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这期文集仍然发出一些有争议性但值得参考借鉴的文章,左中右各种观点都有,请大家从各个方面思考问题。]

中国如何走出野蛮资本主义?

---盘点2007中国社会热点问题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1月6日

目录

乔良:《对金融战与阴谋论视而不见——主流经济学家在为虎作伥》

杨芳洲:《中国必须迅速扩充军备》

李健:《耕者有其田,农村土地所有权应回归农民》

民生编辑:《湖北阳新民办教师 代表被关"学习班" 》

郑海泉:《我们对茅教授为穷苦人办事并不抱多少希望》

吴丹红:《个人所得税的公众期待》

吴稼祥:《税收大幅度增长与杀鸡取卵》

韦森:《盘点2007年中国10大热点经济社会问题》

习环优:《中国如何走出野蛮资本主义?----高举反对野蛮资本主义的旗帜》

陆寿筠:《当代全球危机呼唤东方智慧----“动态平衡多维整体”世界观探讨》

-------------------------------------------------------------------------------------------

发件人:"郑现莉" <zhengxianli@tsinghua.org.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06 17:42:0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对金融战与阴谋论视而不见——主流经济学家在为虎作伥 

对金融战与阴谋论视而不见

——主流经济学家在为虎作伥

空军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 乔良 少将

2007年12月22日

  (注:2007年12月22日第四届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安全战略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召开。新浪财经图文直播此次大会。以下为中国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空军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乔良少将的演讲实录。)

  谢谢大家!刚才听了很多专家的发言,我觉得我很惭愧,因为我觉得我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状态,我发言排在前面的话,没有很有道理的东西讲出来,就不适合作为带头发言的人,那么把我放在后面,前面的人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这样我就无话可说。所以我只能从一个外行的角度,我首先声明我不是经济学家,不是金融专家,我只能从外行的角度谈一谈我的观察。《金融战与阴谋论》这个题目一拿出来,是许多搞金融专业,搞经济学的人,特别是一些专家比较反感的题目,为什么这么说?我接触过很多专家,他们对于金融战和阴谋论这样的东西都是本能的一种反感。什么是金融战?把明明是正常的经济社会的行为和活动叫做战争,这完全是毫无意义的夸张和比喻。什么是阴谋论?正常的金融的运作,为什么叫做阴谋论呢?这中间存在阴谋吗?

  我问过一个我很尊敬的朋友,他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他比我年轻,但是他非常出色。我就阴谋论的问题问过他,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国际金融领域不存在阴谋问题,要说存在的话,那只存在阳谋,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和他有分歧。谭教授讲的这些东西,我听了非常惭愧,这么多的数据和信息,而且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流畅的讲出来,我觉得这绝对不是我的所长,这辈子也不是我的方向。我是一个读闲书的人,我可以不被信息和技术淹没。我大量的去读一些可能是专家们不关注的书,而这些书给我提供了其他的东西。

  我想专家们不喜欢我这个题目,一个是因为这两个词,无论是金融战还是阴谋论都不是专业术语,第二是因为许多学经济、学金融的人,他们从课本上,而且很多人在国外课堂上受教育的,与这两者没有关系,所以他们本能的排斥这些。但是我觉得如果事实上它存在着这样一种迹象,你仍然也要排斥它吗?它和你们学到的理论、原理相悖的时候,你认同哪一个呢?这个世界上从人类产生思维,并且进而产生了语言和文字之后,世界就变成了一个二元世界,一个就是客观世界,一个就是人们对此客观世界的认知,以及由此对世界的描述或者是理论描述。但是二元的世界哪个对我们更重要呢?如果我们看到的某些客观的事实与我们所学到的理论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修正谁?我们要像过去那样战天斗地,其乐无穷,把这世界完全按我们的意愿去改变,还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实事求是更重要?【郑现莉注:乔少将显然将哲学上并不同类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了,事实上我们今天在国际交往上,所缺的就是改变世界游戏规则的意愿和意志。】所以这是我们的出发点。

  现在我回到我的令人讨厌的题目上。

一、金融战是客观现实还是夸张比喻。

    产生货币和由此产生资本的融通以来,金融领域的争夺或者厮杀,无论是它的规模还是它最后产生的财富效益,绝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场战争。即使如此也仍然可以不把它叫做战争。但是我发现经济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它和战争的区别是它不死人,除了破产自杀的人以外。所以人们往往不把它和战争联系起来,但是它的这种扫荡的能力,它的破坏性,确实和战争有一拼。专家们更多的是关注正常的经济活动,可是实际上伴随着正常的经济活动一直跟着它如影随形的是非正常的经济活动,因为每个金融家、每个商人,包括经济学家首先是人,其次才是他扮演的社会角色,当他是人的时候,特别是一个商人的时候,最主要体现它的逐利倾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么多体制、制度、规则,是不是就那么有效的能够约制人呢?能够约制人的本能呢?我对此是持有怀疑态度。

  再说回来,即使不把金融厮杀和争夺称作战争,但是它仍然是事实,仍然存在。其实比起阴谋论相对来讲,人们更容易接受金融战这个概念,起码在这一点上大家大致达成共识。因为它在今天的经济生活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否则我们无法解释这样一些现象,从200年前,近现代银行业和证券业产生以来,包括拿坡仑大陆对英国实施大陆封锁的政策战争,这场战争已经几百年了,我们甚至还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但是没有必要。我们就以近现代战争为例。

  一个就是前苏联,是怎么垮掉的?我看到很多人归结一句话,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归结到苏联共产党戈尔巴乔夫的种种错误,但是我宁愿倾向于被美国的金融战打垮的。我们可以看这样一本书《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前苏联的》,去年我在讲台上提到过它,今天我只想做一点简单的回述。这是一个亲身经历和参与里根政府用经济手段打垮前苏联的一个美国的官员,这个官员讲到了几种手段,第一是庞大军费开支,包括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第二是千方百计压低国际石油价格,让苏联承受不起。因为苏联生产一桶石油的成本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测算了一下,只要石油价格每桶下降一美元,前苏联就将损失10亿美元,而当时前苏联的外汇储备是非常之低的,这一点救命钱对他来讲至关重要,所以说这是美国人瞄准它的第二个办法。第三个办法就是不择手段的促使整个西方向前苏联进行资金、技术和投资的封锁,使它获得不了血液。第四就是支持波兰的团结工会,为它提供财政支持和技术手段,更重要的是让团结工会给波兰政府捣乱,让波兰的经济陷入困境,必须从西方借钱。这么混乱的国家,没有担保是不行的。只有苏联老大哥给他做担保。苏联为波兰做担保。最后就是支持阿富汗抗击苏联的入侵。美国以非常低廉的成本获得了一次重大胜利。美国当时中情局局长非常得意告诉大家,我们仅仅花费了40亿美元,就让这一个邪恶的帝国遭到了惨败。一个直接的数字是,苏联在阿富汗战争花费400亿美元。在整个这样一个过程之后,我们看到了什么?1991年12月,苏联的国旗降下来,一个庞大的,貌似帝国的国家就这样衰亡了,不见了。能够把这样一个巨大的帝国都打败了,不叫战争叫什么呢?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例子还不够,我们看看日本。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本开始了一个漫长的上升升腾又向下跌落的过程。结果大家都看到,日元升值升的如此猛烈,但是日本最后获得的是什么?日本获得是整整丢失的十年,或者称之为频频天皇战败,这是日本第二次败于美国,而美国整整十年的繁荣,和日本恰恰像一个翘翘板,把日本打残的时候,就是美国翘起来的时候。美国就是这样成为全世界金融经济的主导。所以说关于金融战的问题,我想用不着在这里多讲。

  如果我愿意多讲的话,我顶多再提一句,就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很多人把它称作金融战,或者称作金融危机。不管是什么,我们用一句话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使马来西亚的经济整整向后倒退了二十年。当我看到马哈蒂尔说这句话的时候,突然想起美国一个将军的一句话,在1999年,美国发动对南联盟科索沃战争的时候,我们将把南联盟打回到17世纪时代,起码把他们打倒退20年。如果一场金融风暴也能把一个国家打倒退20年的话,不把它叫做战争又叫做什么呢?当然可以叫做别的什么,但是从本质上讲是一场战争,而且在我看来,人类在21世纪,特别是今后除了头十年,只要美国的强权还继续保持,战争还可能时不时的发生,但是我们将更多的看到的是越来越不是用武器去打的战争,而是用金融、货币打的战争,这样就引出了我的第二个问题。

二、阴谋论是否真实存在?

有一本书叫《货币战争》,这本书不可否认写的不够严谨,尤其是让经济学家、专家们来读的时候,觉得格外不够严谨,我见了几个专家,由于跟宋鸿兵有接触,他们觉得这个人对经济学不是很专业。但是宋鸿兵却开始在中国走红,他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写这本书的,他不是为了抢专家的饭碗写这本书的,他写这本书是出于某种责任感。这本书里有很多问题,连我这样的金融外行都能看出来,但是仍然有价值,价值就是提醒你在这个世界上,特别是在全世界最热门的领域里,在全世界最赚钱的行当里,人们怎么不可能把自己的算计投入进来。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你们有很多人是做期货的,是不是同时也在做股票。92年时候我就关注中国的股票,当时关注股票,我认识了一些地地道道的操盘手,还有一些庄家。有一个庄家跟我讲,有7000万,92年的时候,在中国已经很了不起的数字,他说我想打深圳股市任何一支股,我用7000万轻轻一掂就让这些股飘起来。我认识一些操盘手告诉我更技巧的东西,说一支股每天我和我的老板都要去仔仔细细的商量明天的战术,股价涨到多高,最低到多低,明天有没有我们一个朋友要进来,比如这支股是10.2元,他希望在8.2元吃,这时候怎么办?告诉他明天要早早把单子挂好,给他2万多股,明天早上他在8.2元挂了一个单子,一开盘迅速这个股就砸到8.2元,所有人都觉得很惊奇,当时国家还没有10%的限制,砸下来之后迅速的就成交了。去查他,他可以告诉你,完全是操作失误。为什么会有人在这里等着?那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手段、小小的阴谋,连策略都不是,就是一个小小的阴谋。

  由此我在想,玩股票,玩金融,西方已经玩了二三百年,包括近现代已经成熟的金融和证券业,难道是他们这些人越玩到后来,越光明正大吗?所有玩阴谋的人就是中国那些小痞子式的操盘手吗?那些非常会操盘的人,他们在操盘中学习的那些手段、那些本事,当他成为一家银行或者证券公司老总的时候,他全都金盆洗手了吗,他们再不准备做任何阴谋的东西,去打击他的对手,或者有一天一个人升成美联储主席,或者美国财长的时候,他们没有技痒的这种感觉,不想拿这种手段打击其他国家吗?我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我过去搞文学,研究的是人,我更关注人性的东西。如果我的这个假设是成立的,如果大家认为我仍然还不够,我准备拉几个权威来做后盾,当然因为今天时间不能展的很开,我想引用几个人的话,如果你们认为我说的只是猜测的话,我们看看某些权威人士怎么看这个问题,从他们的话里面我们会看到某些迹象。

  凯恩斯、格林斯潘这些资深大师们的话,来说明我的观点。

  凯恩斯早在1919年的一本著作《和平的经济厚度》这本书中,写了这样一句话,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的过程,政府可以秘密的,不为人知的没收公民的财富,用这种办法可以任意剥夺人民的财富,没有任何人像通货膨胀这样如此隐秘和可靠的颠覆政权。一百个人当中也不见得有一个人看得见根源。这句话是翻译过来的,显然是照顾英语原来的句式,听起来有点复杂,但是仍然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就是有些人可能会通过通货膨胀这种方式去没收别人的财富,当年的银行家们用这种方式没收公民,某些政府也用这种方式没收他子民。存不存在某一个国家,强势货币的国家,用同样的方式乱收其他国家的财富呢?由此想到刚刚谈到的广场协议后的日本,再由此想到即将面临越来越沉重压力的人民币升值的中国。是不是有人也用同样的方式把它的通货膨胀转嫁给我们,然后席卷我们的财富?这只是个问题。

  格林斯潘另外一句话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格林斯潘在他还没有当美联储主席之前,1966年发表过一篇文章,《黄金与自由经济》。在尼克松准备放弃美元和黄金挂钩的政策宣布之前,格林斯潘写的这篇文章,这句话是这样:将没有任何办法保护人民的储蓄不被通货膨胀所吞噬,将没有安全的财富提升,赤字财政简单的说就是没收财富的阴谋,而黄金打住了这个阴险的过程。这个时候的格林斯潘显然是要说真话的,而我们知道美国就是最典型的赤字财政。格林斯潘一语中的,黄金挡住了阴险的过程。当然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不全是因为黄金挡了美元的路,但是毫无疑问,一定有这个因素,一定是黄金以它的沉重拖累了美国拼命、疯狂的挣钱的后腿,所以必须摆脱这个沉重的黄金的坠子。读了这段话,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格林斯潘上台之后就三缄其口,不再提他曾经说过的话。

  我在上一次讲台上也引用格林斯潘这句话,这句话不见诸于报端。一个经济学家到美国去,听到说格林斯潘上任当美联储主席那一天,他面对他的全体高管人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先生们,现在我是美联储的主席,在我的任内,在这个大厅里,你们可以畅所欲言,你们可以谈任何问题,你们可以谈任何话题,但是只有一个问题请大家免开尊口,那么就是美元。想一想,在美联储的大楼里免谈美元,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是因为美元太玄奥了,美元的秘密太需要保持了,除了这个,别人谁还能作出其他的解释呢?让一个中央银行的人不再关心本国的货币,或者是可以关心它却不能谈论它,特别是在中央银行大厅里不能谈论它,这难道不是一个很荒唐或者是很蹊跷的事情吗?

  如果有人觉得我说的这些话,都只是一种理论描述,那么我向大家推荐四本书,《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前苏联》、《日本金融战败》、《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帝国金钱游戏》,共同特点就是全是亲历者的见闻和反思。这些书和经济学家们、金融专家们从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完全不同,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金融阴谋学,我甚至建议北大的经济学院不妨开这样一个讲座,可以不把它当做一门学问来讲,就是金融阴谋学,他们在这里提供的那些例证都是触目惊心的,你可以怀疑他,要么赞叹他的想象力,要么承认它是事实,无论是哪一点,对这个作者来讲都是很了不起的,因为一个人能够凭空杜撰这些东西,说明他有非常出色的脑力,要么不是杜撰出来的,要么就是有深刻的经历。不管哪一点,这些书都值得一读。

   大家仍然认为我说的不够权威的话,我想引用另外一个权威来支持我一下,那就是刚才提到的斯蒂格利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1998年4月6日—25日,中国政府派出一个代表团,一个金融调查团,去了解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情况,去了泰国、印尼、新加坡、韩国。特别是由于中国政府给予这些国家无私的援助,印尼、泰国、韩国这三个国家都毫无保留把他们国家整个金融危机发生情况向中国和盘托出。但是很有意思,他们独独有一样东西不给中国代表团看,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内容几乎是一样的,但是中国政府考察团独独没有看到这份文件。在这三个国家里都没有看到,一方面是他们完全向你敞开心扉,另外一方面就不让你看这份文件。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后来斯蒂格利茨把它揭示的时候说:它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救援这些亚洲金融危机受灾国家的时候,向这些受援国提出的条件,这个条件今天看起来可以说是一种类似于当年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以后,跟英国人签订的《南京条约》一样的丧权辱国条件,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耻辱。斯蒂格利茨揭示了这个秘密,里面是什么东西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受援国要做到这样几点:1、你要接受我的援助,必须全面实行私有化,必须把金融业、电信业,其他各类公用事业,所有国家战略产业彻底开放。2、资本市场的自由化,让国际资本可以完完全全,毫无阻拦自由进出你的国度。要求这些国家对食品,甚至饮用水、天然气,事关老百姓必需品的产品都要大量的提价,最终的结果肯定是大量民众的示威、抗议,甚至暴乱,最后就是资金的抽逃。国家到处都是极其低廉的资产,等着别人来收购,最后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以及西方一些大的企业财团持币待购。3、自由贸易,让一个国家的市场向欧洲市场全面敞开,美国人在这些地方如入无人之境。

  【郑现莉注:上面这些条件恰恰就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天天在宣扬的东西。签订《南京条约》是因为我们战败了,无可选择,我还要对大清朝的皇帝们表示一点同情。难以理解的是,今天的我们为什么主动缴枪投降了???】这还不是让斯蒂格利茨感到吃惊的东西。斯蒂格利茨感到真正吃惊的是什么呢?在他当世界银行最高经济顾问的时候,发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美国财政部在国际上联合推行了一些政策,和美国在它的国内推行的政策全都是相反的。美国人要求你做到的,自己未必要做到。那么在哪些问题上这样呢?斯蒂格利茨是这样说的:我们在国内反对社会保障体系的私有化,然而我们却在国外提倡它,在国内我们反对平衡预算疗法,因为这会限制我们在经济下滑时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但在国外,当其他国家陷入衰退时,我们却强调他们使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国内我们通过破产法保护债务人,并且给予他们一个全新的开始,但在国外,我们把破产视为对贷款合同的挑衅。

  斯蒂格利茨由于说了太多的真话,在他还没有任职期满的时候,就被当时美国财政部长强烈要求退休。斯蒂格利茨所揭示的仅仅是美国人的双重标准问题吗?还是仅仅是对于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处理方式?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我认为这是美国人精心算计,这种算计如果我们不把它称作阴谋,我们难道还会有更好的名字吗?所以说在这里我要向大家推荐第五本书《富国陷井—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这是一个叫张夏准写的一本书,研究近200年来整个西方发达国家获得财富的历史,而且他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西方的发达国家不管是哪个国家,在他们获得财富充分发达起来之后,他们一直都像猫拉屎一样回过身都把自己的屎掩盖掉,不留下任何痕迹,绝不让别人学他发财的办法,他告诉你的一定不是他发财的那条办法,他的致富诀窍。

    【郑现莉注:西方的经济学家们告诉我们,只要实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就可以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可是,在大清时期,中国的关税只有不到5%,而美国在内战前约为30%,内战后迅速升为60%。按照西方教给我们的理论,大清应该发达起来才对。历史已经对此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再看今天的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80%,而日本、美国只有20%。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已远超他们,可是这能成为中国的富强之路吗?理论和历史都会带给我们否定的回答。】所以说这本书叫做《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所以说我认为这本书可以作为斯蒂格利茨刚才一番话的注解。

  由此斯蒂格利茨揭开了更大的秘密,就是他在参与亚洲金融危机的救助工作的时候发现,他认为是若隐若现的,或者节奏匹配,协调非常一致的,华尔街和美国财政部形成了一个指挥轴心,由美国财政部指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织国际金融体系,踢开某一个国家的市场大门,然后让华尔街的金融公司浩浩荡荡趁虚而入。以前华尔街和美国的财政部以及美国的金融决策机构,他们有没有联手这么干过呢?我们只需要调出一份美国历任财政部长和美联储主席、世行行长这些人的名单,看看他们之中有多少人出自华尔街,我们就可以明白了,谁会相信除了斯蒂格利茨这一届所看到的这些事情充满阴谋色彩以外,其他的时候从来没有阴谋过。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

  我们无法相信这些出身华尔街的高官们,他们一旦当了官之后,就不再为华尔街牟利。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国际金融,特别是国际金融领域的龙头,美国的金融领域,从来就没有缺少过阴谋。那么这些阴谋中会有针对中国的阴谋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接下来的问题是,同样的政策是否可以避开金融对决。答案是否定的。我不能理解这么多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对阴谋论这个词嗤之以鼻。你对民主政治体制下的金融运作抱有一种天然的好感和信任,这种好感和信任使我们的专家们可以忽略,甚至忘却商人的天然的本性就是逐利。总之这些人顶多只承认国际金融体制是有缺陷的,是不完善的,而不相信这些缺陷和这些不完善本身就是和阴谋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他们忘了西方,特别是华尔街这些金融家他们也是人,也是有着某种逐利的本能,这些人为了追逐利润,即使他们可能是不敢践踏法律的,但是他们不敢利用法律和钻法律的空子吗?我们不用去举更多的例子,我们看看世界上有些地方,一些很奇怪的小地方,比如塞班岛这些小地方,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可以成为避税者的天堂,可以成为离岸业务的集散地,他们有什么资格成为有重要金融业务的地方呢?就是因为它可以逃税、可以避税,可以使一些人在这些地方把国内非法获得的钱在这里洗干净。

  既然有这些地方,大量聚集金融家,包括美国金融家,这些人在这里如鱼得水,我们怎么相信这些人会成为诚实无欺的守法的商人,他们不搞阴谋诡计,他们两手清白,如果这么认为,我认为如果不是天真的话,恐怕就是有意要为虎作伥。

   【郑现莉:对于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 ,恐怕后者的可能性更要大得多。】

    当然针对中国充满阴谋气息的金融战争,一点点临近中国金融边界的时候,我们除了正面相对,未雨绸缪,早做准备之外,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如果装作视而不见,并且不但自己视而不见,还要求我们的决策层也使用这种鸵鸟政策,我觉得这样的一些人,有些专家就是这么为我们的决策层出主意的,我认为简直就是为虎作伥,而且他们与西方种种,包括美国种种无理要求遥相呼应,上下配合,这毫无疑问就是为虎作伥。

三、是中国人的财富,还是华尔街的盛宴?

  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3万亿美元,金融资产超过8万亿美元,在某些人眼里,这支曾几何时的丑小鸭,现在终于变成肥天鹅。按照有些专家打趣的话,连中国人自己都可以制造我们自己的危机了,比如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当整个全球化经济链呼啸而过的时候,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和西方国家会发现过时不候。所以在这个时候打压中国是最后的机会,这是设立对中国经济的拦阻线的机会。所以说他们肯定会抓紧时机。那么什么是席卷中国的财富最便当的方法呢?打贸易战,包括跟咱们中国在玩具上,玩玩贸易战,这些都是雕虫小技。真正能够席卷中国财富,没收中国人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一笔庞大财富的办法就是金融战。

  现在有一个词叫“天下围攻人民币”,为什么要围攻人民币?因为金融的浩劫才是一切浩劫中最恐怖的浩劫。日本前车可鉴,于是压人民币升值,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借口永远都会有,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体制、金融体制都存在问题,问题是哪些问题是我们必须认识和解决的。而哪些问题是对方强加给我们的问题,最后让我们自己解决我们的问题。这是我们需要弄清楚的。美国人是非常善于打规则战,其实在金融战中,在阴谋论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规则战。最新一条绞索是6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一个决定,对成员国政策的双边监督决定,这个决定最主要的内容是它无须证明一个国家是否存在操纵汇率,只要它的政策造成汇率根本性的失衡,或者大规模、长时间的造成贸易逆差和顺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可以认定。毫无疑问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面对全世界一视同仁制定的政策,其实是专门为中国量身定做的一条绞索,这个绞索正好适合中国人刚刚伸起来的脖子。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对此提出抗议,但是抗议有什么用呢?如果当最后变成一个规则的时候,你抗议也得执行它,只不过看看你有没有本事,一边执行它,一边耍一耍滑头,能够尽量躲避它对你的打击,但是你要想完全让这个绳索不套在你的脖子上,看来很难,因为你没有制定规则之便,你没有发言权。

    美国这样做,未免霸道,但是你对它无可奈何。这就很让人想起当年日本被广场协议套住脖子之后,美国用巴塞尔协议加了一道绳索套在日本人的脖子上。这些不管是什么,我觉得都是要你命的夺命锁。同样这种手段,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还需要我们挑明它吗。在两个相似的东西之间一定有某种内在的国际关联,所以我们可能无法,特别是我可能无法举出确凿的证据,其实我也没有必要举出确凿的证据,因为我并不准备控告美联储。但是我想找不到证据,可以通过逻辑证实这个问题,幸运的是我们的前人发明了逻辑,逻辑使我们对那些一时无法用事实和证据加以证明的东西,我们起码可以用逻辑进行推测和判断,这就是我们不一定非要跟着别人一样摔了跟头,吃了苦头之后,才知道什么东西是错的,哪条路不能走,哪些人得绕着他走。不一定非常自己吃一堑才能长一智,那样对拥有庞大财富的中国来说,付出的代价、交出的学费太大。我们完全可以看别人吃一堑,我们长一智,这样中国的财富才可能不至于成为华尔街金融大颚餐桌上最豪华的一道盛宴。

 

 郑现莉注:从世界各国尤其是落后国家崛起的经验来看,以军事工业为龙头,带动重工业的发展,而后工业化的成果才波及到民用工业,的确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导致我国重工业的核心——装备制造业迅速衰落,经济的对外依附性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形成。目前,国家已经做出了重新“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战略决策,是十分及时而正确的。但任何技术进步都需要重大项目带动,选择军工项目作为领头雁无疑是不二法门。以上主要从经济、技术进步角度进行分析,如果考虑到我们的周边安全环境以及必须尽快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任务,先进武器装备还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从各种角度来看,尽快扩充军备的确是摆脱我国目前所面对的各种经济、社会危机的一条捷径,成本小,见效快,效用大。】

中国必须迅速扩充军备

杨芳洲

2008年1月

一.前苏联是被军备竞赛拖垮的吗?

