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时近年关,人们已开始回家过年,喜气洋洋的节日问候语已溢满语言空间,只有我们的网站还在发这样严肃而沉重的文章,并非我们生性刻板,缺少人情,而是事关国家利益大事,不得不发。本网文章的特点是没有价值不发,不深刻不发,不真实不发,不奇特不发,没新意不发,陈词滥调不发。发出来的文章必定是对国家、对人民有利。即使某些文章不一定完全准确,但能起到参考和警醒作用,也可以。目前的中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上正进行着一场巨大的利益搏杀,但在这场搏杀的表面,却存在着两套语言符号----一种是台面上的话语,一种是台面下的话语。本网所发的文章大多数都是台面下的话语。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主要是意在提醒大家:如果一个国家和一个政府只按台面上的话办事,那么这个国家便要吃亏,人民便要遭殃。在这里我们想向那些网络管理者说一句,不要对我们网站上的内容过多的管制。放什么和不该放什么,我们都有数,我们发出的内容只会对国家和人民有益,而不会有害。在春节到来之际,在我们回家过年的时间,希望再也没有新闻办和网监处要求删文章的电话。]

刺杀中国金融的封喉一剑:互换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2月1日

目录

张宏良:《互换——刺杀中国金融的封喉一剑》

卢麒元:《索罗斯的逻辑陷阱》

韩强:《中国岂止是银行股被贱卖!》

殷辂:《从“丑陋的”中国人到“丑陋的”河南人 》

冯仑:《奢侈没有幸福感》

朱传文:《欧洲国家是怎样实现社会和谐的?》

柳哲:《柳下惠比孔子更早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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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tianyang001" <tianyang001@sina.com>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01 15:07:2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张宏良 

互换——刺杀中国金融的封喉一剑

中央民族大学证券研究室主任  张宏良 教授

2008年2月日

    次级债引发的欧美金融动荡,改变了国际垄断资本围猎中国的计划,由原先通过拉高后做空中国金融市场来席卷中国财富,转变为由中国金融机构直接为陷入金融危机的西方银行买单。要想让中国金融机构直接为西方银行的巨额亏损买单,显然股指期货暂时还派不上用场,更加急需的是要创造一种能够把中国的外汇资产直接用于西方银行的工具,这就是互换。于是,互换便取代股指期货率先登场,成为中国金融改革推出的又一创新形式。所谓互换简单讲,就是在既不改变所有权,也不形成债权债务条件下的一种金融资产交换行为,其可怕之处就在这里。

    比如张三有美元李四有人民币,他们之间有3种方式可以交换:一是互相卖给对方,美元人民币的所有权转移,双方资产负债表上十分清楚;二是互相借给对方,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双方资产负债表上同样很清楚;三是互相交给对方使用一段时间,到期彼此再换回来,就是所谓互换。为什么说可怕呢,因为张三的美元既不是卖给李四的,也不是借给李四的,而只是让李四用一段时间,期间美元仍然属于张三的资产,仍然在张三的资产负债表上,监管部门从资产负债表上看不到美元已经被李四拿走了,只有到期后张三从李四那里换不回美元时,也就是美元已经损失后监管部门才能发现。由于金融衍生品买卖形成的资产流进流出在资产负债表上反映不出来,所以称为表外业务,表外业务的发生只有交易者本人知道,在资产没有损失掉以前,除操作者本人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交易的存在。既然连交易本身的存在都不可能知道,就根本谈不上所谓监管。所以只有在尼克·李森完全赔掉英国巴林银行以后,热罗姆·凯维埃尔造成法国兴业银行损失50亿欧元以后,监管部门才能事后得知交易的存在。这就是衍生金融工具的可怕地方。

    而在所有金融衍生品中,互换最为可怕,因为互换本身就是为逃避金融管制产生的,并且当初恰恰是为逃避政府限制外汇资产流向国外产生的,如果说股指期货是金融核弹,互换就是金融中子弹,中子弹的威力就是在建筑物和战车完好无损的情况下,能将其中的人员全部杀死,作为金融中子弹的互换,同样能在资产负债表没有任何异常的情况下,把中国的外汇资产乃至其它金融资产全部掏空。中国人民或许在某一个早上醒来会突然发现,亿万人民数十年艰苦奋斗创下的金融家底已经空空如也,并且全部责任都会推到几个或者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已经失踪的交易员头上。

    对此,那些和西方国家串通起来掠夺中国外汇资产的买办专家,肯定会信誓旦旦地说什么我国金融监管十分完善,互换业务只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等。所以在此我们想提醒大家注意,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发明出监管金融衍生品的有效方法,特别是互换业务本身就是针对如何成功逃避金融监管而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人类对其运行规律的认识程度,要远远低于对癌症或艾滋病的认识程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找到治疗癌症或艾滋病的成功方法之前,人类绝不可能率先找到管理金融衍生品的有效方法。这就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把互换等金融衍生品搬到中国来的根本原因。

    前些天我遇到《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向他询问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窟窿估计有多大?他说可能有2万亿美元。我当时一听汗就下来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有2万亿美元的金融窟窿,我们有1.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正好用来填补它的金融黑洞。

    要用中国外汇资产来填补西方银行的金融黑洞,可以同时采用明暗两种手法,就明的方面来说,主要是由政府出面和由买办牵头,引诱胁迫中国金融机构直接向西方银行注入美元资产,越来越多的美国金融机构如同久旱逢甘露般地得到了中国注资,以至于英国首相布朗、法国总统萨科齐等其他西方国家的首脑,纷纷跑来中国要求利益均沾。在最近一次欧洲货币会议上,掌管2千亿美元外汇的中投公司老总已明确表示,中投公司不会在次债危机中,趁机攻击其他国家货币的漏洞,扰乱金融市场, 而是要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力量。什么叫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力量?就是由我们来为全球金融危机买单。这是继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第二次为世界金融危机买单,如果说上次我们是为亚洲最富有国家买单的话,那么这次则是更上一层搂,在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买单。另一方面,就是通过互换等衍生金融工具,人不知鬼不觉地把中国金融资产搬到西方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只需要贿赂控制关键环节的几个官员就够了。

    而要防止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正义良知和爱国精神之外,没有任何外在的制度建设能够有效阻止。过去有句话,叫做精神原子弹,可以说,精神原子弹是能对付金融核弹、金融中子弹的唯一有效方法。随着国际资本对中国金融打击的逐步展开,人们将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30年来摧毁道德体系和理想主义的可怕后果。如同丧失了灵魂的人只能成为任人摆布的行尸走肉一样,丧失了精神的民族同样会成为任人宰割的一头肥牛,看一下中国金融改革的时间表就会发现,中国正在越来越成为一头待宰的肥牛,何时吃草何时喂水甚至连何时出栏都被计算得十分精确:随着国家股法人股越来越多地落入外资手中,我们适时搞起了股权分置改革;随着银行资产因垄断而飞速升值,我们又适时开放银行,以十分之一的市价把银行股卖给外资;人民币升值把国际游资和对冲基金引来了,我们又要适时推出股指期货;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了,我们又适时地推出了互换等金融衍生品;越来越多的西方银行出现了亏损窟窿,我们投资公司又在适时地注资,同时还适时地让他们到中国来发行股票债券,把中国老百姓那点儿养老活命的钱也拿来填窟窿------

