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现在发出一组带有左倾思想的文章,应当说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思想体系是世界文明发展到较高程度的精神产物,是人类理想追求的高度精神境界,但与现实的经济发展有着一定的矛盾。要追求精神,就要影响财富的创造。这就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特别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只钟爱他的经济理想,而扬弃了他的政治主张----大众民主。马克思不仅在经济上要搞公有制,在政治上也要搞民主制和选举制。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搞了经济上的公有制,而忽略了政治上的民主文明和选举文明,结果使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低效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步走向资本主义,既放弃了经济理想,更缺乏政治民主,在极度地物质追求之下,不能不使社会陷入分化与失衡状态。因此,先进的经济制度和落后的政治制度永远是中国的现实问题!这不能不导致人民对进步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理想的一再追求。当然,在这场追求中也存在着不同的目标和冲突。一段时期以来,“民粹主义”成了知识界蔑称大众的代名词。现在,随着陈永苗的发问,突然使人们意识到民粹主义的必要性,它至少是抑制权贵专横的重要力量。]

中国真的不需要民粹(民权)主义吗?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2月24日

目录

高一飞:《许霆案的律师辩护存在方向性错误》

韩强:《新加坡向全体国民发红包的启示》

葛孚学:《农业是项公益性事业!》

葛孚学:《倡议国民冬季休养生息!》

胡星斗:《关于建立“两会”问责制度的建议》《关于设立“改革开放纪念周”的建议》

陈永苗:《后改革时代的新一代视角——在改革三十年民间座谈会上的发言》

潘维:《核武器时代的意识形态 》

宋宗宏:《学术界也需要端正学风》

胡星斗:《中国问题民谣选》

建中:《中国当前最最紧迫的18项执政任务》

高锋:《从党纲修改看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创新与政策调整》

 杜 光:《从维权运动想到了阶级斗争》

何必:《维权困境告诫咱们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殷辂:《 当今主导文化的性质与"文明"冲突的本质 》

潘佳瑭:《此国民党非彼国民党》

钊哲:《社会主义的新定义 》

思马恩:《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国家和商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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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这么一个贪婪无耻的盗窃犯,居然在法庭上被律师辩护成一个“银行资产的保护者”,这种现象说明当前中国法律界的堕落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以及法学界对中国社会误导到何种程度。假使都不用重刑,假使都轻描淡写,那么只能使中国的犯罪猖狂继续下去。]

发件人:"高一飞" <gaoyifei1216@hot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23 22:24:2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高一飞 

许霆案的律师辩护存在方向性错误

高一飞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去年11月29日以盗窃罪判处许霆无期徒刑。许霆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今年1月14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将该案发回重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审理。2008年2月22日,广州市中院开庭重审此案。(许霆ATM取款案昨日重审,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zffz/2008-02/23/content_802077.htm,2008-02-23。来源,法制日报。)

遗憾的是,许霆的辩护人为他作了无罪辩护。辩护人认为许霆的行为不具有“秘密窃取”的特点,其行为不构成盗窃行为:一,从行为上看,许霆没有从物理上或者从虚拟空间非法进入到银行系统去取钱;二,案件中,被告人许霆使用自己的实名银行卡到有监控系统的自动柜员机上取款,输入的是自己的密码,自始至终的取款行为都是公开的,不存在秘密环节。三,盗窃行为的实施是单方面的,而本案中许霆的每笔取款行为始终都是互动的,不是单方面的行为,因此不存在秘密窃取。 

针对上述辩护意见,公诉机关的反驳是非常中肯的:一,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盗窃金融机构是盗窃金融机构的资金,不管手段如何,是否进入物理空间或虚拟空间,只要盗窃金融机构的资金,就成立盗窃行为。二,是否构成盗窃,只能以行为人行为的时候是否秘密窃取来认定,当时有没有被发现和在事后有没有发现并不影响行为的性质。许霆秘密窃取款项后,到银行发现许霆的盗窃行为,之间需要一个复杂过程。三,许霆的盗窃行为并不是针对自动柜员机,而是针对银行,因此许霆的行为仍然是一个单方行为。 

其实,许霆的行为构成盗窃是没有问题的。盗窃的本质是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盗窃罪中的“秘密窃取”的含义是相对于财物的占有者而言的,“自己的失误”本身只是对财物保管不善的问题,不是否认盗窃罪构成的理由;而所谓有记录和监控录像也不能改变许霆行为的“秘密窃取”的本质,因为盗窃罪中的秘密窃取是指取得财物的当时财物的占有人不知道,就如在公共汽车上有人行窃后,在出车门时就被失主发现,但不能改变盗窃时是秘密窃取的性质,银行记录和监控录像只是事后让财物占有者知道情况的证据,正如公诉人所说,“许霆秘密窃取款项后,到银行发现许霆的盗窃行为,之间需要一个复杂过程”;另外,即使当时就有人进行同步观看录像,也不能否认秘密窃取的性质,因为是否秘密窃取应当要从行为人主观方面来认定,也就是说许霆取款时他本人是认为在行为的当时,不会让他人知道和看见的,就如便衣在抓捕扒手时明明知道扒手在盗窃自己的财物而暂时不制止,也就是说被窃者是知情的,这也不能改变行为人是“秘密窃取”的性质。而“许霆当庭也表示,其取款时是认为银行是不知道的。”

辩护律师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错误,原因和其他很多网友一样,把ATM机这个机器等同于自然人来看待(正因为如此,有人把这一行为与银行工作人员多付给客户钱相提并论而认为许霆构成侵占罪),认为与这个机器的交流和与人的交流一样,是一种“互动的,不是单方面的行为”。其实,ATM机这个机器具有一定的智能,可以发挥一些银行职员的作用,但它不是人,它只是一个存放现金并可以自动办理取款的机器,在它里面留下了记录,就如小说中的绿林大盗在盗窃后留名也不能改变其盗窃性质 一样的。辩护人认为“输入的是自己的密码,自始至终的取款行为都是公开的,不存在秘密环节。”错误地把取款时留下了自己的真实信息等同于“公开”。

另外,还有人认为许霆的行为构成的不是盗窃罪,而是诈骗罪。诈骗的本质是“捏造事实或者隐瞒真相”,让他人“自愿交付”财物,有人指出,许霆就是隐瞒了自己没有足够存款的真相,利用机器的故障,让银行自愿交付财物。这一说法表面上合理,但仔细分析就可以看出,同样是把机器当人对待了。对于机器而言,不存在“自愿交付”的问题。对于机器的拥有者而言,许霆的行为仍然是秘密窃取。

至于有人认为许霆的行为构成侵占罪,则同样不能成立,刑法第270条规定的侵占罪是指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行为。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盗窃时,财物并不在行为人控制之下,其取得财物的行为是本身就是非法的;而侵占罪中,取得的财物的行为并不非法,只是后面的拒不交出或者归还的行为才使其行为性质发生变化。许霆案中,第一次取得财物并不非法,但自第二次之后,已经具有恶意取得不属于自己财物的非法性质,其取得行为本身就是非法的,不能按侵占罪处理。

许霆案原审的问题在于量刑过重。刑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因此,本案辩护的重点,应当是要求法院适用犯罪分子“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特殊情况”来处理,在法定最低刑----无期徒刑之下选择一个适当的有期徒刑的处罚。但由于律师错误地进行无罪辩护,当然就不可能提出要求这样处理的理由,错过了最后一次辩护的机会。另外,由于辩护律师的“无罪”误导,许霆似乎对将来的无罪判决表现得很自信,在法庭上表现得非常恶劣,居然声称他这样做是“为了保护银行的财产”。

当然本案的公诉人的水平是很高的,他们还基于检察官的客观义务,提出了许霆有从宽处理的情节。我预测,在即将作出的判决中,法院完全可能在法定最低刑----无期徒刑之下选择一个适当的有期徒刑,可能是7年左右的有期徒刑。

2008-2-23,重庆烈士墓。

作者: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丹佛大学博士后。中国刑事诉讼法学会理事。
地址:400031,重庆,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Email:gaoyifei12 16@hotmail.com(也是MSN); gaoyifei1216@yahoo.com.cn,个人博客:http://vip.bokee.com/name/gaoyifei. 

 

发件人:"韩强" <hankai@nankai.edu.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hardwzh@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22 09:06:4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各位同仁,直接点击网址看韩强博客的文章! 

新加坡向全体国民发红包的启示 

韩强

2008-02-22 

    去年经济成长与房地产景气程度超乎预期,新加坡财政盈余达64亿元,创下1994年以来最高纪录。近日,新加坡政府决定从中拨出18亿元还富于民,其中8亿6500万元将分两次在今年4月和10月,作为分红发给年满21的国人,而穷人与老人受惠更多。

    新加坡政府这项计划全称是“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今年的这份成长红利系针对所有在2008年达到21岁或以上的新加坡人,按2007年所得与住屋价值成反比的原则,每人发给最高400新元到最低100新元不等,另为奖励公职人员的贡献,额外发给现职或曾为国家服务的人员,每人100新元。另为强化教育投资,则针对所有2008年介于7岁至20岁的孩童,也按与家庭资产成反比的原则,给予每人最高600新元到最低150新元不等的津贴。按照新加坡450余万人口来算,这次人均获得政府派发400新元的红包,相当于人民币1600余元。(《于德清:新加坡向国民发红包让人很眼红》《荆楚网》: 2008-02-21)

看了这个消息,让人想到上海市政协委员刑普提交了一份正式提案——《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刑普是上海汽车集团的副总经济师,曾在美国留学,专门学习经济学,之后在华尔街著名投行雷曼兄弟公司从事过数年专业的经济分析,是一位经济专业人士。(2008年02月21日新浪网)

从中国当前理论界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刑普的提案,很可能被看成是平均主义“大锅饭”,是“倒退到计划经济年代”,“培养懒汉”,等等,这是大家都能想像到的,因为多年来主流经济学家一直用这样的语言来说话。然而,我认为,这正是主流经济学家缺乏世界经济知识,片面理解外国的毛病,也可以说是:他们无知、无能的表现。他们敢说“新加坡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吗?不敢!因为国际上公认新加坡是市场经济国家。他们敢去新加坡指责人家“大锅饭”,“培养懒汉”,是“计划经济不符合市场经济”吗?不敢!也可能就在我国报刊上发表点,“不可学”之类的文章,民众才不会相信他们呢!

可以说,十年来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在思想领域内已经溶入了一些学者的头脑,甚至成了无形的公式。我举个例子。

2008年1月8日下午,3点50分,在上海虹桥路2550号航友宾馆会议中心。国内外广泛关注的东方航空引入新加坡航空公司及淡马锡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议案投票结果终于公布:东航向新航、淡马锡定向增发的议案,遭到了94.04%的A股流通股投票股东的反对,只有5.95%的投票股东同意;东航向母公司东航集团定向增发的方案,同样被A股流通股股东以94.09%的反对票否决。对上述两个议案,H股流通股股东的投票也给东航以沉重打击,他们均以74.69%的有效投票数予以反对,赞成票仅25.3%。出席此次股东会的流通股东所持股份占东航总流通股的比例尚不明确。

东航领导在股东大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及此前多种场合则反复表示:"东航与新航及淡马锡合作,并不仅仅是为了引进资金。东航急需的不是钱,而是国际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经验。"

  上海民航界的一位专家认为:"体制和机制的改变是中国三大航空公司的当务之急,东航引进新航将有助于改变其传统的体制与机制,若它与国航重组,对体制与机制的改变无补。"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贸易与经济系主任江可申教授也表示:"从产权重组的角度来看,东航引入新航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模式。东航的计划经济痕迹很重,外部冲击一下对它的内部管理会有很好的促进。"

  东航股东大会结束后,该公司的一位领导向记者表示,"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尽管东航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的行动暂时遇到了挫折,但我相信,只要我们继续努力,'东新恋'一定能修成正果。"(《目击东航股东会:谁的胜利》2008年1月9日《21世纪经济报道》)

   看了这个报道,我对东方航空公司的领导和上海民航界的那位专家以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贸易与经济系主任江可申教授的观点感到十分惊异,觉得他们根本就没有理解新加坡这个在上个世纪80年代崛起的亚洲四小龙之一靠的是什么精神,搞的是什么样的的经济模式?淡马锡作为国营控公司是什么样的体制?说白了这些高层管理、专家、学者是在按照西方的所谓“产权”、“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来理解新加坡和淡马其锡。真是南辕北辙。

    首先,新加坡是典型的东亚国家主导型的经济模式,这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国家战略经济模式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也就是对新加坡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进行定位,然后进行经济规划的制定,在发展中不断进行对原计划的更新。我们再看淡马锡公司。

    新加坡淡马锡金融控股公司于1974年6月根据《新加坡公司法》组建的一家国有独资控股公司。拥有20家大型“与政府有联系的企业”的股份,占新加坡GDP的12%,其中有12家企业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上市,约占市值的20%,包括发展集团、海皇轮船等。据估算,淡马锡管理着550亿美元的市场资本化资金,而每年的经营费用不到3000万美元。淡马锡管理GLC证券的代管部仅有53名工作人员。淡马锡控股有限公司拥有及管理新加坡政府在国内外的直接投资。它直接控制着23家企业,间接控制的企业约有2000家,总资产超过420亿美元。时至今日,淡马锡控股已经成为新加坡举足轻重的控股公司,也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国有控股公司之一。淡马锡期望那些它持有股份的“与政府有联系的公司”(GLC)经营应当以国际标准为基准。为了鼓励每个GLC注重核心竞争力,任何多样化的计划必须事先得到淡马锡的同意。与国际私营部门同类公司相比,新加坡的GLC在股本收益率方面表现要更好。

    其实,日本和韩国也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模式。新加坡航空公司是淡马锡金融控股公司下属是著名企业。其实,无论是淡马锡金融控股公司还是下属的新加坡航空公司其根本的制度就是监督体制,也就是说国营公司必须接受议会的监督,其经营和利润的分配都必须定期向议会汇报,议会不直接干涉企业的经营,但是对其财务实行监督。用我们的话来说,国营企业是全体人民的企业,因此人民的知情权、监督权体现在议会的监督这个程序上。现在全体国民又有了分红权。

    所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贸易与经济系主任江可申教授也表示:"从产权重组的角度来看,东航引入新航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模式。东航的计划经济痕迹很重,外部冲击一下对它的内部管理会有很好的促进。"是说了外行话。产权是谁的,是全体人民的,这在法律上已经明确了,要落实的是人民通过议会的监督,而且还要给人民分红。

    非常有趣的是:东航领导在股东大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及此前多种场合则反复表示:"东航与新航及淡马锡合作,并不仅仅是为了引进资金。东航急需的不是钱,而是国际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经验。"这充分显示出东航领导不懂什么是“国际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经验”,更是不懂新加坡的管理模式。有出5元入股的拒绝,却要和出3.8元的合作,为的是“国际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经验”,这种不计代价的“合作”本身就不符合淡马锡精神.

    我想,读者看完了我对淡马锡和新加坡航空公司的分析,实际心中已经有了答案,财政收入,除了来源于税收,其中很大一部分来源泉于国营控公司,而这个最大的联营公司赚的是世界市场经济的钱,赚了钱干什么,分给全体人民。这就是“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这个计划不仅让人民享受经济发展成果,而且促进了消费,拉动了内需,形成了良性循环。

 

发件人:"gejiakou" <gejiakou@163.com> 收件人: "大军观察"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24 10:48:1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农业是项公益性事业! 

农业是项公益性事业!

葛孚学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人们的共识。历史也告诉我们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而能认识到农业是基础还不算对农业有了深度的认识,否则我们就不会在三农问题上迷茫不清了。 

三农问题之所以复杂,在于农业属性的特殊。如果把农业等同于工商业想靠农民自身取得经济地位,三农问题永远无解。要想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首先弄清农业的属性,然后才能对症下药,那么农业的属性是什么呢?

在经济实体分类中有自负盈亏的企业,其中又分私有,合资,股份,国有等几大类;有全额和部分拨款的事业性单位;有全额财政拨款的机关单位,有靠自己经营的小商小贩。与这些经济实体相比农业有着自己的特殊性。

首先农业的存在为社会提供了粮油蔬菜肉蛋等的供应,但农产品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本质上不属于商品范畴,是非商品。如果农产品属于商品,那么粮食,肉蔬菜完全可以炒作成天价“普耳茶”,从刚发生的雪灾可以看出,农产品只有服从稳定的大局义务而无商品的自由度。农产品的这种非商品属性决定了农业和农民在市场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根本不可能与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单位同日而语。

其次,农业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业越来越边缘化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工业的发展离不开能源和金属矿石等原材料,而这些能源和材料是不可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消耗,能源的短缺成了发展的瓶颈,能源和金属的涨价成为理所当然的必然,如石油突破每桶100美圆大关后,所有的交通运输和相关企业一定会提高产品售价,企业成本的提高最终要转嫁到农业上去,因为农业是承载整个社会的基石,所有的重量必须有农业来承载;如果农业这时有抗衡他们的能力的话,还可以达成平衡势态,均匀分散物价膨胀压力,如果没有,那么只好有农业独自承担并喝下这杯苦酒。那么农业有无这种抗衡的能力呢?回答是没有。工业靠的是效率制胜,靠的是地球几亿年运动奉献出的高能量的煤炭,石油作为动力,农业的效率基本是个定值,只比上古年代强一点,靠的是植物慢满吸收转化太阳能的路子,如此在农产品产出无多大出路和产品价格无多大提高空间的前提下,怎么能和“猛兽”竞争呢?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农业是恒久的,工业文明则很不可靠。

通过上述两方面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农业的性质很脆弱,但又是人们离不开的行业,它的属性和教育,医疗相似,因此我们有理由把农业和教育医疗并列为三大公益性事业。教育属于财政拨款,医疗不允许赢利,虽然医院象个企业有赢利的能力但不允许高收费,医院是救死扶伤的部门岂能以如商人般惟利是图?通过比较我们轻而易举的发现农产品也是不允许高收费的,也是关乎人类吃饭的大买卖,这一点与医院治病类似,区别是医院仍有自己的收费空间和权利,农业则有限的很;农业和教育相比没有享受财政拨款的好运。农业,教育和医疗虽然有差别但在公益性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处于上层建筑的人们悠闲的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千万别忘了是农民在替你种粮食和蔬菜保证了你们的生存。

当我们认识到农业属于公益性行业的范畴时,不禁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只有在认识上突破农业的基础性上升到公益性的时候才算对农业有了质的升华。这样在以后对待农业的产业政策上也就好开处方了,农业既然是公益事业性行业,就要比照教育医疗进行财政反哺,支农,援助,扶持等政策也就名正言顺,理所当然,不必那么小气的象施舍了吧?(完)

 

发件人:"gejiakou" <gejiakou@163.com> 收件人: "大军观察"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04 10:37:56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葛孚学 的稿子 这是一篇读了仲大军先生的文章感言,供参考。

倡议国民冬季休养生息!

葛孚学

丁亥岁尾,全国23个省份遭受不同程度的冻雪灾害天气,交通受阻,电力中断,各车站大量要回家过年的旅客大量滞留,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及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在全国一盘棋的指导下,武警官兵,市政,交通和市民联手掀起了一场迎战暴风雪的特别战斗。 

这场发生在南方的灾害天气是五十年未遇的,这无疑是气候恶化的表现,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的仲大军先生认为这样的气候竟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如此重大的经济灾难和生活灾难。其原因就在于目前人类的工业发展完全是逆自然而动的,是从根本上违背大自然规律的。

同时仲大军指出,“中国的春节,是古代人根本就不走动更不生产的季节。《易经》里记载:冬至和夏至这两个天气最冷和最热的时节,各地都要关闭道路上的关卡,行人不上路旅行,帝王不巡游,为的是躲避严寒和高温。中国古人之所以把一年最大的节日放在春节这样一个严寒的时候,是因为这是一个农闲和不出门走动的季节。而在工业社会,经济活动的时间大大改变了,仍然延续农业社会的节日和风俗习惯,就必然发生灾难。

特别是中国是一个城乡人口大流动的国家,发达的城市和工业地带廉价地使用农村劳动力,却把他们的户口和家人堵在家乡,迫使他们年复一年地两地往返。这种问题引起的灾难已经不是气候灾难了,而是社会导致的灾难。

由于工业活动无法停止,人口流动无法停止,那就只有停止传统的节日,或者将节日挪到春秋天气好的季节。如果不从这一角度去思考问题,每年的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更象是灾难。”

从仲大军先生这番精辟的分析中我们不难明白正是人类的过度工业化才导致了气候的变异和冬季不该有的“繁荣”景象。

冬季,天寒地冻,万物藏伏。飞禽走兽尚且知道到暖和的地域过冬和钻进洞穴靠冬眠来越冬的道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却不懂自然养生之大道,强行与自然规律相逆,妄图利用自己掌握的那点科学技术手段征服改造大自然,冬天不是引导人们在家养生,而是鼓励人们大张旗鼓,在寒风中折腾经济发展,看啊,那些在数九寒天里轰鸣的工厂,可怜的工人们还在三班倒,辛苦地露天作业,这简直是非人道的残忍行为!而在公路上,人们为了多挣钱,多拉快跑,交通一派繁忙;而因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巨大不平衡造就的千万民工潮每到春节前后就是一场惹人道灾难。是谁在诱惑人们违背大自然在冬天瞎折腾?他们这些年复一年忙碌的人是否因此而脱贫致富?当人们把冬天搞的不像冬天的时候,这是幸福还是悲哀?

人类应该向动物学习自然养生之道,恢复古人的在最冷天和最热天不生产的好习惯,降低生产效率,延缓能源消耗,让人们充分享受久违的原汁原味的冬天,让人们细心领略柳宗元笔下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静谧意境。

鉴于上述原因,我倡议全体国民在冬季要休养生息,所有厂矿企业(电力能源等特殊企业除外)要一律停产,职工放假,工资照发,工资由国家从税收中让出,算是职工带薪休假吧;交通运输行业除非重要物资也一律关闭路口。职工放假日期依据当地气温制定,一般东北地区放假2个月,其他地区放假40天,即春节前后各20天,在这段时间里,农民要学习交流科学知识和养殖技术,在家看电视学法制,还可以活跃文化娱乐活动;职工市民要充分放松一年来疲惫的身体,学习一些应付紧急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知识和能力,上网关注国家大事,学习法律知识,组织有意义的活动,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我想,只有让经济发展的紧张链条彻底松懈下来,人们才可以得以解脱从而提高自身的素质,健康的享受美好生活。

如果我们能做到让国民在冬季休养生息,不再继续悲惨的劳作,缩小地域间的发展不平衡,让人们在自家门口实现就业,那么无疑是真正的有中国特色的和谐发展之路。

 

 

发件人:"huxingdou"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收件人: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23 00:38:3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关于建立“两会”问责制度的建议\关于设立“改革开放纪念周”的建议 

关于建立“两会”问责制度的建议

关于设立“改革开放纪念周”的建议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全国人大常委会:

    每年一次的“两会”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各级政府的“两会”也往往在年前如火如荼、大张旗鼓地进行。但是,“两会”的效果除了政治任命、法律出台之外,似乎很少有人问津其他。我建议,建立“两会”问责制度,改变人民心目中“两会”——形式重于内容、荣誉重于责任、服从重于权利、套话重于民声、着重于节日盛装展示、充当政治象征符号的形象定位。

一、对“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进行问责。各级“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都不断地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力求完美无缺,但报告中的内容有多少落实了,似乎无人关心,于是大多数问题一年又一年重复地提出,写入报告。

建议:每年的“两会”对前一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进行回顾、评价,说明落实情况、未落实的原因以及整改措施;落实宪法第六十三条中规定的罢免权,对罢免的条款具体立法,制定细则。

二、对提交议案与否、议案质量以及落实情况进行问责。目前,“两会”提案情况并不十分踊跃与理想,提案多是个人性质或者小范围征集而来,很少公开征集提案。学者熊伟根据中国人大网的公开资料统计出1800多位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不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地省级领导)5年来没有领衔提交过一件议案。提交的议案中重复的很多,大多不敢涉及所谓“敏感”、实则关系民权民生的重大问题如信访、劳教等。议案的落实情况也无人问津,无权问责。

建议:连续两年没有提出一项议案的代表或委员作自动弃权、放弃代表或委员资格处理;鼓励代表或委员通过媒体或其他途径公开征集提案;对于提案中的问题应当解决而没有解决的,由人大以一定的法定程序追究有关部门的责任;制定问责细则。

三、对各级人大履行其职责情况进行问责。

根据宪法,全国人大行使的职权有:修改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根据国家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等十五项。

从目前来看,全国人大远远没有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各级地方人大也远远没有成为“权力机关”。

建议:启动全国人大违宪审查工作,尽快成立违宪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著名政治家、法学家组成,通过民主投票初步决定某一文件、法规、制度、做法是否违宪,如果认定违宪成立,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最后的决定;

在各级人大中尽快成立审计委员会,由专业人士和专职的高素质的人大代表们掌管“钱袋子”,人大审计委员会委员不得由政府官员转任。各级政府必须列出详细的财政预算清单,没有人大的批准,政府和各部门不得乱花一分钱;

建议以后“两会”改为每年年底进行,以便审查预算,第二年执行。现在每年3月才召开“两会”,审查预算,但预算已被政府在未经审查的情况下执行了两个多月。“两会”的时间滞后凸显了各级政府对“两会”的藐视和“两会”的尴尬地位。

以上各项是否落实,以及《监督法》是否落实,由人大代表通过法定的程序对人大常委会、各分委员会进行信任投票和问责。

四、对人民代表的代表性情况进行问责。据学者熊伟统计,十届全国人大2985名代表中,一线工人、农民代表只有34名(名单见附件一、附件二),仅占代表总数的1.139%,没有任何职务的一线工人、农民代表仅占0.4%。而中国的工人农民以及小商小贩占总人口的90%以上。由此,我们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工人农民属于弱势群体,他们不仅没有话语权、投票权、组织权、法定迁徙权、企业管理权、完整的土地产权,他们甚至几乎没有哪怕是象征性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荣誉权。

侵占工人、农民代表名额的,主要是企业家。根据熊伟的统计,湖北省19名工人代表中,没有一名一线工人,17人是企业家;吉林省12名工人代表中,没有一名一线工人,11人是企业家;河南省24名工人代表中,只有一名一线工人,20人是企业家(见附件三)。

大部分企业家代表的履职能力一般,他们不能很好的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学者熊伟对河南、湖北、吉林三省的工人、农民界别的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在5年期间领衔提交议案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发现大部分企业家代表5年来没有领衔提交一个议案,少数企业家领衔提交的议案,维护工人农民利益的也不多。

