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这期文集的内容1月10日放上网之后,又有所变动,后放进来的《回到以道家哲学和法家政治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必须结束企业家的特权时代》等几篇文章都很值得一读。胡星斗教授和张新光教授的文章反映了当前地方政府权力私产化的严重问题。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由腐败和弊脚教育导致的人心不古和整个社会心绪的恶化。社会成员的素质蜕化是比制度落后更可怕的事情。当中国社会走出传统的儒家道德社会之后,迎来的法制文化将可能是更加险恶的灾难。]

必须结束“企业家”们的特权时代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1月10日

目录

左大培:《必须结束“企业家”们的特权时代》

新法家传真:《回到以道家哲学和法家政治为基础的中华原文明》

殷辂:《到U曲线的另一半为什么不能自发显现?》

陈学振:《多党制基础上的竞争执政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前景目标选择初探》

施晓渝:《永远都要反极左和极右---兼谈重新整合左派》

胡星斗:《胡锦涛能把土皇帝“关进笼子”吗?》

张新光:《中国政治权力的私产化----官场内生腐败论》

李昌平《我支持经济学家张维迎、茅于轼的主张》

张新光:20世纪90年代:国家放任农村,中央放任地方

——李昌平先生终于说出了“三农”问题背后的真相

康新贵:《中国的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为0.65比1》

熊伟:《邓明义为什么落选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台义林:《剖析城镇集体企业改制之弊端》

高一飞:《城管打死人: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

何必:《向公务员提供廉租房会加剧赢家通吃态势》

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课题组:《欧美发达国家住房保障的镜鉴》

理想:《走向brutopia虚构国?

张曙光 程涛 李宾:《跨国粮商的阳谋:中国大豆的退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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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 "wentiejun" <tjnrenet@mx.cei.gov.cn> 收件人: "zdjun" <zdjun@163bj.com>, 日 期: 2008-01-09 19:03 ----- Original Message ----- From: WSG office To: Undisclosed-Recipient:; Sent: Wednesday, January 09, 2008 11:31 AMSubject: 必须结束“企业家”们的特权时代

必须结束“企业家”们的特权时代

----维护和谐社会的力量平衡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 左大培

2008年1月4日

    “改革”以来的30年中的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有“企业家导向”,现在已经出现了要造成“企业家统治”的舆论,而且已经在大面积地发生“企业家”对人民和社会的掠夺。这样的“企业家导向”几乎没有什么文字规定,有时它还与现有的法律相抵触;但它是客观存在的严重倾向,危害极大。现在有必要采取有力的措施消除这种“企业家导向”,维护制约“企业家”们的社会力量,以保持和谐社会的力量平衡。

    在中国目前的制度化、形式化的要求传导渠道(“征求意见”、“听取意见”的途径)中,没有达到各种社会力量的平衡,这不利于维护社会和谐。应当有正式的渠道来“征求”和“听取”工人和农民的意见,在“征求”和“听取”意见时应有工会代表和农民(合作社)的代表参加。

     一、目前的问题:中共17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或之后的“征求”意见都只是对“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只听取了劳资双方中一方的意见。

    据传,前些年国务院召开会议听取有关经济政策的意见时,往往会请“企业家”们出席,但是从未听说请工人农民的代表出席。

    现在的工商联阶级色彩十分明确,不仅代表“企业家”,而且代表的是掠夺别人资本的企业家。证据:郎顾之争时他们“群情激愤”地要反击郎咸平,与人民大众的情绪正好对立,工商联的主席胡德平竟然说“追究‘原罪’就是反改革”。

    而目前中国的阶级对立已经十分清楚:实施劳动合同法后的争议表明,企业家们与劳动者的主张是对立的,他们指责劳动合同法是偏向劳动者的。

    只征求企业家的意见是偏听偏信,必然造成对人民利益的损害:有媒体透露企业家们向朱熔基进言要放款对住宅的信贷来“使房地产成为支柱产业”,2002年之后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并且放宽住宅按揭贷款造成房价暴涨损害人民利益。房地产商的发言权在这方面起过极坏作用:2003年人民银行下发文件控制房地产贷款,触犯了房地产商销售住宅赚钱的利益;不到100天就下发了《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将这次对房地产业过热和涨价的控制扼杀在初始阶段。

    这个通知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议的名义作指示,表面上说要增加低价房和廉租房供应(提出进一步扩大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供应),还有一些似乎照顾城市贫困居民的措施,但都没有硬性的落实要求,因而最终都成为空话。真正实质性的内容却都迎合了房地产商要求:

    “坚持市场化取向”,“不断消除影响居民住房消费的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完善房地产市场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而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完全依靠市场就是放任房地产商掠夺人民;“增加商品住房供应,搞活住房二级市场”,还说各单位“不得对以购公有住房上市交易设置限制条件”,其目的是鼓励倒卖住宅的投机,它最终只是有利于房地产商;要求“鼓励继续规范发展住房信贷”,“要求加大住房公积金归集和贷款发放力度”,(这满足了房地产商的最主要要求:不要限制房地产贷款的发放,否定了人民银行控制房贷的主张,以致新闻媒体说房地产大亨们对这个通知“弹冠相庆”);“发挥企业在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中的主体作用”,把房地产大亨们尊为“主体”;

    二、征求工商联的意见可能是个“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必须改为平等地征求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因为政治环境已经根本改变:

    改革开放前只讲“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当时征求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意见是无产阶级对盟友阶级的“团结”和“统战”行动;现在共产党在理论上已经“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质上已经自命为“代表全民”,不是一个阶级的代表,要听取意见就应当平等听取各阶层意见;在实践上,资本家大量入党,“党员变成资本家”,共产党也不可能再单纯代表工人利益,甚至很有可能变成代表资本家的利益,这种情况下更必须听取别的阶层的意见以平衡社会的利益关系;

    恰恰是在经济问题上,政府和执政党都应当听取工人和农民的意见来决策,法国的指导性经济计划下制定经济计划时就如此。

    公众一方面通过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另一方面通过现代化委员会,参与法国国家经济的计划活动。经济和社会委员会负责召集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界代表。委员会的成员有政府各部、主要工业部门、工会联合会、全国农场主联合会、农业合作组织、国有化工业、各行业和社会组织的代表。前计划委员会主任皮埃尔·马赛曾在1961年对编制第四个计划(1962-1965年)所做的说明中说:“然而,在决定这些可供选择的计划前,政府须同……由国家所有主要的各界代表组成的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协商。这种作法是经济民主的新发展。其主要意义在于给那些被人们不公正地称为专家官员的人(参与经济计划的政府官员)提供更为广泛联系的机会。计划不仅在通过时,而且在最初的形成阶段也非常需要国家通过它的各种政治机构进行协商”[1]。实际上,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只是个咨询机构。其主要目的在于使政府听取私人经济集团和社会对政府的计划提案的反应;同时,也在制订国家计划时给这些集团提供影响政府的手段。

    由一些纵向委员会和横向委员会组成的现代化委员会,为几个主要的私人经济利益集团提供了更重要的、影响法国国家经济计划制定的途径。这些与前计划总局同时(1946年)成立的现代化委员会,是由企业、工人和政府三方面的代表组成的,目的是为了使私人经济集团参与各项计划的制订。

    三、目前的倾向、也是最大的危险,是把所谓的“企业家”变成一个享有特权的阶层,这个阶层已经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些“企业家”先以某种手段变为“大企业”的“大企业家”,然后就以不法手段榨取和盗窃钱财,并设法成为“民主党派成员”和“政协委员”,然后就变为凌驾法律之上掠夺人民财产。

    “蚁力神”的例子

    “上海百事”的陈秋芳

      大连“万宝绿”的潘新利

结论:必须结束“企业家”们的特权时代。

   “企业家”的“才能”和“功绩”都不是特权的理由,正如老干部的“功绩”不是其特权的理由一样。这次的紧缩如果碰上了经济困难,政策导向应当是要“企业家”们承担损失,至少不能让他们向人民大众转嫁损失。这样才能制止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

 

发件人:"新法家传真" <alexzhai2@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13 07:15:0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应化之道,平衡而止——热烈庆祝新法家中文新版及英文版的开通 

回到以道家哲学和法家政治为基础的中华原文明

新法家传真

    如果用一句话形容新法家的全部思想内核,那么这句话就是:应化之道,平衡而止。语出中国古典政治经济思想的"圣经"《黄帝四经·道法》。新法家网站英文版主编陆寿筠先生称之为"动态平衡多维整体的世界观,或者简称为动态整体观"。

    在中国古典文明中,从政治到经济再到医学,在不断变化中追求动态平衡是他们的最高价值观。这种平衡包括人与自然的平衡(月令体系)、人与人之间的平衡(社会功勋制和节制资本)等等。

    西方建立在二元对立世界观和野外考察基础上的进化理论从来没有成为中国人价值观的基础。在中国哲学中,矛盾是内在的,社会不因为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一个力量消灭另一个力量而"进化"。从黄帝时代起,建立在阴阳相生相克基础上的平衡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几年前,考古学家在河南省灵宝市传说中的黄帝铸鼎之处进行考古发掘时,根据中国建筑对称平衡的特点,在发掘出了两座大型房屋遗址之后,在对称位置发现了另外两座。 

    我们坚信,无论是家庭生活还是社会生活,无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经济生活,"应化之道,平衡而止"这种价值观都应成为人类生活的指南。如果把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把对其他民族的征服和掠夺作为一种"进步"的象征,那么西方文明技术发展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今天美国膨胀的消费主义、军国主义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用一句话形容新法家的全部目的,那么这句话就是:建立一个以中华道法文明为原型的新世界。

    尽管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清史稿》作者之一张尔田在其代表作《史微》中就重申儒家"六经皆史",恢复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在中华文明中的古典王官学地位,并在《原法》一节中阐明中华道法原文明的实质:"盖道家者,君人南面之内术,法家者,君人南面之外术也。法无道则失本,道无法则不行。"(张尔田,《史微》,第3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1月)但超越儒家,中华道法文明恢复本来面目,贡献于世界之路仍阻且长。新法家中英文版总编辑翟玉忠先生在"关于我们"中以激扬的笔调,将这一过程比喻为人类文明的长征:宇宙洪荒,唯有银行系里米粒般的地球盛开了人类智慧之花。沧海桑田,多少强大的帝国和发达的文明都被掩盖于热带雨林之中或被埋没在大漠黄沙之下,只有中华文明能够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古往今来,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建立在纯粹理性而不是宗教神话之上的文明体系,道家自然主义的世界观不仅指导着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中国人还在这一伟大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独特的医学、政治、经济体系——她追求人体内部、社会与自然、社会内部各阶层之间的动态平衡,她的医学、政治、经济都按"应化之道、平衡而止"(《黄帝四经·道法》)的原则构建——经济上,她按照自然时序与产出能力进行生产和消费;政治上,她按一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对有限的资源进行配置……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是靠枪炮征服和殖民扩张,而是靠不同种族自由通婚和自由迁徒,靠血与土地的统一发展壮大的族群。她曾经强大过,但她从来就不是一个帝国,而是一个文明有机体。直到今天,中华文明产生的核心区域陕西仍与中国版图东南西北四方的距离大致相等,那是中化文明自然发展的有力证明!

    如同公元五世纪蛮族的外部入侵使西欧从古罗马的辉煌落入中世纪的黑暗一样。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公元一世纪前后儒家从内部逐步取代了以道家哲学和法家政治为基础的中华原文明,信奉规则,开放进取的中国秦汉大黄金时代结束了,代替它的是处族的持续入侵和文明的长期停滞。 

    如同十四世纪西方文艺复兴开启了现代工业文明一样,二十一世纪东方文明的复兴将使人类回归与自然和谐相处、自然发展的轨道——面对工业社会对自然环境的野蛮破坏,面对冷战后世界各国越来越庞大的武器库,人类必须选择一条非西方的新的文明之路。历史事实证明,中华原文明范式应当是最好、或许也是唯一的选择!

    本网的宗旨是将中华原文明的哲学、政治、经济从人类文明最丰厚的文化矿床中开采出来,献给所有关注自身及人类命运的思想家、政治家、艺术家和普通民众——我们幸运自己能成为这一伟大事业的一员,并殷切希望您加入这一人类文明史上最艰辛,也最激动人心的长征!

    新版新法家目前仍在最后调试中,当她出现在您面前的时候,不仅增加了英文版,还增加了评论功能。其中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美工李振海先生、软件工程师王入松先生、陆寿筠先生、翟玉忠先生、徐光宇先生、华军先生……让海内外所有关注新法家的同志和朋友以此为起点,奔向世界、奔向未来!

 

发件人:"star" <starkling@163.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07 01:19:1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

永远都要反极左和极右

------兼谈在胡锦涛讲话和十七大精神下重新整合左派

施晓渝

    胡锦涛和十七大最近指出;文革十年动乱局面,毛晚年错误,文革经济崩溃局面,批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些话我们总体上,原则上是同意的。文革的确有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片面强调斗私批修而忽视了对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安排,文革时人民生活水平也非常低下,对这些问题我们是没法否认的,谁否认谁就是搞极左。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始终是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搞社会主义,搞无产阶级专政离开这个首要任务是搞不好的,文革的夭折无不与此相关。但是,文革的夭折并不是文革就是一场灾难所能概括的,文革中有旧社会新社会,旧意识新意识,旧制度新制度等的更变,还有国外封锁,侵略和备战防范等情况是现在没法直接对比的。文革有很多毛泽东思想发光的遗产,如没有继续革命就会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有了既得利益集团就要搞造反有理,这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文革后由于邓小平,江泽民,特别是朱熔基完全背离了毛泽东这一思想遗产,在口号上他们不否定毛泽东,但在政策上完全对着毛泽东干,以偏对偏,从历史上看,中国这社会也老是矫枉过正,于是就有了你专讲公心我就专讲私心,以纵私欲为纲,搞国企工人下岗,国企归厂长私人等等,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制造了官僚,不良文人,奸商的铁三角,对国企工人,农民工,失地的农民敲骨吸髓的榨取,侵犯人权的掠夺,迫使多少穷人痛不欲生,下岗工人的生活比他们在文革中不如,在自杀或在死亡线上挣扎!邓小平在临死前也反省到了这一点,以致于邓小平在临死时抛下一句话,:如果我们搞的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那我们就失败了,如果我们搞的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完全是走上了邪路。实际上从邓小平临死这话看出,邓小平已在向全国人民认错道歉了。可是江泽民,特别是朱熔基却不顾邓小平的反省,反而变本加厉的迫害人民。胡锦涛上台干了系列好事来纠江朱的偏,提出了纠正改制中,土地征用中,房屋拆迁中的错误,搞劳动合同法等,要建立和谐社会的思想。但毕竟江朱干的坏事太多,积重难返。我们只有耐心的等待和配合胡锦涛纠正我党的错误,收复失去的人心。

    谈改革的重要性是为了健全改革,总结改革,反思改革。讲改革的重要不是为了包容改革中出现的错误。在文革中也有人提过反思文革,但这意见没得到重视而使文革走向极端从而使文革夭折。改革也一样,如没有对改革的反思,改革亦会走向极端,造成社会的动荡,如89年发生的事,现在全国每年近十万起群体事件,巨大的贫富悬殊,最近的无节制的国内外资本导致的通货膨胀等,这都说明我们的改革中的确存在问题,需要反思,我建议我党要适时应组织人民集体讨论,反思改革。我们吸取文革的教训就要想到,不是好心就能办好事,毛主席搞文革难道是有意为难人民?包括邓小平也曾积极参于的大跃进不也是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吗?邓小平不是没犯过铁定的错误的人,难到他最初参于大跃进时不是也认为他在干大好事么?从文革知道毛泽东发动文革也是想为人民办好事的,但效果的确不好,改革也如此,邓小平搞改革也想造福于民,但却带来了很多负效果,这些我们都要加以总结。目前把改革停下来反思一下是好事。

   学习胡锦涛的讲话和十七大,我们要批极左,有个别人混进左派不反原始,野蛮,权贵资本主义而就在哪里搞内斗,这些人百分之百的美化毛泽东,把毛泽东说成的伟大得无边的神,把文革说得是完美无缺,这里面有坏人,想借为文革的全面翻案来打击别人,为自己以前干过的整人害人的坏事涂脂抹粉,对这类坏人要千万警惕,不要让他们坏了左派的名声。这些人混在左派的队伍中也影响左派批原始,野蛮,权贵资本主义的效果,不与他们划清界线,世人会认为左派想回到人人自危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安排好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日子。真正的左派是根据实际学用马列毛以及人类的知识财富,不是机械的考证原始出处与场景,以人为本不是以出处为本。我们的资源在人民,在社会,不在于一两个人。左派的目的是反对走邪路,反对搞成了邓小平所指出的失败和走上了邪路,左派是帮助我们的党修正错误,是维护我们的党。我们也将造福于人民。让我们为真理,为人类而奋斗吧!

    以上发言,对不对请大家指正。

 

发件人:"yinkx" <yinkx@126.com>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10 19:35:51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殷辂来稿(两篇) 

到U曲线的另一半为什么不能自发显现?

殷辂

    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问题上,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假设,这就是库兹涅茨倒U曲线。这种理论认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收入差距会迅速扩大,随着经济的继续增长,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逐渐减轻,当经济进入成熟阶段后,收入差异随着总体经济的增长而逐步下降,收入分配又变得平等。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像一个倒U字,所以被命名为倒U曲线。这一理论传入我国之后,立即被学者用来指导实践,成为有关政策的理论依据。但二十年多的发展表明,这种倒“U”字理论只显示了一半,另一半却一直沒有显现出来。人们正焦急地等待这一转折的出现,但它真的会自动出现吗?收入差距真的会在经济的自发作用下自动地缩小?这种抛开经济发展政策与社会背景的非历史的归纳能否成为制定政策的依据? 

