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下面发出12月1日在京召开的有仲大军先生参加的第二次文化创建会议的发言记录,尽管此记录内容洋洋洒洒,但大多数都是形而上层面的空谈,没落实到一点具体的地方,与当前的社会弊端无关痛痒,这是目前中国体制内学者典型的治学特征,因而导致学术泡沫满天飞。另外,用哲学来替代文化,也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幸好有仲大军、王东成、王文元等先生简明扼要的点评,使大家对此问题或许能理出些头绪。]

《创建中国新文化》第二次会议纪要

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秘书处

2007.12.27

与会专家学者:

原深圳体改委主任徐景安、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 王占阳、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教授 竹立家、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研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 党国英、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吴稼祥、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王文元、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华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 邹东涛、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 王东成、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 李明章、

中央编译局副秘书长研究员 杨金海、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新闻博士 王婷、

《民主与科学》主编 孙伟林、

社科院近代史所史学理论研究室主任 王也扬、

 北方工业大学教授 田立年、

驻瑞典大使馆参赞 高锋、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曾宪奎、

《中国财富》记者 李春林、欧阳君山等。

    2007年12月1日下午,30多名专家学者和媒体工作者聚在一起参加《创建中国新文化》座谈会第二次会议。主讲人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教研室主任王占阳教授,所提供的论文是《中国需要构建普遍幸福主义新文化》,并以“普遍幸福主义的理论框架”为题作了主讲发言。会议由徐景安主持。《创建中国新文化》座谈会由价值中国网主办,北京古今出版策划有限公司、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协办。与会者发言纪要如下:

主席徐景安:

感谢大家的到来!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的宗旨是为各种思想流派提供交流的平台,中国新文化是大题目,需要不断的讨论。每个月的第一周的星期六下午举行。我们先把主讲论文发给大家,然后围绕主题展开讨论,可以反对,也可以赞成,也可以补充,也可以完善,但是不要离开主讲题目。我们以往开讨论会,当面各说各的,背后则相互攻击,不能真正民主、平等地讨论问题。

现在思想界批判的、不满的、骂人的多。我们这个会叫创建中国新文化,就是要创、要建。会议的主席和嘉宾轮流当。中国要实行民主,先学习民主。论坛是一个民主对话、平等交流的探索。这个会开好需要大家的支持,一是举荐人才,自荐和他荐。第二,要扩大影响。希望我们讨论的话题得到媒体的关注,给予广泛的传播。11月3日举行了第一次座谈会,今天举行第二次座谈会。

占阳教授这篇论文内涵丰富,值得深入讨论。他认为,所谓人本主义就是要符合人的天性,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性为本。人的天性包括了人性和兽性,善性和恶性,利己性和利他性,所以第二层就是真正的人本主义是善本主义而不是恶本主义,所以要扬善抑恶。而善与恶的区别是利和害,善本主义就是要追求最大的利,最大的利就是普遍幸福,所以真正的善本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占阳的这篇文章学理是否正确、逻辑是否严密、道理是否说清、理念是否创新?也就是有什么理论意义?同时也要讨论,这个理论、这个主张,有什么用,能否构建为中国的新文化,能否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与指导中国的未来?也就是有什么实践意义?

有以下几个具体问题,供讨论参考:

第一、 传统人本主义创造了人类的现代文明,同时 又导向了利己主义和物质主义。我国思想界对传统人本主义既存在全盘肯定、又存在全盘否定的两种倾向。因此,在学理上对传统人本主义有一个正确认识和评价问题?传统人本主义对人的价值的肯定,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为什么会滑向利己主义和物质主义?是对传统人本主义认识不正确导致的,还是其本身有缺陷?

第二、 我国现实情况是既缺乏人本主义的传统,又面临利己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泛滥。这又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处理?

第三、 目前我国没有找到扬善的正确途径,依然以政治教育代替道德教育,民众、学生得不到正确的价值观的引导,同时又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治恶制度,道德与犯罪问题都很严重。所以,引发了文化与制度的争论。占阳认为,性善论和性恶论的主张都存在片面性,扬善的道德建设与治恶的制度设计不可偏废。这个意见是否正确?

第四、 真正的人本主义应该导问善本主义,但动力何在?人为什么要善?今天该不该倡导善?

第五、 幸福是不是人的终极价值追求?普遍幸福是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目标?终极价值与普世价值是什么关系?

王占阳:

我在这里先简要地讲一下普遍幸福主义的来龙去脉,然后再着重地讲一下普遍幸福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问题。真正具有实质性的问题实际是在于:普遍幸福主义究竟好不好?究竟是否具有现实性?

虽然“普遍幸福主义”这个名词是由我提出的,但人类的普遍幸福主义思想、文化和实践却是渊远流长的,当今中国和世界上的普遍幸福主义思想、文化和实践也是非常广泛地存在着的。但是,另一方面,虽然普遍幸福主义渊远流长,中外普遍幸福主义的学术思想也已很丰厚,但在普遍幸福主义的元理论方面的研究却还很不够,以至时至今日,世界上仍然没有一本堪称普遍幸福主义元理论的系统的理论著作问世。
1995年,我在一个学术会议上首次提出,我们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社会主义,这就是“大家好”。在这个基础上,1996年,我的脑子里冒出了一个新命题和新概念,这就是“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但在当时,这还只是脑子里的一句话,并未获得展开和论证。1999年,我在研究生课中首次讲到了普遍幸福主义和新社会主义,这时的想法已经有所展开了。2004年,我以“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这一命题为基础,比较系统地展开了我的社会主义研究,并撰写和出版了《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一书。

严格说来,只是现在摆在各位面前的这篇论文,才是我在普遍幸福主义元理论方面的第一篇比较深入系统的学术论文。我的整个基本思路,是以一般人本主义为起点,再经过善本主义和一般幸福主义这两个环节,进而达到普遍幸福主义。

(一)关于一般人本主义。

普遍幸福主义属于人本主义范畴,因而普遍幸福主义理论的基础和起点也应当是一般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就是以人的本性为本位,反对各种异化现象。以人为本,才能有人生幸福。官本位、金本位、物本位等等异化现象,则是与人生幸福相矛盾的。

(二)关于善本主义。

人性本身又是有着善性和恶性之分的。那么,人本主义究竟是向善的还是向恶的呢?答案当然是向善的。人本主义不应以恶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应以善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这也就是善本主义。那么,究竟什么是善、什么又是恶呢?简要地说,善就是利,恶就是害。利是幸福的源泉,害则是痛苦的来源。所以说,善本主义实际也是普遍幸福主义的一种基础性的内容。

普遍幸福主义既不是利他主义,也不是利已主义,而是利他利已相结合之主义。从这个观点来看,要求十亿人民都毫不利已,实际是一种最大的恶。但反过来宣扬“人性唯私”,推崇“丛林法则”,以至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自然也是一种最大的恶。

制度设计的原则应当是善本主义的,而不应当是恶本主义的。诚然,制度设计首先应当假定人性恶,但这种假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却仍然应当是善。如果一个社会堕落到了普遍恶的地步,那么,再好的善制实际也都是不可能真正地建立起来的。所以说,善本主义非常重要,宣传善也非常重要。只有遵循善本主义、宣传与人为善,我们才能切实地走向民主法治等等善制,也才能够建立起中国的新文化与新文明。

(三)关于一般幸福主义。

善本主义又必须发展成为幸福主义,善就是利。人们所追求的利,究竟又是什么呢?归根到底,人们所追求的利,就是人生幸福。譬如,人们追求金钱、财富、权力等等的最终目的,实际就是为了获得人生幸福,而并不是金钱、财富、权力等等之本身。然而,我们看到,也正是在这里,许多人都误入了歧途。金钱、财富、权力等等本来只是实现人生幸福的手段,但却被当成了目的。这就是出现了异化现象。而在这时,超出了实现幸福需要的对于手段的过度追求,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许多痛苦和不幸的真正根源。这就表明,人本主义若要真正克服异化现象,真正达到以人为本的境界,那就必须从一般人本主义和善本主义进一步地发展成为幸福主义。只有上升到幸福主义的层次上,人们才有可能真正地从异化陷阱中解放出来。

19世纪的功利主义思想家着力发展和宣传幸福主义理论,无疑是一个重大进步。虽然他们已经指出“利益”、“ 功利”、“ 效用”等等的内容就是幸福,但他们却并没有始终如一地抓住幸福这个主题,而是更多地以“利益”、“ 功利”、“ 效用”等等词汇来指称“幸福”,这就使“幸福”事实上又被湮没在了“利益”、“ 功利”、“ 效用”等等之中了,因而幸福主义也蜕变成为了利本主义。幸福主义的眼睛刚刚睁开,就闭上了。几乎在整个20世纪,国际学术界对于幸福问题的探讨都是很薄弱的。直至最近,这种情况才开始有了某些显著的改变。事实表明,以“利益”、“ 功利”、“ 效用”等等词汇来指称“幸福”,而不是直指幸福问题本身,这是很容易迷失方向和导致异化的,而这也就正是传统的人本主义、功利主义和利益学说的一个最大弊端之所在。

