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来稿文章选摘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辑

2006年6月21日

目录

1,韩德强:两种改制观的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

2,金玉成:罕见的连续式理性批判!——评《中国式管理批判系列文章》

3,施晓渝:“负文化“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4,报摘文章:贪官越判越轻,反腐败之路将何往? 

5,田南雁:美国要“挤”入上海合作组织(SCO) 

6,高飞: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7,张新光:中国新一轮农村改革的主线:多予、少取、放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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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改制观的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  韩德强

2006年6月

     赵翠荣:国有经济不能一退了之。改制决不能变成侵吞国有资产的最后晚餐!

     唐南富:国退民进,全线撤退。让“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这种论调见鬼去吧!

    最近,我应邀到海口和南昌两地考察海南省机械进出口公司(简称:海机设)及其在南昌的子公司(南昌新大地实业发展总公司,简称:新大地),了解到一场历时六年的保卫国有资产的“上甘岭”战役。保卫方的核心是现任海机设和新大地总经理赵翠荣。她受海南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重托,以海南省纪委、检察院、法院和审计厅为有力支援,团结带领海机设和新大地的绝大多数干部和职工,冒着生命危险,击退了一次又一次侵吞国有资产的狂风恶浪,使新大地和海机设起死回生,大幅度提高了在职职工工资,保障了离退休职工的工资,成为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做大做强的典范。进攻方的核心是前任新大地总经理、死刑犯涂景新。

    涂犯虽在狱中,但他运用贪污到的2500多万国有资产,精心策划并组织翻案。他拉拢腐蚀了海南和江西两省、海口和南昌两市的个别干部,给专案组和接管组制造重重障碍,甚至勾结黑社会力量多次威胁、暗算赵翠荣。与此同时,涂景新还利用社会上流行的以改制为名、以私有化为实的错误思潮,用虚假资料欺骗学者、制造翻案舆论。

    令人不解的是,海机设的上级单位——海南省机械工业总公司(简称:机械总)的总经理唐南富,也对赵翠荣同志的工作一再干扰,多次利诱或威胁赵翠荣,在涂案未结的情况下,迫其进行私有化改制,意在使涂案失去支撑。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教育活动在海南展开后,唐南富居然在保先活动的汇报会上公开宣称:“国退民进,全线撤出。大船沉没,舢板逃生。这是改制的大方向!让‘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这种论调见鬼去吧!”对此,广大党员干部震惊不已。人们禁不住怀疑,是不是国民党还乡团已经夺取了海南省机械工业总公司的领导权?

一、临危受命,拯救海机设

    1999年初,赵翠荣同志受命担任海机设的总经理。这时的海机设已经濒临倒闭了。半年前就没有人上班,职工养老保险也停交了一年半,职工工资一年没发,下岗职工的最低生活费更无从谈起。财务账上只剩2元5角,欠交水电费7万元,房租费8万元。公司的进出口权几乎被取消,十大职能部门与外界的业务往来已经全部中断。

    敢不敢接手这样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摊子?这是摆在赵翠荣和她的新班子面前的一个严峻考验。当时,周围舆论都认为,国有企业搞不好,海机设就是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例子。领导换了一任又一任,几乎每一任都不把心思放在生产经营上,而是想着怎样利用这个平台,或者当跳板,或者当钱包。现在,海机设的钱包明摆着已经空了,作为政治跳板的功能也随之丧失。海机设已经成了一个烂泥潭,谁往里跳,谁就会陷进去,谁就是傻瓜。在许多人眼里,赵翠荣就是这样一个政治傻瓜。她从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责任心强,经验丰富,有能力,有魄力,敢做敢当。可是,当时赵翠荣正怀孕在身,按情理又不宜担此苦差。上级领导部门研究来研究去,还是动员了赵翠荣。他们或许考虑,这样一个烂摊子,最正常的是破产清算。万一有点起色,就算是好成绩。其中个别领导甚至巴不得海机设立刻关门大吉,这样,过去积累的各种问题都可以一笔勾销。

    然而,赵翠荣的意志、胆略和能力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她以自身的激情和决心感染了新的领导班子和老职工。由12人组成的企业“拯救队”成立了。“拯救队”自愿报名,不计报酬(每人每月发300元的生活费),进入战时工作状态,不分白天黑夜、份内份外。就是依靠这支“拯救队”,赵翠荣从千头万绪中梳理出公司的若干主要问题,选准突破口,组织力量,重拳出击。与此同时,发动大家寻路子、找关系、挂牌子,解决资金问题;积极理顺关系,落实进出口权;堵塞管理漏洞,筹措资金补交水电费,恢复正常的办公和生活条件;广交朋友、招揽人才、调动业务人员的积极性,疏通业务渠道;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解决致公司于死地的历史遗留问题。经过半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公司终于出现了一线生机。

    公司生机初现,那些心怀鬼胎的人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动了杀机。1999年5月,赵翠荣开车到金盘办事,当车行驶到工业大道中段处,方向盘突然失灵,她急速跳出车外,摔倒在马路上,身上多处受伤,孩子也险些流产。如果不是反应敏捷,赵翠荣很可能已经作了阴曹新鬼。权威部门鉴定发现,助力器被人塞上了烟丝。

    如果说接任时赵翠荣只需置个人的政治和经济前途于度外,这时,她发现,自己面对的是生死抉择。显然,杀人者在暗处,赵翠荣在明处。如果继续追查海机设的关键性历史遗留问题,触动那张强大而无形的既得利益网,她躲得过初一,躲得过十五吗?干部职工的眼睛都在盯着赵总。退,情有可原,一了百了。进,千难万险,凶多吉少。正所谓“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狱无门自来投。”赵翠荣像战争年代的共产党员一样,义无反顾,选择了进!

二、怀抱婴儿,接管新大地

    1999年,海南省国企的改制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为准备改制,海机设进行了清产核资。核资工作发现,海机设下属子公司——江西省新大地实业发展总公司已非法变更为涂景新的个人公司,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案发后,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于1999年6月成立以海南省纪委牵头的“6·28”专案组,不久即将原海机设副总经理、新大地总经理涂景新缉捕归案。海南省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4月以贪污罪判决涂景新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以挪用公款、徇私舞弊罪判原海机设总经理黄智忠有期徒刑十二年。

    根据专案组的要求,海机设成立接管组于1999年11月进驻江西南昌。身为接管组组长的赵翠荣怀抱着刚刚满月的孩子,带领海机设的部分干部,与涂景新在南昌的网络展开了一场场接管与反接管的殊死较量。

    新大地是海机设于1993年在南昌成立的一家电子和家电产品大卖场,涂景新作为调进海机设的国家干部负责该卖场的经营管理。由于海机设前几任领导疏于管理,涂景新得以贪污2556万收入,挪用公款766万,并将267万国有资产私有化为个人资产。(详见(2002)海南刑初字第79号《刑事判决书》)涂景新长期在南昌活动、经营,黑白两道通吃,一方面下大力气拉拢腐蚀相关的区、市、省三级干部,另一方面又与当地黑社会你来我往。有了这两层保护,涂景新在经营新大地时有恃无恐:贪污巨额场租收入;偷逃巨额国税;拖欠江西省展览中心的场租;拒不安装消防设施;不改善商场的通风、照明条件;在卖场营业额日益萎缩的情况下,还征收高额押金和租金。商户稍有不满,涂景新就指使保安打人。保安打伤了人,进了派出所的前门,就出了后门。

    因此,当赵翠荣带领干部接管新大地时,遇到了涂景新各路势力的疯狂抵制。涂犯被捕后,执意要见赵翠荣,否则,他什么问题也不交待。为争取尽快让涂交待问题,剖腹产后才十多天的赵总拖着虚弱的身体到看守所与涂谈话。但涂犯对赵总再一次发出赤裸裸的威胁,警告赵总不要自讨苦吃,否则将身败名裂,绝不会有好结果。赵总则是以正义的两手对付流氓的两手。一方面,配合专案组查清案情,抓紧接管新大地,使新大地不但重现生机,而且走向辉煌;另一方面,则是变换住所、戴上假发、隐藏踪迹,防止被涂犯势力暗算。

