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下面发出一组内容和观点相近的文章,其重点是在揭示亲西派在这些年里是如何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卖国的行为在前几年还看不太清楚,但到了现在,事实已经暴露得十分清楚。如果在前两年里,我们的编者按还在含含糊糊地说,那么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肯定地说了。中国近些年里的所谓“改革开放”实质上已经是在卖国了。这一倾向如不坚决揭露和制止,人民的损失就更大了。如果说中国的亲西方的自由民主派在改革开放之初和中期还具有进步性,那么到了今天,他们已经走向了极端,已经成了威胁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危险群体。这一点不能不向社会明确说明。他们的经济路线的最大错误是:在大力推行重商主义的同时,即在人民币潜在大幅升值的时刻,廉价出卖国家资产产权,使中国的经济资源廉价外流。如果说仅仅是在政治路线上靠拢西方,倒还没有多大危害,但在经济利益方面如此出卖,人民大众便不答应了。]

官僚买办阶级是如何在出卖国家利益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2月25日

目录

周尤清:《中国的官僚买办阶级已经形成》

杨芳洲:《统一强化国家意志 全面维护国家利益》

  左大培:《坚持私有化直到叛国 》

春节最受欢迎的小品:《大妈炒油记》

欧阳君山:《次贷危机是必然的》

会议纪要:《深圳如何再当排头兵》

刘国才:《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考》

随心行:《引导人类实践真正究竟的幸福文化是建设和谐世界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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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Eugene Zhou" <zyq@phoenix-bicycle.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28 09:26:4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中国的官僚买办阶级已经形成 

中国的官僚买办阶级已经形成

上海凤凰进出口有限公司业务二部 周尤清

    我们认为中国的30年改革已被利益集团、官僚买办阶级所劫持,中国的官僚买办阶级已经形成,并且已经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作用。所谓的改革已经背离了国家的宪法和党章,与广大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因而导致了空前绝后的腐败,贫富差别日益加大,社会矛盾日益加深!

    前国家领导人由于激进的右倾政策而导致现在这样的局面应该向人民道歉!反省!请你们转达我们广大人民群众要求重新变革的呼声!国家再这样下去,将毁于这批所谓政治精英、垄断精英、知识精英这个铁三角的手中!

    我们希望你们发挥作用, 让胡温听听下面的民情,中国需要变革!人民支持胡温的变革!

 

发件人:"郑现莉" <zhengxianli@tsinghua.org.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16 14:46:5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统一强化国家意志、全面维护国家利益 

统一强化国家意志 全面维护国家利益

杨芳洲

2008年2月12日

  一.国家意志与国家利益

  任何国家利益的损失最终都要转嫁给国民承受,因此,国家利益乃全体国民之最大最高公共利益,她只能靠具体落实的国家意志去有效维护。国家之所以要有意志,也正是为维护其利益。国家意志体现为强制执行的国家法律法规,完备的政府机构职能及监督系统,尽责爱国的政府官员等,及所有这些要素环环相扣有机结合。如国家意志的哪一环节出现断裂缺失,不能使其落实到具体的国家利益领域,则该方面国家利益必受损失。因此,国家意志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她需要有行政组织系统和官员对国家利益的忠诚两方面共同维系。(适当的组织管理形式有助于提升官员的责任感。)

  不能统一为国家意志的政府部门意志或地方政府意志,因其所维护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不同,而常常与国家意志相冲突。因此,国家意志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要求,是任何国家军政大权须集中的合理性所在。(即使民主国家,总统和军队统帅也必须是同一人。)

  【郑现莉注:我国目前在政治层面面临的主要也是这两个问题:地方政府分权过大,导致基层政府腐败和国家政策执行上的各自为战;在中央一级则是国家权力部门化,本该用于维护国家及全体民众利益的国之利器被小集团所私有化】

  二.国家意志在安全和法制方面的缺失造成我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损失

  所有的国家利益领域都存在安全问题,因此国家安全利益乃国家利益之最集中体现,是最高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利益的损失必导致国家总体及各方面利益的更大损失,如人体免疫系统受损对健康造成的危害。国家实力(包括软实力)是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关系到国家实力的各方面国家利益都是国家总体利益之组成部分,因此,也都是国家安全利益的组成部分。正因如此,近代以来的国家间战争都是总体战,它关系到国家实力的各个方面。

   【郑现莉注: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总体战”就已经成为大国之间国力竞争的基本战略,不仅包括物质层面,如资源的自给自足、完整的产业体系等;也包括国民在精神上与国家总体目标一致性的程度,国民越是高度团结一致、自觉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国家实力的增长从而国民个体的幸福也就越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在这方面日本最为典型。从这两方面来看,我国都存在着极为严重的问题。】

  自世界进入核武器时代,核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便已具有史无前例的巨大风险,甚至有可能导致人类毁灭。但恐怖的力量平衡并不能阻止战争由以产生的各种政治经济矛盾的发展,因此各种不流血的战争方式--冷战(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全面渗透和破坏)将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残酷更加激烈。其中美国以思想文化渗透手段成功分裂瓦解前苏联,及以经济战成功制造了俄罗斯1998年的经济灾难,堪称其运用冷战渗透手段彻底打垮了(不可能在军事上被打败的)超级大国的典范。国家间各种冷战手段从来都是结合一起使用的,因此,国家安全问题早已突破了其传统的军事、外交、情报反谍等领域的局限,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致使当今几乎任何社会领域都存在国家安全问题。不仅由于所有这些社会领域都关系到国家实力的消长,而且由于所有这些社会领域都会是对手冷战渗透的目标。

  而我们的改革开放却恰恰在国家最大的安全利益方面缺乏战略家的深谋远虑,陶醉于大国实力虚幻的安全感,既在军事领域掉以轻心,以“二十年和平环境”为前提设计改革开放(却忘了和平要靠战争实力来维护);也在非军事领域――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教育、安全防范等诸方面全无戒心,对外部渗透、分裂、颠覆、破坏,缺乏防范意识。以至于九十年代以来不仅外患威胁严重,而且各领域遭严重渗透之恶果也日益表面化,如毒瘤烂于内而溃于外。

   【郑现莉注:20多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向我国输入诸如“私有化”、“比较优势”等经济学理论为手段,成功地使我国从一个具有完整国民经济体系的大国,转变成了他们的经济附庸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西方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中国人辛辛苦苦在厨房里面忙碌着,只是在餐厅里为西方国家准备好了美餐。也即,我们用几亿底层劳动人民的血汗和宝贵的、不可再生的国家资源,制造了大量廉价商品供别人享用,换回来的只是一堆花花绿绿的钞票。甚至连纸都没有,只是电脑中的一串数字而已。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以黄金价格计算美元已贬值了近30倍,使我们用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财富换回来的虚拟财产已大幅缩水。】

  对外开放无疑有利于外部渗透,因此防范措施必须相应加强,以适应形势变化。而我却于改革开放之初将国家安全机构从公安部中分离出来,安全部门与社会的联系已基本让位于公安部门。但公安部门又只有社会内部治安的职责,因此,社会各个领域的国家安全问题就成了基本无人过问的空白地带,国家的安全工作也就没有深入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单位而只浮在安全机构这个层面上。相反,对外开放后,不怀好意的潜在敌国在“友好”交往掩饰下全方位的渗透却在我社会内部越来越深入。我们关于国家安全机构的改变完全违背了对外开放对国家安全职能的客观要求,这中间有着巨大的漏洞,无异于对外部渗透敞开国门。

   【郑现莉注:从此意义上看,将俄罗斯带入灾难深渊的叶利钦,所做的唯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选择了出身于“克格勃”的普京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市场经济最重要之条件乃法制环境。并非有益于社会之正道才可挣钱,造假币、坑蒙拐骗、贩毒、贪污、贿赂、抢劫等歪门邪道也能发财。唯以法制手段有效堵住一切靠损害社会谋利之途,社会成员才能在其谋利动机驱使下,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以等价交换方式增进社会利益。否则,无法纪维系之商品经济必为灾祸。而我们的改革开放几乎没有认真考虑建立商品经济所必不可少的法制基础及维系法纪的监督机制,各级监督机构形同虚设。

   【郑现莉注:据估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累积制定的法律法规已近10万部,但我们距离一个伸张正义的“法治社会”好像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

  而缺乏法纪和有效监督的对外开放不仅必然产生腐败,而且必然产生内外勾结的腐败,即必然会产生靠出卖国家利益而谋利的买办集团。我之腐败为外部渗透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和机会,外部渗透则也充分利用了我之腐败,内部腐败与外部渗透因相互强化而加速发展。法制缺失及国家防渗透机制弱化,此改革开放两大先天漏洞之结合,如二蚁穴能溃千里之堤,导致日后最大麻烦――国家各方面被严重渗透,大批官员被外国势力收买而形成买办势力。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和深入,买办集团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大。从而逐渐使改革开放由中国国家意志所主导的进程演变为外国势力(通过操控买办)所主导的进程。正如美前驻华大使(海军上将)普理赫所说:“美国有力量与时间和中共周旋,并致力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参考消息》2000年4月15日第8版)

  【对我国改革进程的影响也有很多是其直接出面促成的。最近的中美战略对话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美方要求我国金融机构对外资开放比例由目前的25%提高到45%,而美方自己的金融机构,却将外资持股比例严格限制10%以下。】

  我众多官方学术及政策研究机构早就公开接受来自境外的赞助,正是这些(使其境外“投资者”满意的)大量理论分析研究为我国发展和改革开放提供着决策意见。我许多高官、学者的亲属也在(境内外)外资机构担任要职或享受外方为其提供的留学和就业等方面种种优惠。这种变相贿赂从未受到官方禁止。
  现我遭严重渗透之膏肓内疾,外溃于社会之表,已呈各领域万千乱象。

  三.经济利益的惨痛损失――财富利权外流如割破动脉难以抑止

  在被全面渗透的环境中,我经济领域因国家意志严重缺失而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经济安全、尤其金融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硬实力之消长。如此巨大国家利益领域却如无主田园,任他人损毁攫取。(以下关于我国经济利益的重大损失,在《买办化道路是当前中国的最大威胁》(中篇.中)里有,如看过该文的网友不愿再看可跳过此段,直接看第四部分)

  如:银监会2006年1月第2号令自弃经济主权,毫无道理地规定新建股份制银行必须有外资参股,致使金融接轨后,我境内有众多独资外国商业银行,但却无独资的中国商业银行。这是我经济自主权的严重丧失。因此而造成了我与外资的信息不对称――彼知我而我不知彼,使我整个经济运行状况对外已单向透明,无密可保;及史无前例的利权外流――仅我一年就因此而流失财富高达1.7万亿人民币[注1]。

  2005年,银监会负责人自弃金融宝贵的一年准备期而提前接轨,使我将在台海危机的关键时刻面临国际金融资本可随时对我金融洗劫的严重局面;现在又自弃银行业开放应相互对等原则,意图再度提高美国等西方银行在我国有银行的股权比例,利其轻松控股。

  又如:央行及金融管理部门多年来将我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买美元资产,支撑了美国财政及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却对我资产造成极严重的安全问题(中美关系破裂即遭美政府冻结,及因美元贬值而不断缩水);不仅买美政府债券,不而且还购买了至少上千亿美元的次按抵押债券,损失惨重被套在华尔街。我还因此而丧失了以低成本建立大规模黄金、石油等储备巨大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并产生出进出口严重失衡而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和通胀因素。

  而新成立的外汇投资公司又继续将上千亿美元投资美国金融组合产品,而且还要包给外国金融机构经营,我之财富很可能被其用于损害我重大国家利益。

  还有:我金融管理层在当前境外投机热钱大量涌入爆炒我股市楼市,获利已丰,及美国次按危机将再度爆发,境外投机热钱将趁机大肆作空股市汇市后大规模撤离,将造成我巨额财富外流并导致经济灾难的严重时刻,却推出了方便外国金融资本投机的人民币外汇掉期业务,并要取消外汇管制,推出股指期货。尤其可怕的是最近又推出了根本无法监管的新金融衍生品――互换,神不知鬼不觉就可造成巨额财富流失[注2],使我金融及整个经济安全形势危若累卵。

  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唯一有权进出口黄金的部门――央行,不仅将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入美政府国债,而且还将我宝贵的黄金储备运到美国存放,使我最重要之经济战略储备处于极度危险之中。黄金因其必取代美元世界货币地位而具有的长期升值趋势早已十分明朗,金价这些年也已狂涨数倍,而央行却将我每年的一、二百吨黄金产量去交换不断贬值的美元。我国的600吨黄金储备还是陈云于1973年指示购入,至今未有增加,甚至2005年的黄金储备还低于2003年。[注3]

  再有:我国企和国有商业银行巨额的坏帐损失有很多并非难以追回,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腐败的经理们利用迅速膨胀的三角债“法不责众”的情况而蓄意侵吞公款中饱私囊。但央行及金融管理层却放弃了追逃巨额坏帐的工作,将原本只要认真追逃就能部份追回的大量坏帐打包,以近乎白送的象征性低价溅卖外商。使外商大发横财而激动不已[注4],却造成我巨额财富外流。(现我商业银行的巨额不良贷款已被西方金融资本紧盯不放,很可能成为我今后又一巨大财富流失源泉。)

  对于股市,2001年以来,我们先是以国有股减持这柄悬剑制造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大股灾,使国际金融资本能以最低成本坐底建仓,待掀起大牛市外资热钱赚够离场后,管理层不是采取趁机加快新股上市以推动国企改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积极措施健全完善资本市场,而是“为渊趋鱼”,引导资金流向境外(实际上是去支持美元),并且配合国际投机资本再次低位坐底的企图,以政策打压股市。

  与外资进入中国的掠夺性相反,我们海外上市的公司却给当地投资者带去了惊人的丰厚回报。当初中国石油公司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119亿美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中石油多年以来一直坚持将净利润的45%左右用于派发股息。仅2005年,中石油就向香港、纽约等股民散掉600.12亿元的真金白银。――见2007-01-16《京华时报》文章《中石油蝉联“亚洲最赚钱企业”》作者:张艳)

  应该强调的是,上述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要么来自于中国石油资源的涨价、要么来自于国内手机双向收费等高额收费,这实际上是把中国人的钱财收集起来送给外国人。

  在对外经济合作及发展建设招投标方面,由于缺乏国家意志的维护,我损失的经济及其它方面的利益也十分巨大。

  如:我重要经济信息总是对外单向透明,无密可保。以致在对外经济合作及国际市场中总是彼知我而我不知彼,我常因此而受重大损失。

  又如:由于我在入世农业谈判中对美让步过大,致使“四大跨国粮商”(三家美国公司和一家法国公司)以低价向我倾销巴西和阿根廷转基因大豆。之后在美国施压下,2004年“中国大豆采购团”前往美国“集体采购”,美国乘机操纵市场,大豆期货从220美元/吨暴涨到391美元/吨。当中国企业的代表们签下了高价进口合同离美后。美方却发布报告:“新的统计数据显示,04/05年世界大豆产量将大增。”国际大豆价格随即又暴跌50%。中国绝大多数榨油企业因此而破产,四大跨国粮商趁机大规模兼并,从此控制了中国85%以上的加工总量。然后他们就利用其垄断地位压价收购,致使我大豆种植业濒临被彻底剿灭的厄运,大豆种植面积下降一半。再现了晚清洋人控制我大宗贸易,压价收购,高价卖出,榨取垄断暴利的历史。[注5]

  建国后我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汽、二汽等国企本已具相当技术能力,然而90年代后全部走上合资以市场换技术道路,现已基本丧失自主研发能力,每年向外国合作方支付巨额技术转让费。若无奇瑞、吉利等民族企业崛起,我汽车工业早已彻底沦为受制于外国的低技术装配车间。

  早在80年代,我国科研人员仅用3.5亿元人民币就成功研制出大型客机“运十”(造出三架样机),但仅因缺少3000万元资金就于1985年惨遭人为扼杀。致使我至今每年仍要花费巨资进口大型客机。军队也因此而无自己的大型运输机及以此为平台的加油机和预警机等。(这种状况现正在改变,国家已决心自主研制大飞机。)

  铁道部自2004年后,将八种我自主研发可立即实现产业化的国产高速列车机车全部封杀,其中包括最高时速可超过320公里,而研制费仅1.3亿元的“中华之星”,“中华之星”悲壮地成了“运十”第二。然后,铁道部一下子引进了日本等国好几百台并不先进的机车,挤掉了民族产业的国内市场。现在我机车制造业都成了合资企业,与汽车一样,都是外国零部件的组装车间。

  在青藏铁路机车招标中,铁道部不许国产机车单独投标,而只能作为外国公司的附属参与。于是78台美国通用公司(GE)原装内燃机车中标进口。GE车价格比我国专为青藏铁路研制的“雪域神州”号内燃机车贵一倍多,但无论其功率、性价比还是安全可靠性,GE都远不如“雪域神州”。在累计150万公里的运行过程中,已投入使用的18台GE机车和ITCS控制系统共发生包括制动器失灵、柴油机连杆断、丢车等等重大安全质量问题16个。尽管如此,铁道部却有意对之低调处理。对比他们当年对“中华之星”和“雪域神舟”的苛刻要求,真有天壤之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电力机车工业因买办势力的破坏在国内虽失去大量市场。但多家中国机车厂的产品却能大量出口到国外,并受用户好评。工人们诙谐地说:“不让咱们挣人民币,咱就打出去挣美元。”

  目前铁道部又打算以空前规模购买1500台装备“外国芯”的六轴机车,其中一部分还拟整机进口。而目前我国货运机车(包括两万吨重载列车的机车)已经可以国内制造,没有任何必须进口的理由。
  除机车外,耗资超过上万亿元的7000公里高铁工程现已陆续上马,主要技术设备铁道部又是严重依赖外国。

  外国机车列车及高铁技术系统价格昂贵,因此已经扭亏为盈的我国铁路运输部门,必将又重新陷入亏损的尴尬局面。并因此而形成我财富外流的又一重要失血口。  更为致命的是,铁路及其车辆制造产业事关国家重大安全利益,核心技术由外国人掌握存在重大隐患。当国外敌对势力需要时,就可能使我国高速列车、机车和铁路网整个系统陷于瘫痪。[注6]

  在核工业领域,我清华大学自主研发的高温气冷堆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安全可靠的第四代核电站。且于2000年12月就已完成10兆瓦实验堆一期工程,2003年1月满功率运行并网发电,这是世界上第一座模块化高温气冷堆实验电站。但我们却屈从美国压力,花600多亿购买4座美国西屋公司(现由日本东芝控股)的第三代核电站AP1000。AP1000无论是从安全可靠性还是从技术先进程度都不如第四代的我国高温气冷堆,而当时AP1000还只是一个概念,连图纸都还没完成;而我们的高温气冷堆已经是成功运行数年的实验电站。

  核电设备是关系国家重大安全利益的战略产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让他国控制其核电技术和设施。日本从未放弃过分裂渗透颠覆瓦解中国的企图,东芝与政府间关系又非常默契。因此,中国选择西屋技术将使中国核电安全面临严重的不确定性。此举除使西屋和东芝获巨利外,据说还可解决5500美国人就业。我们花自己的大价钱买的是日本和美国获巨大利益,而得到却是自己巨大的风险。

  在电力、石化等垄断行业的机械产品采购会上,也常常出现招标要求中明确规定只采购国外品牌,而国内机械产品即使价廉物美也照样遭到排斥。

  在我们庞大的建筑市场重大项目招标中,几乎把绝大部分建筑设计机会给了外国人,尽管这样做要多支付几倍甚至十几倍设计费用。

  甚至在国家财政部和环保总局2006年10月24日联合颁布的《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及附件《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中,推荐的也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洋品牌,特别是附加值高的主要采购品。在公车采购中锁定的是现代、东风标致、雪铁龙、日产、思威、奥迪、宝来、捷达、开迪(Caddy)等外资或合资车型,而代表民族品牌的奇瑞、吉利、中华、红旗等无一上榜;列入复印机、打印机采购清单的,全部是日本品牌;列入水性涂料采购的9家,外国品牌至少占7家。(林治波《政府采购应该向谁倾斜?》)

  国家工业基础因缺乏国家意志的维护而遭近乎毁灭性打击

  如:骨干国企所支撑的我国工业核心技术系统及其研发能力是国家最具战略价值的经济造血细胞、军工基础和工业技术精华。自从2000年底我撤销了国家所有工业主管部门后,这些与安帮立国生死攸关的国家重大战略利益就再没有能具体落到实处的国家意志去维护了。取而代之的是由对这些重大国家利益不负有任何责任而只为地方局部利益所苦恼的地方政府意志(毋庸讳言还有买办官员及其身后的外国意志)。
  被中央财政以高增值税率转嫁了经济损失因而只顾地方局部利益的地方政府,为解决其捉襟见肘的财政问题可以卖掉任何抓得着的东西。于是就有人借“国企改制”之名,以“地方利益”这个唯一可在地方首长面前摆到桌面上的“最高准则”为理由,谋取以“地方利益”为精美包装的买办私利及与其结合在一起的外国利益。

  然后便出现了外资廉价兼并我骨干国企的狂潮,像:西北轴承、大连电机、锦西化工机械、无锡威孚油泵油嘴、杭州齿轮、佳木斯联合收割机、武汉锅炉厂、武汉机床厂、鸡西煤矿机械、佳木斯煤矿机械、沈阳凿岩机、哈尔滨第一工具厂、合肥变压器厂、山工机械、南孚电池、活力28、乐百氏……等等一长串大型骨干国企(其中很多是行业龙头及承担重要军工任务),连同其艰苦奋斗几十年形成的品牌、市场占有率、国家的巨大投入及宝贵的立国战略基础――工业核心技术能力及研发机构,在我们自杀性的国企改制政策协助下被外资一个个收入囊中。这一长串企业名单是新中国几十年工业建设自强奋斗的历史结晶,就这么轻而易举统统被对手消灭了。

  外商巨头为实现对我产业的垄断,对我实行“三光政策”:把我们的龙头企业兼并掉,技术力量收编掉,民族品牌消灭光[注7]。

  据“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一年半前(2006年7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玻璃行业、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20%的医药企业在外资手中。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电脑操作系统、软包装产品、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手机等行业,外资均占有绝对垄断地位。而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见丛亚平《利用外资八思》)这还仅是2006年上半年以前的情况,现在外资兼并又有了新的恶性发展。最近居然连军工企业也要“有条件”对外资开放。

  发改委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于2007年6月整理了一份《外资并购中国企业概况》,长长六、七万字,读来令人心痛,高梁在文中写道:“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所有行业的主导企业都将被外资控制,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经没有能力对任何一个行业和市场拥有发言权。国家的经济政策将失去根基,包括反垄断政策和价格调控,包括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鼓励政策。这样国家尽管可以拿到税,但宏观调控权力将被架空,甚至金融调控权也被消融,大量利润外流。总之,国家的经济主权将丧失殆尽。”
  “西方国家不拒绝国外公司到本国投资办厂,但都严守一个底线,就是不允许外方独资、合资企业占据自己产业的主导地位。”[注8]而我们恰恰是在此关系国家民族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失去了惟有国家意志才能坚守的底线。

  以上这些只是举例说明,实际情况远比这些更严重。

  由于在经济领域已形成难以遏止的财富外流,即使我们仍坚持一些外汇管制措施,并不再推出股指和汇市期货,从而避免了国际投机资本的金融洗劫,但如果我们不能恢复并强化久违的国家意志以维护国家利益,严肃法纪,制止住官员卖国造成的财富持续大量外流,我们最终也仍难避免经济崩溃的厄运。

  四.经济利益的严重损失集中反映了我各领域国家意志缺失的综合性恶果

  我经济领域国家利益所受重大损失,反映了国家意志缺失的严重程度。如此普遍性的严重恶果,显然不会只是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而是各方面国家意志缺失的综合结果。这其中直接反映出众多大员缺乏对国家最起码的忠诚,及其对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冷漠,这显然既有思想文化渗透造成的观念问题,也有利诱威胁收买贿赂等人员渗透问题。但是更严重的是当大量官员卖国时却无上级负责人和机构制止而任其发展,这既有国家机构职能的严重漏洞也有大权在握的高官渎职,除我们工作严重失误外,本应体现我国家意志具体化的机构职能,其严重缺失状态因受益者为冷战敌国,因此不能排除外部政治渗透的原因。

  五.意识形态领域国家意志因遭渗透而正在瓦解

  我思想文教领域也是遭渗透之重灾区。从大量形形色色奇谈怪论及其文艺作品中可显见其内在目的:即彻底瓦解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意识。为此不惜血本深功力图彻底摧毁中华民族根深蒂固之民族自尊心及其道德根基,颠覆我们(崇拜民族英雄憎恶汉奸卖国贼)爱憎分明的是非荣辱观,改变我大一统之国家民族意识。凡是中国人引以自豪,及一切可凝聚中国民族精神之事物,都要彻底否定。凡是中国及人类所不齿之见利忘义,龌龊卑鄙,叛国卖祖,甚至乱伦、同性恋、换妻等文化糟粕全在鼓励之列。总之,是要以汉奸买办下流文化来彻底颠覆中国高尚的民族精神文化。

  此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卑劣之有计划思想文化渗透,正在产生效果。社会崇拜的内容已被彻底颠覆,从英雄人格品德正义崇拜蜕变为财富虚名崇拜,演艺明星和富翁因此而成青少年偶像。我民族忠奸善恶荣辱是非标准虽还未被彻底颠覆掉,但已造成巨大混乱,汉奸买办言论在公开场合也堂而皇之。大批官员学者厚颜无耻,以卖国依附洋人为荣,以中国人及其民族精神为耻。以至于胡主席亲自提出八荣八耻以正视听,维护健康价值观。

  总之,因我思想文教领域国家具体意志缺失,国家利益(软实力)所受损害十分巨大,瓦解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并潜移默化严重侵蚀着一切国家利益领域。如晚清买办文化毒瘤之阴魂再现,其趋势发展下去当更甚于苏联解体,即使无外敌入侵和经济灾难,也足以导致国家因其民族魂魄瓦解而四分五裂。

  六.政治外交等国家最重要领域被渗透最为严重

  我政治状况及国家机构之设置总是弊端丛生,不利于我而利于居心叵测之国。在内外环境极其险恶的形势下,我们也长期不能形成党政军真正的一元化领导,以统筹安排平战事宜,并协调落实各方面国家意志。而是政出多门,互相挚肘。有人说这是“民主”形成权力制衡。此言谬矣!此非民主,(因其与民权毫不相干,)而是权贵多头政治。

  凡集权体制国家,如无外部势力干预,权贵多头政治一般不能长期维持,三架马车总要趋于一架马车。若集权体制中权贵多头政治得以长期维持,则多为外部势力有意助之,以从中渔利。如晚清太后垂帘,如民国军阀割据,皆徒有“集权”虚名,而无集权实效。这恰恰是最糟糕的政治状况,贪官污吏无不托庇于可拒王法之显贵,欺主显贵则为结私党而纳奸腐为其羽翼。此种政治结构向为藏污纳垢,腐败养奸之最好温床。此内奸卖国之天堂,他国谋我之乐园,谈何严明法纪?此秦灭六国政治渗透之首计也。(战,则其有内奸弄权,猛将安能立功?和,则有其买办卖国,何暴利不可得?)

  因权贵多头政治非集权体制之常态,而是有外力介入之暂时平衡,因而也是一不稳定政治状态,外国势力既需要权贵互相制衡而无法集权肃政安内御外,又要使其内争不止以乘隙利用。挟洋自重之寡头权贵只顾损国媚外以助其内斗,却不虑覆巢无完卵,大厦将倾不思匡扶加固,却都觊觎此危楼中虎皮交椅。如外人玩偶而贻笑天下,效卖国巨奸而遗臭万年。

  我今政治体制多核心之弊,最有利于觊觎之国,岂能无外力有意平衡维系?我国经济早由满足内需为主而演变为严重依赖美国市场之廉价商品供应国,所挣外汇也大都用于购买美国债券(甚至垃圾债券)以支撑美元。我之政治现状不仅使最高领袖清除腐败之雄心退为“将腐败降至最低限度”之无奈,而且面临外部严峻战争威胁,生死存亡之际,至今仍不能统一思想和步调。大政方针仍沉迷太平世界“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珍惜和平发展机遇期”,皆无备战气氛。军事斗争似乎也只是军队一家之事,政府部门不仅无“总体战”之起码配合,而且还搞出许多咄咄怪事。

  如:许多担负重要军工任务的骨干国企被外资兼并,很多与战争和国家安全重要相关产业核心技术被敌国控制,扼杀最有希望的民族技术产业而将市场和政府采购巨资资助敌国,以及金融和经济部门内外勾结造成严重财富利权外流,甚至不惜造成自己严重经济灾难而以成千亿美元去挽救美国经济危机等等。
  又如:官方传媒在我面临战争威胁之严重时刻,却热播狂炒《色戒》、《集结号》等亵渎英烈否定英雄主义的大片,并在部队官兵中广泛放映。对国家安全利益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我有关部门对外部渗透和汉奸“第五纵队”之破坏更是麻木不仁,至今鲜有官员因卖国而受追究,倒常有民众因爱国而遭杯葛。……
  此内政混乱之忧,非但无助攘外,其凶险却丝毫不逊外患。内忧外患,形成我腹背受敌之双剑绝杀。
  我外交领域因内政不能有效肃贪除奸,无力自强攘外,而演变为“送礼外交”,“让步外交”。有些政府大员不带大礼(大订单等重要利益)就不出国访问。大有晚清买办外交之风。

  七.当务之急应建立高级别国家安全委员会统一强化各方面国家意志

  对如此严重之全面渗透恶果,我们无疑应针锋相对从各方面采取措施彻底纠正。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不可能等各方面措施见效后再去完善国家意志。不可能等思想文教领域培养出爱国官员,及腐败情况彻底解决后再落实官员的爱国心问题。在目前极其险恶的形势下——外有强敌可能军事入侵台海,及对我全面渗透阴谋分裂之强大压力;内有严重腐败导致买办卖国引起财富大量外流,使国家经济安全危若累卵;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对我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的严重瓦解及“第五纵队”的分裂破坏活动;此三大危险无论哪一方面不能有效遏制均足以导致亡国,更何况此三大危险并存而互相强化交织发作!

