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当前收入分配问题成了社会关注的重点。下面发出许善达先生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7月22—23日在北京举办“第三届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与产业发展高层论坛”上的发言内容。许善达先生根据多年实际工作的经验,发现了当前税收制度中影响地区间均衡发展的重要问题,并通过大量详细的例子阐述出来,这真是一个有良知和责任心的税务官。税务部门终于重视地区差距了,下一步就让我们来看他们如何改革税制设计上的缺陷。]

税制缺陷是如何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拉大的

----在“第三届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与产业发展高层论坛”上的发言

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 许善达

2006年07月23日

    我今天讲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和产业关系不太大,但和产业的发展还是有一些深度的联系,在座的各位如果了解了以后,就会对中国产业发展将来的走向有一点启发。我讲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建设和谐社会这样一个任务中,统计数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结果:部分是由于税收制度的原因,我们国家从改革开放以来,中部、西部、东部的差距在拉大。

一、税收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要大于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速度

  我们从统计数字看,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东部、中部、西部的发展速度差距在拉大。看各地区的税收收入,又发现一个现象:税收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要大于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速度,这个是我们观察这几年的一些统计数字的结论。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提出来,按道理讲,税收和财政的使命有一条就是调节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但现在我们发现经济发展的差距拉大的速度还比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要小。本来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要小于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速度,但现在的结果和我们的期望的恰恰相反。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样一个现象对我们国家的整体发展有什么影响?我认为这个问题对我们国家各个方面的影响都很大,包括对企业的发展,整个经济的发展,当然也包括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这个问题的产生原因和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影响,我们最近也做了一下分析,这里做一点简单的介绍。

二、税收制度设计导致地区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更快

    我们经过分析以后,认为税收收入差距比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速度还要快的原因与我们当前的税制有关,与当前的税制里面的一些规定有着内在的联系。也就是说,本来经济差距拉大以后,税收收入差距肯定也应该拉大,但是为什么差距拉大的速度要快了呢?和我们的税收制度是有关的。

    通过分析,我们找出现在占我们收入92%的5个税种,都是比较大的税种。在这5个税种里面,由于我们制度的设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扩大地区间收入差距这样的一种机制,这个机制不是缩小地区差距,而是扩大这个差距。这5个税种占了我们税收收入的90%以上。下面举几个例子,大家就会比较清楚了。

三、增值税的问题

  第一个是我们的增值税,占我们的收入40%多,不到50%。增值税里面,我不太清楚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哪个省的,增值税的特点就是第一个环节增值税以后,第二个环节抵扣,第二个环节销售的时候销项减去进项,第三个环节又可以抵扣,是这样的链条式的,这样的方式就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作为一个企业销售一个产品,你从链条的起点到链条的终点,作用一个产品总的负担按照国家的规定是固定的,最后的售价按照17%一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很多的原因,使得税收在不同环节上的分配有很多种方式。有的分配方式使得税收会向前面的环节多了一些,后面的环节就少了一些。有的分配环节是后面的环节税收多了一点,前面的环节少的一点。

    比如说,在我们工作中碰到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彩电,还有冰箱等等家用电器,现在全国已经形成了几个重要的产业集团,彩电有长虹、TCL等等,冰箱也是有海尔等等。我们这种产业的格局它是一个总公司下面的一个销售网络,这个总公司往往设在什么地方?往往设在生产能力最大的位置,比如说长虹在四川绵阳,海尔在青岛,总部所在地往往是坐落在生产能力最大的位置,当然这点有的地方有小的变化,但是大的格局是这样的,包括汽车都是这样的。同志们知道,企业是有定价权的,产品销售的定价权利是由企业自己行使的,不是由政府干预的。我们就发现一个什么现象,企业把出厂价提得很高,甚至有的地方,有的个别地方已经和零售价基本相等了,比如说一个彩电卖2000多块钱,出厂价就是2000块钱,从出厂到零售还是2000块钱,因此最终卖给消费者的2000块钱,加上税340块钱,是一分钱没有少交,但是企业在定价决策上,把第一个生产环节的价钱交了很高,前面就交了340块钱,到零售环节进项销项一减等于零,企业由于价格的决策使得最终消费,当时交了全部的税收,在不同环节之间分配,就产生了一种应该说不是很正常的。正常情况下增值税每个环节都应该有,每个环节都有增值税的话,税收才能在各环节分配,但是增值是客观存在的,定价是由企业自己决定的,它就可能把定价高于增值的部分,就出现刚才我说的现象。