建议:人民代表通过竞选的方式产生,使之代表民意;修改选举法,完善选举程序,赋予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每万人相等的人大代表数额;人大代表一旦当选、履职,应暂停原来的职业,但保留公职,发放人大代表薪酬,使人大代表专职化,这样才能保证人大代表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了解民情、传达民意、做好调研、提案、监督等工作;

在没有竞选的情况下,保证四亿工人、六亿农民包括其中两亿农民工、上亿小商贩、四千万失地农民、上千万上访者、八千万残疾人(原说六千万,实际八千万)拥有与其人口相当的人民代表数额;

对于肆意侵占弱势群体人民代表数额的,中央政府、全国人大应当追究地方政府、地方人大负责人的领导责任,令其引咎辞职。

胡星斗,2008-2-22

附件(以下资料均来自学者熊伟)

附件一:2985名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代表仅20名,没有任何职务的工人仅11名。

邓志芳 河南省洛阳白马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梭分厂工人;
郑春林 黑龙江省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冲剪分厂刷漆工;
李素梅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华源毛业有限公司纺纱厂纱线测定工兼统计;
王二江 辽宁鞍钢新钢铁公司炼铁总厂新烧分厂丙班工段段长;
孙普选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第二机床集团铣床制造厂马恒昌小组组长;
樊水玉 上海市信宜联合医药药材有限公司强华国药号营业员;
王龙芳 江苏省镇江江天汽运集团镇江南门快客站站务员; 
毛洪梅 江苏通裕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棉纺厂细纱运转操作总教练员;
韦广图 安徽省淮南矿业集团谢桥煤矿综采一队队长;
吴洪初 安徽淮北矿业集团公司朔里矿综采区党支部书记;
尹 焰 山东省临沂针织厂成衣四车间裁剪工人;
樊春霞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挡车工;
曾 强 广东省云浮发电厂维修部综合班班长;
谢健育 广东省珠海发电厂维修部热工分部炉控班班长;
董天福 广西柳州铁路局桂林机务段机车司机长;
周 屏 四川省成都市公交集团公司热线服务中心接线员;
周晓燕 四川省宜宾市电信分公司运行维护部网络管理员;
吴 艳 云南省昆明市公共汽车公司驾驶员;
周惠芝 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赵梦桃小组组长;
穆 涛 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老虎咀电厂职工。

附件二:2985名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基层农民代表仅14名,没有任何职务的真正农民仅1名。

刘金鱼 河北省涉县西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郭文香 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草厂村农民;
关丽霞 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新鄂乡新鄂村妇女主任;
娜仁花 黑龙江省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胡吉吐莫镇好田村妇代会主任; 
余的娜 安徽省旌德县白地乡洪川村党支部书记;
徐承云 福建省建阳市小湖镇马坑村村委会主任;
郑霜高 福建省龙海市榜山镇洋西村党支部书记;
高国团 河南省叶县邓李乡农技站技术员;
王月娥 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希望小学校长;
杨月梅 广东省连山县永丰镇梅洞村委会委员、妇女主任;
徐生辉 广东省海丰县梅陇镇梅星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
谭国荣 广东省开平市水口镇红花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
胡华超 四川省简阳市简城镇龙桥村党支部书记;
古丽扎提·哈生木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额敏县玛热勒苏乡别斯坦因卡村妇代会主任。

附件三:湖北省、吉林省、河南省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工人”代表名单。

1、湖北省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工人”代表总共19人:

王新刚 湖北通达汽车零部件(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副董事长、总经理;
叶金堂 仙桃市人大副主任、仙桃毛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湖北迈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朱弟雄 湖北凯乐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邬昆华 湖北石油化工厂厂长;
刘鹏 湖北回天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工程师;
刘卫东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跃珍 江汉航空救生装备工业公司总经理、中国航空救生研究所所长;
刘道明 名流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刘锡汉 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孙友元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苏燕 湖北省蒲纺集团三陆公司工会主席;
余长富 武汉铁路分局局长、党委副书记;
汪爱群 武汉中百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富荣 湖北黄麦岭磷化工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陈明洁 鄂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周力争 葛洲坝股份有限公司党工委书记、副总经理;
俞学锋 湖北安琪生物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章治安 中国包装总公司云梦富思特包装集团总裁;
康永胜 武汉市烟草专卖局党委书记、武汉烟草(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吉林省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工人”代表总共12人:

于 力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吉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永春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人事部总经理;
王春露 国家短道速滑队运动员;
刘宪鲁 吉林省吉林粮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
李一奎 吉林省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通化东宝实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
李秀林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国风 吉林省白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
竺延风 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集团董事长;
孟祥杰 吉林省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柏广新 吉林省延边州林业管理局局长、延边林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总裁;
南顺姬 吉林石岘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公司副董事长;
曹志强 吉林省白山市喜丰塑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3、河南省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工人”代表总共24人:

万 隆 漯河双汇集团董事长、总经理;
王新爱 一拖(洛阳)建机有限公司研究所副所长;
韦汝勤 平顶山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六矿综机办副主任;
邓志芳 洛阳白马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梭分厂工人;
朱治国 淮阳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河南斐蒙达集团董事长;
刘恩学 中原油田协调委员会主任,中原油田分公司经理,中原石油勘探局党委书记;
汤玉祥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
孙耀志 河南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
李 根 河南新飞电器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河南新飞电器(集团)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万枝 河南中原气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西气东输豫南支线总负责人;
李文山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李志经 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
李怀清 河南莲花味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李国安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留恩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河南安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党委书记;
张晓阳 河南天冠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河南天冠燃料乙醇有限公司董事长;
虎美玲 郑州市豫剧院院长,国家一级演员;
费国华 河南仰韶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
贾保顺 河南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曹朝阳 河南轮胎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河南轮胎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崔晓峰 河南省华中医药集团总经理、党委书记,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裴传楷 信阳华豫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熊维政 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魏学柱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关于设立“改革开放纪念周”的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两会”所有代表:

    1978年12月18-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具有划时代意义、里程碑标志的盛会,它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命运,从此中国走上了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开始迈进现代人类文明的门槛。为了世世代代纪念这一伟大的日子,我们建议:将12月18~22日立法确定为“改革开放纪念周”。

   回顾历史,从秦始皇开始,中国由相对专制主义时代进入了绝对专制主义时代;从1840年开始,中国又开始从绝对专制主义向现代人类文明转型。这一转型异常艰难,“历史的三峡”激流澎湃,暗潮汹涌,中国的国门时开时闭,中国人民的命运时浮时沉。

    从19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创造了“四大纪录”:非正常死亡人数最高的记录;GDP占世界份额最低的记录;国民生活水平排名世界倒数的记录;控制人民精神、思想和私人生活最严密的记录。

   “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如今的中国不仅正在崛起,成为经济强国,而且宪政、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公平、监督等普世价值观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华民族正在脱胎换骨,铸造一个崭新中国,岿然屹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

    诚然改革开放并不完美,特别是社会道德的堕落、贪污腐败的猖獗、贫富差距的扩大、弱势群体的权益受到损害等等,问题很多,需要假以时日才能解决,但我们绝对不能以此来否定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所出现的许多问题是走在正确道路上必然会遇到的困难和障碍。

    总之,1978年12月18~22日,是中国20世纪末最值得纪念的日子,是中国人民新生的开始,请全国人大将之确立为“改革开放纪念周”,以昭示后代铭记之。
特此建议,敬请研究。

胡星斗

2008-2-22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发件人:"李宪源" <li9xianyuan@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23 04:12:0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极右派的本来面目 

   萧武:这就是你多年"统战对象"的极右真实面目。李宪源

后改革时代的新一代视角

——在改革三十年民间座谈会上的发言

陈永苗

我对张老师茅老师二老意见比较大,我觉得老一辈右派的跟我们年轻一辈,可能在生命体验上有很大的不一样 。

例如说张老师和茅老师说的那些理想,我们都认为是对的。可是我们会考虑怎么办?年轻人无法忍受只说不做,喋喋不休的说,而丝毫不考虑如何做,会让年轻人叛逆之。

要政改,老一辈年年说,月月说 ,日日说,可就是不政改,该怎么办? 执政当局不干,就老说他,这个局面将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一百年, 那是不是白说了,虚掷岁月。所以剩下的就是怎么办的问题,比如说维权的看法。

就像农村里面找进村的坏官抗争,老人们说理,而年轻人就回去抄家伙。如此分开层次,那些坏官就可能屈服了。就从老一辈推动政治体改革而言,更需要维权,来震慑权贵。老一辈说,你们不听我们说理,他们就动手了。这样政改的概率更大一些。如果老一辈回头,对年轻人一声断喝,别民粹,都给我回去。我想政改根本没戏。

我想说的这个问题 ,我们几个年轻一代编的一本书叫 《 中国改革三十年史论》 ,这是民间的视角,跟官方完全是相反的,如果共产党在这几十年内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思想体系, 统治殖民了中国。

那么我们要在未来的几年内,至少在做类似的努力 。 希望我们这本书能够成为 未来宪政 中国的教科书 。
刚才张老师说的,官方是一个完全赞美的 ,左派是一个完全反对的,即使右派站在中间,还是一个改革的视角 。

但是我们无法忍受,改革拖了这么长时间了,而且官方没有一点政改的意思 ,老一辈最大的就是要政治体制改革,可是几乎都是经济体制改革。

我们想做的东西就是已经超出改革,否定掉改革,达到后改革,已经不站在邓或者毛这个斗争的这么一个视角上,而是会站在一个宪政中华,或者是自由中国未来的视角,为未来布局 。

为未来布局,打开未来的时空,拯救上一次革命的理想,为未来革命立法,奠基将来的新政治品质。现在就踏实地,一点一点召唤宪政中华提前到来。

例如说,我给中国改革判死刑的时候,很多人跟我争论,尤其是老一辈的跟我争论,他们很大的一个理由,就是说中国的进步或者前进不可能建立在一个完全否定过去的前提下,文革之后改革,这种语境约束着我们。 

例如说改革是文革之后的进步,从慢慢往前走的 。他们认为,那么中国的进步要必须站在,至少是1949年或者改革这三十年的历史前提下往前走。

所以包括文革也好,包括改革也好,对我们未来的路,都有一种约束力,其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说,最后你是不是要有一个尊重历史现实的问题。所以说,过去用改革跟文革比较,用于推动改革。 这是非常荒谬的一种说法,所以我们应该告别这种说法,从改革的磁场中跳出来。改革对我们,不是宿命,不是先验性规定,而是可以更换的选择。 

我们应该从1911年孙中山那时候一个设定的目标来看今天,来评价今天,而不是从文革与改革的比较来看待今天,我觉得 这样的比较,是非常可耻的事情。

改革意识形态,对于我们89一代视角来说,是新的狼奶。必须呕吐掉,冲到下水道下面。实际上,我坚持一个信念,那就是民主宪政是中国前进的方向,代表了中国的未来,也是中国发展的目的所在。所有的工作,都是为这个准备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来评判过去的国民党,现在当政的共产党,为了这个做了什么,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不能依据1949年之后社会历史进程,来评价当代,来决定未来前途。因为从世界史来看,1949年根本就属于错误文明底线以下的东西,就像西方看纳粹一样。当极权主义转入后极权时代,是一种慢慢的放松,开始恢复血色。不可自我为义,这些是不值得赞美的。因为处于底线以下,1949年之后的人与事,都有原罪,都会在耻辱中的。1949年之后的左右之争,不过是一场猪圈内的内斗。

一提到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我就想到一个故事,我们福建省仙游,80年代有一游医。他们在一个城市 小区 里面门口,卫生设施,公共设施洒散一些造成传染病的药,然后再贴广告说我要治你这个病。1949年以后历史就是重病,就是堕落 ,文革是搞的很糟,谁造成的? 大家都清楚。 它开始拨乱反正, 那不过赎罪,有什么狗屁成就的。

这个坏事就是他干的,然后他再做点好事就是成就了。就是一个病, 开始慢慢恢复, 成绩就很大了, 就是了不得的大事了?

虽然右派是政治自由的守护者,但是也在污水当中,虽然是一种自我挣扎,也不值得自我赞美。是一种自我赎罪的,而是不能是自我赞美的。当右派形成自我赞美的时候,那就是想当然以1949猪圈为约束性,沉沦到现实中来,无法自拔。

 

 

发件人:"新法家传真" <alexzhai2@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20 15:12:24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核武器时代的意识形态 

    编者按:工业被空壳化不可怕,因为我们还有重建工业体系的机会;但如果我们的灵魂被空壳化了,中华文明就将失去一切希望。在这样一个浮燥的时代,北京大学潘维教授《核武器时代的意识形态》一文显得弥足珍贵,他告诉我们:"没有思想战线上的竞争就没有思想的进步,没有思想的进步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在民族之林中思想竞争的成功就没有中华生存方式的未来。"中国有迥异于西方的另一种思维方式,学术体系、社会架构和生活方式,我们没有必要跟着西方亦步亦趋——这种五千年可持续发展的文明本身就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

核武器时代的意识形态 

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  潘维 

    不同的自然禀赋塑造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人类生存方式的差异是必然的,中国人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生存,日本人也不可能像俄国人那样生存。财富资源的竞争其实是生存方式的竞争。竞争导致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取长补短,也导致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导致生存方式的兴盛或者毁灭。

   在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越发达,物质短缺感就越强烈,财富竞争也就空前地激烈。激烈的财富竞争迅速减少了人类生存方式的种类,灭绝了大多数生存方式。而今的竞争主要发生在四大生存方式之间:(1)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斯拉夫人生存方式;(2)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生存方式;(3)以突厥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为核心的伊斯兰生存方式;以及(4)中华生存方式。这些生存方式的差异和历史演变与自然禀赋的不同密切相关。斯拉夫人占有最辽阔的空间,却有最稀少的人口;中国人口规模为世界之最,却占有最小的空间。

    直到原子弹出现以前,人类生存方式的竞争主要取决于军事技术和军事实力。无论是否拥有较先进的生产力,拥有更强大军事力量的一方总是获胜。秦灭六国,汉人王朝被"五胡"所"乱",蒙、满征服宋、明,古希腊的米赛尼人被多里亚人征服,罗马人被日耳曼人征服,等等,中外皆然。六十多年前德国横扫欧洲,苏联战胜德国,是对这个道理的最后一次证明。核武器改变了这个规律。

   核武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武器,而是绝对的、终极的武器,是可以消灭战争意义的武器。战争是为政治目的而打的,在拥有确保相互摧毁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的国家之间,武器再难决出大型生存方式的胜负。不仅如此,虽然在大国的高压之下,核扩散进展缓慢,却终究是难以避免的。 

一、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

   自原子弹时代降临,人类生存方式的主要竞争手段出现了根本变化。思想战线上的竞争,即政治观念体系的竞争,成了生存竞争的主要手段。民心向背依然决定竞争的胜负,但政治话语权之争决定民心向背。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苏联的溃败与军事技术和生产能力几乎无关。在军事和生产技术上,苏联溃败之际也并不落后于美国。美国霸权也不取决于其生产能力。无论在生产还是金融服务方面,美国所占的世界份额一直在逐步下降,但美国却获得了世界霸权,几年前甚至开始谈论建立美利坚帝国。美国的霸权更不在其军事能力。尽管美国军工联合体极力渲染其军事技术的高超,自二战后迄今六十多年里,美军从没打赢过任何一场真正的战争。朝鲜、越南、阿富汗、伊拉克,哪一场战争以美国的胜利告终?南斯拉夫没有被美军打败,那里的人民急于加入欧盟,自我分裂,并向西欧缴械投降。科索沃之战是在意识形态战场上决出胜负的。

    美国到底靠什么取得和维持世界霸权?"自由民主"话语系统崛起称霸才是美国获胜的主因。1975年全球只有30个国家是所谓"民选政府",到2005年有120个。至于那些"新兴民主国家"是否陷入凋敝混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从此被边缘化,屈从美国,美国获得了世界的统治权。意识形态竞争是当代生存方式竞争的主战场,也是主要武器。世界霸权是靠政治话语霸权来确立的,也是靠政治话语霸权来维持的。 

    "冷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靠意识形态竞争决出胜负的文明间的大战。冷战史证明,政治观念体系竞争的成败是文明兴衰的关键。苏联领导层未能理解这个变化,全力获取批判的武器,全力争取军事技术和生产技术上的优势,却在意识形态上采取守势。了无生气的官方话语系统说不服知识界,于是就靠行政力量压制国内意识形态竞争,奉行意识形态上的鸵鸟政策。鸵鸟政策必然导致意识形态上的弱势,当然打不赢思想战线上的战争。思想战线上的战争是靠激烈而高明的思想竞争来赢得的。于是苏联知识界首先被西方征服,然后他们征服苏联领导集团,最终导致了观念上的崩溃和投降。于是整个民族陷入生活的混乱和困顿,陷入失败的绝望。

    什么是意识形态?在当代,意识形态是关于社会发展道路的政治观念体系,是关于生存方式的政治观念体系。

    政治观念体系凝聚成少数抽象概念,就号称"普世价值",就成为现代宗教,成为知识界信奉的对象,就能如宗教般俘获民心。

    类似于传统宗教,现代政治宗教有三大作用:

    (1)确立人民对政权正当性的认同。从"君权神(天)授"到"主权民授"都是神话。事实上,管理社会的权力只能由少数人行使;再精致的"授权"仪式也不能取代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区别和矛盾。

    (2)使人民区分敌我阵营。比如从"基督徒与异教徒"之分到"民主与专制"之分。事实上,敌我划分非常弹性,苏美可以联手攻击德意日,中美可以联手对付苏联。中国三千多年前虽有"华夷之辨",却可以奉行"王者无外"。

   (3)动员人民同仇敌忾。用美丽的神话包装利益之争,煽动大众仇恨,这是"十字军东征"和当代"民主与专制之战"的共同特点。得民心者得天下,没有道义包装,赤裸裸的利益征服不了民心。 

    自由、民主、市场的"三位一体"与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并没有性质上的区别。概念的外延越大,内涵就越少,其标准也就越含糊,就越取决于谁掌控定义权。谁能证明中国传统的自耕农社会不自由,或者没市场?从科学的意义上说,脱离了社会具体条件的抽象概念只是生存方式"阵营"的标签。"自由民主"这种抽象标签对生产的进步、生活的富裕、社会的秩序与和平、都没什么实际意义,正如苏联以及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展示的,正如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曲折历程也已经展示了的。 

    有人去探究,中国比法国"市场"得多,比加拿大或者日本"自由"得多,或者印度比美国"民主"得多。这种"事实证明"没有意义,不过体现落入了西方的话语框架。所谓"话语霸权",核心在于"概念定义权",在于被知识界主流所真心信奉的定义。什么是当今世界主流信奉的"自由民主"?你有再多的言论自由也不算数,除非反共的言论占据主流地位才是真正的"自由"。你有再多的党也不算数,除非让想推翻共产党的党逐渐坐大并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民主"。而美国在制度上排斥第三党,其两个党的政纲看上去比共产党更像一个党,却依然是"真正的"自由民主。掌控不了人们心目中的概念定义权,自造的定义只会沦为知识舆论界的笑柄。

    为什么"自由民主"话语能够成为世界意识形态的主流?

    第一,西方把自己征服世界,支配欠发达国家的成功,说成是因为上帝属于他们,真理属于他们,说成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自由民主的真谛。这就掩盖了一个由强权支撑的资本剥夺游戏,掩盖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制造的不平等,掩盖了日不落帝国和对美洲、非洲、印度、大洋洲的占领。英语战胜法语,不是因为英语本身比法语更美,而在于英国和美国相继用战争手段取代了法国,成为世界霸主。

    第二,在二十世纪大约三分之二的时段里,被压迫民族接过了自由民主话语系统,用于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并获得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进步。在这段时间里,作为压迫者的西方,被自己制造的利剑杀得一度失语。同时,另一部分被压迫民族接过了共产党的话语系统,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共产党的话语系统也是一种西方的话语系统,"西方的东方"话语系统与"西方的西方"的话语系统有天然的血缘关系。两者的混合,加上中国本土的话语,雕塑了中国革命的世界奇迹。自由民主话语系统在东方的成功,导致了东方对西方话语的依赖,而西方的失败却刺激了这个体系的进步。

    第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出现了思想领域的迅速僵化趋势。这种僵化也使得改善原有社会落后现象的步伐放缓。于是,在共产党国家里,自由民主天然成为内部反僵化的旗帜,却也成了外部对手的"第五纵队"。同时,新独立的欠发达国家由于原有的贫穷落后软弱,呈现大量的欠发达现象。这些国家的知识层,政治领袖层,基本是在宗主国的话语环境下熏陶出来的,话语知识的独创能力不足。他们执政之后与本国大多数人民的日常生活脱节,解决社会实际管理问题的能力更差。加上内部经济买办阶层和思想买办阶层的控制,欠发达国家基本无法抵挡自由民主话语系统的攻击,陷入被控制的局面。当国家的血管被切开,外部给你输血也是为了可持续地吸你的血。于是,你只能为他国打工,永远不可能进入雇主集团。而这个事实的原因,却被说成你没有"真正"的自由民主。

    是的,东方怎么可能成为"真正"的西方?中国照美国的方式生存,地球就毁灭了。即便你想,西方会允许吗!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意识形态是攻击的利器,却不是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法宝,不是管理社会的技术,更不是关于吃穿住行的科学技术。

    转奉自由民主的"真理"会变得繁荣富强?不,不会。思想上的被征服者会成为征服者支配和鱼肉的对象。第三世界的"民主化"过程也是第三世界被边缘化的过程,是被资本主义核心世界驯服的过程。为了传播,宗教永远号称是改善生存质量的原因,未来的乌托邦恒定是宗教的魅力所在。然而,从科学的意义上说,宗教与生存质量无关。西方人说"自由民主"使他们富裕,可他们明明是占有了南北美洲、大洋洲、非洲、中东、南亚和东南亚之后才变得富裕。除了俄国和日本,他们占据了,移居了,掠夺了地球上所有的陆地,而且还在继续掠夺中。印度多数人民信奉"自由民主",却不可能像欧美人民那样富裕。如果生存质量没有因为改宗"自由民主"而改善,那自然是因为你没有信奉"真正的"自由民主,过上"真正的"自由民主生活。至于谁信的基督更"正宗",谁的"自由民主"更"真正",那标准是西方制定的,西方人有话语权,即定义权,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边缘的民族永远不可能达标。在伊斯兰世界播种民主的龙种,收获的是伊拉克跳蚤。"自由民主"只是个标签,说明西方阵营的先进和非西方国家被压迫的合理。美国大兵刺刀下的伊拉克被认作"自由"了,"民主"了,那么由美国控制巴士拉油田当然有"合法性",美军在那里永久的军事占领当然有"合法性"。谁会谈论应当制裁每天都在滥杀伊拉克平民的美国军政府呢!于是,必须制裁缅甸,因为那里还没准备接受美国指定的"民主"傀儡。当然不能制裁巴基斯坦或者格鲁吉亚,因为那里已经有了美国控制的傀儡,而且连下一任傀儡都储备好了。意识形态是攻击别国,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武器。

    既然抽象概念与"实际"无甚关联,便只好转而强调"信奉"所谓"普世价值"。可是,讲究"实际"的我国领导人厌恶这种不讲具体条件的抽象概念争论。我国政府要求知识界"不争论",不空谈"主义",要全民埋头搞经济。受此影响,我国各级官员不愿在公开场合谈论意识形态,也不敢表明自己的立场,唯恐沾染上可能影响自己前程的"色彩"。 

    然而,生存方式竞争的胜负从来都不取决于物质生产状况,否则大清国怎会败于小日本,延安怎能胜过西安,又怎会有"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事实上,改革开放面临的最大悖论是:物质生产越成功,知识界和政界与我国政体离心离德的人反而越多。我国政治家早就懂得,民心向背决定战争的胜负。在当代,民心向背之争主要是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之争。没有色彩其实就是色彩,就是默认世界的"主流"色彩。

    从此,一种生存方式分成三个阶段被对方征服:

    (1)对方的话语系统由知识界的非主流变成知识主流;
    (2)知识界的新主流话语渗入政治领导集团;
    (3)政府认同此种话语系统,并使之成为社会主流。

    从此,被征服者看上去永远像是"自杀"而非"他杀"。

    鸵鸟政策只会输掉意识形态之战。意识形态之战,实质不在是否有意识形态争论的"自由",而在是否有勇气应战,在于是否有能力去争夺战场的主动权,在历史、文化等主要战线发动进攻,而且战而胜之。看看我国那部分缺少了灵魂的"文学艺术"吧,由生产纯责任感而变成生产纯美感,进而生产纯快感,然后生产纯垃圾。文艺不可能是这样复兴的。

    换言之,在核时代,"批判的武器"远不如"武器的批判"重要。对文明生存的主要威胁不是批判的武器比较落后,而在于武器的批判比较落后。有了思想界的买办阶层,才会有经济界的买办阶层,才会有准殖民地,才会有发达国家的永远发达。在核时代,没有抵抗霸权话语系统能力的民族,没有意识形态竞争力的文明,注定要被击溃。斯拉夫文明如此,伊斯兰文明如此,中华文明也是如此。

    我们当然渴望天下大同,但绝不是分成压迫与被压迫的天下。从战略上讲,从根本上说,我国的广大劳动者不是这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股东,买办阶层才是。若能得到"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中国何惜将昆仑裁为三截,遗欧、赠美、还东国!在这太平和平等的"天下"降临之前,地球不是平的,昆仑不能倒。 

二、新蒙昧时代与中国道路的启蒙

    在对欧洲封建主义的战争中,本着开放解放的精神,自由民主话语系统渐渐成熟为伟大的话语系统。这个系统在应付共产党人的批判中更加成熟壮大。然而,如同罗马帝国时代获得了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一旦赢得了世界的统治权,这个话语系统就变成了教条,走向了堕落,成为压迫者的外衣,征服者的武器,把当今世界带入了政治蒙昧时代。

    千年前的西方把世界分成"基督徒和异教徒"的世界,今天的西方把世界分成"民主与专制"的世界。"民主与专制"的两分傲慢地高踞于话语权的最顶端,解释世界上发生的几乎一切重要事情,轻浮地为一切重要的事情开同样的药方。如果治不好病,他们使被洗脑的人相信,责任永远不在药方,而在病人。新的十字军带着自诩的道德优越感发动了新的东征,以人权的名义摧残人权,以自由的名义限制自由,以民主的名义支持专制。他们冒犯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羞辱了斯拉夫世界,也使一部分中国知识界强烈反感。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会指出,所谓"反恐"战争,非常肮脏,目的是控制战略要地,掠夺战略资源。正如雅克·德里达曾经指出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暴行,都以人性和人道的名义进行。然而,即便认识了这场新十字军东征的实质,意识形态依然重要。宗教狂热点燃了基督徒们参加十字军的欲望之火,而"自由民主"之类的信仰煽动着今天愚昧或者功利的西方人民,也给受害者带来了内部的"第五纵队",带来了抵抗运动的自杀。

    需要指出,新蒙昧主义在我国已经流毒甚广了。照着流行的说法,从秦始皇到今天,我国两千多年都实行"专制";近六十年的制度则是"集权主义专制",即最恶劣的一种专制。这种分类一笔勾销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一笔勾销了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一笔勾销了二十世纪上半期西方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一笔勾销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一笔勾销了中华民族过去的辉煌和今天的复兴。奇怪的是,中国居然有如此多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把这两分法奉为圭皋,忽略行政改革,大谈特谈政体的"根本改革"。我国基本政体缺少"合法性"的说法是怎么变成主流话语的? 

