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这是仲大军先生针对翟玉忠先生的经济文章所写的政治文章,这是因为仲先生看到了古典经济学背后的政治环境。今天的经济活动内容比古代的复杂得多,但宗旨却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古代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天下均衡,今天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个人牟利。因此,当今世界经济越发达,财富流向越不均匀,经济增长越快,贫困群体产生得越多。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另辟蹊径。接下来,仲先生更多论述的是中国现行政治模式潜在的危机,这种官僚政治如果延续下去,未来的后果必然如文中所说。这篇文章非常值得中国高层政治界关注,实际上这是中国民间智库向中国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建议和参考。]

第二篇文章:谭斌:《关于我国民主政治改革的思考》

王权政治、官僚政治与民主政治之比较

----官僚政治不过是历史上宦官政治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7年4月28日

    饶有兴趣地读完了翟玉忠先生写的《中国古典经济学及其三原则》这篇文章,一个年仅三十出头的青年学者写出这样学贯中西的大文章,确实了不得。作者向本民族的历史宝库中寻找知识和智慧,一反多年来我国学界压倒性的崇洋媚外风气,大胆地挑战外部话语霸权,因而取得了宝贵的发现和开创。

    但作者摆脱不了他这个年纪容易出现的特点:缺少宽容、包容与理解,倾向一端便不及其余,褒奖法家便把法家看得至高无上,贬低儒家,便把儒家说得一无是处。但此文毕竟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大问题:专制独裁的王权政治好,还是个人自由的民主政治好,还是既不王权也不民主的官僚政治好?

中国正在出现官僚政治

    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中国目前正在出现一种既不王权也不民主的官僚政治。这种介于新旧政治之间的政治模式实在值得分析研究。

    官僚政治的几个突出特点是政府利益板块化,官员群体结帮化,政府官员特权化,政治生活腐败化,中央最高领导权威削弱化。在这些特点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中央权威削弱化。中央权威的削弱意味着政令难以下达和贯彻,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挑战中央,致使高层发出的道道指令窒息在路途之中。

    这种危机更发生在中央高层内部,甚至最高领导人的意见走不出中南海的大门。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领袖政治向集体政治的演变,最高国家元首逐渐丧失权力。如果这种政治模式在中国继续发生下去,未来出现的就是典型的诸侯政治和部门政治,地方割据和部门独立会愈演愈烈。那个时候,中国政治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纪律松弛、政令不一、尾大不掉的现象。

    中国正行进在政治变革的进程中。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结束了大清王朝的皇权政治,历经几次强人政治,又从这种领袖政治进入了一个集团政治时期。这种政治既不是皇权政治,也不是民主政治,我把这种政治暂时描述为官僚群体政治。请看当今的中国,权力和权威主要集中在一个庞大的官僚群体手中,伟大领袖的时代早已过去,集团政治、地方政治和部门政治代替了领袖政治。

    这种政治有什么问题和弊端?它与王权政治和民主政治有什么区别?下面让我们来一一分析。

政治权威丧失的危险:重新反思专制与独裁

    我认为在讨论官僚政治之前,要反思一下专制和独裁这样几个概念。之所以要反思独裁与专制这两个词,主要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实际上已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独裁和专制,集体领导已经替代了个人独裁,制度专制已经替代了个人专制。

    在传统的认识中,凡是涉及到王权、独裁、专制这样的字眼都是令人厌恶和可恶的,但细细分析一下我国古代帝王社会,在个人领导的情况下,独裁又是不可避免的。当一群大臣围绕着一件事情说出一大堆方案时,必须有一个人拍板决定。并且,在王权政治下,帝王独裁的出发点往往都是为了一个好的目标,出自一个好的意愿,我们权且把这种独裁称为好的善意的独裁。

    个人独裁与集体举手表决孰优孰劣?现在也很难完全下结论。当碰上好的帝王或领导时,独断专行的独裁其效率往往比民主讨论高上多少倍,特别是能选择正确的决定。另外,在王权政治下,决策的过程也不乏民主。廷议就是充分的民主,让大臣七嘴八舌发表意见,最后由最高权威选择决定。象唐太宗,在很多事情上,都是进行民主讨论的。而只有在这种绝对的权威下,群臣才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唐代出现魏征一类刚直不阿的诤臣,主要是因为有一位开明民主的皇帝李世民。当然遇到坏皇帝的时候,情况就是另外一副样子了。

