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 下面发出围绕当前社会焦点问题争论的一组文章,走出冲突,走出偏执,是当前中国的重要任务,中国的各派思想家要相互理解与宽容,要消弭社会间的敌对与反抗,为建立民主社会奠定基础。]

中国要重视民权主义

中国政治改革的新思路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4月5日

目录

仲大军:《中国要重视民权主义》

罗小朋:《中国政治改革的新思路》

吴稼祥:《民粹一咳嗽,大众就发烧》

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

杨鹏:《精英、民粹与中国未来》

郭宇宽:《大愚弱智的“中国新左派”们》

吴稼祥:《芒果与杨梅——我们被民主包围了》

王康:《戊子清明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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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重视民权主义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8年4月5日

    在下面这组文章里,罗小朋教授的这篇文章非常有真知灼见,指出了中国的真问题,现实地考虑了中国的传统和习惯。中国精英群体目前陷入分裂状态的根本原因是:大家还没有找出一条共同认可的道路,如果有了一个多方都可接受的思路和方案,中国的精英不会偏执到决不沟通合作的地步。罗先生的文章就是一个尝试,在两条道路都走不通的时候, 开始寻找另外的道路。如果这条路的确比原先的两条路好,中国的固执和争论可能也就减弱或消失了。

    但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的学者们正走在偏执的道路上,本文集后面发出的吴稼祥等人的反民粹主义的文章就带有这种特点。譬如,吴先生在文章里把民粹主义称做“病毒性精神流感”,说当前的中国正流行着一种叫“社会不公”的病毒和民粹主义的流感。真不知道吴稼祥先生的屁股坐到那里去了,普通老百姓对贪污腐败、特权盛行表示愤懑和不满,抗议社会不公,就是感染病毒了,难道当前的社会真得很公平了吗?难道非要老百姓一任贪官污吏横行、逆来顺受,这样才叫不患病吗?

   当然,吴先生是理解中国为什么有着浓厚的民粹主义的,因为中国有着一个不能表达的制度,既然理解但又表现出反大众和不宽容的情绪和思想,这就成问题了。 对民众情绪持如此轻蔑的态度,是中国封建仕大夫、皇权贵族的惯常做法,今天也深深地遗留在一些知识群体中间。但是,对民众的轻蔑也导致了底层的愤怒。所以,中国社会间这两大群体历来是对立、不相融和形同水火的。如果中国不消除这种历史现象,不从我做起,中国社会会永远沉陷于相互专制的泥潭。

    封建文化中也有“民为重、君为轻”的思想。中国民本思想真正的建立还是西方文化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给中国带来了大约半个世纪期间的民粹主义高涨,但强大的封建特权等级思想总是要顽强表现它的存在的。改革开放后的30年,就是一场对民本思想的大清算,封建权贵特权思想的大复辟!当最近几年民本思想再次崛起时,又遭到了精英权贵主义的极力贬低与蔑视。

    建议精英派学者少干点让大众唾骂的事情。中国的民本思想来之不易啊!民粹主义是解构中国封建特权等级思想的一剂药方,尽管文化大革命中民粹主义做得过分了,即便过分不也就是历史中短短的十年那一瞬间吗?中国社会几千年间都被精英主义垄断和统治着,难道给中国平民主义十年伸张的时间都不行吗?中国平民百姓难道都要永远匍匐在官僚贵族老爷的脚下就好吗?

    美国人听说中国把 white house 翻译成白宫,心里就老大不高兴。美国人不希望他们的领导人住在宫殿里,做他们的主子和太上皇。他们认为 white house 仅仅是白房子,里面住的仅仅是人民的仆人。可中国文化就不是这样了,干什么都得称王称霸,都得看长官和权贵的脸色行事。平民主义少的可怜,平民权利更是被残缺不全。到处盛行官本位,封建等级,高低贵贱。在这种国家里,冒出一点民粹主义和民众情绪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有什么不好理解的?

    所以,理解万岁!中国最有文化的知识群体不能再助纣为虐了。杨鹏 近来还算有进步,他下面的文章写得还算中和,对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都做了客观的分析。至于郭宇宽的文章,我们只能把他当做一个还未成熟的年轻人。他那个年龄的人还没有资格谈论这些复杂问题。但象吴稼祥先生这样年龄的人看问题仍然那么情绪,就 是问题了。这些做法都是最后导致中国社会冲突和分裂的引子。

    至于说王康的那篇《戊子清明祭文 》,更是一面之词了,就是在社会间辩论起来也非得打架。因此,中国政治要想进步,非要各派做出让步,大度宽容。当前的中国有一个现象还是可喜的,那就是右边的人开始向左转,左边的人目光向右看,都向中间靠拢。譬如何新最近思想就有新变化(见本网最近的一期文集)。中国学者如果光打架,这个民族和国家是绝对没希望的。

   冒昧地说出这些肺腑之言,供各位参考,也希望有更多的新思想出现!走出冲突,走出偏执,是当前中国的重要任务。中国的各派思想家要相互理解与宽容,要消弭社会间的敌对与反抗,为建立民主社会奠定基础。

 

中国政治改革的新思路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罗小朋

2008年4月3日

idechina@126.com

    作者简介: 罗小朋,1947年生。198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在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1989年至1992年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访问,随后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1999年毕业后代表国际民间组织在贵州从事农村扶贫。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问题,研究重点是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角度理解中国制度演化的内在逻辑。八十年代对中国农村企业的等级所有制进行过描述,九十年代在美国用中文发表“改革与中国大陆的等级产权”,“地方竞争与产权”,“包产到户与土地集体所有”,用英文发表“农村改革与地方主义的兴起”。近作有“赋权交易与地区间协调发展”(与张晓波合作),“价格改革历史评述”。现在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任兼职教授,在贵州大学担任硕士生导师。

一、 中国政治改革的集体认知困境与根本原因

     中国的政治改革一直难以摆脱这样一个集体认知困境:一方面,无论是精英还是百姓,多数人都相信政治民主和地方自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但另一方面,多数人也相信,中国人搞选举会乱,中国搞地方自治会分裂。

    中国之所以陷入这样一个集体认知悖论,根本的原因在于几千年政治大一统的传统严重地制约了中国精英的集体认知能力。中国精英从来不缺“以天下为己任”的优秀分子,他们不怕牺牲,不怕忍辱负重,能够创造“惊天地泣鬼神”的伟业,但是,他们的致命弱点是彼此不能理性沟通。

    中国的现代化艰难曲折,代价高昂,并不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排斥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也不是因为中国人难以认同现代文明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中国现代化艰难曲折的根本原因,是大一统的政治传统不可能在精英阶层中培育理性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而精英阶层缺少理性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就不可能调动中国人的集体智慧,不可能充分利用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资源和文化资源,从而不可能以较小的社会代价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二、 政改新思路的指导思想

    因此,中国政治改革新思路的基本思想,就是把建设理性的精英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贯穿于改革的探索之中。为了改革成功,建设精英的理性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不仅应该体现在改革方案的设计过程中,也应该体现在改革方案本身以及改革的实践过程中。这一思想的核心就是强调改革过程的理性,而不仅仅是强调改革目标的理性。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从来就不是哪一个人设计出来的,而是精英阶层理性交往的产物,因此,只要中国精英能够不断提高集体理性,不断改进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中国精英就完全能够创造出既适合中国国情又体现现代文明精神的政治制度。

    中国改革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当中国精英能够比较理性地沟通的时候,就能够激发出很高的集体智慧,迅速地开创举世震惊的新局面。在这方面,最经典的成功案例就是包产到户。改革之初,中国精英对于农业改革,也曾面临类似于今天政治改革面临的集体认知困境。当时大家都认识到集体化的农业体制是中国粮食短缺,农业上不去的根本原因,但是,多数人都认为如果农业退回家庭经营就会导致政治灾难。

    由于对改革历史的浪漫化叙述,今天有许多人都以为是小岗村的农民冒着坐牢的风险自发包产到户,才打破了农村改革的僵局。这其实是对中国改革历史非常危险的曲解。如果中国的改革都要等到老百姓冒着坐牢的风险去突破,那么中国的改革绝不可能成功,而只可能导致又一场革命。

    中国农村改革在八十年代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精英中存在着一种理性的认知态度。其中,在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之间,不仅有需要改革的默契,而且有一种极其宝贵的共识,那就是实事求是,谁也不能把一种改革的方案强加于人。包产到户首先在安徽局部地区被默许之后,多数省份是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当时的江苏省,甚至在两省边界树立了抵制包产到户的大标语,一个字竟然有一人多高。

    中国之所以能够突破对于农村改革的集体认知困境,不仅在于领导人的理性认知态度,还在于精英阶层成功地对原有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实现了重大创新。最突出的一个创新,就是智囊机构的诞生和发展。

    中央集权的政治大一统,始终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中央与地方的沟通。由于信息高度不对称,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之间的沟通存在着很高的道德风险。大跃进的失误以及后来的严重饥荒,都与这个问题有关。正是这种道德风险的存在,八十年代中央的改革领导人和地方的改革领导人之间也存在着一个认知的悖论:中央对改革方向和速度的判断要取决于地方的判断,而地方的判断又要取决于中央的判断。破解这一认知悖论,当然需要地方和基层的创新勇气,但是,一旦局部突破之后,如何形成全面的共识呢?

    在当时的中央领导支持下,自发组织的智囊团的贡献,就是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沟通机制,从而促进了中央和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共识。没有这样一种新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很难想象中国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能够如此顺利,如此成功。

三、 中国政治改革的新思路

    三十年过去,时过境迁,当年的精英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已经完全不能应对今日改革面临的挑战。我们借鉴三十年前的成功经验,最重要的是从当年的实践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原则,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比如,八十年代一个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分区域的改革探索。今天,这一经验依然有重大价值,但是,今日的分区域探索,面临着当年没有的两大难题。第一,今日地方之间的互动,尤其是人口的流动和迁徙,已非昔日可比,第二,今日中国正在建设统一的法治,不能允许地方擅自突破国家法律的界限。如果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不能建立新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简单地模仿八十年代地方各自探索的改革经验,只会导致灾难。

    中国政治改革的任何一种思路,都必然要面对这样两个困难的挑战,即如何保证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中不发生动乱,在实现地方自治的过程中不发生分裂。正是由于认识到这两个困难,一些精英认为,中国根本上就应该放弃对民主和自治的追求。但是,中国精英和民众的多数,并不认同这种主张。

    那么,破解上述两大难题的钥匙究竟在哪里呢?我认为,破解这两大难题的钥匙,就在于充分调动中国政治大一统的积极因素来克服政治大一统的消极因素,全面改善精英阶层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以建设中央与地方沟通的新机制为切入点,推动统一法治下的地方自治。

    那么,什么是中国政治大一统的积极因素呢?中国政治大一统对人类文明秩序最突出的贡献,就是超越家庭出身和地域背景,系统地激励和选拔最优秀的人才为社会服务。没有这一积极因素,中国的政治大一统早就像其他大帝国一样,成为昙花一现的历史现象。那么,什么是中国政治大一统的消极因素呢?政治大一统的消极因素来自中国家天下的治理传统。这种治理传统把一切公共事务的管理高度个人化,并且系统地排斥地方自治,压制基层和地方公共空间的成长。历史证明,没有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公共空间的扩展,中国精英不可能发展非个人化的交往,不可能形成非个人化的交往习俗,更谈不上建设体现公共理性的沟通伦理和沟通规则。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精英的个人和集体认知,都受到地位(有权还是无权)和人格(君子还是小人)的严重干扰,非常难以形成客观的集体意识。

    基于以上认识和判断,我对中国的政改形成了以下的机制设计:

    1. 利用中国历史上县令由科举选拔由中央直接任命的传统,在全国公开选拔和任命约三百个县长,派往各省具有代表性的县份。

    2. 这些县长的最高使命,是培育地方民主自治的能力。为了真正完成这一使命,避免机会主义的短期行为,中央对直派县长建立全新的激励机制。在本地具备直选县长的能力之前,中央应鼓励直派县长连任。具体做法是连任次数越多,级别和待遇越高,允许出现省长级的县长。但是,直派县长一旦没有通过考核或失去民意支持,则不能转任公务员,而只能去竞争其他政治性领导职务或回到民间谋生,这一激励措施的目的是实现中国政治家的非官僚化。直派县长离任后,经过数年的考验,如当地能够成功地,持续地进行民主自治,国家应对原任直派县长(可以不只一人)授勋,以褒奖他们对中国民主的贡献。

    3. 赋予中央直接选拔和任命的县长如下特权:每年到中央集中一个月,进行交流和培训。借鉴西方参院或上院议事规则,向中央政府和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尤其是立法优先顺序的建议。在网上建立封闭的虚拟公共空间,以虚拟身份交流地方治理中的各种政策问题和法律问题,同时,中央领导也能够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与这些县官进行直接交流。连任后级别获得提升的县长,可以参与相应级别的决策,比如进入地市和省级常委。

    4. 赋予省级如下权利:在非中央直派县长的县份,决定是否由省直派县长或县直选县长。各地选拔和选举的办法有一定自由,以鼓励创新和竞争。逐渐扩大地方立法权,允许地方改革本地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地方行政制度和地方司法制度。

    5. 中央政府加快建设类似美国联邦政府的司法和执法职能,如派出巡回法庭,建立类似FBI的执法队伍,建立垂直的劳动执法系统。

    6. 制定法律,允许受到地方恶势力威胁的地区人民请愿,由中央直派县长。请愿程序由中央决定。

    7. 制定法律,允许中央调整各省中央直派县长的比例。

    8. 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建立多层次的公共空间,包括隐匿真实身份的虚拟公共空间,鼓励朝野精英在守法自治的基础上,在网上理性交往,以真实身份或虚拟身份议政和模拟参政。探索精英言论的公共评价机制和精英与民众的理性沟通机制,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间精英的议政范围和参政渠道。在条件成熟时,还可以在网上模拟宪政改革。

     以上机制设计的一个关键措施,就是由中央政府直接选拔和任命一部分县份的行政长官。这样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比较明显的。目前我国存在的最大治理危机,是部分县域治理的失控。几千个父母官,究竟是如何产生的,究竟在干什么,透明度非常低。更严重的问题是,县一级政权,在中国地方治理中极为关键,因为县域是中国几千年来最稳定的地方治理单元,自八十年代初财政分权以来,县级政权也是中国地方治理中全面整合资源,包括整合民间和政府,经济和社会,城市和农村资源最基本的治理单元。但是,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治理层级上,中国出现了权力和责任最严重的不对称,出现了中央与地方之间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地方上出现了许多百姓和中央都不满意的“形象工程”,出现了许多频频赴京的“访民”。

    中央直派县官,不可能派到所有县,更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但只要有一定比例的县这样做,就有助于产生以下积极效果:

    1. 极大地改善中央与地方的沟通,不仅使中央可以及时地了解地方基层治理的突出问题,而且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央与省对话的信息不对称,对省一级产生巨大的改革压力。

    2. 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选拔部分县官,对于有政治抱负的人才是一个极大的激励。中国历史上之所以分久必合,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形成了统一的知识阶层——士。统一的士阶层有一个共同的偏好,就是志在天下,而不在本土。因此,对国家统一的偏好是中国精英的政治文化中最稳定的基因,建立一个充分开放和竞争性的地方长官市场,是确保中国地方自治而不分裂最有效的措施。目前我国不少地方的恶势力发展很快,在这样的情况下主张一律层层选举,是天真的洋教条。

