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公司编者按:杨帆教授最近写出一本有关利益集团研究的巨著,可以说是我国这个领域中的首创著作。现将书中国内部分汇成一集,发表出来。杨教授是个有思想的人,文中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值得参考借鉴。在一个经济成分和政治成分多元化了的国家,利益集团的形成是必然的,利益集团之争更是正常的,关键是如何平衡各利益集团的力量。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利益集团的形成,而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不平衡,权利不平等,缺少平衡的制度机制。利益集团要有共同遵守的规则和原则。有利益集团不可怕,怕的是没有准则,弱肉强食。现在的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超越利益集团的共同价值和准则!其实最大的利益集团是人民大众,平民老百姓,这个集团人数最多,但力量却最弱。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态?就是因为没有平等的权利,没有超越利益集团的共同价值和准则。我认为杨帆教授等的研究还没有注意这些问题。不能光从某个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现在往往以某个利益去超越另一个利益,总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别人的利益之上,总是看重一个利益而忽视另一个利益。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是因为国家缺少超越利益集团的共同准则。今天的学者们也都置身于各利益集团之中,很难有超越利益集团之嫌。现在中国的学者多是体制内学者,所以他们的视角、理解和观点总是缺少民间性。大家在阅读此书时也应考虑到这个问题。不管怎样,利益集团研究终于从禁区走向开放,这就是可喜的一步。大家可以沿着杨教授提供的思路去进一步探讨。]

篇章顺序

第十章:行政权力背景下的行业垄断集团

结束语:基本对策:遏制与平衡

第六章:民营企业的发展

第八章 新富豪群体与谋求利益合法化的努力

周瑞金:前进中的堕落——权贵资本主义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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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利益集团分析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  杨帆 等

2010年6月

    目 录

前 言

第一部分 关于利益集团理论与历史

第一章 关于利益集团研究的理论综述:多学科的视角
第二章 发达国家利益集团及其治理的历史:以美国为例
案例 美国烟草业利益集团
案例 美国贸易保护集团与中美贸易关系
第三章 俄罗斯:金融寡头的形成及其治理

第二部分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

第四章 地方政府相对独立利益的形成
第五章 部门利益形成与国有体制演变
第六章 民营企业的发展
第七章 外商及港澳台资本在中国

第三部分 利益集团博弈与理论斗争

第八章 新富豪群体与谋求利益合法化的努力
第九章 大国博弈背景下的国际资本
第十章 行政权力背景下的行业垄断集团

第四部分 利益集团对法治的影响

第十一章 利益集团对立法的影响
第十二章 利益集团对执法的影响
第十三章 利益集团对司法的影响

结束语 基本对策:平衡与遏制

主要参考文献

前言

    此书的基本思路和观点是我主持的司法部2007年重点课题《当代中国的利益集团和社会主义法治》(06SFB1006)。利益集团研究在中国一直是禁区,此书在国内属于突破性的成果。

    从理论角度说,利益集团问题的研究需要制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的综合背景;从实践角度说则需要熟知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并具有理论勇气。利益集团的形成与干预政治和政策,是各国历史上都有的。改革开放以后30年在中国迅速出现,成为目前中国社会最重大的新问题。与此相对应的是,相关理论研究很少甚至成为禁区,国家制度准备严重不足。此选题抓住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真问题。中国社会的分化与利益集团问题不能再回避,必须认真研究与解决,包括扶助弱势群体与规范强势利益集团两个方面,这本身就是一个强化中央政府权威,打破官本位文化和买办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过程。研究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未来时期政治社会改革,民主法治建设,有关键性意义。

    总思路是我和卢周来多年以来共同形成的,卢周来对制度经济学有深厚造诣。关于中国利益集团起源及其恶性发展的可能性与危害,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多次发出警告并进行长期斗争。他没有署名是出于工作原因,我表示衷心感谢。

    我从不剽窃他人的最初贡献,凡属对我有过启发的,我都尽量给予注明。我一直怀念20世纪80年代那些早期参与改革开放的老朋友,比如姜洪和关山。他们最早出版地方政府研究“块块经济学”。1998年《中国改革报》最初刊登我的“中国渐进改革特点与权力资本化”论文5000字,阐述中国利益集团起源与内在逻辑,受到严厉打压,报纸有关领导因此被迫退休,我的观点被禁止转载,但始终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关注,《战略与管理》杂志又发表25000字,张朝中编辑的《开放导报》,黎鸣主编的《中国的危机》,刘智峰主编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报告》都转载我的文章。经济学“主流派”一直贬低我的文章,说什么“这是社会学文章,不属于经济学”,但许多著名经济学家也研究腐败与利益集团问题,如张曙光先生《腐败与贿赂经济学》,吴敬链先生介绍“寻租理论”,批评“权贵资本”,杨小凯等“要好资本主义,不要坏资本主义”的言论,都有正面影响。《了望》杂志一直抨击利益集团,有良知的理论家与人民群众对于腐败和权钱结合的批判从未中断,特别在网络上获得持久的生命力。长期理论努力和舆论批评,终于影响了新一代思想家,年轻一代包括社会主义者,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维权者,大多数人民群众,都对权力资本化和腐败抱批判态度,再无改革初期那种“腐败有理,是改革的润滑剂”,“骗出一个新体制”,“化公为私是肉烂在锅里”之类的说法。他们在求学之路上是读过我们的文章的。

    理论章节一部分由张弛起草,她是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她从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综合的角度,综述了国际上关于利益集团的研究成果。理论部分在《管理世界》2008年第三期发表,有卢周来很大贡献。历史部分在《改革内参》部分发表,美国烟草集团在《福建论坛》发表,中国利益集团的问题在《云南财经大学学报》和《学习与研究》等刊物上分别发表。

    法治章节一部分由欧阳光起草,他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大量附件没能纳入报告和书,我的研究生付出了辛勤劳动,应以注明:房地产(张燕),美国历史与外资(余蕊),地方政府(王桂芝),垄断部分(崔雷),民营资本(应铭,吴静),金融部分(王惠,杨柳),文字整理(肖超,付婷,王淑娜)。学生整理的历史材料,难免有注明不全,望作者原谅。

    此报告最开始就得到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石亚军同志,司法部研究室主任任永安等同志大力支持,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处帮助,特此表示感谢。也感谢各位参加研讨会和评审的专家朱景文,李凯林,徐小松,柴小青,马丽娜,邰丽华等教授。特别感谢郑州大学聂伟处长的推荐,他在清华大学MBA班,听过我的课,一直人心支持我的学术;感谢郑州大学出版社的领导与编辑张为民老师,能帮我出版这一“敏感话题”。此课题的来由是:

    2007年10月共产党第十六届六中全会主要议题是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召开前夕新华社一篇名为《我国采取措施抑制和防范“特殊利益集团”衍生》的报道引起关注。10 月9日《了望》周刊刊登《警惕部门利益膨胀》一文,抨击部门利益“最大化、法定化、国家化、国际化,影响决策战略性、全局性和前瞻性,损害社会公正与大众利益,增添国家经济政治风险”。一时抑制特殊利益集团成为舆论关注热点。可肯定中央在此期间关注过利益集团问题。
新华社记者受中央委托广泛采访学者,他们的采访提纲上有利益集团问题研究。我与他们专门谈了这个问题:

    我们对利益集团的一般定义是:“为了相同或相似的利益而联合,对国家公共政策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的群体性组织。”这是应该客观评价和支持的。特殊定义是“影响公共利益的分利联盟”即特殊利益集团,他们的活动是我们加以批判和揭露的对象。

    30年来中国有三个新兴利益集团迅速发展。第一个是民间资本。他们有两重性,是正当的,但代表人物不成熟,被投机资本控制,不是真正搞经营管理、搞科技的。投机资本勾结新自由主义学者误导民营资本。第二个是部门垄断资本。从行政机关转化为公司,如电力、邮电,铁路,石油,电信,利用权力和垄断地位限制民间资本进入,收入很高,利润不上缴国家。第三个是国际资本。

    中国利益集团与西方不同,其起点是权力,背景也是权力,或者说,强势集团背后的“总利益集团”是官,没有权力支持,强势不可能保持。官有四个文化背景,一是官本位文化,在中国已经有数千年历史;二是买办文化,这在中国也有150年的历史;三是党文化,盛行于近60年;四是文化革命特殊的反官僚文化。中国改革30年以来的权力演变,就是以这四个层面的文化为背景的。

    利益集团的形成有历史必然性,其问题是强弱发展不平衡,弱势群体没有形成利益集团,强势集团互相之间没有公开的制衡机制。要有民主法制建设来规范,共产党和国家要控制强势集团,扶植弱势集团,使之逐渐平衡。

    由于问题的重要,司法部列入007年重点课题,我在2009年得到了他们的验收报告和准许出版通知。现在的书稿比起最初的报告,又经过五次以上的修改补充。由于问题太重要,而且几乎全是原创,许多定义概念分期和案例,我是反复修改,深恐有错或者论述不足,为此拖延出版时间已经一年。最后我也是不满意,只能如此了。能够抛砖引玉,因来批评,促使大家研究利益集团问题,就是最大的收获了。

    第一部分,简要回顾利益集团理论,并以美国为例说明利益集团影响法治及其被抑制的历史,转型国家则以俄罗斯为例。 第二部分,描述我国利益集团形成过程,一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利益主体多元化。二是90年代以后新兴利益集团形成;三是21世纪以来的利益集团博弈。 第三部分,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利益集团博弈,特别是理论斗争。第四部分,结合具体案例研究利益集团对立法和司法影响,其基本对策则是“遏制与平衡”。

    利益集团形成有客观必然性,对其特殊利益集团则应有批判和制约。总体来说,我是客观描述利益集团在中国的发展。希望此书能引起社会对于利益集团的注意,把它作为未来政治改革,民主法治建设的现实因素社会来考虑。一年以来新的形势,促使我在最后定稿的时候,加入三法个重要观点:

    第一,要从国际角度看中国的利益集团及政治改革问题。以“中美大国博弈”为背景,集团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互动的,美国金融危机给中国崛起提供了最佳的历史机会和转型压力。中国相对国际地位的提高有利于调整国内利益格局,缓解国内矛盾,以取得更强大的国际地位。良性循环是可能的,关键是能克服国内利益集团的抵抗。

    第二,研究利益集团的目的是推动政治改革。以遏制和平衡为核心的对策,就是未来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主要内容。要通过民主和集中,达到“三个平衡”:即强弱平衡,强势集团之间平衡,中美大国博弈新平衡。这就是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必须要进行的政治与社会改革,否则改革就达不成共识,就只能停留在集权与分权,政府与市场,开放与封闭改革与反改革的层面上反复,无法深入推进,中国的发展也就没有了动力。

    第三,强调了中国利益集团的总背景---权力体系的作用。所有强势集团,在中国都不可能和“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是一个小黑社会欺行霸市,一个教师抄袭,只要你搞不动他,就一定是和权力发生了关系。因此,绝对不能套用西方模式,把利益集团看成为互相独立的利益群体,实际上他们在各种程度上都与“官”有关,即使是外资和民营资本也不例外,绝对不仅仅是政府垄断集团。因此要真正相知利益集团,限制权力扩张,扩大反腐败力度,应该是一个基础。

    第四,关于知识分子是不是中国“第四利益集团”?这是我最后一遍修改书稿时突然冒出的概念,教育部的新课题重点研究什么,马上有了内容。本书不能独立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只能够把某些理论作为利益集团的理论武器来谈,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真正意义上最大的三个利益集团,应该是权力,资本,学术,而且它们之间已经非常严密地结合起来,这从最近两年学术界反对抄袭剽窃所遭遇的极大阻力,就可以看得出来。学术腐败在某种程度上比官界更甚,
不仅因为没有反腐败的概念和机构,而且有一套话语权和潜规则,学霸们比省部长更加嚣张,已经是严酷的事实。

    “民“有富豪,企业家,外国资第五,最新理论动向值得注意,新自由主义假改革派又在制造新概念,为利益集团寻找新的理论武器。“中国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成为他们的代表性话语,我是坚决反对的。这实际是文化革命极左的“主要矛盾是官僚阶层和人民群众矛盾”的翻版,只不过成为极右翼的理论纲领,真是历史的讽刺!

    我1998年提出,中国改革的基本矛盾,是“权力资本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目前阶段所派生的矛盾,是“由官产学组成的分利联盟与国家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矛盾”。所谓权力资本,政治发展为成为强势利益集团。官与民,都应具体分析。“官”有六个层面:国家利益,国家宏观调控,公共利益。干预过度,滥用权力,腐败。前四种是正当的,怎么能够一概去反“官”呢?

    民有富豪,企业家,管理技术阶层,劳动者。怎么能一概而论?特别把国际资本划到”民”里面是有误导的,大的国际资本,比中国政府还厉害,怎么是“民”呢:自由派文学家王小波都说,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老百姓怕官。现在的假自由派帮助洋人反政府,是买办相。他们在“反官”的同时,把国家干预和国家利益也反掉了。

    本书只是初步研究,为中国利益集团的历史发展勾画一个轮廓。许多深入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讨。非常幸运的是,我又得到了教育部一般课题的资助,以上新问题,可以继续研究了。

     200986日于北京,
 

第十章

行政权力背景下的行业垄断集团

2009.11.10.最后修改完毕

 

一.行业垄断集团的现状与弊病

    加快推进和完善垄断行业的改革,防止他们成为特殊利益集团,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要内容。加人WTO之后,电信、铁路、民航、电力及公用事业等行业在过渡期内开放,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这些领域,国有资本长期垄断经营,产业规模虽大但效率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垄断行业集中的基础领域又是发展速度较快、市场规模较大、增长前景较好的领域。在这些领域,国内企业必将面临国际大公司的强势竞争。从我国加人WTO,以及垄断行业面临的现实矛盾出发,采取多种措施,开放市场,加快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是我国深化改革的紧迫任务。