    总起来看,专制并不意味着不民主,善意的专制一般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专制和独裁前必然有充分的民主和集思广益。只有那些恶性的完全出于一己私利目的独裁才排斥正确的意见,压制民主,独断专横。而善意的独裁不但不排斥集体智慧,反而真正能发挥民主多谋的功能,同时又能祛除民主的优柔寡断,并克服大民主导致的多数人暴政之弊端。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大多数时期应当是善意的独裁和专制,很多帝王还是尽心尽力为天下着想的,这样的王权专制社会并非没有它的合理性。但真正影响独裁的是对权威决策者的选择,古代的帝王都是靠农民起义打拼出来的,是靠自然竞争产生的,因此有着天然的优秀性。延续几代后,继承者素质蜕化,社会又要经过一场自然选择来诞生新的政治权威。

    民主政治是随时随地的选择政治权威,并且是通过选举的方法取得,民主政治最大的好处是通过和平的、非流血的和非暴力的选举方式选拔政治领导人。我国目前政治体制最大的弊端是不能通过选举的方法诞生政治管理者,由此导致政治领导者素质的低下,独裁专制往往不能做出正确和优秀的抉择。

    以国家大剧院方案一例,国内国外本来提供了那么多好的方案,而北京市的决策者们却选择了“圆顶坟包形”的法国人方案。决策者之所以能做出这样丑陋的抉择,原因就在于本身审美素质太差,是不称职的领导人和决策者,特别是没有进行民主举手表决。在领导人非民主选择诞生的时候,专制独裁是绝对的坏事。

    结论:今天的中国,既需要专制独裁,又需要民主选举,但世袭制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我们要扬弃世袭制下的专制独裁,引进民主选举后的专制独裁。

王权政治下的整体论和均衡思想

    翟文中引用的所有典籍都出自我国奴隶制的封建社会,尽管它是等级制社会的产物,我们却惊讶地发现它处处体现着社会均衡发展的思想,比起今天残酷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来,在配置资源要素方面甚至要显得合理得多。

    独裁与专制下的王权政治有什么特点?我们会发现这种政治的最大特点是讲究整体论,由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帝王的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考虑问题越宏观,因此,中国古代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多半是站在“天下”的高度进行思考的。这与现代西方的追求集团利益的民主政治、阶级政治有着显著的差别。

    现代西方政治的特点是,要么资产阶级专政,要么无产阶级专政,政治重心在社会集团之间摇来摆去。而王权政治的重心只有一个,永远是一个上天意志的代表者----皇帝。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出现的经济学思想也具有综合性、均衡性和平均主义特点。

    在我国重要的古代思想文化著作《黄帝四经》中,黄帝曾有这样的言论:“唯余一人,兼有天下,今余欲畜而正之,均而平之,为之若何?”(见湖南马王堆出土的《黄帝四经·十大经·果童》) 这段话表现出黄帝平均分配天下财富的思想。黄帝的“均平思想”和“天下共享”思想深深影响着以后的华夏政治文化。

    打开《周易》这本我国最早的政治学思想书,便会发现“损上益下,其道上行,损上益下,其道大光”这样的思想。打开《老子》,可以发现“天之道,损有余而益不足”这样的理论。打开《论语》,可以发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样的主张。

    在管子的经济学著作里,也时时体现着“均平思想”。管子不仅从社会平等角度考虑问题,还从经济总量平衡角度思考问题,从经济资源合理配置角度思考问题。以上这些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都发现:一个社会只有在财富和资源配置达到均衡的情况下,这个社会才是合理的安定的社会。因此,中国文化从很早的时候起,就牢牢地树立均衡的发展思路。这是与今天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大相径庭的一种政治经济学思想。

    而在西方民主政治主导之下产生的经济学思想,不是倾向少数精英,极端的自由化,就是倾向平民大众,极端的平等平均化。至于说今天的中国,在官僚政治体制下所产生的经济学思想,只能是极大地向官僚精英利益倾斜。看看今天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便可以看出这种特点。

现代社会能否嫁接王权政治?