(四)关于普遍幸福主义。

一般幸福主义实际只是肯定了幸福的终极价值地位,但在幸福主义之中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就是幸福的普遍性问题。

1、要不要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普遍幸福主义则是主张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的幸福主义。也只有普遍幸福的状态,才是最符合人的深层本性的状态。

2、要不要实现由满足人的各种层次的需要所产生的各种层次的幸福感?普遍幸福主义则认为,人类的终极价值目标,实际是在于实现人的所有层次的普遍幸福。

3、是否尊重幸福的多样性?普遍幸福主义则认为,幸福有无数种,每一种幸福都是幸福。只有充分尊重幸福的无限多样性,才能真正地实现普遍幸福。因此,普遍幸福主义所主张的幸福的普遍性之一,就是幸福种类的多样性、丰富性和普遍性。

4、是否允许、主张和推动各种利已利他的幸福源泉充分涌流?普遍幸福的源泉实际具有极大的多样性,甚至可以说是具有无限的多样性。普遍幸福也只有各种利已利他的幸福源泉充分涌流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普遍幸福主义则主张努力实现各种幸福源泉的充分涌流,并由此而真正地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

5、是否努力实现全体社会成员人生幸福的最大化?普遍幸福主义认为和主张,人生幸福的最大化包括质的最大化和量的最大化这两个方面,我们也应当在这两种最大化的统一中,去努力地实现全体社会成员人生幸福的最大化。

6、是否追求世世代代的普遍幸福?普遍幸福主义主张和追求可持续性的普遍幸福,

(五)关于普遍幸福主义的神性和理想性。

重视终极价值原本是宗教的优势和特征,但人本主义现在也应当和能够重视终极价值了。所谓人世间的终极价值,实际就是普遍幸福。宗教在发展和创造人类文明和人生幸福的过程中,具有伟大的意义。我国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现实,这条文化和文明的发展之路却是难以成为我国的主要道路的。但普遍幸福主义使我国完全有可能通过这种世俗的思想文化发展之路,解决好其他国家依靠宗教文化的发展所解决的终极价值理念和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基本问题。

(六)关于普遍幸福的一般实在性和现实性问题。

对于普遍幸福的主观性、不确定性的质疑。对此,本文提出:

1、幸福和普遍幸福具有最高的实在性。
2、普遍幸福的源泉具有确定性。
3、普遍幸福的源泉具有可量化性。
4、普遍幸福的实现具有规律性。

(七)关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普遍幸福的现实可能性问题。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能够实现普遍富裕。关键是区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能能够做到使社会成员普遍产生幸福感。
3、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所形成的合力就使普遍幸福主义的实现具有了现实可行性。
4、普遍幸福主义是最有利于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新文化和新文明。
    敬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徐景安:

占阳这篇文章花了很大力气,熬了多少不眠之夜,付出了很大代价的。下面请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教授发表评论。

竹立家:

我一直在听占阳同志在研究普遍幸福主义,今天终于下了一个蛋,这个蛋是好蛋,不是坏蛋。看你的文章,总的来说从逻辑性、立意来讲,论证都很充分。我提几条不好不坏,不是表扬你,也不是批评你的一些看法,供参考。

我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对幸福的理解。我以前是搞哲学的,我是人民大学伦理学的博士。首先幸福不是金钱,幸福指数最高的是索马里,世界上最穷的地方据说幸福指数普遍高于欧洲和美国。其次幸福不是知识,你有知识不等于你幸福。知识可以说是一种痛苦,自杀率比较高的人群,可能是知识人群。说明他们活得很郁闷,活得不痛快。前两年有个单位搞调研,公务员普遍有一种焦虑心态,活得不愉快,压力比较大。像日本过早死的基本上都是四十、五十岁的公务员。所以幸福跟金钱、知识、权利都没有关系,幸福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从历史上来看,与幸福联系在一起的比较多的是快乐。宗教把幸福归结为一种安静、平静、平衡的状态。你讲普遍幸福,就是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你和边沁的幸福主义没有区别开来。从幸福发展史来说,国外基本上把它归结为快乐状态。国内也是一样,中国人传统对幸福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儿孙满堂,婚姻美满,有吃有喝,老婆孩子热炕头。

幸福是什么?从哲学角度来说,就是自身的平衡状态。刚才讲的善,说从人性导出善性,从人性导出幸福。事实上,本质上讲,幸福不能直接等于善。有些幸福不是善的,比如说第三者插足,它不是善的。善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完全。幸福是个体。所以我们讲的幸福是一种个体的状态,还不是人性的一种状态。个体上来说,一般有唯一性,不可重复性,还有偶然性,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偶然的,死也是偶然的。

杨金海:

随着科技的发展,这种偶然性越来越大。现在人类生产的核武器,据说能够毁灭地球几十次,人类生活在这种偶然性当中。

竹立家:

幸福是善的规定性之一,而善不能直接等于幸福。幸福不要从人性里面导,要从个体性导。我们说的幸福是个体的幸福,而不是人性的幸福。他有钱是幸福不可缺少的条件,有权我看幸福的也很多。比如我郁闷,因为我没钱,你也郁闷,也是没钱。

幸福应落在制度性和关系性上。普遍幸福必须通过制度规范、人际关系才能实现。文明和文化是一种不完善的状态,没有完善的文明和完善的文化。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问题只是摆脱得多些、少些。而制度却要把我们这个社会规定成完善的东西。某一个人的讲话是绝对正确的,你们都要学,他是圣人!西方人比我们好在什么地方?就是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是恶的。康德那么善良的人,也把人性界定为恶。而我们中国恰恰相反,将人分为三个层面。上层面就是圣贤、大官、学者。还有中层和下层。

我们要建立一个社会,幸福这个概念远远不够。要从制度层面,关系层面来研究幸福实现的途径。什么样的制度和关系能决定幸福状态?这就涉及到体制改革,从关系和制度的改革做起。

国外的心理学研究证明,什么是幸福?决定人的幸福有三种关系,第一就是家庭关系,一个人幸福不幸福,家庭很重要。回家对老婆要好,它是决定幸福的基石。你的家是温馨的,就是一种幸福状态。有一次我给学生讲课,问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你们谁能记住爷爷的名字,请举手?当时,只有三个人举手。第二个问题,你们谁能够记得第一届政务院部长的名字?就一个。有的人能说出三个部长的名字,哪个部对不上。我就讲,你们想想,你不是为了有名嘛,连你孙子都把你忘了。当一个部长,官很大了,过几年,谁也记不得你了。所以,人还是要追求自身的平衡和满足状态。第二就是同事关系。一天八个小时都是在单位过,同事关系处理不好,心情不愉快,这样你能幸福吗?第三就是朋友关系。一个人得有朋友,在一起喝喝酒,骂骂娘,尤其是骂骂领导。这样骂出去就平衡了。

这三种关系决定幸福状态,不是金钱、权利、知识。所以,要把幸福这个概念导入制度层面的改革和关系层面的改革,这个现实意义就大了。我们现在的一些不幸福的状态,感觉不好的状态,都是由制度层面和关系层面引起的。

关于幸福社会主义的思考,符合社会潮流。现在加拿大、北美的一些青年经济学家,人文主义经济学家,对幸福概念研究很多。北师大的有位教授也写了一本人文主义经济学,他也在研究幸福。我觉得研究幸福指标是很荒唐的,幸福的衡量标准是没有的,它完全是主体的感觉状态。可以分析社会关系状态,分析社会制度状态,分析公平、自由、民主程度等等,来判断大多数人是不是幸福?