  因此,当务之急是成立高规格之强力国家安全委员会,由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挂帅,统管各方面的国家安全和利益维护问题,既统一国家意志又将其协调具体落实,形成各领域国家机构的配合支持,而不是向目前这样各自为政,互相拆台挚肘。

  当前,中央为解决国家意志缺失问题而正在组建大部委,这无疑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光有国家机构的建立还不足以落实国家意志,若这些大部委高官之爱国心或国家安全意识或责任感淡漠,(甚至以外国利益或全球化为其职责,)则即使有国家机构也仍缺其职能(甚至是负面职能)。

  正如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所说,“这些人(指金融买办)有意利用现代金融难以监管的私密性特点,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的金融王国,即便现在中央政府更换掉金融领域的全部行政主管,也撼动不了这个金融王国,对付这个金融王国,除了以色列的摩沙德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再也找不到其它任何有效办法。”[注9](注:摩沙德和哈马斯皆为强力安全机构。)

  因各社会领域都存在国家安全和利益问题,因此,理应有高级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关注所有方面。既关注解决国家机构职能存在的硬件问题,也考察并解决官员爱国心的问题。(爱国本来就应是所有公职人员首要的从业条件和标准,凡不忠于国家者均不应担任公职,已担任公职者也应解除其职务。这应是国家对公职人员最起码的要求,也是国家利益和意志的具体体现。)

  国家最高安全机构的常务及各方面负责工作,应由被历史证明对国家绝对忠诚,为国家流过血负过伤,且对国家安全有着职业敏感的军人担任。并应由全国人大以合适的方式进行监督。

  当此国家内忧外患形势严峻之时,惟有以国家最高利益之集中表现――国家安全为纲,方可统一挈领并落实加强各方面国家意志,全面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否则,不能统一为国家意志的政府部门则仍是各自为政的一盘散沙,国家民族则将因其利益丧失殆尽而彻底沉沦。

  注1:见张宏良《中华民族旷古未有的财富浩劫》。
  注2:见张宏良《互换——刺杀中国金融的封喉一剑》。
  注3:见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中国的黄金贮备竟然都是1973年买的!》2007年11月15日
  注4:2005年,银建国际和花旗集团合作以5.466亿元人民币的价格,买下了华融公司账面值为364.4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资产包,曾被国际投资界传为美谈;美国的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内讧,暴料在中国高达900%的投资利润率,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业务,就是闻名于世的打包收购中国不良信贷资产的“华融模式”。
  ――见《南风窗》《黑石集团:专为中国政府下的蛋?》文章作者:曹建海(社科院工经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
  注5:见中华网2007年4月8日置顶文章《被美国绞杀的中国大豆产业》。
  注6:以上关于铁道部的内容参见原国家科委科技干部局局长、科技部研究中心研究员金履忠《请端正我国高速铁路装备的发展方向》
  注7:见李炳炎教授《外资并购与我国产业安全》2007年3月31日。
  注8:高梁:《警惕跨国公司借改制之机吞并我装备制造业骨干企业》。
  注9:同注2。

【郑现莉注:后进国家的崛起有一个必需的政治前提,也即由一个廉洁高效的政治集团,依靠高度集权化的中央政府推行一个连续一贯的国家发展战略。此一命题可以从日本、德国乃至上世纪60年代起韩国的崛起过程等到佐证。日本、德国都是通过王朝战争实现了国家统一,结束了原来基于军事分封制的世袭贵族“地方分权”状态,建立了由官僚控制的高度集中的现代民族国家。韩国在1961年通过一场军事政变,解散所有政党、逮捕几千名“专业政客”,由军人掌控各级政权,强力推行重化学工业化,才有它后来的崛起。

而纵观我国历史,自从太平天国起事以来,湘军、淮军集团崛起,地方分权体制初步形成。即使是为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洋务运动,也是在各地政治强人在互相之间没有统一规划的情况下盲目实施的,这也是其相对于明治维新最终落败的重大原因之一。及至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南中国竟实行“东南互保”,与中央政府的作战对象携起手来维持地方秩序。此后满清中央企图实施新政加强中央权力,但一方面以“立宪”招牌为伪装的地方势力早已尾大不掉,另一方面腐败的满清贵族也只会为一己之私运用手中的中央大权,终至将地方势力推向革命一方,清王朝也就随之瓦解。

之后,重新企图建立中央集权者有两人,即袁世凯和蒋介石,但他们都没有成功。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政治权威的建立过程没有经过广泛的底层动员,腐朽的地方割据势力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着,另一方面他们本身也极为腐朽,表现为其在某特定时期、特定领域掌握绝对权力之时,他们并没有将之用于底层民生的改善,也没有用于驱逐外来侵略势力,甚至还与之相互勾结。

真正建立起中华民族崛起的政治前提之人,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广泛底层动员建立起来的革命政府,在逐次小妹各地方割据势力的同时,在全社会确立了无与伦比的政治权威;经过战争洗礼的革命干部构成了各级政府官僚的主体,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廉洁、高效的动员体制依然在延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也使他们具有强烈的发展意识。此时,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无论是崛起的主观意识,还是具体的运作机制都已具备。所以才有了在短短的不到30年时间内,建立了一个具有相当先进水平并且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但在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一些战略性的失误,困扰中华民族崛起的老问题重新浮出水面。理想主义目标的消退、外部势力的介入以及底层民众组织化制约机制的缺失,使政治、经济、文化精英支配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他们开始以自身的利益驱动设计各项改革措施,腐败无可遏制地漫延,精英集团推动社会总体发展目标的意志丧失。与此同时,在竞赛式的对外开放中,地方势力上升,中央权威受到损害,宏观调控能力下降。以上这些因素都严重损害了全社会的动员能力。如此,国家的长远发展利益如何才能得到维护?殊甚堪忧!】

 

坚持私有化直到叛国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  左大培

2008年1月21日

zuodapei@sohu.com

按照西欧大多数国家的定义,将国有企业转变为股份公司并且向私人出售其股票,就是将该企业私有化;而一个原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公司后如果已经将50%以上的股票出售给了私人,该企业就算是“完成了私有化”。根据这样的标准,最近几年中国各大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就是不折不扣的私有化,因为它将国有银行变成了股份公司并向私人出售其股权。

表面上看,这个“股份制改造”进行得很“规范”,十分合乎股份企业股票上市的程序:各大国有银行首先招股以形成大股东,在这个过程中“引进战略投资者”;然后再将其股票在股票市场中上市。而有关部门为原各大国有银行招股所规定的充当“战略投资者”的条件,也似乎相当“规范”和“合乎国际惯例”,为有权“购买”中国的银行股权的“战略投资者”所规定的资金和经营资格标准,似乎是“完全与国际接轨”的。

但就是这样“规范”的招股和“引进战略投资者”,却将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银行的大量股权以低得惊人的“价格”“卖”给了外国的私营大企业,实际上是将中国人民的上万亿元财产白白送给了外国的资本家。中央民族大学证券研究所主任张宏良教授2007年8月19日的文章“中国的证券监管与经济安全”一文,对中国各大银行出售股权给外资企业所造成的中国人民的财产损失作了一个初步的统计。这个统计所列举的数据,最清楚地说明了私有化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我们有必要将张宏良教授所汇总的数据全部摘引在下边:

“银行资产流失统计

1.中国工商银行:2006年,美国高盛集团、德国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95亿)入股工商银行,收购工行10%的股份,收购价格1.16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1月4日盘中价格6.77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755亿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2460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9.3倍,世界罕见。

2.中国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瑞银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投资中国银行共51.75亿美元(合人民币约403亿),收购价格1.22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5月10日盘中价格6.26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822亿元,四家外资公司净赚2419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6.6倍。

3.兴业银行:2006年,香港恒生银行、新加坡新政泰达和国际金融公司共出资27亿,以每股2.7元的价格购入兴业银行10亿股,上市后,股价达到37元多,三家外资公司净赚370亿。根据2007年2月12日《参考消息》报道,以后每年都有300%以上回报。该银行上市募集资金共159.95亿,等于全部送给了三家外资公司。该银行国内发行价格每股15.98(元),吸引的网上网下申购资金高达11610亿。

4.深圳发展银行:美国新桥投资集团以每股3.5元购买深圳发展银行3.48亿股,目前股价已达35.8元,投资增殖10倍,按照深发展20亿多股计算,新桥用12.18亿获得了700多亿。根据新桥目前的做法,很快将达到1000亿元。而新桥集团本身就是庄家,根本不是银行,如何能改善我国银行治理结构?况且整个银行都被美国人拿走了,即便改善对我国又有什么意义?

5.华夏银行:德意志银行和萨尔•奥彭海姆银行联合组成的财团将出资26亿元人民币,购入华夏银行约5.872亿股份,占华夏银行总股数的14%。每股价格4.5元,现在近14元,净赚56亿多人民币。目前已被德国银行控股,500亿落入对方手中。目前德国人对华夏已形成了联合控股,该银行名义上还是中国(的)银行,实际已成为外资控股银行。

6.中国交通银行:汇丰银行(汇丰)持股交行19.9%的股权,出资144.61亿元购买91.15亿股,每股为1.86元。交行2006年5月在香港上市,现在市价超过10港元,净赚近800多亿,07年国内A股发行上市又赚取500多亿,合计将近1400亿,10倍回报。

7.中国建设银行:上市前,美国银行和淡马锡公司分别斥资25亿美元和14.6亿美元购买建行9%和5.1%的股权,每股定价0.94元港币。发行价格2.35元港币,最高市价5.35元港币。按照目前建行共有2247亿股计算,2家净赚1300多亿港币。

8.浦东发展银行:花旗集团出资6700万美元收购浦发行4.62%的股份,超过1.8亿股,每股约2.96元,并且协议规定日后花旗集团有权收购19.9%的股份,目前浦发行股价超过38元,花旗净赚62亿元。目前花旗尚未行权,一旦行权将赚取62亿的数倍。

9.民生银行:2004年,淡马锡控股旗下的亚洲金融公司以1.1(约8亿人民币)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民生银行2.36亿股股份,占民生银行总股份的4.55%,约3.72元,目前该股已达12元多,加上两年送配,市值已达50亿元,净赚约40亿。
(上述交易低价转让外资净赚约9200多亿,加上广发行,损失超过1万亿人民币,其中绝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转让的损失,再加上已经全部完成合资的等待上市的几十家地方银行,未来损失将越来越惊人)

10.广东发展银行:2006年美国花旗银行以联合收购的名义,自己出资不过60亿,就控制了拥有3558亿元总资产、27家分行、502家网点,与世界83个国家和地区917家银行具有代理行关系,连续多年位列全球银行500强的广东发展银行。并且中国移动、国家电网和中国信托还各搭进去60亿,共180亿。把银行白白送人还要再搭进去180亿,已经完全超越了市场交换的范畴。

11.渤海银行及地方银行:另外,2005年挂牌成立的我国第一家股份制银行——渤海银行宣布,渣打银行以1.23亿美元购入即将成立的渤海银行19.9%的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除了参股渤海银行之外,渣打银行参股光大银行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目前,外资银行在华进入了加速发展期,中国全部银行无一例外地已被18家外资银行参股或控制。

12.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也是第一家引进外资的保险公司,汇丰集团是平安最大外资股东,汇丰是2002年投资6亿美元,50亿人民币投资平安;平安集团04年6月24日在香港成功上市,发行价11.88港元,目前已上升到40元港币。今年2月又募集A股资金388亿。截至2006年6月30日,集团总资产为人民币3,587.18亿元,权益总额为人民币381.04亿元。目前,公司市值近2000亿港币,A股5500亿人民币。

13.新华人寿:新华人寿即将上市,现在苏黎世保险持有新华人寿22800万股,每股5.25元,持股比例为19%,已成为新华人寿的最大单一股东。但实际上,目前新华人寿的实际控制者是东方集团,由于东方实业和东方集团分别持有新华人寿5%和8.02%的股权,再加上东方集团持有新华人寿其他股东的股权,东方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新华人寿的股权肯定超过20%。(据说,苏黎世通过中国公司暗中控股已超过56%,投资34亿,一旦上市,市值至少600亿)

   这是我为写《中国银行已成为外资超级提款机》专门调查统计的资料,当时在统计过程中忍不住直流泪,我们并没有发生战争,更没有战败要进行赔款,可是上述损失如同战败赔款那样让国人痛心。上述廉价卖给外资的银行股,无一不是远远低于市场价格,最低的如兴业银行甚至不到市场价格的十分之一。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四家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贱卖损失就超过6千亿元,整个银行金融领域能统计到的损失就超过万亿。可能大家感觉这些数字很枯燥,我们对比一下大家就会感觉到这些数字的含义了,根据国务院医改调查小组组长葛延风讲,解决全国的医疗问题每年6800个亿就够了,可是仅仅几家银行就把全国的医疗费用送给了外资”。

   我只想给张宏良教授的数字补充一点;送给外资的银行财产至少为一万亿元人民币,占2006年中国GDP的将近5%(2006年中国的GDP将近22万亿元人民币),而中国的全部医疗保健开支也不过占中国GDP的6%。这也就是说,按张宏良计算的数字,中国光2006年一年由于“银行产权改革”而损失给外国人的财产,就差不多够让全体中国人民免费享受一年的医疗保健了。

最近正在讨论中国政府今后的医疗保健政策。主张“中国医疗保健事业完全市场化”的人反对实行全民医疗保健制度,他们所提的理由中最能打动中国政府的就是,实行全民医疗保健制度会导致政府的支出太高。可就是这些一提到居民福利就怕政府开支太高的“改革派”,在向外国资本家奉送中国的国有财产时却从来就不怕中国政府有什么损失。他们怎么就不能算算中国的“银行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造成了多少国有资产损失,这些损失的资金又可以为多少中国居民提供免费的医疗保健服务?

为这样的“银行改革”辩护的人会说,张宏良那样的算法根据的仅仅是银行股票一时的市场价格,而股票的市场价格是每天都在变化的,因此根据一时的股票市场价格计算的出售股权损失是不可靠的。对这种辩护的最好反驳,是对比被出售的股权的售价与它代表的对利润的要求权。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常识是,决定股票价格的基本因素是股票对应的未来利润分红的资本化,其计算方法是:这种由基本因素决定的股票价格,大体等于该股票的利润分红除以无风险资产的利息率。而就是按照这样的基本因素计算,张宏良所提到的那些向外资“出售”国有股权的行为也已经将大量中国人民的财富白白奉送给了外国资本。

根据上边援引的张宏良所搜集到的数据和1美元兑换8元人民币的汇率可以计算出,在张宏良所列出的对那13个中国国有金融机构的“出售”中,总共有11个银行的10-20%的股权被以约1300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给了外资大企业,其中个别银行被“出售”给外资企业的股权份额还可能超过了20%。

根据前些日子报道的前三季度经营情况推算,2007年中国14家上市银行的利润应当接近3千亿元人民币。张宏良所谈到的那11家银行,肯定占中国这14家上市银行利润的绝大部分。根据这些数据推算,如果按外资占股10%的比例算,外资从中国各上市银行每年的3千亿元利润中可分得利润3百亿元,与外资购买这些股权的售价1300亿元相比,利润率约为23%,按照5%的正常利息率计算,这300亿元红利所对应的按基本因素计算的股价应为6千亿元;而如果按外资占股20%的比例算,外资从中国各上市银行每年的3千亿元利润中可分得利润6百亿元,与外资购买这些股权的售价1300亿元相比,利润率约为46%,按照5%的正常利息率计算,这6百亿元红利所对应的按基本因素计算的股价应为1万2千亿元人民币!

这样简单的计算就能够说明,向外资出售中国原国有银行股权的售价肯定过低,由此将中国的各大银行的一大部分利润无偿地奉送给了外资,造成了中国人民的财产和收入的实实在在的损失。

问题还在于,按照中国现行的公司法,外资“购买”中国的银行股权的资金只能算作被它们“收购”的银行的财产。如果真是那样运作,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由向外资“出售”银行中就得不到任何财务上的好处,向外资“出售”银行连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都没有增加!

如果中国的这些银行真在资金的运营上面临着什么国内无法解决的困难,那么向外资出售一部分股权可能也是一种无可奈何之举。可是中国经济和中国金融的实际情况却恰恰与此相反。

就国内目前的情况来说,中国的银行现在流动性过剩、资产过剩,银行的资产和负债相对于名义GDP都过高,造成了直接的通货膨胀压力,并且使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金融市场高度不稳定,需要减少整个银行系统的资产和负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吸引外资”来增加银行系统的负债和资产,是一种典型的倒行逆施的行为,只会增加流动性的过剩,加剧通货膨胀和金融资产价格不稳定的压力。

就中国目前的对外经济关系来说,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过多,造成了使中国的整个银行系统流动性过剩的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将国有银行股权转让给外资大金融机构,就进一步增加了外汇储备,加剧了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的宏观经济困难,从这方面看也是一种典型的倒行逆施。

还有一个为向外资企业“出售”国有银行股权辩护的理由:中国的各大国有银行“资本金不足,需要补充资本金”。其实在中国目前的金融格局下,向原国有银行补充资本金的办法很简单:要各银行购买财政部发行的公债,再由政府将财政部发行公债所获资金作为国有资本金注入各大银行作为政府控制的股本。这样就可以在不增加中国银行系统的流动性的前提下使中国的所有银行都具有足够的资本金。

总之一句话,在21初的经济环境下,对中国的银行业和整个经济来说,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外资“购买”中国的银行股权的那些资金;不仅如此,将国有银行股权转让给外资大金融机构,还会进一步增加中国本来已经过多的外汇储备,加剧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的宏观经济困难,是一种典型的倒行逆施的行为。

操控了这场“银行改革”的人其实也清楚这些宏观经济和金融方面的情况,他们在金融系统内部散布的为这场“改革”辩护的最主要理由是,这样“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就是为了换得一个好机制”。

这种“引进外资持股可以换得好机制”的说法,更是地地道道的欺骗。这些搞“银行改革”的人所说的所谓“好机制”,是一种保证银行贷款质量、将坏账压到最低的机制,这样的机制不可能靠让外资持股来获得,已经被事实所证明。最近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爆发,导致美国银行业和金融业的许多黑幕曝光。权威方面的检控揭示,美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都发放了许多必然造成坏账的“异常贷款”,并且将这些“异常贷款”通过许多金融衍生产品的销售转嫁给了银行外的投资者;美国花旗银行更已经由于次级贷款所造成的亏损而更换了其CEO。这样的美国银行连自己的坏账都控制不住,自己都制造了那么多的坏账,它们持股中国的银行又怎么可能使中国的银行不发生坏账?让自己的机制都不好的美国银行通过持有中国的银行股权来给中国的银行造成一个好机制,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既然没有任何站得住的理由,为什么某些人还这样执着地要将中国的银行股权奉送给外资?越是理性的人越不可能有别的解释,而只能求助于爱国者们气愤之余所喜欢使用的词语——“卖国”:将中国的银行股权奉送给外资,就是为了要卖国!其实,更理智的说法应当是:这样将中国的银行股权奉送给外资,连“卖国”的资格都够不上了,只能叫“叛国”。“卖国”者是在作买卖,作买卖就要讲价钱。卖国也得讲个价钱,象这样连个价钱都不讲,10元钱的东西以1元钱“卖”出去,那就连卖国的资格都不够,只能叫做叛国。

对那些在网络上声讨“爱国贼”的汉奸们来说,“卖国”、“叛国”都是一份光荣,当然不会是什么可怕的罪名。不过,对于能够参与上述银行改革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卖国”和“叛国”大概都还是一个主观上不能接受的罪名。我在这里当然需要交代政策:在中国政府这样的等级式组织中,任何执行政策的人都是无罪的,他们执行的是别人下令要他们实行的“银行改革”政策,当然不需要承担“卖国”和“叛国”这样的罪名。就是那些提出和下令别人执行这样的政策的人,有一些也是由于认识上有错误,从而至少没有主观上故意要“卖国”和“叛国”。由于没有主观故意,这后一种人也不能算是有叛国罪,而只能说,他们非主观故意的行为,起了一种叛国的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是要查清,是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而要实行这样一种叛国的政策,非要进行这样的“外资导向式的银行改革”。不管始作俑者为谁,看来他们的动机都可以用高尚全身边的高参杨启先的一句话来概括。有人私下告诉我,那位以“坚持改革不动摇”的旗手自居的前高官高尚全身边有一位同样作过官的高参杨启先,此公曾经为这些“改革家”们谋划了极其高明的“战略部署”:要想“改革”国有企业,先要“改革”国有银行;将国有银行都“改革”掉之后,国有企业就失去了生存下去的依靠,就没法再不被“改革”掉。

据我所知,高尚全和他的同道杨启先口中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通过私有化来消灭国有企业。杨启先的这一番出谋划策,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改革家”们要将中国的银行股权奉送给外资,实行那种“外资导向式的银行改革”,就是为了实现杨启先所指明的那种“战略部署”:要“改革”即通过私有化来消灭国有企业,先要“改革”即通过私有化来消灭国有银行。

根据我的记忆,高尚全的这位高参杨启先曾经在某个公开场合表态,坚决支持由国有企业领导或所谓的“民营企业家”这极少数人将国有企业资产据为己有的私有化改革。他为这样的少数人掠夺国有财产辩护的理由是,这些财产“反正没有给外国人”。从他当时的这种说法看,似乎杨启先这样的人起码还有一点爱国主义,还不想将中国人的财产送给外国人。可是今天,在杨启先的“高招”指使下进行的银行改革却表明,为了打赢“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战”,将他们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进行到底,他们已经不惜将中国人民的财产、中国的银行股权送给外资和外国人,不惜走上叛国的道路。

总结这场将中国的银行股权“卖”给外资的“外资导向式的银行改革”,我们只需要用、也只能用一句话:这是那些铁了心坚持实行彻底的私有化的人为达到这一目的而作出的叛国行为。坚持并推动这样的“银行改革”的那少数几个人,顽固并执着地坚持他们的私有化理念,为此不惜将中国的银行股权奉送给外资,走上叛国的道路。

看来在今日之中国,是否反对私有化的理念已经不仅关系到是否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而且关系到是否爱国、是否容忍叛国行为。那些坚持私有化理念不回头的人,最后可能会不惜叛国。其实指导他们的行为的准则已经很简单,那就是:“坚持私有化,直到叛国”。 

 

必须牢牢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家经济安全中心主任  江涌

2007年12月25日

jiangyongwd@263.net

  2007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的文章《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以学习与贯彻十七大精神。文章在第三部分的结尾强调,“对外开放越扩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经贸利益的问题就越突出。必须始终牢牢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善于在国内国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在国内国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在国内国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要适应开放型经济的要求,建立统筹内外经济的调控和应对机制,更好地处理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把握关键领域和敏感行业对外资开放的程度,防范国际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曾副总理的文章清楚表明:中国经济安全态势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越发严峻,其中对外开放的主动权逐渐旁落,已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重中之重。

中国发展的指导方针遭遇挑战

  国家经济安全不仅集中体现在一国国民的文化素质和安全意识、企业与行业的竞争力上,更重要的是反映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治理能力上。在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由于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国民素质和意识、企业与行业的竞争力尚处于成长期,因此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治理能力尤为重要。而政府进行有效调控与治理的前提是独立自主决策,自主决策也是国家独立、民族自决的必然要求。因此,自主决策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

  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代领导人根据中国的历史与国情,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195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中若干问题的指示》提出,我们不仅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而且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体系。正是因为我们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不仅使中国堂堂正正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7年1月7日,英国《观察家报》刊登文章,介绍了著名学者威尔?赫顿的新著——《不祥之兆:21世纪的中国和西方》。一般学者认为,中国过去30年非凡的经济成就是自由市场的胜利;而赫顿新著阐明,中国的成功是建立在毛泽东奠定的基础之上的。

  近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非凡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使当今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风险,十七大报告对挑战与风险做了全面陈述。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与深化,各类利益集团逐渐生成,利益集团通过各类代言人与代理人对相关政府与人大部门的渗透,对政府的决策乃至国家的立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是根据本国的国情,有步骤、有秩序推进开放,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而且改革开放成效的衡量标准明确,那就是“三个有利于”。如今,我们的开放早已偏离了“独立自主”的方针,开放政策与进程不是出于增进自身利益的动力,而是解决一个又一个摩擦的境外压力,或是在利益集团影响与诱导下被动开放。正因如此,新开放政策带来的实践效果越来越背离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竞争力的初衷,开放收益越来越远离人民大众,开放成本越来越集中到弱势群体身上。这表明我们正在丧失对外开放的主动权。 

对外开放主动权受到侵蚀

  随着利益多元化,中国境内的利益集团也形形色色。但由于天然基础不同,成长条件制约,利益集团在中国的发展严重不均衡。强的超强,弱的过弱。当今,最为突出的有三大利益集团,一是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境外利益集团,包括其在华的各类代言与代理人;二是以国有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国有垄断集团;三是在房地产、信息业等领域迅速成长的民营利益集团。在本人看来,国有垄断集团与民营利益集团的博弈是兄弟之争,利益分配依旧在家中进行。但是,境外利益集团则不然,他们给我们创造了好看的GDP,却拿走了关键的利润,留下的是资源与环境灾难。很清楚,他们是有利争抢而有难决不同当的过客。在西方国家,对利益集团尤其是境外利益集团的境内活动都有明确的法律限定。但在中国,相关制约与监管长期缺失,导致境外利益集团已经与中国一些政府部门、团体与个人的利益紧密交融,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影响中国政府的重大决策。概括起来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一是掌握话语权。跨国资本利用在华获得的丰厚利润,自己培育、拥有分析师,或高薪聘请优秀华人学者,通过境内外媒体刻意包装、打造,提供各类活动舞台,提高其知名度、美誉度,使其成为行业精英,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或通过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高级职员做咨询师,或通过将相关课题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等途径,影响我行业乃至宏观经济决策。后者则投桃报李,为跨国资本积极代言。如“以境内经济代替民族经济”(即凡是在中国境内的都是中国经济)、“以外资企业接管民族企业可以实现经济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等早已被拉美国家证明为十分荒唐的观点在中国却大行其道。近年来,以市场化、国际化为导向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股权分置、引进战略投资者,一方面使中国的巨额财富加速外流,另一方面使得国企逐步沦为外企并购的对象。

  二是直接游说。跨国资本不仅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还恰当利用各方人脉,进行强力公关。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老总熟谙中国政治运行之道,想方设法接近与拜会我国家与政府领导人,进行政策游说,中国很多政策与规定因此而被突破;即便不能成功游说,但与高层近距离接触,最次也可作炫耀的资本,为商业活动铺路。花旗银行为击败竞争对手法国兴业银行对广东发展银行的并购,请出了与中国关系良好的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给中国某大部写信,“以个人名义力谏中国政府支持美国公司对广东发展银行的收购努力”,并称“这将有利于中国及中美关系的全面发展”。最终花旗不仅名义持有广发20 %的股份(实际已经控股),而且还赢得广发的经营管理权。

  三是进行诱导。近年来,随着国内党政干部出国(境)学习培训热潮的兴起,跨国资本纷纷展开活动,竞相出资出力,使相关党政干部进入本国学习培训,以图在中国的政治明星中培育亲善本国的政治力量。为强化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直销市场地位,美国安利公司对中国相关政府部门以及高级官员进行集体公关,为清华大学的“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每期赞助数百万美元,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进修。福特基金会每年在华开展数十个资助项目,很多项目是面向学者与官员的,由此他们不仅能得到相关信息,而且还可借机施加政治影响,推广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与治国理念。美国正是通过香港新世界组织内地高官赴美培训而积极开展政策引导、思想渗透工作,“港股直通车”就是通过这个途径兜售给中国的。

  四是直接施压。全球化并没有模糊国家的经济边界,跨国资本利益与母国的国家利益有着越来越多的交集,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清晰地代表着母国的经济扩张力与控制力。当东道国难以满足跨国资本利益时,跨国资本便会通过母国政府向东道国施加压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中国资本市场巨大发展空间潜藏着丰厚的获利机会。本来,中国已经按照“入世” 承诺的开放要求向跨国金融资本开放了金融市场,而且一些开放已经超出了承诺范围。但是,跨国金融资本求利心切,近年来不断通过母国向中国施加越来越大的市场开放压力。由此,一些西方国家借机生事,制造一系列摩擦。中美经济“战略对话” 早就被明眼人笑谈为“战术训话”,说什么对话重点着眼于两国长期性、战略性、宏观性的经济问题,那只是中方的一厢情愿。来日无多的布什政府以及保尔森财长,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为美国的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在中国争取最大的金融利益,一切经贸摩擦只是“敲门砖”而已。

  以跨国企业为代表的境外利益集团不仅越来越深地影响中国政府的重大决策,而且还积极介入中国法制化进程,越来越多地影响中国立法、执法,使其在华利益(包括不当利益)法定化。

  2005年7月,在中国邮政法重新修订之际,已在中国国际快递市场居于垄断地位(份额达80%)的四大国际快递公司——德国敦豪(DHL)、美国联合包裹(UPS)、美国联邦快递(FEDEX)、荷兰天地快运(TNT)通过代言机构亚太国际速递商协会发表声明,希望中国邮政改革能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政事分开,在快递领域引入公平竞争机制。

  2006年3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向全社会征求《劳动合同法(草案)》的修改意见,一些外企驻华代表机构(如中国欧盟商会、美国商会等)迅速行动,积极游说。一些外企甚至以“撤资”相威胁抵御《劳动合同法》出台。

  2006年8月,中国银监会修订《外资银行管理条例》,跨国垄断资本通过美国“金融服务论坛”呼吁美国政府抵制该条例,敦促美国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出面干涉。

  跨国资本甚至还直接参与我法律起草。某部在争取到直销法的部门立法权后,迅即就直销立法与安利等外资直销企业反复沟通,甚至还请安利、雅芳等外商草拟直销法。2005年《直销管理条例》颁布,直销市场正式开放后,近千家直销企业只有13家获得直销牌照,其中外资企业就占了10家。业内专家认为,《直销管理条例》完全是为外资量身打造的。

主动权受侵蚀的严重后果

  正是因为中国的自主决策受到了严重侵蚀,所以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尤其是外贸与金融领域的纷乱状况)日益令人堪忧。对外开放主动权的旁落,战术与战略的误导,已经给中国社会经济造成了一系列恶果。

  迷信外贸“拉动GDP增长”,迷信外汇储备的“战略价值”,不惜资源、环境与劳动者的生命健康等代价进行出口与创汇,实际换回的是人家印刷的纸张。如今货币电子化,换回的只是些电子符号。一方面,外汇储备倚重美元,而美元大幅贬值,导致外汇储备实际价值大幅缩水;另一方面,导致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摩擦日益激烈,外经、外贸等受制于人。

  中国储蓄率居世界前列,中资银行存差数万亿,但由于迷信外资为所谓“高功能货币”,即可以带来先进的技术与管理、增加本土市场的竞争活力,从而长期给予各种优惠以吸引外资。由此,导致外资对内资日益严重的替代与排挤,流动性严重过剩,国民经济严重扭曲,金融泡沫日趋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

  迷信“以市场换技术”的偏方,迷信“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理念,满足引进“适用”技术,放弃自主研发,最终导致“赔了夫人又折兵”,关键技术、高新技术没换来,但市场丢了,原有技术与研究团队没了,“运十”飞机、汽车行业等悲剧一再发生,自主创新之路异常艰难曲折。

  自轻自暴自弃,迷信“外来和尚念好经”,迷信人家所标榜的独立、公正与科学会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证监会颁布一纸文书,要求上市公司融资时财务报告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由此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迅速占领并控制了我国审计高端市场。同样是在提高我们管理经验的口号下,某部不仅认同家乐福、沃尔玛等外资零售企业主导中国大城市的商业零售,而且还坐视这些外资企业向中小城市进军。

  政府的声誉、公信力因此不断受损。为抑制房地产市场泡沫膨胀,自2004年开始,中央政府实施以紧缩银根与地根为主的宏观调控。但是,外资机构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独特与优越的法人地位,向本土房地产公司提供包括融资在内的各类金融服务。高盛、花旗、华平投资、凯德置地等国际顶级公司,直接或间接进入中国内地的房地产市场,中国房地产价格由此居高不下且不断上涨,宏观调控政策落空,这严重损伤了中国政府的威信。此轮宏观调控之所以成效不彰(说白了就是失败),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调控作用的对象可以获取与依赖境外资源,因此可以无视乃至蔑视中央政策,另一方面,调控政策在利益集团的影响下,已经无多大科学性可言。如今,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上,摩根士丹利与高盛等外资金融机构的报告比我们相关监管机构的报告更有影响力,金融大鳄罗杰斯的讲话甚至比我们政府总理的讲话更能调动投资者的情绪。

  中国正在陷入增长快速、发展迟缓、矛盾凸显的困境。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创造了骄人的经济增长成绩,国家综合力量有了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但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没有带来财富的同比例增长,没有带来就业的同比例增长,没有带来人们的幸福指数的同比例增长,没有带来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同比例增长,没有带来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与治理能力的同比例增长。这些不仅没有同比例增长,态势反而在不断恶化。在靓丽的经济数字背后,是外资对中国市场的占有与控制比例不断提高、金融风险急速上升、资源环境迅速恶化、普通劳动者的生命健康牺牲严重以及两极分化日趋扩大,不和谐因素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中国势必会落入境外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代理人已在拉美造成的“增长而不发展”的困境中。因此,“必须始终牢牢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这是防范国际经济风险的必然选择,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必然选择。

  导致世界性的、可能持续数年的多种粮食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和气候无关,和耕地面积无关,也和粮食生产水平无关。

 

再发一篇与江涌观点相左的文章:

同一屋檐下:摘掉有色眼镜看外资

《国际商报》记者 李高超 胡鹏 

2008-1-28 

  30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变成了开放程度最高的发展中经济体之一。对外开放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大大增强了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中国在更广领域、更深程度上与世界经济融合在一起。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报告特别强调,要“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而与此同时,关于外资的作用、跨国公司的地位问题仍然存在争议。有学者撰文指出,跨国资本不仅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掌握话语权,影响中国行业乃至宏观经济决策,而且还利用各方人脉,进行政府强力公关,影响中国立法、执法,使其在华利益法定化。通过这样的推论,有人惊呼:中国经济安全态势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越发严峻,已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重中之重。情况果真如此吗?