    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

    2007年8月通过《反垄断法》,为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依据。但是垄断行业改革推进缓慢,改革范围窄,没有形成规范的准入制度,行业垄断地位依然强大,如石油、电力、金融、、通信、铁路、航空等行业。国有垄断企业长期占有公共资源收益,获取超额利润,而且利润不上交,收入非常高,服务态度差,把本应由全民共享的财富多吃多占,形成了行业垄断利益集团。

    2006年10月9日《了望》周刊刊登《警惕部门利益膨胀》一文,抨击部门利益“最大化、法定化、国家化、国际化,影响决策战略性、全局性和前瞻性,损害社会公正与大众利益,增添国家经济政治风险”。此杂志经常抨击利益集团,特别是垄断部门。垄断部门,大部分是国有大型企业组成的,其限制市场准入,获取垄断利润,服务质量不高,内部高工资,长期受到社会批评。

    长期来看,由于中国有长期的官僚政治传统,搞权力垄断是驾轻就熟,的确要时刻警惕权力膨胀,强化部门垄断。狭义的垄断,指特定主体在特定市场上的特定经济活动中,排除或限制竞争者的行为。 特定市场的市场主体追求最大的垄断利益,或滥用政府赋予的权力或利用特许经营权,或与其他经营者合谋,垄断市场、垄断价格,排斥其他经营者进人同业市场,损伤消费者权益,违反公共利益的行为。(高尚全,尹竹2003)。垄断利益集团有三个特点:(1)垄断性,是指数个国有企业垄断一个行业,控制市场供给和市场价格;(2)排他性,就是将自身利益建立在掠夺和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之上;(3)狭隘利己性,过分强调自身利益,将企业自身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垄断的产生和形成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如资源稀缺、外部经济性、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的存在等。一是自然垄断,即对关系公众利益有限资源的独占和国有独资经营导致的垄断。例如供电和自来水系统。二是经济垄断,在竞争性领域中,少数市场主体通过合谋行为或市场兼并控制行为形成的垄断。企业以合同、协议等方式,搞价格同盟,限制商品供应量,阻止新竞争者进人,或排挤竞争对手。

    三是行政性垄断,即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用行政权力直接从事基础设施形成的垄断。如铁道部,电信部。由行业壁垒和地方保护形成的行政垄断,影响建立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企业之间缺乏竞争,导致效率低下和资源的浪费。打破垄断的重点是行政性垄断。区域性行政垄断已大为削弱,产品生产与销售的地方封锁很难存在,现在的垄断主要是行业垄断,借助于对本行业的管理权和实际控制力,抢占市场资源与销售份额,排斥他人进人,操纵价格谋取暴利。

    行政性垄断是政企合一体制,政府既是管制的政策制定者,又是所有者和监督者。它明显区别于通过市场竞争导致的生产集中而形成的经济性垄断,是一种制度性的缺乏竞争的体制。行政性垄断造成的危害主要表现在:

    第一,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当垄断者真正垄断这些行业以后,控制产量、抬高价格、谋取高额利润,限制可能的竞争者进人市场等行为方式的出现是必然的。

    第二,与竞争性经营相比,垄断行业缺乏技术进步、改善经营和提高产品质量的动力,阻碍技术步和产业升级。垄断者将通过限制新的竞争者进入来控制整个行业的生产和经营,取得最大的利润。

    第三,垄断增加了开放市场与引入竞争的成本和难度。

    第四,垄断损害社会公平。行业收人的巨大差异与各部门行业之间收入的不平等。从行业平均收人的统计分布看人均收人排名前十位的大多是垄断性行业,其中有通信服务业、电力供应业、金融证券业、保险业等,而收人排名在后的行业,如农业、矿产业、零售商业等,均是竞争较为充分的部门。

    行业垄断集团的弊病是:

    1.产品和服务价格高。

     以电信企业为例,手机漫游费高。2008年2月13日,国家发改委、信息产业部发布了《关于降低移动电话国内漫游通话费上限标准的通知》,对现行手机漫游费做出调整。信产部定义,手机国内漫游通话费是指手机用户离开其归属本地网,在国内其他本地网使用手机时发生的基本通话费。

       表一 调整前后漫游费对比

序号

项目

改革前

改革后

1

主叫漫游地当地

0.6 / 分钟

0.6 / 分钟

2

直拨国内长途

0.6 / 分钟 + 国内长途资费

3

做被叫接听漫游地当地

0.6 / 分钟

0.4 / 分钟

4

做被叫接听漫游地外电话

0.6 / 分钟 + 国内长途资费

 

    最终确定的方案有两个特点:(1)合并了本地和长途通话费。以后付费用户为例,新标准的考虑是,在取消0.2元漫游费前提下,以本地通话费主叫每分钟0.4元、被叫不收费为基础,将长途通话费按50%左右、平均0.3元计算,把上限标准确定为主叫0.6元,被叫0.4元。把主叫收费标准安排低一些,主要是考虑解决部分消费者主叫通话费不高于现行同城特例收费0.6元的需要。(2)合并了后付费和预付费用户的上限标准。现行预付费用户通话费标准每分钟比后付费用户高0.2元。调整后,不再区分后付费和预付费用户,实行统一的收费标准。

    按新标准计算,漫游状态下的服务收费,由现行的主被叫长途通话预付费用户每分钟1.4元、后付费1.2元,本地通话预付费0.8元、后付费0.6元,主叫统一降为每分钟0.6元,降低幅度分别为57%、50%、25%和0%;被叫统一降为每分钟0.4元,降低幅度分别为71%、67%、50%和33%。 手机漫游费调整后,最高降幅为71%,相比之前到费用下降了很多。但与欧美等国家相比,我国手机漫游费仍然较高。

    欧盟任何一个成员国,包括法国和德国等大国,境内没有所谓“漫游费”。只有到其他欧盟国家时才会支付手机漫游费。2006年7月,欧盟委员会提出立法动议,要求对漫游收费设定上限,以降低消费者承受的不合理费用。欧盟委员会认为漫游费过高且缺乏透明度阻碍了市场竞争。经过近一年的立法争论,从2007年夏天开始,大幅降低欧盟范围内手机跨国漫游收费的限价规定正式开始实施。欧盟委员会2007年10月份公布的报告显示,成员国范围内的漫游话费下降幅度最高达六成。欧盟手机漫游费降价与欧盟主管机构的积极介入不无关系。

    美国的手机漫游界定与中国有很大不同:一是用户在所购买的服务商网络信号以外的地方使用手机;二是用户在美国境外使用手机。按照中国的定义,第一种情况为国内漫游费,第二种情况为国际漫游费。与中国不同的是,在同一服务商网络信号覆盖范围内是不收取漫游费的,而在中国,同一服务商网络信号覆盖范围内也是要收取漫游费的。美国四大无线通信运营商之一——韦里孙通信公司在2007年11月出台多种新的资费方案,新资费方案规定,只要用户是在美国境内使用手机,既不收取长途费也不收取漫游费。