    涂犯全面出击。1999年9月,海机设副总张培清配合专案组到南昌工作,被一伙手拿棍棒的歹徒追踪,在张培清急中生智和组织的积极呼应下,才幸免出事,但由于过度紧张当晚头发就脱了一大片。同期,专案组9名办案人员被不同程度打伤。赵总和张总接连收到数次恐吓电话,声称要将张培清从地球上消灭,要用100万提赵总及其孩子的人头。公司车辆遭三次严重破坏,住房被人抛砖砸坏。涂犯势力还鼓动卖场商户拒交租金,群起闹事。就在海机设戳穿涂犯所伪造的脱钩文件,取得国家工商总局确认,将已变更为私人企业的新大地恢复全民所有制性质时,江西省里的某位领导又帮助涂犯阻止刻制公章,使接管工作一度停顿。更有甚者,涂犯势力公开贴出大幅标语:“剥海南人的皮,海南猴子滚出江西。”在这一切的背后,是涂犯贪污所得、不知去向的近3000万元巨款。

    接管前期,不仅外患纷扰,更有内忧重重。公司经济极为拮据,十几位接管人员挤在一套140平米的房子里,没有取暖设备,每天几十元钱的伙食费20多人吃,清汤寡水。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七、八小时,白天“文攻武卫”参加商战,晚上开会研究问题和对策,不少同志病倒了。少数同志逐渐有了疑问:流行舆论似乎都在鼓吹国有企业搞不好,只有拍卖给个人算了。我们冒着生命危险保卫国有资产,但如果这份资产将来还是廉价拍卖给私人,我们不就成了天底下最大的傻瓜吗?

    赵总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两种改制观在干部思想中的较量。她斩钉截铁地告诉大家,只要我们还是共产党,就不可能将国有企业都卖光。国有企业的确有机制上的问题,改制是要给国有企业注入新的机制,焕发活力,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的优势,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而不是一卖了之。部分国有企业拍卖、出售、退却,这是我们党在战略和战术上的调整,是为了集中力量搞好大中型国有企业,进一步增强国有企业的实力和控制力。如果国有企业都卖光了,都私有化了,那共产党就该改名为私产党了。的确有一部分社会舆论希望共产党变成私产党,有一部分经济学家借改制之名想把中国人民共同拥有的、产权模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变为一个少数人所有的、产权清晰的帝制国家,但这绝不是党中央的声音。党中央绝不会自掘坟墓!赵总的逻辑环环相扣,很有说服力。这样,思想上的疑虑被打消了。

    但是,赵总懂得,除了消除思想疑虑,还得想办法筹措资金,提高员工工资。接管班子定下方针:一平二降三提高。一平,确保平稳接管;二降,降低商户租金30%;三提高,提高员工工资20%。这样,稳住了商户和员工的人心,逐渐打开了接管工作的局面。从2000年春起,接管组以“智取北厅,商炒南厅,强攻中厅”的传奇措施,以敢打硬仗、恶仗的精神,以十几人被打伤为代价,促成公安机关抓捕了十几名带头闹事的业主,迫使涂犯在新大地的势力知难而退,确立了海机设在新大地的管理地位。

三、力排重压,再造新大地

    事情就是如此巧合,如此令人生疑。涂犯曾经掠夺式地经营新大地,只顾收钱,不顾改善经营环境,但那时候南昌市的各职能部门很少来检查。但涂犯被捕后的2000年元月至8月,新大地平均每天有十几家省、市、区的三级职能部门光临检查。这家刚走那家又进,查得新大地业主“鸡飞狗跳”。

    在涂犯经营时,所有业主的税费都由新大地代缴,而涂一面收取业主的税费,另一面则向国税局大量隐报国税。涂被捕后,江西省税务局却以逃漏税款准备来惩罚新大地,要求新大地补缴税款400万元。新大地正在起死回生,400万元完全可以让新大地销声匿迹。与此同时,市、区两级税务机关决定,新大地必须分税,即各业主必须直接将税交给税务部门,这样一来,每个业主每月的税收负担将从300元上升到1000多元,业主反响强烈,纷纷准备撤租。海机设管理下的新大地一时风雨飘摇。

    在同一时期,以《江南都市报》记者盛政祥为首的不良记者,对新大地的接管连续进行攻击报道,对接管人员的讲话断章取义、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使南昌市民对海机设产生怀疑和敌意,也使新大地的声誉遭受重大伤害。

    在涂犯经营的七年中,新大地没有任何消防设施。恰值此时,江西萍乡发生震惊全国的烟花爆竹爆炸案和其他多次火灾,江西消防的整改力度空前加强,而新大地又成了江西的重点。2000年11月,省长黄智权亲自批示,要求新大地立即停业整顿,拿出350万元添置消防设施。这又是一道紧急催命符。

    面对这一道道紧急催命符,以赵翠荣为核心的接管班子冷静分析形势。难道省、市、区三级都已经被涂犯控制?不。涂犯纵有天大的能量,也不能将三级政府玩弄于掌股之中。涂犯最多只能影响个别人,这些人利用职权、制造借口、带动不明真相的下级、同级甚至上级给新大地的接管工作制造麻烦。至于因萍乡爆炸案而带来的消防整顿令,恐怕真是巧合,当然并不排除涂犯势力也起了一小点作用。因此,只要迎难而上,坚决相信政府中的大多数干部,就一定能够据理力争,赢得同情,赢得时间。就这样,赵总在三级政府的各部门间奔走游说,以一身的浩然正气和充分理由感动了无数不相识的江西干部,取得了他们的理解,争取了时间和空间。公道自在人心。历时半年,江西省国税局主要领导同意免补95%,只交15万。《江南都市报》的主编被撤,盛政祥被辞。江西省消防部门也终于允许边经营边建造,新大地加班加点,在2001年第一季度完成了消防改造。

    就在催命符被一道道化解之际,来自“市场竞争”的冲击又排山倒海般向新大地扑来。2001年1月,同样销售电子产品的“南昌科技大市场”开始招商。该市场装修豪华、软硬件设施齐全。更重要的是,该市场的管委会成员中竟有南昌市政府秘书长,市国税局、地税局、交通局、工商局的一把手。其招商政策极其优惠:1、工商费免交二年;2、免征两年营业税和所得税。这种税费的优惠与新大地正在成倍增加的税费形成巨大落差。在新大地卖场经营的业主90%都在该市场预定了店面。2月,在新大地楼下经营服装的“新华群实业”也转营电脑,而且来势汹汹:由市政府出资装修豪华的市场,各大媒体为其宣传造势,以“南昌市下岗职工再就业基地的名义”享受减免税费的政策。3月,附近的洪城大市场又冒出一个“江西省科技数码港”,该公司号称携美资15亿,要组建华东地区最大的集研发、生产、销售一条龙的信息产业航空母舰。南昌市的一些职能部门传出消息:“展览中心(新大地卖场所在地)要恢复其原有的展览功能,以后南昌的电子(电脑)市场将集中在‘科技大市场’和‘科技数码港’两处。”4月,文化部点名对新大地音像市场进行整改。

    强大的竞争对手如此密集地亮相,加以职能部门的传言,音像市场的整改,直接导致新大地南厅和中厅的业主撤离,80%的店面空出,余下的业主也因准备撤离而抗租。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新大地保不住了!新大地内部员工也人心浮动,各种问题纷至沓来。有些人感到涂犯的力量太强大了,不知道会给新大地设下多少生死劫。俗话说,强龙斗不过地头蛇。更何况,赵翠荣一无高层背景,二不会像涂犯那样到处拉拢腐蚀,三无雄厚的资金支持,绝对算不上强龙。失败似乎是注定了的。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赵翠荣再一次展现了她出类拔萃的胆识。她没有因此而高估对手的力量,没有乱了方寸,以商战应付商战。她一方面以自身的榜样力量留住人心,另一方面再次降低租金,重新规划市场,开辟品牌电脑市场,压缩家电和音像市场,开设二手手机和品牌手机,改善卖场的通风和照明条件。这些举措有效地将新大地领导班子的信心转递给了业主,稳定了业主的人心。干部和职工也逐渐感到踏实起来。

    就这样,赵翠荣和她的团体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靠正义和胆识,“拳打脚踢脑袋顶”,硬是闯过了九九八十一个磨难,彻底战胜了涂犯势力,再造了新大地。到2004年底,新大地的经营面积达到近2万平方米,是涂犯经营面积的三倍以上,卖场出租率高达99.8%。公司先后击垮了资金实力、政治背景和场地条件都优于新大地的赛博电脑城、科技大市场、洪城数码广场、百脑汇电脑市场等强劲对手,成为江西IT市场上无可匹敌的领导者。目前,公司拥有一支作风顽强、务实高效、团结一心、训练有素的干部和职工队伍,管理规范,制度合理,档案完备,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良好条件。