  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坦言,在全球化的形势下,许多情况发生了变化,对跨国公司的看法,对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安全的看法都需要与时俱进,要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否则,就会出现我们身体已经进入经济全球化大潮,而头脑还停留在30年前的怪现象。

  跨国公司也在“悄悄革命”

  王志乐认为,全球化时代最新发展就是全球公司出现。它的出现逐步改变了跨国公司的生存面貌。
  冷战结束后,全球市场开始出现。那些迅速进入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由于成功地在全球范围开拓市场、配置资源、打造产业链,并形成自己的产业系统,从而得以迅速扩张。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这种效果让其他公司同样走上了全球化的道路。全球市场促使跨国公司迅速地把自己的经营战略从国别战略上升到全球战略。
  王志乐认为,跨国公司所发生的变化是逐步实现的。首先,是销售网络的扩大,继而是生产基地的转移;之后,为适应当地市场要求,研发开始转移;再后来,跨国公司索性把产业链从上游研发,到中游制造,再到下游营销都在全球配置。“比如,IBM公司,它的全球采购中心在中国深圳,财务中心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人力资源培训中心在菲律宾马尼拉,而8个研发中心中只有3个在美国本土,其余均设在国外。”
  伴随着这种战略变化,跨国公司原有的以母国为中心,向其他国家辐射的管理模式逐渐被多中心多结点的网络管理模式所取代。地区总部在决策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种更为高效的管理模式可以让跨国公司更好抓住机会,有利于其在全球扩张中取得成功。  要吸引当地人才,在当地取得发展,被当地所接受,跨国公司就必须尊重各国文化,吸收优秀的部分,让自己成为多元文化的企业。在文化多元化同时,跨国公司强化了在全球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在内的全面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跨国公司逐渐淡化了国籍,强化全球特性,使自己成为全球公司。
  王志乐告诉记者,这种趋势在10年前就开始出现,而这种趋势也让全球公司与当地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0年前,巴斯夫公司要在中国开发一个项目,该项目将使中国同类产品替代进口,但却受到德国本土某些舆论的反对。来自德国的声音认为,该项目如果设在德国可以解决大量就业。但巴斯夫认为,该项目设在中国才会有竞争力,才会为公司赢得利益。此后其投入巨资在南京设立了这个大石化项目。从这个案例我们发现,全球公司为了自己的发展,有时和母国利益会有分离和偏差,许多利益可能与当地更紧密。”
  “当然,也有些跨国公司仍然沿用老的做法,到发展中国家投资不尊重当地文化,甚至把母国不好发展的项目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只求拼命赚钱为母公司股东负责,不考虑为当地的可持续发展负责。但是,由于全球化潮流的发展,这种作法已经为承担全球责任的优秀企业所不齿。”王志乐介绍,全球公司在强调全球利益的同时也在强调全球责任。这正是全球契约出现的原因。
  据了解,经合组织(OECD)在2000年便推出了“跨国公司行为准则”,认为全球公司在全球发展时有责任承担社会、环境责任,讲信用、作负责任的商业行为。而全球契约除了将社会、环境责任列入外,甚至将反腐败也列入其中。这种履行全球责任的理念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全球公司所接受,并付诸实践。
  王志乐将全球公司在全球战略、全球管理结构、全球责任等方面的变化看作是全球公司这种新的企业形态产生的标志,并将其命名为“悄悄的革命”。但他认为,尽管跨国公司对自己的这种变化越来越自觉,但学术界,特别是我国的学术界对此的研究才刚刚开始。“从1992年到现在15年间,中国吸引了欧、美、日、韩等多种形态的跨国公司投资兴业,这也让公司在中国这个大平台上展示出各自转型的做法,可以说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型的变化在中国观察得最清楚。中国是跨国公司转型的前沿。所以我国学界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用全球化的视角审视全球公司给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在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研究方面自主创新。”
  当记者向他提出,跨国公司是否对中国政策制定产生影响时,王志乐笑说:“去年9月,美国国会要通过一项制裁中国的决议,为人民币升值施压。当时包括微软在内的152个美国跨国公司和行业协会联合写信给国会,反对制裁中国。可见跨国公司也在影响着母国政策的制定。”
  他还告诉记者,十七大提出,要发挥外资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地区协调等方面的作用。这也让跨国公司看到了发展机遇,现在许多知名的跨国公司都在研究如何适应十七大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新局面。“微软(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亚勤告诉我们,他们把十七大的内容向比尔·盖茨作了汇报,并和专家一起讨论,探讨如何为中国的发展作出贡献。”
  王志乐强调,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个挑战就是中国人必须有新的全球视野,用新的全球视野看我们面临的定位机遇。而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其中之一。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累计吸引FDI达近7000亿美元。但是,这些外资的集中投资目标是制造业。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许多固定资产投资的价值所剩无几。经大致估算,剔除折旧后(折旧率按国有企业7%的最低标准计算),现在的外资存量不足3000亿美元。有关专家直言:“中国的外资存量实际被夸大了。”
  
外资绝非“传说中的饿狼”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卫平认为,“2004年以前,中国没有公布过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公布的均是实际吸收外资额,其中包括了已经终止运营、撤资和折旧的数量。中国经济对外资的依存度因此被高估”。
  此外,黄卫平并不同意因为国内存在巨额银行储蓄和外汇储备就不需要积极吸收外资的想法。“资金与资本是不同的概念,中国缺少有效运营的资本。”黄卫平说,目前在我国的就业压力很大、技术状况相对落后、企业管理水平亟待提高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注重发挥外资的作用。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经济增长的1/3、税收的1/4都来自于外资。而中国国际贸易的持续性大幅增长,其2/3产生于国际直接投资。FDI对促进就业增加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在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成千上万的三资企业创造了数千万的新增工作岗位。另外,外资企业的进入所带来的市场竞争效应,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战略所产生的关联效应,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胡祖六就认为:“FDI给中国经济最大的贡献是带进了全新的商业模式与管理模式。中国作为一个转轨经济国家,在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下,没有真正商业化的企业经营与运作的管理模式。三资企业,无论是港商、台商还是日韩企业,无论是欧洲还是北美的跨国公司,当他们到中国投资设厂和经营时,实际上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而外商的这种商业模式逐渐地为本国企业所仿效、临摹、采纳。”
  目前坊间针对外资影响中国经济安全的担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外资影响金融安全以及外资影响产业安全。但专家指出,这样的担忧其实是建立在对外资概念的笼统化以及外资在中国整体经济所占地位的错误判断之上的。
  商务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衡量一个国家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多少以及合理规模,不仅要看绝对数量,还要看相对规模。虽然中国吸引FDI从绝对金额看非常可观,但如果用GDP矫正后,中国吸引FDI相对于其经济规模而言,并非特别突出。如果用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利用外资业绩指数”及“未来吸引FDI潜力指数”这两个指标来衡量,在140个国家与地区参与的排名中,中国的业绩指数值为1.2,名列第47位;潜力指数值为0.251,位居第84位。这种情况表明,中国吸收FDI的绝对规模较大,但相对规模偏小。“从总体利用外资规模判断,认为中国吸收外资过多对国家的经济安全产生了威胁是没有依据的。”
  近10年来,世界许多国家出现了金融危机,究其原因,外资利用不当是诱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但是,对于外资与金融危机的关联我们应该有更深层次的思考。事实上,外资的主要构成包括两部分:外国直接投资(FDI)和外国证券投资(FPI)。FPI稳定性较低,具有投机性和易流动性,一旦有风吹草动,就迅速抽逃,会加剧一国的金融波动;而FDI稳定性较高,资产不易转移,具有稳定国家经济的作用。
  黄卫平说:“我国继续大量吸收外资,不会造成发展中国家经常出现的国际债务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与某些发展中国家不同,我国吸收外资的绝大部分是直接投资,不形成中国的外债,这些外资进来之后基本上都转化为长期稳定的物质资本,不具有短期游资的投机性,不会引发金融危机。”他指出,尽管中国的外资流入总量规模较大,但由于在外资构成和进入方式方面,与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存在显著区别,中国外资中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远远高于证券投资,证券投资才是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之一。因此,外资所导致的在其他国家引发金融危机的现象不易在中国发生。

  从产业层面来看,外资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行业的控制和支配上。商务部研究院通过对外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及其占该行业的比例,以及该行业内外资企业数量的研究表明,外资对中国不同行业的控制是非常有限的,外资企业所在的市场是竞争比较完全的市场,并不构成对中国的产业安全威胁。
  “中国入世以后国力增强了,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安全了。”曾任世贸组织首席谈判代表的龙永图说,“中国谈产业安全也好,行业安全也好,首先是国家政治上的安全,整体上的安全。怎么安全?一个是国力要强大,再一个就是在国际关系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龙永图认为,要从战略上保证我们中国的安全问题。“中国越开放,中国越安全;产业越开放,产业越安全。”
本报记者 李高超 胡鹏 
2008-1-28 9:01:00 

 

 

  幽默一下

春节最受欢迎的小品《大妈炒油记》

网间流传

小 崔:大叔大妈,好久不见,股票炒得挺好吧? 

宋丹丹:好啊,那是相当得好! 

小 崔:买的都是啥股票? 

赵本山:都是中石油嘛。 

宋丹丹:不说话还能把你憋死? 

赵本山:我看中石油得先把你憋死! 

小 崔:大妈,我听说中石油最近跌得很厉害啊? 

宋丹丹:假象,绝对的假象!不会下蹲的股票是跳不高的。股评家说了,买了中石化,生活不用怕;买了中石油,生活不用愁。 

赵本山:是啊,那中石油是干蹲不起,啥时候跌停板了也就到底了。 

小 崔:大妈,看您这身衣服应该挺贵的吧?是不是炒股赚了不少钱呀? 

赵本山:炒股没赚,倒是写书赚了不少。 

小 崔:就是那本《套子》吧! 

宋丹丹:那是第一部,相当受中石油股民欢迎!很多股民打电话感谢我让他们避免挨套,有人还给我送面锦旗,上面写着“火眼金睛,避套救星”。我现在正酝酿第二部,书名都想好了,就叫《都是平安惹的祸》,股民那是相当的期待。 

小 崔:这段儿大妈好好给说说。 

宋丹丹:签字售书那天,好家伙,红旗招展,人山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沈发展都来剪彩了吗。 

赵本山:股民全搁那儿喊“打倒沈发展!”,跟新中国解放那会儿似的。老沈吓得搁厕所待三小时楞是没敢出来。最后,还是中石油员工有办法,在厕所底下钻一大洞,给接走了。回去就住院了,转院三次都没治好。最后经一美国专家诊断:霉气中毒。哈哈哈哈! 

宋丹丹:笑啥呀?医疗费不都是我出的吗?你说这名人治病咋这么贵呢?我这点稿费全捐给中石油和沈发展了。 

小 崔:大叔,你买的是什么股票? 

宋丹丹:那他能好意思说吗?中国平安! 

小 崔:大叔,您当时咋想的? 

赵本山:我寻思中国平安从149元跌到100元就是地板价了,没想到地板下面还有地窖,地窖下面还有地狱,更没想到的是地狱还有十八层! 

宋丹丹:自从那以后你大叔再也不敢笑话我了,最怕听到孙悦那首《祝你平安》,提平安俩字儿就头疼。现在苹果也不吃了,安全门也不走了。哈哈哈哈,都快笑死我了。 

赵本山:笑啥玩意?你闻到汽油味不也吐吗!石头凳也不坐了,炒菜也不放油了。 

小 崔:看来炒股赚钱还真挺难的。大叔大妈,你们在村里好歹也算是名人了,没参加点社会活动什么的? 

宋丹丹:参加了。在一股评报告会上你大叔见一人长得挺像中平安,上去握住人家的手就不放了,口口声声说:“大哥,你千万别增发了。人家增发要钱,你增发要命啊!” 

赵本山:你好?你在那推荐中石油,一个精神病医院的院长说啥让我带你去他们那儿检查检查,说免费都行! 

小 崔:看来还真是一对难兄难弟。大叔大妈,过年有啥打算? 

宋丹丹:还打算啥呀?搁家解套呗!石油套----钢钢的----老他妈难解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满仓中石油。 

赵本山:我整个锣,没事出去敲一敲:平安无事了!

 

次贷危机是必然的

欧阳君山

2008年2月

    我们必须认识到消费不足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唯有从这一点来反思我们称之为市场经济的这个游戏,次贷危机的学费或许才算没白交,仅仅指责华尔街和中央银行们是远远不够的。——题记

    按:当前,次贷危机幽灵徘徊,引全球舆论竞折腰。然而,太多的分析被繁杂的数据的数据所迷,被偏狭的理论所困,不能够透过现象直视本质,没有光。本文秉承《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的一贯思想和风格,再一次击穿经济学与政治学、社会学的壁垒,提出次贷危机来源于市场经济固有的非均衡特性——贫富分化,消费不足!信贷消费企图弥补不足,但市场经济非均衡特性的大势难挡,所以它只能是我们这个已经“断烈”的社会“藕断丝连”的那一根稻草,崩断是不可避免的——次贷危机就正是稻草的崩断!消费不足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真正要化解和防止次贷危机,必须回到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层面。 

[主要理念]

一个经济体真正的驱动力来自于消费,因为只有消费才是真正的最终需求,无论是投资,还是外贸,抑或是央行注资,都是为了民生,为了消费,消费构成人类生产的最终目的,在根本上决定着一个经济体是不是能够持续前行。根据对2007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初步核算,消费对GDP的贡献第一次超过投资,尽管只有0.1%,但却被认为是“拐点悄然来临”。

信贷消费抓住了根本。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它也构成一种富裕阶层与普通民众的“交流”,在形式上具有防止社会“断裂”的作用。作为历经几百年市场风雨洗礼的经济体,欧美社会发展出比较成熟的信贷消费,绝非偶然,而是欧美经济体寻找平衡的自发需要。另一方面,信贷消费也为富裕阶层多余的钱提供了泄洪口和赢利渠道。

信贷消费的确是必要的,但总体上的崩断不可避免。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和创新都不能挽救这一点,有时候反而会使崩断更快发生。这不是信贷消费自身决定的,而是我们这个称之为市场经济的游戏决定的。信贷消费虽然是从金字塔尖抛向塔底的救命稻草,但稻草太脆弱,它根本不可能缓和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它实质上只是我们这个已经“断裂”的社会“藕断丝连”的一个具体标志。更何况信贷消费也承载着为富裕阶层多余的钱赢取利润的压力,通过一系列的经济运行,这里面的压力肯定又重新传导回起点,稻草的崩断更是不可避免。一言以蔽之,信贷消费只是临时性借来消费能力,它不是真正提供消费能力。

不搞信贷扩张,经济没有动力;一搞信贷扩张,危机难以避免。这就是被我们称之为市场经济的这个游戏的现实,本质上,它是个没有均衡点的玩命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熊彼特曾说,资本主义天生要扩张。另一位西方大思想家同时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哈耶克更是作过详细的论证,称之为“人类合作的扩张秩序”。信贷消费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在向空间扩张趋向饱和的时候向时间深处的扩张,与其说它反映着资本主义(没有意识形态含义)这个游戏的强劲,不如说它代表着资本主义这个游戏的末途。

狂欢之后就是幻灭。“国际大嘴巴”乔治·索罗斯就次贷危机放话说:“当前的危机并不仅仅是房产繁荣之后的泡沫破裂,它根本上是为期60年、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持续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的确道出了事实和真相!索罗斯在过去不久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并爆言美元面临崩溃的命运。逻辑与事实双双表明,这并非危言耸听!

2007年2月,全美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e)发布2006年第四季度盈利预警;3月,新世纪金融宣布无力偿还债务,被纽约证交所终止交易;4月,新世纪金融申请破产保护,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正式浮出水面。

2007年6月,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旗下两只基金,传出因涉足次级抵押贷款债券市场出现亏损的消息。7月,标普和穆迪两家信用评级机构分别下调了612种和399种抵押贷款债券的信用等级。8月,为防止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动荡,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和澳大利亚央行罕见地联手注资,欧洲央行在8月9日的注资规模超过“9·11”之后第二天690亿欧元的单日注资,美联储更是从8月9日起连续4次注资“救市”,金额总共高达710亿美元。

但危机并没有过去,2008年1月21日,全球股市“自由落体运动”,伦敦富时100指数收于5578点,重挫5.5%;法兰克福Xetra DAX指数收于6790点,重挫7.2%;巴黎CAC40指数收于4744点,重挫6.8%;东京日经指数收于13325点,重挫3.86%;韩国首尔综合指数收于1683点,重挫2.95%;香港恒生指数跌穿24000点,收于23818点,重挫5.49%;印度Sensex指数收于17605点,重挫7.41%。A股市场周一创半年来最大跌幅,重挫5.14%,沪综指午后连续跌破5100点、5000点、4900点三大心理点位。分析人士惊呼:“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开始!”

次贷的来龙去脉

原因何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次贷危机让人感到压抑,相当一部分分析家认为,次贷危机标志美国经济已经进入新一轮衰退。如果美国经济衰退,毫无疑问,世界经济要受连累。“美国之外没有市场”的说法显然已经过时,但“美国经济打喷嚏,世界经济就感冒”的说法并不怎么夸张。

次贷危机为什么能够拖住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腿呢?可能得先简单介绍一下美国次贷的来龙去脉。2007年7月,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部长阿方索·杰克逊在北京向中国方面推销美国按揭证券时,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就任时,布什总统曾让我减少美国的无房人口比例。目前,美国拥有自己房产的人已经达到了70%,但这和北欧一些国家相比还有差距。在瑞典,个人拥有住房的比例达到了88.5%。”这个话正是位于华盛顿第七大街的HUD的宗旨,它的主页上鲜明写着:“帮助中低收入的美国人成为房屋拥有者,是全国性的首要任务,尤其是那些首次买房者和少数族裔。”

HUD怎么样实现自己的宗旨呢?这就是中国人如今也耳熟能详的按揭贷款,当年那个相当流行的美国老太太和中国老太太不同的买房与住房故事即来自此。HUD通过由政府出面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贷款保险,使低收入者的购房首付从房价的20%降到3%。这无疑极大地提高了低收入者的购房能力,资料显示,自1934年以来,HUD至少已经为3400万私人住房提供了贷款保险。相当大程度上就因为这一点,美国的私人住房拥有率提高近30个百分点。

钱从哪里来呢?上世纪3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就开设12家“联邦家庭贷款银行”,负责发行专门债券,筹集资金,以低息贷款的方式借给全国数千个私人银行,然后由这一些私人银行再向个人发放房屋贷款,如今的规模已达到每年能提供数十亿美元的低息资金。这对对买房者来说当然是好事,但商业银行如何能保证持续并且充沛的贷款发放呢?联邦政府于是又成立“房利美”(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即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和“房地美”(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即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由国会给特许,房利美和房地美可从银行购买房屋抵押贷款,打包后变成债券出售,从而实现资金迅速回流。

抵押贷款证券化,原不是坏事,就像别的资产证券化一样。甚至可以说是好事,要不然也不会走到今天,更不可能大大提高美国的私人住房拥有率。可抵押贷款证券化为什么演变成次贷危机呢?主流舆论认为原因是在于欧美信用过于泛滥,金融衍生过度,金融创新过度。著名经济学家谢国忠旗帜鲜明地反复表示,次贷危机标志信贷泡沫的破灭,并把矛头直指中央银行们和华尔街,乃至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本人。

格林斯潘英雄本色,坦率承认自己任职期间实施的低利率政策可能助长了美国房价泡沫,但似乎于心亦有不甘焉,在2007年12月12日出版的《华尔街日报》的专门文章中,格林斯潘笔锋一转,认为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全球经济扩张,正是一段时期以来全球经济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导致投资者低估了风险。

的确,在美国次贷中存在信用泛滥的现象,没有首付,乃至借款人财务信息也没有,甚至有的贷款申请书发展到恳求借款人就自己的收入撒谎的地步——所谓的“撒谎人贷款”(liar loans)。手头没有这方面的具体数据,但据纽约大学鲁里埃尔·鲁比尼教授的文章,情况十分不乐观,“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家庭无力偿还他们的按揭贷款,其中不仅仅包括次级贷款”,“不仅仅是60%的次级抵押贷款可能会破产,还有大量的接近优先级和优先级贷款也可能面临破产问题”。

如果诸如“撒谎人贷款”之类的信用泛滥只属于个案,抑或比例较少,应该不算什么问题,瑕不掩瑜,可现在的形势却是大多数。在某种程度上,这大大降低了谢国忠先生那样的批评的力度,对次贷危机的主流分析和观点也显得捉襟见袖。极端一点讲就是,如果大伙一个个都不能讲信用,我们是不是得重新定义信用,或是对相关问题进行新思考?

消费不足就是贫富悬殊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不妨回到理论基本面来进行一些思考。假设有一个经济体,像目前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经济体一样,是属于所谓市场经济型;也像目前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经济体一样,是贫富分化的。这似乎是所谓市场经济的必然,不管美国如何标榜环境上公平公正,但一个基本事实不可否认,那就是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有关数据显示,美国1%的最富裕阶层占有全国40%的财富。

可以简单地把这个经济体分成三种成分:少数的富裕阶层、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和政府机构(可简化为中央银行)。这里面当然会有流动性,会有富裕阶层的人往下掉,乃至落入普通民众;也会有极其稀罕的普通民众一举成功,跃入富裕阶层之列。但由于现代社会资本对劳动的优势地位,金字塔尖与塔底的流动性越来越小,处于基本固化状态。有关数据显示,美国在1993年处于最低收入人群的人,到1998年有70.4%仍然处于最低收入人群;而1993年处于最高收入人群的人,到1998年有59.1%仍然处于最高收入人群。事实上,如果焦点对准最高层的那一部分——比如1%甚至也可到期10%——富裕阶层,可以肯定地发现,这一部分动静更少,几乎没有流动性。

这个经济体要如何往前走呢?一般而言,存在四种动力:消费、投资、外贸和中央银行注资。根据经济增长的具体情况,央行每年都要投放一定的货币,但一般不会超常注资,要不然就可能赞成流动性过剩,甚至导致通货膨胀。外贸能够有效拉动经济增长,最典型的就是当年欧洲的殖民运动,曾极大地改善欧洲的经济和民生。但外贸受国际关系的制约,一个经济体不可能梦想永远靠外贸来驱动前进或缓解危机。

投资也能够驱动前进,而且具有双重性质,建设期从需求的一方构成总产出,建成后又从供给的一方构成总产出。从2001年开始,在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中,投资的贡献都一马当先。相应地,也是从2001年开始,投资高位增长,特别是2003年以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持续保持在25%以上的高位(2006年略有回调)。

但一个经济体真正的驱动力来自于消费,因为只有消费才是真正的最终需求,无论是投资,还是外贸,抑或是央行注资,都是为了民生,为了消费,消费构成人类生产的最终目的,在根本上决定着一个经济体是不是能够持续前行。根据对2007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初步核算,消费对GDP的贡献第一次超过投资,尽管只有0.1%,但却被认为是“拐点悄然来临”。

不幸的是,目前在全世界流行的所谓市场经济却与消费不足如影随形,甩都甩不开。原因就在于所谓的市场经济必定导致贫富分化,并且也必定固化和拉大贫富分化。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证明了这一点,美国战后五十多年的历史也近似证明这一点。2007年度的美国国税局数据显示,最富有的1%美国人占有2005年全部国民收入的21.2%,大大高于2004年的19%,并超过2000年20.8%的历史最高纪录,为二战以来最高。

经济数据的背后是人与人关系的实质,消费不足与贫富悬殊实质上是“同出而异名”的关系,消费不足是纯粹经济学的说法,贫富悬殊是社会学或政治学的说法。这里面的道理就是:富人虽然有钱消费,但人数极其有限,而且人身也有限,所以消费也就有限,更何况还存在边际消费递减。虽然也可以大搞畸形乃至变态消费,但最后也是有限的,也边际递减,这就决定了富裕阶层的总消费有限。普通民众虽然消费欲望高强,而且群体庞大,但缺乏消费能力,没有银子,总消费受限。

富裕阶层总消费有限,普通民众总消费受限,合起来自然就是消费不足。消费不足自然导致经济危机,从所谓市场经济几百年的经济运行看,经济危机几乎都是消费不足所引发的。一方面是产能过剩,一方面却是消费不足,马克思曾为这一点而痛心疾首,并进而断言:资本主义必定自掘坟墓!

信贷消费之“藕断丝连”

怎么办?可以央行注资,可以刺激投资,可以强化外贸,但如果不传导至消费并使消费得以增长,就一切都是治标不治本,终究“竹篮打水一场空”。不妨直接在消费上动手,可普通民众没有现成的消费能力怎么办?搞个期货,让普通民众出租或出卖自己的未来,不就成了吗?这就是信贷消费!

从这一意义上讲,信贷消费抓住了根本。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它也构成一种富裕阶层与普通民众的“交流”,在形式上具有防止社会“断裂”的作用。作为历经几百年市场风雨洗礼的经济体,欧美社会发展出比较成熟的信贷消费,绝非偶然,而是欧美经济体寻找平衡的自发需要。另一方面,信贷消费也为富裕阶层多余的钱提供了泄洪口和赢利渠道。

信贷消费的确是必要的,但总体上的崩断不可避免。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和创新都不能挽救这一点,有时候反而会使崩断更快发生。这不是信贷消费自身决定的,而是我们这个称之为市场经济的游戏决定的。信贷消费虽然是从金字塔尖抛向塔底的救命稻草,但稻草太脆弱,它根本不可能缓和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它实质上只是我们这个已经“断裂”的社会“藕断丝连”的一个具体标志。更何况信贷消费也承载着为富裕阶层多余的钱赢取利润的压力,通过一系列的经济运行,这里面的压力肯定又重新传导回起点,稻草的崩断更是不可避免。一言以蔽之,信贷消费只是临时性借来消费能力,它不是真正提供消费能力。

不搞信贷扩张,经济没有动力;一搞信贷扩张,危机难以避免。这就是被我们称之为市场经济的这个游戏的现实,本质上,它是个没有均衡点的玩命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熊彼特曾说,资本主义天生要扩张。另一位西方大思想家同时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哈耶克更是作过详细的论证,称之为“人类合作的扩张秩序”。信贷消费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在向空间扩张趋向饱和的时候向时间深处的扩张,与其说它反映着资本主义(没有意识形态含义)这个游戏的强劲,不如说它代表着资本主义这个游戏的末途。

警惕美元崩溃

次贷危机发生在美国,也具有必然性。任意一个经济体都是需要消费驱动的,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总体,亦不例外。那世界经济的消费驱动在哪里呢?美国正充当这样一个角色,这正是美国消费率高达83.7%(远高于世界平均消费率的76%,中国在2006年的消费率只有35.7%)的重要原因。美国本身的消费压力,再加上世界经济的消费压力,美联储能不低息吗?信贷扩张能不放肆吗?美国政府和人民能不负债消费吗?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和美国经济形势需要美国政府和人民在赤字上跳舞!

这当然也不是免费的,狂欢之后就是幻灭。“国际大嘴巴”乔治·索罗斯就次贷危机放话说:“当前的危机并不仅仅是房产繁荣之后的泡沫破裂,它根本上是为期60年、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持续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的确道出了事实和真相!索罗斯在过去不久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并爆言美元面临崩溃的命运。逻辑与事实双双表明,这并非危言耸听,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够遏止当前的不良趋势,美元的崩溃的确难以避免。当然,在全球化的今天,这需要其他重要相关国家的一些配合。

为防止次贷危机进一步演大,2008年2月上旬,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约1500亿美元的经济振兴方案,年收入7万5000美元以下的美国人,将可得到600美元的一次性退税额;年收入不超过15万美元的美国家庭,则可得到1200美元的退税额。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扶贫济困的法子,大方向无疑是对的。更广义地说,央行乃至整个政府机构都必须更多地站在普通民众的一边,才可能使经济体的运行趋于平衡。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消费不足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唯有从这一点来反思我们称之为市场经济的这个游戏,次贷危机的学费或许才算没白交,仅仅指责华尔街和中央银行们是远远不够的。

 

发件人:<xujingan@vip.sohu.com> 收件人: "学者" <zdjun@263.net>, "发送时间:2008-02-18 07:53:17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深圳如何再当排头兵会议纪要 

深圳如何再当排头兵

创建中国新文化(深圳)论坛会议纪要

第一期 2008年2月1日

    2008年2月1日在世贸广场B座6楼会所举办了“深圳如何再当排头兵”研讨会。深圳市副市长张思平、深圳证监局局长张云东、深圳市体改办副主任秦群力、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达志、深圳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义才、深圳市市场学会会长倪振良、原深圳律师协会会长徐建、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萧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南山附属学校校长李庆明及南方都市报、光明日报、中国商报、深圳商报、21世纪经济报道、亚洲周刊等30多人参加了会议。

    原深圳市体改委主任、现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会长、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主席徐景安提供了《如何解放思想,深圳再当排头兵》的论文,并作了主讲发言。本次会议由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承办。与会者发言纪要如下:

徐景安:响应汪洋书记关于解放思想的号召,我们今天讨论深圳如何再当排头兵。设想不是开一次会,而是开一系列的会,有一个人主讲,大家来讨论。今天是我主讲,我把大概的思路说一说,也请张思平副市长讲一讲。今天为什么再次提出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要树立新理念,实现新转折。大概30年一个转折。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1949年革命成功,用了近30年时间,这是革命为本位。从1949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个30年是以政治为本位。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整整30年,政府以发展为首位,民众以挣钱为第一,实行物质为本位。2007年十七大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解放思想,汪洋书记來到广东号召解放思想。这意味着后30年开启新的转折。

这是什么样的新转折呢?我认为是物本位向人本位过渡。这就要有一个新的理念、新的目标,走一条新的道路。以人为本的口号早就提出来了,但是对以人为本的解释还是老的,所谓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这和为人民服务没有什么区别,也就产生不了新的理念、新的政策、新的措施。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权利为核心,保障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以人的发展为宗旨,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以人的需要为中心,人既有物质需要,还有精神需要;以人的持续为原则,要保护生态和环境。

前30年的物本位,为向人本位的转折创造了条件。当年小平同志说,以经济为中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三个有利于,是针对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现在我国GDP是世界第四位,外汇储备是世界第一位,深圳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了。这就有条件转折了。

前30年的改革带来的问题,也要求新转折。我概括为三大关系的恶化:一是人和自然关系恶化,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整个深圳笼罩在蓝色的烟雾之中。水的污染也更严重了。二是人和人的关系恶化,贫富扩大、犯罪严重、腐败泛滥、道德下降。三是人和自我关系恶化。深圳每年自杀2000人,可是对这个数据,人们不关心,也不了解。我们关心的是GDP、创汇、投资、招商。我国最严重的病不是肿瘤和心脏病,而是精神障碍,有1600万人。每2分钟自杀9人,其中8人未遂。为了发展,与自然过不去,与别人过不去,与自己也过不去。这就要反思,我们发展是为什么?

深圳在政治为本位向物质为本位的转折中,当了排头兵。“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理念创新,还有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土地改革、住宅改革、股份制、股票市场、产权转让、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以及对外开放等等,深圳成为名副其实的排头兵。深圳如果还是沿着发展第一、GDP为目标的路走下去,三大关系恶化的问题能解决吗?经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一系列改革能推进吗?深圳没有新思路,不走新道路,就当不了排头兵。

解放思想,就是理念革命:第一就是真正以人为本位,尊重人,关怀人;第二以人为本位就要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第三就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和非科学发展观的区别就在于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非科学发展观是以物为本。第四建设全面小康,我认为有五大本质特征:经济殷实,物质低耗,环境清洁,社会和谐,精神愉悦。用经济指标来衡量,深圳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但用全面小康的五大标准看,深圳还没有实现全面小康。全面小康与西方现代化相比,经济上要差一些,但其他方面相同于或优越于西方现代化。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全面小康就是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

汪洋书记提出要有世界眼光,我认为深圳不仅要与首尔、新加坡比,还要在世界现代化的总格局来考虑。现代化没有解决平等、持续、幸福三大问题。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引起反全球化运动。全世界实现美国式的现代化要20个地球,西方式的现代化不能持续。西方式的现代化也没有使人幸福,幸福指数成了热门,全世界的专家在罗马开会讨论幸福问题。英国人越来越焦虑,美国的历史学家写了本书,答案是没有找到幸福。一个国际组织对26个发达国家做调查,人感觉愉快的时间越来越短。总之以物质为本位、以GDP为目标、以消费为时尚的现代化,不是人类唯一的选择。我国必须走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现代化将具有世界意义。

深圳当排头兵是什么概念,不只是在中国当排头兵,要给世界当排头兵。我们要解决世界现代化没有解决的问题。好像我口气大了一点。其实,我们要走新路,是不得不走,我国人口多、资源少,这是唯一的选择。当年毛泽东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是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我将上述理念,又作了新的概括。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有三大思潮:第一是西方文明,第二是传统文明,第三回到改革开放前。这三种观点水火不容,互相对立。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推进改革?西方文明的核心是爱自己,自由、民主、人权的实质,就是允许爱自己,鼓励爱自己、保障爱自己。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爱他人,首先愛对自己有恩的人,爱父母、爱兄弟、爱朋友以至爱故乡、爱母校、爱祖国,再爱其他人。社会主义核心理念就是爱大家。马克思看到自由竞争的结果是两极分化,主张用看得见的手,来维护公共利益,建立理想社会,这就是爱大家。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这是从5000年的中华文明、500年的西方文明、200年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提炼出来的,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这三爱有什么意义呢?以三爱作为共识,就可以推进改革。爱自己,就是坚持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爱他人,就是孝敬父母、奉献他人;爱大家,就是维护公共利益、保障公平分配。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体现和落实。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就实现了平等、幸福、持续,也就实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可以成民众修身、齐家的理念,也可作为治党、治国的理念。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可以到联合国去讲,这三爱就可以叫响世界。马克思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一个前提就是马克思主义能为大家所接受,老百姓接受、年轻人接受、港澳台同胞接受。两岸统一的障碍首先就是理念问题,人家害怕你的理念。美国布什向全世界推广自由、人权,我们向全世界推广什么理念呢?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就可以向全世界推广。共产党是靠理念起家的,当年进步青年到延安去,就是为先进的理念所吸引。有人说,现在的大学生嘲笑马克思主义。我认为被嘲笑的马克思主义,一定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理论上争论不休,其实很简单,大家向往的就是社会主义。为什么人们愿意移民到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因为他们的公共福利好,这就是社会主义。过去,我们偷渡十分严重,就不是社会主义。现在偷逃的人少了,而且台湾、香港的居民回来了,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因素增加了。

我在北京举办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开了三次会。今天又在深圳开,这都是为了解放思想,创立新理念、树立新目标、实现新转折。解放思想要做什么?就是要制度创新,推进改革。

第一,要建立劳动产权制度。建立公有制是为了消灭剥削,但传统的公有制并没有消灭剥削。国有制是国家把剩余价值拿走了,实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以国家为名剥削员工。而国有资产流失,流到少数人口袋里,是少数人剥削了工人。按要素分配,土地是要素、资金是要素、人力也是要素,所以劳动也可以有产权。我们应该把国有企业资产的一部分,折为股份按工龄送给每一位员工。

张思平:我们搞的员工持股,是按工龄进行经济补偿,再支付股本金。

徐景安:第二,赋予工会谈判工资的权利。政府应根据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率提出增加工资的指导意见,由工会代表员工与资方进行协商。由于职工与农民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使得劳动在与资本、权力的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社会要实现利益均衡,必须由权力、资本、劳动三方博弈。党代表人民利益,是党对人民的承诺,不能替代制度安排。

张思平:在共产党领导下,协调各方面的利益。

徐景安:第三,建立公开、透明的财政分配制度。从1978年到2003年预算内全国财政支出总额增加22倍,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却增加88倍多。政府的开支太大了,重要原因是不透明,无人监督。土地收益,没有纳入预算,问题更严重。为什么老百姓对改革不满意、对政府不满意,就是这方面出现了大问题。

张思平:解决这个问题最主要的不是政府的透明度,而是人大的监督。

徐景安:不透明,人大就没有办法监督。行政开支涨了10%,就要解释为什么涨这么多,用到哪里去了。把这个公布于众,人大、老百姓就能监督了。没有魄力、没有气度,这项改革是很难的。第四、制订社会保障的远景规划。深圳应该在“民生净福利指标”基础上,制定社会保障的远景规划,将教育、医疗、卫生、社保、住房、环保等进一步具体化。只是规定教育支出增加,是不够的,可用于盖教育局大楼。要解决学生上学,尤其是农民工子弟上学。不能因为农民工没有户口,上学就要多交钱。深圳完全有条件做到这一点。

张思平:深圳市政府要破除地方狭隘主义观念。

徐景安: 第五、鼓励成立非政府组织。一个正义的社会,首先要做到各社会主体都有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这个社会就无正义可言。要鼓励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尤其以公益为目的的,要放开。这实际上是第三次分配,鼓励人们拿出钱来做公益事业。改革从经济领域进入社会领域。