    3. 当然,我国的一些地区也具备了扩大地方民主自治的条件,因此,正如没有必要一律搞层层选举一样,也没有必要对每个县都直派县官。新改革思路的灵活性就在于,每个县的行政长官都可以出自三种不同的选择,由中央直派,由省直派或由地方直选。不断地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由这三种不同办法产生的县官的比例,中国就可以比较平稳和可控地向民主的地方自治过渡。

    4. 一百年前中国精英就接受了地方自治的理念,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路径。现在看来,由于长期缺乏地方自治和法治的传统,中国的政治现代化面临着特殊的困难。除了建立开放和竞争性的地方长官市场,为了确保地方自治不引发地方恶势力的猖獗,必须首先强化中央政府独立的司法和执法能力。这是新改革思路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这个思想源自英国普通法的形成历史和美国联邦制的历史经验。如果没有中央独立的司法和执法能力制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难以确保普通人的基本权利,这已经是现代国家的常识。

    5. 中国现在面临的信息环境和技术条件之好是我们的先贤难以想象的。我们有比前人充分的知识和技术手段来设计和实施变革的方案,但是,如果精英阶层不能改变中国政治文化的陋习,就不可能进行理性沟通,也就不可能充分地整合各种内外的价值资源和文化资源来改革落后的政治制度。中国政治改革的挑战在于,克服政治文化的陋习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是因为政治文化一般都形成了自我锁定的机制。你要参政,你就要接受现存的政治文化,你要不接受,就自动出局。正是政治文化的这种自锁机制,使得许多民族难以摆脱政治制度长期落后的困境。现代的网络技术,为克服政治文化的自锁机制提供了一种新机会,这是因为网络技术所提供的虚拟空间,可以使人们超越现实中的交往方式发展体现公共精神的理性交往。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机会,如果精英阶层没有对传统文化的自我批判能力,没有道德的坚守和承当,什么样的技术也帮不了忙。笔者在改革新思路的机制设计中,引入了虚拟公共空间的建设,就是因为我相信中国精英以“天下为公”的核心价值,能够提供足够的道德资源和精神资源,支持他们利用网络技术来打破中国政治文化的自锁。


附作者来信:

发件人:<idechina@126.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4-04 00:01:3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向仲大军先生致意

   仲大军先生,最近注意到贵网站上发表了不少发人深省的观点,尤其为先生支持不同倾向的精英之间的交流所感动。中国的出路在于中国精英的理性沟通,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远远没有中国应该如何走更重要,只要中国精英能够理性地沟通,中国的前途是无比光明的。随函附上我最近写的一个关于政改的新思路,请不吝赐教。罗小朋, 我在杭州的电话:517-8157-0969,

 

民粹一咳嗽,大众就发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部高级研究员 吴稼祥

2008年4月2日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

    吴稼祥,1955年生于安徽省铜陵县大通镇河南咀江边渔村。1982年2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11月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高级研究编辑职务评审委员会评为副研究员;2000年3月赴美客居坎布里奇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3年。长期从事经济、政治、国际政治、企业战略以及中国传统谋略思想研究,在政界、学界和商界均有阅历。主要作品有:《邓小平:思想与实践(1988年)》、《股份化:进一步改革的思路(1985年)》、《新权威主义述评(1989年)》、《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1997年)》及其新版《入世心法——从历史看加减》、《民主进程中的中国崛起(2004)》、《果壳里的帝国:洲级国家时代的中国战略(2005年)》、《一杯沧海(2005年)》等。http://vip.bokee.com/20080323496018.html

红与绿

    两会期间,给人们的听觉、视觉、味觉、触觉都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印象。我印象最深的是视觉上的色彩对比:股市飘绿,媒体爆红。“绿”飘在股民们的眼里,“红”却爆在记者们的笔下,请看人民网记者董宇的报道:“今年两会,前国家领导人的后人有很多进入政协担任委员,他们被媒体亲切地称为‘红色后代’。”

    在这个红花丛里,最红的一朵是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现任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正师职研究员;接下来依次是周恩来侄女周秉建,财政部离退休干部局级巡视员;刘伯承之子刘太行,原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朱德之孙朱和平,现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陈毅之子陈昊苏,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先念之女李小林,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党组书记;万里之子万季飞,现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党组书记……

    整个3月上旬,他们的笑脸和低调言谈几乎铺红了各大网站的网页,以及许多主流平面媒体的版面,其中最有代表性、转载率也很高的,是新华社记者李宣良、王建民写的一篇报道:《毛泽东、朱德孙子毛新宇与朱和平两会握手》(图),在百度上搜索这个题目,你能得到30,900个网页,它虽然只有短短的300字,但却很入眼:

    “早就盼望见到你了!”

    “真是太高兴了!”

    3月8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两位身着军装的政协委员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一位是毛新宇——毛泽东的孙子;一位是朱和平——朱德的孙子。他们由于忙于各自的工作,还没有机会见面。双双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给他们见面创造了契机。

    “我一直关注着你,真为你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担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的朱和平大校说,“我们一定不要辜负人民的期望!”

    38岁的毛新宇大校是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研究的领域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他说:“我有一个愿望,今年重返井冈山。”

    “我也早有这个想法。我们一起去。一起重温老一辈的革命精神,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履行好政协委员的职责!”两只大手又握在一起。心情激动的毛新宇还当场赋诗一首:“革命红旗飘井冈,历史会师军威壮。光荣传统须牢记,人民军队忠于党。”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的销声匿迹。“厉股份”(厉以宁)已沉默多年,往年在两会上出语惊人的“吴市场”(吴敬琏)也突然没有了踪影。你打着灯笼,在两会期间的报道里也找不到他们脸上的风霜和口中的珠玑,更不用说胸前的勋章,但很容易发现的却是近两年来几乎把他们淹没的唾沫,咒骂者的唾沫。

    不信请看新华网2007年11月13日转贴的《小康》杂志里的一篇文章:《从吴敬琏、张维迎到茅于轼,经济学家为何总挨骂》,文章说,“我们看到,从吴敬琏、周其仁、张维迎、樊纲,直到今天身体力行地为穷人办事却说要为富人说话的茅于轼……经济学家挨骂的名单上,在不断添加一串串新的内容。”

    他们为什么挨骂?文章提供的解释是:“市场化改革走到今日,贫富差距扩大、腐败、社会不公等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在此关键阶段,任何为弱势群体说话的主张,总会因其道德的无比正确性而得到民众喝彩。

    “但这些经济学家似乎并不愿意这样做,他们尝试坚持以理性思考的面貌一再为富人的正当性辩护。也正因此,在‘民意’与‘市场化’的理想间艰难探索的经济学家,就承担了最多的压力和责难。”

    结果就是,革命后代像春花那样走红,因为他们的亮相,能够抚慰怀念革命时代平等的“民意”;改革先驱和股市一样发绿,因为他们不仅造成了,而且还在维护扩大再生产不平等的市场。实际上,被某些人吐唾沫的,不仅是为改革提供“脚本”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甚至包括“总设计师”邓小平。

    有一个名为《中国与世界》的网上杂志(www.zgysj.com)从2004年第4期起,开始连载署名为“水陆洲”的批邓专著《邓小平的晚年之路》,全书共40章,洋洋30余万言,对邓小平的晚年思想与实践进行了系统批判。随后,“毛泽东旗帜”(www.maoflag.net)、“乌有之乡”(www.wyzxsx.com)、“左岸会馆”(www.eduww.com)、“共产主义论坛”(www.hkcommunist.org)、“主人公论坛”(www.gongnong.org)、“共产党人”(www.gcdr.com.cn)、““工农兵BBS”(www.gcdr.com.cn/bbs)等网站都予以转载,有的发表了支持性评论和“读后记”,为了扩大影响,它们还举办了一系列讲座和论坛。

    另一方面,“乌有之乡”网站最近还正在热评马宾的一本新书《纪念毛泽东》。一篇题为“马老提出的两个重要问题”的署名文章2008年3月21日上传,截止25日上午,已被点击近3000次。文章所说的两个重要问题是什么?当然不是改革和开放,而是“在批判党内资产阶级的同时,主要阐述了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一个就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第二就是强调搞群众运动。”(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0/200803/34434.html)

    以我观察,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的舆论氛围似乎感染了某种病毒,出现了某种类似流感的症状。

民粹主义:病毒性精神流感

    病毒的名字叫“社会不公”,“流感”的名字叫“民粹主义”。这是一种近代以来几乎在所有国家大规模流行过的病毒性精神流感。病毒的变异性和传染性强,流行面广,易于复发,而且不可能彻底治愈。只要世界上存在着风寒,就会有身体上的流感;只要世界上存在着不公,就会有精神上的流感——民粹主义。

    差不多所有研究或阐述“民粹主义”的文献都同意,民粹主义是社会科学语汇中最没有精确定义的名词之一,它被用来指涉的政治现象既广且杂。学术界有关民粹的讨论甚多,但是把它当成一个独立学术概念来处理的却很少,主要原因是民粹主义呈现的样貌过于丰富,难以捉摸。

    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PaulTaggart)在研究了世界范围内大量民粹主义案例和研究资料后得出结论:“民粹主义有一个基本的特性:即概念上的尴尬的不确定性。”

    中国人民大学林红博士在其专著《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里承认,“即使已被研究、讨论了100多年,民粹主义至今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除了一个大致认可的民粹主义名称之外,人们对它的理解或者缺乏清晰一致的理论框架,或者仅仅是一幅有俄国、美国、拉美等地的历史现象拼凑起来的非常破碎的画面。”

    也就是说,民粹主义不是一个思想体系,不是一种价值表达,只是一种精神症状。它是社会不公发展到危机水平时,公开发作的社会不满甚至愤恨情绪,越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情绪越激烈。

    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把这种民粹主义情绪称为“灰姑娘情结”,应该是贴切的,后妈的不公带来了她的不幸、痛苦和愤恨。在民粹主义者看来,所有高高在上的有权者、有产者和有智者都是“后妈”。对于这个或这些“后妈”,一个“灰姑娘”可能会忍受,千百个“灰姑娘”就可能发作。“灰姑娘情绪”一旦发作起来,就会变成“灰姑娘病毒”,爆发民粹主义病毒性精神流感,其典型症状有如下几种:

    ——发烧。这是民粹主义流感的典型症状,发烧容易发疯。从俄国到美国,从拉美到欧洲,发作中的民粹主义运动多多少少都带有某些疯狂性质,有的达到了宗教狂热。俄国民粹主义研究者乌拉姆(Ulam)将“到人民中去”比作一次朝圣;加拿大民粹主义者阿尔哈特把“社会信用”运动当作“十字军运动”来发动。至于民粹主义在美国演变为三K党,在俄罗斯演变为对沙皇的暗杀活动,在当代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地演变为焚烧华人商店,则已经是疯狂的恐怖活动了。

    ——恐高。民粹主义者的“恐高症”有自己的特征:他到不了高处,或者害怕在高处,不埋怨自己,却埋怨世界上为什么有比自己“高”的位置,以及所有在“高”处的东西。有些才情的民粹主义者可能会想到苏轼那几句词:“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在道德化的民粹分子看来,高的东西都不道德,道德只和自己在一起。道德有时像金砂,沉在底层;有时像空气,越高越稀薄。因此,民粹主义有三个表亲和一个孩子:大表哥是空想社会主义,因为它反对所有上层资本精英;二表哥是无政府主义,因为它反对所有上层权力精英;表弟是反智主义,因为它反对所有上层知识精英;当这三者在非宪政民主条件下,与一个赫尔岑式的父亲结婚,生下的孩子通常是暴君。

    ——自恋。学者杨鹏有一次到“乌有之乡”网站举办的一个论坛演讲,听众是三四十个小青年。由于话不投机,他讲一句,底下有人反驳十句,演讲很难进行下去。杨鹏于是问:“在座的结了婚的请举手!”

无人举手。

“那么……有女朋友的请举手!”

稀稀拉拉地举起了两三只手。

“原来如此,我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等你们找到女朋友时我再来讲。”

    年轻人并非都是愤青,但一个没有结婚,甚至连女朋友也没有的青年人成为愤青的几率非常大,而愤青往往又容易成为民粹主义的后备军。这是因为,第一,缺乏责任感;第二,自恋。这正是所有民粹主义者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政治运动中的民粹主义模式是:领袖+人民。领袖当然是个别自觉的民粹主义者。“到人民中间去!”表面看是朝圣,实际上是把人民当作群氓,要自己去启蒙、发动,自己才是政治圣徒。“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把自己当作种子,人民当作土地,土地不过是让自己开花的工具。

    20世纪30年代的加拿大民粹主义者阿伯哈特自恋到这种程度,他在广播中宣称,“火星人”来探访加拿大艾伯塔省,受到了他的思想启迪。
自恋的民粹主义者与自恋的水仙花不一样,水仙花自恋是孤芳自赏,民粹主义者自恋是要做人民的领袖。这正是民粹主义者自己无法克服的“自恋悖论”:它不承认有任何高于人民的东西,除了他自己。他到人民中间去,绝不是要像一滴水那样,消失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是要像车轴一样,成为人民辐辏的核心。当民粹主义的表弟,以反智主义者自许的薛涌自我标榜说,他的博客访问量达到1300万时,他自己知道,他就是那1300万网民的肚脐眼,因此他自称“民间意见领袖”。

    ——好斗。民粹主义的思维方式是极端的,心理特征是敌对的,因此,情绪化和非理性,是它的一般精神状态,表现在行为上,是好斗。由于国家制度和现代化程度的差异,不同国家的民粹主义在好斗性上也有差异,有的动手动脚动刀动枪,有的只动嘴。但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时期,在各政治思想派别中,民粹主义者无疑是最好斗的之一。在中国当下,感染了民粹主义病毒的网民,可以称得上是“网络红卫兵”,他们见到不同意见,就辱骂,恐吓,甚至骚扰,有的还登门围攻。

    有网友在2月17日上传的一篇题为“从理论到理论——关于茅于轼同意高校涨价”的博客里写道:“我在新浪博客搜索茅于轼,跳出来的第一条是‘茅于轼是狗的BLOG’,第二条是‘日茅于轼的BLOG’,第三条才是他本人的BLOG。再看他博客上的跟帖,是铺天盖地的质疑和谩骂”。民粹主义病毒性精神流感还有许多其他症状,比如多动,善变,梦呓,起哄,等等,因篇幅所限,不再饶舌。

中国“新民粹主义”联盟

    有充分证据表明,中国当下的思想界和舆论界相当严重地感染了民粹主义的病毒性精神流感。这种流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过变异和交叉感染,上世纪初在中国流行的俄国来源的旧民粹主义,已经与其他来源的民粹主义联盟结为一种“新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主要神通之一,就是像变色龙一样,善于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颜色。

    根据胡伟希的研究,“五四”运动前后到上世纪30年代,中国曾经流行过三种形态的民粹主义:国粹派民粹主义,无政府民粹主义,“乡建派”民粹主义。此外,还有一种形态的民粹主义,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左派民粹主义。著名党史专家胡绳于1998年和1999年先后发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以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两篇文章,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实际上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理论,重新捡起了曾经被他丢掉的民粹主义,想从人民公社直接进入共产主义。

