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这组文章中有几篇是《选择》周刊167期和乌有之乡(电子月刊)2008年第一期发来的文章,内容还是聚集在社会体制和问题方面,目前社会开始对改革进行反思与讨论,这些文章都涉及到了这个主题。这期文集的题目之所以用“蛙步”一词,主要是因为蛙步要么是一大跳,如经济体制改革,要么是一点点挪步,如政治体制。这组文章就反映了这个问题。]

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蛙步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1月13日

目录

向英:《中国的精英情调和小资生活----透过单向街周末沙龙》

王海光:《漫谈政治体制改革的蛙步》

王海光:《关于“万岁、万万岁”的联想》

田忠国:《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权力资本化的过程》

钱颖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观察

 秦晖:《给农民地权对抗圈地》

李炜光:《中国改革转了个圈儿又回到起点》

黎阳:《精英买办对中国空前的破坏:

----国内右派力量勾结国际势力对国内大众的一场空前围剿》

云淡水暖:《资本家为何欢呼“物权法”指责“劳动合同法”?》

 江涌:《国际资源争夺中的金融战》

王炼利:《我国的宪法为什么避讳“剥削”两字?》

陈洪宪:《江苏阜宁:侵吞国有资产三十六计》

高木:《纸币制度是当代社会乱象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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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精英情调和小资生活

----透过单向街周末沙龙

向英

2008年1月15日

    北京有个颇有名气的文人雅士聚集场所“单向街周末沙龙”,中国城市知识分子的情调、向往尽显其中。我的邮箱里每周都会接到沙龙的节目内容通告。现在把最近一期的活动内容向大家展示如下,以便了解一下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好与追求。这里与中国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无关,甚至与中国社会无关,更多地是对西方思想和文化的欣赏。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

    中国的精英群体已经与大众隔膜到什么程度?以最近著名歌唱家梁宁举办的一场音乐会可见一斑。整场音乐会没有报幕,也就是说没有一句中国话,除了西洋音乐就是西洋歌剧。西方文化的高雅已经雅到连话都不说的地步。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顶点----无言。

    一位老文学艺术家走出中山音乐堂后感叹地说:“中国的高雅艺术已经冷漠到连一句中国话都不说的地步。”如果中国文化以此为榜样,这个民族就一点亲情和人味也没有了。

    可悲的是当今的中国很少有人意识于此,更多的人还是义无返顾地奔向“高雅”,譬如,下面单向街沙龙所研讨的“如何喝好一杯咖啡”。

    参考资料:

单向街本周沙龙:

    王栋 卓越媒体的成功之道——《对话美国顶尖杂志总编》新书见面会 2008年1月17日(周四)14:00——16:00

    徐轶尊 如何喝好一杯咖啡 时间:2008年1月19日(周六)14:00——16:00

    单向街·沙龙第一百四十三期:

    主题:卓越媒体的成功之道——《对话美国顶尖杂志总编》新书见面会

嘉宾:王栋
时间:2008年1月17日(周四)14:00——16:00
地点:单向街·万达广场店
路线: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万达广场索菲特酒店路西针织路向北100米无何有·咖啡(北京电缆    厂对面)查看本页页末地图

    嘉宾:

    王栋,1996年-2000年,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00年7月,进入《广州日报》经济新闻中心,2002年2月,被任命为《广州日报》上海记者站副站长,主持管理工作。2003年8月,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攻读“媒体管理”硕士学位。为深入了解美国媒体运作经验,2005年1月至5月,常驻纽约,访问了《时代》、《新闻周刊》、《纽约时报杂志》、《福布斯》、《国家地理》、《纽约客》等媒体的总编辑或副总编辑及多家传媒公司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2005年8月,从密苏里新闻学院以全A成绩毕业,获硕士学位,旋即回国。2005年10月,任大洋网总裁助理,2006年5月,任大洋网副总裁,。

活动邀请部分嘉宾名单:

《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苗炜 
《新京报》副总编 孙雪东 
著名出版人,《读库》主编 张立宪 
著名策划人 编剧 史航 
凤凰卫视中文台执行台长 刘春 
《经济观察报》前主笔 许知远 
《华人纵横天下》制作人 张克荣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传播》主编、教授 胡智锋 
中国传媒大学传媒发展研究院主任编辑 朱冰

 

无何有·咖啡——沙龙:

主题:如何喝好一杯咖啡
嘉宾:徐轶尊
时间:2008年1月19日(周六)14:00——16:00
地点:单向街·万达广场店
路线: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万达广场索菲特酒店路西针织路向北100米无何有·咖啡(北京电缆       厂对面)

    嘉宾:

    徐轶尊,36岁,哲学硕士,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均衡博弈(北京)研究院副院长,首席研究员 。

    曾在798经营一家叫“江湖”的西餐厅,所以至今仍然不会给自己做饭,却会给自己做一杯好咖啡。他说,他看见咖啡,就象看见了经济的曲线。他说,每个人,都该有一杯属于自己的好咖啡。在一个精通心理学的经济学博士眼里,咖啡体现了个体心灵的质地和个人心智的光泽。咖啡豆,无论来自意大利,或是南美,都只有在你的眼神里,才开始,获得生命里最点睛的一次相遇。

    他怎么品咖啡?如何喝到一杯好咖啡?这是他1月19日沙龙的题目。他说,他从“三千里外”赶来,一定可以说到他累,但,你不累。或许,他可以在那天,用心理学的咖啡豆,经济学的开水,泡出生活的趣味。

    单向街·书——新书推荐

    一 狗故事——人类历史上狗的爪印

    作者: 斯坦利·科伦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定价: 29.00 单向街价:24.70

    简介

    这是一部历史书,关乎人与狗,更确切地说,是一部关于狗是如何影响和改变人类历史的书,融合了作者对历史、传记、心理学,当然还有对狗的热情。狗的确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如果没有狗,哥伦布对美洲的殖民不会那么成功,瓦格纳的许多作品不会诞生,美国的奴隶解放运动也要推迟十几年。本书跨越时间与空间,讲述了历史上关于狗的传奇故事。

    二 沉思录

    作者: 马克·奥勒留·安东尼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定价: 18.00 单向街价:15.30

    简介

    《沉思录》,古罗马唯一一位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所著,是一本写给自己的书,内容大部分是他在鞍马劳顿中写成的。它来自作者对身羁宫廷的自己和自己所处混乱世界的感受,追求一种冷静而达观的生活。这本书是斯多葛学派的一个里程碑。

    三 先上讣告 后上天堂

    作者: (美)玛里琳·约翰逊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定价: 25.00 单向街价:21.30

    简介

    作为一名为戴安娜王妃和马龙·白兰度撰写过讣告的记者,玛里琳·约翰逊沉迷于讣告,沉迷于离开这个世界的人们的故事,醉心研究讣告为什么会这样吸引读者。她每天在网上阅读讣告,还拜访了《纽约时报》的讣告版编辑,参加世界讣告作家大会,她找出了英语语言中最出色的讣告,还前往各地细细品味了最刻薄和最有文化的讣告,偶尔还探访了那些专门写讣告的作者,像学者一样钻研各种讣告,并比较讣告之间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写成了这本描绘讣告中的传统和文化的《先上讣告后上天堂》。

    本书妙趣横生,令人莞尔!作者带你去亲身体验讣告的历史和那些直到他们消失才会引起我们注意的、不同寻常的生命,从一个非常有趣的角度描述了人类最后的历程——讣告——的历史和习俗。

    作者简介

    专栏作家。曾为《生活》等杂志撰稿,并担任过《君子》等杂志的编辑,她的作品散见于这些杂志和其他著名刊物。她曾经为戴安娜王妃、杰奎琳·奥纳西斯、伊莉莎白·泰勒、凯瑟琳·赫本、约翰尼·卡什、鲍伯·霍普和马龙·白兰度等著名人物撰写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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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政治体制改革的蛙步

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 王海光

2008年1月13日

    这些年来,不知是年纪大了,还是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策论见得多了,对那些指点江山的激扬文字渐渐麻木起来。大不如十三大前后,谈论起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还有种莫名的兴奋。近来偶闻的一些冠名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实际说的是行政体制改革。不仅“政治”的范围不及过去,而且就行政体制改革而言,也多半是书生论政,大言煌煌,不着要领。在实际作为方面,只听天上雷声响,不见地上雨下来。过去常言,一万句空洞口号,不如一个实际行动。现在需要的不是大议论和大口号,而是具体可行的蛙步。

    毋庸置疑,行政体制的问题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是最现实而具体的,人民非议也最多。行政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服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让人民群众满意,本是其应有之义。现在的情况却是应有之义没有起到应有之用,行政机构叠床架屋,行政成本虚高不下,腐败势头屡禁不止,人民群众烦言不休。当前是应该立即着手行政体制的改革,减少行政层级,转变政府职能,堵塞权力寻租的机会,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尽管行政体制改革着眼点是权为民所用,但能够真正做好了,也就体现了权为民所有,也可以说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了。从人民群众感同身受的问题上看,行政体制改革无疑是当务之需,当务之急。

    尽管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人们的认识分歧很大,但在行政体制改革的问题上,朝野的共识度是最高的。行政体制改革的规律历来是,减人先减政,减政先减事。然而,当行政体制改革一旦进入操作层面,矛盾马上就出来了。大家都是马列主义上刺刀,守住自己,盯着别人。其中最容易想到,说得最多的是基层行政的问题,特别农村基层行政的问题。固然,农村基层行政的问题不少,有些也很大,但并不是根本。农村基层行政的问题,多半是上边直接和间接造成的。现实的情况是,上面千条线,下头一根针,各上级部门都向下压任务,基层行政的负担很重,基层干部苦不堪言。据笔者多年的调查研究,只要上面的事情能顺理,下面的事情就能成章。

    中国的国情是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发展极不均衡。那种试图在落后的农村首先进行政改试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想法,实践证明是非常荒唐和幼稚可笑的。现在,这种论调已很少有人再唱,但是,这种把农村作为解决城市问题途径的思维方式还是大有人在。企图从农村开刀解决城市的问题,从基层开刀解决高层的问题,以为是降低改革的风险,实际是脑子长瘤在脚上开刀,上级有病下级吃药。那种着力治理基层行政问题的改革策论,就是这种思维的体现。他们不了解,基层行政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具有双重角色,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有着体制性冲突,往往是相互抵牾的,基层干部处在上挤下压的夹缝中,替上级背骂名,处境非常尴尬。农村基层行政的问题为什么长期不能解套,原因是在上面。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正确的大方向应是“矛头朝上”,必须先从文明程度高的城市,从高层,从中央做起。否则,就又会是一场政治作秀。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其方略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治国”方略;一类是“齐家”方略。所谓“治国”方略,是关于国家权力配置的制度框架设计,如“三权分立”之类。所谓“齐家”方略,是充分认可宪法的权威和现有制度框架的合理性,为了充分发挥制度效能而进行的体制改革,目的是保障制度的运行能够名至实归。在现行的政治制度安排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大前提下,中央层面的改革目标应是从国家体制上解决名实问题,这里主要是指中央国家机关各职能部门的规范事权,依法行政,强化责任,权力的监督和权力的制衡,提高公共服务的效能。这是在国家行政意义上的“齐家”。

    在国家权力配置的“条块”格局中,中央国家各部委是纵向权力的“条条”,地方政府是横向权力的“块块”。“条块矛盾”由来已久。“条条”权力过强,会形成令出多门,“五龙治水”,地方无所适从;“块块”权力过强,又会形成“尾大不掉”,中央政令不畅。“条块矛盾”的实质,是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博弈。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权力是体制内的自我循环,“一放就乱、一收就死”是解不开的体制死结。当年毛泽东偏好“块块”,反对“条条专政”,强调给地方自主权,多有混乱。现在的情况大有不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多元市场主体的形成,带来了利益格局的明晰化。为增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原属地方政府的许多权力收归了中央各部门。

    “条条”们既有履行中央政府职能的一面,也有维护本部门利益的一面。在部门利益中,又有单位各自的利益。这十几年来,部门利益在不断自我强化,渐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在中央号令的旗帜上,往往带有清晰可辨的部门利益印记。现在,“条条”的数量之多,揽权范围之广,超过了过去的任何时期,相互之间形成不同的利益格局。地方政府的权力被“条条”分割,实际上是很不完整的。这种情况的严重性在于:造成了行政主体责、权、利的脱离,不仅损害了地方利益,也损害了中央的权威,平白增添了更多的权力寻租的机会。比较典型的一个例证是前些年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通过“条条”调控粮食,结果是挖了地方,骗了中央,肥了“条条”,坑了国家。所以,从问题发生的主从关系上讲,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首先是中央层面的“齐家”,从改革“条条”的事权开始,理顺条块关系,明晰权责,上行下效,全面提高公共服务的效能。

    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条条”的改革也应该是首当其冲的。要真正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真正做到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从现在的社会管理型政府转为公共服务型政府。这种转变,只能由中央国家机关来率先垂范,以规范的中央权力来规范地方。要从源头上扭转以GDP为核心、以政绩为导向的发展观,首先要从“条条”做起。打破部门利益独大的封建格局,弱化那些包揽社会事务的管理功能,加强监督权力和制约权力的功能,降低权力寻租的机率。目前的当务之急,也是立竿见影可操作的,是赋予审计、环保、统计、监察等部门更高的权威,保证这些部门工作的独立性,建立起一个以权力制衡权力的行政体制框架。

    “条条”的改革,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哪些权力该放,哪些权力改收,哪些职能要弱化,哪些职能要加强,都不能凭空而论,不能生套理论的应然,也不能照搬国际标准,必须从中国国情的现实出发。这只能是一个在全社会参与中,不断试错,不断调整的过程。事实上,任何改革都有现实的局限性,设计都是不完善的,都需要在改革过程中不断地调整。由于中国的社会中介组织缺乏必要的生长空间,“条条”的存在具有现实的合理性。所以,“条条”的改革,尤其不能“一刀切”,必须分轻重,有缓急,主次有序,渐次进行,积小成为大成。在这个以试错为导向的政府改革过程中,进展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加强政府和人民的互动性,加强“条条”和“块块”的互动性。其中关键在于,提高社会政治生活的透明度,扩大公共权力操作的公开性,建立健全人民能够对政府表达满意不满意的社会反馈机制。在这方面,新闻媒体的作用和社会自组织力量的良性生长是至关重要的。也可以说,“条条”的改革,对社会主义中的“社会”的成长是有催生作用的。

    改革是有风险,有成本的。“治大国如烹小鲜”,最忌反复折腾。据这些年的改革经验,在“条块”权力的一“放”一“收”中,势必形成争权夺利,结果往往是一动不如一静。在市场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格局已经形成的今天,任何权力的放与收,都会打破既定的利益格局;任何改革措施的出台,都会触及一部分利益集团。改革阻力比过去更大,利用改革损公肥私的机率更大,改革措施出台的难度也更大。这或许就是改革越来越像是一个名词的原因吧。改革的力度和风险是成正比的。特别是那些与人、财、物直接挂钩的部门单位,位尊权重,政策性强,部门利益刚性,改革的阻力多,动作的难度大。不是不能改、不要改,而是取决于对改革的政治风险有什么样的预期。这种硬碰硬的改革,是需要政治魄力的。从规避风险的方法看改革,理想的改革措施是,正面影响力要大,实际触动面要小。也就是说,避开硬骨头,专拣软的捏。尽管这是在枝蔓根须上做文章,也并没有什么不好,重要的是要保持住改革的势态。改革的意义是行动,哪怕是发生在一个局部的细微改革也是在动。“务实”的单位难动,那就先动“务虚”的单位;实权部门难动,那就先动无权部门;管人、财、物的单位难动,那就先动意识形态的单位;作为“条条”之首的机关单位难动,那先动教学、科研、学术这些离国家权力较远的部门。改革应是一个动词,总得有所动。

    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有大,有小;有实,有虚;需要有国是大文章,也需要有日常小策划。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广大,不仅有国家层面上的政治,有单位层面上的政治,还有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在这三个层面上,尽管各自的问题大有不同,但能够一以贯之的还是权大法小,官重民轻。这是在根本上影响推进民主政治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既能看到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历史延续,也能看到社会利益集团的利害关系;既反映了制度的缺失,也反映了观念的缺失。制度是观念的物质载体。改变制度,首先是改变观念。观念的改变,也要由制度来实现。辛亥革命的一个历史教训是,在国家制度的变革中,如果旧观念没有改变,旧制度还会复辟的。相比国家政治,单位政治和日常政治,对人们政治观念的影响更为直接,也更为现实。尽管在国家体制中,各单位的权重不同,但就影响社会政治伦理变化而言,每个单位在弱化“官本位”上的改革,都具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看,改革是不分大小的。通过在一个单位细部的改革,能够在制度上弱化了“官本位”,树立改变政风的形象,也会产生启发全局的作用。

    上至一个国家,下至一个单位,官气愈重,暮气愈深,履行职责的功能愈弱。在体制改革的试错过程中,衡量一项改革具有创新价值的标准,是看改革能否淡化了“官本位”的特权意识,能否强化了以人为本的服务意识,能否更好地发挥本身的社会职能。就笔者所见,直言不讳地讲,近些年来,“官本位”不是在弱化,反而在强化。以笔者所在的中央党校为例,这是培训党的高中级干部的教学科研单位,又有思想解放的传统,理应重知识、重学术。但现在以行政职务垄断学术资源的情况反比过去更加严重,学术意识和理论勇气大不如前。在“官本位”的行政导向下,以职务为权威,以会议为学术,以谋官为能事,以仕途为前程。“官风”所向,学术评价体系混乱,热衷于假、大、空、谀的出奇制胜,制造一些不见经传的概念名词,研究一些不言自明的伪学术假问题。“官风”对学风的败坏,可见一斑。教研部门本是从事学术研究的,需要的是学术权威,行政的角色就是服务,完全可以取消职官,取消行政级别,实行民主治学。学术的本性是民主的。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管理类型,世界各国从未有过以行政手段管理学术的成功先例。在学术管理中,民主制的优势可以充分实现,如竞选制、任期制、组阁制、委员会制、退免制、轮换制等等,都能运用起来,中心目的是发挥知识的权威。这方面,国际上已经有很多成熟的经验。

    上述例证旨在说明,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不仅有国家的大文章,还有来自本部门、本单位的许许多多的小文章。这些小文章,对潜移默化地转变我们“官本位”的政治伦理,建立专业化的职业伦理是非常必要的。与其劳心费力地教育官员们知荣辱,不如以制度让他们的椅子活动起来,他们就自然知道该干什么了。这些具体到每个单位职能的制度设计,就是一篇篇的政改小文章。

    简而言之,所谓政治体制的蛙步改革,是着眼于比较代价的渐进改革,从风险最小,代价最少,最现实最可行的地方入手,规范公共权力的运作,堵塞以权谋私的体制漏洞,提高服务社会的行政效率,改变“官本位”的政治伦理,明确社会职责的利益导向。改革的措施是不择细微,简单易行。只有在不断的改革行动中,才能不断地疏松被“官本位”板结已久的社会土壤,完成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当前的改革,必须强调有所动作,小动作也是动作,也具有恢复公信力的积极意义。只有在行动中,才能使已变成名词的改革,恢复其动词的本义。

 

关于“万岁、万万岁”的联想

王海光

 2006-8-9

    前不久,有客自远方来,谈及当地一次领导干部会议。会上,书记做报告,众领导进行讨论。大家争先恐后,发言踊跃,一致赞扬书记的报告水平高。与会领导具是高学历者,才思敏捷,赞扬之词层出不穷,一个胜似一个。轮到最后一位发言时,前面的发言者已经把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统领全局,指导一切之类的好词都用完了,出新颇难。这位搜肠刮肚,憋得满脸通红,最后来了一句:“书记的报告,顶天立地!”客人揶揄说:“就差说万岁!万万岁了!”

