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大军:中国的政治方法

大军:中国需要中间力量的制衡

大军:中国能否走出左右

-------------------------------------

 

中国的政治方法

----曼谷会议提纲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5111

 

1,宪政、人政和廉政

现代治理需要三大要素:一是政府,二是法治,三是民众问责监督。政府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合格的领导人,二是好的行政能力,这就是人政与廉政。在政府、法治和民主监督三者之中,政府的作用最重要,领导人的作用很重要,对权力进行约束也很重要。

美国现在处于政治衰败中,原因是权力受到强大的约束,出现了强法治、强民主、弱政府这种局面,使美国无法推进急需的改革。中国恰好相反,改革三十年来,权力过于强大,以至于出现许多政府腐败。

宪政、人政(廉政)和民政是政治的三条腿,缺一不可。没有好的法律不行,没有民众舆论监督不行,没有好的政府领导人,宪政如同一纸空文。没有民主,人政可能变成专政。一个国家过分强调法治,便会出现弱政府的现象。中国一旦出现弱政府,便有社会动乱和大国崩溃的危险。

今天的中国,不仅要强调宪政和法治,还要注意人政和廉治。中国人之所以历来有清官情结和圣人情结,中国古人早就看清了人在政治中的重要性。没有清官和圣上,就没有好的政治。所以人政和廉政与宪政同样重要。

宪政在于立什么样的宪法,立法不合理,宪政也不完美。譬如现今的中国宪法中缺失罢工的权利,这是公民权利的缺失。这是宪政的弊端。所以,不能空谈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必须完善立法。任何法治都是靠人实施的,只讲法不讲人的政治是阉割政治。法治也要重视人的重要性。

中国在这个历史阶段中需要强政府,强领导人,但又要对权力进行强力约束。改革开放之后,一度被革命政治抑制了的官僚特权腐败再度抬头,不平等的特权政治再度出现,政府和社会出现大面积的高度腐败,官僚集团高度攫取社会财富。因此,廉政和廉治成为当前中国政治的首要任务。

各派现阶段最可能取得共识的是反腐、廉政和廉治,但在宪政与人政的基本常识方面也要取得共识。

 

2,权威主义是历史的必然,是维新道路的需要

中国今天走的是一条渐进的维新的改革之路。改革路途中充满了激烈的社会冲突,应对这种冲突的办法之一是管制。社会越自由,信息越发达,社会管理就越严格。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越自由,管制越强烈。自由与约束是成正比的。有多少自由就有多少管制。自由过了头,社会紊乱,会出现无序和失控,国家就会发生灾难。因此,必须理解中国社会这些年来越来越厉害的高压态势,必须理解“维稳”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之后,各种思潮涌进中国,中国面临着强大的理想冲突。维稳是维新改革的手段。维新是不同于革命的改革方法,是低成本的政治治理手段。维稳和维新在减少社会破坏方面有积极的作用。维稳类似于专制,但必须是一种“开明的专制”。

当今的中国,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居民收入的不平等,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因此出现了利益截然对立的社会群体。所谓左与右,就是这种利益冲突的反映。维稳的同时,必须解决社会的悬差,以达到维新的目的。这就是开明的专制。

 

3,支持共产党的领导

支持共产党的领导,支持政治协商的模式。在现历史阶段,共产党的领导至关重要,这个党在努力地摸索治国之道,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创造治国模式。我们要帮助共产党完成历史赋予的任务,使中国走出峡谷,使中国人民走向幸福。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已经不同于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个革命党,当今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代表社会各个利益群体的党,它又不极左,又不极右,它居中调和,是社会的稳定器。离开了这个稳定器,社会出现剧烈的左右偏斜。随着历史的推移,中国共产党会成为一个中性的国家党。

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塑造期。中国正在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走出一条自己的大国新路。目前,除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替代它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4,权力自上而下模式