    这就使人不由得产生这样的想法:好的王权专制社会的经济学思想是否比自由民主社会的经济学思想要好?至少它是一个追求资源均衡和财富平均的社会,而今天自由主义和官僚主义至上的市场经济搞得社会贫富差距巨大,穷国和富国差距悬殊,资源浪费严重,残酷和无序的竞争使中国的资源大量外流,自由主义不过是特权腐败的代名词,这种发展模式不把中国糟蹋光不能住手。

    因此,当今的中国,多一点翟玉忠这样的学者,多一点反其道而行之,要比一味跟在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好得多。

    王权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最大区别在于,一个是天下政治,一个是党团政治或说社会利益集团政治。王权政治对社会整体利益思考较多,大事情由最高政治权威拍板,内部争执和冲突由最高权威来摆平。民主政治对个体利益集团考虑较多,政权往往被少数利益集团所绑架,国家的内部争夺较激烈,各项决议需要集体投票通过。特别是当各派政治力量都失去了权威,便很容易出现相互混战、以私害公的局面。

    王权政治有两个优点,一是绝对的、不可动摇的权威,二是整体思想和天下思想。让我们来看帝王的权威,以清末立宪为例,1908年清政府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其中对君权的描述是这样的:“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即使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修改过的清宪法还这样写道:“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皇权政治。正是这种高高在上的绝对权威,使君王政治具有果断、高效、独裁等特点。

    第二,由于整个国家是皇家的,最高统治者总要为这个国家和人民的整体进行负责。因此,客观地遵循自然规律也成为统治者的法则。特别是在经济学思想上,能够从总量平衡角度进行资源方面的配置,从而获得更好的效益。

官僚政治的弊端?

    今天的中国政治既不是王权政治,也不是民主政治,而是涌现出一个越来越庞大和强大的党团政治或说官僚政治。这种政治既失去了王权政治独断专行、通观全局的优点,也缺乏民主政治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优点,所有的只是特权、瓜分与垄断。

    这种政治不伦不类,混沌而丑陋,说专制不专制,说独裁不独裁,说民主也不民主,除了虚伪,就是虚假。政治领导既无帝王的权威,也无民选的权威,在国家治理上只有依靠最下策的一种办法,那就是压制与禁锢。而在经济方面,经常出现瓜分与掠夺现象。

    因此,中国政治极需摆脱这种非驴非马的中间状态。政治其实并不怕独裁,好的政治家独裁对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往往是正确的选择,而优柔寡断、粘粘乎乎的政治是最低效而糟糕的政治。对于今天的中国政治领导人来说,要么实行良性的王权政治,要么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而摸棱两可能是最糟糕的无权威政治状态。由于缺少大众民主的监督与制约,这种政治下的经济往往是群狼瓜分经济。

国际社会由于权威缺失正处在战国状态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权威缺失、多国混战的世界,对于今天的国际社会来说,最危险的就是缺少绝对的权威。联合国徒有虚名,美国一支独大,因此便出现了大国欺负和掠夺小国的现象,全球资源不平衡地向大国集中,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全球间的发展越来越不平衡。

    这种情况与当年我国的战国时代十分相似。各个国家只有工于心计地你争我夺。谁的胳膊粗谁说了算。这种状态非常不利于全球人类的均衡发展和资源的合理利用。假如中国的王权经济学思想运用到今天的世界,假如今天的世界被这样一种思想所主宰,有了一个世界整体论,人类社会的发展可能便会是另一幅样子。因为只有有了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职业统治者,才能建立起整体发展思维,政府才不会被少数特权利益集团所左右和把持,才能平衡集团利益之争,才会出现综合利益和均衡发展的思考。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一些国家仍然保留着王室的原因。

中国:徘徊在王权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

    王权政治在中国已经永远地消失了,辛亥革命永远地结束了帝制。随之而来的是党群政治、领袖政治、集体政治和官僚集团政治。最高政治元首的权威在逐渐衰落,越是威权衰弱,国家政治越会陷入政令不行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令人不由得产生王权政治与民主政治孰优孰劣的想法。

