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一篇文学性的散文,是仲大军先生在国庆节期间回济南参加同学聚会所发表的一番感慨。由于这份发言具有较大的社会性,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问题和群体心声,特发表出来。大家知道,房屋和衣服都是需要清洗的,我们的心灵也要不断进行清洗,这篇文章就是一副清洗剂,让我们一起来洗刷一下自己的心灵吧。]

我们的初中生活和40年经历

----在济南“山师附中初中六五级一班同学聚会”上的讲话

2005年10月6日

山师附中初一一班的同学们好,我叫仲大军,也许有些同学已经完全认不出我来。在座的有许多人是从1968年毕业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的同学。40年了,岁月的无情,已使我们这些当年十三四岁的少年都变成了即将退休之人。[照片团聚会场全体合影]

在座的所有同学都是1965年的秋天踏入山师附中大门的,只有我是一个迟到者,转学者。1966年的春节后,我从山东蓬莱九中转学到济南,先是在教育厅家门口的24中上了1个月,又由24中转到了山师附中。

记的那是一个阳光明亮、春意盎然的一天,妈妈带我来到附中,满院子树木呈现出一片明媚的嫩绿,我们来到何田校长的办公室,从此认识了何田校长,在我的印象里,这是一个那么和蔼可亲的人,以至后来他在文革中上吊自杀使我十分伤心。何田校长的死,使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到了惋惜,感到了好人离世的悲伤和伤痛。在那个青少年时期,我没有什么辨别能力,只是从本能上感觉谁好谁坏。在我的感觉中,何田校长是一个特别好的人,这样的好人怎能离开我们呢?因此,我曾经暗暗地疑惑过,悲伤过,尽管这在当时是不能流露出来的。

是何田校长把我领到初一一班,见到了董衡班主任。从此,我和大家学习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当时的山师附中是济南市学习成绩最好的学校,考进来的学生都是学习的尖子,只有我是转学过来的,这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没有经过公平竞争的参与。那时候我是一个从农村转学来的调皮孩子,其实我在蓬莱九中已上到初中二年级,只是农村的中学不学英语,到山师附中才降了一级,为的是补习英语。

从蓬莱九中到山师附中,对我的感觉就象从地狱来到了天堂。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终于摆脱了蓬莱九中那个严厉甚至严酷的班主任,终于摆脱了他那令人不寒而栗的面孔、训斥、歧视和冷漠,摆脱了乡村中学那种非人管制的教育方式,摆脱了中国旧教育师道尊严下的沉重压力。蓬莱九中,在我的记忆里只是一种人性摧残。而山师附中,使我感觉到了学习气氛的轻松和人格的尊严,感到了师长的亲善、平等和友好。

现在回想起来,中学时代对人影响对大的就是老师,老师中又以班主任为最重要。好学校与坏学校最大的差别不是分数,也不是教学水平,而是老师对学生的态度。如果班主任拿学生当奴隶,那么再严厉的管教对学生也是一种摧残。

因此,我认识到董衡班主任的价值,很可惜董老师今天没能到场,董老师不仅在教学业务上不愧为当时济南中学里最好的语文老师,在师生关系上,也是学生最好的朋友。整整三年间,董衡老师在我心里留下了永远可亲可爱的印象。

我那时是一个傻乎乎、特别好玩的农村孩子,当我在班上站起来朗读课文《梁生宝买稻种》时,一口浓重的胶东口音使同学们哄堂大笑。但我在这个群体中没有感到歧视、冷漠和自卑。在我的周围,充满的是友情,友谊。同住教育厅一个院的朱晓光成了最好的朋友,每到交作业本时,都会看到小组长扬成华那笑眯眯的笑容。这种笑容一直保留到40年后的今天,这也是为什么中学毕业三十多年后,我一直在关心她的下落的原因。今天,这位分别38年的同学终于从外地来到了这里,我们怎能不感到兴奋和高兴!

我明白大家到来的原因,我们都在追寻同一个目标!追忆自己的青春,怀念那宝贵的少年时光,童真的时代。我曾经多少次地渴望:假如我能再回到13岁......