    目前我们账面上拥有相当于10万亿人民币的外汇资产和60万亿金融资产,加上股票市值共有上百万亿金融资产,另外还有上百万亿其它类资产。这上百万亿金融资产最终花落谁家,完全取决于极少数相关官员的正义良知和爱国精神。在实体经济时代,金融资产的归属取决于制度和政策,只要制度和政策没有缺陷和失误,就不会出大问题;而在衍生金融工具主导的虚拟经济时代,金融资产的归属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道德因素,这就是目前西方国家把时间纳入破产范畴,对责任人实行终身惩罚的背景和原因。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明白了西方国家豢养的改革精英摧毁中华民族道德体系的恶果了,可以说,如果不发生历史奇迹,中美之间金融战的结局已定,决定输赢的不是专业知识和专业技巧,而是理想主义和爱国正义精神。美国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的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决定了美国君临天下的磅礴气势,决定了美国在金融战中的赢家地位,美国人也越来越尝到了精神武装的甜头,总统布什带领白宫一帮人天天在搞“早请示晚汇报”,雷打不动地天天下午学圣经,精神武装越来越强大,可以说,美国拥有的精神原子弹远远超过物质原子弹对世界的威胁。

    反观中国,30年来由美国培养的各路改革精英源源不断地汇聚膨胀,已成为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打着思想解放的旗号,彻底解除了中国的思想武装,30年来所谓思想解放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解除思想武装的过程,用GDP代表的物欲主义否定了理想主义,用妖魔化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方法,否定了中国的爱国主义,最致命的是用非毛化的方法打掉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意志和民族精神,打掉了中国人的精神原子弹,把中国完全变成了一个肥大国家。牛羊的肥大永远是为主人餐桌准备的,现在宰杀的时候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都急不可耐地举起了刀叉,宰杀的工具就是各类名目繁多的所谓金融创新和衍生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从来就是双刃剑,既可伤敌,又可自毙;在爱国者手里是伤敌的武器;在买办手里则是卖国利器,并且其卖国的速度和规模,会远远超过晚清所有卖国条约的总和。互换,只是其中一把最锋利的封喉利剑。

    金融衍生品运行的高度私密性,决定了政府监管完全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口,莫说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即便是金融衍生品创新的老巢美国,也是无能为力。进入中国后金融衍生品的高度私密性,再加上由美国训练出来的金融买办又故意罩上一层专业性迷雾,使得金融衍生品显得更加诡秘难测,逐渐摆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致使中国上百万亿庞大金融资产的运作,完全落入了拥有西方背景的极少数金融买办手中,这极少数金融买办要么已定居美国等西方国家,要么身在港澳,要么怀里揣着绿卡,要么已悄悄地在海外安营扎寨------,这些人聚集成一个狭小的金融圈子,根据跨国公司的授意,布局中国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平日则侈糜淫乱、纸醉金迷、挥霍无度,过着超越任何帝王的奢华生活。没有这些人的所谓金融改革和创新,外资不可能仅从十多家银行股差价中,一年就从中国攫取上万亿元的金融资产。这些人有意利用现代金融难以监管的私密性特点,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的金融王国,即便现在中央政府更换掉金融领域的全部行政主管,也撼动不了这个金融王国,对付这个金融王国,除了以色列的摩沙德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再也找不到其它任何有效办法,胡锦涛新政的最大软肋就在这里,中国应对金融战的最大软肋也在这里。

    写到这里,电视传来了南方数百万老百姓滞留在各个火车站难以返家的报道,我们的基础设施那么需要建设,我们老百姓的生活那么艰难,可我们流血流汗创造的金融资产却在流向西方银行,哪怕是拿出上百万亿金融资产的百分之一,就能建造2万多公里铁路,何来春运难的问题!

    中国拼命发展经济拼命赚取外汇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到了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发件人:"yang_jun_qi" <yang_jun_qi@163.com>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25 09:22:0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货币战争>和卢麒元 

仲老师,您好:

    昨天在卢麒元的博客里看到他新发表的文章“索罗斯的逻辑陷阱”,我添加在了附件里。其文中有一段是对《货币战争》的批判,认为《货币战争》建议的把增加黄金储备作为国家和个人躲避金融风险的手段是另一场阴谋。其暗示的是人民币的崩溃而不是美圆体系的崩溃。

  在卢的一篇文章里曾有这么一句话: 如果世界货币体系重归黄金化,人们就只能过用一根金条换一袋米的生活,资产的流动性将受到严重的阻碍,人类文明将回到以   物换物的时代。我对《货币战争》中“黄金理论”的理解是宋先生是想提醒国人用储备黄金来防范和减小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在未来可能出现的黄金世界货币体系中占据有利位置,应该不是阴谋。如果说《货币战争》提出的增持黄金,减持美圆是一场阴谋,意在击溃人民币,使世界财富重新流回美圆及美圆资产,那么这就和《货币战争》及其博客的内容背道而驰,宋先生就应该提出类似国内美圆买办们的理论了。

  卢麒元对公共财政政策和宏观经济形势的见解和分析不可谓不精到,《货币战争》的宋鸿兵也是高屋建瓴,见人之所未见。但卢对《货币战争》中的“黄金理论”持极端否定的态度,究竟谁对谁错,谁是谁非,晚辈很想听一听仲老师的见解?

索罗斯的逻辑陷阱

卢麒元

    2008年1月23日看到索罗斯先生文章《六十年来最大金融风暴》。索氏的文章虽然骇人听闻,但却了无新意。笔者惊讶的是,以索罗斯之精明,不至于如此后知后觉。这个做作的后知后觉倒是大有文章。

    美国经济的实质衰退始于两年前。绝对不是索氏所谓的可能或即将衰退。道理很简单,剔除美元贬值因素,考虑到美元资产的过度资本化泡沫,美国经济在两年前已经是实质负增长。或者说已经陷入衰退。美国资本市场实际上充分表达了这种认知。石油价格更是明确无误地表达了美元贬值趋势。因此,美国道琼斯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如果扣除美元贬值因素,实际上是反复下跌的过程。美国的那些顶级的金融高手,早已对此作了对冲。就连笔者身边的一些精明的投资者,也早在两年前套现美元资产,转投人民币资产,或者投资欧元、澳元、英镑以及黄金和重要商品。美国的次级按揭问题,之所以长期被巧妙地忽略,正是美国金融机构基于对美国经济实质衰退的技术性安排。中国等高经济增长国家的资产大规模升值,也是国际投资者基于对美国经济实质衰退的技术性安排。这就像提前知道有海啸要来,转移了海边的资产,远远的躲在山头上观望。海啸真的来了,然后大声地说,完了,一切都完了。制造恐怖气氛,敦促大家恐慌性出逃,然后趁火打劫。

    至于索氏对美元的认识,更是极为有趣。笔者去年曾撰文《美元走向》,对美元的变化趋势作了系统分析。可惜,没有引起多少注意。金融风暴本质特征就是货币危机。中国人当然熟知1949年中国货币崩溃的历史。现代人也应该了解1997年金融风暴时候印尼盾崩溃的情况。美元与上述情形有可比性吗?在未来一年中,美国的通货膨胀会上升100%吗?美元对黄金会贬值50%吗?我看不会!恰恰相反,在未来的一年中,美元将会转强。笔者仍然坚持认为,就在未来12个月内美元形势就会发生逆转。索氏以及他的那些中国拥趸们,为什麽不在两年以前抛出美元崩溃论呢?此时此刻,在美元价格迅速回归价值,日渐趋于合理水平的时候,制造美元恐慌,逼迫外汇持有者释放美元资产,用意不是昭然若揭吗?这就又使我想到了去年下半年,以《货币战争》为代表的,在中国甚嚣尘上的美元崩溃论。如果,非要有人认为,现在的美国政府更像是1949年的国民党政府和1997年的印尼军政府,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麽。要麽就是真的愚蠢,要麽就是别有用心。号召中国的老百姓买黄金,那根本不是针对美元,真正的潜台词是暗示人民币可能崩溃。此中用心,极其险恶。