    这四种形态的民粹主义,我称之为中国的“旧民粹主义”,俄国民粹主义是它的父亲,美国民粹主义顶多是个还没有串过门的远方亲戚。四派旧民粹主义的共同之处,是把人类解放的希望首先寄托在农村和农民身上,这也是俄国民粹派的遗传基因。这个基因有三个核心元素:目标是社会主义,天然的社会主义者是本土农民,道路是绕过资本主义。不同的是,国粹派和乡建派是保守和怀旧的,无政府派和党内左派是激进与革命的。

    有趣的是,革命时期的党内左派民粹主义一再失败;建设时期的党内左派民粹主义却一度成功,成功的标志就是“大跃进”、“共产风”和“文化大革命”。但是一种极端思潮的成功常常导致一个国家的失败,改革前的中国就是这样。改革开放,无疑是对党内旧的左派民粹主义的否定,但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一个新的民粹主义联盟,正跃跃欲试,浮出水面。

    ——市场经济导向、退休制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适应了“大锅饭”、“平均主义”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人产生了对旧体制和其缔造者的怀旧情绪,这使得党内传统左派民粹主义仍然有市场。《中流》、《阵地》、《真理的追求》、《当代思潮》等,就是这个市场上的几个摊位。有的摊位因为所卖商品的质量问题被市场管理部门关闭,摊主们郁闷之余欣喜地发现了网络市场,于是“毛泽东旗帜”、“乌有之乡”、“左岸会馆”、“共产主义论坛”网站等应运而生。

    ——社会转型带来的都市化趋势和乡村解体,让某些人产生了对传统乡村的怀念,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三农中国》+贺雪峰等人……,大概可以被看作是以新面貌复活了的梁漱溟乡村建设派民粹主义。

    ——中国迟来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社会犯罪和道德滑坡,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步入的“后现代化”所造成的强烈对比,让那些用心,而不是用脑子写作的文学家、评论家们良心不安,“底层”和“现代性”问题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于是以《天涯》、《读书》(汪晖执梓期间)和《上海文学》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反现代性民粹主义派别,核心成员包括汪晖、旷新年、韩毓海等。

    ——恢复高考,尊重知识,干部知识化,出现了高学历、高官位和高收入三位一体,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人自感处于无力改变自己命运的地位,这种社会心理需求被远在美国的学者薛涌洞悉到了,国内媒体丰富的工作经验告诉他,在高官、高权和高智中,最安全的是反智,于是中国民粹主义的一个支部——反智型民粹主义就在美国挂牌开张了。

    ——国门洞开,由于中国的落后,让西方瞧不起,一部分人崇洋,一部分人仇洋;由于中国的崛起,受西方大国限制,一部分人自卑,一部分人自豪。这种对西方对祖国的爱恨交织情绪,孳生出了一个阵容相当可观的民粹主义派别——民族民粹主义,它广泛存在于文化、政治、军事和国际政治领域中。在文化上,有“传统文化”派,主张“文化民族主义”;在政治上,有主张“政治儒学”的、有主张“天下主义”的,有反对西方民主的;军事上有《超限战》和《大国策》的作者;国际政治上最著名的大概就是张文木了。

    让人惊奇的是,这五派新民粹主义者比中国的其他思想流派要内聚得多,他们知道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着一个统一立场:“六反三仇三热爱”。具体地说,“六反”是反现代性、反改革、反西方、反市场、反自由、反智;“三仇”是仇富、仇资、仇官;“三热爱”是爱毛、爱苏(包括今天的俄国)、爱“文革”。我不是说,中国所有的新民粹主义者都同意这个立场中的每个主张,而是说,即使他们中的某些人对其中的某个主张不同意,也会同情。这个思潮联盟可以直观地在“乌有之乡”网站(http://www.wyzxsx.com/Article/Index.html)链接的“学者个人网站”上看到,我上面提到的大部分学者,在那里都可以找到。

    有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旧民粹主义是新的,因为它的主要派别向前看;而中国当下的新民粹主义是旧的,因为它的眼睛向后看,怀旧,是他们共同分享的情绪。

春药还是炸药:民粹主义的三种政治形态

    民粹主义作为被侮辱被损害的个别人对社会不公,以及对其它社会弊端的内心感受,只是隐藏在“灰姑娘”或“窦娥”心里的冤屈;而一旦作为群体意识被动员起来,发展为一种运动,就会变成一种政治工具,这种工具的用途就像菜刀的用途一样广泛,可以用来切菜,协助烹饪美味,也可以用来杀人,成为罪犯的帮凶。关于这层意思,没有比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说得更透彻的了:“民粹主义已成为进步的工具,但也是保守的工具;是民主主义的工具,也是独裁者的工具;是左派政党的工具,也是右翼势力的工具。”

    他没有说明的是,决定民粹主义成为什么工具的,不仅是运用它的政治领袖的个人气质和魅力类型,还有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和危机水平。一般来讲,有三种政治形态的民粹主义:选举与修补的民粹主义,操纵与改良的民粹主义,以及革命与暴力的民粹主义。显然,成熟的宪政民主条件下的民粹主义只能是选举与修补的民粹主义。这种民粹主义在现有的代议制民主的框架下运作,影响的至多是政党兴替,领导人更迭,以及政策性修补,不会对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造成结构性变革。

    美国19世纪晚期人民党的民粹主义,20世纪30年代末休伊•朗,60年代乔治•华莱士,以及90年代罗斯•佩罗的民粹主义,都被当作选举的一种策略在加以运用,它对平民利益和直接参与是一种促进,对美国所谓的“强势民主”是一种推动。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的“社会信用党”民粹主义也是这样。

    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在西欧先后兴起左、右翼新民粹主义,它所能做的,也只是在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的拳击台上,增加几个新的拳击手,以及几种新的拳击技法,或者给“克里斯马”式的领袖人物提供让其兴奋的春药而已。

    依附性的市场经济和外表的民主政治下的拉丁美洲,其民粹主义则发展出另外一种形态,我称之为“操纵与改良的民粹主义”,这种形态的民粹主义,在政治类型上,是被“人民民主”的外衣包装起来的独裁统治;但在经济上,则是改良主义的,比如,追求民族经济独立,打破半封建的社会经济结构,促进社会公正目标,等等。一般认为,阿根廷的庇隆主义,是这种民粹主义的典型形态,它是经济上的劳工福利主义,政治上的独裁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和俄国,则既没有像样的市场经济,也谈不上外表的民主政治,老大帝国的臣民,突然发现自己的国家被西方列强欺负,自己被暴君、地主老财和资本家欺负,而且无处上诉,只有造反。想以最短的时间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前进入人间天堂,就是那个时代中、俄两国民粹主义者的梦想。这种民粹主义,自然是革命与暴力的民粹主义。

    这就是说,市场经济越不发达,民主政治越不完善的国家,民粹主义越可能不是春药,而是炸药,炸药一旦爆炸,不是炸出暴君,就是炸出暴乱。美国的民粹主义可能是感冒后的一个喷嚏,但对于依然处于政治经济二元结构的中国,民粹主义一旦爆发为运动,就不仅仅是洪灾、非典或者雪灾……

未雨绸缪:加快公平主导型改革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群体性精神流感,虽然诱发它的因素很多,但受感染的主要病毒是“社会不公”,传播它的主要机制是“社会危机”。感冒虽然不好,但感染了病毒却不会发烧,更不好。从某种意义上说,民粹主义思潮是一种社会意识方面的预警信号,它表明,社会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公已经接近危机水平,如果不能及时加以调整,逐步深化的危机可能变成深渊。

    前25年的中国改革基本上是“效率主导型改革”,这是因为旧体制只要平等不要效率,以至于国民的温饱都成了问题。要前行,你总要迈一条腿,过去迈的是平等那条腿,死活不迈效率这条腿,结果是僵在那儿,像田埂边叉腿站立、守护着“社会主义苗”的稻草人,不吃东西,只喝北风。
改革从提高效率开始,用邓小平的话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当然没有错,社会财富像被打开闸门的泉水一样涌流出来:从1978年到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增长了10.9倍,人均GDP增长了10.1倍。200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为26,792亿美元,超过英国居世界第四位。

    但是,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不仅是一个高效的丰裕社会,也应该是一个和谐的公正社会。无论我们对公正下什么样的定义,某种意义上的平等必定是任何正义或公正定义中必须包含的核心内容。暂且不说“什么是公正”,但至少可以说“什么是不公正”: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肯定是不公正。无庸讳言,效率主导型的市场化改革,既没有保障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也没有保障公民权利的公平分配。尤其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引起社会舆论的极大反感,有人把这种状况称作“权贵资本主义”,虽然有点愤世嫉俗,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情况的严重性。正是这种情况,成为培育中国当前各种民粹主义的肥沃土壤。

    虽然中共十六大以来,决策层高度重视对弱势群体的救助,甚至免除了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农业税,但是,离深度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距离。这是因为:第一,权力支配下运行的市场仍然每天再生产出腐败和不公平。市场像只胃,你吃进去什么,它就消化什么。产权交易是市场行为,但一种性质的产权转变为另一种性质的产权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了,更可能是市场行为之外的分配行为。被称为“国有资产”的东西,理论上说,国家的每个公民都享有对它的平等支配权,但事实上,对它的支配权却掌握在主管政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手里,他有权决定以怎样的价格转让给什么人。在这种情况下,它既可能以最合理的价格转让给最会利用资产的人,也可能以象征性的价格转让给那个使主管官员受益最多的人,这就是所谓“黑箱分配”。

    第二,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公民要对国有产权享有平等的支配权,首先要对政府权力享有平等的支配权,因为公民是通过政府去支配国有资产的。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加快“公平主导型改革”。所谓“公平主导型改革”,有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要对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进行公正分配;其次,权利平等优先于利益平等。这不是指对利益分配不平等的政策性矫正,而是指对权利分配不平等的体制性矫正。权利公平分配是一个社会的首要正义,有了它,可能没有利益平等,但至少有一半的机会平等;没有它,则肯定没有利益平等,也没有机会平等。

    权利平等是一项正义原则,也是一项政治体制安排原则。这个原则在制度上的最根本体现就是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所指出的:“必须在实际上确保每一个成年公民都拥有投票权。”这实际上说的就是所谓“民主”。民主最简单的定义就是确保每个成年公民都有投票权。那么,如何“确保”?当然是通过以权力制衡为核心的宪政制度来确保。从理论上讲,权利平等与宪政民主互为条件;从操作上讲,有了宪政民主的体制安排才会有真正的权利平等。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公平。因此,公平主导型的改革,也就是民主化改革。

    民主化不仅能够在制度上促进社会公正,减少社会患民粹主义流感的可能性,即使患了,也顶多发几天高烧,打几个喷嚏,而不至于演变为革命与暴力。

 

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 俞可平

2008年4月

    俞可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已出版的著作包括《增量民主与善治》、《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民主与陀螺》、《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观》以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研究报告》等。

    许多历史现象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它们周期性地重复出现,使得诸如马基雅亚弗利、黑格尔等不少杰出的思想家坚信历史不过是人类行为的循环。我们不是历史循环论者,但我们却不能否认某些社会现象重复发生的周期性和共时性。它们产生于此时此地,却在彼时彼地再度重复,虽然由于时空的差异,现象复发的形式与意义不尽相同,但某些实质性特征则依然如旧。民粹主义便是这样的社会现象之一。

    民粹主义最初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几乎在北美和东欧同时兴起。19世纪末,美国西南部农民试图当地控制政府的激进主义行为,俄国知识分子和东欧农民对平均地权的强烈要求被认为是第一代民粹主义。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粹主义的旋风差不多刮遍了世界五大洲,它成了一个游荡世界的幽灵,从西欧到南美,从西亚到北非,而拉丁美洲庇隆和阿连德等人领导的民族复兴运动则被视为第二代民粹主义复兴的象征。80年代,尤其是90年以来,民粹主义再度在东西两半球,尤其在东欧和北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从而形成民粹主义的第三次高潮。

    在东欧各前社会主义国家中,“走向民粹主义”成了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一句响亮口号,在西欧和北美的大众传播媒介中,“下列这些领袖和运动均被称之为民粹主义:在法国,‘左翼民粹主义者’是贝奈德?泰皮(Bernard Tapie),而极右的民粹主义者则是让-玛利?勒佩(Jean-Marie Le Pen);在意大利,‘电视民粹主义者’是西维尔?伯鲁斯克尼(Silvil Berlusconi)及其Forza Italia运动;在澳地利是约克?海德尔(Jorg Haider);在美国则是自我标榜‘草根美国’的罗斯?佩罗(Ross Berot),据称他代表‘众多百万富翁的民粹主义者’;在阿尔及利亚,超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被认为是政治的宗教民粹主义;在俄国,叶利钦据称也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在秘鲁,1990年当选的总统阿尔伯托?佛基莫里(Alberto Fujimori)被当作是民粹主义者.最近,在上述清单中又加上了‘塞族民粹主义’(Serbian populism),从政治的意义上说,这也就是民族主义。在90年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被视为邪恶,于是它与民粹主义便在媒介中交互使用”。

    正象任何重要的社会政治范畴一样,对民粹主义人们也没有统一的定义。不少学者认为,民粹主义一词从本世纪60年代后便走出学术领域而成为一个通俗的术语,关于民粹主义的讨论已经超出了学术领域,政治家、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都在谈论诸如“民粹主义的动向”、“民粹主义的努力”和“民粹主义的祸患”。民粹主义成了一个万能的术语,它无所不包,可以用以指各种不同的现象。诚如保罗?皮可尼所说,大家对民粹主义“这个概念的理解是如此地模糊,以致于它可以指一切东西,同时又什么也无所指。人们把罗斯?佩罗看作是一位‘民粹主义者’,因而,克林顿和里根也被认为是‘民粹主义者’。在标榜人民主权的政治体制中,政治家总是声称‘代表’人民,因而从这个最基本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民粹主义者’”。

    民粹主义概念的模糊性,最主要的原因是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所具有的内容的丰富多样性。民粹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潮,又是一种社会运动,还是一种政治策略。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当人们从不同的视角看待它时,便会得出极不相同的结论。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它反对精英主义,忽视或者极端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正如皮尔-阿德列?塔奎夫所说,人们“可以把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合法性即在人民的意志之中,因此它体现了激进的民主理想。这种民粹主义对应于直接民主,其特征是民主的极端主义”。

    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民粹主义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而从根本上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政治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平民化便成为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本质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群众性的社会政治运动都带有民粹主义的性质。有人把它定义为“唯一地诉诸和求助于人民群众的所有运动和学说”。根据这一定义,凡是平民大众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带有自发性的运动,都可纳入民粹主义的范畴。不少学者之所以把60、70年代拉丁美洲的政治改革看作是典型的民粹主义复兴,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政治运动是“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支持的政治运动,但缺乏组织化的权力和独立自主。它也得到了其他不满现状的人们的支持。”

    民粹主义也是一种政治统治的策略,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它指的是动员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式。若从这个角度出发,“民粹主义就只能被理解成一种社会和政治动员,它意味着一种政治行动和政治讨论的趋势。不能把它界定为一种特殊的政权类型,它也不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可以应用于各种意识形态的政治风格。”这种政治政策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而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于是,民粹主义又成为“操纵群众的一种特殊的具体方式,是表达其利益的一种手段。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统治集团组织权力的方式,在工业和城市发展过程中新兴的群众的主要政治表达方式,统治集团进行统治的机制,同时也是威胁这种统治的一种潜在危险。”