    如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黄平教授所称,"我国已成功解决了挨打、挨饿问题,现在却面临挨骂问题。"物质不再匮乏,精神却涣散了,灵魂开始自由地流浪。在现行的党政体制下,我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但现行党政体制却不仅遭到西方各国指责,而且主要遭遇本国知识界依据西方"自由民主"话语系统进行指责。许多人以为中国不会被"骂"垮,这是浅薄的。因为对政体正当性的自我怀疑,"政治改革"成了我国的正式纲领。"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不仅是我国知识界的主流认知,而且已经是官方话语的一部分了。对很多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来说,改革当然不是改良,不是改善行政体制。对他们而言,"政治改革"就是从"专制"改成"民主",就是拆房子,拆政体。无论是"跃进"地拆,还是"渐进"地拆,目标都是把故宫拆掉建白宫。房子未拆,"政治改革"就没完成。然而,世界上只有一个白宫,中国的白宫是"假"的,也只可能是假的。假白宫不是解放的标志,而是被真白宫奴役的标志。对西方意识形态"普世性"的迷信,特别是对竞争型选举制度的迷信,不仅成了我国知识界主流,而且已经渗透到了我国决策层,开始威胁中国党政体制的前途。西方把台湾贴上"民主"标签,大陆贴上"专制"标签,毫不奇怪。可在我国大众和官方媒体里,甚至大学课堂里,也已普遍使用这种从西方进口的标签,自承"专制"。连我国的军队也不能免疫。有些高级军官开始困惑,既然不应为专制政权攻击民主政权而战,自己怎能参与收复台湾之战?

    所有现存的政体都漏洞百出。关于政体的理想不是现实,也永远不可能替代现实的政体。用自己的政体理想来攻击他人的现存政体,并不会导致这种理想在他人土地上成为现实,只会削弱他人现存政体的正当性。我国的政体当然有毛病,正如所有现世的政体都有毛病。而且,任何政体,放在乡村与城市人口对半的我国,放在东西南北巨大差异的我国,都会显得苍白。因为许多地理、历史、文化原因,中华的生存方式从来就是独特的,中华的政体也向来独特。中华悠久、复杂、独特的政治文明,岂是民主和专制两个政治标签所能概括!

    我国的现存政体当然有毛病。可中国政体比其他政体毛病更多?为什么不肯承认六十年的巨大进步也是在这个政体下获得的?没有战争和占领,能有美国?拆了故宫建白宫,就会把我们变成美国,这难道不是当初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臆想?有病需要服药并不等于需要服毒自杀。苏联的对手就是这样诱导苏联自杀了,通过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战争,通过苏联那批天真的知识分子和领导集团。

    解构政治蒙昧主义没有别的办法,科学是去昧的唯一武器,启蒙只能靠政治科学知识。过去的中国模式曾经给了欧洲启蒙运动以重要的知识启发,今天的中国道路则应成为世界新启蒙运动的主要发动机。

    以往六十年的中国,"不唯书,不唯上",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闯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发展道路。稍加抽象,我们就能看出这个"中国模式"的端倪。在经济方面: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资本市场是我国经济的两只翅膀,让我国经济得以腾飞,搏击长空。而大型国有企事业机构及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如两只脚,让我国经济安全地落在坚实的大地上。在社会方面,我们的基本单元不是个人,而是家庭、社区;高度的社会流动使我们没有稳定的社会分层;政府与社会的相互渗透,导致了一个有机的"社稷";这个整体塑造了我们独特的社会伦常。在政治上,我国拥有现代化了的民本主义思想体系;有以考试入选,以功过考评为提拔更换标准的官员遴选机制;有单一、先进、坚强的执政党;还有特殊分权制衡安排下的政府构成、行政手段,及独特的决策修正机制。在世界观上,我们看世界的观念与西方自古就有重大的哲理意义上的不同,也由此催生了我国当下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外交原则。

    然而,经验的知识若不能凝炼成有关发展道路的政治科学理论,就打不破霸权意识形态的桎梏,我国就难以在生存方式的竞争中立足。哪怕获得再大的物质文明成就,国内外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掌握者仍会拿西方的"普世"尺度来测量,拿那空洞的概念给我国政权贴上"缺少合法性"的标签。这类政治标签在知识界传播,进而渗入决策层,就会获得自我实现的生命,引导中华文明走向"自杀"。 

    走出了独特的发展道路,还应当拥有独特的政治观念体系。为了解构"民主"与"专制"两分的政治蒙昧主义,为了中华生存方式的延续,我国应当积极开放和大力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如果没有竞争的自信,没有竞争的勇气,如果连对一部电影的争论都噤若寒蝉,我们的文明是没有前途的。对于美国,半岛电视不是言论是否自由的标志,而是意识形态竞争的战场。可以说,没有思想战线上的竞争就没有思想的进步,没有思想的进步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在民族之林中思想竞争的成功就没有中华生存方式的未来。

    我们不应忘记,若从1973年8月1日签署欧安会的《最后文件》(即《赫尔辛基宣言》)算起,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解除思想武装的自杀过程只用了18年。我们还可以预言,俄罗斯在全球政治中的重新崛起,靠的将不是普京政权,不是石油财富,不是生产技术,更不会是恢复战略轰炸机的值班巡航;俄罗斯将在摔倒的地方爬起来,因为发展出一套崭新的、有说服力的、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的独立理论体系而重放光芒。

    思想战线上的竞争有两大任务,第一,要解构所谓"普世"价值,说破这"皇帝的新衣",把一个药方应付百病的荒唐揭穿;第二,要实事求是地总结我们中华的生存方式,给出关于"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的让知识界信服的阐述和理论解释。一个是破,破一个国际性的霸权话语系统;一个是立,在知识界确立对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觉,也就是对中华发展道路的自觉。我们不是为对立而对立,是为摆脱思想桎梏,为中华的生存而对立。思想上的破与立是生存竞争的主战场,强大的武器批判能力攸关中华文明的兴衰续绝。

 

发件人:"hanxiaoszh" <hanxiaoszh@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20 18:33:2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请中心各位老师指正! 

   仲老师及中心各位编辑先生、女士:新年好!感谢您们所提供的这个理性而自由的平台,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中心的发展,也经常浏览贵网站上的文章,每每为这些文章所伸扬的公正和理性精神而激奋,其关注现实和国家未来发展的导向是现今象牙塔中的书斋学者所最为缺少的品格。这两篇文章,不知能否入各位老师的法眼?恳请指正!顺祝新年快乐、身体安康! 宋宗宏,

读何新《历史学与国民意识》有感

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   宋宗宏

何新先生的《历史学与国民意识》一书,在我看来,是一本相当重要的著作,该著收录了作者的一些旧作,但也有一些全新的思想,依然是何新一贯的风格,多宏论而少精细论证,然而何新往往能从复杂混乱的现象中理出一些清晰的线索,纲举而目张,这种能力是其他人所无法比拟的。手头没有该书,仅凭印象论说一二,若有舛误错漏,料想会得到读者的原谅。

胡适早就说过,历史不过是任人装扮的小女孩而已。而历史学中更有疑古一派,以凿凿之言质疑上古、中古或更为近代的历史,似乎所有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东西都不足为信。此种历史虚无主义的价值观必然带来整个国民精神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涣散。中国向来以拥有世界最齐全、记录从未间断的历史文献而自诩,然而百年积弱之中国,经历了诸多劫难之后,是否还有能力和勇气写出气势磅礴的信史?

何新在该书中提出了一个大胆而合理的观点:历史学并非中性学术,从主观意义上说,历史是一种意识形态。近年来,中国的两个邻国日本和韩国都在修改其教科书,日本否认其侵华的历史事实,韩国在教科书中宣称目前属于中国领土的某些地区是韩国的领土,而且韩国已就端午节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注册申请,所有这些行动都是极其无耻的,完全无视历史事实,中国人有理由对其进行道德意义上的谴责,但是谴责并不能改变它们的行为,我们需要反思:为什么它们要处心积虑、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而否认侵略他国的事实、剽窃掠夺他国的文化遗产?何新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构建其国民精神和社会意识形态的需要,这是经过精心设计后做出的战略决定。反观中国,我再次感到震惊和无言:一些地区在编写教科书时,把反映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文章和鲁迅的文章都置换掉了,美其名曰:与时俱进。更有甚者,在历史学领域出现了许多为反面历史人物翻案的声音,认为岳飞、文天祥等人并非是民族英雄,更有某著名历史学教授以残缺不全的资料证明义和团的反历史性、反人性,认为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是由义和团所导致的。何新认为历史关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民族精神,一国的主流历史学术不能随意和自由地阐释一国的历史,而目前中国的主流历史学术仍然未能摆脱“阶级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因此“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历史哲学,以国家民族意识为本位而同时具有开阔宏大的世界主义视野”。

何新认为“现在必须创造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中国人”,笔者的看法与之类似,我常常惊异于抗日战争期间所出现的伪军和汉奸的庞大规模,如果没有这些人的话,我相信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必会艰难得多,也会付出更惨重的代价,在近代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出现过数目如此庞大的卖国群体,这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有人会用国民的劣根性来解释这个问题,但我更倾向于认为中国人的现代国家意识和观念淡薄,中国的现代化如果没有现代化的中国人作为支撑,就不会取得成功,笔者曾指出,中国之崛起若无历史哲学之支撑,断无成功之可能,这并非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这种历史哲学实际上是对国民精神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述。何新先生以新历史主义的观念重新解读历史,意在以新国家主义填补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真空,这种努力体现在“康雍乾”和“汉武大帝”等大型历史剧中,其用心可谓良苦。

杰出传记史家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的结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何新先生在《历史学与国民意识》一书中也引述了这段话):

“整个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时候,总会发见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有的黯淡一些。但是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有更大的期待。前进呵,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

说得多好呵!努力呵,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

 

学术界也需要端正学风

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  宋宗宏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从整体上看缺少一种对社会和国家的担当意识,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是,知识分子逐渐滑向社会的边缘成为一个自说自话的群体却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并非是一种良性而健康的发展,其原因不说大家也明白,经济在增长,但普通百姓却发现越来越看不起病、买不起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没有发展的增长是相当危险的,这种增长是以损耗国民精神和国家利益为代价的。有学者将中国90年代的改革过程看成是权力集团和资本集团相勾结的过程,而知识集团则附着于此两个强势集团,这种看法虽然比较粗糙,但是一定程度上却是可信的,腐败和财富分配不公已经成为危险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问题。

更大的问题来自于如下这个事实:中国处在一个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之中。在这种体系之中,游戏规则由发达国家制订,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全球化进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把我们推向了一个越来越不公正和混乱的世界,风险来自于全球体系本身,新一轮的政治经济版图正在重组之中,结构性的变动正在发生,山雨欲来,但是在形成新的政治利益分配格局(以及由政治利益所决定或创造的经济利益)之前,世界必然会陷入一场政治性的或经济性的危机,危机的解决可能会通过传统的方式——如战争等方式来解决,根据世界资本主义的一贯行为和政治运作实践,金融和贸易战本身就会引发严重的危机,战争可能会成为摆脱危机的最快方式。

可以说,世界并不太平,而中国也面临着巨大的发展风险和发展危机,但是我们似乎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尤其是代表社会思维导向的知识分子阶层远没有担负起相应的责任,自说自话、沦为强势阶层的代言者、难以沉潜下来进行有利于中国未来崛起的战略研究和具体层面的研究等都是当代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笔者已多次重申过:若无深沉的历史哲学作为支撑,中国之崛起必然会遭遇诸多挫折。从中国应对国际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反应滞后来看,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确都没有做好应对危机的心理准备和思想准备,对于我们所面临的危机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已有诸多论者指出中国已在新一轮的国际金融战中落败,这种落败的一个战略后果就是导致中国没有资格参与新一轮的全球政治资源分配。

中国的政治运作能力和应对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都有待提高,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运作实践和金融运作实践皆有数百年历史,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标志着西方金融集团已经完全具备了对全球金融市场进行远程打击的战略能力。近年来,中国的股、汇市和楼市成为西方金融集团关注的焦点,迅速利用各种价值错位机会获取超额金融利润已经成为它们的直接目标,而中国在这些国际金融大鳄面前显得茫然无措,也缺乏实际的操作程序来应对各种金融风险,中国的国家利益就在这种残酷的利益博弈中逐渐丧失,其后果不言而喻,如果再不改变目前的这种状况,中国很有可能会重复俄罗斯在1998年、东南亚国家在1997年、日本在90年代初期的遭遇,陷入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以此反观学术界,我们就会发现学术界缺乏深刻洞察现实的能力,理论严重脱离实践已经成为中国高校异常突出的问题,费孝通曾说过,中国在未来50年内不可能出现他这样的人物,我认为并非虚言,在社会科学领域内,空想和幻想只会导致严重的社会灾难,在学术界内部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理论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现实,如果理论成为现实的完全映现了,还要理论家和学者干什么?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看法,在社会科学研究的总体水平上,我认为美国人、日本人和德国人的水平要远高于中国人的水平(尤其是在经济学、管理学等实践性比较强的领域)。哪怕是走近现实一点点,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五彩世界。

看看日本人对经济危机和经济现实的研究,我们不得不感叹: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战后迅速崛起,的确与日本学术界和实践界的高超素质不无关联。清谈误国,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已经多次得到确证,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军事和战略上取得巨大成功,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他能够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近代马克思哲学相结合,以现实主义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中国人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思维特征:容易走极端,对许多问题的思考容易从宏观上进行粗糙的定位,不是左就是右,不是极端赞扬美国的抽象式民主,就是彻底否定美国现实的以国家主义为根基的民主和政治实践,很多人对美国及发达国家集团有一种误认:认为他们不会有意误导发展中国家,把各种指责发达国家的言论斥之为胡说或贬之为“阴谋论”,然而事实就是事实,越来越多的证据揭示了发达国家集团的确有着一套明确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设计,这种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已经成为西方政治运作的实践惯例,而在中国还处于萌芽阶段。

学术界也需要端正学风,以切近现实的态度去研究各种社会问题,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体系,为中国之崛起奠定坚实的理论根基,知识分子应当在社会变革中担当起应有的引领社会发展方向的责任和历史使命,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发件人:"postmaster" <postmaster@huxingdou.com.cn>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26 22:10:1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Fw: 中国问题民谣选 

中国问题民谣选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 辑录

2008年2月

新三座大山

教改把你父母逼疯
房改把你腰包掏空
医改为你提前送终

咱们官员有力量
(演唱要求:欢快自信,坚定有力)

咱们官员有力量,嘿!
咱们官员有力量!
幸福生活不用忙,嘿!
幸福生活不用忙:
住进了豪华别墅,
参股了公路煤矿;
改造得国家变呀变了样!
哎咳哎咳哎咳
发动了轿车隆隆地响,
举起了酒杯响叮当;
养好了身体泡妞忙,
得了感冒就去疗养!
嘿嗨嘿嘿嘿嗨!
咱们的脸上放红光!
咱们的小秘排成行!
为什么?为了求个爽!
为什么?为了求个爽!
嘿!嗨!嘿!嗨!
为了咱全国彻底性解放!
(如情绪高涨可再唱一遍)

人家捞,你不捞,老婆说你是草包。
人家赌,你不赌,背后说你二百五。
人家嫖,你不嫖,大家一起造你谣。

平平稳稳占位子,
忙忙碌碌装样子,
吹吹拍拍过日子。

十亿人口九亿假,谁要不假谁就垮;
十亿人口九亿吹,谁要不吹谁吃亏。

干部不怕喝酒难,万盏千杯只等闲。
鸳鸯火锅腾细浪,山珍海鲜加鱼丸。
桑拿搓得浑身暖,麻将打到五更寒。
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

对上级甜言蜜语,
对舆论豪言壮语,
对外宾花言巧语,
对群众谎言假语。

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
下级骗上级,级级掺水,水到渠成。

三讲会上讲假话,
三讲过后胆更大。

如今干部一大怪,五六十岁才学坏。
唱歌要唱迟到的爱,跳舞专抱下一代。

握着老婆的手,好象左手握右手;
握着小姐的手,好象回到十八九;
握着小蜜的手,直接就往怀里搂。

毛泽东时代流行下乡,
邓小平时代流行下海,
江泽民时代流行下岗。

CCTV

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
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
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
决议没有不通过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
班子没有不团结的,问题没有不解决的;
决策没有不英明的,形势没有不大好的;
观点没有不赞同的,气氛没有不友好的;
粮食没有不丰收的,产值没有不增长的;
抢救没有不及时的,信心没有不增强的;
错误没有不被掩盖的,大事没有不化小的。

新干部在腐化,
老干部等火化。
农民贫困化,
工人下岗化。

四子登科

上午围着轮子转,
中午围着盘子转,
下午围着骰子转,
晚上围着裙子转。

跟着商业部,发财又致富;
跟着统战部,沾光有照顾;
跟着铁道部,出门坐卧铺;
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
跟着外交部,出国如散步;
跟着宣传部,越干越糊涂。

新四项基本原则

吸烟基本靠送,
喝酒基本靠贡,
工资基本不动,
老婆基本不用。

新三大作风

理论联系实惠,
密切联系领导,
表扬与自我表扬。

三讲

上午讲正气,
下午讲手气,
晚上讲力气。

三五领导

打麻将三天五天不累,
喝茅台三瓶五瓶不醉,
下舞池三夜五夜不睡,
干正事三年五年不会。

会前定调子,
会上排位子,
会中念稿子,
会后拿筷子。

会前握握手,
会上举举手,
会完拍拍手,
会后不动手。

各级干部都在忙

中央忙组阁,
省里忙出国,
县里忙吃喝,
乡里忙赌博,
学生干部忙爱国。

握手歌

握着上司的手,
点头哈腰不松手;
握着财务的手,
拉着就往饭店走;
握着情人的手,
好像回到十八九;
握着同学的手,
后悔当初没下手。

喝酒歌

能喝一斤喝八两,
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
能喝八两喝一斤,
党和人民都放心。

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培养;
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我放心。

喝酒像喝汤,此人一定在工商;
喝酒不用劝,此人一定在法院;
举杯一口干,此人一定在公安;
一斤都不醉,此人一定在国税。

新八荣八耻

以公款吃喝为荣,
以花自家钱为耻;
以开豪华公车为荣,
以没有公车为耻;
以公费旅游出国为荣,
以自掏腰包花费为耻;
以包二奶三奶为荣,
以不风流浪漫为耻;
以赃款存于境外为荣,
以无权腐败为耻;
以不择手段搞出政绩为荣,
以老老实实不被提拔为耻;
以对上司溜须拍马为荣,
以无权呵斥小民为耻;
以高唱八荣八耻之歌为荣,
以不懂作秀为耻。

革命的小酒天天醉,
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
喝得机关没经费,
喝得老婆分开睡;
老婆告到纪检委,
纪检说:该喝不喝也不对,
我们也是天天醉。

中国现状

工人在下岗,
农民在上访,
腐败分子在三讲。

如此三讲

轰轰烈烈搞三讲,
认认真真走过场;
问题出在前三排,
根子还在主席台。

我三陪你三讲,
都是紧跟咱们党;
一不偷二不抢,
一身献给共产党;
无资金,无贷款,
自带设备搞生产;
不占地,不建房,
工作只要一张床;
不添女,不生男,
不给国家添麻烦。

三拍现象

拍脑袋决策
拍胸脯执行
拍屁股走人

不怕黑社会
就怕社会黑

脱下裤子嫖娼
拉起裤子扫黄

职务不高血压高
会议不发言前列腺发炎
政绩不突出腰间盘突出


家中金山银地,
生活花天酒地,
办案昏天黑地,
百姓怨天恨地。

新五子登科

一心争位子
拼命捞票子
投机占房子
极力弄车子
不忘玩女子

四怕

一怕小姐有病
二怕情人怀孕
三怕老婆拼命
四怕群众写信

一把手绝对真理
二把手相对真理
三把手没有真理

现代水平

左手酒瓶,右手文凭;
对上扶贫,对下摆平;
心中藏着花瓶,
后面跟着醋瓶,
嘴里念着小平。

三级干部

乡级干部喝白酒,打白条,摸白腿;
县级干部喝红酒,要红包,亲红嘴;
地级干部喝黄酒,拿黄货,玩黄花。

中央领导是斗出来的
省里领导是跟出来的
市里领导是跑出来的
县里领导是送出来的
村里领导是打出来的

女友

中央领导的女友叫生活秘书
省领导的女友叫小蜜
市领导的女友叫情人
县领导的女友叫二奶
乡领导的女友叫相好
村长的女友叫破鞋

社会现象

工作就是喝醉,
联系就是行贿,
公关就是陪睡。

行酒令

市长:
筷子尖尖,盘子圆圆,
我去过的饭店千千万,
我吃过的酒楼万万千,
我掏了一分钱没有?
没有!

宣传部长:
笔杆尖尖,笔头圆圆,
我写过的文章千千万,
我发表的文章万万千,
有一句实话没有?
没有!

组织部长:
组织部的招牌尖尖,组织部的大印圆圆,
我考察的干部千千万,
我提拔的干部万万千,
有一个好人没有?
没有!

小偷:
钥匙尖尖,锁头圆圆,
我偷过的干部千千万,
我偷过的书记万万千,
有一个报案的没有?
没有!

推销员:
头发尖尖,脑袋圆圆,
我去过的发廊千千万,
我见过的发廊女万万千,
有一个会剃头的没有?
没有!

农村改革多少年,依然苛政猛于虎;
孩子无钱上学难,徒闻教育是义务;
血泪呼声有谁听,正当权益有谁护?
受坑受害受欺骗,泪水只好吞下肚;
进得城去是民工,又称盲流或黑户;
脚手架上隧洞中,干活只能脏累苦;
最怕走来大盖帽,挨宰挨打还挨唬;
低如草芥贱如土,谁为农民鼓与呼?

决心在嘴上,
行动在会上,
落实在纸上。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发财靠胡来,当官靠后台。

会海铭

心不在会,到场则诚;
话不在妙,开口就行。
斯是会海,唯我畅泳。
摆摆龙门阵,唠唠山海经。
累了伸懒腰,闷了看电影。
可以打呼噜,挖鼻孔。
无群言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还可喝两盅。心里云:何苦之有?

声声慢

慢条斯理,圈圈点点,不慌不忙不急。
酒足饭饱时候,最好休息。
一摞一摞文件,怎奈我,懒得动笔。
不批示,不费心,好在责任不负,画个圈儿何意?
天晓得,谁能予以解析!
圈阅,圈阅,单表老子已阅!
不干事最相宜,人宁事息。
这次第,却一个懒字了得!

中国特色的错别字

检查宴收;提钱释放;
酒精考验;白收起家;
勤捞致富;攻官小姐;
繁荣娼盛;人民政腐;
得财兼币;大力支吃。

官场速写

身体越来越胖,心胸越来越窄;
头衔越来越多,学问越来越浅;
讲话越来越长,真话越来越少;
权力越来越大,威信越来越低;
年纪越来越老,情人越来越小。

不抽不喝六十三(林彪),
只喝不抽七十三(周恩来),
只抽不喝八十三(毛泽东),
又抽又喝九十三(邓小平),
吃喝嫖赌一百零三(张学良)。

不做事没事,做事会出事。

不好说,说不好,不说好。

这年头,

老婆像小灵通经济实惠但限本地使用,
二奶像中国电信安全固定但带不出门,
小蜜像中国移动使用方便但话费太贵。
情人像中国联通优雅新潮但常不在服务区! 

这年头,
大棚把季节搞乱,小姐把辈份搞乱,
关系把程序搞乱,级别把能力搞乱,
公安把秩序搞乱,金钱把官场搞乱,
手机把家庭搞乱!

这年头,
党政干部九大特征:
一请就到,一喝就高,一捧就傲,
一求就敲,一给就捞,一脱就要,
一累就叫,一批就跳,一查就倒!

这年头,
干部是这样死的:
天天开会坐死,领导高调哄死,
民主评论整死,事事汇报烦死,
择优提拔骗死,混蛋同僚害死,
上级检查累死,工资差别气死,
老婆年轻累死!

这年头,
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
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
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
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
明星卖弄风骚,给钱就上,越来越像妓女;
妓女楚楚动人,明码标价,越来越像明星。
警察横行霸道,欺软怕硬,越来越像地痞;
地痞各霸一方,敢做敢当,越来越像警察。
流言有根有据,基本属实,越来越像新闻;
新闻捕风捉影,随意夸大,越来越像流言。 

这年头,
军委领导说解放军的工资如果翻四倍可以打美国,
翻三倍可以打日本,
翻两倍可以打台湾,
翻一倍可以回家打老婆,
目前的工资回家只能被老婆打!

这年头,
完美的人生就是住英国的房子,
戴瑞士手表,拿美国工资,
娶韩国女人,嫖俄罗斯女人,
开德国轿车,喝法国红酒,
雇菲律宾女佣,做共产党的官! 

这年头,
苦干实干,做给天看;
东混西混,一帆风顺;
任劳任怨,永难如愿;
会捧会献,杰出贡献;
尽职尽责,必遭指责;
推托栽赃,邀功领赏! 

这年头,
说河南人诈骗,广东人笑了;
说河南人造假,浙江人笑了;
说河南人斤斤计较,上海人笑了;
说河南人夸夸其谈,北京人笑了;
说河南人傻,诸葛亮笑了!