  “前苏联被军备竞赛所拖垮”,这种观点是美国人对外散布的,它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真正使前苏联垮掉的是美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渗透和精神瓦解,最后以戈尔巴乔夫幼稚的“理想主义”政治改革和叶利钦的政治投机造成了国家的分裂。只要我们仔细回顾前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就会发现这其中根本就不存在经济崩溃的问题。

  在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中,前苏联并不吃亏,其经济不但没有垮掉,反而在军事工业的带动下高速发展,苏联经济虽然没有市场机制的调节效率,但由于能实现充分就业,因此不存在人力资源的浪费。(人力资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这是经济学公认的原理。)一般计划经济具有市场调节所缺乏的前瞻性,调节的速度也比市场调节迅速(市场的调节反应及经济信息的传导需要时间),因此计划经济制度比市场经济更适合于战争和军火生产。前苏联只是由于缺乏市场调节机制的效率,以及农业政策的失误和经济计划部门的失职,造成了其某些消费品的短缺,并引起了一些不满情绪。

    【郑现莉注:俄罗斯消费品的短缺恰恰是在解体之后,经济运行的计划指挥系统崩溃,而市场调解机制没有建立起来而出现的。在苏联时代,底层民众的社会保障是非常全民而又完善的,这也是现在很多俄罗斯底层民众怀念那个时代的根本原因。作者对苏联的这个批判并不恰当。但另一方面,苏联官僚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才是群众“不满情绪”的根源。】

    仅此而已。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仍普遍较高,人人都能受到很好的教育,有工作,有社会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小汽车和别墅也很普及,体育事业更是无与伦比。在武器装备方面,前苏联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各种装备的数量规模上对美国保持着全面的优势,只是在技术水平上稍逊于美国。苏联的重工业也因军火工业的带动而发展迅速,因此说苏联经济被军火工业所拖垮是没有根据的。相反,倒是美国在军备竞赛中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在武器装备的数量规模上逐渐被苏联全面超过。国家债台高铸,财政赤字越滚越大……。后美国靠与中国结成战略同盟,使苏联在欧洲和亚洲两面受敌,才维持住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略平衡……。时至今日,俄罗斯在遭受了90年代末期惨烈的经济灾难后,其军事工业基础仍然是外汇收入和国力得以恢复的源泉,它所创造的巨大武器库仍是其国家尊严的保护神,令美国等所有大国不敢小视。

  若美国的军备竞赛计谋真有如此大的威力,以至拖垮了苏联。为何不用它来也拖垮我们,而把这个天机说破让我们“吸取教训”呢?分裂、颠覆中国难道不是美国梦寐以求的战略目标吗?美国以有关文件解密的方式散布这种观点,显然是希望我们相信它。而美国在当前根本不存在军备竞赛对手的时候,自己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耗费巨额资金发展、扩充大规模的尖端武器,但对外却对此保持低调,一再声称“决不是针对任何人的”(尽量避免刺激我们)。而对我们武器装备的发展呢?美国人一方面散布前苏联被其军备竞赛拖垮的谎言,另一方面又利用我们重视中美关系的诚意告诉我们“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取决于中国是否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显然,美国是怕我们发展军事力量。美国人相信的是实力而不是诚意,散布前苏联被其军备竞赛拖垮的言论正是其希望我们“走和平道路”,以永远保持对我绝对的军事优势和威慑力量的计谋。
  自1999年美炸我驻南使馆以来,五年过去了。这五年中我们始终在相信美国人希望我们相信的“军备竞赛陷阱”而不敢放手生产武器装备,如果这五年中我们的所有人力和物力资源都得到了充分利用,确实无力顾及发展武器装备,那“军备竞赛陷阱”之说似乎还真像那么回事。但这五年来,我们的城市有几千万人失业,农村有成亿的剩余劳力;而我们的许多工厂设备(包括许多军工企业)都在闲置。(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垮掉了一半以上的国企和大部分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的倒闭更是不计其数。这些破产的企业没有一个是被军备竞赛拖垮的,相反,却恰恰是因为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过度抑制了需求并造成周转速度下降而普遍增加了成本,致使企业利润空间被封杀的结果。如果这些年我们能利用闲置的企业、设备和剩余劳力扩大军备生产,企业的困境当不致如此严重。)而我们却在面临严重的战争威胁时,且又是在各种生产力要素全面过剩的情况下,却怕被军备竞赛拖垮而不敢大量生产急需的武器装备。(太令人不可思议了!宁愿人民失业坐困待危,宁愿生产力因“过剩”而枯死,也不愿将其用于铸造急需的防卫利剑而获新生。)这只能说明不仅我们的军备政策,而且我们的经济政策和理论都早已被敌人所误导。我们的决策思维是沿着过去被误导思维的惯性发展过来的,而没有对其进行重新回顾审视。(以至于在目前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还在“和平发展”的自我麻醉中继续大搞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和大量资本外逃的国企私有化运动。)

二.在当前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必须迅速扩充军备。

  我们当前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安全形势,台独势力在美日两大强国或明或暗的怂恿下迅速坐大并加快了其分裂步伐,而台湾仅仅是美、日分裂中国的战略目标的第一步。美、日是要彻底分!裂!肢!解!中国,共同铲除中国“崛起”对其各自“霸权战略”的威胁。为此目的他们已在我们内部渗透了几十年,培植了包括诸多高官、学者在内浩浩荡荡的“第五纵队”【郑现莉注:这才是“心腹之患”】,在我周边地区也有所楔入和布局,为分裂我国准备了较充分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因此一旦台!湾!独!立,国内外敌人就会利用我们尖锐的内部矛盾和经济方面的诸多隐患,借机掀起更大的分裂狂潮并彻底摧毁中华民族东山再起的实力。而如台!独失败,中国的统一则得到了巩固,敌下一个分裂目标就不易实现,我们也因此才有光明的发展前途。因此,敌分!裂!台!湾的图谋得逞与否,关系到敌之最大战略利益,更关系到我国家民族之生死存亡。
  台湾!统!独问题之所以成为敌我必全力相争的战略焦点,还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台海战争将是我相对薄弱之海空军与敌优势海空力量的对阵。我精锐陆军若无海、空军制空、制海权的有力保障配合,不仅难施展其披坚执锐之勇,而且有或遭半渡截击或供应被切断而陷险境之忧。【郑现莉注:在海空权的争夺上,对武器装备技术的要求远远大于陆军,这是在转变军事战略时必须加以考虑的。】敌择此军事上于我不利却又不得不倾全力相争之地与我决战,显然有利用地利尽歼我军精锐进而有利于其对我进一步削弱、分裂之企图。
  况目前美、日两大强国联手,加上台湾之军力,敌强我弱。若三方拧为一股,倾全力与我相博,以我目前之军力,实难有胜算。
  但我之潜力胜于对手。况台湾是否!独!立,虽关乎美日战略利益,却不关乎其国家存亡。就是台岛我同胞,热衷台!独!者也寥寥无几。
  因此,若能充分利用我之巨大潜力,迅速扩充先进军备,整军备战,才有可能对敌形成威慑。使美日不敢轻易介入台海战争,并分化削弱台岛抵抗意志。即使美日冒险参战,也不敢将战争升级,否则只有以其国运为台!独殉葬一途。
  若我之武力不足以威慑美日,使其有所顾及而不敢轻易参战,则我必被敌所威慑。使敌或不战而屈我之兵,“和平”地分裂台湾;或战而胜我,歼我削我军力后再分裂台湾。不论何种方式,待其第一步分裂图谋实现后,则继而利用我之新败及诸多经济隐患和内部矛盾制造更大的混乱,并乘胜将矛头指向下一个分裂目标……。
  若结合经济、政治因素全盘考虑,问题的严重性还远不止此。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国企私有化改制以来,我国资本外逃已超过3000亿美元。另外还有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的2万亿人民币银行坏帐的损失。【郑现莉注:以上两个数据的估计恐怕都太过于保守了。】台海战端一开,若我不能迅速取胜,外资必大量撤离,若我届时还留有尚属有效的外汇管制政策,则可对外资撤离的速度起一些迟滞作用。(只此一点,外汇管制就绝对松不得。)若我取胜,不仅外资会停止撤离,已撤出的外资还会再回来。但若我失败,国家将陷入混乱,外资撤离必将势不可挡,于是露出资本外逃超过3000亿美元的窟窿,加上超过2万亿人民币的银行坏帐,巨大的财富黑洞必将引发重大的经济灾难,金融和经济将全面崩溃。社会秩序也将完全失控,加之蓄积已久的尖锐社会矛盾,政权必垮。不论贫富,在金融和经济崩溃时谁都难以保住财富。十几亿贫困人口为生存将掠夺尽所有的财富和自然资源,商店将全被抢光,生态将被彻底破坏。社会将陷入毫无秩序的一片混乱,国家四分五裂,战乱不已。这时的任何政权都将是短命的,几亿难民将漂洋过海,亡命他乡……。中华民族将从此难有翻身之日。
  因此,能否尽快将我之巨大潜力转变为现实之雄厚军备,以对敌形成强力威慑,是分化瓦解敌之战略同盟,削弱其意志决心,从而赢得台海之战以实现国家统一,避免社会动乱和经济灾难导致亡国殃族惨祸的关键所在。
  所以,有效而迅速的扩充军备在当前具有不可比拟的巨大战略价值。武器装备越是接近其获胜所需要的足够数量,其价值也就越是因接近了必胜的价值和避免亡国的价值而加速增大。因此,我装备获胜所需之高质量的足够武器比起装备同样质量但数量不足以取胜之武器,其价值差别就不仅仅是在武器数量上体现的差别,而是具有必胜性和避免亡国双重巨大价值的武器与不能取胜的武器的差别,是走向胜利和导致失败的差别,是生存发展和灭亡之间的差别,因此其价值量的差别应是∞与0的关系。
  由于我们怕被军备竞赛所拖垮而不敢大幅增加军费开支,我们的武器研究是在压缩军备生产的数量规模和裁减兵员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在不存在战争威胁的和平时期是合理的,以较低的军费代价就可保持对先进武器持续的研究开发。但在战争威胁已非常严重的时候,仍不尽全力迅速扩大军费开支和军备生产的数量规模就非常危险了。(尤其是存在大规模的剩余劳力和过剩的生产能力的形势下,仍不去动员全部的力量迅速扩充军备,就只能任凭时间白白流逝而坐以待毙了!)
  我们已经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时机,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敌人决不会给我们所希望的机会,台湾当局加快了其分裂步伐就是要尽量压缩我们的时间和机会。机会要靠自己去创造,并限制对手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历史决不会偏爱不珍惜机会的人,战争中丧失机会或被对手抓住机会,往往导致丧失主动权甚至彻底失败。
  若我不尽快部署足够的攻防技术兵器,台湾果真独立时我如何应对?不战,则对手不战而屈我之兵,“和平地”分裂台湾。我们因此而面临的后果只能是死路一条(前面已有论述)。若战,我不足之技术兵器对强敌不具威慑作用,美日将因此参战,不仅我少量之技术兵器很快会消耗掉,制空、制海权的丧失将使我渡海部队凶多吉少,而且我东部地区诸多军事基地和战略目标很可能毁于敌之空中打击,国土防空力量将严重削弱。我若军工生产能力还未充分开动,则在敌空中打击下,各种技术装备的紧急生产将很难迅速展开。我则再难有反败为胜的机会。
  若我尽快生产、部署了足够的技术兵器,(如确保可同时毁灭美日的战略核力量以及数千架先进战机和大量各型导弹及舰艇潜艇等等)则不仅可对敌形成威慑,使美日不敢轻易介入;即使美日参战也不敢将战争扩大而只能将其限制在局部范围,在一个局部战场我使用大量技术兵器必不会太吃亏,不仅可予敌沉重打击,我技术装备即使受到相当程度的损失也仍有能力保护大陆和我渡海部队的安全。我军工企业由于已形成大量生产的状态,在防空技术兵器的防护下可迅速扩大产量,大批技术装备又可源源不断供应前线。因此,即使一时受挫,也有能力反败为胜。

  武备,即常备不懈之武力。常备不懈必然要付出经济方面的代价,若只考虑减少经济方面的代价而不顾面临威胁时常备不懈的巨大战略价值,则铸剑为犁即可,要武器何用?对此,我们必须吸取历史的教训:
  抗战前蒋介石和宋美龄把人民对空军的捐款放在香港谋利,死钱活用,经济上确实很划算。但战事一起,我空军因飞机数量太少而迅速丧失制空权,而日寇封锁我国,采购的飞机运不进来,使我抗战初期因此而遭到重大损失。
  若我将美日必积极介入台海战争作为预想敌情而认真备战,“准备敌大打、早打、打核大战”,则美日或许不敢参战,战争就有可能被限制在局部范围内。但若我只将对手一厢情愿地锁定为台湾军队而不认真做好与美日之间的战争准备,则美日必参战无疑。届时我局部战争之有限力量面对敌全面战争与核战争之实力,则非受其威慑即被其击败。
  正如《孙子兵法》所言,“胜兵先胜”,“胜兵胜而求战”。从最坏的情况考虑进行战争准备,然后以强大的武备迎接战争,方能战而胜之或不战而屈人之兵。
  台湾最近立委选举泛蓝过半,为我们争取到了一点极为珍贵的时间。就看我们能否抓住这宝贵的机会去创造自己必胜的条件。
  二战时期,美国的一个造船厂一年能造出五十条航空母舰【郑现莉注:这个数据未必准确。在二战时,美国确实生产了大量护航航母和重型航母,象下饺子一样,数量很大。】。以我们今天的人力、物力和潜力,以及人民的爱国精神,在短期内生产大批高质量的先进武器装备难道做不到吗?

三.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任何国家发展崛起必不可少的安全保障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本身就是对他人的威胁。中国的发展不仅妨碍了日本主宰亚洲乃至世界的大国梦,也将使美元因中国的经济规模迟早要大大超过美国而退出世界货币的角色。美元一旦丧失世界货币的地位,而美国又未能与其它大国建立起比欧元区更广大的超区域性新世界货币体系时,美元必大幅跌落,从而使外国人以极低的廉价买走大量商品、企业、学校和科研机构等美国最有价值的财富,进而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美国从此沦为三流国家,就像俄罗斯曾发生过的那样。因此,即使没有台!湾!问题,日本和美国也必然要寻找机会削弱、分裂我国,以阻止我之崛起。若我无强大武备对美日形成威慑,则此两大强国必欲(联手)以其优势之武力实现其战略目的。若我有强大武力,此两强则不敢冒战争风险,而只能将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寄托并限制在冷战范围内……。
  因此不论有无台!湾!问题,中国发展崛起都不能没有强大的武备。仅靠经济实力不能保证国家安全,更保不住财富。武备不修要亡国。宋朝和清朝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
  北宋重文轻武,虽有强于对手十倍以上乃至数十倍之经济实力,仍不能避免其亡国的命运。其巨大的财富也被入侵者抢掠一空。
  清朝在鸦片战争前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生产不小于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产品。但因武备不修,朝政腐败而屡战屡败,共赔偿列强十几亿两白银。中国从此沦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
  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我不论有无台湾问题,武备不修都会亡国。
  我若能在争取台湾回归的过程中建立起强大武备和军事工业基础,则统一实现后(不论以和平还是以武力方式),我之武备必将成为我大步跨入超级大国行列的牢固根基和可靠保障,它将使中国再不必向任何人陪着笑脸解释什么“和平崛起”。
  美日将打垮中国的战略决战选择在军事上于我不利之海岛-台湾。殊不知此岛却正是我之崛起在政治上最有利之福地。海峡二百公里之阔虽成阻我统一之天堑,然台岛乃我祖先传下基业,又关乎我国家存亡,必为我全民族誓死必保。当今世上无任何强梁敢付出我所能付出之巨大代价。我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扩充军备并付诸战争乃顺天应人的正义之举,再以“一国两制”收揽台岛民心,必获全民及海内外华人一致支持。而任何大国要投入我同等规模之财力兵力付诸其域外无关之战火,必遭天怒人怨,国民反对。我正义得道之政治优势必将激发我民族排山蹈海之气概,造就威慑击败强敌,踏平东海万顷波涛之实力,将孤悬海外之宝岛收回。宝岛若回,海洋变通途也。四海之内,尚有何处我不可遨游纵横?中国俨然一跃而为世界海洋强国和超级军事大国。

四.迅速扩展军事工业会拖垮国民经济吗?

  我国大规模扩充军备能否拖垮国民经济?先来看看有关的历史事例:
  1.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国经济萧条,失业严重。自希氏执政后,大规模生产军火,不仅解决了严重的失业问题,而且使德国经济迅速恢复且持续高速发展。至二战时,德国已成世界最强大的工业国之一。
  2.1929-1933年,美国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在濒临崩溃之际,罗斯福新政以扩大的财政政策和扩大的货币政策止住了衰退,使经济重现生机。但真正使美国彻底走出经济衰退阴影并高速发展为当今天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三十年代中期以后直至战后长达近十年的大规模军备生产,正因这近十年美国充当了世界兵工厂,才使其在战后一跃而为超级大国。
  3.前苏联之所以能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得益于二战前及战时、战后大规模的军工生产。由于计划经济更适合于战争和(国家订货的)军火生产,因此苏联的军事工业及其所带动的经济规模就获得了长期稳定的高速发展。
  纵观二战前大规模军备竞赛的国家,其经济都出现了高速增长,失业也都基本解决。其中战胜国美、苏还因其战前和战时的庞大军火生产规模而成为战后的超级大国。
  为何纳粹德国、美、苏能靠军备竞赛振兴其经济,甚至时至今日美、日仍意图以发展军火工业解决其经济问题,而独我会因发展军事工业而被拖垮呢?
  前文我已论述,前苏联被军备竞赛所拖垮之说根本不能成立,不过是美国人有意散布的谎言而已。由此看来,找出靠军备竞赛刺激经济的例子比军备竞赛拖垮经济的例子更容易,也更有说服力。
  发展军火工业是否一定会振兴经济?
  那么是否可以反过来说,军火生产就一定会振兴经济呢?这要看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
  扩大军备生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大量增加就业人口,甚至可完全解决失业问题。
  2.带动经济全面增长。根据乘数作用原理,对经济每增加一元钱的投入,则可带来三倍的产出。军火工业将刺激基础工业迅速增长,而增加就业则可增加消费,进而带动农业、轻工业等全部产业都迅速增长。
  3.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由于战争胜败关系到国家民族和军民的生死存亡,因此扩大军备生产的过程也是拼命采用先进技术的过程,军备竞赛自然也就是军备技术的竞赛。军工技术中有很大一部分可以转为民用,所以发展军火工业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对经济发展也具有很正面的影响。
  4.大力扩展军火工业会消耗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以下两种结果:
  a.增加通货膨胀指数。大量的人力物力耗费不可避免要增加财政支出,扩大货币发行是很正常的。因此可增加通货膨胀率。
  b.如实行全面的价格管制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则将造成物资短缺。
  以上四个方面的影响前三个对经济发展是积极的。它说明天下财富并非不变的定数,并非取之于此必失之于彼,而是可由经济政策和技术进步来改变的,而扩展军火工业恰恰可以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并加快技术进步。至于第四个方面,人力物力的大量消耗导致或通货膨胀或物资短缺,则要看其程度如何,社会能否承受。
  一国对军备竞赛人力物力消耗的承受程度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

  1.民众的承受力及因此而呈现的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程度。

  社会对军备竞赛人力物力消耗的承受力随着民众对战争威胁的认识和关心程度而变化。局势越危险,人民的承受力越强。尤其在战时,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一方,其民众甚至可以不计任何代价或牺牲。民众的承受力越强,社会内部矛盾越不会发展、激化,甚至可团结一致,万众一心。而并非关系到国家民族直接利益的一方,越接近战争民众的承受力越弱。社会矛盾则因此而越发尖锐和表面化。在此方面,我因正义得道比之美日有着最大的优势。况我中华民族乃全世界最能吃苦耐劳之民族(世界最高的储蓄率和最低的工资水平足以证明)。由于我目前存在严重的失业问题,扩充军备将解决这个最大最尖锐的社会矛盾,从而大大缓和甚至完全抵消通货膨胀或物资短缺带来的社会矛盾而有余。因此在这个方面我们不存在问题,甚至可以是完全正面的积极影响[注1]。

  2.军备生产的规模是否与国家的能力和潜力相适应。
  国家军备竞赛的能力和潜力,取决于国家之幅员人口[注2],生产能力,储蓄(积累)率,及物力、人力资源储备等等诸因素。
  中国乃一大国,人力物力资源丰富,生产力水平也有相当基础。虽经济总体水平尚不如美日,但潜力巨大。若扩展军事工业,发展将更为迅速。尤其是我国巨大的人力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无任何国家可比。况有世界最高之储蓄率及最低的人力成本,经济本应有比现在更快速的发展。因此,只要经济政策对头,注重对农业的扶持,不再限制民间对基础工业符合环保和技术要求的投资[注3],降低非垄断企业的税负以增加商品供给,就完全有能力以不太高的年通胀率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条件下实现大规模的军备生产[注4]。

  3.军备生产的效率。

  军备生产的效率就是生产的武器装备性能、质量、数量等效果目标与所付出的经济成本、代价之比。
  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任何人无法比拟的天然优势,即我们的人力成本为全世界最低。此外,生产的规模越大,单件产品的成本就越小。反过来说,武器单位成本越小,社会能承受的军备生产规模也就越大。因此尽快将先进武器大规模量产,则我们低成本的优势就可充分发挥,以最小的代价建立起庞大的武器库。
  对我们形成制约的,是决策、技术水平和管理体制。
  军备生产以必胜为其最高准则。武器装备性能和质量的高度可靠性是必胜的要求所赋予的强制性法规。眼下我军性能先进的武器装备数量还太少,一些关键零部件如雷达、发动机等还需进口,使一些先进武器一时难以大规模量产。技术方面的瓶颈既制约着武器装备的性能和质量,也严重地制约着其制造规模。此外还有大量旧式装备系统也急需改造提高。这些都远不能满足必胜的需要。因此需要正确的决策指挥将各种研发、生产力量全面统筹安排,采取适当的协调、管理体制,既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关键技术,又必须兼顾尽快提升全部武器系统的整体效能和规模。
  军工企业当前面临的技术困境既有技术设备方面存在的问题,更有管理体制造成的麻烦。尤其是强制推行国企大批熟练技术工人下岗而代之以缺乏技术的廉价农民工[注5],还有单纯以拉开贫富差距为目标的企业分配改革和更为严重的侵吞国有资产并导致大量资本外逃的私有化改制,彻底剥掉了职工最后一点主人翁的感觉,使其对技术和质量问题漠不关心。这样的企业制度只会增加内耗,降低效率,使企业内部离心离德。根本发挥不了我们人民爱国的政治优势。因此,立即停止那些自杀式的胡乱改革,而代之以与战时、战备要求相适应的军事、民用互相补充互相支持的高效率的经济动员体制。严格实行赏罚严明的厂长经理责任制和军代表责任制。全面推行技术培训和普及,通过考核招收技术人员,实行严格有效的技术、质量控制和奖惩责任指标。国企的技术困境完全可以彻底扭转。
  影响我们军备生产效率的最致命弱点就是腐败。如不能有效制止腐败,必然导致效率低下,废品多而合格率低,不仅大增成本,拖累经济,质量也得不到保障,甚至导致战争失败。腐败亡国!宋朝和晚清的前车之鉴不能忘记。然而,腐败这种人为的灾害是完全可以解决也必须解决的。事在人为,只要严肃法纪,撤换不称职的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对有关责任人重奖重罚,渎职者依法严办。必要时实行军事管制,军工生产的质量和效率是完全可以保障的。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明确:我国有辽阔的幅员和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有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和最低的人力成本,因此在军备生产和竞赛方面有着极为巨大的潜力,足以承受大量人力物力的消耗。况且扩充军备将解决我们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失业,从而大大缓和社会矛盾。只要我们能杜绝腐败,重视提高技术和质量,采取与战备和战时生产相适应的体制,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对农业给予补贴扶持,减轻企业税负以增加商品供给,取消对符合环保、技术和规模要求的对基础工业的民间投资限制;我们就完全能以可承受的人力物力消耗和不算高的通货膨胀代价在促进经济更强劲发展的同时大规模生产所需要的军备物资。
  如果我们的军工生产引起美日与我进行军备竞赛,一个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和最低的人力成本,及最大规模的人口和劳动后备大军,且其国民又为全世界最能吃苦耐劳之国民,并早在两千年前就已修建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国防工程-万里长城的民族;会输给只有一、两亿养尊处优之国民,且台!湾!独!立与否又与这些靠借钱来消费(其储蓄率等于零甚至负数)的国民痛痒无关的国家吗?
  因此,只要我们处置得当,扬长避短,不犯或少犯错误,大规模的军备生产不仅不会拖垮我们,而且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企业的技术进步。成为我之崛起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
  在人民爱国热情高涨并保证一定效率的条件下,军备生产和经济发展完全可以互相促进,彼此兼顾,兼而得之。但在不同的安全形势下应有所侧重,在战争威胁不很严重的和平时期,对经济发展和军工生产的经济代价问题可考虑得多一些,而在战争威胁严重的时候,则应侧重对军备物资产出的考虑,而战时的军工生产则只考虑战争需要而不计代价。

  几个与军备生产效率有关的问题:

  1.不一定要把所有的武器系统都换成最先进的装备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任何先进武器都难免有其弱点,任何落后的武器也都有其特长。(例如老式战机适合打巡航导弹,旧式潜艇可利用其大噪音迷惑敌人。)打仗不是比展览武器,而是比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如何灵活、巧妙地使用武器的各种性能。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将全部旧式武器一律强行淘汰而代之以最先进的武器。将大批尚能使用的旧装备加以改进提高,是以较小的经济代价在短期内迅速提升武器整体效能的另一可靠途径。待到新式武器的数量已足够全部换装时,改装过的旧式武器还可装备民兵预备役部队。

  2.核武器的巨大经济价值
  发展核武要耗费巨额的财力和大量人力物力,但是如果能使其形成足够的核威慑力,为其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就非常值得。发展核武器的代价再大,也总比战争造成人员和财富的巨大损失要小。况我若能对美日形成有效的战略威慑(确保可同时摧毁两大强国的能力),使两强或其中一方不敢介入台海战争(只要一方动摇另一方也将犹豫),则台海之战我将有较大胜算。如此,用于核威慑的每一元钱就有着其它方面不可比拟的巨大效益。

  ---------------------------------------

  注1:与前苏联完全不同的是,我们目前存在成亿的失业人口和剩余劳力,扩充军备将解决很大一部分就业问题,不仅不会加剧反而会缓和社会矛盾。而前苏联则早已实现了充分就业,扩充军备增加就业的效果人民已感受不出来。所以其经济虽未被拖垮,却由于缺乏市场机制的调节效率,造成了某些消费品的短缺,引起了人民的一些不满情绪。(但也仅仅是不满情绪而已。若无政治家们自杀式的政治改革,前苏联不会分裂瓦解。)
  注2:大国人力物力资源较小国丰富,生产同样规模的军备物资,大国无疑比小国承受力更强。而在同样的通货膨胀水平上,大国自然可比小国有更大的军备规模。
  注3:在我们目前这个基础工业尚未充分发展的阶段,对基础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增长速度会大大超过对一般工业品的需求增长速度,因此每当经济增长速度稍一加快,这些大宗基础产品就会因供给相对紧缺引起价格上涨。而这些被广泛使用的大宗产品由于是最初级的基础产品,因此其价格上涨将全面抬高所有商品的生产成本,并对全部商品的经营利润和供给状况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进而形成全面的通货膨胀。对这些基础产业的大量投资,及使其超过其它产业的迅速增长,不仅将成为带动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是为避免发生全面的通货膨胀形势最积极有效,且又长期起作用而又不用付出什么代价的方法(保持发展中的积极平衡)。
  但目前我们的经济发展计划部门却还在限制民间对电力等基础工业部门符合技术规模和环保要求的投资,其理由是将造成未来的供给过剩。而今天我们的通货膨胀局面却恰恰是发展计划部门在90年代和本世纪初以同样的理由限制基础工业投资造成的。如我们今天仍重复过去的错误,限制民间对基础工业的投资,则不仅将使我们的经济增长受制于通货膨胀阴影长期的困扰,而且将大大制约军工生产的规模,从而导致战争失败和国家分裂灭亡。
  既便真如有些人所担心的那样出现基础产业生产能力的“过剩“,则这种“过剩“必将迎来我国经济因为已没有了基础产业的瓶颈制约而更快速的发展。单纯需求型(非成本涨价主导)的通货膨胀将会大大增加厂商的利润空间,从而使商品供给(物质财富)增长得更为迅速。并很快又会更大幅度地增加对基础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因此,即使真的出现基础产业生产能力的“过剩“,这种“过剩“也只能是短暂的一瞬。这种短暂的设备利用率不足恰恰可提供一个宝贵的生产间歇时机,以便用来检修设备和人员培训。基础产业本来就是对经济发展起长期支持作用的一个最必要的条件,用短期的波动来说明这种长期最必要的支持条件“过剩“是可笑的。就像上个世纪80年代总担心钢材“过剩“已被历史证明是完全多余的一样。

  注4:对农业的扶持政策及放开对基础产业投资的限制,不仅将增加战略物资产出,而且将因初级产品较充分的供给进而增加终极和中间产品更多的供给,使通货膨胀水平得到全面的抑制。而对非垄断企业的减税措施也是为了增加经营单位的盈利从而刺激其扩大生产增加商品供给,吸收通货膨胀。所有这些通过增加商品供给(尤其是初级产品)来吸收通货膨胀的措施无疑可在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上增加发行货币的数量空间(增加财政支出的数量),使同样程度的通胀率实现各项发展建设事业和军备生产更加扩大的规模,取得更大的成果。
  注5: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制造炮弹的一些工厂为降低成本而大量解雇高工资的技术熟练工人,而代之以大批无技术的廉价劳力。结果因有40%的炮弹不合格,使英军在一些重要战役中惨败。而我们在有英国前车之鉴的情况下,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也曾广泛推行令高工资的技术工人大批下岗,靠大量雇佣低工资的农民工以降低成本的“先进经验“。特别是在军工企业中广泛推行此项“改革“,加上国企私有化改制少数人侵吞国有资产暴富而多数人下岗在国企内部形成离心离德、人心涣散的严重局面,已使这些企业产品质量大大下降,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战争准备。

五.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财政收入及军费规模都还有很大扩展潜力

  A.我们的潜力还远未发挥出来

  从已公布的消息看,2005年我军费总额两千多亿元,仅比2004年增加200多亿。在战争威胁已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这样的军费开支规模及其增幅是远远不够的。即使在和平时期兼顾经济发展的时候,我们也完全有能力维持远比现在更大的军备生产规模。这主要取决于我们的经济政策正确与否,是否把我们的巨大潜力充分发挥了出来。
  2004年我们以4%的年通胀率实现了9%的经济增长速度,这虽是个不错的成绩(比起94年-02年的长期衰退和萧条已有很大进步),但还远未将我们的潜力发挥出来。九三年六月紧缩货币以前,我国经济在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尽管还缺乏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效率并遭受了“大跃进“的挫折和文革十年动乱,但平均的经济增长速度始终未低于两位数。只是自九四年以后,由于错误的宏观政策导致经济环境恶化,经济增长速度从此再未达到过两位数。(94年-98年持续五年的经济衰退,公布的经济增长数字很不真实,真实的数字恐怕连一位数也没有。)