    我曾经收到过一个报道,在某一个城市,有一个产品在我们这儿销售量非常大,但是它没有交税,不是偷税没有税,就是在前面的环节交税很多,到这儿抵扣掉了,没有税可交,在我们这里市场这么大,卖得这么多,居然没有给我们这里交税,所以有的地方税务局说我们要强制他们交,给我交百分之几,我们就给你销项减进算了。这种现象我们作为国家机关是坚决不同意的,相当于对企业的税负加重了,我们认为税收在地区间的分配是不能牺牲企业利益来调节的。我们不能靠增加企业税收负担来调节税收在不同地区的分布。这样的现象从我们国家税务总局要求是不允许的。税法必须严格执行。后来,这个东西卖得这么多,但是我们没有税,后来我们采取了办法,比如说一个省的销售网络,有费用、成本,因为销售网络要租房子、人员工资、开办费等等,我们把这些费用作为进项,从前面的税收剔除,让后面的销售环节能够收到一部分的税。我们这个办法可以说稍微得调节了一下,但是还不能说我们的办法在这个环节交的税和这个环节的增值额是相对称的,还不敢这么说,可以说比增值还要低,还没有充分的使得增值额和所交的税能够相对应,但是总之我们调节了一下,这个调节应该说受到很多地方的欢迎,因为现在这种现象发展得很快。我讲这个例子是增值税把收入留到了前面的生产环节。

    还有一个例子把税收前面压得很低,把税收移到后面的环节,比如说发电,同志们知道发电出来有一个价钱,这个价钱要上输变电的网络,经过输变电的网络运输,到了用电的地方,之后把这个电从高压变低压卖给用户,这个公司和刚才说的一样,这个公司也是有定价权的,这个发电厂是我的,这个发电的电价多少是我说了算,输变电的线路有多长,价差收多少也是总公司决定的,因为都是我的公司,最后到零售卖给企业的电价,那个价格国家是可以控制一些的,但是前面的环节价格多少企业有比较大的发言权了。后来我们发现,电力公司的总部往往不像刚才我讲的家用电器,设在家用电器主要的生产场所的所在地。发电这样一个链条总公司,往往设在用电量比较多的最终环节。因此,这样的总公司在设立的时候就比较多的让前面发电的价钱,定价比较低。中间的环节定价也比较低,你定得比较低税交得比较少,也就是说在发电厂所在地税交得少一点,而比较多的税交到了售电的环节,就是把电卖给用户的环节,这样的一种格局对它来说,就是我公司所在地的地方,能够得到比较多的增值税。比如像原来在广西和贵州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发电站,修这个发电站当然要有移民以及很多的工作,很多成本,包括管理、社会服务都是由广西和贵州两个省来承担的。但是,当时价格定得很低,大量的电是卖给广东的,税收交到了广东所在地了。这样一个现象也是一种不合理的。因为这个税收在不同环节的分配和每个环节的增值额也是不相对应的。

  当然,你看到两个不同,但是总体来看这两个不同增长的结果,使税收都留在了比较发达的地区,或者留在了大城市。总的来看,在落后的地方和中等城市、小城市、县城相对起来都得到了比较少的税收。所以,表现形式是有这么不合理那么不合理,但是你要看看最后的结果,有利的都是大城市,都是比较发达的城市,不利的都是中等城市、小城市、县城甚至更低的。因此,刚才我讲到增值税的例子,就是使得税收收入的差距比经济发展差距还要加大的速度比较快的原因,这个是我们分析中发现的。

四、营业税的问题

    除了增值税以外,就是营业税。营业税的性质跟增值税不一样,是有两种确定的,一种是按照营业税劳务发行所在地,比如说一个建筑公司,北京建筑公司到保定去盖一个房子,盖完房子以后营业税交给保定,这种规定是不会造成差距扩大的,是属于劳务发生地交的税,劳务发生地有劳务发生了,税交给这个地方,这个我觉得影响是很小的。但是还有一个营业税是按照企业注册地交税。按照企业注册地交税这样的一种规定,也会产生税收收入在不同地区间分配和经济发展是不对应的。这个现象过去就有,但是我们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比如说全国的铁路很长,各个站互相之间卖票是网络,从北京可以买到昆明等等地方的票,不管你怎么样它构成这样一个劳务运输的情况。但是,税是在你卖票的地方,卖票的地方获得的收入,注册地交税。有很长的铁路运输劳务,发生在很长的路线,跨很多省、很多市,但是税收交到了注册地,这种现象在营业税里面现在更加的突出,比如说我们的西气东输,从新疆运输气到上海,几千公里的管道,挖管道要移民,管道修的路线都是沿着经济上成本比较低的地方,农民要移民,这个地方要修管道老百姓的地就要被征用,引起当地很多经济的变化,有它的积极方面,但是也有负担方面,而且建成以后沿线所在地还要提供治安,得有人管这个东西,不然的话偷盗、破坏都防止不了,因此需要给管道提供公共服务是所在各省、各市、各县都要提供公共服务,但是营业税是登记在上海的,是按照注册地来交营业税,也就是说几千公里的营业税都交给上海了。当然,从财政角度考虑,上海收了税以后要给新疆一部分拨款,这是规定,但是从税收上讲,劳务发生是很长的距离,是很多省跨地区的,但是最后交税是交到了企业的注册地。