    摆在中国面前的是这样几个选择,一个是传统的类似王权政治的一党专制的领袖政治,一个是多党的众说纷纭的社会利益集团政治,再就官僚集团政治。官僚政治是一种过渡,还是常态?现在未可得知。中国今后能否形成西方国家的总统轮流做、今天到我家的民主政治局面,是否能产生新的政治权威?还需要日后政治实践的观察。但目前看,中国今后最大的威胁可能是新的政治权威缺失,今天这样的一种政治局面很难出现威权主义的政治领袖。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种不能产生政治权威的政治状态中

所谓的集体领导,不过是阉割政治,

官僚政治不过是历史上宦官政治的再版,

    这就是正在成型的中国官僚政治。在这种政治模式下,所谓的集体领导,不过是阉割政治。它将窒息中国政治家的才能、个性和意志。它使国家元首的权威缺失、权力缺失,最终导致国家政治的孱弱和中央集权政治的衰弱。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种不能产生政治权威的政治状态中。因此,认真讨论国家元首政治权力的完整性十分必要。

    在这种官僚政治政体下,新政治领袖的产生将既不来源于民主社会,也不来源于老政治家权力的交接,而是来自官僚集团集体内部。这种政治在生态学上可被描述为群狼政治。它对未来的中国将产生什么影响?极其值得观察。它最危险的一个后果可能是国家政治孱弱,分裂,各自为政,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盛行。

    这种政治形态实际上隐含着潜在的危机!因此,对于中国政治来说,要么退回王权政治和领袖政治,要么进到民主政治和选举政治,只有这两种政治具备政治权威性。而官僚政治实质上是我国历史上的宦官政治的再版。

    最后提醒作者翟先生,中国后来选择了儒家,主要原因一是出自皇家集团的自私性,二是出于儒家的温和性和相对自由性。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处在严酷的行政法令之中,如果缺乏一点仁义道德,那样的社会就太丛林法则了。因此,作者要有理解力,最好看一看本人写的《蒋庆现象评论:儒学复兴的障碍是什么?》这篇文章。看了这篇文章,作者就会明白中国人在历史上的选择。

    概括起来,各家学说对于政治家来说,都是为我所用的工具,一个时期侧重一家学说,没有绝对好使的工具,政治家总是根据情况而选择。作者可能现在还没想到这一点。    

    参考文章翟玉忠:《中国古典经济学及其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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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关于我国民主政治改革的思考

长沙 谭斌

2007年4月

tom6863@163.com

    对于我国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笔者曾简单提出过“政治特区”这个概念,现将笔者个人独立的思考予以阐述:

一、民主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讲是为了什么?

    自从160多年前国门被打破以来,中国不断在变革、革命,不断在尝试一条适合中国的政治制度,多少中华儿女为此而流血流汗、奋斗终生。那么160多年来我们已逝去和现在正在奋斗着的前辈们是为了什么而如此的执着?是为国为民的思想。不管160多年来站在何种阶级立场,选择了什么样的政治信仰,不管是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还是他们的支持者,其共同的思想基础是为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他们的所做过也是他们确信能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族,有利于人民的。

    今天我们谈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同样也持着同样的思想,不是为了民主而民主,是为了国家、民族、人民而民主的。这就是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

二、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国的发展现在最缺少的就是用于发展的时间,我们谈稳定压倒一切是为了发展,谈台湾问题是不想中断发展,谈国际问题是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

    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是国家发展的一个方面,其最重要的也是时间,由于一方面旧的政治体制已经是众矢之的,改革是趋势,另一方面西方的政治体制又不完全适合我国,所以今天如何进行民主政治改革面临着改革开放之初所面临的状况,要摸着石子过河。问题在于当河水较浅时,摸索着过河相对容易,当雨季到来河水上涨时,想摸到河中的石子也摸不到了,到达彼岸就不容易了,甚至于让河水给冲走了。现在民主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正是河水很浅的时候,改革开放带给了我们16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良好社会环境,现在我们有最重要的东西——时间,去发展适合国情的民主政治体制,人民允许执政党进行尝试,允许执政党走错了路再改过来,所以现时正是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好时机。改革开放我们摸索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也将摸索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如果我们停滞不前,我们将失去现在我们拥有的最重要的东西——时间,所以步子一定要迈出去,不能等到积重难返时,否则政治思想方面上的迷茫将导致旧体制的回归或者是全盘的西化。