    这种政治动员的方式,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常常堕变成政治领袖出于政治控制的需要而对人民大众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因此之故,民粹主义在不少人的眼中几乎完全等同于政治家的蛊惑鼓动技巧,除此之外它便什么也不是。民粹主义研究者弗郎西斯?威福特这样说过:“存在着这样一种诱惑……即把民粹主义当作是一种个人而非社会的和政治的现象。因此,象瓦加斯和贾尼奥?夸德洛斯这样的领袖在政治上的急速转变可能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民粹主义不是什么而只是某些追逐权力的领袖的机会主义与几乎无限的操纵群众的能力的结合。…民粹主义意味着对群众的操纵,但这种操纵从来不是绝对的”。

    民粹主义的模糊性和歧义性不仅体现在其定义上,也体现在其作用上。民粹主义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它强调平民大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它把平民群众的愿望、需要、情绪等当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它肯定平民大众的首创精神。因此,从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方面来看,它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抹杀精英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应有作用,它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哪怕这种情绪和意愿从长远看明显不利于社会进步时也坚持这种极端平民化的主张,它常常通过大众的普遍动员而对全部群众实施高度集中的操纵和控制。因而,从社会发展和平民大众的长远利益看,它又有着消极的意义。

    民粹主义的这种双重性,使得人们通常在贬义和褒义两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在传统上,民粹主义更多地被当作是一种贬义词,它是一个消除合法性的概念,常常被等同于蛊惑人心、假民主、狭隘的平民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盲目的排外情绪、非理性选择等等。总之,“按照以前的解释,民粹主义首先与人民统治的黑暗面相联系:暴民统治、3K党的集体非理性、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外国恐惧症”。所以,当人们欲反对一个政治领袖或一个政府时,一种常见的做法是把这位领袖或这个政府斥为“民粹主义的”。

    然而,也有人在褒义上使用民粹主义的概念,而且从本世纪60、70年代后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以致于有人认为,“‘民粹主义’意味着‘人民’。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一个褒义词”。民粹主义被视为崇尚全民利益、直接民主、平民化、大众化、爱国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外来干涉、反个人专制、简言之,正象奥地利政治家约克?海德尔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民粹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代表一切对公民有利的东西,它既不代表红色的官僚(社会主义者),也不代表黑色的官僚(基督教民主党人)”。

    民粹主义概念的歧义性及其作用的双重性,决定了它具有复杂多样和丰富多彩的社会政治经济意义。它几乎与当代所有最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都有某种特定的关系。在民粹主义的思想与实践中,人们既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民主政治、社会主义的影子,也可以看到权威政治、民族主义的因素。反之,在现代的民主政治、权威主义或民族主义身上,人们也可以不时发现民粹主义的烙印。

    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 民粹主义的基本意义就是极端的平民化,强调“全体人民”、“全体群众”是所有民粹主义的共同出发点。在政治上,这种民粹主义表现为倡导直接民主,普遍的群众参政,广泛的政治动员;反对专家治国,反对阶级政治,反对政府权力的扩张。例如,“美国的民粹主义从一开始就表示着对国家权力以及对那些运用或力图运用国家权力的人的敌视。所以毫不奇怪,大多数美国的民粹主义都追随痛恨统一权力的托马斯?杰佛逊。所以,美国的民粹主义历史与把宪法看作一种权力的制约而不是权力的赋予这种观念紧密相联。民粹主义认为国家权力永远是腐败的”。由此可见,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在主权在民和人民统治这一基本点上是共通的,所以它们之间有着一种难分难解的联系。若仅仅就这一基本点而言,人们极难将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明确区分开来,把民粹主义说成是民主主义并不过分,反之亦然。

    但是,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从差不多同一的前提出发,却最终走向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目的地。它们在以下这一关键点上开始分道扬镳。民主主义认为,在现代国家,人民主权的现实机制是代议政治,即通过普选制选出民意代表,由民意代表组成主权机关,代替普通群众行使对国家的政治统治。换言之,在民主主义者看来,真正的人民统治只有通过间接的民主制度才能实现。与此相反,民粹主义把主权在民的理想唯一地、直接地诉诸全体人民,它反对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存在执政者和非执政者两大阶层,反对把普通群众排除在政治决策过程之外。因此,民粹主义反对建立在间接民主基础上的代议民主,认为代议民主排斥直接民主,从而使自己堕落为“自由民主”,而“自由民主”是虚假的民主。对于民粹主义政治家来说,必须超越代议民主机构以便重新确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联系。在他们看来,若全体普通群众不能直接参与政治过程,那么这种民主政治便是腐败、无效和无用的。所以有人把民粹主义的这种民主逻辑称之为“民主的极端主义”或“超民主主义”。

    民粹主义把民主的理想绝对化,把民主主义推向极端,最终的结果不但可能背离了民主政治的初衷,而且可能走到民主主义的对立面,成为一种反民主主义,而与权威主义的独裁政治相联系。

    民粹主义与权威主义。民粹主义诉诸直接民主,强调全体群众的普遍参与,把“全体人民”当作所有行为的唯一合法性源泉,这就要求在全社会实行一种广泛的政治动员,把全体平民无一例外地纳入统一的政治过程之中。这是推行民粹主义政治实践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正是这一前提条件的实现过程却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过程,稍有不慎,民粹主义就会流变为权威主义(权威主义,此处指介于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政治形态。它从不放弃民主,但想方设法限制民主)。其一,长时间的全民总动员在正常制度框架内往往很难做到,而必须借助于某些非常的手段,如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强制性的舆论一律等,这些非常手段极可能是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其二,普通大众在特定的情况下通常会形成某种非理性的、情绪性的共识,盲目顺从这种非理性的大众意识,不仅可能有损其长远利益,而且可能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使大众被这些政客所操纵。

 

精英、民粹与中国未来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  杨鹏

2007年6月9日 在北京大学研究生班的演讲

    杨鹏,1963年10月生于云南昆明,北京大学文学硕士,上海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曾任国家环保局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政策室主任。出版书籍:《成为上帝》(哲理散文)、《东亚新文化的兴起——东亚经济发展论》(经济类专著)、《老子详解——老子执政学研究》。发表文章60万字近140篇。其中2005年11月16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一文,被《南方周末》评为“2005致敬年度时评”。目前研究领域:中国传统哲学、社会转型。http://www.tecn.cn/homepage/yangpeng.htm
 

    改革三十年,真是乾坤倒转,有人喜欢有人愁苦。展望未来,有人乐观有人悲观,有人安心有人紧张。谁都知道要有大变局,但又不知会如何变,对未来的不确定的紧张和阴影,弥漫在社会中。学术界今天的争论,不是吃多了撑的没事干,不是纯粹无聊的斗嘴取乐,而是一种价值战争,是争夺话语权、争夺人心、争夺未来塑造权的价值战争。

    几十年的不争论,使人们对“主义”这些概念已有些烦了,觉得空洞无物。而且,在座的多为商界人士,大家对理论界和媒体争论的这些理论问题,也往往不感兴趣。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风起于青萍之末”,社会的大变动,往往首先是从学者的争论氛围开始的。从校园、学术讲坛、理论研讨会上吹出的风,与一定的社会大气候相契合的时候,就会演化成不可阻挡的社会风潮,将社会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都席卷进去。当李大钊与陈独秀等学者在北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当时的商人谁会关心这些空洞的东西呢?当时谁会料想到他们吹出的风会产生后来这么大的影响呢?当时实业救国的商人们,谁会料到后来他们的家产会全部被剥夺充公呢?在来的路上,我看到一些楼房上的房地产广告被撒除了,光秃秃不好看,一打听,才知道政府有令,今后不准在街面上做高端房地产广告了,说是刺激老百姓,让老百姓看了不舒服。你们觉得好笑吗?这都是舆论给闹的。我们都生活在社会中,社会思想风气的变化迟早转化为现实的力量,不要小看理论的争论和舆情的变化。山雨欲来风满楼,理论和与舆论就是风,政治就是风吹来的山雨。

    按会议组织者的安排,我今天到这儿,是来与大家交流关于“原罪”问题的看法。几个月前,我在与几位左翼朋友争论后,把讲话整理出来发表了,叫做《乌有之乡谈乌有之罪》,引来不少争论。针对一些左翼朋友的批判,我回了一篇题为《左派自己要争气》的文章,又引来一些批判。今天再讲“原罪”问题,我不想重复过去一段时间已经有过的观点,我今天想换一个角度,这个角度,不再就“原罪”本身进行分析,而是分析“原罪”讨论这种现象本身,分析“原罪”讨论交锋的双方是什么特点,研究一下为什么有人要将原罪讨论之火煽起来,为什么有人认为应当终止这场争论。也就是说,我们从“原罪”讨论的战场中抽离出来,跳出身来,从外面,从上面来看看这个意识形态的战场,看看大家围绕什么在斗法,是谁跟谁在斗法,看看大家使用了什么样的法术。

    为了看清这个原罪争论的战场,我们先离开“原罪”这个概念本身,先讲一讲“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这两个极端的对立面。把原罪讨论放在“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之间来看,原罪争论之事不言自明。我感到,弄清了历史上的“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及其在今天的表现,我们对当前的原罪争论就会有一种更为透彻的认识。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是两个对立的极端,而今天中国关于原罪的讨论,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情绪,其实多少都徘徊在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之间。

半魔半神的民粹主义

    近年来,“民粹主义”一词常常出现在学术界的争论中,常常出现在媒体上。台湾国民党连战也说,要民主主义,不要民粹主义,指责民进党是民粹主义。什么是民粹主义呢?学术界关于民粹主义,有各种不同的定义,我们不用去重复学术界那些定义,我们来看一看今天中国的媒体中所用到的“民粹主义”这个概念。

    举个例子,最近的重庆钉子户事件,想来大家都多少听说,媒体几乎一边倒站在钉子户一边。法学家江平站出来说,既然法院已经裁决了,就应当执行,以保障法律的权威。这话一出来,不仅受到许多网民的抨击,也被许多江平自己的学界朋友批评。江平回应说:“我只坐在法律一边。”他的意思是,我不坐在强势群体一边,也不坐在弱势群体一边,法律的原则应当是超越性的、普遍性的、中立的。网民又骂他,质问“江平坐在法律一边,法律坐在谁那边?”江平在回应媒体时说:“强势群体错了,强势不对;弱势群体不对了,也是弱势不对。法律不能说任何情况下都保护弱势群体,这要看弱势一方对不对。如果只笼统问一句你是强势还是弱势的,如果我是弱势你就得什么情况都要保护我,这就麻烦了,这就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语言,典型的民粹主义思想。我们究竟要民本主义,还是要民粹主义?”这里,江平用到了民粹主义这个概念,江平所用民粹主义这个概念的意思就是:如果我弱势你得什么情况都要保护我。民粹主义,就是一切按弱势群体的要求来办。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民粹主义的一些原则。

    民粹主义第一原则:江平是法学家,他是从法律角度来看待民粹主义的,也许他认为,民粹主义在法律上的表现,就是认为弱势者应得到法律更好的照顾,法律的天平应当向弱势者倾斜,而江平并不认同这样的民粹主义法学观,他认为法律应超越于贫富之上,贫富在法律面前应当平等。当然,反对江平的人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首先是中国社会不公平,法律本身就是由强势群体制定并向强势群体倾斜的,法律本身就不公正。江平说要尊重法律,就等于是优先保护强势者。按批评江平的人的标准,法律不公正,不能用法律来裁决,那要依靠什么呢?从这些批判性文章来看,许多人认为要依靠正义的道德,依靠基本的良知,依靠公众舆论的指引。正义在道德良知之中,不在法律制度之中,裁决社会矛盾,要以道德良知为标准。道德良心判断,高于法律判决。大家注意,这是民粹主义的第一原则,正义在道德良知之中。

    民粹主义第二原则:除了这第一原则之外,民粹主义还有第二个原则,这就是道德良知在普通民众之中,甚至只在普通民众之中。愈是社会底层,愈有道德良知。社会是分层的,而道德良知是有重量的,自然下沉,沉积在底层的社会人群之中。越往上层走,道德良知愈是稀薄。这第一原则与第二原则相结合,就有一个推论:道德在底层大众中,底层大众的裁决就是正义。要想成为有道德和正义感的人,就得到民众之中去,尤其是到最底层最苦难的民众之中去。

    民粹主义第三原则:但是,底层大众是分散的,没有组织,怎么办呢?那些有道德良知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圣徒得到民众中去,去动员和组织,将民众组织成一个整体,来摧毁或改造这个不公正的世界。走向底层大众,与底层大众相结合,政治圣人与底层大众形成合力,这就形成民粹主义的第三个原则。政治圣人与底层大众结合起来了,形成合力了,如何去改造世界呢?这就是以众暴寡。反正底层总是多数人,上层总是少数人,底层的优势就是人数,要发挥出多数优势,以众暴寡。

    民粹主义第四原则:这就形成民粹主义的第四个原则,多数人的暴力反抗原则。只要是多数人做的事,那怕是杀人放火之事,都一定是出于正义的动机。近年来,吴敬琏、江平、茅于轼等学界泰斗,都不同程度享受了被网民“以众暴寡”的滋味。好汉难敌四手,单个网民一篇批判性的文章,远远比不上这些知名学者文章的影响力。但几十上百个网民一起上来围攻,声势就不同了。坚信只要是多数人多数意见,就一定正义。群众运动,总是代表着正义的方向。当年共产革命如此,当年法西斯也如此。

    我在此重新总结一下民粹主义的这四大原则:道德良知,底层大众,政治圣人与底层大众相结合,多数暴力反抗。民粹主义的英文词,好像是popularism,意思是民众主义,但中国的翻译很传神,叫“民粹主义”。“粹”就是“纯粹”、就是“精华”,顾名思义,“民粹主义”就是那种“唯有民众才是纯粹的,才是社会精华”的主义。它是反精英的,它认为精英的道德不纯粹,精英不是社会精华。

    我这样来总结民粹主义,也许学界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看法没关系,这只是我自己理解的民粹主义,而且我认为大体反映了民粹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说到这,想来大家已经得出了结论,这不就是早期共产党吗?对了,一点不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也可以视为民粹主义情绪的一种表现。当年共产革命的重要基础,就是民粹主义。要让底层民众跟着自己干,首先得把他们捧上天,“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毛泽东不仅在道德上蔑视社会上层,“粪土当年万户侯”,他甚至认为知识愈多愈反对,人类的伟大发明和创造都来非知识界人士。他还说,杀猪比读书难,猪会跑,书不会跑。会杀猪的劳动群众把知识分子聪明能干多了。建国后,把资本家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把知识分子赶到工厂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民粹主义的实践。