    我再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大同到秦皇岛的铁路,大秦铁路是咱们国家运煤的通道,最近还上市了。大同到秦皇岛的铁路,大秦铁路公司设在北京,所以营业税大同没有,秦皇岛也没有,河北没有,山西也没有,北京有。劳务发生是发生在山西境内和河北境内,但是发生劳务以后税交到了北京了,就类似这样的营业税,按照注册地交税往往就把税基本来是发生在各个地区,由于我们按照注册地交税,都交到其中的某一个地区,甚至这个地区不是劳务发生地,只不过公司注册在这个地区,劳务的发生跟这个地区没有什么关系,这种现象也会引起劳务发生了就是GDP了,就是经济发展了,但是交税和GDP的分布不是对应的。

五、消费税的问题

    还有消费税,我们的消费税同志们都知道我们的汽油、柴油、汽车、摩托车等等很多,这次4月份做了一个调整,我们去掉了一些项目,还增加了一些项目。消费税世界各国普遍来讲都是在零售环节,消费税是在消费的环节征收,比如说汽车是在最后卖给最终消费者的时候征消费税。这是世界各国的惯例,但是我们中国不同,我们过去的税务局能力比较弱,你要把消费税到零售去征,我们征不到,本事太小。所以,我们中国的税制设计,消费税里面主要的品目,征收的环节都放在了生产上。因为生产环节少,好征,比如说汽油,如果向全国的加油站收消费税,与我到炼油厂征消费税对我来说到炼油厂征相对比较容易,到加油站卖多少汽油,有95号的、97号的、93号的去征,难度和成本就要大很多。但是按照消费税的本质来讲应该在零售环节征收,所以我们中国税制规定在生产环节征收消费税,本身也会产生这个税和消费的分布,消费税的分布和征税商品消费的分布是不对称的。

    有一个最直接的例子,我们现在有车购税,买汽车上牌子以前必须要交车辆购置税,这个车辆购置税是在最后的环节产生的,就是卖车的经销商,他来收你车辆购置税,他替政府收。你上牌子拿不到车辆购置税的凭证,是上不到的,公安不给上的。实际上所谓车辆购置税跟我们汽车的消费税性质上本质上应该是没有区别的,再一看就看出差距了,汽车消费税全国的分布是哪儿生产汽车,哪里征收消费税。而车辆购置税是哪儿把汽车销售给消费者了,才收车辆购置税。所以这两个税它的分布的差别就恰恰能够说明,如果我们的消费税也按照世界各国的惯例都移到了零售环节,那么汽车消费税的分布应该和车辆购置税的分布差不多。但是现在正好不同,都集中到生产环节了,其实比如说像卷烟都是这样的,国外买烟写得很清楚,这个烟多少钱,后面写上消费税多少钱,都是在零售环节收的,我们国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发展的速度慢,什么都放在零售环节监管能力达不到,你让税务局每盒卷烟征消费税,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控制不了。所以,现在我们消费税主要的征收环节还是在生产环节。我们要想讲道理的话,在生产环节征收消费税和消费税征收产品本身在GDP的分布肯定也会产生不对称,不对应的关系。所以,我们觉得消费税也有这个问题。

六、企业所得税的问题

    再一个就是企业所得税,这是一个很大的税种,全国去年征收了4000多亿,今年也会很大。所得税现在是有很多企业发展比较大了,都是集团了。在各个其他的地区设立分公司这样的企业有很多,我们的税制还规定,有些虽然是子公司独立法人,但是可以批准它汇总纳税,就是把全国很多子公司的所得税放到总公司来汇总交纳。这种汇总交税这样一个制度对于企业发展是很有好处,汇总以后可以盈亏相抵,比如说一个大公司办了10个子公司,有的赚钱有的赔钱,如果每个公司单独计算的话,盈利的公司要交税,亏损的公司政府不给退所得税,如果允许汇总来交,亏损公司的亏损额就可以把盈利公司的盈利额冲掉,正负相抵,以这个额度交税,对于企业来说负担降低了。所以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汇总纳税是一个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我们现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做到所有企业,所有的子公司都汇总纳税,现在的税法不是这样规定的。我们的规定是分公司,不是独立法人的公司可以汇总纳税,对于子公司是独立法人的下属企业,按照我们税法的基本规定还是要在当地交税的,但是我们的税法里面对某些经过国务院批准的一些大的集团公司,我们是允许它汇总交税的。允许汇总交税的结果对企业的发展是很有利的,但是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影响,它使得税收的分布和利润的分布是不对应的。很多地方子公司产生利润了,但是没有税,因为税交到总公司去了。

