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这期文章汇编选用了多篇《选择》周刊发来的文章,并引用刘军宁先生的文章标题作为本汇编的题目。的确,今天需要这样思考了:中国到底需要改革还是改制?30年了的改革中国到底被改成了什么样?其他文章的内容或多或少都涉及了中国问题。请大家注意阅读。]

中国需要改革还是改制?

国美收购大中惹出的劳资矛盾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1月20日

目录

殷辂:《制度问题还是人的问题》

张宏良:《辽宁西丰:正在拉开中国内乱的历史序幕!》

刘军宁:《从改革到改制:什么决定中国的未来?》

周其仁:《人人享受卫生保健的限制条件》

吴稼祥:《隔离疗法:联邦化改革道路》

张五常:《新劳动法的困扰》《再谈新劳动法》

马英九:《民主再造工程──台湾民主第二阶段改革宣言》

朱学渊:《民主制度的胜利》

曼莫汉·辛格:《全球经济中的中国和印度》

马玲:《奥运会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

章星球:《企业倒闭风潮与中国就业问题 》

梁北岳:《“世界工厂”对中国带来的危害和难 解 的 矛 盾》

杨光:《中国历史上的朋党政治》

何必:《国美与大中联手挑战劳动合同法》

张新光建国以来集体林权制度变迁及政策绩效评价——以大别山区的河南省新县为例》

陈洪宪:《江苏阜宁:侵吞国有资产三十六计(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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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殷教授这篇文章的深意可能很多人看不出来,靠法维系社会还是靠德维系的社会?这个问题中华民族已经探索几千年了。中国人早就发现尚法和靠法维系的社会非常残酷,于是自秦始皇之后,转向了尚德。中国人取法乎上,之所以选择德,主要是因为:如果一个社会整个人心都坏了的话,再多的法律治理也无济于事,并且只能是坏上加坏。所以,中国社会和政治历来选择治理人心,只要人心不坏,社会就不会出问题。而西方文化的尚法仅仅是人类文明的初级阶段,不学着去做一个好人,再建立这制度那制度,都管不好这个社会。殷先生是真正看出了这一问题的人,但今天的中国还亦步亦趋地跟在“法治”的话语后面,盲目地唱着“法制救国”的调子。其实法律和法律工作者们,不过是人类变恶之后才产生出的一堆衍生物。中国的圣王政治实际上是最简单有效的政治。如果中国今后刻意追求西方的法制社会,这个国家未来的混乱可想而知的。所以建议大家好好看看殷先生文章中指出的“法弊”问题。]

发件人:"yinkx" <yinkx@126.com>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21 21:27:0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殷辂来稿 

制度问题还是人的问题

殷辂

    在反腐败问题上目前已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应该从源头、从本源上消除腐败产生的土壤,但对于什么是本源却非常模糊。很多人将腐败看成是制度的腐败,但制度的不完善并不一定是制度本身的问题,不是制度设计就能解决的,它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解释的社会问题。

  朱子曰:“今世有二弊:法弊、时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时弊则皆在人,人皆以私心为之,如何变得!”朱子告诉我们,制度问题并不一定是法弊,在很多时候是时弊的表现。技术性的制度缺陷是容易解决的,但与人心及社会风气直接相关的时弊却不是靠制度设计能够改变的。礼义崩溃、世风贪鄙,则制度的漏洞层出不穷,再精致的设计也会由于人的问题而出现问题。

   清代汪志伊在《警陈吏治之事疏》中说:“自古有治人无治法,因一弊即立一法,而法卒不能周,立一法又生一弊,而弊终莫能除。且法愈密则规避愈多,则废驰愈甚,由此观之,与其详于立法,不如慎于用人,盖人正而弊自除也。”单纯从制度形式上说,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没有弊端,制度所显现出来的弊端并不仅仅在于制度本身,它与社会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看不到问题的本质而机械地堵塞漏洞,单纯地完善制度之形式,就会陷入不断“完善”但永远不能完善的境地。

  一般人在谈论制度时,将制度问题看成是认识一切问题的起点,其实,制度问题在特定的社会风气和环境下恰恰是问题的结果,甚至将一切归咎于制度的思维方式也是有社会原因的。制度的缺陷(法弊)有可能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但是,在腐败成风(时弊)的前提下,根本不会存在完善的制度。一些学者喜欢谈论“制度理性”,但如果将“正义”外在化,变成与人无关的技术,以形式或程序的“正义”取代正义,那么,“制度理性”必将不断受到个人“理性”的挑战,对这种“正义”追求也必然是一个无法停止的过程。将问题完全归咎于制度,而“好”的制度恰恰是建立在“性恶”假设之上,这种“完善的”制度是对“恶”的确认还是改造?在社会风气受到严重污染的前提下,“制度决定论”和所谓的“制度理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必定是对这种状况的确认。把消极、被动的手段当成是决定性的因素,社会面貌或风气的改善就不可能成为现实。古人云:“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制度设计无论怎样精致,它都属于被动防范的范畴,如果缺乏人自身的提升,制度必定越来越复杂,形成“法愈密则规避愈多”的状况。

  越是在社会风气败坏的时期,人们越看不到自身的问题,越寄希望于制度建设,制度条文的出台速度也就越快,但这些条文大都停留在书面形式上,并不能真正成为一种制度。这实际上是一种恶性循环:由于社会风气败坏、腐败泛滥而导致制度的漏洞越来越多,迫使政府出台一系列堵漏措施,但由于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这些增加的制度环节并不能按其设计者的意愿发挥作用,相反每一个环节都会由于“人的问题”而出现问题,导致腐败的泛滥及社会风气进一步恶化,而这又提供了完善制度的“理由”。因此,当制度创新成为朗朗上口的时髦用语的时候,应该分析这种思维产生的社会背景,应该问一下所谓的“制度漏洞”是腐败问题的原因还是其结果。只有跳出了就制度论制度的思维框架,问题的本质才会显现。

  堵漏措施发挥不了作用,人们又将希望完全寄托于西方的政治制度,以为建立起这种制度问题就能自动解决,但这难道不是同一种思维方式的延续?脱离“治之本”而谈“治之法”,把制度孤立起来而谈所谓的制度建设,极容易将制度器物化,陷入“某种制度决定论”的泥潭。子曰:“政者,正也。”政治的本质在于“正”,监督出于“正”,制衡出于“正”,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如果监督出于私利,制衡出于私利,即使有“完善的”制度形式,监督、制衡必然是变形的。在腐败问题上,一些人所说的制度问题就是没有建立“以利制利”的监督、制约机制,以为只有建立在“私利”基础上的食物链才靠得住,看不到问题的本质就在于有利无义。建立在私利基础上的监督极有可能形成有利就监督、无利则不监督的情况,这与其说是反腐败不如说是以腐败制约腐败。如果每一个利益集团都停留在自身的私利之上,将政治看成是私利的竞技场,那么在这种监督的过程中又会产生新的腐败。比如,我们一再强调要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但如果仅仅为其私利而去监督,那么必然会出现新的腐败。监督和制约非常重要,但建立在道义基础上的监督才是真正有效的,在缺乏一个最起码的自觉和自律的社会中根本不可能存在有效的监督机制。监督机制的形成不是依靠复制西方制度就能实现的,如果在复制的同时将其内含的人性假设一同复制到现实生活中,那么,建立所谓的监督制约机制就永远是一种假设。

  反腐败要依靠制度,但真正完善的制度并不是孤立的,它有赖于正气的抬头、社会环境的优化,同时又与择善任能联系在一起。脱离人而谈制度,制度不可能真正完善。反腐败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并不存在不反自消的灵丹妙药,如果不能克服“见物而不见人”的思维障碍,不分正邪、不触动社会面貌,单纯地依靠物化了“制度”或其它的技术性的“降温”手段,则很难起到扶正祛邪的作用,反腐败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发件人:"tianyang001" <tianyang001@sina.com>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21 23:36:4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张宏良文 

辽宁西丰:正在拉开中国内乱的历史序幕!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张宏良

    辽宁西丰,这个昔日血雨腥风百兽哀鸣的皇家围猎场,2008年初再次响起了围猎的号角。只是这次围猎目标不是当地的飞禽走兽,而是天子脚下的北京;并且不是北京一般的地方,而是中央机关所属单位;并且不是一般的中央机关所属单位,而是中央政法委所属单位;并且不是一般的中央政法委所属单位,而是中央政法委的机关报,是驻有一个武警中队保护的《法制日报》;抓捕3天前发表文章“诽谤他们县委书记”的一名女记者。虽然这位中央大报的女记者哭哭啼啼东躲西藏最终逃过此劫,没有像她文章中描述的那位女商人一样被投入监狱,但是它却意味着中华民族将有可能在劫难逃,至少是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内乱边缘。

    在中国历史上,当地方官僚对上不在乎中央政府,对下不在乎百姓死活时,几乎无一例外地或者是爆发大规模内乱,或者是爆发灾难性外患,或者是内乱外患一起爆发,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历次浩劫无不与此有关。而目前中国地方官僚对中央政府的蔑视程度,更是达到了闻所未闻登峰造极的惊人地步!一个不过七品芝麻官的小小县令,竟然跨越省市两级政府,派人直奔京城军机处抓捕京官,是非对错暂且不论,其行为本身就已经构成了犯上作乱的大罪,所以数千年来中国历朝历代都从未发生过类似事件,西丰县令可谓是中国千古第一县令。如果说西丰县衙直闯京城军机处抓人已属千古奇闻的话,比事件本身更加让人震惊的是事件发生后完全颠倒的君臣反映:面对网络媒体排山倒海的讨伐声浪,西丰县不仅没有丝毫恐慌,反倒出奇地镇定自若、理直气壮、公告不断,声称县令对此事“十分宽宏大量”(中央应该感到庆幸,倘若不是遇到一个宽宏大量的县令,估计将会直奔中南海抓人);中央方面经过多日沉默后的第一个反映,不是震雷霆之怒、扬天子之威,而是通知媒体不要炒作此事,动用国家力量为西丰效力,进行化解掩盖。中国网络公众再次扮演了当初义和团的悲剧角色,本来是帮助中央讨伐西丰,结果是中央和西丰联合起来禁止网络炒作,当初义和团就是本来在帮助朝廷打洋人,结果却遭到朝廷和洋人联合镇压。如同当初清政府不仅没有成为中国人民反抗洋人侵略的工具,反倒成为洋人镇压中国人民反抗的工具一样,中央和地方官僚的位置再次颠倒过来了,地方官僚不仅不再是中央政府手中的工具,中央政府反倒成为地方官僚手中的工具。

    中国集权政治制度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跨越数千年的超稳定结构,就在于其塔式权力结构有着不可僭越的君臣隶属关系,以道统为基础的内在秩序和以皇权为核心的外在秩序,形成了塔式权力结构的牢固支架,以往30年诸如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等丛林法则的兽性化训练,摧毁了权力金字塔的道统基础,金字塔的塔基已经彻底酥透朽透,随时都有可能化为一团随风而逝的齑粉尘烟,维系金字塔不倒的唯一力量只剩下权力脚手架的外部支撑。而西丰案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标志着这最后的权力脚手架也已经开始被拆除,并且拆除这最后脚手架的不是来自于外敌入侵或民众造反,而是来自于地方官僚。任何人都能够想象到,一个小小西丰县委就可以随心所欲派人进京抓捕京官,如果是再大些的铁岭市委或者辽宁省委呢?如果是拥兵数十万的各大军区司令呢?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内乱和分裂几乎都是由此开始的。虽然就表面来看,中国依然是个中央集权国家,中央号令地方,地方服从中央;但是在功能和内容上,整个国家机器已经被分割成无数块隶属于各级官僚的私产,成为各级地方官僚对上玩弄中央、对下欺压百姓的私人工具;实际上的中央集权国家只剩下一个徒有虚名的强大躯壳。并且此种情势愈演愈烈,从最初“政令出不了中南海”那种中央政府的边缘化,直至发展到目前这种直接进入中央政府抓捕违背地方利益的各类京官。

    在此我们无意分析这位西丰县令,更无意去判别此类权力、资本和媒体之间利益纠葛的是非对错,无论最终这位县令结局怎样,此案都与个人品质没有任何关系,道理很简单,好官不会这样做,贪官不敢这样做,现在之所以能这样做,完全是制度设计的结果,是政权(不仅是权力)私有化的结果。最近越来越多的各类执法人员随心所欲当街杀人的频繁案例,如同西丰案一样,表明了中国的国家政权、中国整个国家机器正在走上私有化道路,中国的私有化改革,已经超越了经济私有化的发展阶段,转而进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私有化发展阶段,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政权私有化现象。中国地方官僚之所以能够无需罗织罪名、无需栽赃陷害,在光天化日之下随心所欲地杀人于闹市,就在于政权私有化使他们感觉到运用职权杀人,如同掏钱买东西一样地十分自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前些天湖北天门市执法人员仅仅因为路人对他们拍了张照片,就把对方当街活活打死;沈阳、广州的执法人员仅仅因为对方不听话,甩手一枪将对方当街射杀;既然连一般执法人员都可以把冒犯自己威严的人随意射杀,作为执掌数十万民众生杀大权的县委书记,要把冒犯自己的人投入监狱,也就顺理成章了。许多人总是把这类恶行归结为是集权专制的结果,其实恰恰相反,在集权专制时代,莫说地方官僚不能滥捕滥杀,即便是权倾天下的中央高官也不能滥捕滥杀。

    《水浒》中的高太尉相当于现代国防部长,要加害林冲那样一个普通教练,也只能费尽周折地让林冲“违规犯罪”才能达到目的,而无法像现在西丰县令那样随便一句话就能把对方投入监狱;《水浒》中另一位张都监相当于现代的卫戍区司令,在西丰县令看来,应该是一句话就可以把身为囚犯的武松拉出去斩首,可是让西丰县令等现代地方官僚难以理解的是,一位堂堂的卫戍区司令要整死一个普通囚犯,竟然要兴师动众地设局栽赃,甚至花钱收买黑道才能下手。在西丰县令等地方官僚看来,像高太尉、张都监等人的官都他妈的白当了,居然整治个儿把老百姓都这么费劲,完全是一群地地道道的“笨蛋吃货”。从高太尉、张都监害人的笨拙手法中可以折射出即便在集权专制的封建时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也很难做到滥捕滥杀。慈禧太后时代是史学家笔下极其专制腐败的时代,可处死《杨乃武与小白菜》那样的普通小百姓,都要经过两宫皇太后的批奏。可见,地方官僚滥捕滥杀,绝不是中央集权或者一党专政的结果,古今中外历史上,中央集权的时期很多,一党专政的时代也不少,有谁见过地方官僚敢于抛开中央甚至冲着中央去滥捕滥杀(政变除外)?没有,一个都没有,只有发生在当今中国。

    政权私有化正在把中国变成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政治怪胎,每一个地方政府,每一个行政单位,每一个地方官僚,都不再只是整个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与国家机器形成了类似物理学上的那种全息关系,拥有国家机器才具有的包括镇压在内的全部职能,如同全息照片剪掉的任何一个部分都具有完整图像一样,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官僚同样具有国家的全部职能,这种部分与整体在功能上的完全重叠,造就了各级地方官僚的皇家化,形成了大大小小数不清的土皇帝,全国有多少官僚,就有多少土皇帝。土皇帝做久了,不仅在百姓和其他同类面前具有皇帝的感觉,甚至对中央也会无形中流露出皇家习惯。西丰县令属下不假思索地去京城抓人,就是这种皇家习惯的自然流露,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过脑子,如果当时有哪怕是5分钟的冷静思考,恐怕借他八个胆子也不敢派人去中央政法委抓人,道理很简单,虽然中央政府被边缘化了,但是中央政府下面许多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并没有被边缘化,随便哪个土皇帝一发怒,这位西丰县令就会立刻堕入无边地狱。虽然中国历史上土皇帝现象由来已久,但一般都是存在于那些人迹罕至的偏远蛮荒之地,像目前中国这样官僚集团整体上皇家化的现象从未有过。

    不仅政治生活皇家化了,甚至包括个人生活都皇家化了,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僚搞起了三宫六院。今天官僚包养二奶并非是三妻四妾的复活,而是在建设皇家的三宫六院。皇家三宫六院和富家三妻四妾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富家的三妻四妾只是性欲工具和生育机器,没有官衔和职务;皇家的三宫六院则有着明确的官衔和职务。环顾当今官场,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二奶正源源不断地由床上走到主席台上,只要宝贝儿一撒娇,想要什么乌纱帽就有什么乌纱帽,其政治上的风光远远超过了以往皇家的三宫六院,以往皇家三宫六院的官衔再大,其风光范围也仅限于宫墙之内,现代土皇帝的二奶宝贝儿,则可以公开抗着顶带花翎巡游天下。不仅二奶本人要什么乌纱帽就有什么乌纱帽,甚至二奶又包养的二爷都可以官运亨通,云南省昌宁县原县委书记杨国瞿,为包养的二奶招聘二爷时公开悬赏说:“县里有谁愿意做她(即杨国瞿的二奶)的丈夫,我就给他一个局长干干”。在此,政权的私有化和官僚的皇家化已经发展到了何等程度,甚至超越了历史上绝大多数皇帝的权力。

    正是这大大小小的无数土皇帝,把中国变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国家——官僚主权国家,表面上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内部十分松散的官僚联邦式国家。官僚成为国家主体,国家主权既非整体主权,也非个体主权,而是完全的官僚主权;一切权力归官僚,包括立法权、执法权,监督权等等所有权力,统统集中在官僚手中;官僚是国家至高无上的神圣权威,什么都可以怀疑,官僚统治不能怀疑,什么都可以打倒,官僚权威不能打倒。所谓改革从开始就是强化官僚统治的手段,对上改革中央对下改革百姓,用民主对抗中央,用市场掠夺百姓,逐步形成了官僚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摆脱了人类历史上针对官僚设置的所有约束。中国古代社会是天子主权,官僚要受皇权制约;现代西方国家是资本主权,官僚要受资本制约;毛泽东时代是人民主权,官僚要受人民制约;唯独当今中国是官僚主权,官僚不受任何社会制约,并且有权制约社会任何方面,对上可以约束中央,对下可以约束百姓,官权把皇权和民权同时踩在了脚下,成功建造了一个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空前绝后的官权天堂。天堂里的人们是绝对自由的,中国的官僚也是绝对自由的,莫说去中央政法委抓人,如果手里有军队,中南海也可随时掀个底朝天。

    如同历史上军队私有化往往造成兵灾一样,政权私有化则造成了比兵灾更加可怕的官灾,兵灾只是祸害当前一代人,官灾则是祸害子孙数代人,官灾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灾难。我们之所以讲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其根本原因就是官灾的泛滥,自然资源濒于崩溃,道德资源完全崩溃,鬼妻、残童、窑奴、性奴等突破人类文明底线的野蛮兽行,经济殖民化的空前发展,成千上万亿资产源源不断地流向西方,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糜烂时代的变态性挥霍等,所有这些罪恶现象几乎无一不是官灾泛滥的结果。官灾泛滥,表明中国的私有化改革不仅已经由经济领域发展到了政治领域,并且由一般的权力私有化发展阶段上升到了政权私有化发展阶段。自从私有制产生以来,私有化一般仅限于经济领域,即便历史上那些极度腐败时期,也只是出现过权力私有化的现象,政权私有化的现象极少发生,即使发生也只是在国家分裂最初极其短暂的混乱时间内,随着地方割据的明朗化,地方政权很快就会恢复其皇家性质或者国家的公共性质(尽管这里的公共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公共),像目前中国这样在和平时期便普遍形成了政权私有化的状况,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历史上都还是第一次出现。政权私有化不同于一般权力私有化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镇压职能。无论历史上还是当今现实生活中,一般权力私有化的特点就是以权谋私、收受贿赂、卖官鬻爵,并不具有镇压职能,无论拥有多么高的官位,都无权直接镇压对方,哪怕对方只是一个囚犯,而只能通过栽赃陷害的方法造成犯罪事实,才能把对方变成国家机器的镇压对象,这就是高球害林冲、张都监害武松要费尽周折设局栽赃的原因,如果他们拥有西丰县令那样的镇压权力,只需一句话,十个林冲和武松也早死光了。况且《水浒》还是文学作品,所描述的是集腐败之大成的最典型的腐败环境,其间注入了大量想象和文学加工,即便如此,其腐败也不过仅限于权力私有化,并没有形成政权的私有化,可见今天的腐败程度已经超出了历史上关于腐败的最大胆想象。一如《水浒》中描绘的那样,权力私有化的腐败会把好人逼上梁山,激起民众的革命造反,而政权私有化的腐败,则同时带来两个方面的危害,既会激起民众造反,又会导致社会分裂内乱。

    政权私有化最可怕的就是会形成国与民之间的生死对立,强迫全国人民如同岳飞一样地面临悖论选择:抗战胜利被国家处死;抗战失败被敌寇杀死;除了卖国当汉奸,舍此没有其它任何活路。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无数视死如归的铁血汉子最终难逃汉奸命运的根本原因。男儿可以笑赴沙场喋血刑场,却很难接受被贪官当作汉奸处死的悲剧命运,而能够逃脱被当作汉奸处死的唯一途径,就是趁还活着时真的去当汉奸。如果说经济私有化把全国人民变成了资本的奴隶,那么政治私有化则有可能把全国人民变成冷漠的汉奸。中国人之所以特别痛恨贪官,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有杀贪官的传统,中国历代造反之所以把反贪官作为主要口号,就在于中国的所有灾难和悲剧无不根源于贪官。而今天的政权私有化,更是远远超过历史上的贪官腐败现象,贪官只是以权谋私,政权本身还具有公共性质(至少是集团内部的公共性质),政权私有化则如同产权改革中把国有企业变成私人资本一样,直接把公权变成私权,变成官僚个人的私人财产,如同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企业内部的所有厂房机器设备都属于老板一样,政权私有化以后政权范围内包括老百姓在内的所有一切,也就天然属于官僚,所谓以权谋私的历史现象也就不复存在了,倘若此时再说以权谋私,如同在说以私谋私那样没有了任何意义。稍微注意一下媒体舆论就会发现,以权谋私这个概念正在从人们的议论中逐步消失,并且官僚本身对传统的以权谋私也逐步失去了兴趣,当下国有企业老总舍弃亿万资产去拼命从政的现象就是典型,目前一些国有企业老总年薪已有上千万,加上期权、MBO(管理层收购)等收入,一上任就是亿万富豪,还是合理合法的亿万富豪,可是目前中国的官僚却想尽千方百计,也要舍弃亿万资产去当一个年薪也就10多万的副部级官员。可见,中国已经超越了以权谋私的权力私有化发展阶段,进入了政权私有化的土皇帝时代。