三、单一政党执政、多党参政是由多元化的经济基础决定

    西方民主制度实行的多党制是建立在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各政党代表了不同的利益群体。由于普选制的存在,政党轮流执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政党竞争体制,而且西方社会已发展到了在不给国家人民利益造成大的损害的前提下,通过普选实现执政党的变更,纠正政党的自私行为,调整国家的政策,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总的来看是很理想的。这个多党制是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

    同样看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实行的是经济上的公有制,与之相适应的也是政党的单一制,还没听说哪个实行经济上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多党制的,这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决定的。

    我国的现时的经济基础与西方不同,与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同,是多元的,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私营经济的发展的速度很快,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公有制经济在萎缩。有人就会说经济基础正在改变,当私营经济超过一定的比例,私营经济占主导地位时,也就达到了实行多党制的经济基础了。但我们必须承认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公有制仍是处于主导地位,这不仅是比例的问题,还有经济结构的问题,公有制经济占据着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重要部门或处于行业的最上游,即便是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只有10%,仍将是处于主导地位的。而要改变这个结构就将彻底改变政治方向,从社会主义转向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可以改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了。所以有不少人意识到了这一点,有人竭力维持,有人试图改变。从多家银行上市和国资委的文件披露这两点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至于全民所有概念被偷换成国有概念则让人有滴水穿石的感慨以及为以后做谋划和铺垫的理解。当然没必要对试图改变的人口诛笔伐,正如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毛泽东建立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进行改革开放一样,这些人还是从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出发的,确信自已的所作所为是对的。不是所有人都别有用心的。只是这个经济结构的坚持与改变将是一场政治上的斗争。笔者认为这个改变即便是存在,也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后的事了。

    因此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这种经济基础也就不会发生大的变化,而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治理论的缺失也就造成了上层建筑处于相对的混乱时期。针对多元化的经济基础,应当适用多元化的上层建筑,即公有制经济为主导,私有制经济为副的经济基础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就应当是以代表公有制的共产党为主导,同时各经济利益群体有代表参政的上层建筑模式。而现时共产党内部的部分官员学者成为经济利益群体的代言人的情况也反映了这个问题,而经济利益群体寻找代言人过程也是寻租过程,是造成腐败的一个因素。这与我国历史上传统的官商勾结,钱权交易情况是一致的。各经济利益群体的代表以正式和合法的身份参政而不是在政协闲赋是改变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适应问题的关键。

四、民主政治改革需要形成统一的政治思想基础

    从文化思想方面来看,西方的民主政治是构建在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基础上的,经过长时期的发展,西方的主流社会在政治方面的思想是比较统一的。而我国现时的社会在文化思想方面也是多元化的,包括封建社会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思想,有几十年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后的社会主义思想,有改革开放后对外交流传入的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自由思想。这些文化思想都是独立的,都可以独自成为构建社会的文化思想基础。彼此有相通的方面,也有对抗的方面,共同影响着中国社会。这些思想有关于政治方面不同的主张造成了政治思想基础方面的不统一,要形成政治思想方面的共识不是短时间的事,尤其是当处于政治体制改革时期,何去何从,大家都从各自的文化思想中寻找支持的依据。而仅仅单从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中寻找依据或单从共产主义思想中寻找依据是形不成共识的,最终结局只能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当然,现在在政治思想方面也不是没有形成一些共识,如政治上一定要稳定,不能对国家整体的发展造成大的损害,民主政治改革也应当进行,但如果改革方案会造成国家大的动荡则宁可不改等。这些共识都是在几种思想结合实际逐渐融合后形成的。政治方面的共识是需要实践、探索、总结的,共识的地方多了,最终也就会形成统一的政治思想基础。