    倒U曲线的事实依据是所搜集到的少数所谓经济成熟国家收入分配的变化,在这些国家内,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变化大致符合倒U字曲线的描述,但有限的刻意归纳并不能得出一般的结论,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重复这一过程。如果说这个曲线能自发地发挥作用,那么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差距也应该有一个从大到小的过程,但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的差距并没有由于全球化而缩小,反而逐步扩大。这一曲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得不到验证,这说明在收入差距问题上并不存在自然而然的由大变小经济过程。从国际背景看,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是以国家间的差距扩大为代价的,将局部矛盾的缓和作为一般性的、可以普及的规律,这显然是有问题的。所谓经济成熟本身就是与非成熟相对的,没有国家、区域的分化,所谓的经济成熟或工业文明国家就不会存在。也就是说,经济成熟本身就是收入差距拉大的结果,是特定的经济、社会关系的产物,并不是所有国家、地区都能够成熟起来。脱离特定的“关系”而孤立地谈论经济成熟,这不仅是看问题的视线问题,本身就存在一定的误导性。另外,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缩小并不是经济的自然过程,与政策和法律的调控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收入差距的缩小是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的结果,并不是经济自发作用,而是政策干预的结果。如果不分析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缩小的政策和社会背景,而将希望寄托在经济的自发作用,这无异于守株待兔。 

    少数人、少数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其他地区的发展,这种政策的意图和出发点并没有什么错误,但在倒U曲线的误导下,贫富分化成了经济走向成熟或所谓“做大蛋糕”的必要条件,似乎蛋糕做大或经济成熟之后这种经济制度中内含的分配模式就会自动发生变化。“发展是硬道理”,这种口号本身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倒U曲线的影响下,建立在贫富分化基础之上的“发展”成了日后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收入差距的拉大反倒成了社会和谐的希望。这是为政策寻找理论依据还是对政策的歪曲?“发展”的内涵不发生变化,社会的分化、对立就是其题中之义,遵循这种“发展”方向,其“代价”只会越来越大,不会由于“发展”而消失。如果以积极的态度促进少数人、少数地区的发展,而将带动其他人其他地区发展的任务交给“市场”,等待其自发调节,那么所谓的先富效应绝对不会是先富带动后富,而是富者更富而穷者更穷。“曲线救国论”者所预想的所谓“先恶化、后改进”不但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也是与常识相违背的。 

    倒U曲线在国内一些经济学家那里变成了“曲线救国论”,但这并不能完全怪罪于这个曲线的发明者。库兹涅茨自己就讲过:这篇关于倒U曲线的论文“大概是5%的经验资料和95%的推测,其中也许还可能有痴心妄想之嫌。”也就是说,写这篇论文的目的和出发点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制造学术话题、产生学术影响,这与国内学者为了评职称而强写文章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这样的“学术”戏论在国内学术界却被捧为真理并成为指导实践的理论武器,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反思的现象。种下恶因不可能结出善果,产生社会分化的动力没有消失,政策上没有消除贫富对立的有力措施,而将解决问题的希望交给神秘的曲线,幻想“曲线救国”,这是典型的“拨无因果”。这种自欺欺人的学术恶见现在虽然已经回归到校园,但其对思维的影响却并没有由此而消失。

 

腐败有没有正功能

殷辂

    抽大烟成瘾,身体就会产生病态的“生理需求”,如果不加判断而孤立地分析它的功能,抽大烟就会具备提神等“正”功能;一个蛮不讲理的壮汉依靠拳头征服了一个群体,如果从“现状”出发作“事实”判断,这种行为就具备了维持群体秩序的“正”功能。这种所谓的功能分析虽然不会被常人所接受,但在一些思维复杂的学术家那里却非常流行。比如“洪水能促进经济增长”;“引狼入室可以促使羊跑得快一些”;“适度腐败是现代化进程和改革的润滑剂”。这些论断被一些“求真”、“理性”的理论家反复咀嚼,将正常的是非观念搅得越来越模糊。腐败既然有正功能,那么反它干吗?只要遏止它的负功能,发挥它的正功能就可以了,所以“反腐败力度要把握适当,”如果反得太彻底,正功能也同样被解决掉了。腐败就这样在“科学”研究的旗号下变得“有理”、“有利”起来。

    生了病而不及时治疗,身体就会在疾病的刺激下形成新的病态的平衡,如果将这种平衡当作“常态”而进行所谓的“实证”研究,那么疾病就成了病态系统必不可少的环节,对维持系统的运行发挥着重要的“正”功能。如果将病态下的局部亢进看成是“发达”、“强壮”,那么这种所谓的“正”功能也就更加明显。可见,类似于腐败这样的社会疾病之所以具备“正”功能,并不是因为运用了系统分析的方法,而是对系统病态的确认,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取舍的过程。对病态作“合理化”处理或脱离整体而追求局部或短暂之“利”,才有可能发现腐败所谓的“正”功能。比如,一个不孝子孙在长辈得了眼疾之后不愿意帮他治疗,反而说这种疾病能够刺激人的触觉发达,就是运用了上述的方法。令人不解的是,不孝子孙的逻辑在一旦变成学术语言并从学术家嘴中说出,似乎就有了“科学性”。“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这样的观点比前面所说的不孝子孙有过之而无不及,已不仅仅是为“不看病”找借口,而是为了实现触觉发达的“改革”目标故意弄坏眼睛。

    为了弄清“腐败功能论”的本质,我们来全面看一下学术家所谓腐败的“正”功能究竟是什么? 

    第一个“正”功能是,腐败可以瓦解旧的政治或经济制度,从而达到创新、转型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这种观点来源于享廷顿,他将一定程度的腐败看成是“踏上现代化道路值得欢迎的润滑剂,可以帮助传统国家实现现代化。”这种专门为“旧体制”国家或地区定做的理论在国内不但被反复传唱,并且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为了实现“转型”、“改制”的目标,一些人竟然将腐败说成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主张用腐败来“购买”公权,这种对“转型”的偏执与那些不顾一切坚持变性的男人极其相象。使用雌性激素可以使男人“女人化”,一些损坏社会机体的社会激素也可以帮助一个社会迅速具备“现代”形态,但这种“功能”发挥的越好,肌体受到的损害也就越大。迷恋于特殊的形态,将一切问题归咎于没有改变形态,这种“变态”心理不克服,必然会得出违背常识、颠倒是非的结论。

    第二个“正”功能是能够促进竞争、提高效率。“因为它能打破生产和市场的垄断以获得机会和资源,而参与打破垄断的寻租竞争要支付高额贿赂,企业就必须有效率以保证利润。”(纳森尼尔·里夫)这种可能是在评职称的压力下“憋”出来的“见解”在国内竟然也有相当的市场。按照这种逻辑,穷奢极欲应该最能促进效率,假如没有效率以保证利润,怎能满足放荡纵欲的生活?

    第三个“正”功能是可以缓解社会运行中的冲击。享廷顿认为,非法向权力体系提出要求的主要方法有暴力和行贿两种,行贿是和平的方式,它与改革一样,可以起到维护政治体系的作用。“贿赂本身可能代替改革;而贿赂加改革也可以代替革命。”只要掌握财富的权贵能用向政治权贵行贿的方法来满足自己的要求,他们就不会用金钱去资助推翻政治制度的暴力企图。这种“权贵政治”的逻辑是发现上述“正”功能的基础。腐败为权贵提供了满足其私欲的“和平”手段,但没有条件利用这种手段的民众会怎样?能够满足权贵非法目的、能够“调动官员积极性”,这些所谓的“正”功能都是对着权贵的,与稳定政局有什么关系?稳定了权贵就能稳定政局,这种“权贵”施舍的“稳定”无论怎样符合所谓“帕累托优化”原则,都不可能持久。

    第四个“正”功能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决策的失误,因为社会各种力量运用各自的手段来反映自己的利益要求,最后可以达成利益的综合。腐败是避免还是造成决策失误?这一点在现实中非常清楚,很多决策失误的背后都有腐败的影子,这在西方国家也非常明显。以腐败的方式表达利益要求竟能够避免决策的失误,这只有经过特殊训练的人才会相信。

    如果以静态、片面、孤立的方法看问题,任何现象都可以具备一定的“正”功能。饮鸩的“正”功能是止渴,负功能是结束生命;竭泽而渔的“正”功能是提高产量,负功能是再也没有鱼可打。如果学者沉迷在这样的研究中,怎能不被大众所唾弃?咀嚼腐败的“正”功能如果没有特殊的目的,起码也是一种无聊的、自欺欺人的学术游戏,将它用于实践,必然会发挥一个功能,即为腐败辩护。

“寻租”:腐败的原因还是结果

殷辂

  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西方学术家为“学术”目的而创造的概念、理论一旦被国内学者发现,立即就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国内某些经济学者在西方经济学书籍中读到“寻租”的概念之后,以为找到了一切腐败问题的症结。他们认为,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管制,由于政府管制经济而形成了“租金”,必然产生大量的“寻租”行为。解决腐败问题的关键在于“釜底抽薪”,实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这个时期正是“双规制”施行时期,这为“腐败寻租论”提供了一些依据。然而“双规制”被淘汰之后,腐败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但这些经济学家却依旧坚持这种观点,只不过把问题归咎于“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这个永不过时的说辞成为发现问题的理论武器,任何不正常的现象都能从中得到解释。

  所谓“租金”是指类似于地租的与一定经济要素相对应的利润。布坎南将它扩展到行政权力,把“寻租”描述为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而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的资源浪费活动,是人们在特定制度背景中的行为。这里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假设,即追逐私利是一种天然的法则,在纯粹的市场竞争中这种行为能够转化为效率,否则就会造成浪费。拐弯抹角地搞出“寻租”这样的概念实际上是为了证明某种经济模式的优越,但在这种制度模式下难道就不存在租金?如果把惟利是图看成是类似于本能的行为,那么只要存在管制和约束,就都存在“租金”,所谓真正的、彻底的市场化模式同样也离不开法律等制度框架,难道这种约束就没有租金?按照上述理论,如果要杜绝“寻租”活动的话,那么根本的办法不是建立特殊的经济模式,而是将一切约束都解决掉。只有到了完全的无政府状态,“寻租”所造成的浪费才会消失。由此可见,“寻租”理论并不能证明某种经济模式的优越性,它能够证明的只是无政府状态的“优越性”。

  政治权力所谓的“租金”并不是一种绝对的存在,其产生的原因并不在于权力本身,而在于权力的异化,在于公共权力不遵循公共原则。“寻租”理论的问题是,它不去分析政治权力变异(产生“租金”)产生的社会原因,而将问题直接归咎于权力。权力成了问题的根源,而使权力发生变异的原因则成了正常的现象。一些学者将“寻租”产生的原因概括为政治干预经济,其实,如果将惟利是图看成是内含于经济中的“正常”的行为,如果存在那种不依赖于任何制度或价值的一般的、真正的“市场经济”,那么问题的本质并不是政治干预经济,而恰恰是经济干预政治。正是因为所谓“经济法则”的扩张,本来不存在租金的领域都具备了“等价”交换的资本,不只是行政权力,医疗、教育、法律、舆论等社会各个领域都因为权力的异化和疯狂的“寻租”行为而产生大量的“租金”。如果用政治干预经济来解释腐败,那么怎样解释政治领域之外社会权力的异化?如果将腐败看成是“租金”诱惑的结果,那么怎么解释计划经济时期腐败相对较少的状况? 为什么在无需“彻底市场化”的“样板”国家“寻租”行为不能自动消除?为什么在不断下放权力的过程中腐败现象却不能减少? 

    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权力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是一些学术家用僵化的模式来衡量一切,这样一来,行政权力是否必要、是否适当的问题并不存在,因时制宜也成了多余,能否适应某种经济或政治模式的“内在要求”成了判断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准。只有刻板的、形式化的“最优”,没有具体环境下的“最优”,如果泳衣是“好”的,那么所有场合、所有时间都应该穿戴这种服装,这就是一些学术家的思维定式。在他们那里,腐败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只要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恶因就会自动结出善果,腐败问题就会马上解决。在这种理论看来,防止手生冻疮最好的办法杜绝冻疮生在手上的机会,如果生了冻疮,就应该“釜底抽薪”,砍掉手臂。将所谓的市场领域扩大,政治权力干预经济的几率的确减少了,但由于“内火过旺”,政治权力腐败的绝对数量并不会减少,社会权力的腐败却大量出现。由于社会面貌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产生腐败的原因并没有消失,它即使不产生政治腐败这样的恶果,也不会生出善果,这只是将问题从政治领域向其它领域转移。“将公权谋私利转化成私权谋私利”,这是解决问题还是魔法师的障眼法?改变了问题的表现形式,虽然能欺骗人们的眼睛,但问题依旧存在。市场秩序混乱、恶性竞争实际上是同一问题在经济领域中的表现。 

    “租金”的非正常存在是腐败的原因还是结果?这一问题在“寻租”理论家那里非常模糊。如果说前者是后者的原因,那么理论家津津乐道的“设租”该怎样解释?本来不应该存在租金的地方现在被人为地设置了租金,这难道不是腐败的结果?政策的失误或制度的缺陷可以用技术性的手段来解决,但在目前的情况下,租金的大量存在却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在腐败成风的前提下,公共权力异化转化为私人权利,产生大量的“租金”,这才是问题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腐败并不是“租金”诱惑的结果,而正是它的原因。用“寻租”来解释腐败,虽然可以得出“市场化改革是遏止腐败的基本途径”这样的结论,但恰恰颠倒了因果,实际上是将问题的转移当成是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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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党制基础上的竞争执政制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前景目标选择初探

山东省人民政府调研室 陈学振

2008年1月

(本文仅严格地界定在政治学范围内,理论联系实际地进行学术研讨)

一、对我国现存政治体制的探讨

    研究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方向问题,便要对我国政治现行状况加以分析。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是从解放初期沿袭而来,也是在推翻国民党反动派旧政权后,借鉴前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建立的,其基本特点是共产党一党专政,实行多层次垂直管理,划地域、划行业分别管理。层层级级基本上实行封闭式管理。当初其遵循的基本原则是阶级斗争为纲,即建国初期,镇压被推翻敌人的反抗,巩固政权是头等大事。这一政治体制即是从这样的要求着眼建立的。应当说,中国共产党巩固政权走过的道路证实,这一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实行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任务已经由建党之初即开始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即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由于政治主张不同而进行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经济斗争、思想斗争、文化斗争等等,变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斗争,即水平更高地实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因而,原有的政治体制便越益显露出与新形势下的新任务无法适应。

    因为,以阶级斗争为纲讲的是政治统治,为此要以有利于对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管理和对敌人的镇压为首要出发点。共产党必然要把政权牢牢控制在手中,只许一党独裁,不许多党竞争;要把政治上、思想上的稳定放在重要位置,只许在政治上、思想上保持一个声音,不许有不同意见;要把层层级级、方方面面的一切社会权力牢牢控制在手中,不许别人有支配权;要实行多层次垂直管理,而且是封闭式的,以方便对所辖各地域的控制;要实行部门、单位对所属成员的管理为主,称之为单位、部门所有制;要实行城乡分割管理;要把其一切社会成员的生杀荣辱、收入、医疗、住宅等种种利益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以利于其服从和自己的统治,如此等等。

    我们的确是这样做的。比如,中国的农民曾全部是人民公社社员,凭评、记工分吃饭、生存;中国的城市人口除无业者外,曾全是国家单位、国有企业及国家管理的集体企业中的干部职工。凭发给的工资吃饭。这样做实现了政治统治的稳定,但相应带来的是,邓小平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所说:人民生活苦到这种程度。这也说明此体制必然带来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效率的低下。

    我国实施改革以来,遇到了来自政治体制改革的障碍,而且在涉及到要解决相应政治体制问题时,几乎无一例外打的全是败仗,还没有听说在哪几个政治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突破。这既都说明我国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和最大障碍,源于我国现存的政治体制,说白了是党采取的现行的政治体制,也说明了突破这一体制的艰难性,即这一体制的顽固性,还说明了如不突破这一体制,我们的一切改革努力仍然是要止步不前,最终付之东流、毁于一旦的。

    正因如此,我国的政治现状是:至今实行的仍然是共产党一党执政,而且执政没有时限界定、不许竞争。共产党自己声明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但服务质量如何却从不许社会的主人——人民打分,或叫评判。

    应当说全民公决是人民群众表达自己意愿的最真实、最公正、最客观的方法。采取的是多层次垂直封闭长工管理体制,党直接掌握或调控着方方面面,层层级级,一切社会成员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和利益,直至他们的荣辱生杀予夺,还有等等。这基本可说是我们的现行政治现状。

    那么,我们的政治现状文明吗?或说文明程度高吗?显然,不好称之为很文明,或说文明程度高。

二、对我国现存政治体制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分析

    我国现存政治体制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主要植根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在这两部书中,伟人们分别对未来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进程做了预见。我国自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以来,前苏联自一九一七年以来,前东欧各社会主义诸国二战以后,实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主要在这二部著作。因而,对此进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科学地、历史地、理论联系实际地分析,对于科学地、正确地认识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并研究明晰其改革,或说发展建设方向,有其必要。

    很显然,马克思所讲的产品生产、消灭商品、货币,实行劳动证书、按劳分配等是错误的,而且,已经为历史的发展所证实。前苏联、前东欧原社会主义诸国,中国、越南、北朝鲜等在革命胜利后,实行的均是这一体制。而实践早已反复证实,产品经济必然导致效率低下,人民群众物质消费需求无法满足,国际竞争失败。

    由此,前苏联、前东欧原社会主义诸国均早已解体。我国也于一九八四年正式宣布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继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南、北朝鲜也均已实行市场经济改革或改革试验。应当说,有史以来,地球上出现的全部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实验、实践应当说是具有说服力、权威性的。因而,我们只能说至目前的实践来看,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预言是错误的。

    只要我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结论只能如此。如果问原因何在,应当说,马克思轻看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复杂性,轻看了利益机制对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轻看了几千年来,随生产力发展,逐步自然形成的社会化大规模商品经济内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机制的自然合理性。因而,得到的结论必然是错误的。

    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2)

    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是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没有人须要加以镇压。在此,还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毕竟是在一个多世纪前的人。他们都没能见到活生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实践。历史的发展仅按自己的内在规模前进。历史的发展进程与他们当年的预言有出入。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切不要被那些陈旧过时的理论词句、观点所束缚。

 三、对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理论依据的再分析

    我国采取现行政治体制,从理论观点分析,依据还有三点:一是,我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是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是,我领导着军队。对此应如何看待?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的确有不科学、不完备的地方,比如前面讲到的计划经济、消灭商品生产、货币等,均已被实践证实是错误的,也给许多国家的建设、发展造成了历史性的严重损失。实事求是地说,责任主要在后人。但从中也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同样是具有历史局限性、主观局限性的。更何况,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号称马克思,而实际反对马克思的人,挂着羊头卖狗肉呢?