权力自上而下模式维持着大一统的国家。

中国传统的政治模式是一元政治,权力自上而下,西方是多元政治,权力自下而上。这是由长期历史形成的不同政治方式。要轻易改变一个大国长期形成的政治模式并不容易。

现代权力自下而上的西方政治理论和政体模式给中国带来了国土分裂,意见分歧。外蒙古分离出去了,台湾搞台独了。按着西方的现代政治理论继续走下去,中国很可能四分五裂。

因此,要提高全民族的政治文明,维护国家共同体的安全,要探索适合中国的政治模式,实现从传统的王治、帝制政治到现代的党治、多党治政治的转变,实现权力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

权力自下而上,从传统的王治、帝制政治过渡到现代的党治以及西方意义的宪政民主政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当代中国政治所有问题的关键。中国传统模式是否可以轻易改变?需要时间来决定。任何机械照搬和模仿都会对国家带来灾难。

 

5,高扬公平、正义、公德之社会主义旗帜,走出初级社会主义理论阶段。

改革需要正确的政治理论指导,需要合理的意识形态。

三十年以贯之的“初级社会主义”已该寿终正寝。“初级社会主义”唯一的崇尚目标是GDP,将追求财富变成社会发展的主题。三十年间,政府的所有目标都是向钱看,这导致“初级社会主义”几乎变成了“野蛮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今天的中国人更像19世纪的欧洲人,眼里充满了贪婪和欲望,攀附权力,相信弱肉强食。

在“初级”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政治出现了历史性的大倒退,个人意识和个人私欲极度膨胀,以至于腐败在很大程度上与“初级社会主义”的改革理念有关。过分强调“初级”, 过分唯钱是瞻,过分强调放任自流,过分提倡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以及过分倚重法治和忽视道德,导致社会全面腐败,道德伦理全面溃败。周永康和徐才厚就是典型的例子。

要建立不过分自私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从精神和灵魂上遏制官员群体的贪污和腐败。

三十年来,出现一批过分强调自我意识的“占中”式人物。如果中国人都变成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国民,那么这个大国将混乱不堪。

毛时代的利他主义应适当回归。

 

6 政治力量对比与呼吁力量均衡

一个社会有许多政治利益群体,而最主要的政治利益群体对峙发生在权力集团与民众之间,资本集团与劳工之间。

改革三十年来,权力和资本利益集团十分强大,劳动群体力量相对薄弱,因此国民财富和物质利益极度向权力和资本倾斜。

如果左右几派的力量处于均衡状态,国家就是平静的。只要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国家就要混乱,就会走向极端。因此,调节社会各派力量将是维持和平的手段,而立法是调节各阶层利益的重要砝码。

目前的中国最需要调整的是官与民的力量平衡,抑制权力与资本的特权,增强平民的话语权与表达权,这一切需要通过新的立法来表现。

各派人士要在一个房檐下生活,如果内斗使房子倒塌,两败俱伤,这种民主自由就要被制约,这种个人诉求就要适可而止。因此,各派的政治诉求都要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表现。寻求对话方式来解决各阶层的政治分歧。

培养和平对话协商的素养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中国需要很长时间来形成这种公民素质。

   

7,将矛盾分歧停留在语言上、网络上而不是街头上

左中右的意见表达停留在纸面上,网络中,没有诉诸街头行动。如果让左派右派都上了街,尽管可以显示各派真实的实力,但容易造成物理上的冲突。搞不好会对社会形成破坏。所以,意见表达暂时停留在书面上和网络上,是中国暂缓之计。这是中国特色,可持续一阶段。

中国游行示威抗议的时间表:2025年,实现民众可以上街表达愿望。而罢工需要尽快实施。

 

8,有序控制下的对话与交流

中国社会层面和知识社会层面始终存在着左右两大政治派别,实际上是国共两党政治力量的延伸。从目前情况看,两派分歧依然太大,无法展开面对面的交锋。

要逐渐提高国民的政治文明程度,提倡彼此尊重和妥协、协商,克服传统的封建文化恶习。

政府日益呈现为中性,稳定器,高压阀。中国目前的这种分离状态是近现代革命的遗毒,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消化。因此,在现阶段不能指望中国有宽松的民主政治和政治和解。高压、专制以至独裁已经成为常态。改变这种常态给中国带来的可能是更大的苦难和分裂、崩溃。

中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消化一代人和传统的习惯方式。

 