徐景安:幸福最后要靠关系,要靠制度去维系。这句话说得不错。问题是,什么制度、什么关系才能维系幸福呢?这又回来了,什么样的理念指导下建立的关系和制度才有利于幸福?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对建立什么制度和什么关系有分歧。下面请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党国英发表高论。

党国英:

阅读占阳的文章《中国需要构建普遍幸福主义的新文化》是颇有收获的。文章还是以批判见长。一些俗不可耐的套话、空话在占阳的文章里无以遁形,让读者感到解气。从占阳的文章可看出,他是一位思维绵密、洞察力强大的思想家;又看到他敢于拿这样一个题目来牛刀霍霍,又可知他是一位有魄力的学人。在讨论会上和他交流,还可知他是一位虚怀若谷的学者。

但这个题目的研究可轻可重,且轻重难分。几千年的话题了,我们果真能有所创新?我是怀疑的。有人说文艺复兴是大的文化革命,是创新,我看不对。在神本主义的时代,对人性的诉求就没有?自然不是。那时欧洲百姓不识字,只有上层贵族才有好的文字工具。教育普及到一定程度,又加上社会产生了对民主政治的需求,社会精英才说出了关于社会平等的意见,且这种表述的风险大大降低了。

真正的创新是很难的。自然科学领域也是这样。微积分、化学元素周期表、力学定律、狭义相对论等,都是了不起的创新了,但说到底也是科学认识进步产生的水到渠成的结果。里程碑的工作往往具有综合整理前人思想的特点。博览群书、焦虑现实,就有了思想来源和工作激情,只要智慧尚可,就有可能某一天豁然开朗,说出一些大家欲言而未言的东西来。创新大抵如此。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

人本主义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立国的意识形态基础,已经有两、三百年了,其被创的使命已经完成,否则,西方的现实就不能成立。自由平等科学博爱,成了政治正确的基础,成了通行规则的基础。但《独立宣言》之类的文本毕竟不是科学文本,对其做学理性的研究可以是学者的长期任务。尤其在中国,根本就缺乏相关的话语系统。学者的任务是解释一整套在实践基础上已经发育比较成熟的思想系统。

占阳的文章对人本主义做了一种细致的学理性解释。占阳讲,要把人本主义转变为“善本主义”。又说利己、利他都是善,而害己、害他都是恶。他还说,利他是利己的延伸。这些说法都很聪明。

尽管占阳的文章努力去定义他提到的关键术语,但仍然有一些本该讨论的术语没有得到术语。文章说:所谓“人的兽性”,实际也是人性的一部分。那么,兽性又是什么?文章没有讨论。既然提出要复归人性,对兽性怎么办?

占阳为了证明利他主义的重要性,又说“利已之善很容易获得普遍的保障,而作为动机的害己之恶则较难普遍发生。” 接着,他推理说:“这就使人性的善恶问题主要地不是利已、害己的问题,而是利他、害他的问题。”显然,他的意思是想强调合作的难度。我以为,经济学的许多研究看起来要复杂一些,但逻辑环节更清楚。占阳所说的“害己之恶则较难普遍发生”是需要证明的,我自己以为这无法证明。

占阳的推理还有一些瑕疵。他说,人在天性上既是利已的,也是利他的,因而也就是具有这种两重性的天赋本性。但从逻辑上说,既然利他就是利己的延伸,那么,就不存在两重性。占阳还说:普遍幸福就是各种利已利他的幸福源泉充分涌流的普遍幸福。熟悉经济学的人知道,这种源泉是不存在的。在整个文章中,占阳没有把资源的有限性作为推理的前提。
总体上说,占阳但文章加深了我们对人本主义的认识。

吴稼祥:

我觉得占阳的探索非常有意义、有价值,是中国改革到了一个新阶段。

一个是拟制阶段。拟制的特点就是放宽,这是法律的问题。邓小平的改革就是说社会主义必须有市场,这就是拟制的市场。我们的改革不是革命,所以不可能进行侵蚀的变化。

第二个改革叫衡瓶的改革。不是放宽,是放弱。不符合社会主义不准做,那有没有比社会主义更高的东西?

假如社会主义,既不能破除,又不能放弃,我们就要找到一个更高的目标,幸福主义应该是比社会主义更高的东西。社会主义本来是实现全体公民幸福的手段,后来变成为目标,手段目标化。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大家都可以痛苦。反过来说,占阳也有一点目标手段化。你把幸福当成一种目标,你并没有指出幸福的手段是什么,关系问题、制度问题,你不能忽略,这是幸福如何实现的问题。你要是不回答这个问题,就等于你用目标代替手段了。某种意义上讲,你这个学术可以称为幸福本体论。因为这个实体一旦不能下定义的时候,就是形而上学。你某种意义上,也是有一种心理主义的倾向。

我给你说一个外国故事。说一个国王,得了一场大病,所有人治不好,来了一个名医,说有一个东西可把你的病治好,就是借这世界上最幸福人的衬衫穿三天。结果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找到这样的人,回来的路上碰到一个人在唱歌,问他你幸福吗?他说我是最幸福的。他非常的高兴,说能不能借你的衬衫穿三天。他说对不起,我没有衬衫。这个乞丐没有朋友、没有同事、也没有家庭,但是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那么你怎么给你的幸福本体论加定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这是一个挑战。因为幸福在某种意义上跟心理有关。刚才说猪是不是幸福?因为猪没有感觉,他不知道痛苦。

谈到道德和幸福的关系。你谈到善本主义,在历史上比如斯多格学派,就是讲道德就是幸福。这显然不能让很多人都接受。还有一种学派认为幸福就是最大的不道德,这个显然也有很大的问题。解决道德和幸福的关系,假定有上帝的存在,人可以尽情的追求道德,幸福则由上帝来决定,你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有幸福的人不一定都善,有善的人也不一定都幸福。

金钱和权利虽然不等于幸福,但并不是跟幸福绝缘的。世界上很多东西,你得到了,就不再成为幸福的要素了,但是没有它绝对是不行的。幸福是相对的,不幸是绝对的。

仲大军:

我认为追求普遍幸福和普适价值是不可能的。春秋战国的时候,诸子百家各有各的幸福,根本就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准则。墨家是苦行僧,以苦为乐,摩顶放踵利天下;杨朱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拔一毛给天下也不干,这一派人以自由自在为乐。儒家和法家以积极入世为乐,而道家以清静无为为乐。这种种表现说明,人一生下来就有不同性,很难趋同。但那是一个短暂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瞬间中国的历史就被大一统的封建皇权专制文化代替了。

由于后来两千年的中国人基本上都生活在一个大一统的一元文化里,今天的中国人基本上体验不到多元文化的滋味,就象一个人,一辈子都没吃过一种饭菜,怎么能知道那种饭菜的味道呢!所以,要今天的中国人去谈什么文化重建,建来建去也不过在原地打转,思维和想象也难以跳出自身的束缚。

我们现在追求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大多数人都能相融、容忍的社会政治制度,而不是去寻找一个趋同的价值体系。我认为王占阳教授的注意力完全错了。他骨子眼的思维模式仍然是传统的,大一统的。不要希望去建立一个普遍幸福的思想价值体系,这种看来大家都心甘情愿遵守的价值体系永远都有反对派、叛逆者。今后我国需要建立的是一个能包容各种不同思想爱好的人的社会制度。

再说一遍,没有什么普适的价值, 只有最大限度容忍人的制度。人群就是多元化和多样性的, 没有必要去找什么普适的幸福和准则。只要给各种不同思想爱好和信仰的群体一个和平共处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就行了。譬如,各国都按联合国的《人权宣言》办事就行了。这才是普适的价值和准则。

如果硬要搞另一种普适, 往往就只有强制和专政, 就象当年的墨子搞“尚同”一样, 要求大家都思想一致,服从组织纪律,如果按这种思想去建立制度, 那么就只有改造世界观, 搞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的专政。

自近代以来,中国始终没有摆脱传统思维给现代化造成的尴尬,今天我们的这个讨论会居然也未能跳出这一思维模式。实在是可悲。

徐景安:

我觉得大军没有明白占阳的普遍幸福的含义。普遍幸福就是要容忍、接受、承认、鼓励人对幸福的多层、多种的追求。用大军举的例子,就是要接受诸子百家的幸福观,只要你感到是幸福,你就去追求,社会应该允许。当然,要用法禁止损害他人的幸福,更要在价值观上引导,损害他人幸福最终给自己带来不幸福。

你说:“只要给各种不同思想爱好和信仰的群体一个和平共处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就行了”,这可能是制度学派的一种典型表述。有好制度就行了,问题是这个好制度怎么来?制度是建立在社会共识基础上的,占阳的普遍幸福正是为建立大军所希望的制度提供共识,你却拚命反对。

另外大军还有一个误解,这也是很有代表性的。认为寻求社会共识,就是搞思想专制,就是回到一元,甚至反对普适价值。一个社会总有一个主流价值观,总有一个基本共识,如果这个都没有了,还有什么规范、制度?现在的问题是寻求一个什么样的共识,倡导一个什么样的主流价值观?如果坚持某一个阶级的专政,那当然就回到专制、一元了!现在占阳努力以普遍幸福作为社会共识,就是反对官本位、钱本位,反对权力崇拜、金钱崇拜,而倡导多元。但根据普遍幸福原理,并不反对权力、反对金钱,因为权力与金钱也能给人带来幸福感,只不过是幸福感的一种、一个层面,而且不是高层次、高层面的,也不具有普适性、必然性。然而,当今的中国社会恰恰把权力与金钱作为人生成功的标准、人生价值的尺度来追求。普遍幸福的本意就是反对这种误国、误民、误人类的一元!