  事实上,我国经济仍处于存在大量劳动后备军的可高速增长的发展中阶段。在此阶段中,因有着世界最高储蓄(积累)率和最廉价的大量人力资源,两位数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应属很正常的现象。而低于两位数的经济发展速度则必然存在着大量失业人口和大量苦无投资出路的闲置资金同时并存这种人力物力资源的巨大浪费现象。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发展到我们这个水平时都曾有过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如日本曾实现过几个连续的收入倍增计划,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等也有过长期高增长的记录。就像目前的英国、日本等早已实现了充分就业,其国内基础设施已很完善,投资已基本饱和的发达国家,在理论上已不可能再有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由于经济政策对头,2004年在中国和世界经济强劲增长的带动下,英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仍达到了7%和6%。

  B.如何以较低的通货膨胀代价取得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因此我国以至多5%的年通胀率实现15%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完全可能的。只要我们将过高的企业增值税率和企业所得税率都给予相当程度的削减(由于目前企业利润空间仍还很小,企业所得税率降幅可更大一些),而把因降低企业税率理论上减少的税收用发行货币的手段弥补,使企业的利润空间因减税能有大幅增长而刺激其扩大生产和交换规模,从而使商品供给(GDP)大增。理论上因此而增长的商品供给的销售额为:企业增加的利润(即减掉的税收)×企业利润率的倒数(杠杆作用)。但实际上因多种因素阻碍,商品供给的增长达不到理论上的完美程度,但只要能达到理论数额的三分之一,则增长的商品供给就完全能够吸收为弥补理论上因降低税率所减少的税收而增发的货币,从而消除了增发货币的通胀影响[注1]。(同样的道理,立即全部减掉农业税,中央以增发货币的方法将地方政府因此而减少的财政收入全额弥补。既不会增加中央的财政支出负担,也不会产生通货膨胀,因为因减税而增加的商品供给(农产品及其加工制品等)完全能够吸收为减农业税对地方进行财政补偿而增发的货币[注2]。)

  另一方面,因有增发(弥补减税)的货币扩大了需求,因减税而增长的商品供给(GDP)将得到最大程度的扩展,从而又可增加大量税收。我在2003年9月写的《减税增币可实现GDP增速和财政收入双翻番》及其附件《对降低增值税和所得税边际税率的分析》[注3]中已有论证,因减税而增加的增值税收和所得税收完全可以弥补减掉的这两种税收。虽因减税而增加的企业利润对销售收入的调节达不到理论上充分的杠杆效果,但也正因为这一点,才会有(纳所得税的)毛利润和(纳增值税的)价差收入比销售收入更大的增幅(即利润率增高),因此增值税收和所得税收的增长幅度也会比销售收入更大。这叫按下葫芦浮起瓢,利润率增长对销售收入扩大的调节效果即使有所减弱(杠杆倍数因利润率增长而变短),对税收的增加也不会影响太大。
  这样,减税损失掉的财政收入(税收)可用增发货币得到全额补偿,而因减税增加的增值税收和所得税收不会小于减掉的这两种税收。这样因减税而增加的财政收入就可两倍于减少的财政收入。(这就是降低企业税率能以较小的通货膨胀率实现较大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原理,也是里根时代美国之所以能克服“滞胀“的看家法宝。)

  C.通货膨胀代价及取得的经济成果的历史对照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看出,宏观经济政策正确与否直接决定着社会以何等程度的通货膨胀代价取得何等程度的经济发展成果。我们可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根据宏观政策的不同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加以对比。
  在80年代改革初期--93年,由于实行了适度的通货膨胀政策,随着价格体制逐步向市场调节的过渡,逐渐纠正了各种商品之间比价不合理的问题,我们的国民经济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经济发展速度始终保持在两位数以上。从未发生过企业大批倒闭,工人大批下岗的事。大量回城知青也都基本安置就业。农村的剩余劳力除被城市吸收一部分外,很大一部分被乡镇企业吸收。城乡差别也因经济发展而逐渐缩小。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此时期中以温和的通货膨胀代价实现两位数的长期经济增长成果,是在我们的价格体制因还有很多计划经济成份而缺乏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效率,且国企还承担着向财政上交利润的任务的情况下取得的。
  而自94年以来,我们已完成了市场价格机制的改革,理应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快的发展速度。但由于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过度抑制了需求并造成周转速度下降而普遍增加了成本,加之对企业的高税率政策,致使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完全封杀(当时商场上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动是找死,不动是等死“)。因此在需求受到严重抑制的情况下商品供给下降得比需求更快,从而为不断上升的成本创造出使价格不断上涨的空间。年通货膨胀率从93年年中的10%加速到94年的24%,其中94年10月份更高达27%以上,并且直到紧缩两年后的95年7月份年通货膨胀率仍在20%以上。这样的宏观环境使市场调节机制的巨大效率不仅没有显现出来,而且被市场调节出来的巨大生产力统统成了过剩的产品和生产力。企业大面积亏损倒闭,职工大批下岗失业。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反而又有了新的扩大。而两万多亿元的银行呆帐及不低于此数的社会自有资金(财富)的损失,以及数倍于这些损失的三角债使金融领域更是充满空前巨大的风险。在经济发展速度方面,94年-98年是持续五年的经济衰退(公布的经济增长数字很不真实)。99年-02年因国债建设项目止住了衰退,出现正增长,但也顶多7%的水平。
  我们看到,此段历史时期中由于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前五年),我们先是以巨大的通货膨胀代价造成持续五年的严重衰退。接着又在长期通货紧缩的宏观环境中以偏低的发展速度承受着高失业率和大量资金找不到投资出路同时并存所表现出的巨大浪费[注4]。
  尤其严重的一个后果是,长期紧货币高税率的宏观经济环境使我国企业在利润空间被封杀的情况下根本无力顾及开发先进的核心技术,而只能靠拼命压缩成本才能生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大中型企业,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都很少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主要原因。

  D.军费开支规模可扩展的潜力

  2003年以来,由于新一届政府领导人未采取过去近十年那样的货币紧缩政策,我们的经济增长就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达到了9%的发展速度。若再降低企业税率,立即取消农业税并增加农业补贴,辅之以增发适量货币(弥补减企业和农业税金额),不再限制民间符合环保和技术要求的投资,以5%的年通胀率实现15%的年经济增长率是完全可能的。
  而15%的年经济增长速度意味着我们每年将比9%的增长率多增加6%,即多增7000亿元人民币的社会财富。这7000亿元多增的社会(纯)财富(按最保守的平均周转1.5次进入最终使用计)将至少产生不低于1万亿元的销售额。为实现这不低于1万亿元的销售额,按货币平均流通速度5次/年计,则最少要增发不少于2000亿元的货币才不至产生通货紧缩效果。此外,每年多增的这7000亿元净产值还将至少带来不低于700亿元新增的税收。因此,每年多增的6%净产值7000亿元,将多增至少2700亿元的财政力量及其支出规模。
  在和平发展时期,这每年多增的2700亿财政力量三分之一用来增加教育文化事业经费,三分之一用于增加基本建设和环保卫生支出,剩下三分之一足足900亿元可用于军备物资生产。即在现在每年增加200多亿军费的基础上再增加900亿,这样每年增加的军费和军事工业开支就可达1100多亿元。(这是通过经济政策的变化就能做到的完全现实的可行性。)
  在像目前战争威胁已非常明显之时,我们还可停止类似京沪高铁那样并非瓶颈又造价昂贵的豪华型项目,以及完全可以不必再花巨额外汇在我们自己的高速机车已完成试运行的时候引进外国(甚至可能的敌国)的高速机车,而将这些宝贵的巨额资金用于非常紧迫的军工生产。(也是完全现实的可行性。)此外,我们的装备研发和生产单位因法纪松弛管理混乱,存在着许多严重的浪费和低效率现象,这些方面如能有所改进,其挖掘出的潜力也等同于增加了军费投入。(不仅是完全现实的可行性,而且是必须立即解决的重大弊端。)最后,我们还有发行爱国公债的筹资手段没有动用。(可视国家安危的状况和通货膨胀的程度而采取的选择手段。)因此,我们可扩展的军费开支潜力还大得很,远远超过每年增加一、二千亿元的水平。

  -----------------------------------------

  注1:由于减增值税直接增加了企业的毛利润,而减企业所得税则直接增加了企业的净利润,在销售收入毛利率=6%,销售收入净利率=4%时,销售收入是毛利润的16.66倍,是净利润的25倍。因此,减增值税直接增加的毛利润对销售收入的扩大有16.66倍杠杆调节作用,而减所得税直接增加的净利润则对销售收入的增加有25倍的杠杆调节作用。虽然这只是理论上的效果,在实际经济运行中难以完全实现,但哪怕只实现理论效果的三分之一,直接减掉的增值税收也能带来5-6倍的销售收入,而直接减掉的所得税收则也可带来8倍的销售收入。
  假定货币的平均流通速度是5次/年,把减税直接减掉的增值税收和所得税收用发行货币的方式予以全额弥补,则因减税而增加的商品销售额必定会大于(至少不会小于)因减税而增发的货币产生的货币周转额(增发的货币×流通速度),即增加的商品周转额大于增加的货币周转额。因此,不会产生通货膨胀。(减企业税对商品供给扩大的杠杆调节倍数除以3仍会大于因减税而增发的货币比率×流通速度。)
  注2:见杨晓陆《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分析和建议》(下)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2004年第8期《经济与社会观察》www.dajun.com.cn。
  注3:《减税增币可实现GDP增速和财政收入双翻番》及其附件《对降低增值税和所得税边际税率的分析》见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2004年第五期《经济与社会观察》www.dajun.com.cn。
  注4:与找不到投资出路的大量资金相对应的实物形态就是: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

六.一些必要的环境条件和补充措施

  1.举国一致的战备及战争动员体制

  从近代起战争就早已是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内政各方面的总体战。自胡!主!席接掌军委主席后,我国已实现了党政军权的集中统一,因此完全有条件统一协调各个方面,形成举国一致(可随时转入战时)的战备动员体制。
  但当前某些政府部门对国家严重的安全(包括经济安全)形势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对国家急迫的战争准备不仅没有丝毫的配合而且还起负面的作用。如国资委和外汇管理部门,在当前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时刻还在大搞自杀性的引起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和大量资本外逃的国企私有化改制和放宽外汇管制。铁道部在国产高速机车已基本完成试运行的情况下还花巨额外汇引进敌国(日本)的高速机车。这些都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安全利益,也完全不符合举国一致的战备及战时体制要求。
  因此,当务之急是立即由最!高!领!导!人亲自挂帅,组成统一协调指挥各个方面各个部门的战备及战时动员机制,一切以胜利为原则,统筹安排全部平战军民事宜。

  2.整顿内部清查内奸铲除腐败

  美、日已在我内部苦心渗透了几十年,利用我之腐败收买了大量高官、学者。既大大增加了从内部颠覆、分!裂、瓦解我们的危险,又经常搞得我无秘密可保。这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对我大规模的军备生产都极为不利,并有可能使我们的战备和战争遭受重大挫折乃至失败,为此必须坚决清查汉奸,除去我之心腹大患。
  腐败不仅会极大地损害我们战备和发展的效率,而且是滋生汉奸最好的温床。在清查腐败时很可能发现重要的通敌线索,而在清查汉奸时必带出大量腐败事件。因此这两件事应结合在一起展开。
  随着敌对我高层的渗透和我腐败的发展,目前我许多重要部门和高级干部都已严重变质甚至可能为敌所用。因此应对各级领导班子尤其是与战备工作有关的关键和要害部门及其领导班子进行整顿,以严肃法纪,纯洁内部,重建政治上和业务职能上靠得住的各级领导班子。在对内部的整顿中认真开展清查汉奸和腐败的斗争,国家安全部门和纪检监察司法部门对此应密切配合,积极介入。

  3.建立平战结合且可随时转入战时的经济体制

  在和平时期就应做好可随时转入战时经济体制的准备,为全国动员体制准备好相应的经济基础。战时经济体制主要应包括:1.战时必要的价格管制和重要物资分配体制,2.平战结合的军工生产管理体系。3.战备或战争时期的经济政策。
  军工生产及民用各种必须的基本物资在战时或准战时可能会出现短缺,若听任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不仅会造成短缺物资价格狂涨,而且由于恶性竞争和囤积将使短缺更加严重。因此,必须有在战时(或其它非常时刻)对重要物资实行价格管制措施和对重要物资进行行政分配的体制,即在平时就应准备好战时的价格和物资管理系统的方案及其实施机制,(平时备而不用,)以备战时可随时启用。
  此外,目前我们的国企只剩下了资产管理机构,其它都留给市场去调节。但战备或战时大规模的军工生产不能只由市场去安排其社会分工并调节其产量,因此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军工生产管理体系,统一整合军工企业及其它国企可用于军品生产的设备能力。为此,必须立即停止混乱无序且引起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和大量资本外逃的国企私有化改制,代之以适应大规模军工生产要求的国企整顿,以建立奖惩严明的厂长经理责任制及公平高效的管理人员考核选拔机制。对有实力和技术并乐于为国防服务的民营企业也应纳入军工生产体系,这样可增加生产能力并提高效率,也促进国企和研发机构提高效率。统一的军工生产体系内可对某些军品统一招标,以降低造价并解决技术障碍。由国家订货的大规模军工生产无疑将增加国家对企业的指令性计划。
  统一的军工生产体系内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和军品生产管理制度。体系内的企业平时在保证军品生产秘密不泄露的情况下可生产民品,战时则以生产军品为主。
  国家军工生产体系的管理机构也是国家计划部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各方面的专家组成。但其保密制度应比一般的计划管理部门更严格。
  战备时期的经济政策前文已有论述(此处从略)。而战争时期的经济政策以保障战争需要为最高准则,视情况变化灵活处置,但平时应预先准备好各种方案。

  4.建设平战结合的城市防空设施

  在核武器时代及空中打击的威力越来越大的今天,城市防空设施无疑是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完善与否甚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战争的成败。但过去数年来,我们在“和平发展“的自我陶醉中一直疏于这项生死攸关的基本建设。在这方面我们应向日本学习,利用大大减少城市建设用地的供应并大幅抬高土地价格,引导鼓励房地产商开发地下,建设平战结合的地铁、地下通道、地下商业和娱乐服务业、仓库等地下城市设施。既可缓解平时地面的拥挤,减轻污染,又能用于城市防空。由于其是和平时期的民用设施,因此可降低我们战备工作的成本,提高效率。
  此外,政府还应规定,城市新建居民住宅楼必须有足够的地下配套服务设施,平时用于经营服务,战时则可用于防空。老的居民小区应补建地下服务设施。

  5.建立石油等战略物资储备

  石油及其它战略物资对战争的重要性毋庸多言,当务之急是尽快投入力量大力开采国内油田(如渤海湾、新疆等大油田),迅速增加石油及其它战略物资的储备,主要的储备地点最好能放在敌空中打击不易深及之内地。

  6.实行严格的外汇和黄金管制政策限制向境外转移财富建立黄金储备

  当前我之外汇管制政策其实已放开大半,资本外逃也早已超过3000亿美元。为避免外汇流失以及战争造成外资撤离所产生的金融风险,也为保障战争和战备对外汇的需要,必须严格外汇管制,堵住外汇流失。外汇和金融管理部门担心外汇过多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观点和限制出口外汇流入的措施,以及大大放宽个人向境外转移财富的限制都是完全错误的。由于人民币在亚洲许多国家已具有可兑换性,因此以人民币的形式向国外转移财富也非常危险。最近,银联卡又推出可在韩国、泰国和新加坡取现(每天可取5000元)的服务项目。金融和外汇管理部门这些专以加大金融风险为己任的自杀性政策,若不及时纠正,必将导致严重的金融和经济灾难。
  硬通货是人民币所对应的财富中能支撑起其币值的最具财富本质的一般财富,因此当前的外汇不是多了而是还很不够。至于外汇占款(国家银行购入外汇放出的人民币)的通货膨胀因素更是缺乏根据,国家完全可用外汇进口先进武器、设备、石油、木材、铁矿砂、黄金等吸收通胀因素。
  由于美元的长期贬值趋势,其退出世界货币的角色是迟早的事。又由于欧元等其它货币都不能取代美元成为新的世界货币,黄金早晚还会重占世界货币的宝座。因此,应恢复对黄金的管制政策,禁止其自由交易,并利用时机建立起大规模的黄金储备。大量的黄金储备将是今后大规模战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

  7.教育培养选拔人才

  教育和选拔人材一直是我们的软肋。由于教育投入长期不足,以及缺乏选拔人材合理有效的机制,我们各方面人材都严重匮乏。而现代战争对人员的文化素质、技术水平、管理协调能力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不论是研究设计武器、生产制造武器者,还是使用武器、指挥使用武器者,都必须具有相当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水平。因此,我们的军备生产和战备工作既要抓物的发展和制造,更要抓人材的教育和培养。须加大教育投入,并建起科学、高效的人材选拔考核制度。

  8.控制舆论宣传禁止汉奸言论激励爱国主义

  由于日、美对我思想、文化、宣传、教育部门卓有成效的长期渗透,我意识形态阵地已被严重侵蚀,众多学术机构早已公开接受境外(敌国)赞助。许多“精英“尽丧民族自尊而甘为他人代言,全球化、自由化被当作最高准则,而国家利益和民族文化却被贬为专制落后之偏见。敌常利用已窃取的我之阵地和我舆论控制能力对我反宣传,不仅网络到处有汉奸言论,就是我严格控制的传媒和教委正式文件,美化卖国贼、贬低我中华民族及民族英雄也已屡见不鲜。学术界和宣传部门如马立诚者早已不是个别现象。
  民族精神,爱国意识,乃国家民族之魂魄。我意识形态领域之色变如听其发展,民族精神瓦解,爱国意识涣散,国被夺其魂魄也,安有失魂魄而不亡之理。
  况我之战备、战时皆需人民热情支持。我扩充军备生产规模虽能解决大量人口就业,但新增就业者虽人数众多但地处偏远。而意识形态领域之奸佞,人虽寡却贴近权力和舆论信息中心。若群小利用物价些微上涨或物资少许短缺散布流言蜚语,蛊惑人心,制造投降失败气氛,我岂不祸起萧墙,自乱阵脚。
  舆论宣传及思想、文化、教育领域,乃敌我另一不流血之战线。因此,控制舆论宣传,禁止汉奸言论,激励爱国主义,实为争取胜利最必要手段之一。

  9.停止裁军扩军备战

  我军兵力经多次裁军后目前已减至230万人。绝对数字虽不算少,但我乃十三亿人口之大国,人均兵员已为世界最低之列。且又与众多国家接壤,国境线漫长,又有尖锐复杂之国内矛盾。我军首先要准备台海战争,(这并非少量部队能解决的问题。若仅准备打一场局部战争,则很可能升级为全面战争。只有全面做好大打,打核战争的准备,战争才有可能被限制在局部范围内。)同时我军又要防备敌于其它方向策动叛乱和边境冲突,还要防止内外敌人勾结对我颠覆破坏,此外又担负着特殊情况下的抢险救灾任务,并且还要准备强大的战略预备队。230万军队在和平时期或许够用,但在当前战争威胁日益严重之际就显得太过单薄,过于冒险了。
  我们裁军的目的是为节约军费以发展武器装备,但在大量资金找不到投资出路(其对应的实物形态是:工厂设备开工不足),且又存在大量失业人口的时候,不去想办法以正确的经济政策从纠正人力物力的这种巨大浪费中发掘原本不该丢弃的巨大财富,而去裁减与我们庞大的人口相比已非常有限,非常宝贵的军队,就太令人痛心了!
  我们的战争准备不仅不应是裁军,而且应当扩军。当然,需要扩大的是海、空军,导弹部队,电子信息战部队,海军陆战队,空降部队,特种部队等技术兵种。
  此外,预备役部队的动员训练机制及民兵的组织训练也应认真抓紧落实。

  10.停止对非瓶颈昂贵项目的投资在通胀时应停止对消费的鼓励

  战争或大规模的军备生产将消耗大量资源,重要物资难免出现紧张。为避免其短缺并造成通货膨胀,有限的投资必须节约使用,投入的每一元钱都必须能产生最大的效用。那些并非瓶颈又耗资巨大且短期内无法收回的豪华型项目,如京沪高铁之类,当前除徒消耗宝贵的资源外并无重大意义,只好留待将来其确实具有重大投资价值时再作考虑。
  此外在通胀或资源紧张时应停止对消费的鼓励政策,停止对除普通住房信贷外的一切消费信贷。

  11.武统也应一国两制积极争取台湾民心

  即使在我军事力量已非常强大时,台湾的民心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所在。若台胞积极支持其军队武力拒统,我统一之战就比较难打。就是打上岛去,民心不服,与我游击周旋,使战事不能速决,为日、美力造成干涉的机会,胜负仍有问题。
  据香港《太阳报》12月24日报道,台湾TVBS最近民调显示,“如果美国不协防台湾,大陆方面因台独而攻台,六成八的人表示愿意为台湾而战。……“台湾民调虽不一定能准确反映武力拒统的民意基础,但无庸讳言,台湾人民不喜欢大陆的社会制度已是不争的事实。外国分裂势力和岛内台!独!汉!奸正是利用我台胞的这种政治情结妄图把其分!裂!国!家的战争性质改变为台湾人民对抗大陆社会制度的制度之争。因此,我应尽早宣布,不论以何种方式实现统一(不论文统武统),都要对台湾实行一国两制。以将正义抓在我方手中,保持战争于我有利的政治性质。
  从另一方面说,武力统一后的台!湾,人民生活如不如统一前,如享受不到统一前曾有过的政治权利,则不仅大大影响我国际威望,同时民心不稳又会加强台湾甚至内地少数民族地区的离心倾向,这对维护国家的统一仍是不利的。所以对台武统后仍实行一国两制,不应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应做为一项既定方针确定下来。

  12.上兵伐交创造条件争取时机以利备战

  目前我们的战争准备还很不够,远未将我巨大的潜力转变为真正强大的实力。我们还需要时间才能完成这个转变。在这个时期中,我们需要一个和平、安全、友好、稳定的国际环境以减少我它顾之忧,并有利于我取得国外的先进技术、武器和资源,为战备和统一创造有利的条件。因此,上兵伐交,外交工作任重道远。

  所幸这二年中央对外交工作高度重视,已取得很大成绩。今后必将能为统一大业创造更有利的外部条件,并争取到我们所需要的时间和机会。
  以上意见,望予以考虑!

 

发件人:"jian li" <nctdsyqgnm@gmail.com> 收件人: <xxhui2001@sohu.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04 13:20:5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李健来信 

耕者有其田,农村土地所有权应回归农民

李健

2008年1月4日

联系方式:010-69129362 13683084264 lijian666666@gmail.com

    作为中国公民,我们向中央政府和社会各界郑重和强烈呼吁,将农村土地所有权回归给农民。数千年来,农业及其依靠土地为人类提供最基本产品的农民一直是人类及其文明得以延续和进化的基本支撑。由此,土地及所有权的状况及归属也成为反映和决定人类兴衰的主要尺度。同时,由于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的凭借,耕者有其田也一直是农民代代相传的理想和诉求,其实现与否和程度大小也构成了影响人类历史、现在和未来的主要变量。从时间的宏观维度上看,包括中国历史在内的人类史至今已经证明,当农民普遍和持续拥有其耕作土地所有权时,历史就表现出稳定、兴旺和发达;反之,历史就表现为动荡、萎缩和退化。这些在未来也必将得到持续的证明。所以说,解决好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既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和未来的要求。

    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物权,为人类个体的财产权的实现和保障提供着不可或缺和替代的物质支撑。离开了土地的所有权,个体的财产权就失去了物化的基础,必然面临着被虚无和剥夺的危险境地。现代人权理念虽不是建立在财产权基础上的,但财产权却客观上为人权的实现和保障提供着重要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离开了包括土地所有权在内的财产权,人权将变得非常脆弱和难以实现,更谈不上保障,而个体的独立人格、自由精神乃至公民意识也无法存在。现实的中国虽然在宪法上规定农村的土地归集体所有,但在实际操作上却导致农民作为集体难以实现对土地的所有,集体所有变成了无人所有,进而变成了权力所有。大量的土地被非法侵占,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被迫离开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这不但使他们的人权受到广泛的侵害及生活陷入难以为继的危险境地,也使作为社会分工必不可少的农业职能的实现面临严峻的挑战。追根溯源,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对农村土地所有权没有明确具体的可实现的归属并造成了其事实上的虚置而导致的结果。所以说,农民拥有其耕作土地的所有权是实现其社会职能的纯粹自然的内在要求,也体现着人权的自然属性和社会表现。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并且人口总量在未来的一段时期仍将继续增长,需要巨量的以粮食为主要产品的农作物的供给。而我们可供耕作的土地非常有限,难以摆脱自然因素影响的农业产出也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这使得农产品的供需成为长期左右和困扰我们的问题。虽然国际贸易可以提供一些解决,但是,面临错综复杂和难以预期的国际环境和地球生态,我们如把对农产品的供给建立在对外依赖的基础上,那将把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安全置于非常脆弱和危险的境地,在战略上也是极不负责任的。所以,保持必要的和最低的耕地面积是非常明智的也是唯一的现实选择。

    但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是,耕地总量在逐年减少并呈现加速趋势。十多年来大量耕地被各地政府以各种手段和名目急功近利和愈演愈烈的侵占和蚕食以及贪官污吏对土地及其衍生利益的无限攫取是造成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另外,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农业及农民的轻视、偏见和歧视以及对农业重获取轻投入的产业政策,再加上过度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及其畸形的财富分配效应的误导,造成了农民地位的低下和不平等,造成了农业整体生产力及科技水平的落后、农业有效产出效能的增长迟缓甚至下降和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降低,造成了农业劳动力及人才的流失,也造成了部分耕地的撂荒和广泛的耕地退化。严峻的事实是,离开了对其土地的所有权,农民无法在法律层面维护自己的权益,其对土地的使用权也在巧取豪夺中丧失殆尽。农民为了生存和子孙后代的延续已被迫起而反抗以保卫土地。愈演愈烈并遍及各地的土地争端已呈现暴力和失控的迹象。巨量并继续增加的失地农民和离地农民的存在也使社会愈益难以承受。所有这些长此下去必将危及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安全。农村土地所有权问题已到了必须正视和迅速解决的时候了。

    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人均资源水平却很低,通过国际贸易解决也难以甚至不可实现,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走欧美发达国家历史上经济发展的老路(即使在这些国家也已开始对这种经济模式的检讨和改变)。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改观,国家和社会也有了相当的进步,但是,这种表现为巨大能源与资源消耗和不惜破坏环境及生态、盘剥劳工权益、剥夺农民土地和公民居住权、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的贪污腐败及高外贸依存度的唯增长而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与过度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也造成了严重的和影响深远的的生态、社会和国家危机。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但得不偿失和不可为继,而且已到了必须检讨和更改的时候。我们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需要一场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需要建立一个立足国内、遵循自然法则和科学启迪、保持和促进生态平衡、尊重和保障人权、建立良好有效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三元架构系统、实现社会和谐与正义的新的文明和发展模式。这是一场艰难的变革,将面临诸多的困难和复杂的变量,而稳定的农业将为其提供最为重要和必需的支持。

    我们需要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农业,而且比以往更为迫切。我们必须改变对农业的观念。不管技术如何进步,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将以其不可替代的职能一直伴随人类的存在而存在。而且,人类进化到今天已要求农业提供更多的职能,即它不仅提供我们所需的农产品,还要提供良好的生态系统,包括植被恢复、水土保持、沙漠治理、丰富的水源、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的维系,以及大量的就业。对其的评价,已不仅仅是经济、技术,还应该包括安全、环境和人文等。所以,我们应该树立大农业的观念,农业将以其广阔的发展空间愈益起到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农业需要承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大和持久的责任,而这种责任则主要需要通过农民的担承和作为来实现和落实。没有权利,就无法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要想让农民承担责任,就必须赋予农民相应和必需的权利。其中首要也是最为重要和迫切的是赋予农民对其土地的所有权,这是促使农民承担责任和实现其社会职能的基本前提和充要保证。

    有恒产才会有恒心。农民一旦拥有了对其土地的所有权,就会把土地视为其生存和子孙延续的基本物质手段,就会把依托于土地的农业作为代代相传的职业。这一方面会促使农民从长远利益考虑而克服短期行为,另一方面促使农民增加对土地的投入。其结果是,农民将大大加强对土地的精耕细作,更加自觉的对农业科技的学习、吸纳和采用,更加注重生态平衡和水土保持,更加注重对土地效能的呵护,更加注重农产品的安全,更加关注农产品的价格和有效产出。同时,对应于分散耕地的分散的农民,出于个体利益的考虑也会建立广泛的协作或合作以面对和解决他们作为个体或家庭无法解决又必须解决的共同问题。这种根基于个体权利和共同利益需求基础上的自主、真实、有效和持久的协作与国家和社会的支持相结合将使得农业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系统能够有效的建立起来并发挥作用。另外,农民一旦拥有了土地的所有权,由于土地自身的价值,农村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就将变得非常容易。最后,稳定的农业发展将使得社会对农业的需求得到切实和长久的保证。

    同时,基于土地所有权基础上的广泛的协作或合作也将大大密切农民间的生活联系,使得普遍的有益的道德规范、社会伦理和共同规则得以产生、确立和发挥作用。这种自组织效应的发展,一方面将大大提升农民的公民意识和推动公民社会的逐步建立,这不仅为乡村自治提供了可能,也为整个社会的和谐和国家的法治和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将使我们传统文明中的优秀部分得以重生,并通过对现代人类文明的反思、借鉴和发展,通过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为更高文明的孕育和积淀开辟道路和提供养分。

    中国的国情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客观上决定了农业必须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大农业的理念和发展空间也将需要和吸引巨量的劳动力投入,这将提高农业的就业水平和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也将减缓城市的就业压力,为可持续发展要求下的工业结构乃至整个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提供支持和保证。

    农民拥有了土地的所有权,就为阻止以土地为主要源头的贪污腐败提供了一道坚实的堤坝,将有效的压制土地及其衍生领域的贪污腐败势头,遏止政府的利益驱动行为,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提供可能。

    在大农业的理念下,农民是指从事非城市土地经营职业的个体,而与个体的居住地无关。土地所有权的赋予,也有利于吸引民间资本投资于大规模的沙漠治理、水土保持、植被恢复、江河治理等等农业的长效工程,并通过资本的物化为解决当前的流动性过剩提供了可能;有利于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生活及再安置或合理补偿;有利于农业科技成果的研发和成果转移,并提高农业的整体科技水平,促使安全、低耗、低扰、高质、丰产的生态农业的发轫和壮大;有利于有关农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具体落实和取得实效;有利于建立综合反映环境、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合理的价格体系和收入与付出和责任相平衡的社会经济结构,有助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战略的实现;有利于持续提高农民收入,逐步减少不合理的城乡差别和缩小贫富差距,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经济条件;农民消费和投资能力的提高也会推动国内市场的发育,有助于解决内需不足和减少外贸依存;有利于减少政府层级和节省财政开支,为建立有限、高效、廉洁、服务、法治和责任政府创造条件;有利于农民对社会和国家的认同和凝聚。

    为了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有效行使,需要在法律上作出相应的确定和固化,并在诸如有关土地的用途、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和继承、国家征用及补偿安置等方面作出明确具体和严格的法律规定,以防止对土地所有权的非法剥夺和转移,防止对土地具体用途的非法改变,防止土地兼并所导致的农民对土地普遍拥有的改变,防止土地的一再细分所导致的耕地面积的减少,防止出现破坏农业系统及生态系统平衡、危及环境和公共安全的行为。同时,国家也应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和投入,实行对农业产业的国家保护政策,通过财政和税收手段鼓励民间资本及科技手段对农业的投入,建立对农业的信息服务体系并引导农业的产出结构以避免其产出结构的不合理和大起大落,鼓励和支持非政府组织对农业发展、社区生活和乡村自治的广泛参与和发挥作用,进一步推动和落实村民自治以形成有效的乡村治理结构,尊重农民的公民权利并保障其在国家政治和公共生活中应有的平等地位和作用。

    总之,将农村土地所有权回归农民,是改变农民命运的根本所在,是人权价值的体现,是国家的职责,是历史的启迪,是过去承诺的兑现,是当下和未来的客观需要,也是我们走向未来不得不迈出的必需的一步。同时,其改革本身也简单易行、相对公平和易见成效。让我们迈出这划时代的历史性的一步!