9,国家统一与安全

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维护国家整体安全,应是各派共同认可的目标。警惕削弱国家治理能力之后带来的国家崩溃等负面效应。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前车之鉴值得借鉴。

适当的批评与监督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内容之一。过度的批评甚至是恶意的毁损使国家陷入混乱,甚至幻想取而代之,这是野心家们的行为。

各派的博弈都要以不破坏国家完整、保持社会稳定为准则。

改朝换代的人大有人在,但这些政客要识时务为俊杰,不能把私利高于国家利益和群体利益。

 

10,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

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是消解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和西方神论思维对中国带来的损害。当今世界需要中国式思维来解决纷争。

西方文化受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宗教的影响,带有强烈的一神教思维特点。这种思维的特点是绝对主义,追求唯一的真理。因为造成世界上出现势不两立的残酷斗争。

中国近代以来受这种西方文化影响,导致国内发生了残酷的内战,社会分裂成两大派别。这种历史创伤必须由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来治愈。

中国人不盲目信仰,中国无宗教的文化是中国古人避免绝对主义的表现。中国古人早就聪明的看到了绝对主义的危害,看到了迷信的危害,所以中国没有出现神论的宗教。中国人的信仰是崇拜天地、祖宗,是怀疑绝对。这种态度可以避免冲突和厮杀。

当今的世界危机需要中国文化发挥作用。

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成为各派人士的分水岭。社会本位的革命文化排斥个人本位的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极左和极右派都排斥中国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文革时斗私批修,批判个人主义。改革开放后,个人本位的自我意识主宰社会,古时候的修身自律传统被扬弃,公德淡漠,私欲上升,法治意识薄弱,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因此,中国要向社会本位的文化回归。

传统的个人本位文化可与现代的社会本位文化相结合,以治愈近代革命产生的社会创伤。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近代革命文化的消解药,传统文化拯救中国,一味的去中国化给中国带来的可能是灾难。

 

11,共富的经济政策

 三十多年来的改革,是以个人致富为主调的改革,富人的社会关怀极其薄弱,因此,中国的贫富差距很大。

进入市场经济之后,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极大地影响着国民收入与福利,影响着社会贫富差距,因此,制定什么样的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以及税收政策,如何建立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需要中国各派达成一致。

譬如,尽快推出房地产、遗产税、奢侈品税,提高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统一养老金待遇等。

但这些措施在目前的中国也很难形成共识。

 

12,集体遗忘内战历史

想以“扒粪”的方式扳倒对手,拙劣的手段必然带来拙劣的后果。中国社会之所以不能进步,与思维方式、思想方法、特别是政治智慧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从清末以来,走了一条惨烈的革命之路,对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分裂,至今领土分离,骨肉反目。对这种革命的正义性至今很少有人反省,而各派人物更是热衷于停留在对历史“真相”的澄清与争论上,非要找出钉是钉、卯是卯来。今天很多的中国人不是生活在当代,而是生活在历史中,使阶级斗争心态长期持续,阶级斗争一演再演。这种状态加重了国家和民族的危险。

鉴于此,我提倡当下的中国,要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佛家和道家的智慧,放下阶级斗争时期制造的仇恨。国共两党要淡化历史,不追究历史,忘记历史。只有实行集体遗忘,这个国家和民族才能轻装上阵。

西班牙曾经有过佛朗哥执政时期专制的历史,二战之后这段历史几乎被西班牙人遗忘。中国人只有西班牙人那样集体忘记丑陋的记忆,这个民族才会升华。

瑞典一位国王战死后,北欧国家从此放弃战争,永不和平。这种智慧的反思应对中国有所启示。

不再去揭露历史丑陋的页面,这是治史者的常识。什么是春秋笔法?春秋笔法就是隐恶扬善,不光明的就让它消失,让下一代生活在单纯、善良之中。而今天的中国,很多人沉浸在历史中,拨弄是非,制造新仇旧恨,撕裂社会,陷中国永远于内乱之中。

如果国共两党的后人以及左派和右派今天还在互相扒粪,那么历史伤痕永远不会愈合。中国要警惕这种冒似这种有文化的学者!

