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仲大军先生参加最近一个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从民营研究机构角度论述了这一领域非政府部门的发展状况。文章的分析十分透彻,充满了理性和客观性,这种研究方法非常值得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汲取。]

中国非政府研究机构(民间智库)的发展状况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6525

内容提要

中国非政府部门是中国改革进程的产物。中国社会思想的活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民间智囊和民间知识分子的出现。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民营研究机构开始萌芽,90年代是中国学者大量下海的年代,是民营研究机构纷纷涌现的年代,然而进入21世纪,改革活跃期结束了,民营研究机构进入了艰难的发展期。

    目前,在思想、教育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国的知识资源仍然被政府绝对垄断着,政府拥有和控制着学校、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研究所、艺术团体、医院等新闻、教育和文化医疗卫生部门,就象政府仍然拥有和控制着大型国有石油企业一样,思想的产出仍然处于政府的高度垄断之下。

尽管如此,中国民间研究部门和民间智囊的发展仍然值得关注,他们仍然在顽强地向社会提供着思想产品。民营研究机构和学者必须有一个成熟期,估计这个阶段在中国至少需要20年。在这个成长期里,民营机构不仅需要锻炼和培养自己的实力,政府部门和整个社会还必须给予更多的条件。

智囊阶层的出现一定与政治民主化分不开,但又与国家的发展和改革内容与阶段密不可分,更与它的自身发展规律分不开。从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发展阶段看,21世纪以前的年代都不是中国知识产业大发展的时代。中国智囊业的发展有赖于中国经济和政治进入高级形态。日本出现这一职业的时期是在上世纪60年代,是在它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出现的。根据这些规律来判断,中国民营研究机构的发展需要一个大的改革契机,也更需要生产力的发展和对知识经济要求的增多。

一、社科服务业仍被政府部门高度垄断

思想、观点和政策的产出,改革开放前主要是政府部门的事情。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民间研究机构的产生,使中国政府的政策决策有了更多的选择。尽管这样,目前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新闻出版和文化教育等领域的非政府的民营机构仍然凤毛麟角,民间学者的数量占全国官方学者总量的比例少得可以忽略不计。

中国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在经济领域冒出一大批民营企业,目前民营经济所提供的经济比重已占国民经济的2/3。在经济领域,非政府的民营部门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在思想、教育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国的知识资源仍然被政府相对垄断,大多数的学者是官方学者。政府拥有和控制着学校、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研究所、艺术团体、医院等新闻、教育和文化医疗卫生部门。就象政府仍然拥有和控制着大型国有石油企业和钢铁企业一样,社会科学方面的服务业仍然处于政府的高度垄断之下。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非政府部门的作用和影响很小。尽管如此,这一领域的发展仍然值得关注。

二、我国民营研究机构的发展简史

自上世纪80年代末,零星的学者走出政府机关大门,在社会上建立起非官方的民营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第一次有了来自民间的思想供给。最早成立的民营研究所应当属北京四通公司所办的经济研究所。但1989年之后,四通研究所销声匿迹。原所长曹思源沉寂了几年后,又于90年代初期东山再起,不过这次机构名称改为北京思源破产事务研究所,后来又成立了一个北京思源上海科学研究中心。

80年代出现的还有陈子明等创办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但1989年之后,这个民办的研究单位被关闭。

1994年,钟朋荣脱离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个人在北京注册成立了金思达咨询公司,后来又在工商局注册了北京视野经济研究中心。与此同时,从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刚退休的研究员茅于轼与经济所宏观室的研究员张曙光、盛洪等组建了挂在北京丰台区科协名下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1997年,李凡成立了世界与中国研究所。90年代末,原国家体改委的贺阳走出体制,在北京成立了一家半民营性质的研究机构。

2000年,身在中央新闻单位的仲大军在北京工商管理居注册成立了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2003年左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与原政法大学校长江平等人在北京组建了上海法律与政治研究所。2004年,政治学学者刘军宁等成立北京九鼎公共事务所。