    但马克思也有他正确的地方,即平民性和公共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实践不为个人谋私利,为整个工人阶级,从而全体人民谋利益,早期的共产党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动员、号召、鼓舞、带领了全国人民。

1,党的蜕变

    放弃了这一宗旨的,都无一例外地丢掉了政权,并亡了党。那么,中国共产党又会怎么样?我们说,在现有政治体制下,结局同样不容乐观。理由在于,体制相同,而体制带有内在必然制约性,即规律会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因而结果不可能相异。

   回顾一下历史,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中国人民革命和解放事业的奋斗者,中国的第一代、第二代革命领袖,及众多革命前辈,的确是忠实地实践了全心全意的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战争年代,抛头颅、洒热血,不怕牺牲,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和平年代,不畏苦,不怕难,带领和组织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发展各项事业。可以说,是他们的艰苦奋斗,教育、动员、激励、鼓舞了全中国人民与他们共同奋斗,才赢得了胜利。党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及革命者,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不怕牺牲、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随时可以牺牲自己一的奋斗精神,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变成了实践,也教育鼓舞了全中国人民,是中国人民早已有目共睹,铭记在心,载入历史史册的。

     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一关系到党的性质和生死存亡的根本性的问题上,党的第三代各级领导人及广大党员中的多数,是根本无法与他们的先辈们划等号的。原因在于,时代不同了,条件变化了。而人是历史的人,现实的人,因而必然要变化,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由于,时光的流逝,党的第一代、第二代革命者多数已辞世,健在者也已基本都退出了工作岗位。而后继者们基本或说绝大多数均没经过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等的锻炼考验。

2,实行物质利益原则的后果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并坚持实行了物质利益原则。邓小平同志曾语重心长地指出:不承认物质利益,对少数人行,对多数人不行,短时间行,长时期不行。这是针对计划经济时期长期不尊重物质利益规律,而使我国经济发展内在动力不足的严重缺陷而讲的,必然是正确的。物质利益的确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谱遍规律。二十多年来,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普遍规律的被重视、尊重、实行,的确前所未有地调动了中国人民的发展积极性,带来了中国经济社会前所未有地巨大变化。

    但是,由此以来,不仅每个社会成员、每个社会行业、每个社会阶层的物质利益问题日益突出,而且党的每个成员、党的各级领导的物质利益问题,也自然随之成为实际问题。从党的各级领导来说,有职务问题、接待规格问题等等,无一不是,或不牵扯到物质利益。从党的每一个普通成员来说,必须以一个普遍社会成员的身份在社会上谋生。这种物质利益要求,显然与过去战争年代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实行配给制和产品经济条件下分配制度时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我国政治不出有效解决办法;我国利益导向核心座标体系错位等情况下,党的用人机制明显滞后,弊端丛生,且至今拿不出有效解决办法;我国利益导向核心座标体系错位等情况下,党内,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队伍已经开始变的明显不纯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明显不纯了。

    对此,我国党内的腐败势力已基本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齐鲁晚报》今年五或六月份,转载了文章摘要。可见,腐败程度是逐渐加重的趋势。因而宣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就想取得永无时限、垄断的执政资格是不可能的,也是做不到的。

    对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指出人民群众的选择“不是—劳永逸的”。在此应当说:人民群众不仅要看你说的如何,更要看你做的如何,即听其言,更观其行;既看你的昨天,更看你的今天和今后;既看你是否真为人民服务,还要看你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如何?

    比如说,如果你仅仅有拉平车的本领、修皮鞋的技能,人民群众是不能把驾驶波音七四七飞机驾驶权交给你的,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身家性命,是天大的事情!换句话说,关系到国家、民族,从而也关系到每一位国民和中国人的前途、命运、幸福。无论是一个国家权力的交付执掌,还是其国家权力机器中某一部位权力的交付执掌,都不允许,更不要说交付给为非作歹者。

    国家权力交付给为非作歹者究竟能做出什么?人民群众早就有目共睹了。还用再提,跑出去的那数千贪官污吏,卷走的那数百亿的人民财产吗?恐怕这也是很不完全或说保守的数字吧。仅福建省一个外逃者卷走了多少呢?且不说至今没有卷到国外,且尚没浮出水面的,恐怕也不会没有吧。

3,马克思的普选制被抛到九霄云外

    再是,既然声明为人民服务,究竟是否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质量如何?当然不能自己说了就算数,当然要有评判者,评判者当然是中国的人民群众。最真实、最客观、最具权威,又最简便易行的方法,自然是全民公决,或说叫普选制。

    对此,马克思在总结当年巴黎公社会历史经验时时确指出:“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10)列宁则在归纳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对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实行全面选举制,并可以随时撤换。”(11)

    恩格斯则明确指出:“州政府任命县长和市镇长官,这在讲英语的国家里是绝对没有的,而我们将来也应该断然消除这种现象。……省(省或区域)、县和市镇通过由普选权选举出的官吏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权机关”。(12)

    这一切难道不难说明些问题,给我们一些明确的答案吗?在此,还要说几句似乎是题外的话。在一个至今尚不敢提及普选制的国家,却热衷于四处搞在一个个封闭的单位中进行领导或明或暗授意下的民意测验,岂不耐人寻味吗?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又指出,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想毛泽东的以上论断必然是真理。中国的全体公民既有权力选择执政者,也有权力决定他们的执政时限,还有权力评判自己选择的执政者的执政质量,并有特殊情况下对他们的随时更换权。只要我们承认人民是历史的动力,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则以上是毫无疑问的。

4,军队是独裁的保障吗?

    其三,在于,我有军队,或说党掌握着军队。这一理由看似非常有力量,但同样站不住脚。原因同样在于:原苏联红军同样具有十分坚强的战斗力。在第二世界大战中,苏联红军曾经在消灭世界东西方法西斯的战斗中,发挥了坚强的战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直至苏联解体,苏联红军一直保持着基本上可与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美国可抗衡的现代战斗力,包括核战力,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仅核武器就有二千六、七百余枚。他同样也是在苏联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那么,他为什么没有有效地保卫好苏联共产党,使其不垮台。原因在于党腐败了,军队是不会保护他的。人民的军队是不会接受腐败了的党的绝对领导的,相对领导也不会接受。

    前东欧社会主义诸国的党灭国亡,原因也在于此。既然说到军队,还应当指出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武装起来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而是战无不胜的队伍。因而,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人民军队的活的灵魂。正是这一灵魂,才能指引人民军队形成一整套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战法,由小到大,不断发展,以革命的武装打败了貌似强大的武装的反革命,完成了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特殊历史使命。因此,应当说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同样是人民军队活的灵魂,而且是人民军队唯一的灵魂。党指挥枪是建军原则。讲的是党与军队的关系,也可称之为党对军队规定的政治纪律。纪律与灵魂并不是一回事。

四、应该形成的结论

    至此,可以看到,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确是有明显或说较大弊端的,其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并不具备,现行理论基础也无法成立,因而,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必须进行大幅度地改革,的确有一个政治体制改革前景目标选择问题。形成的认识是:人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人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全体。人民有制订修改宪法的权力。人民有决定国家政治体制的权力。人民有权决定执政集团或政党产生的途径和方法,有权选择他们,有权决定其执政时限,有权监督、评判其执政情况,有权随时撤换他们(执政集团或政党)。而且,唯有人民才有以上权力。同时,全民公决是人民表达自己意志的最主要途径,公决结果具有该国最高法律效力。由此,必然产生的是:多党制基础上的竞争执政制。

 

 

发件人:"huxingdou"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08 22:38:2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Fw: 胡锦涛能把土皇帝“关进笼子”吗 

胡锦涛能把土皇帝“关进笼子”吗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近一两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著名的公权私用案件,如重庆“彭水诗案”,彭水县教委科员秦中飞发短信《沁园春·彭水》,被认为诽谤了县委书记和县长而被拘;山西“稷山诽谤案”, 稷山县三名公务员因举报县委书记而获刑[附件五];陕西“志丹诽谤案”,志丹县两人因编发“辱骂政府机关领导干部”的手机短信,被公安机关以涉嫌诽谤罪的名义逮捕,转发此短信的4名科级干部,则被免职和纪律处分[附件四];山东“高唐诽谤案”,高唐县三人因在网络上发表批评县委书记的帖子,被公安部门刑事拘留,罪名是涉嫌“侮辱”、“诽谤”县委书记;

    最近,又有陕西“绥德事件”[附件一],陕西绥德县职中校长为了让助学金在年前下发到学生手中,去找县长签字。而县长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心急的校长追着县长并打开车门,希望县长签完字再走,岂料此举引来麻烦,校长被当地教育局责令停职,向县长道歉,公安部门以妨害公务为由将其拘留7天。

    2008年1月4日,因为一篇报道涉及辽宁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西丰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对《法制日报》记者朱文娜进行立案调查,西丰县公安局多名干警赶到法制日报社对记者进行拘传[附件二]。

    2007年,是我最悲观的一年。没有被揭露曝光的土皇帝为非作歹的事件肯定不计其数。胡锦涛能否管得住县里的土皇帝?中国能否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能否解决土皇帝集党委行政人大、公安检察法院大权于一身的现象?如何对土皇帝进行监督,防止权力机关中出现的人身依附现象?如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通信自由?如何实现公检法相制约、司法独立以及纪委、监察、审计、反贪的自主运作?如何建立现代新闻制度、公民监督制度,何时制定《新闻法》、《举报人保护法》、《阳光财产法》?

    我了解了太多的黑幕:上级调查组只听土皇帝的汇报;上级宣传部门拿了钱就帮助土皇帝封锁新闻;地方公安凭着土皇帝的话就可以随便抓人;得罪了土皇帝就以经济理由或者非法持有国家机密、非法集会等理由拘捕、判刑;以及劳教、信访、腐败、特权、黑社会……。

    没有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的建立,这些问题永远是无解之局。现代人类文明的最伟大的成果不是令人眩目的科技,不是不朽的文化经典,而是把政府“关进了笼子”。只有约束官权,让人民群众来监督官员,把土皇帝“关进笼子”,才能建成法治政府、法治国家、和谐社会。

2008-1-8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发件人:"zhangxg482" <zhangxg482@163.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09 10:57:5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官场内生腐败论》(河南张新光上网稿件) 

中国政治权力的私产化

----官场内生腐败论

河南信阳师范学院教授 张新光

    中国历史上的地方官场积弊是一种整体性和结构性的制度腐败,被宋代大诗人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形象地比喻为“君子斗不过小人”的一条铁律。这种“强龙斗不过地头蛇”的尾大不掉问题,经常造成“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的社会政治动荡局面,使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和治乱循环堪称世界之最。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整党”、“整风”、“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强烈冲击,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基本上清除了绵延数千年的地方宗法制政治庇荫关系网。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间,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整体转轨,原来的“全能主义”中央威权政治式微,全民动员性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逐渐淡出,一些地方政权中逐渐衍生出具有封建专制色彩的家族化、帮派化、圈子化的个人政治庇荫关系网结构,从而出现了一种整体性、结构性、系统性、联动性的地方政权退化、弱化、甚至异化的现象。

    目前,我国一些地方的“官场腐败窝案”正在向群体化、集团化、规模化、半公开化大面积扩散的趋势发展,最终将形成一个能左右当地政治生态环境变化、且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地方性权力实体”和“腐败了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国内一些学者把它称为“中国式的地方政权苏丹化”,即“权力范围的私产化,权力运作的无规则化,统治方式的非意识形态化和以私人政治庇荫网络为基础的朋党组织结构”[1]。正像前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严厉批评拉希多夫在乌孜别克斯坦执政20多年后的情况,“在这个共和国的党、政、经和政法部门机构中,掌握实权的人全部是他的亲信,拉希多夫仅在乌孜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机关安插的亲属就达14人之多。这样,整个地方政权系统中都笼罩着奴颜婢膝、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风气,专做表面文章,围绕着领导人结成了人身依附和亲缘关系”[2](p167)。

    事实上,中共领导人对于这种在新中国地方政权中衍生的“权贵阶层”也早有警觉。譬如在1962年11月12日召开的一次中共高级领导人吹风会上,刘少奇同志就提醒全党同志注意:“党外有很多人担心:共产党没有当权时是好的,当了权以后是不是会腐化变质呢? 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注意,不留心,党也可以变质。我们的个别地区、个别部门的组织已经变质了,中央的什么口号来了,他们应付一下,平平淡淡,也不反党,可是几个书记勾结起来,停滞、腐化、堕落。这不是变质? ”[3] (P726) 。

    到了1982年4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再次警告全党,提出:“现在是什么形势呢?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那个时候,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万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现在的大案子很多,性质都很恶劣,贪污的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的,都不止是什么‘万字号’。有些是个人犯罪,有些是集体犯罪。……好多钱落到了私人或者某些集体的腰包。如果把盗窃公家的财产等等都算在内,那就更要多得多。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决不是危言耸听”[4](p402-403)。

    2000年12月26日,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讲话时也指出:“再过几天,就要进入21世纪了,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我们注意。现在揭露的有些触目惊心的大案要案,实际上已经存在好多年了,却迟迟未能发现,结果愈演愈烈,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有的地方和部门中长期存在团伙性的腐败活动,涉案人数很多,活动范围很大,也迟迟未能发现。还有,有的干部刚刚提拔上来,或者刚刚经过考核考察和‘三讲’教育,就发现有重大问题。……搞腐败的人不可能不露出蛛丝马迹,如果我们工作不深入、不扎实,拖拖拉拉,敷衍了事,甚至粉饰太平,掩盖问题,那就很难发现问题”[5]。在2007年10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6]。总的说来,如何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产生权力腐败现象的特点及其规律,是一项紧迫而重大的现实政治课题。

    所谓“官场内生腐败”的现象,主要是指目前我国一些地方政权或部门利用现行体制下存在的制度漏洞和政策弊端,基于共同的特殊利益需求,置党纪国法于不顾,自下而上建立起一种反法制基础上的自我封闭运行的“隐蔽秩序”,将自己控制的地盘变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促使大多数地方党政官员不得不遵从“适者生存,不适者遭逆淘汰”的潜规则行事,随机应变地调整自己的行为选择,极力迎合和维护地方党政“一把手”无限膨胀的个人政治权威,结成了一种具有封建专制政治色彩的地方政治庇荫关系网结构。因此,凡是进入“小圈子”的官员都可以从体制内获得源源不断的最大利益,而那些抵制和违抗“一把手”带头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等违法行为的硬汉子却付出了身败名裂的高昂代价,这种地方政治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局面,最终将导致国家正式的“显性规则”的法律效力和制度化水平大大降低,甚至摧垮和动摇中共在地方政权中的政治影响力和执政地位。

    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地方各级党政“一把手”权力腐败的问题异常突出,具有明显的群体性和集团性的腐败特征。比如在近几年,中纪委牵头查处的湖北省襄樊市原市委书记“孙楚寅卖官受贿窝案”,共牵扯领导干部74人,其中厅级干部11人,相关部门和县市“一把手”30多人。辽宁省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的“慕马腐败案”,涉案金额高达2亿多元,共牵扯领导干部122人,其中副省级干部1人,厅级干部4人,局级干部18人。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的“三级连环腐败案”,共牵涉领导干部260多人,其中省级干部7人,厅局级干部30余人。其中,仅仅是绥化市就被牵涉进去了50多位党政“一把手”,成为“建国以来最大的卖官受贿案”。而以阜阳市为代表的安徽省皖北地区所发生的“政治大地震”,共有18位县委书记纷纷落马,还顺藤摸瓜挖出了安徽省原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原副省长王怀忠和阜阳市前后两任市长肖作新、李和中等一大批高官,以至让当地老百姓感到了“阜阳没有共产党”的无奈。

    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原市长雷渊利、原市委组织部长刘清江、原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郴州官场腐败窝案”,共有158位大小官员被拉下水。最近查处的“上海社保基金腐败大案”,涉案金额高达37亿元,就连像陈良宇这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等人也被牵涉其中……等等。总的看,目前我国一些地方政权中所发生的权力腐败大案、串案、窝案,就其性质而言几乎都是“拔出萝卜带把泥”的内生拓展型官场腐败。而现在有些大案子之所以处理不下去,根子就在于“背后有人顶住”。

    二是具有明显不同的地域性特征。根据中央有关部门对近期查处的各类权力腐败案件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中西部地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具有人身依附性质的权力腐败问题比较突出;东南沿海地区主要是具有外向型和资本积累型的权力腐败问题严重;东北老工业基地主要是国有企业领导人的权力腐败问题和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严重”[7]。

    三是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排他性。目前我国一些地方政权中出现的官员权力腐败的手法不断翻新,腐败形式的变化复杂多样,并且逐步由“公开”转为“私下”、由“直接”变为“间接”、由“现货”变为“期权”。特别是一些地方党政“一把手”利用自己所掌管的体制内的“合法性政治资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在经济上相互牵连,以至把原先制度化、程序化的地方党政组织结构变成了“施恩者”与“效忠者”之间的私人政治庇荫网关系。这种建立在互利性基础上的上下贯通、左右逢源的非实体性、非紧密组织结构的“地方性权力实体”,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以完全取代正式的国家政治组织而成为主导性的权力结构。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这个由恩主、受保护人、地方黑社会势力和国家司法系统结合起来的多重保护伞为基础的政治蛛网结构,还具有自我复制与不断扩展的特性,它可以向上、向下、向左、向右延伸,最终形成了一个“低参与——高腐败发生率——强权威控制——低政治参与——高腐败发生率”的恶性循环。