    这个问题现在表现还比较突出,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很多大的公司,盈利比较多的,所得税比较多的往往都是大的集团公司,这些公司往往都是汇总纳税,这种现象也会因为利润,按照GDP的统计办法,利润也是GDP的一部分,利润在全国各地的分布和最后形成所得税在全国的分布,它也会产生一个不对应的关系。这种不对应的关系,总部设在什么地方呢?总部往往的位置都是东部,而且还设在大城市,而且现在还有从一般大城市向特大城市转移的趋势,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大城市说我们要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发展总部经济从经济上有它的理论、原因、道理,但是发展总部经济以后,在税收上对于发展总部经济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是有好处的。所以企业所得税里面就有这样的问题。

七、个人所得税的问题

    第五个就是个人所得税。我们的个人所得税基本上是代扣代缴的办法,谁给你发钱有义务把钱扣下来。因此,这个钱从哪儿领的,和人在什么地方有的时候一致,有的时候不一致。比如说北京的居民,现在人在流动,各地找工作,我在上海公司工作,或者在深圳在武汉工作,武汉的公司要给发我的工资,武汉公司发工资就要把税扣下来,交到武汉市的地方税务局。但是这个人可能他不生活在武汉,他自己或者他的家庭可能生活在别的城市,一个人在任何城市生活,这个城市都要给你提供公共服务,你在这个地方居住,马路要修,电力供应,污水的排放系统等等的公共服务,但是交税和公共服务关联程度是很低的,所以你要看一下,交扣税和现在人员流动的现象,随着市场经济以后人员流动越来越大的,也会造成交税的人所享受的公共服务和给他提供公共服务这个地方政府所得到的他的税收,这里面也是有一个不对应的关系。这个主要表现在异地的工作上。当然还有股票、股息红利、利息等等,每一个具体的个人所得税目不同,但是总的来看个人所得税就是个人享受给你提供公共服务的地方政府,和你交税的地方政府本质也有一个不对应的关系。

八、GDP所创造的税收首先应该在当地交纳

    我讲这五个税种,我也没有去详细的算究竟差别多大,哪个税种多少量,怎么分布的,这个我现在没有算,但是这个现象是存在的,而这个现象存在的结果总体来看,我们不要去算具体的,总体来看一个什么后果?就是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高于GDP拉大的趋势,这是我刚才一开始说的结论。这个既表现在横向,东部、中部、西部的关系上,也表现在纵向就是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县城、乡,这样一个级次上的情况。所以横向的区域间的分布,有刚才我说的问题,纵向的级次性的分布也有我说的问题。这个现象最近是引起了很多的关注,我们觉得这个现象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是有一定的负面的影响。而且从某一方面说,对于我们企业的经营,对于地方政府发展各地的经济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当地各级地方政府,做了很多的努力发展当地的GDP增长,有新的增长点,但是这个税收最后它得不到。

    一个地方要提供公共服务,要给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让老百姓能够享受比较好的公共服务,教育、卫生、医保、公共交通、治理污染,地方政府需要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很多的,提供公共服务不是拍脑袋拍的,需要资源和税收,我们现在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快?原因很多,很多人都讲过,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各地政府都有很强烈的发展当地经济的动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如果地方政府对发展经济没有兴趣,那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都非常得不足,光是中央政府有积极性,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那我们整个的经济发展动力就不足了。但是如果关系有一点偏差的话,对这种动力的发挥作用会产生某种扭曲。我们现在说治理污染,为什么说治理污染很困难,你从上面看很简单,排水等这么多污染,把河污染了,把水污染了,把它停下来,从全国看讲道理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对于当地政府它也知道应该停下来,污染水系污染空气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要把污染的东西停下来,那可不是随便说一句话说停就停的,停下来以后马上就引起就业的问题,税收的问题。