从整个发展过程看,90年代是中国民间研究机构诞生和涌出期,21世纪以后进入低谷和退出期,贺阳的研究所最早退出人们的视野,后来是2005年上半年的政府干预,以及工商局对所注册的企业名称进行规范化(研究中心和研究所一律重新注册公司),于是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陈子明于2004年恢复的)、上海法律与政治研究所、钟朋荣的北京视野经济研究中心等都已先后注销。

现在北京真正意义上的民营研究咨询机构可能已经没有了,尽管天则经济研究所仍然在运行着,尽管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改名为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但民间研究机构已经大不如以前风光了。

从最近的社会迹象看,暂时不会再有人进入这个领域。前几年新闻媒体曾讨论过我国社会是否出现了民间智囊群体和智囊阶层这样的问题,现在看,民间智囊的规模与力量距离群体还差得远。

三、中国民间智囊产生的背景

民营研究机构是改革时代的产物,是中国民主化和市场化改革的产物。民间研究机构的诞生也与社会的大环境和大气候有关。90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进入到一个高潮,借着这股浪潮,一批体制内学者勇敢地走出政府大门,投身于市场。

有人说,民间智囊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内部的思想资源不足,客观上需要外部资源进行补充,而决策科学化对智囊业的要求越来越高,仅靠体制内智库往往难以满足政府的要求,因此,一些民间智库应运而生。

但真实的情况是,民间学者的出现更多地是出于个人的因素,中国民间知识资源的出现,不过是体制内资源的身份改变。为什么原先政府内部的资源变成了民间智库?主要是学者们想换一种方法来经营思想和知识的产出,换一个身份来表达思想观点。至于说与政府的需求是否有关,可能并没有多大关系。这是因为,这些民间研究机构出现后,政府很少与它们发生联系,很少直接从它们那里订购产品。真正鼓动学者们离开体制的是他们个人不同的性格爱好和思想观点。

譬如80年代末,曹思源是最早离开国家体改委的,90年代初冯仑离开了中央党校下海经商,接着钟朋荣辞掉了中央办公厅研究室的工作,仲大军丢掉了新华社的工作,林毅夫脱离开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到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茅于轼和张曙光、盛洪创办了天则经济研究所,樊纲成立了半官方的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李凡从国外归来后注册了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温元凯于1998年成立了自己的南洋林德咨询顾问公司。

1993年到1998年,这是中国的一个下海的浪潮年头,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年代。但是,高潮期过后,就是艰难地发展期。十年过后看这些人的发展,最成功的当属北京大学的林毅夫,他创办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一块名牌和热土。樊纲所建立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目前经营状况也属良好,钟朋荣的视野咨询研究中心已经壮大到几十人。

这些人乘着90年代改革的热潮,市场化的热潮,投身于市场,在政府体制外开拓出一片天地,但随着形势的演变,21世纪1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动力日渐衰竭,在市场里经营的民间智库人员已经行将消失殆尽。

目前,在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智囊:北京天则经济所、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已经风雨飘摇。从范畴上看,林毅夫、樊纲等人的机构仍属于政府所属,虽然他们的资金经费来源很多来自市场,但他们依托的舞台和无形资产仍然来自政府。

四、民营研究机构的作用与贡献

十几年里,我国民间研究机构为社会的发展和国家大政方针献言献策,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曹思源先生之所以以“曹破产”而闻名,主要是因为他最早提早了国有企业破产的建议和实施方法。

仲大军在国家发展战略上提出了重要的建议,早在2002年,他就明确提出中国要避免重商主义的发展方法,及时调整人民币汇率,避免经济失衡。2003年,仲大军最早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建议,要求中央政府放弃单纯对GDP的追求。他的一系列主张,后来都成为现实。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仲大军都提出过很多宝贵的建议。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自创建之日起,便定期举办“双周学术研讨会”,十几年来,这一活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大量的民间思想。天则所定期举行的每季度宏观经济论坛,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经济决策。茅于轼、张曙光和盛洪在这些年里都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观点和建议。