讨论问题,最好还是搞清楚对方的原意。但反过来,不经过讨论原意往往容易被误解。这也就是讨论的必要。

华生:

幸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幸福相对于痛苦而言,你有了痛苦才觉得幸福。我们讲幸福,究竟是一种生活状态还是人对生活状态的一种感受?幸福一时的满足,一般把它叫做快乐、愉快。我们讲他生活得很幸福,是一种比较持续的生活状态,究竟指的是生活状态的幸福,还是对这种生活状态的感受是幸福?

徐景安:幸福应该是一种感受。

华生:如果感受是幸福的话,这个目标是不能实现的,而且很多目标相互之间是冲突的。如果我们都是体育运动员,我的幸福是拿冠军,而冠军只有一个。我是建立在很多人不幸福的基础上。既然是感受,每个人感受是不一样的。从人的本性来说,人之所以跟动物不一样,人之所以能够进步,就是因为满足了以后,又不满足了,所以人的本质上幸福不了,你那个幸福目标,永远达不到。 

王占阳:我说的普遍幸福,侧重点在于创造幸福的源泉。比如,有钱、民主是幸福的条件和源泉。贫穷、专制肯定不幸福。但有了钱和民主,你是不是一定幸福,那是你自己的事。哪些东西能带来幸福?幸福的源泉有一定的确定性,我们要创造的是这个源泉。所谓幸福条件指数就是这个意思。比如一万人里面有多少个医生,多少个床位,才能够达到一个基本的医疗程度,有一个基本的幸福条件,至于有了条件以后,你还不幸福,那就没有办法了。

华生:

我在英国生活了很多年。英国的民主制度也有,市场制度也有,可是,英国做的调查是,现在的英国人比起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一百年前的英国人普遍感觉不幸福。所以,我觉得讨论这个题目,比我们一般的讨论民主专制更深刻。

王婷:

我很高兴接受徐老师之邀参加这次会。今天这么冷的天气,大家不为任何别的东西,来到这里谈理念、谈文化,这本身就很有价值、很有意义。

我学的是新闻,听了之后,有一些启发,也有一些困惑。我先谈启发。普遍幸福主义给了我一个新的视角,就是可以从幸福角度来理解人本,理解人文关怀。比如评价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这个栏目为什么会火,是因为体现了人的关怀。崔永元是个平民化的主持人。我过去理解人文,对于媒体来讲,更多考虑的是包容性,在你的节目中是不是能够包容更多的人。《实话实说》的出现,崔永元的出现,是民主社会的一种象征。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他能够在电视上给一些普通老百姓发言的空间,提供了更多的话语和观点。我们是从包容性、宽容性,百花齐放的角度谈人文的。

用王老师的题目,如果还拿崔永元这个节目来讲,这个栏目第一次给了普通百姓上电视的机会,不仅如此,还让他们谈自己心里所想,这种畅谈的机会就是带来一种幸福感。所以这个观点给我很大的启发,就是从新的角度去理解人文主义、人文关怀。

再谈困惑。普遍幸福主义能够给我们带来幸福感吗?就是对这个理论的解读和大家对这个理论的解读,能让大家感到幸福吗?我去年到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我所在的密苏里州位于美国中南部,较为保守,这里三步一教堂,五人一教会。我到那之后,当地的一些华人知道我曾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就希望我呢能去了解一下美国的教会。我曾遇到一个随丈夫到美国陪读的山东农村妇女,当我问她为什么信教时?她给我的答案是入教之后,她就不想离婚了。我再问为什么?她说刚来美国的时候,觉得这个不好,那个也不好,先生也天天顾不上她,于是两个人间的矛盾反而越来越大,她甚至想离婚。但是到了教会以后,有姐妹组,妈妈组,最重要的是教会的“教义”让她觉得不怨先生,而开始怨自己。教会就是谈赎罪,即人本身有罪,有问题,就要赎罪。原来只怪别人,只看别人有问题,现在反省自己有问题,就达到了心里的一种平衡,也得到了一种自我解脱,现在她觉得心里很快乐。

所以,我现在在想,如果现在别人问我一些生活中的困扰和烦恼,如何能用这个被称作“普遍幸福主义”的理念来让他求得心理的平衡,我将用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说服他,让他获得幸福感?在这里,这种幸福感就是一种自我的调整、心理疗伤,是自我的平衡、自我的满足。这种满足感来自于他现存的状态,或者对生活状态的重新认知?

王老师在他的“普遍幸福主义”的理论阐述中,遵循的是这样一种理论推断,即:以人为本,以善为本,善本主义,然后利己利他,最后幸福感。我觉得能不能反过来推。幸福感和快乐感来自于什么?我的理解是来自于满足感,满足感来自于对现状的认知,即对现在生活状态和现实状态的认知,包括对制度环境的认知。所有这些能够有一个满足和平衡。每个人的幸福感来自于个体的满足,个体的满足会抽出一些共性的东西,这些共性的东西就是社会文化制度等。这是我的理解,希望大家能给与指正,并再给我一个答案。

徐景安:王占阳讲的是基础理论,要让民众产生幸福感,还需要应用环节。我正在做这件亊,在大学、企业、地方推广,并且初见成效。在浙江金华,已救了3条人命。

王东成:

我是学文学的,是王占阳的同学。占阳这篇文章我读了好几遍,他的文章具有某种批判性,他心里想的是中国现实,逻辑上比较严密,也比较系统。我认为他文章有两个软肋:

第一,他忽视了普遍幸福的制度条件。他是个学院派,有意回避了制度问题。制度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导致人的普遍幸福,只能少数人幸福,多数人痛苦。王占阳回避了普遍幸福的制度性保障,就使人们对这种研究价值本身发生了怀疑。吴稼祥认为,这篇文章像普遍幸福主义的本体论,而我恰恰认为本体论的普遍幸福主义没有多大的实践价值。而制度性的普遍幸福主义有极大的价值。我们在学理上探讨幸福主义,不如去研究每个人获得幸福的制度性保障。你的本体论的幸福主义,由于特别心理学化,就带有形而上的味道了

第二,他回避了幸福的超越性价值。这是对中国文化的妥协和屈服,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妥协和屈服。我认为幸福这个东西,必须有一个超越性的价值。我告诉大家,我是基督徒。没有超越性的价值,就谈不上永恒幸福。人就这么几十年,怎么谈永恒。就像刚才谈到了,爷爷都不知道,我有什么幸福可言?只能在人世上及时行乐。我认为永恒的幸福只能来源于对永恒目标的追求,永恒的目标是什么?在我看来当然是耶稣基督,当然是上帝。这确实是中国文化里比较匮乏的东西。

占阳企图把一个基督徒的论述人间化,你是人间神论,你说人性中最优良的,最美好的就是神性。我认为人永远是人,永远不是神。你是神,我是罪人,这是永远不能改变的东西。人世间许许多多的苦难,就是人想成神。毛泽东想成神,他给中华民族造成多大的灾难?这里就有一个神本主义的人文关怀。我发现中国知识分子,对文艺复兴的读解是不正确的,认为文艺复兴是把人权从神权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人性突破了神性。我恰恰认为文艺复兴是把人直接还给了神,是把人从教权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人的最大幸福恰恰来源于神权,人的全部权利是神赋予的。现在民主制度的基本信条都是圣经里面规定的,人为什么有尊严,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人不是父母生养的,是寄养的,是神造的他。人的权利为什么要制约,就在于人有罪。人的权利和人的罪性的根本解释都来源于宗教信仰。没有超越性价值,就没法给幸福下定义。

竹立家:是超越性价值还是终极价值?

王东成:我认为超越性价值比终极价值要好。

王占阳:基督教我很尊重,但是我想,在中国人不信教的情况下,总得有一个替代物吧!

杨金海:

非常高兴参加这个会议,没有想到这么多专家过来。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从五四到现在,经过了将近一百年,我认为现在是最辉煌的时期,而且也是中国思想理论界发展的黄金时期。我经常出国,跟各国的理论界交流比较多,大家对中国的发展刮目相看。以前出去人家不理我们,现在人家是请我们来讲。 

中国可以说唯一成功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不仅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快,思想文化建设也必须好,最重要的成果是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建设结合起来。传统社会主义认为市场经济不好,把它抛弃了。苏联垮台就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崩溃,与没有引进市场经济有很大关系。废除了市场经济,就意味着经济发展没有市场,就会出现不民主的状态。市场的基本原则,就是社会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社会最需要的是民生问题。 

长期以来苏联不重视衣食住行,注重工业、重工业的发展,民生问题解决不好,最后垮台了。我们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应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诺贝尔奖有个规定,必须授给个人,不能授给集体。 

竹立家: 我们是不是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得很好? 