    作为一个相对系统的理论,民粹主义形成于十九世纪的俄国。别尔嘉耶夫曾指出:“民粹主义是俄罗斯的特殊现象……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70年代的革命者都是民粹主义者。把人民看作真理的支柱,这种信念一直是民粹主义的基础”。“全部的俄国民粹主义都起源于怜悯与同情。在70年代,忏悔的贵族放弃了自己的特权,走到人民中间,为他们服务,并与他们汇合在一起。”许许多多的伟大人物,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民粹主义思潮的形成做出了贡献。民粹主义思潮最初起于文学家,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他们对底层民众充满怜悯与同情,他们描写到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罪犯和穷人的苦难,同时描写这些苦难中人身上的伟大情怀和高尚品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杀人犯、妓女、小偷以正面形象出现了,他们的痛苦、忏悔、良心等呈现在读者面前。民粹主义风格的文学作品中,社会上层表面光鲜,实质道德败坏、虚伪冷漠、腐败透顶,社会下层表面污秽,实质品德高尚、宽容人道、富于信仰与牺牲精神。社会就是地狱,有权有势者就是魔鬼,真理、信仰与最穷苦人的同在。拯救社会,不靠那些上层的坏东西,而靠民众的觉醒与反抗,靠将底层道德上升为国家道德。这是一个持续近百年的思想运动,也可以称为穷苦人形象塑造运动,底层逐渐被神圣化,笼统的“人民”这个概念逐渐被推上了神坛,成了真神,“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与人民对立的社会精英阶层就成了魔鬼。社会进步,就成了人民推翻精英统治的进步。

    俄国革命一声炮响,不仅送来马列主义,更送来了根基深厚的俄国民粹主义。“高贵者最卑贱,卑贱者最高贵”,“人民万岁”、“到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知识分子是臭老九”。除了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外,民粹主义在中国迅速成长起来,也与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有关。大家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是由儒、释、道三家构成的,儒家是等级文化,而道家和佛家都有浓厚的反等级的民粹主义色彩。佛、道皆讲平等。佛教禅宗说“人人皆佛”,这就拉平了平民与精英的距离。老子称当时的社会权贵阶层就是强盗头子,“服文采,佩利剑,财贷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道家庄子说:“圣不人死,大盗不止。”那些所谓的上层圣人不死光,大强盗横行的现象就不会终止。圣人就是大强盗。

    中国文学界有民粹主义吗?过去毛泽东时代的文学,可以说都是民粹主义的。今天中国的文学,民粹主义色彩的也不少。我推荐一篇小说,叫做《霓虹》,作者是曹征路,发表在去年《当代》杂志上。它描写妓女的生活。一位叫倪红梅的绢纺厂工人,曾任过小组长、团支书、得过先进生产者荣誉,国企业改制下岗后,没有出路,为养活生病的母亲和供孩子上学,当了妓女。小说描写了倪红梅心底的苦难及她对世界的观察感受,写得很好,里面有这样的句子:“我们出卖的是肉体,不是灵魂,那些上等人不如我们,别看他们又有思想又有理论。”里面描写的上等人,全是混蛋和强盗,底层人是善良的人。里面描写到因有一位妓女朋友被客人欺负,倪红梅组织了维权行动,得到了过去工厂工友的支持,“热泪就像被憋得太久,是那么突然地往外一喷!这就像猛然走进一部老电影里,我们迎着高压水龙,迎着让人窒息的无可诉说的悲痛,还有像鞭子一样抽下来的暴风雨,劳苦人拉起了手,唱起了歌。这是孤雁追上了队伍,是溺水者看见了海岸线。”妓女维权成功,得到了补偿,“最重要的是,我们做了一个人,有尊严的那种人。”这小说很感人,充满了对“下等人”的理解和同情,充满了对“上等人”的蔑视和愤怒,这种风格,正是当年俄罗斯民粹主义文学的风格。这种文学塑造出来的社会心态,就是自称“下等人”的那些人玩命造反的社会心态。

    民粹主义是半神半魔的。说它具有半神色彩,因为它是对社会压迫和苦难的感受,是对不公正的腐败的现实的抗争,它将社会底层大众卷入到政治中来,对结束不合理的压迫与剥削,对消除社会的不公具有具大历史作用。在这个意义上,除了民众暴力这条外,我认同民粹主义的许多说法。民粹主义也具有半魔色彩,是因为它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是错误的,是有破坏性的,最终是伤害劳苦大众的。它只讲群体统一而忽视个性自由,不明白一切发现发明都基于个人的自由灵感。它视革命道德至高无上,以为可以通过群众的道德运动来改造人性,净化人性,而不顾人性千年不变的事实,不顾社会的法治建设。它崇尚大从的暴力反抗,对和平和秩序是一大威胁。人性会改变吗?如果人性改变,就没有文明延续了,我们就读不懂几千年前的著作了。读读诸子百家和二十四史,你说里面有人性改变的内容吗?人就是人,人性就是人性,我们不能用政治力量来塑造人性,而只能改变管理人性的办法。另外,它追求平等而否定社会合理的多极分化。没有竞争就没有动力,就没有进步,而竞争是要讲输赢成败的,是一定会分出层级来的,所以公平竞争下的社会分化,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现象。民粹主义更多是激情的、浪漫的、叛逆的、破坏性的力量而不是理性、秩序和建设性的力量,它表现上是激进的,而在骨子里面,它是害怕正常竞争的保守力量。民粹主义的人性道德光彩只在夺权斗争之前闪现,而夺取政权后,人性的贪婪邪恶在极权下会得到更可怕的放大,它的魔性就彰显了出来。民粹主义的制度性倾向,在共产主义运动甚至法西斯运动中曾有过实践,多少应了伟大思想家老子说的“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的洞见。

    近百年俄国和中国痛苦的政治实践,使无数闪动着道德神圣光环的伟大政治人物走下了神坛。当神圣的道德面具被历史残酷地撕下来,人们才发现,道德并不具有重量,它不会只是下沉到底层,以人民的名义发出的声音,未必就是真理的声音。人性是半神半魔的,底层大众也是半神半魔的,“人民”也一样是半神半魔的,那些将“为人民服务”天天挂在嘴上的政治圣人们,一样是半神半魔的。神化或妖魔化精英,神化或妖魔化民众,都不是真实的态度,而是出于政治的蛊惑。我对一切政治蛊惑都是警惕的,都是厌恶的。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既不是纯粹的圣人,也不是纯粹的魔鬼。好的制度是发挥人的善良与神性的部分,坏的制度是发挥人邪恶和魔性的部分。把希望放在一批被神化被圣化的领袖人物身上,由他们来实现正义,由他们来塑造一个梦想世界,那是大错特错。给了他们不受制约的权力,他们就会变成魔鬼,这些魔鬼不仅会伤害精英,也会伤害民众。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新民粹主义,属于好了伤疤忘了痛。或者,他们本身就是魔性的蛊惑,只是利用百姓来谋取他们自己的政治权力。

    人是容易忘却的,被历史扯下神坛的民粹主义,今天仍有人拼命要将它抬回神坛去。而政府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正,继续刺激着民粹主义的兴起。历史说明,民粹主义对摧毁极权的、特权的、腐败的旧制度是有正面历史意义的,但民粹主义对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有法治秩序的新制度,是难以做到的。我们有没有办法只要民粹主义的合理抗争的神性部分,而不要它非理性的、群众性歇斯底里的、极权暴力的魔性部分呢?

    有没有办法呢?中国人早就创造出来了,这就是目前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维权运动,是被污辱被伤害的人的抗争运动,它保有民粹主义的活力,但它却坚守在理性的、和平的、法律化的界限之内,它表现了人的神性却控制住了人性中的魔性,它是民主主义的,而非民粹主义的。某种程度上,只要民粹主义的第四个原则,暴力原则不启动,我是认同民粹主义的许多判断的。就我个人而言,我欢迎和支持一切来自底层的抗争,只有这抗争不采取砍人杀人的手段,就应当欢迎和支持。只要不选择基于道德自大的暴力与极权,我认同民粹主义的其他许多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我也可以称自己为非暴力非极权的民粹主义者。

半神半魔的精英主义

    与民粹主义相对立的,是各种形式的“精英主义”。什么是精英主义?精英主义认为,是天才和英雄在创造历史,大众只是跟从者和模仿者,不鼓励精英,不保护精英,社会就无法进步。精英得到发展的空间,他们的创造力使社会发展,从而最终带动更多的人发展。在这个意义,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说法,就是精英主义的说法。江泽民“三个代表”,更是精英主义的宣言。劳苦大众不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所以不能成为社会的领导力量。左派骂邓小平和江泽民悄悄颠覆了毛泽东思想,这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中国改革以来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精英主义重新替代的了民粹主义。

    相对系统的民粹主义,主要发生于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是平等主义理念与现实苦难群体存在的强烈对比,这种对比所激发的激愤情绪。比起民粹主义来,精英主义可算是源远流长。甚至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就是从精英主义开始的。中国的孔子、古希腊的柏拉图,都是讲精英治国的。孔子讲道德精英治国,柏拉图讲智慧精英治国。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柏拉图则认为,只有哲学家治理世界,世界才会好。总之,智者要治愚者,强者要治弱者。

    改革以来,开始经济建设,企业家和科技人员的作用突现出来,新形势下的精英主义再次兴起。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知识精英的作用更突出了。中国有个著名作家叫王小波,他是文学领域的自由主义者,他十分讨厌毛泽东时代的民粹主义,讨厌那时的假大空道德主义,他说要当就当知识精英,不当什么道德精英。可以说,精英主义其实已经取代民粹主义,成为社会真正的主流意识。这种精英主义追求,从幼稚园就开始了,争气恐后地要争着当精英,要出人头地,要当名人,要当有钱人,要当科技精英,要当知识精英。学校玩重点学校,企业玩名牌企业,都要当头号种子。曾经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商人和知识分子重新抬头,迅速成为支配社会运行的重要力量。在政府里面,官员也迅速地文凭化,现在没有大学文凭就别想混大官了。其实,无论是政府上层还是商界上层,都知识化了文凭化了。商界里仍有许多没有读过大学的人,但商界上层读过大学的居多了。

    1978年,改革之初,邓小平明白,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就离开不专业知识分子,应当解放知识分子,邓小平说:“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在当时,这可是一种政治待遇,一种政治地位,许多知识分子听到这个说法,马上就泪流满面,被工人阶级接受了,不再是另类和贱民了。邓小平说这话,快三十年了,这三十年,知识分子的地位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急速提升,他们成为知识精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成为资本精英,他们不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也不再为是不是工人阶级一部分而焦虑了。毛泽东时代,结束了市场经济和商品生产,把资本主义尾巴都割光了。改革开放以后,开放了经济竞争,企业家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社会的经济精英,掌握着全国城乡一千多万个企业。另外,个体工商户也迅速成长到几千万户。改革初期的崇洋媚外,其实是精英主义的一种表现,崇拜外国的精英世界。

    精英主义政策的成果是明显的,经济迅速发展,财富如魔幻般从大地喷涌出来,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中国各个阶层的物质生活水平都持续提高。但同时,社会矛盾也开始积累,精英们占有了绝大多数经济发展的成果,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大众被抛到了后面。不仅在经济上如此,在其他领域也如此。分配不公平!民粹主义式的愤怒开始发酵。正在这个时候,互联网扩展了,它为民粹主义愤怒的发泄提供了空间。互联网可是地地道道的IT精英的产品,但它却为大众的声音传播提供了便利。想想这事够荒谬的,精英们创造和控制的互联网,成为民粹主义者表演者的最大舞台!从互联网来看,精英与大众是互助的,但在舆论世界中,精英与大众的对立却不断被强化和塑造出来。是谁在塑造呢?不说大家也明白,这就是各式各样具有民粹主义情结的人们。

    民粹主义的四大原则,道德良知,底层大众,知识分子与底层大众相结合,多数暴力反抗,在这些对精英的攻击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贵州一官员家人被灭门,网上一片叫好声,“只要是杀官家,我就举双手赞成。”他们可不管被杀的人中有无辜的老人和孩子。他们更不愿听这样的道理:罪刑法定,只有经过公平的法律程序,才能判决一个人的死刑。吴敬琏、江平、茅于轼发表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不少网民就嚷着“你去死吧!”、“用砖头砸死这几个死老头”。这叫什么话?凭什么来判吴敬琏等人的死刑呢?

    可能大家会说,在激烈的经济竞争,能不需要精英,能不崇拜精英,能不保护精英吗?放眼人类历史,放眼世界,一切伟大的发现和创造,不都是少数精英的突破吗?如果大家这样说,是因为大家看到了精英的创造性和建设性的一面。民粹主义有维护底层权利,搞高社会平等的正面价值,但它也有破坏秩序,破坏建设的一面,所以我说它是半魔半神的。精英主义也不是纯粹的,正义的,它有神性的创造性和建设性的一面,但它也有可能有黑色的一一面,精英主义同样是半神半魔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精英群体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精英可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等类别。精英在政治权力、经济收入和社会知名度上,都高于普通百姓。什么是政治精英,官场中的高官群体。他们是如何获得这个高位的呢?有的人是因为德才皆备,有政绩的基础。但也有许多人是靠家庭背景、行贿或其他卑劣手段获得高官显位的。经济精英即富人群体,有些人是靠聪明才智、运气和财富创造发展起来,有些人是靠官商勾结以权谋私发家的,有些人是靠抢劫诈骗发家的。知识精英也一样,有的是靠学术成就得名声的,有的是靠官学勾结而占据学界高位的。有的知识精英靠天赋和勤奋获得财富,有的知识精英靠买身投靠、出卖灵魂、欺骗他人而发财。有权有势有财有名的群体,是一个混乱的灰色的群体。当我们用精英的创造和贡献来塑造精英的合法性,来对抗对精英群体的攻击时,我们有时也会感到难堪,当我们拿出几个优秀的好人来当挡箭牌时,我们会知道马上有一堆坏蛋跑来躲在后面。

    而且,精英群体也有自我设防的冲动。就像过去挤公共汽车一样的情况,挤上车前,我们大喊让我们上车,当挤上去以后,我们又讨厌别人再挤上来。成功者总有一种抬高门槛,减少竞争的保守冲动。爬进了精英圈,就想固化自己的权益,利用国家权力来压制竞争。前一段时间,电影导演贾樟柯对电影界的成名导演压制年青导演就进行了批判。一切不受约束的权力都容易走向腐败,政治权力如此,经济权力如此,话语权力也如此。不受约束和监督,精英群体也很容易走向漠视大众、无视苦难的邪恶之路。老子说:“祸莫大于无敌。”这句话对精英群体来说十分重要。如果一个社会的精英群体不受约束,他们一定会走向特权和腐败,走向剥削、压迫和伤害民众。这几天《南方周末》报道,山西一些地方的煤矿,为了省钱,骗来上千童工,把他们像奴隶一样管起来,只管逼这些孩子干活,不给工钱,动不动就往死里打,这完全是新时代的奴隶制!这些煤矿有后台政治老板,所以政府不出面管理。黑矿主为挣钱,不顾孩子死活。从权力和经济来看,这些官或这些黑老板,他们是社会收入的上层,他们是“精英”吗?我们可以否定他们是精英,但不能否认他们是社会上层吧,这样的混蛋王八蛋,该不该依法定罪呢?如果法律还保护他们,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呢?有这样的上层人物存在,就怪不得社会民粹主义兴起了。这是以暴易暴,暴民对暴君,底层暴力反抗的情绪,全是被激出来的。尽管从理性上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只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法治社会来解决,不然,以民间暴力反抗社会黑暗,后果还是伤害到多数人。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得依靠和平的无畏的政治抗争,依靠理性的勇敢的维权行动,但是,民众有这个耐心吗?自由主义者追求自由与法治,在遇到精英群体这个问题是,总是有些困挠,精英群体鱼龙混杂,混蛋一大堆。自由主义者认为,民主与法治才是清除特权腐败与邪恶的正道,但这样的制度还没有到来。