第六、发动民众搞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从政策到体制、从经济到社会、从政府到民众、从观念到习惯的巨大系统工程,需要广泛发动群众、社会全面参与。只是投资、上项目,是实现不了循环经济的。第七、实现公共决策民主。人们总在议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合法性来自两个,一是竞选民主,由民众选举;二是协商民主,公共决策由民众参与。我国政治改革可以从协商民主起步,即通过建制化的方式和程序让公众参于公共决策。建议政府各部门设立网站,除发布政令外,应开辟专栏,吸收民意、接受投诉。党政负责人可在网上与民众讨论对话。政府可设立网络信息、网络动态、网络建议,收集、反映民意,使网络成为党和政府同民众沟通的平台和桥梁。所有政策、法规、条例、规定出台前都要征求民意,出台后允许批评。

第八、试行党内差额选举。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就是眼睛朝上、向上负责,一人独大、无人制约。可行的办法就是从党内民主起步。经过考核,提两个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讲,然后进行选举,选上的是书记,没选上的当纪委书记。纪委书记就负责监督书记。实行这项改革,并没有改变党管干部、组织考察的现行体制,但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候选人就必须一个眼睛朝上、一个眼睛朝下,既对上负责、又向下负责,并由纪委书记监督书记,就从制度上改变了一人独大、无人制约的状况。这项改革,深圳可从镇委书记的选举开始,然后到区委书记。中央认可后,可以推行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直至总书记。

第九,建立情感护理网络。在激烈竞争的当今社会,在工作、生活、学习、恋爱、婚姻中,人们会遇到矛盾、冲突、困难、挫折,自然会发生情感困惑、情绪波动、精神痛苦。这是最需要关心的时候,也是做人的思想工作的时候。汽车坏了要维修,人的精神、情感出了问题怎么维护?一是去精神病医院,二是找心理医生,三是情感困惑的排解。为此,我建议设立广泛的情感护理网络,当民众精神、情感发生困惑时,能及时得到倾诉、排解。根据我的建议,浙江省金华市、北京燕京华侨大学、深圳市农产品股份公司相继建立了情感交流中心,取得了初步成效。深圳完全有条件和能力做这件事。世界500强企业,其中80%的企业都开始关注员工的精神情感。所以企业文化不能只停留在唱歌、跳舞,而应该体现在对员工的精神情感的关怀上。

第十,推进文化改革。如今文化立省、文化强市,成了时髦口号。就捉摸什文化最赚钱,什么产业能增加GDP。在物本位的时代,文化也物化了。文化的核心是价值理念,我们要讨论的是树立什么理念,才能立、才能强?今天,要实行从物本位向人本位的新转折,深圳还要当排头兵,也是要靠理念。一是创新,二是人本,三是和谐,四是幸福。

第十一,推进教育改革。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和思维的能力,是教育的目的和功能。而我国现行教育怡怡不重视做人的教育,也不注重思维能力的培养。教给学生的是为应付考试、今后无用、必将遗忘的公式方程、解题技巧、标准答案、概念原理一类的死知识。虽然受到的批评越来越多,却在应试教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理由是高考指挥捧不改变,素质教育就无法推进。然而,深圳就涌现出了不少素质教育搞得好的学校。改革的办法是把素质教育搞得好的老师提拔当校长,把素质教育搞得好的校长提拔当教育局长。有教育改革理念的人,会千方百计摸索、推进改革,而没有教育改革理念的人,总在为不改革找理由。

第十二,指标体系的改革。以人本为价值理念,平等、幸福、持续为三大要求,经济殷实、物质低耗、环境清洁、社会和谐、精神愉悦为五大目标,制定新的指标体系。

思平副市长分管交通,春运很忙,感谢他来参加会,下面请他讲。

张思平:景安同志是深圳市老的体改委主任,也是我的前任,93年离开的。景安对国家的改革、深圳的改革都做过贡献,这是大家都公认的。特别值得尊重的是,景安同志退下来以后还仍然关注着改革、关注着深圳的前途、关注着深圳的命运,出了好多主意、写了好多文章。他的文章我基本上都看过,一直跟踪着他的思想。

刚才景安同志做了非常精彩的报告,是响应总书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解放思想的号召,按照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相信,会为我们深圳下一步的改革起到很好的作用。

新的省委书记、新的市委书记都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现在各个方面也都在进一步探讨解放思想。不过还停在第一阶段,停在表态,论证必要性、重要性,回忆我们过去的辉煌。真正要解放思想,就要研究措施、体制问题,需要政府工作、企业工作的同志解放思想,需要全市人民解放思想。景安发表精彩的演讲,组织各个方面的专家来讨论,我认为非常重要。我们会把大家的好思想、好建议用来推动改革。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思考,但由于各方面的限制,不是说每一项改革都能够推出去,要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还要有改革的策略、改革的步骤。景安同志的改革建议很好,先突破一点,逐渐推进。汪洋同志提出要当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景安同志说要当世界的排头兵。这是解放思想。希望你们的论坛提出好的思想、好的建议。但是我也真诚地希望,既要解放思想,也要实事求是,按照十七大报告的总原则,在汪洋书记、刘玉浦书记的号召下去做。谢谢大家。(掌声……)

徐景安:现在自由发言吧。

徐建:中国新文化论坛以“深圳如何再当排头兵?”为题发起讨论很有必要,难能可贵的是今天张思平副市长也能亲临会议听取各方意见。 深圳在前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中做了排头兵,在今后的三十年要保住排头兵的地位,就要在思想创新、政体改革上下功夫。

在思想改革方面,三十年的改革经历了“社与资”的争论。而今“公与私”的争论又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思想障碍,至今谈起私有制,私有财产保护还不那么理直气壮,而宪法也回避私有制,将我国所有制定为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在刑法上也给予不同保护,同样数额的贪污,侵害的是公有企业可处死刑,侵害的是非公有制企业最多判刑十五年。由于传统公有制中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的内涵已说不清楚,非公有制的外延就更说不清楚,造成执法的混乱。我认为,我国的所有制应表述为公有制和私有制,“一人为私,二人为公。” 即两人组成公司的按份共有是公有,二人组成家庭共同共有也是公有。除了个人所有即私有外,其它经济形式包括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股份企业都是公有,不过是大公小公而已。以此为基点,使全社会各种类型的企业得以同等法律保护。

在政体改革方面,深圳更应走在前头,深圳从七九年建市到九0年才设人大政协不是疏忽,这是当时的市委领导有意而为之。记得八六年初,我时任市司法局付局长,有次向梁湘书记汇报工作,他说道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圳可以搞经济特区,为什么不能搞政治特区。 我就不想让设人大政协,把深圳搞得和内地一样,你是搞法律的,应该在这方面想一想。” 这番话对我震动很大,我原以为特区的领导只在经济建设上有创新,没想到对政体改革也有独到的见解。 1988年9月,当时中央提出经改、政改同步进行。市委主要领导给我下达任务,“深圳政体改革要先走一步,给全国闯条路子,你们司法局和法制局各搞一套政改方案,可参照世界发达国家的政体形式,尽快搞好方案报市委。”

我接到任务后,就组织了十多位法律界人仕和律师,用了二个多月的时间,参照美国的三权分立、英国的上下议院、台湾的五权宪法、香港的行政主导,结合我国人代会体制,我亲自执笔,写了一个总督加立法会的政体改革方案,这一方案得到了市委主要领导的首肯,准备由市委研究后报中央。但没想到五天之后,香港明报以“深圳实行一国三制,不设人大”为题全文发表了这个方案。这使市领导很恼火,将我狠批一顿。下令追查泄密人,但无果而终。后来中央就要求深圳不要搞改革了,立刻成立人大政协筹备组。于九0年深圳成立了人大政协,完全形成了跟内地一样的政体架构。五年后,我才知道,是法制报的一位副总编(香港明报的地下记者)窃取了这份改革方案。这场政改虽然夭折,但反映了深圳市委两代领导在政体改革上的思考和诉求。

在深圳现状下,我认为可以做如下的政改尝试:一是党内选举制度改革。可试行在区委书记的选举中,上下结合推出两个候选人进行差额选举,当选的做书记,落选的当纪委书记,纪委书记不参加常委,直接对党员代表大会负责。以形成党内民主选举及对一把手的有效监督机制。二是立法机构的改革。可将市人大代表按地域组别分配,竞选产生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由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及一百多个行业工会按功能组别推荐委员。深圳市地方立法先由政协通过,再交由人大表决通过。为提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法律素质,建议给每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配备一位律师做法律顾问。

三是司法及反贪机构的改革。为创建和谐社会避免诉讼,节约司法资源,可在法院设立“调解中心”,动员社会工青妇、律师、公证等各种力量调解社会矛盾。对达成的调解协议,只要真实合法,就可到法院审查盖章确认,赋予其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

为提高司法及反贪部门的抗腐能力,应学习香港政府,不惜给廉署人员四倍于公务员的工资,及法官千万以上的退休金的作法,拿出更多的财政资源给纪检会、反贪局、法官以高工资、高福利、高退休待遇,使他们不会为二斗米折腰,激励他们高尚的社会责任感,只有他们不贪了,全社会才能不贪。

深圳市民来自全国各地,最具改革精神和民主政治诉求,深圳市五千律师民选、竞选会长,一万多字的章程已成为民主先行典范。在深圳律协能成功的事,在深圳也能取得成功。我相信在市委领导下,深圳的思想解放、政体改革会再次取得全国瞩目的成绩。

杨利川:我与景安兄在80年代的时候经常见面,二十多年后他仍保持高度的热情和责任感,值得钦佩。我想谈一下什么叫解放思想,当年解放思想是从冲破两个凡是开始的,现在解放思想是冲破理论禁区,自由地思想,充分地探索。解放思想的内容,可以概括为“捍卫市场经济、推进宪政民主”。

深圳的发展目标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全面地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将生态问题提到更高的高度。深圳发展的最大问题是生态的失衡、资源的短缺、环境的危机。要把生态指标作为其他一切指标的否决线。构建公民社会,从管制性社会向契约型社会转变。

第一建立移民制度,深圳是个移民城市,对于劳务工问题、户籍问题、教育问题、卫生问题、社保问题都涉及到市民的管理问题。移民制度在国外有很多的经验,作为深圳特区来讲,应建立一套完善的移民制度,比如说居住年限,投资纳税,专业技能,还有福利、人道方面的考虑,使深圳的市民阶层、群体能够形成稳定的有责任的群体。

第二提升人民代表从政论策的能力。我们开人民代表大会,60%以上都是党政机关干部,这没有代表性。其次代表的名额应该更多的从地区的人口中产生,而不应该强调界别、党派。在法律上应该做出明确的规定,包括代表在深圳的居住年限,这涉及到对深圳的责任问题。应该鼓励代表公开竞选,代表应该逐渐的职业化、经常化,要有自己的办公室、有自己的秘书、代表要有日常工作。我找不到人民代表,我想当也没有竞选制度。公开独立的民主选举是不是从某些职位入手,比如从法院院长、检察院院长入手,在某一些职位上先放开。 第三我认为深圳应该率先完善村民组织法,这是在十几年前就推出的政治改革举措,但很多细节没有具体规定,比如贿选、帮派、上级操控怎么处理,选举中出现问题应该向哪里投诉。现在这样只能给民主抹黑。

第四有步骤、有层次的加大地区自治,自治应该是从基层开始自下而上,比如从社区、街道,再到市。第五鼓励民间组织发展,尤其是公益组织,如环保、扶贫,还有包括我们这样文化、学术、思想、论坛的组织。

徐景安:吴海宁是社会活动家,曾经参加过竞选。

吴海宁:我是深圳双海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南山区民营企业家商会的副会长,南山狮子会创会会长。我在2003年参加了深圳市人大代表的选举,我是贴海报竞选人大代表的,当时媒体报道非常多。我看了最近见诸报端的许多关于思想解放的社论,号召大学习、大讨论,我没有经历过1957年,我们这次思想解放有没有底线? 我想思想解放的前提就是新闻自由,如果新闻舆论不能自由,思想解放从何而谈?

我想讲一下党派合作问题,我是民主党派的成员,民主党派和中共的关系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可我觉得民主党派在中国的地位挺尴尬。中共能不能解除对民主党派发展的限制?我们每年发展不能超过3%或5%,在深圳十年时间也就发展了几百名党员,有很多人想要参加民主党派,但是要共产党批准。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他八个民主党派的监督非常有限,共产党向民主党派只是通报,没有完整的制度让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政策提前进行有效的监督。现有的政治制度完全可以用民主党派进行有效的监督,比如说共产党的书记是一个地区的一把手,可不可以民主党派的一把手对共产党的一把手进行监督? 

我还想提三个微观的问题。深圳能否实现人大代表真正的普选,我亲身参加了2003年的人大代表的选举,当时我是作为我们社区推荐正式的候选人,后来我知道还有一个内定的候选人,我是被绑的对象,我感觉如果不做任何工作的话,很可能输得很惨。我不甘心组织安排,在小区内自费制作并张贴了几十张海报,也没有很过份的东西。事实证明我当时的理念是具有创新意义的。我说如果当选人大代表的话,我会建立吴海宁人民代表办公室,我会为社区服务,我会接受大家监督。我的海报贴出去半年,组织、党派出面让我把它取掉,我坚决不干。内地有一个副市长对我说,你要是在我那个地方早把你抓起来了,很庆幸我在深圳。这场竞选风云影响很大。后来全国人大对“选举法”进行了修改,吸纳了深圳的实践。以前人大代表候选人是党委有关部门协商出来的,选举法修改后,就有了初选。我们不能靠等,要靠我们的努力去突破。如果这个不敢碰、那个也不敢碰,思想解放有什么意义?比如南山区,可以放几个居委会、选区出来,让选民去竞选,出不了乱子,影响不了大局。深圳的多党合作也完全可以走一条新路。深圳是经济特区,完全可以变成政治特区。去年人大议案60%都没有实行,如果有党派监督的话,那就会好得多。

应放开对民间组织和民间慈善组织的限制。有很多年没有放开注册校友会了,现在没有什么标准,就是不批。民间组织不应该限制,民间组织对政府是帮助政府做事情,我们狮子会做了大量慈善的工作,比如说民工滞留,昨天我们狮子会的成员就在那里做义工。我老家是福田龙岩的,想成立龙岩商会就不批,到省里面也不批,整个福建省在广东只能设一个商会。前两天我参加狮子会的活动,民间管理局的负责人看到我的名片就说,你上面有几个都是违规的,一个异地组织在深圳设立商会是违法的;你南山狮子会,称分会也是不合法的,连分会都不能叫。之前叫南山服务队,前一段时间把我们降格了,叫做南山服务组,叫做0012组、0013组。很多企业家想做事不给你平台,建分会不给你组织。 山西省太原市有民间组织1500家,深圳只有500家,我们连太原都不如。政府有事就找我们商会,我们搞了一次大型的拍卖会,当场筹款73万,全部给了南山慈善会。我们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总商会、统战部我们都支持、拥护,怎么就不行呢?我想深圳在将来、在中国的地位一定是靠改革创新,当时蛇口杀出一条血路来,深圳能否再杀出一条血路来?

徐景安:我回答一下解放思想的底线问题,官方是不会回答的。解放思想不应该有底线,有底线就不是解放思想。但实际上有没有底线呢?解放思想是干什么?是搞改革,不是干革命。改革就是改良,就是要说服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搞改革,这就有底线,怎么可能没有底线呢?你是企业家,发动员工解放思想,员工说把你的钱都给我们算了,这行吗?我们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改革,这就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动改革,一步一步的前进。我们讲话就要考虑党的接受能力。

我写了如何解放思想的文章,有人发贴子给我,说我讲的都是废话,解放思想就是开放党禁、开放报禁。他说得很简单,也很过瘾,也很彻底,也很深刻,但能做到吗?解放思想不是为了过口瘾,而是要实地做。这就不那么简单,前提就是党也能接受。改革符合党的长远利益,党能够很好地领导下去,这对党有好处,对人民也有好处。发生大动荡,出现大混战,对党不利,百姓更受苦。假设今天我们有人讲话非常放肆、非常出格,一报道出去,解放思想就马上停止。这好吗?我们讲话怎么能没有底线呢?“六四”是怎么发生的?有人要打倒邓小平,尽管这是极个别人的行为,但性质就不同了。当时的中国,你打倒谁都可以,就是不能打倒邓小平!可是,有的人总是走极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改革既要有勇气、胆略,还得讲艺术、策略。不能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只要是一个聪明人、理性人,都应该明白解放思想是有底线的。

袁中印:本人的名字因为是在印度尼西亚出生,所以父亲给起了这个名字。景安同志讲了很多,他的文章我都很认真地拜读过,从很多理念上我是和他完全一致,其实他是比较智慧、比较聪明地加以包装,讲出了我想说的话。

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由此兴起了共产主义运动。这个理论最基础的道理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每 一家一户都是小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社会化生产必须大规模才有效益。100多年前已经开始发行股票,原来意义的症结已经被股份化解决了。就像我们射击,子弹出口的时候偏出一毫米,射出去之后就偏差很多。

刚才景安同志讲了,30年来的改革主要解决物质问题,现在要解决一下精神问题,关心人的精神。宪法规定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应该允许宗教关心人的精神,西方社会就是这样。

徐景安:现在不是允许不允许,实际上基督教在中国大量传播。

袁中印:我和很多信教的朋友交流过,教友对我讲上帝怎么造人,我静静地听他们讲。后来我就问他们,你知道谁造的上帝吗?我说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是人造的上帝,用来关心人的灵魂、关心人的情感。现在都市人竞争这么激烈、生活这么紧张,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员工,都需要精神安抚。党以前很会做思想工作,很会做群众工作,到家家户户去做,到炕头上动员人家当兵,这是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现在不一样了,党不会做思想工作了,也没有人做了,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就这么说,这是为什么,因为现在党有权了。

徐景安:现在共产党做思想工作找不到对象,开会发文件,就没有下文了,而老百姓有困惑却找不到渠道。我发明了一个概念叫情感护理,有精神病到精神病医院,心理有病看心理医生,13亿人情感困惑找谁呢?这就需要情感护理。当一个人有困惑的时候,也就是情感护理的时候,也是做思想工作的时候。比如我找不到工作,或者和老婆吵架,我很痛苦,就需要找地方倾诉、排解。我在浙江省金华市设立了情感护理中心,有一个人要杀人、要报复,打了一个电话,经过劝说,杀人的动机消除了。这样避免了两起恶性事件。我把这个概念又推广到企业,作为企业文化推广。我现在是深圳农产品公司情感互动中心顾问,我先培训情感护理志愿者,让员工和员工之间互动。情感护理,也可换一概念就是做思想工作。现在不兴这个词了,谁做谁的思想工作啊?那就情感互动,有什么想法,互动一下,倾诉一下。

魏达志:我想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的大发展就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问题。通过思想大解放,达到大发展的目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概括一下,可以用三个字,就是“市场化”。如果说“市场化”是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魂、纲、核心内容,那么未来30年要以什么为纲、为魂、为核心内容呢?那就是“国际化”。现在我们可以用国际化的眼光、国际化的视野,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平衡进行衡量、观察、推进。

从2006年的12月11日开始,中国加入WTO五年的过渡期结束,中国的国门已经洞开。是主观愿望也好、客观被迫也好,都必须按照国际规则来运作,而且必须积极地运用你的权利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这样,我们就应该用国际化的眼光来剖析方方面面的问题。今天我就剖析一下有关城市定位的问题。
深圳作为国家创新型城市,把这么大的帽子盖在头上,就不是要你和国内的城市叫板,而是要参与世界的竞争。

什么是创新城市?我们可以通过纵向的历史眼光、历史维度来寻找城市创新的主体,我们再通过横向的国际化视野来探讨用什么样的方法创新。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人类经历过四次革命,或者是四次文明的推进,第一次是工具革命,当人类和动物发生冲突的时候,可能会用石头攻击,这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到了农业革命时代,人类的衣、食、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阶段,包括四大发明在内是在作坊里完成的,农业革命的创新行为是作坊行为。工业革命创造了内燃机、蒸汽机,最大的特点是把人类的体能放大,跑得更快、拉得更多,工业革命是个人行为和组织行为相结合的行为。科技革命来临之后,人类智能放大,比如说卫星、互联网,把人类变成了千里眼、顺风耳。科技文明的创新方式是什么呢?不是个人的行为、作坊的行为,也不某个组织的行为,而是全社会共同的行为。深圳作为国家创新城市,它的创新主体是社会。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有一个理论非常流行,就是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到90年代中期,就变成区域创新体系、城市创新体系、产业创新体系。既然是创新体系,就有母体系和子体系。比如以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叫做知识创新体系,以企业为主体的叫做技术创新体系,以中介技术机构为主体的叫做技术扩散体系,从事技术贸易的叫做综合服务体系,政府的创新政策叫做政策导向体系,把风险投资、创业投资、金融保障它叫做金融保障体系,所有的子体系构成了创新的总体系,这个体系才是当今世界在科技文明时代城市或者地区应该有的全社会、全方位、体系性、组织性、有制度化的创新行为和创新主体。

认识到这个创新主体之后,我们就可以拿这个理论去衡量、去评价,看出有很多薄弱环节,比如以高等院校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体系就非常薄弱,深圳没有象样的高校群,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我们这个城市就非常强。对照一下香港,香港有八所是政府投资的大学,香港的大学教授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工资,而香港却没有好的产业创新体系,这恰恰是两个城市在创新体系上可以互补的,“深港创新圈”双方一拍即合。

我们怎么去创新,看看世界上的大国是用什么样的制度、方法与规则的:比如说美国,美国创新体系非常完备,美国人不在乎炸掉两栋大楼,美国的高校院所源源不断地给予企业技术支持,美国的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知识扩散这一套体系非常完备,这是支撑美国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日本过去叫做“模仿创新”,把全世界的汽车拿过来一拆,找到最好的地方再把它制造出来就是日本的东西。模仿创新是属于工业文明范畴的东西,90年代初,日本的制造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东京的地价和美国一样,但工业文明的泡沫很快就破灭了,科技文明的曙光来临。日本以工业文明对抗科技文明失败很惨,但是日本人的综合国力、日本人的综合素质使他们很快明白这种创新方式不行,所以日本人在21世纪提出要“科技立国”,想在若干个领域站到世界的前沿,比如材料科学、生物科学、生命科学等等。俄罗斯是一个科技大国,俄罗斯的市场机制不如中国好。俄罗斯的推进方式是一种非市场性的国家行为,是用政策推进的。

德国企业不但做技术研究,而且做基础研究。芬兰非常注重科技教育。印度非常重视知识产权的对内保护和对外保护。韩国非常注重风险投资。新加坡非常注重教育、科技和企业相结合。深圳要建立国家创新型城市,就要把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经验拿过来为我所用,形成自己的实力和特色,这样我们才有资格和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较劲,否则你凭什么叫板?

深圳冠以国际化的名字,其实并没有国际化的眼光,别看那么多的官员、企业家到国外去,带过来的大多是感性的东西,是没有经过认真研究、科学分析、判断剖析的东西。深圳有多少学者能够拿出对北美、南美、欧洲、世界各个方面有份量的学术论著,有多少人能够在像样的国际会议上和人家对话,没有,我们相差太远。平时不注重培育城市的研究机构、研究人才,接到人家的邀请函你都去不了。人家出机票请你去谈欧美的问题、欧盟的问题,你懂吗?

你要叫板别人,一是要解放思想,再就是要有一个符合解放思想的战略部署,然后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把步子走好、走扎实。

徐景安:达志说到了创新,胡锦涛同志也号召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可我们国家最缺乏创新的制度、创新的思维、创新的能力,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创新这个问题就可以专门开一个研讨会。

倪振良:徐景安会长组织这次“深圳如何继续当好派头兵”的讨论,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具有深远意义。在座的都是深圳以至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有识有为的专家、学者、成功人士。此时此地,不由使我联想到30年前,在南京进行的一次“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研讨会,《光明日报》理论部负责人王强华参加了会议,并约请到会的胡福明写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稿,几经报社及相关方面修改,于五月下旬在《光明日报》上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后,全国各报纷纷转载,很快引发了“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小平与耀邦等领导的支持、组织下,推倒了“两个凡是”,带来了建国后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将全党全国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正是在这样的伟大转折时期,深圳经济特区破土而出,成了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与试验场。又是在深圳特区建设的关键时期,徐景安同志从国家体改委调到深圳,担任了深圳体改办主任,组织了一系列开拓性的体改工作,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真知灼见。因之,由徐景安会长担任这次论坛的主席,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深刻的现实背景。

改革开放后连续二十多年来,中国的GDP以两位数增长,开创了五百年来世界诸大国崛起的奇迹;如今,广东经济发展总量已超过了台湾,而深圳又独领风骚。然而,在发展途中又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徐会长敏锐地列举了出来,又组织了这样的论坛,提出“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理念,旨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其意义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均不可估量。

改革开放的试验场深圳曾为全国创造了两百多项全国之最,现在我们在深圳举办第二次解放思想的论坛,正在向全国辐射,已在北京、武汉等地举办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意识形态领域改革的又一创举,是利国利民、益人心智的创举。

我们的论题,当然要付之实践,首先要与当地的中心工作相结合。这次我从北京飞抵鹏城,主持了一个落实深圳市政府2008年1号文件精神的《总部经济战略大讲堂》,总部经济说的是“人文经济政治活动中高智能大规模集化聚合”,我们这样的理论沙龙论坛,正是高智能人才的集化聚合,引发头脑风暴,产生智灵的奇葩,照亮人生与社会,祝这样的论坛越办越好!

徐景安:大家都期待着第二轮的改革,问题是怎么启动?人们认识不同,各有各的说法,大多数对现状不满。从网上可以看到大量是批判的、不满的、发泄的、骂人的,反映了对改革期待的焦虑和对改革预期的丧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建立共识来启动改革。我做个比喻,假如你是胡锦涛,你想改革怎么办?有人说西方文明好,西方文明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但西方文明能作为改革的理论旗帜吗?有人说传统文化好,传统文化确有宝贵的东西,但传统文化能成为党的理论旗帜吗?有人说还是传统社会主义好,我们还能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作为我们的理论依据吗?有人写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又置中国共产党何地、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地?思想界思潮多是好事,但应该说也比较混乱。我原来是研究改革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闯入了思想界、文化界。我把500年的西方文明概括为爱自己,5000年的中华文明概括为爱他人,200年的社会主义运动概括为爱大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个人、家庭、单位做到一定幸福,国家做到一定和谐。所以我希望把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这个理念鼓吹出去,以启动新一轮的改革。

徐健:50年代有一个口号叫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徐景安:这个口号不完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还是不承认、不允许爱自己。希望我们这个讨论会能够成为第二轮改革的动员令、第二轮改革的冲锋号、第二轮改革的启蒙课。我想把讨论会持续地开下去,大家有好的发言报给我,再围绕你的发言来讨论。我想以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为题进行讨论,形成新的解放浪潮。我觉得这个理念可以为党所接受、为民众所接受。

徐景安:不少人提出要搞宪政,不允许任何党派超越法律,用意很好、方向也对。前提是要制订一部至高无上的宪法。然而,我们把传统社会主义、斯大林模式写入了宪法,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的违宪、护宪、修宪,怎么搞宪政呢?说来说去,我们现在没有共识,制定宪法的理念前提没有。西方的宪政是建立在人文主义基础上的。我们要制定社会主义宪法,社会主义还在探索中、改革中。宪政是个好东西,说说可以,现在无从下手。

宪法规定,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即全民所有、集体所有。我们把它改掉了。宪法还规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公有制为主体,现在民营、外资已经超过了50%,又是违宪。所以,左派以宪法为依据,说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

杨利川:我们的宪法,很多是意识形态的概念,而不是真正的法律术语,所以往往解释不清楚。

徐健:法律永远是滞后的。世界上有两个法系,一个是判例法、一个是成文法。中国、日本、法国是成文法,英国是判例法。判例法非常灵活,法官根据社会正义,判出一个案例就是一个立法。香港现在判大陆女人到香港生孩子就是香港公民,本来基本法没有这一条。我国是成文法,没有法律规定,即使犯了罪也都不能判。现在实际上已经冲破了,搞得大陆法系不像大陆法系。

徐景安:中国想改革的人很多,出主意的人也不少,但是怎么从现实的情况出发步步推进,确实既需胆量,也需艺术。当年小平同志就是有胆识,他敢说经济为中心,难道他不要政治吗?他说要先富起来,三个有利于,不要争论,干了再说,这都是伟人的气魄。但是他很艺术。举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面旗,就是艺术。如果当时不提四项基本原则,对文化大革命反思,对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全盘否定,政局就稳不住,这怎么进行改革?要理解小平同志为什么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搞改革开放,也是为了堵住反对改革开放人的嘴。这个双轨运行到今天,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我们要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怎么解释四项基本原则呢?还要不要坚持呢?我认为只有一条不能坚持,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说,专政是不受法律制约的暴力行动,这与法治是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可以中国化,社会主义可以创新,共产党领导可以改善。所以我拥护马克思主义、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领导。我说的马克思主义比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强,我说的社会主义比传统社会主义美,我说的党的领导比过去的党的领导好。

呙中校:徐老师谈到思想解放的底线问题,首先要解放自己,南方都市报前两天写社论,说不要自己审查自己。汪洋书记到刘玉浦书记都提到思想解放,广东、深圳怎么做排头兵的问题,为全国探路。下一步会在全国定一个大致的范围、目标,来一个全国性的大讨论,这是我的一些浅见。

徐景安:市场化、民主化是什么意思?就是承认西方文明的爱自己,改革开放承认经济领域爱自己,可以追求个人的利益,可以发财致富,还受到了鼓励。民主化是什么意思呢?民主化就是在制度上保障每个人爱自己的权利。

每个人都是爱自己的,这是一个事实,问题是我们承认不承认爱自己,允不允许爱自己,保障不保障爱自己?你要生存,你要工作,你打算出国留学,还是到哪个单位工作,这都是自己的需要。我很爱自己,我希望我的研究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家,我的余生就很有意义,自己就心情愉悦、快乐、高兴,这也是爱自己。但是长期以来社会主义是不允许爱自己的,爱自己就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温床,要斗私批修,还要灵魂深处闹革命。可是再怎么斗、怎么批,农民自留地的产量还是比集体大田的产量高。可以说过去社会主义的失败,就是不允许爱自己。现在人们的积极性多高啊,粮食问题很快解决了。什么原因呢?你可以爱自己了。在物质领域、经济领域允许你爱自己了,但是意识形态领域还是不允许,我们只能说为人民服务,而不能说为人民币服务,事实上都是在为人民币服务。干一套,说一套就是了。由于意识形态领域不允许爱自己,社会政治领域就缺失保障爱自己的制度安排。爱自己是现代文明的基石,也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不承认爱自己是一个人的权利,就必然发生异化,侵犯、损害民众的利益。可以按革命的名义、人民的名义随便抓你,剥夺你的自由、你的生命,这是一再发生的惨痛教训。所以,西方文明爱自己的理念、保障人权的理念是必须接受的,否则就融入不了现代文明,更不够格搞社会主义。
但爱自己是不够的,还必须愛他人。现代文明的爱自己演变成了利己主义横行,物质主义泛滥。在我国表现的更为突出、严重,西方有宗教,每个星期做礼拜,向上帝忏悔。我国没有宗教传统,缺乏对利己主义、物质主义的精神制约。在我国一方面个人主义、人文主义没有得到传播和启蒙,人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但另一面利己主义却大肆泛滥,变得无法无天。这是我国面临的矛盾与困惑。怎么办呢?我认为首先要承认人的利己动机,承认人要爱自己,不能因为要克服利己主义,再回到旧的意识形态。其次,人也要爱他人,你不爱父母、兄弟、姐妹、老婆、朋友,人家会爱你吗?你能快乐吗?你能幸福吗?所以爱自己必须爱他人,人需要亲情、爱情、友情,要孝敬父母,诚信朋友。

人还要爱大家,爱集体、爱母校、爱故乡、爱祖国、爱自然。在承认人权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和集体才是有生命力的,不能以集体至上的名义剥夺个人的权利。人的道德是一步步提升的。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值得提倡,但不要否认人首先是爱自己,是爱自己基础上的自愿提升、自愿升华。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是会爱集体、爱人民的。这当然需要引导、教育、鼓励。这样一个顺序符合人性,是不能颠倒的,可以为现在的年轻人所接受。

杨利川:任何地方都有公共权利,我们以前以抽象的集体、抽象的国家来否定个人,而个人和个人之间又没有形成公共的契约,也缺乏自治的能力来管理我们的公共事务。

徐景安:有人问我这三条之间有矛盾怎么处理?它们内在的逻辑是什么?凭什么非要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这统一于人性追求,人要追求幸福。人与动物的共同点都是要生存,不同点在于动物吃饱了,就没有其他的要求,而人要追求幸福,这是人的本性。幸福有三个来源:第一来自物质层面的重大需求的满足,比如说我买了套别墅,能看到大海,就有幸福感。财富带来幸福是肯定的,要不,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追求财富呢?第二来自情感层面的重大需求的满足,友谊、爱情、尊重、信任等等都会带来幸福感。王蒙写文章说,当了部长之后说的话有人听,要求的事有人办,幸福感油然而生。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追求权力。然而,这种幸福感有表面与真实、短暂与持久之分。贪官、昏官,也会前呼后拥,但背后遭人唾骂;好官、清官,造福人民,才真正受人爱戴。第三来自精神层面的重大需求的满足。这就是实现永恒。人都是要死的,人怎么才能永恒呢?我做好事,将来上天国,这就是宗教精神。把孩子拉扯大,我的生命在孩子身上得到延续,这就是母爱精神。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这就是雷锋倡导的奉献精神。有人跳河,我把你救上来了,虽然我死了,但我的生命在你身上得到延续,这是牺牲精神。一个人实现了永恒,就是最有意义的,也是最幸福的。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实现了永恒,马克思、孔子的思想现在还在传播,爱迪生发明了电灯永远让人记得,是不是永恒啊?对于凡人来说,一个生命的存在能给他人带来幸福、快乐、愉悦,这个人就实现了永恒,就是最幸福的。每个人都可以追求永恒,一个工人可以永恒,一个农民可以永恒,一个售货员也可以永恒,王府井百货大楼前张秉贵的雕像就树在那里。我为什么这么热情地推广我的理念,我也是为了永恒。我的理念推广出去,对社会有益、对国家有益,这是多么伟大的事业、多么愉快的事情。财富的幸福是暂时的,钱不能带到棺材里去。权力的幸福也是暂时的,不当官就不幸福了。今天能推动我国的第二轮改革,就是伟大的,就是实现永恒。反过来,当了一个官,明明可以利用权力来推进改革,却出于种种理由阻挠改革,不想改革,也许保官了、升官了,这个官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天底下,永恒的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我讲的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道理,可以给每个工人谈、农民谈、企业家谈,也可以给总书记谈、市委书记谈。