    前面说过,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官灾的泛滥,官灾的泛滥在于政权的私有化,政权私有化则是清算文革的结果。由于现代中国的大众民主诉求是通过文革表现出来的,对文革的清算便自然形成了对公民大民主的清算,所有公民的民主权力都遭到彻底否定,包括最野蛮资本主义社会都承认的罢工权力都被彻底剥夺,罢工是世界公认的公众最低权力,是驴牛骡马等牲畜都具有的天然权力。排山倒海般清算大民主的政治浪潮,把中国推上了背离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道路,使中国由一个世界公认的政治上的先进国家变成为政治上的落后国家,在世界人权法庭上由原告变成了被告。当文革大民主也就是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模式被彻底妖魔化以后,可供中国选择的就只剩下两种政治模式:苏联式的集权政治和西方式的集团政治。当时中国左派右派的斗争,就是选择苏式集权政治模式还是选择西式集团政治模式的斗争,如果没有家族利益的介入,这两种政治模式的斗争将会一直继续下去,家族利益的介入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方向,推动中国走上了政权私有化的发展道路,这主要是上述两种政治模式与家族利益形成尖锐矛盾的结果。

    苏式集权政治本质上是一种皇家政治,只承认皇家利益(党的利益),不承认家族利益,并且身份和权利相统一,任何人都不可能把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变成自己家族随意更换的“账房先生”,要想垂帘听政特别是全家老小谁都可以垂帘听政,那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而西式集团政治本质上是资本主导的政治,不承认任何特权,不仅不承认官僚家族特权,甚至连政党特权都不承认,更是家族利益无法容忍的政治制度。于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在客观上就被圈定在一个极其狭小的范围之内,既要改革中央领导的集权政治模式,又要避免资本主导的集团政治模式,更要反对人民主导的大众政治模式。由于政治改革把中央、资本和民众同时排除在民主进程之外,民主本身变成了地方官僚的一种特权享受,民主改革变成了对方官僚对上约束中央对下约束百姓的一种特权手段,中国的政治改革与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有政治改革完全形成了相反的路线,历史上所有政治改革都是约束官僚权力的改革,中国古代是通过加强皇权来约束官权,现代西方是通过扩大民权来约束官权,唯独当今中国完全相反,是通过巩固和加强官权,来对抗中央的集权和镇压百姓的民权。巩固和加强官权的武器就是30年来响彻云霄的那句漂亮口号:“民主法治”,民主用来对抗中央,法治用来整治百姓。把民众排除在外的民主只能是对抗中央的民主,摆脱了中央和民众制约的法治只能是镇压百姓的法治。可以说,30年来最受各级官僚欢迎并且被各级官僚喊的最多的口号恐怕就是“民主法治”了,甚至是30年来各级官僚唯一一句发自内心的政治口号。

    正是通过所谓民主法治建设,社会所有权力所有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各级官僚手中,官权越来越成为超越一切的绝对权力,不仅公众百姓越来越无可奈何,甚至中央政府也越来越无可奈何,政权已经逐步私有化到官僚个人手中,几个官僚随便凑到一起召开一个民主生活会,就可以更换党中央总书记,甚至干脆连民主生活会这种走形式的障眼法都懒得要了,凭老爷子一句话就可把堂堂现任党中央总书记抓起来,一直软禁到死。那位被软禁的总书记不明白权力的私有化,已经把党中央总书记变成了一个耳坠般的纯粹摆设,试图以最高领导人的身份进行垂死挣扎,酿成了所谓八九风波,八九风波是皇权(中央集权)和民权对官权的最后一次反抗,随着皇权和民权的两头失败,中国进入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官权时代。后来的总书记看透了官权时代权力把戏的全部奥秘,出于蓝更胜于蓝,采用了借力打力的办法,私有化一步到位,由权钱交换直接过渡到权钱合一,政权私有化再上一个台阶,天下官僚尽入囊中,彻底封杀了老爷子出招的全部路数,成为中国历史上成功制住垂帘听政者的第一人。只是政权私有化苦了天下百姓,毁了中华民族,埋下了天下大乱民族解体的罪恶祸根。

    政权私有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纵官作恶、纵官为匪的过程,扒房子圈地、占人财产、淫人妻女、致人死命,逼男人为奴,迫女人为娼,富人成为野兽,穷人成为牲口,堂堂文明古国变成了血腥动物世界,富人和穷人从两个方面与国家形成对立,富人因掠夺而对国家未来产生恐惧,穷人因被掠夺而对国家现在产生恐惧,成为国人恐惧对象的国家是最脆弱的国家,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分崩离析,随便任何一个外敌入侵就会投降亡国,世界近代史上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能够轻易打败中国的根源就在与此。当初作为官僚总代表的李鸿章卖国卖到了空前疯狂的程度,对所接触的国家无一不受贿,对所接触的企业无一不索贿,慈嬉光绪母子连心,眼见大清江山被瓜分何尝不痛心,但是洋务运动的改革已将国家主权转移到地方官僚手中,被称为集权专制集大成者的慈禧太后,却只能像狗一样地哀求李鸿章,并忍痛抓捕关押自己的儿子来讨好地方官僚,幸亏李鸿章不好色,否则强迫慈嬉太后做二奶,恐怕慈嬉太后也不敢拒绝。

    如果说大清王朝晚期地方官僚坐大,是官僚集团通过洋务运动自下而上篡夺皇权的结果,那么近30年官僚集团的绝对权力,则是由上而下主动推行的结果。虽然从表面上看,并没有像经济私有化那样制定明确的政治私有化方案,但是诸如“权力下放、放权让利”“取消罢工自由和四大自由”等政治改革的基本指向,无一例外地都是解放官权,完全是一场解除制约、放纵权力的官权解放运动,特别是“永远不搞政治运动”的承诺,等于是公开下达了贪腐放纵令,开闸放贪、纵官逐利,全面拉开了权力私有化再到政权私有化的历史大幕,中央政府被逐步边缘化的晚请悲剧开始再次上演。虽然表面上中央政府仍然十分风光、说一不二,实则已如同二奶那样沦为地方官僚手中的玩偶,一个小小西丰县就敢去中央政法委系统抓人,再看媒体控制更能反映出中央政府被边缘化的状况,除网络之外的整个媒体都在研究如何对付中央对付百姓,对付中央和百姓的右派舆论遮天蔽日,而研究对付官僚集团的文字一个都没有。右派精英召开的“西山会议”公开提出共产党是非法组织,右派老巢《××春秋》甚至在研究推翻共产党的具体时间,全都发生在北京却未遭到任何干预,而反对他们的左派却是言论遭到封杀,人员遭到警告。可见,在地方官僚眼里,如同二奶只是他们用来满足性欲的工具一样,中央政府也只不过是他们用来满足私欲的工具。中华民族正在从内部遭到肢解。

    政权私有化所形成的官僚绝对权力和官权至上原则,把中国社会的权力金字塔翻转颠倒过来了,翻转颠倒的金字塔是最危险的金字塔,随时都会轰然倒塌。如果塌向左边,砸死的将是亿万百姓,所以左派殊死抗争地向右推;如果塌向右边,砸死的将是官僚买办,右派也在拼命支撑地向左推;左右两派都竭尽全力要砸死对方。结果却是相反相成,来自左右相反的两股政治力量不仅互相抵消,而且在相互冲击过程中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旋转推力,推动颠倒的金字塔犹如陀螺般地旋转起来,左右之间的斗争越激烈,形成的旋转力量就越强大,这只巨大政治陀螺旋转的速度就越快,其颠倒状态就越稳固。如果没有外力的冲击,它能数十年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地就此旋转下去,一旦遭遇外力冲击停止旋转,立刻就会轰然倒塌。中国历史上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大政治力量冲击形成的旋转力量,推动中国的政治陀螺旋转了二千多年,几乎耗尽了中华民族全部活力,后来遇到八国联军稍一冲击,立刻就陷入了几乎亡国灭种的百年战乱。

    目前闯过百元大关的石油价格拉开了发达国家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的序幕,衰退和危机将把数十万亿美元如狼似虎的饥饿外资驱赶到中国,中国陀螺的旋转将再次被打断,上次陀螺停转后是百年战乱,这次会有多久?愿上苍佑我中华。

    中华民族确实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21 10:34:1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长江水位降到142年最低 

长江水位降到142年最低 

2008-01-17讯 中广新闻/夏明珠

    长江流域今年酷旱,水位掉到142年最低。大陆正面临十年来最严重的旱灾,气候通常比较潮湿的华南,受灾尤其严重,几百万人饮水都成问题,一月八号,长江流经汉口的河段水位降到13.98公尺,这是自1866年以来最低水准。 

    湖北的一个农夫说,今年的旱灾,严重的程度令人难以想像,几天前,他看到好几艘船在长江上搁浅,这辈子,他从来没见过这种状况。 

    从去年十月至今,长江的主河道,已经有四十多艘船搁浅。官员说,今年的旱季比往年提早一个月报到,长江水位下降的速度,也比往年快。

 

发件人:"选择周刊" <lianbangzhi6@gmail.com> 收件人: "Choice Weekly" <lianbangzhi@gmail.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18 18:42:3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选择周刊第168期 2008年1月16日出版

从改革到改制:什么决定中国的未来?

政治学者  刘军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从1949年开始。从1949年到今天,中国经历了1949年到1976年、1976年到1978年、1978年到2007年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2007年的近30年中,中国的关键词是“改革”。

    1978年中国做出改革的决策,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如果不改革,国家机器就运转不下去了。我们通过下面这个例子来看当时中国所选择的改革方式:一栋楼出现问题,如果其结构尚可以加固,可通过改造或者加固来解决;如果其结构的根本出现问题,就需要把楼拆掉,重新建设,这一思路也适于判断中国的根本制度。1978年,邓小平的判断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存在问题,但不是致命的,可以通过加固来改变的,即通过改革对社会主义进行自我完善。于是,中国人选择了一条渐进改革的道路,即通过逐步的改革、加固和改造,让社会主义的大楼变得更加坚固、结实。从那时起,中国步入改革的年代。

    渐进改革有其固有的特点,即只涉及制度的肉,不触及其骨架;只进行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只增加一些新东西,而不触及旧的根本,即增量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即每一项改革措施都要经过中央认可,作为中央的决定层层贯彻下来;是走走停停的改革;改革的标准模糊,不知哪些措施是可行的,哪些措施是不可行的。

    中国经过近30年的渐进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没有触动旧制度的根本,没有解决根本的制度问题,且一些新的危机和问题正在积累和加速。目前,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改革已经没有空间了,下一步的举措需要动结构。显然,中央现在还没有决定动结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局面可以拖下去,在改革之后,中国的关键词究竟是什么?如果前30年是“改革”的话,未来中国的关键词就是“改制”。

    “改制”有几个尺度:第一是从命令走向市场,从国有企业走向私有。中国虽然是市场经济国家,但从南方和广东关于油供应的报道可以看出,油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控制的,中国的绝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国有控股,中国的经济只是披上市场经济的羊皮罢了。第二是从专政到民主,中国宪法表明中国的根本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可以拆开来看,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专政,而不是人民民主。如果宪法上还写着坚持某种专政,无论是什么专政,我都觉得中国的制度转变没有成功,中国不能生活在一个专政之下。其三,中国要以人民为本的国家走向以公民为本的国家。“人民”在很多国家是一般性的、没有特别明确意义的词语,但在中国却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词语,而且非常抽象,是集体本位的。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自相矛盾的,人民只是所有人当中的一部分,如果一个国家只属于所有人当中的一部分,就不可能是共和的。

    我认为,中国未来的30年,至少需要从以上几个尺度进行改制。

    如果说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是利益驱动的话,那么改制将是信仰驱动的。不是科学、制度决定中国的未来,而是信仰决定中国的未来。目前制度危机的背后是信仰危机。信仰有一个很奇妙的特点,它能让信仰者获得一个更高的标准,信仰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公司与公司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

    有人认为决定国家差异的是经济、科技、政治,这只表面现象,事实上,制度差异是造成国家之间的差异的主要原因。中国的执政党认为,中国的优越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是制度使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执政党同样认同制度差异决定了国家之间的差异。不同制度的差别在于不同制度背后所包含的信仰,制度的内涵是信仰。这个制度不是别的,正是宪政民主的自由制度!这个信仰不是别的,正是对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信仰!

   (本文系作者2007年12月11日在南航ICON年度精英论坛上的演讲)

 

人人享受卫生保健的限制条件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周其仁

   “2000年人人健康”,是1977年世界卫生大会提出的全球目标。30年过去了,这个目标究竟实现得怎么样,其间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中国规划未来医改时吸取?作者认为,离开了对现实约束条件的把握,完美动人的目标并不自动等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当世卫提出这个目标,即“HealthforAllbytheyear2000”(简写HFA/2000,直译是“2000年人人健康”)的时候,离开承诺要实现的时间还有23年。英国贝弗里奇爵士在二战岁月里为英国规划战后社保计划,规划的过渡期也是20年。大体到1960年代,英国的确建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虽然贝氏当年测算的建设成本完全没谱),而财政不堪负担、服务质量以至遭到民怨,都是后来才浮上台面的问题。在比较发达之国,英国模式、德国模式、外加前苏联模式的福利保障一起上了路。再努力一把,从1970年代末到新世纪来临之前,把社会福利推广普及到所有发展中国家,“环球同此凉热”,总是有可能的吧?

   “HFA/2000”还不完全是根据发达福利国家的经验提出来的。我看到的背景介绍说,世卫提出这个宏伟目标时,受到过一个发展中国家经验的启发。这个发展中国家就是中国,就是1970年代中国农村的 “赤脚医生”和农民合作医疗体制。以当时公开宣示的案例看,一个农民1年交1元钱,外加很少一点挂号费和药费,就可以在本村范围内得到最基本的医疗服务——这样的医疗服务网络覆盖了5亿农民,让世卫组织激动一下的理由是充分的。

    不过,“人人健康”更多的还是一个远景式口号。第30届世界卫生大会提出目标的正式表述,其实是 “到2000年使世界所有的人民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达到生活得有成效的那种健康水平”。这个提法也较空泛,所以第二年,世卫组织又发表 《阿拉木图宣言》,提出通过推行 “初级卫生保健(primaryhealthcare,简称PHC)”是实现HFA/2000战略目标的关键措施和基本途径。

    中国政府很快对上述全球目标作出了正式承诺。也许因为世卫参考了中国经验,所以时任中国卫生部长还特别提出,“我国应在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战略目标方面走在全世界前列”。1980年代中,“2000年人人享受卫生保健”数度写入中国政府报告和长期发展规划。1990年,卫生部等五部委联合颁布了 《关于我国农村实现 “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规划目标》,给出了“初级卫生保健”的中国定义和指标(“初级卫生保健是指最基本的,人人都能得到的、体现社会平等权利的、人民群众和政府都能负担得起的卫生保健服务。”)并指出,“我国农村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基本途径和基本策略是在全体农村居民中实施初级卫生保健。”1997年,中国《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决定》还是坚持,“到2000年基本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

    仟僖年终于来临了。全球实现了“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吗?或者退而求其次,至少实现了覆盖所有人的“初级卫生保健”?没有看到世卫这样说。中国做到了没有?中国也没有说。可是2002年,中国政府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又提出 “到2010年使农民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很明白,“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承诺根本就没有兑现,否则不需要再提2010年。问题是,2010年也很快就要来到,届时能不能做到?

    我认为对政府未能兑现的承诺要作分析,不能由于没有做到就再也不提了,好像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那回事。这是因为,既定目标没有实现,里面总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记取。回避现实——哪怕是令人尴尬的现实——就把这点经验教训也“回避”了,对未来没有半点好处。个人的看法,2000年中国没有实现的 “人人享有卫生健保”,既因为承诺的目标大而无当,更因为对现阶段我国推行医保的限制条件缺乏清醒的认识。

   先谈目标的大而无当。本来中国农村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做法,财务基础是农民在一个个小集体的范围内,自筹资金并实行一定程度的互济。所有农民和在农村生活过的知青都知道,不同地方的农村集体之间、甚至同一地方的不同小集体(生产队和大队)之间,收入水平和集体福利都存在不小的差别。在这个财务基础上搞起来的医疗制度,说“人人享有”也可以,但以为人人享有的福利标准是 “整齐划一的”,不免就是“美丽的误会”了。其实就连“人人”,也不能完全较真。比较客观一点,那是一套比较普遍实行的、平均的绝对水准很低、各农民小集体之间相对水平差距甚大的医疗制度。

    当这个出口转内销的 “2000年人人健康”被写成中文“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健康”,再被写入中国政府文件之后,问题就严肃起来:作为一项政府承诺,到时候兑现不了,问谁的责任?中国政府不是联合国机构,可以写下无数美妙动人的远景和目标,实际做不到也没关系,反正继续开会、继续编文件、继续大把花联合国经费就是了。中国政府要负具体行政责任,公开承诺不能兑现,言而无信,也是开玩笑的事情吗?

    老老实实说,“201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是根本难以实现的目标。这不但是因为中国人口数目巨大、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更因为中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变革过程之中,以下三大制约条件将长期约束包括医疗卫生方面的政府承诺。

    第一个制约条件,是长期被抑制的城市化,在改革开放以后加速爆发,巨量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融入城市,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结构。这是赤脚医生的人民公社时代没有的事情。现在不提别的,单每年春运的规模——1亿人口上火车,几亿人口坐汽车——哪个国家历史上见过?这对医保有重要影响:按人口属地原则设计的保障制度,怎么应付绝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民工的医保设在贵州、四川、安徽,工作生活却在北京、广州、深圳,在外有病,是回老家看,还是看了拿了账单回去报销?这些问题,所有德国模式、英国模式都没有遇到过。那些老牌国家,是在城市化大流动阶段早已经结束,多数人进入新的城乡社会结构,有了“正规就业”以后才搞起福利制度来的。“苏联模式”更没有这个问题,因为那个模式——尤其是其中国版——根本不让人自由流动。

    有专家说,所以中国才要用税收支付医疗保障,就是“公费卫生健保”,人不分天南地北,走遍天下(国内)到哪里看病也免费。当然,只要免费看病做得到、可持续,什么话也不要说了。问题是做不到。因为这里有第二个制约条件,即财政状况。近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比GDP增速快了许多,不免让人想入非非。不过,财政收入不论增加了多么快,中国财政还是有赤字,政府还是内外举债——就是说财政开支增长得更快,要花钱的地方更多。以教育为例,“政府教育经费占GDP的4%”,也是政府多年承诺要做到的,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做到。个人看法,那个承诺在技术上就难办,因为政府预算是每年3月两会决定,但GDP要到年底才知道。所以哪一年GDP增长得快,哪一年政府教育开支的比例反而更低。教育如此,根据什么说卫生医疗就可能“例外”?