钟朋荣先生针对民营经济提出的“小狗经济”理论以及县域经济发展战略和企业发展战略,都丰富了我国的经济学思想。特别是钟朋荣广泛地为地方政府服务,成为很多地方政府的参谋和顾问。

李凡先生在这八九年间专心致志地研究中国乡村民主问题,他所研究的案例和提出的建议,大多被中国政治学界和国外研究机构所关注。

这么多体制内学者辞去公职,丢掉铁饭碗,转变身份,成为自食其力的民营研究机构的学者,使我国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公共型知识分子。这些学者不再是政府和官方的“御用文人”,他们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学者,表达了社会上更加客观和真实的意见观点。这不能说不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

总之,第一批下海的民营研究机构学者是推动中国市场化、民主化、自由化的重要社会力量。

五、从繁荣到萧条:中国民营研究机构艰难的历程

中国民营研究机构的兴旺与发展既取决于自身又取决于政府的容忍度。如果自身有问题,会阻碍其发展,如果政府管制过严,也会阻碍它们的发展。

首先是民营研究机构的自身问题,即代表性问题。每个民间智库都有自己鲜明的观点立场,但无论观点立场多么鲜明,都要与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相符。如果民间智库的思想观点距离社会的要求较远,或者只代表一小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他们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和思想观点便会得不到社会的拥护和响应。

第二,民营研究机构的观点也不能与政府的方针政策相去甚远。如果两者的观点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也会招致政府的不满和制约。

第三,民营研究机构必须具备一定专业水平和研究能力,如果缺乏学术、知识储备以及经验上的能力,仅靠挂出一块招牌来,也不会得到社会的承认和认可。

第四,民营研究机构必须具有一定的经营能力,特别是对于那些盈利性的民营研究所,学者既要研究问题,又要与市场结合,既要为创收动脑筋,为基本生存而奔挣,又要给社会提供有用的思想观点。

即使以上条件都具备了,民营研究机构仍然困难重重。这是因为,虽然自90年代以来,民营研究机构逐渐被社会所承认和所认可,但一直不被政府所理睬。虽然政府对民营研究机构的活动没有干预,但在某些领域设有限制。譬如,政府所拥有的新闻单位一般很少宣传民营智库学者的观点,有些学者的文章被指定不许发表。

在这种特殊待遇下,大多数的民营研究机构的学者不能上电视,不能出镜头,不能成为社会的热门人物。在中央电视台,甚至还有中宣部提供的不能出镜的学者黑名单。在这种情况下,民营机构的学者的观点和思想、建议和主张只能在社会上敲边鼓,靠边站,更多地是被政府部门用来做内部参考。

因此,由于民营研究机构身受种种不公平待遇,这使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大打折扣。这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社会活动、市场范围和经营能力,也影响到社会资金对这一领域的注入,从而影响民营研究机构的发展壮大和竞争力。

总之,传统的习惯上的歧视,给思想和知识领域的民间学者带来了发展上的困难。这使中国民营研究机构在90年代出现了一波小高潮之后,现在已经跌入低谷。

六、中国民营研究机构自身的问题

我国民营研究机构诞生十几年了,在这些年里,各家研究机构都逐渐显示出自己的倾向性,随着中国社会的利益多元化和社会分层化,民间智囊的思想差异也逐渐显现出来,也就是说,民间智囊的左、中、右倾向逐渐明晰起来。这种差异使它们既有着一致性,又有着不同性。

譬如这几年在北京特别活跃的民间组织“乌有之乡”,便是一个极有代表性的左翼社会团体,这个组织以网络、会议、书籍等形式给了社会很大影响。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它视为当前中国一个很有实力的智囊库。他们的观点和思想与右翼智囊形成了尖锐的对峙,从而使中国的民间智库出现了旗帜鲜明的两大派别。