这就连想到第二轮改革的动力问题。第一轮改革来自利益的追求。国家经济崩溃,老百姓想要富起来,中央一号召就风起云涌。改革开放,对百姓有利,对当官的更有利。运行至今,出现了利益分配不均。民众有调整利益的要求,呼唤第二轮改革。但上面缺乏改革的动力,调整利益就会损害既得利益,这个矛盾怎么解开呢?我的看法是,一定要启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党的长远利益和民众利益的一致性,不去解决这个矛盾,总有一天会爆发,对民众不利、对国家不利、对共产党也不利。我希望党的领导人能意识到,启动第二轮改革,真正有利于长治久安,也就是为了长远利益,放弃眼前利益。这种动力来自于共产党内的健康力量、民主力量、理智力量,然后上下结合来推动改革。要求中央马上解放思想、启动改革是不可能的,我们深圳可以先搞起来,然后推动社会,指导全国。改革要有下面的动力,一定要有上面的动力。这就要启发那些不满足于当官,而追求永恒的人来推进改革。五年找不到,找十年,十年找不到,找二十年。第二轮改革的动力不仅仅来自利益,更来自永恒。难,就难在这里。

萧今:首先谢谢徐景安先生的邀请,我介绍一下自己:我最早到深圳是80年夏天,从火车站坐汽车到蛇口的路非常差,到处都是仙人掌、蜗牛。我正式调到蛇口工业区是84年初,之后我一直在蛇口工业区培训中心做管理培训。蛇口经常组织这样的研讨会。蛇口工业区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在袁庚先生的领导下闯出了一条路。86年秋我就出国了。

当时已经听到国外经济的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听到国外有政治选举,在蛇口工业区就搞选举。现在看当时学这些措施是一知半解,确实是摸着石头过河。后来我到美国,美国的选举是纳税人把税交给国家,他们有权利选举自己的议员,议员和政府一起来管理国家。蛇口是在企业里面搞选举。国外的企业是公司董事会下的经理任命制。87年我在美国写了一篇文章,登到蛇口通讯报上,说明社会治理和企业管理的不同。当时蛇口在改革和学习的过程中有一些经验,比如职工被外资企业解雇后,蛇口工业区建立了劳动市场,培训中心开办对职工的各种培训,便于他们跳槽和选择新的工作。

到了西方之后,理解西方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有很明确的概念,教育和学术是在宗教和政府分立的中间地带,政府不干预、宗教也不干预,能够完全自由地思考和培养学生。9.11之后,美国的很多学校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早上起来要唱歌:"UndertheGod..."大意是我们在神的指引下,要把手搭在胸前。有一个非基督教的家长说,我不是基督教的,就告诉法院去了,最后告赢了。学校不可以要求全体孩子做某一个宗教主导的仪式。即使是教会的学校也不能在课堂上宣讲教会的教义。美国一直是在政府和宗教分开的中间地带去搞学术。

美国有一个政治学家叫苏珊写了一本书《二十世纪中国激进主义与教育改革》,2007年又有一本书 《把民主留在自己的港口:香港和中国政治改革的挑战》。第一本书的概要是,中国改革首先从教育开始,制度上废除科举(1905-1907)。中国被西方打得头破血流,马上学习洋务,学君主立宪制,从强兵富国开始,实行科技救国、教育救国、抗日救国、保家卫国一直到现在的科技兴国。从清朝、民国到现在,一直是为国家利益。中国人被洋人打得失去面子,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要挽回面子。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来没有解剖自己的体。这个体我想借鉴香港科技大学的博士生、云南大学的马健雄教授的话,他在云南拉祜族做了十年的调查,他用拉祜族的语言说:你们汉人的社会上有天子、下有官吏,最后才是老百姓,中国社会是上下立体的。当我们借鉴西方东西的时候,中国体内的价值就接受不了,马上又"到东方去!",找出中华文化里的价值来巩固我们的体。一旦国内发生危机,我们又向西方借鉴,买洋枪洋炮。文化大革命政治极端化后,发现社会主义经济不如资本主义,又摆到另一个极端。中国现代化就这样摆来摆去,出现了价值观的冲突,使我们从来没有得到一个平衡。我们从来没有认真认识西方科学民主后面的体是什么,与中国要结合的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反思考虑的。

我们所有的课本,包括大学的课本里面,一直强调强兵富国和科教兴国,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在哪里?自爱、自尊、自立在哪里?家庭的位置在哪里?集体的位置在哪里?我们教育体系,如果画一张图,老师站在前面,所有的位置都是面对老师,整整齐齐地坐着,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面对老师,老师代表国家。听完16年的课之后,思想就有了一个标准。但我观察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采用比较开放的教育方式。小学教室里面就是一张张小桌子,三五个学生围在一起,一组一组的,面对面讨论,形成了小集体。他们交流的模式是互相之间的,不是一对一的,不是所有学生面对权威的教师,而是每个人都要聆听另外同学的讲话。到了中学的时候位置可以换来换去,老师讲课可以在课堂中间走来走去。到了大学的时候,特别是研究生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的圆桌会议,每个人有十几分钟的讨论。从小十几年、二十几年养成了互相尊重、互相聆听,用不同的信息资源来做判断,独立思考。

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的学校里,老师要求小学生一天看三本书,20个小孩就是60本书了,一个小孩一年就是五、六百本书,这种书是不规定的,有科技方面的、传记方面的,小孩的思维和读书的资源是不受限制的,从小一直到了大学,图书馆是他们知识的来源。他们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慢慢就养成了独立思考和创造性。

前不久中国有一个诗人,谈到国内的作者也好、学者也好、作家也好,出版社会删掉内容。你往上报的话,就会限定题目。为了书的出版,作者、学者就要考虑用词,做自我审查。每个中国人通过这样几十年的教育到现在,心里面已经发展到自我恐惧、自我审查、自我压抑。如果我们要改革,就要考虑从一个性格的养成开始,从日常的生活开始,学会尊重、聆听和接受家人、朋友、社区的居民。

西方的企业发展有职工的参与,包括像日本的质量圈等。随着媒体的扩大和网络的利用,是否我们的讨论能够让不同的群体参与。我们现在的许多重大事情的讨论,弱势相关群体是缺位的,要让他们逐渐的参与进来。我对企业作过调查,深圳有70多个企业,上海有60多个,重庆50多个企业,还有中国6个大省的12个县,调查了3万多个职工,发现中国企业管理的大部分仍然是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我建议,大家在自己的组织里、企业里采用参与式管理,这在西方已相当成熟。在亲人中、朋友中、学者聚会中,应该鼓励聆听和参与。中国企业家的阿拉善项目,就从基层开始,由村民参与讨论,从草原撤出来之后如何发展生产,自立等于参与。香港曙光球队NGO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树立自尊、自立,自己谋生。

我在美国最大的感受是很多讨论会有女性在的时候,或者有其他不同国家来的人群时,他们都会问你,小姐这个问题你们中国是什么样的,你能不能介绍一下。第三世界的学生都有机会向美国学者介绍情况。但是回到中国这个社会里,仍然是男性的霸权话语。现在国外的历史和社会学界都在反思,整个历史、整个政策、大部分的故事、大部分的著作都是男性写的。女性进入这个社会,要学会和男性对话的话语,包括语气、用词,如果不能被男性接受就会被排斥。西方有很多大公司、公共机构有40%的女性进入管理和决策层面。但开会到最重要的时候就会停止,大家都到洗手间去,大部分的男性在洗手间里就把投票意向定好了。那篇评论说决策是在洗手间里面决定的。妇女是弱势群体,工人农民也是弱势群体。他们在社会重大场合是缺位的。应该把尊重各个社会群体、把民主作为我们日常生活、工作的方式,学会去理解和聆听,尊重每一个人的感觉、每个人的意见。

关于公共政策、公共利益的建议,可以向香港学习一下。我在香港已经定居15年了,我搞人力资源这一块,香港的公共财政投入到教育里面约是22%以上,对公共社会最大的一笔投资就是教育。教育让人一生受益。而我们国家的财政支出中科教文卫一共才8%。公共财政要向公共事业、公共福利倾斜。 我研究了深圳的企业,为什么深圳早期发展比较快?我做过调查,90年代企业对职工的投资很大,职工自己的投资也很多。企业平均对60%以上的职工提供了至少一次以上的培训,深圳的职工平均将15%左右的收入用于自己的培训,至少有31%的职工自己付费在外面接受培训。将来深圳再往前走,特别需要重视对职工的投资,特别是流动人口的教育培训。我对深圳企业的研究还发现,管理阶层、专业阶层、文秘阶层,他们再培训的次数一次又一次的增多,而下面的劳工受教育的机会很少,几乎没有。企业的老板应重视基层员工的培训,政府应给企业适当的免税和补贴。我和深圳市教育研究所的所长讨论过,她说深圳财政教育经费2006年只占财政支出11%,2003年占GDP2.25%,与全国差不多,不受重视。

徐景安:讲起我国教育制度的问题,我觉得非常的悲哀和愤怒,也非常的无奈。对于我国教育制度的批评越来越多,而我国教育制度在应试道路上越走越远,没有任何回头的迹象。当年拨乱反正,经济领域走向改革开放,而教育领域就是恢复教育、恢复高考。文化大革命毁灭了教育、毁灭了高考,教育领域就把恢复、回归、倒退作为全部。30年来经济领域往前走,教育领域则向后退,整个走了个岔道。

教育的目的有两条:第一最起码的做人道理;第二思维的基本能力和方法。现在的教育不教做人的道理,不重视德育。当年我们上山下乡,什么活都干过。现在的学生受什么教育呢?我看过大学教育的教科书。第一章要树立革命报负、远大理想,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我想请问写书的这个人,你有革命报负吗?你有远大理想吗?今天共产党员中又有几个拥有远大理想、革命报负呢?学生需要的是基本的道德教育、品格教育,道德教育政治化的问题没有解决。

第二也不重视思维能力和方法的培养。我们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考试把大部分的学生打下去,把少部分的学生选上来,内容越来越多,题目越来越难,学生就是背公式、练考题,全是一辈子无用的知识。中国最没有人权的是小学生,天不亮就起床,天黑才回家,没有了儿童的天真和快乐。我的外娚在澳大利亚读小学,书包里背着糖果、水果,高高兴兴地去上学了,然后五六个小学生在一起讲故事,学会了倾听、表达、交流。有一个朋友的学生告诉我,他在美国读高中,老师要他们花一个月的时间做抛石车,然后进行比赛,动手能力、创造能力、想像能力都培养出来了。而我们则花五分钟的时间教一下抛物线的原理,然后熟记硬背就是了。

把亿万学生、家长、老师搞得心绞力粹,抛弃了德育、智育、体育,付出了如此巨大代价把少数人送上了大学,结果怎么样呢?60%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200万人失业。原因是结构不合理,要的没有,不要的太多。更在于综合素质差,既不懂做人的道理,又缺乏做事的技能,小事做不好,大事不会做。中国大学生不是多余了,主要是教育制度不合理。有60%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教育部早就应该破产了,但破产不了,是官办的。可这么多年教育就改不了,说是高考指挥棒不变,就不能改。请问中国哪年哪月人人都能上北大、清华,到那时再搞教育改革,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很多人说,中国最公平的只剩下高考了。那么,为什么农村的入学分数高、城市的入学分数低呢?中国的教育不是西式的资本主义教育,人家不搞应试教育,重启蒙教育、素质教育,也不是封建的科举教育,科举教育不就是写论文吗,按文取人,人人平等。中国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吗?也不是。是什么呢?所以,中国的教育是世界上绝无尽有的最反动、最腐朽、最落后、最残忍、最失败的教育。

杨利川:要加大每个学校的自主招生权,每年考几次,至少搞四个考试中心。我的小侄女在美国,一下子来四个通知书。高二的时候,大学通知书就来了。教育的官场化带来种种弊端。我的同学在某大学当校长,他说为了搞博士点的招生指标,准备了一堆数码相机。所有的东西几乎都造假,某大学为了争取教育经费,把稿纸埋在土里面说成是80年代的东西。

徐景安:现在高校搞大跃进,大发展。

杨利川:搞升级,那是搞教育吗?

徐景安:教育部长大讲中国的教育成绩,教育规模将超过美国。不用说别的,你用一点慈悲心来看我们的学生,你就会感到心疼、心痛。人民代表大会对教育有不少提案,但是没有任何的答复。在高考指挥棒底下,深圳有几个学校进行了探索,搞得很成功。这说明什么?事在人为。有改革理念的人、素质好的人,就会千方百计探索改革。那些没有改革理念的人、素质差的人,他总是找不改革的理由。所以,我的建议很简单,有改革理念的老师提拔当校长,有改革理念的校长提拔到教育局长,有改革理念的局长提拔当教育部长。应试教育适合那些素质差的老师,一教十年,照本宣科。自己没有素质,怎么搞素质教育?那些素质好的人,就不满意应试教育,就想改革。所以,凡是想搞改革的,一般都是有点料的。而素质教育搞好了,决不会影响考试成绩。会动脑子、能想问题的学生就聪明,聪明的孩子也就会应试。所有重视素质教育的学校,用升学率等应试教育的指标来衡量,都是排在前面的。教育制度不改的根本原因,是教育领导权没有掌握在有改革理念的人手里。

我在北京认识一些人,他们组织大学生到农村去,帮助农民组织起来,搞新文化的宣传演出。这些大学生到农村去能不能帮到农民在其次,但是锻炼了大学生、改造了大学生,这比他们上了那么多年课还有用。我非常感动。他们现在还在北京效区的农村大院里,没有暖气,盖三层被子。他们聘请我给大学生做培训,我欣然接受了。如果国家财政拿出1万个亿去搞农村教育,同时雇大学生去农村,既提高了农民的素养,又解决了大学生的出路,更在于培养了一批脚踏实地的人才,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希望。

袁中印:我们现任的领导人很多是从贫困的农村中出来的,我很担心以后的领导人没有这样的经历。他不了解中国最下层的社会,没有这种体验,当中国的领导就会出问题。

郑铁:我上山下乡十年了,知道怎么当农民、怎么当教师,现在应该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让学生一个学期或者是毕业之前在农村呆两个月。

徐景安:他们一年分四次下乡,然后再培训。我希望社会各界给他们资助,这件事很有意义。

李庆明:我也是属于“上山下乡”的,76年下乡插队,应该是最后一批了吧!高考恢复之后上了大学。我来自一所普通的学校,想接着上面的话题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整个世界有几个人物是值得历史学家注意的,一是撒切尔,一是里根,一是哈耶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大人物是邓小平,他们领导或倡导的改革几乎改变了世界的命运,但我觉得还应该关注一下袁庚,如果说邓小平是总设计师,袁庚则是第一个登台的表演大家。今天我想讲一讲,我是如何理解“思想解放”的。

第一,“思想解放”实际上就是“思想启蒙”,就是完成上个世纪初开始的未竟的思想启蒙事业。什么是启蒙?这个话题在学术界讨论得比较多,可谓众说纷纭,。按照康德的说法,启蒙就是人类从不成熟或蒙昧状态中摆脱出来,就是善于运用我们自己的理性。中国的启蒙事业一直处于断断续续的状态,一般都认为“五四”运动是一个很彻底的思想启蒙运动,但是我不这么认为。“五四”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完成的思想启蒙运动,李泽厚先生曾经认为思想启蒙运动遭遇了严重的危机,那就是启蒙被救亡压垮了。他说的启蒙和救亡这样一个现代思想史上的“双重变奏”,在我看来是一个并不和谐的变奏,因为民族的、社会的、政治的乃至军事的动荡使得思想启蒙一直处在边缘化的状态,这是将近一个世纪我们没有做好的事情,所以才出现了十年“文革”这样很可怕的封建专制思想糟粕的大倒退。今天重谈思想解放,我觉得应该抓住这一点,就是认认真真地做好思想启蒙,使整个民众都受到一次思想的洗礼,这是我要说的第一句。

第二,新启蒙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经济观念的变革,应该是全方位的思想和灵魂的洗礼。思想家们应该对中国的未来社会进行全面的设计。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实有一个思想解放的前提。起初是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激起空前的思想解放,后来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张,这对突破和结束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启蒙作用,金钱不再是万恶之源,钱不再是个坏东西,而是变得有意义起来了。追求幸福没有什么不好,我觉得,在整个国家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时候,为了民生、为了社会、为了国家的发展提出以经济建设为核心,自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是,这不是思想启蒙的全部。事实上蛇口改革当初也并不单纯局限在经济变革,而是全面涉及到经济、民主、文化等领域。可惜后来在推及整个中国时,它被窄化了,变成了经济本位的变革。我认为这在价值取向上出现了偏差,我们现在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是要寻求全面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启蒙。我认为真正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既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的,既不单纯是资本主义,也不单纯是社会主义的,而是共属人类现代文明的。我相信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类在价值取向上是趋向于某种普世的价值理念的。

我在上次广东思想大解放座谈会上提出了“四个本位”,也即“市场本位”的经济观,“民主本位”的政治观,“公民本位”的社会观,“多元价值本位”的文化观,我觉得这应该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今天徐教授谈到了他的“三爱”观,即爱自己、爱他人和爱大家,想把它作为未来的价值观,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虽然我不是很同意简单地把爱自己看作是西方的,爱他人是中国的,爱大家是社会主义的。我觉得作这样的比较太简单了。其实西方也有关于爱他人、爱大家的伟大思想,比如西方数千年来在诸多宗教和伦理传统中一直得到肯定的伦理原则是:“你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不该怎样对待别人”,“勿维护自我甚于维护他人;要关怀他人恰如关怀自我”,等等。同样在中国的思想中除了爱他人,也有一些极端自私自利的东西,比如扬朱思想就是很极端私利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等说法也来自中国。我甚至认为,在以农立国的民族,小生产者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爱他人的现代意识的,“爱大家”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这个说法我不太理解。

我想对具有普世价值的爱做些补充。我觉得是否可以从五个方面来加以阐释:第一个是爱自己,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列宁说现代文明普遍带来“个人感的提高”,在现代文明社会,如果一个人不爱自己,就什么都不要谈。我们过去批判的个人主义其实并不是主张自私自利,而是强调个人本位,强调尊重个人的人格,捍卫个人的权利、尊严、自由不受剥夺和侵犯,这与传统的狭隘的自私自利完全不是一回事;第二个就是爱家庭,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的文明程度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社会的文明程度。家庭在当代社会的变化非常复杂,日本虽然已经进入了后工业社会,但家庭婚姻比较稳固,并没有因为经济发达出现严重的问题。而中国还没有真正实现现代化,家庭问题却比较严重,离婚率越来越高,这让人担忧,所以提出爱家庭很有意义;第三个就是爱社会,这里的“社会”是比较狭义的范畴,主要指人与人之间在公共领域的社会交往,爱社会就是倡导遵循公共空间的人际秩序,倡导人与人之间的互利互爱,倡导积极参与社会组织的公益活动和公益精神;第四个是爱国家,这个概念比较容易引起误解,因为“国”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去解读,据我所知,列宁关于爱国主义的定义的汉译存在误译,列宁是在批判民粹主义的狭隘爱国观时谈到爱国主义的,如果从政治哲学的维度或范畴理解“爱国家”,我更倾向于用“爱民主”、“爱共和”来表达爱国家的内涵;最后就是爱人类、爱世界。“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人类同属一个地球村,在这个复杂多变、还存在种族、阶级、文化、国家意识形态等巨大差异,以及面临战争、饥饿、歧视等巨大威胁的世界,倡导国际理解,倡导和平共生的观念极为重要和迫切。这五个爱,我几年前就思考过,并把它称为“新修齐治平说”。我对传统的“修齐治平”说进行彻底的解构和全新诠释,并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间加入了一个“为公”,“修身”强调的是独立自主健全发展的人格,“齐家”强调的是遵循建立在互敬互爱的契约伦理基础上的家庭意识,“为公”强调的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德基本伦理和公益慈善精神,“治国”强调的是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民主、法制精神,“平天下”则是强调尊重文化多样性,倡导促进国际理解和世界和平。因此,我所提出的这个新“修齐治平说”是和所谓新儒家的主张不同的。我并不赞成新儒家的说法,在核心价值观方面我们是应该走出新儒家的。我根本不认为儒家思想能够统治未来世界,儒家的思想很复杂,即使新儒家的思想也很复杂。所谓新启蒙,我觉得是不是可以从这五个方面看,这里涉及到个人、也涉及家庭、社会、国家,还涉及到整个人类,是一个比较系统的价值观的设计。

第三,新启蒙在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启蒙不是搞“革命”,改革也不是搞“革命”,启蒙要将人们从传统文化的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但并非摈弃传统文化的一切,而是尊重、保护传统文化中一切无害于甚至有利于现代文明的东西。启蒙关注的是理性,这不错,但是传统文化中许多现象属于哈耶克所说的“理性不及”,也即理性无法解释的,例如风俗、习惯、仪规等等,你理性不能解释的,不一定就是没有存在价值的。只要它无害于、不会颠覆现代文明,就应当尊重,宽容地对待它。对于理性排斥的情感,对于现代和未来的文明进步非但没有害处,甚至还有巨大意义,新启蒙就要大张旗鼓地弘扬。我提出都市田园哲学和都市田园教育的主张,就是基于一种新启蒙的思考。

第四,新启蒙与教育。或者说,教育如何回应这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我非常同意徐教授的观点,中国教育问题的确非常大,我以前在师范工作期间曾长期深入基础学校,现在又在基础学校做了四年多的校长,深感中国教育问题的严峻。它在某些方面不是在“启蒙”,而是像李泽厚先生所说的那样,是在“蒙启”,也即用蒙昧的东西教育我们的孩子。我做校长,多少是在和这种可怕的现象进行抗争。我这个校长的身份比较特殊,我是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委派到深圳南山的这所公办学校的,同时又是深圳很少见的公办学校的非正编校长或临编校长。因此,我多少有一点游弋于体制内外,得失成败多少能说明一些中国教育体制的问题。我在央校进行的许多教育实验一方面保持了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多少有点不受限制,但另一方面,它也常常被边缘化,常常被刻意地漠视、贬低或贬损,甚至经常令我面临漩涡。几乎每年甚至每学期都有我被解聘、被撵走、“死定了”之类的传言。这些年,我们学校在许多领域做了不少尝试,我认为,我倡导的教育就是一种新型的启蒙教育。它首先需要教育的独立性,在我看来,这种独立品格对于现代学校的发展是生死攸关的。这一点我们做得还很有限,存在不少制度瓶颈或制度创新的巨大空间,这是中国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蔡元培先生差不多一个世纪前提出的教育独立至今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我们搞了多年的所谓“现代学校制度”改革,连教育独立的问题都没有解决,那算什么现代学校制度呢?!

其次,新启蒙教育的核心是新公民教育。这些年来,我旗帜鲜明地提出和推行新公民教育。新公民教育主要涉及这样几个领域:一是公民道德教育,它是对传统德育教育的扬弃,过去的道德教育最大的失败就是忽视了公民道德素养的培养。我们在公民人格独立、公德基本伦理、公益服务精神、公共事务参与和公理世界认同等五个方面做了大量尝试,简称“五公”教育,虽然存在争议甚至受到冷落,但却越来越得到家长和社会的广泛认同。

二是公民学力教育,我国长期深陷应试教育的泥潭,但孩子的学习力(简称学力)尤其是发展性学习力、综合性学习力却十分低下,现在正在搞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但是我觉得基础教育界正在出现回潮的迹象,也即回到过去那种死抓硬揪大搞应试教育的年代。课堂上刚刚被新课程点燃的理想精神的星星之火正在被扑灭。目前从理论界到教育行政部门再到学校,到处都在鼓吹一种被称为“有效教学”的所谓“新”学说,与之呼应的还有不少似是而非的说法,例如语文教育的行当里正在热销什么“本真语文”、“简单语文”、“朴素语文”云云,说得多好听,它迎合了不少本来就没有理想追求、没有多少底气的人的口味,这些说法很值得警惕。我长期在师范教教育学、心理学,深知中国教育界理论的匮乏。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一直性子很急,忙不迭地引进一些外国的理论、学说,这本来很好,但是却难免被一种急功近利的情绪左右,因此也难免被一些一知半解或曲解的舶来品忽悠误导,一会儿布鲁纳的“发现学习”,一会儿奥苏贝尔的“有意义的接受学习”,一会儿又是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一会儿又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一会儿“智商”测试流行,一会儿“情商”教育风靡,一会儿“成功智能”,一会儿“多元智能”,现在又冒出个“有效教学”来,不要过多久还会有什么理论学说横空出世呢!阿门!这些东西都可以为我所用,但不可囫囵吞枣,简单移植,“有效教学”是人家教学“科学化”的产物,有一些道理,但是如果你承认教学也是一门艺术,所谓有效教学的普遍“有效性”就值得质疑。当然关键不在于此,关键在于我们好些人还没有弄清人家的意思,还没有弄清人家的学说的背景,就生搬硬套拿过来误导广大教师。所以,我一开始就不厌其烦地呼吁老师们警惕“有效教学”和诸如此类的说法的陷阱泯灭课堂的理想精神。我在学校一如既往地倡导打造“理想课堂”、“活力课堂”,强调以活力提升学力,学生的学业成就不还是很好吗?不还是照样出中考“状元”吗? 在学力方面,我还十分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我在“小红花”艺术团接受过训练,吹拉弹唱都会一点。当年如果不是成分不好,也许就考入南京艺术学院走艺术专业的道路了。我的书法美术也很不错,又是个健将级运动员,百米、跳远等都很棒,生活能力同样很强,烧饭、缝纫、木工甚至绣花都有一手。现在的孩子都困在课堂里,综合素养很低,为改变这一现状,我们通过开展大量的主题单元活动,如亲情文化节、游戏文化节、海洋文化节、民俗文化节、童话文化节、艺术文化节、崇尚“简单生活”等,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三是公民阅读教育,学校是读书的圣地,但现在我们的中小学没有专门的阅读课程。孩子其实只是在读教材,教材之外的书基本上是不读的,这严重影响了我国国民的阅读素养。因此,我在学校大力提倡文化阅读,建设阅读文化,打造书香校园、书香家庭和书香社区。前不久我们和国际儿童阅读联盟中国分会联合举办了一个儿童阅读文化国际论坛,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香港一些学者到我们这里来,82岁高龄的日本“绘本之父”松居直先生也来我校参加了这个中国阅读界的盛会。这个论坛是我校的阅读文化的一个成功的展示,影响很大。我也被邀请参加今年9月份在丹麦举办的世界儿童阅读大会。

再次,我认为,新启蒙教育不应该排斥精英教育或英才教育。我们长期以来把应试教育等同于精英教育,认为基础教育不应该搞精英教育,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其实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是非常重视儿童的精英启蒙教育的,公民素质教育和精英启蒙教育并非水火不容,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公民素质教育强调人人都是平等的,精英启蒙教育则强调人与人是有差异的,包括天赋差异和水平差异,因为我们总有一些人比别人更优秀,既然如此,我就让他在这方面发展得更好一些,这有什么不好?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尝试,我们学校的学生一方面体现了良好的未来公民素质,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学生因为受到很好的精英启蒙教育和训练,很快脱颖而出。我们学校在很短时间内就拥有了响当当一流的合唱团、舞蹈团、管乐团、话剧团、书画院、网球队等,就是因为我们搭建了一个精英启蒙的平台。不把天赋优异的孩子培养成未来的栋梁之才,不算真正健全的基础教育,那是我们学校的严重失职!

当然,我以上的种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和某些现行的教育体制、某些主流的官方办学理念有距离、甚至是冲突的,以至于我通常会面临某种危机和危险。但是我们在坚持,这种坚持能持续多长时间我自己说不清楚,去年就差点打起行囊回老家了。但是,只要我做一天的校长,我还想做下去。有时我会想起马克思的那番话:在科学的入口处就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在这里我们不能有丝毫的犹豫。既然如此,我即使是站在了地狱的门口,还得昂首走进去!

第五,也是我要说的最后一句话:思想启蒙不是万能的。我们寄希望于思想解放给人们带来观念的变化,但是不要以为它能解决一切。我很赞成朱学勤教授在《书斋里的革命》一书中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所谓“思想文化批判”的严肃批评,称那不过是在书斋里撒豆成兵,关起门来指点江山,自我称雄,甚至不过是在文化脂肪上跳舞,与资本结构远距离调情!朱先生嘲讽这样的思想文化批判甚至不如唐·吉诃德大战风车,只是很配中国文人胃口的“清风逐流云,荆轲刺孔子”,与包括马克思在内的那些革命前辈相比,就显得矮小多了。我想,真正的思想解放,重要的是把思想观念变成具体的社会实践,变成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的整体安排和运作,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民众的蒙昧意识才会被真正的消解掉,才会真正地培养出具有公民意识、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新人类。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到我们学校去。每年我们都会邀请10多个专家到我们那里去讲学,像陈家琪、腾守尧、秦晖、袁伟时、朱学勤、徐友渔、申小龙等国内著名的大家都到我们学校来过,我们学校是学者特别受欢迎的地方,再次谢谢大家!

徐景安:你们初中考高中,按照传统升学率的考核,结果怎么样?