    为此,我们郑重和强烈呼吁中央政府响应时代的呼唤和公民的诉求,启动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将农村土地所有权回归农民,并积极妥善地推动这一历史进程。同时,我们也呼吁中国公民和社会各界支持这一关乎我们及其国家未来命运的历史性变革。

 

发件人:"民生观察" <msgchae@gmail.com> 收件人: <msgchae@gmail.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04 09:56:0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民生观察电子报 

湖北阳新民办教师代表被关"学习班" 

民生编辑

1/2/2008 

今天上午,湖北省阳新县的民办教师代表向我们反映了他们县四百一十九名被辞退民办教师的情况。据教师代表陈老师对我们说,他们四百多名民师是在2002年被辞退的,当时政府按每年三百元乘以教龄年数,给每位老师算了笔辞退费。 

阳新这批老师被辞退后,并未离开学校,而是转成了代课教师,继续在学校任教。2007年12月初,阳新县出台政策,给这批老师办理保险。根据阳新县的这一政策,老师们需补交1989年至2007年原学校(按老师月工资20%)和个人(按工资的8%)应交的参保费,2008年以后,老师们只交个人部分:工资的8%。对这样一个安排,老师们总体上认为是好事,但对让老师个人全部补交以前未交的参保费,平均每人一万七千多元,老师们还是感到不公平。

对于湖北阳新解决民师问题出现的这一新动向,民生观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说明政府正在想办法采取措施解决民师这一老大难问题,我们对阳新政府的上述行动表示赞赏。最近我们也从湖北省各地民师那儿听到一些关于湖北省政府解决民师问题的积极信息,我们希望阳新政府的上述行动,是湖北省解决民师问题的的一个转机。

但有一点比较遗憾的是,由于阳新这一批老师对每人需补交近两万元参保费不满意, 2007年12月9日,有二百多老师在阳新烈士陵园举行了一个学习"劳动法"的活动。12月29日,阳新当局以老师们"非法集会"为名,将六名教师代表抓走,其中五人被关在阳新车站旁的"学习班"内,另一名董老师则被关在阳新县拘留所内。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8-1-2

 

规避劳动合同法,山东省汶上县邮政局解骋职工 

民生编辑 

1/2/2008 

2007年12月14日,民生观察刚披露了四川省凉山州邮政局辞退大批员工的事件,今天 ,我们又得到了山东省汶上县邮政局违法解骋职工的消息。随后,我们联系上了汶上县邮政局刚刚被辞退的职工刘远新。

据刘远新告诉我们,从2007年12月14日开始,汶上县邮政局强行要求在邮政局工作的四十多位所谓"临时工"与 济宁市城区劳动事务服务中心签订《劳务派遣》合同。刘远新说,他们虽是所谓的"临时工",实际上长年在汶上县邮政局工作,他们这批人中,工龄最短的也有七、八年时间,他本人则在邮政局已连续不间断工作了二十多年。

刘远新说,由于汶上县邮政局对他们这批职工采取谈话、许愿、恐吓等等手段进行威逼利诱,大部分人已被迫含泪签下了《劳务派遣》合同。对于刘远新等拒不签署《劳务派遣》合同的职工,汶上县邮政局采取坚决措施,很快便于12月28日对这些职工下发了解骋通知书,而这一天离新的《劳动合同法》生效只有三天的时间。

据了解,所谓劳务派遣,是指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后,将该劳动者派遣到用工单位从事劳动的一种特殊的用工形式。按国际上的惯例,劳务派遣是主要针对那些临时性的、辅助性的和代替性的工作岗位。汶上县邮政局逼迫职工们签署《劳务派遣》合同,实际是意味着这些职工即使还在邮政局上班,其身份已不属于邮政局了。汶上县邮政局被解骋的职工纷纷说,当局这样做,实际上是为了规避2008年1月1日生效的《劳动合同法》,因为该法规定,一名职工在一家单位工作达十年以上者,有权与原单位签署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这种恶意规避《劳动合同法》的事近期不断发生,它反映了中国保护劳工权益的现状,我们呼吁中国各级政府,尤其是劳动部门,采取切实行动,制止这种严重损害广大劳工合法权益的现象。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8-1-2

附民生观察近期披露和了解到的规避劳动合同法的案例:

继华为、沃尔玛之后 武汉药厂三百职工面临裁员
/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778

四川中行辞退三千员工"华为"效应扩大
/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804

四川邮政局效仿"华为"非法解骋大批员工
/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900

华为辞退七千员工事件
http://tech.sina.com.cn/focus/huawei_7000/index.shtml

沃尔玛采购系统在中国裁员百名被指规避劳动法
http://news.163.com/07/1219/07/402FCG6M0001124J.html

 

发件人:"Grace Zheng" <gracej@263.net>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04 08:42:5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非专业人士同样可以讨论社会经济问题 

大军先生:您好!

    贵网除主要刊发专家学者的专业文章外,也刊登非专业人士甚至是‘草根’人士的文章,我认为非常可贵、难得。其实,对于广义社会学科而言,非专业的专业人士,以及认真观察思考的低学历‘无专业’人士,也可以提出有深度、有见地的观点或论述,因为他们与这些社会学科紧密接触,何况有的人也有相当的科学素养,即使在学术高度上没有多少发言权,但从实践的角度去分析判断有关问题还是有优势的。我希望贵网的编辑坚持不枸一格,以实际内容的价值为主来选,这样一定能推动学术健康发展。非专业人士的文章论述多立足群众,文字大众化,容易为广大群众理解,能更好提高人民有关素质,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我的这种看法,是不是算对‘群众观点’在学术上的一种理解。

    我听了茅予轼教授在凤凰台关于解决中国贫富悬殊的演讲很不满足,特别是并不符合他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主张,于是写了一文,不知道观点对否,请于指教;如能发在贵网上,也算是一个听他演讲的人的反应,可供其他听众参考评判。 

郑海泉08.1.4. 

我们对茅教授为穷苦人办事并不抱多少希望

----评茅氏解决贫富悬殊之良方

郑海泉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教授在凤凰电视台上谈如何解决我国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据说他是一个很关心民众的大经济学家,就抱着很大的希望。听完后总感到没有多少受益,这可是中国当前社会稳定和发展方向的特别重大问题,觉得有必要斗胆以此为例,与经济学家们切磋社会的经济问题,不是只讨论怎样能使资本快速增加。即使是班门弄斧,也有可能促使经济学家们拿出些真正强国富民的有效主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造福广大百姓。

    听到什么就说什么,听到哪里就说到那里,算一个‘对话记录’,不是文章。据说中国今天代表贫富差别程度的基尼系数多数人说早就到了0.45-0.46,曾子墨介绍‘国家统计’公布的数字是‘0.4以上’,虽然‘以上’可能就只是多0.05-0.06,可问题的严重程度却差不少,因为外国人说警戒点是0.35,(超过0.4就会产生社会动荡)。会不会因为这个,所以茅教授才不去管那‘以上’是多少,从而对解决中国贫富差别悬殊问题不那么重视,直到近两年才开始‘注意’,故还没深入‘病根’,没有开出‘猛药’。

    为什么中国只十余年就把贫富差距迅速拉大,茅教授说,一是国际上的原因,世界经济一体化,发达国家的人把资本转移到不发达国家,生产成本就大幅降低,资本收入就明显提高,另外互联网转移资金快而且成本低以及知识产权收入增加,这些都只对上层有利,所以全世界都使收入差距扩大。这从单纯的经济学看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看,问题就来了,上层人物为什么不把增加的利润分‘一部分’以工资、福利形式给生产劳动者,让‘技术成果惠及大家’,而仍然要搞残酷剥削的血汗工厂?因为如果我们劳动者都不干,你那资本呀,知识产权呀,技术进步呀和我们劳动者一起,统统‘一无所获’,收入就只好‘绝对平等’。土资本家这么搞,洋资本家也这么搞。茅教授在这个问题上丁点不谈分配的合理性,我就很怀疑,茅教授‘为穷人办事’能办多少,能不能‘得分’就很难说;而‘为有钱人说话’就说得很好,资本家,特别是洋资本家就很高兴,可以‘得高分’,因为他们的高利润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中正常取得的,无可非议。

    二是国内的,他说,现在中国的农民到城市打工,比在家务农收入增加到三倍,真正农民从占全国80%多降低到大约50%多,他们年收入才大约3000元,进城的能到10000多…。提出这些与我们基尼系数迅速拉大怎么从逻辑上联系起来?是不是因为大量的贱劳动力促成了少数亿万富翁,故形成了巨大的贫富悬殊?这就会得出‘城市化’必然使基尼系数提高的结论。又说,我们从80%降低到50%才30年,别人资本主义到5%用了一两百年,我们‘城市化快’这就使基尼系数迅速拉大,所以谁也没有办法。但我要说,与我们起步时间很类似的韩国,他们农民比我们富多了,他们经济发展也非常快,基尼系数为什么比我们低?为穷苦人办事的茅教授你怎么不从中、韩的比较中给我们说点我们自己缺什么,应该学习什么,我们去与外国比城市化快慢,其价值在哪里?

    我不知道教授去没去华西村调查,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里,搞农业的人就降低到10%以下,可他们是共同富裕,要是以他们做基层去计算中国今天的基尼系数,恐怕中国就十分了得。我提出一种看法,看大家能不能接受,这30年,我们国家农产品价格粮食涨了大约十倍,其他的更高,单产也有明显提高,工业产品价格涨幅远低于此,一般工人的工资增加是从月40元左右到1000左右,到1600就要上税,要‘调整’下来,说明1600就算‘高收入’,可见底层群众的收入变化相对并不大,不是造成我国基尼系数迅速拉大的主要原因,贫富悬殊的原因主要是上层的收入相对增加过快。我这个学机械的人,在思维逻辑上如果不对,错误在哪?茅教授为富人说话,说他们收入提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都可以,比如说上世纪80年代初期有一万就算‘富’,今天一百万才算‘起步’,大家都接受;但今天有的富人到挥金如土的程度,过去绝对不可能,而下层人民在新‘三座大山’下苦苦争扎,难道财富只是富人创造的?我还真想问问,今天的富人中谈得上靠‘创造性劳动’,增加了社会实际财富的有几?

    说老实话,我们对茅教授为穷苦人办事并不抱多少希望,因为您是一介‘书生’,没有多大的权力,也没有多少资本或‘实用技术’,真还做不了多少事,但您可以多为穷苦人说话,既非常重视经济学的效率,同时也重视社会学的公平,让他们的劳动所得合理一些。你们主流经济学家总爱与资本主义国家看齐,您就‘呼吁’、甚至‘呐喊’:劳动人民应该有和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人民相当收入的权利,比如他们的收入能占GDP 的40%-60%,而我们去年才12%,实在太少了,提高到30%不行吗?谁拿去的钱太多了?‘社会主义的劳动人民会比资本主义的更好’就等以后吧,先把眼前的事情办得和资本主义一样再说!您能如此,人们就非常佩服!我看您不是知不知、能不能,而是为不为。

    至于说到中国贫富的现状,茅教授的演讲有一点逻辑混乱。您说差别悬殊是创造方面还是转移方面造成别人争论不休,您不清楚,判断不了;但您非常肯定地说,转移不能创造财富,这很对。但这就很容易给人一个逻辑上的‘误导’,人的财富首先是他创造的,尤其您举了姚明等体育明星年收入过千万的例子;于是也就很容易让人认为,您的观点其实是否定转移收入是主要的,至少不是基本的,只不过饶了一个弯子,认为有钱人的财富主要是或者基本是他们‘创造’的。在我看来,占有的财富(收入)差别悬殊是说结果,与其来路无关。谁是怎样登上‘上层’要具体分析,像在金融领域里发财的他肯定是通过资金‘转移’的渠道;甚至通过‘上市’而‘身价百倍’更是把股民们的钱‘转移’到自己的腰包里,哪怕带有‘水分’,但既虚又实;就是陈天桥他那一百多亿身价,是通过‘创造’什么‘财富’而来的您茅教授能给我们说得清楚吗?…。

    我承认姚明、刘翔等明星的收入是他们合法挣来的,但说是他们创造的,我不能承认。可以不客气地说,他什么实际财富都没有创造,中国在‘举国体制’下,甚至可以说是消耗了很多大家的实际财富,他创造的是不容易评价的‘精神财富’,主要是人的主观意识上的需要,而且还必须有足够的‘剩余财富’去换才‘计量’得出来;由于不同的人这样的需要差别非常之大,故还要另外的条件。他们得到的钱只能算二次分配,甚至是二次以上的分配,因为单就他们的广告收入是从广告商人那里得到的,而广告商人又是从其他商人那里分的,众所周知,商人不直接创造财富,甚至连广告能不能创造实际物质财富都说不清楚,但广告费却要消费者拿,你都没有选择权;他们的‘工资’是老板给的,而老板的‘体育产业’又是怎么‘创造财富’的?没有各种各样的商业运作,他能有那样高的收入?

    大家知道,没有广告大发展的时候,比如我国30年前,外国100年前,也有非常出色的演艺明星、体育明星,可他们的收入都不高。所以,我希望包括茅教授在内的经济学家不要把有的东西的价值随便与物质生产等同起来,因为确定它们‘市价’的因素复杂而多变,其中还有价值观念,甚至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有的人包里的‘闲钱’多起来的今天,非经济性质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大的今天,…,这些虽然不是今天要争论的,也不是容易争论到统一的,但从长远的社会学看,绝不是没有争论价值。茅教授在论述这个问题时说,你不服(姚明等人的收入),你也来…,我感到太那个点,不太符合‘身份’,太掉价,在公开场合最好别这样。

    确实,茅教授讲了一些非常中肯的话,但不是讲的都中肯。今天广大群众并不是一谓地要‘打倒剥削’,要‘仇恨富人’,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些东西也并没有真正深入人心。您说得对,人们最恼恨的是那些不好摆在明处的‘转移’收入和‘黑心老板’,比如,利用权势‘贪占剥夺’,品质恶劣搞‘坑蒙拐骗’、残酷剥削建‘血汗工厂’,对于这样‘发’起来的人,他们所得是非法收入,我想解决起来没什么可讨论的,不用大经济学家来‘开方’,资本主义国家早就有办法解决了,就按他们的办法处理,主流经济学家不会反对吧。这当然应该是政府的职责,不然就必然引起人民革命,民主国家的政府就得下台。国民党这样,共产党领导人民起来革命,如果哪个‘共产党’也这样,人民同样要起来革命,所以领袖们都说,那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而且我们都看到事实了。真需要大经济学家说的,是那些‘合法’的收入怎样做到‘合理’,而且‘法’也是从不太合理到比较合理,从不太完善到比较完善,不能说今天中国的法律就像‘上帝’那样,一开始就是尽善尽美,必须顶礼膜拜。完善法律当然涉及程序、‘指导思想’等很多因素,其中经济法律的指导思想里面就有非单纯经济学问题,特别是劳动与资本的价值怎么评价,甚至还包括‘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评价,一直到‘知识产权’怎样‘合理保护’;我特别是希望法律专家和经济学家,在‘参考’现代资本主义的相关法律时,客观些、全面些,多看看人家怎样保护普通群众,不要对各种‘精英’过分偏爱,甚至犯规了仍然偏爱,比如有人从股民那骗去了几亿,可按中国的股市法律,处罚才二十万,还是从骗去的中扣,不用他亲自去交,实在过分!美国是这样的吗?中国的那些法律专家和经济学家不会不知道吧。

    我不赞成茅教授解决贫富悬殊首先看到‘提高所得税’的观点,因为如果一个人先不合理地把人家应该得到的东西拿去了,不去纠正、制止,而是主张由‘第三者’(政府)强制收点‘所得税’,再带有‘恩赐’性质的‘分配’点回去,这是不必要的,甚至是非常虚伪的!人民不需要这个!人民应该首先拿到他们应该拿到的那部分。

    茅教授说得对,当没有平等对话的权利时,劳动人民就要组织起来去争取自己的正当权利,比如工会,这也是共产党的一贯主张。他举了出租车司机今天就受到剥削,应该组织工会。而且我还要强调,工会由工人民主选举,工会靠收会费维持,只遵守法律,不听别人‘指挥’,共产党的领导就体现在法律的制定、完善和监督执行上,不是党或政府组织几个人,挂个‘工会’的牌子就‘代表’工人了。政府只能当最后的‘调节人’,党和政府是站在全社会的高度上处理问题,既不单纯站在资本一边,也不单纯站在劳动者一边,但党和政府首先应该关心的是‘弱势群体’,这不是主观偏见,而是客观需要和职责。在正确理论指导下,政府有把合理的结果上升成法律并强制双方遵守的权力和义务。我们今天的‘工会’远不是工会的面目,恐怕与过去的‘工会法’都相差极远,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包括贫富悬殊在内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没有真正先进的理论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可能有太大的效果的,不知道茅教授对此与我有无共识?

    说实在的,拖欠工资与贫富悬殊不是同一性质问题,这里您举这样的例子没有必要。温总理关心拖欠农民工的工资,这是他应尽的政府责任,我持肯定态度,但并不必要称赞什么,特别是有的还是因为政府机构乱上项目,根本就没有钱,他作为总理是有领导责任的,他不但要解决欠薪问题,特别是靠工资养活的人群的工资,还要对失职人员严肃处理,我的这种态度与我相信他是关心群众疾苦的好总理没有关系。如果说在造成分配不合理的原因中,政府失职是重要原因,举这样一个‘超范围’的非常突出的例子才真有说服力,让人明白,中国有的工厂‘血汗’都到了什么程度了,‘改革’都到哪里去了!政府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所以,我认为,还是不要去争论造成中国贫富悬殊是创造的因素为主,或者是‘转移’因素为主。我肯定两种都有,何况有的领域是混合型的,比如房地产,他房地产有什么高新科学技术是别的产业所不及的,‘出身’才十几年功夫,以房地产为主的人就能在中国最富前十名里占了一半?这在‘市场经济理论’的公平原则面前说得过去吗?各种类型解决的办法也不同,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解决’吧。不谈怎么解决,而去争论谁为主,转移了大方向,我看是像在争论‘伪问题’,浪费大家的精力。

    茅教授提出的解决‘方子’我实在不敢恭维,第一个加征所得税,既不新也不有效。早在20年前推出‘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时候,回答人民担心会产生贫富悬殊就提出来了,说‘我有所得税调节’,结果如何?教授的办法到极点就是北欧的模式,但那只是那样的模式里的一个内容,与其他因素比,它的地位如何可能就要争论不休,故单独拿它出来未必就多灵。我要再次强调,把劳动者应该拿到的先给他们,再说后面的话。至于稿费纳税要从14%一律增加到30%,40%,茅教授说话是不是太随便了,就像有的经济学家说,把上浮的火车票钱再返还给农民那样。比如于丹稿费有几百万,收她40%,她那是多少年‘心血’的结果,今后她还能有几次;稿费的计算复杂而且差别非常大;…。何况这对解决真正的贫富悬殊有多少意义?有的科学技术书多少年才完成,技术含量多高,今后直接转化成物质财富有多大,可稿费才多点?你也要拿去30%?!房地产商人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在哪?可一年进帐多少亿,您建议应该提高到80%还是90%?…。世界是非常复杂的,大经济学家,不是我们这些无名之辈,不要过分简单化,还是‘三思而后行’为好。

    您第二个方子是发展慈善事业,这当然是削富济贫的一个措施,中国应该发扬与提倡。但我要武断地说,第一,要排到把劳动者应该得到的一点不少地给他们之后。第二,要排在政府职责之后。第三,这不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办法,因为它是建立在高度道德基础上的,是要尊重自觉自愿原则的。上帝说,要努力赚钱,要把钱分给穷人,死后把钱带来是罪过。信上帝的社会能做到上帝教导的人有几成?教皇就非常有钱,不知道他分给穷人多少?慈善款在解决贫富悬殊上起了多大的作用有可靠的、有说服力的数据吗?人们说中国还处于‘资本积累’的阶段,那意思是说,还不到拿出来‘捐助’的时候,至少大量捐助是不现实的,难道今天不是这样吗?您提倡一下就能解决问题?好像北欧那些国家也并不是这样。哲学上说,要抓住主要矛盾,要与实际条件吻合,不知道茅教授在此如何应用。我同意慈善事业今天不要让政府垄断,最好只是‘监督员’,因为今天的政府在艰苦朴素和清正廉洁上甚至在办事高效上还没有取得人民的信任;政府的‘救济’部门比如民政部的相应工作要与慈善团体密切配合。但我不相信非政府机构的慈善款就不可能被用到不应该用的地方,如果政府管钱就必然出问题,就太可怕了,因为政府管的钱比慈善款大得多得多,甚至重要性都大得多。防止腐败的办法我认为对谁都是需要的、有效的,所以,我们看问题要看到根本上,权大于法必须根除,在公开透明的规章制度面前不存在信任谁不信任谁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对谁都先‘不信任’,谁都不要拿‘良心’来‘担保’,非常对不起,你越拿我越不信任。

    我还希望茅教授有些话不要说过头,多一点辩证法,要把握度。比如说这30年有很大的发展,前30 年就没有多少发展,作为经济学家用语就要严格。前30 年我们大家创造的财富都是烟雾?我们打下的经济基础比如工业体系是水中之月?我不想说这可能因为您是这30年的‘主流经济学家’,有偏见,认为这些年改革的成绩是在你们的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取得的。我只要问,那是事实吗?我特别不同意,一说到前30年,主流经济学家就‘数落’计划经济,否定公有制经济,这是非常不严肃、非常不科学的,我甚至说是非常肤浅的!因为不敢涉及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思想上的主观主义、逻辑上的形而上学、品德上的个人主义。我要提醒主流经济学家们注意,在上世纪30年代,甚至到50年代,搞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一片萧条时,公有制搞计划经济的前苏联经济却欣欣向荣,人民欢天喜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难道没有使我国迅速起步吗?您把苏联和中国搞计划经济时期的GDP 增加速度都统计出来,难道它们都低吗?就是中国的前30年里都低吗?真的计划经济时代就都没有效率吗?

    我们的国防建设在投入、产出比上难道不一直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吗?要拿数据说话,要看清楚事物的全貌,…。经济学家们不会不知道,上世纪60年代,有一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参加的在美国开的讨论会,可以叫‘资本主义国际会议’,其主题就是讨论向社会主义国家能‘借鉴’什么,因为那时社会主义‘红得发紫’,这其中就有经济的计划性内容,你叫宏观‘调节’也好,叫‘制衡’也好,反正都是政府对社会的经济发展一定要有‘计划’,要有规矩,要用‘上帝之手’,资本家们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在市场里自由竞争可以让那只‘无形的手’为所欲为,但今天中国的各种各样‘企业家’就特别喜欢这样。只不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帝之手’不是全靠权力产生的行政命令,主要用法规约束,用政策引导,既走在时间的前面,又不放过漏网之鱼。我认为,社会整体的计划性和具体操作的市场化科学地结合才是社会经济建设的规律,与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都没有多少关系,因为它是客观的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今天计划也好,市场也好,都要在‘科学、和谐、节约’的原则下,任何片面性都没有好结果。 我愿意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人的右手大都非常能干,左手笨,主流经济学家可以认为市场是右手,计划是左手,可是最精彩的‘表演’,都不是‘独臂’能完成的。

再比如说,对‘发展’在解决贫富悬殊上的作用也不要强调过头,我并不认为发展就能自然解决贫富悬殊,因为第一,我们这30年发展快,但贫富悬殊拉大了,并没有提供您什么论据;第二,发展是财富总量变化问题,贫富差距是分配差别大小问题,是不同范围的事,可以是发展慢但贫富差别很小,比如古巴,也可以反过来,像我们这30年,也有发展快但贫富差距并不很大,像‘四小龙’中就有。有主流经济学家说,‘蛋糕做大,贫富差距就可以缩小’,意思相同,叫‘水涨船高’,其实这同样没有一点说服力,因为船高了比较双方差距为什么因为水涨而变小你并没有说清楚。还有一个叫张五常的大经济学家根本就不承认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他说,因为人民的收入增加了,比如农民家庭都有电视、冰箱了(价值不过2000-3000元)。可他就不说,有的人家里,上百万的汽车都几部了,有的人都有私人飞机了。反正有人‘统计’说,中国有2000什么人共有二万亿资产,不到1%的家庭有大约全国60%的资产,那位张教授怎么不说这些呢?我对茅教授说一句您很可能不爱听的话,我们普通老百姓,宁肯发展慢点,但要公平合理,特别不需要把我们的‘老本’低价值地消耗掉去换高速发展,给子孙‘造孽’,更反对少数人发财而多数人贫困的结果。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是有前提的,是有原则的,今天的实际情况已经背离得相当远了,只是习惯上的歌功颂德起了掩盖作用。有的人根本不要原则,也不管前提,只要自己爱听的那一点点,那样是不会有前途的!中国老百姓也是不会答应的!