    客人调侃的是现在官场颇具普遍性的“一把手现象”。所谓“一把手绝对真理,二把手相对真理,群众有真无理”是也。笔者受客人之谈的启发,联想起我们历史上的“万岁”现象。“万岁”是封建专制时代的产物,为帝王者的专利名词。其他人再有能耐,最多也只能是九千岁。革命,所革的也就是“万岁”的命。但是,在革命之后,“万岁”却又为革命者沿袭了下来。不仅是对领袖称颂是“万岁,万万岁”,到“文革”时期更是发展为“万寿无疆”。最后甚至连领袖本人也不胜其烦,连连批评“四个伟大”讨嫌。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领袖为个人崇拜所困的骑虎难下。这是一个令人十分困惑的异化现象。

    皇帝万岁,领袖万岁,和“一把手”的“顶天立地”,当然不是能够同日而语的事情,但却可以看到一条贯穿其中的伏线。“万岁”一词的符号意义当然不是指寿限。帝王们并不真的认为自己能够“万岁”,否则就不会从登基之日起就大修自己的陵寝,预谋后事了。领袖们也并不会真的认为自己能够长命百岁,否则也就不会存在“革命接班人”的问题了。“万岁”所要表达的真实含义是在“九五之尊”的绝对权威面前五体投地的绝对臣服。而在臣服的意义上的“万岁”一词,并不会随着封建皇权制度的倒台而消失。

    有权无威的权力不是真正的权力,权力需要造就自己的权威。“万岁”就是这样一个制造至高无上的权力威严的特定政治符号。能够让一个民族产生领袖万岁的个人崇拜现象,仅靠领袖个人的超凡魅力和不世功绩是不够的,还需要用权力意志自上而下地制造大一统的臣服。对群众来说,前者是一种自然形成的权威心理,后者则是来自现实利害的考量。在这里,权威和权力构成了特定的表里关系。真正英明的领袖人物,其执政的权威性是不言自明的。但一旦他的执政活动出现重大失误,自信心受挫,政治威望下降,就会用手中的权力人为制造崇拜领导的权威。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出现个人崇拜的时期往往就是国家政治出现失误的时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所以出现那场狂热的“造神”运动,正是由于“大跃进”的惨败大大损害了领袖威望,所以要“大树特树”他的最高权威。这场“大树特树”的结果,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经过“文革”的劫难,“万岁”的个人崇拜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官场的权力崇拜并没有根本改观,近年来在“一把手”身上甚至大有演烈之势。书记和委员之间,不是同级的平等的工作关系,而是表现为一种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由于我们的官位职务自上而下授受的。上级主要领导人的认可与否,直接决定下级进退升迁的命运,并不靠个人的资望能力。正如一个官场的流行谚语所言:“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这种“一把手”个人起决定作用的授权方式,固然能够造就官场中唯上是从的权力崇拜,跑官、要官、卖官、买官的关系学大行其道,同时也必然存在就任职务者的领导权威先天不足的问题。一旦这些领导者就任之后,首要的执政活动是如何树立领导权威,让下属完全听命于己。当然,这种领导者树立个人权威的执政活动,并不是真的要让大家能够心悦诚服,能够做到表面上口服就可以了。这就是说,作为下属,必须有明确表达出来的听命和服从,公开表示出来对领导个人绝对臣服的姿态。如上述的例子,该书记的报告或许真的水平很高,但绝对不会高到“顶天立地”的程度。言者所以急不择言,就是要急于表达的对“一把手”权威完全臣服的态度。在这里,态度是决定一切的,真理和原则是次要问题。 “顶天立地”和“万岁、万万岁”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即在权力意志下的臣服。

    毋庸置疑,领导需要权威,属下需要服从。但是,权威和服从都是有原则的。仅仅从领导个人的权力意志出发,刻意地为自己树权立威,势必会带来官场上的荒谬性。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就是有些人喜欢对领导极尽巴结奉承之吹捧,也就是有些领导对这些廉价的吹捧十分欣赏。上好下行。于是,一些人的阿谀之词说得越来越肉麻,越来越不堪入耳;一些领导却偏偏把肉麻当有趣,非常受用,洋洋得意。我想,这些领导人并不是智力低下之辈,不会连那是溜须拍马的话都听不出来,不会不知道这些说假话的并不真心,不会不懂得忠言逆耳的道理,但他们当下就能在这种奴颜婢膝中获得大权在握的快感,乐在其中,何乐不为。有的领导为了获得这种绝对臣服的快感,甚至还会有意地指鹿为马,以训练人们对他的绝对服从。这是公共权力的个人化使然。这种风气所到之处,小人得势,君子隐匿,以“跟风、吹牛、拍马”为能事的“风马牛”干部大行其道,吏治败坏,莫过于此。

    官场上的谀风盛行,自古以来都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对此,道德批判是必要的,但也是很不够的。在“万岁”走进历史后,个人崇拜已失去了基本条件,凸现出来的是对权力本身的膺服。在奉公和奉上的边界错乱中,可以看到一种体制性的尴尬。领导会遇到分不清职务权威和个人权威的尴尬,属下会遇到分不清听命上司和曲意奉承的尴尬。当然,领导必须要有行使职权的权威,属下必须要履行服从上级的义务,问题在于建立权力行使的合理性。以建立领导的个人权威来提高行使公共权力的执行力,虽是一种现实存在,但不是政治文明的发展要求。建立领导和被领导之间正常关系的现代政治逻辑,是要打破这种唯上是从的权力格局,让公共权力回归于公共利益。无论如何,要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大前提只能是权为民所有。

 

发件人:"田忠国" <tianzhongguo@live.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13 12:24:2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 

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权力资本化的过程

从史铁生的" 许三多的循环论证"看今天中国的经济学

田忠国 

    很久不见史铁生先生的美文了,今天上网打开"乌有之乡",机缘凑巧,竟然与史先生的美文不期而遇。在史先生的文章中,他依然淡定的微笑着说人类与生俱来的悖论和突围(从悖论的围困中突围,出来),这不由让我想起中国的两位经济学泰斗:吴敬链和厉以宁先生在"人民网"上的对话。 

    两位先生是为中国改革找成功的根据的,其实,我个人以为中国的改革成绩巨大,但因为问题多多,离成功还十分遥远。试想,如果改革成功了,下一步还需要做改革的事么?当然不需要了,再进一步说,此时应该做其它事了,而不是回过头来再改革,但是,中国现在需要努力的,恰恰是继续改革,这就说明中国的改革还不是十分成功。按照吴、厉先生的思路,对改革的结论也只能如此。但两位先生的共同点是: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我根据他们谈话的内容揣摸,二位先生所谓的成功,应该说是成就,而不 ---是 ----成功!细想想,成就与成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成就说的是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取得的成绩,是一种感觉中的量化标准(当然也有数据上的量化标准,不过,中国数据上的量化标准是很可疑的,比如,一说收入就说平均,一说 GDP就说总量而不说人均),而成功的概念是:经济改革形成了完整的发展模式,而这个发展模式则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机制动力。 

    现在看,中国的改革其实是一个权力资本化的过程,而并非实质意义上的自由经济。我在"未被记载的历史:说唱艺术与乡村秩序"一文谈了本质意义上自由经济早就消失,韩德强先生更在他"企业中的自由主义和神性"一文论述得十分详细。我需要补充的是,现在的所谓自由经济,不过是资本权力与资本权力的比拼,并非是本质意义上的自由经济。但正因为现在的自由经济其本质是资本权力的比拼,经济的自由其实早就消失在不平等的资本权力的比拼过程中。强大的资本势力尚且如此,身无资本的普通民众只得在这种"自由经济体制"下任资本宰割。 

    在我的阅读视野下,其它国家,所谓的资本成熟国家,国家政权努力的方向恰恰与中国努力的方向在制度上相反(我说的是过去,不是现在)。其它国家为了限止资本权力的横行与对普通民众的盘剥,一个是采取了制度性的限止资本权力的任意扩张,二是赋予民众更多的自由权利,行使同资本权力的对抗权,或者叫制衡权,使资本利益与劳动利益维持在相对合理的区间,或许,正因为"制度、公民个体权利、资本权益"的平等并行,才化解了一场场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与冲突,使之社会和谐。 

    但是,中国的改革却是把民众的权利关在笼子里,一任资本权力和公权私化在中国大地上疯了似的狂欢,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矛盾的加深,也就成了社会发展的必然。由此可见,从权力资本化和财富的增量上来说,改革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远不是成功,如果这种创造财富的模式"发扬光大"下去,其结果只会把共和国推进万丈不复的深渊。

    经济学家们最好不要把中国的改革拴在笼子里,手抱茶壶慢慢欣赏改革悖论的舞蹈,而应该把改革问题放到全国人民的眼前,让其审视,并提出自己的改革观点。当然,这样说经济学家一定不高兴,因为和人民大众一起一是失了身份,二是降低了泰斗的水平。试想,如果老百姓都成了经济学泰斗了,泰斗的独立董事还那么值钱么?

    史先生在"许三多的循环论证"一文中,论证的是许三多追求的悖论与如何突围的问题,但中国的经济学家,却乐意沉溺于悖论深处快乐的舞蹈,不去反思,不思突围,反对突围,但还自称是中国改革的倡导者、支持者、推动者,却怎么也无法让人信服,因为,他们其实陷入了"口头上的改革派,实际上的反改革派",真正的经济学大师是见错就改,有错必改的,而不是死抱着错误拧着脖子说正确。美国的科学泰斗霍金,在他的人生旅程中一方面诉说他非凡的发现,一方面又在否定或修正自己的发现,但这似乎没有影响他在世界科学界的地位,倒是我国的经济学家,在赢得民众的尊重和支持后,硬拿着实践检验是错误的东西当正确,比如说腐败有益论,兽性最佳论等等,拿着不是当理说,在人民群众心中失去原来的地位,也就成了必然。 

    此种情况,不能不令人深忧之,关怀之,痛思之。

    2008年 1月 13日星期日 

    田忠国,1959年出生于山东薛城。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电影、电视、戏剧协会会员,枣庄市作家协会理事。现在山东省枣庄矿业集团新安矿宣传科工作。曾在"中国政府创新网"、"中国选举与治理"、"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网"、"南方网"、"中国报道周刋"、"联合早报"、"新法家"等国内、外重点学术网站发表理论文章五十余篇。并有作品被收入国家创新重点文库。无文凭,乱读书。研究重点:权力结构、制度、程序及程序序列在权力结构中的作用以及对现实与未来的作用及影响。近期重点:民主状态下的制度、程序设计与操作。核心思想是:思想决定制度、制度决定机制、机制决定行为、行为决定未来。 
何谓民主?以自由、尊重、宽容为基础,集合群体智慧,并在群体智慧的比较与优选中寻找社会未来的最佳解,并以制度程序的形式固化其机制的管理方法,就是民主。一个国家的管理能力,主要表现在把思想转化为制度、程序的设计能力上。身份证号:370421195905214215.电话号码:0632--4069076。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观察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  钱颖一

2008年1月13日

(引自《选择》周刊最近一期)

    目前或许是我们推动经济改革的一个困难时期;改革遇到了对“发展与公平”认识上的误区。

    关于经济改革,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被引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我的理解是,中央在继续改革这个问题上决心极其明确,改革开放不能停步,不能倒退,而且要前进,因为不进则退。不过,在我看来,具体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如何落实改革开放就不那么容易了。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新的时期,有一些新的问题,在此,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两个观察。

    第一个观察,目前或许是我们推动经济改革的一个困难时期。

    原因是空前的繁荣——GDP增长连续多年超过10%,今年超过11%,企业的利润大幅度上升,仅国有企业今年可能就有近万亿元的利润,财政增收可能达到 1.2万亿元,上市公司市值更不用说。世界上十大市值公司在中国就有五个:中石油是世界上市值第一大的石油企业,中国移动是世界上市值最大的电信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是世界上市值最大的银行,中国人寿是世界上市值最大的保险公司。

    当然,这些都是好消息。不过,从改革的角度讲,也许还有另一层含义。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只有危机才能催生改革。最好的例子是印度,1991年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其后的大幅度的改革。事情可能不必这么极端。我认为,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危机感”能够催生改革。30年前,当邓小平推动中国经济改革时,就是那一代领导人的强烈危机感,一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的危机感,开启了中国的全面改革。

    最近的例子是三年前,银行业面临着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开放所带来的危机感,所以,促成了中国银行业的深刻改革,才有了今天的繁荣。

    今天的繁荣是好事,但如果我们盲目乐观,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没有危机感,就会对改革造成一种由我们自己造成的阻力。

    我觉得“危机感”应该来自于我们对目前繁荣的正确认识和判断。从全球范围看,我们仍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仍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收入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大约2000美元,是一个成就,但离全国小康还有很大距离。世界银行最新的有关购买力评价的国际比较研究即将发布,有可能将中国的按购买力平价的人均GDP,在原来估计的基础上缩减40%——当然,这仍然远高于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人均GDP。我们的后面有越南,特别是印度的追赶。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仅仅初步建立,与一个基于法治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大距离。经济体制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些都应该使我们有危机感。

    空前繁荣还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大。部门利益也是造成推动改革困难重重的一个原因。比如,中国的财政收入已达到空前的水平,有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的财力。但每项改革都需要各部门间的利益协调,而这种协调的难度,如今无疑是增大了。从卫生改革、金融改革、价格改革,到电信行业重组,我们都可以看到部门利益的冲突。因此,我们认为下一届政府需要认真考虑,是否能够设立一个超越部门利益的机构,从事改革方案的设计和组织协调工作。过去的体改委、体改办在某种程度上曾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但在上一届政府中,体改办并入了发改委。当然,是否恢复体改委另当别论,这里的关键是为了推进改革,应该在政府层面做一些制度上的安排,以减少改革的成本。

    第二个观察,改革遇到了对“发展与公平”认识上的误区。这也是由于新时期的新变化而产生的。不仅要注重效率和发展,还要关注公平。这就产生了一种认识,以为改革是为了发展,而发展与公平是对立的。所以,在关注公平的时候,减少改革的力度应该成为自然。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

    改革的精髓是很简单的,在我个人看来就是11个字——“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也就是要给个人、企业更多的活动空间,让市场运作起来。世界各国的历史,包括中国自己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都表明,这是惟一使经济发展、效率提高的道路。计划经济的历史,就决定了改革的大方向一定是要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给个人自由,为企业松绑。50年前,这可能还只是理论上的争论,因为那时不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效率上谁胜谁负还未定,即使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在经济中的制高点作用还争论不休,高税收、严管制、国有制也曾被认为是市场经济中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但是1980年后的历史已经用事实作出了结论,只有市场经济才有效率,才能发展。

    虽然人们现在大都接受市场的效率优势和对发展的作用,但同时,人们似乎也都在接受这样一个命题,就是效率和公平之间总是存在着“得失替代”(tradeoff),由此得出“关注公平就要牺牲效率”的结论是理所当然的。既然改革是有利于推动效率和发展,改革与公平就是对立的,发展与公平也是对立的。

    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因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互相替代的关系。不错,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之间有对立的替代关系的一面,但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互补的。实现公平的目标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其中直接的、显而易见的方法往往都是成本较高的方法,而且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但无论是理论,还是各国的经验都表明,通过改革、通过提高效率,往往会产生成本较低的方法,达到公平的目的,而且有时甚至是可以达到既提高效率又改善公平的结果。

    下面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例子,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有很多原因,经济学家发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程度的不同。因此,如果仅仅通过对收入的再分配来缩小差距,那么,它会导致效率低下,因为人们就会没有激励投资自身的教育。相反,如果创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提高所有人的教育水平,这样既可以达到机会的公平,又可以提高效率,还可以改善收入分配结果的公平。

    第二个例子,对劳动者保护的问题。最近,英国经济学家贝斯利和伯格斯研究了印度1947年《劳资关系法》出台后对经济的影响,这一法律对解雇做了严格规定。这两位经济学家用印度各个邦的数据进行比较研究,看这一法律对劳动力市场干预的结果,他们有两个主要发现。

    一是对劳动力市场干预较大的邦,制造业的发展在此后比较慢;而干预较小的邦,发展则比较快。有趣的是,对劳动力市场干预较大的邦,恰好是过去制造业曾经较为发展的地区,因为那里的工会势力较大,所以,在联邦的法律上又加了一层,而几十年后,他们制造业的发展反而滞后于过去落后的地区。

    他们的第二个发现,是关于劳动者自身利益的。毕竟,立法动机是为了提高劳动者收益,如果牺牲一点发展换来劳动者利益的提高,也许是值得的。但他们发现,并不是这样。立法管制过严的邦,劳动者收入也受损失,失业更为严重。这个研究说明,即使动机是好的——想提高劳动者收入,但如果使用了不恰当的方法,结果是既牺牲了效率,也没有带来公平。这就是为什么自1991年来,印度在经济改革中放松了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

    所以,改革开放不仅是发展之路,而且当我们关注公平的时候,也应该用改革的思路来思考问题。

 

给农民地权对抗圈地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秦晖

2008年1月13日

    土地问题本来应该从农民的角度切入,但是大家知道农民比较弱势,最近土地成为关注焦点,主要是从房地产、小产权房的角度介入的。 

土地宽与紧:圈地太易下的悖论 

    我们一直在说中国是土地资源紧张的国家,但从某些方面来说,中国的土地可能是世界最宽松的。例如,在美国只有拉斯维加斯可以看到一个前庭占地几十亩的宾馆,那种宾馆只在沙漠圈地。可是在我们的广州,占地几平方公里的大宾馆、大社区比比皆是,*等等都是如此。 