    四是具有极强的抵抗外部的干预性。因为在一些地方政权的政治庇荫网外围,还分布着许多以若干权力为中心的“蜂窝状”社会关系网结构,其主要的联结方式是通过举办“宗族聚会”、“同乡聚会”、“同学聚会”、“同事聚会”、“战友聚会”、“回城知青聚会”等活动,促使各级地方政府官员都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等。这种基于集团利益的“地方官场腐败链”,将使上级党组织考察、群众民主评议、党委常委会决议等等一系列看似关卡重重的干部任免程序流于形式,最终将导致整个地方的社会政治风气变得污浊不堪,而让“好人难做,恶人当道”。2000年3月,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直言上书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随后,他之所以受到排挤而不得不选择辞职远走他乡,而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替他说句公道话,就是由于监利县原县委书记杨道洲多年在当地培植起了一支地方恶势力——所谓“八大金刚”[8]。

    由此可见,我国在社会转型期形成的地方政治庇荫制关系网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在关系网的中心,有地方土皇帝式的人物;在其上面,他有足够的财力资源去贿赂上司以获得庇护,使其上司成为他的‘恩主’,而他本人则成为‘被保护人’;在其下面,又有一批为其私人效忠的朋党供他使唤,这时他就成了他与朋党这一关系网的‘恩主’;在其左侧,又有从属于他的公检法司系统,作为其所作所为的保驾护航者;在他的右侧,则有地方黑社会势力为其呼风唤雨。这样,他就会在这一地区达到‘战无不胜’的地步,由此完成了地方政权向‘类苏丹化’的最后蜕变”[9]。

    总之,“官场内生腐败”是附着在党和国家政治肌体上的一块毒瘤,是一种违法性扩张和内生型拓展的地方权力腐败,具有极大的政治内蚀力和社会破坏力。据了解,目前我国少数地方提拔一名县处级领导干部大约需要花费行政成本1000万元左右,提拔一名科局级领导干部大约需要花费行政成本100万元左右,提拔一名乡镇基层领导干部大约需要花费行政成本10万元左右,因而被圈内人士戏称为“千百十人才工程”。可见,这种由一群人互相扎堆、互相抱团、互相结伙逐渐形成的地方政治庇荫制关系网结构,实际上已经蜕化成了一种“地方性和局部性的和平演变”。正像美国政治评论员对前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垮台所作出的评价,“一个政权,一种已经确立了的制度,极少是被革命运动所推翻的;它通常都是由于自身的虚弱和腐败而倒塌的,革命运动随之在这片废墟上兴起,接管了已经成为真实的权力”[10] (P122) 。

参考文献:

[1]萧功秦.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地方庇荫网政治[J].社会科学,2004,(12):24~29.
[2]【俄】米·谢·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江泽民.推进党风廉正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N].人民日报,2000-12-26(1).
[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25(1).
[7]孙志勇.当前腐败新特点[J].瞭望周刊,2003,(34):8~9.
[8]徐楠,李思德.湖北省监利县两任落马书记的滑铁卢[N].南方周末,2004-10-14(3).
[9]庄礼伟.亚洲的病痛:裙带资本主义研究[N],南洋商报(马来西亚),1996-1-7(2).
[10]伍天冀,杜红卫.政治的智慧:中外政治格言集萃[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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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郑现莉" <zhengxianli@tsinghua.org.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09 10:48:5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Fwd:看看昌平同志的幽默,真有鲁迅之风啊! 

我支持经济学家张维迎、茅于轼的主张

农村问题专家 李昌平

  张维迎、茅于轼是两位经济学家,并且是大家。二位都觉得大学的学费不高,一再呼吁提高大学学费。据二位经济学家说,只有这样做才可以解决穷人读不起书的问题。自从二位经济学家给大学出了高收费的招之后,网络上批评二位经济学家的声音几乎快要将网络撑破了。

  我开始也没有明白过来,觉得张茅二位经济学家不严谨,后来仔细阅读二位经济学家的“理论”,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感觉这二位经济学家的招太好了!

  张茅二位经济学家的逻辑是很巧妙的,即:普遍提高大学学费——增加学校收入总量——再从学校总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奖励给穷学生。说白了,这就相当于政府多收人头税,再通过转移支付“以工补农”。再说白一点,就是“劫富济贫”。这办法比“以农补工”——“劫贫济富”的政策好多了。

  我觉得张茅二位经济学家这招很实用,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譬如:电费涨价,再从国有企业拿钱补贴穷人;电话费涨价,再从电信公司拿钱补贴穷人;住房涨价,再从房地产公司拿钱补贴穷人;水费涨价,再从水务公司拿钱补贴穷人;大米、食用油涨价,再从粮油公司拿钱补贴穷人;猪肉涨价,再从宰场拿钱补贴穷人……
  这个招还可以举一反三,譬如:多征车船税,转移支付给没车的人;多征房屋税,转移支付给没有房住的人;重征奢侈品税,转移支付给不奢侈的人……

  这个招甚至还可以这样用,譬如:学校高价出售一些文凭、职称,再转移支付给穷学生;默许一些单位多一些乱收费,再通过纪委、审计没收后转移接济穷单位;组织部高价卖一些官职,再将钱转移接济基层党组织;执政党多培养些大腐败分子,再将腐败分子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没收其不义之财接济穷人……
  现在很多人买不起房子住,按照张茅二位教授的理论,关键是住房的价格太低,只有房价涨涨涨涨涨,再找开发商拿些钱设立“穷人住房补助基金”,这样穷人没房住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这年头,是网络虚拟时代,经济学家在网上招人骂是常有的事,谁叫你是经济学家呢?张茅二位经济学家大可不必在意网络这种虚拟民意。真正的经济学家,就是要敢于说自己的学问,让别人在网络上愤怒去吧!

 

发件人:"zhangxinguang" <zhangxinguang@mail2.xytc.edu.cn>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08 09:21:0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20世纪90年代:国家放任农村,中央放任地方》(河南张新光稿件) 

20世纪90年代:国家放任农村,中央放任地方

——李昌平先生终于说出了“三农”问题背后的真相

河南信阳师范学院教授  张新光

    李昌平先生曾经在湖北省监利县担任过四个乡镇的党委书记。2000年3月,他在担任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最后一站,直接上书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说出了一句大实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位敢于在谎言和沉默的政治环境中斗胆讲真话的“农民代言人”,随即被国内外各大新闻媒体吵得沸沸扬扬,一举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

    然而直到今天,李昌平先生终于道出了隐藏在“三农”问题背后的深层次体制性根源——“九十年代的三农政策基本是错误的‏”(祥见《三农中国网》,http://www.snzg.cn)。这句话虽然让人听起来感到过激和刺耳,但却是一句大实话——“上个世纪的整个90年代,国家对农民和农民工的政策是错误的,党的农业和农村基本政策是错误的,几乎包括了土地制度改革、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和乡村企业的强制性改制运动等等诸多方面”。 

    不过,我作为与李昌平先生有过相同经历的河南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对他的心思是最清楚不过了,他现在只是讲出了“上半句大实话”——即把“三农”问题仅仅归因于中央高层决策的失误,而把他最想表达、又不敢和盘拖出的“全部真相”埋藏在心底。

    为此,我在这里有必要把李昌平先生想说的话作一补充:“上个世纪的整个90年代,在经济上,国家放任农业、农村和农民;在政治上,中央放任地方政府及其官僚群体,由此造成了亿万农民群众在经济上的贫苦和政治权利方面的缺失。同时又使各级地方政府的权力出现了退化、甚至异化的现象,最终形成了一个能左右地方政治生态环境变化、且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地方性权力实体’和‘既得利益集团’。
这样就在省与地(市)之间、地(市)与县(市、区)之间,县(市、区)与所辖乡镇之间的上下级官员内部衍生出一种具有封建社会政治色彩的地方政治庇荫制关系,以至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多次重演的‘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的政治悲剧”。

    试想,倘若李昌平先生当初能够把他在农村基层工作17年的经历“细说一番”,恐怕对中共十六大以后制定的“农村综合改革路线图”就会产生更多、更大的影响力。当然,在当今中国地方政治势力逐步向群体化、集团化、规模化、半公开化大面积扩散的趋势发展的大环境下,又有谁敢冒着“被人暗杀”的生命危险去做这种傻事呢?

    最后,但愿已经大红大紫的李昌平先生能够尽快地创作出《监利官场众生相》新作,也许我会步您的后尘写出一部《大别山区一个红色地方政权是如何垮掉的?》。

    2008.01.08.凌晨于信阳·谭山包

 

 

发件人:<kxglawyer2005@126.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02 10:38:1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如何衡量社会的公平、正义与文明进步 

中国的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为0.65比1

----如何衡量社会的公平、正义与文明进步

康新贵 广东平正信诚律师事务所

    摘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劳动者阶层而言,什么主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真正实现政治、经济上公平与正义的权利。人民如何实现政治上的公平与正义?那就是自己的选举与被选举权能否真正的实现,以及是否能够通过有效的途径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从经济上人民如何实现自己的公平与正义?那就要看国民收入的第一、第二次分配比例是否公平。什么主义都只是一个外壳,重要是在于内容是否真正体现了当代应有的公平与正义,才能算是与世界同步的文明社会。

    关键词:公平正义 政治权利 收入分配

    毫无疑问,公平、正义是人类理想的最高价值目标,这是古今中外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一切向往美好生活的人们的共同追求。如何才能实现公平、正义,实现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不惜流血牺牲,为之作出不懈的努力。

    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自秦始皇至慈禧,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不断的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的过程。每一朝代的末期,当人民不堪忍受剥削和压迫,求生不能时,便会在“均贫富”的召唤下揭竿而起。而这种“均贫富”的理想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起义的最终结果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皇帝而已。新的开国皇帝自然懂得人民为什么会起义,在采用强权压制的同时,也会减轻一些对人民的压迫,使人民能够生存下去。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人民进入了一个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当连奴隶也不能做时,便会再一次揭竿而起。

     历史进入到现代,人们终于意识到这种封建制度的可恶,在孙中山等一大批人的努力下,中国走向“共和”。然而中山先生的“共和”也没有实际解决中国的公平问题。随着马列主义的传播,共产主义运动被引进到中国。毛泽东豪迈的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然而站起来的中国人依然被贫困所困扰,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最终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然而中国的现状公平吗?当新的《劳动合同法》在2008年1月1日实行时,深圳华为集团公司的几千名职工便全部提前“自愿”辞职,重新签订新的劳动合同,其背后的猫腻只不过是新的《劳动合同法》规定,在该企业连续工作十年,就会成为该企业的长期无期限职工,也即连续工作了十年,就有了一个固定的“铁饭碗”,华为的资本家们便不满意了,于是乎几千名职工便会全部“自愿”的辞职。这是否公平?愚以为不需要回答,这是一个无言的结局,无言的可怕。

    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公平正义与社会的文明进步?各种理论家粉墨登场,各种理论纷涌而至,弄的没有多少文化的人民大众头昏脑胀,在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便已沦落为弱势群体。而《宪法》上赫然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人民如何才能真正享受公平正义下的幸福?人民不需要懂那么多理论,既弄不懂也不需要懂,也不可能懂!大家都是理论家,谁来做工?谁来务农?人民大众只要看实际结果就可以了。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人民如何实现政治上的公平与正义?那就是自己的选举与被选举权能否真正的实现,以及是否能够通过有效的途径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当今中国已分化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①每个阶层都力图使本阶级的利益最大化,结果必然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强势集团总是利用自己的社会优势地位,影响、干预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向着有利于本阶级的利益,于是乎,弱势群体的利益就这样被“合法”的剥夺了。所以说,政治上公平正义的体现就是看各阶级尤其是弱势群体能否自由、有效的在政治舞台上表达本阶级的愿望。

    资本家阶级要成立“商会”表达自己的愿望是一件极其容易的事,而农民有什么组织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浙江台州温岭市的农民要成立“温岭农会”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从本世纪初至今,不仅未获批准,甚至是没有进入审查、批准的程序,有关部门对他们的申请置之不理,既不“批准”也不“不批准”,使他们无法进入“合法”的程序去争取他们的权利。“批准”、“不批准”都是政府的权利,政府有权行使他们自己的权利,但不予理睬,是万般没有道理的。资本家阶级和农民的政治权利,真是天壤之别。

    从经济上人民如何实现自己的公平与正义?那就要看国民收入的第一、第二次分配比例是否公平。如果说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了各国的普通劳动者不可能拥有相同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但国民收入的分配比例,却是可以比的。因为公正与正义具有时代的特征和横向比较的意义。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主要解决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分配问题,衡量一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正的主要指标是分配比率,即劳动报酬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如果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则说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正。

    目前我国总工资占GDP的比例为41%左右,资本主义国家为50—60%之间,如美国,国民总产值的70%是劳动报酬。而我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目前初次分配存在着资本所有者所得畸高、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局面。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逐年下降,②同时,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持续扩大。

    瑞典的劳动所得(工资加雇主为其支付的相当工资总额约40%的社会保险金)与资方所得(利润加折旧费)相比,在二次大战战后初期为1比1,六十年代为2比1,七十年代为3比1,八十年代为2比1,有些年头甚至达到4比1。③中国的这一比例恰恰相反,2004年为0.65比1,④远远低于瑞典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的比例水平。

    我国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工资所占的比例显然是偏低和不公正的。这种初次分配上的不公正,使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社会福利支出更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形成占主导地位的建设福利社会的价值观念。从补救式福利保障来说,救济的标准和水平应当达到当代人所应有的必需具备的基本生活水平。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收入的12%。在发达国家中,社会保障的支出一般占到财政支出的30%左右。在英国中央财政支出总额中,社会保障支出约占32%,卫生及社区服务支出约占17%,教育支出约占12%;⑤2004,我国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25%,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美国为75%。

    近年来,我国每年在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逼近世界倒数第一,除了柬埔寨、津巴布韦等国比我国低之外,绝大部分国家都是高于我们。⑥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实行的低工资、高积累和对工人的包福利(包括住房、养老、医疗、免费教育等,农民被排斥在外),那么现在,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住房、养老、医疗、教育学费等都要由个人全部或部分承担,并且目前在一些经济领域里国家推行私有制,国退民进,在这种情况下,再实行低工资就没有任何理由了。如果说在公有制时代里,低工资导致高积累,高积累起来的财富属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现在的高积累,对股份制等形式的私有制来说,高积累是把职工在公正条件下应当得到的工资收入积累到了投资人手中。这种结果的不公正是导致劳动者阶层贫困化的首要原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劳动者阶层而言,什么主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真正实现政治、经济上公平与正义的权利。什么主义都只是一个外壳,重要是在于内容是否真正体现了当代应有的公平与正义,才能算是与世界同步的文明社会。

参考文献:

1.康新贵 《当代中国社会四个阶层的划分与阶层矛盾》 网络 (中国社会学) 2007年9月;
2.邓聿文,《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是初次分配》,网络,《人民网》,2006年08月02日;
3.高锋,《瑞典社民党的理论、政策创新与瑞典历史变迁 》 网络《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2005年5月22日发布;
4.《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
5.齐志宏,《多级政府间事权划分与财政支出职能结构的国际比较分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06年3月24;
6.中国经济周刊,《专家建议:每年3000亿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人民网》2006年8月7日。

 

 

发件人:"Xw" <xwxw305@yahoo.cn> 收件人: <dongja00002003@yahoo.com.cn> 抄送:<zdjun@263.net>
发送时间:2008-01-10 16:55:14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熊伟的紧急邮件 

邓明义为什么落选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建议推荐邓明义为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不能“劣币”驱逐“良币”

给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建议信:

    广东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即将进行。我们意外得知,在全国具有一定知名度、以敢为人言著称、连续两年被《南方周末》评为全国人大代表 “十大言者”、领衔提交议案数量在广东省排名第六的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顺德美的制冷家电集团高级工程师邓明义,没有被推荐为广东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而一些5年没有领衔提交一个议案的企业家代表却被推荐为候选人。

    作为基层代表,邓明义在全国首次明确提出“立法限制官员代表比例”,在2007年3月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征集33名代表联名,向大会提交“修改《选举法》,限制官员代表比例”的议案,全国反映强烈,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全国网民反响强烈。2007年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发出《关于认真做好县(市、区)人大、政府、政协和乡(镇)人大、政府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县(市、区)人大代表中领导干部代表比例不超过25%。

    在2006年3月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邓明义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其中特别提到了对代表建议的答复存在“有承诺不落实”的现象,特地前来参与审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以一句“我为你的建议和批评鼓掌”并带头鼓掌。

    在2007年3月的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邓明义疾呼财政预算报告应改革,“建议财政部的预算报告项目开支更详细一点,否则代表们无法看明白。”

    邓明义是一个“较真”的代表。为维护机动车驾驶员的合法权益,2006年“两会”时曾递交关于改进办理驾驶证新旧版换证的建议,公安部给予了答复。但邓明义对答复不满意,2007年“两会”她再次提交建议。邓明义认为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不能将群众的声音带到北京属于失职,2004年开始在网上公开征集建议,并将群众的呼声带到“两会”。我们认为,邓明义是一个有强烈责任感的、称职的人大代表。

    为保证代表工作的连续性,上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将保留30%左右的代表作为下一届代表候选人。是保留邓明义这样优秀的基层代表,还是保留5年没有领衔提交一个议案的代表?如果邓明义这样优秀的基层代表不能连任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而一些5年没有领衔提交一个议案的代表特别是企业家代表却连任,这将会成为广东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丑闻,其政治影响是恶劣的,有损广东形象。

    1月17日就要召开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选举广东省的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间紧迫,由于推荐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主要由党委组织部门负责,建议广东省委将邓明义推荐为广东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汪洋书记近日提出:广东要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首先必须争当解放思想的排头兵,深刻审视所处环境变化,深刻分析优势与不足,深刻反思思想精神状态,把思想从不适应、不利于科学发展的认识中解放出来,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广东省“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需要更多像邓明义那样有强烈责任感的称职的人大代表。“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可以从推荐邓明义为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开始。

 

附件1:广东省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提交议案数量排名

【统计方法:根据中国人大网公布的各次会议代表议案目录,将其制作成一个WORD文档,再将广东省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粘贴在上面,点击“编辑-查找”功能,输入每个代表的姓名,就可以一个一个统计出每个代表5年来提交了哪些议案】