这年头,
请看新纤夫的爱:
党委坐船头,政府在岸上走,
人大一步一回头,政协晃悠悠,
工会泪往心里流,
团委只盼日落西山头,
好把妇联亲个够!

这年头,
接听电话声音渐渐小----对方是领导,
声音渐渐大----对方是部下,
一听就发燥---对方拨错号,
笑得不停歇---那是女同学,
半天哼一下---老婆在训话,
悄悄避开人---对方是情人!

这年头,
某地警察接到五条禁令:
禁止和美女睡觉兴奋致死!
禁止和情人睡觉醉生梦死!
禁止和丑女睡觉烦躁致死!
禁止和小姐睡觉劳累致死!
禁止和老婆睡觉整夜装死! 

这年头,
干部素质要求你:
心中有小平,袋中有文凭,
对上能摆平,对下能铲平,
道德没水平,金库能填平,
左手拿酒瓶,右手握药瓶,
家里有醋瓶,外面有花瓶!

这年头,
构建和谐社会要注意:
在自然界不要和天斗,
在国际社会不要和美国斗,
在路上不要和军车斗,
在单位不要和领导斗,
在家里不要和老婆斗! 

这年头,
听说要去打台湾,一老红军把计献:
派三万人马足矣:
派一万小姐过去把他奶奶的国军身体搞垮,
派一万河南老乡过去把他娘的经济搞乱,
派一万领导干部过去把他妈的国库折腾干。 

这年头,
十类人不宜做大官:
1胆小,2话多,3钱少,4关系差,5酒量小,
6才华横溢,7学历太高,8疾恶如仇,9性功能差,10有姿色不肯献身。 

这年头,
开展批评太难了:
批评老婆她就乱跑,
批评老公他就乱搞!
批评上级就官位难保,
批评同级就关系难搞,
批评自己就自寻烦恼,
批评下级就选票减少!

这年头,
喝酒像喝汤,此人是工商;
喝酒不用劝,工作在法院;
举杯一口干,必定是公安;
八两都不醉,这人是国税;
起步就一斤,准是解放军! 

这年头,
老婆是家情人是花,
工资给家奖金送花,
病了回家好了看花,
离不了的是家忘不了的是花,
常回家看看别忘了浇花! 

这年头,
男人认为情人是手表越漂亮越好,
小蜜是怀表越隐秘越好,
小姐是电子表越新鲜越好,
老婆是自动表不上弦照样跑,
各种表都想要只是时间要掌握好! 

这年头,
结婚叫入网,重婚叫一卡双号,
婚外恋叫呼叫转移,情人多叫移动梦网,
离婚叫销号,分居叫停机留号,
女人再婚叫过户。男人再婚叫补卡,
互换叫联通。

国外的消息怕国内人知道,国内的消息怕国外人知道。 
旧社会工人为低工资而罢工,新社会工人为不开资而罢工。 
街头小报花哨老百姓抢着看,党喉大报正统老百姓没人看。 
反腐力度加大再加大,贪官人数增加再增加。 
国家财产公有变私有,个体货物私有变公有。 
对内人才闲着不想用,对外人才喊着不够用。 
说真话的被当大官的给治服了,当大官的被说假话的给治服了。 
用公车的办事员出门找不着司机,配专车的大领导出门用不着司机。 
真聪明吃喝玩乐发大财,学雷锋助人为乐下一代。 
大中华扶困济贫靠捐款,大舞台歌舞升平乱花钱。 
小商贩投机取巧独占大市场,大酒店有恃无恐全靠小包厢。 
不是妓女的小姐讨厌称呼小姐,不是小姐的妓女喜欢称呼小姐。 
男人有钱就学坏,女人学坏就有钱。 
过去做贼的怕抓贼的,现在抓贼的怕做贼的。 
电视里少不了情妇情夫加广告,广告里少不了内衣内裤加医药。 
历史剧不是皇帝就是太监,现代剧不是秘书就是老板。 
旧时代老子训儿子,新时代儿子训老子。 
年轻人想旅游腿行钱不行,
老年人想旅游钱行腿不行。

官话

“狠抓”就是开会
“管理”就是收费
“重视”就是标语
“落实”就是动嘴
“办公”就是休闲
“验收”就是宴会,
“检查”就是喝醉
“研究”就是扯皮
“协调”就是勾兑
“实事”就是摊派
“政绩”就是神吹
“数字”就是瞎编
“汇报”就是掺水。

股市歌

起来,还没开户的人们,
把你们资金全部投入诱人的股市,
中華民族到了最疯狂的时刻,
每个人都激情地发出买入的吼声!
快涨、快涨、快涨!
我们万众一心,怀着暴富的梦想,
前进!前进!前进!进!进!

十八等人

一等人是官倒, 出了事情有人保; 
二等人是公仆, 游山玩水享清福;
三等人搞承包, 吃喝嫖赌全报销; 
四等人干租赁, 坑蒙拐骗带小姘;
五等人是老板, 买空卖空成富翁; 
六等人是明星, 挣的票子数不清;
七等人是交警, 缺钱花了卡司机; 
八等人是律师, 发财全靠打官司;
九等人大盖帽, 吃了原告吃被告; 
十等人是演员, 扭扭屁股也赚钱;
十一等人是工商, 罚了款子兜里装; 
十二等人是画家, 画完螃蟹画大虾;
十三等人手术刀, 割了肚子要红包;
十四等人方向盘, 上班下班都赚钱; 
十五等人搞个体, 赚多赚少归自己; 
十六等人干宣传, 隔三差五能解馋; 
十七等人是教员, 山珍海味认不全; 
十八等人老百姓, 学习雷锋干革命。

卡车卡车,到处被卡。
进城遇站,过桥见卡。
逢车就查,一查就罚。
交通交通,交钱才通。
车轮一转,罚得心痛。

组长下田头,耕牛在前头;
村长下田头,手上捏烟头;
乡长下田头,秘书在后头;
县长下田头,记者抢镜头。

集资摊派是万能,无论啥事都能成。
千只手,万只手,齐向农民来伸手。

部门改革越深化,农民心里越害怕。

这达标,那达标,都要农民掏腰包;
这大办,那大办,都是农民血和汗。

不跑不送,原地不动;
只跑不送,平级调动;
连跑带送,提拔重用。

我那遥远的华夏衣冠, 
我那亘古的轩辕血脉, 
你是否已遍体鳞伤? 
你是否已无处歌吟?
你是否只会暗自饮泣? 
你是否还会唱那古老的民谣?
我们的祖先曾经唱起, 
硕鼠硕鼠, 
无食我黍…… 
你看那公子王孙敛了几分嚣张!
我们的先辈曾经唱起, 
楚虽三户, 
亡秦必楚! 
你看那帝国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
我们的父辈曾经唱起, 
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百姓鼓与呼! 
你看庐山上炸响惊天风雷!
今天呀,我的兄弟姐妹又唱起, 
一等人,是公仆, 
人民为他谋幸福…… 
我们的泪水呀, 
一下子就浸透了历史虚妄的烟尘!

官场日志

清晨起床,打拳; 
上午开会,打盹; 
中午吃饭,打嗝; 
下午上班,打哈;
傍晚加班,打牌; 
晚上娱乐,打炮; 
半夜回家,打架。

官场之最

最难找的地方──有关部门; 
最难捉摸的官话──研究研究;
最神秘的机构──组织上; 
最大的官── 一把手;
最难管的东西── 一张嘴; 
最谦虚的时候──在上级面前;
最冠冕堂皇的语言──工作需要; 
最易接受的行贿──您讲得真好!
最关心的信息──自己这次能否升迁; 
最傻的高兴──你的问题组织上也考虑了;
最无奈的选择──因为年龄!

组织就是......

在你遇到难事时对你说:我们无能为力! 
在你遭遇用人不公时对你说:你要正确对待!
在你合法权益受侵时对你说:你要顾全大局!
在你受到诬陷时对你说 :你要相信组织!

办公室守则

苦干实干,做给天看; 
东混西混,一帆风顺; 
任劳任怨,永难如愿;
会捧会献,杰出贡献; 
尽职尽责,必遭指责; 
推托栽赃,邀功领赏!

组织部长:谁关心我 我就关心谁; 
纪委书记:谁不关心我 我就关心谁;
宣传部长:谁关心我, 我就关心他的正面,谁不关心我, 我就关心他的反面;
市委书记:谁关心我,我就让组织部长关心他,谁不关心我,我就让纪委书记关心他。

忙碌的公仆在包厢里,
重要的工作在宴会里,
干部的任免在交易里,
工程的发包在暗箱里,
该抓的工作在口号里,
须办的急事在会议里,
妥善的计划在抽屉里,
应煞的歪风在通知里,
扶贫的干部在奥迪里,
宝贵的人才在悼词里,
优质的商品在广告里,
辉煌的数字在总结里。

公务员素描

满腔热血投身社会,摸爬滚打终日疲惫;
低三下四谋取地位,常年奔波天天喝醉;
收入可怜啥都嫌贵,交往叩头处处破费;
有用本事已经作废,不学无术擅长开会;
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溜须拍马寻找机会;
青春年华如此狼狈,苟且偷生窝囊一辈!

做人的难处

有钱吧,说你准变坏; 
没钱吧,说你真失败; 
有成就吧,说你会投机; 
没成就吧,说你没出息;
有情人吧,说你真坏; 
没有情人吧,说你变态!

领导用过的叫文物,百姓用过的叫废物; 
领导强词夺理叫坚持真理,百姓据理力争叫无理取闹; 
领导握百姓的手叫关怀,百姓握领导的手叫巴结; 
领导做蠢事叫轶事,百姓做错事叫傻子;
领导情人叫小蜜,百姓情人叫破鞋。

当代八乱

大棚把季节搞乱了,
关系把程序搞乱了,
级别把能力搞乱了,
法官把法律搞乱了,
公安把治安搞乱了,
银子把官场搞乱了,
事故把交通搞乱了,
小姐把辈份搞乱了。

最引人注目的哥哥──伟哥;
最年轻的奶奶──二奶;
最难设防的偷窃──偷情;
最热闹的走廊──发廊 ;
最畅销的书──女秘书。

男女有别定律

男人爱上女人会做诗,女人爱上男人会做梦;
女人对男人往往朝思暮想,男人对女人往往朝秦暮楚;
女人看家本领是撒娇,男人拿手好戏是撒谎。

女人的幸福在于,他真的爱我,
男人的幸福在于:她值得我爱;
女人吻男人算是一种幸福,男人吻女人算是一种口福;
当女人走投无路时她会和一个男人结婚,当男人走投无路时一个女人会和他离婚;
做情人的时候女人会让男人心疼,做妻子的时候女人会让男人头疼。

水调歌头

重上酒楼,应酬复应酬,天天忙不休。
社交公关人情事,尽在酒里头。
泱泱五千年,底蕴多丰厚,帝王墨客江湖汉,江山美人酒。
改革大潮涌,迂腐全荡走,惟有美女权钱欲,兴盛遍神州。
工厂变歌厅,书店改酒楼,失业大军数百万,桑拿歌与酒。
上面常来人,视察加旅游,小心陪侍别出错,工作有成就。
世事多变幻,官场巧运筹,相互照应方便多,公酒交私友。
人生苦且短,工作多烦忧,哥们姐们再进一杯酒,泡完脚再走。

以连续跌停为荣、以连续涨停为耻,
以出尔反尔为荣、以诚实守信为耻,
以崇尚熊市为荣、以长期牛市为耻,
以吸引外资为荣、以内资繁荣为耻,
以半夜鸡叫为荣、以光明正大为耻, 
以坑害股民为荣、以百姓富裕为耻, 
以坚持作恶为荣、以改正错误为耻,
以洋人夸奖为荣、以倾听民意为耻。

穷人富人

欠个人的钱是穷人,欠国家的钱是富人;
喝酒看度数的是穷人,喝酒看牌子的是富人;
写书的是穷人,盗版的是富人;
吃家禽的是穷人,吃野兽的是富人;
耕种土地的是穷人,买卖土地的是富人;
女人给别人睡的是穷人,睡别人女人的是富人。

贫穷与富裕的新解

贫穷时养猪,富裕后养狗;
贫穷时种稻,富裕后种草;
贫穷时想娶老婆,富裕后想找情人;
贫穷时老婆兼秘书,富裕后秘书兼老婆。 

现代企业职位新解

总是在裁人,简称总裁;
老是板着脸,所以称老板;
总想监视人,所以叫总监;
经常没道理,就叫经理;
让领导秘密舒服,称为秘书。

四清四不清

开啥会不清楚,开会坐哪清楚;
谁送礼不清楚,谁没送清楚;
谁干得好不好不清楚,该提拔谁清楚;
和谁睡不清楚,睡觉干什么清楚。 

什么叫政冶?黑呗!
什么叫权力?整呗!
什么叫升官?送呗!
什么叫学问?抄呗!
什么叫潇洒?不回家呗!
什么叫能力?喝呗!
什么叫本事?吹呗!

一把手说一不二,
二把手说二不一,
三把手说三道四,
四把手只记不说。

忽悠新解

国家忽悠国家,叫外交;
政府忽悠百姓,叫政策;
百姓忽悠政府,叫犯罪;
领导忽悠百姓,叫号召;
百姓忽悠领导,叫捣乱;
领导忽悠领导,叫交易;
百姓忽悠百姓,叫生意;
男人忽悠女人,叫调戏;
女人忽悠男人,叫勾引;
男女相互忽悠,叫爱情。

“斗”的学问

大款斗不过公款,
大人斗不过小人,
位子斗不过圈子,
水平斗不过酒瓶,
真话斗不过假话,
科技斗不过演技,
民情斗不过人情,
先进斗不过亲近,
正派斗不过帮派,
名牌斗不过冒牌,
名模斗不过按摩。

成语新解

知书达礼:知道书本知识的重要,同时要学会送礼;
度日如年:每天都公款吃喝,像过年一样;
杯水车薪:在办公室每天一杯水一支烟,而薪水车载斗量,多得很;
知足常乐:知道经常有人请自己洗脚洗澡,很快乐;
语重心长:话讲得太重了,他心里会记恨很长时间;
见异思迁:看见漂亮的异性,就想迁移过去一块住。

新民谣

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
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
还没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
工作的时候,为找工作撞得头破血流;
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配的;
能挣钱的时候,却发现房子买不起了;
没有进入股市的时候,傻瓜都在赚钱;
兴冲冲地闯进股市,才发现自己成了傻瓜。

我说:我想买房,结果房价涨了。
我说:我想买车,结果油价涨了。
我说:我想买点肉吃,结果肉价涨了。
于是我说:那我吃方便面总可以了吧?结果方便面也涨价了。
那我只好成佛!佛祖说:对不起,香油涨了!

万里长城万里长,烈日炎炎心中凉。
年年GDP往上涨,据说全民奔小康。
工资好比眉毛短,物价犹如头发长。
遥望楼盘空幻想,一年能买几平方?
财政气粗是大爷,银行有奶就是娘。
管土地的是霸王,工商税务两条狼。
电老虎,水阎王,白衣使者黑心肠。
当官的,喜贪赃;掌权的,没天良。
电信局,如暗娼,乱收话费更猖狂。
教育部,是明抢,人民群众像羔羊。
咱们工人有力量,五千万人齐下岗。
苦了十亿老百姓,富了一群白眼狼!

中国现状

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
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
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
娶不起,没房没车谁嫁你?
养不起,父母下岗儿下地;
病不起,药费利润十倍起;
活不起,一月辛劳一千几;
死不起,火化下葬一万几。
总结八个大字: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文化迁延,历史连绵,看当前,欲语何言?
臣民成亿,分类为三:
正“他搓麻,你搞笑,我捞钱”。
道德好玩,法律忘完。管他娘,明日今天!
自由休问,民主甭谈。
且:醉名酒,睡美女,做高官。

中产阶级

表面风光,内心彷徨;
容颜未老,心已沧桑;
成就难有,郁闷经常;
比骡子累,比蚂蚁忙;
扪心自问,能比谁强。

   (欢迎提供民谣,胡星斗电子邮件:huxingdou@sohu.com;huxingdou@huxingdou.com.cn“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发件人:"ylsljz" <ylsljz@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21 09:46:0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投稿__政治观察 

中国当前最最紧迫的18项执政任务

建中

一.中国当前最最紧迫的18项执政任务: 计基本民生8项;基本民权4项;迫切政改3项;迫切国本秩序建设3项,总计18项。全党全民喊叫的反腐与法规建设.国防外交与统一台湾皆不在其内!

1.基本民生8项为: (1)个体从业者''标准线''下税费普遍性''法定''减免。个体从业者,包括农民.城乡个体工商服务业户.自由职业者.下岗失业个体经营者.大学毕业生个体创业者.辞职辞退公职人员个体创业.临时工小时工等从业人群。所谓''标准线'',应参照现行城市职工1600元纳税标准线考虑,同样以单人计算。而且,像个体业者全家人从早晨七八点经营到晚上十点左右,没有星期天节假日,这种一人顶两人一天顶两天的情况也应足额考虑。所谓''法定''也只是指硬性政策,中国式立法执法建设,老百姓等不起!

(2)个体农业的足额政府补贴。有偏激学者说''中国农民是半农奴'',官员听了都很是愤怒。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没有土地所有权下而又必须从事高成本低收入的农业,农民实际上就是国家政策束缚下被政府所强制雇佣的廉价务农长工。现行减免农业税的让步政策具有迷惑性,惠农远远没有到位。在土地所有权没有归还农民之前,就必须实施普遍足额的政府补贴!

(3)家庭危困政府紧急全额法定救助。家庭危困紧急救助,政府紧急全额救助是强制是责任;社会救助只是补充是自愿。

(4)实施城乡公私干群一体化医疗保险制度。同时废除县处级以上''高干''与离休干部的全额医疗报销与无病疗养小病大养的极其恶心的腐败制度。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应先予争取平等。

(5)全方位落实九年义务教育。

(6)还城市居民宅基地无费划拨配额权益,并允许市民自助合作建房。政府在规划上.组织上.个体资格参与准入上给予强制性规定并指导性管理服务。公民住宅人权由此起步!

(7)私企合同工临时工工伤职业病医疗费用,通过实行严格的企业全员参保办法懈决。对于小企业抬高的成本负担,政府应在税收与医保上给予必要的支持。

(8)对老弱孤寡与残体残废人员的生活费补贴照顾,政府应全社会逐个逐户覆盖!

此外,像全社会失业保险.全社会养老保险.农民土地所有权归还等基本民生民权,虽然也很重要也很紧迫,但考虑到现政府的热心与能力不足,只能推后。作为弱势的中国民众,只有要的少,也许还能要得到!

2.基本民权4项为: (1)公民在各种媒体与民众参与的会议上有权批评政府.官员与单位领导的权利保障。(2)民间结社与官方资方谈判的权利保障。(3)弱势民众司法维权的倾向性绝对司法保障。(4)公权监督的严格责任回应。

众所周知: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权.选举权.结社权.迁徙权与申诉权一直被虚置,游行集会示威与罢工抗议权敢脆被取消。考虑到这些权利在近期无法争取到,民众的期待也只能推后一-国情就是国情!

3.迫切政改3项为: (1)国家机关与公养单位全面精兵简政。可通过党政合-.同类机关合并.政协与民间团体脱离公养.地方政府驻京办外联办等冗余机关裁彻.地市级政府取消.国营企事业冗余干部精简等途径进行全方位精兵简政,将公养人员减到现在人数的十分之一。对精简人员分别等级给予安置金安置。(2)对所有国家机关单位财政供养实行零基数基本供养预决算责任制度,将现在的黑洞供养减至现供数量的万分之一。(3)国家所有''单位''领导产生实行自荐竞岗与公推普选办法产生。这是建设权力责任制与弱化干部奴才化的突破口。

以上三项鞭策决策层下决心是很难很难的,但天大的难也必须鞭策倾力争取。因为庞大而奢靡的权力供养是权力对广大人民公然进行的一种残酷压迫与剥削!而且如果这种巨大的权力构成与巨大的财力支持体系且无责任执政体制不能弱化的话,中国民众尤其是弱势民众三代甚至五代将不得翻身(官员全家全族都是干部或财团供职人员,财富已积累到数代;而民众只能靠倾力支持子女挤进到举国应试教育的天梯攀爬,也就是冀望于儿孙辈重孙辈能脱离弱势阶层;官员层中有人欺负弱势层人,由于官系网己织成一张天罗地网,受害者连_个有效救济渠道也没有)!这里还要说明的是:这三项改革大过一般人误认的反对官员贪贿腐败与依法治国提倡二项。戳破窗户纸大家很容易明白,巨大奢靡的权力供养才是最大的腐败!而现行的通过办若干大案要案反贪官的反腐败,根本就是忽悠民众的反腐败,永远反不了腐败!至于依法治国的改革则依然停留在依法治民的封建法制框架上,而不是现代宪政共和的治权上。因此,民众必须鞭策决策层先拿出一点铁血政策与铁血速度,先启动最紧迫的改革为是!

4.国本秩序建设3项为: (1)加强国有资产(国企国土国矿国产及国行等)防流失管理,这项损失不仅意味着官家对当代而是数代中国人的超前疯狂掠夺。(2)加强影响到居民生命健康的环境整治。(3)改变落后的交通管理与生产安全管理。在和平年代,国民却要承受好像国家每年都在发动大规模战争一样所带耒的巨大生命健康损失与财产损失。

二.鞭策完成中国当前最紧迫执政任务之可行性可果性:

1.用讨价少来换取权力集团在现行让步政策的既定方针上再让出实质性一步。在当前中国权力集团绝对专权而民众毫无谈判抗争权力的国情下,中国民众只能选择有理有利有节但有实质意义的功利目标来争取。权力可以唱高调忽悠,而民众只能低呻吟诉求:我们不摧反腐败了,不摧限特权了,也不要摧法制建设了,我们不要求兑现两会三会任务,不要求兑现十七大十N大目标,不期待实现全面小康,不期待实现宏伟现代化......至于宪政共和.选举控权.司法控权.新闻开放.党竞开放等项高目标,我们提也不要提了(这些保守估计会在现在起算三届执政期之后,即10年后再议,15年后考虑酝酿)!我们弱势只要-点点生存人权,即一点基本的健康活命权;知识人与单位人只要-点点言论权(这也是最基本的一点点人格尊严权),-点点免受奴才驯化权;全民只要一点点免受庞大冗官阶层的压迫与剥削权:显而易见,这些最低限人权之获得,最紧迫执政任务之完成,不管什么主义.什么社会制度.什么党派执政,都应予以保障!都应在一庙任期内就完成!当然了,上述彻底减人减财政二项对权力集团具有着弱化挖解的作用,争取起来很难很难,但民众决不能放弃,否则-切抗争都无从谈起。

2.上述18项最紧迫执政任务之完成具有可行可果性。18项最紧迫执政任务之完成不需要任何条件,不需要任何准备。还归两条基本民权不需要任何成本,只需要权力层发话用三天时间拟出-个文件就行了;解决上述8项最低民生,也只需截留_点权力挥霍浪费与流失的财政部分就够了。而这样-点铲山之土填谷之壑则是天经地仪的!只是需要下述两条:一条是民众强烈而有效的鞭策;二条是高层被迫下决心动作。只要高层下决心动作,民权4项-月就可放开;民生8项一年就可落实;国本秩序建设3项两年可以上轨;政改3项可用3年最多一届执政任期全面完成。

3.中国民众鞭策决策层也不是没有一点余地。实在地说,面对古今中外旷世未有过的超强大权力专制,当下中国确实没有_条可行途经。可民众还是要在这种没有出路的国情下找出一些出路来,要寻出一些既要预防免遭政诒迫害又要有实质性推动怍用的办法出来。以下4项可以并用,必须并用:_是呼唤各界上书政治局,必须是各界;=是社会运动积极分子游说一部分人大政协代表为民请命,逼其行使代表责任;三是关注国运的网民从大局出发用严肃的态度对这个紧迫执政任务集中发出呐喊,必须目标集中;四是呼吁全世界华人与国际民主进步势力支持,此项谨防''泄密罪''迫害。如果各界民众联合鞭策并到位鞭策,就会把中国这个所谓全世界最先进执政势力的决策层逼到没有退路的地步!这个最低目标也才庶可达到!

 

从党纲修改看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创新与政策调整

——访中国前驻瑞典使馆参赞高锋先生

《上海党史与党建》特约记者 刘思源

2008年2月

记者:您在瑞典工作过多年,当过中国驻瑞典使馆参赞、中国驻哥德堡总领事,听说您1981年就在香港经济导报上发展文章,客观介绍瑞典社会福利和瑞典模式,您能否介绍下您当时为什么写这篇文章?
高锋:1979年我第二次到瑞典工作时,国内刚刚开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使馆分工由我来研究瑞典经济。我做了大量研究并参观了一些福利设施。我为所见到的实际情况和国内有关宣传之间的差距所震撼。1981年9月我写出了《瑞典社会福利纵谈》,大胆提出社会福利是“瑞典人民创造性劳动与斗争的产物”,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等观点。现在这篇文章和我的一些其它文章都刊登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的《学人文集》栏里。我觉着一个外交官除了有义务向党和政府报告工作外,还有责任向纳税人直接报告国外真实情况,这就是我写上述文章的出发点。

记者:前一段时间,我国思想理论界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非常激烈,其中一个焦点社民党搞不搞马克思主义。据您了解,瑞典社民党怎么看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它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关系?

高锋:瑞典社民党在最近一次修改的新党纲中,谈到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模式是一个科学理论。像所有其它科学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能否成立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于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已经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影响了社会辩论和社会科学,但马克思、恩克斯理论的其它部分已被证明是不完全的,或者包含有错误的解释。党纲同时还指出,瑞典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是其分析社会发展的一个工具,其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是社民党首次在党纲中公开承认其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社民党前主席卡尔松最近在其《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向社民党“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关于劳资矛盾的理论。但重要的是人们应该明白,这仅仅是两个分析和研究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工具,而不是可以提供现成答案的百科全书”。该党意识形态专家考克也说,社民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即社会是分为阶级的,阶级的定位是由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而社民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这些社民党自身定位的观点贯穿于该党的整个历史”。

我认真读过社民党所有党纲之后发现上述所言不假。在世界许多国家共产党数典忘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瑞典社民党却公开宣告其意识形态的基础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柱的历史唯物主义,旨在实现其民主社会主义理想:“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高低贵贱,没有阶级差别、性别歧视和种族差异,没有偏见和歧视,一个人人都需要,人人都有位置的社会。”这就说明,瑞典社民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工人阶级政党,与许多人想象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大不相同。 

记者:一个政党的党纲是其政治要求、政治目标和施政方针的集中体现。要正确认识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深入认识其党纲。听说您最近翻译了瑞典社民党的所有党纲,您能否谈谈瑞典社民党党纲的修改情况?