    新大地已经成为海机设的支柱企业,到2004年底,已经为海机设提供了近500万资金,职工平均工资从1999年的300元提高到现在的平均1500元,三项保险按时足额上缴(并补交了前几任领导积欠的几十万元),解决了办公场所和职工多年都不敢想的住房问题。海机设的其他历史遗留问题也正在逐步得到解决,其他企业的业务也正在逐步恢复。一个生机勃勃的国有企业正出现在中国大地上。

四、生死较量,两种改制观

    新大地和海机设前进的每一步,都体现着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关心,都凝聚着广大干部和职工的心血。然而,这每一步也都引起黑恶势力和私有化导向的改制思潮代表者的恐惧和忧虑,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上下勾结,内外串通,企图一举搞掉赵翠荣,搞垮海机设和新大地。

    到2003年底,海南省机械工业总公司下属的三十多个国有企业已经都按私有化的路子改制完毕。拥有几万职工的海南省机械工业总公司,现在只剩下海机设的数百名职工还在正常工作,只有海机设发展得红红火火。总公司只留下了领导班子6人守摊,解决遗留问题,随时准备关门大吉。总公司和各下属企业的领导都心知肚明:如果赵翠荣领导的海机设继续做大做强,他们改制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已经落到个人名下的国有资产就有可能重新被审计调查,个人的钱包和前途都可能受到重大威胁。因此,以总经理唐南富为首的总公司领导想尽办法希望海机设按私有化的路子改制,把赵翠荣也变成既得利益者,封住她的口,封住海机设数百名职工的口,封住海南省委和省政府的口。

     先是来软的。早在2000年初,唐南富刚刚就任机械总的总经理不久,就希望赵翠荣考虑改制:“你尽快把海机设改制了。我来做董事长,我控股。你来做总经理,是第二大股东,管经营。你认为其他不错的员工也可以入股。”但赵总以新大地接管工作紧张,涂案未结为由,婉拒了唐南富的“好意”。

    紧接着来硬的。2000年夏,正值赵翠荣在南昌没日没夜地应对来自涂犯势力的种种挑衅,应对业主的闹事和各级职能部门的检查,口干舌燥地向国税局领导、消防部门领导解释新大地的难处时,机械总的某些人却正在策划撤换赵翠荣,使赵翠荣腹背受敌。后来,省纪委领导站出来明确宣布,赵翠荣作为6·28专案组的接管组组长,撤换她必须通过省委。此事才算平息下去。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2002年,机械总领导按插在海机设的亲信往赵翠荣的办公桌上塞XX功的传单,同时散布谣言,说赵翠荣是XX功的参与者和漏网幕后指挥,要利用610办公室秘密将赵翠荣抓起来。但此事被有关领导及时报告610,说明情况后,海南省领导出面制止了这出恶作剧。

    2003年,机械总的私有化改制进入高潮。唐南富下令让社会上唯利是图的审计事务所来清查海机设的资产,干扰海机设的正常工作,以无中生有的手法,制造不利于海机设的审计结果。又一次,海南省领导出面明令宣布,由于海机设公司的特殊性,海机设公司的审计必须由省审计厅进行,再一次挫败了他们的阴谋。

    唐南富终于忍不住了,他撕下了道貌岸然的面具。在2003年由机械总召开的所属企业改制会上,唐南富气急败坏地叫嚣:“我就不相信,赵翠荣身上就挑不出骨头来。”紧接着,机械总以赵翠荣抵制改制、抵制审计为由,下发了撤去赵翠荣职务的文件。后经省领导制止,又收回了文件。

    2005年9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在海南展开。唐南富摇身一变,又成了保先教育督导组组长,督导海机设的保先教育活动。谁具有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谁已经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答案本来是一清二楚的。可是,就是这个充满着国民党还乡团气息的唐总经理,却是一身正气、廉洁奉公的真正的共产党员赵翠荣的上级!这位督导组长来势汹汹,要求赵翠荣回答所谓群众关心的四个“热点”问题:一、集资问题;二、欠发职工工资问题;三任用干部问题;四、新大地的经营混乱问题。

    海机设的中层干部听说这四个问题之后,都觉得荒唐可笑。集资问题是涂景新和原任总经理林良忠动员职工购买新大地50万股票问题,职工交了股票款,却只分得二次红利,没有拿到股票。50万股票到哪里去了?这正是涂案尚未调查清楚的问题。如果查清了,涂犯可能将罪加一等。与现在的新大地有什么关系?自赵总上任后,职工工资不但未有任何欠发现象,而且大幅度提高。她所任用的寇建民,经常拼打在工作一线,在接管新大地的前三年经常工作到凌晨三、四点,身体搞垮了,大口大口地吐血,落下了一身的病,公司破例还只能给他报销65%的药费,有这样的腐败分子?新大地在涂景新时期经营是真正混乱的。现在的新大地,设备良好,分区合理,档案资料齐全,员工士气高涨,场地出租率高达99.8%,成为江西IT业的龙头企业。这样的企业管理混乱,有可能吗?唐南富本着“鸡蛋里要挑出骨头”的精神,居然拿这些或子虚乌有的问题,或涂景新的遗留问题当“炮弹”,真是可笑又可叹!

    唐南富一方面这些可笑的“热点”问题整赵翠荣,另一方面又把私有化的改制包装成中央精神在保先动员大会上威胁赵总领导的干部和职工,为自己虚张声势。这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五、心路探访,保持先进性

    在北京初见赵翠荣时,我曾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怎么会是一个中型国有企业的老总呢?分明是一个终日奔走在乡间小路上的农村妇女干部啊!衣着朴素到带土气,脸色黝黑苍老,起码比实际年龄大十岁。唯一可以说明她还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是一款三星ANYCALL手机。但是,几句话下来,我已经肃然起敬了。她讲话象连珠炮,逻辑严密,激情四射,正气逼人,即使在介绍情况时也象是在唇枪舌剑的交锋中。我不由得赞叹,腐败分子要遇上这种共产党人,那真是倒了大霉了!

    我到海南见到了原来经办此案的海南检察院和审计厅的干部,也见到了海机设的主要领导。到江西时又见到了新大地的接管和经营班子,参观了新大地的店面、办公室和档案室,和一些员工作了交谈。从赵总口中,我知道了这些干部职工怎样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顾不上妻子儿女,冒着生命危险,坚守岗位,机智工作,再造新大地。但职工都绝口不提自己的辛苦,却对赵总流露出由衷的敬佩。用他们的话说,我们吃的苦那有赵总吃的苦多!我们没有赵总那么高的觉悟,可是看到赵总能够顶狂风战恶浪,不知疲倦地工作,我们也被感染了!有这样的带头人,那怕前面是万丈深渊,我们也跟着往下跳!开始时,业主们觉得赵总真是个傻瓜,现在,他们觉得我们新大地的员工都是傻瓜。

    赵总真是个傻瓜吗?涂景新之流,唐南富之流,都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普通人也很难理解赵总的动机。都什么年头了?别人抢国有资产还来不及,想瓜分国有资产还没有机会,赵翠荣却不但自己不分,还客观上搅了那些分到了国有资产的同级和上级的好梦,不但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赵翠荣功劳再大,创造的业绩再惊人,还不是领导手中的小卒子?海机设、新大地的资产再多,和数万亿的共和国国有资产相比,还不是沧海一粟?沧海都快干了,保一粟又有何意义?

    带着这些议论,我又与赵总进行了深谈。赵总说,开始接手海机设时,我并没有考虑得那么多。我过去在陕西省做过纪检工作,眼睛里揉不得沙子。后来参加经济工作,学会了一些妥协、容忍,但是,遇到重大的原则问题、是非问题,我还是不会妥协。现在也不准备妥协。就这样,我一步步地和那些歪曲中央精神、侵吞国有资产的腐败干部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冲突。我也知道,我能保卫的国有资产只是沧海一粟,我得罪了一张无形的既得利益大网。这张网对媒体有极大的影响力,这张网正在侵吞中国工人、农民50多年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财富。但是,如果偌大的中国没有几个人出来阻止这场掠夺式的私有化运动,就象苏联瓦解时没有几个共产党人挺身而出,长眠于地下的几千万英烈又怎么能安息呢?我个人的命运已经和共和国的命运不可分离了。共和国如果有了不幸,我个人的生死又算得了什么呢?人总是要死的,我现在快50了,也活够了。有人劝我参加瓜分,名利双收,就象当年有人劝陈然烈士从狗洞里爬出来,就有富贵荣华一样。我能这样做吗?这样做还配得上人的称号吗?还对得起入党时的宣誓吗?