    笔者欣赏欧洲央行的特里谢先生。值此美国联邦储备局损人利己政策推出之时,特里谢先生拒绝跟随。这就对了。你玩你的,我玩我的。

    笔者在去年年底撰文《流动性即将发生逆转》。今天(2008年1月24日星期四)笔者在《亚洲周刊》撰文,再次确认流动性已经逆转。笔者反复强调,流动性的方向取决于价值投资方向。美元和美元资产,正在经历大病之后的初愈,虽然还在打喷嚏、发高烧,但是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在挤出泡沫后,美元和美元资产价格渐渐趋于合理。甚至有可能出现低估。那个站在山头观望海啸的精明老头就要下山了。他是多麽希望所有的人疯狂出逃啊!留下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笔者对于索罗斯先生关于中国的“极度推崇”深怀戒惧。要知道,人民币已经极度扭曲(见笔者文章《为什麽扭曲人民币》),中国资产价格处于严重泡沫之中,中国的通货膨胀来势汹涌。索氏想要推崇甚麽呢?莫非索氏所谓的《六十年来最大的金融风暴》是指中国?那就谢谢了!谢谢索罗斯先生提前12 个月预警。

    笔者对于中国经济十分忧虑。中国就象是刚刚参加完一场盛宴的年轻人。已经是第二天傍晚了,仍就昏昏然,宿醉未醒。索罗斯先生不是白求恩,绝对不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更加不会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索罗斯先生是有背景的金融天才,他一定是发现了,这个宿醉的青年身上有他和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索氏的“极度推崇”,恐怕是在年轻人宿醉之后,再添一碗迷魂汤。

    这倒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世界银行打算委任林毅夫先生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师和副行长。香港有媒体约笔者就此发表评论。笔者有些诧异。林毅夫同志那套比较经济学理论,一言以蔽之:就是长期保持对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实现低成本经济扩张。林氏的理论,无疑是美国全球化理论在中国的最好发挥。通俗地讲,就是让中国牢牢钉死在价值链的底层,永远保持经济竞争劣势。世行显然有意大张旗鼓地推广林氏理论。

    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宏观调控。中国经济的关键词,应该不是宏观调控。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要快一点,将那个宿醉的青年,从洋奴哲学中唤醒。否则,在索罗斯们暗示下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真的会引发六十年来最大的金融风暴。

 

发件人:"韩强" <han_qiang@eyou.com> 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01 18:44:1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各位同仁:请看韩强文章 

中国岂止是银行股被贱卖!

韩强

 2008-01-09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中石化现在已有25%的股权在海外上市了,当时上市的发行价只有1.6元,以现在几十元的股价看,简直就是太廉价的贱卖!中石油等大型国有企业无不如此。所以,中国贱卖的企业何止是银行!]

    事实证明我的判断,在著名经济学家的忽悠下国有银行股贱卖了!

    2005年12月31日我在文章《主流经济学家思想方法批判之自相矛盾》中指出:国有银行上市之前已经过资产剥离,资本金不是零,其资产不仅仅是账面的,而且对一个国家金融系统来说具有战略意义。因此建行上市之前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是贱卖国有银行股。

    时间仅过了一年多,我的判断被证实,《华夏时报》刊登的《国有银行改制外资饕餮盛宴一年疯赚10000亿》这篇文章,看了之后,让我吃惊。任何股民都知道,上市公司在股市高涨的时候发行股票或者引入战略投资者才能卖出好价钱,至于证券金融界人士,更是懂得这点。但是在主流经济学家的忽悠下,四大国有银行的“引进”却是低价的,为什么当时不能再妨半年或者一年呢?为什么我们会吃这么大的亏呢?这的确值反思。

  这里我们首先要说明,国有银行上市之前已经过资产剥离,资本金不是零,其资产不仅仅是账面的,而且对一个国家金融系统来说具有战略意义。然后我们从A股与H股比较来看这个问题:如果在香港上市的银行股没有贱卖,那么A股市场银行发行股票就是贵卖了,因为都是银行股为什么内地发行价要高几倍?如果内地发行价正合适,那么到香港发行就是贱卖了,为什么比内地发行价要低几倍?

  我们再请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吴敬琏说一说,中石化A股发行价4.22元人民币,H股发行价1.6元港币。格差一倍半,究竟是H股贱卖,还是A股贵卖?当时的社保基金也是以4.22元人民币进入的A股,被套了很长时间。现在社保基金虽然解套了,但是却眼看着H股赚钱,这又是什么问题?

  吴教授说“第一个进来的人需要承担风险,后来的投资者才会随后进入,价格才会越来越高。”那么A股与H股的第一个介入者,哪一个风险大?谁都知道H股的风险小,那么请吴教授说一说,为什么让社保基金介入风险最大的A股,而风险小的H股留给国际投资者?吴教授不是天天讲机会公平吗?为什么社保基金与国际投资者的机会不公平?

  吴教授是中金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承销中石化的是中金公司,在香港发行H股是1.60港币,发A股4.22元人民币,1.60与4.22中间的差价就形成了公司的资本公积金,这个公积金立即就被全体投资者所拥有,包括香港以及海外的投资者,使内地股民的资产被国际股东吞食。为什么吴教授2001年对内地投资者与国际投资者的机会不公平保持沉默?现在却为国际投资者介入银行股进行辩护,这是不是忽悠我们小老百姓!

  就在某些人指望国际投资者帮助中国的银行进行改造时,媒体报道:中国银行早于今年8月份出售10%股权予苏格兰皇家银行、美林及李嘉诚慈善基金等等,但有报道指,美林已暗地里将部分股份转让予两家在港有办事处的对冲基金,看来美林集团也不是什么战略投资者,只不过的战术投机者,赚了一把就跑,这与中国内地的券商没有什么两样。

  相比较而言,中国人士只说国有银行被贱卖,还没有什么“外国威胁论”却被吴教授指责为中国“国人容易有民族情结”。这是不是双重标准?

参考文章:

国有银行改制外资饕餮盛宴一年疯赚10000亿 

2007年09月01日 华夏时报

本报记者 商灏 蓝姝 北京深圳报道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潸然泪下,为的是中国的金融资产卖得太便宜。

  在一轮疯狂之中,较低的入股价格使得境外战略投资者们在中国金融股身上享受着暴利。据一项市场统计,仅2006年,境外投资者在工、建、中、交等国有银行身上就狂赚了7500亿,加上从其他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享受到的利润,保守估计,外资一年从中国的银行身上赚取的利润超过1万亿。张宏良在作《中国银行已成为外资超级提款机》的调查统计时,为这种巨额财富的流失忍不住流泪。

  不过,这样的数字还在不断地增长。

  8月30日下午3点,股市高位震荡盘升,金融股强势不改。一笔2851手的买单将深发展拉伸到37.7元收盘,最近5个交易日,深发展的五日均价已在38元以上,意味着外资股东新桥持有的深发展股票市值已高达132.3亿元。而中国平安(98.11,-1.53,-1.54%),这个以汇丰为第一大外资股东的金融控股集团已在8月27日突破百元大关,汇丰在平安身上的账面利润在1000亿元以上。