    前两天北京的首钢最后一座炼焦的炉子给停了,首钢在北京是重要的污染源,这几年逐步的停下来,也不可能一天停下来,要逐步的停,逐步的迁移出去,逐步的采取治理污染的措施,因为治理污染也需要投入,我说这个话完全没有为污染辩护的意思,我只是说提供公共服务是需要资源的,因此我觉得一个正常的税收和财政的制度,首先应该把这个地方发展的经济,应该获得多少收入,它的税源它的GDP产生的收入应该首先为这个地方能够获得。先把刚才我讲到的,这个地方的GDP税收要被别人收走了,要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解决这个问题以后,中央政府再来考虑这个地方收入还是多,那个地方你虽然收入比过去多了一点,但是按照你支出要求还是不够的,中央给你补一点。所以我们认为首先应该先解决各地之间它应该获得它所创造出来的GDP那个GDP里面含的税收,首先应该在这个地方交纳,然后中央政府再来处理不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调整,按照支出的要求,按照公共服务的标准,应该怎么来调节,把这个地方高了,调到低的那里去。我们应该是这样一个状态。现在在前面的环节就先使得我这个地方创造的GDP的税收收到别的地方去了,然后中央政府说,你这个地方太多了,拿过来,你这儿少了再拨给你,先产生了分离然后缩小差距。我们觉得这个办法是应该从源头上改革的,首先先使得这个地方所创造的税源,应该得到的部分应该先让它得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差距,那么中央政府再对这个差距进行调节,使得各地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上达到最好的标准。这个问题从财政税收政府履行自己的职责上看,是我们刚才说的问题,但是这个现象对于企业的经营和产业的发展也是一个情况。

九、企业组织变动对税收的影响

    刚才我举的例子,在座的企业我不太清楚都是什么样的企业,但是我相信你们在座的企业里面一定有的企业所创造的税源,它的税收是被别的地方的政府收走了,也一定有你这个企业所在地的政府收了别的地方所创造的税源的税收,被你这个地方收了,这种现象在不同的层级上都存在,而这个东西存在已经对于我们企业发展产生了可以说在某些时候某种情况下的影响是很大的。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采取了一些企业中间的重组,由于这个问题的障碍,对于企业重组产生了阻力,比如说我知道有的省里面同样一个厂有三个,比如说生产香烟,有三个卷烟厂这是历史形成的,现在竞争很激烈,应该把三个弄在一起,形成一个卷烟集团,然后把次品牌不要了,把好的品牌发展大一点,这从经济发展来看肯定是非常合理的。但是,除了这个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矛盾,这个公司变成一个子公司了,它变成总公司了,这也是矛盾,原来咱们三个人平起平坐,开会一块儿参加,你是一把手,我也是一把手,重组以后可能我在我这儿一把手,但是在总公司我变成三把手了,这个东西好象不大好,这种阻力在重组里面是比较严重的,这个你们都经历过,不用我说了。

    现在除了一个阻力以外,还有一个阻力,三个公司所在地的地方政府的阻力,这个公司本来在我这里是一个单独的独立法人,税收是交给我的,这个集团一重组,要设在我这儿那我高兴了,那俩公司所有的税收到我这儿交,那我当然非常欢迎,我给你提供支持,我可以给你地皮,你可以盖大楼,我的地皮可以不要钱,那我愿意,为什么呢?地皮几个钱啊,税都到我这儿来,我很高兴啊。但是那两个地方不高兴,这个企业没有重组以前税是交给我的,重组以后交给你了,这个东西我当地方政府的领导,我怎么给我的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说起来我们的政绩怎么体现。因此,怎么处理关系,不但对于我们的政府行为有影响,对于企业的经营,特别对于资本市场企业的重组,这是一个背后会产生很大的障碍。如果这个问题处理好了,会给企业重组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让企业重组不受这种税收交纳地点的影响,当然减少这个阻力以后,企业重组的速度只考虑企业之间的资本的组合调整,这个对经济发展总体上是有好处的。但是,现在由于我讲的几个主要税种都有这样的问题,因此企业重组的同时,不但处理好几个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还要处理好这几个企业所在地的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那么就等于多了一个障碍,多了一个进行重组的困难。我知道,有些重组的案例最后失败不是因为企业间的利益调整方案失败的,而是由于不同地方政府间税收问题的调整没有符合大家的意见。

    因为,我讲这个事情,虽然这个事情是一个税收制度,是财政制度的一部分,从表面上看,这个问题跟企业发展,跟产业发展直接关系是没有的,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跟企业发展和产业发展,背后是有着非常深刻的关系和联系的。特别是当企业做大做强,在资本市场上企业重组的这种运行当中,刚才我讲的问题,这个影响是相当大的。因此,这个问题怎么样用一个合适的办法解决,从政府来看能够帮助缩小政府间收入差距,这是政府的职能,同时我觉得也能够给企业的发展和产业的发展,提高我们总体经济的效率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而不是一个阻力的环境,我认为这个问题直观上看是政府的问题,只是跟政府间的关系的利益分配的问题,但是背后也会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产业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在今后一段时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应该更好地来研究、来设计,同志们知道我们市场经济刚刚起步时间不长,我们92年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目标,到现在才十年的时间,所以中国是一个古国,但是市场经济来说我们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我们现在的很多制度还都是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间的一个过渡版。