从一致性来讲,民间研究团体都具有民间的身份,具有独立思考的特点;从差异性来说,他们又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群体,持有不同的政治主张和经济主张。这就是十几年来中国民间智库发展的结果。

但如果这些民间智库思想过于偏激,便会给社会带来内部冲突。中国政府这些年间对左右两派的力量都进行了适当的限制。中国政府给予民营研究机构的空间本来就十分狭小,由于这些智库偏激的行为与政府的意向出现矛盾,因此,当遇到一些风浪时,某些研究机构便遭到了政府的封杀。

民营研究机构的观点还不能过分偏激,如果与政府的愿望相违背,也会遭到政府的压制。譬如曹思源先生由于过于超前,其思想观点在近几年里遭到了较大的封杀。曹思源先生曾经写出《人间正道私有化》等著作,曾经召开过民间修宪会议,这些做法可能都与政府的意向相冲突,所以,其活动范围近年里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民间学者必须具有批判性,批判性是民间学者的一大特征,但他们的批判必须是正确的批判,站得住理的批判,如果是错误的建议和批判,便会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更对自身的存在产生不良影响。所以,民间智库的使命决不是仅以批评政府的面目出现,在目前这一改革历史时期,民间智库必须成为政府的合作者、参谋者,然后才是批评者,这样才能保证他们健康地发展。

总结经验,民营研究机构如果要想很好的发展和生存,必须严格遵守客观性这一基本原则。他们的观点和思想必须客观地反映世界,反映社会问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既为政府负责,也为社会负责,特别是要为国家利益负责。如果仅仅是宣泄个人的爱好和主张,便会发生既对个人不利也对社会和国家不利的后果。

总起来看,民营研究机构不应是政府的对立物,民营研究机构必须坚守相对中立的立场。但由于在改革初期,从政府内部退出的学者大多数是具有鲜明个性的一批人,因此,他们的表现不能不带有一定的反叛性和异见性。随着民间智库发展正规化,早期这些印记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远去。

七、中国智库业的发展特点与自身规律

纵观十多年来的发展变化,中国民营研究机构仍然有这样几个特点:从事经济、技术方面研究得多,从事政治、思想、文化、法律、行政管理方面研究得少。这说明在社会科学方面,政治、思想、文化科学的研究是政府部门的领域。

不过近些年里,一些从事法律工作的机构,做出了一些影响社会变革的举动。譬如,广州的孙志刚事件,是在一些带有民间背景的法律工作者的推动下,使政府做出了相应的法规变革。目前,一些律师事务所正在积极地参与社会的变革事务,譬如今年4月份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同命不同价”会议,5月底京鼎律师事务所召开的“协理税务员理性维权”会议,这些非政府机构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现着社会问题、研究新问题和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民营研究机构和学者必须有一个成熟期,估计这个阶段至少需要20年。在这个成熟期里,民营机构不仅需要锻炼和培养自己的实力,政府部门和整个社会还必须给予更多的条件。智囊阶层的出现一定与政治民主化分不开,但又与国家的发展和改革内容与阶段密不可分,更与它的自身发展规律分不开。

从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发展阶段看,21世纪以前的年代都不是中国知识产业大发展的时代。中国智囊业的发展有赖于中国经济和政治进入高级形态。日本出现这一职业的时期是在上世纪60年代,是在它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出现的。

中国官方智囊机构的出现也是在改革开放之后,80年代初,中央制定很多改革方案找不着人,在各部门中搜集人才,开始是不定期地到中南海去讨论研究,后来才成立了研究机构,这就是今天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所以,智囊团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它不是几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它的产生也不是某几个人的爱好,而是时代的需要。