  近日一个最新消息传出,称财政部正在拟订的一份新文件,将作出明确规定:金融类国资转让交易价格如果低于评估价格的90%,将被暂停交易。据称,这份名为《金融类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征求意见稿,旨在规范金融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行为。有报道说,起草这份文件的财政部认为,目前金融国资在转让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比如非上市国有产权转让缺乏明确的规定、转让价格的确定缺乏依据、产权转让监管职责划分不明确等。

世行报告揭示的秘密

  一切开始于建行。近来启动“回归A股”之旅的建行,被机构普遍认为发行价格会超过7元/股,这对最初入股建行的境外战略投资者美国银行们来说,意味着有至少8倍以上的账面收益。按照建行与战略投资者之间的协议,第一个入股的美国银行除了直接以1.15元购股以外,还被授予一大笔认股期权。

  根据协议,美国银行可以通过期权购入的股本数目总数应该为52.70714亿股。根据期权的价值规律,这份长达5年的期权协议有可能为美国银行提供难以预测的获利机会。

  世界银行一份5月30日公布的《中国经济季报》揭露了冰山一角:新股发行定价严重偏低意味着国家损失。该报告毫不客气地说,原始股投资者是受益者,但大多数原始股都被机构投资者和其他大投资者持有,此外,上市公司管理层也从中获益。

  撇开金融股上市定价高低不说,在“配售到原始股的”机构投资者之前进入这些银行的境外战略投资者才是最大的受益者,世行报告指出,中国银行(6.20,0.08,1.31%)股被贱卖,问题并不在IPO环节,而是出在此前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定价上。

低价入股才有“暴利”

  经过汇金注资、财务重组后的建行,现在被认为是四大银行中资本庞大、净资产质量高、盈利能力强、收益回报高,并且具有垄断经营资源的国有商业银行,但在它上市前引入战略投资者时却定价极低,当时美国银行和淡马锡公司分别斥资25亿美元和14.66亿美元购进了建行9%和5.1%的股权,每股定价仅为区区0.94元港币。(上接01版)

  当时有人分析与辩护说,建行作为第一家改制的国有银行,在当时背景下并不具备和国外超级机构投资者平等谈判的资历,第一个进入的战略投资者本身也要承担风险。以低价开始,也是提升低迷市场下国际投资者信心的一个保障,这是有关方面为建行卖价低寻找的最终理由。

  2005年10月,德邦证券的余云辉提出,国内金融业在“像甩卖温州鞋子一样竞相甩卖金融股权,这将会带给中国金融业灾难性的后果”。不过,针对“贱卖”说法,国有商业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的负责人都在不同场合表态予以否认。

  与银行从业者含蓄的表态不同,学者吴敬琏的反驳非常激烈:“我没有看出能说明贱卖的理由。”“我们要看看,鼓噪国有银行贱卖的是些什么人?”

  于是乎,接下来中行、工行也没有避免入股价格过低的命运:2006年,高盛集团、安联集团及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入股工银,收购约10%股份,收购价格1.16元/股。此后,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瑞银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共投资中国银行51.75亿美元,入股价格1.22元。

  由地方政府主导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也未能逃脱低价“宿命”:2003年底进入深发展的新桥以12.18亿元就掌控了一家总资产3800多亿元的银行董事会,当时连深发展员工都说,“如果政府允许,我们员工自己都可以掏出来”。以后,新桥在不到3年时间内在深发展上的账面利润已经超过100亿元。兴业银行(56.20,-1.10,-1.92%)引入恒生银行、IFC等三家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入股价为2.7元,而以兴业近期的股价计算,仅恒生银行的账面收益就高达350亿。2004年平安香港上市前,通过定向增发进入的汇丰获得超过1000亿元的账面利润。

狂赚谁来买单

  近两年的牛市,银行股作为领涨龙头股价节节攀升,又为持有大量股份的外资股东们贡献了滚滚的账面利润。金融股股价的全面上扬与领涨,除了牛市背景,更重要的是经过注资与改制手术后的银行业本身迎来了业绩30%增长率的花样年华。2007年中报显示,几个国字号银行都业绩不凡:工行实现净利润413.9亿元,同比增长61.4%;中行实现净利润295.43亿元,同比增长51.68%;建行实现净利润342.55亿元,同比增长47.5%;交行,实现净利润89.18亿元,同比增长37.43%。一些股份制银行的业绩增长更是在100%以上。

 

发件人:"yinkx" <yinkx@126.com>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2-01 12:58:3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殷辂来稿 

    仲先生:上次给您寄去了一篇短文《制度问题还是人的问题》,谢谢您的按语。现将本人的另外一篇未发表的短文寄去。本文反思了在当今主导文化(野蛮争夺、纵我制物)之下“精英”和“野蛮”的本质。西方中心主义和国内的地域歧视是联系在一起的,国内的所谓精英也是这样,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栋梁和楷模,而是争夺的结果。一个社会怎能不需要精英?关键是当今的所谓“精英”本身就是在野蛮争夺之下产生的,是野蛮社会的确认者,而不是改造者。要看清时代的本质和主导文化的性质,才能够真正看清“精英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本来面目。祝新春快乐!殷辂

从“丑陋的”中国人到“丑陋的”河南人 

殷辂 

    某先生认同中华文化并坚决反对台独,这一点让人钦佩,但其对大陆确实存在偏见。说大陆人品德低下,实在没有必要,只会引起误解。他把认同中华道德教化的人看成是先觉者,并谈到“先觉觉后觉”,有这种精神当然很好,但如果先觉者一开始就将后觉者看成是与自己不同的另类,还能帮助后觉者觉悟吗?没有根本的平等心,就完全背离了中华文化的精神,所谓“先觉觉后觉”就是一句空话。 

    把品德低下和区域联系在一起,这很明显是情绪的作用,不但无助于解决问题,也很不公平。实际上,在主导文化及价值观念全球化、时弊泛滥的今天,各个地方的人从本质上说都差不了多少,如果有不同,那只是外在差异的不同。比如,同样是崇尚争夺,但富裕地区的人对一块肉的争夺可能没有贫穷地区强烈,但能不能凭此就说这个地区人的品德要比贫穷地区的好?很多人喜欢比较不同地区人的素质,却只看到外在的表象而看不到本质。国内的一些文化人说欧美人的素质好,但这种素质是出于道德的“自觉”还是类似于对对一小块肉的淡漠?仅凭对一块肉的冷淡并不能证明其争夺意识淡漠,这个道理谁都知道,但由于心存偏见,在具体事情上总是不能客观。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大陆人素质问题正是“普世价值”的表现,只不过这里人多资源少,所以表现得比其他地方更严重罢了。主导价值相同而比较人的优劣,这样有可能陷入种族主义逻辑之中,没有任何意义。 

    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虽然不能否定地域特征,但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地域性”,道德或伦理上的“灾区”都是人为虚构出来的。这种虚构不完全是随意地想象,而是以表象或假象为素材的。虽然价值追求或认同大致相同,但生存或竞争环境较为恶劣的区域表现出来的问题要比环境较好的地区要严重,这为发现“地域的劣根性”提供了素材。社会或区域的分化本来是这崇尚竞争或争夺时代的必然产物,但外在的差异却被人为地赋予了本质的内涵,编排在先进与落后、理性与愚昧、文明与野蛮的序列之中。社会性的或秩序的问题被人为地虚构为地域或群体的素质或品质问题,产生问题的原因被抽去,而结果却被绝对化,内在的“同”被忽略,而外在的不同却被本质化。所谓的“地域性”就是在因果、同异倒置的前提下虚构出来的。一些人以为全球化能够消除隔阂,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当今主导文化的全球化却正是隔阂产生的原因,不但社会分化的主导者,也是确认者。西方中心主义虽然遭到唾弃,但其背后的文化价值准则并没有消失,那些在竞争中失败的群体不但要在物质上受损,还要在精神上被主导文化贴上污损的标签。 