    我不反对在政府现有总开支中增加卫生经费——特别是公共卫生经费——的绝对数和比例。但是有一条,此项增加,一定要以其他项目的减少为前提。就是说,做加法要以做减法为条件。现在的趋势是,家家做加法,谁也减不动,结果就是政府在国民收入大盘子中的总份额越来越高。这个趋势不扭转,什么“内需驱动的增长”根本就是无源之水。这一点,应该把各部门专家放到一个房间里,大家吵个明白。讲重要性、伟大意义,没有人不同意。卫生重要,教育重要、环境重要、治安重要,国防更重要——这都没有问题。问题是,每个都“重要”,钱从何来。水少了加面,面少了加水,把总税负和政府进项搞得越来越大,非出更大的漏子不可。

    这就带出了最后一个制约条件,公共财政体制的监督和政府行政效能。不去说严重的贪污腐败,因为讲了也未见有改善。剩下来的公共款项利用,凡是读过前几年中国国家审计长报告的,应该都有深刻印象。反正我是没有在贝弗里奇报告的英国——或者任何被称为福利国家的其他地方——看到过类似公币被滥用情况的报告。至于现在政府讲排场,办公场所、公车和一切公款开销的规模和水平,就是不看系统资料,人们也有机会在日常生活里略知一二。

    这点很重要。因为所有医保无论叫哪种模式,总要把钱集中到政府机构管理。要是政府行政效能差,腐败程度高,写得再好听的目标,实际上做起来也一定南辕北辙。这一点,我们既为中国医保尚不普及而感到遗憾,但也要为之感到庆幸——否则像“上海社保”那样的案子岂不更多?而以“人人享受卫生健保”伟大名义集中起来的公共资源,岂不是有更多部分可能落到“近水楼台先得月”分子的口袋?所以,万不能以为,建了一个保障账户就等于实现了“人人享有卫生保健”。

    现实条件约束了中国医改的可及目标,也约束了实现可及目标的模式选择和时间规划。把天下五花八门的福利方案搬来容易,但要把人家的约束条件也搬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天下国家不是一家,政府也不是一家。中国医改只能从自己的制约条件出发,才可能避免再次开出无望兑现的支票。

 

隔离疗法:联邦化改革道路

民间学者  吴稼祥

    如果把当今世界上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过程看成是治疗过程,从治疗方法上看,有两大流派。一派以俄国为代表,其治疗方法被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萨克斯称为“休克疗法(Shock-Therapy)”;另一派以中国为代表,大多数西方研究者不以治疗过程看待它,而称之为“渐进改革”。不过,依我看,用治疗过程看待中国改革也未尝不可。中国改革作为一个流派,可以叫做“隔离疗法”。

    1、“新经济隔离区”

    “隔离疗法”一般用来对付恶性传染病,比如麻风病。有一部好莱坞影片,是著名影星霍夫曼和弗里曼演的,说有只猴子把出血热传染到美国一个小镇,政府的第一反应,就是动用军队对小镇进行隔离,不许人员出入;还差一点用机载导弹把小镇“处理”掉了,如果不是及时找到了那只猴子,用它的血液制作出抗体的话。在那些受极权体制束缚的国家统治者看来,任何外界来的新事物,都象那只猴子带来的出血热一样,被看成恶性传染病。

    不过,对于那些既需要猴子那样的新事物,又害怕它携带传染病的非现代国家的领导人来说,划出一定区域“喂养”猴子,又对该区域进行隔离,就是一个聪明的选择:既可以堵住恐惧新事物的死硬保守派的嘴,又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有自己的安全感,如果新事物试验成功,可以扩大“隔离区”,如果失败,“瘟疫”不至于传播到更广大的地区,及时关闭它就是了。

    因此,所谓深圳经济开发区,最初不过就是一个“新经济隔离区”而已。但是,一个人的毒药,却可能是另一个人的美食。特区新经济被某些人看成苍蝇、蚊子和传染病,却被小老百姓看成海市蜃楼。结果,把特区和内地隔离开来,不让内地人进入,本来是为了防止内地人受害,结果却成了阻止内地人受益。对保守派来说,本来是为了防止特区“污染”内地,而对改革派来说,却成了保护特区不受内地旧体制腐蚀。当经济特区越办越好,吸引力越来越大时,在特区里实行的新经济制度和新经济政策,就会慢慢扩散到内地。

    2、制度变迁模式

    不仅经济特区是这样,中国开始于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也是如此,运用的也是隔离疗法。起初,农村单干只被隔离在安徽农村,它周边的省份都加以抵制。1980年,我回安徽做学年论文调查,途径江苏边境时,看见边界线上旗帜招展,上面大书特书:“坚决抵制安徽单干风!”等到安徽粮食产量逐年上升后,对安徽农村的隔离才逐步被撤销。

    隔离疗法有其合理性。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一开始就在全国范围内对新事物、新制度进行实验,一旦失败,代价就很大,而且还不容易调整和纠正。如果当年国民党政府对共产主义进行隔离疗法,中国的历史就可能重写。二战结束时,德国修建柏林墙;韩战结束时,南北韩之间划定三八线,奉行的政策,其实都也是隔离疗法。两边的制度竞赛了半个多世纪,最终拯救东德的是西德,对北韩实行“阳光政策”的是南韩。如果不是人为地障碍,柏林墙倒得更早,三八如今已不存在。但即使这样,德国民族和韩国民族比中华民族付出的代价还是要小些,因为有一半的人民和国土被隔离在大饥荒和文革那样的灾难之外。

    作为制度变迁的一种模式,隔离疗法坚持的是制度竞赛和制度培育思想。在人们还没有判明一种新制度是否比原来的制度优越的时候,划出一定区域或空间对该制度进行培育,不仅可以减少制度冲突,防止社会全面失范或全面陷入制度性灾难,还可以减少制度变迁成本。这种变革模式,有时也可以被称为“双轨制”。所谓“双轨制”,是指在同一时间里,让新旧两种制度并存,用旧制度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用新制度寻求社会的发展空间。这样,社会在发展中有稳定,在稳定中有变革。

    3、香港是中国联邦化改革的起点

    中国农村改革实行的是双轨制,价格改革和产权改革实行的也是双轨制。双轨制改革开始时是抓大放小,比如先抓住生产资料的价格,放开蔬菜、肉类、蛋禽的价格;先放开流通领域的经营权,抓住生产企业的经营权;先放开发展农村和小城镇的私有经济,在大城市坚持国有经济;先放开边远地区,让其引进外资,抓住内地中心城市不放,等等。今天,在媒体业也在实行类似改革:中央抓住10家左右的大报不放,逐步放开其它小报;中央大报必须传播党的声音,大报自己办的若干小报可以炒各种社会新闻。

    在双轨制下,旧的一轨,一般是存量,新轨是增量;旧轨是死的、凝固的、缺乏吸引力和生命力的,新轨则是生气勃勃、不断发展的一轨。一张大报,是旧轨,但它下属办的许多家子报、子报的子报是新轨。随着时间的发展,旧轨在社会生活中的比重自然不断下降,新体制就这样慢慢确立起来。这就是中国20年来经济改革的轨迹。这种改革模式,被不少西方研究者认为是基本成功的。

    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可以借鉴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成功经验,而且事实上,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已经在用“一国两制”对复合制现代国家体制进行隔离试验。这可以被当作中国联邦化改革的起点。联邦化双轨制改革已经启动:一轨新,在香港、澳门;另一轨旧,在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如何将新轨逐步引进大陆,就是中国联邦化改革要解决的课题。

 

新劳动法的困扰

香港大学教授  张五常

    三年前贝加写中国前途,不乐观。他的看法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有可观之境,很大机会会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举出二战后的德国与日本的例子,说服力相当高。三年前我持不同观点,也当然希望他错。然而,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贝加有机会对,而当时神州大地正开始引进西方的胡涂政策了。我不同意贝加,因为他不明白中国,不知道我当时正在研究的中国经济制度。在这制度中,地区的县有很大的经济话事权,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激烈,会迫使他们反对中央上头推出的对竞争不利的政策。我担心的是人民币的处理,尤其是汇率那方面,因为货币问题地区政府是没有话事权的。

    北京不久前推出的新劳动法,共九十八条,洋洋大观,对地区的竞争制度很不利,应该不容易推行。问题是这「新劳动法」由国家主席推出,势在必行。六月二十九日通过,明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公布内容是几个星期前的事,网上吵得热闹。我本想早作分析,无奈正在写《人民币的困境》那系列的五篇文章,脑子集中,分「思」不下也。

    这几天翻阅有关新劳动法的文件,也读到一些市场的热闹回应,认为问题太复杂,不可能用一篇甚至一系列文章详尽分析。前思后想,决定只写一篇,不针对细节,只谈一些基本的经济原则。

    新劳动法因为约束合约选择而引起的热门话题有四方面。一是机构之间的派遣工作,二是试用期,三是补偿金,四是无固定期限合约。后者吵得最热闹,是法例第十四条。篇幅所限,这里只略谈这第十四条,复杂的。简化而又不大正确地说,这「无固定期」法例是指一个员工在一个「单位」工作了十年,法定退休期之前单位不能解雇。这是说,一个员工被雇十年后,不管合约怎样写,法律上会获得终生雇用的权利。

    中国之外,我知道终生雇用有两个其它实例。其一是日本,终生雇用的安排曾经普及。起自百多年前德川幕府的家族传统,不解雇成员。这制度之所以能持久,主要因为基本工资低,员工的收入主要靠分红。这终生雇用制今天在日本再不是那么盛行了。

    第二个与第十四条更相近的例子,是美国的大学的终生雇用合约(香港的大学也拜之为师)。一个博士被聘为助理教授,合约三年,续约再三年。六年后,再续约就升为副教授,获得终生雇用合约,否则被解雇。今天不少美国大学,是获得终生雇用后,可以永远不退休。这大学的终生雇用安排,起于要维护教授的思想与言论自由,初时只用于公立大学,后来好些私立的也被迫跟进。

    效果怎样呢?说是维护思想自由,结果是维护懒人。考虑减薪吗?教师工会立刻出现,吵得一团糟。当年我因为拒绝入「会」而弄得不愉快。可能最大的祸害,是有了终生雇用制后,力争上游的青年才俊因为上头「满座」而无职可升。七十年代在美国任教职时,我替那些结了婚、有了孩子的助理教授的前路茫茫爱莫能助。今天,因为上头「满座」,要在美国的大学获得终生雇用简直免问,而以短暂合约续约再续约的安排是来得普遍了。这是香港人说的散仔打散工。原来的计划是终生雇用,到头来短暂合约变得普遍。这是美国学术界的不幸。

    目前中国要推出的新劳动法,第十四条之外还有其它数十条,一般是要维护劳工的权益。短期不会有大影响,因为正在盛行的,是员工炒老板,不顾而去另谋高就,老板跪下来也留不住。然而,有朝一日,经济缓慢下来,老板要炒员工,在新劳动法的保护下,工会林立会出现。举国大罢工的机会存在,证明贝加是对的。到那时,北京不容易压制工会的成立与罢工,因为员工可以说是依新劳动法行动。

    不要误会,我的心脏长在正确的位置。有生以来,我永远站在劳苦大众那一边。任何法例只要对贫苦人家的自力更生有助,我没有反对过。问题是法例归法例,效果归效果,数之不尽的说是维护劳工的法例,有反作用。支持这观点的研究文献无数。我自己在街头巷尾跑了一生,结交的穷朋友无数,怎可以不为他们说话?不是说新劳动法不会帮助某些人,但这些人是谁呢?他们真的是需要帮助的劳苦大众吗?给某些有关系的或懂得看风驶舵的人甜头,某些真的需要帮助的就失却了自力更生的机会。这是经济历史的规律。

    从经济原则那方面看,是如果要增加自力更生的机会,正确的做法是清楚界定资产权利之后,我们要让市场有合约选择的自由。在雇用合约那方面,雇主要怎样选,劳工要怎样选,你情我愿,应该自由,政府干预一般是事与愿违的。我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更不相信市场无所不能。这里有一个严重而又不容易处理的问题:劳工合约的自由选择,好些劳工不清楚他们选的是什么,不知道法律对他们有什么保障,不知道他们是否受骗了。无良的老板这里那里存在。这方面政府要做的不是干预合约的选择,而是要设法协助,对劳工解释他们选择的合约是说什么,法律可以帮多少忙。如果劳工清楚明白,政府不要左右合约的选择。可惜澄清合约的本质是困难程度相当高的工作,而今天中国的劳苦大众,合约与法律的知识不足,是以为难。不同收入层面的员工有不同层面的知识,新劳动法不应该一视同仁。

    基本的问题,是如果大家对合约与法律的知识足够,合约的自由选择对经济发展是最上算的。北京不应该因为这些知识的不足而以新劳动法左右合约的自由。这新法有机会把改革得大有看头的经济搞垮了。北京的责任是教育与传播合约与法律知识,因为种种原因,这些事项市场不容易处理。硬性规定劳工合约要如此这般,是干预市场运作,不可取也。

    最近为高斯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我指出九十年代后期中国有通缩,而算进当时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急升,这通缩严重。房地产之价下降了三分之二。然而,这时期经济增长保八,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四左右。毫无疑问,这个推翻了佛利民的货币理论的经济奇迹,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合约选择的自由度够高,尤其是劳工合约那方面。如果当时中国有今天要推出的新劳动法,严厉执行,失业率逾百分之八恐怕是起码的了。很不幸,因为新劳动法的推出,我不能不在该文补加一个脚注。九十七岁的高斯不会高兴:他坚持该文要以中国大凯旋的姿态收笔。
(本文转载自作者博客)

 

再谈新劳动法

张五常

    拙作《新劳动法的困扰》发表后,在国内引起大得出乎意料的反响。要求访问的媒体众,都推却了。然而,不少读者与同学要求再作深入一点的解释,我想,身为教授,藉这机会示范一下对经济问题探讨的方法,也是好的。任何经济问题我喜欢从不同的角度衡量,然后合并起来看整体。这样处理与课本或大学教的不同,但对理解世事可得心应手。经济问题要这样处理才对。用惯了转换角度,熟能生巧,可以转得快。同学们学经济,从第一天起要学转换角度,习以为常,天资一般的十年后对制度运作的理解有机会登堂入室。不这样,苦学数十年也无济于事。

这里我从不同的角度再看二○○八年一月一日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假设同学读过上一篇。分点说,每点角度不同,都是前文没有说过的。

(一)这几年国内的贫苦人家的收入上升得快,是好现象。五年前苏浙与广东一带的农工月薪约三百,今天约八百(不是天天有工作的日工今天约六十)。四年前,上海高档次住宅的女佣月薪约八百,今天约一千五百。三年前一个装修技工的日薪约五十,今天约九十。

上了年纪的香港朋友应该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低下劳力(尤其是女佣)的薪酬上升得非常快,但相比之下,香港昔日低收入的上升速度,只约今天国内的一半。那时的香港是弗里德曼认为难得一见的经济奇迹,却不及今天的中国。这就带来几个问题。从最重要的改善低收入的劳苦大众看,今天的中国破了人类纪录好几条街,为什么北京偏偏要在这个时刻去左右这个发展呢?有谁够胆站起来,说那新劳动法对改进低收入阶层比今天的市场做得更好?市场的自由合约选择既然大显神通,干预不是很蠢吗?该新法无疑是为协助低收入的人而设的,为什么高收入的也一视同仁地处理?

(二)去问这几年收入上升了一倍的劳苦大众:「生活怎样呀?要政府帮助吗?」他们会回应:「很苦呀!希望北京大人高抬贵手。」他们不是说谎话,而是讯息增加了。是的,只不过六七年前,无数的贫苦人家没有进过需要穿上鞋子的食肆,结交不到几个月入数千的朋友。今天收入上升了一倍,看到了新人新事,增加了知识。当他们见到收入比他们高得多的,不容易解释,于是不平则鸣。他们关注的是收入的差距,可没有想到,从收入百分比的相对升幅上看,贫富的差距正在收窄。他们不甘于耐心等待。不是说只要有耐心就可富裕起来,而是他们今天有机会,可以自己发奋图强打上去。不管这些人的投诉,再几年生活继续好转,他们就不投诉了。这是香港昔日的经验。

是的,历史重复过无数次。增加了一点知识但还是远为不足的老百姓,往往认为政府的扶贫政策,或今天推出的新劳动法,会对他们的收入有助。可惜历史无情,这类政策的一般效果,是扼杀了贫苦人家自力更生的机会。新劳动法的推出,我可以看到某些人会获得掌声,可以看到某些人会获得甜头,但看不到此法会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老百姓。纵横经济研究大半生,这类推断我从来不错。

(三)也是这六、七年,我屡次提及的协助农民转到工业去的接单厂家,毛利一般从百分之四十左右下降至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后者近于底线,再下降几个百分点就要关门大吉了。那所谓毛利,是要支付厂房、机械、维修、管理、灯油火蜡等成本的。毛利百分之二十五还捱得住,是近于天才了。

为什么那毛利率这几年急速下降呢?劳力工资上升是个原因;出口以美元结算,而人民币兑美元上升了也是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些厂家不提升产品的价格呢?是越南与印度等地,他们的工资比中国低相当多,而今天国内厂家的竞争对手,早就不限于国内的了。北京如果不派人作实地调查,就要相信我:目今的接单工厂,工资出到尽,但聘请不到工人。新劳动法的推出,作几年看,一定会增加这些厂家的成本压力。

(四)新劳动法共九十八条,加起来会鼓励工会的诞生。今天国内比较大的工厂是有工会的,由北京上头监管,不坏。但在西方,那些称得上是「独立」或「民营」的工会很头痛,可以把经济搞垮。这方面读者不妨参考德国二战后的不幸史实,以及当年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与美国的里根总统对工会的手起刀落、强硬处理,斗个你死我活才把经济搞起来。四十年前我求教过戴维德等前辈,他们一致认为足以为祸经济的工会要有政府的间接鼓励或支持。北京推出的新劳动法,对「独立」工会诞生的鼓励是明显的。

独立或民营工会对经济的祸害,主要是租值转移与租值消散。在租值转移那方面,传统的分析是工会把老板或资本家的身家局部转到劳工那边去,削弱了前者力争上游的投资意向。但我认为更头痛的租值转移,是把生产力强的员工的收入中的租值,转到不事振作的员工那边去。当年在美国我拒绝入教师工会,主要就是这点。认为自己的学术贡献了得是人之常情,所以反对工会条例含意着的平均主义。至于这些租值转移必会带来的租值消散,往往庞大,是搞垮经济的重心所在。

租值消散是非常重要的经济话题,复杂的,篇幅所限,不能在这里解释。关于这话题,今天行内还有不少人认为最重要的两篇文献,是我在一九七○及一九七四发表的。不喜欢读英语的同学,可参阅《经济解释》的卷二与卷三:《供应的行为》与《制度的选择》。

(五)世界各国的政府机构,一般都有类似「新劳动法」第十四条的无固定期的终生雇用的合约安排。但政府机构一般不是私营的,既非牟利,也不是做生意或产出可以在市场出售的商品。尽管如此,按章工作的政府公务员也往往因为有铁饭碗的保护而变得工作散漫了。因为有工会的存在,欧洲某些国家的某些私营机构有铁饭碗的合约安排,劣绩明确。我不明白,中国的经改今天有大成,一个主要原因是粉碎了当年「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的铁饭碗,为什么这次新劳动法的推出,又把铁饭碗搬回来?不一样,但杀伤力类同也。希望北京的朋友知道,中国人多地少,没有资格仿效西方的人少地多的奢侈政策。

(六)当我翻阅新劳动法例之际,脑子不断地想着雇用员工的老板会怎样应对。会炒人吗?炒哪一种?可以炒后再聘吗?会采用两家或以上的公司把员工调来调去吗?会大幅减薪而转用分红合约吗?也不断地想着面对第十四条的十年关头的员工会怎样应对。已经成家立室,要不要在被炒前抢先另谋高就呢?还是多擦老板的鞋?开个小店子,自己雇用自己,会不会是较为安全的家庭保障呢?

是的,新劳动法可以有数之不尽的阐释,不容易肯定,而这样一来,劳动市场的交易费用急升无可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家面对的有两方面的选择。其一是该法写得或管得下无对策,使我想到《地球停顿记》*那套旧科幻电影,经改会停顿下来。其二是政府上头或管或不管,阐释变化多端,那么在交易费用急升下,律师发达可期矣。

 

民主再造工程──台湾民主第二阶段改革宣言

国民党前主席 马英九

、核心理念─以宪政主义的精神,开启台湾民主第二阶段改革

    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华人文化圈史无前例的奇迹,也是型塑今日台湾社会风貌最重要的历史进程。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我们目睹了台湾人民追求政治自主的壮盛决心,也承受了各种政治激情所带来的对立、猜忌与伤害。我们的民主固然具备了形式上的条件,但是民主生活的内涵却仍然极为贫瘠,其原因何在呢?

我们认为,台湾民主的困境,是从未真正落实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的精神。宪政主义强调分权制衡,主张法治与捍卫基本人权,并严格限制政府不得滥用权力,这是优质民主必要的基础。然而民主在台湾的实践,却偏重于选举,对于民主的实质内涵──宪政主义的理念,未能给予足够重视,以致于政治人物违法滥权不断,而各界除了扼腕之外,竟不能有所作为,这也使得台湾的政治只有「转型」,却无「正义」。

在解严二十年后的今天,人民对台湾民主质量低落的抱怨,朝野政党应该深自反省,不应续以戒严时期的心态,妖魔化对手或整日掉入历史功过的争论中。

现在我们有必要重新根据宪政主义的原则,检讨过去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使台湾可以摆脱族群动员、民粹主义,以及政府贪污腐化的噩梦,让台湾人民真正享受民主转型所承诺的福祉。

过去二十年的政治发展,可以看成台湾民主政治的第一阶段改革。此期间内,我们完成了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国会全面改选、政权和平转移等重要工作。从2008年开始,我们希望启动台湾民主第二阶段改革,具体实现权责相符的宪政体制、推动政党良性竞争、落实司法审判独立、强化防贪肃贪机制、鼓励公民社会蓬勃发展,并维护弱势的基本人权。我们将以行动证明︰台湾不仅可以有普选的民主,更可以实现理性、公平、负责、清廉的民主。台湾的民主可以不必流于空洞,只要我们肯努力,一定可以充实民主的内涵,展现优质民主应有的活力。

二、具体主张

1、 确立宪政主义的基本精神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得以顺利发展,是因为坚守宪政主义的精神。宪政主义主张人人拥有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政府权力必须受到节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一切措施依法而行、行政体系严守中立。这些基本原则,是一个民主国家对抗专制暴政或民粹主义的关键所在,也是我们追求优质民主的确实保证。

我们执政之后,将尽一切努力落实民主的核心价值,使宪政主义成为朝野政党的共识。我们期待民进党不要受限于台湾民族主义,从而放弃他们对宪政民主应有的坚持。我们也主张加强宪政主义的公民教育,使全国人民都能了解民主的真谛,对民主政治恢复信心。

2、实现权责相符的中央政府体制

自1991年以来,为因应民主化的需要,我国已历经七次修宪。修宪的结果,固然有博得全民肯定地方,也有引发各界争议之处。有关中央政府体制,我国的规定接近法国双首长制。此一制度虽非完美,却自有合理运行的规范。不幸的是,陈水扁总统从未依照现行宪法的精神,由国会多数党或多数联盟组阁,并屡屡违反多数治理原则,建立少数政府,这也是过去七年来造成政治动荡的根本原因。

如果本党赢得总统选举,我们将依循宪法规定,清楚掌握府、院、国会间应有的分际,严格遵守宪法关于总统职权的规定,任命立法院多数党或多数联盟组成内阁,并以合乎宪法精神的作为,建立足以体现「权责相符」原则的宪政惯例。即使民进党赢得立法院多数席次,我们也将依据宪法精神,任命民进党人担任行政院长,实现蓝绿共治。

我们不赞成以修宪或制宪为手段,追求更改国名或藉此刺激选票的短视作为,但有鉴于社会各界对现行中央政府体制的评价不同、对朝向内阁制或总统制发展有分歧意见、并且对国会减半后的议事正义有所关切,因此我们执政后除将努力行宪,并拟于总统及立法院改选两年后,成立宪法评估小组,检讨现行宪法实施以来的优缺点,以及国会减半后的议事成效。如果朝野能有普遍共识,我们将推动进一步的宪政改革,以响应国人对宪政秩序的期待。