1966年上半年,是我们中学期间最后一个平静祥和的学期,那是一个学校里充满了朗朗读书声的学期,一个人生无忧无虑的时期,学习的生活紧张而活泼,一群心身健康的孩子在阳光下茁壮成长。但这种秩序井然的生活仅仅持续了几个月,夏天到来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便爆发了。学校里布满了大纸报,正常的上课学习被打断。后来,学校里出现了红卫兵,出现了大串联,中国的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

好象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学习过什么知识,中学期间应当学的物理化学、三角函数等课程都没学。我的真正的中学教育实际上只有1年半。从那以后,同学们再也不用嘲笑我用一口胶东口音朗读课文了,我成了逍遥派,整天整月地不到学校。

当然这一时期发生的不仅仅是旷课,更有大量的政治运动,同学们之间突然划分出好人和坏人,一批出身不好的同学成了被羞辱、批判的对象,天真无邪的花季少女低着头被排成一排,有人拿着皮带训斥和教训她们。“成分论”使中国的社会群体发生了巨大的分裂,阶级斗争使社会关系变得残酷,中国传统人性社会的温情脉脉都被淹没在阶级斗争的冰水之中,并且这种分裂和破坏导致的伤痕直到今天也未能痊愈。当年打人的那几位同学至今不参加同学聚会就是证明。是被打的同学不原谅他们,还是他们心中有愧,羞见同学?

这使我认识到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就象人的肌体,一旦受创,便会留下永不磨灭的伤痕。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已经经受过几次重大的内部创伤了,未来的中国能否避免再次受创伤,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

我始终相信人性的重要性,文化大革命是最能展示人性的一个时期,所有人的性情性格都在这一时期充分地暴露出来。善良与野蛮都在我们这些十四五岁的孩子身上有所体现。当初一二班的一位老师低头站在教室门口时,一位今天在座的同学上去狠狠地照着他的胸部打了一拳,老师痛苦地弯下腰去。这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我难以理解,他们怎能下得了手?尽管我是红五类,革命干部的子弟,但我心里从未出现过仇恨,从未想过打老师,对那些弯腰低头的老师只有同情和怜悯。

我相信人性的重要性,中国文化历来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从小跟姑父母长大的我,一直受这两位忠厚善良的农民影响。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温良恭俭让”的民族,到了近代被各种理论和学说弄得混乱不堪。孔孟之道被全部扬弃,革命哲学和丛林法则主宰了人们的头脑。如果说封建统治是残酷的,那么,革命后的时代更残酷。阶级斗争理论使人心中的恶获得了大爆发的机会。

那是1966年的冬天,我的家乡山东蓬莱农村也爆发了文化革命,我从小在姑姑家生活过的那个小山村的干部们遭到了批斗,我的姑父----原村干部----在冰天雪地里被揪到了台子上,一个造反派,居然一拳将我姑父打下台来。这个人就是我的邻居、我的小学同班同学、小时候最经常在一起玩耍的好伙伴。我曾经因为他家贫穷给他衣服穿获得老师的表扬,我们俩从小的故事和经历都成为村庄里的佳话。但就是这样一个好朋友,他竟然下得去狠心,毒打我的姑父----一位耿直善良的老人。

这一些经历都使我思考一个问题:人性的问题,民族性情的问题。这个民族是一个性格温和、仁义礼让的民族,还是残忍野蛮、寡廉鲜耻的民族?中国人善和仁的人性是怎样积淀下来的,恶和狠的人性是怎样形成的?

今天,中国已经走出斗争哲学,但对人性论的恢复却远远不够。文化革命批判过的人性论,如何在市场经济下的中国社会恢复?这已成为日后发展的重要问题。

今天我看到的,再也不是40年前那些如花似玉的少女,而是一群体态臃肿50多岁的妇女,岁月的沧桑印在大家身上和脸上。正是文化革命耽误了我们在座很多人的教育和前程。我知道,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们班很多同学都会考上大学,成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但今天,大多数同学都是普通工人和干部。这就是当年山东济南一个最好的中学、一群最优秀的学生的命运。初一一班也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我们是被耽误的一代----从我们身上可以看到整个中国社会的状况。

但是,从刚才同学们的发言中,我感觉到了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许多同学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不消沉,不落后,不沉沦,发奋图强,使自己成为社会上的佼佼者。张月华同学刚才一曲“我爱你中国”,使我感到震惊,在我们的同学中居然有这样美妙的歌喉和艺术造就,这说明了张月华同学在困境中如何的抗争和努力。大家都知道,她是因为家庭问题和文革迫害最早离开我们班的同学,将近40年了,今天第一次与同学相见,不能不使她激动万分,热泪盈眶。

[照片施明磊、王晓薇、张月华三位女同学在放歌。]

历史已经写满我们每个同学的经历。每个同学的发言都使我激动,珍惜。如果大家今天的感慨能汇集成一册,它将是中国最好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写在每一个同学的身上,我们的40年,就是国家的40年。千千万万个老三届学生的历史,汇成了我们历史的长河。要想了解中国,就来了解这一代人吧。

我赞扬、敬佩同学们的奋斗精神,就是这种奋斗和奋进的精神,使我们这些只有一年半初中教育的人在困境中成为今天的厂长经理、处长科长、教授学者。当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奋斗者。我以我特有的方式,从一个农村出来的只有初中一年半教育的孩子,变成了今天在中国有一定影响的学者。这不是我个人的成绩,应当说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一种文化的结果。研究我们自己,便可以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国家、社会和文化。是什么,能使我们产生这样的奇迹?