最后,茅教授不为名,不为利让人尊敬,不怕骂也很好,但这些好的品德与实事求是和海纳百川并不矛盾,坚持真理要与修正错误同在,特别是严格遵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任何学者的必然原则,不知您以为如何?我想把道理说清楚,拉杂了,见谅。

 

个人所得税的公众期待

吴丹红

  据新华社报道,2007年12月下旬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将首次审议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个税起征点是否再次提高引发关注。专家建议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2000或2500元。在今年物价总体水平维持高位的情况下,这种提高起征点的呼声并不意外。《中国青年报》和新浪网最近作的一项调查显示:3698名参与者中,有97.0%的人认为目前的个税起征点不合适,期待能将其调高。记得在2005年,围绕过低的个税起征点,舆论曾经讨论得沸沸扬扬,结果2006年元旦之后,个税起征点从过去的800元调整到现在的1600元。可是,从这次民意调查看出来,这个变化整离民众的预期显然有很大差距,因此这两年来,提议调高个税起征点的声音就没有停止过。前不久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一个财政学研讨会上,一位教授提出个税起征点提高到万元以来,竟引来一片赞同声。 

  民意是一种公众期待的表达。笔者并不认为,民意所表达的,就是绝对正确,或者政府就应该遵照民意去做。而是,我们应当分析,在这种公众期待后面,有着什么样的正当理由,以及我们应当如何正视这种理由。 

  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为对象征收的一种税。从财税史上看,个人所得税肇始于1799年的英国。当时,英国由于与法国交战致使财政吃紧,而作为当时主要税收来源的消费税和关税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有人提议向高收入者征收所得税,安全的利益战胜了金钱的利益,个人所得税就被通过了。然而战争一结束,认为所得税侵犯隐私和个人权利的言论就占据了上风,所得税被打入冷宫。直到1842年,英国行政部门才又一次让议会和民众信服所得税的必要性。随着现代国家的发展、公共财政的建立,国家的官僚机构膨胀、国家担负起越来越多的公共职能,相应地对于财政的需求也增加了。个人所得税在二十世纪已经成为英国税收结构中的核心,并且被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采纳。已经形成共识的是,个人所得税具有调节收入、缓解贫富悬殊、促进社会稳定、增加财政收入等特性。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开征的一个税种,甚至是一些国家最主要的税收来源,在国际社会享有“经济内在调节器”和“社会减压阀”的美誉。 

  1980年,我国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制度开始建立,当时的起征点确定为800元。1993年,人大修改《所得税法》,规定不分内、外,所有中国居民和有来源于中国所得的非居民,均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1999年,再次修改《所得税法》,把“储蓄存款利息”免征个人所得税项目删去,开征了个人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2006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高到1600元。起征点提高了一倍,为什么仍无法让公众满意呢?因为当二十七年前,个税起征点是800元时,当时居民人均月收入为40元,前者是后者的20倍。而如今的1600元与居民人均月收入一比,人们就发现,前者已经高于后者了。这就意味着,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对象已经从极少数的富人扩展到了绝大多数的工薪阶层,“富人税”似乎变异成了“人头税”,个人所得税设立的初衷基本丧失了。 

  另一方面,对于高收入者而言,由于工资并非他们的主要收入,因此,工资之外的收入是征税的主要计算依据。这部分的收入有多少?需要征收部门有效地跟踪每笔个人交易,而这样做的成本很大,很难操作。国外个人所得税依靠完善的金融、财会体系配套,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又为有效的监控提供了保障,可以用较低的成本让富人乖乖地缴税;而我国对于高收入群体尚没有建立一个可记录、可计算的市场交易监控体系,而完全依靠高收入群体的“自觉申报”,因此偷逃个人所得税变得相当容易,巨额税源的流失也成为必然的结果。于是又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高收入群体只承担了很少部分的税源,而不大部分的个人所得税款却来自广泛的中低收入者,这种严重的“结构性不公”与个人所得税调节贫富收入分配的目标背道而驰。 

  因此,提高个税征收起点,只是让只个税回归初衷,从“劫贫济富”回到“劫富济贫”。多年来,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纷纷提高个税起征标准,以增加国民的消费和投资能力,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在许多国家,个税征收的神经非常敏感,例如德国,个税起征点每年都要作相应的调整,以体现税收的灵活性,保障公众的收入水平。为了遏止贫富差距,英国很早就实行了福利制度,1601年颁布了《济贫法》,19世纪又陆续制定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实施“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美国,虽然也存在穷人,但是《华尔街日报》披露的消息证实,大多数的“穷人”比起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的普通美国人来说,都吃得更好,住得更好,并拥有更多的私人物业,比如住房、汽车、彩电、空调。个人所得税作为一种“良税”,体现的是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是占有社会绝对资源的富人对于穷人的良心,是再度分配社会资源的杠杆。相比而言,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征收对象却逐渐扩展到中等收入者甚至“穷人”,多少有点让人费解。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的赋税比重并不比某些国家低,但我们的社会福利却与其有天壤之别。国家税收既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把取之于富的个人所得税用之于贫,才能真正完成它的目的。我国每年2000多亿的个人所得税,有多少用于公民最需要的社会保障、抚恤救济、教育、医疗卫生?有多少用于公款吃喝、公车支出、公费出国考察?又有多少投入决策失误和资金浪费的无底洞?或许没有人做过调查。如果我们不在意政府收了多少税,那一定要在意这些税是否真的用到该用的地方,是否在改善我们的福利。纳税的公民,不但有纳税的义务,还有纳税人的权利,那就是监督政府税收的去向,并要求福利的回馈。 

  提高个税征收标准,对于我辈中低收入阶层而言,只是一个迟来的好消息。面对不断上涨的房价、物价、教育、医疗、生活支出,我们缓慢增长的工资尚且难以满足我们的消费,更别提所谓的积累。笔者2007年从北京大学博士后出站之后,成为北京某高校的一名大学教师,月工资仅有997元,加上其他奖金、福利,实际到手的月收入也不过区区2500元。个人所得税计算的月工资指的是“当月个人所有收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通讯费-房屋提租补贴费”,也就是这微薄的2000多元。君不见,北京五环以内的房价已经攀升到每平米一万多元,如果以笔者这种收入水平,起码要工作一百年,才能在北京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而即使这样的“穷人”,每个月也要贡献不少的个人所得税,请问这还符合个人所得税所宣扬的宗旨吗?因此,我完全理解为何97%的民众认为应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点。笔者也深知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正视这种公众期待背后的正当理由,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有的态度。

(原载《选择》第166期)

税收大幅度增长与杀鸡取卵

吴稼祥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公布,2007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49442.73亿元,比2006年增加11806亿元,同比增长31.4%。 而据世界银行预计,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11.3%,税收增长率接近经济增长率的3倍。这说明什么?

    第一,我们可能在杀鸡取卵。如果我们是养鸡场老板,假如我们想让鸡蛋增加得比母鸡增加量快几倍,剖开母鸡肚子直接取蛋是比较省力的办法。

     第二,政府的幸福可能建立在纳税人的痛苦上。在《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上,2006年中国排名第二,2007年中国排名第三。估计2008年大有希望夺得锦标,因为当年公布的是对上一年税负情况的评估。谁的痛苦?当然是纳税人的痛苦,不是政府的痛苦。中国税务官员说,《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并非国际公认,其娱乐性强于科学性,这完全可以理解,正在洞房里美滋滋的新郎官听到窗外的光棍汉荒腔走板地喊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往前走,莫回头……”也会觉得很娱乐。

    第三,在平等与效率勾兑的鸡尾酒里,平等的兰姆酒继续增加厚度。纳税人,特别是高额累进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是高收入的富裕阶层;理论上的税收受益者是需要救助和享受福利保障的弱势群体和贫困阶层。因此,税负减少,有利于储蓄和投资,也就是有利于效率;税负增加,有利于再分配,也就是有利于平等。

第四,国家还有浮财可捞。中国税收增长率持续走高,并没有在实际上损害经济增长,可能是中国存在着与经济增长没有直接关联的税收源泉,比如高额的土地板块税收,主要不是来源于经济效率提高,而是来源于国家对土地的垄断和对普通购房者的转嫁;还有,突然繁荣的2007年股票市场所带来的大量印花税,也不是物质财富的突然增长带来的。这些都具有浮财性质,捞一把算一把。

第五,月亮会上的,航空母舰会有的,但也将有更多的小“中南海”。税收大量增加,表明国力增强,雄心勃勃的登月计划有了资金保障,传说中在建造的航空母舰也不容易遇到资金链突然断裂。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腰包也鼓了起来。2006年中,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政府震惊国人,它占地530亩,建了一个号称“世界第一区政府”的地方“白宫”,老百姓称为“小中南海”。地方财政收入增加,对税收使用的监控机制缺失,预示着将有更多的惠济式的政府官邸诞生。

简言之,税收大幅度增加,不完全是坏事,也不完全是好事,让坏事减少,好事增加的一个办法是,公民既有纳税义务,也有代议权利。什么叫和谐社会?“和”者,人人有义务纳一口公粮;“谐”者,个个有权利表达自己意见。

  (原载《选择》第166期)

 

盘点2007年中国10大热点经济社会问题

韦森

2008年1月

    或许在几十年之后,甚至在更长的时间里,当人们回首反思21世纪初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时,也许会有人觉得,2007年在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值得一提;一些经济学人针对2007年中国经济社会运行的一些现象和问题所做的评论和发表的意见,有其久远的理论意义。

1.从整体上解读中国经济 

2007年,在中国的经济社会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值得国人关注和记下来的事情? 
首先,在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从而市场机制已经基本生成的当下中国社会中,就经济体制和企业运营体制来说,“改革”和“开放”这一类曾经一度是些热门的术语,目前已几乎变成了“过去进行式”,相对而言,与宏观经济运行有关的一些问题和事件,渐渐占据了当今中国网络和平面媒体中的一些醒目标题,随之也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谈到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些问题,首先就是如何看待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和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2007年一开春,《财经》杂志就约请吴敬琏先生主持了国内五位经济学家的访谈。在年初时,尽管五位经济学家都对2007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表达了乐观的预期,并对中国宏观经济格局中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有所察觉,但似乎还没有人在上半前就开始出现的通货膨胀有所预期。2007年上证指数上升到6000点以上,然后又大起大落、跌宕起伏,这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年初所始料不及的事。相反,2006年年底和2007年年初,较多经济学家仍然对近年来的居民的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表达了些担心,担心它会拖累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势头。然而,到2007年第一季度的宏观数据出来之后,房价、股价飙升,通货膨胀率抬头,资本品价格节节攀高,贸易顺差居高不下,外汇储备屡创新高,经济增长仍然显得十分强劲。在此情况下,“宏观调控”就成了2007年全年中国经济学界和媒体中的一个热门话题。 

中国连续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如何发生的?其动力机制又是怎样的?中国这一波已经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的经济增长还能延续多久?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外学界似乎还有许多困惑。哈佛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和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帕金斯认为,可以从高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快速增长的劳动力资源,对这些快速增长的资本和劳动力利用效率的提高,以及对外贸易的大幅度和高速度的增长和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等方面,来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帕金斯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抱有较乐观的预期。他估计,中国经济至少还能在7%以上的速率再增长20年。国内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对中国经济也一直抱有较乐观的预期,并提出这些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呼唤着新的理论解释。在谈到21世纪中国的崛起时,著名华人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则提出,在过去近30年中,中国人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秩序中与世界各地做生意,进行国际贸易,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历史机遇。陈志武还指出,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更能让我们今后以理性建设者、以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分担世界秩序的责任,并让我们认识到改革现行中国的制度结构,并真正实现宪政法治,让世人不再对中国的崛起担忧。对于中国的经济崛起,祁斌则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繁荣和发展,已经是并将仍将是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 

然而,对于中国这些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股市的上半年的“疯长”以及接着而来的跌宕起伏,一些经济学人总是表示这样和那样的担心。姚洋的“从账面GDP看中国之谜”一文,就部分表达这一担忧和质疑。在“中国经济怎么了?”一文中,韦森则表示,当下中国实体经济和股市的“双繁荣”,倒不怎么令人担心。令人值得关注的事,是在近几年中国经济每年10个百分点上下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税收却以20多个百分点更高速地增长。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速率双倍甚至三倍于GDP的增长,这自然意味着政府操控经济运行的能力在加强。在中央政府担心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同时,应该首先意识到政府本身在目前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政府投资加上地方政府间各自的“增长性竞争”,实际上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二级火箭”或言“助推器”。这一点应该值得中国经济学界和决策层的高度关注。

2.宏观调控 

2007年中国经济的继续高速增长,出现了一个令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现象:中国宏观经济终于结束了高增长与低通胀——甚至通货紧缩——并存的一种“高亢奋”的经济增长格局。2007年第一季度以来的通货膨胀(尤其是食品和其它消费品价格的抬头),引起了政府宏观政策决策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密切关注,从而“宏观调控”再一次变成了全年的一个“热门话题”。余永定认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危险现象,是通货膨胀率上升和资产价格上涨并存,通货膨胀同资产泡沫开始形成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竞相攀升的势头。这种势头如果失去控制,后果将十分严重。目前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什么?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这与目前中国经济中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密切相关。面对流动性过剩所造成的通胀率抬头、资产价格上涨、股市疯长和城市房地产价格的持续升温,媒体和经济学界一再呼吁要提高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然而,从中国2007年的整个宏观经济格局和走势而言,仍有不少经济学家依然怀疑中国宏观经济是否失控了。甚至有的经济学家怀疑是否政府决策层实际上对中国经济采取了一种无为的“放任自由的”方针。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宏观调控的成效会如此不尽如人意呢?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认为,在中国经济存在大量结构问题,并且开放度又很大的情况下,以紧缩性货币政策为主的调控方法是难以奏效的,至少是缺乏效率的。他主张,较为可取的政策组合应当是以紧缩性财政政策为主、以中性的(即保持既定利率和汇率稳定不变的)货币政策加以匹配的政策组合,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地推行结构改革政策来为宏观调控提供有效的微观基础。然而,对于宏观调控本身,经济学界也有不同意见。

譬如,赵晓就认为,就国内市场而言,无论是就消费来看,还是就投资而言,现在都不存在经济“过热”问题,因而,真正需要调控的是“外需”,而不是“内需”。基于这一判断,赵晓同意余永定的“紧货币、宽财政”的宏观政策建议。这也与华民的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于2007年出现的通货膨胀,韦森也表达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在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物价一直没大上涨,甚至有两年出现过“通货紧缩”现象。这说明中国经济一直处在一种“异常亢奋状态”。在前几年连续多年国内消费疲软的格局中,且在中国社会内部各方面的“钱”都那么多和那么充裕的情况下,今年国内消费开始有些启动了,消费品物价有就所抬头。从宏观经济整体上来,这是自然和必然的。这些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超高速、低通胀”的格局运作,反倒让人时时感觉有点不安,总怕这列在一条“高速轨道”上呼啸前进的“列车”会出轨。最近“通胀率”抬头了,反而觉得它有点趋于正常了,因为,这对中国经济整体而言,可能有一种“泄洪”效应。“国内消费需求”这架发动机启动了,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才有后劲。但是,内需启动的一个伴随的自然结果却是通胀率抬头。韦森还接着认为,从整体上来看,目前的通货膨胀可能还只是个短期宏观现象,且大多数城市居民家庭一般还能承受得了。不然,这一问题会更加突出和棘手。从长期来说,我们目前应该关注的,恰恰是中国的财富创造机制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根本问题,而中国的财富创造机制和收入分配制度本身的绝大多数问题,不是个经济体制问题,而与我们目前的政治体制安排有关。在目前,政府要关注并应当采取措施的,是如何提高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而不是盲目的运用一些货币政策——尤其是靠紧缩信贷——遏制经济增长的势头。

3.人民币汇率问题 

既然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中国经济中存在着流动性过剩问题,而这种强大的流动性过剩是消费品和资本品价格上涨、股市飙升、房地产价格继续攀高的最终原因,那么,中国宏观经济格局中“流动性过剩”的产生原因,就成了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讨论的话题。沿着对这个问题回答的考究,人们发现,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的经常性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密切相关。用通俗的话来说,一方面,中国出口仍然大幅度的超过进口,导致贸易顺差在2007年前三季度仍然高达185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58亿美元;另一方面,由于预期到人民币将会升值,加上上半年中国股市的飙升,大量国外热钱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这就为中国国内的流动性过剩蕴生了强大的海外波涛。譬如,最近据周其仁讲,在今年2月份“中国经济观察”的报告中,易纲就提出,中国宏观经济中流动性过剩问题,原来在很大程度上与经常性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密切相关。在中国存在巨大的双顺差的情况下,近几年央行不是有意在“发行”货币,根本就是连“收流动性”都“收”不了!其中的道理是:每一块进入中国结汇的美元,都换出一定数量的人民币去。究竟可换多少,那是由“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决定的。这个票子非发不可,天天发、月月发、年年发。央行当然不能容许这笔惊人庞大的高能货币全部留在市场上,于是不断发央票“对冲”,也就是“回收流动性”。收不干净的呢?就是目前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上涨的货币基础。既然目前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上涨与经常性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密切相关,那么,人民币汇率问题,也在全年中一直成为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关注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 

在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升值以及升值的速率应该多快这类问题上,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近些年来一再坚持人民币不能大幅度升值。他认为,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不利于农民收入,不利于农转工,不利于中国技术和科技低下的微利和接单生产的中国外贸企业的生存。樊纲也同样认为人民币不能大幅度升值。与张五常的判断相同,樊纲最近提出,如果人民币年升值超5%,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灾难,那将会导致百万民工失业。与张五常和樊纲的意见相反,余永定则认为,目前人民币升值“正当其时”。他还认为,尽管人民币升值会带来阵痛,但升值是符合中国自身的长远利益的。余永定给出的理由是,在我们还在大量引进外资的同时,我们的贸易已经实现了持续的、大规模的“双顺差”。结果,在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资本净流出的现象,这在国际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余永定认为,继续维持双顺差已不合乎中国自身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应当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 与余永定的观点相类似,汪涛则认为,为了解决中国目前互相紧密相关的国际收支失衡、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货膨胀问题,允许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是一个有效措施。

4. 股市飙升与跌宕 

2006年6月开始,中国股市出现了一轮长达年余的大牛市。尤其是自2007年年初以来,上证指数从2700多点节节攀升,一度突破6000点的大关。截止2007年11月22日,沪深两市账户已新增5,600万,达到13,500万户,与2006年相比,几乎增加72%。然而。进入2007年11月份以来,中国股市出现了调整性的下跌,曾一度跌破了5000点的关口。2007年中国股市的节节攀升,社会上许多人进入股市,股市的跌宕起伏,这使股市一下子成了2007年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于是,在平面和网络媒体中,中国股市向何处去,中国股市怎么了,以及中国股市是否是理性繁荣这类标题,成了全年国内媒体关注的焦点。 

中国股市在经历了数年的萎靡不振之后,在2006至2007年上半年的超常增长,引起国内学界尤其是金融界的一些不同看法。几乎从2007年一开始,谢国忠等悲观派的经济学人就一直呼吁,要警惕中国股市“虚假繁荣”的风险,并认为中国股市的价格已经太高了。甚至像格林斯潘这样的老先生,自2007年5月以来,也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和直言不逊的口吻连续三次唱空中国股市。格林斯潘老先生担心中国股市有一天会出现“戏剧性收缩”,认为“中国股市的上涨势头不可能持续下去,必将出现大幅的下跌”。格林斯潘的言论,曾对中国股市的政策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5.30”中国政府出手干预股市,可能就与格林斯潘言论有直接关系。然而,中国股市在2007年6月经历的重大调整之后,一路走强,上证指数一直攀升到10月16日的6124.04点的高位。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对股市谨言慎行的格林斯潘又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连续两次继续唱空中国股市。10月1日,格林斯潘在英国伦敦对中国股市做出了极为负面的评价:“中国繁荣的股票市场从各方面看都已经具有泡沫的特征,如果你要寻找泡沫的定义,那么这就是了。”10月30日,格林斯潘在波士顿召开的一个保险业高层会议上发表演讲,说中国股市处于“非理性的繁荣”,是个迟早都要破灭的“投机性泡沫”。 

与格林斯潘和谢国忠等国内业界的悲观认识相反,一些对中国股市持乐观态度的人士,则对2006年以来的中国大牛市欢欣雀跃,认为当下中国股市的繁荣是一种必然趋势。譬如,韩志国等业界人士就认为,由于世界经济正经历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美元的持续贬值与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并且升值的预期还在不断升温,导致了大量国际热钱流入中国。从国内环境来说,中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的负利率,使得储蓄收益成为负数。在这种情况下,资产投资与资产价格的上涨,就成为各种复合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由于人民币升值正处于一个“中继过程”之中,由于股权分置改革与制度创新的潜力还处于持续发掘的过程中,加上中国经济还处于加速的进程中,因而,中国股市的牛市进程就必无可免地持续下去,无论是格林斯潘,还是巴菲特,都无法改变这种趋势。 

与上述乐观派和悲观派的言论有所不同,一些专业人士则对中国股市现状做了一些理性分析。譬如,华生和金岩石等就对目前中国的股市繁荣屡屡提出了他们自己较理性的评论和判断。据华生计算,当沪深股市市值超过22万亿元人民币即超过GDP时,实际上中国公司的市值即便在H股、红筹股回归之前,已经是GDP的150%左右了。这不用说与中低收入国家相比,就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堪称实际上的世界之最。由此,华生认为,在中国股市微观层次上的市盈率、市净率高居世界首位,而宏观层面上股市总市值与GDP之比也达到惊人的高位,这应该引起人们的警觉。基于这些判断,华生呼吁要警惕中国股市的“虚胖”。很显然,华生的这些观点,与对中国股市现状的悲观派看法有些相近,但他又对上半年以来股市的飙升三缄其口,不说三道四。 

对于2006至2007年中国股市的繁荣以及随之而来跌宕起伏,处在中国宏观政策决策层以及一些围在政府政策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们则相应比较理智。譬如,夏斌就认为中国股市处在一个“结构性繁荣”时期,但是他也一再呼吁股民要警惕中国股市结构性繁荣下的风险。另外,著名华人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则认为,改革后中国人“钱”多了,但是中国经济的“资本化”程度还远远不够。陈志武还具体举例到,美国股市、债市以及住房按揭贷款的市值分别为GDP的1.56倍、2.1倍和0.9倍,而中国相应的比值为0.8倍、0.01倍和0.11倍,所以,中国资本化的空间还很大,还可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许多年的金融资本。在此情况下,中国股市的繁荣,应该是一个自然和必然的过程。另外,这些年来,陈志武一再呼吁,假如不放开中国的新闻媒体,如果没有公正的大众媒体充分并准确地传播上市公司以及股市的信息,“噪音和虚假信息”就会充斥市场,股市就会成赌场,股价泡沫会是经常的事。 

如何看待2007年以来中国股市的繁荣和跌宕起伏,实际上也蕴含着经济学家们在政府如何“管理”股市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在这个问题上,那些对中国股市一直存在某种担忧的人士总是期求政府有所作为,采用一定的措施挤压“股市泡沫”。另一方面,一些乐观人士也同样期盼政府在中国股市的繁荣发展中不断有所作为:在一方面批评政府人为“挤压”股市泡沫“打压”政策的同时,另一方面也总是期盼着政府在中国股市大跌时能做些什么,以确保中国股市无跌宕起伏的繁荣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多经济学家则认为,像任何市场一样,中国股市应该有其内在的运行法则。因此,政府只能通过其有关职能机构加强对股市的监管,而不能人为地干预股市,既不能任意地“打压”股市,也不应该有意地人为“托市”。进一步的问题是,政府如何监管股市?中国人民大学的周业安教授则认为,政府监管部门应通过建立各种规则监管股市,并自己率先遵守这些规则。如果这样做,就能够起到稳定市场预期的作用;同时,如果政府有关机构通过投资者教育来引导投资者遵守规则,整个金融市场就会逐渐变得有序。一个有序的市场是不怕股价波动的。反之,如果监管部门常常受一些学者意见或者多数投资者的意愿和意见所左右,并试图对市场采取相机管理的积极干预策略,那么,结果很可能是“羊肉没吃到,反惹了一身骚”。

5.房地产风云 

如果说2007年最值得人们关注并可能留在国人记忆中最深的事情是中国股市的飙升和跌宕的话,那么,2007年全国各城市房地产价格也是一个紧随其后的热门话题。之所以如此,并不完全是因为中国的房地产这些年已经迅速成长为一个巨大产业,以致于在2006年中国房地产的开发投资已经占到了GDP的10%,而是由于房地产价格的涨跌,已经牵涉到千家万户中国城市居民的直接利益。根据易宪容的一项研究,2004、2005和2006年,全国房价上涨分别只是9.7%、7.6%、5.6%,进入2007年,国内城市的房价上涨则一浪高过一浪,一、二、三线城市房价齐声上涨。于是,如何控制飞速上涨的房价,则成了2007年举国上下此起彼伏的一个热门话题。 

到底如何才能控制房价?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当一个城市房价快速上涨时,该城市的政府应当迅速增加土地供给。这当然要看当地政府是否真正想要控制房价,或者说给政府要房价降温的决心有多大。如果地方政府依赖卖地收入满足其资金需求,他们降低房价的措施就很难有诚意。如果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地方政府稳定房价的政策可能永远只会停留在口头上。也有不少人主张,降低城市房地产价格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开征1%-2%的房产税(property tax)。2007年11月,深圳政府开征了城市土地使用税。果不其然,据说深圳的房价最近确实下降了许多。面对近些年爆涨的房价,各城市也在推行面向低收入家庭的“经济适用房”。但是徐滇庆的研究发现,近年来,政府的限价房政策和推出的经济适用房措施,都举步为艰,完全没有按照政策设计者的意愿发展,且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好评。民众还抱怨限价房质量低,位置差,价钱并不便宜,老百姓仍然买不起。况且,即使个别城市建造了一些经济适用房,仍然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多少问题,且在经济适用房的分配环节上,还屡屡出事。由此徐滇庆认为,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实在是乱象丛生:为了抑制房价暴涨,政府今天出台一项措施,明天再推出一个政策,但房价就是控制不了。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民间学者秋风认为,谈到房价上涨,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了房地产商,先是说房地产开发商哄抬价格,现在又说开发商囤积土地。媒体报道说,很多房地产开发商大量囤积土地,更有一些开发商在拿到土地后故意延迟开发。据说,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就是这样失灵的。那么,为什么一些大的房地产开发商囤积土地?秋风认为,在近些年的中国经济格局中,土地价格上涨带给开发商的收益远远大于开发房屋再出售所获得的收益,这个时候,开发商当然倾向于不去建造房屋,而是囤积土地。根据这样的逻辑,假如房屋价格上涨速度很快,则开发商会倾向于拖延开发进度,或者拖延房屋销售进度,这样就可以坐享土地价格上涨的收益。在目前政府垄断开发用地供应的制度下,所有人都会形成土地供应日益短缺的预期,因而也相信房屋价格必将无穷尽地上涨,地价当然也会持续上涨。这样一来,时间本身就给开发商带来了丰厚利润。

于是,最聪明当然也是最有权势的开发商,干脆连开发的事情都不去干,而是囤积土地,静等其升值。同样沿着这条思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李华芳研究员指出,一些开发商迟交楼盘和捂盘惜售等因素,会造成房子的供应量减少,从而抬高房价。他也认为,在供给上,政府作为唯一的土地供应者,造成土地一级市场是事实上的垄断市场,因为,被征地的农户无法参与讨价还价的过程。这种土地制度的结果是,在农民收入减少的同时,却无法负担日益高涨的房价。出现这种局面,除了落实农地产权之外,恐怕别无他法。