3、推动政党良性竞争

目前台湾民主发展之所以令人感到忧心,除了陈水扁总统一意孤行,违反宪法规定扩权滥权之外,也与朝野政党间的激烈对抗有关。事实上,民主政治虽然以政治竞争为常态,但各政党不应以消灭对方、垄断统治权为目的。过去威权统治时期,本党固未遵守宪政民主原则,曾阻扰与压制反对党运动。但台湾民主转型过程,本党扮演主要推手,并清楚界定民进党为「竞争对手」,而非「敌人」。不幸的是,民进党至今仍以各种手段,丑化本党为「外来政权」,并操弄族群认同。最近更炒作解严题材,不断算老帐,搞清算。此种作为,完全无助于台湾民主的正常发展。

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呼吁朝野各党回归民主政治的常轨,相互尊重,在宪政轨道上,进行良性竞争。事实上,民主国家内只应有政党竞逐,不应有敌我斗争。一味将政治上的竞争者污名化为背叛国家的敌人,是没有政治道德、没有民主素养的行为。我们将尽一切努力,营造一个具有互信基础的政治竞争环境,让人民可以放心地选择他们的政治价值,以及代表这些价值的政党。

4、落实司法独立及行政中立

台湾的司法经常为人所诟病,认为无法摆脱政治势力的支配与影响。司法改革运动推行多年,虽已相当程度革除司法弊端,但是总统对大法官的提名方式、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对检调单位的控管,仍使政治阴影无所不在。然而,司法未能完全独立,则法律主治的宪政原则就无法落实。因此,我们执政后,将检讨目前独立机关的提名制度,希望专业、操守与担当成为提名的主要考虑,不容政治决定一切。我们也将严禁政治势力介入司法人事、调查与审判,并积极推动司法改革,提升司法公正形象,以构筑人权保障的最后防线。

除了司法独立之外,我们也会严格要求各级文官遵守行政中立原则,禁止目前常见的「以行政资源助选」的歪风。对于宪法所规定的监察、考试两院人事,以及与行政部门有关的独立机关,如中央选举委员会、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等,我们都将予以充分尊重,以确保其职权行使的独立与公正。

5、鼓励自主的公民社会蓬勃发展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民主巩固所不可或缺的基石。健全的公民社会,包括各种自发性的人民团体、活跃的公益社团、积极的专业组织、绵密的小区网络、各类型社会运动,以及批判性的大众媒体。公民社会在政府、市场与家庭之外,形成民主国家另一个重要的环节。由于公民社会的存在与运作,民主政治才能建立广泛的草根基础,并使平等参与的理念深入人民心中。

基于公民社会的特殊属性,我们主张政府应该协助人民团体排除其形成过程中的法令障碍,提供人民团体宽广的活动平台,但不介入人民团体的活动内容。我们将重新检讨集会游行法与人民团体法等相关法律,使其与时俱进,成为社会进步的正面力量。

另外,政府亦须仔细倾听人民团体及大众传播媒体的声音,虚心检讨自己施政的成败。我们绝不允许类似民进党政府搜索媒体、恫吓媒体的行为,也不会将独立批判的民间声音解读为「唱衰台湾」的言行。

相反地,我们将遵循宪政主义的原则,致力营造一个充分保障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结社自由的公共空间,使「自由之家」对台湾的自由度评比,再度回到第一级。我们相信鼓励公民社会的成长壮大,将可以向全世界展现台湾民主的成熟与自信。

6、强化整饬贪污的机制

民主国家除了确保人民积极参政的权利,也必须提供一个廉洁、有效能、有正义感的政府。过去几年来,政府的贪渎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民进党政务官涉嫌贪腐人数之多,更是前所未见。而陈总统亲属涉及弊案,甚至引起百万人民街头抗议。我们在痛心之余,必须加速建立完整的防贪、肃贪制度,使类似丑闻不再上演。

我们执政之后,将立即建立廉政指标,明定公务人员清廉办事的流程与规范,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一体遵行,并责成各级首长以身作则,亲自推动。我们也要加强检察体系防贪与肃贪的功能,使司法单位有足够的权限、人力与资源去打击贪污腐化。至于延宕多时的阳光法案,我们也将协调立法院尽速通过,以使黑暗势力无所遁形。我们决心使台湾的政府清廉度与透明度名列东亚前茅,让台湾人民为自己的民选政府感到骄傲。

7、以审议民主促进行政及立法改革

代议民主经常为人所诟病者,一在决策过程不够公开,二在讨论过程不够理性。为使决策过程更为公开,有人主张经常进行公民投票,让一般人民得以直接参与国家大事的决定,避免公共政策沦为少数菁英的禁脔。但是扩大参与范围的结果,却又容易产生讨论不足、以情绪取代理性的后果。为了进一步改善民主参与的缺失,有人引进「审议民主」的理念,希望透过公民会议或小区协商的方式,弥补现行各种民主决策程序不够开放、不够理性的缺点。

我们从国内外各种实践经验得知,审议民主的理想终须进入行政与立法过程,否则纯属抽样性、局部性的公民会议并不能取得民主决策的正当性。因此,我们主张推动行政及立法改革,由行政院及立法院内部自行建立理性审议的程序,以加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透明度与理性程度。换言之,我们将努力把平等对话、理性沟通、寻求共识的精神转化为制度性的规范,以大幅提高台湾民主决策的质量。我们认为不论澎湖开放赌场问题、苏花高兴建问题以及立法院人事同意权问题,都应依循前述审议民主过程,以求取政策与人事决定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8、维护弱势的基本人权

我国宪法明定全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并享有各种基本人权。然而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弱势者仍无法真正享有宪法所保障的平等权利。举例而言,女性之就业机会、原住民之文化尊严、同性恋者之法律地位、农渔劳工之实质所得等,皆无法与男性、汉族、异性恋、中上阶层相提并论。随着社会的变迁,近年来更出现外籍客工、外籍配偶、新移民后代、独居老人、长期失业者、罕见疾病患者等遭受各种不合理、不平等对待的严重问题。

一个无法充分保障弱势者基本人权的社会,就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民主社会。我们承诺于执政之后,立即修订各种不合时宜、有违人权的法令,以维护社会弱势者的基本权益。同时,我们也将透过公共政策,矫正过去政府未能积极扶助弱势者的缺失。更重要的,我们要加强人道主义的公民教育,让全体社会成员皆能培养慈悲、宽容、公义的心胸,以给予所有弱势者应有的关怀、尊重与救济。

三、结语

民主社会永远存在分歧意见,也永远存在各种利益冲突。但是透过宪政主义的实践,分歧的意见不致撕裂整体社会,而冲突的利益也可以获得制度性的协商与解决。我们呼吁全体国民,珍惜台湾民主发展的既有成果,正视台湾民主发展的困境,并认真思考以宪政主义开创第二阶段民主改革的可能。

我们期待未来的台湾政治社会,不再受制于选举动员的惯性反应,而能有超越胜负、为国家建立长治久安基础的格局。我们呼吁民进党的朋友们,不要继续操弄族群认同及敌我斗争,而能以负责任的政见与我们共同建立民主政党竞争的典范。我们更希望透过这场总统大选,让未来世代重新找到关怀公共事务的动力,并能持续不断地为追求宪政民主的理想而献身。

解严二十周年是新的起点,让我们共同为台湾民主的第二阶段改革一起努力!

(作者是国民党前主席)

 

发件人:"James Zhu" <huaxiachu@bellsouth.net> 收件人: "James Zhu" <huaxiachu@bellsouth.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19 23:59:2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民主制度的胜利。。。 

    学渊评:既然说台湾是中国的一地,台湾人的实践也是中国人的实践,台湾能走出专制主义的死局,并提升民主制度的水准,则是全中国的经验和希望。陈水扁是一个很能catch point(抓点子)的人物,选前他告诉民众,选国民党或选民进党的实质是‘选中国,还是选台湾’,但是民众不吃这套落后意识的煽情口号了。这次马英九提出的总统竞选的口号是‘廉政肃贪’,又太切合中华民族的腐败传统了。民主制度初期,可能会有低级议题发生,但是它会向高级议题进化。台湾的贪腐与大陆相比,实在微不足道;但台湾人民还要用制度去了解决它,手段就是规则化的多党政治和愈来愈多的理性选票。

民主制度的胜利

朱学渊

   这次台湾立法委员选举,本来人们就预测国民党会胜过民进党;但是选举结果公布,国民党赢得的席次之多,甚至超过了国民党自己原来的估计。这样的结果出人意料,但是也耐人寻味。接下来就是总统选举,让我们拭目以待,给双方都鼓鼓气。对于这次的选举结果,各方人士纷纷提出自己的解释,读来很受启发。作为大陆人,我首先一个感觉是,在台湾,民主制度日趋稳固与成熟。整个选举过程和平有序,选举结果揭晓,各方都表示服从选票的裁决。更难得的是,胜者不骄狂,败者不气馁。这就让人对台湾的民主有更大的信心。

    民进党自二○○○年上台执政,到现在已经整整八年。这中间的成败得失,很值得大陆反对人士认真学习与吸取。从受打压的斗士,到合法的反对派,再到执政党,原有的道义光彩自然就褪色了,而缺乏执政经验和足够的管理人才这一先天弱点就显露出来了。应该说,不少民进党人士是善于学习的,其中也有相当优秀的治理人才,但总体上仍嫌不足。民进党执政以后,原来坚持的一些基本价值反倒因为已经站在当局的角度而不再被坚持,这在相当程度上让原来的同盟者失望,使得选票流失。这也是此次失败的原因之一。同时,内部监督机制不完善,使得一向以清廉为代表的民进党的形象也收到影响。这一切都提醒大陆的反对人士在坚持抗争的同时,也要注意学习,学习各种经营管理当代社会的有用的知识。

    由于中共打压,台湾苦于没有足够的国际空间。这是台湾人民,不分朝野,不分蓝绿,大家共同的痛。在这一点上,各党各派可以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共识,不宜一味的对抗。另外,也要注意结合理想与现实。近些年来,大陆经济获得很大发展,但一党专政依然如故。无论从什么角度讲,大陆的民主化对台湾都是有益的,我们希望台湾无论蓝绿都能对大陆的民主化给予更大的关切与支持。

    同时我们更应当看到的是,这次选举结果,其实并不是国民党的胜利,因为在民进党执政如此令人失望的情况下,国民党的政党得票率并没有增长。选举结果只是表达了民众对民进党的失望而已。应当说,这次选举,是民主制度的胜利。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民主制度下,一个执政党,即使曾经占尽政治优势,但是一旦政策失当,就会受到选民的制裁。在民主制度下,民众可以充分当家作主,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国民党在胜选后表现得戒慎恐惧,表明他们学到了教训,知道民意如流水,随时会翻盘,这是民主政治给他们的教训,同时也证明了民主制度的价值。那些曾经认为台湾的民主很“恶质”,给台湾带来“退步”的人,现在应当反省了。

 

全球经济中的中国和印度

印度总理  曼莫汉·辛格

2008年1月15日上午 在中国社科院的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佳贵博士,尊敬的各位学者、女士们、先生们,中国社会科学院闻名遐尔,能够在此与诸位交流,我深感荣幸。贵院是一所一流的学术机构,在过去30年里一直走在知识界的前沿,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很高兴到这个伟大的国家进行访问。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辉煌成就令印度人民钦佩,中国的崛起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发展之一。作为中国最大的邻国和朋友,我们对这一重大进程不可能不受到触动。中国伟大的学者、当代最著名的印度学家季羡林教授曾精辟地指出,中印两大文化圈之间相互学习和影响,又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也是现实。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印度和中国都处于快速变革的时期,我们两个社会的中心任务都是发展。我们的社会制度虽然不同,但是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当中印人口加起来有25亿的大国摆脱束缚,发挥创造力的时候,它的影响注定是世界性的。世界知道这一点,也在密切地关注着。因此,我想借今天的机会,谈谈印度的发展经验和我认为的21世纪印中合作的特殊机遇。 

  女士们、先生们,温家宝总理最近在新加坡发表了《只有开放金融,国家才能富强》的演讲,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外经济开放使中国深深受益,也使印度深深受益,印度正在发生着变化。我承认,中国的成功是促进变化的一种动力,这一进程始于上世纪80年代,于1991年深入发展。在我们的制度下,只有通过公众讨论才能实现变革,而达成政治共识需要时间。 

  但是,我高兴地告诉大家,自1991年以来的16年间,印度各界政府都致力于推进改革进程,使印度走上了今天的快速发展之路。在过去五年中,我们的年均经济增长达到了8.5%,这是前所未有的,也使我们有信心相信能做得更好。我们力争在不久的将来,将年均增长率提高到10%。印度国内信心十足,对未来充满乐观。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印度和中国都处于快速变革的时期,我们两个社会的中心任务都是发展。我们的社会制度虽然不同,但是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当中印人口加起来有25亿的大国摆脱束缚,发挥创造力的时候,它的影响注定是世界性的。世界知道这一点,也在密切地关注着。因此,我想借今天的机会,谈谈印度的发展经验和我认为的21世纪印中合作的特殊机遇。 

  女士们、先生们,温家宝总理最近在新加坡发表了《只有开放金融,国家才能富强》的演讲,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外经济开放使中国深深受益,也使印度深深受益,印度正在发生着变化。我承认,中国的成功是促进变化的一种动力,这一进程始于上世纪80年代,于1991年深入发展。在我们的制度下,只有通过公众讨论才能实现变革,而达成政治共识需要时间。 

  但是,我高兴地告诉大家,自1991年以来的16年间,印度各界政府都致力于推进改革进程,使印度走上了今天的快速发展之路。在过去五年中,我们的年均经济增长达到了8.5%,这是前所未有的,也使我们有信心相信能做得更好。我们力争在不久的将来,将年均增长率提高到10%。印度国内信心十足,对未来充满乐观。

  女士们、先生们,在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方面,印度经济展现出了活力。20年来,我国的工业,特别是大中型工业通过结构重组,变得在全球都具有竞争力,这一进程还在继续。近几年来,我们创造了有利于发展创造力和进取精神的氛围,我们的信息技术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还有一些行业也正在兴起,制造业和汽车配件业都颇具竞争力。印度新兴的跨国公司也纷纷投资海外。 

  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其中很多企业也在中国进行投资。几周前,由中央政府各邦和中央直辖区组成的印度国家发展委员会批准印度2007—2012年第十一个五年计划。该计划提出,要在现有增长势头基础上到2012年将经济增长率进一步提高到10%。同时计划也指出,增长速度不是规划的唯一目标,我们还要确保这一增长是人人受益的、公平的,我们必须解决地区之间,特别是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农业复苏,土地紧张和农业人口向工业生产型岗位转移不足等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人人受益的增长。这同中国所说的和谐发展异曲同工。 

  “十一五”计划还决定进行重大的结构调整,以解决阻碍我们实现更快、更多人受益的发展目标的主要瓶颈。发展的首要任务必须是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提出,要依靠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投资到2012年将基础设施投资由2006年GDP的5%提高到9%。教育包括技能培训,也是我们一个优先领域。我们提出,在“十一五”计划期间,将中央政府的教育和技能培训投入增加两倍,由“十五”计划期间不到总支出的8%提高到19%以上。 

   事实上,农业、教育、卫生和农村发展的拨款占政府总预算一半以上,这体现了我们对人人受益增长的重视。对印度这样大的国家来说,可持续发展是另一个重点。我们要应对能源、粮食、水安全和气候变化方面的挑战,这些也是中国面临的挑战。

  (本文原系2008年1月15日上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演讲。)

 

 

发件人:<mllm929@sohu.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18 11:31:2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马玲稿件 

奥运会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

马 玲

2008-1-18

    作者简介:马玲,曾在香港《大公报》工作十年,任职高级记者、专栏作家、撰述员。现为香港《广角镜》主笔。出版的书籍有:《红墙内外的独家报道》(北京出版)、《亮点》(北京出版)、《新闻第三只眼》(北京出版),《马玲专栏》(香港出版)、《胡锦涛传》(香港和台湾出版)、《温家宝传》(香港和台湾出版)。

    中共“十七大”结束后,2008年的奥运会,已成为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憋足了劲,一心一意要把2008年8月8日晚8时在北京亮相的奥运会办得让世界刮目相看。由于是集权领导的国家,由于是倍爱面子的民族,2008年的奥运会对中国而言,不单纯是一个国际性的体育盛会,更被视作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向世界展示崛起之中国的绝佳机会。

    为了奥运,中国不惜在政治、经济、外交诸方面做出最大限度的努力和让步。因奥运因素导致的外来压力与内在动力,正强力推催着中国政治的进步、经济的跃升、社会的转折。由此可鉴,奥运会对中国的影响只可高估而不可低估。

奥运会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胡锦涛挂帅的中国最高领导层,是一个具有国际敏感度与开明意识性的班底。面对国外一些势力和组织借中国主办奥运之机做出的挑衅和干扰,中国表现为以温和之态避免无谓冲突。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可能因奥运会而改变,但中国正努力用友善和迁就的姿态来弱化西方的挑剔。比如向境外记者打开采访之门,只要被采访者同意,他们可采访任何人。如果不时为了迎接奥运会,中国尚不会如此开放。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当政最久的执政党,中国经济多年来一直跑在世界最前列,这两大政治和经济因素,一方面使中国因综合实力增强赢得了奥动会主办权,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因一党专政和经济腾飞频受奥运会抵制威胁,令得中国不得不处在踌踌躇满志与谨小慎微的夹板中,中国最担心的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被抵制,哪怕被一国抵制。

    在非洲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西方出现恫言之声,如果中国不配合处理达尔富尔事务,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可能遭杯葛,中国只好积极配合,而且还派出了维和部队;香港立法会议员李柱铭在美国发表文章,要美国借北京奥运的机会施压中国改善人权和法制,北京只能暗自压抑心中的怒火;欧洲一些国家甚至因为贸易逆差而上街游行要求抵制北京奥运会,中国也只有无柰苦笑。为此,中国外长杨洁篪在纽约接受美国《侨报》采访时表示:中国欢迎各种善意和建设性的批评和建议,但是坚决反对一些组织和个人罔顾事实,借所谓的人权、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干扰奥运会。

    上个月在北京举行的中欧工商峰会上,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在会上反复强调,有必要解决中欧日益严重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他批评中国把进口国家的高标准形容为将食品安全政治化,他还语带威胁地说,“如果不能遏制大批伪冒产品的出现,中国永远不可能切实解决产品安全问题,而这场仗中国输不起。”尽管吴仪副总理当场对其讲话颇为不满,但处于奥运敏感期的中国,不可能听不出他的话处音。这不,法国总统萨科奇紧随其后的访华,一下子获得了200亿欧元的巨额订单。

    中国为举办奥运会倍感扬眉吐气之时,头脑亦异常冷静和清醒:它人“乘火打劫”给的小鞋穿上也罢,因为奥运会实际上就是个把双仞剑,中国所承受的政治之压、外交之压、经济之压,利弊兼有。奥运会对中国的无形影响将在开放度、国家声誉、政治影响力、国际舆论等诸方面。

    压力必然推动中国的政治进步,诚如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停对中国喊叫民主、人权、知识产权、食品安全确实加速了中国在这些方面的改变与进步。所以有理由相信,经奥运洗礼后,中国的政治景象必然会发生变化,因为搭载奥运开出去的车轮已不可能再倒回来。

奥运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过去二十多年的奥运史证明,奥运会对主办国或主办城市有明显的经济拉动作用。目前,这一拉动作用在中国已经热火朝天:股市热、房市热、经济过热。当然这不全是奥运因素所致,但奥运无疑是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从亚洲举办过奥运会的两个国家------日本和韩国来看,奥运会是加速主办国工业化进程的有效媒介,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都代表性地说明了奥运会对促进主办国经济由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转变有特殊意义。中国经济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北京2008年奥运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拉动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以及扩大就业等方面,主要体现在经济总量和结构变化中。

    与此同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劳动力增长与就业困难的矛盾,“入世”和经济全球化对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度的要求诸如此类的深层次问题,均需要社会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配合,主办奥运会便成了最佳的凝聚方式,为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预计总投资额将达到160亿美元左右,约合人民币1323亿元,其中组委会预算支出约为16-18亿美元,非组委会预算支出(与承办有关的基本建设支出)约为142-144亿美元。从资金来源看,国际奥委会市场开发收入给组委会的分成约为10-13亿美元(悉尼组委会为11亿美元),组委会市场开发收入约为6-8亿美元(悉尼为7亿美元),基本建设投入的140多亿美元,主要由中央财政、市财政和国内外企业投入,如果把基本建设投入的50%算作是北京市财政的投入,那么承办2008年奥运会将给北京带来90亿美元的新增投资(从北京地区之外流入的资金),约合人民币745亿元。这笔巨额的新增投资,再加上该投资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将成为牵引首都经济高速增长的助推器。 

    奥运期间和之后的旅游是北京着眼的长效题材。据澳大利亚学者测算,2000年悉尼奥运会对扩大该国的国际旅游发挥了重要作用。设想一下,2008年奥运会让北京在世界风光之后,其创出的东方品牌对国际观光客会有多大的诱惑?北京已把旅游业列为重点发展的行业,希望未来五年成为支柱行业。奥运会历来对主办城市的旅游业有巨大推动作用,北京奥运会将凸现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独特魅力,而这种魅力对激发外国人来京旅游将起到重要作用。北京为举办奥运会新建和改建的37个现代化体育场馆(新建22个),将成为全国、全亚洲乃至全世界文化体育产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奥运会,是一个以跨国公司为主角的世界经贸舞台,北京今后的会展业和中介业也将因此获得更多的商机会和发展。另外,北京奥运会还能使本国企业借助奥林匹克市场营销宣传来推广企业形象,由此一些国内的企业就可借助奥运会推进其国际化的跃升。 

    当然,现在也有另一种声音。以过往预言准确而著称的摩根士丹利亚太区经济学家谢国忠预测2008年奥运会之后,中国的经济泡沫将被捅破。他说:中国股市平均市盈率60倍,房价与住房年收比已达15—20倍,从金融市场的发展历史看,如此高价的市场没有一个不是泡沫。但政府不大可能在2008年捅破泡沫,奥运之后,投资者的恐慌可能捅破这个泡沫。投资者在期待奥运时一直看好,但奥运过后则不然。日本和韩国都在奥运之后经历了大幅调整。