杨金海: 从是不是完善的角度看,我认为不是很完善。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这是一个新的模式。经过三十年的探索,我敢说基本上是成功的。 

竹立家: 经济发展基本成功,社会发展成功不成功? 

杨金海: 

应该也是比较成功的。目前情况下来讨论幸福主义,我认为非常必要。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就是要凸显人的地位。人文走向现代,是以人本主义为标志的,没有人本主义,人在世界上没有独立的地位和权利,就没有西方现代化,当然也就没有人类的现代化。近代以来,西方现代化一直引领世界的潮流,中国人从中得到好处,也受了灾难。现在我们的话语体系和思想观念,大都是西方的。西方为什么对人类作这么大的贡献,就是逐渐提升了人在世界上的地位。 

占阳这个思想很有价值,涉及到一个理想和现实的关系问题。他讲的是一个原理,属于理想的东西,不能说由于这个东西不好实现,就没有价值。理想和现实总是有矛盾的,现实永远达不到理想,但是可以逼近呀!不能说研究理想的东西没有意义,现实的东西当然也要研究。现在幸福指数跟理想的幸福指数差距有多大?这就要去研究。幸福是什么,就是现实的关系,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师生关系等等。离开现实的关系,幸福就看不见、摸不着了。理想的关系离开了现实,就不理想了。 

田立年:

关于占阳讨论的这个问题,我完全是外行。不过,谈到幸福主义,我们知道,历史上最著名的理论是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理论。虽然占阳的论文本身没有过多着墨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但仍然可以在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理论的对话和张力中来加以理解和评价,而在我看来,与各种传统的对话和张力,正是文化创新的题中之意。创新并不意味着把传统抛开。恰恰相反。 简单地说,一方面,占阳谈的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有共同性。比如都强调幸福是一种终极价值。幸福和其他的东西不一样,不是一种手段。任何具体的东西,手段的东西都可以指出来,比如金钱,权利,幸福就不能具体地指出来,而是在所有具体的条件达到后呈现出来的一种整体性的价值状态。所以幸福与包括财富、出身、智力等等外在和内在条件有关,但又不等同于这些条件本身。这与现在仅仅将幸福理解为幸福感是有区别的,也是占阳谈到的用“幸福条件指数”分析代替“幸福指数”分析的意义。

又比如,占阳谈到人本质上既是利己的,又是利他的,而且是利包括子孙后代在内的整个人类的他,他的利己性本身就包含有利他的成分,而亚里士多德特别谈到,人为什么需要友谊,人为什么是政治动物?是因为一个人在独处中是不可能达到天性的完满,他的理性本质就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只有动物或者是神,才可能完全自足。人的天然本性的实现需要他生活在社会和政治共同体中。另一方面,占阳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也有明显的区别。比如说,由于幸福涉及各种条件,所以亚里士多德不相信人人都能恰当地具备这些条件,所以他不会相信普遍幸福,而占阳按照现代进步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观点相信,人类能够创造出普遍幸福的各种条件。另外,占阳谈的幸福虽然是一种终极价值,但似乎主要内容还是物质生活幸福或物质生活满足所带来的幸福感,而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认为人的本质在于理性,所以最高的幸福在于充分展开人的本质的理性的沉思的生活。最后,虽然占阳的理论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都涉及到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关系,都从伦理学出发过渡到政治哲学,但比较而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和他的伦理学理论的联系比较松散,而这二者之间的联系在占阳的理论中是比较直接的。亚里士多德相信,由于政治地形的实际限制,人类在政治社会中只能部分地实现其伦理理想,而占阳不仅相信伦理原则可以应用到政治领域,而且可以彻底地得到实现,这也正是他的普遍幸福主义努力的目标。 

高锋:

刚才王占阳教授和其它同志的发言,对于我们落实17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对我很有启发。下面,我仅对瑞典社民党的价值观和及其终极目的做一简单介绍,供大家参考。

瑞典工人运动是从人民对贫穷、羞辱和不公平的痛苦经历的自然反应中成长起来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理想对这些经历授予了政治框架,创立了组织,并使之得到社会支持。其基本价值自由、平等和博爱(后改称团结)源于启蒙时期的法国革命。自由、平等、团结是社民党的价值观念,但它们最终涉及到个人生活。1960年修改党纲时,社民党在党的宗旨之前特别加上了这样一句话:“社会民主主义旨在使民主贯穿于整个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以便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上富裕而有意义的生活”。这一下把党的宗旨或者说党的极终目标讲得一清二楚,那就是人民的普遍性的幸福。真可谓是画龙点睛。

实际上,不仅仅是瑞典社民党,世界上任何一个进步政党如想上台执政,只能把人民的普遍幸福作为宗旨,因为一切权力归根结底是来自人民。因此,能否实现这个目标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这个目标就成为决定各政党命运和前途的关键。对于如何实现人民幸福,各党主张自然不同。

自由、平等、团结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瑞典模式和瑞典福利社会的基础,也是实现建设瑞典式的和谐社会的保障。它们的主要内容是:

(一)自由

“自由”极而言之,涉及到个人控制自己生活并进行自己选择的自由。它以诸如言论自由、观点自由一类公民权利和自由选择教育和职业、自由选择婚姻对象,自由在国内与国外旅行等个人权利为前提。在政治哲学中它通常被描绘为做某事的自由。但还有不做某事的自由,同样也是必要的。如不受饥饿、不受令人难堪的贫困、避免损害健康的生活环境的自由。因为没有这些基本的社会经济自由,个人移动的实际自由就会受到很大限制,不管法律上对公民权和个人自由做了多少严格规定。没有这些基本自由,自然谈不上幸福。

社民党诞生之初,工人们没有参加选举的公民自由,没有为着共同利益组织起来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批评政治与经济上层社会的自由。他们实际上也没有选择个人教育与维护健康的自由,不是由于法律禁止,而是因为经济贫困阻碍了他们。因此年轻的工人运动在不同领域内展开了争取自由的斗争。这里包括争取公民选举权和言论自由的斗争,也包括消除劳动场所的等级规定,因为正是它们使工人作为一个整体失去了自由。还包括改变经济条件,使受教育权利和选择职业等个人权利成为实际上的可能的斗争。因此,社民党主张的自由首先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自由。

对社民党人来说自由的概念有着双重含义:出发点是个人自由,但通向这一自由的道路是改变社会和劳动生活。仅仅为个人打开摆脱贫困和服从地位的可能性是不够的,必须使所有人都能摆脱贫困和受压迫地位。

这就需要集体性解决,需要针对造成芸芸众生贫困和地位低下和不自由的社会机制采取措施。

在这类讨论中在社民党与资产阶级党特别是新自由主义者之间经常存在分歧。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观主要取决于这一认知:不同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人们在社会上的自由程度的不同。在资本家利益完全支配着劳动生活的地方,劳动人民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可能维护自己的利益,结果造成对劳动力的残酷压榨,疾病和工伤变成明显的后果,还有随之而来的大量社会问题。

个人自由有时必须以集体行动为基础。换句话来说,争取自由的斗争有时就是在不同群体间分配自由。在实际生活中,一个工人只要不掌握特别知识或者技能,在雇主面前总是处于劣势。工会组织是为其创造较为平等地位的工具。但资方却认为工会工作是限制自由。实际上,工人只有组织起来才能维护其合法权益,只要回顾一下历史或者看看世界各国发展都可以发现没有工会组织的地方,劳动条件最差。而当工会力量上升时,它就会有所改善。我们国家也应该发挥工会的作用。

在个人提出的自由要求与为了保护所有其他人的自由而对某些人的自由形成的限制之间总是存在矛盾。这种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矛盾是人作为个人的同时又是社会产物并相互依赖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单方面地强调个人的行动自由而不考虑对其他人的后果,会造成弱肉强食。单方面地强调集体的需要就会出现要个人需要无条件地屈从集体要求的危险。因此有必要警惕这两种危险。

自由不会受到民主的集体主义的威胁,因为它表达了对我们在社会上相互依赖,因此需要建筑在相互关照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共同规则的认知。在这个框架内,自然也存在利益冲突。它们只能通过民主所提供的规则来解决。对自由形成威胁的集体主义是原教旨主义。它的立场是只有该组织,由于上帝安排、历史注定或者市场授权拥有绝对真理。因为他们所坚持的是唯一的真理,其他人的观点就不仅是错误的,而且简直是危险的,使这些虚假学说根本得不到传播也就变成了他们的任务。

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过的原教旨主义的悲剧,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子。

对不同观点实行开放,注意听取不同观点并交流看法以寻求最好的共同解决是对民主的――也是对民主社会的公民的必然要求。

(二)平等

自由与平等在某些保守派人士眼中是相互排斥的:对平等的要求限制了个人自由发展的权利和可能。但社会民主党的看法相反:平等和自由相辅相成。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自然给了有最大特权的人们很大自由,但同时那些错误地站在经济和社会沟壑另一边的人实际上却生活在巨大的不自由之中。他们在经济匮乏中捉襟见肘,被迫服从特权集团的决定,而没有任何施加影响的可能。