没有佛道精神,中国难以解脱仇视的魔咒!而中国当前的知识分子很少上升到这个高度。境界不高的人,心中只能只是私怨。

 

附文:

         中国需要中间力量的制衡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2年元月23 春节

    二十年的今天,邓小平同志巡视南方,在1992118日至21日这几天里,他讲的一些话成为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力。二十年很短,一晃就过去了,我们很多人的命运发生了大变化,中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二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又面临着变革的需求。再往下走中国怎么改?人们日益关心。通过最近一些迹象,可以看出各派正在准备一场新的博弈,这场博弈将在权力高层展开,随后将影响到千千万万民众的命运。

    仔细看大军网上的文章,这些文章将告诉你新的动向和变化。右翼力量正在准备发起对左翼力量的一场反击,如果这场剿杀成功,中国很可能步苏联后尘。在这个时刻,看看李慎明、萧功秦等的文章,便会对问题有清醒的认识。纪念南巡讲话二十周年是否会成为右翼围剿左翼的契机?请人们拭目以待。但根据本网观察,当前中国的左翼和右翼谁也消灭不了谁,极左和极右谁都得不了势,只能在相互博弈中 趋向中间化。极左和极右谁都成不了气候,这就是中国的福分和社会的进步。直到有一天大家都认识到要让人家活,这个社会就进步了。

    目前最需要的就是中国的中间力量涌现,只有中间力量才是中国社会和改革的稳定器。在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目前的中国向任何极端方向推进都是错误的,既不能满足右翼的要求,也不能满足左翼的要求。中国的改革只能从右翼的效率至上和极端个人主义的道路后退,但又不能退回四人帮的极左道路上去。缺少社会基层力量支持的右翼要认清自己的虚弱性,刚刚崛起的左翼不要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任何一个没有道义支持的社会力量都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的高层必须头脑清晰,但就目前某些高层智囊人士的思路来看,尽管他们已经意识到反腐共富没落实好,到该解决共同富裕的时候了,可看看他们文章的内容,没有一点解决问题的 实际办法,大多是官话套话,连个限制资本都不敢说,唯一的一招就是继续私有化,肢解国企。这和他们所说的共富恰恰是背道而驰。消灭国企和公有制就能共富,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就共富了。

    在这个时候,希冀既得利益阶层拿出改革新方案,希望既得利益集团自己来改造自己,无异于缘木求鱼。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只有虚心听取社会意见,下一步的改革可能才不会走弯路。

 

中国右翼的特征

    中国的右翼群体基本上是知识阶层和精英资本阶层。他们左右着社会舆论和政府政策,掌握着较多的权力资源和财富资源。

    在政治方面,他们坚定地毫不犹豫地鼓吹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坚决地毫无犹豫地反对集权专制,否定共产党,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污蔑革命领袖,歪曲历史,要求共产党缴旗投降,下台易帜,改变中国政治,用和平演变或社会动乱的形式。

    在文化方面,坚决地贬低本国文化,扬弃传统,割断历史,皈依基督,自我阉割,把西方的一切捧为圣典。

    在思想方面,个人主义至上,坚决地抛弃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至上,个人价值高于一切,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一切服从个人价值和个人利益,漠视整体,忽视社会责任。

    在经济上,主张私有制,要求经济独立,私人占有经济资源,强调市场作用,反对政府干预,大市场,小政府,重效益,重效率,重精英主义,轻社会福利,反对税收,拒绝分享。

右翼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出西方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这种文化是近代以来欧洲国家开发新大陆时形成的文化,但这种文化简单地拿到中国来,对中国的危害很大。

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如下:

1,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保护个人私有财产,自由市场。

2,以个人自由为目标前提,确保公民自由。

3、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和哲学思想、宗教文化来创造个人的世界。国家在个人的思想意识上保持中立,并保护个人的思想、文化和宗教自由的权利。

    新自由主义者在彻底皈依西方价值观的同时,却并不反对在现政体下享有种种特权待遇。他们是西方个人主义与东方特权主义的畸形结合。所以,中国的极右势力在本质上讲还不是真正的西方的民主平等,而是极端的个人自私主义加东方特权专制。