    对此,国人似乎有一定的警觉,认为北京奥运之后楼市和股市可能大跌。但又一转念,2008北京奥运会之后还有2010上海世界博览会,即使出现大调整中国经济也不至于衰退。东京和首尔奥运之后,日本和韩国虽然经历了大调整,但他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在其后不是渐次式微而是进一步增强。所以,仍有新主题支撑的中国,经济将会继续向好。

奥运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中国社会几十年来呈现的不拘小节、素质低下等国民问题,不仅在国门内严重存在,随着旅游者的大批量出行,在国门外也越来越引关注和议论。跟随国际地位的的增强、经济地位的提高,中国以及中国人的整体水准需要大幅改善之愿日益成为全国性的共识。

    这个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恐怕只有通过奥运会一类的契机才有可能显现效果。中国人的散漫和惰性是出了名的,随大流起哄也是一大特色。以往频繁在比赛现场出现的国骂 、京骂、喝倒采等现象,如果沿袭到奥运会上,必会大丢中国的脸。官方和民间现在虽然在教育和诱导,但没有强制性措施配合届时到底能见多大效果亦让人疑问。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日本曾以法律形式要求国民必须为所有参赛国鼓掌喝采,不能仅为本国运动员展示热烈。其实,北京2008更需要这样的硬性规定,绝不能出现以前比赛中曾有过的对日本喝倒采或辱骂的情况。

    为着奥运,中国人特别是北京人学英语的热情空前高涨,报名当志愿者的热情也史无前例,但是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的素质要求尚不具体细致,还剩下二百多天北京奥运会就要开幕了,中国准备好了吗?也许北京奥委会还指望着临阵最后磨的那一刀。毕竟,临时抱佛脚也是中国之长。

    北京呈现给世界的科技奥运和人文奥运,最后到底在国际上能得到多少分还需仰仗国民配合的综合体现。奥运前与后,不光是看北京盖了多少高楼大大厦,修了多少公路场馆,中国过动员得了多少金银铜牌,更要看国家形象是否得到提升,国民修养是否得到提高。

    不管北京奥运会上国民素质体现的是好是坏,对今后的中国社会都将起到重要的参鉴。好的话,人们会在激励下步步向上更登一层楼;坏的话,人们会在刺激下躬身自省痛改前非,无论如何对今后的中国都有推动作用。当然,奥运会上的优异表现是最理想的,可以让中国在这场大型国际秀中全方位展现中国的的整体风采。

 

发件人:<gguggu@126.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19 00:24:0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企业倒闭风潮与中国就业问题 

企业倒闭风潮与中国就业问题 

深圳学者  章星球

    先看看这个案例。最近,香港亚洲周刊一文提到,新劳动法导致台资企业倒风潮。回忆起在万科论坛周克成也曾转一则新闻:新劳动法出台前夕,番禺月亮贺卡有限公司一次性辞退了250名员工。从南方都市报的一则报道中我注意到有如下话语片断。

    1996年入厂的吴小瑛说,与厂里许多姐妹一样,她已经为公司工作十多年。“当时,我还只是一个小姑娘,在厂里工作,在厂里生活,工厂这个小圈子就好像我世界的全部,而现在,它要抛弃我。”吴小瑛说着,眼眶湿润了。

    “1992年我进厂时,公司还是个不足1000人的小厂,现在,已经发展成4000人的大公司了。她们这些工人年纪大,又没有技术,让她们以后怎么生活?”生产部经理谭先生说。

    记者:把为公司辛勤工作多年的员工拒之门外,算是凭良心吗?

    区卓基(企业法人):我们只是按照规定,不再与他们续签合同,他们可以凭自己能力,再去找其他工作。公司是需要发展的,是需要缩减成本,提高经营能力的。

    评析: 

    这个案例中,我不认为区卓基的理由有何不妥。实际上有没有新劳动法,失业问题的根源早已存在,新劳动法只是想堵截,结果适得其反。但是区的这一句“他们可以凭自己能力,再去找其他工作”却说得太轻巧了,问题就在于她们缺少那个能力,十几年都重复同样的简单劳动,所以不具备其它技术,她们最大的困难在于她们的人力资本储备。所以,正是以上几个小片段,证明了我开出的药方之合理性——解决就业问题核心仍在人力资本与公共福利,而不是求心的强制涨工资。

   2004年,李敏教授给我发来一信,说读到我的仿生社会学,虽已在大学执教西方经济学十年,但对中国宏观经济某些最本质东西的认识、却不如读到“仿生社会学”瞬间的顿悟。我用不同类型的植物比喻不同的政治和经济体,人力资本为根、政治制度为径,物质资本为叶,认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就象爬藤植物或草本植物,人力资本增长不足的中国经济结构就象根浅叶茂的爬藤或草本植物,一旦遇到国内国际的气候变化,就可能大面积枯萎,并引发失业——这一预言已从台资企业倒闭风潮得到证实。李敏攻读华科大经济学院博士学位已历四年,但以《中国就业问题研究》为题的论文提纲一直未能通过,因为导师强调论文必须有所创新,然而就业问题是一个堪称历史悠久的课题,早有各路方家提出各种解决手段,要创新,不容易。尽管阅读了大量文献,提纲一再修改,都被导师打回。李认为从文化本位社会理论与仿生社会学中可以发掘出新的解决思路,并就此向我咨询。我提供了一个框架性的思路,认为人力资本状况的改善会从供和需两个方面同时促进就业问题的解决,并放大其它各种解决手段的作用,因此主张政府将人力资本战略与公共福利结合,大幅增加文化教育福利。 

    李敏确定了论文核心观点,认为现有的七种解决就业手段虽然都有一定效果,但主次轻重未明,缺少一个元素来担纲挈领,而人力资本发展战略与福利性学习型社会,便可以起到这一作用,因此解决就业危机,应该以人力资本战略为中心。论文兼顾了效率和内需等多重思考。铅笔社诸学者担心的“效率”和求心认识到的“内需”都已经纳入了思考范围,只是铅笔社和求心的逻辑不能打通二者的“大周天”,陷入了各自的偏执之中,而该论文较好地理顺了二者的关系。求心根本没意识到人力资本增长战略与福利性学习型社会就是真正的内需,还跟我大唱反调,反对扩大人力资本投资,鼓吹强制加薪,因为求心不明白强制提工资来增加内需对于企业效率与自由市场的侵害。

    就增加内需问题,李敏的论文中以较多笔墨谈到了劳工过度工作造成的内需损失与就业空间的减少,主张改善劳工待遇,让劳工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这样的话不仅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同时也扩大其他人的就业机会。我和李敏都深知政府权力的危害性,虽然和求心一样有改善劳工生活状况、增加内需的共同目标,但认为手段选择不当,必然是缘木求鱼,历史上血的经验教训太多了。铅笔社的问题则是他们根本不把这当作应该致力的目标,在唯效率至上的经济乌托邦中迷失了自我。而以人力资本战略与福利社会结合,将增加工人的选择空间与议价筹码,增加劳资交易的自由,最终促进效率,实现劳工收入的真实增长,起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 

    实际上深圳发生的一些大规模解雇事件中,那些失去工作者最大的困扰就是缺少更多的劳动技能而不易找到新工作。由此可见人力资本战略的重心地位。中国应该大幅降低教育培训行业的门槛,甚至出台奖励措施,迎来这一行业的大繁荣,如果能这样,搞教育培训的我系椰子有福了,什么时候连不安心经营创业的椰子搞教育培训都搞到发财了,中国就业问题也就无大碍了。

    我对最低工资法和有损劳资交易自由的一切法律高度警惕。在这个论坛上就此着墨也不少,既要照顾劳工利益又要提高实际工资水平,还要达到效率与自由,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加政府公共福利减少政府权力,而不是把社保、最低工资、强制合同一类东西伸进企业。——目前政府要求企业搞的所谓社保,实际上也是城市政府盗窃农民工财富的一种手段。有农民工对我说,政府真够缺德,当本来居无定所的他们要离开一个城市前往另处或回家时,由企业代交的社保金额就要被扣留。 

    而这篇论文也提到了缩减劳动者工时对于增加就业和内需的意义,同时却对中央D校吴忠民教授的缩减工时案作出了批评——吴的论文应该与新劳动法或求心的某些观点一致,李敏就此咨询我,我给出了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惩不如奖”,用法律去惩罚企业加班,不参加社保,不如政府掏点钱、立点名,奖励给工人提供福利、社保、学习培训机会的企业和愿意致力于自身人力资本增长的工人——之前我还在万科周刊发表了《十个亿打造文化深圳的另一极》,就是这个思路。惩罚减损自由,而奖励增加了自由。

 

发件人:"iamlby" <iamlby@163.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18 21:34:0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难解的矛盾 

“世界工厂”对中国带来的危害和难解的矛盾

梁北岳

    我想以我的亲见亲历,来提出几个问题。一个是关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对中国带来的危害(副作用)的问题;一个是关于行贿受贿现象的困惑。

    大军网站上不少专家学者针对中国经济日益走向外向型经济、主要是指大量出口一些低附加值的加工制成品表示了极大的担忧,指出大量出口这些低附加值的加工制成品,正在掏空中国的能源与资源,带来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大量的以原材料加能源再加上廉价劳动力构成的低附加值产品出口换取外汇,实际上是牺牲我们的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所换来,是透支我们子孙后代的财富来为别人提供财富。

    学者们主张应该扭转这种乱象, 完全是站在保护我国人民现实和长远利益的立场上来提出主张的,对此观点我也赞同,学者们说的有理,从大局、表面来看,的确是这么回事。我的亲历亲见,可以印证学者们的论点,使我赞同学者们的主张。可是遇到现实经济生活中具体问题,又感到困惑,这种主张怎样实现,怎样操作?这里不说直接出口地下开采的能源产品,我认为那或许还容易控制。就说出口凝聚着原材料、能源和廉价劳动力的低附加值加工制成品吧。

    举一个实例来说。我们国家是富镁大国,碳酸镁矿石比比皆是,尤其以辽宁的菱镁矿石蕴藏量最大、品位最高。我们中国有一个菱镁行业,以氧化镁粉加氯化镁溶液为原料来制作建材产品的加工厂全国各地都有,几乎都是从辽宁进货(氧化镁粉),在辽宁大石桥、海城地区,遍地都是氧化镁粉制造厂,国营的很少,大多是私人开矿(也就是挖石头),把山头表面的菱镁矿石挖下来,靠着山头或石头坡就近建一个煅烧厂,把菱镁矿石用煤炭经过八百度左右温度的煅烧,就成为氧化镁粉产品 。这种原料产品价钱很便宜,一万多块钱可以买一火车皮。那一带地区,可以说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到处都是粉尘飘扬。但那是当地的一大支柱性产业。这里的矿山、这一产业,不知造就了多少百万富翁,也不知吸纳了多少贫穷的劳动者。这里的氧化镁工场,可以说是真正的血汗工厂,不说一月30天没有休息,单说这粉尘吧,车间里的粉尘浓度,不知用仪器测会是个什么指标,反正外人不敢在里面呆,工人住的地方就在工场内,简陋居室的门窗上聚满了粉尘,工人们就是这样常年在这种环境里生活、工作。

    九十年代以来,菱镁建材逐步发展起来了,这里的氧化镁工场就一年年火起来,近几年来,菱镁防火板出口量逐年上升,随着各地客商纷至沓来,订货量日益增大,这里的氧化镁工场规模就越搞越大,煤的用量越来越大,吸纳的工人也越来越多。开矿办厂的、进厂打工的、买大卡车跑运输的、供应编织袋的、搞机修的、甚至开办货运信息部的,不知有多少人在吃这个产业。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它的步伐?尽管工厂环境极为恶劣,尽管烧煤烧得天灰地暗,可是各阶层民众各得其所了,大家有钱花了,生活有指望了。你说这种产业污染环境,可是你能把它封杀了吗?你让这些老百姓吃什么去、挣什么去?这就是无奈吧。

    再说出口那一头。像我国辽宁这样的工厂,富裕国家绝对搞不起来,这种产业,在人家那里不会有人干,只会有人反(别说富裕国家,就是在我们北京郊区,也不会让你搞)。所以,人家纷纷来找中国人订货。菱镁行业的初级产品是氧化镁粉,终端产品是防火板——一种用于装修的、可以用来大量代替木材的板材。制作这种板材也是一种苦活,工人整天是两手泥、一身浆,劳动密集型,劳动力绝对廉价的行业。所以,人家外国人也不会买你的氧化镁原料回去自己生产,还是要向你中国人直接购买板材,反正附加值很低。开办这种制板厂的也几乎全是私人老板。一遇到外国人下订单,哪个私人老板不是乐得合不拢嘴?立马进货、招工、筹资、扩场,一通运作,外国人钱有时比中国人的还好赚一点,有外国订单那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有什么力量能阻挡我们国人接国外订单?有了订单也好给工人发工资了,工人也养得住了,不会流失了,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于是,终端产品厂商对外国订单只要有些许利润则来者不拒,如此又促进了上游原材料、资源、能源产业的开发和发展,带着我国的能源、资源呼啸而出,留下茫茫的环境污染和默默的职业病人。

    上面举的是一个产业的活生生的例子,也看到了产业链的状况和生动过程,这仅仅只是无数产业中的一个,可想而知,其它产业性质上何尝不是如此?

    我们有什么办法在现阶段能够阻止能源、资源向外涌流?阻止环境污染的蔓延和工人恶劣待遇的持续?尽管作为评论者我们明知道:我国出口的凝聚着廉价劳动力的产品给他国人民带来了降低生活成本的极大好处,但自己的下层人民生活改善却不大;把自己的能源资源搬到他国,会给自己的将来带来什么不良后果还难以预料,但留下的生态恶化却是日益明显和扩大并难以治理。但另一方面,那些活跃的生产力主体们是不会理会这些的。

    其实,这股推动力量更多地是来自民间,来自市场。地方官员目前也是默许的,希望看到这种发展的。中国还有一个独特现象,产业发展了,来自外国需求也增加了,但产品价格却不易涨起来,涨一点也是迫于成本压力,为什么?商家(供方)太多,竞争太激烈。因为,中国就是人多。

行贿受贿有什么办法阻止?

    第二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行贿受贿有什么办法阻止?也说实际的情况吧(概括地说,不必指名道姓地说哪个实例)。一个工程一旦竖起招标大旗,会引来成堆的潜在投标人。岂止是在公开招标时,项目还在立项阶段,就会引来众多的供方跟踪,想方设法挤进去。

    例如,一家国有医院扩建项目上马了,投资上亿,资金来自国家或国家担保的银行贷款,项目里面有土建、装修、电梯、空调、门窗、弱电、强电、净化手术部和病房、医疗器械等许多专业系统,每一个专业专项工程都会有几百万、上千万的造价,都会有十几个、二十个厂商来竞争。基建办被来人踏破门槛,主管院长、直至一把手,也随时会有人找,会被人包围,除非他躲起来不见。大家都在暗中使劲,都想在公开招标之前把关系作好,

    工程界的人以及与工程有关的知情人,无人不说,现在招标都是假的,没有过硬的关系,根本别想拿到工程。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外行人不要以为是指与业主单位领导有亲戚朋友关系,哪个工程公司有那么多亲戚是当领导的?所谓关系,是指“搞关系”,就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从素不相识到变成铁关系。

    工程界的人都知道,现在争工程,不光靠实力、技术、业绩、质量,那些固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没有关系根本不成。有一句话叫做:有关系不一定能拿到工程,但没有关系肯定拿不到工程。

    国内的状况就是这样,每一层个规模层面的项目,都有众多的同等实力的竞争者。来竞标的,大家都要吃饭,要维持生存,要发展,要赚更多的钱。可是工程就这么多,建设工程项目数是工程施工公司数的几十分之一。工程给谁做?你是业主你也会挑花了眼。大家都不错,你有这方面长处,他有那方面长处,你便宜,他比你更便宜,有时公正评标能评出高下,有时公正评标还真不一定评出高下。公司为了夺标,就不得不在暗中搏弈,暗中较劲,看谁能把关系“搏”到手,为夺标增加胜算。这个博弈,就是靠钱,在使钱的基础上靠攻关手腕,靠周密老道的人情世故运作。这一“搏”,还能不搏出贿赂,不搏出腐败吗?在工程生意场上,并不需要买方掌权者索贿,甚至连暗示、示意都不需要,那太土了,根本不需要掌权人表达任何意向,卖方自会积极主动地投怀送报,尽一切努力、抓一切机会进贡奉献,只怕你不收。在那种高强度的轮番进攻面前,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人可以抵挡,普遍没有抵抗力。这已经成为工程界一个潜规则了,大家游戏都是这么玩的,谁不玩谁就进不了圈,干瞪眼看别人玩自己饿饭吃。

    腐败就是这样产生的。早先是乡镇企业要与国营企业争市场,个体户要与公有制抢生意,是两种体制的博弈。现在是一个体制,大家为了抢饭吃抢出这种“潜局面”、潜规则。还不见哪个专家学者从潜局面、潜规则层面来研究行贿受贿、反腐倡廉。这是中国特色。要治理,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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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朋党政治

杨光

    自秦汉以来,朋党政治史不绝书。如汉有「戚党」、「宦党」、「清流党」,唐有「武党」、「韦党」、「牛党」、「李党」,明有「阉党」、「东林党」,清康熙初年有「鳌拜党」、晚年有「太子党」、「皇四子党」、「皇八子党」,清光绪戊戌年有「帝党」、「后党」。

    史载:东汉宦官乱政,单超等「五侯宗族、宾客党羽虐遍天下」,张让等「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构陷明贤,专树党类」(《后汉书-宦官列传》);中唐后妃专政,武氏临朝称制、韦氏窃权鴆夫,「有司选士,多是亲党」、「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资治通鉴》);明朝王振、刘瑾等「阉党」肆虐,大贪污犯刘瑾公然宣称「满朝公卿,多出我门」(《明史纪事本末》);到了「九千九百岁爷爷」魏忠贤的时代,「阉党」声势登峰造极,从中央六部到地方督扶皆由魏的走卒把持,朝廷官员依附于阉竖者不计其数,「列卿争相献媚」,为太监建生祠,将文盲与孔夫子并祀(《明史》);清康熙初年,权臣鳌拜欺负年幼弱主,把持朝政、排斥异己,「相好者荐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文武各官,尽出伊门」(《康熙政要》)。

    在专制帝制之下,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州抚县令,为了能够在官场上站稳脚跟,更为了「在政治上有所进步」,依靠单打独斗总是行不通的。所以,但凡为官者,总免不了要巴结权贵、阿附恩主,也总忍不住会提拔亲信随从、栽培门生故吏,以便上有靠山、下有跟班,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险恶的专制环境中获得更大的政治优势。不仅严嵩、高俅、刘瑾、魏忠贤一类的「奸佞小人」在官场中结朋聚党,就是饱学之士、名流贤达,也往往难以脱俗。汉之清流党、明之东林党,其党人首领皆是当世公认的正人君子。甚至德高望重的宰执大臣如张居正、王安石,也有过私交内侍太监、任用亲随小人的不良记录。即便是千古流芳的唐太宗李世民,在称帝之前也做过收买眼线、拉拢后妃、安插党羽、蓄养死士的阴险勾当。可见,朋党政治与专制政权不可分离,二者相伴而生、相辅相成,乃是根在制度,事出必然,无可避免。

朋党政治多党政治相去万里

    朋党政治的兴盛,根源并不在于朝中有党、党中有派,而在于权大法小、权力失范、「立党为私」。其要害之处,首先在于人事权力、「干部制度」的帮派化、朋党化--即选拔任用官职的机制脱出了选贤任能的显规则,而以血缘、婚姻、私交、故旧、乡党、同门之私下交易为潜规则。要而言之,所谓「朋党」,无非是以官位的私相授受而拉帮结派,扶植亲信、任用心腹、网罗党羽、互相提携、朋比为奸、结党擅权、上下呼应、党与攀援、彼此庇护、沆瀣一气之谓也。

    朋党政治与多党政治只一字之差,但二者相去万里。前者是专制政治之赘疣,后者是民主宪政之特产。唯有后者,才是前者的对症克星。二者主要的差别有三:其一,朋党专以血缘、裙带、私人关系网为相互勾结的纽带,而民主政党则以理念、纲领、政策之差异为相互区别的前提;其二,朋党政治多为私下串联、黑箱操作、暗盘交易,表面底下的功夫远比表面之上的为深,而民主政党则是光天化日之下的自由结社、公开运作;其三,朋党政治是「立党为私」,专以党同伐异、一党独大、窃国弄权为目标,而多党政治则以遵宪守法、服从民意为依归。

    以上林林总总的帮派体系,虽曾有局部权力制衡之政治功能,却与欧美多党竞争、日本派阀政治的制衡机制大不相同。一言以蔽之,拉帮结派乃专制政治之弄权伎俩,终究是奸佞小人谋权夺位之道,而非良法善政长治久安之途。

人事体制高度朋党化

    「太子党」与「团派」二夫当关,几乎完全垄断了下级官员进入政府高层的所有机会,「凡所晋级,悉为朋党」。站在国家的立场,这当然是一件蠢事。众所周知,「团派」精于「务虚」,盛产华而不实之徒,其权威只能建在沙基上;「太子党」素来骄狂,不乏纨库不肖之辈,且群龙无首、各怀鬼胎,又几乎人人都是惹事生非的高手,当朝胡温们恐难以约束。这两哨人马居然合伙堵塞了八千万基层党员的正常升官路,成为硕果仅存的「高干摇篮」与「常委基地」,这说明人事体制已高度朋党化。面对朋党势力,当局陷入了维持主义、绥靖主义的僵局。人事体制沦为维护和瓜分既得利益的工具,已丧失掉吸纳党员精英、更换新鲜血液的再生能力。

朋党坐大 势不能禁

    昔日之朋党,是可用则用,无用则弃;凌驾其上,而不受制其下;游刃有余,而不羁糜其中。当今的情形却远远不是这样。若「太子」联合逞威、权贵集体发难,岂是「当今圣上」能够摆得平、镇得住的?看来,除了绥靖朋党、维持僵局,任由各派瓜分席位,没有其他的人事选择。以此观之,「太子党」与「团派」已经坐大。

    民主是个好东西,朋党是个坏东西。朋党之害,史有明鉴。清康熙帝曾严令门生故吏不得在恩主辖下任职--以防出现今日「团派」之类的坏东西。清嘉庆帝曾规定高官「子弟不准在军机章京上行走」--以防出现今日「太子党」之类的坏东西。中共难道不知:朋党坐大,势不能禁,到了尾大不掉、请神容易送神难的那一天,他们的「江山社稷」,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发件人:"大侠" <panyi@vip.sohu.net>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relay.mail.sohu.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19 14:08:2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潘祎的稿子 

国美与大中联手挑战劳动合同法

何必

     最近中国家电零售业巨头、排名老大的国美收购大中电器的事件,就成为业界瞩目的焦点。在人们对这起收购所造成的市场垄断格局议论纷纷之际,却全然没有想到,这起收购当中所涉及的原大中员工的去向问题,却有可能成为新的劳动合同法颁行以来所面临的最大的一起劳动关系纠纷案件。

    下面是我联系多年在北京大中电器供职的网友发来的文章,他挣处于这起劳资纠纷的风口浪尖上。为了保护网友,我在引用时将有可能暴露其身份的内容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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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电器收购大中电器

2008年1月8日 22:08

    今天原大中公司出面与各岗位代表共30余人开座谈会,交流有关员工在异主后的切身利益的赔偿问题。表示会根据法律给予一定的赔偿。会上各代表极少发言。原大中公司如果真遵纪守法,就不会这么多年都磕扣员工的超时加班血汗钱。还让员工交发票冲帐以达到所谓的合理避税。而员工被公司扣的税应该稍多于公司交至地税局的额度。如果原大中真想如数赔偿,就应该在今天的会议上拿出方案,一起诚恳讨论。可事实是没有方案,只是座谈,分明是假作戏,探口风。会议最后,原大中表示在一周内拿出方案,非常清楚的事实是,原大中根本就不想赔偿。卖公司的计划可以策划三年之久,却对员工的利益丝毫没有仔细考虑,到现在也没有方案,大家真应该清醒了。我想事情不会拖会久,势来得快去得也快,就在这十天内的问题。我在等原大中公司发致全公司员工的解除合同通知。希望快点发下来。怎么才能造声势呢?