高锋:自1889年成立以来瑞典社民党曾八次修改其党纲,对其理论和政策进行调整。瑞典社民党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自1889年成立到1932年是社民党赢得普选权到上台执政的青年时期。第二阶段1932年到1976年是社民党连续执政、创建瑞典福利社会的时期。自1976年到现在的30年,主要是其调整政策、再谋发展的时期。在第一阶段,该党理论上处于探索时期,曾三次修改党纲。第二阶段是其理论成熟与发展时期,也是三次修改党纲。第三阶段它曾于1990年和2001年两次修改党纲,主要进行理论总结与革新。总起来看,其党纲的修改过程就是社民党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调整与创新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揭示了它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瑞典实际或者说把马克思主义瑞典化的轨迹。

记者:您是否再讲具体点,可否先谈一谈社民党青年时期的党纲的修改情况及其主要观点?
高锋:自1889年成立到1932年的40多年间,社民党由抄袭德国社民党人的纲领到开始自主地进行理论创新,经历了从幼年到青年时代的发展。期间瑞典工人运动迅速发展,社民党也曾经单独执政,但总体上尚未找到符合瑞典实际的发展道路。

与许多西欧国家相比,资本主义经济在瑞典发展较晚。但自1860年其工业化起步到1914年大体完成的半个多世纪里,它带来的沉重苦难使1/4的(120多万)瑞典人逃亡海外。马克思主义由此在瑞典迅速传播。1889年社民党成立,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没有讨论党的纲领问题。

其第一份党纲是在1897年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这份党纲庄严宣告:“社会民主党不同于任何其它政党,其目标是全面地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并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纲领指出,“当今文明的种种弊端的主要原因在于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要求“实现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控制社会公共权力,然后把所有生产工具――运输工具、森林、矿山、车间、机器、工厂和土地等全部改造为社会财产”。这份党纲,不仅观点上而且语言上基本上照抄了著名的德国社民党爱尔福特纲领。而爱尔福特纲领是一份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纲领。

在社民党领导下,瑞典工人运动迅速发展。1898年,瑞典总工会成立。1902年,12万工人走上首都街头要求选举权。1905年2月,该党召开第六次党代会时对1897年党纲进行了首次调整。大会对党的基本纲领没有做改动,但在政治纲领中突出了公民与工会权利,还针对工业化带来的大批农民破产问题首次提出了保护小农利益的问题。1911年,该党再次修改党纲,对农民问题给与了更多关注。大会指出:“在瑞典的农业人口中,小农户、佃户和农业工人占有不可比拟的绝大多数。对小农户来说,土地不是占用他人劳动果实的工具,而仅仅是他们与其家人赖以生存的必需品。他们像工薪工人一样也属于被剥削的人民大众。”代表大会据此进行调整,把党的宗旨从“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改为“实现被压迫阶级的社会解放”。把党的任务是“实现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控制社会公共权力”这句话中的“工人阶级”改为“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工人阶级和各社会其它群体”。

在成立22年之后,社民党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瑞典情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民问题。较早地认识农民问题并正确地将农民划归为工人阶级同盟军是瑞典社民党青年时期的一大理论创举。这为其1932年通过与农民协会联合开始长期执政奠定了理论基础。

社民党在领导劳动人民争取政治民主和经济权利的斗争中不断发展。1914年该党跃居议会第一大党。1917年大选获胜,与自由党联合组成政府。1918年两党在议会提出并通过了普选权法案和8 小时工作制法案。随着前一法案的实施,数以百万计的劳动人民开始行使其政治权利,从而改变了瑞典政党间的力量对比。
就在这时,社民党内围绕着是否与自由党合作,是走议会道路还是进行武装革命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1917年5月,一批党员分裂出去,成立了社会主义左翼党。同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

在这种动荡不安的形势下,1920年社民党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并修改了党纲。这个纲领坚持了前三份党纲的基本立场,但在用词上更加激进。在党的宗旨部分,新党纲宣称,“社会民主党不同于其他政党,其目的是要完全地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并实现被剥削阶级的社会解放”。这里党纲把1911年“实现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换成了“被剥削阶级”。党纲对此阐述说,统治着现代社会的资本主义剥削,使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已经扩大为囊括整个社会的被剥削者与资本主义剥削者之间的矛盾。党纲在坚持社会主义目标的同时还首次提出了夺取政治权力的任务。

党代会后不久,社民党与自由党联合政府破裂,社民党第一次得到机会单独上台执政。但社民党在20年代组织的三届政府在议会中地位都没有占多数。面对遍布全国的失业、疾病、饥饿和社会不公,社民党连对失业保险做些小调整都做不到,更不可能“取消私人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1926年,资产阶级政党控制下的议会强行通过决议,要求由失业工人顶替罢工者的工作,使社民党政府被迫辞职。随后,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瑞典,仅工会会员失业率就达30%。执政的自由党政府不但不设法减轻群众痛苦,反而借口供求关系,采取紧缩政府开支,压低职工工资的政策,使劳动人民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记者:那么,面对这么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瑞典社民党是怎么应对的?

高锋:严酷的形势呼唤着社民党的政策创新。在1932年春召开的党代会上,社民党经济学家恩·维格佛斯(Ernst Wiggforss)指出,当前危机的关键是社会购买力贫乏,而不是工资过高。他认为只有动用国家资金,抵消购买力下降,才能缓和危机。但党内左派代表们却认为,任何改良措施都只会延长现行制度的生命,因而毫无意义。他们主张立即遵照1931年社会党国际的指示,将生产资料国有化作为党的“中心任务”。经过激烈辩论,党代会以157票对149票的多数否定了左派要求,而把政策重点转到维格佛斯(Ernst Wigforss)等人提出的依靠国家借贷、开办公共工程,以减少失业并刺激经济回升的“反危机纲领”上。

这一纲领创新使正在苦难中挣扎的广大民众看到了一线光明。1932年秋,社民党大选获胜后,立即与农民协会谈判,并以对农产品进行补贴的许诺换取了它的支持,从而在议会稳定多数的支持下开始了瑞典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变革。

这样瑞典社民党就进入了其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也就是社民党连续执政44年并领导人民建设福利社会的时期。期间该党三次修改党纲,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指导方针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思路。

社民党于1944年召开代表大会讨论工人运动的战后纲领。这时社民党已经连续执政12年,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有了新的认识。这些认识在其新党纲中也有所体现:“ 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定性特点不是个人占有财产,而是所有权和对社会绝大多数物质生产工具的决定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绝大多数人被排斥在对这种所有权的参与之外”。这个“不是”和“而是”非常重要。这就决定了社民党“在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以便使生产的决策权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使大多数人从对少数资本家的依赖下解放出来,”的同时,进行了重大理论调整:“社会民主党人主张把工人与财产重新结合在一起。它将通过不同的道路,时时刻刻目标明确地使劳动者参与其生活所依赖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有条件搞小企业活动的地方,可以以私人所有的形式实现这一结合。但在大规模企业技术条件下,必须创造集体形式来实现工人对财产的参与。”

总结上述调整后新党纲提出:“社会对生产力的影响,劳动人民对财产的参与,计划性生产,公民间的平等是社民党奋斗的指导性原则。它们也是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指导方针。”这个方针既没有讲国有化,也没讲资本主义剥削或者压迫,但却为其逐步减少剥削压迫指出了方向。这是社民党根据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该党从“国有化”方针走向功能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式宣示。

记者:瑞典民主社会主义最引人注目的成绩就是其福利社会建设,从社民党的党纲来看,瑞典福利社会建设是从何时开始的?

高锋:社民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改善劳动人民生活作为党的宗旨。在其第一份党纲中就主张“社会有义务对其成员在患病、事故和年老时给予人道主义的照顾。”1920年其党纲又提出实行免费教育、养老金、事故保险、医疗保险、妇婴保险和失业保险,对残疾人、孤儿、寡妇给予抚恤等主张。但这些要求直到1932年社民党获得了进行国家干预的权力之后才开始逐步实现。1934年社民党在经济刚刚好转情况下就通过立法资助工会建立失业基金,之后又通过了人民养老金法案,实行产妇补贴、儿童补贴和建房贷款制度等,使大多数社会弱者的经济条件开始有所改善。1938年瑞典开始实行带薪休假两周制度。

20世纪中期瑞典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社民党在支持工会通过谈判提高职工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同时,通过国家立法和税收建立了一整社会福利制度,使瑞典人生老病死都得到了保障。这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960年社民党召开第21次代表大会。大会重申了1944年党纲宗旨,但在其前边加上了“社会民主主义旨在使民主贯穿于整个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以便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上富裕而有意义的生活”,从而把民主作为其实现理想社会的基础原则,而其最终目的则是使民众过上“富裕而有意义的生活”,这可谓是其修改党纲中的画龙点睛之举。

记者:据说瑞典社民党的价值观是“自由、平等和团结”,社会上不少人对此不理解,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您怎么看?

高锋:社民党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价值观来自法国革命。出于男女平等的考虑,人们后来把博爱改成了团结。因此,从一开始它们就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社会民主党的自由观主要取决于这一认知:不同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人们在社会上的自由程度的不同。在资本家利益完全支配着工作条件的地方,劳动人民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可能维护自己的利益,结果造成对劳动力的残酷压榨,疾病和工伤变成明显的后果,还有随之而来的大量社会问题。因此,对社民党人来说自由的概念有着双重含义:出发点是个人自由,但通向这一自由的道路是改变社会和劳动生活。仅仅为个人打开摆脱贫困和服从地位的可能性是不够的,必须使所有人都能摆脱贫困和受压迫地位,才能使每个人获得自由。

平等要求在社民党内占有中心地位,因为社民党是由为不平等和随之而来的不自由付出过代价的民众抬上来的。因此社民党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坚持为消除阶级差别而奋斗。但社民党所反对的仅仅是资产阶级对其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及其对自然界的掠夺,社民党并不主张打倒或者消灭资产阶级。因为在社民党看来,只有实现各生产要素力量之间的平衡才可能真正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平等的核心在于:人人作为个人有着同等价值,有着成长并发展的同等权利。这里的“人人”自然包括社会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所有人。

对团结的要求、相互支持以及共同的目标既关系到争取变革的斗争本身,也涉及对未来社会的看法。人们在斗争中要团结一致,并公平地、平等地分享斗争的果实。争取新社会的斗争目的是共同改善生活,人人得到福利和大家都有机会影响社会,这既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也是其福利制度建设的思想灵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和争取中产阶级和绝大多数工薪者的支持是社民党的基本方针。

社民党认为自由、平等和团结这三个价值也可以用“民主”这一个词来概括,因为真正的民主既以自由、平等和团结为前提,同时又可创造自由、平等和团结。因此,社民党自由、平等和团结与资产阶级那一套完全是两码事。它们是瑞典社民党的价值观,也是瑞典福利社会的思想基础与灵魂。

记者:我们知道,上世纪70年代,社民党曾一度在大选失败中下野,这次失败必然会给社民党带来一些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肯定可以从其以后的党纲中反映出来。能否谈谈近些年来社民党在新修改的党纲中提出的一些主要观点?

高锋:石油危机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大改变了瑞典的经济环境。但社民党当时却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个变化。在新形势下它继续推行凱恩斯主义,使瑞典生产停滞、消费膨胀的经济危机日趋严重,致使1976年社民党大选失败并在连续执政44年后下野。社民党发展由此进入了第三阶段。期间社民党两次下野,两次修改党纲。该党重新界定了党的性质,明确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关系,确定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从而为其进行减少国家干预、开放国内资本市场、改革国有企业、降低税收和改革社会福利等市场取向的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1990年,社民党在新修改的党纲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其一,国有化不是关键。新党纲总结历史经验说,过去社会主义者都认为,要改变生产秩序只有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个观点来自工人运动青年时期和当时的社会条件。但随着普选权和政治民主的实现,条件发生了变化,政治权力不再源于财产的占有,而源于公民权。社民党可以利用赢得的政治权力,使越来越多的对社会发展的实际决策权,从私人资本手中转移到民众手里。而世界上一些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被转移到国家手里的经验也表明,所有权的变更并不能保证实现社会主义的自由、平等和团结的目标。因此社民党主张改变对生产和对生产成果分配的决定权而不是对生产资料的形式上的所有权,让这个决定权以多种不同的途径来实现。这样做不仅简单易行,而且更符合所提出的目标,并可为实现民主社会创造必要的条件。

其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是手段。党纲指出,在辩论中人们经常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然而这种对立是以一种简单化为基础的。无论是一个纯粹的计划经济还是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都不能独自实现人们对经济生活提出的所有要求。因此,对社民党人来说,搞社会(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是个方法问题,这两个方法并非互不相容。相反,它们相辅相成。

其三,基本保障不能由市场决定。党纲指出,市场经济意味着价格机制占主导地位,然而某些对社会福利具有根本意义的权益不能由价格机制进行分配。任何人不能因为经济原因放弃他所需要的医疗,或者放弃他有权利获得的教育,也不能让医疗、护理和教育仅适应于购买力最强的群体的需要,以此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医疗、护理和教育应该以同等条件服务于所有人。

其四,可持续发展。新党纲十分重视环境问题, 指出环境污染的恶化正在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从长远观点看,环境问题不能通过事后修补来解决,任何雇主都不能通过交钱而摆脱责任。恶劣的环境也绝不可能从工资或者其它福利中得到补偿。

记者:那么,瑞典社民党的这些理论创新给瑞典社会带来了哪些变化?

高锋:近20年多来,瑞典社民党在这些理论指导下,先后取消了国家对信贷和外汇市场的控制,取消了对瑞典人到国外投资和外国人在瑞典投资的限制;放弃了国有企业对就业负有特殊责任的要求,强调国企的主要目标是为国家赢利。把包括八大国家企、事业管理局在内的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后推向市场;把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由原来的70%至80%降到不超过50%,使绝大多数职工(年收入约合3万美元)仅交30%的地方所得税和象征性的200克朗的国家所得税,而收入高过此限的人再在其超出部分上增交20%的国家所得税;积极参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与欧共体共建欧洲单一市场的合作,1995年正式加入欧盟;政府彻底解除了对民航、铁路、电信、邮电和电力等领域的国家控制,并资助地方政府在其主管领域内引入竞争机制。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对其社会保险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先后将保险补偿度由90%降到75%(目前调回到80%)。生病第一天和失业第一周没有补贴。对不接受所推荐之适当工作或自己辞职者,保险部门须扣发其部分失业保险金。政府还提高了住院费、挂号费和药费等,但同时又规定医药费总开支一年内超过270美元后全部免费,以照顾弱者。同时社民党还把所得税边际税率提高到55%,要求高收入者对经济调整做出更大贡献。在其平等和团结政策的帮助下,社民党取得了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和谅解,瑞典最终在福利制度基本得到保存情况下恢复了经济活力。2006年瑞典在国际竞争能力排名榜上名列第三,超过了美国。期间20%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调整费用的43%,而20%的最低收入者承担了费用之11%。劳动人民收入有所提高,瑞典社会差距有所拉大,其基尼系数由1991年的0.228上升到2006年的0.246。但瑞典仍然是国际社会中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之一。

记者: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这种背景下,瑞典社民党对其党纲又作了怎样的修改?其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高锋:2001年11月,社民党召开了第34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新党纲承认,瑞典仍然是一个阶级社会,阶级差别近十年来又重新拉大。但是这种权力向资方利益的倾斜“并非是不可避免或者不可改变的”。新党纲强调,经济的全球化要求工人运动的斗争必须全球化,要联合世界各国进步力量,建立新的政治联盟,把全球化变成促进民主、福利和社会公平的工具,引导社会向前发展。这份新党纲还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是反对原教旨主义。新党纲进一步批判了苏联模式,指出“计划经济国家的发展不能仅仅归咎于错误的领导人或错误的组织问题。它是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思想的产物”,强调“社会民主主义反对来自左的或者右的经济上的原教旨主义,反对把在整个经济中实行单一的所有制形式作为建立一个良好社会的前提条件”。

二是坚持反对资本主义。党纲指出,“应该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加以区别。市场经济是一个配置体系,货物与服务在这里以货币为价值媒介改换主人。而资本主义是一种权力制度,以资本的增值高于一切作为准则。”在其1990年提出计划与市场经济都是方法问题之后,新党纲又明确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强调“在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方的利益。社民党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始终是资方统治经济和社会要求的对手。”

三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党纲指出,瑞典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是其分析社会发展的一个工具,其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和苏联东欧的变化,社民党的这一自身定位受到了总工会和工人群众的欢迎。

记者:回顾瑞典社民党修改党纲的历史,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哪些有益的认识和启示?

高锋:我觉得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一是我们可以看到瑞典社民党的务实态度。自1897年提出第一份党纲到现在的110多年里瑞典社民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但并不苛守马克思的书本词句,而是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调整与创新。社民党九份党纲忠实地记录了该党理论发展过程,反映了该党把马克思主义瑞典化的追求与实践,指导了其瑞典式的和谐社会——福利社会的建设,同时也总结了社民党建党治国的经验。

二是瑞典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是根据瑞典国情创造出来的,它是不是符合我们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对瑞典本身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模式在实践上给瑞典人民带来了丰厚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

三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这一点在十七大报告和我们党的党章中都有鲜明的体现。因此,我们不可能照搬瑞典发展模式,而只能研究并借鉴其某些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的经验和做法。

  (原载《上海党史与党建》2008年第1期,)

 

从维权运动想到了阶级斗争

(征求意见稿之三十三)

中央党校退休教授  杜光

2007年7月

   (说明:本文试图对现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进行粗浅的分析。这是一个陈旧而又新鲜的课题。说它陈旧,是因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经过列宁毛泽东等人的长期歪曲与滥用,人们深受其害,对它十分厌恶,改革开放以来,在报刊、文件上都绝少提及,以致今天讨论这个问题,使人有“恍同隔世”之感。说它新鲜,包含两个意思:一是本文采取了与毛泽东完全相反的视角,正反易位,这种论证方法是从来没有过的。二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只是在某些“左派”讨伐改革的文章里,见到一些若隐若现的踪迹;正面论述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的文章,揭示专制制度的阶级本质,则可谓前所未有。我近几年写了一些文章,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和性质,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进行一些分析与探讨,本文就是这一尝试的一部分。希望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朋友不吝赐教。)

    近一两年来,每当我在网上看到一些介绍民众维权斗争的报道的时候,脑海里便不禁泛起一个十分陈旧的概念,这就是阶级斗争。在每年数以万计的群发性事件中,在被压迫被剥夺的农民、市民奋起反抗压迫和剥夺,维护自己的权益的斗争中,我都强烈地感受到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存在。

    长期以来,由于毛泽东错误地运用阶级斗争理论,把它用作镇压人民、巩固专制制度的重武器,因而这个概念及它所包含的内涵,在文化大革命后受到人们普遍的厌恶和唾弃。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不论是官方的文件、报刊,还是民间的言谈、舆论,都很少见到“阶级斗争”这四个曾经使人胆战心惊的大字了。

    然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毕竟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不容否认的现实,我们没有必要忌讳、回避。相反,作为剖析社会问题的利器,阶级斗争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透视被舆论导向所笼罩的社会真相。……

(三) 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新形势

    维权运动是当代中国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形式。正是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压迫和剥夺,激起了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催生了维权运动。维权运动也是当代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之一,因为被压迫阶级面对的权贵和豪强两大阶级,是在专制极权制度里孕育起来的,要维护自己的应有权利,夺回被剥夺的权益,就不能不撼动这个专制极权制度。被压迫者只有迫使官僚特权阶级变革这个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被压迫被剥夺的威胁。所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被压迫阶级维护自己权利的运动,也就具有了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主义革命性质。

    维权运动的兴起,是公民意识觉醒的表现,也是阶级觉悟的表现。同毛泽东独裁时代相比,被压迫阶级的公民意识和阶级觉悟,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独裁者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等口号,发动无知盲从的群众,残害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经过几次政治运动,数以百万计的善良人民被划为“人民公敌”,沦为贱民,生活在极度的忧虑和恐惧之中;在由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年代,由于自己生产的粮食被超额征购,几千万农民饥饿而死,饿死的还有几百万城市贫民;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红色恐怖”遍全国,无数的无辜者遭到殴打、凌辱、抄家、关押、杀害,据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透露,受到诬陷、迫害、株连的有1亿人,非正常死亡者达2000万。迫害是如此严重,但是,在独裁者的暴力和淫威面前,社会上没有任何力量敢于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在四五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却为保卫自己的权利而抗争,形成了反压迫、反剥夺、反专制的巨大洪流,这是多么可喜的历史进步!

    在反抗权贵和豪强的压迫和剥夺的维权运动、即阶级斗争中,最为普遍的是农民反对非法征地、市民反对拆迁和知识分子反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抗争。

    在近几年的群发性事件里,最常见的是地方政府的权贵和豪强相互勾结,侵占耕地,农民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或者是政府强迫征地,农民群起反抗,竟遭到当地政府的暴力镇压。“汕尾事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2005年12月6日,广东汕尾红海湾开发区几百名村名抗议政府强迫征用耕地,要求合理补偿。当局竟出动大批警察,横施镇压,以致发生死伤多人的掺案。官方严密封锁消息,只承认“三死八伤”,村民则认为死亡者至少有20人,还有数十人受伤。2006年5月,海丰县人民法院判处13名涉案村民有期徒刑3——7年,而指挥镇压、开枪杀人者却不受任何惩处。在这个事件里,阶级斗争以统治者赤裸裸地进行残暴的镇压而告终。

    城市里的群发性事件的直接动因,最多的是暴力拆迁。这也是现阶段的阶级斗争在城市里的主要表现。据维权律师郑恩宠反映,他1994年取得律师资格后,9年内承接了500多件拆迁案。在这些案子里,因受到迫害而非正常死亡者将近200人,被殴打致伤的有两千多人。这还只是他一个人接手的案件,因维权而死伤的数字就已经惊心动魄,全国会有多少?就无法统计了。由此足见这一类型的阶级斗争是何等不合理,何等不人道!这里简单介绍上海周正毅案的经过,看看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是怎样勾结起来侵害市民权益、迫害维权人士的。周正毅原来不过是在黄河路上开了个小馄饨铺的个体户。通过勾结官府和“太子党”、“弟子党”,贿赂开道,狼狈为奸,十几年下来竟然混成为“上海首富”。2003年,他如奇迹一般,无偿地获得“东八块”(上海石门二路以东)价达四十亿元的土地开发权,几千家拆迁户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和合理的承诺,把他告上法庭。但上海官府却一意庇护,有的领导人甚至公开为他辩护,说:“没有发现与房地产有关的犯罪证据。”“大量不实报道,是国外敌对势力的造谣中伤。”

    另一方面,对拆迁户则进行威胁恐吓,有的拆迁户家被查抄,人被拘留;有的人到北京上访,却被上海警方绑架回上海;为拆迁户仗义执言的郑恩宠律师,也受到盯梢、恐吓,甚至被判刑入狱。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上海第一中级法院2004年6月1日以操纵证券价格和虚报资金两项纯属个人行为的罪名,判处周正毅四千万元罚款和三年有期徒刑,而对涉及官方的非法占地拆迁的罪行却不闻不问。同时,又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判处郑恩宠三年徒刑。结果,犯有重罪的人和揭发罪行的人被判了同样的刑,使当代的政府黑幕和司法腐败,又增添了一项历史记录。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周正毅和郑恩宠分别出狱后,仍然受到权力机关的不同对待。周正毅继续受到上海当局的袒护,香港廉政公署因周在香港的罪案要求引渡他,上海市政府的发言人竟然说:“上海没有义务帮助引渡周正毅。”郑恩宠呢?回家后继续遭到严密的监视。他家中电话被掐,网络被封;最多时每天有二十多个警察和三十多个便衣在他的门前、楼口、电梯旁和小区里日夜巡逻,严防他同拆迁户接触。请看,上海的权贵为了他们同豪强的共同利益,如此不择手段地包庇罪犯,迫害老百姓和为他们辩护的律师,这不正是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吗?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斗争中,充分暴露出这两个剥削阶级的贪婪残暴、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阶级本性。

    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要像五十年前的反右运动那样,把知识分子成批地打入社会最底层,已经是完全不可能的了,但由于文化专制主义的猖狂肆虐,由于知识分子日益介入维权运动,他们依然成为统治阶级严加防范和迫害打击的对象。2004年的《南方都市报》案,2006年的《新京报》案,今年的八本书和二十条禁令,都是文化专制主义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对新闻自由的摧残。《南方都市报》案纯粹是有关当局对这份开明报纸的惩戒,因为他们屡屡突破党政领导的禁令和舆论导向的封锁,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新闻自由。例如,他们首先报道了广东的非典疫情和孙志刚被殴打致死的消息,就触到了当权者的痛处,并立即遭到了报复。2003年六七月间,这些大权在手的权贵组织人力,进入报社和有关企业,大事排查,寻找《南方都市报》“违法犯罪”的证据,结果却毫无所得。他们心有不甘,便采取了偷天换日的手法,给报社的两位负责人分别加上“贪污”和“受贿”的罪名,于2004年3月19日判处他们12年和11年的有期徒刑。

    知识分子因为介入维权运动或突破新闻禁令而受到打压的事件,近几年时有所闻。如郑恩宠、高智晟、陈光诚等,都是由于为被压迫阶级申讨公道而被权力部门判刑下狱的。陈光诚是一位自幼双目失明,依靠刻苦努力自修法律而成为一位律师的。他从1996年开始,免费为残疾人和农民提供法律咨询,为维护他们的权益而奔走,因此受到人们的爱戴和有关部门的表彰。2005年春,他经过详细调查,在互联网上揭发了临沂市的计划生育部门在工作中打人抓人关人和强制结扎等野蛮的违法行为,引起很大反响。国家计生委确认临沂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中有违法现象,并查处了有关的官员。结果招致当地权力部门对陈光诚的报复。从2005年8月11日开始,他便被软禁在家达七个月,2006年3月又被沂南县公安局带走拘押,到6月11日才宣布刑事拘留。8月24日,沂南县法院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罪”,将陈光诚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又三个月。请看,检举不法行为,却遭到公检法的联合打击,这就充分表明,这个问题已经从陈光诚的个人行为发展成为阶级报复,是权贵资产阶级对敢于维权、敢于抗争的知识分子的镇压。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