    在国内,北京、深圳等一些富裕地方的人看不起河南人,但河南人与北京人难道有本质的不同?难道是这个地方让他们变坏?实际上河南人和北京人都处在大致相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之下,只不过这个地方人多并且比较穷罢了。“丑陋的中国人”在一些人那里一直是观察中国问题的视角,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又多了一个“丑陋的河南人”,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世界体系中以民族为单位的“理性”与“愚昧”、“先进”与“落后”的划分在国家内部也正以区域为单位复制。区域分化的过程成了制造“另类”的过程,这种经济与文化的重合有着很深的寓意。“丑陋的中国人”是在中西相对中取舍出来的,国人的自我贬损、自我“他者”化,其实都离不开“文明”这个参照物。当国内一部分人在竞争和争夺环境中获取“文明”的外形、加入到“文明人”行列之后,“丑陋的河南人”又“显现”了出来,河南人成了“他者”中的“他者”,但取舍的标准并没有发生变化。由此可见,世界主流社会中的东方歧视与国内的地域歧视是相互联系的,虽然不能将后者直接解读为“西方中心主义”,但却是它的延伸。“丑陋的中国人”是“西方中心主义”在民族之间的表现,而“丑陋的河南人”却是它在国内的扩展,“丑陋”的标准都是由其所对应的文化价值给出,如果看不到其背后的文化主线,就难以真正认清时代的本质。 

    当今世界是一个“同而不和”的时代,主导价值的趋同与社会的分化、对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于私利而无义分、“纵我制物”,社会哪有不分化对立的道理?但由“同”而产生的“异”却成了区分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理性与愚昧的标志。在主导文化的框架内,“文明”与“野蛮”已经脱离了其本来面目,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标签。“野蛮”并不真实,而是与“文明”相对的存在,“文明”决定“野蛮”,“野蛮”证明“文明”,社会的鸿沟越深,二者的界限也就越明显。在这种相对的境地中,文明和野蛮的真实面目已经难以显现,所谓的“精英”也不是道德的楷模,而是社会装扮出来的。改造“国民的劣根性”可以使得少部分人加入“文明人”的行列,但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文明”起来,因为所谓的“文明”本身就是斗争和野蛮争夺的产物,是在相对中取舍出来的,离不开对“野蛮”的划定。从“丑陋的中国人”到“丑陋的河南人”,这种变化并不是偶然的,这说明,以“普世文明”为标准的国民性改造是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课题,即使人类从“地域人”变成为“地球人”,同样需要“河南人”或其他什么人从反面来证明“普世文明”的存在。“国民的劣根性” 和“丑陋的河南人”一样,并不是本真而是相对的、社会性的存在,是竞争失利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不摘去“普世文明”的眼镜,不除去认识的障碍,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反省。一些所谓启蒙者不理解当今主导文化的性质,不知道“文明”的外形本身是与强力相关的相对的存在,以“蒙”启蒙,怎能祛除蒙昧? 

    被时代所蒙蔽,在其设定的框架内取舍,就像在一场无聊的游戏中争胜负一样,上下高低都不能摆脱无聊。中国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反省,但反省应该是用心而不是外人的脑袋。真正的“启蒙”和“反省”是超越性的:超越相对,超越时代,直指人心。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人类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才会显现。柏杨之流可悲的地方在于,他们看到了现代中国人营养不良的症状,但却对失去根基、缺乏精神食粮视而不见,非要将它诊断为食物中毒,非要将问题归咎于传统文化。实际上中国人在近代是由于饥不择食而中了“西毒”。柏杨把吸毒的快感归功于"西”,而将其对肌体的损害归咎于“东”,这样的反思是建立在极其特殊的爱、恨之上的,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起极坏的作用。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在八十年代风靡一时,对所谓国民劣根性的挖掘在国内一直被视为思想深刻,但它们起到好作用了吗?带着情绪都不能解决问题,更不用说带着恨意了。一些人就是因为读了那些刻薄的东西而产生了无知的偏见,恨祖宗、恨所谓的“酱缸文化”、恨周围“丑陋的人”,但就是不反省自身。自己是“文明人”或“文明”的向往者,而周围的人都是“丑陋”的,这种“文明人”的反思与西方中心主义者一样,从一开始就是针对别人的。越是刻薄,越是有一个预先的取舍标准,“劣根性”就越容易显现,思想就越“深刻”。近代以来,这种“爱憎分明”的反思一直没有间断,但社会的道德状况不但没有随着对“丑陋的”中国人的诅咒而好转,相反却由于时弊的泛滥而恶化。 

    中华文化强调用“心”反省、反省自身,但现在所谓的反思却是建立在分别的基础之上:不是反思之后的分别,而是分别之后的反思。这种反思本身就是与歧视联系再一起的,是社会装扮出来“精英”和“文明人”对社会造就的“野蛮人”的反思。这种以分别为基础的反思其实就是为本质相同但社会属性不同的人贴上不同的社会标签,与人心无关,与社会面貌的改善无关,从本质上说是对弱肉强食的社会主导价值的确认,根本谈不上增进社会的道德水准。这种反思可能可以激励一部分人改变其社会属性,但社会整体的文明程度并不会由于这种改变而发生变化,即使中国人或河南人加入了“文明人”行列,也会出现新的替代者,世界不会真正文明起来。从根本上说,河南人的问题就是中国人的问题,而中国人的问题就是“文明人”的问题。真正需要反省的是时代,是支撑“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价值体系。 

 

 

奢侈没有幸福感

北京万通房地产公司总裁 冯仑

2008年2月日

    花钱的艺术是什么?因为有些人在挣钱的时候有是非,花钱的时候有不安,也惹是非,所以现在花钱的难度比挣钱还大,为什么?我们说的花钱如果光是吃饭穿衣的花钱,难度不大,但这个钱是非常有限的。关键在于花这之外的钱,比如说你今天有1000万,买个五六百万的房、买个车,再加上杂七杂八,基本上生活开支就这些。但是假设你还有很多钱,其他的钱要怎么花呢?实际上,我说的花钱是指一般生活开支以外的花销和用度。

  花钱的艺术关键是要把三件事情协调好,这对现在很多所谓首富十分重要。人一生通常花多少钱?据测算,大概360万到500万之间,对于一生在公司上班的一个白领,基本上也就够了,所谓够了就是说你有一套房子,有一辆车(房子和车还可以按揭),可以教育子女,赡养老人,然后能够每年有一次度假—现在度假也变得很便宜了,一年去一个地方,东南亚也就一两万块钱,欧洲可能要贵一点儿,这对中产阶级来说压力不大。所谓花钱艺术不艺术的问题,更多是针对中产阶级以上的人而言。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到花钱与幸福之间的平衡。前一阵国内有两个老板在上海不约而同买了两艘游艇,请我去参观。他们举行了一个聚会,66尺的游艇,十分豪华,不愧为海上的“豪宅”。还有一次我从海南回来,赶上美国湾流公司来推广,让我们坐那架飞机回来。“湾流”就是空中的劳斯莱斯,现在我知道国内有两个朋友订了,这种奢侈消费越来越多。我知道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买了上亿元的房子,有一个到10月份就装好了,让我们去参观,也在上海。这种奢侈消费很多,层出不穷,但到底怎样花钱才能找到更多的幸福感,却是一个大问题。有很多时候,花钱跟幸福并不成正比,并不是说经济越发达、花钱越多,你的幸福指数就越高;全世界幸福指数最高的是一个海湾国家,不是欧洲,不是美国,也不是亚洲。