    极右势力打着为个人谋福利便是为国家为集体谋福利的旗帜,对当今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多坏的影响。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从政府到企业,无官不贪,无商不奸,都在千方百计地为个人谋利益。个人私利严重地腐蚀了公权力,瓦解了公共社会和政府的公信力,降低了国企的公共性和公共福利作用。

    无西方宗教又无中国道德的极端个人主义,已使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冷漠和麻木的冰水中,致使改革三十年里,财富向少数人高度集中,社会福利低下,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极右势力与社会主义精神思想严重对立,格格不入。极右思想是极左时代的报复性产物。中国从一个极端猛地跳上了另一个极端。当今社会的矛盾尖锐激烈无不与右翼势力影响改革的后果有关。

 

中国左翼的表现与特征

    中国的左翼群体可以称作马列主义者,左翼势力是马列主义在中国长期传播的坚实存在。集体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左翼的鲜明特征。极左翼有着强烈的领袖崇拜情结。

    鉴于中国的精英优先改革模式造成的社会失衡,左翼思想在改革三十年的后期迅速发展起来。改革的现状和利益格局,使他们印证了毛泽东在世时的预言和论断。他们坚信是党内的走资派将中国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并且是初级的和残酷的资本主义。他们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和社会平等,痛恨贪污腐败,官场堕落。

    在政治方面,左翼思想倾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集权政治,坚持党的领导,但要求给予人民牵制权贵精英的大民主。他们的政治手段是希望通过组织 部门从内部来调整领导层成员,矫正政治方向。

    极左翼对历史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是正确的, 他们对当年的批斗走资派无怨无悔,改革开放是被走资派篡夺了领导权,将中国引向了资本主义。在残酷的现实对比之下,左翼群体怀念文革时期人民群众所拥有的大鸣大放权利,怀念工人农民至高无上的时代。

    在经济方面,他们拥护公有制,反对资本残酷剥削劳工,支持国有企业,主张相对平等,共同富裕,缩小人际间的贫富差距。他们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强调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反对盲目引进外资,反对中国成为殖民地经济;反对右翼集团出卖国家利益,为西方利益服务。

 

综合性的看法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两股极端信仰集团,都不具备中国儒家中庸的思维传统,都是现代革命与中国传统坚决决裂的结果。他们都排斥中国传统,割断历史,割裂中国文化,是两种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变体。

    中国的思想发展是以改革开放初期极左思想遭重创、四人帮集团被粉碎为基础,确立起共同的目标。然而今天,各种思想犹如脱缰的野马,各自奔向一个方向。左翼思想重新抬头是有深刻时代原因的:正是因为右翼的改革使中国的发展出现了偏差,导致左翼思想重新集结。

    思想分化的原因是社会利益集团的分化,是得利集团与失利集团的矛盾冲突。中国思想界的严重分歧,说到底反映的是中国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中国各利益集团出现了尖锐矛盾。

    改革三十年之后,中国社会的矛盾达到空前尖锐的时刻。新兴资本群体和特权权力群体要求巩固他们的既得利益,普通民众要求调整利益格局。各个群体都在动员起来,利用自己掌握的舆论工具展开一场言论搏杀。分蛋糕,守蛋糕,还是做蛋糕?这样的问题再次摆到人们面前。

    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就游移在两个极端思想之间,由此付出了沉重的国共两党内战的代价,由此导致了国土分离、骨肉分离。以至人们不得不从新审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所走过的道路。

目前的中国政治和政府只剩下一个徒具外表的功能:维持秩序。它既不能再提供思想,又不能再造新文化。苏联已经易帜垮台,中国在坚持独撑。这种维持的局面不能持续长久。政府必须利用社会的力量进行创新。中国必将出现一次新文化、新思想的大迸发。在总结比较了各种极端思想的利弊得失之后,中国必将有新思想和新理论诞生。

 

 

 附文:

中国能否走出左右

----在“中国能否走出左右”座谈会上的讲话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1814

    欢迎各位的到来,今天邀请了左中右各方面的人士,目的是从不同角度谈点看法。现在这个社会分歧越来越大,和八九十年代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思想界基本上是铁板一块的,那个年代的学者坐在一起,分歧矛盾不大,都是一门心思搞改革,搞思想解放。我写过一篇文章,回忆19894月在京丰宾馆召开的理论研讨会议,今天在座的当年参会者有五位:高粱、黎鸣、陈子明、周舵和我。可是二十多年后,学者们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观点也发生了很大分歧,当今中国社会分化成各种流派,坐在一起交流越来越难,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们能不能谈出一点看法,看看中国能不能走出左右?以一种什么制度方式综合左右,平衡左右的利益和诉求?这里不仅需要的是共识,更重要的还是方法。陈子明先生关于左右的分析文章我已经看过了,是站在宪政角度看问题。我现在更实际一些,站在执政党的角度看问题,这样可以更接近政府话语体系。特别是今天来了好几位右翼自由派的理论大腕,我不得不从左翼加点劲,以进行力量平衡。

    有人把中国左右矛盾分歧从国共两党开始追溯,延续到今天,从这样的历史视野看中国的左右之争,很有意思。的确,如果从更大的历史范围来看左右冲突,我们应当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甚至更远----马列主义引进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就是左,无产阶级就是左,资产阶级就是右。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中国诞生了左派力量。

    但是,在大革命期间,国共合作中的左右两派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下,终于以“四一二”大屠杀和“八一”南昌起义为标志而破裂。从此中国走向了左右之争,从此之后直到今天,中国就是在这两大力量之间博弈。无论今天的形势多么复杂,都离不开这两个基本力量。在今天说左,就是传统的共产党。不管今天的左派多么形形色色,都离不开共产党的影子。

    共产党的胜利表明,谁获得社会大多数民众的拥护,谁掌握政权。共产党的胜利还标志着中国党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政体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彻底左转。这就是被民主派和宪政派诟病的党专制和多数人统治。所谓专政,不仅包括经济上强行的全民公有制,还包括将一些理念强加于全体国民意识。这也成为左的一大特色。

    建国之后,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左倾达到了顶峰,达到了极左。之后,中国共产党以党内政变的方式,粉碎了极左势力“四人帮”,以调整组织路线的方式开始矫正极左。其结果,三十年的反左,使中国的左派力量遭到很大的削弱和瓦解。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基本上被抛弃,或被搁置,资本主义占了上风,已牢牢占据社会话语主流。

    矫正极左以两个标志展开,一是收缩民权,禁止大鸣大放大字报,收回了建国之后人民群众一度曾经拥有的各种民主权利,在政治上实行一党制,首长专权,长官意志代替民主集中制,精英拥有特权,官权越来越大。二是打破平均主义,放弃共富的理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和权利差距。

    就这样,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矫枉过正,中国又从极左走向了极右。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是民粹专制,那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已变成了少数人压制多数人,变成了精英专制。中国的执政党从左翼在很大程度上摇摆到了右翼,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工农的党逐渐变成了官僚的党,精英的党,资本的党。官员们一边将共产党的传统理念强加于社会,一边又不按这些信仰办事,使社会成了一个缺少共同 价值遵守的社会。

    民权收缩后使官权失去了制约,官员的权力变得无比强大。放弃均富理想,使少数人攫取了更多的改革成果,一部分人暴富,大部分人仍然赤贫。由此带来的是社会再次出现分化和分裂,政府变成了少数人的政府,政府再次出现了信任危机。

    改革三十年里,一反早年革命时期的奋斗目标:平等、民主、自由。在经济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重经济效率,轻社会保障和福利。特别是在经济政策方面,出台了很多偏右的政策,譬如,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MBO(管理层买断产权),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国家和员工的利益,使精英群体大获收益。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譬如以通货膨胀的手段刺激经济增长,更是以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效率至上、精英优先,必然导致重发展、轻保障的可悲结局。改革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成果,难以惠及全民大众,社会保障水平始终低下。这就使中国不仅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更存在着缺乏社会保障的严峻问题。