    中国的圈地之容易,常常会使人感到中国是土地最宽裕的国家。目前一个新的语境就是城市化,我们一说加速城市化,就要从扩大圈地来理解,就要剥夺农民的地权;我们一说城市化引起了一些不能解决问题,就要对农民进城进行更多的限制。 

    到底农村的未来是乡村的复兴还是加速城市化,这个问题本来是无可无不可,一些该城市化的地区就城市化,不应该城市化的地区就不复兴乡村。所以为什么不能反过来讲,提倡城市化,就应该维护农民的迁徙权;鼓吹乡村复兴,就应该维持农民的地权。 

农民土地权问题上,宅基地最为典型。 

    关于宅基地的历史大家注意到没有,在当初搞集体化的时候,原则上农民的财产是两种,一种是生产资料型,这是公有的,包括大牲畜、耕地等;一部分是生活资料,比如住房等。农村的集体化承担了原始积累的功能,不是福利功能。所以当初高级社的标准章程规定,集体不管住房的问题。少数像大寨这样的人民公社为社员盖了房子,但绝大部分公社住房是社员自己解决的。1956年高级社章程就规定,宅基地不入社,耕地入社,住房自己解决,国家不负责。 

    但到了1962年,在人民公社60条里面,变成了人民公社一切土地,包括宅基地,都是公有的,老百姓没有处置权了,但是人民公社60条同时又不承担给老百姓提供住房的责任。我觉得造成现在包括小产权房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农民是没有权力的,但责任是他们承担的。 

小产权房:没有落实农民地权的村官卖地问题更多 

    我不认为小产权房应该放开。我们现在讲的小产权房,主要是指城市居民与乡村尤其是村一级组织之间的交易。现在没有谁提出在土地私有的基础上搞小产权房,都是所谓的集体土地能否进入市场。广州等一些地方搞集体土地进入市场,从打破国家垄断上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由于我们实际上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所以如果放开小产权房的话,会有很大问题。 

    我们可以看看中国土地市场发展的过程。1980年代初,地方政府就可以随便转让土地,造成了一些恶性事件,加上一些地方有村官倒卖土地,地权开始逐渐上收,到现在是越来越高,地政垂直化,基层政府都不能批地。不过地权垂直化管理事实上也不能解决土地的问题,关于这点我已经写文章论证过了。 

    但不能因为地权垂直化不能解决问题,就恢复到1980年代村官可以随意折腾土地的时代。在目前没有落实农民权力的前提下,让村官可以任意的卖地,反而会产生更多的问题。 

廉租房:2亿城漂族的海市蜃楼 

    就住房问题而言,我们以前有许多的观念是完全颠倒的。比如我们经常说房改以前实行福利房制度,现在引起争论,有人说市场化搞的过分了,我们应该恢复过去一些做法,由政府部门盖一些房,比如廉租房等等;又有些人说福利房是过去不好的东西,我们已经摆脱,就坚决不应该再回去了。 

    关于中国能不能盖廉租房,这是一个需要计量分析的问题,但首先我们应该懂得什么是福利房。什么是福利房?是国家掏钱、专门为穷人盖的房子,分配这些房子的唯一条件是贫穷,是收入低。 

    发达国家中,有所谓的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的区别,如瑞典是高福利国家,美国是低福利国家。但在原则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美国所谓自由放任,无非在获得福利的条件上比瑞典要紧得多,必须很穷才能享受福利;而瑞典几乎是人人都有高福利。但无论是自由放任的国家还是高福利国家,他们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这个福利绝对不对高收入人群提供,不对有权有势的人群提供。 

    我们以前的福利房是富人的福利房,这与福利制度的背离程度比自由放任还厉害。自由放任是低福利或者零福利,但我们以前的制度是负福利——高收入的人、有权有势的人,享受高福利;低收入的人、无权无势的人,低福利甚至没有福利。 

    中国正处在一个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都市新移民进来。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穷人,西方国家和中国,或者是发展中国家,在这点上是没有异同的。他们进来以后怎么办呢?从逻辑上说很简单,要么给自由,他们可以自己解决问题,盖一些看起来很不雅观的,我们称之为贫民窟的房子,要么给福利。 

    西方的左派对贫民窟的谴责很厉害,就一直鼓动政府给他们盖廉租房。但如果这个国家的力量比较小,不能给新移民提供福利,就只能让他们自己盖房子,于是贫民窟还是出现了。而西方的左派是讨好贫民窟,靠贫民窟的选票,不会大批清理贫民窟,于是新移民就拉家带口纷纷到城市。所以我们看到,只要是左派执政的西方国家,穷人到城市的速度会加快,贫民窟会扩大。 

    我有一个朋友前段时间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奇迹,一方面有2亿农民进城,一方面在城市没有出现贫民窟。问题是,这2亿人进城去了哪儿呢?你说不在贫民窟,政府给他们盖了廉租房吗?没有,目前的廉租房一是规模小,二是仅对城市居民开放;他们买商品房吗?好像也不多。他们上天了还是入地了? 

    答案非常简单,我们现在允许他们以单身劳动力的方式进入城市,安置在集体住房里面。我们广州的两个学者创造一个新名词,宿舍劳动体制,进城的农民工集中居住,严格管理。这造成了一个奇迹,中国一方面有2亿城漂族,有1.8亿的留守族,这对中国的未来有非常大的隐患。也许第一代没有体现出来,但到

    第二代,我觉得是难以想象的。 

土地保障:给农民真正的土地使用权 

    这2亿城漂族,他们50岁以前没有家庭生活,50岁以后没有社会保障。为什么不给他们保障,据说是他们可以自己保障自己;他们为什么可以自己保障自己,据说是我们不准土地买卖,所以他们可以自己种田养活自己。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是非常荒唐的。自己种地养活自己这是社会保障吗?讲简单点,所谓社会保障就是我看病,公家买单,这是社会保障;如果是公家看病,我买单,这不是社会保障,是负保障,是我保障当官的。实际上,如果真的讲土地保障的话,无非是这样,农民一旦碰到问题,他用正常收入不能解决问题,有土地的农民就可以变现土地解决问题,没有地权的农民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要说土地代替保障这个话有一丁点的道理的话,那就是土地所有权能够代替保障。 

    就目前来说,农民有30年的土地使用权,应该明确一个原则:这30年使用权是不能剥夺的,在30年之内签约对双方是有约束的,集体不能在签约期内撤出。按照这个原则,农民有30年佃期,在30年不能撤佃,在30年内如果要使用农民的土地,就要购买土地的使用权。 

    应该说中国的农民有佃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进步。土地私有权唯一的问题是过分绝对化土地私有权会妨碍公益目的的国土整治,这是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保留重大项目的国家最终定价权的原因,任何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都不可能完全是让买主漫天要价。 

    但是公益征地需要有非常完善的民主和法制保障,讲的简单点,公益性征地至少应该有几个程序:第一,公益性质认证需要讨论,是不是有公益性质,需要有民主程序认证,不能当官的说是公益就是公益,如果是老百姓都认为是,哪怕我们理解为商业的,也可以理解为公益。 

    如果你证明他是公益,第二个程序要进行自由交易的试探,既使是公益如果可以自由交易,还是自由交易,如果不强制还是不强制。如果自由交易达不成协议,那个人漫天要价怎么办?那么第三个程序,就需要一个中立方进行中立产权认定,值多少钱按照这个价格去提。如果达不成,还需要一个替代的方案,如果备用方案社会代价太大,在这个情况下,国家才可以使用最终定价权。

   (本文原系作者于2007年12月16日腾讯网举办的第二期腾讯思想沙龙上的发言)

 

中国改革转了个圈儿又回到起点

天津财经学院教授 李炜光

2008年1月13日

    几天来收集了一些官方或主流媒体上公布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数字,分析比照的结果,本该欢欣鼓舞的我,却陷入了某种巨大的困惑之中。

    先看财政收入。1978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年,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31.1%,1994年,这一年中国进行了以“分税制”和流转税制改革为基本内容的财税体制和制度改革,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0.8%,到2006年,这个财政收入的相对数字又上升到19.39%。而根据前任财政部长及多名学者的多种计算,包括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的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应该在34.43%—40%之间。

    再看财政支出,几乎是同样的情形。1978年,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是31%,由于实行放权让利政策等原因,1994年,这一比重下降到12%。这以后又往上急升,到2006年上升到19.73%。如果把没有计入政府财政支出的国债支出、预算外支出、制度外支出都计算在内,怎么也在30%以上。

    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我们以年份和GDP数字为坐标画两条最简单的曲线图,会惊奇地发现,无论财政收入还是支出,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差不多是完全对称的!事情还没有结束,按照2007年财政收入增长31%、增收1.2万亿元的趋势(目前还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一趋向的进一步发展),右边的曲线已经超过了左边并将继续延伸下去,形成一种新的不对称关系。

    我的“困惑”之处正在这里。三十年过去,我们国家的体制似乎又回到了它的原点,我们曾经十分熟悉的那个超级政府,一个职能、规模都呈无限扩大、无限增长趋势的庞然大物,又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政治权力在这个国家,大体上仍然像三十年以前一样,无处不在,无所不能。

    三十年来,我国政府的行政费支出增长了近90倍,2004年占财政支出总额的37.6%,而同期美国的这项支出的数字仅为12.5%;三十年来,政治权力没有丝毫后退,仍然像以前那样控制着国家的绝大部分资源。公权力商品化的潮流不可阻挡,形成一种可以自我强化的“权力经济” 和各式各样的利益集团,无孔不入地凭借特权谋取经济利益,与民争利,而对向社会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不感兴趣。2004年,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支出,我国为 25%,美国为75%。尽管GDP猛涨,直接维系民生的社会保障、公共文化与公共卫生等财政投入却落在世界各国的末尾。三十年来,公民无权的政治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人大仍然无法行使其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政府制定法规、政策依然可以我行我素,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官本位文化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变本加厉地膨胀起来……。

    这些问题尽管看上去很严重,但更严重的在于,现有的体制究竟是抑制这些问题的因素,还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在现有的体制内究竟能不能被逐步弱化,以致最终得到解决,还是根本就没有希望解决?

    三十年来,我们一直以为自己在跟那个传统的旧体制作殊死拼搏,其实它早已完整无损地移存于另外一个体制中;我们一直以为自己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实我们培育的是一个与市场体制不相干的、被官僚体系熟练操纵的体制。仿佛于不经意间,这个 “新”的老体制已悄然形成,并且日益变得不可撼动了。

    从前些年 “趟地雷阵”的精简行政机构尝试的失败就可以看出,即使最高统治者,对这个业已成熟的体制亦存无力和无奈感。如今数年时间又过去了,政治权力归属已经尘埃落定,经济资源已经“瓜分”完毕,“新”体制巍然屹立,任何改变既定资源配置格局和分配模式的企图都将它面前碰壁,铩羽而归。从今往后,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这个新老交融的体制都将按照自己的意志和逻辑继续改造我们的国家,也同时改造着我们。现在早已经不是什么“走回头路”的问题,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回去了,而是走上一条官僚体制主导的歧路并将被永久性地锁定在这条路上的问题了。这条路的尽头,也不是什么美丽的主义社会,数千年来官僚体制最终导致了什么结果,就会是什么结果。

    中国的改革“改”到了这个份儿上,让我看,倒是可以宣布结束了。以后再谈改革,应该是对这个正在“热”运行的体制的改革,而跟早先的那个“计划经济”的老体制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可以跟它说“拜拜”了。

 

精英买办对中国空前的破坏

----国内右派力量勾结国际势力对国内大众的一场空前围剿

黎阳

2008年1月15日

乌有之乡(电子月刊)二零零八年第一期文章

    冷战结束了。苏联解体了。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忙得不可开交。目前似乎不存在来自外部的、迫在眉睫的、足以威胁到中国生存的大患。那么中国是否可以高枕无忧了呢?不能。

    “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至”。外部威胁减退是好事,但也有另一面。根据中国的历史教训,外患减退之日,便是需要警惕内乱分裂之时。大敌当前能促进中国人团结一致共同对外。外来的压力反而加强了中国人的凝聚力。一旦来自外部的压力消退,那这种凝聚力的助力也随之而去。中国能否继续存在而不分裂瓦解,全靠中国自身的凝聚力。物质上的凝聚取决于经济利益的一致。精神上的凝聚力取决于民族认同。

    目前中国的凝聚力,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都正在受到空前的挑战与破坏。

    1.物质方面:中国现在当“买办”最吃香——既然以追逐“富人”之“富”来“致富”,出现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奇怪。

    网络文章“918事变的教训”里关于“买办”有几段话非常精辟:“1931年8月22日蒋介石在南昌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9.18”的夜里,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打电话给北大营下令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蒋介石说的‘我们’是谁呢?荣臻说的‘国’是谁的国呢?”

    “显然不是农民,从清末以来,每一次割地赔款的负担最终都落到农民身上,早就知道‘最恨条约’的道理。不是工人,因为工人一向在列强和买办的血汗工厂里被敲骨吸髓。也不是知识分子,9.18之后不知有多少青年学生在请愿时被打得头破血流。也不是军人,保家为国是军人的本分,绝大多数军官和士兵都是坚决要求抗日的。甚至有不少地主,因为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大部分土地被日本人霸占了,在东三省,日本也计划霸占1/3的耕地分给日本的‘开拓民’。”

    “总是有人要求别人牺牲,牺牲工人,牺牲农民,牺牲知识分子,牺牲军队,牺牲一代人,牺牲国土,牺牲盟国……试问一个国家里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军队都牺牲了还剩下谁?谁的利益如此崇高?竟需要整个民族为之牺牲?”

    “这个凶狠的怪物就是买办。蒋介石发表的讲话正是官僚买办集团利益宣言。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正是买办利益的要求。”……

    “买办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卖了农民卖工人,丢了东北丢华北,至于从日本手中收复朝鲜和台湾更是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总之只要买办们能苟且偷安,继续捞钱,一切都可以出卖。唐朝时武则天有个男宠叫张易之,有人在他家门上贴了个纸条上写:‘看你横行到几时’,张易之竟狂妄的回贴:‘为欢一日已以足’。后来张易之果然被愤怒的羽林军斩杀了。然而买办的本事比张易之要大得多。他们一面把中国当成淘金场,一面把自己的根扎在大洋彼岸,一有风吹草动,只要拿上一本护照,再记住瑞士银行的密码,就可以一走了之。在美国居住多年的宋美龄,她豪华别墅的每一块砖都浸透了南京30万中国人的血,她余生中的每一天都在向人们证明这样一个道理――买办没有祖国。”

    “因为买办没有祖国,所以买办不需要国防。蒋介石时代对海军的投资还比不上满清。30年代蒋军的炮兵实力甚至比不上北洋军,北洋军参照德国、日本军制,1个正规师里还有1个炮兵团,而1937年的国民党军最好的嫡系师里也只有1个炮兵营。买办经济只偏重于列强需要的纺织、原材料加工等轻工业,而所有和国防有关的航空、化学、钢铁等重工业买办都不能使买办获利。宋子闻有句名言:‘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

    “买办也需要军队,但这是内战型的军队,专门用于镇压人民的军队。无论从装备、编制、教育、训练都是如此。由于缺乏火炮等重武器,蒋的200万军队按当时国际通行的标准,只是一支治安军,远远不能算国防军。1935年庐山军官训练团学的是《剿匪手本》,德国顾问教的是堡垒战术。这一套对付江西红军是有效的,但搬到凇沪战场上就成了日军飞机、大炮的活靶子。对红军的围剿动辄出动30万、50万、100万兵力,3000万军费。围剿抗日的19路军和抗日同盟军都出动了15万以上的兵力。而每次用于抗日的中央军不过几个师而已,19路军作战的经费竟是靠各界捐助的。”

    “所有这些倒行逆施都说明,买办的利益依附于列强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背道而驰的。买办经济不能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脊梁。一旦买办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则必有投降政治、消极军事、破产外交和殖民文化。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就会坠入黑暗的深渊。”

    ……

    说明一句:这里说的“买办”,指的是“官僚买办”——不错,买办的性质就是为外国谋利益,不是为中国谋利益。但外资外商的正当雇员通过正常商业活动在中国为外国谋利益是一回事,中国的官员与外资外商内外勾结里应外合损害中国利益为外国谋利益是另一回事。一个合法,一个非法;一个两相情愿,一个动用权力强迫中国做牺牲。普通买办不一定是中国的敌人;官僚买办必定是中国的敌人。

    是不是官僚买办不能看表面形式,而要看整个买办过程中有没有权力参与加利益转移。只要有,那就构成了官僚买办。不管是“家族分工”——“老子当官、儿子买办”、是“互助组、合作社”——“你给我办事,我安排你家属出国、就业”,是“友情协作”——“互相帮忙”还是“一次性交易”,只要涉及钱权交易,那就是官僚买办。

    现在中国“老子当官、儿子买办”的情况还少吗?外资外商通过这种“曲线买办”左右中国决策强迫中国牺牲中国利益的事还少吗?中国社会以当买办为荣难道不是事实吗?面对如此强势,如此吃香的官僚买办集团,中国的民族利益何在?中国的物质凝聚力何在?