  那么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就是自由、快乐、健康、满足感、成就感、被人尊敬等等,这一系列加起来就是幸福。如果你花钱买一架飞机,却没有安全感,这等于花钱却没有幸福。为什么“湾流”的飞机上面有反导弹系统?现在俄罗斯的首富阿布拥有一艘超级潜艇,一旦遇到危机,它可以潜到水下3000米,这艘潜艇相当于一个小联合舰队。这显现出他缺少安全感,尽管是花了上亿的钱,也越发没有安全感,因为太招人注意,恐怖分子什么的都要收拾他,他真就有几次的遭暗杀经历。

  所以花钱很多,并不一定会有幸福。花钱的艺术就在于你花了钱能否增加自由,增加快乐,增加安全感,增加被尊重的感觉,增加一种个人自我实现的感觉。所以在花钱与幸福之间要找到一个点,既把钱花出去了,又备受尊重,就会很满足、很有幸福感。盖茨应该说很懂得花钱的艺术,他把几百亿美元捐出去,在全世界花掉这笔钱,但他生活本身并不奢侈。我有一次在博鳌大排档听到老百姓评论盖茨,就像我们评论一个领导干部那样,说:“盖茨这个人真好,人家平易近人,下了飞机也不要政府接待,自己就直接到会场去了。人家这么大个老板(笑),他完全可以搞得很夸张啊。因为在中国他有企业,有车,也有人,但是他并没有声张、铺张,很炫耀的那样儿。”盖茨花钱就赢得了尊重,他就找到了花钱和幸福之间的一个平衡,达到了被人尊重和个人价值自我实现的目的。

  王石把他的钱—他所有工资以外的收入都捐掉了,比如捐给登山协会,他自己登山的时候会用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别人用的,另外也推动了中国的登山活动,带动了很多人参与这项运动,所以他有自我实现感,得到了户外运动各方面人士的尊重。他花这个钱就应该能获得一种幸福的感觉,自己也登到珠峰上了,这个过程都是一种幸福,这就是花钱的艺术。

  另外,花钱一定要获得安全感。很多人花了钱也没有安全感,比如挥霍,修坟,夸张的恶性消费;比如今天在中国炫耀性的高消费,游艇、私人飞机,包括欧洲曾经还有过私人列车,在D字头火车上,哥儿几个专门弄一个车厢,在车厢里头特嚣张,这都是欧洲曾经有过的奢侈性消费。这种消费常常不带来社会尊重,不带来安全感,所以它可能就不是一个跟幸福有关的消费,即花钱不带来幸福,而会带来更多焦虑,带来更多焦虑你就会有很多恐惧,有很多恐惧你就会成为金钱的奴隶。

  第二个花钱的艺术,就是要管理好欲望,解决好金钱跟欲望的平衡。比如我想吃肉,没肉我就去买,通过满足欲望的手段和资源扩张后取得一种幸福感;我买到肉了,吃了,我就幸福。但为什么全世界沿着这条路走的人最终都解决不了幸福的问题呢?原因就在于欲望永远比满足欲望的手段跑得快,而且欲望是永远满足不完的。例如当你肉还没买回来的时候,你又想喝酒了,所以肉上来了你又要喝酒,你欲望转移了;等到酒拿来了你又觉得酒不好,要喝洋酒;洋酒来了你又觉得环境不好,得换个好环境来喝。所以,欲望永远比金钱涨得快,在通过金钱来满足欲望这条道路上矛盾始终都是在加大的。我们以前不知道还有游艇,你没有这个烦恼,你认为咱有一辆小轿车就行了;等你订车了,一看报纸,还有游艇,可能车还没来你的新欲望就产生了。金钱永远赶不上欲望的脚步,人类在世界上之所以有很多烦恼,就是这么造成的,很少人说金钱有了,欲望停在那儿不动的。你仔细看看,当我们工资涨了以后欲望马上就开始变,下个月涨工资,这个月欲望已经变了,工资一拿到口袋里就又有不满足感。所以要想使自己的金钱能够买到幸福,就要在花钱的艺术上把握好,实际上就是要驾驭你金钱增长的速度,同时要管理好你的欲望。我们通常挣钱的速度像散步,欲望的增长却很快速,这样你再怎么花钱都满足不了欲望,你怎么都不会快乐。

  那么怎么样管理好欲望呢?管理欲望最好的,让人满足感最强的,用很少的钱就能幸福的要算宗教了。政治家、经济学家是教育人们怎么样通过让财富的积累赶上欲望的增长;而宗教采取另外一个办法,不管财富积累,而是要你欲望的增长速度慢一点,或者让你欲望的结构发生变化,让你的欲望增长的方向发生变化。比如让你去关爱别人,把这个欲望增长,而把吃肉的欲望减少。所以你不必让你的财富奔跑,而应该让你的欲望停下来,那就要祈求宗教,祈求伦理,祈求你其他价值观的改变,能把你的欲望管理好。如果有一天你能管理好你的欲望,即使金钱增长的速度不快,你的幸福感也会增加。所以,在金钱的社会特别应当学会管理欲望,管理你的欲望增长速度和发展的方向,以及欲望的构成,这样才会使幸福感不断上升。

  我们管理一个企业,过去可能几千万、几亿,现在有几十亿、上百亿规模,这时,你怎么来管理欲望才能幸福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能够合作得好,实际上就是我们欲望管理得好。这么多年我们团队在欲望的控制上是比较稳定的,就是适度地增长,而没有那种极端的挥霍行为,我们几乎没有打高尔夫的,我们还是比较简单,基本上就是吃个肉,也没有什么奢侈性的习惯,公司也不会讲究很多很夸张的东西,比如买辆上千万的宾利车摆谱儿。我们接待人也很简单,很正常。我们把这个欲望管理好了,所以一旦花点钱还是有点幸福感的。解决好金钱和欲望之间的平衡是花钱的艺术之一,很多人之所以崩溃就是因为掌握不好这个平衡。

 第三个花钱的艺术,就是必须在私利和公益之间找到平衡。钱多了以后你必定要面对一个私利和公益的问题,就是自己的事和大家的事。大家也包括小团队,比如你所在的社区,这算一个大家;公众、城市算大家;人类,地球,这都是大家。目前在国内有相当多的人提到企业公民和社会责任。我觉得要处理公益方面的事情有三件事情需要关注。一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积极因素、伦理道德要求我们要积德行善,如修桥补路、照顾乡里、辅助弱小、关心他人、爱护周边环境,等等。这都属于道德要求范畴,也是中国几千年文化里面一直有的精神,这些精神都会促使一部分有钱人和多数的公民想到做一些关心别人的事情,哪怕你义务献血,哪怕你做一次公益的活动,做一次奥运会的义工,我们应该有这样能力的时候就按照它的要求去做,因为不按照这个做,你会有道德上的不安,相当于你有钱但是你有道德感,会引起内心的痛苦。

 

欧洲国家是怎样实现社会和谐的?