十、没有94年的分税制改革很难有今天的成就

    我们现在的税制是94年税制改革建设起来的,应该说这个税制总体上是很成功的,包括我们的分税制是很成功的,今天整个国家的发展和94年的税制改革分税制的改革有着很重要的关系,没有94年的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我个人认为很难有今天的成就,但是这个意思我绝不是说04年的税制已经很完美了。就我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现在税制中间一个比较重要,应该引起关注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研究,我们慢慢来解决这个问题,一定会实现既能够使得我们政府可以给老百姓提供比较好的公共服务,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和基层的地方政府,能够给所在的居民提供比较好的公共服务,同时也可以给我们企业的发展、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更好的,更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一个外部环境,我就讲这么多,这个问题是最近我们才提出来的,我在几次别的场合上也讲过这个问题,也引起一些学者、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今天大家都是企业界的同志们比较多了,我也希望同志们在你们的工作里面,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或者体会,大家可以讨论,帮助我们把这个问题能够认识得更清楚,研究得更透彻,我们能够拿出一个更好地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能够加快我们税制的建设进度,使得我们的税制建设能够更好地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我今天就介绍这么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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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文一篇:

经济增长为何工资难涨 少数人拿走多数利益

时间:2006年07月25日09:23 

【来源:南方网】 

你涨工资了吗?

  中国经济正在持续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GDP增速高达10.9%;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物价上涨了;你的工资涨了吗?收入分配改革的大幕正在拉开;如何让经济增长的红利普惠国民?谁来给我们涨工资?

  “你觉得自己的收入水平能反映自己的工作贡献吗?”MSN上,马莉向记者发来一个愤怒的表情,接着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回复:“当然不能!”

  马莉是标准的白领,担任国内一家著名的IT企业的部门经理。毕业以后,随着她职位的上升,她的收入也在随之增长。但她对自己的收入并不满意,“付出的比得到的多,这是我们这个行业很多人的共同感觉。”在职场拚杀的她或许还不知道,一场全国性的收入分配改革正在展开。像大多数人一样,她无法感知这场改革可能带来的影响。她也并不知道,除了业绩上升、职位提升之外,还有什么涨工资的理由?

低工资的国度

    7月17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四部委负责人就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答记者问”的文章,标志着收入分配改革的全面启动。在回答“为什么要改革”时,官员们指出了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一些行业收入水平过高,分配秩序比较混乱。

  上周,一位西安烟草企业职工的工资单引起了公众的关注。这位职工透露,每年她的银行卡上基本维持将近60000元的收入——这包括基本工资9600元;效益工资约36000元;通讯、交通、菜篮子等各种补贴约4800元;公积金存款约10000元。当然,这还不包括当年的年终奖金。

    事实上,这种收入水平在大型垄断企业中并不少见。也是上周出台的一份央企利润统计显示,共有12家企业利润超过了100亿。这“十二豪门”主要来自石油石化、冶金、通信、煤炭、交通运输和电力系统,即传统的煤、电、油、运行业。他们的员工工资是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3-4倍。

  炮轰垄断行业工资的同时,一些学者也开始发出了另一种声音:不要只盯着那些高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固然有不合理的地方,但他们毕竟是少数;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收入依然很低,这种长期的低收入不是更不合理吗?

  去年,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平均到每个月,仅有875元。这一数据已经足以显示,我们今天依然是一个低工资的国度。

  与低工资相伴随的,还有工资水平的低增长。有学者指出,在过去的12年里,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月工资仅提高了68元,如果把物价等因素考虑进去,实际是负增长。

  也许民工工资增长并不能代表全部,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大学生的起薪点。团中央的一份调查显示,今年应届本科毕业生中,66.10%的大学生将月收入定位在1000-2000元之间,1.58%的学生甚至愿意“零工资”就业。即便如此,调查中仍有77.3%的用人单位认为大学生的期望过高。

  马莉很庆幸自己毕业得比较早,在她毕业的时候,全国大学生的起薪点至少可以保证在1500元以上,像她那样的名校学生都在向3000元看齐。而在今天,媒体的标题早已定性——“大学生进入低工资时代”!

钱都哪儿去了?