    我:如果你们确定集体行动,就要广泛通知国内外媒体,并且把国美搭进去,造成国美收购形成大中员工大规模失业的格局。……

    2008年1月10日 10:40

    不能让阴谋得逞,张大中要逃避对三千多员工的工龄补偿约五千万人民币,张大中要逃避二十五年来强迫员工超时工作,剥削的加班费的补偿约2亿元人民币,张大中要逃避给员工补上社保金约五百万人民币。上述三项补偿的总和,每名员工应得到约4万至50万不等的赔偿。

    但是张大中都能逃避这些,因为张大中利用法律的盲区连环出招,让我们这些不懂行道的弱势群体招架不起……张大中不怕员工一个一个的投诉,石景山仲裁的人曾经帮他挡架过多少的孤胆英雄啊。

    所以我们很被动,被动的接受不给加班费的超时加班,被动的接受剥削,被动的同意提前解除合同,被动的放弃应得的赔偿…… 一个民营企业家去了,另一个外资包装的民营企业家来了,未来的日子还是会这样被动的继续下去……

    收购之初局势不稳,国美当然要用甜蜜政策麻痹员工,待站稳脚跟,定会治人,先礼后兵是兵家惯用之策。维权,会丢饭碗。但看看现在,被剥削了这么多年不还是吃不饱饭?

    其实张大中也害怕,他怕员工联名投诉,这样的声势,石景山仲裁也会考虑利弊,处理不妥将面临市级的质问……我们面临的恶势力很大,团结是反抗的力量。

    我们要挺起腰板做人,联名投诉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我们要将联名状送到相关部门,得到政府与工会的重视,让相关部门为我们作主。 

    我们要得到应有的赔偿,(超时加班赔偿、工龄赔偿、社保赔偿)我们要得到继续与新公司签约,为社会服务的权利。我们要得到合法的工时与工作环境。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不能再沉默下去。

    想要联名投诉的被剥削者请联系 dazhongweiquan@126.com

国美收购大中的经过

    2006年中国富豪榜排名第一的黄光裕,与排名第96的张大中,于2007年12月17日速成交易,以38.5亿人民币收购大中电器公司北京及外埠分公司共90家门店。

    国美与大中选择了以委托独立第三方收购的形式,这种阴毒的交易方式,严重侵害了三千多员工的利益,几年至十几年的工龄全部作废,得不到任何赔偿,而员工得不到法律上的支持。因为在法律上规定,这种托管方式,员工的原合同还可继续履行至3月31日自然解除,企业最多支付半月的赔偿金。

    2008年1月,张大中将高兴的得到第二笔款,为其辛苦工作的三千多员工得到的,是面临两种痛苦的选择:

    第一 选择被迫签订协议,提前解除原合同。并与国美签订新合同,工龄全部作废,很多福利将重新开始,每个人将象征性得到仅半个月或一个月薪酬的赔偿(即二千至一万的赔偿。)实际上每个人应该得到一万至十几万不等的赔偿。

    第二 选择坚持先得到工龄赔偿(即如果工作七年,得到七个月的薪酬赔偿)再签订提前解除协议。但是如果这样做,国美将不会与员工签订新合同,等到3月31日来临,原合同自动终止,在4月1日愚人节的阳光升起之日,每个人会得到半个月的薪酬补偿与失业。

    2007年12月14日,国美分别与原大中的高层与店长谈话,并且给予店长有着收买意味的红包,而基层员工还在被迫超时加班工作着。黄光裕为什么给店长红包?当然他也怕,他怕门店停业,没人挣钱,损失惨重,还会被笑话买了废店。

    2008年1月8日,原大中总经理及人资总监召开座谈会,被点名参加的有店长、财务店长、办公区职能部门的代表,共计约40人。会上店长仅一两个发言,难道真是红包起了作用?原大中代表人表示在本周内拿出赔偿方案,会对员工有一定的赔偿。

    如果张大中真为员工着想,就不会选择这种方式卖掉公司,以逃避对三千多员工应付的责任。用剥削员工的钱中的微薄部分,再以慈善家的名义施舍给员工。我们还有必要捧场张大中假惺惺的作戏吗?开始行动,维护权利就是硬道理!

    2006年中国富豪榜排名第一的黄光裕,与排名第96的张大中,于2007年12月17日速成交易,以38.5亿人民币收购大中电器公司北京及外埠分公司共90家门店。

    国美与大中选择了以委托独立第三方收购的形式,这股权转让的交易方式,严重侵害了三千多员工的利益,几年至十几年的工龄全部作废,得不到任何赔偿,而员工得不到法律上的支持。因为在法律上规定,这种托管方式,员工的原合同还可继续履行至3月31日自然解除,企业最多支付半月的赔偿金。

    2007年12月14日,国美分别与原大中的高层与店长谈话,并且给予店长有着收买意味的红包,而基层员工还在被迫超时加班工作。

    2007年12月17日,北京门店关门盘点与国美交接门店帐目,从闭店盘点开始,公司的财务及业务口的人员及门店全体人员基本工作到凌晨五点。为确保盘点正常进行,张大中承诺门店基层人员有1000至2000的奖励,店长与财务副店有1万到4000的奖励。随后的几天,部分门店人员拿到了奖励,但是相当一部分门店人员没有兑现奖励。而办公区人员没有一分钱的奖励还得连续加班与国美交接。

    2008年1月8日,原大中总经理及人资总监召开座谈会,被点名参加的有店长、财务店长、办公区职能部门的代表,共计约40人。会上店长仅一两个发言,难道真是红包起了作用?原大中代表人表示在本周内拿出赔偿方案,会对员工有一定的赔偿。会后个店长倒是议论纷纷,说“为公司打拼多年,也是有感情的,公司能给多少直接说好了,为什么还要开会让我们发言,我们怎么好意思说出口啊。”

    1月11日原大中的宋红总经理代表与北京新大中的总经理(国美的人)毛晓军谈对员工赔偿问题,大中想给一个月的赔偿,并且这笔赔偿国美大中分担。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消息有关于补偿的方案。但是明确的是,张大中与国美在签署买卖合同的内容,根本没有提及员工的利益。要不然为何现在才研讨?

    让我们算算张大中的北京市大中电器有限公司到底值几个钱。苏宁张近东在媒体发表的估值没错,大中的门店及桌椅板凳等固定资产最多只值7至10亿。而余下的28亿就是大中电器的品牌?谁见过这么贵的品牌?没有员工哪有品牌?苏宁是很严谨的公司,在与张大中的谈判中很多细节包括了员工的利益,这让张大中很烦。而国美黄光裕就大咧得多了,这很合张大中的胃口。所以国美的股票必然会赔得很惨,黄光裕走了一步错棋。苏宁在北京的市场必然会胜过国美。

    2008年1月14日 公司及门店防损部人员200人选派50名代表与原大中人事总监梁小平对话,提出四点要求:赔偿保险、超时加班费赔偿、没有合同的赔偿及12月17日门店盘点时承诺的奖励。同时在百度贴吧大中电器吧,来自各门店各部门的怨奋之声风起云涌。

    面对防损员的合理要求,张大中竟然恶人先告状的报了警,说有人闹事。远大路的曙光派出所人员赶到后,问明原因后,质问原大中人资部相关人员:“为什么不给人家上保险,如果你们没做错事,人家为什么来找你?”同时海淀区劳动监管大队来人了解情况,但因为原大中的注册地点为石景山区,因此没有发报意见。当天防损员在凌晨2点才走。而公司始终没有任何明确答复。没有任何为此事负责的意思。

    第二天,石景山劳动监管大队到访,问人资想关人员“不是都给上保险了吗?为什么防损员没有是保险?”原大中人资部相关人员回答说“现在是都上保险,原来没上”。多可笑,竟然承认自己原来都没有保险。也很可悲,石景山劳动监管部门竟然对奸商的逃避社会的行为如此愚钝。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却像个聋子一样任其奸商横行,只因为大中电器是石景山的纳税大户,就不敢惹。可是大中电器也搞所谓的合理避税,要求员工每月都上交一定额度的发票冲帐。如此猖狂的逃税,还不是因为张大中和某些政府官员勾结的背景。

    对于石景山劳动监管大队的来人,张大中使出了惯用的小技量,先将至会议室单聊,同时每人送上当的好烟N条,贿赂的钱是少不了的,(当初因为搞活动打的非法广告而贿赂的工商,还有很多地方都是少不了的贿赂,每年五一、十一搞活动时送出去的贿赂款就达200万左右,这还是因为张大中是很节省的人,要是黄主席,就大方多了。)

    现在说说防损员的情况:防损人员是门店的保安,这个部门上下人员三百多,全都没有上过保险。公司以外地农户为由拒绝上保险。也按国家的规定给予任何补偿。公司规定防损人员必须住在门店,并且下文为节省人员成本费,每个人严重超时上班,大中防损人员成本只是国美的70%。也不与防损人员签署任何合同及协议。而对于17日的盘点奖励更是拖延不给。

    当天张大中心疼的答应先把17日盘点的奖励打入防损员的工资卡里。对于没签合同的三倍补偿,张大中这个狡猾的狗日的,在防损员来投诉的前几天,骗了100来名防损员补签劳务协议,日期写的是2007年5月。这样可以减少赔偿额度,有合同的是一倍赔偿,没有合同的是三倍的赔偿。

    在办公区有些部门的人员,要求补偿保险。面对这样的合同要求,张大中老儿竟然直接打电话给这个部门的经理,质问为什么管不住这些人?这个混蛋就像强盗一样,抢了别人的财物,当别人来要,还要骂人家,真是比葛朗台还可恶。

    1月23日,张大中见人资总监梁小平已经招架不支,又开始启用王延星(曾经是某厅长)对份防损的投诉。王延星说对于防损员的赔偿方案已出,张老板看过后还得送到劳动局审核,通过了再给你们看,什么时候可以给看,这没有明确的时间。分明是在拖延。

    其间防损人员也有到中央电视台投诉的,据说记者采访回去,但是台里压着,不敢播放。如果中央真的是有加强劳动者权益的决心,就应该在2008年劳动法出台时,杀鸡敬猴。否则就不要只是纸上谈兵,让老百姓空欢喜。

    防损兄弟们已委托律师继续战斗下去。

    再说说现在国美,他们安静的很,派到新大中的国美领导,目睹着张大中的所为,纷纷摇头不解释张大中为何对待员工如此刻薄。而据说国美正在准备将新大中办公区人员全部搬到霄云路的鹏润大厦19层。传闻是因为租用鹏润大厦的一家传媒公司人去楼空,正好空出办公空间。但是我认为这又是张大中的主意,他怕办公区的员工找他要债。如果要搬家应该与北京国美(驻马甸桥)一并办公才有助于整合。但是否搬国美还没有正式下文。

    对于员工一直很关心的与国美的合同什么时候签及工龄如何处理,至今没有任何公布,国美与大中都在保持沉默。

张大中的七宗罪:

    我们列一下张大中的七宗罪:

    罪一:逼得员工妻离子散

    逼员工没日没夜的加班,导致家庭不合。大中公司离婚非常高。而且分配工作不替员工的居住地着想,一定得分到离家远的地方,因为张大中说过,离家近了员工就会半路跑回家去。而外派到外埠的员工,都是先承诺几个月,但是长年在外回不让回来的很多,导致家庭离婚。公司有非常丧尽天良的不成文的规定,女员工如果怀孕就要劝退或不给安排岗位了,所以很多女员工不敢生孩子,有了孩子还得隐瞒不敢报,可怜国家出台的对三期(产期、孕期、哺乳期)人员的保障,在大中公司竟然是罪恶的地狱。

    罪二:老无保障

    大中电器在2003年才开始给员工上保险的,防损人员及电工们都没有资格上保险,2003年以前入职的员工很多没有上全保险。如果有员工要求补上以前的保险,张大中就会要求员工先滞纳金,然后才能给办。因为对公司的相当的不信任,很多员工宁可自己上保险,他们都说,每个月公司给扣的钱不一定在哪里呢?

    罪三:剥削员工的钱

    中塔竟然24小时营业,因为张大中想打造全球24家全营业的电器店,而中塔的员工更是苦无天日的加班。却没有加班费。对于办公区的人员在黄金周的时候必须到门店支援,却不支付加班费。比如2007年12月29日开始的夜场销售,办公区员工在29日白工作为后,还得赶到中塔店支援晚上的夜场到第二天的凌晨两点。并于加班费每个人只有50元的补贴,(到现在这点可怜的总共几千块钱,张大中和黄光裕还有商量好谁给,什么时候给呢)而在凌晨回家的员工,因为没有班车而打车的费用,公司不给报销。这与国家的法规规定的相差太远了。对于超出任务的黄金周,办公区的行政人员支援门店那么辛苦,也没有任何的提成。

    张大中仪仗自己是政协委员有政治背景,在中国的首都干起了“黑矿场”他比山西矿主还胆大包天,让员工白干活不给钱。

    罪四:扰乱社会安定

    张大中为什么选择2008卖他的公司?3月份又是政府会议密集的时间,这也是大批大中员工合同到期面临失业的时候。他为什么公然的与国家的劳动规定作对,不顾忌在奥运年对国家有多么坏的影响?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罪五:偷税漏税、贿赂政府人员

    虚假广告贿赂工商、要求员工交发票冲帐避税、国家不让乱收厂家的费用,张大中就变更收费名称造收不误(这些都是请了官方的参谋给出的主意)给石景山仲裁贿赂钱财,让其出主意怎样逃避对员工应付的责任。国家的法规出台就被这些人给破坏了。

    罪六:摧残员工精神

    张大中是个暴君,稍微不满意就开口大骂员工,让员工往东,却回头还骂员工谁让你往东去了。就是这么了神经不正常。弄得员工神经也常年紧张。

    罪七:蒙骗消费者

    用各种虚假活动蒙骗消费者,尤其是老头老太太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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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看到了吧,这些应该让我们感觉到和谐社会,还是喝血社会?别忘了,国美在收购上海永乐时,也曾经发生过类似事情。别忘了,现在的事情发生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别忘了,国美黄光裕曾经是中国首富。别忘了,大中曾经是北京家电零售业的一面旗帜。别忘了,现在可是劳动合同法刚刚开始实施的日子。别忘了,中南海现在还在口口声声依法治国执政为民。别忘了,胡锦涛警告中国已经出现管治危机。别忘了,反腐败在上海和天津都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在北京却依然贪腐势力当道雷打不动。大中的成百上千员工被血腥对待,这种情况处于进行时。

有关劳动合同法,我已经写过不少篇的文字,而且以后还会继续涉及。现在,姑且不论这部法律本身的问题,单就北京大中事件来看,员工的权利救济将会是个什么收成?劳动合同法将在这个事件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这个发生在劳动合同法刚刚实施的日子里的事件,将会给劳动合同法怎么样的迎头痛击?中国企业主的势力,将会在官商勾结之下,如何将人们欢呼雀跃的劳动合同法玩忽于股掌之间,使之沦为婊子?所谓的公平正义在法律上的表现,是如何被类似大中、国美等大名鼎鼎的企业们戏弄得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国内外都知道,中国大陆劳动力维权艰难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权利的贫困化,是个不争的事实。咱们也不谈什么人民主权是不是应该服从于宪政精神,法律是不是应该避免成为意志的仆从,政治体制改革何去何从,只是看,从大中、国美欺诈消费者、虐待员工的具体事件上,就能够让那些坐而论道的高谈阔论玩儿去,目睹血淋淋的现实。

从这个事件当中,我们能够读出太都的味道来。比如,刘延东、胡德平等等一本正经的官员们,对于中国私营企业主们的所谓原罪讨伐之说大加鞭挞痛斥,认为追究私营企业家原罪将有害于经济发展,对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大好形势有着否定性的成分。咱们姑且不说黄光裕、张大中们在创业之初都采取了何种离经叛道无法无天蝇营狗苟胡作非为的手段,完成了自身的一夜暴富,并在中国财富格局当中占有不可小觑的一席之地,正是由于当局对于官商勾结狼狈为奸欺行霸市强取豪夺的视而不见默许乃至公开纵容,才使得中国社会彻底失去了赖以存在和延展的底线,形成了资本对劳动力旷日持久的强势,让资本家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张开血盆大口,对企业员工以及消费者进行丧心病狂的掠夺。

从现在正发生着的大中联手国美对原大中员工权益赤裸裸的侵害与剥夺上,我们当然可以看到,中国的私营企业究竟都是些什么样的货色,在贪腐势力横行霸道之际,以钱为纲的总路线被别有用心地持之以恒着,而中国的劳动者们则继续为了歌舞升平之中改革开放的混账成就付出着时光、劳苦乃至生命。

连正在发生着的资本家对劳动者有恃无恐的侵权都无法寻求救济,遑论什么私营企业主的原罪?如果这就是贪官污吏们声嘶力竭叫嚣的什么公平正义,那么咱们也太应该为成为中国人而感到莫名的不可思议了吧。

什么叫做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看看北京大中与国美正在紧锣密鼓干着的狼心狗肺的勾当,就是太石破天惊的范例了。

这也折射出,改革开放的全部合法性到底在那里。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靠着大中、国美如此这般对劳动者血汗的明目张胆的吞噬和压榨,那么,国民怀疑甚至否定改革开放的合法性乃至全部成果,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抛开打左灯向右转的歪门邪道,不去理睬意识形态向左转社会政策向右转的倒行逆施,只是看活生生的案例,我们也就应该对自己可能的生存环境和遭遇到的洗劫而倍感欣慰与惆怅了吧。对此,咱们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结局呢?