    连珠炮式的反问,惊天地,泣鬼神!这一刻,我感到中国还有希望,共产党还有希望!

    最深刻的道理其实是最平凡的。即使在普遍出现三信危机的时代,即使在瓜分国有资产的浪潮已经进入尾声,只要有了赵翠荣这样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国有企业就能够搞好。只要把赵翠荣这样既有先进性又有能力的共产党人提拔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就能够带出一大批赵翠荣式的干部,造就出许多新大地式的、能够在市场经济的狂风巨浪中挺立潮头的国有企业,能够使那些混迹于国有企业领导中的腐败分子不得不瞻前顾后,放慢脚步,甚至不得不做出点业绩。这样,社会风气就自然能够健康起来,两极分化的速度自然能够放慢,人民群众会重新增强对党的认同,国家的种种危机就可能化解于无形,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也就指日可待了。

   初稿于2005-10-28,北京,

   备注:文中观点或事实如有任何问题,责任在作者,与海机设无关。

 

罕见的连续式理性批判!

——评《中国式管理批判系列文章》

金玉成

   我没有读过曾仕强老先生的《中国式管理》,尽管他在中国管理培训界声名显赫,虽然这本书的市场营销做得也很好。我是通过品读张羿先生的《中国式管理批判系列文章》,来了解和认识所谓的“中国式管理”。

一、罕见的连续式批判

从量的角度看,可以说是大型。通常我们能见到的批判性文章,不过5篇。今年3月以来,在中国管理传播网上发表的《中国式管理批判系列文章》竟有27篇之多,犹如中流击水,颇为壮观。

写批判性文章,是一种苦差事,它需要研读人家的作品,找出似是而非的错误、片面的观点、需要商榷的问题等等。写批判性文章,还是一份容易得罪人的活,批者言辞激烈,被批者能够欣然接受的,古往今来,尚不多见。因此,我敬佩批者的睿智、勇气和辛勤,也敬佩被批者的虚心、宽容和接受。

从质的角度看,可以说是精品。一篇文章有几处闪烁着智慧光芒的,就已不简单,何况是二十几篇文章,篇篇言之有物,有的放矢,实在不简单。通读所有文章,不仅大部分观点正确、内容丰富,而且文笔流畅、刀光剑影,可读性特好。

二、理性的批判

《中国式管理批判系列文章》所展现出来的批判点位很多,据不完全统计,就有50多处。在此不打算一一列举和评述,概括起来,主要批判点位如下:

第一,批判了“中国式管理”所表现出来的怀旧、浮躁和妄言。文章指出:“中国式管理在喊出偌大的口号后,所亮出来的却是生锈的铁矛。”“中国式管理的错误在于,它不是以发展的眼光来定义中国,而是从怀旧和光宗耀祖的角度来定义中国。” “不要把民族自信心与古代文化联系起来,不要盲目贬低西方文化。”“中国有优秀的哲学,西方同样有优秀的哲学。” “我们必须有伟大的思想,才能无愧于伟大的时代。”

第二,批判了“中国式管理”的理论所包含的假说、模式和路径。文章指出:“所谓的中国式管理既然只是‘管理哲学’,完全没有必要提升到‘中国式管理’的高度。如果只是探讨中国哲学如何融入现代管理,原本也无可厚非。而一旦把这一学术取向提升到‘中国式管理’的高度,甚至试图以此来追求管理的世界大同,事实上是对自身的致命戕害。” “儒家文化固然优秀,却也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明,儒家文化世界第一,儒家文化可以取代西方文化。事实上,儒家伦理并不优于新教伦理。” “中国哲学+西方管理科学”,这种理论模式的超级虚构是徒劳无益的,是中国式管理的海市蜃楼。

第三,批判了“中国式管理”所谓的“三大主轴”。文章指出:“所谓‘以人为主’不仅是一个逻辑上不清晰的概念,也是一个不符合事实的概念。以此作为中国式管理的‘主轴’,是根本不能自圆其说的。”“‘因道结合’并非中国人的特长。而是全世界都一样,且有人做得比你好,那凭什么说是中国式管理的‘主轴’呢?”“变革乃当今世界管理革命的主题。特别是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跨国公司为适应飞速变化的市场环境,而不断强化自己的变革与学习能力,并早已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的学习与变革体系。越是优秀的企业越懂得变革之道。相反,倒是中国企业不思进取,不知‘依理而变’。”

第四,批判了“中国式管理”思想所包含的浅薄性、腐朽性和欺骗性。文章指出了所谓中国式管理存在着“六大无知”、“十大糟粕”和“七个陷阱”。

第五,批判了“中国式管理”所列举的虚假典范或案例。文章指出:“王安电脑公司败落印证了中国哲学与西方管理制度的不可调和性。” “台湾中钢的成功之道,中国哲学加西方管理科学,这是对中钢模式的错误解读。”

作者在批判了“中国式管理”存在的诸多问题之后,又通过数篇文章逐一解读了施振荣、李嘉诚等企业领袖的文化观,联想、万科、TCL、华为、海尔等大型企业的文化与管理,以及大邱庄经验、南街村经验、华西村经验、大午经验等等,为批判提供了翔实有力的支撑,同时指明了中国管理学发展的趋势和定位——后现代管理。

三、批判的意义

从学术批评角度看,这是一次难得的大型理性批判。它具有抑制浮躁、澄清认识、及时纠偏和指正等作用,如果传播得好,引起广泛而深入的讨论,那么对中国学者正确创新管理思想具有重要的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大多是以美国企业为样板的。美国的管理学大师及其著作不断受到中国传媒与管理培训界的追捧,各种引进学习活动此起彼伏。在学习过程中,中国企业的快速成长与超常活跃,也使得外国同行对中国企业刮目相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的管理学者和讲师们,不甘落后,纷纷学习、体会、总结、讲课、出书,带有中国特色的管理著作开始不断涌现。

不甘落后,积极创新管理思想、模式和工具,力争在世界范围内作出中国人的贡献,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这种意志和努力,是可以肯定的!但我个人直觉,当今中国,在管理思想方面,创新成果刚刚步入产生阶段,值得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的重大创新成果还不多,还需要积累和沉淀。

当今时代,知识信息层出不穷,各种论著纷至沓来,常有顾此失彼的感受和鱼龙混杂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比较经济的阅读方法,是先看网上书评,而后确定是否值得泛读和品读。考虑到此次管理思想批判的重要意义,如果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我会再读一读曾仕强老先生的《中国式管理》。

“负文化“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施晓渝

2006年6月

starkling@163.com

    我们曾以何等的期盼来等待经济的发展从而带来文化文明,政治民主的发展。可近30年来经济发展了,政治民主却觉得逾加遥远,中国的经济在疯狂的发展,管制也越加越强。似乎这30年来在朝着一个反文化的方向发展;似乎管制比我们更加善于利用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来加强其秩序。究其原因,我们不得不冷静地思考这种反文化,即负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承认并研究这种负文化与经济共同发展的理由。

    所谓负文化,我是这样想的,人们自由的思想如叫文化的话,那么控制人们正确的思想的行为体系就叫负文化。不合理的管制就是一种负文化。由于负文化也是一种消费现象,根据我一贯的思维,消费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所以负文化也能带来经济的发展,因它同样完成了一个从生产到消费的经济链,即循环。我国的发展本质上是负文化的发展,因此这种发展更多地是管制集团和管理集团的发展,最后出现的是强大的官员阶层。国民经济如其说是在为普通民众的生存服务,不如说在很大程度上为官员的政治目标服务。