下面我向大家汇报一下毕业后的经历。1968年11月毕业分配时,因为我的哥哥和姐姐都要下乡,管分配的工宣队那位师傅便把我分到了济南456厂,如果当时分配我下乡,我可能又回到从小长大的故乡。

456厂是当时五机部下属的一个做炸药的化工厂。在这里,我干了整整四年与有毒化学品打交道的装药工人。装药车间的工作对于我一个刚刚16岁的未成年人来说,的确是沉重和难以忍受的,这4年工厂生活是我人生中感觉最难受的一段生活,在农村干农活也不会感到这样难受。后来好不容易轮到服兵役脱离了这个工厂。野战部队的生活火热,紧张。在部队,我逐渐展示出体育和文化上的优势,但部队仍然满足不了自己越来越强烈的学习欲望。上不了大学,使我依然痛苦。

自从初中毕业后,一向不爱学习的我便变得如饥似渴,无论在工厂还是部队,还是农村,闲暇时间我从来手不释卷。从部队复员后,来到青岛,在邮电局做营业员,1976年还下乡搞农业学大寨一年。1978年秋,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复旦大学,后来分配到北京。从此,我的基层生活命运发生了改变。

我可能是我们班在知识追求上成就最大的一个,但也是在人生道路上经历最曲折、最坎坷的一个。由于我特殊的经历,使我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独立性格的人。2000年,我从体制内退出,成立了一家民营经济研究机构,我又回到了初中毕业后的那一个十年状态,这种身份和职业迫使我至今仍在奋斗,与1978年以前的状态没什么两样。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特点:永不满足,永远奋斗。

我珍惜已经过去的青年时代,也看重即将到来的老年时代。我的性格是既开放又保守。就象当年我看达尔文《天演论》开头的一段话那样:“回首过去,展望未来,这样我们走过了一程又一程。”

40年间,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今后将会发生什么变化?今后是否还会发生40年前的那种动荡?我们难以把握,但已看到迹象。这是因为市场经济和所谓的改革开放正在中国产生新的分裂,如果说当年是极左的“成分论”把我们的同学分成同志与敌人,那么极右的“改革”和腐败又在积累这种社会分裂的因素,重新制造贫富矛盾和社会差别,这些都将酝酿新的社会不和谐。因此,我们要警惕,要努力纠正错误的发展方向。

历史总是循环往复的,历史象钟摆,一会向左一会向右。我们还要努力,矫正社会时钟的摇摆,把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美好。我们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我们要用这些宝贵的学识奉献给自己的祖国和社会。这就是我今天主要干的工作。

但是,我希望中华民族要学会反省,一个不反省的民族是永远不会进步的。以我们班的情况看,至今有的同学不愿参会,这说明文革时期造成的心灵伤痕至今没有平抚。我们一再谴责日本民族战后没有进行深刻反省,而我们国家是否善于进行反省?我们中华民族是否是一个善于反省和认错的民族?文化大革命至今是否受到了应有的反思?中国人民的人性和性情是否得到了新的升华?文革时某些人身上焕发出的野蛮和兽性是否已得到净化?旧的恩怨是否已经消解?这些深层的问题都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

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民族,都要从内部进行文化反思。我们东亚民族原本同根同源,同宗同族,这些国家都有着儒家文化深厚的传统,都有“宽恕”和“一日三省吾身”的精神习惯。之所以近代以来日本穷兵黩武,侵略邻国,主要受了西方达尔文主义文化和原教旨自由市场主义的影响,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却是受到了西方另一文化源流----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东亚民族应该走出历史阴影和认识误区,中国人要从西方文化的冲击中摆脱出来,发扬和发掘本民族优秀的文明传统,恢复儒家文化的仁爱道德。没有这种精神,我们难以昌盛,难以走出恶性循环。

不要小看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班级,它反映着整个中国社会。我希望下次聚会能聚集更多的同学,我愿将我的这篇发言作为社会沟通的桥梁。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后整理出来放到网上的原因。

总之,千言万语说不尽40年来的感受,我衷心祝愿老同学们身体健康,生活愉快!从许多同学的发言看,一些人已经进入了幸福的“第二春”状态。某些人曾经有过痛苦的青年时代,但却迎来了幸福的退休时代。说真的,我从心底里羡慕你们,这是因为可能只有我还在拼搏。因为我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

照片山师附中六五级初一一班部分同学在饭桌前合影在餐厅合影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