    2.精神方面:

    中国的“主流精英”正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纲领地全面围剿中国人的民族认同,以彻底摧毁中国人的民族凝聚力。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全面妖魔化中国的一切民族英雄,全面美化中国的一切民族败类。

    使中国避免了1945年被美苏两霸瓜分肢解的命运、最终将中国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处境变为“世界一极”的毛泽东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却遭到中国“主流精英”有史以来最卑劣最无耻的诬陷诽谤妖魔化。

    “主流精英”无孔不入地把1949年以来的历史描绘得如同一个荒诞神话:毛泽东夺得政权后就没干好事:“杀人放火”、 “镇反”、“反右”、“闭关锁国”、“一边倒”、“替苏联跟美国打仗”、“大跃进”、“饿死三千万”、“文化大革命”、“勒紧裤带输出革命”、“不顾人民死活造原子弹”……总之是个到处搞破坏的头脑发昏的疯子,直闹得天怒人怨、“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等毛泽东去世,地下拱出个土地怪,口中一通念念有词,大叫一声:“改革开放!”顿时中国春暖花开好事全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满地馅饼,“国际接轨”、“全球化”、“世界工厂”、“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从此人人向善、个个虔诚、处处一片歌舞升平,中国一跟头就成了“世界大国”、“责任大国”……(“主流精英”们如同一群耗子,把一个完整严密、充满因果关系的历史啃成一地碎片,每只耗子各叼一片到处卖弄:我这一片就是历史!——按照他们的碎片去了解历史,只能看到一个被耗子啃得歪七扭八变了形的丑八怪。)

    不仅毛泽东,中国史上一切民族英雄也无不遭到丑化淡化、“重新评价”:狼牙山五壮士、黄继光、邱少云、岳飞、文天祥……而一切民族败类无不遭到翻案美化、“重新评价”:汪精卫、袁世凯、李鸿章、吴三桂、洪承畴、秦桧……完全再现了鲁迅当年的辛辣嘲讽——“玉中求瑕,屎里觅道”。

    更严重的是最近的《色.戒》风波:一个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抗日女英雄,一个“满门忠烈”、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故事,被个汉奸婆娘张爱铃歪曲成了个为性爱背叛抗日的叛徒娼妇,被个性变态导演李安拍成了个汉奸色情教学片——核心意思:“人权高于主权”——性爱是“人权”问题,“抗日”是主权问题。影片“激情”了半天,要说的就一条:为了性爱背叛抗日可以理解,应该歌颂,值得效仿。这还不是“人权高于主权”?——这一切本不足为怪: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中国历来盛产汉奸文人,有这俩不多,没这俩不少。怪就怪在这部“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的汉奸色情教学片居然得到了中国官方的认可,居然在“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的前夕公开发行,居然受到“主流媒体”狂热叫好,为居然“并未引起民族主义情绪强烈反弹”而欢欣鼓舞,北大学子看到《色戒》中喊出“中国不能亡”口号时居然哄堂大笑,官方居然对中国老百姓洪水般的指责抗议置之不理,居然禁止争论朝着“要不要国家民族认同”的方向蔓延,“有关方面”居然要求媒体在讨论中不能出现“汉奸”二字;居然立刻示威性地在“国家大剧院”安排公演汉奸婆娘张爱铃的另一作品《红玫瑰白玫瑰》……如果“有关部门”不是吃了台湾人的贿,那这一切就是正式的“官方表态”:《色.戒》与“十七大”要建立的“核心价值观”不但不矛盾,而且完全一致——否则何必如此力挺?这问题的性质就大不一样了。援引此例,类似的汉奸片都可以理直气壮纷纷出笼。肯定了《色.戒》,就认同了“人权高于主权”。那下一步呢?“绝对不抵抗”?

    《色.戒》的客观社会效果是什么?且看如下评论:

    1,“爱情的珍贵表达其‘贞操’和‘性’,却要献给国家、民族的‘抗战’事业,个体与国家利益的要求就必定要牺牲一个女子的感情和身体吗?王佳芝只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而已,一个肌肤相亲那么久的男子,要她完全的冷血,这本身也是抹杀了人性的要求。不管对于国家这个男人扮演了什么角色,对于王佳芝来说,他仅是个疼爱怜惜过她的人,那一丝不知是否出于真心的温情,让她忍不住想要抓住,因为这正是她最渴望而又最缺乏的东西。那些口口声声国家民族的人,可曾对她有过一丝的关心么?”

    2,“那些批评《色.戒》的,诚如君言,是一群可怜的失去了灵魂为虎作伥的鬼而已,不值一哂。”

    3,“作为一个女人的王佳芝,她的身与魂,其个体在中国道德谱系中可见丝毫的存在空间?与易先生比,王的父亲和爱人甚至连一点、一丝虚假的关心与怜悯都没有。对于易的‘真假’,判别权利在王佳芝。而她最终是用生命的代价作出了抉择的。但看中国,不光彼时,亦在今日,又有几多须眉男人智慧达知‘自由’真谛,并了悟、珍惜‘选择’权利,敢用生命证实之的?”(——注:珍惜“选择”背叛、出卖的“权利”?)

    4,“真正的人民,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人性不是一堆大道理的空泛堆砌。”

    5,“凡是参加者(签名抗议公开信)都是无可救药的极左分子!”

……

    没有对民族英雄的认同就没有对民族的认同。没有对民族的认同就没有民族凝聚力。借口“人性”而否认民族英雄,这还不是公然破坏民族凝聚力?《色.戒》受到那么多“精英”的吹捧,肯定为“人性”而背叛国家的行为的观点如此泛滥,这样的情况在以色列、俄罗斯、美国等国家可能吗?“胜利者不受责难,民族英雄不受诬蔑”,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会如此丑化自己的民族英雄?还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会有“爱国贼”、“愤青”这样如此有“独创性”的“发明”?中国史书历来如何评价“诬陷民族英雄、迫害爱国志士”?“奸佞当道,残害忠良”。——中国历史上每逢“朝中有奸臣”,往往后果是什么?国破家亡。——这是不是民族危机?

    2).用“文明认同”取代“民族认同”

    凡真正爱国的,无不坚持一条:一切最后都要落实到有利于让中国好起来。

凡真正卖国的,无不坚持一条:一切最后都要落实到有利于让外国搞垮中国,还说这是在为中国好。

坚持“民族认同”的前提下批判地吸收外国文明的优秀部分是爱国。只要“认同外国先进文明”不要“民族认同”是卖国,甚至是种族灭绝:汪精卫也可以说他当汉奸是“认同外国先进文明”。欧洲人灭绝印地安人、希特勒灭绝犹太人也可以说是在“认同外国先进文明”——为“先进文明”扫除障碍,消灭“落后劣等种族”。马克思主义属于“西方先进文明”,王明只“认同西方先进文明”而不要“民族认同”,所以一切听苏联的,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则坚持在“民族认同”的前提下“认同先进西方文明”。他说:“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

把“认同外国先进文明”置于“民族认同”之上是为分裂国家制造理论根据。“台独”就是这个“理由”:留在中国妨碍了我的“人权”、“民主”、“自由”。“藏独”、“疆独”也都是这个“理由”。你把“认同西方先进文明”置于“民族认同”之上,那自然就承认了“人权高于主权”。中国任何一个省、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部分的任何人都可以以此为借口闹独立:既然“认同西方先进文明”高于“民族认同”,那我只要随便编个“理由”,声称脱离中国有利于我的“认同世界先进文明”,那就万事大吉。

“坚持在‘民族认同’的前提下批判地吸收外国文明的优秀部分”如同人吃饭:吃进自己肚子,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一部分。

“只要‘认同外国先进文明’不要‘民族认同’”如同把自己让别人吃,或把器官移殖给别人:自己的命不要了,“认同”到别人肚子里了,由此也算“变成了‘先进文明’的一部分”。

    “主流精英”们大肆宣扬“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必须从‘革命高于一切’的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实际也是在为搞垮中国制造理论根据。

    第一,“自由”、“民主”、“人权”等等都是虚玩艺,没有什么靠得住的客观标准。“自由”不“自由”、“民主”不“民主”、“人权”不“人权”全凭“精英”嘴上说了算,谁有“话语权”谁说了算,谁财大气粗谁说了算。俄罗斯为了当上“民主国家”,又是裁军又是“休克疗法”,价值成千上万亿的导弹、战略轰炸机、核潜艇说炸就炸,说拆就拆,说毁就毁。国外基地不要了,军队削减了,战略要地放弃了。忙活了半天,不知费了多少劲,美国仍然拒绝承认它是“民主国家”,又是北约东扩又是支持车臣叛乱……俄罗斯那么多倾家荡产的损失仍然换不来一个虚无缥缈的“民主”,最后终于死了心,再也不迷恋那个“民主”虚名,重新往回拣那些白白放弃了的实实在在的东西:重新武装、恢复战略轰炸机的巡逻……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就为了那么个虚张声势的“民主”“自由”,白白丢掉了多少国家利益!这买卖亏得太大了。

    这种“用虚的换实的”把戏实在是无本万利的好买卖。美国用它把俄罗斯耍得一楞一楞的。中国的“精英”们也不甘落后,同样狮子大开口:把政权交给我就叫“民主”,不让我当政就是“独裁”。——别看中国的“主流精英”们言必称“民主”,其实什么是“民主”他们自己也说不清做不到。譬如北大,不是号称“民主自由大本营”吗?实际呢?“那些批评骂我的人,他的道德连我一个脚后跟都没有!”——用自己都实现不了的东西当国策,开什么玩笑?!但是人家就楞有本事把这种谎话说得一本正经。这就是“用虚的换实的”把戏的奥妙:你置之不理就是不“民主”,你信以为真就非解体不可。几句空话就能毁灭一个国家——以前没人相信,现在有俄罗斯前车之鉴,中国人能不相信吗?

第二.“主流精英”们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都是假的。

    他们的“人权”的实际含义是“精英”们要有“欺人权”。他们的“民主”的实际含义是“精英”们要“主民”。他们的“自由”的实际含义是“我自由奴役你”。且看这条报道:“工人为争取权益拒绝超时加班被指煽动罢工遭解雇”。

    中国法律禁止罢工(这也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所以才会有“煽动罢工”这种罪名。无权罢工,就是说,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现在全国的“打工族”,不管是白领还是民工,动不动超时加班的有多少?无加班费或加班费微不足道的有多少?敢拒绝这种超时加班的有多少?)——什么人属于“不干也得干”?奴隶。奴隶有“人权”吗?按“精英”们说法,现在是“中国人权状况最好的时候”。“人权状况最好的时候”的工人没有罢工权,究竟是工人的人权不算数呢,还是工人不算人?为什么“精英”这么多年闹“修改宪法”从来不关心什么“罢工权”,只关心“物权”?“精英”就是如此“保护人权”?“精英”稍不如意就大哭大闹,“伤痕文学”满天飞。而现在工伤事故矿难伤亡人数比“伤痕文学”里的“精英”多了多少倍?“精英”们吭过一声吗?创作过“伤残文学”、“伤心文学”、“伤亡文学”吗?这一切难道不证明“精英”的“人权”只包括他们自己,实际是他们的“欺人权”吗?

    茅于轼说:“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社会进步是靠精英的。社会没有了精英,必然退步。”张维迎说:“那些批评骂我的人,他的道德连我一个脚后跟都没有!”

    这足以说明“精英”们的“民主”是什么玩艺了:他们说了算叫“民主”,他们说了不算叫“独裁”。“民主是个好东西”,“大民主”是个坏东西。——只有“精英”参加才叫“民主”,老百姓参加就叫“民粹”,叫“大民主”,叫“无政府主义”。预先规定“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一切都必须由“精英”说了算,那还“民主”个什么?那不就是任凭“精英”们“主民”吗?

    “精英”一方面口口声声“言论自由”,一方面近三十年“不争论”。(还要“不争论”到何时?难道要以世纪为度量?)有“话语权”的,“言论自由”得随心所欲。没有“话语权”的,近三十年不得出声。如此“言论自由”,中国“特色”,世界一绝。

    把持“话语权”,坚决“不争论”—— 只许“精英”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结果:社会成了骗子社会,中国成了骗子国——不是说中国人人都是骗子,而是说中国人人都不知道谁不是骗子,甚至不知道谁大概不是骗子:现在不管是谁说话,不管其身份如何,不管是什么话题,不管是“虎照”还是“嫦娥照”,老百姓敢随便相信吗?碰上任何事物任何人都得象破案:搜集证据,研究分析,如履薄冰,小心翼翼——都被骗怕了。骗子太多了。上当太多了。为什么?把持了“话语权”的“精英”在“言论自由”的借口下滥用言论自由,把“言论自由”变成了诈骗犯罪工具而不受任何惩罚。经济诈骗多少还有法可管(虽然经济诈骗犯落网的概率并不高,惩罚也不严厉)。思想诈骗、政治诈骗、学术诈骗则根本不受任何惩罚,一切都有“言论自由”罩着。结果:吹牛不上税。撒谎不犯罪。诈骗最实惠——“骗出一个体制来”。

    “精英”整天说“阶级斗争无孔不入”的日子多么恐怖,而如今“说谎诈骗无孔不入”的日子就不恐怖吗?亲戚朋友、父母子女、夫妻兄弟……所有这些关系有多少没有被“诈骗”弄变了味?谁知道这些过去普遍认为最可靠的关系现在会不会被用来诈骗?过去的“阶级斗争无孔不入”至少还有光明正大的理由,还可以说是为国为公。而现在无孔不入的诈骗呢?

    “骗子社会”的结果是谁说话也没人信。“谁说话也没人信”意味着谁说话都白说。“说话白说”等效于“不说”。“不说”等效于取消发言权。——发言权都被取消了,还有什么“言论自由”?滥用“言论自由”的结果等效于剥夺了所有人的“言论自由”——这就如同在大城市取消交通警察、红绿灯,说是为了车辆的“行驶自由”,结果是交通阻塞,谁也动弹不得,取消所有人的自由。“绝对自由”的结果是“绝对不自由”——这就是“精英”滥用“言论自由”的结果。大家都失去了“言论自由”,有“话语权”的“精英”就有了绝对自由:你爱信不信。反正你整天只能听到我的大喇叭在哇啦哇啦。时间长了你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最后只能听我的。

    列宁说:“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在政治上采取诚实的态度是有力的表现,如果在政治上采取欺骗的态度则是软弱的表现。”

    德国诗人海涅说:“生命不可能从谎言中开出灿烂的鲜花。”中国的“精英”们离得开吹牛撒谎吗?

    鲁迅说:“中国把日本全部排斥都行,可是只有那认真却断乎排斥不得。无论有什么事,那一点是非学习不可的。”——“认真”这一条,可以算做“外国先进文明”了吧?别的且不论,撒谎成性而口口声声“认同外国先进文明”的“主流精英”们“认同”这一条吗?

    第三,把“认同外国先进文明”置于“民族认同”之上必将导致国家解体。

    只“认同先进文明”认不出一个国家来。欧美可以说是同一个文明体系,但仍然必须有各自的民族认同才能确保英国是英国,法国是法国,美国是美国。“认同外国先进文明”可以跟中国毫无关系。任何国家任何人都可以“认同外国先进文明”,何以见得就一定认同个中国出来?如果“认同外国先进文明”高于“民族认同”,那任何地方任何人都可以借口“认同外国先进文明”“认同”到其他国家去,或自立山头闹独立闹分裂。要确保中国是中国,就必须确保民族认同第一。而中国靠什么确保民族认同?过去靠中华文明、靠孔孟之道。但自鸦片战争以后,旧的中华文明已经敌不过西方文明的挑战,已经不能指导中国人自立,已经不能再保护中国人的自尊自信。环顾中华大地,对旧中华文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继承、对外国先进文明兼收并蓄、拥有强大完整的哲学体系、理论联系实际、经得起实践检验、为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所信服、能指导中国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在西方文明面前能够顶天立地的只有毛泽东思想。去掉了毛泽东思想,今天能指导、能激励、能凝聚中国人的还有什么?“蒋介石日记”?“曾文正公家书”?“黑猫白猫”?临时抱佛脚现编现造?

    中国现在贫富之差惊人,富人之富难以想象。任何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靠正当商业运作也绝对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积累如此巨额的财富。如此非正常的暴富只能是犯罪。——有些人如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一样“劫收”“国有资产”暴发——如此巨额的犯罪在任何正常的法制国家都属于非正常现象,都不能容忍。而在中国不但容忍,不但积极保护:“赦免原罪”、“宽容不规范”,而且还想方设法让老百姓对这种犯罪习惯、同情、羡慕、尊敬、自觉服从,把罪变成了“功”。毛泽东挽救了中国,保卫了中国,强大了中国。从中华民族的角度看,这是丰功伟绩。但毛泽东的功全被说成了“罪”——把罪说成“功”,把功说成“罪”,黑的成了白的,白的成了黑的——以如此是非颠倒为基础的“新理论”能有什么生命力?何况如此“理论”充满了粗制滥造、信口开河,没有深邃的哲学内涵,没有严谨的理论体系,自相矛盾,谬误百出。这样的理论体系是不折不扣的骗子理论体系。不管堆了多少华词丽藻、马屁牛皮,仍然是“沐猴而冠”——“穿上龙袍也不是太子”。想靠这样的冒牌货凝聚中国人,只能是水中捞月,缘木求鱼。

    不管是“增量民主”还是“休克民主”,反正中国“精英”的最终目的是“自由选举”。“自由选举”拼的是“话语权”——谁有“话语权”谁赢。谁的“话语权”大谁赢。从这个角度讲,“话语权”就是政权。“精英”们别的本事没有,卖嘴的功夫天下第一,最不怕的就是拼“话语权”。可见“自由选举”是“精英夺权”的代名词。“精英”们总是“言必称民主”——“‘精英’民主”。讲“精英民主”必讲“自由选举”,而“自由选举”就是“选自己”——不,是“拔”自己,或曰“扣着屁眼上楼——自抬自”。“精英”们对“精英民主”这么着迷,因为这也是用虚的捞实的那一套,“空手套白狼”,单凭三寸不烂之舌通吃天下。(这如同生活中的“恋爱专业户”,开口闭口就是“表现你的诚意”(民主精神)。怎么个“表现”法呢?房子、车子、票子、金子、存款、时装、高级化妆品、国际旅游、七大姑八大姨的礼物……一切的一切,舌头一卷:“诚意”,就通通笑纳了。不把对方老底挖光决不罢休。如果傻乎乎用自己的一切实实在在的财产换这个虚无缥缈的“诚意”,把老本赔光人家又飞了,永远不算“有诚意”。“主流精英”的“精英民主”也是这样:一句可以随心所欲解释的“民主”就把整个政权接管了,全部国有资产都盘过来了,这买卖多合算?这也算模仿了阳谋中“虚的换实的”——只不过阳谋是为国家争利益,光明磊落。而这“精英民主”则是为自己谋私利,见不得人。)

    “自由选举”有个前提:必须得到相对集中。如果每个人都投票选自己,那选跟不选没什么两样。“精英”们已经把中国变成了个骗子国,老百姓谁都信不过。也就是说,谁也没凝聚。没凝聚就没集中。没集中则必分散,分散的极端就是分裂,国家解体。——不管“精英”说得如何天花乱坠,中国的历史经验有一条:只要中央集权削弱,必定天下大乱。一旦“认同外国先进文明”超越民族认同,这种情况势不可免。——台湾闹“自由选举”都快闹成两半了。为什么?只有“认同外国先进文明”而没有“民族认同”:是“认同中国”,还是“认同台湾”?这么块豆腐干大的地方都能闹成这样,何况中国大陆这么大地方?已经“政令不出中南海”了还要闹“削权”,不是想搞分裂又是什么?

    如果靠损害中国的民族利益吃饭的人势力越来越强大、能凝聚中国人的毛泽东思想被否定被丑化被淡化、“认同外国先进文明”超越民族认同、“人权高于主权”之类观念越来越盛行,那维持中国人的凝聚力何在?中国如何避免分裂?这难道还不是空前的民族危机?