    上网费高。根据国际电信联盟《2006年世界电信发展报告》统计,世界上人口在4万以上的206个经济体因特网资费的数据(2004年8月)反映出各国上网费的水平。报告中上网费是每月20小时拨号上网费用。同时,如果宽带价格更低,则用宽带价格取代拨号上网。该数据来自各国最大的因特网服务提供商(ISP)及传统本地电话公司的价格表。因特网资费占人均GNI百分比反映的是每月20小时上网费用占(人均)GNI的百分比。

        表二 中国与部分国家上网费的比较

国家

每月使用20小时上网费(美元)

人均GNI(美元)

占人均GNI(%)

美国

14.95

35880

0.5

德国

19.81

26413

0.9

日本

28.29

33948

1

英国

29.07

29070

1.2

澳大利亚

24.25

22384

1.3

法国

31.29

25032

1.5

马来西亚

8.42

3886

2.6

阿根廷

18.37

3800

5.8

土耳其

18.84

2791

8.1

巴西

21.95

2715

9.7

俄罗斯

22

2614

10.1

中国

10.13

1095

11.1

    数据来源:国际电信联盟《2006年世界电信发展报告》。

    ①国民收入(Gross Nation Income ,GNI)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国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成果。一国常住单位从事生产活动所分配的增加值在初次分配过程中主要分配给该国的常住单位,但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非常住单位,同时,国外生产所创造的增加值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常住单位,从而产生了国民收入总值概念。GNI等于GDP加上来自国(境)外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减去支付给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表中人均GNI数据为GNI与人口数据推算得出。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中国上网费用占人均GNI为11.1%,比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高出十几乃至数十倍,比马来西亚高出四倍多。世界银行2009年8月发布《中国的信息革命:推动经济和社会转型》报告。报告指出,尽管中国拥有世界第二大互联网和宽带市场,但互联网使用价格占收入水平的比重偏高。发达国家互联网使用价格不到其收入水平的1%,中国超过10%,是发达国家10倍,也高于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约8%的平均水平。(中国网民上网费用10倍于发达国家,新浪网,20070501日,http://tech.sina.com.cn/i/2007-05-01/09581493855.shtml。)

    2.不进行价格听证程序

    以铁路动车组车票为例。我国动车组列车运行多年,动车组车票也在没有听证的状况下实行多年。2009年3月,北京律师向铁道部发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铁道部针对动车组运行以来公众普遍反映的票价偏高问题,公布动车组、城际高速列车的火车票定价程序、依据和价格听证安排。4月铁道部答复称,现行动车组列车属于高等级软座快速列车,按照《国家计委关于公布价格听证目录的通知》规定的价格听证目录,有关铁路旅客票价的内容为“铁路旅客运输基准票价率(软席除外)”。按这个通知规定,动车组列车车票定价不在听证范围内。

    作为主管及营运于一身的铁道部将动车组定义为“软席”,那么动车组属不属于铁路基本运输呢?自2007年铁道部推出第一批D字头动车组后,铁道部以取消部分特快、快速旅客列车为代价,增开了更多的动车组。一增一减之间,动车组不仅滑出了票价监管的区间,而且让普通消费者出行选择更加困难:一边是动车组高昂票价下的冷清;一边是普通车组减少后的一票难求。原本希望乘坐普通列车的旅客只能选择价格要高得多的动车组,这大大增加了旅客的经济负担。动车组开通前,一列车十几节车厢,挂一两节软席,自然是稀有资源,不属于“基本运输”之列;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列车的硬件自然会向更加舒适、豪华方向发展,动车组将更加普遍,是不是以后配备了动车组到铁路运输就变得不是“基本运输”了呢?当然不是。

    《国家计委关于公布价格听证目录的通知》文件于2001年制定,但那时基本没有动车组,价格部门制定的听证目录里没有将动车组价格列入听证范围是自然而然的事。但该文件第四条规定:“价格听证目录可以根据经济发展和市场变化进行调整。对于中央和地方定价目录中未列入听证目录的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商品和服务,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在制定或调整价格时,如认为确有必要的,也可以按照定价目录规定的权限组织听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根据文件精神,动车组票价显然属于“未列入听证目录而又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法》第23条也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

    因此,相关部门应该根据“经济发展和市场变化”,对动车组车票进行听证。

    3.霸王条款

    如有的银行擅自调整业务收费标准。某些银行发布公告称将调整23项个人金融业务的收费标准,平均涨幅超过100%,涉及个人日常的金融业务,包括汇款、异地存取款、资信证明、综合对账单、外汇汇款等。后来未作解释突然撤销此公告,同时部分网点按照收费新规定执行。被称为“霸王条款”(每日经济新闻,2009年06月23日)。

    储户与银行此前建立储蓄合同,双方是合约关系,而工行仅通过单方面公告的方式,没有经过任何价格调整听证会,并未经过双方协商就擅自提高收费标准,设定最低、最高收费标准,是明显违约,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属霸王条款。

    又如:铁路强行收取退票手续费。自1997年12月1日《铁路客运运价规则》施行后,铁路运输企业开始收取火车票退票费。《价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条规定: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第十条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消费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价格合理的公平交易条件。铁路运输企业根据《铁路客运运价规则》收取退票费属霸王条款。收取退票费行为延续十多年,很大程度是由于我国铁路运输属于垄断行业,其任何收费标准都具有强制性特点,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而没有其他选择。

    4.服务质量差

    2009年上半年,中国消费者协会根据全国各级消协组织统计汇总,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83,929件,较2008年上半年307,626件下降7.7%。在投诉总量整体下降的情况下,金融投诉量上升幅度仅次于销售类,排名第二位,增长比例为23.2%,金融服务投诉量由2007年同期的515件、2008年同期的659件增加到812件,投诉量呈持续增长势头。公用事业投诉量上升幅度排名第六,增长比例为10.1%。

表六  投诉上升幅度居前十位的商品和服务(单位:件)

类别

2008年上半年

2009年上半年

增长比例

销售

6,717

11,332

68.70%

金融

659

812

23.20%

文化体育用品

1,918

2,259

17.80%

房屋装修

2,487

2,861

15.00%

儿童用品类

2,168

2,450

13.00%

公用事业

2,351

2,589

10.10%

互联网

4,278

4,689

9.60%

保健食品

2,514

2,723

8.30%

种子苗木、化肥

3,630

3,922

8.00%

美容、美发、洗浴

5,735

6,078

6.00%

       数据来源:《2009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国消费者协会网站,2009年07月22日。

     银行服务较差的方面主要有:

----银行服务程序不够公开透明,告知义务履行得比较差。比如对于普通储户到银行办理业务,银行很多的收费项目并没有公示,都是排了很长的队到前台办理时才知道,银行没有尽到提前告知义务,普通储户办理很多业务只有花了很长时间排到前台才知道。