    郑恩宠在2006年6月13日发表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公开信里指出,据有关媒体披露,1997年以来,先后有700多名律师因依法执业而被关进大牢,每年有120多名记者在执业过程被打伤致残致死。这个事实不但反映出权贵阶级的野蛮与残暴,也表现了知识分子敢于维权敢于挑战权贵的勇气和战斗精神。

    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还表现为许多热情关切祖国前途和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经过苦心思索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或宣传自由民主思想,或对现行体制提出批评,却得不到交流传播的机会;只要是不符合于主流指导思想或舆论导向的见解,有关当局便一概加以封杀。除控制报刊电台电视等媒体,禁止传播外,还往往以“颠复国家政权”、“危害社会”等罪名,对这些民族精英实施监视、软禁、跟踪、关押,甚至判刑下大牢。需要指出,所谓“颠复国家政权”,精确的说法应该是“颠复专制政权”。知识分子宣传民主自由,要求变革专制政体,正是知识分子具有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表现,也是民主革命意识觉醒的表现。他们所宣扬的民主、自由、人权,就是变革专制政体的利器。这是维护专制制度的官僚特权阶级和权贵资产阶级迫害知识分子的真正原因。问题在于,知识分子的宣传只有和平的言论文字,既没有提出暴力革命的主张,也没有推翻政府的实际行动,何罪之有?以言定罪,暴露了阶级压迫的凶残和专制制度的罪恶本质。

    维权运动的动因,除了因征地、拆迁而引起对抗外,还有许多群发性事件属于:退休的或在职的教师集体上访,清讨积欠的工资;复员军人请愿示威,要求合理安置;下岗工人上访,呼吁合理补偿;工人罢工上街,希望改善待遇;打工者聚众呼吁,索取劳动报酬;等等。凡是人民群众的权益遭到侵害的地方,就会自发地出现维权的行动。这些动态,虽然不能说都是阶级斗争,但都同专制制度下的官员滥用权力有关。群众在遭遇压迫、权利被侵害的情况下,总是先向政府提出维权诉求,希望官府能主持公道。但是,很多权力在握者却视人民为敌,不但没有妥善解决群众提出的要求,相反,屡屡出动武力镇压。遂使民众向政府要求公道的合理合法的行为,演化成为镇压反镇压的政治斗争,压迫反压迫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完全是那些既愚蠢又野蛮的权贵和官僚们挑起来的。

    在专制极权的政治体制下,不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备受打击,许多工商业者和个体劳动者也不堪无穷无尽的盘剥勒索之苦。以个体工商户为例,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工商业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1999年个体工商户曾经达到3160万户,而到了2004年却减少为2350户,六年间竟缩减810万户。为什么会这样?最根本的原因是有关权力机关的无尽需索。

    2006年12月22日一期《民营经济内参》上有一篇文章介绍,据全国工商联的有关调查,一些地方的个体私营企业要缴纳的各项税费和基金多达375项,其中仅卫生费一项就需向四个部门缴纳。“这还不包括各种摊派、赞助、协会收费、有偿宣传费、部门下达的报刊杂志费和非生产性招待费。”除各种名目的税费外,还要经常接待一些机关的检查、考核、宴客、会议等等。有一个从10年前的水果摊贩发展为年收入近千万的企业主说:“我赚一块钱,有一大半都用在‘关系’上了,不然生意没法做。”

    在这方面被剥削最甚的是饮食业,据2006年6月1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的县城里,比较大的饭店都有大量县级机关干部吃喝打白条的记录。其中鸿雁宾馆自1998年以来收到的请吃招待的白条,仅县邮政局就有900余张,拖欠金额26万余元;新月楼餐馆收留的白条达5000余张。这些现象,既是专制制度下滥用权力谋私的结果,也是一种阶级压迫的表现。

(四) 阶级斗争的前景和期望

    在现阶段的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的形势下,最值得注意的是官僚特权阶级的动向。前面已经提到,官僚特权阶级是一个具有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两重性的阶级。他们在政治方面虽然乏善可陈,但在经济领域却表现出了明显的民主主义倾向,如改革开放、承认市场经济、发布突破垄断领域的“36条”、制定《物权法》等等,都是他们主持推动的。当然,就其阶级本质来说,专制主义无疑是它的主要倾向。因此,在他们执政的历史上,在民主主义同专制主义出现矛盾或对抗的时候,往往是专制主义战胜民主主义,或渗透于民主主义之中。在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阶级斗争中,他们也往往是站在压迫者、剥削者的一边。在前面提到的事例中,有些事件如对知识分子的文化专制主义暴行,有许多就直接来自官僚特权阶级;其他种种不合理、不人道的斗争方式,也多与这个阶级有关。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阶级以维护专制体制为自己的阶级责任,他们是专制体制的代表者、体现者。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对这个体制的批判和对权贵、豪强的抗争,至少从浅层次来看,是对他们的冒犯和损害,所以他们才不惜采用暴力手段来对付群众。另一方面,权贵资产阶级是在官僚特权阶级的母胎里发育成长起来的,两个阶级之间存在着广阔的中间区域。在这个区域里,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切割开来。有些压迫行为和暴力措施,甚至很难区分是哪个阶级在主导。这就使很多人对官僚特权阶级不抱幻想,对阶级斗争的形势和社会发展前景,难以产生乐观的期待。

    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考察官僚特权阶级的话,前景还不能说是绝对悲观的。在并不久远的历史上,这个阶级曾经产生过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具有民主主义素质的领导人,只是因为有着坚持专制主义的元老凌驾于他们之上,他们才未能一展民主主义的抱负。今后的中国,再也不会重演“元老干政”的历史悲剧了,在官僚特权阶级内部有没有可能再为中华民族提供民主主义的领袖人物呢?我认为还不是没有可能的。理由有二:

    其一,综观中华民族的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专制主义的稳固性有赖于两种政治文化,一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培养奴隶主义;一是“以民为本”、“以农为本”的民本主义。这两者构成了专制主义的两翼。中国古代英明的专制君主都懂得“水能载舟,亦能复舟”的道理,只有以民为本,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才得以江山永固。有没有民本主义观念,是明君与昏君的根本区别所在。我国近几年提倡“以民为本”,说明官僚特权阶级是理解民本主义的意义的。而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有着内在的联系,由此及彼,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更何况这个阶级的大量成员,都曾经接受过民主自由的现代观念的教育和影响。这是官僚特权阶级产生民主主义领袖的观念基础、文化基础。

    其二,在官僚特权阶级内部,当然有许多目光短浅、只能看到眼前利益的人物。他们对人民敲骨吸髓,竭泽而渔。让这样的人当家,势必将“官逼民反”,引起暴力革命,导致生灵涂炭。但是,现代文明也必将为这个阶级造就一些胸襟开阔、目光远大的人物,一个识见相同、志趣一致的团队。他们具有全球化的世界眼光,能看到社会的发展方向,能接受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理念;特别是能够把个人甚至整个阶级的利益,同民族的前途、人民的期望联系起来,认识到只有顺应世界潮流和人民意愿,把社会带进公平、公正、自由、民主、和谐、幸福的境界,把官僚特权阶级从与人民对立的、专制极权的泥泞里拯救出来,站到“人民公仆”的大旗之下,才能建大功,立大业,英名不朽,流芳百世。这是出现民主主义人物的政治基础、利益基础。在官僚特权阶级内部出现这样的群体是可能的,毕竟,这个阶级基本上来源于知识分子,聚合着许多曾经接受现代思想影响的社会精英,有些人是怀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宏伟抱负投入政界的。

    近几年全国各地爆发的阶级斗争——群发性事件,和对这些事件的残酷镇压,使中国社会濒临极大的危机。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同权贵资产阶级、豪强资产阶级严重对峙情况下,官僚特权阶级何去何从,成了解决危机的关键。这个阶级一方面同权贵和豪强血肉相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们同劳动阶级也有许多共同利益。如近几年高调发声的反腐倡廉,就以保护人民和国家利益、打击权贵和豪强为实际内容。它既符合于广大群众的利益,也有助于巩固和完善现有的专制政体,并使官僚特权阶级自身从中获益(如挽回共产党和政府的声誉)。最近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党籍和公职,并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是执政当局反腐败的一大进展,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这就表明,惩贪反腐是官僚特权阶级同被压迫阶级的利益契合点,很值得我们重视。

    长期以来,在被压迫群众反抗权贵和豪强的斗争中,官僚特权阶级往往站在压迫者一边,对被压迫者打击不遗余力。这是十分错误的选择。我这里暂且不说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这样一些大道理,即使仅仅从巩固、完善现行政治体制着眼,官僚特权阶级也应该站到被压迫阶级的一边来。他们应该认识到,对自己最具威胁的,不是维权的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而是恃权违法、恃强横行的权贵和豪强(官僚特权阶级站到被压迫阶级一边,属于丧失阶级立场。老先生此论应属逻辑混乱。应是像历史上的开明君主那样,官僚特权阶级对被压迫阶级实行让步政策)。(括号里的文字应该是李延明所加,老潘注)他们与黑社会勾结起来,掠夺改革的成果、侵吞人民和国家的财富,破坏着社会的稳定、撕裂了社会的和谐。只有严厉打击、进而铲除滋生这两个剥削阶级的土壤,才能使改革的顺利发展获得最基本的保证。为此,就应当寻求自己同劳动阶级的共同利益的契合点,真正坚持“以人为本”的立场,关切人民群众的期望和要求。本着这个原则,可以有步骤地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大反贪反腐的力度,彻底查处涉案者的罪行,不要心慈手软,缩手缩脚。近几年来打击贪腐分子的动作不少,但很少能真正做到彻底清查。有些案子牵涉到某些高官或他们的子女亲属,就查不下去了;有些则是投鼠忌器,顾虑重重;有些甚至划定界限,不许逾越,以致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反贪反腐,是近二十年来人民群众最急迫的要求,它并非偶然地成为1989年的民主运动的两大诉求之一。遗憾的是,官僚特权阶级却穷凶极恶地把这场反腐败、要民主的群众运动,淹没在血泊之中,结果为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的产生,创造了最为有利的条件。十多年来,这两个剥削阶级肆无忌惮地剥夺民众的权益,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动荡不安,并且大大削弱了官僚特权阶级的执政合法性。面临如此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执政的阶级必须转变观念,转变立场。反贪反腐是一场严重的持久的斗争,有着判然分明的阶级阵线:一边是权贵和豪强的贪得无厌的压迫和剥削,一边是人民群众的反抗和维权斗争。在这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官僚特权阶级为了实现“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承诺,理所当然地应该站在人民一边,打击权贵和豪强势力,绝不应姑息纵容。

    第二,平反冤假错案,是保障人民权利、打击权贵豪强的不可缺少的过程。在近几年的维权运动中,由于知识分子的介入,已经把反抗压迫和剥夺的阶级斗争,纳入合理、合法、非暴力的轨道。但是,各地的权贵和豪强却凭借专制特权,报之以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暴力。他们镇压维权运动,残害无辜百姓,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冤假错案。全国各地的千千万万件冤假错案,犹如给社会埋下了千千万万颗定时炸弹,不知道哪一天会起爆,把社会发展的成果炸成灰烬。面对这个危险的前景,必须赶在炸弹被引爆之前,拆除引信,消除隐患——平反冤假错案。这对于克服社会危机、构建和谐社会、提高执政当局的信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胡耀邦以超凡的胆识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果敢地平反了积压几十年的冤假错案,使许许多多长年蒙冤的无辜者获得政治解放,为共产党赢得了民众的衷心拥护,开辟了八十年代全国团结一致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不幸的是,胡耀邦本人却反而遭到构陷贬斥,构成了八十年代的最大的冤案。二十年来,特别是1989年以后,冤假错案日积月累,整个社会危机四伏,已经到了非平反冤假错案不可的时候了。官僚特权阶级里能再次涌现胡耀邦式的人物吗?

    第三,加强监督。除继续加强人代会、纪委、监察部门、反贪局、审计局、环保局、国土局等官方监督机构的监督外,特别需要加强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媒体舆论是镇慑权贵豪强的最有力的武器。据《21世纪经济报道》今年7月27日报道,浙江人民广播电台“阳光行动”栏目多次揭露官场黑幕,促使有关部门严肃处理。几年来因被他们爆光而被处理的公职人员有67人。如2006年初,他们经过详细调查后揭露慈溪市一执法大队长在当地的烟花爆竹一条街收取保护费。结果,这个队长不得不退还10多万元赃款,还被判了刑。这个事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正因为媒体存在着反贪反腐的巨大能量,所以那些在位的权贵总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地封杀媒体的监督功能。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曾经发挥过不小的监督作用,但在权贵和官僚的不断干预下,逐渐丧失了监督的锐气,最后终于夭折。近几年来,文化专制主义的统制愈演愈烈,官僚特权阶级中的一些目光短浅的政客不断下达禁令,为舆论监督设置种种障碍。今年年初新闻出版总署的二十道禁令,最近发布的不许报道“负面新闻”的通知,都是以冠冕堂皇的藉口,剥夺新闻媒体的监督权利,掩盖权贵豪强的一些见不得人的罪恶,掩盖官僚们用意险恶的心机。剥夺媒体监督权利的文化专制主义,已经成为权贵和豪强的保护伞,成了他们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帮凶。执政当局如果真正“以人为本”,就应当明智地改弦更张,取消各种文化禁令,实现新闻自由,使媒体成为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维权斗争的工具,揭露贪腐黑幕、打击权贵豪强的利器。这不论是对社会健康发展,还是官僚特权阶级自身的长远利益(如执政党的合法性、党和政府的威信、官员的名誉,等等)(离开全民通过大选授权来谈执政党的合法性,老先生糊涂得可以)(括号里的文字应该是李延明所加,老潘注),都是最佳的政策选择。

    群众监督的主渠道是来信来访。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立信访制度以来,它一直被认为是执政党和政府联系群众、了解民情的重要渠道。但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漫天飞舞,民众视信访为畏途,这个渠道就冷落凋零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9年以后,随着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的形成,和他们对劳动者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加剧,群众上告信和越级上访日益频繁。权贵们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官僚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政绩”,都不约而同地对上访的民众进行打击、迫害。许多地方派出警力或安全部门的便衣,到北京“截访”。他们在信访部门的门口、附近街道,以至车站、旅馆,拦截上访人员,把他们绑架回原地,殴打、逼供、抄家、勒索、关押,有的甚至被判刑;还有的人因上访被打而致残致死。这就使信访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上下联系的渠道,转化成为维权运动的重要形式,阶级斗争的重要形式。在这场阶级斗争中,官僚特权阶级往往站在权贵资产阶级一边,参与了对上访群众的迫害。这种情况应该迅速改变。2005年1月10日,国务院发布新的《信访条例》,重新规范了信访工作。这个条例的第三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第四十条还指出:“超越或者滥用职权,侵害信访人合法权益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些规定反映了官僚特权阶级的民主派意识到了保护人民权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两年多来的事实却表明,许多地方根本没有把这个法规当作一回事,“打击报复信访人”、“侵害信访人合法权益”的事,依然层出不穷。希望国务院能对这个文件进行一次全面的深入的检查,切实地加以贯彻,使信访成为群众监督的一个重要渠道。

(五)简短的结语

    当代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是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些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起而抗争。在这场尖锐、复杂,而且十分广泛的阶级斗争中,官僚特权阶级处于非常微妙的境地。一方面,它掌控着国家政权,处事必须从国家利益出发,选择最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为此,它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不能不注意到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呼求,采取一些可以缓解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措施。另一方面,它本身是在专制制度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天生具有维护专制制度的本能,反对一切与专制制度相对抗的社会力量和行为。加上权贵资产阶级就是在它的胚胎里孕育生长的,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所以,它在阶级斗争中本能地倾向于权贵和豪强,甚至助纣为虐,激化矛盾与斗争,就丝毫也不奇怪了。

    但是,官僚特权阶级既然具有民本主义的因素,而它的许多成员又都接受过现代社会的民主自由理念的教育和影响,那么,由民本主义向民主主义转化,就是十分自然的发展。这是官僚特权阶级内部存在民主派的思想基础;而当他们认识到只有站在人民一边才符合于国家和本阶级的最高利益的时候,就具备了使这个阶级转向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一边的政治基础。我在前面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加大反贪反腐的力度,平反冤假错案,加强监督机制,都是维护人民权益、打击权贵豪强的必不可少的政府行为,只有官僚特权阶级才有权力推动。这三项措施的实现,将在以法律为准绳的前提下,把权贵和豪强送上法庭,并有效地抑制新的权贵和豪强的产生。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缓解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使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可能。同时,也将完善市场经济,树立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为政治体制改革铺平道路。中国一旦走上政治民主化的道路,阶级格局和阶级关系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权贵和豪强作为阶级将不复存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将有可能实现当家作主的期盼;阶级斗争将为阶级合作所取代;官僚特权阶级也由于不再存在享有特权的官僚,而转化为代表劳动群众管理国家、服务社会的脑力劳动者,因而不再是一个特殊的阶级。(政治民主化只能消除官僚的特权,并不能消灭阶级,阶级的变化及其消灭是生产关系自然变化的结果。政治民主化会使阶级斗争在民主的轨道内进行。)(括号里的文字应该是李延明所加,老潘注)这个发展进程将是曲折的、复杂的、漫长的,但是,压迫、剥削劳动者的阶级必然会被消灭,民主必然会取代专制,阶级斗争必然会被阶级合作所取代——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我对此深信不疑。

    2007年7月31日完稿,8月1—7日补充修改,

补充说明:

    在有耐心的朋友读罢我这篇冗长乏味的征求意见稿后,也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全文只字不提资产阶级?是的,我在文章里没有谈及民间的资产阶级,因为在目前的中国社会里,够得上资产阶级的人(剥削收入大于合理收入),就绝大多数来说,不是以权换钱而暴富的权贵,就是勾结权贵、巧取豪夺而致富的豪强。当然,依靠自己艰苦拼搏、合法经营而崭露头角,今天成为富豪的,不是没有,但为数不多,还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现在的权贵资产阶级、豪强资产阶级和未来的出自民间的资产阶级,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但前者生长在专制制度之下,后者则将在民主体制之下生长;前者将随着专制制度的崩溃而趋于消灭,后者则因此而可以获得充分的发展。直到生产和文明的高度发达使所有劳动者有产化,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合而为一,资产阶级这个概念也就不需要了。不过,这就有点乌托邦的味道了。(是否资产阶级并不以是否富豪为标准)

 

发件人:"大侠" <panyi@vip.sohu.net>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relay.mail.sohu.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28 09:00:5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潘祎的稿子 

维权困境告诫咱们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何必

    两年前抵制金丰投资对价过低,上周末抗议中国平安粗暴圈钱,“炒股作家”周梅森———“炒股作家”周梅森昨天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依然忿忿不平。在前一天,他刚刚在一家证券媒体上发表了抨击上市公司中国平安大举增发圈钱的公开信,他直指中国平安选择在大盘如此疲弱的时候大规模融资,是“砸了中国股市的脚”,也“砸了中国投资者的信仰”。他进而像上一次通过公开信呼吁中小股东否决金丰投资股改对价方案一样,呼吁投资者在股东大会上否决中国平安的再融资计划。(2008年1月28日《北京青年报》)

    这篇题为“叫板平安 只为唤起小股东维权”的文字,赫然列在网上。人们思忖,市场监管,原本应该是政府(当然啦,在中国特色当中,应该是委府)的事情,怎么到了咱们这里,就全成了公民个人的责任了呢?咱们的衙门,收了咱们那么多的税,可怎么就不干点子正经事呢?挥金如土酒色迷离,可真该为纳税人干事的时候,却没有了他们丫挺的踪影?

    平安粗暴圈钱!这是何等危言耸听的字眼儿啊。作为中国最出名的保险公司,平安干了多少惊天动地的事啊。别的不说,平安马明哲楞是能够把现任总理的儿子给编排到平安致富的故事里面去,让总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尽管采取网络封锁的策略,使得如此消息在国内互联网查询难度增加,但只要按图索骥,就能够看到相关的内容。

    而去年我写的“平安保险公然买赃”,说的就是马明哲居然敢于将中纪委一号案、被坊间称之为在中国首都北京反腐败试金石的嘉利来大坑收入囊中,把那么个国内外目不转睛盯着的血淋淋的地块招至麾下。这马明哲实在是太有才了,也太胆大妄为了,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管得了啦。这次平安粗暴圈钱,炒股作家挺身而出,目的就是要为中小股东维权。但这是可能的吗?

    我们看到,中小股东与类似平安这样的巨擘,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你死我活的对立态势。而这恰恰是什么样的景象呢?阶级斗争嘛。

    现在,杜光已经成了著名的公共人物,到处呼吁取消一党专制,将中国愈演愈烈的维权活动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这种思路,倒是给当前乱七八糟的社会景象做出了一个别样的注释,采用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所熟悉并且颇有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的坐标系来解析现在中国的乱象。不过,情况远没有包括杜光在内的人们所设想的那么乐观。

    比如对中国平安、对马明哲,任凭国内外媒体对其进行过连篇累牍的披露,而且作为在香港上市的企业,也遭到了香港方面的调查,但是,现如今人家马明哲不是照样叱咤风云无法无天?为什么会如此?

    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这种至关重要,是对政权而言的。对咱们国民来说,经济增长与否,对咱们真是无毬所谓的,对咱们至关重要的,就是如何保住日益稀薄的财产能够不被官商勾结强取豪夺。)既然如此,在委府的治理逻辑当中,资本至上也就在情理之中,默许乃至放纵资本及其代言人的资本家们为所欲为,侵害国民利益,侵吞国民财富,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君不见,仨代表之后,资本家可以加入执政党?而现在,无论是党代会,还是两会,与会者当中哪儿不是资本当道?好不容易有了农民工成了两会与会者,人们仔细一看,还是工贼。君不见,现如今的贪官污吏连富人也不放过,曾经先富起来的人们,只要不与权力进行勾兑,那么就注定要被边缘化,分分钟打回到权利贫困化的阶级之中,财富也在转瞬之间化为乌有。君不见,比起毛泽东时代要差得多的是,咱们现在面对着的,是掩耳盗铃指鹿为马的意识形态,这种陈词滥调充斥着咱们的语境之中。不信,就看看《新闻联播》里面自欺欺人的货色吧。

    所以嘛,阶级斗争,原本就是明晃晃存在着的现实,但是在官方话语当中,已经不复存在啦,自从十六大报告当中,“无产阶级”的词汇就被打入冷宫啦。而事实上呢?无产阶级成为人数越来越多、权利越来越少的客观存在,这应该不会成为什么可以存疑的事情吧。委府通过新三座大山,再加上日趋残酷的通货膨胀,把越来越多的人群抛到无产阶级行列当中,使得对立面的群体迅速壮大,换言之,自身快速成为越来越大量人群的敌对势力。

    这种阶级斗争的决定性结局,是改革开放经过了30年,人们惊奇地发现,原来只不过是转了几个圈儿之后又回到了原点,权力还是那么强大,市场还是那么弱不禁风随时随地可能毁于一旦。其实,问题远不止回到原点那么简单。当然,这个话题另当别论于此不赘。

    实际上,改革开放本身,也可以套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进行解读,特别是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所有的改革都成了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剥夺,这种景况到现在更加甚嚣尘上肆无忌惮。权力阶级对权利阶级的恶贯满盈,已经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在一个彻头彻尾无良无德的权力阶级之下,咱们要是还能够奢望阶级斗争能够峰回路转,那才叫见了鬼了。

 

 

发件人:"yinkx" <yinkx@126.com>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23 18:14:0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殷辂来稿2 

当今主导文化的性质与"文明"冲突的本质 

殷辂 

中华文化本于生命,没有过时的问题,但在时下其复兴却是有背景的,它是在主导文化及其对应秩序、发展模式的问题彻底暴露后显现的。近代佛学家太虚大师将当今主导文化的性质概括为"纵我制物":肆其私己之贪欲而妄为,放纵自我而制服他物。"'我'指私己及由私己引发的贪欲、忿争,物指自然界万物及家庭、国家、社会、经济等。"所纵之"我",不一定是个人,它可以是阶级、民族、国家,到了一定阶段甚至可以"上升"为"文明",但这些单位都是以私我为基础的。在"纵我制物"的文化环境中,"发展"是"我"的"发展",而"我"的"发展"就是对外物的掠夺;"和平"是"我"的"和平",而"我"的"和平"是以整体的不"和平"为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世界难以实现和谐,就是家庭内部都会纷争不断。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局势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意识形态的对立开始减弱,但主导文化的性质并没有发生变化。虽然冲突的单位发生了变化,但冲突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如果认清这一点,所谓"文明冲突"的本质也就很清楚了:它并不是文明本身的冲突,而是文明单位之间的冲突,这正是"私我"的扩张的结果。冲突的根源不是文明的差异,而恰恰是主导文化的趋同。在"纵我制物"这种主导文化的一元主导之下,"文明"成为争夺和竞争的工具,成为制造种群界限的重要因素,不能统摄种群,反而成了种群的附属物,这才是问题的根本。一些学者从文明的差异入手研究冲突,其实在当今主导文化之下,所谓的"差异"或"对立"并不是冲突产生的原因,而正是其结果。如果冲突是文明之间的冲突,那么,世界的冲突就成了本然的存在,永远也解决不了。实际上,目前所谓"文明实体"并不是传统文明的延续:欧美并不是基督教文明的代表,而代表着现存秩序和文化,现在的中国也不是儒家文化的代表,这种文化在这里还没有真正复兴,同时"原教旨"的伊斯兰主义已经脱离真正的原教旨。文明的冲突只是一种假象,借文明而形成的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才是问题的根本。当代的根本问题不是"不同",而是"同",是"同而不和"。只有私欲之同而无义理之和,哪有不产生冲突的道理?多元"文明"在主导文化支配之下无法相通,成为争夺和战斗的团体,但这并不是文明本身造成的。

"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是西方中心主义者所谓"文明"与"野蛮"冲突的延续,虽然打出的旗号不同,但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只讲利益而不论是非,无义之利和正当利益平起平坐,实力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冲突与不和也就成为必然。当今世界的主导价值与所有古老文明都是对立的,不但与伊斯兰教冲突,它与基督教文明也严重对立。虽然文明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但文明教条如果和现实利益结合在一起也可以成为意识形态。宗教极端主义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以极端对抗极端,造成了世界的不安。宗教极端主义是秩序内问题,它与现存秩序相伴却又无法改变现状,只要秩序不发生变化就无法将它消除。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在认识到其反文明的本质的同时,也要认清其产生的社会原因。就像不能将不公正的世界秩序归咎于特定的文明一样,宗教极端主义同样与特定的文明无关。"文明冲突论"的实质是转移矛盾,将当今主导文化及其对应的秩序中所内含的冲突转嫁到文明本身。