朱传文

2008年1月20日

      内容提要:1880年,即巴黎公社运动九年之后,大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主动与工人阶级和解!它发出大赦令,释放、赦免所有巴黎公社运动的参加者。逃亡国外的公社参加者都可以无顾虑地回国。暴力革命理论家、实践家、巴黎公社的军事领导人之一布朗基闻讯立即回国并在巴黎受到工人阶级英雄凯旋式的欢迎。他到处举行群众集会,发表演说。在兴奋激动和疲劳中渡过了一年,1881年,76岁的布朗基溘然去世。二十万巴黎工人为之送葬,场面极为壮观。对于这一切,大资产阶级主导的政府一点都不干扰阻拦。於是,这一场葬礼就成为一个时代——暴力革命——以暴力革除资本主义社会时代的终结。

     马克思主义其实在欧洲工人阶级运动中并不占统治地位。马克思在伦敦生活多年、资本论也撰写于斯,可是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所信奉的是“工联主义”和“费边社”的观点。法国工人党占主导地位的“可能派”则完全排斥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有联系的法国“盖德派”也摇曳不定,令恩格斯大为不满。

    “工人党”的后继者“法国社会党”占主导地位的“饶勒斯派”根本不信奉马克思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曾被人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嫡系”,而事实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先是受“拉萨尔主义”影响,后则在“伯恩斯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笼罩之中。

    1875年,人数较少的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爱森纳赫派”与人多势众,信奉拉萨尔主义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而且发表了《哥达纲领》。这个“纲领”充满拉萨尔主义的色彩。使得马、恩疾首痛心。虽然马克思当即写了《哥达纲领的批判》,可是这篇文章却被威廉.李卜克内西压下来不让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刊发表。他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拉萨尔主义者,他们就是社会民主党人”。

    即使约一百年后,历史的纠葛早已散去,人们能够冷静下来回顾往昔的脚步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1989年的“柏林纲领”中列出德国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渊源是“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哲学、启蒙运动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社会学说、工人运动的经验”。马克思主义也不过只是五项中的一项。在此之前,作为欧洲社会民主党共同纲领的《法兰克福声明》则把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明确为“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古典哲学”,而强调“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完全不被提及。 

    历史其实是:以恩格斯思想为代表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在向社会民主主义靠拢,向民主的轨道靠拢,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支。社会民主主义发源于欧洲。其核心思想是以和平渐进、和平演变的方式改革资本主义社会。

    十九世纪早、中期,欧洲工人阶级曾与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发生激烈的流血冲突。但是为什么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却愈来愈盛行呢?

    以法国为例,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里昂工人两度武装起义。1848年6月巴黎工人大起义和1971年巴黎公社运动,都是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可是仅仅事隔10年,法国工人运动就走上了非暴力的轨道。难道巴黎工人阶级如此健忘?难道遇难巴黎公社社员的鲜血白流了不成?

    世纪情况是这样。1880年,即巴黎公社运动九年之后,大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主动与工人阶级和解!它发出大赦令,释放、赦免所有巴黎公社运动的参加者。逃亡国外的公社参加者都可以无顾虑地回国。暴力革命理论家、实践家、巴黎公社的军事领导人之一布朗基闻讯立即回国并在巴黎受到工人阶级英雄凯旋式的欢迎。他到处举行群众集会,发表演说。在兴奋激动和疲劳中渡过了一年,1881年,76岁的布朗基溘然去世。二十万巴黎工人为之送葬,场面极为壮观。对于这一切,大资产阶级主导的政府一点都不干扰阻拦。於是,这一场葬礼就成为一个时代——暴力革命——以暴力革除资本主义社会时代的终结。 

    1881年大资产阶级主导的国会通过《保障集会和出版自由法案》,1883年制定《工厂法》,1884年颁布《结社法》等。这就是说,大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完全放弃了以强权暴力镇压政治异己的手段,这就使得政治异己能够存在和发展。至此,几经复辟的法国社会从此步入了新的领域。布鲁斯和马隆的巨变就是标志。这两位都是巴黎公社运动的积极参加者。马龙还曾任巴黎公社委员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逃亡国外。大赦令颁布后回到巴黎。他俩在参加法国工人党后,不但没有去向资产阶级寻仇,而且成为工人党中“可能派”的核心人物。即使是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盖德和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在当时的气氛中也跟着唱起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曲调。

    1892年拉法格在市镇选举中获胜后对集会庆祝的工人群众说:“再过几年,工人党就要合法地、和平地成为政权的主人!”1893年,盖德在当选为众议员后向选民说:“通过使你们的意志变成法律,社会改造就将合法地实现。” 

    在英国,政权执掌者比法国更早放弃以强权暴力对待政治异己势力的做法。1848年英国工人阶级举行第三次宪章运动。那时法国刚刚爆发革命,消息传来,气氛十分紧张。但是,内阁仍然允许请愿集会照常举行。中央政府还警告地方当局“不要干涉群众集会”。

    首相罗素说:“我相信他们(指警力——笔者注)能轻而易举地战胜伦敦的暴民。但是伤害任何一条人命都会引起深刻而痛苦的愤怒。我有理由相信一切都会安静地、顺利地成为过去。”英国政权当局这种理性的作法,不但使英国始终没有爆发工人阶级的武装革命,而且使“和平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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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时间:2008-02-01 19:16:21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柳下惠后裔创办京城游学堂 

柳下惠比孔子更早办学

2008.1.18《中国商报 》记者郑立华  

  柳哲告诉记者,他看到不少介绍孔子的文章,都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办私学的人”、是“孔子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中国的第一位私学教师”,对此说法柳哲并不赞同。他认为,孔孟推崇的柳下惠才是目前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创办私学第一人。
  柳哲是浙江兰溪人,自幼喜爱家谱文化,在北大游学十多年,也主要学习和从事谱牒方面的研究。在多年的研究中,他发现了很多重要信息。
  柳哲介绍,柳下惠,鲁国上大夫,姓展,名获,字禽,又字季,封地于柳下,死后谥号为“惠”,故曰柳下惠。根据柳氏家谱和历史上的记载,柳下惠的后代分为两个姓氏,一支依然姓展,另一支取封地“柳下”的第一个字为姓,柳氏由此而生。根据柳哲的考证,史上名人柳宗元、柳公权等,以及当代联想公司前总裁柳传志,均为柳下惠后人。
  对于一般人,可能只知道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其实柳下惠还是个教育家。退居柳下后,他创办私学,在家中授课,招收学生,传播文化、礼仪等知识。据记载,他90岁时上门求教的学生还有百余人。孟子赞扬他: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因此,他也有“和圣”之称。
  柳哲的证据来自他多年研究所发现的柳氏家谱。尤其是最近在山东平阴、莱芜等地的柳下惠后人保存的《展氏族谱》(光绪18年、民国5年),以及柳下惠后裔柳明瑞提供的资料中发现,柳下惠生前曾创办私学,教育弟子,著书立说,影响深远。现在从民国王价藩、王亨豫所编的《泰山丛书》丁集所收的《和圣年谱纪事》和《展氏族谱·圣祖年谱》所载:“五十四岁,在鲁教育门人。”“六十四岁,教育门人,日益众。”“八十五岁,食邑柳下,广植柳树”、“九十岁,从游者逾众,担簦负笈而来者,百余人。”
  “这应该完全是私学了。”柳哲认为,规模能达百余人,这在古代教育史上已经是一大盛举,这可能创下了90岁高龄仍在从事私学的历史奇迹。“据说柳下惠活到百岁后才去世,他的门生应该不计其数。柳下惠创办私学在其晚年可能已经达到高峰,这肯定影响了比他晚一二百年出生的孔子孟子,这在孔孟的著述中可以得到印证。”
  更进一步的证明是,柳哲说他最近发现了一部由柳下惠8世孙展迈始修的《展氏族谱》,对柳下惠15世孙展孚有如此记载: “家藏祖遗简册,遭秦苛政,追焚一空,终日号泣。”柳哲因此推断,柳下惠的著作的失传,也许与秦朝的“焚书坑儒”大有关系。这部《展氏族谱》上还有一幅“食邑柳下书堂图”,也说明了柳下惠晚年曾经在柳下创办过“柳下书堂”。
  “所以,柳下惠才应该是中国创办私学的第一人。”柳哲坚定地说。 