----窗口服务水平比较差。消费者办理一个普通业务需要排队等候很长时间。消费者觉得银行的服务窗口开通比较少,窗口服务人员的服务效率不够高,银行缺乏业务的指导与咨询。很多地方的银行没有专门的咨询人员,部分银行让保安来进行业务的指导,保安说的话到底可信不可信、负责不负责,这本身并没有保障,保安如果说错了并给消费者带来了损失,那么消费者的损失到底由哪方负责?部分银行还缺少引导、缺少排号机等必要到设施,秩序更加混乱。

-----服务流程不合理。目前挂失、注销等业务要求储户到开户行办理,但现在人员流动比较大,有的消费者已经离开原来开户的地方,如果还要跑到原来开户的银行去办理,浪费消费者的时间,花费和精力。现在银行网络是联网的,在当地银行办理以上业务并不困难。

------自助柜员机经常出现故障,维修不及时。银行前台排队较多,而外面的自助柜员机也经常出现故障。自助柜员机常出现无款、吞卡、不能及时打印清单、不能及时打印服务凭证现象。老年消费者普遍认为柜员机操作说明不清楚,不能帮助消费者正确掌握自助机具的操作。

    5.垄断行业的高收入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按细行业分组, 2000年工资最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及航空运输业和邮电通信业为21342元,最低的是采掘业当中的木材及竹材采运业为4535元,二者相差4. 71倍; 2004年最高的是金融业当中的证券业为50529元,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当中的林业为6718元,二者相差7. 52倍。4年间行业差距扩大1. 6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2—3倍。据新华网个案调查:唐先生在一家大型电力公司工作14年,是一名中层干部,年薪在10万元以上。其他补贴似乎吸引力,公司不分房有房补,已累积40万元。

    2006年7月11日,国资委统计年报显示,石油石化、通信、煤炭、交通运输、电力等12家工资达到全国平均工资3—4倍。电力、电信、金融、烟草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2—3倍,加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实际收入差距在5—10倍之间。北京市地税局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北京市2007年年收入12万元以上者共有25. 5万人完成了自行纳税申报,主要集中在金融保险、电信、电力等垄断行业,属于自然垄断性有较大比重。

     2007年,平均工资最高的是金融业,平均工资为49435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平均工资最低的农、林、牧、渔业的4.5倍。其中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位于第四位,平均工资为33809元,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位于第六位,平均工资为28434元。

          表三 按行业分职工平均工资(2007年)

项目

 

国有单位

城镇集体单位

其他单位

 农、林、牧、渔业

11086

10958

11599

14452

 住宿和餐饮业

17041

16549

12970

17735

 建筑业

18758

21337

13734

19126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9064

19014

13650

23770

 制造业

20884

23913

12995

20836

 批发和零售业

20888

21839

10750

22981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21550

24199

14724

21099

 教育

26162

26282

21226

25742

 房地产业

26425

26117

18854

2708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6965

24968

16594

33946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28171

28203

18199

20048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28258

29121

20533

23882

 采矿业

28377

29400

17195

2847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8434

28241

13184

31285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0662

31528

17554

24575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3809

33719

23346

34617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

38879

36947

25630

50240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49225

37797

25775

58231

 金融业

49435

47146

26278

65263

 全国总计

24932

26620

15595

2405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08年年鉴,4-26 按细行业分职工平均工资(2007年)。

    按照细行业分,平均工资最高的前七名细分行业中,金融业占据了三名,分别是证券业(第一名)、其他金融活动行业(第二名)和银行业(第七名),工资额分别为142979元、69580和48939元。证券业平均工资是平均工资最低的畜牧业的15倍。其中航空运输业和烟草制品业也位于前七名行业之中。

        表四 按细行业分职工平均工资(2007年)

收入前七位行业

收入后七位行业

序号

行业

合计

序号

行业

合计

1

证券业

142979

1

畜牧业              

9521

2

其他金融活动

69580

2

农业                

9861

3

航空运输业

68775

3

林业                

10064

4

软件业

62215

4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

13109

5

计算机服务业

60328

5

纺织业

13866

6

烟草制品业

53071

6

农副食品加工业

14873

7

银行业

48939

7

渔业                

15014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08年年鉴,4-26 按细行业分职工平均工资(2007年)。

    从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垄断行业特别是金融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邮政业的职工收入都较高。企业高管与职工收入差距非常大。2009年财政部要求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合理控制负责人薪酬,避免进一步拉大与社会平均收入及内部职工收入的差距,提出最高不超过280万元的上限。

    对上海浦发银行2007年和2008年国有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数据显示,多数超出财政部规定。董事会秘书和职工董事2008年薪酬约两倍于2007年薪酬。

表五  上海浦发银行2007年和2008年高管收入比较

职务

姓名

2007年(单位:万元)

2008年(单位:万元)

2008年度与2007年度薪酬比

董事长

吉晓辉

65

176

135.38%

副董事长、行长

傅建华

220

176

80.00%

董事、董事会秘书

沈 思

193

383.6

198.76%

职工监事

冯树荣

191

200

104.71%

职工监事

杨绍红

229

500.3

218.47%

副行长

商洪波

194

200

103.09%

副行长、财务总监

刘信义

189

200

105.82%

副行长

姜明生

148

200

67.57%

     资料来源:浦发银行2007、2008年报、《浦发银行多数高管薪酬超出财政部规定上限》凤凰网财经网站。

 

二.中国反垄断的重点是反行政垄断

    (一) 关于市场势力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的实证研究

    姜付秀,余晖(2007)指出:垄断所具有的市场势力会产生两种效应:福利净损失和福利由消费者向生产者转移, 称为垄断的市场势力效应。垄断的市场势力,首先产生社会福利净损失,低产量使社会总福利减少; 第二是垄断高价使消费者剩余向生产者转移。这种收入转移形成了垄断租金,垄断租金承担了垄断行业低效率经营的巨大成本;成为垄断行业主管部门非正式支出的来源。第三,垄断行业职工参与分享垄断租金,收入水平远高于其他行业,对收入分配恶化起了作用。第四,垄断行业寻租产生腐败,垄断租金最终被全部耗尽,成为净社会福利损失。他们估计了各垄断行业的福利净损失和制度总成本。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市场势力的初始分配效应会加剧“马太效应”,市场势力会增加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我国行政性垄断行业的职工收入和福利状况都远远好于其他行业。长期累积这种收入差距不断加大贫富差距。

    我国产业的行政性垄断对经济社会产生很大危害。他们测算,1997—2005年烟草、铁路运输、电力、邮电通信、石油开采与加工、金融6个行政性垄断行业造成福利净损失,最低估计9年738亿元,最高估计3748亿元,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分别为0.612%和3.279%,这部分福利既没有被消费者得到,也没有被生产者得到,是纯粹的福利损失。我国行政性垄断制度总成本9年平均值最低估计为6022亿元,最高为9388亿元,分别占国民总收入的5.3%和8.3%。

    他们的结论是:行政性垄断对社会福利性损失严重威胁国民经济平衡发展和导致初次收入分配,利益集团的形成可能使改革难以深化。

    注:姜付秀,余晖:我国行政性垄断的危害———市场势力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的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7。(10)