    严峻的现实,不能不激起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底层民众的觉醒。左翼思想再次抬头和左派力量再次崛起,人们再次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宣言》,国际歌再次被每每唱起,正是这种右倾改革的必然结果。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分歧,正是由于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分化,才出现了新的社群对立和思想分歧。中国从当年的平均主义、大众民主社会突然进入了差距巨大的等级社会和贫富分化社会,这种现实不能不使左派思想再度集结,左派力量再次涌现。一句话,左右冲突升级的根源是社会分化和分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社会思潮的再次冲撞,其根本原因在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因此,能否解决当今社会的分裂与冲突是新历史条件下的重大挑战,是对中华民族智慧的再次考验,也是新一届中国领导者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中国出现的左右矛盾,其本质是人民大众与官僚资本和权贵精英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凡是诉求人民大众利益的就是左,凡是维护官僚资本和权贵精英利益的就是右。还有,凡是维护国家利益的爱国的民族主义就是左,凡是不顾国家和民族主义只追求极端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就是右。

    所以,今天中国的左派说到底是马克思主义派,社会主义派,是人民大众派。我在去年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当今中国根本的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官僚资本的矛盾,所谓左派,就是民派,所谓右派,就是官僚权贵派。解决好民与官的矛盾,就排除了左右之争。

    背景了解清楚之后,需要寻找的就是解决办法。党内有党,党外有派。是继续在党专制的政治模式下,以党内调整组织路线的方式来调整左右力量,平衡左右利益,还是以西方宪政民主的方式来调整左右博弈?西方宪政的理论是通过党派博弈来达到左右利益平衡,但西方国家的左翼党从来就没有占过上风,西方的政治多半是右翼政治。

    那么,中国在不改变一党制的情况下,能否平衡左右利益和力量?也就是说在党专政的政体下,是否也能调整好平民与精英的矛盾?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一党制也能调整左右利益,平衡各方面的需求,只要调整组织路线,换一批人马上台,立马可以见效。但左翼力量的上台必须吸取以前极左的教训,不能从一个极端再跳向另一个极端。

    建国后六十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党制政体存在着较大的弊端,非常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极左和极右都会搞得社会不安宁。一党制政体能否克服这种弊端?已成为今后中国政治的重要问题。虽然在江泽民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但实践过后,效果并不理想,执政党代表的更多的还是精英的利益,利益的天平仍然处于失衡状态。

    另外,一党制存在着两极专政的问题,不是极左专制就是极右专制。在这种情况下来看宪政制度,是否实行了宪政制,有了多党制约才能达成左右利益制衡?

     这两种思路,从操作角度看,第一种最简便易行。就像当年粉碎四人帮,在组织人事上做一调整,极左问题就解决了。共产党只有启用新鲜血液,才能有力回天。共产党只有回归工农大众,才能重新收回失去的人心,平衡各阶层的利益。从目前中国社会的状况看,也只有共产党具有这种聚集和整合的能力。这个党再腐败,也有更新的能力。因为它可以从当代获得充足的民主法器。

    而第二种方法,叠床架屋,社会动荡巨大,难以操作和把握,因此难度较大。但就目前的情况看,第一种方法的难度也很大,这是因为现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官僚化,政府内部现存的左翼力量已经微乎其微。靠这种政府进行自身改变,同样存在难度,甚至不可能进行调整。这就是当今中国面临的困局。

    真正的困局还在于共产党变得不伦不类,既失去了原先的本我,又变不成民主党的面目。未来共产党真正的危机在于失去自己的本色和宗旨,变得非驴非马,莫衷一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变成全民党是幼稚的空想,只有保持多数人的党才有存在的可能。一党制国家的核心在于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中国不可能回到大一统的帝制和王制时代,现在是党制时代,既然不允许多党竞争,就只有党代表大多数。民主制的核心不就是选票数量吗?一党制的核心也是一样,获得多数人的选票就是合法性。

     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三个代表一个也没代表好,反而把自己搞得不伦不类,不知所云。只要恢复起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优良传统,克服贪污腐败,提倡民主自由,摈弃专制独裁,共产党就有希望。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向左转就有希望。现在的左,不意味着必然的专制,左并一定与专制独裁有天然的联系。专制的左派不是真正的左派!