    3).瓦解中国是“精英”们私利的需要。

    不要以为只有外敌入侵、国难当头时才会有人当汉奸。不要以为只有外敌才想搞垮中国。不要以为所有中国人都自然而然地希望中国强盛。不要以为是中国人就自然而然地不希望中国瓦解。世界上的事是复杂的。人们脑子也不能那么简单。

    观察分析一下:现在那些对毛泽东恨之入骨、无孔不入百般辱骂的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有多少是打过仗的?有多少是打过胜仗的?有多少是以弱胜强打过胜仗的?有多少是一贯以弱胜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打胜仗的?有多少是搞出了实实在在的显著成果如“两弹一星”、“杂交水稻”、“人工合成胰岛素”之类的?有多少是造福一方百姓、得到老百姓长期的交口称赞的?有多少是拿出了经得起实践检验、放之四海而皆准、能够指导人们取得实践的成功的理论的?

    几乎一个没有。

    最恨毛泽东的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几乎全是“精神贵族”,自以为高人一等、以“精英”自居的。几乎全是没有经过长期实践锻炼检验的。几乎全是学文的,包括学理工学不出来、一事无成、不得不改行学文混饭的,如茅于轼、刘吉之类。几乎全是“狗掀帘子——全仗着嘴功”,只懂得卖嘴规律,不懂得客观规律的。几乎全是只有个人的成功、没有集体的成功、个人的成功只取决于主观的夸张、不取决于客观的实践的。几乎全是靠个人单打独斗加后台混饭吃,不需要集体协作和团队精神的。几乎全是只知道替自己打算,不知道也不会替别人打算、不懂调度协调、不懂“全国一盘棋”的道理的。几乎全是只会解释世界,不会改造客观世界的。几乎全是“拉屎不揩腚”、从不为自己的言论主张的后果负责的。几乎全是撒谎赖帐不眨眼,根本不知“诚信”“道德”为何物的。(“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几乎全是将个人利益、个人恩怨、个人好恶、意识形态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的。几乎全是“认同西方文明”超越民族认同的。——不认同毛泽东,所以不认同新中国,所以“人权高于主权”。……

    这些人有两大共同特点:第一,精神贵族,以“精英”自居,总想高人一等,骑在普通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第二,没有真才实学,全靠三寸不烂之舌招摇撞骗、滥竽充数、不劳而获。这就决定了这种人的个人利益与中国的民族利益水火不相容。

    中华民族要真正富强,第一意味着不受别人欺负。要不受外人欺负就不能容许国内存在人欺负人。这就使“精英”们不能高人一等,不能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第二意味着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容不得弄虚作假——弄虚作假能使个人发财,但不能使国家强盛。这就使“精英”们无法滥竽充数,无法不劳而获。

    换句话说,中华民族真正富强了,“精英”们就不好混了,当不成“精英”骗不了人,更当不了“富人”发不了财了。只有把中国搞垮,让中国分崩离析,“精英”们才能如鱼得水,既能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当“精英”又能不劳而获靠耍嘴皮子发财。

    毛泽东使中华民族富强起来。中国人凡是希望中国富强的,凡是靠实实在在变革客观世界创造财富的都认同毛泽东,因为自己的亲身实践告诉他们毛泽东的那一套正确。而靠中华民族衰败才能混日子的“精英”则恨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使中华民族富强妨碍了他们巧取豪夺。

   有人很不理解:“精英”们难道不是中国人吗?搞垮中国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覆巢之下无完卵”。中国垮了,中国人受外国人欺负,“精英”们难道能例外吗?这叫“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且看这一段报道:“2006年11月16日,厉以宁到南京财经大学,向南京学子传授‘管理经’”。

    厉以宁讲了个故事:“有两个人到郊外去旅游,忽然听到老虎叫,于是两个人都慌了,其中一个人赶紧蹲在地上,从背包里把运动鞋取出来——这样跑得快啊。第二个人奇怪地问,老虎跑得比人快,你换运动鞋有什么用?此人回答道,我当然知道老虎跑得比人快,但只要我跑得比你快就行了。第二个人不慌不忙,脱掉鞋子爬上了树。老虎到了,树上的人它吃不着。老虎不会爬树,继续往前追把换运动鞋的人吃掉了。”厉以宁说,这个笑话说明了一个道理,在国际竞争中,大风大浪是难以避免的,光会躲避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要有绝招、有过硬的本领。

    这正是“主流精英”们的心态:老虎吃人不要紧,吃不到自己就行了。中国垮了、中国人受外国人欺负不要紧,自己不受欺负就行了。自己受欺负不要紧,有其他人可欺负就行了。——“精英”们人人有“运动鞋”,个个善“爬树”,无论是上窜下跳还是拔脚飞逃都非常人可比,根本不在乎“老虎伤人”。中国垮了,“精英”们可以当工头,当奴隶总管,当刽子手,当收尸队,当翻译官,当“皇协军”,当汪精卫,当“二狗子”……如果中国分裂了呢?那更好,能立刻创造出一大堆“总统”“元首”“国家领导人”的位子来。“精英”们“过把瘾”的机会岂不比现在大多了?——现在中国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大学校长就敢搞“阅兵”,可见觊觎“国家元首”之位的大大小小的野心家有多少,“独立王国”到了何等程度。——总之出路大大的,金票大大的。这比中国富强了没人可欺负、没法滥竽充数招摇撞骗舒服得多——这种帐,只知道靠国家富强生存的人算得出来吗?——苏联不就是这样跨的吗?虽然是超级大国,虽然国家强盛,但这一切对“精英”们个人有多大好处?不把苏联闹垮,他们能当上亿万富翁吗?——明白了这点,就能明白一个无情的事实:“精英”们的私利不是国家富强民族兴旺,而是国家瓦解民族灾难——前苏联就是个例子:“精英”们为了自己的私利,连超级大国都不惜干翻,何况中国?只有这样才能明白为什么“精英”那么仇恨使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毛泽东了,为什么那么起劲地、不遗余力地摧毁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了,为什么那么积极鼓吹“认同外国先进文明”高于“民族认同”了。

为私利而决心要把中国搞垮的“主流精英”当了道,中国能不遭遇空前的民族危机吗?

 

 

资本家为何欢呼《物权法》指责《劳动合同法》?

云淡水暖

2008年1月15日

乌有之乡(电子月刊)二零零八年第一期

    2006年的“胡润中国财富榜”的“女首富”张茵最近比较生气,为什么呢,第一,其下属企业东莞玖龙纸业有限公司的员工罢工,据香港《文汇报》珠江三角洲新闻报导,即将实行的《新劳动合同法》导致企业出现裁员潮。东莞玖龙纸业有限公司12月13日上午因为合同续签问题,导致数百工人罢工。这其中的细节和是非曲直先不论,也不是女首富张茵的一句“这原是一场误会”能够轻松解读的,因为这个时机和事件有太多的蹊跷。

    自从私企之中的“高科技龙头”华为公司率先在新《劳动合同法》生效临近之前,大规模与近万名员工“自动解除”合同,然后重新签订合同,被质疑是规避《劳动合同法》中关于服务年限长的职工,须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举动之后,尽管华为的高层和一些相关人士出来辩解是因为“老员工衣食无忧,缺乏竞争动力”不得已而为之,还有政府劳动部门的专家官员出来安抚,说是“无固定期限合同”并非“铁饭碗”之类。但并没有遏制住资本家们、甚至于某些国有产权、私有化管理的“国企”高管们纷纷效仿的冲动。今天的《东方早报》报道“上海两家企业欲辞退2000余人被制止”。

    通过这些事件,人们看到了劳动者在企业中极为卑微的地位,资方或者是“高管”方们无时不刻在底层劳工的头上打着各种各样的主意,什么“试用期”手法、什么“重签合同”套路、什么“劳务派遣”损招……闻所未闻,一句话,有用的时候,气饱力壮的时候,榨干血汗,“无用”的时候,需要“渡难关”的时候,要么干脆一脚踢走,要么在各种规矩下面被迫“放弃”。劳动者在这其中没有发言权,没有对等的平台维护自身的权力。鉴于越来越大的声音和突发不和谐事件,对《劳动合同法》的修订成为劳动者迟来的“福音”,更况且,《劳动合同法》的修订者和解读者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资本家、“高管”们摆出善意的姿态,说是“双赢”,只不过因为劳工们实在是“弱势”,才向“弱势”们“偏向”了一点点。

    但资本家们并不买账,草民注意到这位贵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女首富张茵对记者发出的一句毫不客气的指责“对于即将实施的新劳动法,张茵认为,当前中国未建立完善的劳保福利制度,新法实施为之过早,而且法规过于保护劳工,甚至规定将来企业不可以炒人,这对企业的发展是种障碍,‘新法偏于劳工,我们没有意见,但过于保护劳工的话,企业就很难运作了。’”。

    原来,张首富们的迅速暴富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企业运作”的“顺当”,而这个“顺当”的来源,在于原先没有《劳动合同法》“过于保护劳工”,有了旧版的《劳动合同法》也没有“过于保护劳工”。草民不明白,据说是靠“勤奋”、“聪颖”发家,目前个人资产高达近300亿港币的张茵女首富怎么会有如此高论。

    别的不说,2007年9月公布的2006年私营企业纳税100强排行榜上,没有女首富企业的芳名,处于纳税榜首的是今年的杨姓女首富,增城市碧桂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目前身价700亿港元,纳税仅6个亿,而碧桂园所占有的土地资源,达到5400万平方米。占了中国企业总量90的私营企业的纳税比重如此小,社会如何能建立起“完善的劳保福利制度”?可以不客气地说,暴富了的资本家们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其们所获取的社会资源和占有的财富相比,极为不成比例。

    张女首富认为,新《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发展是种障碍”,这话很重,且不说新《劳动合同法》是不是真的“过于保护劳工”,草民想,在张女首富们的眼里,什么样的《劳动合同法》才不“过于保护劳工”,是不是只有劳动者们鸦雀无声,任凭摆布,首富们的企业发展就没有“障碍”了?张女首富这种高污染,低技术含量的行业,要没有大量劳工的劳作和低廉的劳动报酬成本,哪里会有这样极为快速地积累财富的机会。

    然而,草民记得张女首富是欢呼过一部新法的诞生的,那就是《X权法》,在张茵成为“女首富”之后,一直为富人、贤达、泰斗、自由主义经济信众们鼓与呼提供平台的《南方都市报》在今年3月4日立刻作了一个专访,《南方都市报》在第一时间就《X权法》采访的是去年的“女首富”,而不是持有打狗棍的乞丐,这种对《X权法》的无声的解读,令人感慨。最具戏剧性的是,报道的题目叫“首富张茵关注物权法保护私产和农民工权益保护”。

    《南方都市报》说,“张茵表示,她去年就开始关注《X权法》,认为现在出台这个法非常及时也非常适时。比如自己是做企业的,企业购买的土地都是按50年来算的。对于企业来说,50年的时间是很短,不是永久性的。50年后,这土地该怎么办?所以,应该要有部法律来保护合法的私人财产。更重要的是将来延期下去,她建议,对于过去50年来对国家税收有较大贡献的企业,应该准许无限期的延期。另外,50年使用期到期后,企业达到一定条件后,应该能让企业很简便、很自如地就得到续期,不要办很多繁琐的手续。”,不知道张女首富是否有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观念,凭什么要“无限期的延期”。

    张茵女首富在欢呼“现在出台这个法非常及时也非常适时”的同时,对《X权法》也存有更高的要求,就是把其“购买”的土地“永久”地归于其私有,“无限期的延期”。张茵女首富对《X权法》的欢呼,声音是不单调的,有被称为“《X权法》提案第一人”,南昌的“首富”王某的“首发”,有民法“学者”们、经济学“家”们的多声部合唱的助阵,什么“有恒产者有恒心”呀、什么“《X权法》应重点保护私产”呀、什么“《X权法》不必人人看得懂”呀、什么“强调公私财产平等保护”呀……,声音高亢而张扬,怪不得张女首富在这样的语境下,想要把属于国家全民的土地变为自己乃至于子孙N代的“恒产”。强烈的对比是,比《X权法》稍晚的新《劳动合同法》尚未生效,资本家们、“高管”们就纷纷行动起来“规避”,而监管方目前也不过是劝说、安抚、“协调”而已。这是一种奇特的风景,似乎《X权法》因为“平等保护”,资本家们就欢呼雀跃起来,而新《劳动合同法》按照资本家的逻辑“过于保护劳工”、“对企业的发展是种障碍”,资本家们就开始小动作、抱怨、指责。而再其们欢呼、指责的声音中,劳动者的声音却很微弱。只听到一迭声的解释,什么“误解了关于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原意”、什么“并非铁饭碗”云云。

    说“平等保护”的时候,劳动者们那点小小的“恒产”比不上首富们的“恒产”般夺目,所以《南方都市报》们立马奔了首富跟前。说“过于保护劳工”的时候,劳工们被软硬兼施地谋夺了不知道能否到手的“权益”,看不到职业和生涯的未来,显然是委屈和茫然的,但似乎还是比不上首富们的“委屈”那么显赫,于是张首富公开面对媒体指责“新法……过于保护劳工的话,企业就很难运作了。”。平心而论,张首富们无论是财富还是话语权,与其企业里的劳工们根本不在一个档次,财富的“平等”不存在,保护的“平等”有些勉强,“过于保护劳工”目前根本看不到实例(因为还没有正式实施),从资本家们的小动作来看,资本家们依然强势,“过于保护”能否奏效难说。

    强势们自己感到被“保护”的时候,就欢呼,对“弱势”们被“过于保护”一点,就抱怨、指责,就威胁“对企业的发展是种障碍”了,真是岂有此理。

 

国际资源争夺中的金融战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 江涌

2008年1月15日

乌有之乡(电子月刊)二零零八年第一期

    当今世界矿产资源配置的总体格局是:占全世界人口不到1/4的发达国家,消耗着全球3/4的矿产资源,而占全世界人口多达3/4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矿产消费量的比例却不到1/4。这一格局的形成是国际资源争夺的结果。不过,当今国际资源争夺战不再是列强之间的“硝烟滚滚,炮声隆隆”,而主要是国际金融寡头之间的金融战。

一、国际资源争夺的实质是金融战

    当资本主义体系在全世界确立后,国际资源争夺从国家战争逐渐让渡给市场竞争。参与资源争夺的主体不同、争夺的时间地点条件各异,这些因素与政治经济因素相交织,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国际资源竞争图景。透过这一复杂的图景,应清醒地看到,国际资源争夺的实质是金融战。主要体现在:

    国际资源争夺的突出主体:金融寡头。金融寡头是指掌握金融资本、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并在实际上控制国家政权的少数最大的垄断资本家或垄断资本家集团。金融寡头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的主宰者,“金融寡头统治一切,既控制着报刊,又控制着政府”。二战后,在“凯恩斯主义共识”下,资本主义世界盛行的“有管理的金融体系”削弱了金融资本对经济的控制。但是,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美政府开始破除束缚和制约资本活动的大部分羁绊,实施自由经济政策,放宽金融管制,支持金融资本扩张,由此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尽管跨国工业集团在所有有形的商品领域中占据统治地位,然而主导整个资本运动的则是以金融资本为基础的机构,如各种银行(包括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通过操纵交易市场而成为工业集团的所有者,它们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股东所有者,其金融收益战略与工业投资的需求毫不相干,而且它们以极其粗暴的方式提高剩余价值率和获取剩余价值。这些新式的金融投资机构其实就是金融寡头的新的体现形式。金融资本不仅实现了对流动性不大的工业资本的统治,而且还征服了具有相当流动性的商业资本,由此几乎控制了从工业生产、交通运输、金融到公用事业、饮食、旅游、娱乐等各行各业。保罗&#8226;斯威齐将其称之为“金融资本的胜利”。

    国际资源争夺的重要手段:兼并收购(M&A)。从英美两国称霸世界的历史来看,保障国际资源稳定供应主要有三种手段。一是军事,即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二是技术,跨国矿业公司在技术上的独特优势可以增加行业进入壁垒,为海外投资提供比较自然的安全保障。三是金融,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伦敦与纽约拥有世界上最兴旺发达的证券市场和银行业,世界各国包括众多资源生产国都依赖这两大金融市场进行融资与投资。二战前,国际资源争夺集中体现于列强间兵戎相见,以“大炮”获取“黄油”是经典写照。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联合国与国际法在名义上得到普遍的承认与尊重,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确立,市场竞争机制得到广泛的认同,因此金融越来越成为国际资源争夺的重要手段。金融寡头为在国际资源竞争中占得先机,至少是不处于劣势,几乎都向集中与垄断的方向发展,而并购则是走向集中与垄断的捷径。20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FDI)以新建或“绿地投资”(Greenfield)为主;但是八十年代后,跨国并购逐渐增多,到九十年代势头更加迅猛。1995年全球跨国并购以1866亿美元首次超过“绿地投资”,占当年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56.2%,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2000年跨国并购金额为11440亿美元,占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90%。金融寡头掌控的巨型跨国公司积极于跨国并购,以获得本国比较匮乏甚至根本就不存在、或者开发成本过高、或者限制开采的资源。由于现代资源类企业在资本结构、组织形式、经营模式等方面日益复杂,因此任何一宗并购若没有金融财团、投资银行等中介机构的资金与技术支持,是无法实现的。

    国际资源争夺的主要目标:定价权与标价权。传统上,国际资源争夺主要集中在开采权,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及相应的资源类期货市场建立以来,国际资源的争夺越来越集中于资源的定价权与标价权。在现代市场体系中,期货市场具有发现价格、转移风险和提高市场流动性三大功能。自期货市场诞生后,相应的商品市场便成为金融市场的一部分,期货石油、铜等矿产资源也就有了金融产品的属性。但是,发达的资源消费国通过国际卡特尔尤其是金融寡头的操纵,使之成为买方市场,尤其是在建立国际期货市场后,资源定价权由资源生产国转移到资源消费国。正因如此,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大宗商品价格都由发达国家主导甚至直接决定,国际石油价格也主要由期货市场的交易价格主导。国际石油市场供求双方在签订供货合同时,通常只是确定某种计价公式,计价公式中的基准价格一般与石油期货市场上的石油价格直接相连,即国际油价的定价方式是间接的,期货价格通过计价公式直接影响现货价格。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这两大市场属于美英两国的金融寡头,金融寡头控制的金融资本在石油市场翻云覆雨,获取巨额投机利润,对国际油价的影响越来越大。然而,随着欧盟的壮大、新兴市场的崛起以及资源生产国自主意识的增强,国际资源定价权的争夺正日益激烈。

     国际资源争夺的时代背景:金融全球化。随着西方国家不断向后工业社会推进,第三产业得到持续而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体地位(一般超过60%),起着主导作用(深深地影响着一国的经济增长、社会就业、经济调控等各方面)。在第三产业中,金融服务业尤为突出。在当今西方国家,包括有价证券、存款贷款、外汇等无物质载体的虚拟经济大大超过了实物经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认为:“当前,符号经济(symbolic economy)业已取代实物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飞轮。它是最容易看得见的,同时也是人们最不理解的变化”。