    如我国在1978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金额增长87倍。而从1978年到2003年我国的GDP增加了约10倍。也就是说我国的行政费用是8倍于GDP的增长。若考虑我国实际生活水平的增长,顶多不超过3倍而已。行政费用就是300倍于百姓生活水平的增长。因此,总的来讲,我国所谓的发展应主要是统治层的发展。我国官员在用车,餐宴,各种考察的花费近9000亿元。拿电子监控来说,说当局拿了几百个亿来搞电子监控,这除了本身是政治行为外同是也是经济行为,这种行为不管从GDP来讲,还是从就业来讲,还是从消费来讲,都是有效的。

    又如我到重特钢去了解了一下下岗工人的维权情况在网上发布,国安公安竟花了约十万元来处理这事,不知有多少人往返全国调查,耗费多少人力,财力。但我认为这些不能简单的斥之为浪费纳税人的钱,因确有很多人和经济体为此而受益,犹如战争也会使军工产业受益一样,正面的事有其反面的效应,反面的事也同样有其正面的效应,这些事也有实实在在的经济受益者。这就是中国目前既可笑又可悲的,中国经济在发展,可它却是朝负文化方向发展。

    信息技术为文化的发展拓展了空间,同时也为负文化的发展拓展了渠道。人们通过新的信息技术交流,发展自己的思想,集权统治也通过信息技术反交流,监控人们的思想。纯经济技术的发展却表现为大量以反人性为目的在发展。也许人类的交流要通过控制和反控制,互为相反的方向的对流来实现。但若是控制和反控制这种不平等的交流绝不是人们喜欢的。为追求自由的经济技术的发展却变成了为追求控制的经济技术的发展是人类文明的悲哀。

    负文化的发展方向是为了改善统治层的生存条件为主导的,这是因为,在大众与统治集团的博奕中,统治集团取得了胜利。以官员利益为中心,控制社会和经济资源,从而也造成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内部关系发展不平衡,造成贫富悬殊。这种种不平衡最终会造成社会的震荡调整。

贪官越判越轻,反腐败之路将何往? 

报摘文章

    去年“两会”,温家宝总理在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曾说过“按照中国国情,现在还不能废除死刑”的话,而中国现行《刑法》中,仍然不容置疑地写着关于死刑量刑的条款——当然包括贪污受贿罪。而在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司法实践中,贪污受贿罪的死刑条款实际上已经形同虚设。马德、毕玉玺、韩桂芝一干死有余辜的巨贪竟然纷纷从地狱门前“逃生”! 

    老百姓并非苛求法律“逢贪必杀”,他们也并非个个是法学专家,但他们在一种简单的比较中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法律的“破绽”。他们能说的,正如一位网友的“呜呼”之言:现在该*到成克杰、胡长青鸣冤叫屈了,他们将对着显失“公正”的死刑律条喊一声“虽生而得意,却死不逢时”!是呵,他们的罪行比起同类的罪行要轻得多,但在同一个时空中,面对同一部法律,他们却死了,而那些更加饕餮的同类竟活了下来。 

    而更让成、胡死不瞑目的,是“中国第一巨贪”余振东。据报道,3月31日,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贪污、挪用公款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被告人余振东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100万元。 

    余振东贪污、挪用公款的数额是多少呢?4.82亿美元!有细心人将其换算成人民币,是40多亿元!竟然只判了区区12年有期徒刑!据中国法学专家解读,这是跟美国“妥协”的结果,当然,也是余振东自己“讨价还价”的结果:2004年2月,余振东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联邦法院受审,因非法入境、非法移民及洗钱三项罪名被判处144个月监禁。根据余振东此前与美方达成的辩诉交易协议,美国政府把余振东遣送回中国以前,应从中国政府得到关于余振东在中国起诉和监禁的相应保证,即:假如余振东在中国被起诉的话,应当被判处不超过12年刑期的有期徒刑,并不得对余进行刑讯逼供和判处死刑。江门中院宣布的对余处以有期徒刑的期限恰好是“12年”。 

    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既然已经答应了引渡余振东回国的“条件”,那就不能出尔反尔。所以现在只能说,对余振东的判决是美国法律的判决,而中国的法律在此案中连充当“花瓶”机会都没有。这也是跟“国际接轨”?法律同样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敢问一句:这跟丧权辱国没有丝毫关系吗? 

    今后,中国的贪官就有了一个有例可循的“三部曲”:第一部曲,疯狂地无极限地贪污受贿后卷款逃往他国——最好是美国;第二部曲,在他国投案自首也行,被当地警方捕获亦可,总之拥有了绝对免死的保障;第三部曲,被引渡回国。其实,我要高兴地告诉这些贪官一个好消息,如今咱们国家对各位一律实行“刀下留人”的做法(只能叫“做法”,因为这种“做法”背叛了现行法律),你们就是贪到富可敌国的水平上,顶多不就是弄个“死缓”吗?按照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死缓”是个什么东西!不就是活动活动就出来了吗? 

    贪官们的日子好过了,可中国的反腐败大业似乎越来越尴尬。这样宽恕,巨贪们真的会纷纷化作“海龟”吗?这样温良,他们真的就会“坦白”求“从宽”吗?只怕适得其反!而贪官越来越“繁荣昌盛”的现实,反腐败越来越艰难的困顿,已经证明了国人的这种担心。中国的法学“精英”们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把社会主义的法制原则和律条强奸殆尽,说他们是从法律制度下手、进而颠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而由上层建筑进而颠覆整个社会主义制度——这不算过分吧?如此明火执仗,最高决策层难道一点都没有察觉?温总理“不废死刑”的宣示,虽说不是法律,但至少代表民意、代表国情吧?怎能任凭“精英”们肆意践踏刑法、为所欲为? 

    再深的道理了不讲了,只想念叨一下当年苏区的那条反贪规则:贪污300元以上者杀!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发生“中国第一贪污案”,两位主人公都是功勋显赫的开国功臣,结果怎么样?杀无赦!因为毛泽东历来把“贪污”看成是“极大的犯罪”,因此在苗头初发,他就出了重拳。而今腐败乱世,治乱世难道不该用重典?现在的“精英”时常忽悠党中央,说社会转型期容易导致腐败高发,这不是信口雌黄吗?新民族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哪一次不是惊天动地的社会转型?你见过腐败高发了吗?你听过像如今民谚说的“用机枪扫射都不会误杀”的愤激之辞吗?

 

美国要“挤”入上海合作组织(SCO) 

田南雁

2006年6月20日

    从汉朝和西夏到明清,中国与中亚地区就有贸易、政治往来,而且从没有中断过。自从1989年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从那时起,中国就积极向这一地区靠拢,1997年还分别和几个中亚邻国签署了边界非军事化协议。中亚地区对中国非常重要。苏联解体以后,中国在那里有非常多的商贸利益。而中国伸向全球的能源触角也少不了中亚地区这条重要石油走廊。如果那里形势一旦有变,中国的商业利益就会受损。另外,让中国更加顾虑的是中亚地区的橙色革命。中国担忧这股民主化风潮会吹向中国。 

如今,上海合作组织(SCO)或许已经成为中亚地区最重要的多边安全组织。除了反恐成为其主要议题之外,SCO的成员国中包含了世界上石油储量十分丰富的国家和世界上极大的石油消耗国。因此能源也成为其讨论的重要项目。这些议题都是美国在中亚的地区核心目标。哈德森协会(Hudson Institute)未来安全战略中心联合主任理查德.维茨(Richard Weitz)说,然而,美国的参与却少的可怜。“SCO的壮大让美国产生了很多疑虑和担心,美国至今还没有在中亚地区打出什么漂亮的牌。” 

    中国作为2006年SCO上海峰会的东道主国,中国官方于6月8日确认,SCO的所有成员国元首将如期出席月6月15日展开的峰会,另外一些国家和组织的领导人或代表将以观察员或主席国客人的身份出席,其中包括伊朗总统内贾德、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和印度政府代表、石油和天然气部长穆利.德奥拉。这份几乎囊括了所有地区敏感国家的与会名单,让华盛顿的安全专家们不由倒吸一口冷气。他们聚首一堂,商讨美国在中亚保卫战中的对策。

    美国合众国际(United Press-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简称UPI)国防记者马丁.塞弗(Matin Sieff)警告道:“虽然SCO不是北约,我们不能将之定位为一个军事安全合作组织,但是,它却正向这个方向发展,作为领头羊的中国,要通过这种多边合作形式保护其在中亚、朝鲜半岛、乃至台湾的安全利益。” 塞弗即将出版新书《崛起的巨人:美国决策者在21世纪面临的中国和印度威胁》(The Rising Supergiants: The Challenge of India and China for U.S. Policymakers in the 21st Century)一书指出,去年8月,中俄联合进行的‘和平使命-2005’军事演习地点选在山东附近的黄海海域,那里更靠近朝鲜半岛和台湾,而远离中亚。其安全用意十分明显。 