    (二)控制行政垄断的对策

    1.实行市场准入政策,吸收社会资本进人。将社会资本引人垄断行业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是企业形式的进入,减少以至消除社会资本进人的体制障碍和人为限制; 二是资本形式的进入,以多种方式吸引社会资本投资人股。资本市场既可以对资源的存量进行重新组合,又可以对资源增量进行集中投人,成为社会资本进人垄断行业的最佳制度安排。要加快垄断行业股份制改革,开拓融资渠道,诱使社会资本跟进。(高尚全,尹竹,2003)

    对盈利性的运输、通信、能源等垄断行业普遍进行股份制改造。能够改造为规范股份公司的应争取早日上市。对不能整体改制的企业,应分类分解,逐步实现股份制改造。对条件暂不成熟的企业应发行可转换债券。在条件成熟时,应扩大社会债券发行范围,以多种形式实现垄断行业投资社会化。推行股份合作制,主要是由一家或几家企业(或个人)与政府授权的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联合成立项目公司对项目进行投资建设,按协定比例出资和占有股份。此种形式有政府参与,可提高投资者信心,由于有私人资本的参与可以提高资金效率和经营服务水平。

    注:高尚全,尹竹: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管理世界,2003(10)

    2.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行政审批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其存在的必然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现行审批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审批程序繁琐复杂,周期长和效率低下等问题严重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过多过滥的审批诱发政府部门相当普遍的设租(寻租等腐败行为,损害政府合法性资源。审批制度改革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清理并公开行政审批依据,减少审批事项,改革审批运行监督机制。

    3.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在我国垄断行业,政府有三重角色: 一般社会管理者,市场管制者,企业所有者,存在角色冲突。从政企关系上看,企业不像企业,政府不像政府,企业从属于政府,没有竞争压力,政府做了企业的事,从市场准入、原材料的提供,到价格的制定、产量的规定以及产品的销售,垄断部门都直接进行干预和控制,凭借行政手段实施垄断经营。从产权结构看,绝大部分垄断企业是国有的,没建立起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政府不是把这些企业作为一般的国有企业,按商业化原则进行考核和管理,而是作为控制社会经济生活的工具,赋予这些行业参与政治经济生活的各种特权,为其提供各种保护。从业务范围看,既承担政策性任务,又从事商业性经营。垄断企业有了低效率经营的借口,预算约束软化,依靠政府补贴生存。套用行政部门管理方式,按行政区划设置业务分支和进行业务管理,实行严格的行政等级制度。转轨时期三重角色冲突,政府很难承担好任何一个。垄断行业企业改革为什么没有到位? 与政府职能转变未到位有密切联系。政府改革要解决“越位”、“缺位”、“错位”的问题。打破垄断的根本办法,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进程,建立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营体制,割断企业与政府的直接联系,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

    4.推进公司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保持自然垄断环节国有资本控股前提下,逐步将多数国有独资公司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有条件的企业要尽快整体上市。

    5.加强对自然垄断业务的有效监管。自然垄断产业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特殊领域,生来与政府管制相关,需要政府以立法、司法以及行政等手段调整与产业相关的经营者、消费者、投资者以及政府之间的关系。放松管制以后必须受一定规则限制,否则会出现自然垄断环节和放松管制的竞争性环节之间的不协调。目前技术经济条件下,我国垄断行业不具备引入竞争的条件,全国性的输电网络、铁路路网等必然垄断经营,存在确保竞争性供给者以合适条件接入受管制的垄断性网络等问题。

    要建立基本管制框架,针对网运分离的垄断行业的市场结构,解决瓶颈接入,网间互联互通,普遍服务及补偿等问题。以电信业为例,数网竞争的出现,网络间互联互通就成为垄断行业有效竞争的关键,互联互通服务的技术标准、服务质量和时间以及接入价格成为管制机构的重要工作。引人竞争前,普遍服务义务的实现主要通过企业内部交叉补贴。引入竞争后需要政府对普遍服务重新做出制度安排,建立新的普遍服务提供和补偿机制,制定普遍服务的认证办法,明确界定普遍服务的范围、标准以及相关企业承担普遍服务的责任和义务。设立普遍服务基金,改暗补为明补。建立特许权竞争机制与普遍服务提供相结合的机制。

    6.建立宽行业管制机构。

    用于可以相互替代的领域,如公路铁路航空,可能会导致被管制对象投资行为的扭曲。设立宽行业管制机构可共享资源,防止特定行业管制机构对某个被管制行业施加过多的控制,降低管制机构被俘获的可能性,协调一致方式减弱行业间竞争,降低经济扭曲风险。我国垄断行业,管制权配置过度分散是主要问题,设置过于狭窄,彼此有内在联系的被管制行业,被人为分割在不同的管制机构,如在交通运输领域,交通部只管理公路与水路运输,民航、铁路各自有独立的管理部门。统一管制权被分割在行业管制机构与其他综合政策部门或执法部门之间,垄断行业政府管制机构在进人、价格、互联互通、标准、经营等方面的主要管制权,实际上被计划、财政、工商、技术监督等众多部门分割,加大了执法成本,导致管制秩序混乱,降低执法效率。应设立综合性的交通(包括铁路、公路、水运、民航等)、能源(包括电力、煤气等)、通信(包括电信、广电等)独立管制机构。

    7.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将垄断行业改革纳入法制化轨道。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不能满足实际经济活动需要,垄断性行业存在着原行政性垄断体制打破后被新的市场垄断替代的危险,急需《反垄断法》,依法规范和约束企业间的竞争和交易关系、竞争方式、管制机构的行为和决策过程。对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订,《电力法》、《航空法》、《铁路法》等,避免部门利益法制化,要加快《电信法》、《石油天然气法》等的立法进程。

 

三.2009年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

    2008年为了抵御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中央政府出台40000亿刺激经济措施,地方政府投资18万亿,银行贷款7万多亿,比2008年增加了一倍。各级政府投资都成为“国有资产”,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特别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不安。有代表性的如天则经济研究所张曙光教授的宏观经济报告,指出:危机呼唤干预主义,美国和欧洲国家都加强了政府干预,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决策者相信,经济自由主义是不行的,政府干预是有效的;美国的制度是不灵的,中国的制度是最好的;改革的任务已经完成,照着既定的方针走下去就是胜利。现在“国进民退”的迅速发展已经证明了我们的分析和预言。

    天则报告列举的“国进民退”的主要案例如下:

    ――通钢事件:民营资本并购和入主国有企业以后,并购资金被有关部门挪作他用,职工安置问题没有解决,从而酿成恶性事件,以至打死了民企总经理。事发后未见任何处理,法律对打死人事件也未过问,而省政府却明确宣布,通钢改革就此停止,民营资本退出通钢。