 

为北大边缘人开创游学堂

  北大、清华,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学堂,是多少人孜孜不倦的梦想,因此而形成北大情结、清华情结,即使正规的途径考不上,也总要找机会前去旁听和培训。
  柳哲就是其中一位。1970年出生的柳哲,在北大游学12年,自己找机会参加了各种方式的学习,历尽坎坷,百感交集。他以北大边缘人自称,并力荐有志者去北大游学。
  柳哲说,传统意义上的高校教育和留学教育已经无法满足人们求知的需要,社会需要一种更快捷、更灵活、更实用、更主动的学习方式,游学便是最好的一种。
  其实游学在广义上说,包括一切的学校教育和留学教育,以及其他获取知识和提高能力的学习方式,如进修、旅游、个人交流、考研、语言培训、职业培训、网络交流等等。作为中国政治、文化、教育、科学中心的首都北京自然成为游学人士的首选之区,而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则是游学族最为理想的游学胜地。在这里的企业管理培训班、进修班、讲座、研讨会等等名目繁多,五花八门。
  尤其北大,在蔡元培任校长时就提倡“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提倡校外的求学者到北大旁听,因游学旁听而成名的就有梁漱溟、毛泽东、陈毅、沈从文、曹靖华、周建人、李苦禅、许钦文、成舍我、孙伏园、瞿秋白、冯雪峰、柔石、丁玲、金克木等等。北大的自由听课的优良传统在解放后的30多年几近中断,直至20世纪80年代逐渐恢复。尤其最近几年,到北大游学、旁听、进修的社会人士越来越多,掀起一股不小的北大游学热。
  但是,很多人想来游学却不得法,不入门,因此柳哲表示,他创办京城游学堂,就是想秉承先祖柳下惠的遗风,免费为大家提供各种帮助,以便完成北大、清华的求学之梦,实现人生的飞跃,并以所学回报社会。 

访谈

亦苦亦乐边缘人

  中国商报:听说是你第一次提出“北大边缘人”称谓,为什么?
  柳哲:我虽在北大曾经自费进修,也免费听了北大的不少课程与讲座,为了半工半读也曾在北大出版社工作了近两年,可以说吃在北大,住在北大,工作在北大,学习在北大,创业在北大,但始终找不到自己在北大的身份。北大人?似乎还不够格,北大也似乎不承认,如果与北大一点不沾边,似乎也与事实不符。所以我觉得“北大边缘人”是最贴切的称呼。
  中国商报:来北大求学的人中,应该也是鱼龙混杂,前几年就有个“假博士”被揭发出来,那个著名的“芙蓉姐姐”好像也常在北大、清华“游学”。对此,你怎么看?
  柳哲:不能排除个别来北大游学的人士,爱慕虚荣,往往在北大和校外诓称“北大人”,以北大的牌子而谋取私利,甚至有不法分子混入北大,对于这样的人士就不能将他们纳入北大边缘人的行列,将他们拒之门外,一旦发现这样的“北大边缘人”,我们要除了帮助与教育外,还要揭露他们的虚伪和罪恶。
  中国商报:你创办游学堂,主要有哪些内容?具体做法是什么?
  柳哲:在内容上,一是中介性质,向学员免费提供信息,包括学习、住宿、用餐、兼职打工等信息。二是针对目标群体,开展讲座等各种活动。
  我的计划是先在北京做起,以我熟悉的北大、清华、人大为基地,将来规模做大,在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推广,针对华人为主,也可以帮助来华的留学生学习。另外,对大学生也可以提供有用的帮助。
  中国商报:游学,对大学正规的学历教育是否构成干扰?北大这两年好像开始限制旁听生,据说上课查学生证,是吗?
  柳哲:这件事是有,但是,是在教育部来北大进行评估的时候,比较严格,在课堂上抽查学生证,这是可以理解的。北大官方已经有所表示,不会影响北大传统,对旁听生也不会太严格限制。其实,旁听也是有技巧的,你想听哪个老师的课,事先了解好时间和地点,早点进入教室,老老实实坐那上课,一般也不会被撵出来的。至于讲座就更容易了,因为讲座本身就是自由进出的,而且像北大,学生们的学习任务是很重的,不一定都有时间去听讲座,所以校外旁听者的热情参与,也是对讲座的大力支持,主讲人是很欢迎的。
  中国商报:那么,以你的经验,游学者还要注意些什么?
  柳哲:陌生人初到北大,往往会手足无措,这样就会吸引保安的注意,如果他觉得可疑,可能不让进学校。但一般情况下,只要你服装举止不是太落魄可疑,大大方方,保安是不会阻拦的,北大的保安素质也是不错的,除非赶上特别的活动,比如外事接待等,可能会严格些,平时都能进入的。另外,游学者应该有个自己学习的方向,北大的院系和专业成百上千,若想学企业管理,可去光华管理学院,如果对写作感兴趣,可以去中文系旁听,当然,即使学写作,也应该兼顾历史、哲学、法学等知识。历来总有人花上半年、一年的大块时间,专门在北大游学,收获是很大的。
  中国商报:你做京城游学堂,据说是免费的,可是投入总是要有的。如果不以盈利为目的,那么怎能维持运转呢?
  柳哲:现在起步阶段,主要是做宣传,招募些志愿者。计算下来,包括时间、精力、金钱的投入,我每天要花费大约两百块钱,目前我还力所能及,将来如果规模做大,就要寻找企业家和爱心人士来赞助,当然我会设立账户,保证专款专用,我们志愿者内部也有很多人才,希望通过交流,能找到些盈利项目,支撑游学堂的运转。
  其实这几年,我个人就在从事这种性质的工作,帮助人咨询课程、联系住处、介绍工作等等。不久前有个朋友,40岁了,在我家吃住了两个月,我帮他联系了工作,干了几天,不成,又介绍一家,去了几天,又不成,最后终于找到一份比较满意的采编工作,一直做到现在了。
  中国商报:那么可否问一下,您有哪些收入来源来支撑您的理想和事业?
  柳哲:我自己写书、编书,搞些跟姓氏文化有关的活动,会有收入的。偶尔会有热心的企业家提供赞助,或提供办公场所等一些资源。不过,创办游学堂,目前还没有得到一分钱捐助,现在是临时在家办公。
  中国商报:游学堂对大学教育是一种补充,但对培训市场是否构成冲击?
  柳哲:冲击是不可能的。现在培训的热点集中在MBA、英语等领域,我暂时不会涉及,但我有可能整合他们的资源,吸引有经验的退休教师讲课。从发展趋势来看,有志于义务教育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新东方的徐小平就曾经在北大旁听一年,还写了一本书,他说,当年在北大学到的东西,已经用数倍来回报社会。我也是这样的想法,想做些对社会有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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