中国的中亚利益

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即SCO)的前身是由中国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于1996年组成的“上海五国”会晤机制。2001年6月,乌兹别克斯坦加入后,机构改名为SCO。后来,蒙古、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成为SCO的观察员国。这些区域大国的加入使政治、经济结构一贯松散的亚洲出现了第一个横跨东、中、西和南亚的多边合作组织,而作为主创国的中国,地区地位也在不断提高。 SCO的发展可以视作是中国拓展地区影响力的一种标志。中国的文革发生后的30周年。这几十年来,两代领导人在中国坚持改革,中国逐步向现代化迈进。中国的第四代领导人正面临中国转型的时机。SCO的建立壮大,就能看出中国比以往更有信心了。

     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谭慎格(John Tkacik)一向是对华鹰派人物,“中国觊觎中亚地区已经有20年以上的时间了。”他对SCO峰会研讨会上指出,“中国并不高兴,甚至不愿意美国势力进入这一地区。” 中国不但要保住中亚远离美国的势力范围,还利用SCO的机制将战略触角伸到东亚地区。

    SCO 框架下,中俄携手并进。俄罗斯政府还在不断发展其在中亚的国防活动。2005年9月,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自苏联接替后的第一次联合军事训练。两个月后,两国就签署了军事互助条约。

    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亚里尔.科恩(Ariel Cohen)说,“储油量丰富的俄罗斯希望能建立一条‘南北能源’走廊,直通到亚洲的中国和印度,中亚正处于其间,中亚地区一直被成为俄罗斯“柔软的腹部”,如今这块敏感地带又加入了能源因素。中亚国家并没有成为北京和俄罗斯争夺的地缘战略目标,相反,二者在这一地区的合作还远比其它方面更加紧密,通过SCO的多边框架,中俄两国加深了双边对话。俄方承认中国在中亚的一些合理利益,而中国出于与俄罗斯在能源、军事技术的合作,也没有打算独占中亚真空,而置俄于不顾的想法。北京与莫斯科在中亚地区有许多共同利益,从经贸往来,资源分配,到携手应对西方对中亚的“意识形态演变”,还有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对新疆和俄境内伊斯兰地区的干扰,中俄要紧紧站在一起。

美国想挤入SCO 

    中俄联手吃中亚这块蛋糕时,美国专家们意识:美国的位置在哪里?过去,美国一直忽视东亚,直到伊朗成为SCO的观察员国,美国才开始觉得困惑?2006年5月,中国还邀请巴勒斯坦刚刚上台的穆斯林极端组织哈马斯出席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地区论坛。这就加重了美国的担忧,美国在中亚有几个非常核心的目标,如反恐、发展地区经济,以及巩固美国的能源通道。美国还想劝说中亚各国抵制中俄在这一地区的联合主导地位,有很多美国人甚至还想在这一地区推行美国的人权民主制度。

    谭慎格明确指出:中国向中亚的渗透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地位。“2005年6月,中国压它在SCO的中亚盟友向美国提出要求:关闭美国驻在这些国家的军事基地,并列出具体的时间表。当时,有些强硬的美国官员谴责中国在‘威吓’乌兹别克斯坦清除其境内的美军基地,并哄骗邻国吉尔吉斯斯坦拒绝美国为维护美驻吉军事基地而增加预算的要求。最后的结果是,美驻乌的军事基地被关闭,美驻吉的基地接近于关闭。”他在2006年4月发的《围堵中国》(Hedging Against China)一文指出了要害。

    中美俄三个大国同时卷入中亚问题,就像一盘错综复杂的棋局,美国人目前还没有找到一条破解之道。美国在静观SCO发展的时候,应该抱着一种理解的态度对待中俄。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在美国深陷中东泥潭,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作战的时候,不可能兼顾中俄在中亚的发展。况且中亚地区的确有反恐需要,SCO在这方面能起到积极的作用,现在的问题在于,美国要如何管理这一地区的事务?为了实现美国在中亚的战略目标,美国可以通过双边和多边的渠道走向中亚。传统上,美国在这一地区奉行双边接触,这种战略运用对维持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颇有成效。比如,2005年的SCO峰会要求美国为撤离中亚设定时间表,但是由于美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建立了良好的双边关系,美国在那里至今保留了部分的军事存在。“美国必须巩固其在SCO的观察员地位,”谭慎格和科恩指出,他们甚至提出了美国加入SCO的具体办法:作为成员国,哈萨克斯坦或吉尔吉斯斯坦应该在SCO框架内提出美国的观察员身份问题。为了防治中俄用否决票将美国拒之门外,华盛顿应该游说哈、吉两国利用当年SCO峰会东道主的身份,正式要求美国作为观察员出席。同时,美国也要对北京和俄罗斯做工作,得到它们的认可。

    据这两位专家暗示,哈、吉已经向美方透露,它们愿意成为美国进入SCO的“引见人”。 

   李焰,《华盛顿观察》周刊(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第22期,2006/06/14,

 

大多数人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少数人富裕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道路,

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两条道路的选择

高 飞

(2005年11月24日)

gaofei@chinastock.com.cn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准备通过税收和援助等手段,帮助和带动大家共同富裕。现在,有一部分地区和城市、一部分人比较的富裕起来了。但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和还没有富裕的一部分人发生了摩擦,主要表现在沿海和内地的摩擦,东部和西部的摩擦,有些属于行业间的摩擦等等。社会正在初步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社会群体矛盾开始增多,有些个别矛盾还比较激烈。社会不稳定因素开始出现,在某种条件下,有可能危及到我们改革和发展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局面。

    如何看待这一现象?首先,我们必须客观地承认,一部分富裕起来的地区和人,是我们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成果,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成果,是我们党的富民政策的成果。这些所谓的富裕地区和人只不过是和我们落后的过去比较,表现得比较富裕了,但和发达国家的富裕比较,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要继续鼓励这部分人持续地富裕下去,创造更多更好的社会财富,向全社会继续做好发展生产的榜样。一部分还没有富裕起来的人,想富裕的愿望比较强烈,但是面临的条件和机会似乎比较少,竞争力比较弱,这样就会形成怨言,甚至在特殊的条件下,会发生过激行为。所以,我们更要保护后富起来的人的致富积极性,引导和鼓励他们通过诚实劳动,合法致富。这是我们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先富起来的人在遵守国家法律政策和市场经济法则的原则下,通过办工厂,吸收其他劳动者就业,支付工资,上缴税收,实施捐助等形式,帮助和带动大家共同富裕。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先富帮后富。这是解决先富起来的人和后富起来的人矛盾的唯一正确途径。也就是国家鼓励两头都要大力发展,在发展中解决和化解矛盾,而不是限制先富起来的人的发展,也不是杀富济贫,更不是通过行政手段调和,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

    在现实中,我们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人没有或不愿意帮助后富起来的人,而是利用已经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作为进一步压迫和剥削别人的工具,以使自己增加更多的社会财富,甚至部分个别先富起来的人利用这些财富渗透到国家机关,拉拢腐蚀国家公务人员,结成利益联盟,干扰国家政策,收买社会学者,赞助社会传媒,制造舆论,要求政治变革。希望把这种贫富差别和财富增长用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用法律合法保护起来。这种“右”的倾向危害极大。长期发展下去,如果上升为国家意志,我们的国家就会变成为官僚的买办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就仍然摆脱不了大多数人贫穷的命运。中国就被和平演变了。和平演变了的中国,不会成为英美式的民主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能成为官僚的买办的附属于西方的末流的资本主义国家。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如果这样做,就是没有党性的表现;先富裕起来的共产党员这样做也是没有党性的表现;其他先富裕起来的人这样做,就是没有仁人爱人的表现或者叫为富不仁。对于13亿中国人民来讲,这是一条黑暗的道路,是错误的道路,需要我们党时刻保持警惕。但同时,我们也要防止“左”的倾向,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左”和“右”都不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少数人发财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也不是社会主义;贫富悬殊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

