,东亚四强冠军等等,
的确也让球迷们暂时忘却了阿里汉带给我们的一些难过,
于是球迷们重新对国足、也对可亲可敬的朱指导充满期待。
可惜的是,协调了队内矛盾平衡队内各方利益,
的确可以获得暂时的球队稳定,取得比前任更好的成绩,
但是足球水平的真正提高终究不能靠这样的表面修补就能获得。
终于在亚洲杯的真刀真枪厮杀中倒下,而且是让人感觉很不是滋味的倒下。
于是又在一片责难以及少部分“保朱者”反对责难的声音中,黯然下课。
现实的联赛面貌和足球大环境没有得到太多实质性的改变,
但是让我感到欣慰的是,随着网络的发达,那些足协很讨厌的球迷写手却是越来越受到关注,
所以,虽然我们依然感受着比赛失利的伤痛,但是却有李承鹏对足协嬉笑调侃的好文享受。

放大到社会,在深谙中国传统文化、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胡温二人主持下,
亲民务实的国家政策得以全面推行,最底层人民的疾苦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心,
我们开始慢慢变得冷静平和。不得不承认这是进步。
任何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行政治改革更是非常艰巨的,
有多少主教练明白中国足球的真正死穴,明白中国足球前进的真正方向?
那些聪明的教练中又有多少敢于冒着被炒的风险、冒着可能弄乱中国足球的风险,
向足协直言中国足球发展的真正方向啊?
中国政治又何尝不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中国球迷,就因为国足输球、国足没有多少进步,
就“犬儒主义”,再也不看让人伤心的国家队比赛,再也不关注联赛的发展么?

我们要静下心来审视我们热爱的中国足球,审视我们热爱的中国,
同时我们也要静下心来好好研究发达足球之所以发达的根本原因,
静下心来研究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根本原因,
真正理性的人是不会奢望一夜暴富的,和谐社会要求全社会的人都能有根本性的共识。
而根本性共识的获得需要逐步改革新闻出版制度,需要逐步改革户籍制度,
需要思想的解放,需要宪法范围内的言行自由,
需要全民自信,需要互相尊重,需要实事求是,
需要静下心来心平气和的研究问题讨论问题,
然后定下来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案计划并切实贯彻执行。

我们没有回头路,前方的路充满荆棘,但是方向是很明确的。
我们只能根据自身身体条件,鼓起勇气,清醒头脑,正视困难,
调整步伐,一步一个脚印坚实的向前迈出。

国足已经在外国人福拉多和杜伊两个外教的带领下,准备2010年的世界杯20强赛了,
而且已经打了一些热身赛,从过程来看,
我依然看不出福拉多带给了国足多少先进的东西,
现在国足的比赛战术、进攻套路,洋不洋,土不土,
看起来总嫌不伦不类,这大概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足球的一个阶段性表现吧。
分组的结果是,我们将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死亡之组”。
在目前的情形下,我们只能放下一切思想包袱(本来所有比赛都理应放下思想包袱),
一场一场全力去拼搏,只要打出了应有的水平,体现出了积极上进的精神风貌,
不管输赢,我想真正的球迷就依然会爱你们的,国足的所有队员就依然是我们的英雄。
要是依然输的莫名其妙,比赛场上的11个人表现出来的依然是一支病态的足球队,
那我也只有去找李承鹏的文章来调节我的情绪,以免太过激动了。

我们的国家也正在准备全人类的奥运盛会,
此时,自家经济方面麻烦不少,小弟想着闹分家,
外部有战略利益关系的远处中东和近处中亚又不太平,
隔壁大汉酒醒后要跟院内唯一老大较劲,烦心事真不少。
但是孰重孰轻,我想政治家们早有定论。
那么,我们要做的也是放下包袱,静下心来做好最紧要的事情。
我希望我们能开好这次奥运盛会,让世界人民有机会看到一个更加开放开明的中国。
希望他们能与我们一起爱中国,帮助中国健康成长。

我也要静下心来好好工作,好好休息,科学的安排自己的工作学习娱乐,每天一点进步。
不断的丰富自己的快乐人生,关心社会、关心他人、与人为善,去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

我爱中国足球,我爱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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