    最近,茅于轼先生发表《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一文,引来不少网民措词激烈的抨击,骂茅于轼为富不仁,为虎作伥,为权贵张目,为不公正的现实辩护。茅于轼先生所说的富人,指的是那些创造性地组合生产要素,促进了经济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的企业家。他看到了经济精英的建设性和创造性的一面,神性的一面,他因此担心中国经济建设的核心创造力量被打压和破坏。网民攻击他,骂富人为富不仁违法乱纪,是看到了富人群体中魔性放纵的那些人。民粹主义只看富人的坏处,而精英主义则只看富人的好处,两者都是偏颇的。在这个意义上,从国家精神和法治建设的角度看,民粹主义不好,因为它更关心分配而不关心创造,更长于批判破坏而不长于建设。精英主义不好,因为它更注重保护上层的权利而漠视下层的权利,制造社会的不公与不和谐。中国的社会转型,需要的是平权主义、平民主义,建立人格尊严平等、法律面前平等、受教育机会平等、进入机会平等的社会,我们需要的不是民粹主义的锄强扶弱,而是平权主义的保强扶弱。

    在中国这种特权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精英群体的兴起过程总有一种阴影,即以权谋私化公为私的阴影。政治特权进入市场,通过腐败寻租手段,转化为市场垄断利益,公务员腐败、经济界腐败、学术界腐败的后面,都有一支政治特权之手。政治特权的存在和膨胀,是形成中国不合理的社会分化的根本原因。

    我更多讲了精英主义对秩序、法治、创造与进步的正面价值,讲了民粹主义的反抗。但历史上,除了民粹主义的反抗外,有没有精英主义的反抗呢?当然有,精英主义的反抗,精英群体中一部分人反抗另一部分人,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社会上层反抗阻碍历史前进方向的社会上层的斗争。1215年,英国国王被迫签订《大宪章》,这是英国土地贵族造反的结果。精英造反,有一个法治和秩序的内在指向,所以更妥协一些,温和一些。必竟,精英适应能力强,他们在任何社会任时代,往往都不是缺衣少食之群体,他们更温和理性一些。1642年的英国内战,因为有大量贵族精英参与其中,相比后来的法国大革命,就温和多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如此暴烈,是因为社会最底层全部卷入进来的,所以很暴烈。美国革命不是民粹革命,而是美国的精英们反对英国的精英们的不合理管制,所以美国建国者们建立的社会,是一个高度重视保护精英自由和权益的社会。美国很有意思,它是高度精英主义的,社会崇拜精英,激励精英精神,但同时,美国社会又是高度平民主义的,它的制度不断清除一切特权,清除一切阻碍公平竞争的东西,使平民有更公平的竞争机会。它是承认竞争等级的,但它又是将一切等级开放竞争的。它使精英主义不向特权化发展,也使民粹主义不向暴力化发展。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战争,是典型的民粹革命战争,所以手段极其酷烈。邓小平等人粉碎四人帮推进改革,是典型的政治精英冲突,所以对过去的人和事留有余地,不会造成全社会的暴力冲突。从中国人民整体的利益上看,底层民众的依法维权及精英内部的革命更为重要。极权、特权是中国一切不合理不公正的渊源,这既是对民众不公平的,对真正的精英群体来说也是不公正的,对中国来说则是不可持续发展的。如果精英群体不进行自我区分和推进理性的社会变革,不为清除政治特权和腐败而奋斗,那么精英群体的命运将是可悲的,中国的未来将是动荡的。

    讲到这,我回到“原罪”争论上来。原罪争论的两方,一方认为企业家是有原罪的,要清算。一方认为企业家不是有原罪,而是有原功,对中国经济发展贡献巨大,要保护起来,他们属于精英主义阵营。显然,要清算原罪的,属于民粹主义阵营,他们不断妖魔化企业家和知识精英,希望迎来一场清剿富人的政治运动。我个人认为,两者都是神魔各占一半。将两方的神性而不是魔性统一起来,那么我们就需要在中国进行一场门户清理,需要一场民众的依法维权及精英的自觉变革。什么是门户清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清除政治和行政特权,清除市场中不公平竞争的因素,推动教育公平,建立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精英和民众才能真正走在一条路上,也就是说,精英主义有神性,这是法治保障下的自由创造,民粹主义也有神性,这是公平分配,两者神性应当相结合。精英主义有魔性,这是特权垄断,两极分化,民粹主义也有魔性,这是极权暴力,以众暴寡,两者魔性都应被控制。精英主义受到公平竞争的约束,民粹主义应受到法治的约束,这才是一条造福中国之路。

2007年6月9日,
 

 

迷失在主义的丛林中----知识分子们如何相互误解

郭宇宽

2008年4月

作者简介:

中学1989.9-1995.6 就读南京金陵中学。
本科1995.9-2000.6 就读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机自动化专业。
硕士2000.9-2003.6 在西安交大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学习获管理学硕士学位。
在职博士生2004.9-至今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就读
2006.5-至今,     美国newschool大学中印研究所研究员。
 

工作经历:
2007.7-至今《领先》杂志社副主编。
2006.9-2007.8担任过《市民》杂志社副主编,并以自由撰稿人状态身份给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第一财经,上海证券报,瞭望东方等媒体撰稿。
2003.7加盟南风窗杂志任记者,至2006.6离职前为《南风窗》杂志首席记者、主笔。
在校期间和毕业分配后都一直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电视栏目策划及主持工作。
98.11-1999.10在陕西电视台主持访谈节目《长安夜话》。
2000.10-2003.1先后主持湖南卫视《步步为赢》节目及《新青年》栏目。
2001.11-2003.11于陕西卫视创办人文访谈节目《开坛》栏目担任主持人并承担策划工作。
2004.3-2005.5中央电视台《成长在线》主持人/主编。
2005.6-2006.9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策划/出镜记者。

 

大愚弱智的“中国新左派”们

    要承认在07年末以前,无论怎么装出一幅公允的样子,我都很难掩饰住对在中国大陆遇到的“新左派”的反感。按理说我对社会宏大问题的思考,都是从新闻工作的直接观察的困惑而来,不是学院体制下什么学派(school)培养出来的人物,不该有什么门派之见。不过几次邂逅总让人有倒胃口的感觉,中国的新左派们端出的东西,就像一道烹饪色泽精美,但是材质已经腐败的海鲜,远看也是一道高档菜,但根本无法消化,如果你不巧咽下肚子,而自己的免疫能力还在起作用,就难免给搞得上吐下泻。

    甚至我在认识了一些“中国新左派”之后,我回过头来觉得那些梗着脖子的老左派还更可爱一些,我见过有上了年龄的中国左人跟我辩论,斯大林是多么伟大,文革是多么伟大,反右是是多么光荣正确,就象我见到印度的一些非常极端毛分子,即使从我的角度认为他们很荒唐,我也觉得他们的真诚是值得尊重的,他们的逻辑尽管粗糙,但在他们的话语里毕竟可以自圆其说,即使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也有被展示和认识的价值。而且在一个有言论自由的社会里,他们的存在可以起到生态平衡的作用。

    而那些中国新左派的圆滑、暧昧、八面玲珑,想搞清楚他们的思想实质是什么本身就是非常让人头大的思考历程。我有一个习惯,越是和我观点不一样的人,我越是有好奇心,想和他们交朋友,这大概和异性相吸是一个道理,如果一段时间遇到的都是和我观念一样的人,我会觉得焦虑和枯燥。我一直认为那些和我观点不一样的人,才能修正我认知的盲点和偏见,给我带来启发,但唯独中国新左派们让我彻底失望了。如果你想了解中国新左派的逻辑,网上能看到一篇秦晖跟汪晖、温铁军的谈话(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11002),可以比较全面的展现中国新左派的逻辑,那就是压根儿没有逻辑。

    老左派还能以一贯之,一左到底,而中国新左派对中国的具体真问题,总是绕着圈子说话,根本不能逻辑贯穿的讨论一个问题。在秦晖跟汪晖、温铁军的讨论中,秦晖是阵地战,想把一个个问题讨论清楚,汪晖、温铁军是游击战和蘑菇战,战术是“敌进我退,敌疲我扰”,汪温提出一个问题,秦晖把它讲得比较透彻,汪温就回避岔开话题,温铁军偶尔会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试图跟秦晖打阵地战,但学养上不是对手,秦晖一个冲锋就给冲得七零八落,汪晖则更老道一些,从不和秦晖正面交锋,过一会儿,等秦晖谈到其它问题了,他俩儿又绕回来,还是那套逻辑。你跟他讨论文化,他就跟你说经济;你跟他讨论经济,他就跟你说环保;你跟他讨论环保,他就跟你说政治;你跟他讨论政治;他又跟你绕回来说文化。秦晖感慨得不错:“那篇《南山纪要》是很不错,可是如果我来写一篇《北山纪要:为什么我们要谈宪政?》,有人就会说:不能谈宪政,搞宪政就没有强国家,没有强国家就没有工业化!这是西方阴谋!好吧,既然你那幺爱好工业化,我也无话可说。可是那人马上又指责说:为什么你鼓吹工业化?你破坏生态!这也是西方阴谋!我们要谈生态!哎呀呀,反正你常有理,我只能甘拜下风了。”我看那次谈话里的秦晖真是可怜到极点,讨论坚持下来居然他老人家自己神智没有错乱,简直是个奇迹。

    不过尽管我已经发展到听见中国新左派言论就产生生理抗拒反应的地步,但不得不承认,他们也很有自己的一批粉丝,这在我看来是由于他们有一招一般人很难学会的必杀技,我管那叫“大愚弱智”。

    “大愚弱智”的境界不是一般人能做到,需要长期的修炼才能做到。出场先得先声夺人,嘴里经常不经意地掉出几个普通中国人不大熟悉的外国名词和人名儿,什么意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显出博学把大家镇住,而且暗示,别小瞧咱们,咱们国际上都是有大哥的,在大家目瞪口呆之际,煞有介事地问出几个倍儿深刻倍儿忧郁的问题:“难道民主就能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么?”;“难道中国可以照搬美国的发展模式么?”;“难道中国不应该探索自己的道路么?”。。。。。如果你跳出来一想,这种问题纯属圈套,预设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话语假想敌。到底问谁呢?有谁说过“民主能解决中国所有问题”;“中国要照搬美国发展模式”。。。。。而你要是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你就像范伟遇上赵本山买拐那样彻底被忽悠了。而且这些“中国新左派”更绝的是心理素质超级好,能不断车轱辘似的反复问这些一些让思维正常的人都无法回答的问题。

    因为我不想以诛心之论推测这些人是别有用心,所以唯一的解释是他们缺少逻辑思维训练,不得以在中国思想舞台上扮演了“大愚弱智”的角色。我曾经一度以为新左派都是一群这样人,后来接触了更广泛的学术资源,才明白“大愚弱智”的适用范围基本上只是“中国新左派”。我过去因为对“中国新左派”的反感,而对整个全球范围内的左翼思潮产生偏见,绝对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中国新左派”本身就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少有其匹的东西,比如法国那个极右翼勒庞提出竞选纲领,主张法国农产品优先的农业政策、实行新的贸易保护主义、重建军队、拒绝美国人提出的“新世界秩序”、保留法国在海外领土的主权。。。。,除了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在中国不具有可比性,他那些政策,放在中国一定会被当作“新左派”。

    我在中国常被当作右翼,甚至一个朋友将我称作激进右派“radical rightist”,前一段时间我在印度参加一个全球化问题的论坛,我做了一个主题发言是关于经济开发区和失地农民。组办者自豪地说我们这是一次全球左翼知识分子骨干的盛会,我环顾左右,大家都面有得色,只有来自大陆的我手足无措,我什么时候成了左派?在他们看来关心失地农民的一定是左派了,可在中国,这些人常常被称作右派,而更让我有时空穿梭之感的是,在中国我见到“中国新左派”就头大,但只要一走出中国大陆国门,我常常和世界上偏左的知识分子有较多共同语言。

    所以这已经是一个不需要再论证的结论:世界上所有的左翼思潮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左派;一种是“中国新左派”。(所以我建议在提到中国打着新左派旗号的中国学者时,不能图省事,简称为新左派,而必须完整的称呼“中国新左派”才不会造成误会)而我下面要探讨的是,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新左派”和西方左派和新左派,明明不是一路人物,却常常产生惺惺相惜的亲切感,以至于“中国新左派”一方面大讲反殖民话语,一方面总是频频毫无新意地引用西方左派的言论,有携洋自重的味道;而西方的左派们,也常常把中国顶着“新左派”头衔的“中国新左派”们误以为同道,青眼有加。这种误会产生的机理是什么?

原因一,认知基础的差异——为什么中国农民不反全球化,也没有必要反全球化

    不只一次我听到印度,也有过法国的知识分子批评开放政策(open policy),我曾很困惑。一次我陪同一个印度教授在四川的几个开发区转了转,跟几个失地农民聊了聊,他们的田地被一家军工厂以很低廉的价格征收,有农民代表,几个非常善良的老人家去上访还被抓进了监狱里,这种事情发生在眼前,你却做不了什么,实在是对人良心的折磨。这位印度老兄悲愤地说:“看哪,开放政策和全球化给中国农民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尽管我跟他解释了半天,强制征地,逮捕抗议者是个法制问题,甚至是政治体制问题,他还是斩钉截铁都是全球化和开放政策惹的祸,他强调“这是我的信念!( that’s my belief)”。这种人我发现国外很多,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印度裔作家Pankaj Mishra在英国《卫报》上发表的文章,从中国黑砖窑事件大发感慨,批评奴隶经济倒也罢了,居然话锋一转就豪情万丈地也发挥到了抨击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上,抨击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本身没问题,但一个中国村支部书记和他儿子的恶行怎么就能联系到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上呢,他难道没听说过毛泽东时代的劳改农场么。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你会见到老百姓批评贪官污吏,乃至批评整个政府,但除了“中国新左派”们,很少有人会把他们遭到的不公归纳到全球化和开放政策上去,甚至在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党和政府官员心目中“开放”和“全球化”,都是褒义词。而你到印度可要小心了,以我的经历,除了认识一些商人、软件工程师、政府官员、有西方留学经历的经济学家对全球化和开放持肯定态度,大多数人一提到开放和全球化简直好像有不共戴天之仇。在农村里都能看到反对全球化和开放的标语,我有几次经历在和印度学者的讨论中为中国的开放政策辩护,遭到他们的群起而攻之,那种愤怒的眼神都好像要把我撕成碎片,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不仅是我,不少西方左翼知识分子,都会发现在他们很热烈地想和和中国人讨论全球化问题的时候,常常是热脸贴冷屁股,我们会说“全球化怎么了,好像没什么不好啊?”他们会纳闷这些人怎么都这么麻木不仁啊,这时他们的目光惊喜地投在了“中国新左派”身上,这些人也会煞有介事地批评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殖民霸权,让他们很有亲切感。