表面上极端对立的事物其实都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宗教极端主义与当今主导价值从表面看似乎是势不两立,但从本质上说又是后者的表现。它反对"邪恶",但却把它完全归咎于特定的文明和人群,看不清时代的本质特点,而以"邪恶"的手段攻击特定的人群。它以极端的"我"反对他"我",以极端的不文明对抗不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以特殊的方式对这一时代的确认,它与当今主导文化及秩序的对立和冲突无论怎样激烈,都不能改变这个时代的性质。从根本上说,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哪一种文明自身逻辑的延续,而是与文明相背离的结果。亨廷顿刻意地停留在文明单位冲突的表象之上是有原因的,实际上是以"文明"为武器维护既得利益。将文明的差异看成是文明根性上的对立,这实际上是有意制造矛盾。种群不同但都是人,只要不被私欲和偏见所蒙蔽,完全能够形成共识。相反,如果各个文明的"代表"都将自己利益和信仰绝对化,矛盾也就出来了,但它实际上来自文明的"代表",和文明无关。如果非要将极端主义归咎于特定的文明,那么只有消灭这种文明才能实现和平,这是典型的夷蛮思维,只能导致文明的毁灭。从本质上看,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与文明的冲突"。伊斯兰极端主义是"与文明的冲突",西方极端主义同样是"与文明的冲突"。所谓"文明的冲突"不是由文明主导的,而是由当今主导文化主导的,看不到这一点就难以理解"文明"冲突的本质以及文明复兴的真实涵义。

"纵我制物"的主导文化不改变,科技水平越高,人类所面临的毁灭性风险也就越大。即使能够"理性"地计算战争结果而保持人类社会的"和平",最终也将面临着人与自然的战争。人类社会真正的问题,不是是否愿意建立以多元文明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而是怎样建立这种秩序。在人类自身没有真正摆脱野蛮状态的前提下,单纯地依靠"理性"及"理性"设计根本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23 09:51:1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来自zxn_9999@126.com的邮件 

此国民党非彼国民党

北京 潘佳瑭

中国国民党是中国最早的主要资产阶级政党,其前身是1895年8月孙中山与华兴会领导人黄兴等人创立的中国同盟会。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再到蒋经国、李登辉,以及政党轮替以来连战、马英九、吴伯雄,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领导的国民党,其政党理念并不完全相同。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一个追求民主屡遭挫折和失败的革命型政党。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使孙中山看到了新的革命力量和希望。孙中山避居上海时,中国共产党曾派代表去见他,刚到中国的苏联代表越飞也与他见了面,李大钊、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还多次与孙中山进行恳谈,就民主革命问题交换意见。1921年底,经李大钊介绍,孙中山在广西桂林约见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要进行革命,就要有好的政党,这政党要联合各个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二是要有革命武装的核心(孙中山过去一直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借一派军阀打另一派军阀),要办军官学校。对此,孙中山十分赞成,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孙中山在总结历次革命失败的教训之后,深感“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鲜血液”,要把国民党改组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党”,然后“用改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他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建议,决心重组革命力量,联合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进行改组,改变过去脱离群众、依靠军阀进行革命的倾向,走新的革命道路,推翻北洋政府,夺取政权。1922年1月26日,孙中山和苏联代表越飞联合发表宣言,正式确定在联俄政策基础上的平等的中苏关系。一个多月后,滇桂联军击败陈炯明,孙中山再到广州,成立海陆军大元帅府,任大元帅。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确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从而把国民党改组为各民主阶级的革命联盟,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大会选举了有李大钊、林伯渠、毛泽东等10个中共党员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接着又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共产党人担任组织部和农民部部长,工人部实际上也由中共党员领导。5月,孙中山在广州黄浦创立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亲自任校总理,委派蒋介石任校长,同时借鉴苏联创建红军的经验,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任党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恽代英、熊雄、聂荣臻、肖楚女等中共党员先后在军校任教,并聘请苏联顾问加伦等人,依照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军事制度,培养训练军事人才。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孙中山应邀北上共商国事,1925年1月到达北京后,因患肝癌,积劳病发,不幸于3月12日逝世。孙中山在遗嘱中指出,“革命尚未成功”,求得中国自由平等,“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号召全国人民实现三大革命政策,坚持反帝、反封建,共同奋斗,完成他未竟的革命事业。 

  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不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迅速走向独裁专制。蒋介石是孙中山培养的接班人,他既想掌控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又担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影响其权力基础,本身是反对国共合作的。但是,在孙中山领导国民党的时期,蒋介石根基不稳,不敢公然反对三大政策,而且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中共党员和左派人士占多数,他不得不有所顾忌。 

  蒋介石为了换取西方列强和大资本家、大地主的支持,捞取个人的政治资本,在成为国民党的军政领袖后,不惜放弃孙中山确定的三大政策。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以大约10万人的兵力,不到半年时间就打垮总兵力约40万人的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的主力,攻克湖南、湖北、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江苏等省全部或一部,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到长江流域。在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情况下,为了争夺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国民党内部出现了分裂。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在那里设立了他的总司令部,并主张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南昌,使之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国民党中央则决定迁都武汉。 

  与此同时,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维持在华特权,对蒋介石软硬兼施。当北伐军逼近上海、南京之时,美国从马尼拉调来4000军人增兵上海,英、日、法、意等国也加派军舰和军队,集结在上海的外国军队超过2.3万人,纠集在上海、南京一带的各国军舰达90多艘,积极部署兵力,准备进行军事干涉。在蒋介石派戴季陶前往日本寻求支持以后,美国派出代表与蒋介石进行会谈,英、美的大买办虞洽卿也新自到南昌说项,如果蒋介石取消“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帝国主义就同意关税二五附加税,并从财政上支持他。3月下旬,帝国主义者承诺驻扎在上海的外国军队,可以帮助蒋介石镇压上海工人群众,同时会同上海大资本家送给蒋介石1500万元作为经费,承诺政变后再给3000万元,作为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的资本。 

  1927年4月11日,蒋介石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调集大批军队,准备屠杀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12日,他指使上海青红帮流氓,冒充工人自租界分散四出,袭击工人纠察队,蒋介石所布置的军队则借口“工人内讧”,收缴“双方”的枪械,大肆抓捕工人领袖、中共党员和革命工人,占领了上海总工会。同日,上海总工会发出全市总同盟罢工的命令,南市召开了50万人的市民大会,会后并整队往龙华北伐军的总指挥部请愿。13日上午10时,总工会在闸北青去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会后给10万工人群众(包括许多女工和童工)整队向宝山路国民党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提出立即发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械,释放被捕工人,严惩进攻纠察队的祸首,肃清流氓分子等要求。二师司令部已经接到蒋的屠杀密令,正严阵以待。当请愿队伍到了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二师司令部即命令用机关枪向徒手的工人群众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无数。当时大雨如注,宝山路上顿时血流成河。同时,在南市游行的工人也遭军队枪击,死伤数十人。仅3天内,上海工人被屠杀者就达300余人,被捕者500余人,逃亡失踪者5000余人,失业者不计其数。4月18日,蒋介石凭借掌握的军事力量,在南京另行建立国民政府,与武汉的国民政府并立。随后,蒋介石继续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和汕头等地,大批屠杀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 

  在蒋介石发动政籴后,汪精卫领导的武汉政府也开始进行反共活动。5月17日,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受蒋介石指使,乘武汉大部分军队开赴河南北伐之际,想乘虚袭取武汉,后被叶挺率卫戍部队击退。21日,驻扎在胡南长沙的三十五师由许克祥率领一个团发动政变,袭击并解散了湖南省工会和省农民协会等革命组织,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捕杀中共党员和工农群众100多人。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坚持“国共两党合作到底”的政策,一再让步,反而助长了汪精卫集团打击工农、煽动“分共”的嚣张气焰。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邓演达被迫离开武汉出国。宋庆龄发表了严正的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等人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叛变革命。7月15日,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不顾国民党左派的反对,举行“分共”会议,进而封闭工会、农会,打压工农运动,甚至喊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大量逮捕和屠杀中共党员和革命人士。 

  1927年9月,南京和武汉国民政府合并,蒋介石全面掌握了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开始了长达22年的国民党统治。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国民政府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了全国统一,结束了军阀混战,中国进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是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蒋介石利用外交手段处理了割让租界的问题,收回外国在华享有的特权,国民政府进行了法律及刑罚系统的现代化、稳定物价、偿还国债、改革金融及货币系统、铺设铁路及建设公路、改善公共卫生设施、立法对抗毒品交易,以及提高工业及农业生产,并且从帝国主义列强手中收回中国的海关权和汉口租界、威海市。 

  然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仍然是西方列强、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利益的代表者。国民政府抛弃了孙中山确定的三大政策,长期实行血腥的专制独裁统治,实行的是“联帝、剿共、压制农工”的政策。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下,社会财富继续向特权阶层聚集,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民和工人依然困苦不堪。对于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国民党继续实行白色恐怖,大批中共党员和工农群众惨遭杀害。据中国红色救济会统计,从1927年政变到1929年,约有45万人被国民政府杀害。到1932年,被屠杀的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累计超过100万人。 

  应该充分肯定的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是有历史功绩的。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事变后,蒋介石宣示求战必应战的原则,全面发动抗日战争,先后投入大量兵力与日军展开重大战役。据国民党的军事报告,国民党军队在八年抗战中,与日军大的会战有22次,包括三次长沙会战、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豫中会战、桂柳会战、湘西会战等,主要战斗有907次,毙伤敌伪军228万人,击毙日军陆军大将诼田攻、中将中村正雄、木谷资俊、酒井直次、木村千代太、海军大将山县正乡、大角芩生和陆航中将小笠原数夫等少将以上军官40人,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妄图3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涌现出张自忠、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戴安澜、张灵甫、王耀武等一批著名抗日将领。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陆军累计阵亡、负伤、失踪321万多人,空军阵亡4300多人,毁机2468架,海军舰艇损失殆尽,为国捐躯的师级以上军官有我们熟知的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龄、张自忠等73人。1929-1933年,从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的军官大约2.5万名,约1万名在1937年7-11月的对日作战中牺牲。在大型会战中,国民党官兵伤亡巨大,整连、整营、整团为国捐躯者屡见不鲜,有无数可歌可泣、壮阔宏大的英勇壮举。在淞沪抗战中,国民党官兵每小时死伤数以千计,主力各师补充兵源达4、5次之多,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旅、团长伤亡达半数以上,其牺牲之壮烈,在世界各民族反侵略历史上鲜有其例。英国驻中国司令史摩莱少将说:“我们都是经历过欧战的军人,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比中国‘敢死队员’最后保卫闸北更英勇、更壮烈的事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军民在国民政府领导下,承担着太平洋战场抗击日军主力的艰巨任务。1941年日本投入战斗的陆军部队共有51个师团,其中在中国作战的有35个师团,占日本陆军总数的68.7%。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英等国很快对日宣战。9日,国民政府也正式对日宣战。日军随即对西太平洋和东南亚各国发动全面的侵略攻势,不到一个月就先后入侵菲律宾、泰国、马来亚、香港、印度尼西亚。10日,中国政府出于共同的战略利益和紧急形势,建议中英美苏结成军事同盟,共同抗击日军。2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在华盛顿会见,采纳了中国的建议,组成反轴心同盟。25日,拟就联合宣言草案,规定“加盟诸国应各尽其兵力与资源,以打击共同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单独媾和”。1942年元旦,宣言发表,入盟国有26个。接着,罗斯福提议组设中国战区,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设立联合参谋部,辖中国、泰国、越南和缅甸等地区,全面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扩张,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力量。当时中国已有200万平方公里土地沦陷,国民政府仍然派出24万军队与驻缅甸、印度的盟军并肩作战,有效牵制了太平洋地区的日军,为盟军赢得欧洲战场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直接财产损失600余亿美元(按1937年美元计算),战争消耗4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奠定了中国作为联合国缔约国的大国地位。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讨论如何协调对日作战的共同军事问题和战后如何处置日本等政治问题,其中,政治问题主要是于23日晚和25日下午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两次长谈中讨论,双方就八个方面的问题达成若干共识,包括日本用武力侵占中国之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战后必须归还中华民国。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苏、美、英、中四国代表在华盛顿共同拟定了联合国宪章草案,该宪章成为次年成立联合国大会的依据。客观地说,中华民国代表了中国近代的一段历史,中国之所以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抗战不无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国军民浴血奋战八年打下来的。 

  可悲的是,抗战硝烟还未散尽,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就大举进攻中共领导的苏区。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不顾民众要求民主与和平的诉求,拒绝组建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继续实行剿共政策,重新挑起国共内战。国民政府及其军队不仅对苏区进行大规模武装进攻,屠杀了无数的共产党人,而且对反对专制独裁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也施以威胁殴打,强迫解职,绑架囚禁,甚至暗杀,如杨杏佛、史量才、方振武、杜斌丞、李公朴、闻一多等人,包括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均惨遭国民党特务的毒手。失民心者失天下,国民党的政治黑暗以及惨无人道的暴行,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反抗,在国共军事较量中,中共领导的工农武装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残余力量则败退台湾。 

  在台湾,蒋介石吸取了在大陆罔顾民生而招致失败的教训,大力推行土地改革,先后实施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等措施,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分到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自耕农数目大大增加,同时推行币制、税制改革,实施外汇管制,大大促进了工农业发展,使台湾经济于1952年就大致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物价涨幅渐趋缓和,经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当时国民党当局在发展经济上具有诸多优势:一是人才优势,有国民党当局从大陆带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行政人才、财经人才、学者和企业家,包括尹仲容、李国鼎、俞鸿钧、严家淦、俞国华等财经专家和技术官僚,填补了台湾光复初期的人才空白;二是资本优势,国民党先后分三批从大陆运走全中国国库的277.5万市两黄金和1520万元银元,国民党当局以这些黄金作为保证金发行新台币,维系了台湾经济的稳定;三是美援优势,有美国提供的大量经济和技术援助,仅1951-1968年,美国向台湾提供的援助总额就达14.8亿美元之多;四是政策优势,1953年国民党当局开始实施第一期四年经建计划,确定了工业发展的两大原则:其一,凡可以增加出口或减少进口,对国际收支有贡献的工业优先发展,其二,凡属可以民营的事业,尽量鼓励民间投资兴办,并采取了关税保护、进口管制、复式汇率与外汇管制、设厂限制等措施,大大提高了台湾工业的发展水平。1960-1972年,台湾进出口贸易额从1.64亿美元增加到29.88亿美元,增长18.2倍,出口年均实质增长率达到24%,GDP实质年均增长率达到10.2%,人均GDP由154美元增加到522美元。在这一时期,台湾民众生活迅速改善,但国民党当局依然延续了在大陆时期的专制独裁统治。 

  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开始向社会党性质转变,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蒋经国首开台湾民主之先河,在适当开放言论自由的同时,积极推行政治“本土化”和年轻化政策,尤其是在出任“行政院长”以后,更是将“全面革新”的重点放在扩大台籍人士的政治参与上,国民党在他的领导下,废除了“总裁”制,改称中央委员会主席。在他去世时,国民党的240万名党员中,台籍达80%;“行政院”所属各机关49万名公教人员中,台籍占74%;国民党42万军队士兵中,台籍占79%。 

  在经建上,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当局从1974年推出兴建高速铁路、台中国际港、苏澳港、桃园中正国际机场、核电厂、发展钢铁、造船、石化等“十大建设”,总投资额为2000余亿新台币,到1979年全部完成;1978年又推动预计总投资额为4000亿元新台币的“十二项建设”,除少数项目外,大部分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建成。1979年国民党当局还在新竹创建了科学工业园区,引进高科技和高级人才,把科研和生产相结合,研究和制造高级工业产品,推进工业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台湾工业由劳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战略性转变。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灵活的经济政策,使台湾经济实现了20余年的高速增长。1972-1980年,台湾尽管遭遇1973年和1979年两次世界石油危机,GDP实质年均增长率仍然达到8.9%,工业生产和出口年均实质增长率分别高达11.4%和12.8%;1980-1987年,GDP年均增长7.9%,成为“亚洲四小龙”中的佼佼者。 

  李登辉上台12年,有功也有过,总体上是过错明显大于功劳。在功劳方面,他对台湾经济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过错方面,他不断玩弄权术,官商勾结,把黑道势力引入政界,鼓吹“两国论”,把国民党引向沉沦,致使民众对国民党失去信心,国民党两次分裂,黑金政治愈来愈烈,台海出现新的危机。1993年8月10日,国民党“新国民党连线”成员赵少康、王建煊等人,因不满李登辉玩弄权术、黑金政治和台独倾向,宣布脱离国民党,另行成立新党,发布了“政治改革、党内民主、反金权、反台独”等宣言和主张,造成国民党迁台以后的首次分裂。因不满李登辉的压制,原国民党少壮派领军人物宋楚瑜在2000年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失败后,宣布成立亲民党,强调要让陈水扁了解,如果要搞“台独”,亲民党会第一个不同意,其中许多党员也是来自国民党,实际上造成国民党第二次分裂。当然,台联党也吸引了少数国民党人士,如李登辉在被迫辞去国民党主席后,加入了台联,成为台联的精神领袖,现任党主席黄昆辉也是来自国民党。 

  政党轮替以后,国民党开始了卧薪尝胆的日子。李登辉下台后,连战继任国民党主席,并在国民党“十五全”临时会上正式当选党主席。2004年连战和宋楚瑜搭档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再次失败,国民党继续卑躬自省。2005年7月,马英九与王金平角逐新一任国民党主席,经过104.5万名国民党党员投票(占党员总数的50.2%),马英九最终以72.4%的得票率当选,成为国民党历史上的第六位领导人,开始了国民党新一轮的改革和转型,增强了党的活力,赢得了民众支持。2007年2月13日,台湾“高检署”公布起诉书,以贪污罪起诉马英九,马英九当即兑现自己的承诺,宣布辞去国民党主席。4月24日,代理主席吴伯雄在补选中以87%的得票率当选国民党主席,进一步展现国民党反省、改革、团结、致力于推动台湾发展的决心,并在第七届台湾立委选举中赢得压倒性胜利。 

  对国民党来说,在2000年和2004年的“大选”中均告失败,是两次沉重的打击,但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国民党在台湾执政数十年,不断纠正自身过去的错误,同时也积累了许多问题。国民党曾经在台湾连续执政50多年,在野的最初4年,固然有很多的反省,但4年的时间或许还不够长,反省可能还不够深刻。对国民党来说,在野8年有助于国民党痛定思痛,是凤凰涅磐,浴火重生,变得更加成熟,更加理性,从而真正成为代表广大民众利益的中间路线党。 

  与政党轮替之前的国民党相比,进入民主政治时代的国民党明显不同,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积极变化: 

  一是富有变革意识和活力。国民党由大陆迁往台湾的政治人物,已经完全退出台湾的政治舞台,其中大多数甚至离开了人世,而国民党的中生代、新生代政治人物,普遍接受过很好的教育,文化层次较高,思维活跃,具有开放的民主价值观和国际观,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政党理念趋于理性中道。尤其是李登辉辞去党主席后,从连战到马英九,再到吴伯雄,国民党在不到八年的时间里换了三任党主席,不再象过去蒋介石任总裁、蒋经国或李登辉任主席,少则十多年,多则数十年。当然,并非政党领袖变动越频繁越好,而是体现了政党领袖的新面孔,体现了国民党的开放性和改革精神。国民党作为一个有百年历史的老党,过去党内精英分子往往靠论资排辈,很难出头,如今的国民党,通过赛马场上选良驹,形成了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良性机制。2005年,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两年后获得2008年“总统”参选人提名,较民进党参选人谢长廷年轻4岁;在2005年国民党党员代表直选产生的中常委中,出现了林益世、周守训、林奕华等一批40岁以下的新面孔,其中,林益世年仅29岁时就成为台湾最年轻的“立委”,并当选国民党青年团团长,出任国民党副主席,2008年接任政策会执行长,重现了国民党的活力。 

  二是具有强烈的反省意识。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在国际上享有“现代管理之父”、“大师中的大师”的美誉,他认为决策的第一条规则就是:在没有不同意见之前,不要做出决策。“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任何一个政党,如果只有一种声音,必然难以作出正确的决策,那是非常可怕的事。只有具备强烈的反省意识、超越自身利益的政党,不断否定自我,不断提升自我,才是不断进步的政党。国民党有长期的执政经验,也有过惨痛的教训,沦为在野党近8年来,不仅允许党内有不同的声音,而且鼓励不同的声音,通过认真检讨,深刻反省,其政党理念更加成熟。马英九卸任台北市长后专任国民党主席,不到两周,即提名吴敦义、杨渡分别担任国民党秘书长和文传会主委。由于这两人都曾严词批评过国民党,国民党中常会在讨论此人事案时,争议声不断,但人事案最终还是获得通过,体现了新一代国民党人开放的胸襟。 

  三是具有强烈的法治观念。国民党尊重司法,比较理性、传统,面对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通常倾向于走司法程序,而不是组织发动街头运动。如黄俊英竞选高雄市长时,因陈菊阵营抛出自导自演的“走路工事件”,致使此前民调一直领先的黄俊英意外败选,对此,马英九坚持走司法程序,有人则提出批评,认为国民党当时应该象民进党那样,立即发动大规模的抗争行动。对于贪腐的陈水扁,国民党依据法律程序,先后在立法院三次发动罢免案,均因民进党全力阻挠而未能通过。有人据此认为,民进党无耻,国民党无能。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民进党无耻是事实,国民党无能则不符合实情。在野党确实应该严密监督执政党,但在野党不是没有监督,而是根本无法监督,对于由一帮政治流氓组成的民进党,只要支持罢免的政党席位不足三分之二,任何政党都无能为力,难道国民党也应该加入倒扁的红衫军?对于死活赖着不下台的陈水扁,国民党发动街头运动能奏效吗?事实证明,无论是依法推动罢免案,还是发动街头运动,对民进党都是无效的。要让贪腐无能的陈水扁下台,关键因素不在民进党外部,而在民进党内部。国民党确实“无能”,不会撒谎,不会骂人,不会打架,不会煽动仇恨,不会撕裂族群,不会制造敌人,国民党能做的,只能是依法推动罢免案。或者说,如果国民党象民进党那样“有能”,让谎言、谩骂、斗殴充斥整个台湾社会,台湾岂不更现乱象?也许,如果让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或者英国保守党、工党到台湾与民进党竞选,可能都会惨败,甚至比过去的国民党输得还要惨。 

  四是在政党竞争中灵活务实。有人认为,国民党的个性是想着顾全大局,在危机和变革中缺乏胆识和魄力,软弱无力,一直被民进党牵着鼻子走,民进党造谣,国民党就出来澄清,民进党设定议题,国民党就紧追,民进党玩什么把戏,国民党就陪着玩……事实上,如今的国民党政治立场比较中道、温和,在政党竞争中展现出灵活务实的一面,无需象民进党那样去不断制造欺骗民众的议题。国民党在“中选会组织法”上选择搁置、妥协,在中正纪念堂更名议题上选择沉默,都是不得已的务实选择,因为陈水扁即将卸任,为了避免个人和家庭被清算,已经焦虑到无以复加、丧失理智的地步,国民党此时不能与之针锋相对,否则容易授之以柄,让陈水扁得到机会宣布戒严,延续贪腐政权。民进党基于选举利益的考量,以推动“入联公投”来欺骗民众,国民党为反制民进党,遂推动“返联公投”,本身体现了灵活性,虽然同样是欺骗民众,但相对民进党来说,此举确属国民党的善意谎言——在民众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如果国民党不采取“以毒攻毒”的方式,反而容易被民进党钻空子,以致让民进党的阴谋得逞,并继续为非作歹。 

  五是基本的政治立场没有改变。“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指导思想,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两层基本而核心的意义,一是对外民族自求解放,摆脱列强的瓜分和统治,二是对中国境内各民族则一律平等,实行民族大融合,形成“中华民族之新主义”;他对民权下的定义是:“大凡有团体有组织的众人,就叫做民。什么是权呢?权就是力量,就是威势;有行使命令的力量,有制服群伦的力量,就叫做权。把民同权合拢起来说,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他创立了“五权宪法”(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认为用“五权宪法”组织而成的政府,才是“完全的机关,才会去替人民很好的做事”,人民享有选举权、罢免权,有创制、复决法律的权力,“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那才算是一个完全的民权政治机关,有了这样的民治机关,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有了这九个权,彼此保持平衡,民权问题才算是真正解决,政治才算是有轨道。”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实际上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他表示:“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两人所可独占,民权即民治也,从前之天下,在专制时代,则以官僚武人治之,本总理则谓人人皆应有治之之责,而负治之之责,故余极主张以民治天下。”这些都体现了现代民主的核心价值,如今的国民党有所变,有所不变,变的是灵活务实,不变的是政党理念。 

  当然,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任何问题的政党。客观评价国民党的积极变化,并非说它已经彻底反省,或者说它已经完美无缺,更不是说它没有任何问题,而是说它是一个比较进步的政党,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政党。如果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一定会有极少数政治人物成为贪腐者、滥权者——现实社会中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有的政治人物在野时信誓旦旦,对当时官员的贪腐、滥权深恶痛绝,咬牙切齿,可是一旦自己掌权,就可能迅速蜕变、堕落、腐化,成为民众唾弃的对象。 

  前车之鉴,后师之师,国民党如果重新上台执政,唯有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认真汲取民进党的教训以及过去失去政权的教训,居安思危,尽心尽力为民众做事,才能赢得台湾民众的长期信任与支持。一方面,要紧紧贴近民众的需求,努力提升民众的福祉,依法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另一方面,对于党内作奸犯科者,要依法惩治,绝不护短,凡是损害国民党形象的,必须依据党章进行严肃训诫或果断作出处理。否则,国民党在卧薪尝胆八年之后重新上台执政,即使做得比民进党好,与民众的期待也可能会有很大的落差,依然存在被民众唾弃的风险。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对于民进党在第七届立委选举中大败,国民党主席吴伯雄表示,因为民进党辜负人民的期待与付托,人民才会以选票对贪腐政权表达不满,甚至舆论认为选举结果是选民教训民进党,而非国民党做好改革,“这种意见一定要听进去”。与顽固保守的民进党不同,国民党早已摒弃了冷战思维,如能重新执政,将可提供民众有别于民进党的路线选择,以社会和谐取代分裂与对立,以拚经济取代拚政治,以开放取代封闭,在确保台湾安全前提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当然,国民党自身的改革还远远没有结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去解决,今后只要继续秉持不断反省的精神,不断追求进步,不断完善和提升,就能带领台湾民众创造新的发展奇迹。 