  “1992年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担心发生的资本收益过分压低劳动报酬的现象,不幸被言中,已经成为当前全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在一次关于分配改革的论坛上,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宋晓梧(宋晓梧新闻,宋晓梧说吧)痛心疾首地表示。

  宋举出的例证是,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7%、16%和12%。2000年到2003年,这一比重虽略有上升,但依然徘徊在12%-12.5%之间。与之相对的一个可比数据,美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近年来一直稳定在50%左右。也就是说,在GDP高速增长的时期,工资总额的增长却在下降。那么,这些钱都去了哪里?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认为,经济增长的好处过多地分配给了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从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的分配比例来看,1978年为55%:11.1%:33.9%,1998年为68.6%:13.9%:17.5%,变动趋势是居民的份额不断提高,企业的份额有所上升。而此后的1999-2003年间,居民的份额明显下降,企业的份额进一步上升,政府的份额大幅度上升,到2003年发展为61.8%:15.1%:23.1%,政府最终可支配收入的规模迅速扩大,相应居民可支配收入明显消弱。

  在西方经济学里,“分享工资理论”已经跨越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生存工资理论”、19世纪中叶的“工资基金理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边际生产率工资理论”和20世纪中期的“劳资谈判工资理论”,成为主流的工资理论。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分享企业发展的好处,已经成为民众的基本共识。

  而在中国,很多人对工资的认识更多还停留在残酷的“生存工资”阶段。这个由古典经济学派大师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描述的理论,更多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一个现实——从长远看,在工业化社会中,工人的工资等于它的最低生活费用。也就是说,工资只能保持在维持其生存、使其勉强糊口的水平上。很多人甚至认为,正是这种“生存工资”成就了中国的竞争优势。

    一位学者指出,在我国2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摊的改革成本,过多地由所谓“弱势群体”承载;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享的经济成果,过多地被所谓“精英团体”瓜分。现在到了下决心调整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或许,我们可以将这些期待放在即将到来的收入分配改革上。这样,也许我们就可以不仅仅把涨工资的希望寄托在老板、上司和领导身上,而是通过收入分配的制度性改革,来抑制畸形的高工资,同时改善畸形的低工资。

   你会从收入分配改革中获益吗?收入分配改革即将展开,这将是一场涉及面广的改革,你会从改革中获益吗?本报记者采访了各阶层的一线工作人员,谈他们的收入水平,对收入的满意度,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以及对这场改革的看法。

  

经济增长的利益应该普惠国民

  国家发改委经济所副所长杨宜勇访谈录

  南都周刊:近20年来中国的经济都在高速增长,但我们采访的一些人,他们却很少感觉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实际利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杨宜勇:经济在增长,工资也在增长,几乎是同步增长。如全国城镇人均收入增长每年大概是在8%以上,农民现在每年也在5%-6%。但为什么大家没有感觉到呢?可能是涨得慢的缘故。比如服务业的,你一个月600块钱,涨8%的话可能就涨48块钱。但对于富人、一些垄断行业,或其他高收入者来说,他们的增长速度可能比经济增长的速度要快,你看北京外企一般的正常工资增长每年是10%。

  南都周刊:这是一个权威统计的数字吗?

  杨宜勇:不是,这基本上是惯例,不是统计得来的。在职的人多多少少都有增长,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正规企业不管它是国有控股还是私营企业,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增长机制。但你说低收入者,比如说农民工的工资、一般的清洁工、服务员没有涨或涨幅非常小,这也是事实。

  南都周刊: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被不同的人拿走了

  杨宜勇:经济增长的好处,政府要取一块,企业要取一块,最后才是个人的。从现在来看,个人利益在这里面还是占大头部分的,可能要占到60%-70%。当然,人里面又得分人。少数富人拿走了大部分经济增长的好处,大部分人都没有拿到。

  南都周刊:如何通过一些制度建设来保障经济增长的收益,普惠到社会大多数人的头上?

  杨宜勇:理想的状态就是说穷人能变成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者能变成富人,富人能变成中等收入者。要实现这些目标,得需要一整套制度建设。如正常的升迁机制;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等要均等化,就是站的起跑线差不多;社会的流动性应该加强。最后,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鼓励大家都去冒险,都去增加收入。如果说他没有富,他亏本了,还有一个社会保障作支撑。

  民众应学会表达利益要求

  南都周刊:最低工资制度目前正在普遍建立,但随着各地最低工资的普遍提高,几方面的担心都开始出现:企业担心会增加成本;政府担心会影响投资;而公众更关心的是:最低工资都提高了,自己的工资会随之上涨吗?