    我后来发现这是两个国家认知基础的差异造成的,在印度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在此之前印度是个社会主义大锅饭国家,尤其是农村和农业,我听过一些印度老农民跟我讲述过去社会主义好,农民买一袋化肥都要享受很多的补贴,而在WTO为代表的全球化影响下,以公平竞争的名义,这些补贴和福利被削减了很多,而更有竞争优势的产品通过国际贸易的进口,也冲击了国内市场的价格体系,当然对这些依靠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弱势群体的利益会造成伤害,也当然应该被同情。所以我完全能够理解那些印度朋友一说到全球化和开放政策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个道理就像拿我们的标准来看养尊处优的法国农场主反对全球化一样。

    而中国的农民们就不一样,我过去也曾经困惑过一个问题,曾经有外国朋友问我,中国加入WTO的谈判,为什么完全听不到中国的农民的声音,龙永图那几个人就把协议给签了。还有香港的朋友也问我,为什么韩国农民都跑到香港来示威抗议全球化,大陆农民一个都没有。我过去曾经把这归纳为中国政治的不透明和封闭性,首先中国农民对于中国政府在为他们决定什么并没有知情权,而且就算知道,中国农民也没有政治参与的渠道,更没有组织能力,如果谁敢带头象印度农民、韩国农民、法国农民那样整天搞抗议,早就给抓起来了。不过在和印度作比较研究之后,我发现我当时的结论是片面。

    我发现中国农民之所以不反对全球化和开放政策,并不是因为他们愚昧无知,而主要是因为其实中国农民的确没有因为全球化和开放政策而失去什么,这并不是说全球化唯独对中国农民格外垂青优惠,而是因为在全球化和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农民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即使没有全球化,从毛泽东时代起,也一直在压低农产品价格,统购统销,其实就是强买强卖,以剪刀差的形式掠夺农村和农民,来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农民说话,建议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梁漱溟被扣上的帽子反倒是“右派”)49年以来,对于农村和农民一直都是抽血的机制,这就是毛泽东所推行的“大仁政”,印度农民所怀念的“社会主义补贴”,中国农民虽然也几十年生活在社会主义阳光的普照下,但压根儿没有享受过,直到06年才刚刚免去了专为他们设计的农业税。所以你要是非要让中国农民也来反对全球化,他们当然会莫名其妙,法国和印度农民可以抗议全球化让他们失去了补贴,中国农民抗议什么呢?总不能抗议全球化让他们失去一个他们从来就没有拥有过的东西吧。倒是全球化让山东大葱,福建香菇买到了国外,价钱比计划经济年代政府统购统销要好的多,在印度,一个印度学者说他代表印度农民反对全球化可以理解;在中国,一个中国学者说他代表中国农民反对全球化,唯一的解释就是中国农民太容易被代表了。(顺便提一下,尽管一些“中国新左派”代表中国农民,质疑市场经济给中国农民带来的压迫,但我没听说过中国农民反对市场经济,也是同样道理)

    再一个差异,我尚不能完全肯定,只是我一个比较朦胧的推测,需要更细致的研究,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提到“开放”中国人就会想到盛唐,那时候的中国大概跟今天的美国国际地位差不多,哪怕中国普通老百姓,提到历史上的开放,也会想起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然后是四夷宾服、番邦来朝。不管之间因果关系是什么,中国人国家强盛的记忆大多是和开放联系在一起的。印度就不一样了,印度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建立强大的大一统帝国的经历,即使阿育王的时代,也远远不能跟中国的汉唐相比,印度人一提到开放就会想到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就是从手摇纺车,抵制国际贸易开始的。

    这种认知背景的差异,使得除了“中国新左派”,通常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印度知识分子坐到一起,只要上升到全球化这种宏大命题就很难找到共同语言。甚至以为观念相同的人,其实也说的压根儿不是一个东西。最给我带来思想冲击的经历,就是在印度和学者们讨论文化大革命,每次一提到这个话题,必然发展为我和一群印度教授们的交锋。在他们眼里,“文化”还“大革命”这是多么美好的词语啊,如果你表现出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点点不敬,他们会客气地问“你那一年生的?”“77年。”“奥,你一定是太年轻了,不能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不过我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知识毕竟要比他们得到的那些中国输出革命年代的宣传材料要全面。一般讨论到具体问题,几个回合他们就招架不住了。我见过几个印度教授在我批评文化大革命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时,黑脸膛都涨地通红,甚至愤而离席。而我最尴尬的经历是,有一次一番唇战群儒之后,一个一直没有发言的教授,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我同意你的观点,他们把文化大革命太理想化,文化大革命确实有很多非常严重的教训值得我们吸取。”我当时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以为终于找到了知音,他接下来往下说我就傻眼了,“你知道文化大革命虽然轰轰烈烈,但毛主席还是没有掌握100%的控制权,一些修正主义分子像邓小平他们一直蠢蠢欲动,在毛主席背后捣乱,造成了很大损失,而且最后文化大革命没有坚持到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还没有展现出来就被走资派颠覆了。”简直是让人崩溃。

    对他们来说文化大革命可以被简约化为一种理想,一幅蓝图,一个乌托邦,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文化大革命是每一个家庭有血有肉的经历。
原因二,翻译的困境和语言的贫乏——中国人能区分两种“新自由主义”么?

    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很不好理解为什么那些西方左派明明享受着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福祉,却整天批评自由主义,金正日和萨达姆又不会因为他们大义凛然的言论,封他们官做,或者奖励他们研究基金,我过去一直以为那些人都是好日子过腻味了犯贱。这帮“臭知识分子”,让他们到北朝鲜或者文革中的中国生活些日子,尝尝跟领袖早请示晚汇报,亲戚朋友整天检举揭发,再给批斗上几回,就知道自由是多么宝贵的好东西了。
我尤其感到困惑是在和那些左翼知识分子开会的时候,经常一说到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这些人立马同仇敌忾。我原来很纳闷,至于么?新自由主义再怎么样,也比专制要强吧,俄罗斯私有化产生的新权贵,当年都是书记们,这些大尾巴狼摇身一变就成资本家,要说不公平也是专制年代造下的孽,怪的着新自由主义什么事啊?后来听听到“新自由主义”讲的太多了,才渐渐开始产生个念头,要搞清楚“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有什么关系,而进一步研读文本,发现我们平时混杂在一起说的新自由主义,其实有两个概念在汉语里没法儿区别,在汉语里都被翻译成“新自由主义”,但一个是New Liberalism,一个是Neo—Liberalism。

    我并不是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李小科先生的论文《澄清被混用的“新自由主义”——兼谈对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的翻译》(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1期)讲的很透彻,New Liberalism的代表是罗斯福新政,罗斯福讲的“四大自由”,其实准确的意思“四大免于”(free from),免于恐惧,匮乏等其实是在强调在区别于斯大林体制的同时,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和公共保障。而Neo—Liberalism则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他们指出过多的福利伴随着强势政府和更多管制,进而铺就“通向奴役之路”。要在他们产生的具体的语境下两种新自由主义都没有错,他们有共同的底线,假如面对斯大林体制,无论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都会反对,但在今天欧美和印度这样的已经建立了宪政和民主基础的社会,却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政策取向。但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而把任何一种推向极端都有失片面,所以有人预言小布什政府把Neo—Liberalism推过头了,未来民主党可能上台,New Liberalism会复归,凯因斯主义也可能重返舞台。

    我越来越觉得,在没有建立基本民主宪政体制的国家,片面提倡前一种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确实是有害的,在美国搞“neo-liberalism”问题没那么大,人民享有言论自由,独立相对高效的司法,你敢去抢农民的土地,人家可以告你,把人家逼急了,人家开枪打你,惹的人多了,执政者就会被赶下台。再者民主宪政的国家已经打下很好的公共社会福利基础,在欧美“neo-liberalism”反对福利社会,也还能找到些道理,再反人家的社会福利也比中国好。(不要说绝对数字,就是社会福利占GDP的比例也没法比)

    但在那些公民社会尚不成熟,法制也不健全,老百姓更享受不到什么福利的社会,强调放任(laissez faire),往往一不留神就是助纣为虐。“neo-liberalism”可以很容易和专制势力联手,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南美和东欧,neo-liberalism变得名声狼藉的原因,可以说是歪嘴和尚念歪了经。集权体制下培育的专制势力扮演打手,而“neo-liberalism”以自由放任的名义给他们以合法性,同样都反对管制,但放纵农民的经营,像包产到户那样解开农民的束缚;还是放纵现在那些以国家暴力征地的势力,是完全不同的政策取向。在没有民主和宪政的社会,无论化私为公,还是化公为私,本质都是完全一样的掠夺,这就是秦晖讲的“尺蠖效应”。而遗憾的是,我发现中国国内大多数自由主义者都很难分清两种自由主义的区别,我曾劝一些朋友,在中国提一些neo-liberalism的口号要慎重,用一句被用滥了的话说“不符合中国国情”。他们往往不能理解,就跟我最初的反应一样,新自由主义再怎么样,也比专制要强吧。

    我后来一寻思,发现这也不能怪中国人。有一次过年去看望我一个我父亲在农村的朋友,我送了他一瓶法国葡萄酒,后来他见着我说,你也太破费了,这么大老远带来,我们这儿有9块多钱一瓶的通化葡萄酒呢,都差不多么。我差点没给气的吐血,差别大了,怎么能差不多呢?但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没有体验,一切语言都是苍白的,中国老百姓从来没有生活在一个民主法制社会的经历,老百姓从来没有真正享受过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什么,怎么能理解自由主义还有这么多区别,自由主义不就是自由主义么。这就好像一个从小品尝葡萄酒的法国农民,能说出100种葡萄酒的差别,一个喝了一辈子二锅头的中国农民,要让他品鉴法国葡萄酒和通化葡萄酒有什么区别,他无论怎么样也品不出来,葡萄酒不就是葡萄酒么?
我们应该意识到,假使没有共同的经验基础,即使都在说英文,也不是在用同样的方法使用英文,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和印度人,在使用“自由”,“民主”,“社会主义”,“全球化”这些词语使用时他们的所指的含义都是不一样的,甚至这种差异,就像葡萄酒的差异一样,除了亲身体验,无法用语言来真正准确的表达。

原因三,政客化的思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说到这里可以呈现的比较清晰,为什么都打着“左”的旗号的人,所理解的问题和所持的信念,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可还是会有西方左派和“中国新左派”互认同道。

    人和人的团结常常不是因为共同的愿景而是因为共同的敌人。西方左派并非和“中国新左派”完全没有共同之处,在我看来,他们的共同之处并不在于共同的社会理想,而是共同的敌人或者说假想敌。西方左派不管是马克思还是法兰克福学派,有反体制的传统,他们在西方世界,批评西方体制的缺陷,而中国新左派则也大义凛然在中国批评西方体制的缺陷。就像那个笑话,一个美国人说,在美国我们可以骂美国总统,一个苏联人说,那有什么了不起,在苏联我也可以骂美国总统。在我看来这个笑话还不够可笑,这个笑话如果发展下去,那个美国人和苏联人双手紧握在一起,哎哟妈呀,终于找到国际战友了,那就是一个更让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了。而今天一些西方左派和“中国新左派”就真的这样互认战友,在美国和印度,我发现秦晖、吴敬琏这样知识分子的一般没人听说过,不过汪晖的大名简直如雷贯耳,西方左派们会觉得汪晖是中国左翼思想的代表人物,很多人向我打听他,这主要是因为潘卡奇•米西拉对他在纽约时报上的大力推荐,他们大都是因为看到了这篇文章而对汪晖产生他乡知己的感觉,而这位潘卡奇•米西拉就是我前面提到的Pankaj Mishra,潘同志在美国反对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汪晖在中国反对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就这样两人惺惺相惜。

    难道这些知识分子脑子糊涂到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具备么,并不是那么简单,我联想到毛泽东的哲学,英文有一个词非常好amoral,我听过有人用这个词来形容毛泽东,觉得真是非常贴切,这又是一个中文无法翻译的词,它指在一个人身上道德不发生作用,毛泽东的那些言论仔细看,充满前后矛盾,我发现和今天的“中国新左派”的风格倒是有些相似,虽然文风一贯以底层、正义、公平等口号占据道义制高点,但其实并没有一以贯之的是非观,比如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我见过国际关系方面的著名教授在会上发言,刚批判过美国维持台海现状阻止中国国家统一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转过身就说维持北韩和南韩的割据状态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是正确的;我也见过经济学教授刚引用阿马蒂亚森的观点批评发达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通过控制新移民的措施,来维护自己既得的财富地位,过一会儿也许是忘了,大谈我国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严格户籍制度是合理的。你觉得这些人脑子一定是坏掉了,但一转脸发现他们在抨击美帝国主义奉行双重标准时,思路逻辑又似乎很清晰。我过去不能理解这些人大脑的结构是怎么一回事?我现在终于能解释这种现象了,那些人骨子里真正强调的其实不是“是非”,而是“敌我”。

    毛泽东就是把这种思维发展到极致的人,他能在一个时期以一种敌我标准团结甲、乙、丙打倒丁;接下来毫无思想负担地再以另一种敌我标准,团结甲、乙打倒丙;以此类推他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篇写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其实是一个划分战线的问题,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该团结谁,该打击谁,这是毛泽东哲学中最核心的一部分,这着思维方式的发展就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赞成,当然也就顺理成章,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毛泽东要打倒的敌人一直在变,自然他的逻辑也可以一直在变。毛泽东有逻辑混乱的特权,谁也不敢当面指责他出尔反尔,前言不搭后语,他可以哈哈大笑说那是阳谋。(我的下一篇文章会专门论述我的这个发现《敌我思维——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灵魂》)

    毛泽东的个人成功,这种思维方式对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非常有效和实用的,但如果知识分子都沾染了这种习气,则令人悲哀和忧虑,而我感受到并非只有“中国新左派”身上沾染了这种习气,尽管在他们身上这种习气表现得最为浓烈,在一些自由主义者身上也染上了这种恶习。在我看来,专制最邪恶的地方在于不仅它自身靠谎言来维持,而且使它的反对者,都不能不用它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最经典的教训是49年前的一些中国“民主人士”们,他们反对蒋介石的专制,毛泽东也反对蒋介石的专制,所以阴差阳错的走到了一起,他们在那头脑发热的一刻,也遵从了那个原始的逻辑: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我在印度见过一个文化工作者,他反美,反全球化,是因为他认为好莱坞和麦当劳所代表的美国文化正在摧毁印度的文化多样性和传统,自然他也把毛泽东当作英雄,非常崇拜,因为毛泽东敢跟美国人打仗,抵制西方文化,想当然的以为毛泽东是文化多样性的捍卫者,后来我发给他一些照片,介绍毛泽东的破四旧是怎么烧佛、砸庙,摧毁民间传统,他给我回信表示感谢,他说,原来毛泽东破坏文化多样性起来,比美帝国主义还厉害啊。这样有统一的是非观念的人,我认为至少可以被看作是真诚的知识分子。

    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如果还有存在的价值,就应该运用求真的“是非思维”,而不是求权的“敌我思维”,拿出洞察力来面对人类更本质的困境,警惕和质疑的任何形式和包装的专制和奴役;而不该明明不是一路货色,却因为反美,反全球化,这些过于空泛、多义,而在学术上可以视为伪命题的政治靶子而拉大旗,树山头。如果连知识分子都变得像党棍一样,人类的精神世界是多么乏味啊。

以“家族相似”来解构“主义的丛林”