 (原载《联合早报》,200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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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和平统一宣言评述 

钊哲

    对于统一的第一方面的内容,宣言作了很详细的论述,对于统一的第二方面的内容,宣言却极少提及。 

     宣言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缺陷,和宣言在许多问题上的结论有关,比如宣言认为,当今世界是人类社会走向最后整合的时刻,最后的整合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不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不是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是这一切矛盾构成体的统一。这是一个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本应该从历史学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给出应有的论证。但宣言却没有这方面的论证,全部的论证仅来自哲学领域,来自统一这个概念,由于统一这个概念只有一部分内容是支持上述结论而另一部分内容是排斥上述结论的,为了使统一这个概念的内容不和上述的结论相冲突,宣言不得不对统一的内容作大幅度的削减。 

    其实,我们不妨对照一下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在社会科学领域的重大进展以及相应实践的结果,也许可以从中找出支持上述结论的更为坚实的理由。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资产阶级不但在古典力学的基础上建立了完备的自然科学体系,而且也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社会科学体系,这个社会科学体系的出发点是说,人的本质是个体性利己性的,带有这种属性的欲望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资本主义因为是最符合人类这种本性的制度,因而也是普适的和永恒的。 

    很明显,如果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话,那么经过了几百年的推广,当今世界早已应是清一色的资本主义天下了,然而实践的结果是,尽管资本主义强国用各种手段打开了世界其他各国的大门,但是很多地方尤其是世界的东方,并没有完全响应它的理念,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一段时期内爆发了周期性的一次比一次更严重的经济危机,劳动者和资本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这些现象使得一部分思想探索者开始怀疑这个思想体系出发点的正确性和普适性,怀疑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 

    在这些怀疑和批判性的理论中,当属马克思主义最为严谨和完整,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它不但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变化,而且也决定着人的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人类的个体性利己性本质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变化的,由于生产的日益社会化,人类的个体性利己性本质将变为集体性和利他性,建立在个体性利己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将为建立在集体性利他性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实践的结果是大家已知的,这又一次不完美的实践结果成了几十年来社会科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对影响社会制度的人类本性的认识上,如果我们从近代物理学对物质本性认识的启示出发,承认人类的本质既不纯粹是个体性利己性的,也不纯粹是集体性利他性的,而是具有个体集体两重性,承认这两种属性在不同地区的人类身上的不平衡性,即有的地区人类的个体性占优势,有的地区人类的集体性占优势,有的地区力量双方基本平衡,并且这种状况具有相对的固定性,并不随着生产力的变化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这两次不尽人如意的实践结果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了,资本主义所以不能一统天下,社会主义所以能在世界东方的许多地方出现,就是因为这些地方历史上就是人类的集体性占据着绝对的优势;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迟迟不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同样无法一统天下,也是因为这些地方历史上即是人类的个体性占据着绝对优势,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部分公有化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部分私有化现象,还是因为人类本质的两重性占附属地位的一方在社会中的具体表现。有了对历史事件的这种解释,宣言中的那些结论自然也就成立了。 

二关于恒定这个概念 

    恒定一词是宣言中除了统一以外用的最多的概念,宣言不但在哲学上很欣赏它,在社会学上更是把未来的社会命名为恒定社会,不过,通过以下的分析可以看出,凡是用恒定这一概念表达的句子,都有很大的不准确性。我们先从宣言对马克思一句话的评论谈起。 

    宣言认为,马克思说的任何事物都有发生、发展和消亡这句话不准确,丢掉了事物的本质,应当改为任何事物都有发生、发展、恒定和消亡。 其实,这句话的缺陷并不在这里,而在于它的适用范围上,撇开它的适用范围暂且不谈,那句话不过是用最简略的文字表述了事物从发生到消亡的过程,中间的所有变化都用发展一词代表了,如果再细分的话,当然可以把发展分成成长、成熟和衰退,所谓恒定状态,就是这里所说的成熟状态。再细分,还可以分成更多的状态。分成多少状态,要看具体情况,并没有什么对错之分,但所有的状态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些概念都有运动变化的成分,因为只有这样,才和辩证法的精髓相一致,而恒定这个概念,不管在宣言里是如何定义的,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应是静止,固定,不变的成分居多,这和这句话的总体意思是很不协调的。 

    宣言说,恒定是事物的本质,这句话的意思更是文不对题,因为马克思那句话是对大量事物现象的概括,它既是说事物的现象,也是说事物的本质,即发生、发展、消亡这三个概念,每一个都说的是事物的现象,也说的是事物的本质,但这样一来,宣言说恒定是事物的本质这句话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别的阶段也是事物的本质,这显然不是宣言要表达的意思。 

    宣言是要把事物别的阶段都看成事物的现象,单把恒定(成熟)阶段看成是事物的本质,这在逻辑上又是讲不通的,因为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在总体上应是一致的,如果把事物别的阶段都看作现象来和恒定这个本质相对应的话,很明显是对应不上的。 

    宣言想强调恒定阶段的重要性,这并没有错,但完全可以用很多别的方法表达,比方说某种现象某个阶段是事物最重要的现象或阶段,某种本质是事物最重要的本质等等,都是完全可以的,但不能像宣言所表达的意思,把事物的其他阶段都当作事物的现象,仅仅把恒定阶段当作事物的本质,以此来显示恒定阶段的重要性,因为这必然造成逻辑上的混乱。 

    宣言说,恒定是事物最漫长的阶段,这恐怕也是为人类社会恒定阶段的长久性提供哲学上的依据,可是不论是宣言所提到的事物过程还是未提到的事物过程表明,凡是呈集合状态(所谓先慢后快的状态)进入恒定的,其恒定阶段和衰退、消亡阶段,都比成长阶段逐次为短。这就是说,断言任何事物都是呈集合状态进入恒定阶段和恒定是事物最漫长的阶段这两个结论之间是互相矛盾的,而且把事物呈集合状态进入恒定当作规律用于人类社会,按照这条规律的真实情况,那就是意味着人类的大限为期不远,哪里还有什么永久的恒定社会呢? 

    现在回过来再谈马克思的那句话,和宣言所说的正相反,那句话的不足之处不是缺少了一个恒定阶段,而是多了一个发展阶段, 就是说只有说成任何事物都有发生和消亡才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任何缺陷的,加上发展这一阶段,它的适用范围就缩小了,就不能说适用于任何事物,而只能说适用于一部分事物,因为不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界,许多事物都要受到外界因素的强大干扰,不能正常地走完从发生到消亡的全过程,例如,许多小鱼刚出生就被吃掉了,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发展的阶段,如果再加上一个恒定阶段,它的适用范围又会进一步缩小,更没有适用所有事物的资格。 

    可见,把事物的全过程分成三个或四个阶段,并不对所有的事物都有效,只有对哪些单个的能够正常走完全过程的事物才是有效的,对于多个的同类事物,如果具有大体相同的发生时间,也是近似适用的,而对于那些不能正常走完事物的全过程,或对于多个的不同时发生的“类”事物,如树木类,鱼类,动物类,植物类,人类等,根本不能像对单个事物那样从哲学上划分出它的各个阶段,因而也是无效的。 

    这样看来,宣言虽然对人类的未来描绘的很美好,但由于这种预测依据的两条规律存在先天性的不足,这种美好前景必然大打折扣,下面提供了另一种坐标系,这个坐标系对未来的预测结果没有宣言预测的那么美好,但可能更加接近人类未来的实际。 

   这个坐标系作为观察人类社会现象的工具,其基本方法是: 在观察同一地区不同时间的人类社会形态时,人类的生存力的发展变化是其主要的线索和划分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依据;在观察处于同一历史阶段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形态时,人类的个体集体两重性是其考虑的主要因素。 

    这里提出了生存力的概念,什么是生存力呢?定义接近于这个概念的同义反复,生存力就是指人类的生存能力,它的测量标准是人类所有成员的平均生存时间,通常的说法就是人类的平均寿命。 

人类的生存力是怎样发展变化的呢? 

    现有的史料表明,人类的生存力是逐步提高的,它的标志就是人类平均寿命的逐步提高,但这种提高又是不均匀的,类似于台阶式的,即在一段时期内有快速的提高,在另一时期内又会有长时间的停滞。 人类的生存力所以能够逐步提高,是人类利用自己的智慧从自然界不断获取新的能源和更多能量的结果,就是说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的能量的增长(包括总的能量和每个人的平均能量)是人类平均寿命增长的物质基础。

    依据人类平均寿命的变化,人类获取的能量的变化,人类所利用的能源形态的变化这几个数据。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人类主要依靠自身的体能从事生产活动,这个时期人类的平均寿命约18岁,相当于通常所说的原始社会时期。第二个阶段,人类主要依靠牲畜的体能从事生产活动,人类的平均寿命约为36岁。第三个阶段,人类主要依靠化学能从事生产活动,所对应的平均寿命如果按`上面的倍增方式,应在72岁左右,这就是人类今天所处的阶段。 

    目前的方法是把人类的历史分为五个阶段,即原始阶段、奴隶制阶段、封建制阶段、资本主义阶段、社会主义阶段,这和上面所分的三个阶段差距很大,近年来又有学者(包括宣言在内)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置于同一历史阶段,由此成了四个阶段,更为彻底的解决办法是再往前推进一步,把奴隶制和封建制也合并为一个阶段,用奴隶制表示西方的这一阶段,用封建制表示东方的这一阶段,这样,社会科学在这方面的诸多矛盾也就彻底消除。 

    按照这个坐标系,两种不同社会形态的差异将长期存在,因而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克服各自体系的弊端发挥各自体系的优势,将是未来的世界政府的主要工作。由于这是人类第一次基于理性的认识来谋求两种社会体系的协调发展,因而把未来的这种社会形态叫做共存社会是比较恰当的。 

 

社会主义的新定义 

钊哲 

2007-08-29

联系方式:15931015279 

  宣言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由原来的代替关系改为了并列关系,但没有给出这些概念的新定义,而对这些概念的内容作出明确严格的界定,不仅对宣言所提出的新关系是必要的,对于同属社会主义的两个派别长达百年的争论也是必要的。鉴于资本主义学派和社会主义学派之间的争论大家比较熟悉,本文只介绍一下两个社会主义学派之间争论的历史和内容,然后对上述概念作出新的定义。 

  两个社会主义学派争论的起源和发展,皆因为这个理论创始人的预言和实际结果之间出现的误差。 

  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私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会使企业所有者不断因为破产而加入到无产阶级行列中来,使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总有一天其力量会超过资产阶级。由于资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机器并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无产阶级要想取得统治地位,就必须用暴力手段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又由于无产阶级力量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水平是正相关的,所以革命应首先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爆发。 

  这个道理是如此的简朴和明白,它的实现似乎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然而实践并非如此。 

  麻烦首先是从革命爆发的时间问题上表现出来的。革命的爆发是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标准,爆发的时间当然是越早越好,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说过革命应在什么时间爆发,但从他们当时的语气中,应该感受到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看到这个结果,可是直到恩格斯逝世,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没有爆发,这种长时间的等待必然会使人们对这个理论失去信心,对这个理论的正确性产生怀疑。为了挽救马克思主义,以两个人为代表,对马克思的一些结论进行了大胆的修正,其中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派对马克思的暴力革命论进行了修正,认为在工人阶级取得了普选权的条件下,暴力革命已经不是必须的手段,工人阶级可以通过议会的选举的手段,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以列宁为代表的一派,反对放弃暴力革命的思想,但面对发达国家没有革命迹象这个现状,他也无可奈何,于是饶开了这个问题,把目光和话题引到了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他把这些国家看作资本主义战线的薄弱环节,认为革命可以在这些薄弱环节首先爆发。这样,他就等于是修正了马克思关于革命会首先在资本主义最发达国家爆发这个结论。这两派都是为了解决革命不在发达国家爆发这个问题而提出修正的,都是为了挽救马克思主义采取的办法,两派却又相互指责对方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其实这两种修正比较起来,列宁的修正更根本一些,因为暴力革命虽然也是马克思的结论,但是它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基本原理没有直接关联,而革命应首先在发达国家爆发这个结论,却是可以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原理直接推导出来的,因此,列宁的这个设想如果仅作为战术的短期的手段运用一下是可以的,但如果作为战略的长期的手段运用的话,则势必要和生产力决定论造成严重冲突。 

  列宁不可能意识不到这种修正带来的巨大风险,但是如果革命迟迟不爆发,同样会有人们丧失对马克思主义信心的风险,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奋起一搏,而且这一搏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它可能引起中心地带无产阶级的共鸣,导致中心地带革命的连锁反应或者说世界革命的总爆发,如果出现这种局面,那就最好不过了,这就在主要部分上实现了马克思的预言。 

  列宁为此勇敢地进行了实践。 

  实践的结果是喜忧掺半。 

  喜的是,在列宁所说的薄弱地带,革命确实是成功了,而且不只是一处,忧的是,不管薄弱地带上如何动作,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就是不见反应。 

  这样,列宁的社会主义派在品尝了最初革命成功所带来的巨大喜悦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主义国家也暴露出了很多的缺陷,民主社会主义派又找到了攻击列宁派的理由,不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爆发革命的老问题又被翻了出来,而且对列宁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也提出了质疑,因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是找不出在这些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由的,列宁的薄弱环节论虽然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生时的一个理由,但这个理由的单独存在只能是短期的和局部的,要成为长期的和整体的,就必须依赖发达国家革命的爆发,现在发达国家既然这么长的时间还没有动静,那么这个理由也就不能单独存在下去了。 

2 社会主义的新定义 

  这就是列宁社会主义派今天的现状,它们被两大难题所困扰,即发达国家没有爆发革命的问题和社会主义国家出生的完整理由问题。这后一个问题也就是补课论能够存在的根据。 

  相比之下,民主社会主义派走的路要平坦得多,因为他们排除了暴力革命给社会造成的巨大震荡,除了十月革命、二战后一系列国家的革命给他们带来一些不安外(主要是担心这些革命会不会引起发达国家的连锁反应)他们一直静悄悄、按部就班地做着自己的事,直到今天,按他们对外宣传的成果,北欧西欧的发达国家已属于民主社会主义国家。 

  可是,民主社会主义派也有一个令他们很被动的难题,那就是他们所指的那些国家,人家并不承认自己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前面加上民主二字。 

  宣言应该已看到了这种局面并试图摆脱这种局面,其做法就是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取代关系改为非取代的并列关系,这样就摆脱了列宁社会主义派的的一个大难题,不用等待发达国家爆发革命了,但另一大难题即社会主义国家出生的合理性问题依然存在,本文的作用之一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同时给出社会主义新的明确严格的定义。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据如下: 

  一,人类社会存在着两种本质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意识形态,即以单个的个体利益为出发点的个体主义意识形态和以多个人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这两种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名称。 

  二,无论何时何地,这两种意识形态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社会体中,但两者的地位可以是不同的,有的是个体主义意识居主导地位,有的是集体主义意识居主导地位,这种地位关系在社会体形成的初期确定后,如果没有强大的外来因素,总体上是保持不变的。但不排除局部的小范围内的波动。 

  三,生产力的每一次巨大飞跃,都会导致新的集体主义取代旧的集体主义,新的个体主义取代旧的个体主义,但两者的地位关系总体上不变。 

  依据上述三点,就可以对诸如社会主义之类的概念作出如下的定义: 

  社会主义的通俗定义为:工业时代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精确定义为:建立在化学能量基础上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的通俗定义为:工业时代的个体主义意识形态。精确定义为:建立在化学能量基础上的个体主义意识形态。 

  封建主义的通俗定义为:农业时代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精确定义为:建立在牲畜能量基础上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 

  奴隶主主义的通俗定义为:农业时代的个体主义意识形态。精确定义为:建立在牲畜能量基础上的个体主义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社会的通俗定义为:工业时代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的通俗定义为:工业时代的个体主义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社会。 

  封建主社会的通俗定义为:农业时代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社会。 

  奴隶主社会的通俗定义为:农业时代的个体主义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社会。 

  上述定义使代表人类历史不同阶段的几个概念之间有了逻辑上的联系。 

  上述的论据和新定义直接给出了列宁派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生的完备理由,工业革命是从个体主义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开始的,东方相对来说就是落后的,但是东方的这些国家自形成之时就是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居主导地位的,一旦从农业时代进入到工业时代,它必然还是集体主义居主导地位的社会, 

  因此,这些国家根本不存在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补课问题。 

  上述三点和新定义也直接给出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的理由和民主社会主义派关于北欧西欧发达国家已属社会主义论断的不正确的理由,因为那些国家虽然有了很多社会主义因素,但在社会的总体上居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仍是个体主义的,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所以要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是因为他们道德水平低忘恩负义,而是他们知道,要想在这些国家执政,就必须迎合统治阶层的的意识,迎合主流民意,而统治阶层的意识和主流民意,正是个体主义的意识。 

  钊哲 电话13230076139。

 

[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下面这篇文章长达数万字,实在难以卒读,故进行了删节,我们不知道这样的研究对于中国有什么用处。鉴于作者的一再要求,不得不将此文部分刊出。]

发件人:"思马恩" <simanen@yahoo.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20 20:06:0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解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国家和商品生产的科学结论 

释读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国家和商品生产的“确切结论”

思马恩

1886年1月27日,恩格斯在致爱德华·皮斯(英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组织费边社的领导人之一)的信中,十分非常明确地说:“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这些特征的经济方面,我在自己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中曾试图加以叙述和解释,见该书第2版第253—271页,转载于我的小册子《社会主义……的发展》第3版第28—48页。”(36—419~420,着重号系引者加)

恩格斯在这里所指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重要经典论著《反杜林论》第三编的第二章(《理论》),其中的“确切结论”是指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国家和商品生产的结论。结论的原文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选3—320、438)“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选3—323、441)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后世人,十分清楚地知道科学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有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国家和商品生产的明确结论,但却从来不曾认真负责地考察分析过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什么“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作出了这样的“确切结论”?!——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的本意作过全面而详细的证明或解释。

但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探讨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是每一个有条件探讨它的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应该履行的义务!早在1874年7月1日,恩格斯就教导德国工人党,“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词句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选2—301)

在过了130年之后的今天,让我们按照革命导师恩格斯的教导,试图认真仔细地“研究”和“透彻地理解”一下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国家和商品生产的“确切结论”,到底究竟是根据什么“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做出来的?!无论如何,“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37—283)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和国家的“确切结论”所依据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和国家的前提或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对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作出的结论: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消灭构成它的资产阶级(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工人阶级、雇佣工人阶级)。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两位革命导师极其明确地指出:“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选1—273,着重号系引者加)

关于对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结论,从最广泛的一般意义上说,可供选择的结论有以下四个:

1. 消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
2. 消灭资产阶级保留工人阶级。
3. 保留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 
4. 保留资产阶级消灭工人阶级。

毫无疑问,上述四个可供选择的结论是互相对立和互相否定的,其中任何一个结论都要否定另外三个结论。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十分明白地看出:对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能作出一个结论。因此,不言而喻的是:既然科学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选择了第一个结论,那末,两位革命导师也就自然而然地否定了第二、三、四个结论。

......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后世人都承认: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夺取国家政权之后,在运用政治权力消灭资本主义等旧社会制度的时候,既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即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又消除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克服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对立。所谓改造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就是断送了商品生产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命根子;所谓消除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就是排除了“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就是实现了社会占有社会产品。

显而易见,虽然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亲身经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实践,没有亲眼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的看法”——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生产的看法,不差分毫地十分精确地完全彻底地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实际!这个事实再一次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不愧为伟大的革命导师和科学巨匠,创立的理论不愧为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愧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

毋庸置疑,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生产的结论的判断和确认,实际上就是对下列历史事实和现实事实的判断和确认:

1. 商品生产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即“在商品生产中,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
2. 商品是私人生产者为了交换的目的而生产的劳动产品。
3. 商品的根本矛盾是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对立。
4.“价值概念是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的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广泛的表现。……价值是私人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的表现”。
5. 小商品生产所生产的劳动产品是私人产品,产品的占有形式是私人产品被生产者自己所占有。
6. 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化的大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生产的产品是社会产品,产品的占有形式是“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
7.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
8. 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时,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即消灭了商品生产赖以生存的私有制。
9. 社会主义社会消除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克服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
10. 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结果是实现社会占有社会产品。
11. 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所生产的产品是社会产品,产品的占有形式是社会产品被社会所占有。
上列客观事实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最顽强的事实”!这些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和现实事实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生产的“确切结论”,是唯一正确的科学结论!!!

总而言之,“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有下列三个立足点:

一.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发原理关于阶级的生存条件是文明时代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即私有制的经济关系。

二. 剩余价值理论的前提即资本概念关于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即工人阶级(无产阶级)。
三. 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关于商品生产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是生产资料私有制。
上列三个立足点,特别是前两个立足点,是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赖以建立的两个重要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国家、商品生产的“确切结论”,也是以上列三个立足点为根基的。没有上列三个基准点,就既没有马克思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国家、商品生产的“确切结论”。

毫无疑问,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因为正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使“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选3—67、427,着重号系引者加)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两个重要根据之上的”。(选3—44,着重号系引者加)

但是,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就必须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发原理关于阶级的生存条件是私有制的经济关系,剩余价值理论的前提即资本概念关于资本的生存条件是工人阶级。然而,只要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发原理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前提即资本概念,就必然要得出一个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消灭构成它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结论来,从而必然要得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国家的结论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关于商品生产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坚持商品生产的生存条件是“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就必然要得出一个消灭私有制就是消除商品生产的结论。

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国家、商品生产的结论,实实在在真真正正“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国家、商品生产的科学结论!!!

1999. 12

附 记:

一. 本篇拙作是我经过40年的学习和探讨而写成的。为了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国家、商品生产的科学结论,我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读了四遍、《列宁全集》读了一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列宁等后世人的理论进行了无数次的对比分析,从否定和肯定两个方面推敲了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毕生始终不渝地坚持的科学结论,最终不得不老老实实的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真真正正“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是颠扑不破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虽然本篇拙作倾注了我大半生的心血(一个人的生命能有几个40年呢?!),但是它所释读的结论却是科学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50年前就已经论证得十分非常清楚明了的“确切结论”;我所能作的,仅仅只是将两位革命导师的论述集中起来复述了一下而已!

二.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国家、商品生产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国家、商品生产的结论是苏联人的结论。这是两个互相对立和互相否定的结论;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理论体系。造成这种对立的原因,从表面现象上看,是苏联人对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作的结论同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相对立: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消灭构成它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苏联人的结论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能消灭构成它产资产阶级而不能消灭构成它的工人阶级;从内在本质上看,则是要不要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即科学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两个重要根据的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离开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就失去了基准,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资本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复辟,用严酷的事实宣告了苏联人离开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所发明或发现的理论体系的彻底破产!现在,是我们从理论上彻底清算苏联人在违背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前提下所建立的荒谬理论体系的时候了!我们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即科学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必要和理由死抱着苏联人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放!中国人不应该再为苏联人炮制的理论体系承担任何责任了!

三. 邓小平同志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邓选3—382,着重号系引者加)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国家、商品生产的“确切结论”,的确是两位革命导师对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下列最顽强的最根本的历史实事和现实事实“实事求是”所得出的必然的唯一正确的科学结论!这些最颃强的根本事实是:

1. 阶级是私有制的经济关系的产物,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
2. 工人阶级是资本的生存条件。
3. 国家是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4. 商品生产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是生产资料私有制。
5. 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结果是实现社会产品被社会所占有。

苏联人是没有真正和彻底承认上列事实的!

四. 邓小平同志说:“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是理论工作的任何巨大前进所不可缺少的。”(《邓选—》166,着重号系引者加)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赖以建立的两个“基础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研究清楚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而任何人只要是认真地研究了这两个理论,都会必然地要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国家、商品生产的“确切结论”。

五. 江泽民同志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道理所在。”(《长江日报》2001. 7. 2第3版,着重号系引者加)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赖以建立的根本。社会主义社会不存阶级、国家、商品生产的“确切结论”,就是以这两个根本为基础得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就是“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苏联人背离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另搞了一套理论体系,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和平演变”的发生,从而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落!这是一个极其惨痛的教训!!!

六. 在宪法和党章上明确地写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非常难!!!!!——十分痛心和遗憾的是,我在1985年探讨清楚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国家、商品生产的“确切结论”之后,多次为所写的文章寻找刊物以求发表而无结果!毛泽东同志说:“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不能把毕生学习和探讨的结果带到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去,因此,在过了花甲之年,在实在无能为力和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迫不得已而借助于计算机网络把一篇提纲性的文章公之于众,让世人去评判。这对于既不是专家学者又不是名人权威,而只是一名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共产党员的我来说,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

思马恩

2008. 2. 12,

附作者的信

大军同志:首先给您和您的同仁们拜个晚年!1月22日发给您的网站的邮件不知是否达到了要求?

    春节期间,看了1999年写的—篇只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而不涉及批驳对立结论的文章,现发给您的网站。其所以发这篇文章给您的网站,是考虑到:前面所发文章直接痛斥列主义理论体系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赖以建立的两个重要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针对性比较强,人们可能暂时难以接受;这篇文章仅仅只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基本上没有针对性,容易被人们接受。

    我其所以首选您的网站,是因为看到您写的文章比较客观,忧国忧民,为大多数国人呐喊;网站发表各种观点的文章。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和东欧的惨败,事实上已经宣告了列宁主义理论体系(包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彻底破产!用什么理论体系来取代列宁主义理论体系呢?别说当今的世界上就是今后的世界上永远也不可能有人能创建出取代列宁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因为人们不可能在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之外再发现一个新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所以,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来取代列宁主义理论体系!我期望我们能够合作来完成这一造福人类的伟大事业:我在理论上完成了这一取代,您和您的同仁们把它发表出去,在事实上完成这一取代。换句话说,我用40多年的时间已经铸造好了这块世界理论金牌,您和您的同仁们把它展示出去就大功告成了!

    如果我的文章不适合您的网站,或者因为别的什么原故而不能发表,希望能够直言相告!

    致礼

    思马恩, 2008. 2. 17,

  真实姓名:李德仓;住址:武汉市武昌区杨园街船校村21门2号;电话:027—86716797、6130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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