     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上每天数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中,用于投机的超过90%,而用于贸易和投资的不到10%。虚拟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资本全球化(或称“金融全球化”)蔚为大观。“8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最大的变化是国有部门私有化以及股权分散化的进一步发展。在私有化浪潮中,大量私营企业的融资活动和股权分散化等共同推动了当代金融资本的发展。”由于各种金融市场取消了壁垒,全球资本自由流动成为法则,金融资本由此超出国家藩篱,单一国家对金融资本的作用力越来越小,国际范围内的集体干预对金融资本的影响越来越大。这表明:金融垄断资本已成为国际垄断资本,金融寡头也逐渐成为国际市场上的“万能垄断者”。因此,在金融全球化的大势之下,金融寡头的庞大踪影在国际资源市场上正越来越活跃。

二、国际资源金融争夺战的主要表现

    国际资源金融争夺战其实早已有之,只是于今为烈,概言之,是金融寡头直接操控国际资源市场或操纵政府介入国际资源市场而实现的。

    (一)直接利用市场的金融争夺

    金融寡头对国际资源市场的操纵由来已久。世界石油史上著名的“七姊妹”即是七家国际石油卡特尔。1928年9月,“七姊妹”在苏格兰阿克纳卡里达成秘密“联营协议”,确立了“七原则”,通过瓜分市场、控制价格与产量等形式,实现对世界石油市场的垄断。“50年代初,七家石油巨头的影响达到极盛的时候,控制了除美国、墨西哥和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以外90%的石油储量,其石油产量几乎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90%,拥有世界75%的炼油能力,向国际市场提供90%的石油贸易量。”金融寡头对国际石油的垄断遭到发展中产油国越来越强烈的反对。1960年9月,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立,以协调和统一各成员国的石油政策,确定以最适宜的手段来维护成员国各自和共同的利益。1973年10月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有力地削弱了“七姊妹”对国际石油市场的垄断。但是,金融寡头对国际石油市场的操纵非但一刻没有停止,反而因为发展中产油国的反弹而变本加厉。1979年初,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后,石油抢购风潮骤起,石油巨头们囤积居奇,抬高油价,从中牟取暴利。日本《每日新闻》报道称:“据美国最近的民意调查说,62%的美国人认为‘石油危机是制造出来的’。有许多证据可以表明这种情况。乘伊朗政变之机‘制造危机’的是以美国政府为首的国内决策人和美欧的国际石油资本。”

    当今,金融资本对国际资源市场的影响形式多样,但是金融寡头操纵的实质并未改变。近年来,国际油价潮起潮落,其重要原因是金融寡头在利用、放大各种诱因,于石油期货市场翻云覆雨、兴风作浪。有关专家认为,在国际石油期货交易中,约70%的交易属于投机炒作;在油价上涨部分中,投机炒作因素占6-8成。国际期货市场的油价自1998年探底9美元后,便一路攀升,其间虽小有波折,却不改冲天牛气,2005年一度飚升至70美元。从2004年到2005年9月底的绝大多数交易日,美国纽约市场非商业性原油期货处于净多头仓位,基金净多头寸一度高达2.7亿桶左右,是正常全球需求量的3倍多。在2005年国际油价的飚升中,国际炒家的投机作用越来越明显,进入期货市场的基金一般都在4000-5000家,鼎盛时达到8500多家。研究显示,石油价格从每桶40美元上涨到50美元,其中10元的涨幅利润有90%流入了国际投机商和交易商的口袋,只有10%(即1美元)被石油生产国所拿到。2003-2005年仅埃克森-美孚公司就从石油市场获利分别高达215亿、250亿、360亿美元,刷新了世界最高盈利纪录。这使他们更加迷恋金融市场,而对开发新油田、增加开采量以及提高炼油能力兴趣不大。

    (二)借助国家力量的金融争夺

    金融寡头除了直接进入国际资源市场外,有时还操纵政府介入国际资源市场。战后,美国政府国防和外交的权力分配形成了一条规律:通常国防部长来自梅隆金融财团,国务卿则属于洛克菲勒石油财团。美国政界不少人士把位于纽约市的洛克菲勒总部称作真正的国务院和影子政府。“影子政府”不断借助国家力量进行金融争夺。

    二战后,美国大力利用对外援助协助金融寡头拓展国际资源市场。通过“第四点计划”,美国逐渐控制了垂涎已久的盛产石油的中东,石油垄断资本借机获得了惊人的发展,仅从1945年到1955年,美国在石油工业中的投资就增加了400亿美元。1939年美国在中东石油开采额中所占的比例为13.1%,1956年则增加到65%,而英国则由1939年的80%下降到1956年的30%。美国不仅通过对外援助使石油巨头增加石油开采份额,而且开拓了销售市场。美国在中东取得大量石油后,需要新市场以解决销路问题。美国政府通过“马歇尔计划”和其它援助项目,全力以赴支持石油公司向欧洲大陆渗透,这种支持是战后美国石油政策的核心。

     在金融寡头的积极推动下,美国政府一方面通过诸多优惠政策,包括提供税收优惠、鼓励进行国际垄断、建立海外投资保证制度、为对外投资提供“基础支持”等,来激励跨国公司攫取海外资源;另一方面,耗费巨资建立了多达93种矿产储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企业商用石油储备外兴建起庞大的战略石油储备。战略储备与商用储备相匹配,不仅有稳定市场供应与平抑市场价格的功效,同时也有稳定与增加金融寡头收益的作用。资本扩张与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资源决战”接近白热,美国金融寡头从幕后跳到台前。1988年乔治·布什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登上总统宝座的道道地地的石油类金融寡头,上任伊始就对富藏石油的伊拉克磨刀霍霍,1990年借机发动了海湾战争。时任民主党政策顾问特德·迪克毫不掩饰,“如果海湾盛产海鸟粪,我们决不会向那里调兵遣将。”

    2000年其子小布什又入主白宫,包括副总统切尼在内的诸多政要皆与石油行业关系密切,由此将石油、金融与政治的关联发挥极至,因而有媒体称“布什政府血管中流动的是石油”。先是利用“9·11”悲情,对中东采取强硬外交政策,拉抬国际油价。而后在国际油价飚升情势下,却授权能源部将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从7亿桶增至10亿桶。这一抱薪救火的举措是“答谢”金融寡头对其连任的支持。国际油价在2003年上涨19.2%,2004年上涨33.2%的基础上,2005年上涨36.8%,纽约市场原油平均期价为每桶56.7美元。

    (三)金融争夺越来越集中于定价权与标价权

    历史上,国际石油定价权曾发生过两次大转移,一是从墨西哥湾到波斯湾。在美国公司主导国际石油市场时,美国油价就是国际油价,即“海湾基价+运费”,世界无论何地出产的石油,其售价一律按美国在墨西哥湾所产石油的基价而定。二战后,在实施“马歇尔计划”时,尽管中东原油的开采成本与到欧洲的运费要便宜30-40%,但是美国石油公司依照“海湾基价+运费”制度从中东向欧洲提供的原油。在欧洲持续反弹下,到50年代初,美国石油巨头不得不将油价的制定从“单一基础变为双重基础”,即从墨西哥湾改为墨西哥湾加波斯湾。二是OPEC成立后,经由两次石油危机,国际石油定价权由西方石油巨头很快转移到石油生产国。然而,当西方主要石油消费国建立起石油期货市场后,国际油价便从OPEC石油部长的会议桌上逐渐转移到纽约和伦敦交易所石油炒家的“沙盘”中。

    目前,世界石油日供应量约8400万桶,日消费量约8300万桶。当油价在35美元/桶时,纽约商品交易所每天的原油交易约为7000万桶左右。随着投机资本的涌入,油价迅速攀升。当油价为50美元/桶时,纽约商品交易所日交易量达2亿桶,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日交易量更接近4亿桶,两大交易所石油日交易金额则高达300亿美元,但是世界石油实际日消费金额也只约40多亿美元。在正常情况下,石油期货市场真实需求只占交易总量的30%;投机兴盛时,真实需求不到交易总量的10%。国际油价的非理性飙升绝非偶然,而是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兴风作浪使然。也正因如此,就对国际油价的影响力而言,皮肯斯之流石油炒家目前超过了海湾国家的石油部长。

    石油标价权的争夺首先发生在“美元石油”与“英镑石油”之间。二战前,中东石油的2/3仍属于由英镑标价的石油。但是,根据“马歇尔计划”,美国五大石油巨头向欧洲销售的石油必须用美元购买,这与传统上以英镑支付的西欧国家尤其是英国发生了矛盾。1949年底,为平衡国际收支,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美元石油”,从而使“美元石油”与“英镑石油”之争更加激烈。然而,美国的崛起与英国的衰落已清楚地确定这场较量的结果,“美元石油”最终取代了“英镑石油”。美元自充当石油贸易的“一般等价物”之后,随着两次石油危机的出现,生成了对国际金融产生巨大影响的“石油美元”,并形成了所谓“石油美元环流”。这给美国金融寡头带来持续的丰厚收益,甚至直接支撑着美国经济的繁荣。但是,石油以美元计价以来,价格波动日益加剧,其原因不仅在于石油市场的供求,更主要的是石油计价货币——美元币值的起伏以及美国对外政治、经济政策的变化。

    在每次油价大幅波动中,西方石油类金融寡头总是赚个缸满钵溢。而作为国际主要石油输出者,OPEC不仅难以获得“石油溢价”的更多好处,而且还在油价波动中不断降低国际市场份额,并遭受国际社会的普遍指责。有鉴于此,早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夕,包括美国亲密盟友沙特在内的一些中东石油生产国就曾表示要增加石油出口的欧元结算部分,或将“美元石油”转换为“欧元石油”。从2003年底到2004年初,OPEC多个政要纷纷表示:从长远看,必须将欧元代替美元作为原油的结算工具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期间产油大国俄罗斯与印度尼西亚都有类似表态。若如果众多石油输出国都用欧元来计价与结算石油交易,则会动摇美元在全球石油等大宗商品贸易领域的统治地位,进而会动摇美元的金融主导和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可以想见,美国拼死也要遏制这场革命。有研究显示,2000年11月,前伊拉克政府决定将石油交易从美元转换成欧元,后来又将100亿美元储备改为欧元。美国经济学家随后预言:“当伊拉克在2000年底转向欧元时,萨达姆的命运就已注定”。如今,伊朗建立起以欧元为定价和结算的石油交易所,那么伊朗的命运又会怎样?

三、国际资源金融争夺战的战略意义与启示

(一)对西方国家的战略意义

    第一,使西方国家的资源供给获得稳定保障。早期,由于金融寡头的垄断与控制使西方国家获得稳定而廉价的资源,如“七姊妹”时期国际油价长期稳定在2美元/桶左右,工业化由此得以顺利推进。进入后工业社会后,西方国家仍在耗费大量世界资源,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后,在世界范围内未曾出现大的资源危机,也未出现因争夺资源而导致大的军事冲突,重要原因在于:首先,国际资源的金融争夺是以市场竞争取代国家战争,以现代金融手段“熨平”了市场波动,以价格机制来调节资源供求,资源的紧张状况不在供应是否中断,而是价格的持续上涨。

    值得关注的是,西方资源消费国通过扶植金融寡头建立国际期货市场,成为国际市场定价中心,使资源定价权由资源生产国转移到资源消费国,正因如此,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大宗商品价格都由发达国家主导甚至直接决定。铝、铜、铅、锡等金属的价格主要在伦敦金属交易所确定,煤炭价格形成于纽约商品交易所,小麦价格形成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大豆、玉米价格确定在东京谷物交易所。其次,西方国家凭借资源的金融争夺巩固了“经济后院”。西方国家在工业化之门开启之时,就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后院”,如非洲与中东之于西欧,拉美与加拿大之于美国,东亚与东南亚之于日本。二战后,由于民族国家纷纷独立,西方国家更加注重通过金融寡头直接投资与并购获取海外资源。长期以来,美国对拉美投资一直以采矿业、石油业为重点,两者累计一度占40%以上;加拿大采矿业70%为外国投资,其中大部分为美国控制。另外,凭借国际资源的金融争夺拓展新的资源供应地。1996年2月,政府向国会递交《美国对非贸易和发展援助政策报告》,为获取非洲大陆丰富的矿产资源,美国将政策重心由政治转向经济、由援助转向投资和贸易。从1998年起,美国通过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设立总额5亿美元的“非洲基础设施基金”和1.5亿美元的“现代非洲投资基金”,以推动美国在非洲的私人投资。

    第二,使金融寡头与国家政权的结合更加紧密。“今天是部长,明天是银行家;今天是银行家,明天是部长”这是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写照。今天,由于对国际资源的依存度大大提高,金融寡头的经济实力与市场控制力更加巨大,金融寡头与国家政权的结合更加紧密。如美国对石油进口的依存度超过50%,与此同时,石油类金融寡头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庞大的供应网络与控制能力,如世界最大石油商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Mobil)每天生产原油250多万桶,分布全球的40多间炼油厂每日加工能力630万桶,业务网络遍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使得美国对石油供给更加依赖石油类金融寡头。另一方面,国家政权为金融寡头服务的特性越发明显。2005年初,当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发出挂牌出售的消息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分别提出164亿美元与185亿美元的竞购报价。由于中海油在报价与交易条件等市场因素上优于雪佛龙而占据主动,雪佛龙另辟蹊径,进行大量政治游说,一些议员与政要纷纷渲染中国的并购可能对美国的能源安全构成威胁。美国国会于7月17日修改《能源法案》,阻止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并购案再一次说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只是对外招牌,而金融寡头对市场的垄断以及国家政权为金融寡头服务的实质并未改变。

    第三,揭示出金融不仅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而且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获取国际资源、实现经济繁荣、维护世界霸权的重要手段。由于现代金融业在一国以及国际经济中的“命脉”地位日益凸显,而且随着金融机构化、电子化、全球化的加速发展,金融业已成为国际经济争夺的核心。“1970年代以后,左右世界经济的力量已不再是商品及劳务的交易,而是已经大大地转移到了金融领域的交易。”美国一度拥有世界最强大的制造业。但是,到80年代,随着西欧尤其是日本制造业的迅速崛起,美国制造业出现明显衰退。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其比重从1960年的27%下降到1997年的17%。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获得长足发展,仅1992-2002年期间,美国金融服务业资产就增长了353%。美国正依靠居主导地位的美元、发达的金融市场、强大的金融机构、灵活的金融政策以及政府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政策的配合,“虹吸”世界资本,巧妙攫取世界资源。金融业对美国经济已是性命攸关,经济增长与繁荣越来越依赖于金融寡头的“金融营运”。

    (二)对东亚及中国的启示

    东亚面临严峻的“资源困局”与“金融窘境”。一方面,东亚地区资源配置不均,对境外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依存度越来越高。保证境外资源的稳定供给、运输的安全通畅,是本地区面临的共同课题。但是,由于缺乏共同的资源利用战略以及应有的政策协调,致使本地区内相互甚至是恶意竞争,使有关资源供应国坐收渔翁之利。如仅因“亚洲石油溢价”(中东销售给亚洲的石油要比北美和欧洲高1-2美元/桶),东亚每年就多花费10-20亿美元。另一方面,金融安全依旧是东亚安全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诸如居高难下的银行坏帐、过于僵化并承受越来越大调整压力的汇率体制、正遭受美元持续贬值威胁的庞大外汇储备、国际投机资本频繁出入伺机狙击等。尽管在东亚金融危机后,东亚国家间在金融领域内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如签订了《清迈协议》、建设“亚洲债券市场”等,但是这与有效防范地区金融风险、应对可能爆发的金融危机还相去甚远。

    身居东亚的中国“资源困局”与“金融窘境”尤为突出。中国经济的粗放式快速增长耗费了大量矿产资源,1993年之前,中国一直还是石油输出国,此后峰回路转,急速成为世界石油进口大国,资源瓶颈的约束与日俱增。中国是诸多重要国际大宗商品生产国与消费国,本应对相关国际资源价格的影响举足轻重。但是,由于期货市场交易品种少(中国目前只有十来个,而美国多达348个)、市场规模小,而且市场机制不健全、开放度不高,能借助其进行套期保值的企业不多,市场参与者有限,无法发挥国际市场定价中心作用。因此,在国际资源市场上不仅只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而且还易于成为国际金融寡头狙击的目标,中航油(新加坡)炒油导致巨亏事件清晰表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中国金融业淤积的脆弱性越来越多,风险越来越大,在中国经济转型、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非但不能肩负更多更重的使命,反而严重拖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安全最薄弱环节。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快速崛起给世界带来的冲击的反映越来越瞩目与敏感。2005年2月,西方诸多网站张贴了一个名叫比尔·里德利(Bill Ridley)的作者写的一篇《中国和争夺资源的决战》(China and the Final War for Resources)的文章,文章称“争夺地球资源的决战已经开始”,文章以许多耸人听闻的字句与似是而非的事例(如中国央行购入大量美国债券;中国公司收购西方大型能源公司等)试图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中国已经对美国展开了金融战”。然而,国际资源争夺的实质是金融战,有资格参与国际资源争夺金融战的只有西方国家的金融寡头。“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中国公司与西方国家的金融寡头的实力相去甚远。

    国际资源争夺的实质与态势应给予东亚及中国在解决“资源困局”与“金融窘境”方面以深刻启示。东亚是当今世界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有着巨大的潜能与强大的势能,因此必须增进资源与金融合作,以集体的力量与庞大的西方金融寡头相抗衡;整合买方优势,效仿欧盟构建能源共同体,消除“亚洲石油溢价”,确保本地区资源供给的稳定与价格的公平;完善本地区金融市场体系(尤其是期货市场)建设,培育定价中心,以形成对国际资源市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乃至主导权;发掘金融优势,将世界最为庞大的外汇储备转化为资源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强大势能,加快构建以“亚元”为本地区共同计价与结算货币,培育出强大的有竞争力的投融资主体与并购中介组织,逐渐在整个国际资源竞争主体、手段与目标上全面赢得主动。

     综上所述,随着金融资本的扩张,金融寡头的势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膨胀。国际资源市场竞争的背后,充斥的是金融寡头的金融操作,或直接进入国际资源市场,或操纵本国政府间接对国际资源市场施加影响,集中为对资源定价权与标价权的争夺。国际资源争夺的历史轨迹与内在逻辑已清晰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下,一国金融实力的大小直接决定该国对国际资源利用水平的高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称的“已经开始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资源决战”的实质是金融战。由于美国的金融资本扩张最为充分,金融寡头的势力也最为庞大,因而对国际资源市场的影响也最为深刻。东亚地区惟有加强合作,充分发挥本地区的巨大潜能与强大势能,才能摆脱日益严峻的“资源困局”与“金融窘境”。

 

我国《宪法》为什么避讳“剥削”两字?