    在马克思那里,真正的左是完全民主的,所有的官员必须经过普选,必须经过人民同意任命。翻开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甚至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普选原则都是放在首位的原则。要学马克思,就要学马克思的正宗,不能断章取义。之所以中国的左派出现了专制,而西方的左派是民主自由的,就在于中国只学习了马克思的专政理论,而没汲取马克思民主的成分。

    最后,关于中国能否走出左右的问题,我认为,只要采取居中策略,就能减少左右冲突。中国传统的智慧就是居中,两边向中间靠拢,把富的变瘦一点,把穷的变胖一点,问题就解决了。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上,要铲除产生贫富分化的土壤,避免极右或极左政策,让左右矛盾失去物质基础。我们的古人早就描述过这种大同社会的景象:“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今天的中国也不能完全抛弃这些好的传统。

    在政治权利方面,中国不仅要善待企业主,发挥他们的精英作用,更要善待企业员工。要坚决扭转劳资权利不平等的现象,矫正已经严重倾斜了的力量天平,平衡劳资关系,维护劳动者的组织权利、谈判权利以及包括罢工权利,健全工会组织的作用,让劳动者真正获得经济增长的物质成果。只有在政治权利得到完善之后,劳资双方的收入分配才能趋于合理,才能减少收入分配方面出现的巨大差距。要恢复“劳工神圣”的思想,确立劳动者的地位,坚决扫除几千年来的封建等级特权观念。

    另外,重新回归建国初期的多党民主制,发挥政治协商的优良传统。不是把民主党弄成驯服工具,当成聋子的耳朵,而是真正尊重各党派的意见,通过民主集中制,集思广益,共商国策。今天的问题是,虽然共产党党独大,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他党俘获,失去了自身的特色。这些民主党反而成了既得利益者。

    在言论舆论方面,宁肯实行阳光政策,也不实施黑箱操作。这是因为阳光政策要比黑箱操作高明得多,只要自身做得正,就不怕鬼魅魍魉。并且,在阳光下,在透明中,任何谣言都会烟消云散,既可以更好地解决问题,又避免了一个猜疑的社会。譬如,大连市最近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抗议PX化学污染项目,这是人民一种正常的意见表达,却被宣传部门当成报道的禁区。为什么要封锁人民正常的行为和言论呢?有什么害怕的?现在都到什么时代了,还这样包着捂着?手机信息照片满天飞,微博信息网满天下,谁还能封锁消息,把人们蒙在鼓里?

    所以,如果真是一个聪明的政府,与时俱进的政府,就会改革几十年如一日的新闻传统,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政府如果在这些事上正确处理,得到的只能是人民群众极大的拥护和赞赏!

    只有经过这样的调整,中国才能出现均衡发展,中国的左右矛盾、官民矛盾、劳资矛盾才能得到化解,中国才能走出极左或极右的发展模式。 只要是一个人民的政府,民主的社会,即使一党制也能长治久安。

    我们都是快60岁和60多岁的人了,是伴随改革一同走过来的人。五十而知天命,我们这些人应当更知道一些天命吧。中国怎么能改变不是多数人压制少数人,就是少数人压制多数人这种局面?在这个时刻,我们应当给国家和社会提供一点思想、思路。在座的各位都是我敬重的人,都是人品、个性优秀的学者,我们的观点可以有分歧,但肯定也有共识。我先抛砖引玉,期待大家的高见。

    另外,我对开会文化有一点看法,现在学术界的会议,繁文缛节,自由讨论的时间也要主持人指定发言顺序,这不叫自由。前几天我在北京大学王绍光那个讨论政体的论坛开会,发个言都别扭,主持人非要和你过不去。现在中国的精英专制已经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给他一点权力就要专制,政治学界也不懂自由的精神。动不动就说有约束的自由,有约束还叫什么自由?所以今天叫嚷自由主义的很多是些伪自由。我们的会是给大家自由,谁想说谁说,主持人不要专制。

 

——————-------------------------------————————————————————————————————————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原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zk.com,

备案/许可证编号为: ICP09095188号,

审核通过日期:2009-10-09

京公网安备:110102000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