李晓方(女)(15)、马蔚华(11)、方潮贵(8)、揭晔(8)、陈紫芸(女)(7)、李力(女)(6)、黄细花(女)(6)、邓明义(女)(4)、李东辉(4)、张余庆(4)、林文(4)、钟启权(4)、刘来平(3)、吴自祥(3)赵菊花(女)(3)、常厚春(3)、蒋海鹰(女)(3)、江海燕(女)(2)、陈舒(女)(2)、徐源远(女,满族)(2)、郭泽深(2)、毛宇峨(女,满族)(1)、麦杰俊(1)、苏志刚(1)、李东生(1)、李林楷(1)、陈伟忠(1)、林庆源(1)、林健(1)、郑利平(1)、倪乐(1)、徐惠明(女)(1)、黄洁贞(女)(1)、黄德明(1)、黄联明(1)、曾明(1) 

附件2:

广东省十届全国人大代表5年没有提交1个议案名单

王以铭(回族)(0)、王东明(0)、王宁生(0)、王竹梅(女)(0)、王羽梅(女)(0)、王顺生(0)、王珣章(0)、王骏(0)、孔令人(0)、邓国雄(瑶族)(0)、卢瑞华(0)、叶小秋(女)(0)、白志健(0)、冯煜荣(0)、戎铁文(0)、朱凤云(0)、庄承添(0)、刘志庚(0)、刘昆(0)、关润尧(0)、江泓(0)、汤炳权(0)、汤维英(0)、孙松璞(0)、麦燕玉(女)(0)、苏志和(0)、李兰芳(女,满族)(0)、李连和(0)、李国杰(0)、李国强(0)、李明(女)(0)、李清(0)、杨柏龄(0)、杨钦欢(0)、何正拔(0)、何德先(0)、沙振权(0)、张广宁(0)、张志萍(女)(0)陆百甫(0)、陈广富(0)、陈丹(0)、陈观光(0)、陈绍基(0)、陈勇(0)、陈根楷(0)、陈善如(0)、陈锦庭(0)、武捷思(0)、林雄(0)、罗东元(0)、罗伯川(0)、罗富和(0)、郑德涛(0)、柳锦州(0)、倪惠英(女)(0)、徐少华(0)、徐生辉(0)、高祀仁(0)、黄华华(0)、黄锋庆(壮族)(0)、黄煜祯(0)、章杰春(0)、梁广大(0)、梁伟发(0)、董明珠(女)(0)、蒋承菘(0)、程誌青(女)(0)、曾强(0)、温官和(0)、温鹏程(0)、游景玉(女)(0)、谢健育(0)、雷于蓝(女)(0)、廖明彬(0)、熊小东(0)、黎桂康(0)、颜志卿(0)、薛禹胜(0)、霍福华(0)、魏初城(0)

附件3,

广东全国人大代表邓明义在2007年3月十届人大五次会议提交的议案及建议

关于修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议案

邓明义

一、案由: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代表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是人民通过法定程序选派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使者,肩负着人民的重托,行使立法和对“一府两院”工作进行监督等权力。全国人大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由选举产生,选举应该具有普遍性和平等性。但是,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下简称《选举法》)在某些方面不完善,使得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选举法》第二十九条仅规定了“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按选区或者选举单位提名产生。”由于没有明确规定和限制各级政府官员所占的比例,一直以来全国人大代表中各级政府官员所占比例很大,造成目前全国人大代表的结构不正常。以某代表团为例,共有160名全国人大代表,其中中直机关代表15名,省直机关代表52名(其中政府官员为绝大多数),占代表团代表总数的42%,而且每个地级市的市长要占1个代表名额,该省有21个地级市,就有市长代表21名,因此中直、省直机关和市长代表约88名,占代表团代表总数的55%。由于政府官员占用了过多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导致来自基层代表的名额很少,该代表团某市全国人大代表只有5名(其中包括市长代表),该市某区历届(共十届)产生的全国人大代表才只有4名。可见,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在地方上是如此少,而真正属于基层的代表就更加少。

2、《选举法》下述条款对农村和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不平等的规定:

(1)《选举法》第十二条“自治州、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在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中,人口特少的乡、民族乡、镇,至少应有代表一人。 

县、自治县行政区域内,镇的人口特多的,或者不属于县级以下人民政府领导的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人数在全县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同镇或者企业事业组织职工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之比可以小于四比一直至一比一。 ”

(2)《选举法》第十三条“直辖市、市、市辖区的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3)《选举法》第十四条“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4)《选举法》第十六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3、《选举法》中没有条款严格规定人大代表界别的确定,导致目前一些人大代表的身份与其产生的界别不符,占用工人和农民代表名额和现象比较普遍。

二、案据:

    1、依据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务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政府行使国家所有权,应当依法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和反映民意,是全国人大代表的权力和应尽的职责。既然过多的全国人大代表是政府官员,很难想象这些代表能够很好地对政府进行监督,自己监督自己或者下级政府监督上级政府,从利益关系上很难公正地履行职责和对政府工作提出建议、批评或意见,也很难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并了解和反映民意。而且,全国人大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会议(特别是代表团全体会议)往往成了各级地方政府的工作汇报,其它代表(特别是基层代表)却只有很少发言的机会和时间。为了使人大代表能够真正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发挥代表的作用,应该大幅度降低政府官员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本次大会提请审议的《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没有规定并限制政府官员在全国人大代表中所占的比例,难以达到优化人大代表结构的目的。

    政府官员可以通过特邀或列席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会议的方式,了解人大代表反映的民意,不断完善和改进政府工作。

2、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应该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选举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的规定,使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平等。
3、人大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保证代表候选人的身份与其代表的界别相符。为避免出现代表候选人的界别与其真实身份不符等问题,可采取向社会公示各界别代表候选人的基本情况,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代表候选人的职业、职务、工作单位等基本情况,达到公平公正的目的。

三、方案:

今年正值全国人大代表开始进行换届选举工作,迫切需要对《选举法》进行修改,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修改意见:

1、 在《选举法》第二章“地方各地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增加一条,规定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候选人政府官员的分配原则和不能超出的比例。

2、 在《选举法》第三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增加一条,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政府官员的分配原则和不能超出的比例。

3、 取消《选举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规定。

4、 在《选举法》第七章“代表候选人的提出”增加一条,规定选举单位必须按代表构成的界别向社会公示代表候选人的职业、全部职务和工作单位等基本情况。

 

关于改进全国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候选人提名的建议

邓明义

    全国人大代表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如何进一步优化代表结构,是关系到代表能够真正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发挥作用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工作。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工作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本次会议人大常委会提请审议的《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明确提出:“来自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代表人数应高于上一届。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上述决定确实是进一步优化代表结构的新举措,但我认为这些优化措施的力度还不够,还存在以下问题:

    1. 《决定》只规定来自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代表人数应高于上一届,但没有明确一线工人和农民代表的比例,很难保证得到落实。

    2. 往届选举中存在不是工人和农民的代表占用不少工人和农民代表名额的现象。

    3. 政府官员占用了过多的代表名额。历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政府官员都占用很多代表名额,不利于代表结构的优化和发挥代表作用。人大对“一府两院”进行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重要职权,过多的政府官员当代表,政府自己监督自己或者下级政府监督上级政府,从利益关系上很难公正地履行职责和对政府工作提出建议、批评或意见,也很难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并了解和反映民意。

    4. 农村代表的名额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明显存在着农村与城市居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不平等。今年将开展全国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针对上述问题,向人大常委会提出以下改进建议:

    5、 明确一线工人和农民代表的比例。

    6、 适当降低政府官员在全国人大代表中的比例,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政府官员的分配原则和不能超出的比例。

    7、 取消农村与城市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所代表人口数比例的不平等。

    8、 选举单位按代表构成的“界别(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向社会公示代表候选人的职业、全部职务和工作单位等基本情况。

    9、 对政府官员通过特邀或列席全国人大代表会议的方式,了解代表反映的民意,不断完善和改进政府工作。

    我在3月14日腾讯新闻网与广大网民交流,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我领衔提交的关于修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议案,得到了很多网民的关注。在此,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鼓励和关心。该议案在会议期间获得了33名代表的签名,已作为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文件附件《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的议案》之一,交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审议。本次代表大会期间,我还提交了《关于改进全国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候选人提名的建议》。上述议案和建议待承办单位答复后,我会将答复内容完整地向大家公开。

谢谢!

广东美的集团高级工程师 邓明义

2007年3月18日

 

发件人:"taiyilin0520" <taiyilin0520@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10 17:10:1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剖析城镇集体企业改制之弊端 

仲主任:您好!

    经常拜读贵站的有关侵吞国有资产专家论坛,深有感触。现将本人对城镇集体企业改革的认识向您表明,希望您组织有关专家对侵吞城镇集体企业资产案件进行评议,以便引起政法部门的重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剖析城镇集体企业改制之弊端

台义林

 2008-1-10

    自94年以来,全国城镇集体企业参照国家有关国有企业改革法律、法规,逐步进行了全面改制,和国有企业一样,根据企业的大小改制为股份制企业和股份合作制企业。改制的确给大多数企业带来了生机。但由于政策和监管机制的缺位,至使部分企业成了贪婪企业领导的囊中之物!最近几年有关经济、法律专家对借改革之机侵吞国有资产现象进行了严厉评击,司法部门也对举报的部分侵吞国有资产者依法进行了制裁。但侵吞集体资产很少有人过问。部分政府部门对自己的监管失职也不加以自责。

    集体企业改制与国有企业有所不同,国有企业改制的资金由国资局统一收归国家,企业领导想侵占得通过转移和隐匿等非法手段来实现。城镇集体企业则不同,不用转移和隐匿就能达到比国有企业更为丰厚的诱惑;资金没有交给任何人,只是增加资本而已。城镇集体企业资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规定;归本集体企业劳动群众集体所有;那么企业改制只是自买自身。

     部分大型集体企业改制后成立上市公司,企业职工的原始股经资产增股得到了回报。大多数没上市的公司和改为股份合作制的中小型企业,经过几年的经营,重新评估后,将原企业资产及增加之收入按股份额为股东增股和分红。但有部分企业领导将这次改革当成了侵吞集体资产的最后的一顿晚餐!他们利用隐匿和少算资产,甚至零资产改制,以便在可借时机花最少的钱捞取最大的利益。他们始终对职工股东隐瞒事实真相,在经营几年后,他们利用地方政府的政策和监管漏洞,耍手腕甚至强取豪夺将大多数职工所购买的股份买去(不经过资产评估增股,大多数职工对自己拿钱将自己卖掉至今都不知情),将企业非法改到自己和自己的亲属手中。他们把几代职工辛辛苦苦几十年积攒下来的资产,没花一分钱就搞到手(他们只买了职工的增资部分,有的连买这部分都是用企业的钱),成为一夜暴富的上百万、上千万、上亿元富翁。他们花钱买通部分官员为他们充当保护伞,把大多数职工股东排挤出厂,成为三无人员(无家、无工作、无社会保障)。他们甚至十几年不开股东会,十几年不对股东公布帐目,造假帐将钱装入自己腰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企业条例》,笔者认为,集体企业就是一个大家庭,父母带领子女们创业。集体企业改制就好比父母去世后,子女们凑钱将父母在世时闯下的基业粉刷了一遍。奋斗几年后,老大只将粉刷的钱还给其他兄弟姐妹们,就把基业霸去,并把不听话的兄弟姐妹赶出去。这合法吗?为什么有些地方政府官员就认为是对的而不处理呢?值得深思。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人民应当坚信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倡导的企业体制改革方针是正确的,国家法律规定《集体企业的财产及其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受侵犯。》那些想借改革之机侵吞集体资产的蛀虫,必定受到法律的制裁!

作者: 台义林, 2008-1-10,

 

 

发件人:"高一飞" <gaoyifei1216@hot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10 16:50:2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高一飞 

    新年伊始的元月7日,天门市城管工作人员在竟陵办事处湾坝村六组与村民发生冲突。该市水利建筑工程公司经理魏文华路经事发地点时,用手机摄像,与城管人员发生纠纷,被殴打不幸身亡。公安部门连夜进行案件调查,目前,已控制的涉嫌人员竟然达到24人。

城管打死人: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

----侮蔑人权的野蛮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高一飞

    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引自《世界人权宣言》序言

    《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规定,一个人不分种族、性别、年龄、政见、社会财产、宗教等,都享有人权。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政权的人民性和公民的权利。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载入宪法。而今,尊重和保障人权已普遍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观和理想追求。

    然而,就在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载入宪法后已经三年多的中国,滥用国家权力粗暴践踏人权的罪恶暴行仍然在阳光下不断的发生。

    新年伊始的元月7日,天门市城管工作人员在竟陵办事处湾坝村六组与村民发生冲突。该市水利建筑工程公司经理魏文华路经事发地点时,用手机摄像,与城管人员发生纠纷,被殴打不幸身亡。公安部门连夜进行案件调查,目前,已控制的涉嫌人员竟然达到24人。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序言指出:“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没有想到,60年前《世界人权宣言》所描述的状况还会在中国大地不断发生。

    光天化日之下,身穿国家执法人员制服,理当更多一份对自己言行的谨慎和对其他公民的敬畏,但有些执法者则相反,身穿执法人员制服,反而让他们多了一份在普通公民面前的傲慢和霸道,他们可以利用国家和人民给的权力为所欲为,滥抓滥捕、蛮不讲理,甚至于随便置人于死地。

    其实,这不是偶然的事件。当今的中国,就在人权入宪的前后几年,其他严重“人权事件”我们记忆犹新,被警察打死的孙志刚、上不起大学而自杀的高中毕业生、死在井下的女矿工、被错关11年的佘祥林、被摘除子宫的智障女孩以及因揭露真相而被抓的法制日报记者,如此等等。他们人权无保障、被侵犯的事件,哪一件不是触目惊心。这一切在提醒我们,中国公民的人权面临严重的危机,基本的生存权也受到严重威胁。

    而人权状况的恶化,都来源于同样的原因。人权状况的改善不能寄希望于经济发展自然实现。1789年《人权宣言》就预言: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之社会即无宪法。宪法规定的各种权利、公民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要靠政治权利去保障;权力制衡机制,则要求政治体制的合理。因此,没有完整的政治权利和完善的政治体制,就不会有公民其他权利的真正实现,被我们称为“首要人权”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就会面临挑战。

    在政治权利方面,如果我们的公民因有更加充分的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政治自由权利,他们的人权状况就会受到及时关注,不太严重的违规执法就会因为公民的表达权的行使而被放大并得到充分的重视和严厉的惩处,更严重的情况就不会习惯性发生;在政治体制方面,如果国家权力能受到合理的制约、任何限制或者剥夺公民权利的行为都应当经过中立的司法机构的事前批准或者迅速的事后审查,城管就根本不可能被授权随意抓人或者没收财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正式立法中找不到的“城管”这个执法者因违背了权力行使的普遍规律而根本就不该存在。

    近年来,“城管暴行”屡屡出现:"深圳城管打城管"、“城管打落女生牙齿”、“女瓜农遭城管殴打小便失禁一人鼻骨被打骨折”、“城管执法打掉超市老板门牙”······给人的印象是城管这个特殊的群体的素质造成了一起起侵害人权的悲剧。其实,城管也是我们这个社会阶层中较下层的群体,他们制造的悲剧是体制性的悲剧,因为? 潜皇谟氲娜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重在保障的措施真实、合理。联合国人权公约和我国宪法所确认的人权,要通过扩大公民政治权利和改革不合理的政治体制才能实现,只有这样,类似于“城管打死人”的种种悲剧才不会重演。

2008-1-9,重庆烈士墓。

    高一飞 (Yifei Gao),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丹佛大学博士后。中国刑事诉讼法学会理事。(我已经结束湘潭大学工作,重新回到西南政法大学工作),地址:400031,重庆,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发件人:"大侠" <panyi@vip.sohu.net>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relay.mail.sohu.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11 11:26:43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潘祎的稿子

向公务员提供廉租房会加剧赢家通吃态势

何必

    昨天(1月10日),记者从海淀政协八届二次会议海淀园专题会议上获悉,海淀有望被全市列为试点,建设面向公务员、企业高端人士和教师等群体的廉租房,目前该工作正在论证。此外,该区今年将大量引进留学生、海外高层人员到海淀园企业任职,并着力解决他们在绿卡、子女就学方面的问题。海淀区副区长于军介绍说,面对目前住宅价格较高,一些优秀人才受经济压力影响的现状,海淀区有望成为全市试点,建设一批政府廉租房,用来提供给企业高端人才、公务员、教师、留学人员等群体。

    于军表示,这项工作目前还在论证当中,能够提供多大的土地供应量建设廉租房也正在讨论中。于军透露,海淀将建立海淀园区企业与大学之间人才培养互动机制,支持校企联合的人才定制培养模式。目前海淀园正在和相关高校探索新的就业方式,高校内软件、计算机专业的大三学生,可以参与软件企业建设和整体项目的开发、设计,成为“半个”正式员工。也就是说,高校学生从大三开始就有机会到企业工作,通过一年实践,学生可获得优先录用机会。于军表示,去年底,海淀园内的高新企业就与北航、北邮、北科大等高校的软件、计算机专业建立学生实训基地,今年将在全区高新企业和高校中推广这个模式。为了留住更多的人才,海淀区还将引进留学生和海外高层人员等高端人士到海淀园企业任职,并着力解决他们在绿卡、子女入学等方面的问题。据了解,持海淀绿卡的人员,其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按照就近原则享受海淀本区学生同等入学待遇,进入高中可照顾10分,特殊情况可放宽分数线和缴费条件。此外,经特批,持卡个人可以优惠价格购买住房。(2008年1月11日《京华时报》)

    看了这样的消息,不知道人们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反正,我在网上看了标题,就知道,这又是个他妈的混账东西。