----“剥削”两字是鸵鸟?

上海 王炼利

2008年1月15日

乌有之乡(电子月刊)二零零八年第一期

绕不过去的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否存在剥削?

    最近的一次宪法修改,是在2004年3月。从1993起,宪法修改主要围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题。但关于我国的根本制度,宪法修正案仍然沿袭了1982年宪法的提法。

    例如,宪法序言这样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

    第六条:“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这些条文都只字未改。然而,1982年宪法制定的时代背景与2004年时已经有了根本区别。 

    “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的前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当时间跨入2004年,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是国家鼓励支持发展的所有制经济,其地位已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此刻,“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是否还能成立?

     早在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中,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包括私有制经济,那等于说,所谓“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只是“过去完成时”了,现在,我国的私有制经济可是方兴未艾!到2006年6月,我国的私营企业已经有465万户,雇工人数近5000万;个体工商户2500万户,从业人员5100万人(见《2006年中国第七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综合报告》,《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以下简称《综合报告》)。

    2005年2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36条)更是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垄断行业,并可参股自然垄断行业;允许非公有制企业可与国有企业平等取得矿产资源的探矿权、采矿权和商业性勘查开发权;允许非公有制企业进入国防科技工业领域。面临这种现状,中国是否还存在事实上的剥削行为?事实上的剥削行为其存在面是否广泛?

     对此诘问,不是要否定在我国发展私有制经济,而是希望在靠“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立国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在发展私有经济的同时,不忘维护、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当我国的矿难事故层出不穷、当黑砖窑事件惊动了世界、当把“深圳血汗工厂”六个字输入百度搜索网站,搜索到的网页达35.5万篇、当学者们认为制定最低工资法会赶走投资者,竞相为新时期的资本方“仗义执言”时,我们才重新认识到对劳动者提供宪法保护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如果把1999年及以后的宪法修正案与1949年制订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相对照,会发现在同样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情况下,《共同纲领》对劳动者提供的宪法保护要全面细致得多。

     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亦称“人民大宪章”。当时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国营经济(社会主义性质经济)、合作社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私营经济性质)并存,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国家是鼓励和扶持其发展的(与当前国家对私营经济的态度是一样的)。既然要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见《共同纲领》第三十条)加以保护护持,《共同纲领》也就不提“剥削”两字,却把切实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条文制订入《共同纲领》,因为这些条文属于“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之列。

    共同纲领第三十二条这样规定:“在国家经营的企业中,目前时期应实行工人参加生产管理的制度,即建立在厂长领导之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私人经营的企业,为实现劳资两利的原则,应由工会代表工人职员与资方订立集体合同。公私企业目前一般应实行八小时至十小时的工作制,特殊情况得斟酌办理。人民政府应按照各地各业情况规定最低工资。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保护青工女工的特殊利益。实行工矿检查制度,以改进工矿的安全和卫生设备。”

    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立国之本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因此,《共同纲领》以保护劳动者权益为己任。可以说,自《共同纲领》以后,我国宪法对保护劳动者的条文制定从没有这么详尽——1954年第一部宪法制定已经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前夜,已经是“资本家经济”将绝迹、能“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了(见1954年宪法序言)。社会主义国家理所应当是劳动者为国家主人,在宪法中再特别强调保护劳动者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制订1954年宪法的那个年代是料不到四十年后私有制经济将会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而自从在法律层面确立了私有制经济在我国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宪法并没有相应增补如何保护私营企业中雇佣劳动者利益的条文,包括如何保证《劳动法》得以实施、如果抗拒《劳动法》实施法律将如何制裁等的条文。

    重温《共同纲领》,再对比1999年宪法修正案和2004年宪法修正案,我们不难发现这两个宪法修正案的缺陷和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现实中大量侵犯剥夺劳动者权益的案例触目惊心(不限于私有企业),另一方面,宪法坚持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一方面,弱势群体(人民中的大部分!)权益受损灾难深重,另一方面,宪法已难以保护最广大人民的眼前利益。

    宪法中“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的提法只剩下了讽刺意义,宪法将共和国陷于尴尬的境地,宪法将宪法自身陷于尴尬的境地。要避免尴尬,只有实事求是。

何必避讳“剥削”两字?

    1999年和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始终避讳在现阶段存在剥削这个事实,不管宪法修订者有何苦衷,为此啃苦果的是广大劳动者。因为宪法不能正视事实上存在的剥削,就不可能对劳动者提供有效的法律救助。其结果,建设了半个世纪社会主义,却连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国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都难以对劳动者兑现。

    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该怎样认识“剥削”?四十九年前的1948年8月,包括解放区和国统区在内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哈尔滨召开,会上作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决议认为:“公营和合作经营的企业中,职工们已经是企业的主人。在私营企业中,职工们仍然处于被剥削的地位,但职工们既是在政治上社会上和国家政权中居于领导的主人地位,就保障了职工们可以不受到压迫和过分的剥削。”工人们在私营企业中“有责任完成资方的生产计划,遵守劳资双方所订立的契约,遵守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但同时有权利要求资方履行劳资两利原则,督促资方执行政府法令。”

    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发展私有经济,发展私有经济就回避不了“剥削”现象的产生。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私有经济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而国有资源和企业,既是国家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又是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共同纲领第二十八条),因此,新民主主义社会才不会视剥削如洪水猛兽——国家有足够的信心和力量把剥削行为掌控住。有了足够的信心和力量,就会有实话实说的底气,就敢实话实说。

    笔者认为,四十九年前《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对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私营企业中的工人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阐述、私营企业中工人的责任和权利的阐述,是实话实说的,是能被社会各个层面接收,也是不容易产生歧义的。

    今天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发展私有经济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们今天发展私有经济,同样回避不了“剥削”现象产生,但我们却不愿承认“剥削现象”的存在,那怕是在一桩接一桩血腥野蛮的“剥削事实”面前。

    如果能循着新民主主义的思路前进,国家在决定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就应该坦率告诉全体公民:为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我们需要引入市场机制,需要多种所有制并存,需要保护私有经济;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会使劳动者“受到过分的剥削”,如果劳动者“受到过分的剥削”,国法将予制裁。如果我们能有勇气对人民这样说了,搞市场经济也不至于搞到那么多的底层劳动者都沦为“弱势群体”!

    在中国现阶段,剥削指什么?宪法在规避现阶段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

    中国现阶段是否存在剥削?当然存在。否认剥削存在,如同否认自己的存在一样荒唐。什么是剥削?剥削就是通过生产资料来无偿占有别人劳动,这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部分就叫做剩余价值,其实,计划经济时的国有制企业也是靠剩余价值而发展的,也是通过“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来无偿占有很大一部分“全民”的劳动的——那是“国家剥削”。问题在于国家是通过宪法承诺取之于民的要用之于民,人民也接受了“大河有水小河满”舆论灌输,人民才心甘情愿作奉献——今天的奉献为了明天能更多的得到(不为自己也为后代)。然而私人企业主没有做过这种承诺,他们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只是为了自家得到更多的利润,这不是剥削又是什么?况且这是肉包子打狗式的剥削!

    新古典主义以资源配置理论来否定剥削,张五常就说过他不知道剥削为何物。其实新古典资源配置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是技术关系,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关系,从研究技术关系出发,资本只是一种生产要素,从研究社会关系出发,资本是支配劳动的手段;光研究技术关系,认为资本购买劳动力就是一种资源配置,体现的是资本与劳动的平等交换,因此剥削不存在;如研究社会关系,只要是资本在雇佣劳动,只要资本是支配劳动的手段,就必然存在剥削。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劳动力凡是被资本在雇佣,剥削的前提就始终存在,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不是不同在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上,而是不同在分配方式上,不同在到底是少部分人得到社会大多数产品还是大多数人能最大程度地享有自身劳动成果。这十几年来,中国的大多数人都感到是少部分人在攫取挥霍大多数人的劳动成果,也就是大多数人普遍感觉到剥削的存在,这已经不是一厢情愿想否定能否定得了的。

    更需要指出,90年代末以来国有资产由“公”化“私”的很大部分,就是几十年来“国家剥削”的积累,这本是国家对全体人民的欠帐,国家许诺要还给人民的,结果国有财产私有化后,就意味着私有化财产积累的第一桶金,是国家在为其积累的!五十年前是工农和民族资本家共同为国家积累作奉献,五十年后几代国民的奉献不过是为小部分人提供了剥削大家的成本!这一幕幕荒诞剧上演至今,还没有落幕迹象哩。虽然,宪法是否定剥削阶级的存在,也否认剥削制度的存在——都“已经消灭”了。但消灭了,就不能再产生?465万私营业主还不够形成一个阶级?

权贵资本剥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不该的剥削

    资本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这是平淡无奇的老生常谈。昔日的工人早就没有了“领导阶级”的那份矫情,早就适应了任劳动力市场挑余拣剩。因为企业破产了,因为企业关并了,原先的“主人”不过就是件劳动力商品。那么,把企业经营跨的哪些人呢?他们中相当部分在继续经营企业,甚至继续经营的还是原先的企业,只不过把企业从姓“公”经营到姓“私”了。

    “本次调查显示,有20.3%的私营企业是通过改制、收购原国有、集体企业而发展起来的,其中,以1998-2003年发生的最为频繁,该时间段占到企业总数的70%以上。在这些企业中,有35.2%是改制、收购的国有企业,42.4%是改制、收购的城镇集体企业,22.4%是改制、收购的农村集体企业。”(见《综合报告》)

    20.3%即五分之一,五分之一的的私营企业是通过公有制企业改制收购得来的,这只是反映了改制企业户数量的比重,改制企业资产的比重是远不止占五分之一的。因为同一个报告用统计数据证明: “改制企业和非改制企业在规模上差异很大。”“‘典型企业’与‘普通企业’规模差异很大。”“改制企业”和“非改制企业”是《综合报告》对私营企业来源的划分。“典型企业”与“普通企业”则是对私营企业规模的划分。

     “典型企业”与“普通企业”的规模差异有多少?“所有者权益中位数在1亿元以上的‘典型企业’户数虽然不多,但属于大型私营企业。这类企业销售额中位数14亿,雇工中位数2560人。”“‘典型企业’呈现数量少、规模巨大的特征。”《综合报告》这样分析。

“普通企业”与“典型企业”企业规模分析表
 所有者权益
(万元)销售额(万元)税后利润
(万元)企业雇工(人)企业总数
 均值中位数均值中位数均值中位数均值中位数(个)
  普通企业1084210354476517325173532131
  典型企业3201010000173510141000469832663242256015
  典型企业是普通企业的倍数29.5 47.6 49.0 184.3 27.2 130.6 18.7 48.3 0.70%

资料来源:《2006年中国第七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综合报告》,《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

    典型企业所有者权益中位数是普通企业的48倍,销售额中位数是普通企业的184倍,税后利润是普通企业的131倍。典型企业是这样的规模,普通企业简直要“高山仰止”!“进一步分析发现,本次抽样调查的‘典型企业’中有50%是从国有企业改制、收购过来的。”“‘典型企业’改制前主要是国有企业,而‘普通企业’改制前排在第一位的是城镇集体企业。”根据报告中的数据表反映,普通企业中只有22%是转制企业,而典型企业中转制企业比重高达50%。

    典型企业是这样的规模,自然也就财大气粗。《综合报告》用数据分析有力证明:“‘典型企业’具有超强的银行融资能力”。

    那么,“典型企业”是怎样从国企变成私企的呢?《综合报告》告诉我们,私企中的“典型企业”主要通过“原企业全体职工购买、经营者持大股”转制的。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而真正能大富的那部分人,远不是雇工中位数只有三十几人的非改制企业(非改制企业占企业总数80%)的业主。《综合报告》认为“‘典型企业’和‘普通企业’的作价,相差甚远。”相差甚远到什么程度?“改组、收购国有、集体企业时的作价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本次调查显示,被改组、收购的国有、集体企业作价的中位数为160万元,‘零’收购占5.3%,超过1亿元的占0.8%,最高的案例为8亿元。”“改制企业”作价的中位数是160万元,超过1亿元最高达8亿元的都属于“典型企业”的作价,但“典型企业”的作价中位数《综合报告》并没有告诉我们,“普通企业”的作价中位数也不见显示(作价中位数160万是指全部被改制收购企业的作价中位数,包括了“典型企业”,也包括“普通企业”),虽不见显示,但我们却可以因此感受——“典型企业”作价与“普通企业”作价如都公布,恐怕又是导致“不安定”的因素。否则,这样一份详尽的数据分析报告为何在作价上只提供了可供充分想象的相差空间——“相差甚远”,却对能反映“相差甚远”的具体数据欲言又止,三缄其口呢?

    “典型企业”与“普通企业”的企业规模相差巨大,那么,“改制企业”与“非改制企业”的企业规模相差怎样?曾记得有些著名经济学家们鼓吹“靓女先嫁”,改制企业想必在规模上也是享有优势的!

 “改制企业”与“非改制企业”企业规模分析表

 所有者权益(万元)销售额(万元)税后利润(万元)企业雇工(人)企业户数
 均值中位数均值中位数均值中位数均值中位数(个)
  非改制企业1121170372551016620136362870
  改制企业17235009152176433545345100730
  改制企业是非改制企业的倍数1.5 2.9 2.5 3.5 2.0 2.3 2.5 2.8 25.44%

资料来源:《2006年中国第七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综合报告》,《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

果然,改制企业的所有者权益是非改制企业的2.9倍,改制企业的销售额是非改制企业的3.5倍,改制企业的税后利润是非改制企业的2.3倍,改制企业的企业户数却只是非改制企业的25%。

    企业为什么要改制?因为对改制感兴趣。对改制兴趣非凡者是因为改制中有利益增长点可以挖掘!

    中国企业改制——从姓“公”改到姓“私”中的暗箱作业,在《综合报告》中也得曲折的反映:“在回答如何改制、收购的问题时,28.4%的企业表示是通过社会公开竞标的,有12%是政府邀请特定购买人个别商谈的,19.7%是原企业领导层购买的,20.4%是原企业全体职工购买、经营者持大股的,5.5%是先托管、后收购的,7.4%是企业资产、债务相抵和负责安排原企业下岗职工后“零”收购的,还有6.6%是通过其他方式收购或改组的。”

    在中国当前的国情下,“公开招标”都可信吗?“政府邀请特定购买人个别商谈”,这幸运的特定购买人又给了政府多少好处?原企业领导层购买的企业给原企业职工是带来了利益、还是仅仅带来“由于你们不努力工作,你们将努力地去找工作”的“福音”?“典型企业”的经营者持大股的钱又是从哪个渠道得来的?“典型企业”能很容易从银行融资,为什么大量普通企业业主却没有这份便利?根据《综合报告》总结:“从此次调查结果来看,85.5%的业主感到贷款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14.5%的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抵押、担保条件太苛刻等问题更加突出了,贷款成本太高,其影响面扩大了37.8%”。不给85.5%的私营业主提供贷款方便,相反把贷款成本提得更高,这不但不像要让大多数人富起来,连让大多数私营企业主富起来都不像呀!

    这些问题,我们已经知道不会有回答的。但我们还是要继续再问这样几个问题:1.如果不是计划经济时期将巨量的国有资产集体资产用国家力量集中起来,各省各市甚至各县能有伸手就能拈来的公有制资产可卖吗?2.把巨量国有资产集体资产集中起来,全体人民是花了大代价的,全体人民花了大代价集中的公共财产,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方便地“卖”?是为了方便若干年后特定时期特别幸运的“国有企业当家人”和“人民公仆”能“先富起来”?3.计划经济曾把社会一切经济活动都囊括进去,自然力不能及,弊病也显而易见,但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庞大的中国工业体系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中国的国体还在,要卖也得通过各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国家权力机关吧? 

    计算一下国有资产总份额,让每个公民都能计划到一份,——至于怎样兑现可以另行“计划”,但需要对公民在国有总资产这个“大股”中的股权进行“国家确认”——这不过分吧?这样一种声音也响了好几年了,被认真对待过吗?【注1】

    这样提问实在不是无理取闹。根据在于:“本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发现,在被调查的2001年后注册为私营企业的私营业主中,其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占32.2%”。“从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私营业主的职业背景看,他们中,在开办私营企业前曾经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担任过一般干部、科级干部、县处级干部、县处级以上干部的分别占56.4%、30.7%、11.6%和1.4%。在中共党员私营业主中,有55.2%的人曾经是国有、集体企业的负责人”。

    难道共产党员干部企业主的剥削就比普通企业主的剥削更具有先进性?笔者倒认为,随着国企改制后共产党员在私营业主中越来越富有代表性,广大想富未富的人们求富将更加无望!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口号只有在一个很特殊的很不正常的年代里才有振聋发聩的意义。一旦人们的思维和行动的逻辑回归常识范畴,这个口号就是荒唐的。想富起来这个愿望不同与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愿望,没有任何高尚的色彩,只需要原始的利益冲动。想富,就是想发财,想自己创业,就是想自己当老板;“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就是想做大老板。利益增长点找准,就能致富,就能发财。各时期各阶段各地都有不同的利益增长点,会做生意就是善于找利益增长点。如果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你比我会做生意,是你比我行,但是在中国,你比我会做生意,就不一定是你比我行。因为你比我掌握更多的资源,在所有的资源中,最有价值的是权力资源。权力资源掌握得越丰富,越能大富,“先富”没什么了不起,菜市场上贩鱼卖虾的,当初都是“万元户”。糟糕的是当初贩鱼卖虾的为所有中国人闯出了一条先富的路,他们并没有挡着别人不让别人富,而我们曾在党旗下宣誓的精英富起来后,真的把“共同富裕”的路挡住了!

    还是《综合报告》告诉我们:“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是以三类精英为主,即机关干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包括个体工商户)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合计的比例从33.8%上升为67.4%,升幅达到99.4%。这种趋势,实际上在历次调查中都有表现,尤以这次调查反映得最为明显”。

    看到吧?私营企业主越来越与下层人士无缘——“农民、工人、服务员和普通职员所占比例(占私营企业主比例,笔者注)从最初的57.9%下降为26.7%,降幅达到53.9%;干部、国有或集体企业负责人(承包人、承租人)、企业供销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合计所占比例(占私营企业主比例,笔者注)从26.3%上升为47.0%,升幅达到78.7%。”

    这就是“共同富裕”?这是少数掌控优质资源的权贵垄断了致富之路,堵住了广大社会底层人员的致富之路。早在2003年,中科院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原政府官员进入从商队伍后,其开业资本是平均数的1.8倍,销售额是平均数1.8倍,纯利润是平均数的1.9倍,而拥有的资本达到平均资本2倍以上。走出官场走向市场的原政府官员加上原国有资产管理层人员,这两部分人既是旧体制得益者,又是在中国式市场经济运作过程中的得益者。旧体制和市场机制的交集是他们财富涌动的源泉!