    正确的道路是通过国家政策引导,大力鼓励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人帮助后富起来的地区和人,要通过一系列法律政策和具体的制度安排来实施。国家不但要保护先富起来的人的合法财富和这些人进一步富裕的劳动积极性,也要保护后富起来的人的合法致富积极性和一切合法权利。要让全国人民,各族人民都要先后富裕起来,这是我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大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让全体劳动者共同富裕。也就是胡锦涛同志所说的,要让发展惠及全体老百姓。这是一条光明的前途,是我国正确的发展道路,需要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精心呵护和孜孜追求才能实现。

   总起来说,我们要避免走少数人富裕大多数人贫穷的官僚的买办的资本主义道路,也要避免走一大二公三纯的形式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要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作者介绍:高飞,男,汉族,甘肃人,36岁,中共党员,大学本科,经济学学士学位,著有《技术赢家》、《波浪理论》等书,现就职于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津民族路营业部党支部书记兼总经理。地址: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7号,邮编:300010,电话:022——24458586;13821700839。

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高 飞

(2005年11月25日)

   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起,就把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但是由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条件和以此为基础的其它条件并不具备,因此,我国现阶段必须首先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我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确立的,因此,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要立足于我们的实际国情,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所概括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现阶段主要有三个标准。

一、快速发展生产力。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前进的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推动社会的发展,并且决定着国家制度、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上层建筑,以此构成人类社会全部的历史发展画卷。我国现阶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部的工作都是围绕发展生产力这个核心来进行的。创造条件发展生产力,利用现有全部物质和精神力量发展生产力,积极主动发展生产力,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大的本质。这是由我国落后的生产方式决定的,是由我国13亿人口的需要决定的,是由目前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经济竞争秩序决定的,是由我们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我们要利用国内一切有利条件,吸收外国发展经济的先进经验,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是快速发展和与不断调整相结合的发展,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主和与全社会协调发展相结合的发展,发展是有重点选择和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发展。不发展生产力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快速发展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二、促进共同富裕。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全体中国人民过上物质丰富、政治文明、精神愉快、社会安定的幸福生活,我们快速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生产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其它事业所需要的坚实的物质力量。因此,我们的社会所生产的全部物质财富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全体劳动者,广大的人民群众是发展生产力的主人,也是享受物质财富的主人。但现实条件是我们不可能做到大家齐步富裕,总有富裕快的,有富裕慢的。我们的政策是鼓励和促进大家共同富裕。我们不支持少数人攫取社会财富,我们也不支持已经有一定财富积累的富裕的人去变本加厉地压迫和剥削其他人,我们更不支持已经有了比较雄厚的物质财富的人去寻求政治变革,改变我们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性质。目前社会上出现的比较大的贫富悬殊,我们要在发展中妥善地加以解决。要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让高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要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最大限度地受益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总之,一句话,贫富悬殊也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又一个本质特征。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解决资本主义贫富悬殊的问题,可以解决由此而带来的社会阶级生死搏斗的问题以及其它社会发展不公的问题。

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要我们坚持持久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全体劳动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这样的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基础,那么,由此而带来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这种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必然反映。四项基本原则是这种上层建筑特点的高度概括。四项基本原则不是我们的发明,也不是完全的舶来品,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文明进步的优秀成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不走封建主义道路的保证,也是我们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有区别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是被历史所证明的并且将不断被证明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从1840年开始,中国人民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探索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开始,用了28年的时间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做出的选择;是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开始,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和当代世界各种制度比较的结果;尤其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雄辩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已经选择了自己的发展道路,那么,人民就选择了自己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方式。人民自己发展社会生产力,人民全体享受自己的劳动所得,人民自己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政治先进性和优越性的具体体现。人民民主是为了动员和团结全社会的力量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其它社会事务。人民专政是为了化解社会矛盾,排除发展阻力,维护社会安定,创造安全和谐的发展环境。人民民主和人民专政二者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的共同富裕,互相促进的和有机统一的。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最根本的组织保证,这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人民选择共产党作为自己的代表,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共产党来自人民,为人民服务。共产党要不断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党的自身建设。共产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保证。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科学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个科学思想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的思想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断地用新的科学理论成果得到补充和完善,用以继续指导我们新的社会实践,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是对它很好地继承和发展。四项基本原则是构成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大厦的四个基石,任何一项都不能缺少。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反对封建思想的有力的思想理论武器,也是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有力的思想理论武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的最大的本质。

总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现阶段,经济上表现为发展生产力和全体劳动人民共同富裕,在政治上表现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我们现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

作者介绍:

     高飞,男,汉族,甘肃人,36岁,中共党员,大学本科,经济学学士学位,著有《技术赢家》、《波浪理论》等书,现就职于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津民族路营业部党支部书记兼总经理。地址: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7号,邮编:300010,电话:022——24458586;13821700839.

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内涵

高 飞

(2005年11月30日)

科学发展观,是从2003年4月开始,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并正在不断形成和完善的关于在我国新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一个阶段性的理论成果,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是我们新时期继续进行改革开放的行动指南。什么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包含三个方面的有内在联系的内容。

一、科学发展观是生产力发展的观点。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党和人民群众最根本的任务是动员全社会力量,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社会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丰富的物质财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私有制经济为补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混合和并存的所有制经济发展形态,因此,我们不但要大力鼓励发展公有制经济,也大力鼓励发展私有制经济,也要大力鼓励发展混合经济。总之,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加社会财富,任何形式的经济发展我们都欢迎和支持。我们也支持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的共同竞争和繁荣。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创造条件,解放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只要在现阶段,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思想,我们就要纠正;只要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关系,我们就要调整;只要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我们就要改革。总之,我们要立足于现阶段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国情,全力以赴发展社会生产力,长期抓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核心不放松。这就是“发展观”的含义。

二、科学发展观是社会生产关系矛盾(或社会矛盾总和)同一性的观点。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基本矛盾,一是公有制生产力发展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公有制生产关系,私有制生产力发展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私有制生产关系,多种形式生产力发展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多种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都是现实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都有物的因素的巨大支持;二是要调整阻碍现有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及其它方面不合理的上层建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要触动已有体制所造就的现有利益阶层及其它方面。这两类矛盾是我国现阶段最基本和最基础的社会主要矛盾,其它的社会矛盾都是在这两个矛盾基础上派生的和次要的矛盾。我们的目的是要这些社会生产关系都必须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大前提下,互相竞赛和促进,而不是矛盾激化。这就必须要做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生产力发展得最快最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才能有效约束和化解社会其它矛盾的激化。简单地看,就是公有制的物质财富力量在社会居于主导地位,公有制的物质财富是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存在的基础。抓住了这个核心,就是抓住了“全面、持续、可协调”的深刻本质。在现实的运用中,就是要建立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私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不断推动文化、教育、医疗、科技、体制等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同步发展。在现实的政策制定和具体发展中,胡锦涛同志作了精辟的概括,就是要坚持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三、科学发展观是人民群众的观点。是谁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是谁创造和发展着人类社会历史。只有人民群众,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才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英雄和领袖是人民群众杰出的代表。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要把人民群众放在首位。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需要、实践、智慧、经验等就是我们制定一切政策的根据。人民群众的安全、消费、健康、教育、娱乐、生活、发展等就是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目的。总之,我们的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所需要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也就是胡锦涛同志所表述的,发展要惠及全体老百姓。这就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含义。从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出发,我们就会自觉地做到科学地制定工作思路,科学地执行财税工资等分配政策,科学地实施教育医疗体制改革,科学地逐步缩小两极分化等。这些方面也正好是广大老百姓目前最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也就是人民群众的问题。

总之,科学发展观,就是在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定发展时期,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使各种社会生产关系和谐共生,共同创造和积累为全体人民群众所需要的及推动社会继续全面进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作者介绍:高飞,男,汉族,甘肃人,36岁,中共党员,大学本科,经济学学士学位,著有《技术赢家》、《波浪理论》等书,现就职于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津民族路营业部党支部书记兼总经理。地址: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7号,邮编:300010,电话:022——24458586;13821700839.