    《杂文选刊》上有这样一篇文章,它的题目叫做“作秀干部十态”。文章中说,干部作秀有十大特点。一、放一本最新的理论书籍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用红、黑两种墨水的笔,在字下胡乱画些道道。二、选一个重要的节日,找一个贫困的人家,投二百块钱慰问,邀请尽量多的记者同行。三、在某个工作比较忙的阶段,服用一次适量的巴豆,趁厕所有人的时候倒下,在被人往医院送的途中,嘴里要不停的说着:工作要紧,我没事儿的。四、在某个工作比较忙的阶段,是故意几天几夜的不回家,然后让老婆在上班高峰期跑到单位来大喊大叫:某某某你只要大家不要小家了吗?五,献一次血,但一定要让秘书带着相机去,照片放大若干张备用。六,学会一首主流歌曲,对着卡拉OK带是千遍万遍的唱,在群众活动的时候上台唱,唱之前是一定要说:自己从来不唱歌,但今天与大家伙儿在一起是特别特别的高兴,于是就随便哼唱两句吧!七,熟记几个经济大师和政治人物的名字,并能背诵他们的一两句话。八,让秘书以自己的名字资助一个贫困学生,此事要在提干或者是测评等敏感时期,让秘书巧妙的透露给媒体。九,找几个搞房地产的朋友,在某天开会的时候来请吃饭,然后当众把他们臭骂一顿并赶走他们。十,让班子内的某个心腹在某次会议上提出为你买部奔驰车,或者加你两倍的年薪,而你呢,是婉言的谢绝。

    最近,网上有人将2003年非典期间北京新报登载的干部开会时的七大经典模样给传播了一下。当年,北京新报就是因为这而彻底被送终的;而现在,网上这哥们儿也被罚款2000元。公务员是说不得的。特别是领导干部。

    而向公务员提供廉租房,这真是个他奶奶狼心狗肺之举。廉租房,顾名思义,就是以非常低廉的价格租住住房。这种非常低廉,意味着要低于市场供求关系状态下所形成的价格,本身就是非市场行为。应该说,廉租房并不是中国人的创造。国际上,廉租房也以各式各样的名义存在着。

 

附文:

欧美发达国家住房保障的镜鉴

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课题组

2007年6月22日

瞭望新闻周刊 

    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西欧、北美及亚洲的一些发达经济体经过多年探索,已经建立起了相对成熟的公共住房制度,其在公共住房建设、分配以及管理方面的一些经验值得借鉴。

经验一:基本思路是大力发展公共住房。

国外住房供应体系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市场商品化交易部分和政府保障部分。由于住房具有社会保障性质,几乎所有的国家政府都会为保障公民基本的居住权,而为中低收入阶层解决住房问题提供帮助。

所谓公共住房,指的是为了解决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居住问题,由政府直接投资建造或以一定方式对建房机构提供补助、由建房机构建设,并以较低价格、租金向中低收入家庭进行出售、出租的住房。

它具有这样几个基本特征:其一,政府的干预性,公共住房是政府进行再分配的重要方式之一;其二,需求对象的有限性,主要是中低收入者;其三,经 营目的的非营利性;其四,分配标准的复杂性;其五,价格的低廉性,公共住房的出售或出租的价格低于一般的市场价,差价主要来源于政府在土地供应、房租和税 收等方面的政策性补贴。例如,新加坡实行“居者有其屋”政策时,土地价格是倒过来算的,即先把老百姓能承受的价格算出来,比如普通家庭4~6年的收入是多 少,如果平均是25万,那么房价就定在25万。从25万里扣除建筑成本、房地产商一定比例的利润(非暴利)后,剩下的就是土地价格,然后按照这个价格卖给 房地产商。房地产商不拿暴利,政府卖土地也不要暴利,这样百姓就能买得起房了。

经验二:公共住房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适合的模式。

公共住房问题虽然是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但各国解决这一共性问题的方法却不尽相同,他们在政策制定、发展模式、保障对象、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存在差异。

以公共住房的覆盖面来看,美国采取的是以“市场为主、适度保障”为原则,公共住房只覆盖占总人口比例15%以下的中低收入家庭;新加坡的组屋政 策覆盖了85%的居民;而瑞典的公益住房则面向所有公民,并不仅限于低收入家庭。从政府介入公共住房的方式来看,各国的方式也有区别,有的直接兴建公共住 房,有的通过优惠政策鼓励开发商建设公共住房,有的鼓励居民合作建设住房,有的则通过补贴等多种方式实现居民的住房保障。

经验三: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共住房专业管理体系。

在公共住房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专业管理体系,这个管理体系由不同的机构组成,这些机构从功能上可以划分为决策层和执行层。 决策层指为公共住房专门成立的决策协调机构,负责制定政策和长期发展计划,整体负责与计划、财政、金融、土地、法律、建设等部门的协调运作。执行层来具体 落实公共住房建设和运行。例如,韩国设立了国家住房政策审议委员会,作为公共住房的决策协调机构。执行层为建设交通部,下设韩国住房住宅公社和大韩土地开 发公社,专门负责建造面向中低收入阶层的出租公房。

经验四:通过完善的制度确保公共住房分配的公平。

公共住房属于政府福利,能否公平合理地分配,直接关系到公共住房政策实施的效果,国外在公共住房分配方面有两点很重要的经验:第一,要明确“公共住房是为最需要的人提供住房保障”这一原则;第二,只有建立科学、完善的准入和退出机制,才能保证公共住房分配的公平性。

以新加坡的组屋政策为例,这一政策成功解决了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目前,有85%左右的新加坡公民住进了政府建造的组屋,其中,93%的居民拥有房屋产权,7%的低收入家庭是向政府廉价租赁。除了政府大力发展的因素,其完善的分配制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验五: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确保“人人有房住”。

为保障无力购房者的住房需求,国外在制定公共住房政策时普遍重视公共租赁住房的发展,为最低收入者提供“托底性”保障。各国租赁住房的比例都相 当可观。(见表2)以英国为例,在比例约30%的租赁住房中,20%左右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租赁住房,10%为私人租赁住房。英国政府把持续供应可负担住宅 (即廉租房)列为重要的施政目标,在伦敦2004年的新规划中,要求中心区新增房屋的1/4为可负担用房。

法国政府曾出台规定,要求全国所有市镇必须保证20%以上的住房是廉租房,否则将受处罚,政府每年拨出专项资金以长期推行廉租房和租房补贴计 划。在美国,政府为解决低收入者住房问题,制定了完善的住房补贴制度。各地方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定期对当地房屋租金进行综合调查,向低收入人群发布住房信 息。一般来讲,政府对申请房租补贴的低收入家庭限定的房屋租金标准为700美元以下。根据法律规定,租房家庭只需支付其收入的1/3左右作为房租,剩余部 分由政府付给房东。政府同时规定低收入者在享受政府补贴的同时,也须履行一定的义务,只要年龄在18到62岁之间,如果没有工作或者不是全日制在大学深 造,必须每个月参加社区服务至少8小时。

经验六:通过立法和金融保障,推动公共住房发展。

国外的公共住房政策基本都是以法律形式出现的,公共住房体系的建立也得益于法律的强力保障。在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公共住房立法都是国家大法,英国十分重视住房法规,先后颁布过几十部,包括《住房法》《住房与建筑法》《住房与规划法》等。

住房金融有住宅业发展的“蒸汽机”、“加速器”之称,住房金融的发展,有助于解决公共住房建设的资金瓶颈问题,对住房消费也将产生强大的助推作 用。公共住房发展较好的国家,一般都有专业的住房金融机构。在日本,官办的住房金融公库直接面向中低收入者发放低息或无息贷款。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建立 了联邦住宅管理局,对住房抵押贷款实行担保。

经验七:注重公共住房和谐发展防止贫民窟的出现。

公共住房的选址和布局既关系到城市总体规划的和谐,也与社会的稳定和谐紧密相关。如果公共住房集中在城市特定区域,形成了贫民窟,低教育水平、 低就业率、高犯罪率就会成为影响城市和谐的隐患。美国一些城市很早就备受贫民窟问题的困扰,1973年起美国政府开始把分散低收入者住房、改善社区质量纳 入公共住房政策,这才有效地避免了贫民窟的出现。

法国也由于“富人区”与“廉租区”泾渭分明,各大城市纷纷出现贫富对立的局面,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近两年来连续发生骚乱事件。富人不敢到“廉租 区”来,也不对穷人进行帮助;而住在廉租房里的穷人则仇视富人,久而久之,社会矛盾激化,暴力、吸毒、走私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法国政府为此出台了以“贫 富混居”为主要解决方案的“城市更新计划”,不再人为地分割富人区和穷人区,把廉租房建在普通住宅区,使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同在一个屋檐下”。根据该计 划,今后法国的房地产商开发大型楼盘,必须向政府承诺其所建住宅含有一定比例的廉租房。(课题组执笔人王鸿春张晓冰) 

 

发件人:<lixiang@asiamail.com> 收件人: <info@neomaoist.cc>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07 10:01:47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荷兰的社会主义 党SP政策文件

走向brutopia虚构国?

理想

  Brutopia,是唐老鴨故事中涉及的一個虛構國度。“Brutopia欲奪取世界統治權並試圖破壞美國經濟。

1 21世纪初的荷兰,欧洲和世界的状态

20 世纪的最后25年整个世界发生了急剧变化。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主导了该世纪多数时间,几乎消失了。共产主义,从1917年起作为一个实际的政治经济制度而发展,到1950年统治了超过世界三分之一的人,而现在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崩溃了----由于它的缺乏民主、僵硬、干预主义和腐败。

    资本主义,在该世纪中,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似乎处在终端的没落,但成功的改革自身,并已在最后25年中以卓越的活力返回。世界上已充斥着新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保佑的新信仰。重新称霸全球的资本主义,作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引起新形式的反对并加深那些已有的反对。在21世纪初,现在是时候来考虑这些在荷兰、欧洲及世界各地的发展的后果了。

2 新自由主义的浮油
根据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社会生活和社会的调节应尽量交由自由市场的力量。为了让这个自由市场尽可能的做工作,限制性的法律和规则(保护人、环境或社会的),必须废弃,税务负担必须减轻。国家权力应仅限于少数几个核心任务,如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司法和保有一个军队。从美国和大不列颠开始,新自由主义已像油污蔓延,遍布世界各地。在荷兰,这个社会理想已经成为主导,自然也不例外。

3 荷兰和新自由主义
在1994年,荷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一次选出了社会民主(劳工)党的首相。但维姆•科克的抱负绝不类似于他的那十年里的前任约普•登厄伊尔。在荷兰,与其他地方一样,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运作已在这段时间成为新的口头禅。在基督教民主党吕德• 吕贝斯(首先与右翼自由派VVD联合组成政府,后来与劳工党)掌权下初步试验的改变,被更推进一步,并以更大的能量,被劳工党、VVD和左翼自由派D66 的所谓紫色联盟推进。社会保障体系迅速破碎和私有化。原在国家控制下的行业,如铁路、地方公共交通、邮政服务和能源部门已经或正在私有化。在社会的每一个地方,从居家照护到剧场,从教育到警察,我们听到从只顾牟利的商业部门的私有化要求。一些问题,如“你卖了多少?”和“市场怎样感觉?”,已显得越来越重要,超过“这如何有助于生活质量和个人发展?”。在假定的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利益下,多年以来中低收入群体的工资一直在减少。同时,以同样借口,有一个巨大的最富有者的收入却在增长。在20世纪最后10年,百万富翁翻了两番,1999年达到20万。虽然营业利润增长巨大,公司税降低了,以前从未有过这么多的钱晃动在证券交易所周围—这就是新自由主义者们期望的结果。

4 世界各地无节制的资本主义
全球层面上,新自由主义搅起的变化更为可观。世界贸易组织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贸易的自由化,结果导致国家几乎不可能保护自己免受不必要产品(例如,制作于不可接受的工作条件的、损害环境的、或损害当地经济的)的侵害。国际投资者从放松管制的资本流动里获利。由于计算机和电信技术,巨额金钱闪烁在世界各地,不断追求最高的回报。结果是许多重大的地区危机,如在墨西哥、东南亚和南美洲。即使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的损害已受控制,地区的后果严重:工资下降,大规模失业和越来越少的资金用于公共服务。

5 从福利国家到“开拓地模式”
荷兰的福利国家制度,构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正在一块一块被拆卸。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公共供给,例如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住房、教育、公共交通和医疗保健,被削减。

确实,“开拓地模式”(这制度将雇主、工会和政府看作和谐合作,以此冲突得以避免)贡献于很多团体的福祉。然而,在同一时间,它使得社会的堤防被破坏,并在 20世纪结束时,使结构性贫困回归。迅速而深刻的经济自由化、对外国资本的彻底开放、以往公共控制的活动广泛转移给市场,导致破坏民主和加强雇主权力。福利国家正在转化为俗套的、新自由主义的渣滓国家。合法的民主当局行使的对重要行业的控制不断降低,而并非由直选产生、并不能控制的'市场'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同样的,社会正在贫困化。商业上的考虑取代味觉的考虑,个人利润的专一追求打击重要的价值观和标准。在这个时候,荷兰的人口高于以往任何时候,但更多的人生活在排斥和孤立的条件下。不论何种原因,没有充分的生产力的人,迅速体验我们社会的美利坚化的害处。

6 世界各地的分裂
正如在荷兰,整个欧洲的这些进程造成的矛盾空前尖锐。西欧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市场。在其边界内巨大的财富被创造,但在同一时间,社会分化越来越惨痛。东欧和中欧牺牲于分化、社会不平等和多数人的迅速增加的贫困,而少数人积累过分的财富。在现在组成欧洲联盟的国家,自20世纪初,民族国家的民主发展,而这民主目前正在被压低。渐渐地,国家主权的主要方面,正在移交给一个不民主的执行层,由其中的大国和既得经济利益定调子。欧洲议会是无力填补因排斥各国议会带来的民主赤字,部长理事会自己的议程未提供任何空间来参与和进行民主控制。

世界各地穷人和富人的差距越来越大。世界的大片地区,包括几乎整个非洲大陆,似乎已经干脆注销。根据联合国说,世界60亿人口的10亿以上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10名儿童的2名营养不良。矛盾,富国和穷国之间、富有和匮乏之间、强和弱之间,由此大于以往。这些矛盾和在一起是战争、内战以及在世界范围难民流的主要根源。

7 '自由'的市场,让人不自由
备受称许的自由市场往往在短期内显得成功,但却缺乏长远之计。几乎完全的自由被资本主义企业享有,正导致这样一种局面,即世界各地的许多人必须活命于不自由里、受剥削、受压迫、营养不良、欠发达。重大的道德问题,关乎生活质量、尊重动物、遗传物质的可塑性,不一而足,在自由市场里,都处于不知道德的人手中。同样的情况也适用日益迫切的问题,如破坏大自然、对环境造成污染、土壤耗竭和浪费原材料。所有这些需要更为审慎的考虑,而非仅仅经济方式,市场只限于此。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一个更广泛的方式,其中标尺是整个人类的幸福。

8 走向brutopia
上世纪90年代国际经济体系的持续经济增长,使新自由主义的提倡有了一个胜利的印象。自由市场将带来最佳的世界的信仰,处处有附和者,并已把自己嵌入前社会民主政党的思想,他们现正接受原有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为唯一的可能,并因此尝试结合'社会的'和'自由的' 。以集体的名字'第三条路' ,他们把自己变成'社会自由党’,并声称自由市场,只要伴随着他们的统治,可以给公众一个负责任的社会基础。但这种说法有道理吗?一个有意义的、根本性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再可能?目前世界秩序是唯一可能,我们必须简单地接受这个有善伴着的恶?

我们认为并非如此。而且日益增长的一群人同意我们,他们觉得难受,在自由市场支持者的戏法世界里。任何审视的人,看看在荷兰、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状况,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因缺乏价值观和制约,无法提供繁荣和福祉给每一个人。无论何人仔细的听,将害怕一个事实,即新自由主义对我们时代的主要问题的答案是不够的、片面的、并没有考虑事情的关联。这也正是为什么考虑无价值、无制约的资本主义' brutopia '的可行的替代品是有益的、必要的和具有挑战性的。空前的市场,最少的民主; 空前的商品化,最少的文化; 空前突出的社会矛盾,最弱的社群和骨肉精神的感情:事情可以继续这样,不过无须如此。我们的未来,是我们作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选择的结果。如果我们想改变,我们不能再坐等一个吉祥的时刻的到来。人类不仅是历史的产物,而且也创造历史-我们把握自己的未来!