李庆明:学校很年轻,我不愿意说这个,说这个不符合我对教育的理想追求。我校建校以来的第一次参加中考共有70多个学生,就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第二年,我们在本来生源就极不均衡并且被某些所谓“名牌”学校用非正常方式掠夺了优秀生源的情况下又考了南山区“状元”、深圳市第二名,高出深圳市平均分几十分,这个成绩应该归功于素质教育。

徐景安:很多老师、校长认为,高考指挥棒、应试教育这个大环境不改变,就没有办法推行素质教育。庆明的学校实践证明,在大环境不改变的情况下,照样可以进行教育改革,实行素质教育。这取决于老师、校长自己的素质。这位校长有学问、有思想,会体育、懂文艺,就有胆量、能力、方法去搞素质教育。他会感到,应试教育不仅是对学生的束缚,也是对他的压抑。他会千方百计探索教育改革。那些不愿搞素质教育的老师、校长,他们本身就没有素质。所以,要突破教育的困境,唯一的办法是把有改革意识、素质好的人去管教育。要是这位校长去当教育局长、教育部长,中国教育改革就有希望。

我问应试结果怎么样,是想证实我的一个判断,搞了素质教育,不会考试不好,相反会考得很好。孩子思维能力提高了,分析能力强了,知识面宽了,就是聪明了,怎么会考不好试呢?这是反过来证明,应试教育不改变,就不能搞素质教育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郑铁:我认为精英教育、基础教育要有合理的搭配。美国哈佛大学一定看你的成绩,考分很重要,但还要看你别的素质怎么样。决定入不入取,需要一个综合的评价。中国教育有几大弊病,第一个就是教材越来越深,城市里的孩子受不了,农村的孩子更受不了。

徐景安:为什么深?要拉开差距、淘汰学生。

郑铁: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四则运算,是分步的,先求什么、后求什么。现在的教育不教方法,给大量的题让你做,在做题的过程中你自己去感受方法。应该倒过来,先教方法,然后练习。刚才徐主任讲的,为了淘汰,就拼命出难题。我小孩子念四年级的时候,算术我都不会做。王蒙也讲,按照现在的标准,他写出来的作文也是不及格的。教育改革,一是减教材,二是教方法,三是提高老师素养。

周思明:我是报业集团的。我觉得现在的社会,成绩是有的,但缺少公平。深圳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现在十七大报告把它反过来了,这是非常正确的。效率是一个子题,公平是一个母题,一个永恒的母题。现在深圳给内地做什么示范?怎么当排头兵?我觉得应该在公平方面作出榜样,真正做到从真出发、从善出发,要有真心、要有善心。在教育公平方面、在收入公平方面、在医疗卫生体系公平方面,使大家得到公平待遇,让他知道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是非常幸福的、和谐的,这样我们的思想解放就达到了目的。
从孙中山开始就提出天下为公,到了毛泽东时代是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是三个有利于,江泽民是三个代表,现在党中央是科学发展观,都是沿着这一条线走下来的。现在的问题是要从决策上下工夫,真正让老百姓感受到确实如此。

吴俊:现在中国处于转型期,也是混乱期,这个混乱主要是指思想、理论上的混乱。现在主要是三大思潮:西方的、马列的、传统的,如何把这三方面融合起来,这太有价值了。徐老师做了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我今天听了一整天,在座的朋友讲那么多,背后有一个理念,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或者说全人类都应该遵循。比如说民主宪政,是西方的制度设计。任何一种制度设计背后有一种文化或思想做支撑。西方人的法治观念来源于契约观念,来源于圣经,圣经就是上帝和人之间的契约。这种法治、契约观念是几千年的熏陶、慢慢养成的。中国就没有这种传统,我们的法治就不可能像西方那样。为什么我们中国学民主、学宪政出了这么多的乱子,清末民初的时候有100多个政党,比美国还民主,结果出现了军阀混战。美国的民主制度、英国的民主制度不是一夜之间成的,我们不可能拿过来一学就会,天底下没有这么容易的事。

我们要搞清楚西方文明是怎么来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中国文明又是怎么来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很多人都说,对传统文明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到底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呢?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徐老师开了个头,非常有价值,需要一大批人才来做这个工作。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跟随徐老师把这个工作一步一步的做下去,做出成果来,这样对我们中国太有用处了。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我们才可以说现在走的是什么样的文明之路,找到比较合理、正确的答案。 

吴海宁:民主宪政具有普世价值。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除了极少数之外,非洲、印度都在搞民主。你还讲了一个非常荒谬的论点,说清末100多个政党搞宪政,结果造成军阀混战。说中国不适合民主,难道我们现在的人比非洲、印度人都差?他们可以实行民主,我们为什么不能?台湾可以搞民主,我们为什么不能?我认为这是很荒谬地贬低我们的人品、人格,对国民的一种鄙视。以我们受教育的程度来讲完全可以去选举,现在人的素质都在提高。我在小区贴了海报,大家说你会不会做得很好?那么多的眼睛盯着你,那么多的选民盯着你,你就不会为所欲为。深圳为什么不能实行舆论监督?我和乐正院长一起同山西的吕书记交流,那个时期长治就比较好,因为有无数的眼睛盯着你。南方都市报做得很不错,深圳的有些部门就不能为所欲为。 

吴俊:我同意你的观点:权力需要监督,民主在监督上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您知道一个国家实行民主需要什么条件吗?美国在全世界推销民主,结果非洲那些搞民主的国家现在是什么情况?像东南亚、南美洲等国家都搞得一塌糊涂。 

唐光明:接到徐景安先生参加“如何争当排头兵”的邀请时,我就嘀咕“‘争当排头兵’与我有什么关系?这应该是那些决策者与职能当权者的问题!”。可是,当我坐在其中,听到各位学者、教授的高见之后,不仅有如梗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更感觉争当“排头兵”与我关系密切。 

谈及如何解放思想争当排头兵的话题,让人不得不想起,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思想解放:1978年,解放思想之初,中国有了一个经济特区。目前中国人的生活改变与社会变革证明,第一次思想解放成功了,但这仅仅是第一步。

我以为下一步应该从这么几个地方入手:

1.打破部门利益堡垒。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我以为首先应该打破部门利益堡垒,将职能权利完全体现到社会服务上、公众事业中,为公众与社会的和谐、公平与公正服务。当今中国社会,利益堡垒可以划分为权力利益堡垒与资本利益堡垒,还有部门与部门之间利益的争夺和“勾结”,都是践踏或侵害公众利益和公众权利的。

2002年,甘肃省白银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监测到,移动手机在用户挂机之后,终端口依然会有0.3秒至0.5秒的计时误差,于是,质检局依照部门法规以计量有误差的名义,向移动、联通两家营运商开出罚单。
接到罚单之后,两家运营商逐级上报总部,一月内,国家信息产业部先后两次下发规范性文件,明确、强调质检部门不能监管通讯信息行业,质检总局一次下发规范性文件,强调了管理责任,省局也给市局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当时,通讯部门负责人明确说,如果接受罚款,质检部门将从此监管通讯行业,言下之意:利益非同小可。在利益争夺中,两个部门为了利益不仅出台行业规范性文件、法规,最后还闹上了法庭,成为一时闹剧。

我是一个记者,在深圳经常会遇到个人投诉一些职能部门的事情,可是,当我们去调查或者采访这些职能部门的时候,不仅常吃闭门羹,如果事情严重,他们会像魔鬼一样纠缠着你,通过各种渠道阻止你发稿、揭发事实;直到事实被捂住为止。

他们所作所为,是对于部门利益的维护,捍卫着堡垒利益,也正是这样的堡垒利益在被维护、捍卫的同时,公众利益与公众权利被严重践踏与侵害。

现实中的资本利益堡垒也很可怕。依《劳动合同法》实施前的“富士康事件”为例。很明显,其行为侵害了公众的利益,也带动了其他资本力量对公众的利益侵害;但是在与资本利益堡垒博弈时,因为保护公众利益的法律不详细,竟然阐释出一种“答案”认可他们的行为。我以为,这是资本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典型博弈,尽管博弈中,法律屈服于资本利益堡垒。

除此外,还有由各个垄断行业的资本利益堡垒,也在侵害公众利益。比如,公共交通、自然资源等等。掠夺式的夺取公众财富,留下一系列的恶化循环与危机给公众,其中掠夺式的矿产开发最为显著。

在甘肃的庆阳、平凉地区原油、煤炭开发的地带采访时,我看见由于掠夺式的资源开采,环境极度恶化:塌陷、旱化、荒芜,农民的土地下面的资源却被无穷尽“盗掘”,地下水源被破坏后种植无收,甚至吃饭都成为问题;居住的房屋下面被掏空之后,房屋随时有倒塌的危险,毫无温馨安全可言,尽管这些地下的“宝藏”威胁了农民的生存,农民不仅不能保护,也不能挖掘,因为权利规定这些宝藏与他们无缘。开发地区人们贫瘠、生存环境恶化背后,开发者却日进斗金;资本与权力“勾结”,美其名曰:“发展经济”。

关于资源开发引发的环境问题、生存问题、分配问题在中国各地均有案例,但没有人质疑,也没有人追问,那些孤苦的农民不仅没有说话的权利,享受这些利益的权利更加没有。

由此可见,部门利益堡垒与资本利益堡垒,是阻碍进一步思想解放新的绊脚石。绝不能再以改革初期的目光,去衡量现在的得与失,要打破利益堡垒,从长远角度去审视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也只有打破利益堡垒,才能让进一步的改革达到社会与人类的和谐。

2.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体系之前有位先生说中国不适合民主社会,也不需要民主社会,我不敢苟同。我以为,中国不仅需要民主社会,更需要适合中国社会的民主社会模式,不是拿来式的,也不是凭空想象的。但不论是什么样的民主模式,我认为首先应该将两项权利归还公众,这样民主才能从头谈起。

一是应该归还公众人的自然权利,并保护人的自然权利。吃饭、穿衣、睡觉、说话、性行为、接受教育、生病治疗等人的生存权利,只要没有侵害他人,就应该得到尊重,这些权利不能得到保障,民主就无从谈起。 

现实之中,人的自然权利,并没有得到保护,甚至成为谋取利益的途径,成为政治、商业机构的角逐地,比如:教育、医院等等公共领域已经成为了商场。网络上流传着一个笑话:死不起,生不起,病不起,住不起、吃不起,不论是公共领域,还是商业领域,均演变成利益的角逐场。

还有一些自然权利被政治力量与资本力量牢牢控制,限制了什么可以说,什么可以做。比如话语权,公众被控制最为明显,特别是农民的上访也被视为违犯规定、扰乱秩序。

二是归还公众作为社会人的权利。早在原始部落时代,我们的先人就有举贤、禅让的先例,那就是民主的萌芽。后来的奴隶社会、封建王朝践踏了民主。我曾有个一次选举的经历,当时选举村主任,给我的选票上只有几个人的名字,我可以选择他们之中的一人,或者弃权;没有更多的选择。那叫选举嘛?是对民主的强奸与践踏。

之后,我在中国多座城市漂流、生活,和我目前居住的深圳一样,街道办从来没有将我的选举权尊重,也没有将我们这类异乡人列入选举名单中,尽管,我为这个城市服务,为这个城市纳税,但我们却没有参与管理公共事业的权利。

我认为所谓民主,就是将人的自然权利与社会权利归还,尊重并保护其权利的存在。让所有国人享受到同等的社会待遇,让每个人都有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当选政府政要、国家负责人的权利。

3.经济体制改革

今天的讨论中,专家学者就教育问题,探讨了很多,萧今教授也提到,政府财政对于科教文卫的投入严重不足。在现有的经济体制中,农村的孩子只能在破旧的教室接受教育,踩着泥泞路,一边劳动一边学习,而城市的孩子可以在宽敞明亮的校舍内学习,花坛、绿茵地上游戏,可以从小就可以触摸网络与科幻。

且不要说孩子,就说我们这些纳税人吧。尽管我们为城市的建设、发展做贡献,但却因为没有户籍,变成了暂住人口,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无论居住、医疗,还是结婚生子,均不被城市认可,在江浙广东北京等地的打工子弟学校就是最为明显的对比,尽管他们父母为城市的建设、发展而付出,但社会以及城市对于他们的存在竟然是漠视,连孩子接受教育的权利也被剝夺。

就深圳而言,特区与关外的差别分外明显,无论是城市建设,还是居住条件都有天壤之别。公园、马路、路灯均有着极大的区别,人与人有着极大的区别,公平的社会待遇、公正的社会判断、公开的管理制度,成为人们的奢望。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是经济体制在作祟。从户籍制度上将人划分为三六九等,限定了国人享受社会待遇的等级,限制了国人参与公共事务的领域,刻画出多条不可逾越的“高压线”,以多种形式拒绝、或者限制你参与公共领域的管理。经济制度改革,首先要打破户籍制度的限制,让生活在各个地域的人,能够享受该地域的社会待遇以及政治待遇,归还异乡人的一切权利。

3.法制体系的完善与普及

普及司法意识,完善法制社会建设,是近几年来社会各界呼吁最多的事情,可是很少有人质疑法的本质是不是有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法律约束人们的种种行为、思想表达方式,却不保护人的权利,其中生存的权利、说话的权利、接受教育的权利,甚至不保护人的财产权利。到2007年的时候,出台了一部物权法,却并没有详细的操作措施,没有具体保护的措施。法律管人,却不保护人。有法律,却没有实施细则。大法小法碰撞。法律空白太多。以权代法的事情频发。总之,30年来,深圳的试验是成功的,但形成了新的利益堡垒。深圳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关键就是打破利益堡垒。这就需要探索建立中国式的民主体系,深圳要带这个头。

徐景安:唐光明讲的对。当年深圳是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说白了,没有现存的利益可图。当官的也好,民众也好都有一股闯劲。现在深圳不同了,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靠现有的体制、现有的权力,不用费力,利益滚滚而来。还要闯什么?干吗要闯?闯出麻烦来,不是自讨苦吃吗?改革的口号也在叫,创新的话也在说,但没有新东西。在很多方面,深圳比内地还要保守。确实已失去了排头兵的作用。当然要讲成绩,也可以说出一大把。但制度创新呢、理念创新呢?就没有。每年做报告,就在排比、押韵上下功夫。这次不知道是真解放,还是假解放,是主动想解放,还是被动应付解放?新书记来了,能成为转机。
说起民主与人权,这确是我国的大难题。在权力、资本、民众三方的博弈中,民众是最弱的。他们基本的权利需要维护,这就要损害既得利益。这本身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火车上就餐,不给发票,一名律师告了铁道部,最后才得到解决。作为当事人,就要有维权意识,据理、依法力争。社会舆论要呼吁和支持,尤其是媒体要发挥作用。当然,也是阻力重重。看得出来,唐光明就是一个有良知的记者。但当这样的记者也不容易,并不受报社的欢迎,只能在允许的范围内做事。最重要的还是要启发当权者的良知。当官的也有不少想做事的,他们也有难处。想做成一件事不容易,受到各方面的牵制。总之,需要各方面的努力。

中国的民主怎么起步,什么模式,需要探索。不是把西方的搬来就行的。确实,世界上不少国家实行民主,并不成功。这需要我们研究。我的看法是,中国的民主应该从易做起,从不触动一党领导的体制做起。具体来说,先从网络民主做起,这是最有条件起步的。而民主的前提是法治,得有一个网管法,除个人攻击、暴力色情、分裂国家等以外,允许发表意见,既限制乱管,又限制乱来。现在连这个也管不好。网管可以随心所欲地枪毙你,但散布暴力色情的反而不管。网络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民主平台。还有就从党内民主做起,逐步扩大到党政一把手实行差额选举。基层民主也应起步,但应该立法跟上。村民选举,没有具体规定,犯规了也无法可依,就不能正常推行。还有就是精英民主。我在北京搞论坛,就是提供民主对话的平台。可是,当局对民主,只是怕,只是堵,不研究方案、不研究步骤、不研究对策。一旦有变,就会手忙脚乱。别的不说,马英九如果上台,说共产党讲,只要同意一个中国、两岸统一,什么问题都好谈,他说行啊,有一个条件,共产党可以来台湾发展,国民党也可到大陆发展,5年之后来竞选?这个球踢过来怎么办?拒绝吧,丢面子。同意吧,心发虚。不说别的,我们的演讲水平就比人家不上。所以,赶快搞党内差额民主,把演讲水平提高也好啊!民主是大势所趋,党应该去适应、去研究、去把握、去驾驭。

徐健:当年,律师协会选会长,司法局指定了一个侯选人,尽管这个人本身很不错,但没有通过。深圳5000个律师全受过司法教育、高等教育,他们不认可这种不民主的做法。后来改为差额选举,我当了会长。五年之后,谁来接我班呢?有八个人想当会长,后来选出三个,这三个人经过一个小时的交叉辩论,然后有半个小时的讨论,最后是无记名投票,搞得很成功。由此,我想起党的领导人交替问题,再沿用指定办法,就可能出问题。党代表都比较年轻,有民主意识,指定某一个人就可能逆反。所以,我提出差额选举办法,提两个侯选人。这项改革是大事啊,从现在就应该从区、市、省做起。

杨利川:我讲一个农民的例子,我们在内蒙古的阿拉善搞环保治理,采取村民自治的办法,生态战略目标自己定,上什么项目也由他们自己定,民选出项目管理委员会,所有村民都可提出项目,有公共项目,也有私人项目,比如说搞沼气池、搞风发电、搞太阳灶,怎么养羊、怎么羊牛,比如说不可以到草场去放牧,因为现在正在退牧还草。按照牧民的说法是他们拉车,我们推车,逐渐建立起自治的习惯,已经搞了几年。牧民非常理解,当地也持肯定态度。过去我们拿很多钱搞项目,很多打了水漂,把农民也拉下水了,因为不是农民参与的。人不是动物,人是要求公共性的,人并不会天生崇拜哪个权利。

余昌民:我37岁来到蛇口,至今已经25年了。我参与了蛇口的经济建设和制度政治,也被扯进“蛇口风波”里去。参加过蛇口的民主选举,成功过,也失败过。但是蛇口只风光了十年。1989年夏,被迫停下来了,接着蛇口的领导干部改为交通部委派,逐渐地群众说话没有人听,昔日沸腾的蛇口喑哑了。

1998年我离开蛇口工业区,现在已经十年了。前几天南方都市报的记者三番五次和我联系,说怎么发现你们都不愿意讲过去的事。我说,已经心如枯井。那篇曾经影响全国的《“蛇口风波”答问录》它的作者曾宪斌当时是社科院研究生,人民日报实习记者。 “蛇口风波”成为话题以后,他陪我去了人民日报,我看到很多群众来信,90%以上是肯定蛇口的新观念,人民日报均衡摘发了争论双方的意见。因为写了这篇东西,动乱以后曾宪斌即被赶了出去,原单位不要他,到了广州也呆不住,就像丧家犬一样。他通过我联系袁庚,希望能到思想更解放一些的蛇口来工作,袁庚同志批给了书记,结果还是没有来成。前年我写这件事的回忆,在网上查找他,发现他现在已经是全国著名的房地产策划大师,清华大学客座教授,所谓地产业界“曾旋风”的主角。我对记者说你要了解“蛇口风波”,找曾宪斌最管用了,可是,他会乐意重提这件凄凉的往事么?托社会在发展的福,曾宪斌再度崛起了,这一定是令他百感交集、五味杂陈的事。
我本不想来参加今天的会,徐景安主任亲自打电话给我,说要发挥余热,要为快乐生活找理由。他当年是我的高级职称的推荐人,婉语相邀,实难推却。听了前面各位的高见,我就讲两条具体的建议。

今天的中国需不需要思想解放,这是无需讨论的,答案不仅在学者精英那里,更在老百姓口中。怎么推动?这不仅需要社会责任感,也离不了政治智慧,也掺杂了生存智慧。徐主任说了,总书记提倡解放思想,汪洋书记也提出解放思想,看样子不是老百姓一头热,这是值得高兴的好信息。如果深圳想做出点事、继续当排头兵的话,市领导的态度和分寸把握自然很值得关注。徐主任“铁肩担道义”,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但要唤起全社会的关心和参与就不是简单的问题了。过去蛇口人敢于说话,后来说的话没有人听,大家便都不说话了,徐主任想做的事,不能指望讨论一次两次解决问题,而主要在于要营造出一种气氛,一种形势,因为更好的意见、更丰富的内容只能从社会上各路精英贤达那里源源不断地开掘出来。

倡导解放思想,首先要落实“言者无罪”的政策,只要动机是好的,大原则不偏,对于分寸不妨宽容一些。说到底,也是诚意的体现,惟诚意才能调动人民的关心和响应。

第二,只有真正具有意义的事,才值得投入时间、精力与热情。在解放思想的问题上,有必要体现政府的需要和信任。拿新世纪文明研究会来说,可不可以代理官方来汇集整理民众的参考意见、良策妙方?或者进一步,成为官方认可的民间咨询机构?这样一来事情就会大不一样了,你的兵马会多很多,热度也会高很多。在这个层次上解放了思想,然后才有其次。否则,即使少数人的见解再高明,主张再精彩,它的实效性是很难说的。相信不少人像我一样,可以奉献力量,甚至不计代价,但前提是你重视我的智慧,而不是停留在华丽的口头和表象的模仿。

萧今:我想回到杨利川讲的阿拉善的问题,企业家去做事并不是做给政府看,他们也不是得到政府的批准才去做。他们出于社会公益事业心,尝试如何帮助撤出牧区的农牧民重新组织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在中国社会里,经常因为我们的一些高见受不到重视,就放弃了。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心理要自信,不一定完全从属于政府或者是谁才去做事。如果有一群群拥有自信心的个人,都带着公益事业、责任心去做事情,你已经感受到了愉悦、幸福。几千年来中国的社会管理层是通过科举考到官吏渠道里面去,做什么事情都要得到上级的认可。道德谁来定?天子代表天的善意,就变成道德的制高点,就代表民众、成为天下最善的人,可以不择手段地去做任何事情。这个善到底谁来解释?

最近阿拉伯世界也在反思,西方世界有人讲为什么穆斯林宗教衰落?恐怖主义起来之后穆斯林的原教旨变成了罪恶之源。穆斯林历史上有两本书,一本是可兰经,一本是自然之书 (the Book of Nature)。

先圣穆罕默德后来独断了对可兰经的解释权,阻断了对自然之书的认识,穆斯林对自然的认识和写作就停止了。以菲律宾为例,美国人来了之后,说你们菲律宾穆斯林是落后的宗教,要实行科学和民主。当地的学者认为,美国虽然是民主,但是把你的民主、科学凌驾于我的头上,等于把另外的一个独裁的方法强加给我们穆斯林,这个时候西方就如同先圣穆罕默德独断了对可兰经的解释权而独断了对民主的解释权。同样,西方的民主和中国的民主谁来解释?谁来阐释?如果仍然认为阐释权、人的道德是在某一个精英或者是群体的手里面,那就一定会受到那个群体的利用。说到底还是每一个人必须有一个参与权来参与社会。新教最后脱离原始教的时候,每一个教民是可以和上帝直接对话的,它的契约是跟上帝的对话,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美国的民主。当时天主教一直是主张教徒通过教皇来阐释教义。善也好,道德也好,权利也好,由谁来解释、阐释?阿拉善的村民教育水平虽低,但可坐在一起讨论自己的事情。阿拉善生态协会工作人员引导村民说出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就是不让党支部书记、村委书记霸占话语权,他们可以和村民一起参与。当他们有公平的话语权,大家可以表述每个人的利益、每家人的利益,就可以达成互相认可的一个的办法。

徐景安:前一段参加中国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讨论,慢慢形成了一个认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意见分歧,但有一点人们达成了共识,在现今这个社会,就该恶,不该善。当官的恶、有钱的恶,我凭什么善?精英中也大部分认为,关键在于制度,讲善没有任何意义。我提了许多改革的建议、意见,这不是我说了算的,要由上面来决定。没有我想象的民主、自由,我该怎么办呢?我该善,还是恶呢?理想的制度取决于社会,我作不了主。善与恶取决于自己,我能作主。我们固然要为理想的制度而努力,但并不妨碍我们每个人要善。况且再理想的制度,如果人人作恶,也无用。于是,我萌发出了要推进善的理念,写了《人为什么要善》,办了《中国善网》。

人讲善是有理由的。第一为了上帝要善。第二为了真主要善。第三为了来世要善。第四为了父母要善。第五为了共产主义要善。这是人类历史讲善的5条理由。现代人,特别是年轻人以金钱为第一、以快乐为目标、以自我为中心,跟着感觉走,既不信上帝、也不信来世、也不相信父母、更不信共产主义,只相信自己。你与他们谈善、谈道德,他们感到可笑。说我脑子进水了,甚至认为我助紂为虐。善和道德必然有精神制约,我不善上帝要惩罚我,我不善来世要惩罚我,我不善父母要惩罚我。现在没有东西制约了,凭什么要善呢?我们这个社会怎么收拾?所以,必须寻找善的新理由。

人们有信仰是好事,信上帝、信佛教应受到鼓励,信父母、信共产主义更也赞扬。但大多数人不信,怎么办?总要找一个理由吧,我找了一个理由:为了你自己的幸福要善,为了你自己的幸福要讲道德,既不是为了上帝,也不是为了来世,更不是为了他人,而是为了你自己。现代人不是追求快乐吗?那怎么才能快乐、才能幸福呢?

首先要善待自己,人家贪污、盗窃和你善待自己有什么关系呢?善待自己就是要热爱生命,注重健康,心态平和,不要因为赚钱把身体搞坏了,弄出一个血压高、糖尿病,也不要有点不顺就跳楼。其次要善待你的父母、老婆、兄弟、朋友,人家杀人、抢劫,和你善待亲人、友人有什么关系呢?第三要善待自然、保护环境,人家贩毒、走私,并不等于我们可以随地吐痰、乱丢垃圾,并不妨碍我们爱护自然。

一个人做到了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自然,就一定快乐、幸福。道德与幸福同在,这是被无数事例证明了的真理。讲道德、讲善最终是幸福的,不道德、不善,最终是不幸的。道德与善,就像地球吸引力一样,看不见、摸不着,离开道德越远,离开善越远,就会摔得越重。这个世界上,上帝并不存在,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信呢?就是靠传教士的热情和无私,为你做好事,说是上帝派来的。可是,幸福与道德的关系,远比上帝的存在容易证明,关键在于要有人宣传、有人传播。我自己定位就是传教士,到处宣传道德与幸福同在的道理,并且努力从我自己做起。我自己身上有许多缺点、毛病,也在反省自己,努力改正。
正是抱着这种态度,我学习传统文化,到安徽庐江文化教育中心学了七天,那里就是传播孝文化。这个世界上,父母最爱我、最心疼我,一个人最不能忘的是父母的恩。如果连父母都不爱,还是人吗?还能爱别人吗?如果想自杀,想想你的父母还会跳楼吗?最能感动人心的是对父母的怀念。通过讲故事、听歌曲、演话剧等等,人人感动,流泪满面。我觉得传统文化中有值得我们继承的东西。过去我祭奠父母,从来没有跪拜,我改变做法,当我一跪下去,想到父母的恩没有什么回报,就流下了热泪。我和夫人到她老家祭奠她的外公外婆,他们的习惯是放鞭炮,放完鞭炮就走,我说既然来了,就要跪拜。我一跪下去,想到我夫人讲小时候外公外婆如何把她带大的,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对父母的爱、对父母的孝,能激发一个人的良知、启发一个人的觉悟。这是一副非常好的良药。怎么教育孩子,爱党、爱人民、爱祖国,能感动他吗?现在是六个老人爱一个孩子,宝贝吃啊、宝贝用啊、宝贝穿啊,只知道被人爱,不知道爱别人,从小就养成了利己主义、自我为中心,成为小霸王、小公主、小皇帝,这样下去行吗?所以对孩子进行孝的教育是必要的,这是爱人的启蒙教育。

这与宣播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不矛盾。有人反对传统文化,不主张孝,认为这是封建。讲自由、民主、人权,为什么就不能孝敬父母呢?中国的孝文化应该传播,可惜我们的报纸、媒体、学校很少传播,讲的大都是非常宽泛的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的大道理,学生不爱听,不愿意听,甚至对我们的教育讽刺、嘲笑、挖苦,这是一个大问题,等于全社会放弃了道德教育。

李庆明:我有不同的意见,你的意思是说西方人不讲道德,其实西方人是很讲道德的。公民社会和现代文明讲的是公民道德,这在传统社会里面很难找到。我认为我们现在的道德体系应该是以公德为核心,这是传统社会缺失的,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梁启超先生跑到日本才知道有公德两个字,今天的中国,公德是多么的缺乏。杨利川:

法治问题和道德问题是不矛盾的,对中国来说最缺少的也是最需要的,是处理公共事务的道德准则,它体现在法律中,也体现在我们的日常行为中。中国自古以来是小农社会,是从上到下的金字塔体制,人们习惯于处理上下级关系,但不善于处理横向关系,没有处理公共事务的传统。我举个例子,美国克林顿和莱温斯基怎么搞没有人管,但作为公务员不能撒谎,撒谎比任何事都大。建立处理公共事务的基本准则是我们从管制型社会向契约型社会转化的关键。

徐景安:中国的传统道德是有差别的爱,由爱父母起,逐渐扩大,爱兄弟、爱朋友。中国人是在认识人的范围内讲道德、讲义气,五伦讲的都是私德。而西方讲的是公德,主张博爱,无论是谁,都一样的爱。在陌生人的环境里,西方人比我们中国人文明得不了,走路稍微碰你一下就说对不起,自动扶梯自觉地靠右边。中国人要向外国人学习。但讲私德,西方人是不讲人情的,我的女儿找了一个老外,我去访问,他与我女儿讨论,是他买单还是AA制?最后,看了我女儿的面子,他买单了。这在中国还用讨论吗?在私德上,中国人比外国人强。所以对我们学生,既要讲公德,做个好公民;也要讲私德,做个好儿女。这一点也不矛盾。但无论讲公德,还是私德,最重要的是从自己做起。

吴海宁:深圳应该尽快改革、改变人口结构,如果深圳想继续保持竞争力,人口结构是最大的问题,深圳是全国目前唯一一个常住与暂住人口严重倒挂的特大城市。在深圳当一个暂住人员是什么样的情况,我的小孩上学每个学期要多交一千多块钱。我们的城市需要农民工,需要各种层次的人员。希望今后三年内深圳常住人口达到600万。

会议名单

张思平 深圳市副市长
张云东 深圳证监局局长
徐景安 厡深圳市体改委主任
秦群力 深圳市体改办副主任
陈广 深圳市体改办处长
李会 深圳市委处长
魏达志 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肖俊 深圳大学副教授
袁义才 深圳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王婷 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访问学者、中国传媒大学国际新闻博士 萧今 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
李永刚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
徐建 原深圳律师协会会长
倪振良 深圳市市场学会会长
余昌民 原蛇口工业区研究室主任
过永鲁 原蛇口工业区研究室主任
李庆明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南山附属学校校长
霞光 深圳市妇女发展研究会副秘书长
易运文 光明日报深圳记者站长
智文学 中国商报深圳记者站长、
金城 21世纪经济报道编委 
呙中校 《亚洲周刊》编辑
周思明 深圳报业集团
张兴衍 深圳商报记者
寥万育 深圳商报攝影首席记者
唐光明 深圳晚报记者
秦鸿雁 南方都市报记者
谢飞 南方都市报奥一网编辑
吴俊 实用儒学网创办人吴海宁 深圳双海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杨利川 东亚包装实业公司董事长
郑铁 深圳市圣爱医疗科技公司董事长
周畇扉 投资公司总经理
钟旭东 深圳市瑞南保险代理公司总经理
周红 深圳市长城控股公司党群文化部经理
王新民 广东核电集团公司顾问
杨卓女 深圳市体改办
袁中印
李智杰 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

 

发件人:"刘国才" <lgc8882005@163.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13 10:28:4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交流 

大军先生,您好!春节前我发给您一拜年的Email,不知道收到没有。春节期间,几次去电话,想听听您的声音,致以问候,都没有人接。您在网上发的“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考”,是我2007年2月写的第二稿,寄给您是为您提供一个了解我的机会感谢您把它挂在网上,也感谢您把我挽救国有资产的文章挂在显注的位置上,如果能够被采纳,大军经济观察中心有重要贡献。根据十七大的精神,又写了第三稿,增加了第五部分,它对现在有很大意义,希望能单独发表。也感谢您把我挽救国有资产的文章挂在显注的位置上,如果能够被采纳,大军经济观察中心有重要贡献。拜托了。致礼!刘国才
      lgc8882005@163.com 2008-02-13

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考

刘国才

笔者按:本文的基本思想形成于2004年10月至2005年5月。是证券市场中解决全流通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的一部分,文中提到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问题,过去并没有人系统提出,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好多社会问题,都和这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有关。这个问题应该由理论界权威人士提出,而他们又没有提出,又是解决全流通问题不能不提到的问题,所以我斗胆、不知深浅的首先提出来,因为首先,享有版权。二零零五年五月三日首先在全流通研究论坛以“郎顾之争”的思考(之一)发表,也在其他论坛发表过。2007年3月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饰,并改成现在的标题,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胡锦涛总书记做的政治报告中,笔者的一些思想得到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至少说明笔者的思想和中央是同步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不能再拖延和必须要解决的,这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十七大的提法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提法本身,说明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没有一个任何人都可以掌握的客观标准。如果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算起,到2007年,中国搞了五十二年的社会主义,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基本是沿袭前苏联斯大林的思想;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一直谈坚持社会主义,但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确没有人能够说清楚,那么坚持的到底是什么主义?笔者提出社会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或人民资本主义。并以为这种提法可以从理论到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并对改革的方向有重要的作用。但笔者人微言轻,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因为文章不能在主流媒体发表,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现在根据十七大的精神,个别地方作了修改,又增加了第五部份,重新发表仍有必要。希望得到专家、学者、党内外人士、各级领导和全国人民乃至关系中国改革发展的国际人士的批评指正。文中提出的其他观点也都是当前理论上极需要解决的。欢迎各种平面媒体转载,但要注明作者和出处,否则,作者有权追究其侵权行为。

二零零四年夏秋之交,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先生,在复旦的一篇演讲引起的一场经济学界大辩论,已经划上一个句号,顾雏军被判犯有虚假注册资本罪、虚假财务报表罪、挪用资产罪、职务侵占罪而到了他该去的地方。但对于这场争论的性质,和由此所引起的思考,及其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作用的研讨,确还没有展开。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不能再担搁了,所以笔者首先提出来。它们涉及到正确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怎样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现实结合起来,是创新理论中的核心问题,由于笔者的水平有限,存在这样那样问题都是不可避免的,只想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得到全国政治、经济和理论界的专家、学者和各级领导以及广大的人民群众批评指正。

第一、 关于这场争论的性质

这场争论绝不仅仅是纯经济学领域的争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是改革之初就很重视的“姓资、姓社”之争的总爆发,实际上是一场路径上的斗争,是一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关系社会主义存亡的大论战。斗争的双方,一方是以中央政治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另一方,则是在改革开放中靠侵吞国有资产、偷税、走私、巧取豪夺、取得了爆富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通过剥削广大劳动者和寻租权利,腐蚀各级掌权者,在各级权利部门寻找代理人,尤以银行的掌权者为最,攫取巨额的财富。斗争的表现形式是腐败和反腐败,侵占国有资产和捍卫国有资产。不管你认识不认识还是承认不承认,它都客观地存在着。

令人们震惊的是这场争论的始作蛹者是出生在台湾、受教育在美国、任职在香港,即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爱国华人,善良、公正、严谨的郎咸平先生,他在斗争中站在了社会主义一边。而生在大陆,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拿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薪水,头上有共产党员称号,能影响经济改革政策取向的某些主流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却站在了斗争的另一边。他们高呼什么“要善待企业家!”。难道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我党我国政府没有善待企业家吗?事实是受惠最大的是企业家集团,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由1978年的0.16上升到2000年的0.34,2004年已经达到0.458,到了出现社会紧张的边缘,这就是改革以后分配不公引起的贫富距离拉大。某些人一餐饭就可以花几千元甚至超过万元,而某些国企的退休职工一年的退休费还不及他们一顿饭钱。有哪一个主流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站出来说“要善待工人农民和劳动者”了呢(最近倒是听到有人说“不应忘记生活无着的下岗职工,自己有责任为他们做些什么”的声音,但是,他们又拿出什么实际行动呢?)?令我们欣喜的是,郎咸平教授捍卫国有资产的斗争已经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注意,已经影响了制定有关政策的取向,如叫停MBO,规范中小国企的改革等,国资委主任李融荣也曾提出对侵吞国家资产的事件要予以追究。实际证明,这场斗争是以党和人民的胜利、以郎咸平教授及其支持者(如左大培们)的胜出而暂时告一段的。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斗争还远没有结束。例如,“国企产权改革”的提法就是错误的,提出者的明确含义是通过改革改变国有产权的所有者。从法理上讲,财产所有者的权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产权不需改革,只需要清楚界定,准确评估。至于改变产权所有者,明晰的产权通过相互公平交易流转不就完成了吗?“国企产权改革”是某些经营者企图通过“保姆赶走主人”式的掠夺,侵吞国有资产的一块遮羞布。关于国企股改,早在改革之初中央就明确提出,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这就是落实郎咸平教授说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国有企业在本地、全国、乃至世界竞聘职业经理人,放手由他们经营企业,给他们应得的报酬,国家只享受企业分得的利润,这才是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