五、单一制仍将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选择

    从单一制转变为多党制的结果来看,由于经济基础的多元化和文化思想方面未形成统一的基础,如苍促由单一制转变为多党制,包括解开党禁,实行普选,培养反对党,公平选举、竞争执政地位。笔者可以肯定反对党与共产党的斗争会以非理性对抗的形式出现,中国的政治则会出现乱哄哄的局面,台湾的民主实践就是例子,政党斗争起来自私自利,不择手段。如果进一步出现暴力对抗,引发腥风血雨,则会让中国人有伊拉克人的现时感受,“早知如此,还不如让萨达姆继续干下去”。至于按左右派分解共产党的思路与培养反对党的方法在实质上是相同的。

    而执政党面对民主政治改革的压力的做法就是一方面就是压制将导致政治制度彻底变更的政治要求,另一方面尽可能强化自己的执政能力,获得人民的支持。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而且被历史证明是真理的思想——“得人心者得天下”,即便实行的是专制的制度也同样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稳固政权。因此“和谐社会”、“关注民生”等等纷纷出笼。这也是笔者对单一政党执政、多党参政仍将是现在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选择这一判断的一个依据。

    还一个就是军队的问题,在政治斗争中,军队的支持是最具影响力的因素,军队的忠诚和有战斗力是执政者最后的支柱。而我国是实行以党治军的,这个以党治军使军队具有了保持战斗力的精神,也确保了军队绝对忠于共产党。人民解放军不仅保卫了共和国,也保卫了共产党,现在有人提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其实质是使共产党失去这个支柱,而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现在还没有看到任何实现的可能。只要军队不变质,那么任何想挑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行动包括全国性群众运动都动摇不了共产党的地位。

四、基层普选是现时可行的选择

    民主是在一定范围内多数人和少数人意愿的对决。民主是有范围的,普选制和公投制就是将这个范围扩大到全体公民。普选制是西方民主政治的精髓,没有普选制,民主只是少数人的民主,有了普选制,民主才是所有公民的民主。没有普选制就不是现代民主。西方民主政治将普选制与多党制结合,实现了执政者的公平竞争机制,最终惠及全体公民,是非常先进的。但是这种民主现在还不适合国情。至少现在还改变不了社会主义,也实现不了多党制。现在我们谈我国的普选制,不能光纠缠在一党和多党之争上,而应探讨普选制能不能在与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国情进行融合?融合后能不能有利于国家、民族,能不能惠及人民?以及如何进行实际运作?

    综合考虑到我国全国、省级、市级、县级的人口规模,现时民主思想的深入程度以及对民主的正确理解程度,我国民主政治的实践经验,我国进行很大范围内的普选在实际操作中不容乐观。温总理曾说过中国在省一级进行普选的条件现在不具备。那么换句话说,中国在省一级以下进行普选的条件还是具备的。只是没有总体的方案或方案不成熟,先在地方进行普选容易把局面搞乱。否则就是推诿之辞而已。如果正如温总理所言,县、市两级有可能进行普选,那我们将普选制与国情相结合,并不是不能做到。

    这里牵涉到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理论有和无的问题,没有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将是盲目的。而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可以让执政者接受的理论,换句话说,也就是没有让执政者放心而不用担心其执政地位受到挑战的理论,包括宪政派所提出的理论在内都存在一个挑战执政者地位的问题。不能让执政者放心接受。而我们谈的是我国民主政治改革,而不是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式的民主政治革命,是由执政者从上而下的改革,不是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革命。没有执政者的发起、运作、执行,即便这种行动是执政者由于政治压力被迫主动采取,否则谈民主政治改革是没有一丝一毫希望的。历史的经验表明,在政权没有走到不可挽救的地步前,人民是不会支持流血革命的,更何况现在正是中国160多年来最强盛的时期。对这一点没有清醒的认识,最终只能沦为牢骚满腹者和怨妇的,甚至于转变性质而成为中华民族的败类的。至于一些执西方民主思想人士所暗中推动的一些变革也由于已触及执政者根本利益而引起执政者内部的反对而显得效果不明显或根本没效果或已经变质了。从去年《人大监督法》的通过可以看出,人大的监督权明确了,也具体化了,但人大代表的专职化问题却被搁置了,已经背离了当初推动该法的初衷。因此我国的民主政治改革还须建立发展可行的理论,或者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前人没有的新的课题。