6.社会收入分配问题 

2007年,引起全社会较为关注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正如中国社科院的刘小玄教授所言,近些年来,关于收入不平等的话题被炒得纷纷扬扬,不少人指责市场化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纷纷求助于政府,希望政府拿出有效办法来解决问题。然而,对这个问题较有洞见的学者则发现,造成目前中国社会收入不公平的根本原因之一,不是在于政府在社会收入分配上做得太少了,恰恰相反,是在于政府控制了过多社会资源,同时通过各种不公平的交易机制去交换或获取民间的个人资源,从而能够在一般性的政府税收之外,再次或多次从这些资源交易中获取民间的转移收入。沿着这一思路,刘小玄认为,解决中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要扩大政府分配资源的权力,而是要减少政府占有的资源份额,尽可能降低不必要的税费,尽可能扩大民间资源占有率,将垄断资源的所有权分散化,以形成多元化的市场格局。由此刘小玄认为,政府不能把什么资源都控制在自己手里,而是要通过“轻徭薄赋”的利民公共政策,逐步把社会资源占有权放开,还权于民,形成以民间的庞大中产阶级占有主要社会财富资源的格局。他还认为,这是一个和谐稳定社会最重要的基础,也应当成为政府采取的长期发展政策。 

针对中国目前社会收入分配中的种种问题,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的研究也发现,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国已从一个相当平等的社会变成一个相当不平等的社会,在131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中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排在第90位,只有41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比中国更不平等,这些国家主要分布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拉丁美洲。他的研究也发现,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期待不算高,只有约75%的民众希望政府拿出行动来降低收入差距,但这高于一般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美国的这个比例不到中国的一半。既然中国民众对不平等的容忍度相对较低,政府在处理不平等问题时应该采取一种如履薄冰、时不我待的态度,而不是继续执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 

目前中国收入分配不公平已成了举世公认的事实,原因在哪里?2007年,在中国学界所进行的一项极其富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就是王小鲁博士对灰色收入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王小鲁的调查研究发现,目前中国社会内部的灰色收入,高达4~5万亿。这天文数字般的灰色收入,主要来源于五个渠道:行政审批、金融腐败、公共资金流失、土地收益流失、垄断行业收入。灰色收入,无疑是造成中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且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正是通过一些灰色收入,造成了一批当今中国社会中的富人。据此韦森认为,目前在中国社会中真正富的人,私人企业家可能只是其中的少数。真正的富人,可能是那些手中直接掌握着权力或这样那样直接、间接与权力有关的人(这些人中当然也有些变成“企业家”或大公司的“老总”)。这也恰恰是人们对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强烈不满的主要原因。

因之,当今中国社会收入分配的关键问题,并不是在“不均”上,而是在“不公”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存在收入上的“不均”,应该是常态,但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导致人们财富创造和收入分配差异原因上的“不公”,或者说是发财致富的机会不均等,参与市场活动的权利上有差异。人们财富创造和收入分配差异原因上的“不公”,才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迅速富起来的主要原因。之所以如此,显然又与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有关。因此,要真正解决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公且差距继续拉大的问题,关键还是要启动并渐进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民主与法治政制建设,从而真正深化市场化改革进程。要达致这一目标,首先当做的事,还是要进一步减小政府行政干预与操控经济的范围和权力,以期用真正能进行违宪诉讼的宪法和相应的行政法,来规约束住政府公务员任意干预市场过程的自由裁量权,并进而加强民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和制衡。只有这样,才能逐渐堵塞权力寻租的渠道,从根子上切断那些与权力有关的人的“隐型收入”和“灰色收入”来源。

同样根据这一思路,张曙光教授则认为,反腐败是改变我国分配模式的关键。从社会政治权力的公平、经济机会的公平和经济结果的公平三个角度来分析问题,张曙光认为,中国社会现状确实有经济结果的不公平,但社会矛盾的焦点更多的是集中在前两种尤其是经济机会的不公平上。张曙光认为,过多的行业垄断,过多的行政审批,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经济决策的不透明,蔓延到司法、执法、行政领域里的腐败行为,法制不健全和市场机制不健全造成的千千万万的寻租机会,是现阶段中国社会中经济机会不公平的主要原因。根据有学者估计每年因贪污腐败造成的占10%左右GDP总量的经济损失这一判断,张曙光认为,从反腐败的角度来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并不会损害效率,反而会提高社会的整体效率。

7. 医疗体制改革 

2007年,在媒体中经常讨论的另一个话题是医疗体制改革。由于这个问题将牵涉到千家万户家庭和数万医疗卫生单位以及制药业的利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自然引起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2006年9月,国家医改协调小组成立。这个医改小组,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由卫生部,财政部等11个部委所组成,办公室设在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发改委主任马凯和卫生部部长高强任双组长。为了稳妥启动卫生体制改革,国家医改协调小组委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和其它研究单位分别提出了9套医改方案。在2007年一年中,尽管这个医改协调小组一再放风说,新的国家医改方案将在年内推出,但到此稿发表时,仍然没有见到任何影子。这说明医疗体制改革问题十分复杂,且各方的意见差异仍然甚大,加上各方利益仍在纠缠“博弈”,导致了在中国医改方向上目前仍旧是“烟雾重重”的态势。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说,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顾昕曾透露,“从今年5月30日八套医改方案在钓鱼台国宾馆秘密‘过堂’以来的几个月中,各方的激辩简直就像‘一锅粥’。” 

在9套医改方案中,据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李玲教授所主持的方案较为中央医改协调小组的官员们所重视。李玲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创造了连续高速增长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奇迹“,但是经济增长并没有直接带来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譬如,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仅增加了3.8岁,远低于其他国家的增长。虽然卫生总费用、人均卫生总费用增长很快,可医疗卫生领域仍存在很大的问题,是老百姓最不满意的部门之一。2005年8月9~11日,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央视资讯进行了对医疗体制改革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90%的民众对中国10年来医疗体制的变化感到不满意。世界卫生组织 2000年对全球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进行了排序,中国被排在188位。在这样的态势下,医疗体制改革,看来是个无法回避的必然趋势。

但是,如何改?向哪个方向改?各家研究方案均根本性的差异。从总体上来说,在医改方面,存在两条思路:一种思路是市场主导型,另一种思路是政府主导型。从世界各国的情形来看,美国是全球最市场导向的医疗卫生体制,医疗卫生的供给和需求大部分由市场来决定。在美国的医疗体制中,除严格的监管外,政府只负责为穷人、老人医疗买单和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市场主导型医疗体制的结果是,医疗服务越来越好,但医疗价格也越来越高。政府主导模式的医疗体制的典型的是英国和加拿大。在英国实行的是全民医疗服务体系,公立医院由政府全额投入,老百姓看病是免费的。有钱人需要特殊服务,可以到私立医院去。在这种模式下,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普及面广。

根据这两种划分,李玲主持的研究团队主张未来中国的医疗体制应采用政府主导型;相反,同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周其仁教授则强烈主张市场导向的医疗体制改革,并在媒体上连续发表文章推介“安徽宿迁医改模式”。所谓“安徽宿迁医改模式”,据悉是为以卖公立医院为契机,把办医者和管医者分开,把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服务分开,把医疗服务机构与卫生防保机构分设。这也就是著名的宿迁医改的“三分”准则:“管办分离,医卫分策、医防分设”。据周其仁讲,在实行“放出来的医疗服务市场”而同时政府只坚守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医改之后,宿迁地区政府增加了用于医疗保障的开支,特别是完成了90%农村的新农村合作医疗覆盖,并适当提高城镇职工医保的水平和覆盖范围。对于这种模式,周其仁认为具有普遍意义,因而坚持他的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医改方向。 

除李玲和周其仁两人所提出的两套完全不同的医改方向外,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顾昕则认为,在未来的医改中,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大力推进医疗卫生事业的社会公益性,而非自身成为医疗卫生机构的主办者。考虑到“以药养医”是促成医疗价格虚高的“幕后推手”这一现象,顾昕认为,采取“全民医保”,就可以终结这种不良格局。根据顾昕的划分,目前的“新医改”方案大体有三条思路:一是采取行政措施控制医药价格;二是改革医疗机构,强化其社会公益性;三是推行“全民医保”。顾昕认为,第一种治标不治本,第二种容易退回计划经济老路,只有第三种,才是“新医改”的出路。按照顾昕自己提出的医改思路,“民众参加医保后,大多数看病的钱都汇集到医保管理者那里,医保管理者就拥有了强大的购买力,从而可以同医疗服务提供者讨价还价,用市场手段降低医疗费用”。顾昕还提出,在这种全民医保的医疗体制中,“病人先垫钱治疗,事后到医保报销,这无法解决困难群众看不起病的问题,他垫不起那个钱”;“病人到医院看病,只需付自付费的那部分,医保报销部分则直接由医保向医院预付、划扣。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群众之急”。顾昕具体建议道,要进一步提高医保报销比例,使群众自付费部分降到20%左右。据悉,在提供新医改方案的9个机构中,有7家对全民医保方式表示赞同。由此顾昕认为,全民医保形成后,向医疗卫生机构支付医疗费用的老百姓就转变成了医保机构,这种付费方式的转变,可促使医疗机构重视药品性价比,同时医疗机构就可以自主决定医疗服务价格,而达到医疗服务真正的市场化目的。 

众所周知,中国医疗改革要解决的一个核心弊端,是药价太高和医院以药养医的问题。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药价这样高?为什么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在医疗卫生市场上就失灵了?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研究员朱恒鹏的调查研究发现,这里的关键问题还是一个医疗体制问题。正是在目前被扭曲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中,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价格越高的药,越好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怪现象?被扭曲的中国卫生体制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朱恒鹏的研究发现,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在中国目前的社会体制格局中医疗行业的两个显著特征:需求缺乏弹性和信息不对称。一旦遇到垄断性的市场结构,这两个特征就会导致“价格扭曲”。朱恒鹏认为,我国政府的对医疗行业的管制,就恰恰造成了医院垄断地位。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出台的药品分类管理明确规定“处方药只能由医院卖”。

在我国,公立医院控制近50%的医疗市场。在此格局中,一方面,处方药只有医院能卖;另一方面,不管公费医疗,还是医保,都必须到医院去。这结果就导致现在医院卖80%的药,并且有些药只能去医院买,想报销也只能去医院。医院由此便获得了垄断权。朱恒鹏还认为,就药品而言,现在医院是“双端垄断者”:一方面垄断买方,另一方面垄断卖方。有了这样的垄断地位,一方面医院可以对药厂说:“处方药你必须卖给我”;另一方面它又可对患者说:“处方药你必须从我这里买”。当然,医院也有它本身的道理。从道理上说,医院本身既能抬高药价,也能抬高医疗服务价格。但是,我们国家实际情形却是,医疗服务价格被政府管制人为压得很低,那医院不靠药价,又如何存活下去?结果,医院只能靠多开药和开高价药来赚取利润。沿着这条思路,朱恒鹏发现了目前医疗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的一个关键问题:要想医生收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提高,医药价格下降,卫生局长、药房的人这样的医务人员之外所有行政人员的收入都要降下来。药检局、发改委的权力也要降低。朱恒鹏认为,现在医疗改革的实际问题,并不在于没有可行的办法,而在于这些办法都不能被通过。

8.环境污染与治理 

到2007年,中国的经济社会改革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一个越来越受国内国际各界关注的问题是中国迅速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的环境污染,表现在许多方面。除了时常笼罩在北京和一些工业大城市上空的“污云密布”的大气污染外,进入2007年以来,各地陆续爆发一些重大的水污染事件。如何应对这一严峻局面,就成为摆在中国政府决策者案头的最现实挑战之一。2007年在环境污染问题上所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太湖,这个流传着无数人文传奇、滋养了最为富庶的民众的中国第三大淡水湖,今年5月底突然爆发蓝藻危机。另据《财经》记者的报道,从“母亲河”黄河到北京所在的海河流域,“污染像晴夜的繁星一样无处不在”。

实际上,这两条河流的命运也许更加灰暗,因为水资源的匮乏和到处肆虐的水污染,像“双头蛇”一样绞杀着它们曾经有过的勃勃青春。即使雨量充沛、人类活动相对较少,从珠江口到上游地区,从并不遥远的过去、现实到并不遥远的未来,水污染的阴影也无处不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周生贤在审议《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发言时,曾引用了这样一组数据:2005年,在全国七大水系(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以及松花江)的411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有27%为劣Ⅴ类水质,即基本上丧失了使用功能。2006年,虽然七大水系劣Ⅴ类比重稍有下降,为26%;但在全国地表水中,所占比例仍高达28%。水污染对国民经济造成了多大损失?根据《财经》记者的报道,水利部有资料显示,20世纪末,中国污水灌溉面积比20世纪80年代增加了1.6倍,当时已有1000多万亩农田受到重金属和合成有机物的污染。其中,被镉和汞污染的耕地跨越十余个省区。根据2003年中国的有关数字,世界银行有报告估计道,仅污水灌溉一项,就直接导致每年约70亿元的农业经济损失。

世界银行的报告还指出,对于渔业,水污染的危害更加显著。随着养殖水体的水质恶化,致病菌、病毒、有毒有害物质往往会导致水生物患病,甚至大量死亡。报告估算,根据2003年的数据,中国渔业损失金额约为40亿元人民币。除直接经济损失外,水污染带来的危害,最直接的是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过去20多年来,不少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对癌症发病的环境机理进行研究,研究对象遍及淮河流域、江苏、山东以及河北等地。目前的研究已经发现,如果人体长期接触或者摄入污水中含有的大量化学污染物,比如砷、硝酸盐等,都会显著增加多种癌症的患病机会,包括肝、肺、膀胱甚至卵巢等。有些直接导致肝炎爆发的生物污染源,也很有可能最终导致肝癌的发生。 2003年卫生部进行的全国健康调查显示,仅在农村地区,每年死于肝、胃、食道以及膀胱癌的就有48万多人;即使根据保守估计,其中也可能有超过5万人死于因水污染导致的癌症。一些激进的估计甚至认为,这个数字会达到20万人之多。 

中国环境污染的关键问题到底在那里?政府治理污染的措施又在哪里?秦晖的研究发现,在治理污染和环境保护问题上,似乎存在一个“尺蠖效应”:尺蠖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放直,可是无论收与放都只朝着一个方向——有利于权势者而坑了百姓的方向——走。用孙立平的话说: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们]得”。 

2007年爆发的水污染问题,也引起了像汪丁丁教授这样的著名经济哲学家的注意和重视。根据蓝藻在太湖大面积爆发而导致无锡缺乏可饮用水的报道,汪丁丁从道德哲学的思辨维度告诫世人:面对环境问题,人们必须行动,必须为牺牲环境所换来的便捷性而忏悔。每一个人,在未来十年有意愿行动起来保护地球的每一个人,他们参与的是政治运动。当地球与人类的生存成为问题时,不能解决这一紧迫问题的政府,将丧失合法性。 

2007年的太湖蓝藻爆发和无锡水危机,警醒了国人,也使人们意识到了当今中国水污染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如何进一步行动?2007年6月底温家宝总理在无锡主持召开了“太湖、巢湖、滇池”污染防止座谈会。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全国湖泊污染防治工作会议”上也称:“要下大力气、下真功夫,采取有力和坚决的措施,遏制湖泊水质恶化的趋势,全面开展对湖泊水环境整治的攻坚。”之后,太湖流域的江苏周铁镇便成了“铁腕治污、重建生态”的重点突破镇。这一轮“运动”一开始,周铁镇的5名官员由于太湖排污监管失职被处分,而该镇22家化工企业列入关停行列。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后,青年学者李华芳认为,“铁腕治污”或可以减少污染物排放的增量,但对于存量并没有任何改进,更不必说修复生态环境了。其次,“关停”一刀切之后,对当地的就业产生不利影响。周铁镇最先关停的一家企业有130多位工人,月薪在1300元以上。这些工人如何安置是“关停”之后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否则,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巨大的社会成本。这意味着一个地方的发展必须要平衡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和环境污染造成的成本。李华芳最后指出,太湖地区蓝藻的治理,环境的修复,都不是朝夕可成之事,除了要避免“技术误区、制度误区、意识误区”外,还需要做好长远打算。

9.政府财税收入飙升 

在2007年,除了太湖蓝藻大面积爆、无锡水危机发这样令人震惊的新闻事件外,牵动数千万家和亿万人神经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是政府税收急剧增加的问题。接着,税收突然成了举国上下所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税收问题之所以引起媒体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并不是因为网上传出在全世界各国“税收痛苦指数”排名中中国连续几年排全世界的前三甲,而是因为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最近频繁调整一些税率。譬如,2007年5月30日深夜,财政部就通过新华社突然宣布将证券印花税税率从1‰调整为3‰,从而使国家财政收入单从此一项调整就能增收3000多亿元;2007年6月11日,国税局又通过新华社公布宣布,从7月1日起,中国将实行新的车船税缴纳制度,缴纳税额将平均提高一倍左右;另据2007年6月15日《东方早报》记者报道,权威人士最近透漏,中国在7月份大幅度提高资源税税率,上调幅度将至少1倍。同样从2007年7月1日开始,国税局从7月1日起取消出口退税制度,这无疑又影响到大量一些微利的出口企业的经营与生存。在国税局和财政部一系列的增加税收和政府财政收入的举措推出后,2007年前三季度,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竟出现了几乎创历史记录的31.4%的增长速率。财政部和国税局的这一系列动作,影响到当今中国的千家万户家庭和企业的直接利益,于是,政府税收问题和财税体制改革,就成了2007年中国报刊媒体中经常出现的醒目标题。 

2006年12月,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在《书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无声的纳税人”的启蒙文章。在这篇长文中,李炜光指出,在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格局中,强势政府、弱势民众的格局任谁也无法改变。面对重要的、涉及千百万人民群众利益的数千亿甚至数万亿的税收问题之类的大事,我们的自称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在讨论国家预算时几乎是一片寂静无声,而多数学者竟也选择了当哑巴。李炜光认为,税收是制度,是法律,是政策,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也反映出作为征税方的国家(政府)和纳税方的纳税人合作和互动的关系。但是,多少年来,以往我们看到和听到的,更多的是来自其中一方即政府的信息和声音,而另一方则一直沉默不语,几乎是一片寂静。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的中国还是一个“无声的中国”。要改变这一状况,李炜光认为,关键还在唤起国人的“纳税人意识”之觉醒。作为一个财税问题专家,李炜光在这篇长文中从税的实质是什么,通常人们所说的税收“三性”(即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是否成立,什么是“纳税义务人”,纳税人交的税到底是国家的还是纳税人的,税收反映的是“权力关系”还是“债务关系”,我国宪法在税收问题上明显的欠缺是什么,纳税人必须拥有哪些基本权利等方面,对税收和我国现行财税体制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和独到的分析。他的研究发现,到目前为止,我国官员们所能理解的政府与纳税人的关系,还是“支配”与“被支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我国纳税人所理解的税收,还是停留在“皇粮国税”的水平。改革开放快30年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长进实在有限。在税收问题上,目前我们国家的情形是几乎全部都是政府自说自话,整个决策过程没纳税人的什么事,只有听招呼的份儿。由此李炜光认为,从宪法制度上改革我们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迫在眉睫。它主张,要通过宪政民主政制的建设,使公民纳税不单单是一种向国家尽义务的过程,更是法律对公民作为这个国家主人的身份的确认——因为,与义务相对的不只是权利,还融合着纳税人的责任、使命、尊严和荣誉。一个不尊重纳税人权利甚至不知道纳税人权利为何物的社会,是永远不可能造就出自觉守法的纳税人来的。读过这篇文章后,韦森在自己的博客转载这篇文章时曾推荐说:“李炜光教授的这篇文章,每一个识字的中国纳税人都应该花点时间认真地读一遍。” 

实际上,韦森也在2007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从“税收法定”的基本原理的视角对中国的财税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分析。韦森认为,把中国的税收痛苦指数排名前三,政府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以及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世界上最轻这三个问题结合起来看问题,我们就会知道,真的是到了从根基层面上反思我们国家的税收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本安排之问题的时候了。从目前的税收制度看我们的财政和整个政治体制的现行安排,就会发现,目前财政部或国税局可以不经人大讨论和中国特色的“听证会”而自己决定征新税种和提高税率,这样的做法显然与现代社会中的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相符。因此,明确国家的税收立法权,使国家的税收收入和财政支出规模等均由人大通过的法定程序加以规范,从而使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目前来看是一件非常急切的事。 

近些年政府税收急剧膨胀和中国税制的基本问题,不但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关注,实际上也是今年两会期间人大和政协代表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南方都市报》2007年3月发表的一篇社论曾指出,中国未来的税制改革,须以宪政原则为基础。具体说来,中国需要一场深思熟虑的全面税制改革。这种改革须突破单纯财政视野,要通过调整税制、完善财政制度,为税建立坚实的政治基础。此一改革需以关于税的宪政原则为基础,它至少包括:第一,任何税都必须以国民的同意为唯一基础。第二,所有税收收入之支出,同样需经过人民代表的同意。第三,税只应用于供应人民所需要的公共品,而不应用于调控经济、调节收入差距、调节产业结构等等。第四,税只应当用于私人及社会确实无力供应的公共品的供应,并不是税越多社会就越发达,也不是政府干得越多就越好。 

在中国税收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根据熊彼特提出的“税收国家”和他自己提出的“预算国家”概念,王绍光认为,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条基本思路,就是要完成从“税收国家”向“预算国家”的转变。要完成这一转变,关键要达致以下两点:第一是“财政统一”,即政府的收支最后统到一本账里,而不是有两本账、三本账,这样才能确保预算是全面的、统一的、准确的、严密的、有时效的。第二是“预算监督”,即代议机构能监督政府的财政收支,确保预算是依财政年度制定的、公开透明的、清楚的、事先批准的、事后有约束力的。王绍光还进一步提出,要达到这两个标准,要确立这两个标志,逻辑上我们可以推想出有三种向“预算国家”转型的可能途径。第一是先有财政统一,后有预算监督;第二是财政统一和预算监督交替推进;第三是先有预算监督,后有财政统一。历史上,法国、英国、美国正好分别走上了这三条路。接着,王绍光还深刻地指出,税收固然重要,预算也很重要。预算改革的目的是要把一个“看不见的政府”变为一个“透明的政府”。如果政府收支没有一本账,如果政府收支不受监督,它就是一个看不见的政府。一个看不见的政府,不可能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不可能是一个民主的政府。要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首先要让它看得见:要让它看得见,它就得有一个统一的、受监督的预算。

10.法治中国与中国经济 

既然中国政府近些年税收和财政收入的超高速增长,以及目前中国财政预算中的种种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个财税体制问题,而是与我们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密切相关联,那么,税制改革,就与我们的法治和宪政民主建设问题密不可分了。2007年,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些人士与法学界和政治学界一起,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讨论。2007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回顾性的文章,盘点中国的“依法治国”十年,追溯了在近10年中中国在建设“法治国”方面的一些进展和事件。许多专家认为,所谓依法治国,重在依宪治国。要树立法律的权威,关键在树立宪法的权威。建立宪法实施监督制度,已经刻不容缓。 

到了2007年10月份,在十七大召开之际,《财经》杂志又邀请了四位法学界的专家,分别从“国家正义”、“依法治权”、“权利保障”和“程序正义”角度,探讨中国“依法治国”的前景和方向。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行政法学博士生导师马怀德教授指出,中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已经有十年的时间。这十年里,依法治国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法治实践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中国近几年来法治观念的普及,很大程度上是“依法维权”意识的提高。他认为,法治建设,尤其是依法治国,其核心应该是“依法治权”。再明确一点说,就是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马怀德论证道,因为“法治社会”首先是政府要守法,如果政府还处于法律之外,享有特权,不接受司法的监督,不接受立法的规制约束,法治国家的理想最终都难以实现。中国著名的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江平则提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一个方面是制约和规范公权力的行使,另一方面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且这两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江平还尖锐地指出,在现阶段,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关键是真正落实宪法规定的新闻、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只有真正实现了公民权利的保障,依法治国、法治建设的成效才能真正体现。 

季卫东教授在《财经》杂志撰文指出,尽管近10年来中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也不得不指出,事实上,中国的法治成就近年来在某些方面较之前还有所退步;而东亚的五个国家和地区(新加坡、日本、香港、台湾以及韩国),2005年时其法治成就便在世界范围内名列前茅。这意味着法治在中国具有紧迫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因此,季卫东认为,造成目前中国制度改革停滞的主要原因,在于“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由于法治和民主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讲法治,讲依宪治国,自然也牵涉到民主政治的建设问题。在这方面,经济学家陈志武在一篇访谈中,曾道出了他的以下事实,在世界上的180多个国家中,没有采用民主制度的所剩无几。民主作为一种制度不只在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而且在非洲也很普遍。既然不管肤色、人种、文化、信仰和传统,差不多各国都采用了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那就说明这种制度的适用性不存在地域、人种或文化差别。所以,中国也必须迈出这一步。陈志武指出,今天中国也的确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时候了。从实际利益看,从明中期到晚清,中国的财政税收基本是国民收入的3%左右,乾隆中期朝廷的财政收入只是在5000万两银子上下,相当于今天的95亿元;到晚清时,朝廷收入是8000至9000万两银子,还不到今天的200亿元,跟今天国家一年3.9万亿的财政收入比,当年的朝廷开支还抵不上零头。陈志武还尖锐的指出,明清时期的的朝廷的确糟蹋不了什么东西,充其量几千万两银子。可是,当今治国的情形就不同了。虽然现在一年的政府的财政开支4万亿,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还很欠缺,行政开支、形象工程占绝大头,花在国民福利上的钱只占小头。为什么是这样呢?归根结底还是缺乏对行政权力、对政府预算的问责机制。在财政预算不透明又没有公开听证的情况下,政府开支当然不会注重人民的福利。全国人大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对行政权力没有任何问责。在此情况下,腐败盛行,社会不公,地区间、城乡间以及不同群体间收入机会不平等,这些现象越来越严重。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怎样才能走向宪政民主?与法学家江平教授的看法相若,陈志武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首先要做的是放开新闻媒体,这是成本小、见效快的最好办法。陈志武认为,民主政制的核心目的有两个,第一是监督问责,第二是把不同公民的利益偏好汇总起来。他提出,目前中国走向民主政治可能的路径应该是两方面同时进行:其一是从党内民主开始,党内一人一票选举,一步步积累经验,再逐渐扩大到全民;其二是继续基层选举,并逐步往上升,最后形成全社会的民主政治。 

与近些年陈志武的一些见解大致相同,韦森近些年来一再呼吁,随着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的逐步生成,中国确实是到了认真考虑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和宪政民主建设的时候了。在2006年下半年和2007年年初,韦森曾提出,尽管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制建设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目前人们对现代经济社会中法治重要性的认识和理解还远远不够。法治是一个良序市场经济运行的保障,这一点目前已经为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大部分人所认同了;但是,对法治本身就可以直接创造国民收入和社会财富这一点,可能大多数人还没认识到,其中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据韦森说,世界银行2005年出版了一部研究报告《国家财富到底在哪里?》。该报告综合分析全球 120 个国家的财富构成基础,最后发现,国家越是富庶,其天然资源所占比例越低,无形资产所占比例越高。通过分析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财富构成差别的原因,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在决定一个国家的无形资本份额大小的诸多因素中,法治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为了量化法治对一国财富创造的影响,世界银行的这一研究特别设计出了一套法治程度指数,用以评断一国人民的守法意愿以及对该国法律制度的信任程度。研究结果显示,法治程度可决定一国 57% 的无形资本价值。因而,一国的司法制度越是有效、财产权保护越是明确、政府运作越是顺畅,整体财富价值也就越高。由此,韦森用一种“隐喻”的说法指出,“法治本身就能创造GDP”。

基于上述判断,韦森提出,法治创生GDP,应该与“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的命题一样,成为每一个人都应该知晓的道理。基于上述认识,在2007年的一系列专栏文章和学术文论中,韦森一再呼吁,在中国经历了近30年的经济社会改革的今天,建设具有宪政民主政制架构的法治社会,已经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刻不容缓的一项社会任务了。在《南方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韦森还从政治学的角度对民主与法治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做了一些通俗的解说。他认为,“民主”说到底并不如人们照字面意义所理解的“人民当家作主”那样简单,“法治”也绝非意味着是国家和政府用法律手段来治理住了社会和老百姓。民主与法治,首先是对政府自身及其公务员行政权力及其范围的约束而言的,或者简单说来,民主与法治是人民大众有效约束和制衡政府行政范围和政府官员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一种有效的社会机制。正是有了民主和法治,政府行为和政府官员的行政决策才能真正被置放在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和制衡之下。只有有了真正的民主与法治,才能构建出消除绝大部分政府公务员腐败寻租的制度根源,才有可能达致一个民主法治下的和谐社会。

11.简单的结论 

整体看来,2007年的中国经济,已经不再是一个既有着自身巨大经济成就和又有着种种社会问题的一个稳态的封闭体了,而是把中国的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历史和传统内嵌在(embedded in)自身之中的一个急剧转型中的开放体系。西方一位当代左派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曾指出,在一个现代社会体系中,“不是经济嵌入到社会关系之中,而是社会关系被嵌入于经济体系里”。用波兰尼的这一见解观察中国社会,将会非常有意思。2007年的中国,正如波兰尼所言,显然已不再是经济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而是社会关系已经被嵌入进经济体系里了。但是,这能否说当代中国已经步入了现代社会——或言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这我们还说不准。但是,中国社会已经市场化了,对于这一点我们已确知。今天中国社会深层的问题在于,社会的市场化,对我们的法律、政治、社会、文化体制均意味着什么?人们对这一问题好像还没有思想准备。经济的市场化,自然必然地要求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的法治化、文化的多元化?意识不到这一问题,我们可能还要“交学费”。在当今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就与复杂的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一个“后计划经济”社会自身的市场化,既自发蕴生着经济增长和制度演化的内在冲动,也显然潜含着进一步思想转变与制度变迁的巨大张力。因而,只有从一个开放的、过程的、历史的、文化的和思想的综合视角来审视“经济中国”,也才能开始理解中国的经济、制度与社会。

 (本文系作者为《2007经济中国》一书撰写的前言。选自《选择》周刊第166期。)

 

发件人:"heji" <wyzxheji@gmail.com>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06 14:02:4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简评《走出人民币汇率困局

简评《走出人民币汇率困局》

何吉

    2007年12月29日《21世纪经济报道》柴青山的《走出人民币汇率困局》一文与我上次写的《剖析中国的宏观经济——兼论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我认为是主流媒体上少见的清醒声音之一。

    我们共通的地方在于把汇率困境归结到生产要素价格严重扭曲。柴青山认为,这是市场化不够的结果。但我认为进一步市场化无助于主要问题的解决。劳工工资被压低,第一是政治原因,第二是市场化资本化的必然。单纯的市场化亦无法解决环境问题,环保问题的解决主要需要政府、社会等计划性的力量。该文提出在劳工工资、环保成本、土地、水、电、油等资源价格、税负等方面进行调整,实际上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没有重点,他没有意识到在通胀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众多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而劳工工资与资源价格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二者的提高都是财富从国外到国内的转移,但前者是财富转移到劳工阶层,后者是转移到垄断企业、地方政府等利益集团。

    中国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是贫富分化严重,劳工太穷,而内、外资大企业、大资本家太富。该文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内含着指责政府控制土地、水、电、油等价格,因此要求放弃管制,但这样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资源价格调上去了,工人工资、税负、环保问题解决不了,资源垄断企业和地方政府获利,而通货膨胀严重。

    如果资源价格放开,在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下劳工工资调整的空间就会减少。因此我的建议是严格限制外资的流入,这样仅仅提高外资购买本土资源、收购本地企业的价格,而对内仍采取控制资源价格的策略,这样即防止资源价格的全面上涨带来通胀压力,同时又为大幅提高劳工工资提供操作空间。这种组合方案本质上是把外资利润、国内资源垄断企业的利润向劳工转移。因此我的方案的重点之一是全面限制外资流入,这一点柴文可能是不同意的。而针对柴文所提出的四点,我的看法是优先保证劳工工资的提高、其次是加大外资企业税负、再次是环保成本,而资源价格还必须保持一定的控制。

 

发件人:<capitel@sina.com> 收件人: <capitel@sina.com> 抄送:<zdjun@263.net>发送时间:2008-01-06 00:58:3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文章收藏 

中国如何走出野蛮资本主义?