根据这些规律来判断,中国民营研究机构的发展一定需要一个大的改革契机,也更需要生产力的发展和对知识经济要求的增多。

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经济体制的变革,中国社会群体也在发生分化,代表各个群体和阶层的思想和利益的代表也随之诞生。民间智囊人物的身份与官方智囊群体不同,看问题的视野和角度也不同,代表性往往也不同。因此,智囊群体的多元化可以更全面地反映中国人民的意见和思想观点,可以更好地维护社会各群体的利益。民间智囊人物和群体的出现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现,是时代变化的需要,一句话是历史的产物。

民间智囊人物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能以民间人士的身份,表达来自社会的意见,表达这些研究机构的自身研究成果和思想观点。由于他们的特殊的和独立的身份,他们的声音可以更加率真,观点可以更加透明,表达方式也可以更加自由。更主要地是,由于角度不同和视野不同,民间智囊群体往往可以向社会发出一些更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和观点,从而弥补政府智囊群体的不足。

还有,由于体制和制度的不同,民营智囊机构的往往具有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而官办智囊机构往往人浮于事,存在着低效率现象。90年代后期,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已形成五大系统,共有研究机构2500多个,专职研究人员3.5万,工作人员27万,如果这一批智力资源都能象民营研究机构一样发挥效用,将会对中国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效益。

八、中国智库业的发展前景

随着以后形势的变化,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体制内资源转变身份,成为民间智囊资源。因此,中国民间智囊群体的发展和民间思想库的产生,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形势密切相关,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密切相关。

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还取决于政府改革的步伐,取决于政府智库的改制和转型,取决于政府部门市场化的速度。譬如,近几年来,政府部门的研究单位纷纷走向市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经费有一半来自社会研究项目和课题,原国家体改委所属的深圳宏观研究院近几年来更是加大了市场化的步伐,财政拨款的经费已经越来越少,大多资金来源于社会服务。这种转变表明,政府的智囊部门已经更多地转向为社会和市场服务。

目前,政府内智库部门的转型正在进行,迟福林挂帅的中国改革研究院(海南)近几年来在经营管理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市场化改革,这都使这些原来官办的智库更加民营化。今后最值得的注意的是以李罗力挂帅的深圳综合研究员和位于海口的迟福林的中国改革研究院以及樊纲为首的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这三家官方研究机构最有可能最先市场化。

未来的中国可能出现这样两大格局,一是国务院和发改委所属的政府研究部门仍然保留官方面孔,二是体改委系统的研究部门走入市场化和民营化,而社科院系统的研究资源将向这两个部门分流。社科院系统的知识资源今后去向如何?估计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仍然要以官营的方式存在。

如果今后通过政府改革对我国的社科知识资源进行了市场化分流,那么民间智库的壮大仍然是政府改革的结果,而非自我市场化发展的结果。这就是中国的特点,中国的民营研究机构很难象民营企业那样靠自身的滚动发展壮大起来。

就目前来看,制约民间智囊群体发展的因素主要还是观念上的歧视,整个社会还未摆脱“官本位”的思想体系。更危险的是,经过20多年的改革,官方的部门利益已经固化,政府垄断部门已经成为一个既得利益板块,咨询服务已经被官方智库所垄断。他们很难愿意让民营部门进来分食这一领域的利润。但将来也许会出现这样一种变化,那就是改革将原来政府的研究机构统统民营化,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研究机构将在同一个竞争起跑线上。总之,思想和政策的产出不可能长期被政府独家垄断,智囊机构也不可能完全由政府来操办,公平竞争的机制早晚要引入这一领域。

智囊咨询产业是有规律可循的,智囊机构在业务上主要可以分:政治智囊、军事智囊、经济智囊、文化智囊、企业智囊。由于我国目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许多智囊机构的业务范围并不清晰,有些智囊机构的发展方向还不明确。估计再有10年的时间,中国智囊业会进入成熟阶段。

智囊群体与公共知识分子也是有区别的,智囊机构必须更加职业化,更专业化,其组织的严密程度和分工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工业企业组织,其服务的对象是清晰的。而公共知识分子诉诸整个社会,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社会智囊,而非职业性的。