中国新一轮农村改革的主线:多予、少取、放活

张新光

(信阳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科学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摘 要] 十六大以来,我国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和财政支出结构正向农村地区倾斜,“三农”问题已初步得到缓解,总体上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新的发展阶段。下一步,我国应继续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6字方针,逐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对解决“三农”问题的瓶颈制约,大力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真正做好“放活”这篇大文章,充分发挥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和作用,激发他们自我发展和自我积累的巨大潜能,不断提高和增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内部活力。

    [关键词] 十六大以来;农村综合改革;多予;少取;放活

    [中图分类号] F30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从十六大到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召开,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多予、少取、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大政方针,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配套政策措施,使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形势出现了重大转机。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与判断,决不能重犯过去的“冷热病”,以免造成顺民意、得民心的农村好政策发生“变数”。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新一轮农村改革走得更快些、走得更好些、走得更远些。

一、十六大以前的“三农”问题何以产生?

    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农村发展是如何陷入困境的?农民在改革初期的“幸福生活”缘何会得而复失?农业问题为何会“衍生出自然灾害、环境保护问题、盲流问题、高犯罪率、内需不足等问题”[1](p1)?这个大题目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满意答案。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邓小平语)。因为,“十年浩劫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农村的问题尤为突出,当时有2.5亿人吃不饱肚子,吃饭问题成为最紧迫的大事,不改革已经没有出路了”(江泽民语)。因此,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农村掀起了一场自下而上的土地“大包干”革命,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为国民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1992年,邓小平同志回忆说:“我们真正干起来是1980年。1981、1982、1983这3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1984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这5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p376)

    但在1988年至1998年的10年间,整个宏观经济环境对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相当不利。“例如粮食,还有各种副食品,收购价格长期定得很低,这些年提高了几次,还是比较低,而城市销售价格又不能高了,购销价格倒挂,由国家财政补贴。这种违反价值规律的做法,一方面使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另一方面使国家背了一个很大的包袱,每年用于物价补贴的开支达几百亿元。这样,国家财政收入真正投入经济建设的钱就不多了,用来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钱就更少了。”[2](p262) 因此,从1991年到2000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比例由10.3%下降到7.8%;全国县级财政收入只占21%,而财政供养人员却占到了71%;在农村义务教育支出中,中央财政只占2%,省级财政占11%,县级财政占9%,乡镇财政负担78%,这样势必会加重农民的经济负担。从1987年到2002年,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共征用农业耕地面积为3689.4万亩,从中获取土地差价收益估计在14204亿元~30991亿元之间。特别是1998年开始,国家四大商业银行相继撤出农村,全国每个县平均每年流失资金3亿元以上[3]。据统计,从1949年到2003年,国家累计征收农业税3945.66亿元,累计征收农业特产税1366.25亿元,又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村汲取资金6990亿元,农民共为工业化建设贡献资金12301.91亿元,由此造成了广大农村地区变得空虚而缺乏生机。总之,我国在世纪之交出现的“三农综合症”很大程度上是宏观体制环境造成的。

二、我国新一轮农村改革的主要特征

十六大以来,中央对解决“三农”问题不断从理论和实践上创新和完善,以新理念催生新举措,以新举措带来新变化,以新变化促进新发展。中国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速度之快、来势之猛、波及面之广、触动层次之深已超出了预想和祈望。它的核心内容是6个字,即“多予、少取、放活”。

(一)坚持“多予”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建国以来,由于长期受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和制约,国家向农民“要得多、给得少、管得死”,极大地削弱了他们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因此,十六大以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资金投入。从2003年起,中央财政对教育、卫生、医疗等方面新增支出主要用于农村。2004年,国务院出台了“两减免、三补贴、四保障”的惠农政策,财政转移支付达到2626亿元,是1997年的3倍多。2005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超过3000亿元,比2002年增长50%以上。2006年,中央提出要求:“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据有关专家测算,“十一五”期间,要根本改变农村公共产品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渠道分散的问题,国家财政至少需要向农村地区投入资金5多万亿元,主要用于解决通路、通水、通电、通气、通广播、通电视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二)坚持“少取”是保障农村税费改革成功的基本前提

    坚持向农民“少取”的方针,是十六大以来新一轮农村改革的逻辑起点和最大亮点。从2003年起,中央决定全面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拉开了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大幕。2004年,除烟叶税外取消农业特产税,并承诺逐步取消农业税。截止2005年底,中央财政累计用于农村税费改革的转移支付资金达到1835亿元,28个省份免征农业税,其他3个省份有210个县(市)免征农业税。从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农民终于告别了延续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这与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全国平均每个农民每年将减轻负担超过1000亿,人均减负120元左右。它不仅理顺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而且迫使农村基层组织釜底抽薪,另起炉灶,脱胎换骨。实践证明,“税费改革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突破口;完善的配套改革措施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成功的保证;促进农民增收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根本目的。”[4]

(三)坚持“放活”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途径

    “解决三农问题涉及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是个系统工程,不要指望毕其功于一役。”[1](p1)今后,我们究竟给农民怎样的政策,创造怎样的环境,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这一问题似乎还没有真正破题。正如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农村改革和发展仍处于艰难的爬坡和攻坚阶段,保持农村发展好势头的任务非常艰巨。”总体而言,当前影响和制约我国农民增收的主要表现是“三个不适应”和“三个不协调”:即农产品结构不合理,质量水平不高,不适应市场日益多样化、优质化、精细化的需求;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水平不高,不适应农民多渠道扩大就业和增加收入的需要;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不高,不适应市场竞争特别是参与国际竞争的要求;城乡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协调;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不协调;城乡之间资源配置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协调。这是我国长期以来国民经济发展中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障碍的集中反映。因此,今后我国解决“农业不稳”的问题,实质解决是工农业生产方式差距过大的问题,而其核心是建设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解决“农民太穷”的问题,实质是解决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而其核心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不断提高农民收入;解决“农村落后”的问题,实质是解决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调的问题,而其核心是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的瓶颈制约,进一步繁荣农村经济,不断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可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始终坚持“放活”农村经济政策的方针,这是我国在本世纪头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根本途径。

三、中国下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突破口选择

     首先,建立和完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制度体系和法律保障机制。一般地说,农业属于“弱质产业”或具有“微利性”,工业属于“竞争产业”或具有“赢利性”;农村属于“分散区域”或具有“资源扩散性”,城市属于“集中区域”或具有“资源聚集性”;农民属于“弱势群体”或具有“易侵害性”,市民属于“强势群体”或具有“受保护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光靠政府号召不行,单靠市场机制也不行。下一步,应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税收制度、公共财政制度、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等。通过制度建设和法律保障机制,促使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和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向农业、农村和农民倾斜。总之,加强和搞好法律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5](p333)。

     其次,建立和完善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当前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产权模糊,阻碍农地使用权自由转让和流通;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造成许多农户和乡镇企业贷款难;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尚未建立,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农民工合法权益也得不到有效保护;农村科技推广体系不健全,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较低,制约农业产业化发展;农村新型社会中介组织培育和发展缓慢,影响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等等。下一步,应当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政策,加快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进一步放活农村经济政策,充分挖掘农业和农村内部的增收潜力,大力发展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二三产业,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不断拓宽农民就业增收的空间和渠道,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第三,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基层行政管理新体制。从2006年开始,我国农村改革的重点转向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等为主要内容的综合配套改革。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一是如何构建合理的乡村治理结构,包括行政管理和村民自治两个系统,解决“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问题;二是如何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和领域,从制度上保证农民能够均等地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因此,当务之急是把我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p176)下一步,要把解决“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互相交叉、党政权力与村民自治互相渗透的问题作为改革重点。同时,要把解决地方政府层级过多,管理幅度过小,行政成本过高的问题作为突破口,加快推动地、县两级党政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整体转轨;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撤消地级行政建制,逐步实行市、县分治和“省直管县”体制;逐步建立起精干高效的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共财政制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如何解决党委、政府、群众团体三者分设的问题,应从改革党政领导体制和地方行政层级入手,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行政管理新体制。

  [参考文献]

[1] 杜润生.我们欠农民太多(序)[A].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 张新光.迷离的“第三只手”——对当今“新双轨制”的分析[J].学习月刊,2005,(10):41~42.
[4] 何开荫.农村税费改革——牵一发动全身[J].决策咨询,2003,(05):18~20.
[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本文发表在《河北学刊》2006年第3期

作者简介:张新光(1964-),男,汉族,河南邓州人。信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中心信阳调研基地项目主持人。主要从事《资本论》教学和“三农”问题研究工作。已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5部。联系方式:464000 河南省信阳市谭山包·信阳师范学院图书馆·张新光书记/教授收。电 话:13939708336(手机)/ 0376-6392861(办)/ 6393322(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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