    ――山东钢铁收购日照钢铁。在并购前,日照钢铁是一家盈利的民营企业,而山东钢铁集团是一家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按照市场规律,企业的价值视其预期的盈利能力而定,通常都是盈利企业并购亏损企业,但是,山东却反其道而行之。9月6日收购签约完成,双方采取共同向山钢集团日照有限公司增资的方式进行重组,山钢以现金出资占67%的股权,日钢则以其经过评估的净资产入股,占33%的股权。这一重组决策并非日照钢铁的意愿,而是山东政府的意志,签约后,山东省政府发布的新闻稿称,重组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山东钢铁产业由内陆向沿海转移战略迈出了重要一步,山东某国有钢铁企业负责人表示,“山东省政府的目的已经很明确,要将山东钢铁打造成超大型钢企,除了并购日照钢铁,它还有并购青岛钢铁的意向,虽然目前的难度比较大”。用日照钢铁老总杜双华的话说,日照钢铁厂区布局的调整,“是考虑到不要和国家的布局冲突”,但是“没想到避开了国家的规划,却躲不了省里的规划”。这就使得杜双华“不得不”从日照钢铁“裸退”。山东钢铁也打算让新日照钢铁上市,“为杜双华设置了一条退出的路径”。

    ――山西大搞煤炭重组。2009年4月,山西省政府发布晋政发「2009」10号文《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将全省在册的2840多座煤矿收归国有,9月底以前完成“进驻被兼并煤矿协议”签约仪式。按照山西省《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到2011年,全省矿井数量减少到1000处,矿井单井生产规模达到90万吨/年以上。到2011年,形成三个亿吨级和四个5000万吨级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大集团煤炭产量占到全省的75%以上”。目前,有的地方政府和国有煤炭企业几乎天天打电话给当地的煤老板,要他们参加谈判,早日结束并购工作。要知道,这些煤老板都是前几年前当地政府招商引资请来并进入的,现在却要求占股不得超过30%,其原有的资源合法采矿权补偿价款计算方法由山西省政府决定,大部分并购价格只有其实际价值的一半左右。仅浙商在山西投资煤炭企业已达450家,投资总额在500亿元以上,浙籍相关从业人员在10000人以上,年产煤5000多万吨,其中,60-70%销往浙江。浙江省国土厅、司法厅和省协作办已经完成了“浙商在晋投资的煤矿企业在山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背景下可能遭受重大损失”调研报告。

    ――各个地方纷纷进京争夺央企和迎接央企,而国资委也积极鼓励央企与地方合作。湖南作为第一个与央企合作的省份,从2005年以来的两年内与57个央企对接,引进资金1800亿元,并组建了央企在湘联谊会以增进感情,吸引央企增资扩股。上海市今年下半年的目标是拜访20家央企,在大飞机、造船等方面吸引央企落户,还要研究制定优惠政策和成立专为央企服务的政府部门。安徽省8月11日进京与国资委主任沟通,8月26日在京召开对接座谈会,出席的央企107户,其中,中央管理的53户企业有42户副总以上代表出席,集团公司正职达20位;此外,部分民营企业也被列入对接会的名单。8月28日省府召开内部动员会,副省长黄海嵩说,“央企有10万亿巨大资本,投资能力和扩张欲望都很强”,要把吸引央企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安徽的目标是在60天内完成引资3000亿元,其中17个市承担2500亿元,省属企业承担500亿元。接着,国资委领导亲率央企到安徽实地考察。就连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也把吸引央企作为工作的重点,宁波、绍兴、嘉兴都举办了和央企的对接会。

    ――邮政专营。10月1日,《邮政法》正式颁布实施,虽然从法律上第一次确立了民营快寄业的合法地位,但却同时有悖于开放市场的目标,实行邮政专营,歧视民营快寄业。按照规定,邮政专营的范围,同城50克以下,异地100克以下。但快寄企业的信件业务量占总业务量的40-60%,其中,100克以下的占80%,同城快寄50克以下占50-60%。这意味着专营标准一旦实施,将有很多民营快寄失去业务,甚至倒闭。不仅如此,国家把行业管理权限赋予邮政总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邮政总局规定,民营快寄注册资本最低不得少于10万元,而70-80%的民营快寄企业注册资本均在10万元以下。这样,很多企业也面临着关门的命运。

    ――房地产业的国进民退也汹涌澎湃。继从富力地产手中抢走“广渠门10号”地块之后,6月26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旗下成都中泽置业公司又以19.6亿元拿下北京“奥运村乡”地块,四天之后,中化集团旗下的方兴地产以40.6亿元拿下“广渠门15号”地块,楼面价1.6万元/平方米,成为北京实施招拍挂以来的“地王”。在正面强攻的同时,一些国企迂回前进。大型央企中国恒天集团旗下的经纬纺机斥资6800万元收购廊坊恒盛房地产开发集团20%股权,又以1.8亿元买下廊坊嘉轩地产30%的股权。这让中国房地经理人联盟秘书长陈云峰大为吃惊,“楼市上半年的爆发性反弹,已经让人跌破眼镜,而央企的突然发力更是让人掉了下巴”。在央企攻城掠地的同时,省市地方国企也掀起新一轮进军房地产的高潮,常州交通产业集团耗资32亿元获得常州京杭大运河东侧地块,大连港集团斥资49.2亿元获得大连中山区5号地块,山东商业集团斥资50.8亿元拿下青岛燕儿岛路旧城改造项目地块。据华远总裁任志强估计,1998年住宅商品化前后,房地产业高度市场化,国企市场份额最低时只有8%,最近10年国进民退,国企的市场份额已经提高到20%。A股市场的房地产企业越来越向国有企业集中,国资背景的房地产企业已占60%以上。以前房地产市场的分工格局是,国企做一级土地整理市场,民营做二级开发市场,现在国企更多地进入二级开发市场,将来民营公司将以服务型公司和差异化产品为主。一旦国有企业大规模地进入房地产业,大部分民营企业只能被迫退出,因为,无论是在资金来源、土地获取,还是在财务成本方面,国企都具有先天的巨大优势。

    ――在国进民退的大潮中,国有企业狩猎金融业也是一个重要现象。继光大银行引得粤高速和城投控股等8家企业后,光大证券、招商证券、安信证券IPO上市前的增资扩股也吸引了众多国企参与。参股金融机构的既有中石油、国家电网、宝钢等在能源领域占绝对优势的央企,也有安徽出版集团、陕西延长油田等地方国企,还有财政部代行监管职能的中国邮政集团。央企参股金融机构的主要途径有,一是企业集团的财务公司开展收购,如国电集团模式;二是由资产管理公司负责统一运作和管理,如中石化模式;三是以集团旗下的信托、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作为平台收购金融机构的股权,如国家电网模式。

    天则报告指出:“国进民退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股汹涌的潮流;不是个别企业的单独行为,而是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国企的共同行动;不限于几个自然垄断产业和所谓关系国计民生或者国家经济安全的几个重要产业,而是向竞争性产业扩展,几乎涉及到所有重要行业;也不是单纯的企业行为和市场活动,而是有政府的大力支持、主导组织和公开介入,是政府意志和政策导向的结果,因而是一场新的国有化运动。”