中国民营智库必将再度繁荣和兴旺,但这一切取决于政府约束的减弱,各级政府必须建立起咨询委员会,二是政府的行为必须真正实现法治化,社会空间不断扩大,市场需求日益扩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兰德公司式的智囊机构才能在中国涌现。但这决不是几年时间就可以完成的过程。

智囊业的发展与知识经济紧密相关。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大,智囊部门已成为一个新兴的投资领域,智库和思想库的投资与建设,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下一道风景线,也将会有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这一领域。

参考文章仲大军:中国社会智囊团的形成与发展 ,2003,6,8,大军观察网\zhinangtaolu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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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概要

The State Of Non-government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ink Tanks Among The People) in China

by Zhong Dajun

The director of Dajun Center for Economic Watch & Studies, Beijing

May 25, 2006,

Abstract

The lively generation of ideas in Chinese society has largely benefited from the emergence of non-government think tanks and people’s intellectuals. The arrival of private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China in the 1980s resulted from the phase China’s reform process had reached. The 1990s was a time when China’s scholars were breaking into the business world and also the years during which private research organizations mushroomed. However, as the 21st Century dawned, the age of booming reforms came to an end, and non-government research organizations went into the hard times.

Currently,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education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he government enjoys an absolute monopoly over China’s intellectual resources; it owns and controls journalism, educational, cultural,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sectors such as schools, radio and TV stations, publishing houses, research institutes, artistic troupes and hospitals. Just as the government still owns and controls large state-owned oil companies, it also keeps a high degree of monopoly over the production of thoughts.

Nevertheless, China’s non-government research organizations and think tanks still deserve attention, for they are continuing to provide products of thinking for the public against all odds. And it takes time for them to reach maturity, which stage is estimated to be two decades from now. In the meantime, not only will these private groups need to get experience and enhance their strengths, but so will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the whole society need to offer them better conditions to survive and grow.

The emergence of think tank talent is necessarily intertwined with the democratization of politics and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specific content and stag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and even more so of the natural laws governing the nation’s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ge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years prior to the 21st Century have all to be dismissed as not being periods of a great expansion of business involving intellectual products. The profession in question first appeared in Japan in the 1960s, when the Japanese economy was growing at a fast speed. Judged along this line, it will take a major turning point in the reforms for China’s non-government research units to start to thrive, and it will also require an expansion in productivity and in economic demands for the supply of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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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一篇:

民间脑库的弱势生存

孙亚菲

2004年2月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先行者的足迹

    1985年的夏天,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的李凡利用暑假,从斯坦福的胡佛研究所,到洛杉矶的兰德公司,把美国所有的知名智库机构跑了个遍。回校后,他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国内刊物上,中心思想一个:根据美国经验,智囊机构一定要走民间道路,完全依附于官方没有出路。

   李凡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映证。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政治改革正如火如荼地推进。一大批知识界精英,翼图做中国的“智库”,给国家政策提出建议,相继成立各种“问题研究小组”,以递“奏折”的形式,向国家领导人建言。

    这种类似智囊的联盟,在现行体制下,一定程度上需要依附于某种政治力量,才能实现对国家政策制订的深度介入。

    然而,犹如流星闪耀,随着时局变迁和环境不同,这些自发的组织影响力越来越弱,在公众尚未知其全貌的情况下,就已纷纷解体。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智库几乎与市场经济同时发轫。茅于轼、盛洪、张曙光于1993年夏天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开创了民间独立研究机构的先河。一直有志于此的李凡,也在当年有了自己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

    先行者的足迹总是充满艰辛。

  光阴荏苒,十年寒暑,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万众瞩目的成就,而同时起步的民间脑库却没有相同的成长轨迹,迄今为止,能够叫得出名字的屈指可数。
  他们是如此之弱小。
  天则所历经十年沧桑,在业界乃至全社会都享有盛名,但却一贫如洗,随时都有“断炊”的可能;李凡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名为“所”,正式的雇员却只有两个,更多时候,只有他孤独奔忙的身影。
  尽管如此,这些来自民间的力量却是如此执著与坚定。盛洪曾感慨地评价,天则十年最大的事情就是自己的存在,而且“竟然存在了十年”。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负责人仲大军对民间脑库的描述很有代表性:我们的词汇,都直来直去;我们的语言,都一针见血;我们的观点,都反映真实世界。