二 人道的全部:社会主义党的核心看法,任务和目标

我们的生活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存压力。我们都是为我们自己的行动负责的个人,而且我们都希望生活在完全自由中。但同样真实的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单独生存,更谈不上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我们不断互相需要,因为我们也是社会性存在。我们的发展,首要的,是人们合作的产物。
基于这样的信念,社会主义党制定了我们的核心看法、我们的任务和我们的理想。

1 社会主义的核心
作为社会主义党,我们的思想和活动,遵循三个中心概念:人的尊严、价值的平等和团结。正是这些价值观,通过几百年的经验,已成为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关键的要素。在未来,对于任何要被视为(仍然)文明和想继续发展下去的社会,这些价值观将继续是根本的。通过一个对于资本主义的及其对人民和社会的影响的理性的、具体的分析,我们创造条件,使我们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斗争更有成效。我们的对错过的创造这样一个世界所有机会的道德愤慨,使我们具有这场斗争要求的承诺、精力和决心。我们的理性分析,给我们洞察力、我们的抉择的方向、以及我们需要的战略和战术,用于我们成功后。人的尊严、价值的平等和团结,与我们对世界的理性分析,形成的社会主义的核心,构成一个尺度,我们用其评价发展和方案。我们要基于正面的经验来建设,吸取负面的教训使我们能够防止或抵制再犯错。正因为如此,我们总的出发点也用于我们日常的政治实践中,在我们的总看法和我们的具体意见和建议之间,能有一个明确的和可核查的联系。

2 人的尊严
人的尊严,我们是说一个人对别人的尊重,有权自由参加影响社会的组织方式的决定,一个每个人的安全的存在,一个可供每个人追求的公平的机会,同时充分尊重他人以及所有生命、他或她的个人幸福,推论是所有人为他或她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负责。

3 价值的平等
一个文明社会,要求根本的承认所有的人有同等价值,没有一个比另一个多。同样对待每个人,要求整个社会的广泛的宽容,没有一切形式的歧视和忽视。

4 团结
我们坚持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同样的价值,我们同时承认,并非每个人在每一方面都一样,机遇也不同。因为如此,我们必须不断增进人之间的团结,在需要的地方帮助和照顾对方,给大家一个真正的机会,过一个充实的生活。

5 社会主义党的主要任务
我们的基本信念,人的尊严、价值的平等和团结,使我们反对这样的社会---整个世界被主导于'人人为己 '的想法,'强权即公理'超过人人享有平等机会的信条。我们决心打破'资本'对社会日益加强的控制。我们拒不把社会的管理交于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我们不接受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决定着政治发挥作用的范围。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努力打破目前的新自由主义的潮流,这意味着要在议会内外努力,将民意表达和我们与人们的联系作为一个整体来改善。

以下是社会主义党的主要任务:
•制定一个对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的根本的批判
•发展和实行斗争,为实现短期和长期的替代方案
•对话与合作,与每一位愿意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思考和行为者

三 替代' brutopia '

尽管知识和资源爆炸性增加,二十世纪没有带领我们到一个'乌托邦' 。社会却越来越多的向' brutopia '发展,一个野蛮的丛林,强者为王。这种发展,一个资本主义的理想状态-理想的,对富者和强者来说-我们坚决以我们有的一切手段抵制,为所有人的利益斗争,为一个在2 1世纪的更美好的社会。下面我们将按10个标题列出为创造这个更美好世界的我们的意见。

1 民主的社会
为了保证人类的尊严、平等和团结,要求社会的深刻民主化。因为经济对生活质量的决定性的影响,民主控制经济,是最重要的问题。民主控制必须优先于任何对经济力量或私人财富的管制。这反过来又需要民主选举产生的机构行使的对经济的控制的系统性的扩展,以及工人对他们所在公司行使的控制的结构性增加。民主原则' 一人一票'更公平、更合理,而非资本主义的原则'一股一票' 。一个民主化的社会是最好的保证,确保社会进步和正义、健康、自然与环境等要务。

重要服务、公共交通及基础设施,要掌握在公共机关的手中。基本服务,如教育和保健,应该在政府直接监督下。只有政府才能保证人人平等的获得这些服务,只有政府才能作出考虑得更广泛和更长远的决定。

民主不仅是权利,而且是职责,其中最重要的是参与的责任。公民应参与选举和支持他们选出的代表的活动,并在必要时罢免他们。为了民主的正确运行,决策必须透明,决策人和公民间的距离尽可能小。公民必须有更多的影响力于他们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这会增加在决策程序的积极参与的机会,降低不满和政治冷淡的风险。

议会民主,基于公平的代表性,是最重要的途径,让民意表达并付诸实践。因而保卫和加强议会民主,具有至高的重要性。移交主权权力于不民主的超国家机构,如欧洲联盟,导致严重的和不可接受的侵蚀民主。一个民选的政府首脑、民选的议会和民选的市长等元素将扩大和深化民主,就如同协商和纠正的公民表决、对重要的问题的大众倡议。社会有责任保证增进每一个人的人权,如见于世界人权宣言、儿童权利公约和其他国际条约。一切形式的歧视,必须予以猛烈斗争。

2 基于合作的社会
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人有工作的权利。同时,我们不是为工作生活-我们以工作生活。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反对24小时经济和不断增加的工作中的弹性以求利益利润最大化,我们主张分担现有的工作。残障人士有和其他人同样多的权利来工作,这个目标的实现要靠开放合适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工作场所。不是人们不断适应工作,工作应该更适合人。国家要迫使企业作出贡献,实现充分就业。这样,浪费劳动力和投掷人于废物堆将可以避免。作为一个必然结果,每个公民都应该贡献,尽他或她的能力,为了优化的社会的运作。这可以通过有报酬的工作,还可通过帮助需要照顾的儿童或成年人,或通过志愿工作。养老金领取者应给予机会,如果他们愿意,让他们把自己的知识和技能用在社会上,无论是作为有偿工人或受尊重的义工;然而,无忧的养老权也应得到保证。

3 公平共享的社会
只有当每个人都有幸福生活的机会,可持续改善生活质量的目标才能实现。为此纯收入应该不仅受限于一个法律规定的最低,也应有一个法定的最高限。无限的收入,无益于合理的利益,还需要更多的金钱,这些金钱本可以用于更好的社会目的。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持这种基本服务,如教育、公共交通和保健于一个较高的质量水平。

一个人如果不能做有报酬的工作,或者是被免除这种工作,应该有权保证安全的存在,足以能全面参与社会生活。税收制度要有助于形成一种财富的再分配,那些可以负担得起的承担最重的负担,这就要求累进制的税收,于收入、财产、利润和继承。那种通过国际条约,世界性寻找最廉价的劳动力和最'称心'的税率的比赛必结束。

4 健康的社会
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权利,以保障他们的健康和享有高品质的医疗。这既是一个文明的价值观问题,而且是对未来的一种投资。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免费获得必要的医疗照顾,而国家承担其资金。因为健康是如此依赖于生活和工作条件、抚养、教育和营养,必须采取措施以确保每个人,不管他或她的社会情况,有机会健康发展。社会经济的健康差距的诱因,必须大力解决。一些公民优先,那种以牺牲一些缺医少药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而给一些人优先权的现象,是不能接受的。预防胜于治疗。基于这些原因,预防和早期识别威胁到健康的情况,应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于保健上。食物和环境的信息和监视,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该能够让大家参加体育活动。不是片面的侧重于表现最好的,应更多地考虑到更重要的事情,如体育广泛的可得性及其对个人和社会的贡献。

人的尊严会损于遭受无法承受的、绝望的痛苦,病人和医生陷于一个极其困难的局面。安乐死,在绝症最后阶段,可允许于非常严格的条件。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必须尽我们的力量改善,到可能最高的水平,依赖于我们的照顾的人们的生活质量。这样,安乐死可以避免成为一条退路,而是对一个极端的情况的反应。

5 可持续的社会
人们不但与其他人生活在一起,而且与大自然生活在一起。尊重一切生命,是一个文明的标志和健康的心智。在一种行为的社会意义与其对自然和环境的影响后果之间,社会必须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平衡,这平衡应被民主的警惕来认定和维持。危及人的生命或福祉的活动,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必须加以防止。无节制的生产增长和消费社会导致不可接受的自然和环境的损害。政府必须注意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没有牺牲环境,在这里总体利益必须优先于个人利益,在必要时可对企业和个人采取行动。

农民应有机会采取负责任的方式来耕种,尊重人类和环境。有机农业应予以鼓励。动物的利益,应给予更多的关注。生物技术产业里对动物福利造成的损害,必须结束。生命形式的专利必须取消。基因操纵也一样,除非保证不会有持久的损害。开发原料及自然,在我们国家以及其他地方,必须看其对人、自然与环境的影响。不要一味注重短期利益,应优先考虑可持续性。原料及产品,必须尽可能的回收利用。经济交易应该以在经济上负责任的方式进行。

6 一体化的社会
社会要运行良好,必须注意一体化与和谐。移民和原住民的一体化应在每一个层面受到鼓励。生活、工作、休闲与自然,不要冲突,而要互相适应。这要求深思熟虑的利用现有的空间、足够的机制保证民主的决策。在需要的地方,土地必须由社会所有,炒地皮被禁止。

一体化也必须是住房政策的一个起点和优先项。一些居民群体面临着一个堆积的问题,如无人维修和被忽视的公共空间;而另外一些人却拥有他们想要的一切,这种反差必须消除。各阶层各族群等形成的隔离聚居区-包括富人区,是不可接受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置人,特别是儿童,于不利的局面。每个人都必须有权利得到可负担得起的、优质住房,在舒适的环境里。除其他事项外,这将需要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收入和住房费用的合理关系,鼓励建立社会住房和更公平的分享稀缺空间以作住宅、工作和休闲。出发点必须是,空间不仅是一个商品,社会的需要先于财政利益。炒卖房屋是不能容许的。深入加强以民主方式选举产生的机构的影响于涉及土地和住房事物,是必要的,以保证每个人都有居住权。

社会应当能够使人人有机会周游,通过不同形式的公共交通,便宜、快捷和舒适。在我们的国家每一个利用现有的空间的决定,必须考虑在结构上限制使用私人交通工具的需要。偏好环境不友好的航空运输,必须结束。最环保的客货运输形式,应予以鼓励。

7 安全的社会
每个人都在同等程度上有权保护他或她的人身、权利和财产。为了确保这种保护,片面强调更多的镇压措施、更强的处罚和扩大警队做法,必须让路给更广泛的方式,尤其是注意犯罪的被害人和社会的不安全。警察和法院的重要任务是抓住犯罪分子、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社会应该给予他们这样做的手段。不过社会也必须首先为自己确定了目标,以尽可能的防止犯罪行为。在领导岗位上的人滥用权力和机会,社会必须大力解决。但也必须认识到,人在很大程度上从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身份。当他们没有地位并且没有前景以改善这一点,有时候就容易犯罪。因此,社会必须更加注重许多犯罪活动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以及经济发展落后的街区的更大的不安全。立法和司法行政应延长平等权利并施加平等的义务于人人;每个人都必须得到保障以平等地获得司法和法律援助。司法歧视是不可接受的。

8 学习的社会
提供良好的、可得的全民教育是我们可以做的一项最重要的投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它应由国家进行。这样,我们就能避免教育的不可忍受的分裂,一个豪华的私人部分给有钱人,一个贫困的公共部分给少钱人。金融壁垒限制教育的可得,必须消除。教育必须在原则上是免费的,由国家的一般资源支付。好和普遍提供教育至关重要,对每个人和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发展。教育政策要立足此认识,人类是社会存在,不是按生产手段的要求尽快成型的东西。教育应力求实现一个广阔的视野,而不是现在看到的日益狭窄的眼光。哲学应包括于每所学校的课程里。儿童有权利做儿童,有权利玩耍。儿童应被养大为有能力的、有批判力的个人,能发现事物如何配合在一起。他们应该能够自信的接近艺术、文化和科学,也要学会珍惜和尊重他们的人类同胞和一切生命。如同教育和培训为他们的工作做准备,都应该有机会继续进修,以扩大和深化自己的知识和理解力。
科学的独立性,对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教育和研究的私有化和商品化应予以抵制。

9 创造性社会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应该是我们的文化传统的监护人,在这句口号最广泛的意义上,鼓励主动和被动参与在艺术与文化里,给人机会,以发现新的意想不到的事物。艺术与文化,不仅提供放松的机会,还给人们带来可能性去发展自己的和他人的创造性。对于一个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社会来讲,这样的创造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基于这些原因,艺术与文化的商品化,必须予以抵制。艺术与文化的纯粹商品化,导致不乐见的排斥各阶层民众的金融障碍。此外还导致,可有资源的贫困化和扁平化。

有权自由表达意见,自由地接触媒体、文化和信息(包括互联网),这些权利应与保障。进入图书馆、博物馆和画廊应该免费。政府应确保继续一个强大的公共广播服务,其中的多样性应被保障。提供信息的不良的权力集中和滥用,必须予以抵制。新的媒体法规是需要的,特别是保护儿童免受商业剥削和不良暴力或有害的图像的影响。

10 一个社会
在国际层面上,荷兰应该鼓励承认人的尊严、平等和团结的基本原则,反对世界范围的社会不平等、贫困、欠发达、战争和其他形式的暴力。只有到那时,世界上所有的公民才能被给予人的生活的前途。如果我们要对付人口过剩,消除贫困和更好地分享繁荣是必须的。彻底的重组庞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也是必要的。世界经济应该从根本上改革,使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被支付在一个公平的价格上。国际组织(如强大的世界贸易组织),必须不再把自由贸易作为最高的善;代之以所有国家和它们的居民的发展为目标。对于在国际层面上的企业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力量,要通过国际组织的协议和国家机关之间的条约来予以减少,以便更利于民主的控制的机构。严格规范国际资本流动是需要的,对这种流动所产生的利润进行收税也是必要的。更好地在全球分享繁荣,将增进机会,让大家过充实的生活,并结束许多地区的冲突,从而结束破坏性的难民流动,并给予他们国家机会以进行理想的结构性改革。难民救济,是活跃在国际团结里的所有文明的人的责任。我国应发挥充分、热切的作用。国际协议应当制定出来以期大大减少军备。

在国际上的活动及与其他国家合作,应尊重彼此的主权。他们也应尊重本国人的人权。荷兰外交政策必须朝向相互有利的合作,保护和促进人权,反对由一个国家或联盟对他人的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主导和剥削。我军的职责应仅限于保卫国家领土与维和,因此加入北约没有必要。北约应该尽快在可行时撤销,如荷兰退出,树立一个好榜样,那将是一件好事。国际安全必须基于联合国管辖的国际条约。联合国本身应当民主化。富国主导贫国,必须结束。在这个世界上有日益增加的国际交往和相互依存,合作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是必须的,其中包括合作于国际机构。在建立、扩大、调整或取消这些机构的决策方面,下列标准应适用:使公民感觉到合作的透明;应考虑到更大规模的群众参与的后果;合作不应导致国家民主的侵蚀;合作必须有助于更好地分享繁荣与福祉,并保护人权。

11 我们的呼吁
社会主义不是一个未来社会的步骤图。这也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预言,用承诺满足自己,说越过地平线一切会更好。社会主义首先是对人类和社会的一定的理想的表达。它提供了为未来的一个看法,而且首要的,有此时此地意义。

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人性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并认为这尺度必须成为建立社会的标准。人的尊严、价值的平等和团结在一起,形成我们衡量的标准,在此时此地,以及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路上。

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更多市场,更少政府'的信条没有提供任何结构性的或可持续的解决办法,以应对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他们问自己,‘下一步呢?’在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国家事务越来越被国际事态发展所主导,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我们不是一个孤岛,而是一个世界性的整体的一部分。无论现代社会多么复杂,需要有一个替代,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事实。

因此,我们呼吁大家,如赞成人的尊严、价值的平等和团结的基本价值观,我们一起思考进一步发展和拟定可行的办法以替代这个资本主义' brutopia ' 。我们这样做基于一种信念,即未来不属于‘经济人' ----自私自利的、算计的人,他们认为,所有幸福的计量是与他或她的收入、他们的消费成正比的。我们更确信,未来将是'全面人'的一个社会,他们的创造力和奉献精神,是用来造福整个人类、整个自然界和整个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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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粮商的阳谋:中国大豆的退化路径

张曙光 程涛 李宾

中国经营报,2008年01月06日

    中国大豆的“退化”路径

  中国大豆对外开放的历史,就是中国大豆被进口大豆打败、定价权旁落的历史。一般认为,1996年是中国大豆市场的转折之年,之前中国一直是大豆净出口国。这一年,国家为了弥补国产大豆的不足,调整了大豆贸易政策。调整后的政策规定,我国对大豆进口实行配额管理。普通关税税率为180%,优惠税率为40%,配额内税率是3%。

  但是,由于国内一些合资企业拥有独立进出口专营权,以至于一直执行的是3%的税率。这被认为是中国大豆放开的开始,中国大豆从而成为最早和世界联通的农产品。因为配额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1997年中国进口大豆数量达到279万吨,而豆粕的进口数量更是增加到347万吨。

  之后,这个数据一直呈飞速增长局面——2000年中国大豆进口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2001年6月,农业部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次年又颁布了3个配套办法,曾使得第二年的进口大豆数量减少。

  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按照当时的承诺,中国将取消对大麦、大豆、油菜籽、花生油、葵花籽油、玉米油和棉花籽油的进口关税配额体制,大豆的进口更加水涨船高;2005年进口达2659万吨,成为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进口量约占全球贸易量的1/3。
  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的预测,2007~2008年度的进口量将从2006~2007年度的3000万吨增加到3400万吨。

  进口大豆的优势

  进口大豆之所以能在当初获得优势,在于其低廉的价格,以广东口岸的大豆进口价为例, 7月份每吨大豆价格为248美元,按照1:8的汇率粗略计算,每斤价格仅为0.992元。而中国大豆每斤的成本约为1.15元,根本无法和其进行竞争。
  进口大豆之所以价格低廉,和美国政府的高额补贴是分不开的。据了解,仅2001年,美国对大豆的补贴就达190亿美元。而我国直到近年才取消了农业税,开始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等惠农政策,但针对大豆的补贴仍显不足。
  价格之外是品质的差别。一般认为国产大豆具有高蛋白和非转基因两大优势,劣势则在于出油率不高和品质不均;进口大豆虽出油率较高和品质均匀,但存在多为转基因产品、检疫不合格批次多等问题。
  黑龙江九三油脂集团也在大连、天津等地建立分厂,现在有1/3的豆油是以进口大豆为原料压榨的。“中国的市场需求增长的很快,国产的大豆确实满足不了需要。”九三油脂集团总经理田仁礼说。
  不过田强调,进口应该适度,应该和国内的生产增长相平衡。“结果却出现种植面积减小、价格降低的现象,把市场都让给了外国。作为最具有竞争力的农产品,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衰败下去了。”

  跨国粮商的“蚕食”

  成本的优势之外,近年来跨国粮商通过收购、控股等手段完成了对国内油脂加工企业的蚕食。

  业内人士介绍,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食用油需求的迅速增长,大豆进口量不断加大,在沿海地区兴起了一批大豆加工企业,有外资参与的合资加工企业也开始出现。

  而从2002年开始,由于北半球减产,大豆价格不断上涨,进口大豆到港就升值。每吨的利润高达四五百元,一个日加工能力为1000吨的企业,每年的利润就能达到1.5亿元。引得很多企业开始大肆扩张,在山东、江苏、广东等地遍地开花。

  比如大连华农的分厂遍及大连、东莞、湛江、南京、霸州,而南通一家叫做宝港油脂的企业迅速崛起为全国第三大油脂企业,仅次于中粮集团旗下的东海油脂。

  大豆贸易商也被带动起来,“整个产业很红火。”

  殊不知,危险却已经悄悄临近。当时,由于盲目扩张,使得全国的压榨能力达到6000多万吨,而国内的总需求是3000多万吨,国内企业对加工能力过剩没有清醒的认识,导致进口严重超量,造成大豆和豆油积压,很多企业不得不停产。

  另外,据中期期货高级研究员时延介绍,2004年三四月份的时候,期货市场非常狂热,当时价格达到4100元/吨,很多人认为还会走高,中国的油厂就从美国定购了大量的大豆,但这些大豆飘在太平洋上一个半月期间,市场发生逆转,价格大跌,到港之后发现,国内的大豆价格才3600元/吨左右,损失惨重。