平等要求在社民党内占有中心地位,因为社民党是由为不平等和随之而来的不自由付出过代价的民众抬上来的。对于瑞典劳苦大众来说,最大的不平等就是政治上没有发言权、选举权;经济上受剥削,更没有受文化教育的机会。代表工人利益就要为消除阶级差别而斗争。因此要求平等说到底,反对的是不同形式的特权、等级,不同的权力集团。

社民党反对资本主义、但反对的只是资产阶级的支配、控制或者说剥削经济生活中的其它成员的做法。在各生产要素中,社民党并不否定资本的重要性,主张对雇员利益和雇主、资本家的利益赋予同样的地位,认为只有劳资兼顾、实现劳资平衡(包括生态平衡)才能实现经济繁荣、社会和谐发展。因此,该党主张阶级斗争,但反对阶级专政。

平等的核心在于:人人作为个人有着同等价值;有着成长并发展的同等权利。人们作为社会公民,生活条件都受到周围社会的影响。

平等政策说到底是一个权力分配问题。

政治民主是根本性的:民主意味着影响人们生活在内的社会的同等机会。普遍的、同等的选举权,言论自由和影响辩论的权利既是平等要求也是自由要求。

知识属于个人在劳动市场上和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的权力资源。因此,不管其自身经济状况如何,高质量的、有足够广度的教育必须是每个人的权利。 

健康同样也是个人的重要资源。因此人人都必须能够影响其劳动场所,使劳动任务和劳动环境不能伤害他们的健康。所有人都必须有接受良好质量的足够数量的医疗的权利,而不管其经济状况如何。

基本的经济与社会保障同样也是一个人权问题。经济上处于依赖状态的人很难维护自身权利。对养家糊口都难以做到或者整天为医疗和失业忧虑的人根本无法考虑个人发展。自然,经济和社会保障的关键是有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但在失业或者生病时、在劳动生活结束和年老时的经济保护,对给予人们管理个人生活的权力也是同样重要的。因此,平等要求是瑞典建立统一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基础。过去,我们认为福利制度是修正主义的,但现在我们国家面对着是如何建立社会基本保障的艰巨任务。 

(三)团结

对于年青的工人运动来说,团结是改造世界的必须的基本条件。单打独斗肯定无法对抗不公平的社会,团结就是力量。

对团结的要求、相互支持以及共同的目标既关系到争取变革的斗争本身,也涉及对未来社会的看法。人们在斗争中要团结一致,并公平地、平等地分享斗争的果实。争取新社会的斗争目的是共同改善生活,人人得到福利和大家都有机会影响社会,这正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既要福利,又要参与和影响!仅仅有福利,没有参与和影响,也不会幸福。

团结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对所有人都是社会动物、人人相互依赖和每个人生活的可能性取决于社会的实际认知的宣示。通过税收集资的社会福利主要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

团结与平等一样,丝毫也不排斥个人发展自己条件的努力。团结要求所反对的仅仅是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

团结是平等的前提,因为从根本上说,是归属性和相互依赖感使强者约束自己不去践踏弱者。反过来说,团结也是平等的前提,因为只有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才不需要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把别人逐出场外。

这三个价值以这种方式相辅相成:自由要求平等,平等需要团结,而团结又以自由和平等为前提。这三个词汇也可以用“民主”这一个词来概括,因为真正的民主既以自由、平等和团结为前提,同时又可创造自由、平等和团结。

在其价值观指导下,瑞典社民党成功地进行了福利社会建设。近年来又在其帮助下成功地进行了经济调整。在经济全球化压力下,自90年代开始瑞典社民党被迫调整经济政策甚至削减福利,但即使在瑞典经济最困难时候,社民党仍坚持教育、医疗和护理等基本保障不能由市场力量主导,病人费用一年超过260美元后全部免费。同时社民党还提高了所得税边际税率,要求高收入者对经济调整做出更大贡献。在其自由平等和团结政策的帮助下,社民党取得了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和谅解,瑞典最终在福利制度基本得到保存情况下恢复了经济活力。期间20%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调整费用的43%,而20%的最低收入者承担了费用之11%。现在瑞典在国际竞争能力排名榜上名列第四,但它仍然是收入差距(2006年基尔系数:0.246)最小的因而也最为和谐的社会之一。

瑞典发展经验表明:实现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只能靠民主,只能靠自由、平等和团结,也只有民主的、自由的、平等的和团结的社会才能给人民以普遍幸福。因此,我们在讨论建设中国新文化时研究并借鉴瑞典社民党经验是有益的。

王文元:

我在说幸福问题之前,先对创建中国新文化座谈会谈谈我的认识。这个座谈会从组织热情和形式来说都是不错的。但是我对这个名称有点疑义,创建中国新文化,创新这个东西非常难。

创新是当代最时髦的词汇,人们不断重复这个词汇,却很少有人研究它的内涵。马克斯·韦伯把文化分为四类:(一)工具理性的;(二)价值理性的;(三)情绪理性的(四)传统理性的。可不可以创新,即使按照世俗对“创新”一词的理解,也不是各种形态的文化都能够创新。按照世俗理解,工具理性是可以创新的;价值理性也许可以创新,但很难;情绪理性与传统理性是不能创新的,凡言创新,都是在解构。怀特海说,柏拉图之后的哲学都是对柏拉图主义的阐释。如果把柏拉图主义当作传统理性的话,这话没有说错。不要说创新,就是保持原样也是困难的。传统理性随工具理性的发达而衰退,这个规律已经显现无遗。传统理性的高峰不在现代,而在远古,中国是这样,其他地区也是如此。许多人声称自己对希腊三杰或对老子的研究有突破,有创新,实际上混淆了内容与言语(称呼),把改变称呼当作创新了。

从传统理性的角度看,基督教来自柏拉图的二元论(把人分为肉体的与精神的,进而建立精神家园),经院哲学对柏拉图主义有所创新,但那是篡改式的创新,文艺复兴又回归柏拉图主义。从洛克开始,又有所创新,结果证明这种创新只会导致科学主义,最终还得回归柏拉图主义。现在流行的人本主义乃是柏拉图主义的翻版,绝对不是创新。

工具理性能创新是因为它的发展轨迹由低级走向高级;传统理性不能创新是因为它的发展轨迹是由高级走向低级。对于由高级走向低级的文化来说,莫说创新,保留它也是困难的,因为处于弱势的物容易被处于强势的物异化或吞并,这个自然法则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那些在工具理性领域之外大喊创新的人,其实是在帮工具理性的忙,为工具理性一统天下效劳。

中国二十世纪初叶掀起一场以胡适为主将、陈独秀为副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三十年代政府发起一场旨在建立新生活方式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六十年代,中国又发生了一场旨在建立新文化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均告失败。创造不存在的事物,结果必然是失败。

工具理性有可靠的评价方法,对的取代错的(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托勒密的地心说),外延大的优于外延小的(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优于牛顿的经典力学),现在认为合理的置换当时认为合理的(如时间之矢说置换时间无前后说),都可认为是世俗意义上的创新。价值理性、情绪理性与传统理性就不同了,在很大程度上,它们需要用时间检验其正确性与实用性,不经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不能断其优劣。想当然地提出一个命题,并美其名曰“创新”是没有意义的。

幸福是一种情绪与经验,现在有的幸福古代都有,它是不能创新的。对幸福的认识古人也都想到,更难以创新。不幸可以创新,但不幸不属于文化。

徐景安:不能创新,那就继承,继承什么呢?

王文元:我们要继承古代的传统。我告诉大家,美国的民主,刚才说的瑞典的民主,不是人类的理想。

徐景安:对继承,有三个不同的主张:第一是继承西方文明,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等。当代年轻人大都接受这个主张。

王文元:这个主张我不赞成。西方文化一钱不值,没有好东西。好东西都在东方。

徐景安:第二就是你主张的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老子好,孔子好,人家也会反对你,中国传统文化那么好,凭什么被西方文明打败呢?孔子那么好,孔子的复古西周的理想为什么没有实现呢?孔子能解决现在的所有问题吗?第三种主張,就是回到传统社会主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你看怎么继承呢?

王文元:一个聪明人和一个流氓打架,聪明人被流氓打倒了,就像我们的文化被西方文化打倒一样。

竹立家:1846年的时候,中国是世界第一强国,GDP占世界的46.6%,军队有95万,人口有四亿,年财政收入四千万,日本只占了三分之一,英国更少了。英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17%。你说我们的制度好,经济也好,什么都好,1846年很圆满的中国,却被英国六七千的士兵打败了?