----高举反对野蛮资本主义的旗帜

习环优

2008年1月

前言:野蛮资本主义在死灰复燃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白云区的一家台资鞋厂在2005年“五一”黄金周法定假日期间,只准在5月1日休息一天,引起工人不满,加上工资低,加班时间长,工人无法忍受。于是几百名工人集聚在工厂门前抗议示威,后被警察驱散。他们一周工作七天,从今年开始,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加点,有时从晚上六点干到夜里两点。加班费每小时只有1.8元,每月工资510元,还不包吃住。 

    类似这家鞋厂残酷剥削工人的现象 ,在三资企业、乡镇企业和私有企业里,特别在中小企业里,相当普遍。 

    如今的中国早已不再坚守毛泽东式的“人人平等”,收入分配是“以市场调节为主”。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收入差距、地区差距越拉越大,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其严重的程度,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 少数的一些官商豪强已经轻松捞足了八辈子也花不完的钱,香车宝马、豪宅二奶、胡吃海喝、狂赌滥嫖,一掷千金不在话下,而很多普通百姓却越来越上不起学,越来越看不起病,月月都有为讨工钱而跳楼的民工,年年都有为交学费而自杀的父母! 

    有一些富人富得让人不服气:贪污受贿、卖官鬻爵的,朝中有人、闷声发财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化公为私、贱买国企的,欺骗股民、上市圈钱的,骗地骗贷、投机钻营的,行政垄断、牟取暴利的……,能够做这些勾当的人只可能是官员或依附于官僚体系的人。中国有许多穷人更是穷得让人不服气: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却永远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下岗工人奉献了大半辈子却必须“从头再来”;农民工天天加班从不休假却永远攒不够在城市定居的本钱;花了高额学费的大学生一毕业就面临失业;普通工薪族一整年的收入也付不起北京上海几个平米的房钱……,这些收入低下的大众都是与权力无缘的人。 …… 

    这一切都不能不使人想起中国的旧社会,想起马克思时期的野蛮资本主义。人们甚至惊奇地发现,我们现实中的腐败,有些甚至超过过去的野蛮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都实属罕见。 

    面对野蛮资本主义的死灰复燃,人民不能不严肃思考,我们的改革开放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一,为什么对改革开放争论越来越大?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中国社会问题的丛生,党内外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对改革开放的方向争论越来越大。 

    争论的起因,表面上是由于对改革开放中的问题看法不同。但实质上的原因,是由于党内外不能清晰地辨别我们所横跨的两个不同的时代。从根本上来讲,争论的爆发,是由于我们的改革开放缺乏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庆85周年讲话中说:“20世纪上半叶,面对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点,面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我们党紧紧把握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主题,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举起了救亡图存、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旗帜。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世界社会主义方兴未艾、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国际局势,面对中国百废待兴的局面,我们党紧紧把握时代发展的大势和广大人民的意愿,成功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面对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国际环境,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党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及时实现了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果断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抉择”。 

    这里,他就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为历史分界线,把二十世纪以来的人类近代历史划分为两个历史时代:前一个历史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后一个历史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根据对不同时代特征的科学分析,我们党及时实现了“战略转移,果断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抉择”。 

     我感觉,这个讲话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进行了两个不同时代的划分,虽然从事实上来讲,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本来就是建立在这个划分的基础上,而且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改革开放才说得通。如果没有这个划分做为基础,那么改革开放就成了“向帝国主义投降”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

    问题是,虽然直到现在,改革开放进行了二三十年后我们终于听到了党的领导人对新旧两个不同时代的明确划分,但我们的理论界却没有为这种划分提供得到全党、全国一致公认的强大的理论支撑。这就是当前对改革开放大争论难以调和的根本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思想停留在过去那个时代的人们,总是把过去毛泽东的理论搬到现在这个时代,把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归罪于“资本主义”。坛子里每天都有好多人在举着“反对资本主义”的棍子到处喊打喊杀。人们争论的一个模糊焦点是:改革开放中究竟该不该搞资本主义?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org"

二,何新这位左派理论家说“不仅可以搞资本主义,而且。。。。

必须搞资本主义”。但什么是“坏资本主义”和“好资本主义”? 

    虽然毛泽东笼统反对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中国人几代人的思想都有深远影响,但面对改革开放所打开的外部世界,凡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们都会产生“坏资本主义”和“好资本主义”的想法。对一些人来讲,过去受教育时听来的资本主义是“坏资本主义”,而现在看到的是“好资本主义”。更多的人离开了笼统“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束缚,在思考:什么是“好的资本主义”,什么是“坏的资本主义”? 

    就连中国的左派旗手何新,都斩钉截铁地说“在共产党领导下,不仅可以搞资本主义,而且在一定的阶段中,必须搞资本主义”。(何新:《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P。6) 

    到底应该怎样认识和区分“坏资本主义”和“好资本主义”?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在中国通行的和权威的正式答案,虽然在党的权威文件中使用的“市场经济”一词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代名词,而在中国建设市场经济就是改革开放的中心主题。 

    但是好在,我们虽然没有权威的理论家提出这种全新理论支撑改革开放,我们还是有少数一些勇敢的马克思主义者理论工作者,敢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原理和革命创新精神,根据当代的人类文明现实,冲破我们很多人头脑中对马、恩、列、斯、毛为人类已经过去的那个旧时代所打造的“本本”产生的根深蒂固“本本主义”,提出了为现在这个人类新时代所打造的新理论 -- 社会资本主义论,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明确的方向。 

    这个明确方向就是:只有坚决反对野蛮资本主义,才能正确引进社会资本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三,人类历史上的野蛮资本主义如何给自己造就了自己的对立社会--社会资本主义? 

    马恩逝世后的百余年,资本主义无论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职能、社会生活诸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在自身范围内不断地调整。马克思所说的“社会资本”、“社会企业”性质的股份公司已经成为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的私人占有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30年代大萧条后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凯恩斯主义”,使国家介入和干预经济的职能大大增强。西欧和北欧许多国家在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工党)执政的条件下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通过国家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使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医疗、养老得到社会保障,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使资本主义摆脱了早期的野蛮状态,进入文明、发达的时期。为此同时,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工人参与”和政府、资本家、工人三方协商制度的建立,使早期那种两大阶级的尖锐对立和斗争的形势大大缓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迄今没有出现过革命的形势。资本主义世界二战后经历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后来又发生了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使生产力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科学技术革命发韧于资本主义国家这个事实说明了经过调整的资本主义仍然能够促进和容纳生产力的大发展。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以来,新技术革命变成了一次产业革命,广泛地改变了还在继续改变着社会生产的基础,使生产力经历着一次质变:由以工业为基础的生产力向以知识为基础的生产力转变。这场革命性转变的速度大大超过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向工业为基础的社会的转变,并且所带来的对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和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管理方式、价值观念的影响和变化也将是异常巨大的,现在已见端倪。 

    对于这种历史巨变,我国学者高放教授提出来一个新概念:社会资本主义。它是用来概括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的。高放教授在1989年所写的《从传统社会主义到现代社会主义》一文中,把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概括为封建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四个阶段。前面的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统称为野蛮资本主义或私人资本主义。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使资本主义从垄断资本主义进入社会资本主义阶段。社会资本主义阶段呈现出七大特征:

    (1)社会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更高,范围更广,层次更多。(2)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化程度也更高,范围更广,层次更深。(3)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也发生很大的变化。(4)国家政府及人民代表(称为议员)的社会职能大为增强。(5)全球各国之间的竞争与协作大为增强,国际关系更加社会化。(6)地球的环境保护越来越被重视。(7)社会主义因素在逐步增长。在经济方面,各国共产党人创办了各种合作制企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的计划调控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在政治方面,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社会民众党执政的国家数量越来越多,执政时间越来越长,它们尽管是对资本主义的改良,但执政后也多少采取了一些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政策,以获得人民支持。

    在思想文化领域,尽管经历苏东剧变,但并没有阻碍人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仍然此起彼伏。当代资本主义由于“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结构到社会生活,从内部关系到国际关系,社会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范围都越来越广,层次都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又在逐步增长”,所以可称为社会资本主义,即社会化了的、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有的学者还从资本社会化、管理社会化和分配社会化等三个方面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从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转变的历史过程,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所发生的变化和所处的历史阶段。资本的社会化表现在股份的分散化和大众化,员工持股和人力资本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资对立。管理的社会化使企业决策更加民主,员工可以影响企业决策过程。分配的社会化使资本主义社会分配趋于公平和合理,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干预程度增强,工人的工资由资方决定改为双方谈判,其收入形式也逐渐多元化,除了工资收入外,由于存款和持股也获得了利息和红利收入。

    资本社会化、管理社会化和分配的社会化在现实生活中“互为条件、互相渗透、互相促进”,加速了西方发达国家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的转变。“这种社会资本主义,不是距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就其历史地位来说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 

    尤其是要强调的是,在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这是与野蛮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区别之一。以下是何新上述著述中对这一问题的论述。 

    何新认为,20世纪的现代资本主义与19世纪前的古典资本主义还具有一个极其重大的不同之点,这就是:现代发达国家(如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社会制度中都具有一个成熟而高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体系为社会中的正式公民提供了生老病死以及失业的最低生活保障。正是这个体系才保证了一个占有社会人口多数的所谓"中产阶级"的稳定存在。 

    何新认为,这一社会保障体系是维持西方社会总体稳定的根本性安全阀。 

    这一社会保障体系,又被称作"社会福利制度",于第二次大战后才在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终形成,并获得了广泛的发展。二战后的50多年来,西方国家所实施的社会福利,项目日益增多,范围涉及每一公民的生、老、病、死、伤、残、孤、寡、失业和教育等各个方面。在发达国家,教育基金也是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因此基本实现了初等及高等公立学校的免费或低廉费用的普及教育)。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方式。它已经超过了个人直接收入的范畴,为每一个正式社会成员维持基本生存提供了根本性的安全保障。 

    据西方统计,到90年代末,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一般占本国政府总支出的1/2到2/3,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NP的20%-30%。"社会福利制度"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主要形式。 

    自30年代以来,英、美、德、法都通过了大量的社会立法,从宪法和法律上确保这种社会保障系统的法定存在。它不是权宜之计,而被看作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根本大计。 

    何新认为,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一社会保障体系之上,所以无论发生怎样的政策争论和政府更迭,党派政见分歧,由于对社会多数民众基本生存利益损害不大,所以社会的根本基础不会陷于动摇。西方资本主义在17-19世纪几百年中动乱不已,社会革命频仍。而在第二次大战后则保持持续了长期的社会安全和稳定,其根本原因和秘密即在于此。 

    这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变:从野蛮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资本主义。这种历史巨变,等于是摧毁了一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社会形态,建立了一种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社会形态,从而达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初号召以暴力革命实行社会形态转换的目的。同时,这种巨变,使得人类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互相依存的关系--逐渐取代了人类之间的弱肉强食关系。

   人类社会形态发展出现这种巨变,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预见: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野蛮资本主义必然被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更高一级社会形态所取代。

    这种新旧社会形态的更替,不是通过剥夺私有者来实现的,而是通过私有制的社会化改造来实现的。这看上去是马克思们没有预言到的,但它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创造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粹:生产关系通过社会化来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如果通俗理解,所谓“社会主义”,就是强调社会化的主义。 

    这种新旧社会形态的更替,也不是通过热血拼杀的暴力夺权来实现的。这看上去是马克思们没有预料到的,但这正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心目中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而且,正是一百多年的风起云涌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动了世界资本主义从野蛮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资本主义,推动了野蛮资本主义造就了自己的对立社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人们要问:这种社会资本主义与我们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 

    我认为,不同之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后目标是进入消除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即下一个社会形态,而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资本主义则不包含这个目标。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致之处:它们都强调社会化的重要性,它们都以野蛮资本主义为敌,它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所以它们之间是同盟者而不是敌对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这样最简单地概括我们的社会主义与当代社会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最后目标为共产主义的社会资本主义。 ...华岳论坛 - "http://huazhen.net"

四,人类历史上的野蛮资本主义如何造就了自己的另一个对立社会

----“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即现实社会主义社会? 

    如果我们公正客观地审视历史,就会肯定,野蛮资本主义造就了与其对立的社会有两个,第一个是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基础上产生的高生产率社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另一个是在东方专制国家的基础上产生的现实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现实存在的社会虽然采用了“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但实际上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理论上预言和设想的高生产率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称之为“现实社会主义”。

    在重新认识现实社会主义的讨论中,最精辟的莫过于邓小平那段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话,一段不少人曾经想到而不敢说出来的话,即,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够格”。“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这段话和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首次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点(以后经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了系统阐述),以及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发挥,都说明了这种社会主义尚不合格。 

    这种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呢? 

    马克思对早期野蛮资本主义的批判,极大地鼓舞了工人阶级,形成了欧洲强大的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组织,并使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到整个世界。加上两次为争夺殖民地而发动的世界大战,一方面削弱了某些国家的统治阶级,造成社会经济政治危机;一方面又给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提供了发展壮大自己的广阔空间。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结合,终于使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夺取了政权,主宰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命运。既然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掌政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而且早期资本主义的野蛮、罪恶历历在目,以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为理想目标的执政党,当然不会选择资本主义,而要按照马克思指导的道路,实行社会主义。然而,由于落后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限制,现实的社会主义缺乏马克思所规定的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为社会主义准备充分的物质的、精神的条件;更由于它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多是东方专制主义、国家全能主义而与马克思主义由以产生的近代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精神迥然相异,它虽然创造了一种处处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制度,却实际上同马克思设想的理论社会主义相距甚远,它不仅不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而且还相对落后。

    它不过是落后国家从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道路,是对早期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否定。这条道路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在落后国家培植的工人阶级,野蛮资本主义的丑恶面目,都是资本主义自身产生出来的。所以,现实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产物,却是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产物;它不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和取代,却是一种同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制度,而且是早期资本主义所催生出来的。正是有了早期野蛮资本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一种现实社会主义便具有了某种必然性。 

五,在我们这种名曰“公有制”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着野蛮资本主义的死灰复燃 

    如果说现在发达的社会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倒回到它的母体,即野蛮资本主义社会,那么我们这种从未经历过成熟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就很容易发生野蛮资本主义的死灰复燃。 

    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特征是公有制占主体,由共产党一党领导。但早在上一世纪的六十年代,毛泽东就就觉察到在公有制形式下的野蛮资本主义死灰复燃。在农村,是“四不清干部”的滋生。他们沿着“懒,馋,贪,占,变”的发展道路,发展到侵吞集体财产,进行内外勾结上下勾结。在城市,贪污盗窃、行贿受受贿。在毛泽东领导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是这样用苏联的一些例子反映中国有些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蜕化变质活动: 

  一些工厂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伙,利用职权,动用国营工厂的设备和材料,设立“地下车间”,进行私人生产,私卖私分,大发横财。例如: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品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他们私自进行非军用品生产,三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一百二十万旧卢布。在这些人中,还有“一生都在盗窃”的“二十年代”的“投机商人”。 

  乌兹别克一个丝织厂的厂长,同总工程师、总会计、供销科长、车间主任等人结成一伙,成了“新的企业家”。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套购了十几□人造丝和纯丝原料,“生产不入帐的产品”。他们私自招收工人,“实行了十二小时工作制 ”?

  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好几个老婆,好几辆汽车,好几所房子,一百七十六条领带,近一百件衬衫,几十套西服”,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 

    毛泽东发现,这些野蛮资本主义死灰复燃现象大都与干部特权有关。所以他发动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着又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据我理解,毛泽东发动这两个相联系的运动,清算“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主要是针对野蛮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尽管他由于划地为牢、闭关自守的时代局限,并没有看到在人类社会刚刚冒头的的社会资本主义曙光,所以也不能区分两种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 

    毛泽东的文革所以是方向性错误,最后以失败告终,我看,归根结底是由于他没有认识到有两种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一种阻挡生产力发展,一种促进生产力发展。毛泽东认为,富裕的生活对人的身心健康不利,所以一心提倡清贫的军事性集体生活,无视广大人民对物质享受的追求。他一心要用不断搞运动来开辟社会前进的道路。他没有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通过人民追求物质享受所造成的生产力发展,来开辟前进道路的。 

    “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收场,使共产党内部的野蛮资本主义苗头没有受到清算,这就为后来在改革开放中蓬勃发展的野蛮资本主义,留下了种子。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的主流是引进社会资本主义,包括发达国家的技术、资金及对经济乃至对这个社会进行管理的经验等。这这方面,我们取得了而且还将取得巨大的成就。但与此同时,野蛮资本主义逐步在中国死灰复燃。 

    这表现在多方面。 第一,对工人和大众的野蛮剥削;第二,农村的圈地运动;第三,对矿工生命安全的无视;第四,社会上的造假及对消费者的坑害;第五,对环境资源的摧毁性掠夺。 

    第一,对工人和大众的野蛮剥削。 据报道,有的工厂工人通常每周工作6天每天11个小时.加班70小时,尽管中国劳动法有明确规定工人的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0小时, 加班时间不得超过36小时。如果工人拒绝加班将面临减扣工资的惩罚. 工人也没有任何带薪的国家节假日,假期及病假。工人的底薪是每月人民币574元(相当于71.75美元), 刚刚达到政府的最低工资标准.对加班工资厂方不予另行单算,并且厂方也未遵守劳动法中关于加班工资不能低于正常工资1.5倍的规定;记件工人则完全没有底薪。每月最后到工人手上的工资只有600 到800 元。工人没有医疗保险和退休金, 一半员工没有工伤保险工人的工资经常被厂方拖欠一个月。自从2006年2月起, 厂方就开始停发工人的工资单.。按照法律工资单是雇主必须提供的。 

    另据报道,“在迪斯尼中国工厂里,年轻的男女工人每天被迫工作长达10到13个小时,每周工作6到7天,生产迪斯尼的儿童图书。这相 当于每周工作60到90小时。这 些工人每小时的工资仅为33美分到41美分,处境十分悲惨。” “工人得不到加班费是常有的事。在一些工厂里,女性产 假的合法权利都被剥夺了。8到12名工人通常挤在一间设施简陋的宿舍里,睡的是上下铺的双层床,吃的是工厂餐厅提供的糟糕的食物。”“工人经常会因为劳累和厂内令人窒息的热气而晕倒。工人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金,没有合法权益。 ” 

    这种现象 ,在三资企业、乡镇企业和私有企业里,特别在中小企业里,相当普遍。这与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成为鲜明的对照。 

第二,农村中的非法“圈地运动”剥夺农民 

    一些地方以办教育、发展高新技术産业等“开发”爲名,权钱勾结圈占土地,只给失地农民以微薄补偿,然后改变土地用途,划拨土地非法入市出卖,空手套白狼。这使人想起野蛮资本主义时期原始资本积累时的“圈地运动”。 

第三,对矿工生命安全的无视 

    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能源,煤炭行业丰厚的利润来自廉价劳力,也由于安全设施低投入。为了追逐利润而无视矿工的生命安全,导致中国矿难频频发生。中国的煤产量是世界煤产量的 35%,却占了世界矿工死亡人数的 80%;是南非的30倍,美国的100倍。人大副委员长李铁映,“从已查处的案件看,几乎每一起特别重大事故的背后都存在着腐败行为。有的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与矿主搞权钱交易,充当非法矿主的保护伞; 有的甚至直接参与办矿,牟取非法利益。” 

第四,造假之风盛行,及对消费者的坑害 

    如果说社会资本主义是强调以迎合及追随消费者的需要来赢得市场,那么野蛮资本主义则是在唯利是图的原则下,不惜造假来坑害消费者。中国的各种假食品、假药、假商品不断盛行,这种造假的社会风气甚至蔓延到非生产领域,网上盛行各种造假网站,专门提供假论文、假思想汇报、假工作总结和假的入党申请书,甚至假的领导发言稿,供人照抄。 

第五,对环境资源的摧毁性掠夺。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污染日益严重,许多环境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很多政府官员为了自身的利益,扶持和保护污染企业发展,而受害者不仅是当地农民,而是影响到全国人民。科学院曾经针对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发表过一份环境污染状况的研究报告,报告分别对水体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等三方面用大量科学数字进行了详尽分析。(应克复:中国的生态危机 http://www.gmw.cn/02sz/2006-05/01/content_428711.htm) 

六,公有制国家中以权变钱、化公为私的官场腐败 

    与野蛮资本主义死灰复燃发展的同时,是化公为私的官场腐败蓬勃发展。发生在共产党一党制和公有制基础上的官场腐败,严格来说不属于野蛮资本主义,因为在野蛮资本主义时期,除了纳税人上交的税收和极少数国营企业之外,没有什么公有财产可以供谁化公为私,所以也就没有化公为私的基础。只有在实行了“公有制”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化公为私的官场腐败,才泛滥成灾,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据8月3日《山西晚报》报道,平遥县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监察大队的一个领导动用“晋K7065警”开道,80多辆小轿车和数十辆电瓶车浩浩荡荡招摇平遥古城,并包下整个招待所,为父举行一场豪华葬礼。而且,平遥当地人对警车开道,执法局、客运办制服和警服等公家人参加私人丧礼,手持公家的对讲机为私人丧礼服务的事早已习以为常,可见当地的官员用惯了公家的车辆,借惯了公家的威风,死了的人尚且如此,活着的官当然更不在话下。 

    这种化公为私的“人民公仆”有多普遍?最近坛子里有人引用四川省审计厅通过媒体,向公众实名披露的《四川省200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说,“被审计的14个省级部门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而9所省属高校在财务收支情况方面,部分市县法院和部分市的交警部门在诉讼费及罚没款管理等方面,也存在突出问题。 ”“涉及四川省文化厅、司法厅、移民办、扶贫办、工商局、招商局、旅游局、中小企业局、地税局、社保局、就业局、航务局、农科院、社科院等14个部门2005”,“收入未缴入国库或财政专户、挤占挪用专项资金、公款私存、下属单位违规处置国资等问题,违规率高达100%。”也就是说,在所审计的每一个部门都有公款私吞的现象。 

    如果说这只是对一个省的模底,那么全国的情况如何? 

    2006年4月25日,杨帆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的腐败资金有多少?——严防腐败资金与投机资本破坏国家金融安全》文章介绍了他自己1998年的研究成果说:“我在1998年在中国改革报发表《权力资本化》一文,估计改革20年来‘以权变钱’的数量,包括农业资本,商业资本(内外贸提成),生产资料双轨制,汇率双轨制,股票上市和司法腐败等,大约30万亿人民币。” 

    文章转述胡鞍钢教授的研究成果说:根据政府部门公布的查处情况,概括为10类系统性腐败经济损失,指不同政府机构或公共机构任意滥用本系统的公共权力,为本系统人群谋取私利,形成的经济损失,仅1999-2001年期间,这一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14.5%。1998年包括:官员贪污、贿赂、挪用公款 20亿;走私 800亿;垄断行业,电力50亿;医药100亿;税收流失100亿;公共支出腐败损失1000亿,包括财政、金融、粮食和垄断行业;公共投资中腐败损失60亿人民币;国有企业私有化,逃废银行贷款本息600亿人民币;公共机构乱收费 100亿;金融诈骗100亿人民币。 总计3000亿人民币。 这只是查处出来的部分,如果查处率是30%,那么实际腐败金额就是10000亿人民币。1998——2005年8年,共80000亿人民币。 

     文章继续说:“1998年以后腐败升级,加入了国有企业改革和房地产两大项,7年以来应该不下于15万亿人民币。”“如果把个人实际控制,在公家名义下报销的奢侈性消费也计入,如我曾经估计1998年黄色收入,地下交易大约5000亿人民币,其中用公款报销者约3000亿人民币,10年就是40000亿人民币。加上越演越烈的评比风,学术教育医疗和媒体腐败,总体估计改革30年以来,腐败资金规模不下于 60万亿人民币。” 

    扬帆教授说:“2005年中国GDP总量是 17万亿人民币,经济增长部分是 1.6万亿人民币。腐败资金规模,按照GDP 的20% 计算,应该是34000亿人民币,为当年经济增长部分的两倍。”“扣除外逃的4000亿美圆,34000亿人民币,再扣除已经消费掉的部分,假设为 1/5, 剩下35万亿左右,以存款,股票,房地产,企业持股和黄金珠宝等形式存放于国内。我国居民存款是14万亿,上市公司股票总市值才2万多亿,假设其中有一半是腐败资金,8万亿为黄金珠宝,剩下20万亿在房地产和企业股份当中,也是惊人的数字。”就是说“90%的腐败资金还没有逃出去。而逃出去的腐败资金,又有一部分以外资身份流回国内,这就是洗钱以后的再投资,这就是国内腐败资金与国际投机资本的融合与总循环。” 

七,为什么在我们这种“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容易发生野蛮资本主义死灰复燃?