    曾经有人认为共产党员创业带动了一批人就业,是有功德的,但看看“典型企业”(那可是共产党员领导为多数!)的雇工人数是普通企业的48倍,销售额是普通企业的184倍,税后利润是普通企业的131倍,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成私营企业中“典型企业”对员工的剥削可能比私营企业中的普通企业更厉害呢?

    《综合报告》还告诉我们,私营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险覆盖率是如何低的:2005年,私营企业养老保险覆盖率为29.2%——按制度规定,城镇企业养老保险覆盖率为76%;2005年,私营企业失业保险覆盖率为18.2%——按制度规定,城镇企业失业保险覆盖率为78%。2005年,私营企业工伤保险覆盖率为10.7%——按制度规定,工伤保险覆盖率为69%。【注2】

    而到2005年为止,私营企业建立医疗保险的企业只占私营企业总数的36.9%(2003年占33.4%),建立养老保险的企业占43.9%,(2003年占38.7%);建立失业保险的企业占22.2%(2003年占16.6%),建立工伤保险的企业占24.4%,建立生育保险的企业占13.9%。

    如此看来,党员、干部、原国有集体负责人占私营企业业主比重的增加难以改变私营企业职工缺乏保障的局面,即使共产党员当上私营企业业主,在执行国家对企业员工劳动保险的制度政策上也是很打折扣的,这直接违背了党章中规定的党员必须履行的如下义务:“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因此,在市场经济这个逐利机制面前,必须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制约规范市场经济行为,否则,面对利润利益,党员和党员干部也很难坐怀不乱的。

    宪法该怎样保障劳动者的利益?该怎样保障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已经是关系到和谐社会能否能建成的实质性的问题。

    又一次修宪在即,人们在期待着......

【注1】单是笔者自己,2004年就撰写了四万字十几张图表的文章《对工业企业改制中若干问题的审视》,被《中国改革》改编成《工业企业:八年改革,八大反思》发表。
【注2】“制度规定”是指在2007年11月29日劳动社会保障部 发布的《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险基本情况》中提及的有关内容

 

发件人:<chen5858@hexun.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11 23:30:3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江苏阜宁:侵吞国有资产三十六计 

江苏阜宁:侵吞国有资产三十六计

原阜宁县食品公司职工代表: 陈洪宪 

2008年元月10日

第一计

瞒天过海 暗渡陈仓

    位于阜宁县阜城大街96号是江苏省食品公司阜宁县公司四层营业楼,一层有15间门市,二层是办公室,三层、四层是招待所、会议室,后改为职工宿舍,计有面积1879.71平方米(原房产证数字)。1988年阜宁县商业局发52号文,将此楼一层、二层代产出嫁,分流原食品公司富余人员。阜宁县五金公司接受30多在职职工、30多退休人员,分得一层东边三间门市;百货公司也接收30多在职职工、30多退休人员,分得中间三间门市;阜宁县医药公司分得二间门市。。。。。。十五间门市一直由各公司控制。2005年五金、百货等公司破产后,县商贸局接收门市管理,2006年被改制后的阜宁县黄海食品有限公司强占,15间门市价值2000万元以上。

    2001年6月阜宁县食品公司改制时暗箱操作,此楼被前任公司经理李文白上报评估525平方米,每平方米500元,计26.25万元,其余未评估,被瞒报。改制为阜宁县黄海食品有限公司(私人所有)后,在2002年10月,阜宁县黄海食品有限公司经理李文白到县房管局过户,过户1843平方米,过户在阜宁县黄海食品有限公司名下,形成侵吞,瞒天过海,525平方米=1879.71平方米;26.25万元=2000万元以上。2006年阜宁县黄海食品有限公司后任经理万荣国雇佣地痞流氓全部强占此楼一层门市。

第二计

空 城 计

    阜宁县黄海食品有限公司领导人李 文白、万荣国之流侵吞国有资产善用连环计、复合计,计中有计,妙计连出,叫人防不胜防。他们不愧为“主流经济学家”厉某某、张维某的好学生,按照叫花子“吐痰论”方法,为独吃宴席,在每道菜上吐浓痰,然后独享受之。为搞垮国有企业,李、万联手唱出一曲空前绝后的空城计。

    1998年5月第一次企业改制,李文白是公司总经理,万荣国是东沟镇食品站长 ,从那时起,他们长期不搞经营。公司原有炕坊、收购禽蛋、批发白肉、收购生猪、饲养苗猪种猪、腌制咸肉等项目都不搞了,坐吃山空,公司和食品站都发不出工资,逼迫职工为生存外出打工,卖肉或卖鱼或开小店、踏三轮车养家糊口,企业成了空壳子,名存实散。2000年 ,李文白派爪牙花100元在《阜宁报》上刊登启事,解除几十名老职工劳动关系,限定期限办理手续云云。包括东沟食品站会计王士祥等几十名职工毫不知情,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解除了全民职工身份,区区一个县城小报中缝栏目,没有多少人留意,可谓阴险得很。这是李、万联手合作的成果。

    2001年6月第二次改制,李文白、万荣国又一次联手,还是不搞公司经营,将公司办公室人员和领导班子成员都分到农村食品站去“拿”工资。本人从县百货公司副经理岗位,经县委组织部红头文件分配到县食品公司,提名任公司副经理,结果荣幸被李文白发配到离家有60里的益林镇食品站当工人,八年未拿到一分钱工资或生活费,也未享受到县政府春节解困金(2007年除外)。公司只剩下李文白和小车驾驶员,靠卖公司房产土地、收门市出租租金,独享盛宴,从2000年至2006年7月,未交职工养老、医疗等保险金,欠交300多万元。据万荣国等董事狗咬狗揭发举报,五年多时间李文白挥霍公司资金220万余元。李文白坐小车下乡钓鱼,携带公司公章为得好处,几年来又新招收70~80名新员工,被万荣国等人称为“移动公司”。东沟食品站,原有正式职工大部分下岗谋生,万荣国的老婆、老婆的二姐、二姐的儿子李某成了东沟镇食品站的新职工,东沟镇食品站演变为万荣国的家庭企业,独享生猪定点屠宰、瞒报生猪宰杀量、偷税逃税的盛宴。

    2006年第三次“改制”后万荣国享受多份工资:一、基础工资每月1100元;二、总经理职务工资每月1800元;三、东沟食品站站长工资每月800元;四、东沟镇生猪屠宰稽查中队队长工资每月1500元;五、县政府生猪屠宰管理办公室特派员工资每月700元;六、东硕片长(辖7个食品站)工资每月700元;七、每月在片内7个食品站每站报手机费用100元,计700元。

    另外股金(公款)分红及融资150万元(公司房产证抵押贷款)月息2分即每月3万元,全年36万元。全靠出卖公司房产,地产取得收入来源。万荣国等五董事只顾个人发财偷税逃税,不管职工死活引起公愦!。

    阜宁县食品公司十年时间大唱空城计,从不搞经营活动,借企业改制之机,开发房地产,造就不劳而获的数名百万、千万富翁,同时也造就了包括我(工龄37年,80年代企业老干部、大学本科文化)在内八年没有一分钱生活费收入的新的绝对贫困群体,成了新富翁的掘墓人,这就是对立的统一的辩证法。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发件人:"zhaohailin-bj" <zhaohailin-bj@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12 11:30:3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投稿 

共产党要不要代表先富起来的人?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宝鸡分院副教授  赵海林

    “共产党能不能代表先富起来的人?”这是几年前曾在学术界引起不小争论的问题,至今尚无定论。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争论,而是一个涉及执政党的纲领和群众基础等根本性问题。换句话说:“共产党应该代表穷人呢?或者应该代表富人呢?还是共产党永远代表穷人呢?”究竟“共产党要不要代表富人的利益?”在全党深入学习《江泽民文选》之际,重新探讨这一问题,很有必要。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执政党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并不仅仅局限于本阶级。执政党不仅要赢得本阶级,还须赢得自己所管理的其它社会阶层。人民群众是最基本的社会力量,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最大限度地代表、反映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其他对立阶级中的进步人士)的根本利益,把他们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国际共产主义的实践证明,只有同时赢得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执政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范畴。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人民群众具有不同的内涵,包括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必须重新认识新时期党的群众基础。凡是一切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都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党在新时期的群众基础不仅包括工人、农民、军人、干部、知识分子,还包括民营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以及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产生的其他新的社会阶层。

    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在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同时,必须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把各条战线上符合入党条件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把一切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劳动者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不断扩大党的社会影响力和凝聚力。

    可是对“共产党能不能代表先富起来的人”这个问题,在人们的思想上却产生了一些疑惑。那么,共产党究竟应该代表穷人的利益呢?还是应该代表富人的利益呢?关键问题是:“共产党要不要代表富人的利益”?

    以往人们通常把资本家和封建地主这一类剥削阶级称之为“富人”和“有产者”,而把工人和贫雇农称之为“穷人”和“无产者”。如今的“富人”中的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不全是资本家和封建地主。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样道理,富裕不是资本主义。“有产者”也不等于资本家和封建地主。贫穷不等于先进,富裕不等于落后。

    人们对财富的所有大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个人所有,另一种是劳动者共同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工人阶级已经成为经济上的“有产者”和政治上的“掌权者”。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讲,如今的工人阶级以及人民群众都不再是从前的“无产者”和“贫雇农”,“无产”也不再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重要标志。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会先富起来,而有些人却不能呢?这是因为,在先富起来的人群中,绝大部分是积极响应党的富民政策,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率先跨入富裕行列的。他们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英,并且是由穷人变成富人的。这些人过去是党的依靠对象,即使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他们仍然一马当先,驰骋市场,为了走向富裕之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所获得的财富是成功实践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收获和回报。

    既然如此,就有必要对先富起来的人做一些具体分析。千万不能把通过合法途径先富起来的人与采取非法手段先富起来的人搅在一起。对于先富起来的人不但要区分劳动致富还是剥削致富,又要把剥削致富的人进一步区分为合法致富还是非法致富。比如,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雇佣剥削关系在我国的法律和中央文件中是默许的。所以,先富起来并积累了一定财富的人并不都是剥削者。不可否认,即确有不少人利用体制改革不健全、管理手段不到位、法律制度不完善的机会,采取一些非法手段,甚至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而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并不都是凭借非法手段致富的。如果把他们混为一谈,就是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客观公正的立场。另外,先富起来的人并非只有凭借剥削手段无偿占有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来发家,他们的财富还包括个人投资及其应得的报酬和其他收入,这些都是符合按生产要素分配原则的,属于合法的私人财产。因此,不能把他们视为“新生的资产阶级”。至于那些非法手段及其非法所得都是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所不容许的。

    眼下,一些先富起来的人并不仅仅满足于经济生活上的富裕,他们还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我们没有理由把他们中的优秀分子拒之党的大门之外。如果抛弃他们,是没有道理的。绝不能把贫穷与富裕、把有没有个人财产、 个人财产多少当做判断一个人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应该看财产的来源和支配、使用的方式。如果共产党抛弃先富起来的人,老百姓就会说:“旧社会共产党爱穷人,恨富人;如今共产党爱人穷,怕人富。”这不但违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且有悖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不能自圆其说的。显然,“富裕”不是资本家和封建地主的“特权”,“贫困”也不是穷人的“专利”。共产党不但要让先富起来的人在经济上彻底站起来,还要让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在政治上挺起胸膛来,充分行使他们的政治权利。这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迫切需要。

    综上所述,共产党不但过去一直代表着包括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使现在和将来仍然要代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以及那些依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人的根本利益。这是无可质疑的。

    如果认为共产党只能永远代表穷人和“无产者”,而不能代表“先富起来的人”,那么,共产党岂不成了“丐帮”和“乞丐党”?如果共产党将“先富起来的人”统统抛弃,甚至视为异己,那么,到了本世纪中叶实现共同富裕之时,共产党岂不变成孤家寡人了吗? 

赵海林主要学术成果简介:

曾经在《求是》、《党建研究》、《经济研究资料》等国家级、省级报刊发表或获奖学术论文180余篇;出版专著《农民的出路》等4部,合著12部。被第三届中国杰出管理者表彰大会授予“中国百名管理科学杰出研究者”称号。

作者:赵海林 副教授 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宝鸡分院
地址:陕西省宝鸡市行政中心2号楼3层2329室 邮编:721004
电话:13609171507 电子邮箱:zhaohailin-bj@163.com

 

发件人:"ka" <zdjun@263.net>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1-01-13 01:08:5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高木:《纸币制度是当代社会乱象根源》 

纸币制度是当代社会乱象根源

高木

    当今人类使用的货币,无论是现金纸钞、银行活期存款还是其他银行存款(用M0,M1,M2分层次表示),无论是人民币、美元、欧元、日元,都完全丧失了任何实际价值而沦为纯粹的,是国家这个债务人以国家的信用做担保,向全国人民签发的,银行又进一步扩张出来的,不承诺兑现的带有各种数字符号的欠条,由于大多数符号书写或印刷在纸张上,这种货币制度也称为纸币制度。纸币制度是当代社会的财富黑洞和乱象根源。

A产权无法实现适时明晰

    每个公民和企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不同的商业银行开立多个货币帐户,现金也可以不受约束的大量流通。没有专门的机构对每个公民和企事业单位的有价证券、房产、地产、汽车、机器设备、大宗商品、各种劳务的交易过程和余额进行统一记录,产权无法实现适时明晰。每个经济主体的信用记录,也由商业化机构来搜集整理,往往具有分散、覆盖面不全、成本巨大和易于伪造等缺陷。

B经济活动处在混沌中

    每个公民、法人实体和独立财权的各级政府机关帐户彼此之间发生的货币和非货币资产的往来和交换,既可以通过任何一个银行帐户转帐来完成,也可以通过现金交易来完成,甚至通过欺诈行为来完成。一旦发生经济纠纷和非法交易事件,取证非常困难,因此,虽然法律条文日益繁琐、司法机构日益庞大、司法成本日益巨大,但是经济诈骗、假冒伪劣、偷税漏税、权钱交易根本无法杜绝。同时,由于人们无法对混沌的市场形势做出清醒的判断,因此经济活动往往是盲目的,宏观经济经常性的处在破坏性的波动中。

C信用卡仍然是纸币的延伸

    商业银行发行的信用卡、借记卡等电子结算工具仍然是纸币的延伸,只能叫电子化纸币。由于信用卡等电子化纸币的帐户是不唯一的、财产是不登记的、网络是不观控的、各家银行画地为牢,因此,犯罪分子可以很容易的把别人的资金划拨到自己用假名假身份证开立的银行帐户中,或者干脆把别人的财产转移给假名假身份的收货人。在纸币制度下,即便是各家商业银行都把储户的银行存款全部打入电子卡进行数字化管理,100%取消现金(M0)的流通,也无法杜绝网络金融犯罪的发生。例如,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就有人申请了多张信用卡,透支了很多美圆以后逃废了债务。据统计,每年大约有900万名美国消费者沦为卡号被盗用的受害者,造成个人与企业损失高达500亿美元,信用卡号被盗用的问题,在美国联邦交易委员会(FTC)的年度报告中,常年高居消费者抱怨第一名。

D纸币总量测算困难

    根据流动性的不同,纸币包含M0、M1、M2等很多层次。一般来说,纸币供应量=流通中现金M0(银行体系以外各个单位的库存现金和居民的手持现金之和)+狭义货币供应量M1(M0加上企业、机关、团体、部队、学校等单位在银行的活期存款)+广义货币供应量M2(M1加上企业、机关、团体、部队、学校等单位在银行的定期存款和城乡居民个人在银行的各项储蓄存款)。因此,在理论上,纸币供应总量测算起来非常困难。

    同时,由于流通中的现金总额=现金累计出库总额-现金累计入库总额。而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流通过中现金纸钞和硬币已经出现的非正常销毁、匿失、流出境外等数据无法被精确的统计在内。银行库存现金非法流出库外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制造技术已经可以乱真且进入流通的假币数量也无法计算。定期存款可以随时变为活期存款或现金,这些数据也无法被及时统计在内。因此,在实际工作中,纸币总量的统计工作非常困难。

E不生产任何财富的机构垄断着货币发行和扩张权

    中央银行代表政府具体负责纸币的发行,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渠道主要有,贷款给商业银行、贷款或直接拨款给政府、用货币购买商业银行票据、用中央银行货币购买政府国债、用货币购买金银或外汇等。在某些历史时期也出现政府财政直接印刷钞票或者直接向中央银行开具空头支票用来支付公务人员工资、支付政府开支和军费开支,直接获取铸币税收益。发行货币的过程本身不生产任何财富。

    除了政府有权发行货币外,商业银行也有扩张货币的功能。各商业银行可以把凡是来源于中央银行的新发行货币和储户存入本银行的各种存款一而再再而三的放贷出去,一方面存款总数不变,另一方面贷出去的款又会存入银行或者变成现金流通出去,就会把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总数量成倍放大。但在这个过程中商业银行以赚取利息差为主要目的,自身并不创造任何实体财富。但是,迫切希望通过进行信用扩张而消费财富和生产财富的公民或企事业单位,却无权发行和扩张货币。

F货币量增长与实体财富量增长脱节

    中央银行贷款给商业银行、贷款或直接拨款给政府,用货币购买商业银行票据、用货币购买政府国债、用货币购买金银或外汇等增加货币供应量的行为,都无法直接带动实体财富量的增长。各商业银行把各种款项一而再再而三的放贷出去而扩张货币供应量的过程,也无法直接带动实体财富量的增长。

    例如,商人A把100万现金存入甲银行,甲银行收到商人A的100万元存款后,上交央行10万准备金,剩余的90万元贷给了商人B,商人B取走了10万现金,把另外的80万现金存入乙银行,乙银行上交央行8万准备金,把剩余的72万元现金贷给商人C,商人C取走12万现金,把另外的60万现金存入丙银行,丙银行上交央行6万准备金,把剩余的54元现金贷给商人D,商人D取走14万现金,把另外的40万现金存入丁银行……,因此,商业银行可以把100万货币扩张到316万。商人A的100万存款+商人B的80万元存款+商人B的10万现金+商人C的60万元存款+商人C的12万现金+商人D的40万元存款+商人D的14万现金=316万但是,商业银行的货币扩张行为并没有到此结束,丁银行还可以继续把上交准备金后剩余的现金贷给商人E,商人E也可以继续提取现金并把剩余的货币存入戍银行……,由此可见,商业银行扩张货币的数值是不确定,并且在货币的扩张过程中,实物财富有可能一分钱的变化都没有发生。这就是自由市场经济频繁发生泡沫危机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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