七、建立完善民主政治改革理论

    如何建立、发展、完善民主政治改革这个理论?笔者认为这个理论只能在有一个大的方向的基础上,通过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最终发展、形成。这也是笔者为什么提出“政治特区”这个概念的原因,其本意就是让国家、人民付出的最小、最少,得到的更大、更多。

    那么这个大的方向包括哪些?笔者认为可以包括几点:

    1、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应首先明确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应适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即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其它政党的参政地位。调动民主党派参政积极性,并给予相适应的地位和权力。明确共产党是公有制的代表,同时也是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代表,占据着人大的大部分议席,而民主党派可作为群体利益的代表,在全中国是少数经济群体利益的代表,占据人大的少数议席,是参与政治的地位。在这个大的方向上,引入普选制这个竞争机制,形成政党间一定程度的竞争机制,还有共产党员在内所有当选人大代表应实行充分的竞争机制。而这种竞争的裁判者是人民群众。采取普选制,可先在县级、市级进行尝试,实行由全体县级、市级区域内公民直接选举人大代表的机制。而为保证基本的结构,在参选资格上可以进行限定,排斥非党派推荐参选,而共产党员的参选由共产党内部通过人事部门的初步筛选,党内进行民主表决确定参选名额。民主党派则通过党内推荐,在政协中进行表决后获得参选资格,其参选名额为代表名额的三倍至五倍。如此形成一定的竞争机制,而不至于一放开就乱的情况出现,也避免一乱就收缩的后退。先在县市两级摸索经验,凝聚政治共识,发展改革理论,使民主思想深入人心,再进一步研究在省级和国家级普选可行性或其它的方案。

    2、 正确认识实行普选后的地方人大。首先关于地方人大的地位问题我们还须对民主进行正确的理解。这里谈民主的坏处。都知道民主的副产品是地方主义,效率低下,民族分裂主义。民主是一定范围内多数人和少数人的意愿对决,如果将一个增加工作时间,减少福利的议案在资本家中进行表决,那么肯定能通过,而由资本家和工人共同表决,那么肯定通不过的。而如果让全中国人民(包括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共同就台湾能否独立进行公投,那么结果是肯定的,台湾独立不了。同理让新疆或西藏在自己的区域内就能否独立进行公投,还真保不准就可以通过。而为了台湾人民的福祉而不影响国家民族人民整体利益的议案即便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表决也是可以通过的。这些都是民主的。但我们从来就不会为了民主而民主,我们只会为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而民主的。而效率低下虽然有其好处,可以使政策、决定更科学,也可以让更多的人接受,但我国正处于发展阶段,效率低下是会影响发展的。因此民主的副产品中民族分裂主义我们是坚决拒绝的,地方主义应在不影响整体的情况下予以承认,效率低下只能尽可能提高效率。由此可见地方人大是代表地方人民的机构,为地方人民服务的机构,不是一个民族分裂的机构,也不是强调地方利益而不顾整体利益的机构。

    西方的民主实践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地方立法机构的立法权力是受限的,不是想立什么法都可以的,而同时地方立法机构对地方行政机构的干预是很多,很具体的,这是由于行政上的自由裁量权的存在,而立法机构正是针对行政系统可能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而进行干预的。地方立法机构少立法而多对行政机构的监督是一个趋势。因此地方人大是一个代表人民对地方政府行政进行监督管理的机构。

    不仅如此,对于经济中属于公有制经济而由地方进行管理的企业,地方人大也可以作为公有制经济的所有者——人民的代表进行监督,防止获得行政上赋予垄断特权和地位的企业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这个问题现在比较热,光指望国资委的廉洁和高效是不行的。还得有外部的监督,这个监督应是来至于人大的。