兔子,等着瞧。

 

发件人:"zhangxg482" <zhangxg482@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zdjun@263.net>发送时间:2008-01-19 23:07:3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建国以来集体林权制度变迁及政策绩效评价——以大别山区的河南省新县为例》(河南张新光稿件) 

建国以来集体林权制度变迁及政策绩效评价

——以大别山区的河南省新县为例

张新光

2008.01.19

    摘 要:林地与耕地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经营方式,建构现代的林地产权制度是一项极其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每一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以耕地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影响与制约。而目前我国正在开展的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似乎又是继续沿用农村改革初期实行耕地“大包干”的模式,即“在保持集体林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均山、均股、均利等形式将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和林木的所有权平等落实到户,使农民不仅具有经营林地的主体地位,而且享有对林木的所有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因此,这场改革如同过去的每一项重大举措一样,是成是败仍需要接受实践和历史的检验,现在急于给它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关键词:集体土地所有制;耕地;林地;产权制度改革

迄今为止,在国际学术界和各国政府政策圈内,对于“什么是林地使用权的理想体制模式”这个问题,并没有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马克思曾经指出:“森林是说明这一点的最好例子。只有在森林不归私人所有而归国家管理的情况下,森林的经营才有时在某种程度上适合于全体利益”[1](p697)。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则拚命地企图用数学公式表明,只有实行土地私有制才有可能使森林的经营适合于全体利益,比如国际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金德尔博格有一句名言:“如果给农民以土地的所有权,他们会把沙漠变成绿洲;如果让农民以租赁的方式来经营土地,他们又会把绿洲变成沙漠”[2](p343)。

但在事实上,“当今世界林地产权制度的基本特点是80%以上的林地属于公有,其中88%的森林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和管理。据初步估算,在全球39亿公顷的森林面积中,77%归国家政府所有和管理,4%归社区集体所有和管理,7%归土著社区群体所有和管理,只占12%归私人所有和管理。这种情况并没有因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而有显著的差异”[3]。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一些国家正在采取措施将原来属于政府所有和管理的林地交给当地社区管理、甚至转变为社区所有,但是在公有土地上的林权制度模式继续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比如俄罗斯、刚果、缅甸、喀麦隆、中非、加蓬等国家管理着所有的森林资源,加拿大、印度尼西亚、苏丹、坦桑尼亚、圭亚那等国家管理的森林面积占到90%以上,而墨西哥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管理的森林面积还不到5%,瑞典仅为20.2%,美国为37.8%,日本为41.8%,中国为45%”[3]。

总的看,“为了使生态环境得到有效的保护,森林资源归社区共同所有和管理被认为是一种最成功、最有效的林地使用权管理办法”[3]。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现行的集体林权制度设计就是一种最成功、最有效的林地使用权管理办法呢?下面,我们仅以大别山区的河南省新县为例,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集体林权制度变迁及政策绩效进行实证分析和评价。

一、建国以来新县林权制度变迁及政策绩效评价

河南省新县位于豫南边陲,地处大别山区腹地,辖17个乡镇,197个行政村,总人口35.4万人。全县总面积1612平方公里(约折合241.8万亩),其中山林面积188万亩,占77%,耕地面积20万亩,占8.4%,村庄、道路、河流面积占14.6%,自然特点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属于一个典型的山区林业县。该县的建制历史较短,1932年国民党南京政府为对付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色力量,进一步强化其反动统治,于是将湖北省麻城县(现改为麻城市)的3个区(仁美区的三分之二、择里区的三分之二、丰义区的二分之一)和黄安县(现改为红安县)的2个会(长水会、塔耳会),以及河南省光山县的5个里(八水里、五马里、沙城里、长潭里、青山里)和17个保(神留桥、朴风山、沙窝、永阳赘、五龙、杜横、夏陂山、长潭、朱向、董范店、墨斗关、潘殷冲、官堰、柴山、观音、沙城、千斤)等单独分离出来,合并成立了一个“经扶县”,划归河南省管辖。1947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将其正式更名为“新县”。据《新县志》记载,“当时全县总户数为20263户,总人口为98350人,境内人烟稀少,山高谷深,森林茂密,遮天蔽日,流经新县城的小潢河长年有木排、竹排从上游放下来,成为山里人向外地出售木材、竹子和土特山货的主要水路通道”[4](p365)。另据当地一些老年人回忆说:“直到解放初期,新县境内仍然保存着大片的原始森林资源,居住在县城里的人经常发现周围有野兽出没的踪迹”[4](p366)。可见,新县是一个森林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美、动植物种类繁多、山水秀美的好地方。正因为这样,“当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邓小平同志曾经3次翻山越岭来到新县境内,他老人家看到这里的山林野莽郁郁葱葱,心里感到十分陶醉”[5]。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新县林权制度几经变迁,境内的原始森林资源被人为破坏殆尽,以至变成了一个“抱着金饭碗讨饭吃”的国家级重点贫困县。

(一)对建国以来新县林权制度变迁的总体评价

新县曾经是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又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第一份土地改革法令的诞生地,比如《鄂东特委临时土地政纲》和《鄂豫边革命委员土地政纲实施细则》比中央苏区政府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土地法令草案》还早了将近2年的时间[6]。因此,新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进行过3次土改,属于进行土地革命最早、最彻底的地方之一。据《新县志》记载,“在1950年开展的土改中,新县总户数为33317户,总人口为130220人,耕地总面积为19436.5石(折合13.6万亩),划分出地主1118户、4428人,富农1731户、6436人。经过这次土改,共没收地主和富农的耕地7634石,房屋12966间,粮食191653斤,牲畜4815头,农具3073件,同时还没收了他们独自霸占的近山和肥山,把它平分给广大的贫下中农家庭所有和管理”[4](p280)。之后,新县又经过了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出现了五种林权所有制形式:即国有林场、乡办集体林场、村办集体林场、组办集体林场和农户房前屋后的私有林木等。1981年新县实行“林业三定”(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和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后,全县共颁发林权证书37945份,确认国有林地面积14.9977万亩,集体统管山林面积56万亩,集体责任山林面积110万亩,农户自留山林面积10万亩[4](p312),形成了现行的林权制度模式。

建国以来,新县林业资源遭受过四次严重的破坏。一是在1958年开展“大跃进”的政治运动中,由于片面强调“以钢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当时的信阳地区组织平舆、西平、息县、淮滨、潢川、正阳、光山等20多万民工进军新县,上山砍树烧炭搞“土炉炼钢”,短短几个月就砍掉原始森林资源120多万立方米,超过该县正常年份木材采伐计划的40倍,大伤山区林业的“元气”。二是在1962年实行“山林下放”的过程中,由于部分社员产生了“远水不解近渴”的急功近利思想,共哄抢和盗伐集体林木60多万立方米,超过该县正常年份木材采伐计划的20倍。三是在十年“文革”的政治动乱时期,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新县县委、县政府组织农民群众上山开荒种粮达16万亩,共毁掉集体林木183.93万立方米。四是在1981年实行“林业三定”的过程中,由于部分农民产生了“担心国家林业政策随时都会变”的错误心理,全县又一次掀起了滥砍滥伐的社会歪风,共砍伐集体林木11.34万立方米。可以说,经过这4次较大的严重破坏,新县林业资源几乎到了面临着枯竭的地步。据1982年新县林业资源普查数据显示,幼龄林地面积占到了93.96%,中龄林地面积仅占5%,而成熟林地面积还不到1%。全县林木覆盖率仅为51.33%,森林覆盖率下降到45.84%[7]。总的看,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尽管新县每年都在高喊“大造人工林”的口号,但是由于在国家林业政策上始终存在着“山场无主,林农无权,分了又收,收了又分”的问题,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群众发展林业生产的积极性,结果是造成了“林农吃尽了苦头”。

据统计,新县在建国初期的活立木蓄积量为334万立方米,到1975年减少为150.07万立方米,到了1982年仅剩下138.73万立方米[7]。因此,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新县不仅对国家没有提供商品木材的贡献,相反每年还需要从外地调进木材1000多立方米,这与其作为一个典型的山区林业大县的地位显然是不相称的。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森林资源经过长期的过量采伐,再加上农民群众上山开荒种粮,不仅造成了“地在山上挂,田在山谷夹,一场大雨下,地露骨头田满沙”的山区水土流失现象,而且带来了裸露岩石增多,土壤变薄,河流泥沙淤积量增多,河床被抬高等等一系列的恶性循环现象。

据调查,新县水土流失面积已达到1411平方公里,侵蚀模数为500~1000吨/平方公里,平均每年流失土壤40万立方米,小潢河河床被抬高了2米多[8]。根据水文资料记载,新县在上世纪50年代的年均降雨量为1530毫米,到60年代下降了14.5%,到70年代下降了19.5%,到80年代以后仅为1287毫米,1996年的降雨量只有738毫米[9]。新县山区生态环境的严重失衡和不断恶化,直接地影响和制约着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据统计,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间,该县农业总产值一直徘徊在2000万元左右,粮食总产量一直徘徊在5000万公斤之间,基本都没有达到1957年的水平。直到1983年,新县仍然是一个“三不过一”(国内生产总值不过1个亿;地方财政收入不过100万元;农民人不过100元)的国家级重点贫困县,82%的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0]。

二)对建国以来新县几种主要林业生产方式的比较研究

新县人均占有林业用地面积达到7亩,比全国人均占有林业用地面积高出1倍,比河南省人均占有林业用地面积高出3.56倍。它的最大资源优势在山,发展潜力在山,农民要想富,必须在山上下工夫。但长期以来,新县林业生产方式一直采取“靠天长、靠天收”的粗放经营,天然次生林面积占到89.77%,其中65%以上都是通过封山育林的办法自然生成的,人工林面积只占10.23%。截止1982年,全县林分单位面积产量仅为1.39立方米/亩,低于河南省平均亩产1.6立方米的水平,更低于全国平均亩产4.78立方米的水平[7]。据调查,建国以后的30年间,新县人工造林面积累计达到55.2万亩,但林木成活率只有33.59%[7]。由此可见,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去组织农民群众搞集体造林并不是一种最成功、最有效的林地使用权管理办法。下面,将对建国以来新县几种主要林业生产经营方式进行比较研究。

1.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办的新县国营林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县发展人工林的主要形式是创办国营林场。1955年冬季,新县抽调各个乡镇的农业劳动力千余人,在山石门和连康山统一抽槽整地550亩,建立起了国有林区。1959年和1962年,又在金兰山、老庙、百冲等地统一抽槽整地5000亩和1258亩。1964年,新县将上述4处国有林区合并为国营林场。此后,于1968年、1979年、1982年分别在观音寨、羚羊山、白云山、天台山等处统一抽槽整地19350亩、2000亩、5871亩,进一步扩大国营林场的生产经营面积。截止目前,该林场总面积已达到14.9977万亩(其中连康山国有林区面积为124228亩,白云山国有林区面积为16498亩,天台山国有林区面积为9250亩),约占全县山场总面积的6.4%,下辖8个分林区,拥有56个护林点,1个木材加工厂,1个生物防治站,职工总人数为484人(其中干部34人,工人337人,家属147人)。新县国有林区的海拔一般在100~700米之间(其中700米以上的山峰有20余处),山场坡度一般在10~30度之间(其中36度以上的占30%以上),大多都属于生产经营难度较大的高山、远山、瘦山和荒山野岭。如果从绿化荒山、保护资源、科学营林的角度考虑,这是一种最成功、最有效的林地使用权管理办法。据1982年新县林业资源普查数据显示,新县国营林场有林地面积已达到11.42万亩(其中用材林面积11.37万亩,经济林面积500亩),林木覆盖率达到93%,森林覆盖率达到77.83%,活立木蓄积量达到21万立方米,林木生长量为2.83万立方米/年,年均增长率为13.8%,平均亩产为2.22立方米(其中百冲林区为8立方米/亩),每年向国家提供商品木材2000立方米以上,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均超过全县其他的林业生产经营方式[7]。

但是近年来,新县国营林场的发展遇到了不少新情况和新问题。一是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当地政府开始对国营林场几百名干部职工实行“财政断奶”,将其由原来的事业单位整体转换为企业化管理体制,这样就促使其过量采伐木材以满足自身发展的资金缺口。据调查,最近20年新县国有林区的主伐面积一直保持在3000~5000亩左右,平均每年采伐木材达到1.5~2.5万立方米,约占全县木材采伐计划总量的60~80%。因此,该林场目前剩下的都是幼龄林和“小老树”(指马尾松),正处于一种“青黄不接”(指幼龄林与成熟林的比例失衡)的过渡阶段。当地林业专家建议,国有林区在今后的10~15年间基本属于幼林抚育期,政府应当限制其采伐成熟林或者搞幼林间伐,以保障森林生态效益的作用发挥。

二是国营林场的收益分配极为不合理,严重地挫伤了当地农民群众造林的积极性。比如在国有林场的建立过程中,共占用周围9个乡镇和60多个行政村的集体山场面积接近15万亩,而清理山场、抽槽整地、栽种树苗、幼林抚育等工序的所有投工又是无偿使用全县17个乡镇的农业劳动力,可以说国营林场所有的山林资源产权应当归于全县人民所有和支配(至少也应按股权分红)。但近年来,新县国营林场几乎变成了当地政府官员安插其家属、子女和亲戚就业的“肥差事”,以至造成了内部机构臃肿、人员膨胀、非生产性支出成倍增长的局面,而对当初提供集体山场面积和投入了大量的无偿劳动的农民群众来说却是“一点油水也沾不到”。因此,每当国有林区发生森林火灾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山上着火、百姓观火、干部打火、领导发火”的尴尬局面,甚至有个别农民长年以偷砍和盗伐国有树木为生的现象发生。

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林场的生产经营方式也需要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办事,这样就使其在人工造林、幼林抚育、联防管护、森林防火和病虫害防治等等环节上的生产性投资成倍增加。因此自1986年以来,新县国营林场除了把一部分林木销售收入用于生产投资外,还通过当地政府挤占和挪用了国家财政和金融部门重点扶持大别山区贫苦农民的专项扶贫资金,这实际是一种“与民争利”的投机行为。下一步,应当如何深化国有林业企业的改革,逐步将其界定为生态公益型林场和商品经营型林场,并对其内部管理结构和运营机制作出相应的调整,建立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又有利于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的新体制,促使其发挥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

2.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创办的乡村集体林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县发展人工林的主要形式是创办乡村集体林场。据1975年上报的统计数据,新县共兴办乡级集体林场19个,村级集体林场234个,村民组集体造林点1615个,人工造林面积累计为22万亩[4](p309)。但据1982年新县林业资源普查数据显示,乡村集体林场实际的存活面积只有8万亩,活立木蓄积量16万立方米,平均亩产仅为2.04立方米,远远低于国营林区的管理水平[10]。当然,这其中也有管理效果比较好的乡村集体林场,比如被原国家林业部授予“全国乡村集体林场先进单位”的陡山河乡武战岭林场。该林场始建于1974年冬,共占用周围4个行政村和20多个村民组的集体山场面积3983亩,当时由陡山河人民公社统一抽调4000余名农业劳动力,连续苦干了5个冬春,严格按照“水平线,绕山转,上到岭,下到边,三尺深,三尺宽”的高质量整地标准,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其中营造杉木林基地3000余亩,栽植杉树苗153万株,其余的1983亩属于松杂混交林和经济林。该公社从1975年开始,精心挑选了200多名有文化、能吃苦、责任心强的青年农民,建立了乡级集体林场。该林场在幼林抚育期间,主要靠林场职工每年搞林粮间作和创办养猪场、养兔场、铁匠铺、缝纫铺、理发店等多种经营项目的收入来解决日常生活和林木管护问题。直到1984年该林场进入间伐期,才把职工人数精简到30人,平均每人管护山林面积166亩。“据调查,目前武战岭林场活立木蓄积量已达到2.3万立方米,平均亩产为7立方米以上,按国内木材市场销售价格计算总价值1500多万元,成为陡山河乡主要的财政来源之一”[11]。可见,发展乡村集体林场也是巩固人工造林成果,保护森林资源的一项关键性措施。

但是就整体情况来看,新县在这一时期发展的集体人工林(包括8万亩速生杉木林基地和毛竹园21384亩,板栗园15201亩,油茶园74401亩,茶叶园22307亩,油桐园7762亩,银杏园4150株)仍然存在着不少的历史遗留问题。一是大部分乡村集体林场进入主伐期,将其销售木材的所得收入主要用于修建办公楼、购买小汽车、招待费和发放干部奖金、福利等方面,而没有给予农民群众任何的经济补偿,结果造成了强烈的对立情绪和利益损失。二是各乡镇和村级集体组织把原有的成熟林木主伐后,继续采取向农民群众摊派“两工”(劳动义务工和积累工)的方式,搞统一规划、抽槽整地、栽种树苗、抚育幼林和集中管理,但乡村集体林场的所有权和收益权仍然保持不变,这实质是对农民群众合法权益的严重侵犯。三是部分乡村集体林场主伐后,既没有及时更新造林,又没有把荒芜的集体山场退还给原主,有的甚至已经变成了一片荒山秃岭。四是乡村集体林场中的经济林承包出去以后,往往只顾收取“租金”而轻视后续管理和监督,以至成为了少数人牟取私利的工具。下一步,如何处理和解决好乡村集体林场的产权界定和收益分配问题,已成为农民群众集中关注的一个焦点和难点。

3.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创办的股份制合作林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县发展人工林的主要形式是创办股份制合作林场。但在工作机制上,“新县实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针对不同的投入形式、不同的造林树种,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如统一开发、集体经营模式,股份开发管理模式,统一开发、分散经营模式,租赁开发模式,家庭经营模式等。灵活的政策,多种形式的管理机制,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和全社会开发荒山,改善生态环境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快了林业发展步伐”[12]。据官方媒体报道,“自1987年以来,新县已累计投资5.2亿元,共完成各项工程造林25.27万亩(其中包括营造小型公益林1万亩,世行贷款造林6万亩,淮防林0.4万亩,封山育林2.5万亩,次生林改造15万亩,四旁义务植树1100万株),退耕还林15万多亩。目前全县有林地面积达到164.5万亩,林木覆盖率达到92%,森林覆盖率达到72%,活立木蓄积量达到192万立方米。2006年,新县林果业总产值达到8.05亿元,农民来自果业的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3370元的44.5%,森林生态旅游收入达到2.1亿元。

近3年来,该县获得了全国绿化百佳县、全国水土保护先进县、全国工程造林先进县等10多项殊荣,成就了令外界注目的‘新县现象’”[13]。但在事实上,这里的森林生态环境还远远没有恢复到建国初期的水平,比如新县天然次生林面积始终保持在80万亩以上,约占全县有林地面积的50%左右,即使是近年来搞所谓的“四万一百”(即万亩杉木林基地、万亩茶叶基地、万亩银杏基地和百里板栗长廊)工程造林基地也主要是幼龄林,几乎看不到多少成熟林和原始森林资源。正如当地的政府官员说:“新县的山场在春、夏、秋三个季节看上去是满目葱茏,但是到了冬季所有的‘天窗’都暴露出来了”。

具体说,目前新县主要有五种造林模式:

一是“统一开发、集体经营模式”,它主要是针对原有的乡村集体林场成熟林主伐后,由乡村基层组织牵头采取统一规划、统一整地、统一栽树、统一管理的办法,无偿使用农民的“两工”(即劳动义务工和积累工)进行更新改造,林场所有权和收益权仍然归乡镇政府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和支配。

二是“股份开发管理模式”,它主要是针对1981年实行“林业三定”后集体统管山和责任山长期荒芜的情况,采取统一规划、统一整地、统一栽树、统一管理的办法,林场收益按山场面积、资金投入、劳动投入和技术管理等股权多少分红。据调查,目前新县已发展新型股份制合作林场600多家,人工造林面积大约在10万亩左右。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苏河乡刘长寨林场,该林场建于1988年和1989年,共占用周围5个行政村、22个村民组和530个农户的山场面积5000余亩,全乡连续2年组织农民群众累计投工40多万个,仿照陡山河乡武战岭林场的模式搞工程造林。目前,该林场成材的杉木林已进入主伐期,但乡政府至今还没有拿出一个合理的股权分红方案。因此,新县一些乡镇新发展的股份制合作林场,实际是一种“悬案林”(指山林权属不清晰)和“运动山”(指造林成活率低)。

三是“统一开发、分散经营模式”,它主要是针对1981年实行“林业三定”后部分农户自留山分散、且难以管理的情况,由乡村集体组织牵头采取统一规划、统一整地、统一栽树的办法,首先把成片的荒山消灭掉,然后再把它交给相关的农户经营管理,林木所有权和收益权归农户所有。这样做往往会造成不同的农户“苦乐不均”,结果是造林质量较差、林木成活率很低。

四是“租赁开发模式”,它主要是针对1981年实行“林业三定”后部分集体统管山和责任山面积大、且无力经营管理的情况,由社会法人、企事业单位、外商等租赁经营,租赁期限一般在30~50年,林场收益按股权分红。据调查,目前新县已有60多个单位的1000多名干部职工下乡租赁山场搞林业多种经营项目,但真正属于租赁荒山的还很少,大多都是租赁乡村集体林场中的经济林和经过重新改造后的速生杉木林。

五是“家庭经营模式”,它主要是针对1981年实行“林业三定”后部分农户自留山零星分散、且无力经营管理的情况,当地政府鼓励和支持家庭劳动力多、且有经营能力的农民创办合作型的家庭林场。比如沙窝镇农民汪和珠多年从事木材销售生意,逐渐摸索出了一整套育苗、整地和科学营林的方法,于是把本村民组50多户的连片荒山集中起来,创办了200余亩的石榴园。目前,该林场拥有固定资产400万元,平均每年收入70多万元,成为带动当地农民群众“靠山致富”的先进典型人物。据调查,目前新县已涌现出3000多个林业专业户,营林面积大约在2万亩左右。

总的看,新县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搞所谓“四万一百”工程造林(即万亩杉木林基地、万亩茶叶基地、万亩银杏基地和百里板栗长廊),它的基本经验可以概括为“三靠”:即山场面积靠集体无偿提供,劳动投入靠农民群众无偿提供,资金投入靠国家重点扶持(比如在“八七”扶贫攻坚阶段国家共向新县投入山区综合开发专项贴息贷款3300万元,近几来国家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共向新县投入钱粮补助折合5818.6万元,而国家和河南省为支持新县山区公益林建设每年投入生态补偿资金在600万元以上等)。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山区农民群众对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越来越强,乡村基层组织统一调度和无偿使用农民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的政策空间越来越小,而且随意占用集体山场和农户自留山的的难度越来越大。比如在最近的六七年,新县人工造林的规模和进度明显下降,而保护和发展林业资源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封山育林”和“全面禁伐”。因为,“如果按照现行的用工价格计算,豫南地区营造速生杉木林的全部成本约为8410元/公顷(包括林地清理、抽槽整地、栽植树苗、幼林抚育和日常管护等直接人工费用及种苗费等)[14]。

照此推算,新县把现有的70万亩荒山和次生林地改造完成,仅仅是人工费用一项就需要投资4~5亿元。这对于一个尚属于国家级贫困县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所以,就整体情况而言,目前新县大多数的农民仍然是靠外出打工挣钱为主,而留下来搞山区林业资源开发的人毕竟是少数。据调查,全县外出打工的农民长年保持在8万人左右,约占农村劳动力总人数的72%,其中出国打工的人员有3000人,平均每年可创外汇2000多万美元,涉外劳务输出人数和创汇收入居河南省县级单位之首,成为中原地区涉外劳务输出的第一大县。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虽然新县拥有十分丰富的山林资源,但是至今并没有使之成为当地绝大多数农民“靠山致富”的希望所在。下一步,如何推进新一轮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逐步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林业体制机制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二、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述分析和实证研究,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与启示:

(一)回顾建国以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历程,它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土改时期的“分山分林到户”;二是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山林入社”;三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山林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四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林业三定”(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和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15]。这四个阶段的林权制度改革是我国各个特殊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以耕地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影响与制约。尤其是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们在农村搞的‘大包干’很好地解决了18亿亩耕地的问题,但耕地之外广大的国土资源(包括42.7亿亩林地、60亿亩草原、42亿亩大陆架渔场等)在相当程度上还处于权责不清、主体不明、利用不够、经营粗放的状态。这已经严重地制约着农业结构的调整、农业效益的提高和农民增收的步伐”[16]。

而目前我国正在开展的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似乎是沿用农村改革初期实行“大包干”的模式,即“在保持集体林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均山、均股、均利等形式将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和林木的所有权平等落实到户,使农民不仅具有经营林地的主体地位,而且享有对林木的所有权、处置权和收益权”[15]。这场改革如同过去的每一项重大举措一样,是成是败还需要接受实践和历史的检验,现在急于给它下结论为时尚早。因为,林地(指生长乔木、竹类、灌木、沿海红树林的土地,包括有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幼林地和苗圃地等)与耕地(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包括水田、望天田、水浇地、旱地和菜园地等)相比,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林业生产周期长,投资大,收益慢,风险大,且其生产经营方式和产品处置的权利将受到国家法律和政策较多的限制。所以,林地经营和耕地经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经营方式,建构现代的林地产权制度是一项极其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如果完全仿效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耕地的经营模式势必将变成一场灾难。正如制度经济学派的创始人诺思所言:“一旦无效率的制度选择沿着原来的错误路径走下去就会陷入一种‘自动锁定’的状态,初始的制度设计不断强化现存的制度刺激与惯性,要想脱身而出显得十分困难。由于国家决定产权结构的变迁,国家最终也要对造成经济的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制度效率负责”[17](p11)。

(二)认真总结建国以来林业生产发展和森林资源保护的经验与教训,它大体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保护森林资源、维持生态平衡和防止环境污染,是每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必须注意克服和解决的一道世界级难题。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00年全球生态环境展望》一书指出:“最近100多年来,人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已经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由于人类对木材和耕地等的需求,全世界的森林资源减少了一半,地球上9%的树种面临灭绝,30%的森林变成了农业用地,热带森林面积平均每年消失了13万平方公里,地球表面覆盖的原始森林资源80%遭到破坏,剩下的不是支离破碎,就是残次退化,而且分布极为不均,难以支撑人类文明的大厦”[18]。

这种现象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没有逃脱,比如“在17世纪初,美国大面积的原始森林覆盖了现今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而在平原、山区和森林中,还有大量的野生动物栖息繁衍。但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破坏达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有人估计,迟至1849年,美国在取暖、照明、动力等方面所需能源的95%来自树木;而在1850年至1860年的10年间,全国约有3000万英亩森林被开辟为农地;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末,全国铁路建设消耗了木材年产量的20%~25%。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五分之四的森林资源已经消失,剩下的很大一部分则落到了少数大木材公司手中。直到罗斯福执政时期,美国政府把各类土地共2.34亿英亩收归国有(其中林地接近1.5亿英亩),使特殊利益集团肆无忌惮地劫掠和浪费自然资源的现象基本得到制止,由此开创了国家有组织地对自然资源进行保护的一个崭新时代”[19](p215)。

但在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我国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于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互相协调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过去长期片面强调发展工业化和粮食生产,一味地片面追求林产品供给的经济功能,而忽视林业所承载的生态建设功能,造成了乱砍滥伐林木、乱垦滥占林地、乱捕滥猎野生动物、乱采滥挖野生植物等现象屡禁不止,最终导致森林资源总量减少、生态环境整体恶化、土地沙化、湿地减少、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等等一系列“公地悲剧”的发生。而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高速转型的历史性转折时期,国内对木材及林产品需求一直呈刚性增长的趋势。据预测,“十一五“期间,我国年均木材需求量将增加到7亿立方米,而木材供给量最多只有4亿立方米,缺口将高达3亿立方米左右”[15]。但是,迄今为止全国仍有1亿多农村居民以木材作为生活燃料,每年烧掉大约5700万立方米,进一步加剧了森林资源短缺的矛盾。尤其是随着生态问题的国际化和政治化,世界各国都加大了对本国森林资源的保护力度,依靠大量进口木材来弥补国内供需缺口越来越困难。这样就使我国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将面临着如何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与保障林产品供给两难选择的“囚徒困境”。可见,“我国林业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变革和转折时期,正经历着由以木材生产为主向以生态建设为主的历史性转变”[20]。

二是长期以来制约我国林业生产发展的主要根源在于,集体林权制度的主体虚置,收益分配不合理,生产经营方式单一,没有充分利用物质利益驱动这个有效手段去调动广大农民群众造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比如,“我国现有林地面积为43亿亩,其中集体林地为25亿亩,约占60%,而其活立木蓄积量平均每亩3.3立方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8.5%,相当于世界发达国家的20%。今后如果把集体林地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到全国平均水平5.6立方米,就可增加森林蓄积量大约60亿立方米;如果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6.7立方米,就可增加森林蓄积量83.9亿立方米。同时,若按每户经营林地面积50亩计算,全国25亿亩集体林地又可以为5000万农户、2.5亿农民提供可靠的就业岗位和致富途径”[15]。因此,下一步必须加快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产权归属清晰、经营主体落实、责权划分明确、利益保障严格、流转顺畅规范、监管服务到位”的现代林业产权制度,充分激发亿万农民群众植树造林、保护森林资源的积极性,充分释放林地、物种、劳动力等生产资料的巨大潜能,逐步形成既能够兴林又能够富民的林业经营体制和自组织机制。这是加快林业发展,优化林业生产要素配置,全面盘活林业资源,确保森林资源持续增长,推进生态建设的不竭动力。

(三)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69%,山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6%,许多省份山区面积甚至达到80%。但建国以来的50多年,几乎每一次的土地制度改革都是由农民平均分配或使用耕地,这种带有行政强制性的土地平分机制使几亿农民在高强度劳动投入和过密型种植模式下,出现了土地报酬递减、边际效益下降、甚至为零或为负数的极端现象[21]。因此,下一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决不能沿用农村改革初期实行耕地“大包干”的模式继续走下去。因为,我国现有的森林资源和集体人工林都是经过几代人集体协作劳动的成果,不管它现在是属于哪一级所有与管理都不宜“重新分割、平均分配、无偿使用”,且其因树种、树龄、林分质量等不同而价值也不同,如果采取“打乱平分”的办法势必将造成森林资源集中管理和林地使用权分割的矛盾与对立,最容易引发农民群众乱砍滥伐集体林木的现象。

因此,对于目前我国仍由集体统一经营和管理的山林资源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决不能搞“一刀切”和“一个模子”。比如,对于群众比较满意、经营状况良好的乡村组集体林场、股份制合作林场、联办林场等,要继续保持林地所有权的稳定并不断完善经营形式;对于其他集中连片的集体有林地,可采取“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的形式,将产权逐步明晰到农户或个人;对于零星分散的集体有林地,可将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合理作价后转让给农户或个人经营;对于集体宜林荒山荒地,可直接采取分包到户、招标、拍卖等形式确定经营主体,也可以由集体统一组织开发后,再以适当方式确定经营主体;对于造林难度大的集体宜林荒山荒地,可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将一定期限的使用权无偿转让给有能力的单位或个人开发经营,但必须限期绿化;对于已经划定的自留山,由农户长期无偿使用,不得强行收回,自留山上的林木一律归农户所有。总之,不管采取哪一种形式都必须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和选择,确保他们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确保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成员享有优先经营集体林地的合法权利。同时,要在明确山林权属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集体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促使各种社会主体都可通过承包、租赁、转让、拍卖、协商、划拨等形式参与流转,以便于推进林业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

此外,还要继续做好与之相关的其他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一是创新生态公益林管护和补偿机制;二是积极发展林权抵押贷款、森林保险等林业金融产品,为千家万户发展林业提供更好的服务;三是积极推进林木采伐限额管理制度改革,促进森林经营者科学经营森林资源,并能公平、公正地获得政府计划采伐指标;四是加快成立林权登记管理中心,对集体林地、林权流转实行动态化管理;五是大力推进林业综合行政执法,实现由分散执法向集中执法转变;六是加速建设林业合作经济组织,促进林业逐步实现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经营;七是抓紧建立林业协会等服务组织,逐步提高林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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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阜宁:侵吞国有资产三十六计(续) 

第四计

无 中 生 有

    兵法云:无中生有。诳也,非诳也,实其所诳也。少阴,太阴,太阳。[按]无而示有,诳也,诳不可久而易觉,故无,不可以终无。无中生有,则由诳而真。由虚而实矣,无,不可以败敌,生有,则败敌矣。

    翻译成现代汉语则是:无中生有是运用假象,去欺骗敌人,但不是弄假到底,而是要巧妙地由虚变实,利用对方已经产生的错觉,就能掩护真象。[按]没有而装作有,这是一种骗局。欺骗不能久长,很容易被敌方发觉,所以没有不能让他老没有,没有变成有,这就是由假变真,变虚假为真实,没有是不能击败敌人的,如果变成有,就能击败敌人了。

    阜宁县黄海食有限公司股东出资就是无中生有的典型案例。1998年5月,由江苏省食品公司阜宁县公司改制为阜宁县食品有限公司,《公司章程》规定不设法人股,只设个人股,公司总股本63万元。各“股东”到银行(信用社)交款到指定帐户,交款单据作为人股凭证,我们到县工商局登记处能调出原始凭证。但是仔细一查,各股东交的款是食品站公款。因为县公司与各乡镇食品站都是独立核算的法人单位,阜宁县政府1991年50号文件,对彼此关系作了界定。迫于县、局自上而下的企业改制压力,各食品站站长不得不上交1.4万元的“股金”,站长成了当 之无愧的“股东”,实质是上交县公司一笔额外 “公司管理费”,很多站长心怀不满在开会前赌咒发誓,谁个人掏钱买股就是狗*的。后来有关部门审计也查到证据,单据入帐,由食品站报销了。如沟墩食品站,当时站长韩某某是股东,2001年韩某某不做站长了,新任站长陈某某自然又成了股东,因为是公款入股,站长自然继承“股东”权利。

又如硕集食品站站长王某某2006年7月曾当面告诉我们三位职工代表说:“当时公司经理李文白开会动员,各站长都是用食品站公款交的钱,个人也不傻呀,所有制也未变,公司钱收去,也不搞经营,坐吃山空,钱交给公司由李文白去挥霍,实质是交了一笔‘管理费’,1998年5月我交了1.9万元,回来后,入食品站帐报销了,他们(指李文白等)先说我是股东,开了几次会,后来又说不是股东,不喊我开会了,现在万荣国又说我是股东了,我一共就交1.9万元是公款”。据我们调查,公司办公室人员逢某、张某等人都是从各镇食品站打白条“借款”交了1.4万元成了公司“股东”的,并按当时政策,每人配置了一定数额子虚鸟有的“量化股”,如1.4万元股金加上0.6万元量化股,按2万元参与分红。乡镇食品站沿街土地,在公司的指导下纷纷开发房地产,很多收入未有入帐,被阜宁县资产评估事务所查出。变成站长股金,成了一本糊涂帐。总之,1998年5月第一次改制时,股金是公款,股东都是伪股东,公司性质未变,还是国有企业。

2001年6月第二次产权改制。李文白早在几个月前就造舆论说:“亲戚答应从北京汇30万元给他,支持投大股,当公司发起人。”2001年3月以后,未经任何推选程序,李文白就以公司改制发起人自居,暗箱操作,自导自演,在县商贸局局长张某某主持下,2001年6月9日召开股东大会,号称募集股金75万元,以零资产转让方式,进行公司管理层收购,并印发公告。

阜宁县改制攻坚指挥部在2002年元月18日《关于同意阜宁县食品有限公司内部实行股权流转聚合的改制批复》阜改指复[2002]2号文件称:经评估确认,该公司总资产1891.06万元,其中固定资产369.34万元,流动资产251.72万元,无形资 产27.16万元,土地资产1242.84万元,总负债1950.07万元,净资产-59.01万元,负债率为103.12%。同意该企业内部实行股权流转聚合,同时原公司更名为江苏省黄海食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75万元,其中法定代表人出资38万元。改制后的企业整体接收原公司全部资产,承担并偿还原公司全部债务及离退休人员医疗费、下岗人员补偿金等相关费用,接收公司全部 人员。土地资产按出让方式处置、冲抵净负债,由改制后的企业到国土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李文白借企业内部实行股权流转聚合的理由,将的第一次改制的公款入股巧妙演变为私款聚合,并借机又狠敲了由食品站站长想当公司副经理的股东,每人2万元(股金1.4万元+子虚鸟有的0.6万元量化股)要增资到5万元。一共募股21万元,照例是各食品站的公款交纳,其中主任左某某拿的是经营部门市房租金2万元交到公司的。合利食品站长唐某某,也承认拿食品站2万元公款入股的。据万荣国等人在2005年11月16日举报李文白假改制:“新注册的股本金未到位,批文是75万元,注册63万元,实际到帐21万余元,没有办理股权证书和注册登记。私自编造股东签名上报批件和注册登记。”也就是说:1998年5月第一次改制时,所募集的公款63万元股金早已用掉了,公司没有经营,坐吃山空,谈不上股权流转。第二次募集的是21万元,据我们调查,仍然是公款,没有办理股权证书和注册登记。李文白根本没有出资38万元,据万荣国揭发,公司帐上李文白股金一共只有5万元。据我们事后调查,李文白所谓5万元股金,是1998年北沙食品站开发房地产,卖房10万元,李文白拿走5万元,站长郭某某用掉5万元,未入帐。

据韩乃根、田作新、万荣国等8名新老董事揭发,李文白用站长交的风险金来抵股金。用国家2001年生猪屠宰退税款54万元进行虚假注册,用公司土地30万元冒充自已的股金。被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多次质疑:“李文白将25万元股金不入帐而擅自抽逃。”2006年7月,我们职工代表到县工商局调出档案,2001年6月份第二次改制,是由县商贸局出信,李文白只办了个名称变更手续,由阜宁县食品有限公司变更为阜宁县黄海食品有限公司,企业性质由股份制企业变更为私人所有(原话)。李文白等人没有花一分钱,以“零资产转让”方式完成了改制,诈骗、抢劫了国有资产。

万荣国检举李文白2001年5月改制是假改制,2005年底运运种种手段把李文白推翻,自已当上董事长后,又说是:“县政府和县商贸局把公司资产给我们几个人的,我们是合法改制。”2006年8月万荣国等人进行第三次改制,重新进行工商注册登记。万荣国等5董事不搞经营,靠卖公司房地产,私分公款,2006年5董事大发不义之财,私分119.65万元,实现了无中生有的转变。

李文白、万荣国等董事自卖自买、虚假出资,暗箱操作进行“管理层收购”。这种改制方法,以假象掩盖真象。以股份制公司为幌子用来打压质疑的原公司职工,实质上是一种诈骗行为。改制后他们将食品站会计赶下岗位,帐目交接不清,造成帐册不全,以便浑水摸鱼,将公款入股变为私人入股,实现无中生有的改制。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大量蛛丝马迹,将是公安、检察机关破案的好素材。我们奉劝一句:“董事们,赶快向县检察机关自首吧!或许能从宽处理。”

原阜宁县食品公司职工代表: 陈洪宪

2008年元月16日

第五计

借 尸 还 魂

阜宁县黄海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文白在2001年6月企业改制过程中,瞒报、侵吞国有资产;在改制后,将瞒报的国有资产过户到黄海食品公司名下,一门心思,开发房地产、卖土地、卖房产、招收新职工数十人索贿,只顾个人发财捞外块。据传闻2005年为女儿花费150万元在上海市购二间门市房。

阜宁县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阜体改访字[2006]3号文件说:“由于改制后的阜宁县黄海食品有限公司在较长时间内未能按《公司法》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没有按改制批复的要求将职工劳动关系转换到位,职工的养老金也没有没时解缴到位,导致该公司职工频频上访。”

事实上改制后的黄海食品有限公司,既没有搞任何经营活动,也没有替职工交纳社会保险金,也没有转换职工劳动关系,也没有偿还银行等债权人的历史债务,公司干部职工为求生存大部分打工去了,公司 成 了李文白的家天下,各存实亡,成了一具僵尸。

阜体改访字[2006]3号文件又说:“鉴于此2005年县企事业单位改革和发展工作指挥部研究决定,责成县商贸局进一步完善黄海食品有限公司的改制工作。”据原县商贸局负责体改的戚某某说:“先后15次召开黄海公司董事会议。”最后决定由公司董事会成员筹资450万元,主要用于偿还职工的陈欠养老金和支付部分职工转换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等相关费用,落实改制批复的相关要求,并于2005年底采取换届选举的办法改组公司董事会。

据调查,这是一出由阜宁县商贸局主要领导导演,由万荣国、李文白等五董事为主要演员,以损害广大职工利益,侵吞国有资产为主要目的“借尸还魂”的闹剧。剧情的大意是:2005年下半年县商贸局先要求李文白筹集资金340万元,交到商贸局帐户,整个公司资产全归李文白个人,包括由县商贸局管理的食品公司营业大楼15间门市一并交给李文白。李文白为筹集资金,据万荣国等人揭发:“未经董事会研究,私自与开发商将公司本部资产私自做出承诺,由开发商提供担保资金300多万元。”2005年9月左右李文白到县商贸局交款后,大造舆论,说食品公司以后就是他李文白的私人企业。

李文白行为引起万荣国等四董事的恐慌。原阜宁县食品公司四层营业楼,地处阜城大街黄金地段,一层15间门市地价升值了,市价值2000万元以上。巨额利益的诱惑,他们4人联合起来与李文白进行决战。

万荣国采取写人民来信向县领导举报李文白假改制、贪污腐化的种种劣迹(见万荣国等人的4份举报材料);采取4人联合到县商贸局上访、吵闹、说李文白出资340万元,我们4人出资450万元;采取找亲戚的亲戚关系帮忙,据县体改办某官员说,时任阜宁县委副书记某某(现已调走)帮忙,支持万荣国;采取贿赂收买县政府负责体改的少数工作人员和县商贸局少数领导,在他们的支持下,终于将李文白逼下台。
万荣国在2005年12月28日“换届”选举中,没花一分钱,夺取公司全部资产,登上黄海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宝座”。试想李文白何许人也?李文白能服吗?一场狗咬狗的嘶咬仍在继续、、、、、、

李文白搞假改制,瞒报国有资产,本是一场骗局,应废除阜宁县国资局与李文白签定的产权转让合同,吊销房产证、土地证、营业执照,追究李文白和少数政府官员经济和刑事责任,赔偿职工损失,公开、公正、公平的重新按法定程序改制。可是在阜宁县商贸局刘局长、戚某某支持下,万荣国以换届选举方法“借尸还魂”,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加剧,为害甚大:

一是万荣国为首的董事会继承了李文白瞒报的国有资产,继续侵吞国有资产并陆续变现金进入万荣国等人的腰包。万荣国等5董事2006年私分119.65万元;2007年万荣国先后将瞒报的土地,如吴滩、杨集、罗桥食品站的土地盗卖变现;

二是以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方法规避了企业改制一系列必备程序。如离任审计、清产核资、资产评估等。按规定资产评估报告有效期只有1年,用变通办法——换届,来掩盖诈骗真相,来掩盖非法改制;

三是造就新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继李文白暴富后万荣国等董事一夜之间又暴富。万荣国2006年雇佣地痞流氓强占营业大楼15间大楼门市。万荣国、陈家勋在2007年元月15日与我们职工代表对话说:“食品公司资产包括营业大楼资产,是县政府和商贸局给我们几个人的,与你们职工无关。”事实证明他们是当代土豪;

四是李文白当公司总经理不搞公司经营、以贱卖瞒报的国有资产为生,万荣国当公司总经理还是不搞经营,贱卖瞒报的国有资产更甚。如目前正在贱卖陈集站土地资产;

五是一毛不拔。李文白骗取原食品公司资产,没花费一分钱,万荣国从李文白手中夺得公司资产,同样没有花一分钱。他们为富不仁,平时拿多份工资,还偷税40万元,正在被阜宁县地税局查处;对广大食品公司职工,特别是对工龄30年以上公司老干部、老职工万荣国等人一毛不拔,八年一分钱生活费也不给。连阜宁县政府2007年拨给食品公司解困资金也被万荣国等人乱支滥用,至今不敢公布。说明万荣国等5董事侵吞公司巨额公有资产后变态,反映万荣国等5董事的贪心狠毒与凶残;

六是职工的合法权益,被李文白、万荣国等人剥夺的干干净净,工龄30年以上公司老干部、老职工贫病交加,饥寒交迫。我们不是下岗职工,也没有下岗证,也不是买断工龄的失业者,而是一群待岗、放长假的人,但我们已失去了工作岗位,被改制企业打入另册,不享受政府下岗再就业优惠政策,也不享受任何救济、补贴、不能享受社区最低生活保障的保护,我们连下岗职工都不如。我们是“五十年代挨过饿,六十年代停过课,七十年代下过乡(当兵保边疆),八十年代流大汗,九十年代赶下岗”的一群人。我们已多年没有收入,无医疗保障,靠父母、子女、亲友接济生存。也曾自主创业,但常被资金缺乏困绕,被高额的个体户工商管理费、地税(规定营业额5000元以下不收,但照收不误)所逼、被如狼似虎的城管队员驱赶、没收、毁坏商品而破产。我们是一群没有享受江苏省政府2001年157号文件、盐城市政府2002年74号文件规定应每月发给生活费的人。企业假改制,少数政府官员与企业内贼相勾结,瞒报、侵吞国有资产、白送国有企业而使我们下岗。

万荣国等5董事“借尸还魂”毕竟是一场官匪勾结的闹剧,现经县审计局审计,阜宁县食品公司改制真相已告天下——阜宁县食品公司的改制是诈骗、改制是抢劫,改制是剥夺。

原阜宁县食品公司职工代表: 陈洪宪

2008年元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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