野蛮资本主义与官场腐败的互相依存 

    如果我们深挖揭露我们各行各业野蛮剥削、违法经营、摧残环境、唯利是图坑害顾客的问题,都会发现,它们的幕后都有相应党政官员(俗名“贪官”)的支持和保护。如果我们深挖党政干部腐败堕落的问题,也都会发现,他们相当多的人都从相应行业的“大款”那里获取好处。这就是野蛮资本主义与官场腐败的互相依存。 

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如何区分野蛮资本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 

    我在前面讲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最后目标为共产主义的社会资本主义。在这一社会中,只有不断肃清野蛮资本主义才能推进社会资本主义。 

    那么,怎样区分野蛮资本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才能识别和肃清野蛮资本主义呢? 

    这不看形式上的“公有”或“私有”,也不看有关的人是党团员还是普通群众,而看是否有利于社会化,即是否有利于社会的监督、控制、管理和指导,是否造福于社会。这里的“社会”,其主体当然是人民大众。 

    一个由私人投资创办的企业,虽然是私有,但只要它能给市场提供人民需要的产品,按照规定接受政府的监督管理和指导,按政府规定给工人以适当的工资、工作条件和工作时间,按规定交税,它就属于社会资本主义,是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健康成分。 

    如果一个私人企业向政府主管部门行贿来偷偷逃避政府法规的管理,如果它给职工的劳动条件、时间和待遇违背政府的有关规定,那它就属于野蛮资本主义。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原来的国营企业,以极低的待遇条件把原来的老职工都打发走,把原来几十年的老存底都折算成股票分发给几个老总和书记,让他们享受特别高的高薪而偷税漏税,这样化公为私的“公有”企业,充其量只能算是伪社会主义。 

九,搞野蛮资本主义的人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化公为私如果超出一定数额就属于敌我矛盾 

    由于我国曾经长期处于现实社会主义而没有社会资本主义的概念,很多人容易分辨不清,哪些是西方国家的进步东西需要我们学习,哪些是西方国家过去的反动东西需要我们警惕,所以就容易犯野蛮资本主义的错误。对这样的人,只有按照法规改了就好。违反了法律,就要按法律处理。 而化公为私,在任何社会都是违法的,只要超过一定数额,就是刑事犯罪,应当受到法律惩罚。 

十,公有制和私有制哪个邪恶哪个正义?如何确保公有制不会沦为伪社会主义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很多人都有个习惯,就是把公有制视为正义,把私有制视为邪恶。这不无一定道理。《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共产党可以把自己的目标归纳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实现生产关系的社会化,从而解放生产力,这是一百五十多年前共产主义创始人当时的预言。但人类历史的实际发展路径却显示,当代解放生产力的社会运动,不是通过消灭私有制,而是通过以社会化来改造私有制来完成的。应该怎样看待理论预言与实际现实之间的这种差异? 

    这是考验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水岭。如果你只能死背本本上的现成结论而让现实服从于老本本,那你就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你善用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分析人类历史的最新发展而得出新结论,你就是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 

    所以,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私有制问题上,应该象当年《共产主义宣言》在回顾历史时,热情歌颂上升阶段的野蛮资本主义一样,热情歌颂今天被社会化改造了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社会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不是笼统地反对私有制。当然,这种歌颂,是建立在对逃避社会化管理的野蛮资本主义的无情揭露和斗争的基础上。 

    另一方面,在“公有制”的问题上,是否只要挂着公有制的牌子就代表正义和圣洁? 

    在皇权的君主制社会,君主就是社会的代表,朝廷的命官虽然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干部管理公共事物,但不到该朝廷垮台之时,极少有朝廷命官敢私自染指朝廷的国库捞油水。在没有经历过“公有制”的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官僚都必须颤颤痉痉地同纳税人的钱(主要的社会公产)划清界线。在这两类社会,化公为私的问题,绝对成不了大气候。 

    但是在我们这种一度是、而且还将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虽然“公有制”天天被很多人吹得震天响、“私有制”被很多人损得面无光彩,但化公为私的官场腐败,却成为一个司空见惯、难以解决的老大难社会问题。这些腐败官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侵吞社会财富,使得他们管辖的地区,缺少财力建立完善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不能实行前述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安全保障。所以他们带来的实际上是伪社会主义。 

    对于这种伪装为社会主义的野蛮资本主义,毛泽东时期曾经有所揭露。毛泽东领导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对于被特权阶层把持的“公有制”企业写道:“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已经变成他们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同工人的关系,变成了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 

十一,我们的执政党能否成为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圣人党?

最大的难题是满足历史对当今执政党的要求。 

    如前所述,野蛮资本主义所以能够在中国泛滥,党政干部的化公为私腐败,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如果不与官场腐败做坚决斗争,肃清野蛮资本主义势将无从谈起。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就是一党制的问题。 

    在现在的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有多党竞争的机制,在在野党时时刻刻虎视眈眈的监督、攻奸和挑战下,执政党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所以官场腐败也就成不了大气候。而在我们一党制之下,执政党不受任何人的挑战,稳坐执政地位,也就有了绝对权力。按照最近发布的中央党校的政治改革方案,这种绝对权力对于我国发展经济,是绝对必需的。改革方案写道:在我国“不论是壮大其他现有的党派,还是建立新的党,或者是分解目前的中国共产党,想形成两党轮流执政,还是多党竞争执政”,都不适合中国,所以“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政治协商、两院等方面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很多人对这种看法表示怀疑,但我宁愿信其有道理。 

    问题是,拥有这种绝对权力的执政党如果没有任何在野党虎视眈眈的监督和挑战,如何能够依靠自身的机制,做到洁身自好,不腐败,或者及时清除腐败?这是人类历史从来没有碰到过的巨大难题,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借凿,只有前苏联的覆辙教训。(张剑荆: 《脆弱的巨人:分利集团——苏联瓦解的根源》) 

    早在前苏联因为高薪腐败而丧失执政地位的前夕,毛泽东就看出了在共产党国家中共产党所拥有的绝对权力对共产党这个执政党的特殊要求。他看出,一党制下的执政党如果不对自己实行低薪制,就不可能长期保有执政地位。为了防止共产党的腐败而永保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他提出了对共产党实行低薪的原则。在毛泽东领导下撰写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写到:“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毛泽东设想的收入“差距”是多少呢?《九评》中写到:“在工资政策中必须坚持巴黎公社的原则,即一切公务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在十月革命后直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苏联基本上是实行列宁的指示,党政机关的负责人,企业负责人和专家中的共产党员,他们的薪金大体上同工人的工资相当。”要求与普通工人拿一样的工资,这一原则虽然没有特别亏待共产党党员,但却使共产党党员超脱出“按劳付酬”的凡人境界,也就在人民心中树立起了共产党的高大形象、崇高荣誉和巨大无比、不可挑战的权威。 

    毛泽东为实现这一原则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但他提出的这一原则,其光辉永远不可磨灭:共产党要拥有支配社会的绝对权力,就必须用自己的低薪表现出自己对社会的绝对忠诚,表现出共产党员们都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冲锋在前享受在后”的非凡之辈,而绝非见钱眼开、容易以权谋私的庸夫俗子,草芥鼠辈。 

现在,当我们把毛泽东的这一原则同我们执政党当前的实际情况对照一下,就会觉得二者之间的反差何等巨大!现在的执政党,一方面要在中国社会拥有绝对的权力,但另方面,它没有对自己实行低薪,没有以此表现出它的大公无私、“享受在后”和对中国人民的无限忠诚。据统计,企业大款中有近半数是中共党员,但他们没有象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的大款那样乐意对社会进行善捐义举,而是把自己的私产看得紧紧的,只传给自己的后代。而且,执政党的很多成员,又在千方百计通过手中执政党的权力侵吞社会的财富,使自己以爆发的速度富起来。

    历来中国人都有一个老传统,就是喜欢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圣君和清官去打理,所以这与现在执政党的绝对权力不相矛盾。但现在的执政党,(且不管它名称上是什么党),能否不辜负人民的愿望,不辜负人民交给的权力,靠自我清洁的能力,解决自己党内的腐败问题,担负起肃清野蛮资本主义的重任?

    这取决于执政党能否“抗腐败,永不沾”,把自己建设成一个清官党,圣人党,君子党,按照毛泽东的原则让所有党员都享受低薪,同时象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副总统那样向社会公布自己的私产。如果能,(虽然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过,只是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未掌权时候,很多共产党员能够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是中国人民的福气,也是人民的期盼,肃清官场腐败和野蛮资本主义将指日可待,(日子再久也是指日可待),全国人民可以在共产党领导下凝聚一起,改革开放将健康发展。但如果否,执政党始终不能发展成为一个圣人君子党和清官党而致使野蛮资本主义在中国日益壮大而不可战胜,却又要独揽中国社会的一切大权,则势必激发关于多党竞争制和一党领导制谁优谁劣的争论,使中国发生大动荡。 

    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否健康发展,取决于能否战胜死灰复燃的野蛮资本主义。而能否战胜野蛮资本主义,又取决于执政党能否主要靠自己的力量肃清和抵制官场腐败,而这又取决于执政党能否对自己实行低薪及公布私产,并以此为依托,使执政党成为一个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圣人党和君子党。 

    历史将如何运动?毛泽东为执政党指明的上述原则会否实现?让我们拭目以待。

 

发件人:"新法家传真" <alexzhai2@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1-05 11:28:14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当代全球危机呼唤东方智慧 

    编者按:数十年在西方社会生活的经验,使陆寿筠先生比其他人更能直接感受中华政治经济制度的伟大。在这篇文章中,陆先生通过列表的形式,清楚地将中华文明解人类于倒悬的意义表达了出来,是一篇难得的佳作!

当代全球危机呼唤东方智慧

----“动态平衡多维整体”世界观探讨

陆寿筠

2008年1月

 

现代人类面对着两大威胁:人们对大自然不负责任的摆布引起的生态危机,和国际垄断资本对人类生活的霸权引起的社会危机。前者表现在全球气候的剧变和越来越多物种的消失。后者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恐怖暴力和不断加剧的全球核战争风险。为了找出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和解决方法,我们需要一个能够用来最有效地分析所有自然和社会历史现象的总括一切的世界观。可喜的是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可以概括为" 动态平衡多维整体"的世界观,或者简称为动态整体观。在各种文化中,无论西方或东方,都能找到这一世界观的体现,而在东方思想传统中表现得尤为集中,也最为典型。

 

动态整体观包含如下三个侧面:

 

1 ."整体性",意即所有事物――从囊括一切的整个存在界到我们人类可以观察到的最微小的存在物,从整个人类社会到各种各样的人类群体到个体的人,从可感知的具体存在物到想象中的抽象事物——每件事物都是由若干部分或方面组成的整体。这个整体不是静止的、或是机械的拼凑;而是——

 

2 .其各部分总是处于"动态平衡"之中。正如中国古代经典所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 42 章)万事万物通过各自内部阴阳两面的对立互动,永远处于从不平衡到平衡、再由新的不平衡到新的平衡的变动之中。某一特定时刻的阴阳互动状况决定了这个"整体"的当下性质。就社会事物而言,这个"整体"则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且有其自我意志的社会实体,它又反过来成为某个或某些更大"整体"中与其它部分互动着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既作为相对独立的实体、同时又是一些更大整体的组成部分"的两重性是所有存在物的特性。这种特性决定了所有事物结构的多层次形式,也为这个世界观的下述第三个侧面提供了基础——

 

3 .所有存在物都是一个多维的整体。至于人类社会,"多维"指的是对于社会内部互动模式的观察方式的多样性,它包括在各个层次上相互平行的社会主体(个人和社会群体)之间、以及不同层次上的所有那些主体之间多方向上的互动。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动态整体世界观在道法学派的哲学,政治,经济思想中(还有传统中医学中,本文不作讨论)得到最好的体现。这一世界观的三个侧面(动态平衡,多维,整体)在两千多年前老子《道德经》关于"道"的哲学描述中就有显示。在这三个侧面中,"动态平衡"是最关键的因素。这种平衡要通过所有层次上所有实体之间在多方向上的互动来达到,其中包括整体和部分之间的互动。本文不准备详细讨论这一世界观的哲学基础,而将集中传述中国古代法家是如何通过在国家层面上推行一系列明智的政策,来力求平衡各种社会关系的,如下表:

 

以平衡为目标

相应政策与制度机构

对当代世界的启示

 

人类与自然

之间的协调

 

 

(这是儒家及中国古代其它学派共同一致的目标――典型的中国思想传统)

根据自然周期安排生产,保护资源不被过早利用(如幼嫩动植物)或滥用;实行节制消费,节制资本,使其适应自然的承载能力,以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大自然的完好无损。

工业生产的逻辑违背了自然周期,浪费和破坏了无数活生生的资源。从凯恩斯开始把扩大需求和信贷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导致资源的加速枯竭,环境的破坏,和掠夺性的战争——所有这一切都危胁着人类的生存。

农民间的经济平等

平等地分配土地(在前工业化时代,土地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和平等地摊派税收,即按照每个家庭劳力的多寡和强弱来决定分配比例。

在今天的世界上,自然资源被少数特权者霸占,他们过着奢华的生活,而这是以多数人受着贫穷的煎熬为代价的。

作为生产者的农民、

商人、

消费者

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

国家通过"常平仓"制度 ,价贱时买进、贵时卖出,以控制粮食价格,使其"常平",即免于大起大落,以保护农民和消费者双方的利益免受损害。这一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地延续了下来。

 

由亨利-华莱士(美国农业部长,1933-40; 副总统1941-45)提议,这一思想在美国国会1933年农业调整法案中被采用。他是从一本有关中国传统经济政策的书中得知这一思想的。

    联合国1942年曾发动一项计划,要在国际范围内应用这一思想,但是由于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对被永远地搁置了。

国内商品

价格全面平衡

国家间商品

价格平衡

 

通过国家调节市场,而不像儒家主张的那样自由放任,也不是实行 计划或冻结物价政策。国家调控的方式是建立商品储备,既作为未雨绸缪,又作为所发行货币的实物保证和物价调控的杠杆。调控的目标,除了国内价格的平衡,还有与其他国家间的平衡,以防止其他国家或投机者寻找时机牟取暴利。国家拥有重大工商企业和足够大量的商品储备是调控市场的前提条件。

由于代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性权威缺位,因此以全球各方利益平衡为目标的国际性调控缺位,使垄断资本得以对世界自然资源和人工资源进行长期的廉价掠夺、甚至无偿霸占,这是从殖民主义时代以来逐步累积起来的、至今积重难返的所有世界性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国家权力

金钱权力

之间的平衡

在肯定商业对社会的重要性、并保护商人合理利益的同时,也通过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通过功勋制选择政府官员,来防范国家权力和资源为有钱阶层所垄断(见下)。

资本,特别是垄断资本,不受制约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位一体特权是当今世界所有社会罪恶得以泛滥的根本原因。

政治平等原则与

国家权力结构

功能性层次等级

的必需存在

之间的统一

通过实施社会功勋制使官员的地位与其业绩表现相匹配,即根据人们对社会的实际贡献赐予他们尊贵的地位和头衔,而不论其出身。因而:1)政治忠诚或道德操守、与专业能力这两条标准自然地统一了起来,并且还可以在实践中得到有效检验。 2)平民也可以有平等的机会去获得公职、为社会服务,而贵族如果表现不佳或者甚至违犯法律也会失去他们的地位和头衔。由功勋制赋予不同地位的人们,也被赋予并不相等但与其功勋和地位相称的、对于社会资源的享有权,不让这些资源被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所滥用。这才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平等,与右栏中所说形成鲜明的对比。。。→

今天世界上某些地方存在着的平等只是名义上的形式平等。在西方政治中,从古代中国学来的功勋制原则仅仅部分地用于招聘 政府机关办事人员,而主管官员的选拔依据的是他们对执政党的政治忠诚。而他们的经济政治特权事实上是代代相传的,与封建时代的血统世袭没有本质的区别。这种政治标准与业务标准相隔裂的双轨制,不能保证为全社会利益提供忠诚有效的服务,而且不能防范社会资源和国家权力被一小部分人所霸占和滥用。

全民平等监督

之下的法治

以上提到的、所有意在全方位动态地平衡多维社会关系的各种规则,都作为法律来执行,具体则由按其功勋业绩选拔出来、并且处于全民监督之下的政府官员来实施。在法家的全社会互相监督制度下,任何人,不管是谁,故意掩盖别人罪行也会受到惩处,因此每个人,不论平民或者官员,都有权利也有义务 使其周围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些社会地位比其高的人,都遵守法律,并且当有人触犯法律时向官方报告。

这种连带责任制也被正面应用于金融信贷系统,基层官员可以为信得过的贷款者作担保,这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在当代中国,也许还有一些其他国家,儒家的"亲亲原则"流毒甚深,根深蒂固,亲属之间互相包庇被认定是一种天职,哪怕是有人犯了危害社会的罪行也一样该被包庇。因此,在这些地方,贪污腐败非常猖獗。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对那种将家庭小群体的利益与国家大群体的利益对立起来的原子论社会观进行批判,必须革除以"德治"为名的人治,代之以全体人民及其选任的代表们监督下的法治。

大国

小国

之间

 

以及

 

征服者国家

被征服国家

之间

 

关系平衡

老子,这位道法思想学派的开山祖师,认为天下所有国家的统一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他反对利用霸权进行武力占领。在他的《道德经》中,他以哲理性的语言阐述了古代中国"血与土地相统一"的原则:大国应以谦虚与尊重赢得小国的尊从,小国也以谦虚与尊重赢得大国的接纳保护;而接纳则仅仅是意味着要履行一种义务,即保护更多的人民使之免受饥饿与痛苦。根据这一原则,一国的首脑在决定是否以武力占领另一国家时应该非常地审慎,这样做的唯一正当理由必须是为了伸张正义。因此,对待战败国的人民应该平等相待:不准掠夺,不准欺压,不准贬他们为奴,不以武力占领土地,而应尽力 赈济贫困,留用当地文武官员,令他们负责照料当地人民的生活需求,确保人人享有平等的工作机会,并且允许异族自由通婚,从而使人们愉快地留在原地生活,相互同化,像一个真正的"大熔炉"。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华文明曾经同化了如此众多的不同族群的人,包括一批又一批来自北方的征服者和他们的后裔;还有犹太人,虽然他们是出名的难以同化者。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有太多的掠夺、奴役、殖民统治、武装占领、经济剥削、政治欺压、等等,而且很多时候这些都是打着推动自由,民主,经济发展的旗号进行的,还有什么漂亮的旗号没有打出来过呢?那么为什么不促进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平等呢?为什么不推动建立一个处理国家关系,包括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关系,处理涉及全人类社会福祉的世界性事务的民主原则呢?为什么不做得比古人更公正一些、却反而更不公正呢?

 

 

虽然法家的某些理论与实践发端于黄帝(见《黄帝四经》),但典型的法家实践是在中国的秦代(包括统一之前的秦国)。秦国的崛起始自公元前 359年的法家改革,至秦始皇时代达到顶点,它将中国统一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繁荣强大的国家。法家统治下的秦国和秦帝国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安定繁荣的社会秩序。对此,甚至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荀子都表示了肯定和赞赏。同时,繁荣的秦社会还有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那个时候的商品率已经达到了20%,甚至更高。

 

秦朝的终结是由于始皇帝死后发生在最高层的一场阴谋:他若干儿子中间的一个篡夺了帝位,并且背叛了秦始皇的法家政策,扭曲了原本公正严明的法治,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秦朝的法家政策在接下来的汉代却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恢复和延续。只是到了后汉时期,儒家思想才逐渐获得优势并且最终被钦定为治理国家的唯一思想指导体系。从那时起儒家学说在中国就一直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直到 1911年的辛亥革命,然而法家的某些做法曾经被延续了下来,法家的另外一些思想有时候被改革派政治家所采用,有时候会在一些刚取代了腐败旧朝代的新朝代初期被采用。

 

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法家思想会被儒家思想打败呢?答案在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所造成的法家实践的不彻底性。主要表现在:社会功勋制原则没有被贯彻到对最高统治者(国王 /皇帝)的选择上——皇位始终由皇子继承;还有,全民监督制度也没有上溯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一两个人(丞相、内臣)。因此,当一个法家皇帝死亡以后,或是由于宫廷阴谋,或是由于人事随着时日的迁移,政权就可能轻易地转移到德性软弱、甚或堕落的继位者、或者权欲熏心的高层官员的手里,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人民之上,也懒得像法家原则所要求的那样顶着某些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反对,尽力去调控社会生活,特别是在没有外患威胁的"太平"时期。这种不彻底性只能依靠基于人民主权原则的现代民主制度来纠正,纠正的方式是使得自上而下行使的国家制度性权力,与自下而上行使的人民主权,这两者始终处于一种持续不断的动态平衡状态。

 

    然而,除了上面说的漏洞,法家的理论与实践在古代中国还是相当成功的。其中最重要的教训是,特别是在类似"战国"那样群雄争霸的时期,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和繁荣的唯一出路是必须拥有一个处于人民持续有效的监督之下的、强大的国家权力,并通过其制度性权力去实施一系列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政策,目的是调节不同利益群体和社会生活不同方面之间所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使之不断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包括国家权力和人民主权之间的平衡。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批判原子论的世界观,无论是传统的中国版本,也就是正统的儒家思想体系(其中关于个人修养和社会政治伦理方面的某些论说可以批判地予以继承借鉴),还是现代版本,也就是当代鼓吹自由放任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

 

    原子论的思维模式是把社会看做是一个数以万计或亿计的、各为自身利益而奔波的单个个人的机械集合。根据这一观点,国家的意志和利益等同于所有单个成员的意志和利益的加总。它忽视了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可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意志和利益,它反过来可以影响所有单个个人的、以及所有其它或大或小的、内部的或外部的社会群体的意志和利益。历史上儒法两家之间关于国家管理原则的争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法家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只要社会法律是源于道、遵循道(即天然法则)的,它就能培育和强化所有人的道德,从而确保良好的社会秩序;而儒家则宣扬以家族亲亲原则为宗旨和基础的个人美德修养可以保障社会的正义。因为,据他们所说,如果所有的人都合乎道德地对待家庭中的其他人,他们也会同样地对待社会这个"大家庭"中的其他人。但是儒家没有看到一个事实,家庭美德不能自然地延伸到家庭范围以外,轻易地应用于所有的社会关系,因为家庭美德的培养部分地是基于天然的亲情,部分地是基于对人际相互依赖性的一种直觉,一种只有在范围有限的"面对面"的家庭关系中通过五官直接感悟才会产生的的直觉。超过这个范围,人们就需要外在的推动来培育道德,也就是需要借助于法律的约束力,或者说是社会规模上的奖罚制度,并辅之以关于法律条文背后隐含着的道德原则的社会教育。

 

在这个问题上,儒家把家庭美德的作用说过了头,以至于将亲亲伦理原则凌驾于社会法律之上,如孔子所要求的那样:"子为父隐,父为子隐"。这也就是为什么儒家思想浓厚的地方,腐败现象通常会很猖獗;而信奉法家的秦国和秦朝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公正平和的社会秩序。

 

儒家还反对国家拥有某些对于国计民生非常重要的经济企业,反对国家储备足够数量的商品财富作为调节市场、调节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以及用于应付内忧外患的不时之需。 这就是为什么儒家统治下的后汉、晚唐、宋朝、明末、清末,中国会遭受长年的外敌入侵和内部战乱,甚至整个国家陷于多个地方/民族分离政权、或军阀之间的长期对抗与混战之中。

 

原子论社会观否认群体和个人之间的双向互动和动态平衡,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忽略了国家作为一个群体性的社会实体所具有的意志和施展的作为对于 民众福祉的重要性,并且过分强调了各别单个个人单向行动的意义,因此必然地倡导一种对后者的自由放任政策,这也体现在儒家所提倡的经济政治原则之中。怪不得早期西方自由主义者把孔子看作是来自东方的灵感之源,以致那位曾经极大地影响过亚当••斯密的十八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魁奈,曾被称作是"西方的孔子"。

 

社会原子论者否认群体和个人之间动态平衡的必要性,他们必然地提倡一种放纵政策,放纵那些处于有利地位的个人,听凭他们从处境不利者身上占尽便宜。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是把一个社会分裂成拥有特权的少数和无权无势的多数这样"两个族类",这也是导致一切社会动荡、大规模暴力和战乱的根本原因。儒家思想统治下的古代中国是如此,贫富分化登峰造极的现今世界也是如此。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儒家高喊"德治"最声嘶力竭的时候,就一定是社会冲突严重到接近危机的时候,正如老子在他的《道德经》里早就尖锐深刻地指出来的那样。难道我们就不能记取历史的教训、用以启发我们对当今世界形势的真切理解?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实际上是金融大资本利益集团称霸全球的时代,在能够代表整个人类社会的意志和利益的全球性权威缺位的情况下,没有公权力来推行这样一种"法律与秩序",借以动态地平衡全球范围内富强群体与贫弱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各别国家与整个人类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人类利益诉求与整个自然界的生态和谐诉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民主原则逐步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的权威体制,并在其统筹指导下,在全球范围内的各个社会层面上采取全方位的协同行动,将是可能挽救人类于毁灭边缘的唯一最后希望。

 

另一方面,动态整体世界观也不同于一些社会理论家的铁板论,他们不是把个体的人看做社会的"基本粒子",而是将一些群体如阶级、或者民族国家看作一个更大社会的基本结构单位,就像是一个"不可分的原子"。这种铁板论将任何下属层次上的个人或群体统统虚化为好像一台"机器"上的"零件和螺丝钉"那样,没有自己独立存在的主体性,而是必须将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完全服从于阶级、国家等集团意志和利益的次等存在。以这种铁板论世界观为甚础的各种"主义"如阶级集体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极权主义等都贬低或完全否认下属层次上的各类主体之间、以及它们与代表社会整体的最高层次之间以社会全方位平衡为目标的互动的必要性,否认这才是社会最高意志赖以形成和运作的社会基础。苏联解体以前所有实行传统范式社会主义的国家都亏在这一理论缺陷。

 

综上所述,从哲学上来看,上个世纪世界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则是两种表面上看来似乎相反的世界观之间的争斗。由于西方打赢了这场思想战争,铁板论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西方的主流世界观——原子论,现正风行于全球。但实际上,这两个看似相反的观点却有着同一个盲点:他们都对社会各类主体同时存在于不同的结构性层次上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对这些主体之间在多方向上的动态互动视而不见。事实上,一些闻名于世的(或许是臭名昭著的)政客常常会交替地使用这两种观点,以服务于他们自己同一种特殊利益。例如,当他们想推动一些实际上是仅仅有利于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政策时,他们会假装是在捍卫整个国家的"整体"利益。或者当他们需要向海外推销自己的意识形态用以掩盖基霸权行径时,他们就会单单指出世界的"同一"性质,用以说明他们所推广的价值观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然后,当他们想逃避国际义务,例如减少污染,他们又会抬出他们这颗"原子"的特殊性做为借口。不过,这无关紧要。他们迟早都会领受到来自世界上所有其它社会主体动态互动的冲击波的威力!

 

尽管上面说了那么多负面的问题,但是在人类思想史上,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并非一切都是负面的。例如,共和主义,联邦主义和政府分权制衡机制,合作主义和劳资共治等形式的政治经济民主,都起源于欧洲。这些都是人们在某些领域内为求社会关系的动态平衡而自觉努力的很好例子,虽然是在有限的范围内。上个世纪理论物理学的诸多新发现,例如光量子的波粒二象性,相对论,测不准原理等,已经为西方与东方在更高层次上的交接开辟了新的平台(见 Fritjof Capra所著《物理学之道》) 。再加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的许多考古新发现,让尘封数千年的中国古典经济政治思想重见天日,从而开启了中国古代智慧复兴再造的新时代。精神文化的全球化,亦即世界各地所有经过时间考验的人类智慧在世界范围内的整合推广,将带领人类走出面前的困境,并且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