中国共产党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的2007年10月21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明确指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就是路径上的斗争。不管你认识不认识,还是承认不承认,它都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着。改革开放以后,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容许私有制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正确的,他们在提供GDP促进经济发展、解决人口就业,上缴国家税收中起了很大作用。企业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一部分,吸收他们入党是完全应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代表各阶层、集团利益需求的思想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这就是党内的路径上的斗争。当前,路径上的斗争突出地表现,在经济领域捍卫还是散失由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积累的国有资产;在分配原则上是向国家和人民倾斜,还是向既得利益集团倾斜;在政权建设上的真反腐败和假反腐败这三个原则问题上。其实质还是坚持和否定社会主义道路问题。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比,除了国家有巨大的控制经济的国有资产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及由此而派生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外,在国家管理、经济发展、运行规则、规律方面,原则上没有什么不同。一个国家究竟采取什么社会制度是这个国家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要改变这种制度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也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按照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最后都要归一到共产主义,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不是共产党的专利,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共和党或保守党等等一切国家的政党,都在带领本国人民奔向共产主义,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条达到共产主义的路径(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前,只有资本主义一条路),各自虽然对那个社会的叫法不同,但和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没有什么不同。世界的发展已经显露出这种苗头,改革开放了,人们眼界宽广了,西欧、北欧和北美一些发达国家和我们比较,恐怕他们比我们离共产主义更近。因为他们有二三百年三四百年的发展历史,比我们走的远是应该的。我们国家的发展,如果从辛亥革命算起,到现在还不到一百年,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和历史的选择,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社会主义,并且构建了相当的基础,必须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历史将证明,我们有以人民根本利益为自己唯一追求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深化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社会主义道路比资本主义道路有更大的优越性。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三大理论体系激烈碰撞的时期

一九七九年,我国开始改革发展的进程,我党首先提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对这一思想有更明确的阐述,这标志着我党对建国以来走过的路的反思,从社会形态上看,好象是退步了,但是实际上离马克思主义更近了。就社会发展阶段来讲,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随后几十年,在左的路线指引下,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活动为中心,使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当时,党对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还很不成熟,基本是沿袭前苏联斯大林的思想,连资本主义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就把资本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内外封杀。结果,建国三十年,国家生产水平排在世界后列,人民生活提高不大。所有这些,使党逐渐认识到,必须进行工作中心的转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党的十三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是指导我们一切工作的总路线。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三个理论体系激烈碰撞时期。它们是我国经典社会主义时期(1949—1979年)形成的理论体系,它深深的地滞留在人们的头脑里;另一个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理论体系,它一直是经典社会主义时期被批判的对象;再一个就是指导我们改革的,需要对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继承、发展、完善和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创新理论体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调动一切发展生产的因素,努力发展生产力,为各种所有制经济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经济的多元化必然带来多元的利益要求,理论上就是三个理论体系的激烈碰撞。实际的表现就是社会上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郎顾之争的大辩论,反映的就是各个理论体系的大碰撞。我们必须对大量的现象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分析,才能看到问题的本质。指导改革的理论,必须在实践中才能发展完善。

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

中国的改革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大革命,缺乏成熟的理论指导是必然的,需要在摸索中前进和前进中探索。进入九十年代初,人们害怕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姓资,姓社争论不休,改革处于徘徊。针对这种情况,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指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才推进了改革的进程,使改革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没有正确的改革理论,也不可能有正确的改革。但是,理论来源于实践,没有改革的实践,也不可能产生正确的改革理论,这就是小平同志当时讲不争论为什么是正确的原因。现在改革已经二十九年了,小平同志讲话已经过去十六年了,已经有了大量的、丰富的改革实践,出现了各种丰富多彩的经济现象和取得了极大的发展经济的成果,如果还满足于摸着石头过河,还振振有词的说什么改革成本等等,这就不仅仅是不负责任的问题了。小平同志早在一九八五年就指出,“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总结经验,就是要把实践上升为理论。也就是通过实践而发现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用这些理论分析指导改革实践并验证和修正对真理的认识,这就是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地深化提高,最后形成正确理论的辩证运动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一国夺取政权的突破产生了马列主义;在中国必须走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建立政权的突破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判断是非的“三个有利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发展是硬道理”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重大突破产生了邓小平理论。进入新世纪,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我党改革实践理论发展的新高度。正确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又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理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不断对实践进行总结,再实践再总结,这样无数反复才能完成。这个总结,必须尊重历史、批判历史、衔接历史、发展历史,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实践中来,能够说明解释实际,并能指导实践,由实践检验是否能够取得预想的效果。“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理论研究指出了研究方向和对研究结果是否正确提供了判断标准。这就是一切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吸收和包容人类社会一切先进文化,用它们去指导改革实践,最后达到发展生产力,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目的。对资本和资本主义认识的突破将是这个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概括的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体系,就是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中国人民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将精彩地解读这一科学理论体系。十七大把这个体系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第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两个重要的原则问题。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有两个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这就是政治上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太重要了,不能再耽搁了,我斗胆提出自己的观点,引起国内政治经济学界的讨论。对这两个基本问题,我们先给出结论,进一步的阐述将在以后发表。
首先,什么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在国民经济中,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说,社会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为全国人民谋利益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可以叫人民资本主义。在现有概念中,应摈弃公有经济的概念,用国有经济代替公有经济。在经济形态中只有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而非国有经济包括外资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就本质来讲,它们都是私有的。在过去的概念中,用公有和私有来界定所有制的性质是不科学严紧的,是延袭苏联而照搬过来的,和马克思所说的公有内涵是不一样的。把集体所有界定为公有亦是科学的。实际的情况是,集体所有的人数是有限的,和十三亿相比,应划入私有范围,马克思所说的公有,本来就指社会全体成员所有,即全国人民所有,而我们往往把有限数量人员所有说成是公有,享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公有概念应该享受的待遇,显然是不合适的。一些实际上是自然人控制的企业,享受公有经济的待遇,成为一夜爆富的典型,是政策的严重失误,是造成分配不公的股本原因。废除公有的提法,代之以国有才是科学的。国家经济成份中以国有经济占主导的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私有经济占主导的国家就是资本主义国家。邓小平同志在论述社会主义时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和处理一切事物的最高标准。而共同富裕的基础,就是国家和人民拥有的巨大的国有资本。

其次,分配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极其重要的原则问题。现在改革中产生的好多问题都和这个基本原则认识不请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它既要承接经典社会主义时期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又要衔接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原则;既要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又要有生产力水平的保证;既要能促进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又要不使贫富差距拉的过大;既要坚持效益优先,又要兼顾社会公平。总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既要能够构建一个温暖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把十三亿人民团结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奔小康,又要加快建设繁荣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强化中国经济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保证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我以为,我国现在应该采取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和按生产力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原则。这里所指的需,是人们生活不可少,并不是每个人每天都需消耗的那部份,即医疗、教育、养老、和最低生活保障。有病需要医疗,青少年需要接受义务教育和在校教育,年老需要养老,生活没有经济来源需要最低生活保障,只因需要才享受供给,住房是人人都需要的,国家应该为买不起房子的人提供住房保障。这就是按需分配,也就是由国家承办的社会保障事业。生活在中华大地的每个中国公民都享有这一待遇,可以根据每个人对社会贡献的不同,制定不同的标准,不同标准的差距到生产力创造的产品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时代就自然消失了。在生产经营领域按生产力要素分配,生产力要素包括资本、劳动、科学技术和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延续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阶段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又充分调动生产力诸因素的积极性,最大限度的发展生产力。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是最大的资本持有者,国家按资本得到的分配,应该用于全民的社会保障事业。可以说,按需分配的社会保障事业是国有资本按生产力要素得到的分配的再分配。社会主义国家兴办社会保障事业的基础,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较,除了国家财政税收以外,还有巨额的国有资本所创造的利润,它们按生产力要素得到的分配,增加了全民社会保障事业的实力。2007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62万亿,如果80%拿来做社会保障,就是1.3万亿,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比资本主义有更雄厚的基础,社会有更快的发展进程,这就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原因。

第五、低头拉车和抬头看路,着力培养自己的思想家理论家队伍

改革以来,大家反映最大,最深恶痛绝的问题就是腐败,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腐败者以权谋私和窃取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改革三十年,国有资产到底流失了多少,没有官方公布的权威数字,网上有这方面的披露,虽然不能作为依据,但可以定性的说明问题。据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网站披露,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杨帆教授2006年4月25日报道,“我在1989年估计,改革20年来“以权变钱”的数量,大约30万亿人民币。 1998年以后腐败升级, 7年以来应该不下于15万亿人民币,总体估计改革30年以来,腐败资金规模不下于 60万亿人民币。其中外逃4000亿美圆和34000亿人民币,总计折合人民币6.6万亿。去掉消耗掉的,大约 剩下35万亿左右,以存款,股票,房地产,企业持股和黄金珠宝等形式存放于国内”。根据财政部2008年1月23日宣布的数据推算,截至2006年12月31日,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总额达到8.01万亿元,其中净资产总额为5.31万亿元,全国国有企业净资产为15.11万亿,国有净资产总计20.42万亿。三十年的改革,超过一半的国有资产流失了,变成个人的私有财产了,难道人们没有理由怀疑改革发生了路径问题吗?!

中国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都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能否少走弯路,答案也应该是肯定的。改革实践就像拉车走路,必须处理好低头拉车和抬头看路的问题,也就是具体的改革实践和改革的理论指导问题。如果总结三十年改革经验的话,理论研究和指导严重落后是一个必须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有正确理论的指导,就拉车看好了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就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就要不断地试错,甚至走错了路,造成损失甚至重大的损失。理论是对客观事物的深刻认识和对客观规律的揭示,客观事物是有可认识性的,只要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增加投入并且下功夫,就可以取得进展。我以为,改革三十年,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1989年6、4前,曾经报道过赵紫阳公开说过“什么是社会主义?谁说得清楚”,后来在网上看到,这个活,是比他更大的人物说的。在中国,社会主义是一面旗帜,是必须要搞清楚的问题,说不清楚,到底搞的是什么主义?十七大的结论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还是没有说清楚,因为没有人们可以客观判断的标准。

现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解释有几十个版本甚至更多,考察从1848年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有关社会制度的论述都和生产资料即资本的所有制有关,所有社会主义制度版本都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有关,而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则是百分之百的公有制。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辞海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解释是:“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判断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国有制为国家积累了巨额的国有资产,这些都是已经不在和还健在已经离退休的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以高积累低工资,先生产后生活,节衣缩食艰苦奋斗积攒起来的,到底有多少是可以估算的:1952年到1982年中国国家企事业单位年加权平均在职人数为5730万,高工资适度积累的改革是1990年后开始的,改革前后同等职务人员工资的差额,就是他们为国家提供的积累,如果平均差额以现在价格按1500元/月计,40年的积累就是40万亿,加上现存的20万亿国有资产,是60万亿,这个估算和杨帆教授提供的数字是很吻合的 。这么多为人民谋利益的国有资产流失了,变成了某些人中饱私囊的财产,难道人们没有权利责备改革存在路径问题吗?!社会主义,说来说去都和国有资产有关,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在物质方面,不就是搞了几十万亿的国有资产吗?!国有资产神圣不可侵犯是宪法规定的,理论上是非常清楚的。如果筑起了这个防火墙,改革能造成这么多国有资产流失吗?!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改革存在的问题都是理论没有解决带来的,这就是理论的重要性。建议中央加大关注理论工作的力度,由中央政治局亲自抓,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使理论工作跟上改革的步伐。

胡锦涛同志主持十六届中央委员会以来,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多次组织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研究理论问题,十六届四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大力营造理论创新的社会环境,反对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破除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理解,抵制各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在十七大又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一个思想家理论家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千方百计地动员全党培养自己的创新理论研究队伍,要创造他们脱颖而出的条件,中华民族是人才辈出的民族,千里马遍地都有,而伯乐难寻,缺少发掘人才的机制。现在的学术界学阀垄断,门户之见严重,学术腐败,压制人才的成长,不利于理论的发展。要激发全国人民理论研究的热情,让理论研究走出理论家的宅院,到全国人民中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和创造条件使各种流派的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文章发表,不要怕反面观点,有时候反面教员是最好的老师,相信群众,相信党,提倡辩论,真理越辬越明。设立专门的刊物和专门的网站,给各种思想的展示提供充分的舞台,注意知识产权保护,为造就社会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队伍创造条件。成立国家改革发展咨询委员会,主要从事前瞻性的理论研究,为改革方向和决策提供咨询报告。由总书记主持,成立专门机构,在全国乃至世界凭论文海选答辬等多种形式,可以借鉴封建社会科举选状元的办法,选拔有真才实学,真知灼见之士进入委员会(成员是当然全国政协委员)。充分利用网络和媒体的功能,要像选拔主持人大赛,歌手大奖赛,百家讲坛那样制造舆论,创造让全国人民鉴别是非的条件,有偿征求群众评审意见,作为评选的环节。对于重大的问题,可以组织全党讨论,以期尽快取得统一认识,指导改革实践,比如本文提到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现阶段的分配原则两个问题,都是当前极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拿出了自己的观点,可以作为引玉之石,组织专题讨论,统一认识,以尽快解决当前极需要的理论问题,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进入改革发展咨询委员会的人员,必须爱国,全凭水平,凭研究成果,没有年龄限制,不考虑资历,实行淘汰制。特别要调动离退休老干部的积极性,他们是党的宝贵财富,有几十年革命的经历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修养,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这些,在当前都是特别可贵的素质。可以预计,这个建议的实施,是政治改革的序幕,为启动政治改革摸索经验和创造条件。

2008年2月8日三稿

 

发件人:<yumn@sina.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xujingan@vip.sohu.com>发送时间:2008-02-21 23:17:0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引导人类实践真正究竟的幸福文化是建设和谐世界的关键 

   仲老师、徐老师:您们好,希望通过此文和您们两位老师建立交流关系。随心行

引导人类实践真正究竟的幸福文化

是建设和谐世界的关键

随心行

一.物质感官快乐并不是人类真正究竟的幸福

中国传统文化很早就有和谐的理念,主要包括:身心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能被新一届政府确认为社会发展目标,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但到底是以人的什么为本呢,是衣食住行,是感官享乐,精神需求,还是全部?无论什么,核心是要让全社会的大部分人都觉得幸福快乐,那怎样才能让人们觉得幸福快乐呢?

在大多数人看来,所谓幸福快乐就是衣食无忧、爱情婚姻美满、亲情和睦,或者吃喝玩乐、大房子、高级车、旅游等等,在多数人看来,能带来上述快乐的金钱、名誉、地位都是幸福快乐的化身。只要社会大多数人都把这些物质消费、感官快乐当作人生的最主要目标,整个社会就必然要以钱、以生产力、或以经济发展为最主要奋斗目标,但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类为实现这种快乐所创造的新享乐、新需要是无穷的。所以,只要人们把感官物质消费等当作实现幸福快乐的必然条件,人类对金钱、物质、名誉、地位的索取和争夺就是必然的。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生产力发展的矛盾就永远也解决不了,所谓互相攀比、不平衡、不平等感、仇富等不和谐的社会问题就永远也消除不掉,发展到极端还会引起人民的起义、国家的战争。

一些社会学家寄希望于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来解决人类对上述幸福资源竞争的不公平问题,但人类几千年,尤其近几百年的各种社会实践已清楚地表明:仅凭市场、法制、民主政治、言论自由等社会机制并不能彻底解决社会公正问题,也无法让社会上的大部分人都觉得幸福快乐。

实际有很多人也体会到通过物质消费获得的感官幸福快乐是不究竟的,这种幸福快乐在没有得到时是痛苦的渴望,在得到以后,幸福的感觉很快就如过眼烟云一样转瞬即逝,让人既失落又失望。仅仅为这短暂的、相对的幸福,人们从小还要甘于或者被迫忍受苦中苦,去为之拼搏奋斗,少数人能实现理想,感受到这种得到也即消失的幸福,多数人连这短暂的幸福快乐都很难感受到,不得不放弃,或降低标准而求其次,这种感官幸福快乐都是未体验的想体验,真体验以后就失望,需要不断寻求更大的感官刺激来满足。按以上推理,物质感官快乐都是短暂的、相对的、不究竟的,所以,纯追求物质感官快乐的人,其一生中的多数时候都是痛苦的。这种以感官物质为本的幸福文化观,无论从现实还是长远来说都不能真正究竟地解决人的幸福快乐问题,那到底怎样才能让人获得真正的幸福快乐呢?

二.什么是人和社会真正究竟的幸福

古今东西方哲学、心理学等都对幸福快乐有着广泛的研究,也得出了比较相似的结论,在人类发展史上,最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或科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老子、孔子、马克思、爱因斯坦等都曾对幸福作出了相似的结论,即德行、道德、至善、劳动、奉献才是真正的幸福。

东西方宗教给出的答案也惊人地相似,基督教的塞涅卡认为“追求德性的目的不是快乐,德性本身就是幸福”。佛教对这一问题作出的答案最彻底,即“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得无上正等正觉”。就是随时从身心都愿意并切实做到:没有我的概念,也没有人我、众生分别地随缘帮助、救度一切有感知的有情众生,这就是彻底觉悟了。真能做到这一点,人就会幸福快乐,没有烦恼痛苦,把这个道理教导给有情众生,让他们体验、相信并愿意践行,就是最大地帮助他们,让他们获得最大的幸福和最大的利益。如果某个人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越多,他获得的幸福也一定越多,他做事也越容易成功。在现实社会中,能做到这一点的人越多,这个社会就会越幸福安乐,如果人人都这样做,这个世界一定是最幸福美好的。

所谓无我无人无众生修一切善,就是做善事既不能以自我为中心,也不以人类为中心,这样就能获得身、心、人、天地自然的真正和谐幸福。绝不能自私地认为人类是地球主人、万物之灵,其他一切都是供给人类自由享用的,只要人类把屠宰、享受其他动物的肉当作实现自身快乐理所当然的需要,就必然又回到以人类为中心、万物为我所用的自我感官快乐观,其结果也必然与三和谐背道而驰,不但不能实现人类内心的和谐幸福,发展到极端还会遭到自然的惩罚,如近十几年新出现的,屡屡威胁人类的爱滋病、SARS、禽流感、疯牛病等各种传染病,最初的源头都与人类过分享用动物肉有关。

要实现身、心、人、天地自然的真正和谐幸福,人们就应该从为自我扩展到为全社会,由解放全人类扩展到解放一切众生,所谓解放,就是引导人们从感官自我的执着中觉悟解脱出来,大家若能无我、无人我众生分别地常发此心,并心甘情愿地随缘自然付诸行动,就是觉悟了。真能经常做到这一点,人就会越来越幸福快乐,万事也会越来越吉祥如意,能这样做的人越多,这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和谐安乐。

三.怎样体验这种超越人类自我的幸福快乐人们在闲暇时可以尝试:放下一切感官感受,不执着于一切思想念头,当你真能完全摒弃感官感受的束缚,不执着于任何思想念头时,你就会发现一个智慧的、自由自在的“觉性”,这就是人的真正本来面目,俗称良心、人性,佛家称之为佛性、觉性,西方心理学家称之为灵性,这一部分只以奉献和利益众生为幸福,所谓“人之初,性本善”主要指的就是这个。一个人必须要无我,即不受自我感官私心的爱憎取舍束缚,才能获得大智慧,觉悟到这善性本心的真正幸福快乐。

其实人在现实社会工作生活中也很容易体验到,一般人所从事的职业、家庭角色都是对社会有一定贡献的,一般人都能体会到在家庭生活中通过劳动奉献获得的幸福快乐,但在工作事业中就较少觉得幸福快乐,这是因为大多数人都是以赚钱或者获取报酬等私利目来工作,所以除拿钱的那一刻快乐外,其余大部分工作时间并不快乐。如果人能调整做事心态,真心从家庭、集体、社会甚至整个生界的角度出发,以服务大众、利益社会为目的,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则整个工作无论过程还是结果都会变得幸福快乐、有意义,而且事情也会越做越好。在无私奉献时,那觉悟到幸福快乐的就是人最究竟的本性真心。

为什么古今中外很多大智慧的哲人、思想家早就揭示了幸福快乐的本质,可为什么人们都只认同感官、意识的我,而体会不到深层精神层面的“我”。这是因为人从刚生下来开始,首先感受环境刺激而成长发育的就是人的感官,使人先入为主地只认同感官感受,不知不觉跟着感觉走,以感官感受来判断取舍,进而形成感官自我意识,同时也逐渐迷失本质的灵性的“我”。

如果单以后天形成的感官喜恶来取舍,那人都是性恶的,都是好逸恶劳、好吃懒做、贪图享乐的,而且还喜欢嗔怒嫉妒,这在尚不知掩饰的儿童身上表现得最明显,如果人从小得不到正确的礼义道德(集体规则)教育,只随不断变化的感官欲望的我,这样的人就会变得越来越贪婪自私,这样的人在家庭、在社会都会成为不和谐分子,发展到极端就只在吃喝嫖赌抽中寻找快乐。但人深层的本性良心会觉得这些很无聊,所以本性精神需要与身体感官需要常常是矛盾的,两者若调和不好就会造成人身心的不和谐、不平衡,时间久了就会造成各种身体、心理疾病或怪异脾气。通常,一般人都会本能地调整自己,下意识地做一些无私奉献,如在家庭中自以为是,飞扬跋扈的人,往往在社会上会表现得很仗义、很敬业,而那些在工作单位贪婪自私的人,往往在家庭中却表现得很温情,很慈爱,为子女准备一大堆财产。如果人无论在小家庭还是大社会都表现得极自私、极封闭,只在吃喝嫖赌抽中寻找感官快乐,这种人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意义的幸福,很容易得精神疾病甚至自杀。

由于人很容易执迷于这先入为主的感官习性,如果让人们自己随心所欲的选择,大部分人都会被自己的感官感受所迷惑,人越执著于感官意识的我,就越体会不到深层精神层面的本我,也就体会不到这最究竟的幸福。所以要完全靠自己去体悟、分辨这灵性道德的幸福是很难的。包括许多哲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在内的大部分人,都分辨不清这种灵性幸福和感官快乐之间的区别,常把无我的博爱(仁爱、慈爱)和自私的性爱混淆为一回事,或者把两者并列为人获得幸福的不同途径、层次。其实,人们所普遍歌颂的至上爱情,其根本就是源自于性爱,是由性爱激发、升华出对爱人、对社会的无私博爱,所以爱情通常是无私博爱和自私性爱的混合体,正是其中的无私博爱让人感受到爱情的快乐美好,如果纯粹以自私的性爱为目的,或者只剩下性爱时,爱情也就消失了,只剩下和吸毒一样的色欲感官快乐,这势必会导致喜新厌旧、不断寻求更大刺激,进而导致家庭的裂隙、社会的不和谐。 

还有的人借以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来否定、代替人类这最基本、最究竟的灵性需要,把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看作是天经地义、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甚至以此嘲笑那些清高的人是虚伪的道德,认为即使偷盗、卖淫也比清高的贫穷更合情合理,理直气壮地提出“仓廪实,知礼节”,却不知已颠倒了因果关系,实际是要知礼节道德才能仓廪实。在农村实施土地承包制以后,从同一水平线上最先并且能够持续富裕的农民,多是当年被土改分家的地主富农后代,原因就在于其家教传统中的思想文化理念使这些农民在为人做事时更如理如法,简单说就是要先会做人才能做成事。而持续穷困的则多是好吃懒做、蛮横不讲理的家庭。

相反,若不先学会做人,办事只考虑自己,即使个人能力超群,也不会有大发展,如果缺失德行,还可能给自己招祸,如许多智力、能力超常的神童,若单纯发展超常智力,没有集体团队观念,最终能成大器的很少。一个聪明无比的人,若名利思想很重,又看不起领导,或总感觉得不到领导或老板赏识,总觉得自己付出的劳动比收入的少,常持这种心态的人,他就很难把事情做好,这样,他的工作贡献和收入就都会停步不前甚至越来越少。一个还没有学会做人的人,却老想着自己当老板,不受人管理,所谓“宁做鸡头,不做龙尾”,好高骛远,这样的人往往都一事无成。有许多聪明的名牌大学生之所以工作做不好,得不到提拔重用,有的工资比一般工人还低,甚至去卖肉,多是因为如此。

这时,也许持性恶观的人会说,无私奉献者实际是为实现其自身幸福成功的私利目的才无私奉献的,他却不懂得,把仁义道德当手段,以达到私利目的的奉献并不是真正的无私,也许能很快得到许多利益,最终结果反而难以实现其私利目的,只有真正地无私无我才是最究竟的。从究竟道理来说,人只有不执着于变化无常的感官意识我,才能体悟内心精神层面的不变的本我,体悟到这善性本心,自然就甘于勤劳奉献、利益一切大众,自然也就有智慧解决好人生的各种问题。

具体来说,只要人们以利益大众、以服务社会为目的做好本职工作,履行好自己分内的责任,并全心全意贡献自己所拥有的知识、能力、物质财富给最需要的众生,则不但能获得高尚的精神幸福,天地、社会也自然会给予其应得到的回报,这回报一般都会大大超过人直接追求基本生活需要所能得到的,完全能满足人的衣食住行基本需要,这就是无为而为。即通过道德奉献使人在获得最大幸福感的同时,也能最大程度地满足自身基本生活需求。具体说就是:人要无私无我地做事才更容易成功。这样,身与心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幸福就能同时得以实现。

国家、社会的道理也是同样的,若能从整个世界全体生灵的角度出发,倡导真正究竟的精神信仰,引导国人投入真正令人幸福的精神文化实践,对整个世界负起责任,倡导主持真正的正义,则不但国家民族能走向富强,人民也会更加文明,同时也能众望所归地引领世界思想潮流,这就是圣道治国。人类社会在长期的历史中一直在做着类似的精神文化实践,其中也包括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有一些实践成果,现在政府也仍然在倡导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主义道德文化,现今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等仍然在作尝试。为什么这样先进的道德文化,当初搞的轰轰烈烈,后来都改弦易辙了呢,要反思这个问题,回顾一下人类两千多年来的精神文明史,就更容易理解了。

四.人类社会在精神文化实践中的历史经验教训

在公元前后几百年里,在欧亚大陆几个文明古国相继诞生了多位拥有大智慧的人: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老子、孔子,古罗马的耶稣,他们提出了对后来人类社会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卓越精神文明思想。正是这些哲人给人类指出:德性、仁爱、仁义、道德、无私、无我是人类真正的幸福,人类从此摆脱原始的野蛮、蒙昧和无明,开始了真正文明社会的历史。直到当今仍然主导这个世界的正是良好继承并发扬了这些古老思想文明的国家,而诞生于美洲、非洲、大洋州的其它古老文明都没有继承下来,以其土著文化则根本无力支撑一个长久的国家,是否能得出以下结论:人类在凝聚形成各种组织、团体乃至社会前都要先提出一幸福的追求目标或宗旨作精神思想指导,具体层次、程度差别促成了不同人数和时间的各种组织。正是这些智慧的能给人带来真正幸福的传统思想文明,凝聚形成了人类文明社会并延续至今,富足安定的社会是人类文明成熟的显现和标志,而以个人或某群团物质利益为目标的军事霸权或者谋略斗争只能取得局部或者暂时的胜利,最终决定人类社会历史的只有大智慧的思想文明,下面就具体追述一下。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东周政权已无法控制国家政治,形成诸侯割据,诞生出儒、道、法等诸子百家,纵横争鸣。秦国凭军事、法学在乱世群雄中兴起霸业,统一了中国,但他们视国家为私产,视人民若牛马牲口,统一疆土以后,仍然靠严酷的法律和强大国家机器来治理国家,还想通过焚书坑儒来压服、统一社会思想意识,结果并没有保住江山,仅两世就灭亡了。

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强盛,同时对世界、对中国后代政治思想文化影响最大的是汉、唐两个朝代,汉朝以法立国,以黄老道德来治理国家,后来又独尊儒家,但并未禁止其他百家思想传播,在中国历史上首先倡导以道德文化为主,以法为辅的治国模式,并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对新传来的佛教予以官方承认,着力加以倡导。唐朝推行以“德礼为政教之本”,唐太宗更以善纳谏著称,这是政治家最高贵的品质,引领国人对外来文化广纳博收,更对佛经的翻译达到了空前程度,发展出代表佛教最高精神境界的禅宗,文人们纷纷以习禅为时尚,以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为代表的唐诗就是在禅偈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从唐诗可以看出当时这些大诗人多具有高洁的品质。汉唐两朝兴盛时期的共性是,开国皇帝眼界都比较开阔、大气,虽然权力争夺的比较“厚、黑”一些,但在治国方面推行的却是大仁大义,国家上下对国内外大智慧的思想文化都秉持谦虚的学习态度,博取儒、道、佛各家之长,而不是专取某个门派的教条形式,推行的主要是思想精神,并不是循规蹈矩地执着经典道德教条。正是在这两个朝代推行儒、道思想文化的基础上,来自印度的佛教才在中国得以立足并发扬光大,在唐朝甚至后来居上成为主流思想文化。

不拘形式,一切唯心的禅宗本来是一种极高的精神境界,但若由未悟究竟的人随意学习、模仿其“不拘一切规矩的自由自在”的表面形式,反而容易导致思想混乱。对一般百姓来说,不讲规矩就是没有体统,自由就意味着混乱。所以唐末以及后来的五代十国,打破儒家道德观念束缚的将军们屡次政变夺取政权,连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基本顾忌都没有,直到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所以宋朝建立以后就想恢复让民众更容易学习的儒家思想文化传统,但统治者本身并不虔诚信仰传统思想文化,推行传统文化主要是怀着实用的目的。于是,公元1000年前后,中国宋朝理学家们主要按君主政治需要,并不是按圣道大义来梳理儒家思想,通过以三纲五常、忠君爱国为主线制定具体的形式化、模范化的礼教道德规范,来引导人们为人做事,把思想道德精神具体化、形式化的好处是容易学习推广,所以连梁山好汉都自愿被招安,但负面作用是,脱离思想精神的礼教和道德规范往往会束缚人的思想,使人不明大义,只能随强势者的需要而取舍改变,从而导致岳飞的悲剧和后来国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烈女”等仅流于形式而非发自真心的虚假道德,这些只对内政有效的礼教道德是无法德化外夷的,倒束缚了自己应对外患的手脚,宋朝因此受尽外强的欺辱。 

接下来元、明、清三个朝代,元、清两代皇家内部都虔信藏传佛教,明朝开国皇帝也是和尚出身,对其蕃王儿子们都施以佛教。这三个朝代虽然皇家内部都信仰佛教,但仍沿袭宋代儒家理学作为主流文化来统领国民思想,有些君主或志士虽然倡导“佛教治心,道教治身,儒家治国”三教合一,但象范仲淹、王阳明、雍正皇帝那样,真能以佛教治心,进而融通儒、道本真思想精神的世人毕竟太少。由于儒家理学偏重于道德规范和礼教形式,并不是从思想信仰上启发、提升整个社会的文化精神,所以元、明、清各朝的前几代虽然在政治上都比宋朝开明大气,但社会民众却和宋朝一样,要么循规蹈矩,要么只是在表面形式上遵循具体道德礼教规范,而实际内心却越来越沉迷于声色犬马等物质享乐,从宋、元、明、清流行的淫词艳曲、色情小说就可以了解当时所流行的思想文化,老百姓们也信佛、信道,但多是把佛陀和老子实用主义地当神仙供,求消灾免难保平安,求功名富贵。而在汉、唐时代,以文人为代表的社会意识形态则更信服、崇尚儒家或佛教的思想精神,这是宋、元、明、清与汉、唐时代在继承传统思想文化方面的主要区别。 

佛教在印度的发展过程也很类似,佛教的本真思想精神是非常自由自在的,如《维摩诘经》、《金刚经》,如禅等等,但需要有一定的思想、道德基础才能学习、体会到精神本质,若脱离思想精神只学些皮毛形式倒还可能有害。佛教在印度的传承过程中,为方便各层次的人群学习,由佛弟子们派生出各种仪轨形式的宗派,有的门派执取形式而越来越脱离民众,有的门派则深入到社会中发展,但越与世俗实用相结合,形式方法越“方便”,门派差别也越来越大,离原本思想精神越去越远,发展到后来,各门派之间相互诋毁攻击,互相削弱,尤其后期,法理更究竟的大乘佛教思想在印度、南亚地区普遍被视为异端,而被排挤到中土大唐开花结果,这对佛教在印度的传承是最致命的打击。至公元800年后,佛教的主流政治思想地位逐渐被印度原有的印度教重新取代,佛教在印度从此日渐势微,国家也开始四分五裂,到公元1000年前后,印度逐渐被阿拉伯人占领,佛教逐渐就在印度绝迹了,印度从此一直受到外族和外来文化的统治,印度文明也被后入侵者的伊斯兰文明、欧洲文明所取代,直到800年后,达磨波罗(1864-1933)在印度重新复兴佛教,1947年,大无私的甘地(1869-1948)领导群众罕见地以和平静坐方式赢得了印度的国家独立,让从二战中侥幸生存下来的全世界人见证了人类文明的伟大。

基督教的发展轨迹也很类似,耶稣是在耶路撒冷创立的思想,但是却在拥有优秀古希腊文化传统的欧洲得以生根发扬,从最初传教时连耶稣本人都受迫害,逐渐发展为世人认同,为社会接受,并最终形成为宗教。公元313年获得古罗马国的政治承认,很快就发展成为政治所用的国教,随着与政治的结合,也越来越形式化、教条化,并成为政治的附庸工具,基督教也越来越背离原本的教义精神。公元395年,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基督教分化成天主教和东正教,信天主教的西罗马帝国衰亡后,又分裂出许多西欧小国,各国皇帝们唯教皇马首是瞻了一千多年,普通民众就更甭说了。

任何宗教精神文化,若与物欲的世俗或政治结合得太过紧密,成为政治的附庸,都会越发展越功利化、形式化,逐渐以礼教、道德规范或者法律形式来代替思想精神,不知不觉就会背离其原本思想精神,人类思想进步也因此受到了禁锢。从而走向僵化、腐朽、没落,这根本的一切是源自于人类自私的物欲和迷信,可人们却总是把一切责任都归罪到精神文化或者宗教。

欧洲人因基督教而懂得了善恶,从而延续了欧洲社会千年文明之火,但这些毕竟都是靠严格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宗教形式形成的,相当多的人并不是自由自在、心甘情愿地接受和认同。公元1500年前后,西欧的意大利人率先展开探索,他们打着 “文艺复兴”的旗号,巧妙地以科学、文艺形式表达科学、自由、个性解放思想,反对限制个人自由的教条化的宗教。以科学、文艺形式传播思想,可以回避矛盾,表面上让人不知不觉,但效果非常显著。对民众思想能起到广泛的启蒙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基督教的宗教改革,由过去的以神为中心逐渐转变为以人为本,人类思想从此开始解放,但世界同时也开始了大混乱。

人类开始以身体感官的“实证”来重新探索、了解真理,这既带来了科学和工业革命,同时也因为达尔文主义、尼采思想只强调人的物质感官性一面,把各类人和动物都统一看作是物竞天择,强者生存的,这对人类的世界观人生观产生深远的影响,最终酝酿了后来也是从西欧国家挑起的两次世界大战。弗洛伊德提出“人的一切皆源于性”,把性爱看作是人的本性等不究竟的心理学思想,虽然也无法“实证”,但遂人的感官意愿,所以被世人确信用来指导人生,这导致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流行性解放、性自由等人类把自己等同于牲畜的思想行为。另外,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科学家们从光电学和微观物质世界研究总结出量子力学不确定原理,以几率论结束了包括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在内的人类两千多年的决定论思想,思想意义深远而巨大。但决定论的终结却被人们错误地理解为因果论的终结,导致人们普遍放弃因果思想,认为做善事不一定有善报,做恶事也不一定有恶果,许多人因此肆无忌惮,恣意而为。
没错,做某一件善事或恶事并不一定会导致某一个具体的善报或恶果,但如果习惯性地做很多善事(恶事)却一定会导致许多的善报(恶果),这却是绝对的真理。

“文艺复兴”以后,这些以人的物质性为根本的学术思想,在被人们当作社会哲学在社会领域推广以后,严重地冲击了传统哲学思想,对人类传统道德思想更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巨大破坏,彻底颠覆了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人类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得不重新思考:古代的社会伦理道德规则虽然时常限制人的感官快乐,但真的打破或摒弃这些规则以后,自由是自由了,但并未获得更多幸福快乐,却引来巨大灾祸,人类不得不再回归到宗教精神文化中去重新寻找答案。

美国是由逃避欧洲天主教迫害的一群渴望宗教自由的清教徒们建立的国家,美国人的思想意识形态主要来源于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新教,他们摆脱了极权宗教的思想束缚,并在此思想主线基础上吸收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民主、法制、自由思想,修正完善了传统的宗教文化,形成美国独特的思想精神文化。当基督教在欧洲因“文艺复兴”而逐渐衰落时,在美国却得到不断发展,有人因此把美国比作新罗马帝国,当今美国只有3%的人宣称自己不信宗教。

长期以来,人们总喜欢把美国的强大归因于其科学技术的发达,却不知道美国的著名大学最初都是由教会和私人捐赠成立的,直到现在,高水平大学科研教育经费仍有25-40%是来自个人或团体捐赠,不附加任何功利性的条件,也不强调经济效益或要求写论文,这是培育大学及其研究学者的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关键,而大学思想精神又对社会的精神文化起到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而包括英国牛津、剑桥在内的其他世界名牌大学都没有这个优势,所以全世界的精英都被吸引到了美国,促进了美国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而引领世界二十世纪后几十年的经济、科技发展潮流。中国的大学也模仿着办校董制度,却收不到多少捐赠,只好搞教育产业化,结果培养出一代充满功利思想的社会人才,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富人钱少,这一切都是由精神文化决定的。

尽管当今世界最热闹的地方都有美国的踪影,但源于基督新教的美国精神价值观还是主张正义、神圣的对外战争,履行着起码是自己认为的救赎全人类的"特殊使命",而不完全是建立在实用主义的国家利益至上。二战前的美国并不穷兵黩武,只是在被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以后,整个国民才被打醒,不再为是否参战而争论,才明白对邪恶的最初绥靖纵容就意味着自己将会被卷入更大的战争,于是全民动员,重点发展军事,要为人类正义而战,很快就把全国各种资源、力量调动集中起来,开始对德、日宣战。战后与苏联霸权的针锋对抗也并不是要瓜分世界,一方面是为防止唯物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对宗教社会的侵蚀,另一方面是吸取二战经验教训,避免苏联象二战德国一样再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在苏联解体前,和苏联的全球对抗主要还是以防御为主,只是在苏联解体后才开始搞单边霸权主义。对以色列偏执地支持也并不是为了中东石油,实际是为了保护宗教圣地,这给自己引来了“九一一”,但并没有吸取教训,又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明显缺乏正义的战争,把自己搞得众叛亲离,经济和国势反而日见衰落。

“九一一”事件及后来的伊拉克战争,对美国不只是经济的打击,也打击了美国人自豪其引领世界的思想文化,导致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人都不得不反思、怀疑其意图推广全世界的思想文化,也不得不思考:单边的军事霸权主义对本国、对世界到底有什么实际利益或意义,人类到底应如何应对恐怖主义,二十一世纪世界到底应秉持什么样的文明?