王文元:一直到1909年中国的GDP都是世界第一。从唐朝的时候我们国家的GDP占世界的29%。中国的衰落涉及到乾隆,乾隆是一个千古罪恶的皇帝。

徐景安:中国衰落过去怪慈禧,现又找到乾隆。苏联崩溃则推到戈尔巴乔夫头上。一个人能把一个国家、一种主义、一种文明搞垮,这说明这个国家、这个主义、这个文明本身就有问题。

王文元:凡说中国制度有问题的人,你就好好研究中国的制度,通读二十四、二十五或者二十六史。

徐景安:这是辩论中最常见的。你对基督教有疑义,那你就去学三年《圣经》。你对佛教有看法,那你就学三年佛经。你反对传统社会主义,那你就学三年的资本论。

王文元:我不反对基督教,但基督教没有中国的信仰好。认为中国无宗教、无信仰,大谬也。中国的信仰比基督教的信仰好,因为我们的信仰是把入天国的这个权利,不由上帝决定,而由你自己定。你写出了千古留名的文章你就千古留名,你做了千古留名的善事你也千古留名。这决定于你张三、李四、王五,基督教不是,当你信基督教的时候,你就可以上天国,那样的话,天国太拥挤了。

徐景安:

王教授这段话,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真谛。世界各大宗教对人的意义和价值都寄托于天国来世。而儒学则是在现世的生命中、平凡的生活中实现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应该说,儒学对人生的态度,是理想的、现实的、又是积极的。五千年的传统文化肯定是要继承的,但不能照搬复古。我不赞成对传统文化的全盘肯定,更反对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

欧阳君山:

就今天的普遍幸福话题,我想讲一个赞同、一个建议、两点看法,要旨是高度警惕制造中国新垃圾!一个赞同:赞同王占阳老师所论中国需要构建普遍幸福主义的新文化,也赞同徐老大力提倡要在中国新文化的旗帜写上“幸福”两个字,徐老正在筹办一本关于幸福的杂志,方向非常正确。吴稼祥老师刚才也指出,中国的改革已到了一个要关注幸福的时候!华校长也提到这一点,事实上,这也属于正在往上冒的世界潮流,已经有国家准备要改换国民生产总值的核算,而转向国民幸福总值的计量。

一个建议:刚才王文元老师说得好,哲学社会科学难有新的东西,就像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东西一样。幸福也是如此,古往今来的无数人谈过了,关键是要论出新意。如果不能谈出新意,“幸福”这个陈词滥调还需要我们再一次声嘶力竭来叫喊?

出新是完全可能的,至少存在两个方向:一个是往前谈,也就是在制度层面作出创新性建设,以保障普遍幸福的实现。但王占阳老师的报告,正如王东成老师刚才指出的,这方面涉及不多,可能是有意识的。一个是往后推,也就是在基本理论层面——王东成老师所说的本体论层面——为幸福作出系统解释。王占阳老师的报告重点在这里,的确如徐老所赞赏的,作出了十分深刻的思考,比如明确指出幸福是个体问题。但似乎也存在一些可进一步改善的地方,前面有老师也指出这一点。我个人更偏于基本理论层面的思考,就在基本层面谈 两点看法。

首先我想针对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谈一点个人看法,那就是做学问一定要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要不然,就容易流于半桶水,轻则自己晃荡,重则误国误民误天下。个人感觉,哲学社会科学界空话太多,一上来就是概念或问题。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近几年十分时髦的所谓以人为本,大家都在谈,可什么是以人为本呢?当然就是以个人为本,以“我”为本,如果以一部分人为本,这是哪一部分人呢?但在思想怎么体现以人为本、逻辑上如何贯彻以人为本呢?诸位,我想问一句:您们以第一人称做过学问吗?或者说,任意个体在社会上究竟会如何运动,您们研究过吗?如果没有,谈什么以人为本!自由主义被西方高喊少也几百年,可个体在社会上究竟是如何运动的,不了了之。

在这里,我也郑重建议各位老师,本人写过一本小书,直接从“我”出发,自始至终以“我”为本,系统地展示“我”在社会上的运动,大家不妨一参考。

西方哲学上有一个派别,叫逻辑实证主义,搞理论很讲逻辑和实证,甚至每说一句话都要形式化,就像计算机编程一样,步步为营,不说一句空话。这种务实求严的精神是值得学者们学习的,马克思也说过,一切科学只有达到数学化,才真正称得上科学。我强烈建议:如果想创建中国新文化,就首先要以搞数学的严谨来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不然,我们的结果可能不是创建中国新文化,而是制造中国新垃圾,就在对面的国家图书馆已经有很多垃圾,我们可能又作出新的贡献!

第二点,就王老师的主题报告,个人认为,如果真正要以普遍幸福来树旗,一定要认真回答什么是幸福的问题。很多老师在发言中已提出这一点,但真正要回答这一问题,可能要回到汪丁丁先生曾讲到的社会科学基本问题:人为什么是社会人?用中华哲学的话讲:人何以“群”?党国英老师在点评中谈到一个例子,大家都在搞慈善,这原本公益,但即使是做公益,人与人之间也会有比对,也会有竞争。竞争与比对为什么总是无处不在呢?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不只是幸福,哲学社会科学上的其它概念,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包括被叫得成天价响的自由、民主、平等,乃至市场,乃至科学。不把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搞清楚,理论研究就存在制造垃圾的巨大风险。本人的思考发现,这个天底下只有一个不证自明,那就是人性自利——“我”本身。其它一切都必须也能够在这一基础上得到论证,包括徐老反复强调的利他及爱。

李春林:

我们是在什么背景下谈创建新文化?是过去的理论,已经不能解释我们现在的现实了。我们需要新的理论框架来廓清。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了创建新文化。

徐景安:

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创建中国新文化。是不得不创建,不创建无路可走。人类历史上所有文化的创建,都是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作的选择。

“工具理性可以创新,价值理性创新很难”,这句话很对。今日世界工具理性在不断创新,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鱉”。可是价值理性几乎没有什么进步。发展第一成为世界各国的国策,金钱第一是现代人的目标。从最简单的人需要什么,比较复杂的人性是什么,较深刻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最难的人的终极追求是什么,等等一系列有关人自身问题的研究,几千年来几乎没有进展,甚至有的还在倒退。个人的命运、中国的未来、人类的前途都取决于价值理念的进步和创新。

价值理性创新很难,首先在于工具理性占统治地位的今天,对创新价值理性无兴趣、无热情、无必要。费这个劲,有什么好处?讨论这种又空、又虚的问题有什么用?这是吃力不讨好的活,岂不是吃饱了撑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用得着你操这个心?你有本事,就去当官,要么去挣钱,瞎忙活什么?不能给自己带来实际利益的今天,搞这种价值理念创新,确实很难。其次,工具理性的创新是改进手段,价值理性的创新是调整目标;工具理性的创新是锻炼身体,价值理性的创新是洗脑工程;工具理性的创新只要得到权威专家的认可,价值理性的创新不仅要国家政权接受,还要广大民众认同;工具理性的创新是升级换代,价值理性的创新则需要一个历史过程。自然,价值理性的创新困难得多。但人类文明的进步,中国未来的前景取决于价值理性的创新,所以再困难也得有人去创。

“中国文化不需要创新,只要继承就可以了”,问题是继承什么,存在严重分歧。今天可供我们的选择,一种是西方文明,西方人文主义,自由主义,或者是个人主义等等,西方文明创造了现代文明。西方文明有宝贵的地方,否则哪有五百年的辉煌?没有可继承的地方,为什么人们都向它学习?说西方文明不好,可以举无数的例子,西方的历史伴随着侵略,包括现在布什打阿富汗、打伊拉克。还有西方民主是虚假的、自由是不平等的,等等。但这能否认西方文明的进步吗?能否认西方文明对人类的贡献吗?所以,我认为西方文明是值得学习的,不能说西方文明一钱不值,今天坐在这里就是享受了西方文明的成果。否定西方文明就是否定改革开放。但是西方文明不能照搬,中国的实际情况照搬不了西方文明。中国要像美国人那样生活,需要6个地球。你照搬得了吗?西方文明不能照搬,那就要创新。

一种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非常宝贵的东西。没有合理的东西,没有正确的东西,中国传统文明能延续五千年吗?当然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举无数的例子,专制啦、落后啦、不平等啦、不自由啦等等。这样一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堆垃圾了,就没有可继承的了?对父母的孝、对兄弟的爱、对朋友的义、对天地的敬都不需要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对他人的爱,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发掘的核心理念。对只知道利己、只追求享乐的现代人,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正是由于现代人在利己主义、物质主义的泛滥中集体迷失,国学热、传统热才得以掀起。但是中国能全盘复古吗?只要遵照说孔子圣贤的教导,我们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问题全部都可以解决了?这种主张能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所接受呢?传统文化同样不能照搬,那就要创新。