  市场化最慢的领域

      但是,对于中国民间脑库的发展现状,仲大军却表示出担忧:“没有哪个领域比思想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市场化程度更低,发展更慢的了。”
  在美国,大约有2000个从事政策分析的组织和机构,其中近1/4被认为是独立或自立的。中国的脑库机构数与美国相近,约为2500个,研究人员3.5万人,但属于民办性质的不到5%,且研究人员大多身在体制内,兼职参与民间机构组织的研究课题。
  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各个学科的专职研究人员400多人,年运营资金15亿美元,而天则作为中国最大的民间研究机构,专职人员不到20人,2003年运营费用为200万人民币。
  仅仅从数量上的区别,就可想见二者在社会功用上巨大的差异。
  中国民间脑库的诞生并不晚,为何却发展如此缓慢?
  北京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袁岳分析了两方面原因:一是自身发展动力不足;二是没有强大的外界支持。
  由于大多数学者不愿意离开有保障的官方体系,民间机构显得势单力薄。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不愿意报道这些机构的消息,也很少引述民间研究者的话,使得他们在形成公众话语方面十分困难。
  社会支持的缺失,也是限制民间脑库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
  按照国外民间脑库的生存模式,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企业和社会的大量捐助,例如布鲁金斯学会的建立,就始自一个企业家的巨额捐赠;另一方面则在于政府的支持,大量的政府项目交由民间研究机构进行。兰德公司的经费来源,90%以上来自与政府和军方签订的合同。
兰德曾经为克林顿政府作了一个关于在军队中对同性恋采取更灵活政策的分析报告,联邦政府为此付出100万美元。
  而中国的民间研究机构在国内筹款却是难上加难。
  且不说政府划拨的社科研究经费,尚不够体制内的机构分食,就是中国的民营企业,也很难起到支持作用。
  “首先,我国的民企还处于发展阶段,整体比较弱小,没有财力捐赠,二是对非营利性的公共政策研究作用认识不够,不愿意支持。”袁岳说。
  在此情况下,国外一些基金会和国际非营利机构的帮助,成了中国民间脑库早期发展的“救世主”。
  茅于轼就曾告诉记者,天则前几年的发展经费,一大半来自于外国基金会。李凡的话听起来更有几分悲凉:“如果不是福特基金会,我们的研究所早在几年前就关门了。”
  可是,来自外国的力量,能持续支撑起中国民间脑库的发展大厦吗?

  思想库,还是思想者?