其实,即使某个国家真能做到以圣道治国,它也绝不能视自己国家或者所推行的思想文明是正义或真理的化身,强人所不愿地推广,因为若这样做就必然有战略企图,就不是真正究竟的无我、无分别的圣道治国。

再回顾一下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文化变革过程。十八、十九世纪,西方在发生巨大的思想、工业革命时期,也与中国发生着广泛的商业贸易,但对中国没有形成什么思想影响,中国统治者采取的仍是自以为是,闭关锁国、封闭落后的政治经济政策,随后被西方国家用武力彻底打开了国门。

有许多人认为宋、明、清、乃至中华民国受外族国家欺负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政治经济落后、军事弱小。另一个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儒家仁义礼让、佛教慈悲忍受等传统思想文化缺乏强悍竞争精神,奴化了民族的斗志,也妨碍了物质军事科学的发展,即所谓落后就要挨打,善良就要被欺负。但却不明白国家为什么会落后弱小。

其实了解一下这几个朝代的后期历史就可以知道,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指导思想)越来越脱离国民生计,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困苦;而官员富人等主流社会的物质精神文化却越来越奢靡,越来越贪图感官享乐,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根本不为广大老百姓所真心认同、拥护,国家上下的思想目标极不统一,各种宗派思想、主义林立,老百姓人人都只想保其个人、家庭利益,在国家面临危难时就根本形不成对外合力,许多人甚至恨不能改朝换代,早日改变不平等、不公正的社会现状。所以一切战争胜负的根本都取决于国民内部,取决于人民愿不愿意珍惜、维系所依托的国家、社会。

在当年抗日战争初期,一千多日本鬼子就能把几万国军追得屁滚尿流,这些国军所奉行的根本就不是讲舍生取义、大仁大义的儒家文化或者讲无我奉献、勇于止恶扬善的佛教文化,而是贪生怕死、人人只保自己或者地方部队实力的私心物欲文化,以此类似雇佣军文化武装起来的部队,来对抗任何训练有素的军队都难免失败的厄运,根本就不是什么外敌的强悍民族文化、竞争文明、武士道精神的胜利。

清朝末期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力求振兴我中华文明,中国洋务运动者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只能是在少数人头脑中想想而已,在整体社会都迂腐遵循古制道德礼教,国民上下都缺乏先进思想精神指导,民心涣散的情况下,表面形式的造搬造抄显然是很难成功的。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正是看到了思想文化所起到的根本作用,都对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彻底失去了信心,也学习欧洲“文艺复兴”,掀起新文化运动,集中批判儒家传统的三纲五伦封建礼教、尊卑伦理道德制度,对国人进行科学、自由、民主的思想启蒙,同时把马克思主义迎接到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被中国人很快接受并迅速发展起来,实际就因为其社会目标与中国儒、道、佛等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仁义道德、无我奉献精神很接近,正是这些文化思想传统成了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很快嫁接结果的文化根系。马克思主义能在前苏联等国扎根则与该地区信仰东正教有一定渊源,马克思主义在因“文艺复兴”而深受个人主义理念影响的西欧和美国则没有取得成功,在其他世界地区的思想文明基础就更薄弱了。

为什么许多共产党人甘于放弃良好的家庭条件,能忍受常人所难忍受的艰苦环境和敌人的严刑拷打,就是因为心中有一个愿无私无我为解放全人类而献身的信念在支撑着意志,正是靠着这个信念,加上部队日常制度性的政治思想动员,统一部队的整体思想意志,从而才能保证每个战役能围绕着大战略目标作战,小的局部战斗围绕着大部队整个战役意图的进行贯彻实施,也就是每个组织成员都要统一到整个组织的大思想意志上来才有可能实现整个组织的战略目标。国民党军队就完全是个反例,从蒋总裁到战区长官、杂牌地方军的战略思想、目的经常不统一,个别军官信奉“效忠总裁、杀身成仁”等很不究竟的思想,士兵很多是被抓壮丁裹挟进取的,缺少训练,带头逃跑、投降,即使是在正规部队,士气也会被带坏。再加上共产党的土改政策,又一下子争取到民心,从而很快就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在五十年代革命建设时期,人们仍忘我无私地工作,虽然物质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都觉得比现在物质生活富足的今天还要幸福充实。不管后来人们怎么说,那时国人的思想道德境界是历史空前的。所以,现在七十多岁的老一辈人至今仍十分怀念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为什么生活条件好了,人们反而会“吃着肉骂娘”,就是因为物质生活改善并不能真正解决人的幸福问题。

有人说五十年代是愚民政策,显然是不公允的,从“右派分子”1957年“反右"运动前的大胆表现可以看出,建国初期几年的政治思想是很开明的,只是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其它思想文化越来越受到各种限制,“右派分子”们所表达的意见实际正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对政治思想的这种修正要求,是思想文化的一种正常表现,结果却受到政治的严厉打击,政治思想从此开始偏激。直接后果就是紧接着发生的任随政治理想自由的“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更是走到了极端,从官方到民间,从形式到思想上彻底地消灭其他思想文化,追求“纯粹”的主流道德思想文化,实际却毁了自己赖以生长的思想文化根系。

此外,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被阵营主导者们总结为是马列主义思想、暴力革命理论的胜利,政治家们凭主观热情推广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想进而统一、代替其他思想文化,且把思想文化精神予以道德规范化,在经济上以主观计划来代替自然市场,还一厢情愿地对国外到处推广,从而导致了东西方两大国家阵营的对峙。结果,国家安全的竞争逐渐成了头等大事,双方不得不把国家战略目标和社会生产都主要投入到军事战争,不自觉地以物为本,完全违背了要让社会大部分人都获得幸福快乐这一社会基本宗旨。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率先突破,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但在刚开始的前十多年左派思想仍然很强,为了克服左派马列教条思想的强大阻力,主导改革的社会精英们,利用人们反思几十年革命建设经验教训的时机,推行思想解放,放弃了远大理想,因为没有确立新的精神目标作指导,就只有摸着石头过河,并重新一一检视试验了各种社会经济思想,最终确认只有西方经济文化思想最有利于发展经济,于是全面向西方学习,1988年还通过主流媒体播映政论片《河殇》,直接宣扬西方民主自由、个人主义思想,这对国内文艺工作者、知识分子的思想冲击非常大,原有的社会思想文化从此开始崩溃,一发而不可收拾。此外西方国家也自觉不自觉地通过文学、文艺奖项等各种形式,引导着我们的思想文化,我们找不着精神目标方向的学者、文艺工作者们,针对国人感官需要多年被压抑,迫切需要释放的社会背景,剔除西方精神文化中更本质的宗教价值观等内容,只拣欧洲“文艺复兴”以后,那些能“解放”人的感官物欲的文艺作品和学术哲学当正统,赶时髦地承接起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衣钵,通过小说、电影、电视等影响很大的媒体,全方位地宣扬个性解放、个人主义、民主、自由等思想,还以新思维、新观念自居,倡导提前消费、高消费,刺激人们的感官需要,从思想、理论、文化等几方面对左派社会主义、传统道德文化予以全方位的批判,把贫穷、封闭、专制、平均主义等人类因自私执著所形成的丑恶现象都归咎为左派社会主义、传统道德造成的,这一全世界范围的私有化、民主化浪潮,冲毁了我们的立国思想——社会主义,最终导致了中国一九八九年的政治动乱,又间接影响导致了苏联和东欧的社会巨变。这一巨变返过来又对国人的精神思想带来了更具摧毁性的巨大冲击,好在我们的政府没有象前苏联人那样上民主自由思想的当,凭非常强硬的手段保持了政治的稳定,但对政府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政策还是产生了很大影响,普遍放弃了主义、理想、精神,只抓经济效益。

苏联解体以后,整个中国社会在思想上彻底摒弃了左派社会主义,对传统文化也失去了信心。缺少精神目标指引,靠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探索,发展到后来就变成了全盘自我否定,谁把经济从公有计划搞成私有化、市场化,谁就是改革家,谁在娱乐消费方式上突破大一点,谁就是开拓开放。结果被解放出来都是私欲、情欲、物欲文化,由反对道德礼教压制自由变成个人主义至上,由反禁欲变成以爱情、情欲至上,一时间,大众文化中除了爱情,就没有什么可歌颂的了。而宣扬道德奉献倒被认为是虚伪的,反而会遭到人们嘲笑。原始的私欲、物欲、情欲文化成了新思维、新观念。人们根本就不相信道德奉献是人的良心本性,而把因个人主义、情欲至上所导致的官员腐败、社会堕落问题都归咎于缺少民主法制和新闻自由造成的。还分辨说个人主义不是私利主义,其实若完全摒除道德奉献等社会精神,民主、自由、个性解放就只剩下情欲、物欲的民主、自由和解放。

民主、自由本身实际是不讲对象,没有价值取向,没有善恶利害的中性事物,是手段形式,是为个人主义的或者奉献精神等社会价值观服务的,若分别从个人、族群、国家社会、一切众生的角度来落实民主、自由,则民主、自由的目的、表现形式以及结果都将有天壤之别。希特勒在1925年就出版了表明自己思想的《我的奋斗》,但还是在1933年民主选举中以压倒多数选票当选为德国总理。脱离社会正义的民主、自由只会被当作国家、民族纷争、在野党派争权夺利的手段、旗号,如今国内的村级民主选举,多成为族群纷争的角斗场,当选者往往只代表着族群的利益,并不为整个村子的长远利益服务,更不会考虑全乡、全县或者国家的利益,由此就可以推想当今世界热点政治中的民主选举。

总之,追随“文艺复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批判了传统文化中以教条形式出现的虚伪道德礼教,也在事实上开启了对中国两千年思想文化传统的怀疑、破坏过程。而“统治阶级利用宗教麻醉人民”的论断,更把宗教和迷信划上了等号,把宗教和科学完全对立起来,导致后来大多数国人从思想上摒弃了宗教信仰,任何宗教倡议都受到极大的嘲笑和抵触。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正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这一论断的影响,要继续砸烂以“孔家店”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最终从物质形式和思想意识两方面对传统思想文化予以巨大的破坏。

改革开放后开展思想解放运动,最初的出发点是为了克服极左教条思想,结果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文化思想过程中,不知不觉把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当正宗,拾起了“文艺复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衣钵,举起了民主、自由的大旗,标榜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个性解放、民主自由思想,否定以仁义道德、无我奉献为核心的传统思想文化,误导民众摒弃以道德奉献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所以这一思想解放运动,在结果上不但从思想意识上打碎了左派思想枷锁,也割裂了中国人心中的精神文化传统。

无论怎样,真正究竟的精神文化总还是能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人们经过正反两方面的反复体验以后,经重新实践探索,总还是会回归到真正究竟的精神文化的。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人们都只热衷经济效益和物质消费,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社会问题却越来越多,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物质感官快乐并非人生究竟,实际这正是人类善性本心自发性的觉悟,人们又重新对各种思想文化精神进行探索,而在九十年代,传统文化已被批判得抬不起头,也难以让国人认同,这给以新奇面孔出现的气功等旁门外道得了空子,他们利用社会普遍追求声色消费、财权名利而迷茫堕落,失去信仰,而传统宗教文化又受到各种限制的社会背景环境下,迎合人们身心平衡对高尚精神文化的天性需要,借用宗教中对人有益的真、善等名相道理,掺杂以所谓人体科学、信息等时髦的新概念和自己很不究竟的理解,包装出一个救世主的形象,他们避开容易让政治敏感的宗教形式,却模仿党派的组织、宣传发展模式,并以“特异功能”、治病等利益吸引人,因此发展非常快,影响也非常大,此正所谓正教不兴,外道丛生。

好在跨到新世纪以后,政府及时看到了问题,顺应时势地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就是要恢复传统思想文化,回归最究竟的自然本性,这一文化思想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发展已受到世界各国关注,相对中国的军事发展,美国战略家更担心中国文化软实力对世界影响力的增长。但可惜包括许多政府官员在内,至今没有理解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许多人仍把建设和谐社会简单地理解为保护环境、改善福利、降低能耗等具体形式,并不懂得和谐社会的真正核心是思想精神的和谐,是内心的觉悟。虽然有些人已认识到了,当今社会迫切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核心价值观,构建一个全新的道德精神文化,但核心精神是什么,从什么地方下手,目前仍莫衷一是。

总结这两千多年来的人类文明史,就可发现一些共同的、有意义的社会思想规律:一个人的思想认识、精神境界(即世界观、幸福价值观)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准则,进而可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是内因,而人一生下来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环境条件都是外因,一切决定人命运的外因都要通过内因来实现。严格来讲,一个人的聪明能力也不是人的根本内因,也要在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指导下起作用。由人所组成的组织团体、社会也是这样的,一个企业的命运前途往往取决于企业文化,企业创立时的思想发心,心量越大、境界越高,企业发展空间越大,生命持续力也越长。同样,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领导者及其所领导人民的社会思想认识、精神境界(即世界观、幸福价值观)决定了一个国家对国内外一切事务的处理手法和准则,进而也就决定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命运,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疆土资源、物质财富、军事科技都是暂时的,如果国家领导者们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即使再超级强大的国家也有可能会被引向灾难,如二战的德国、日本和二战后的苏联。

能引导、改变社会思想精神的宣传、教育工作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命运往往能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近代日本人对此看得很明白,只是他们选择的思想精神不够究竟。邓小平先生在1989年动乱之后也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即教育的根本是思想教育,所谓思想教育就是教人如何做人,让人从少年儿童时的只认感官自我成长为愿意为集体服务、与团队协作、甘于勤劳奉献的人,而不仅仅是传授技能、技艺,更不是市场产业。

宗教就是思想教育,宗教并不是由某些教主自己主观就想创造出来的,而是先由充满智慧的哲人觉悟出对世界、人生的精辟思想见解和方法,教人如何更好地做人,仁慈善心是人类获得幸福健康财富等一切功德福报的根本,不凭劳动奉献却靠武力或欺诈来争夺这一切,就会惹灾祸。人们经过长期的反复社会实践以后,多数世人在思想意识上接受并信仰其思想道理,它就成了宗教。宗教的具体仪轨、修习形式都只是传播思想方法的媒介载体,最核心最根本的是通过宗教形式所传播的思想和方法。如果哲人觉悟世界、人生的思想方法只被少数文人学者信仰接受并传播,这就是学术、哲学;如果被人以局外者的角度考据、研究,研究者并不信仰接受,则连学术都算不上,只能算资料的堆砌整理。

如果说市场、经济是应人的身体感官需要形成的,那哲学、宗教、文化就是应人的精神需要形成的,市场经济、宗教文化都是客观的社会现象,都是因应人的需要,为人和社会服务的。政治则是为协调人类社会在市场经济、宗教文化活动中的矛盾而产生的,是为市场经济和宗教文化服务的,有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和宗教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形态。如果整个国民都信仰达尔文主义,以弱肉强食为自然,则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治机器来维持社会机制的暂时稳定运行,这时若缺少强有力的专制政权来管理,实行民主、自由制度就只会增加社会更多的动乱和灾难。如果整个国民都真心信仰以利生奉献精神为主旨的思想文化,人们就没有了物质、宗教文化纷争,则国家、政府的任何职能都是多余的,就更甭说民主、自由、法制了,统统都是没必要的。

对君主政治、党派政治都强烈批评反对的纯民主自由主义者,他们所主张的纯粹民主自由实际就是理想的无政府主义,那只有在整个国民思想精神境界都非常高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但真到那时,民主、自由也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所以国家、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是手段形式,是因应经济和宗教文化形态而产生的,只有在物欲纷争的不公正社会才是必要的,不应成为一个绝对的、终极的社会建设目标。

政治可以直接改变一时的经济和文化,使经济和文化都为政治服务,但那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从长远看,政治最终还是要为市场经济和宗教文化服务。所以不能以政治为本,不能搞一切为政治服务,若处理不好市场经济和宗教文化工作,再强大的国家机器也保证不了政治的稳定,如果真正做好为市场经济和宗教文化服务的工作,国家政治一定是强大而稳定的,这就是无为而治。

良好的政治和精神文化能促进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政治可以适应市场经济、宗教文化的发展规律在一定范围内对其进行引导、调整,政治可以倡导、发扬一种更先进的宗教、文化,但不宜单从政治角度出发,通过国家机器主观改变经济、文化,更不宜介入宗教、文化的具体事务,绝不能轻意通过国家机器打击宗教、文化,但对主动参与政治纷争的宗教、文化应及早予以取缔。

政治和宗教文化都不宜直接参与市场经济,否则,政治和经济都会更复杂,更混乱,宗教文化若参与市场经济也会变质,最终反而会埋葬自己。市场经济是瞬息万变的,政治也是不断更迭变化的,最具有生命力的是以教育、宗教等载体来传承的精神文化,正是以道德、奉献为核心的思想文明决定了人类历史,而不是军事、强权或者谋略,军事、强权只能取得一时的胜利,只有文明才能代表人心的向背,只有文明才能顺应因果自然规律行事,只有文明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儒家倡导仁义礼信,道家倡导道德无为,佛家倡导无私无我,都是人类社会最智慧的精神文明思想。从人类这两千年,尤其是这几百年几十年的社会文化历史可以看出,凡是对优秀精神文化抱以开放学习的态度,引导全社会自由地选择、学习其真正思想精神,国家就会得到最强盛地发展。凡是自以为是,独抱一家,或者以为政治服务的角度,教条地制定道德文化规范制度,强迫人去遵守的朝代,虽然能维持一段时间的内政稳定,但必然会束缚人民的文化思想,国家的经济生产也会随之封闭落后,进而受到外强欺侮而导致政治思想混乱,最终造成国家的四分五裂、长期战乱。

民主、自由、科学、艺术是中性的,有因应人的身体感官需要而产生的技术科学、通俗艺术、为群体利益纷争的民主、追求感官物欲的恣情自由;也有因应人的精神需要而产生的高雅艺术、理论科学、为利益一切大众的民主、脱离感官物欲束缚的真正自由,所以高雅艺术和理论科学、高尚精神是相通的,人若沉迷感官享乐就很难创作出高雅艺术或纯理论科学。“文艺复兴”以来,广泛影响世界的民主、自由、科学、法制思想是对传统宗教思想文化的修正、补充和完善,但若摒弃传统文化宗教思想这个纲线,单以民主、自由、科学、法制思想是不能立国利民的。如果整个国民都摒弃传统宗教精神文化,在物欲社会单纯推行民主、自由、法制就只会导致民众物欲的自由泛滥,国家政治的日益混乱。

一个国家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机器、宗教文化三个方面,经济、政治是精神文化的外在表现。所以要维持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必须引导民众实践真正究竟的幸福文化,让广大人民乐于接受高尚精神文化。但仅通过教育、宣传媒体进行思想灌输是不会见效的,应引导全社会的人自己去实践、体会什么是人类真正究竟的幸福,怎样获得真正究竟的幸福,然后自觉自愿地付诸行动。

五.怎样正确引导社会实践真正究竟的幸福文化观

1.核心精神理念必须要真正究竟

要树立的核心精神理念必须要究竟,要彻底,要合乎因果自然规律,人们暂时做不到没关系,但如果真能完全做到了,他就应该能够获得真正究竟的幸福,而不会有很多烦恼痛苦,甚至意外,这样,人们在实践中受益以后,就会相信这是真正究竟的真理。

那什么是真正究竟的核心精神理念呢?那就是:愿意以无我,无人我、众生分别的善性真心去利益、帮助一切有感知的众生。谁能做到这一点,谁就会获得绝对的幸福快乐,就没有烦恼痛苦。让人们体验并接受这个道理,就是最大地帮助他们,使他们获得最大的利益、最究竟的幸福。

如果核心精神理念(指导思想)不究竟,即使完全做到了也不一定就能获得幸福。如某个人在实践时,他虽然时刻愿意并确实在做着利益一切人类的事,但他同时还经常杀害许多动物,从究竟道理来说就是不懂因果,做事不完全合理法,他也许能获得许多幸福快乐,但同时还会有许多烦恼、不如意的事,他经过此实践就有可能不再认同这个道理。所以,做不到没关系,但核心精神一定要究竟。

2.尊重个人志愿选择的自由 

实践体会道德精神的幸福只能通过教育、启发或引导的方式让人们自己去觉悟,要让人心甘情愿地去做,对未觉悟的人,应象对待幼儿一样予以真切的同情和理解,不应简单地嘲笑、谴责、甚至惩罚,也不要用社会道德规范标准约束那些尚未觉悟的人,也不宜通过物质利益奖励、诱惑、甚至强迫人们去奉献或者更道德,这些都会误导沉迷物欲、只图自利的人们采取欺骗、虚假形式的道德奉献精神,把道德奉献当作实现极端私欲幸福的手段、过程,而不是幸福本身,这就完全走样了,就有可能会束缚压制人。更不能以社会力量、社会制度甚至国家机器去强行推广,再美好的东西,若强迫人去做,人都不可能感受到幸福,这就和拔苗助长一样,只会使人更难觉悟,甚至会遭到人们的抵制和反抗。

应通过教育、媒体从思想意识上进行教育引导,对有认识,心甘情愿加入某种组织,愿意严格要求自己的,可以按要组织纪律、戒律要求他,但绝对不能按组织纪律、戒律、规范要求组织以外的人,哪怕有一点点的歧视都是不合理的,那只会让尚未觉悟的人们反感、抵触、甚至反抗,要引导人们自己去体会,觉悟以后自觉自愿、自由自在地去做。人的经历和认识水平是千差万别的,切忌以一味药包治百病。

3.要处理好思想精神和形式的关系 

精神文化,思想理论都是以一定语言媒体形式存在的,这一切形式都是引导人走正路的指路牌,要让人们自己通过形式来体会、领悟思想精神,但形式毕竟不是思想精神本身,是有局限性的,若脱离思想精神而执取任何表面形式,即使最智慧、最究竟的文化思想也会被误解,而可能产生很大危害,如上文的核心精神理念,我们都应学习实践并自觉自愿地努力做到,做不到也没关系,绝对不能按表面形式去规范人照着做,只能引导启发人觉悟以后自觉自愿地去实行,否则不但行不通,还会有副作用。禅就是要放下一切形式的真心,放下一切感官意识,善性真心自然就会流露出来,但若执着语言思维,就会搞成口头禅、狂禅,就不得真用,反而可能有害。 

所以体验、领会到真正的思想精神以后,就要放下或不拘泥于形式,以避免形式的副作用,但放下并不是将一切形式都废除,因为“皮之不存,毛将不附”。对尚没有领会真正思想精神的人来说,离了形式就会无章无矩,一片无明。其中也包括三纲五常、宋朝理学等礼教形式在内,对于能做到无我奉献的人来说,三纲五常是迂腐、偏狭的,但对不知礼义的混人来说,三纲五常就是圣道真理,总比任人肆无忌惮、恣意而为要有意义得多。

4.倡导道德奉献时不应过分强调或者避讳宗派背景

纯粹的道德精神奉献是人性自然的显现,是人类天然的精神需要,古今已有许多思想学说从各个角度层面对此作过描述。各家思想学说就如盲人摸象一样,只是对真理某一方面的描述而已。可各家门派的部分徒子徒孙常常为了各自利益,将之据为己有,标榜自己的学说是最究竟、最彻底、最高尚的真理。自以为是地排斥、压制其他说法,心理学说心理学的,社会学说社会学的,哲学说哲学的,各派宗教说各派宗教的,无论怎样说明,任何世间学问都不可能仅凭语言文字将之完全展现给世人,都只是指示真理之路的标志,只能引导人们自己去探索,如果互相贬低,就只会让人们看到各自不如理的那一面,会让人们更分辨不清,更加糊涂。

由于人都是有感官物欲和善性良心两重性的,任何宗教或文化的个别信徒所做的善事、恶事都只能代表其个人的学习修行程度,并不能代表整个文化教派本身的邪与正,如果有很大一部分信徒都喜欢走极端那就有可能是邪的。

要利用好各种优秀文化思想发掘人的善性良心,绝不能搞成为某个宗教、文化的专利,人类几千年精神文明史已有过很多次教训,偏执任何学说,独树一帜、独崇一家,以一代万,也许短时间是有效的,最后发展结果往往都容易走极端,形式教条化地将人们引错路,人们在尝试到灾难教训以后,反而会极力反抗或者矫枉过正地完全放弃。所以一定要抓住最深层的思想、精神,要避免过于注重形式而背离思想精神。

关键是要引导人们自己亲身去体悟、体会此人人本具的善性良心,自觉自愿地去奉献,从而得到最究竟的幸福。所以应围绕精神奉献这一实现人最究竟幸福的核心宗旨,通过教育系统,通过电视、网络、报刊等媒体上对持奉献精神价值观的各种学说、各种宗教、各种文艺,包括能表现人性善良的一些美国大片都平等地开放,从各种角度、各个渠道解放、揭示人类自身的良心本性,让人们根据自己的经历背景、经验体会自觉自愿地自由选择。不要过分强调或者避讳其所代表的党派、宗教门派背景,这样可减少政治宣传色彩,更富于教育指导意义,脱离宗教形式倡导基本思想也更富于现代气息。应求大同存小异,严禁各学说、各宗教门派相互贬低,要让各种体现道德奉献的文化共存共荣,共同发展。另外倡导者自己首先要实践,等有体会了再倡导,否则容易歪曲思想,容易搞表面形式。

5. 不宜刻意提倡苦行,不能随便倡导禁欲 

对一般民众宣扬精神文化,不宜刻意提倡苦行(如艰苦奋斗),也不能随便倡导克制感官需要的禁欲思想,对尚未醒悟的人倡导禁欲或苦行只会让他们更痛苦,只会使他们更憎恶这些妨碍他们自由欲乐的精神文化,更难醒悟。应该引导人自己实践体验、分辨,待有体会而真正觉悟以后,人自然就会自觉自愿地艰苦奋斗,也自然就不会再执迷感官物欲或被感官物欲驱使。

6.不能自视清高而轻视其他文化形式,这样会曲高和寡,

不仅重视形而上的思想精神,对一切有利于提高人的修养、情操、素质的各种文艺、文化都要大力支持,文化艺术能引导人超越感官快乐,潜移默化地启蒙人类的思想精神,为思想精神的升华打基础,能达到直接思想精神教化所起不到的效果。但不宜倡导没有尺度没有原则、仅仅迎合民众感官物欲的通俗文化,起码官方媒体不应支持有败坏社会风气倾向的媚俗艺术。 

六.体验到真正究竟的幸福思想精神以后到底该怎样做

既然体验到:人的一切感官感受、思想意识皆非究竟,只有无我、无人我众生差别的利生之心是究竟;既然说市场、经济是应人的身体感官需要形成的,那是不是就不要物质消费,是不是就不要发展生产经济,都到深山去修炼呢?

经常有人因此评价中国文化重精神、轻物质,是过于早熟的文化,是束缚、制约生产经济和科学发展的思想文化。所以要发展科学就应该批判宗教,要想发展生产经济就必须摒弃克己复礼、艰苦奋斗等传统思想精神文化,要想方设法刺激人的感官物欲,提倡房子、车子、票子、婊子、儿子等“五子”经济、提前消费经济,在国内经济学家、宣传媒体眼里,美国就是如此成功的,是人们心目中最佳榜样、范例,似乎是美国人的高消费带动了全世界的经济发展,真的是这样的吗?

美国以宗教、民主法制立国,经济生产发展了200年才有今天的消费,人们只看到他们当今的消费福报,却看不到美国人上百年持续高效率、高创造性辛勤劳动的积累,更看不到美国人深层的宗教精神文化等本因。倒因为果地认为是消费带动了美国和世界经济,其实若没有强大的经济产出做后盾,通过刺激过度消费来发展经济,就如涸泽而渔一样,等待人们的就只有经济危机,美国的房地产次债危机就是个例子。若单以发展经济为目的,则无论单纯鼓励生产、还是单纯鼓励消费都是要导致经济危机的。只有以人为本,以满足世界人民的最基本需要为目的来发展经济生产才是合理的,也就是要到人员密集的中国或者世界其它贫困地区去投资,开发其资源,带动其经济发展,促进并满足当地人的消费,从而共同富裕,这才是经济生产发展之根本。通过推进精神文化事业,让全人类,无论富贵人还是穷苦人都感受领悟人生最究竟的幸福道理,这才是让世界社会变得越来越和谐吉祥的根本所在。人若体验到这无我、无人我众生差别的行善利生之究竟思想精神,自然要做的就是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去利益一切众生,这当然须首先做好本职工作,方便、利益周围一切与自己有缘的亲戚、朋友和同事,报答父母、国家、社会与周围曾提供我们一点点帮助的一切众生。这当然要发展生产经济,只要地球上还有一部分人类的最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还有人在为基本生活而辛苦奔劳,就应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发展生产经济并不妨碍人追求高尚的更究竟的幸福,把践行道德奉献的幸福实践付诸到利益一切众生的生产生活中去,在获得精神幸福的同时发展生产经济,这才是更究竟的,两者是一回事,不应把一个当目的,把另一个当手段。

千古英雄今安在?

只有文明仍留存

无私无我是既幸福快乐又真实有大利益的

倡导真正究竟的精神文化

唤醒人人本具的善性良心

建设和谐幸福的文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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