  杨宜勇:最低工资应该是反映一个劳动力自身的简单再生产所必须维持的一个收入水平。它对于解决增长社会公平、提高在业者工资还是起到一个引导和督促的作用。最低工资提了,你想想看,你可能会和你的老板说我也该提了,所以会带起来一连串的作用。
  但我觉得像广东提高最低工资只是一个补课的性质,相比它的经济增长速度,最低工资标准早就该提高了。
  南都周刊:也有人认为最低工资对于农民工来说形同虚设,谁来保证用工企业执行?
  杨宜勇:最低工资标准具有法律效应,应该是劳动执法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说既然规定了,就要从法律的层面来保障。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曲解了最低工资,把那些福利性的东西都算在里面。其实最低工资就是基本工资,不包括午餐补助、住宿、加班工资等。

  南都周刊:一些地方也出台了指导企业调整工资的制度,但这种没有强制力的规定,如何得到企业的配合?

  杨宜勇:企业工资增长指导线虽然没有强制力,但是工人和工会可以根据这个和工厂的经营者、所有者来进行谈判,根据你的行业情况,有的行业可以多涨点,有的行业可能少涨点。这跟你的谈判能力也有关系。

  南都周刊:工人和工会跟所有者谈判?但工会能到位吗?

  杨宜勇:工会的作用应该是逐步的好转。但我承认你说的那个大的前提,就是说工会的作用还没有到位。目前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如何确立工会独立于政府和企业雇主之外的法律地位,以及维护职工权益的实际权利。

  南都周刊:我们都很少感觉到工会的存在啊!

  杨宜勇:因为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工会会员。你有愿望但你不表达,就想搭便车,这种人比较多,说你们去弄吧,弄了我跟着占便宜,弄不上我也不吃亏,顶多就是不涨,我也不费那个劲。这你能怪工会吗?你自己都不合格。所以,工会组织当然要加强这方面的能力,但工会会员也要有自己的主动性、谈判的意识。

  南都周刊:最近大家反映强烈的是垄断行业工资,收入分配改革会削减他们的收入吗?

  杨宜勇:打破垄断是最彻底的解决办法。这包括两个方面:从行业上打破垄断,从劳动力市场上打破垄断。垄断行业的劳动力市场基本上和非垄断行业的劳动市场是分割的。如垄断行业里自己聘用农民工合同工,他们和正式职工的收入差距就很大,这违背了同工同酬的原则。很多国有企业以前让一部分职工下岗了,现在企业效益好了,但他可能并没有把过去下岗的工人找回来,而是更多的使用农民工。为什么?因为农民工的工资只有正规工人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这也是很不公平的。

  南都周刊:垄断行业工资的畸形上涨,也推动了物价的畸形上涨,这会进一步加剧收入差距问题吧?

  杨宜勇:垄断行业从收入弹性来说,对基本生活用品一般都推动得有限,他一个月就吃20斤米,吃5斤肉,或者几斤蛋,这个东西涨得是有限的。但是垄断行业推的是什么?是奢侈品、耐用消费品,如住房、汽车等等。

  南都周刊:这个怎么平衡呢?

  杨宜勇:市场会自动平衡的。因为市场也是竞争的,可能涨了一部分是合理的,要涨得太高,就没有人要了。供求自然会要达到一个新的平衡。对于一些耐用消费品,通过其他经济手段进行调节。如房子可以征税,物业持有也可以征税。

  (策划张东生 执行林之东 陈建利 插图李峰 《南都周刊》)

链接: 最低工资制度

  1994年通过的《劳动法》第48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最低工资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报国务院备案。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目前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和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实行了最低工资制度或类似规定。前苏联和东欧各国,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也先后规定了本国的最低工资收入标准或工资浮动下限。

  从2005年1月1日起,在26个设有最低工资的欧洲国家中有12个国家提高了各自的最低工资。卢森堡和比利时以1466.77和1317.5欧元位居各国最低工资数额排序的前两位,俄罗斯和摩尔多瓦以19和26欧元排在最后。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在今年新出炉的各地最低工资标准中,深圳以810元/月高居榜首,广州为780元/月,北京为640元/月,上海为690元(2005年数据,今年尚未调整)。 最低工资标准为何成了摆设?

  企业工资增长指导线

  工资指导线制度是中国目前对企业工资分配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制度。有关地区结合当年国家对企业工资分配的总体调控目标,综合考虑本地区当年经济增长、物价水平及劳动力市场状况等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本地区当年企业工资增长指导意见,企业应根据企业工资指导意见,在生产发展、经济效益提高的基础上,合理确定本企业当年的工资增长率。

  工资指导线水平包括本年度企业货币工资水平增长基准线、上线、下线。基准线是当年企业工资增长的适度水平,是地区企业工资增长的总体调控目标;上线是企业工资增长的高线或最高调控线;下线是企业工资增长的低限。

  最近各地分别推出了今年的企业工资增长指导线,其中北京的基准线为10.5%,上线为15.5%,增长的下限为零增长或负增长;上海的基准线为9%,下线为3%;广东的基准线为11%,上线为15%,下线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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