    3、 正确对“坚持党的领导”的理解,转变党的领导方式,由以直接指令式为主转变以间接指导式为主,如果是直接指令方式则必须先经过共产党内部的民主程序,借此推动共产党内部的民主建设。转变领导方式不是对党的领导地位的挑战,是对几十年来党的领导方式的总结和否定,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在二十多年前就提出来了,连邓小平都对此问题有过讲话,但由于上世纪的政治风波,共产党在政治上采取了冷处理的方式,这个问题也被打入冷宫,一直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不少问题后面都隐藏着党的领导方式这个问题,尤其是在地方发生的一些事情,客观上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和党的利益。对此,二十多年来这方面的分析和批判的文章不少,看过后既让人深恶痛绝,也对如何转变领导方式有了一个大的思路。现在也该重新提这个问题了。而且党的领导方式如果不转变,“政治特区”很有可能失败。

    4、 共产党内部民主改革也可以同时进行改革尝试。由于我国是实行以党治国的,共产党的问题同时也是国家的问题,不能不谈。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党内团结的制度保障,没有民主集中制也就没有共产党的斗争性,也就没有共产党斗争的胜利。民主集中制是强调的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而我国民主集中制实践是存在问题的,“家长式领导方式”,“一言堂”都是由于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抛弃了民主而进行集中(或者说是专权)造成的,长期的实践证明现行不完善的民主集中制是造成共产党高度集权的因素之一。治党可以高度集权,而治国却不能没有民主。而这个民主集中制却严重的影响着治国,不能不进行改革,至少是改良。笔者在此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民主集中制是要求下级服从上级的,当下级是以党委集体决定的形式出现时,能不能要求这个上级的否定也是以上级党委集体决定的形式出现的,而不是某个上级领导的一两句话的形式?即集体否定集体,而不是个人否定集体。另外是民主集中制失效的问题,即某些领导绕过民主集中制时如何回归到民主集中制来?这个问题是个老问题,总没有解决,建立完善民主集中制的监督机制是必须的,而这种机制如何在权力面前也能有效的发挥作用才是关键。现行的监督机制是来自至于上级的,缺少来自同级的监督,具体就是一个部门的领导违反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而对这种行为的否定只能由上级主管来否定。为什么就不能先由该部门内部进行否定呢?笔者认为这是所谓“党内民主”改革的重点,当然笔者没忽视党代会的作用的意思,但党代会必竟不能天天开会,月月开会,党内日常的民主还是要谈民主集中制的。

    5、 地方行政长官的选举问题,笔者认为由人民直接选举地方的行政长官不适宜。首先,选地方行政长官与选人大不同,是选一个人和选择一群人的不同,这一个人握着地方上很大部分的权力,对这个地区的影响很大,对这个人的要求相对一群人而言要高。人民的选择并不一定总是准确的,选一个人的话,要是选错了那就是错了,而选一群人则有一定的容错。共产党有那么多人,包括了不少精英分子,有一套完整的干部制度,从全国范围内选出适合的人当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还是不成问题的。其次,进行普选本身就意味各种势力的影响,由于执政党的执政过失很容易导致将矛头对准执政党,执政党的过失将被人为的放大,功绩则被人为的忽略。如果说放大过失是为了执政党纠正错误,进行弥补,这还说得通,那么忽略功绩则有打倒执政党之嫌。相信进行普选后将有人怀着打倒共产党之心的。如果将地方行政长官这个位置推出去,由人民直选。共产党就不一定保得住这个位置,而这对于党的领导是种挑战,县长、市长都不是共产党员了,还谈什么如何改变领导方式等问题,这是有没有领导地位的问题了。虽然政治斗争一直都存在,将来也会存在,但没必要人为的激化斗争。再次,普选后,在地方人大代表的结构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当地人占优的局面,实质上已经鼓励了地方主义,而直接选举地方行政长官也会出现当地人占优的局面,这在客观上更加强了地方主义。地方主义过度的膨胀并不是件好事。中国有异地为官的传统,就是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坐大。

    6、 地方人大在普选后运作的问题。只要实行普选制,人大代表专职化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否则搞普选制只是一种欺骗行为。至于人大实际运作这一块,已有不少实践经验,自己的和西方的,都可以借鉴。只要敢于实践,就可以集中全国范围内的智力,相信会在实践中逐渐完善的。尤其是公众参与,提高透明度这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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