还有人主张传统社会主义,回到计划经济、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他们也可举出无数的例子,贫富差别、道德恶化、腐败严重等等,证明改革搞错了,学习西方文明找错了方向。他们就是不承认改革给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带来的进步。传统社会主义回不去,那么社会主义还要不要呢?不少人的心目中可能认为社会主义已没有意义了,实际上社会主义的理念正在全世界传播,并且在实践,在创新。

这三种主张互相攻击,互不相容。怎么办?中国的出路何在?中国不可能简单照搬西方文明,也不能简单照搬中国传统文化,更不能回到传统社会主义。出路就在于继承中创新。创新是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如果创新不出来,那我们就是笨蛋,就是傻瓜。但是我们必须创新。今天不能完成,明天完成。徐某人、王某人不能完成,张某人、李某人来完成。我们在座的人能不能创新,这确实难说,但创新是中国未来的需要,也是人类进步的需要。我们这个座谈会呼吁创新的意义就在这里。下面,我谈一下占阳提出普遍幸福主义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一,确立了幸福是人类的终极价值。

终极价值决定了人的终极追求和社会的最终目标。西方文明将个人作为终极价值,个人的尊严,个人的幸福,个人的自由,这是至高无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将对他人的爱作为终极价值。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义啊?要光宗耀祖,要考虑他人,孔子的仁爱精神,是终极价值。

人类的各种思想流派都是在终极价值上做出了不同的回答,而形成了分野。

人类在现实世界中没有找到满意的终极价值的答案,所以寄托于来世的宗教持久不衰。所以信仰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人越来越多。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是在现实的世界里寻求终极目标的尝试。俄国、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但传统社会主义遭到失败,苏联崩溃,中国改革。

毛泽东的终极目标是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人民公社、反修防修等等,不惜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的人间惨剧。

邓小平开创了价值社会主义,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以生产力为标准,中国走上了物本位的道路。发展为首位、金钱是第一,成为主流价值观。现在党和政府,提出了许多口号,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最后还是发展是第一。发展是社会的终极目标吗?发展第一肯定比斗争第一是进步,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人和自然的矛盾,人和人的矛盾,人和自我的矛盾,表现为贫富拉大、环境破坏、资源短缺、道德恶化、犯罪严重、腐败泛滥等等问题。

核心问题是中国究竟以什么为终极目标呢?这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有实际的意义。党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是什么?社会也关注这个问题了:中国崛起靠什么?靠经济?靠军事?还是靠文化?中国的人均GDP能够超过美国吗?中国能像美国造那么多航空母舰吗?靠经济、靠军事都不可能。中国崛起只有靠文化。中国要成为大国,目的是什么?成为大国就是让中国国家主席耀武扬威?中国人扬眉吐气?中国改革的路怎么走? 很多人主张建立理想的制度,但是没有共识怎么建立制度?今天我们在座的就有不同的主流,一个是西方文明,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是基督教,这个制度怎么建立呢?所以,必须回到终极价值上,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共识,理想制度永远建设不起来。而正是在这个终极目标问题上,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各种流派,吵得热火朝天,互相都不接受对方的价值理念。中国传统文化有没有可吸收的地方?就是不承认,认为是一堆垃圾。西方文明有没有可继承的地方?也不承认,西方文明也是一堆垃圾。社会主义要不要坚持?实际上也不承认。人类文明全都是垃圾,还能建什么制度?所以,我认为终极价值理念,成为当今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的核心问题。

要不要学习西方文明,学习什么?要不要继承传统文化,继承什么?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什么?得有一个尺度来衡量、有一个标准来选择。占阳的文章,就是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标准、这个尺度就是普遍幸福,并且将普遍幸福作为终极标准、唯一尺度。

他将普遍幸福的内涵做了全面论述,他说了六点,我概括为四点:

一是普遍幸福包括人的各个层次的幸福。我概括为三个层次:

1.来自于物质层面的幸福。重大的物质需求的满足会带来幸福感。我买了一套别墅,看着大海,我很快乐,有一种幸福感。从主观感受来说,这是人的重大需求满足后带来的幸福感,你能否认这种幸福感吗?财富不能带来幸福,凭什么大家追求财富啊?

2.来自于情感层面的幸福。友谊、爱情、尊重、信任都能带来幸福感。来自情感层面的幸福,比来自物质层面的幸福,更为持续。王蒙写过一篇文章,谈到当部长的感受,讲话有人听、事情有人办,走到哪里,前呼后拥,极有幸福感。你能否认这种幸福感吗?权力不能带来幸福,凭什么大家追求权力啊?

3.精神层面的幸福。这个不是指广义的精神层面,而是狭义的精神层面。所谓精神层面的幸福,就是对永恒的追求。什么是永恒?精神就是永恒。对生命无限延长的追求,就是永恒。来世上天堂,就是永恒,这叫宗教精神。把孩子拉扯大,看作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就是 母爱精神。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就是奉献精神。不顾生命危险,抢救别人,就是牺牲精神。平凡岗位好好工作,活得有价值,就是敬业精神。这个世界上,能实现永恒就是最幸福的。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为人类作出的贡献是永恒的,他们是最幸福的。孔子了不起啊,孔子思想到现在还在影响世界,当然伟大了、永恒了。孔子本人没有感受到这种幸福,但孔子的后代,直到今天都感受到幸福。这不就是永恒吗?财富带来的幸福是短暂的,情感带来幸福是持续的,精神带来的幸福是永恒的。

二是普遍幸福包容、肯定和主张追求不同种类的幸福。每个人的秉性、性格、天赋、环境、际遇不同,所追求的幸福也不同,应该鼓励幸福追求的多元,而不是一元。既反对官本位,也反对钱本位。中国的新文化就是要创造多元的幸福观。现代文明告诉你,什么是幸福,有钱就是幸福,其他都是扯蛋。所以,民众为了钱,就不择手段。政府为了发展,就不顾一切。财富受到资源约束,中国人永远不能象美国人生活,农村人永远不能过城里人的日子,那就永远不幸福吗?不是的。普遍幸福告你,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幸福。中国人可以比美国人更幸福,农村人可以比城里人更快活。

三是普遍幸福是全社会范围的普遍幸福,是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要实现普遍自由、普遍平等、普遍友爱、普遍人权、普遍保障。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是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如果真的确立了这个理念,就好办了。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世界第一,有14000亿美元,为什么就不能拿两亿美元来搞农民的基础教育呢?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在讨论所有制问题,就不去关注财政部是怎么分配的?人民知道吗?人民代表知道吗?共产党中央委员知道吗?政治局委员知道吗?政治局常委知道吗?怎么分配、按什么原则分配,是个大问题。应该说,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真正搞懂。

四是普遍幸福是世世代代的普遍幸福,不仅是同时代人的普遍幸福,而且还要使子孙后代也能普遍幸福。这就是要追求幸福的持续和永恒。

王占阳文章的理论意义就是在人世间找到一个可以为大多数人接受的终极价值,即普遍幸福。第二、确定了实现普遍幸福的路径。

今天讨论中谈到,占阳回避了普遍幸福的制度保障、实现路径问题。不能要求一篇文章解决所有问题。但一旦普遍幸福作为终极价值理念被接受了,也就确定了实现普遍幸福的路径和制度。那就是,一切有利于普遍幸福的价值理念和制度都应该继承,相反一切不利于普遍幸福的观点和做法都应该抛弃。这样,我们就可以从西方文明、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那里找有利于普遍幸福的价值理念,而扬弃那些不利于普遍幸福的价值理念。

人要幸福,首先得爱自己,社会应该允许、更应保障人爱自己的权利,没有任何理由剝夺这种权利。西方人文主义、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应该接受,而不能斥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西方做得不好、不真,那我们只有做得更好、更真。

人要幸福,还得爱他人。有恩于自己的父母、兄弟、朋友、同事、领导要爱,这叫有恩不报非君子;要获得他人的爱,也要爱他人,这叫真心换真情;要实现自我价值,就得奉献他人,这是生命价值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仁爱精神应该弘扬,不能斥之为封建文化而抛弃。 

人要幸福,还要爱大家。爱祖国、爱人类、爱众生、愛自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遵守社会公共道德。追求现代人的幸福,顾及下一代人的幸福。

归纳起来,要实现普遍幸福,就一定要做到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但是这不是强迫,你愿意爱自己,不愿意爱他人,那是你的选择。我们倡导主流价值,也容忍、允许非主流价值。过去我们社会主义错在什么地方?就是你必须爱党、爱祖国、爱社会主义,不许你爱自己。

确立了普遍幸福主义,倡导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我们的制度建设就有了共识,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继承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这个意义还不大吗?

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秘书处

2007.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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