  很多国内油厂由此变得经营困难,甚至破产。

  这个时候,很多跨国公司就来收购了。比如大连的华农、湛江的华农、南京的华农、河北霸州的华农都是在这期间被ADM、邦吉、嘉吉等外资粮商收购的。邦吉还收购了山东日照油脂厂、菏泽油脂厂等企业;嘉吉还收购了广东阳江丰缘集团等企业,还在南通新建了年处理300万吨大豆的油脂厂;来宝收购了广西钦州大洋油脂厂;新加坡丰益集团分别在山海关和青岛新建了年加工150万吨和120万吨大豆的油脂厂。 

  “这些跨国公司的产业链很长,在美国或南美拥有自己的仓库、贸易公司、甚至自己的船队、港口、期货公司,而且有很多年的经验,如果在现货市场进行交易肯定会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的操作。而当时国内的企业还没有这个概念。”时延说。

  跨国粮商的“阳谋”

  据悉,目前,ADM、嘉吉、邦基、路易达孚等跨国公司占有了中国进口大豆量的80%。而全国仍在开工的97家成规模的大豆加工企业中,这些外商独资或参股的企业年加工能力已占全国大豆总压榨能力一半以上。跨国粮商也都曾和国内硕果仅存的九三油脂集团接触过,但因九三油脂集团坚持控股地位,并要求外方不得附加使用进口大豆等条件而始终无法谈拢。

  田仁礼认为,现在我国大豆产业的外来投资者大都是跨国粮商,他们投资我国大豆加工业是以销售“洋大豆”为前提的。“如ADM收购了华农集团湛江油脂厂30%的股份,却取得了其70%的原料采购权。这说明跨国粮商并不想利用我国大豆加工企业来赚钱,更不想冒大豆加工业的风险,只是想通过参股来获得进口大豆的话语权,把我国大豆加工业作为变现国际贸易利润的一个环节。” 

  就这样,进口大豆取得了中国大豆市场的主导权和定价权,国产大豆只能根据进口大豆的价格进行定价,据黑龙江粮食市场信息中心多年的观察,国产大豆一般在进口大豆的港口价的基础上降低250元左右定价。

  期货市场更为明显,天琪期货总经理韩正辉说:“现在国内大豆期货和国际期货市场的关联系数可以说在95%以上,因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美国是最大的大豆出口国,所以美国cbot(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价格本身就具有世界性的表现。作为一个产地价格的代表,可以说每时每刻都在影响中国的大豆市场。尽管‘黄大豆1号’和约针对的是国产的非转基因大豆,但是因为两种大豆最主要的产品都是豆油和豆粕,而这两种产品的最终价格不可能差距太大,所以大豆原料的价格也就不会差距太大。”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靠着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限制,国产大豆还拥有国内豆制品加工行业,而在大豆油加工领域,已经将80%的市场份额让位于进口大豆。

  “黑龙江的大豆虽然对中国大豆市场的价格没有决定性,但是却起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田仁礼刚刚读了《货币战争》,他提醒说:“一旦黑龙江大豆严重减少,美国那边就可以通过提高价格,引起中国恐慌。”

中国豆农为什么弃豆而去

  黑龙江省肇东市离哈尔滨有近两个小时的路程,再从肇东市转乘中巴车,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就到了一个叫做四方山马场的地方。据当地人介绍,这里曾经是四方山军马场,军队撤走之后,2000年改成了农场,并入黑龙江农垦集团。农民们以种植玉米、大豆或者养殖牲畜过活。 

  除了场部是一栋比较新的楼房之外,这里农民的房子一般很简单,甚至可以用简陋来形容。李成孝家就在场部边上,院子外面堆放着一大片等待脱粒的玉米,房子格局参差不齐,家里的陈设简单而陈旧。年迈的老母亲倚靠在大炕上,里面还有一个孩子在熟睡。

  看得出来,李成孝并不富裕,但他说这比他以前住的村子好多了。两年前,他把以前村里的地卖了,带着全家来到四方山马场,承包了450亩地。2007年,虽然种大豆让李尝到不少甜头,但他却决定,2008年不再种大豆了。

  让人困惑的豆价

  2007年,李成孝种了140亩大豆,收获了2万多斤。“刚开始有给1.82元/斤的,有人卖了,我没卖,主要是觉得价格不合适。”由于今年干旱,亩产才不过160来斤,“往年要是风调雨顺的话,亩产可以达到300多斤。”

  随着大豆价格几个月来的不断攀升,李成孝也暗暗庆幸自己当初的决定,越发地不肯出手,“前些日子有人来收,出价2块3毛5,还是没卖,不过这两天好像又降了点。”这几年,飘忽不定的价格总让黑龙江的豆农们头疼,丰收的时候,豆子便宜,减产的时候也不一定能卖上好价钱。而像2007年这样的行情还从来没有遇到过。据很多农民回忆,这些年只有2003年的价格曾经达到过1.8元/斤,那是仅有的一次。

  “2007年一开秤就是一块八,然后就直线往上涨。”豆农黄云鹏在当地经营着一个油磨坊,“我榨了20来年油,从来没有达到这么高的价。一般都在一块四左右徘徊。”

  黄云鹏以前一年要买二三十万斤豆子,四方山这一带的农民基本都吃他榨的油。

  “大家喜欢吃这种自己生产的油,质量好一些。”但2007年,由于豆子的价格涨得太高,而相比之下,豆油和豆粕的价格涨得不够高,所以黄云鹏不敢收购豆子了,偌大的场院里现在空空如也。

  让黄云鹏感到困惑的是,2007年所有的东西都涨价,刚开始是猪肉,然后是鸡肉和青菜,“这都是历年来罕见的。农民们也是看到这里面的趋势了,所以也涨价。”

  黄云鹏知道中国现在每年大量进口大豆,甚至还曾直接感受到了它们的威力,“我有一年在1.3元/斤时买的豆子,感觉还挺好,结果进口的豆子不但价格更低,而且出油率还特高,豆子的价格一下子跌到八九毛钱,豆粕的价格降到六七毛钱,那年就亏了不少。”他感叹,“进口豆子把中国农民给冲击了。”

  明年不种大豆

  采访中,李成孝接到了场长打来的电话,和他商量承包土地的事,他想再承包450亩地,建议价格在130元/亩。“场里没地了,这是从别人手里包的,不过地的质量不太好,碱性比较高”。“你说农村人,不种地干啥啊?现在啥都涨价。”李成孝的妻子在旁边搭言。

  不过,尽管2007年豆子卖到了“天价”,李成孝仍然决定,2008年不种大豆了。

  问及原因,李成孝说:“因为黄豆产量低、价格也低。2006年刚开始一斤一块二,到后来一块一都卖不上。”虽然2007年价格翻了倍,但他对2008年的价格没有信心。相比较而言,玉米的产量高,这几年价格的涨幅比较平稳,收益比大豆有保证,种着放心些。据李计算,一亩地玉米就算只打800斤,按0.55元/斤的价格,也可以收入440块钱,而2007年大豆如此“天价”,但由于减产严重,一亩地的收入也才300多块。

  “现在玉米、大豆的价格是涨上去了,但是地价、化肥、种子等也涨价了。比如我原来承包的土地是80块钱一亩,现在涨到一百四五十元,快涨一倍了,有的甚至达到180元一亩,差多少啊!种子、农药的钱加起来又要100多块钱,一亩地总成本加起来差不多需要300块钱。”

  齐齐哈尔地区克山农场农业科科长华树东作过更加详细的大豆效益分析,包括肥料、种子、农药、人工费以及土地租金等在内,他们农场2007年种植大豆的综合成本为每亩277.9元。 

  由于克山农场地区2007年雨量相对较多,且有完善的灌溉设施,大豆亩产能达到270斤。这几年,克山农场全场40多万亩土地中,大豆的种植面积控制在12万亩,按照2.1元/斤的价格计算,每亩地净赚289元。和玉米、向日葵、马铃薯等比起来还是没有什么比较优势。而且人们怀疑大豆现在的高价能不能维持,“今年三四月份,巴西、阿根廷的大豆就收获了,到时候很可能要往下跌。”

  按照克山农场的轮作计划,粮农邢念成承包的300亩地2008年应该种大豆了,但他也不打算种油用大豆,而想种小粒黄豆(也叫芽豆,以出口到日本、韩国居多),“现在种地必须要自己仔细琢磨,因为2008年化肥、种子、机械、人工的价格肯定都要上涨,如果产量和价格降低,肯定要赔钱,所以要降低风险。”他对记者说。毫无疑问,如果农民对2008年的大豆市场依然缺乏信心,那么黑龙江大豆的产量仍将在低位徘徊。

  大豆,通胀的助推力

  大豆价格的上涨已经不单单拉升了大豆油的价格,还在继续向下游的其他产业传递。“以前由于豆油和豆粕受各自的供求关系影响,如果大豆的价格涨了,豆油、豆粕并不一定同时涨价,而这次大豆涨得太厉害了,所以两者完全一致。”一位饲料行业的郑先生介绍说。

  饲料价格的上涨会使得养殖业的成本上升,而其生产的肉、蛋、奶等食品的价格同样会选择上涨。由于养殖业较长的生产周期,成本上升的压力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逐步释放。按照郑先生的观点,如果说前一段时间猪肉的价格上涨是由于肉价过低、禽流感、蓝耳病等引起的生猪存栏量大幅减少的话,那么现在猪肉的上涨则有了一个更为强劲的推动力,那就是饲料价格的上涨。而随着通货膨胀的蔓延,以后的猪肉价格恐怕很难再回到去年的水平。

  虽然食品价格的不断上涨中有大豆的魅影,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的一位专家指出,“大豆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因为石油价格的上涨使得所有的运输成本、动力成本增加,而它们往往占到了总成本上升的30%~40%;另外,水价、地价、化肥、人工成本的上升都推高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所以农产品的价格应该还会上涨。”

  九三粮油集团总经理田仁礼这样提醒说,大豆的此一轮飞涨可能只是从“结构性通胀”到“全面通胀”过程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传递环节,它一头连起价格不断飙升并日益稀缺的石油资源,一头伸向人们的菜篮子,完成了自己的价格传导使命。

大豆价格飙升调查:囤积与惜售唱主角

2008年01月06日  中国经营报

作者:张曙光 程涛 李宾

  当人们还在为2007年猪肉价格不断走高惊讶时,食用油又成为物价飙升的又一个领涨者。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7年11月份的数据里,油脂价格同比上涨35%。

  大豆(4776,0,0.00%,股票吧)油、花生油、菜籽油是中国人食用油的三大品种,而大豆油(10426,-144,-1.36%,股票吧)更是占到消费总量的60%,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其价格高涨背后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大豆价格又是如何助推通货膨胀的?

  本报记者经过探访中国大豆主产区黑龙江省的大豆种植、收购、加工产业链以及与豆价涨跌息息相关的期货机构,试图在“涨声一片”的全球大豆市场中揭开中国大豆价格波动的面纱。

    同以往涨价不同的是,这一次大豆涨价越来越多的同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联系起来了。

  一线调查大豆价格飙升背后:囤积与惜售唱“主角”

  “买这种油吧,过几天又要调价了。”2007年12月28日,北京市和平里地区美廉美超市,一位工作人员向前来买食用油的顾客推荐道。超市里的食用油价格正在频频上调。从大豆油、花生油到棕榈油(9434,-48,-0.51%,股票吧)以及各种调和油;从金龙鱼、福临门到鲁花、胡姬花无一例外。货架上方悬挂着用大红字书写的崭新价格。其中,5升装的金龙鱼大豆油为60元/桶,前两天是56.8元/桶,而2007年12月初的价格是49元/桶。 “真要命!”一位老太太抱怨道。

  大豆飙价

  “国产大豆的价格涨了一倍,进口大豆涨了70%,原料价格猛涨,豆油的价格能不涨吗?”九三粮油集团总经理田仁礼说,“现在的油价只涨了49%,我们在豆油上其实是赔钱的。”

  更严峻的是,田即将面临无豆可榨的局面。九三粮油集团是黑龙江最大的大豆加工企业,主要以本地产大豆为原料加工大豆油,其往年一般能收购200多万吨本地大豆,而今年却只收上来30多万吨。

  “我们现在的库存只够生产到2008年1月份,到时如果再没有原料,我的8个分厂可能就将面临停产。”田仁礼说。据了解,黑龙江地区的油脂厂,大部分都面临原料不足的状况,有的甚至已经停产。

  位于黑龙江省林口县的九州农副产品经销有限公司在2007年才收了1万吨大豆,而2006年的收购量是5万多吨。“每天只能收上来三四十吨,农民的惜售心理很重。”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李治洲说,30个收购员每天在黑龙江各地的村镇、农场进行游说,但很多农民对公司提出的2.16元/斤的最高价并不满意。

  豆农惜售

  推开李成孝的家门时,这位黑龙江肇东市四方山马场的农民正在睡觉。李成孝在2007年共收获了2万多斤大豆。他卖了其中的一部分,而现在剩下的1万多斤迟迟不肯出手,他现在的心情不错。

  “有人说大豆价格能达到2块5,甚至说能达到2块7、8,不知道是真的假的,真要那样的话可就好了。” 李成孝笑着说,对于这破天荒似的好行情,他希望能够卖得高些、再高些。

  “农民越贵越不卖,”齐齐哈尔市克东县豆农李树财这样总结现在的惜售情况。李树财是农民中的“消息灵通人士”,他的手机每天都在交流着来自大连商品交易所、大通期货公司发来的现货、期货的价格信息。“大豆现货价:哈尔滨4400(元/吨),牡丹江4320,佳木斯4260,海伦4360,期货809收盘4458涨15……”12月20日,李树财将收到信息展示给记者看。这是李曾经参加的一项名为“千村万户服务工程”的培训结果。

  另外一个黑龙江大豆的收购大户——新加坡益海集团,目前也只收购了10多万吨,而往年能达到100多万吨。行内人士透露,往年,九三粮油加上益海集团的收购量能收购黑龙江大豆总产量的2/3,2007年两家都没“吃饱”。

  产量锐减

  “防不胜防”。黑龙江省佳木斯富锦市的粮食经纪人孙洪亮这样总结2007年大豆价格的走势。

  “根本想象不到涨势能这么大,刚开始的预测也就每斤一元六七角。”除了自己种的2000亩地之外,孙洪亮前段时间一共收购了2000多吨大豆,大部分在1.92元/斤的时候卖给了新加坡益海粮油集团,看着仍在走高的豆价,孙多少有些遗憾。近期孙正在虎林市看地,准备找找关系,承包些草原开垦。粮食价格的上涨,直接刺激了他的种植热情。

  据业界人士介绍,中国的大豆需求已经上涨到近4000万吨/年,而国产大豆近年来却一直处于萎缩的状态,总产量已不足1700万吨/年。数据显示,2006年黑龙江大豆种植面积5905.4万亩,比2005年减少417万亩,减少了7%;2007年再度减少680万亩,只有4708.4万亩,比2005年减少12%。

  孙洪亮所在的黑龙江省富锦市地区以前只有大豆,“现在不少人开始改种玉米了。”而且偏偏天公不做美,2007年黑龙江地区遭受了罕见的干旱和自然灾害天气, 七八月间,很多地区滴雨未下,据说这是五六十年来未见的旱情。由于缺少水分,大豆的豆秧不结荚,豆花边开边谢。

  作为我国的大豆主产区,黑龙江省的大豆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左右,往年产量一般在700多万吨,而2007年只有400多万吨。在黑龙江省北部的黑河地区,2007年3月份竟然出现了霜冻,导致不少地方绝收。整个黑龙江,只有雨水充沛的齐齐哈尔东部、佳木斯建三江地区,还有一些灌溉设施齐备的农场才能维持高产量。

  蝴蝶效应

  按照往年的经验,我国产量的不足部分可以依靠大量的进口来解决,但不巧的是屋漏赶上连阴雨,2007年国际大豆产量同样锐减,导致全球性价格暴涨。据辽宁中期期货分析部经理时延介绍,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大豆进口国,美国的大豆减产了20%。供应量不足对应的是全球需求依然呈现刚性增长,供不应求的结果推动价格上扬。

  据了解,美国大豆之所以减产,和美国的能源政策紧密相关。2005年8月8日,美国《新能源法案》正式生效,大力提倡发展生物质能源,并开始大规模补贴玉米(1694,9,0.53%,股票吧)乙醇的提炼。大规模的补贴和价格上涨使得美国农民越来越倾向于种植玉米。玉米的“走红”却使得美国大豆的种植面积大大减少,2007年6月底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美国大豆种植面积为6408万英亩,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作为生物质能源的一种,大豆下游产品豆油的生物柴油概念也被大肆炒作,对大豆价格起到了推动作用。国际海运费在2007年也出现了大涨行情,美国至中国的粮食海运费从2007年初的50美元/吨左右上涨到最高的125美元,这使得主要依赖进口的中国市场大豆运输成本大幅提升,进口价持续上扬。” 时延说,“对于2/3的大豆需要靠进口来解决的中国市场来说,早已经丧失了对大豆的定价权。” 

  据时延介绍,世界大豆的价格是由芝加哥CBOT交易所决定的,“那里历史悠久,影响力大,根据美国农业部报告,以及每天的商品信息决定一蒲式耳多少美分后,中国的期货交易所再根据本国的情况换算过来决定我们的价格。”

  对此,田仁礼显得很无奈,“大连期货交易所是看芝加哥期货市场的脸色,所以美国人只要控制了芝加哥市场,就有了指导权。”正是这样近乎单向的价格传导,让往年备受“欺凌”的黑龙江豆农们却在今年感受到了大豆价格带来的惊喜,惜售变得自然而然。

  田仁礼的判断是:“全球食用油价格可能要长期在高位运行。随着石油的枯竭,生物质能源的发展可能越来越快,人和机器、汽车争食的结果讲使得食用油越来越短缺。所以当前食用油的涨价,除了一些炒作性因素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能源市场出现了结构性调整,需要重新定价,和以前相比其价格地位提高了。”

  不过,现在面对进口大豆高达4800元/吨的行情,田仁礼还是拿不定主意,“到底买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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