  天则经济研究所前所长张曙光曾热情洋溢地写道:“天则所……以学术为本,以学问看家,以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为己任,以建成中国的一个思想库为目标。”
  十年过去了,天则声名鹊起,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贾西津博士却说:“严格来说,他们只是thinker(思想者),还不是thinktank(思想库)。”
  “思想库之所以为‘库’,指的是一个组织,通过一定机制,按照专业化分工,创造出思想产品。是一种群体性活动和集体智慧的结晶。”贾西津博士认为,综观中国目前民间脑库的发展状况,还处于非常幼稚的状态,虽然他们以组织的面目出现,但却没有形成产生思
想的机制,学者们似乎在“单打独斗”,更多靠其个人的知名度和号召力扩大影响,引起公众注意。
  1993年10月,李凡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成立。这是一家不依附于任何政治与经济实体的民间机构,主旨是研究世界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十年后的今天,很多人知道李凡的名字,却不大记得他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十年苦心孤诣,更多靠他个人的努力和知名度。
  李凡更愿意让人们关注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它是未来中国thinktank的雏形。”然而他也颇多无奈。“中国的民间智库,更多依靠一个有影响力的学者来传播思想,来坚守理念。”
  Thinktank,思想库,智囊机构之意。
  它原指第二次大战期间,美国为国防科学家和军事参谋提供的一种能够让他们在一起讨论战略问题的安全保险的房间或环境,后扩展为诸如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等政策分析组织。
  兰德公司洛杉矶总部,每天有500多名博士和他们的1000多名助手在忙碌。他们的分工非常细,专业化程度相当高,每个人只负责一个小的领域的专门研究,且是各自研究领域的专家和权威。
  一位去过兰德公司访问的记者介绍,如果有大公司要向他们咨询在印度投资的问题,他们可以马上集中从各个侧面研究印度的专家的意见。
  在美国脑库属于“非赢利产业”,但并不是不挣钱,除了研究之外,很多工作涉及筹资,就是让人更有信心把钱投进来。真正的有活力的思想库一定是在财务和运营管理上非常成功的公司。
  袁岳把一两个思想家,看一两本书,做一两个选题,再写一两篇文章的研究模式称作“农业化研究”———一家农民包了三五亩地,按自己的经验,作小农经营。
  “现代脑库不同于传统研究所的地方,在于其高度的团队作业能力,良好的流程管理,接触的持续筹资能力和类同于大型企业的先进管理机制,而这恰恰是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脑库的“罩门”。
  专业化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他们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可能改变军方的行动。每每布鲁金斯学会举办报告会,美国国会和国防部的官员必然不邀自来———这些民间思想库,已经成为政府之外影响政策走向的重要力量。
  “中国哪家民间机构可以做到这点?基本上靠学者个人对社会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袁岳评价说,无论从组织结构、规模或是影响力来看,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思想库。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也下了类似结语:中国只有民间智囊人物,还没有民间智囊群体。

  “中国兰德”何时出现?

  2003年10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一则消息,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面向世界公开招标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前期研究课题。
  这个首次以公开招标方式向社会咨询、征求经济发展方案的举动,被解读成为政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进步之举,也是民间研究机构开始得到政府认可的一个信号。
  确实,越来越多的民间研究机构感受到政府态度的变化。
  袁岳的体会就比较深。作为民间调查机构,零点公司2003年获得的政府采购订单金额有三四百万,2002年是100余万,再前一年只有五六十万,“这表明政府对我们的认同上升还是比较迅速的。”
  天则所在遭遇过一段时间的冷遇后,境遇也开始好转。天则的经济学家们甚至走进中南海为中央领导人讲课;一些“公检法”机关的官员,主动承接天则关于司法、宪政方面的课题。
  从媒体上,也越来越多听到这些来自民间的声音。一种气氛正悄然形成。
  “这是由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状态决定的。”袁岳分析说,现代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状态多元化、需求多元化的社会,要满足多元化需求,必须听取不同角度的声音,这在客观上要求,给民间脑库新的生存发展空间。
  但是,中国要出现兰德公司那样高度专业化、规模化和强大影响力的民间脑库,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事,需要从法律制度、政策环境以及社会扶助体系上全面完善配合。
  贾西津博士指出,首先要从法律上解决民间脑库的“合法身份问题”。民办研究机构应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为NGO(非政府组织),然而按照现行法律法规,登记NGO必须有一个官方或半官方的业务主管部门,一旦找不到这样的部门做“婆家”,就没有登记资格。由于条
件苛刻,程序复杂,不少机构无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不得不转到工商。
  天则所就遭遇了这样的情况:在工商部门注册为企业,行的是非营利机构之实。
  “这会带来纳税、不能作为NGO组织进行募捐等一系列问题,影响到它们的生存发展。”贾西津说。
  比起政策制度的改变来说,这种技术性难题,只能算是“小儿科”。
  “民间脑库要真正发展壮大,最关键在于我们政府的决策体系发生改变,让民间声音成为制度形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王名教授如是说。
  毫无疑问,那将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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