    我曾经从早到晚泡在香港大学图书馆里试图梳理出一条清晰简单的脉络来归纳这些打着各色旗帜的“主义”们,后来发现这是缘木求鱼,这些主义的纠缠和混杂就像一团乱麻,我把这称作“主义的丛林”,这让我反省一种认识方法的局限。

    最完整的阐释这一套问题的便是维特根斯坦在分析哲学领域的开创性成就“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s)的概念。在《哲学研究》中,他解释人们之所以被一个个概念的本质矛盾困惑,是因为当我们用一个词语指代一个实体时,这个词语本身的本质就是模糊的“想一想工具箱里的工具,那里有锤子、钳子、螺丝刀、尺子、胶锅、钉子和螺丝钉。正如这些工具的功能各不相同一样,词的功能也是各不相同的。当然使我们感到困惑的是,当我们谈话中听到这些词语或者在书写稿和印刷品中看到这些词语时,他们有着千篇一律的外貌。因为他们的用法没有清晰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特别是当我们从事哲学研究的时候。”既然这样我们在描述现象的时候“这些现象没有一个共同点使我们能把同样一个词使用于一切的现象,——不过他们以许多种不同的方式互相联系着。”“看一下我们称之为“游戏”的那个过程。我指的是棋类游戏、牌类游戏、球类游戏、竞赛游戏,等等。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请不要说它们一定有某种共同点,否则它们不会都叫游戏。——而要睁开眼睛看看他们是否有一个共同点。……这种考察的结果是:我们会看到一个有重叠交叉的相似点组成的复杂网络;有时是在总体上相似,有时是在细节上相似。”他总结“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更好的词来表达这些相似之处的特征;因为家庭成员之间各种各样的相似之处,如身材、相貌、眼睛的颜色、步态、性情,等等等等,也以同样的方式重叠和交叉。——我想说的是:各种‘游戏’形成的一个家族。例如不同的数字以同样的方式组成了一个家族。我们为什么要称某个东西为‘数’?也许因为它与我们一向称为数的许多东西有一种——直接——关系;可以说,这使它与我们也以这种方式称呼的东西保持一种间接的关系。我们把这种数的概念延伸,就像纺线时我们把纤维和纤维拧在一起。线的韧度并不在于某根纤维贯穿其全长,而在于许多根纤维的重叠交织。但是如果有人想说‘所有这些构成物都有某些共同点——即对所有这些共同属性的析取’——我要回答:现在你只是在玩弄字眼。人们同样可以这样说‘有某种贯穿全线的东西——即那些纤维维持不断的交织。’”

    我不厌其烦的引用维特根斯坦严禁缜密的原文,是因为这套“家族相似”给我们认识人类被贴上各色标签的思想一个全新的角度,为什么总要急于试图在本质上要给这些思想作简略的归类呢,就好像要把这些思想放进贴着有共同属性标签的盒子里,就好像要找到一条贯穿全线的东西。最精确地表达我对这种理论方法的不满足的,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原话“如果有人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我也不能承认它就是我始终想划的那条界限,或者我们心里已经划出了那条界限。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划一条界限。可以说,他的概念不同于我的概念,但与它有亲缘关系。这种关系是两张图画之间的关系,一张图画由轮廓模糊的色斑组成,另一张由形状不拘相似但是轮廓分明的色斑组成。与差异性一样,这种亲缘相似性也是不可否认的。”

    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知识分子不用为自己即不能在左的阵营呼风唤雨,也不能在右的阵营处处逢源而感到尴尬,每一个为真问题而焦虑的头脑,都可能有某一部分属于我们的“家族”。如果说警惕工业化、资本和竞争对人的异化,我可以被算作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加上个前缀人道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说对于暴力和强权的反感,我倾向于甘地的哲学;谈到对极权专制体制的痛恨,我欣赏古典自由主义的言说;如果说在中国需要更多公共福利和基本保障的必要,我认同New Liberalism;如果有一天中国提供的公共福利向北欧国家那样充分,没准儿我又会倾向Neo-Liberalism。这段思考的经历,又让我更加反感那些极端的,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不管来自哪一方的阵营,这点上我大概可以被算作“修正主义分子”,或者“相对主义者”。管它呢,但至少我知道我不会是任何“主义”的狂热者,我内心随时都会感受到某种高贵和神圣的存在,甚至值得为之作出牺牲去实践,但它一定无法被任何一种主义来概括其内涵。

    我想起我那位可爱的印度朋友,他虔诚的相信,给中国农民带来苦难的一定也是全球化和开放政策,如此坚信一个简单的道理的人是幸福的,那样单纯的信念会给一个人的人生带来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感,不会像我这样时常为自己的念头折磨得头痛。

    但我庆幸自己在追求真知的道路上,曾有几个时期流露出那样的倾向时,便被自省所抑制住了。因为我有一种恐惧,害怕这种窄视的单纯,会阻碍我们去感知和认识一个更加广阔丰富的世界,会剥夺我们全面的敏感,让我们向偶像和主义的大纛下跪,却忽略了那些该人类真正去敬畏、追求的东西。

 

芒果与杨梅——我们被民主包围了

吴稼祥

2008年3月30日于扬州

我们被……民主包围了,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高兴还是忧伤,希望还是失望,有个叫民主的东西,已经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合围而来,走得快的,到了我们门口,不管你说它是“好东西”,还是“不坏的东西”,或者,“不是个东西”。它已经从东边的扶桑,爬上了西方的喜马拉雅;从北方的蒙古高原,迂回到南海中南半岛。

在亚洲,这东西最早登陆日本,占据中国的东大门,像从北美洲越过太平洋的季节风,带着飓风和海草,美军和原子弹,起初有点难受,强扭的瓜还不甜,何况是强加的宪法?有意思的是,民主这东东有点像杨梅,有的孩子想要它,有的孩子不想要它,但只要咬它一口,开始是酸的,慢慢就甜了。上世纪60、70年代,咱们苦苦地在互相掐脖子,人家却在甜滋滋地政治稳定经济起飞,那就是民主的甜味。

跟在日本后面吃民主杨梅的是印度,我们祖先曾经去取过经的“西天”,其实是南门外的次大陆。由于印度的国父们在民主的杨梅里加了不少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咖喱,味道有点怪怪的,杨梅的甜味还没有显现出来,先被咖喱的辛辣味呛着了,经济一直发展不快。一直到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慢慢割掉了旧体制的辫子,印度人也才把杨梅洗干净,现在,也在甜滋滋地接受全球舆论的追捧,不说它的IT产业,就说汽车,一个小小的塔塔蚂蚱,居然吞下了前大不列颠印度公司旗下的“美洲豹”和“陆虎”。

进入20世纪80年代,民主的杨梅开始成为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时髦政治食品:1987年,韩国被迫吃了,结束军人独裁,开始总统选举;台湾主动吃了,开放党禁报禁。1990年,蒙古和缅甸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1998年5月,印尼走上民主道路,2006年6月,越南反对党——民主党重现江湖,同时,越南国家领导人举行差额竞选……

口中含着民主或半民主杨梅的国家像手拉手的一群孩子,把我们围在核心,口中唱道:“排排坐,吃果果……”不过,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在这群孩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手中拿着念珠的小家伙:3月24日,有着数百年君主统治历史的喜马拉雅王国不丹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从世袭君主制国家转变为议会民主制国家。记得40年前,毛泽东把外国领导人送给他的芒果作为礼物送给朝拜他的“人民”,今天,不丹国王送给他的人民的,不是个人崇拜的芒果,而是一枚让人民忘记他的杨梅。

除了朝鲜半岛上的一个缝隙,我们似乎已经被民主团团包围了,不过,不用紧张,我们并没有听到攻城略地的炮声,只听到一阵阵儿歌:
“排排坐,吃果果……”

 

戊子清明祭文

王康

2008年4月3日

    王康,生于1949年。曾撰写过《中国改革宪章》,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再撰写五集政论片《大道》。同期还有长篇诗评《俄罗斯启示》。抗战胜利50周年时推出九集电视片《抗战陪都》,60周年又组织巨型长卷史诗国画《浩气长流》。对中美关系、中日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港台新儒学等皆有独到心得。

    际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天地苍黄翻覆,九州岛陆沉沦丧,六合黯澹肃杀,四海泛滥浮嚣,贞下难起元,否极泰未来。混一神魔,吉凶难卜,岁事忽焉清明,祖宗位列,先贤垂顾,谨焚香燃烛,祭祝如仪。

    古往今来神人共建,天长地久物我同心。中华以人立国,以史垂法,以人生度量宇宙,以历史充实世界。无求基督教之天堂与永恒,不待佛教之涅盘与轮回,人生乃中华之宗教,历史即中华之上帝,故周庙序三代之盛,鲁殿列兴废之事,凌阁绘功业之状,史记载古今之变,故中国祭祀隆典,五千年不变,史乘彪炳,七大洲无双。兴灭国,继绝士,补敝起度,亘古维新,上通千古下开万世,浩然与天地并生。

    中华曾经恢复,乾坤本已正位。满清末造,革命党人踬踣驱驰,一仆百作。黄花岗一役,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之色变。爰有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自由高标,民权是举,民国肇始。然专制既久,积毒既广,积弱积贫积私积愚既深,先烈血土终湮于荒烟蓑草间,难成息壤。中国出幽谷,迁乔木,尚为遥远之图。前清权贵遗老,假共和之名,咸与维新,盗权窃国,复辟帝制,拥兵割据,重投黎民于水火。旋起国民革命军,集结转徙,北伐东征,指天盟誓,不惮艰危,不避死生,志在铲军阀倒列强,护共和保民权,存亡绝续,惊天动地。

    中国未始统一,民众仍系倒悬,而内忧弥深,外患日亟。东邻蕞尔日本,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军国主义主宰朝野,法西斯蒂毒化岛国。野蛮之根本未除,狂妄之心滋炽,东方仁爱慈悲之怀空蚀,西洋人道自由之意浇薄。一旦以征服为使命,以侵略为国策,必成虎狼之国,战祸之薮,必然为祸东方,而中国首当其冲焉。

    为保我列祖列宗坟茔庙堂,为保我世代经营之故土家园,为保我独立自由之国族尊严,为保我永续无穷之历史文化,一千二百万中国军人一心一德,矢勤矢勇,歃血喋血,苦战死战,踔厉纵横,为国驱驰,时时不忘为国家雪耻,念念在兹为民族牺牲。凡白山黑水、长城内外,大河上下、长江两岸,三湘以内、五岭之外,滇西缅北、碧云怒涛,一寸河山一寸血,万里烽烟万里城。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上膛、剑出鞘,家可破、国须保,身可灭、志不挠,竖发裂眦、血似狂潮。以草履对铁蹄,以筋骨抗枪炮,以持久决速胜,以空间换时间,以一己必死之生命树民族亿万年不毁之根基。中国军队与日本虎狼之师展开二十二次会战,一千一百一十七次战役,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战斗,整排、整连、整营、整团、整旅、整师成建制地慷慨赴死,三百四十万热血男儿血沃沙场,二百一十四名英年将领从容殉国。其碧血常新,庇佑神州,劫灰不冷,久为国殇;其惊天地、泣鬼神之壮烈勋绩,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常昭中华而永垂不朽。后世国人,无论何时、何地,何党、何派,皆应馨香俎豆,鞠躬长揖;皆应肃雍钟鼓,顶礼膜拜。千秋万祀,血食天下,永祭无替。

    更有庞然俄苏,横跨欧亚。十月革命,变大战为内战,厉行一党专制,领袖独裁,更推行全盘集体化,阶级斗争尖锐化,十数年间,建成空前红色帝国。既失西欧革命奥援,遂建第三国际,以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相号召,以解放普罗大众相奋勉,以归还失地、馈赠卢布军火相引诱,以输入学说理论纲领,创党建军相扶持,以实现全球共产主义相盟誓。其锋芒所向,半世影从,而中国首当其冲焉。

    既登天安门楼,西来幽灵徘徊笼罩,两千年秦火坑灰复燃,一朝授受结合,而变本加厉,集大成焉。天下卷甲,神州遽成鬼域,日升天而黑暗,江东去而悲滞。浩劫奇变,史无前例。

    五千年中华文明,匍匐西来之马列主义,分析之批判之否定之灭绝之,进化论、天演论、无神论,唯物史观君临,矛盾斗争竟成天宪,必以中国全部时空为试验背景,以所有人民为革命工具,以万象万灵万物为改造对象。于是造反有理,革命神圣,破坏无罪,砸烂旧世界,甚嚣尘上,凡中华神祗远祖,炎帝黄帝,大舜大禹,圣贤明哲,大隐高蹈,崇僧大德,英勇豪杰至于走街贩卖江湖郎中,皆在亵渎之列,扫荡之列,蹂躏之列,破灭之列。

    君不见,泰山之侧,会稽山下,西子湖畔,天涯海角,一时阁堕基毁,花果飘零,茫茫神州,黯兮惨悼,风悲日曛,飞鸟不下,伤心惨目,不可卒睹。

    君不见,凡辛亥遗址,北伐战场,抗战碑碣,皆成反动遗迹,无不搅捣焚烈,镐凿斧削,顿成垒垒丘墟森森空穴。拆骸骨而悬挂,铲铭文而污践,骨骸遍野,荆裂棘断,烟凝风滞,夐不见人,但闻鬼哭。

    君不见,本党缔造,开国元勋,以领为壑,先后蒙涵,罪名攸国,无不陷异端之审判,挂牌游街,阴阳剃头,亲戚背叛,其耻辱之深重,罪性之莫名,更远追欧西中世纪之宗教裁判。

    君不见,胡耀邦天良昭昭,不容庙堂;赵紫阳晚年彻悟,格禁不赦;王若水倡人道,革出教门;李慎之发五十年浩叹,青灯孤老;刘宾雁忠诚不二,客死他乡;何家栋白头忧思,生死书禁。党同伐异,手足相残,屡令天下齿冷心寒。

    君不见,林昭天真,枷锁交集,血痕斑驳,如江如河;张志新存惑,酷刑煎逼,割喉吞声;百万右派,蛇行龙诱,蒙垢茹冤,二十二年;至苦老舍未名而溺,傅雷悬梁以诀,十力呼天而悲鸣,寅恪惟枯眼待九泉,皆孝女贤母霭然白发,可怜尸毁骨殒,荒野无际,天地为愁,而吊祭不至,所谓生也何恩,杀之何咎?

    君不见,万家墨面,强入公社,奴隶苦役,空前试验。哀鸿遍野,饿殍盈国。苍苍蒸民,谁无父母?谁无兄弟?岂谓易姓改号,分明率兽食人而人相食,史书惨烈之最,莫此为甚!文明倒退之最,莫此为甚!

    君不见,爱国青年,学生运动,绝食于暴日下,屈膝于高台前,所犯者何,所死者何,竟遭镇压,二十年碧血未凝,黑发犹新……

    悠悠苍天,漠漠大块,生死存亡,无尽量也。惟灵生也无憾,死而无辜。鸣呼,黄泉道上,幽明所通,熙来攘往,不绝于途。又到清明时节,宜肃岁时之祀,用申祭吊之诚。春光荏苒,映涟涟未瞑之目;青山葱笼,慰拳拳不泯之心。山色南来莽苍苍,江奔东去流汩汩。一切都有因缘,善恶都将报应,万物都将复活。载陈尊簋,来格几筵。尚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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