    “这场国进民退的国有化运动,既有国际和历史的大背景,也有国内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内在原因。一是我们一直把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作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方针,努力加以贯彻实施,因而不惜通过大量注资和利益输送来支持国有企业,例如,资源要素租金主要留在企业,国有航空公司亏损几十亿,国家给予救助和补贴,而民营航空则受到排挤和遭到歧视,亏损几个亿只能关门。二是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产业政策向大型国企倾斜,国企特别是央企往往是龙头企业,受到政策扶持,反过来,又过多地限制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使之面临着被重组和关闭的命运。三是国有银行垄断的金融体制和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为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提供了大举扩张的资金支持。四是金融危机冲击和产能过剩的结果使一些制造业利润下降,国有企业便向房地产和金融领域扩张。五是地方政府的GDP偏好和政府竞争,促进了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的联合,强化了国企利益集团,进一步压缩了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因此,国进民退的国有化运动还会进一步发展。”

    自由派知识分子进一步把这次国进民退,和历史上两次相提并论。一次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的国有化运动,形成了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第二次是五十年代国有化运动,国有经济占了绝大的比重,形成了国有部门的高度垄断和政府的全面管制,削弱和丧失了经济的活力和效率。现在是第三次国有化运动。

    注:天则研究所张曙光,张弛:《经济增长回升 国进民退堪忧》――2009年第3季度宏观经济分析

    在2009年11月6日天则召开的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小玄指出,自2003年就已经开始了“国进民退”,根源是金融支持力度的差异。国有企业享有非常大的融资优势和优惠,能用比较低的成本拿到比较多的贷款。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指出,国有企业每年没有交的国有土地地租至少超过1万亿。

    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表示,目前金融领域最大的问题是小型民间金融机构没发展起来。国企将部分利润上交是给国资委,而不是给财政部。这就变成一个国有企业内部循环了。国有企业本来是公共企业,使用国家资金,那么其盈利理所当然的应该进入国家财政,应该进入公共分配,但是目前变成一个体外循环。王小鲁担心,改革很可能走到一个权力和垄断势力结合,追求既得利益、掠夺社会的“官僚化市场模式”,或官僚垄断的市场模式。

    刘小玄指出,央企把自然垄断和人为垄断结合起来,已经形成一个很庞大的垄断集团,“这种大集团的扩张非常危险,因为很难审计这种扩张的规模”。刘小玄说:“别看央企只有100多家,但它的势力遍布全国,子公司,分公司,孙子公司,重孙子公司,很庞大。这100多家央企,如果算一下,至少是几万家公司组成的庞大结构。它的利益集团盘根错节,以至于各个市场上,只要跟央企沾边,它都能很好地发展。比如,石油、电力是他们说了算,他们还扩张到了别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关连交易都通过集团公司内部化了。内部化以后,外面都看不出来,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黑洞。” “我曾经到一个省级大集团看了一下,它下面什么公司都有,看什么赚钱就搞哪个,从电力、金融、酒店什么都有,其中酒店、电力亏损,但它是政府的企业,还有盈利的。有好多亏的在里面,但只要内部一调剂,就可以把账做得很平,看不出。”
注:《东方早报》2009年11月8日

    杨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要从法律层面给“国有企业“定义,深圳大律师徐建认为,国有企业应严格定义为:中央直属企业。其他为:省属国有,市属国有等。我认为他的意见有道理,还应该再加上一句:一级政府主体应该绝对控股,在50%以上。如果有几个国有股东都占有相对控股权,那么就很难定义为“国有”,因为几个股东分别属于不同政府主体,其利益已经不是公共目的而是市场利润,和私人股东没有什么区别。大家担心的所谓“国退民进”,实际就是央企带动的多种经营,应该果断地退出,或者与原企业和行政主管脱钩,象几年前军队经商一样,一个命令就退出了。

    国有企业应该存在的领域是:第一,自然垄断,市场失灵的地方,目标应该是公共利益,不应该进入市场与民争利。政府对这个领域的企业(即使是把股权卖给私人企业)都应有严格的控制,补贴其合理的亏损,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社会舆论监督。第二,参加国际竞争的战略产业,如飞机制造等。在国内可能有垄断,在国际上就没有垄断。这垄断是合理的,比起波音和空客,中国的飞机制造厂是太多太小了,反而应加强垄断。在美国,涉及国家安全和国际竞争的大产业,是不受国内反垄断法限制的。

    杨帆指出:目前争论有深刻的背景。中国两次抗击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功和经济大发展,举办奥运会,克服传染病,救灾和防止恐怖主义说明“举国体制”有效,新自由主义思潮退潮,有人深刻挖掘中国崛起的原因,认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集权体制是“人民民主”,比西方民主制度更好。2009年美国未来学家,80岁的奈比斯特甚至提出,中国存在“纵向民主”,比西方的横向民主要好。在中国的确有这样的思潮:国家抓一大批国有企业以巩固自己的力量,政治民主可以长期不搞。

    目前“国进民退”,就可能由临时的反危机措施演变为长期的状态。自由派激烈地抨击为:这是新兴的权力资本既得利益集团。其实,我早在1998年就撰长文揭露“权力资本化”的危险。恰恰在目前形势下,我不赞成那种继续搞政治集权和经济国有化的思潮,在市场经济和条件下,国有企业太多,必然依靠权力强化垄断,破坏市场经济的公平;在腐败难以控制的情况下,国有企业难免演化成为私人控制的权力资本垄断集团。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目前的争论说明,需要继续探求未来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这是十八大的历史任务。关于“所有制”的争论,理论界左翼强调坚持《共产党宣言》的“消灭私有制”的信条,主张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反对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权力瓜分。他们的误区在于,划不清“公有制”和“国有制”的界限,把国有制当成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他们一贯不提马克思肯定股份制,并认为“社会所有制”是公有制最高形式的论断,他们不能把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他们的目的就是恢复计划经济下的单一国有制度,这是一种反对改革开放的空想,在腐败条件下只能延缓国有企业改革,使国有企业蜕变成为部门垄断的权力资本集团。因此,坚持国有企业(央企以及各级省市直属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的原则不能变。

    理论界右翼以科斯理论为信条,鼓吹新自由主义,认为私有制效率最高,主张全盘推行私有化。比较公平一点的主张把国有资产分给全体人民,有些人如张五常,则赤裸裸地鼓吹把国有资产无偿送给那些掌握权力的人。这种以权力瓜分的退出方法是坚决不能接受的,如果这样做了,必将引起天下大乱,不仅人民会反对,在权力体系内部也将由于利益分配不均而分崩离析。这是借国有企业改革之机,企图组织分利联盟,一举瓦解共产党和国家的一个大阴谋,我们绝对不能上这个当。

    在目前形势下,应该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宏观调控机制和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全面的总结和研究。

    第一,全面清理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尽快通过《国有资产法》,清查1995年以来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对于利用非法手段侵吞国有资产的,坚决予以处罚,要求他们彻底退赔。

    第二,目前国家投资是为了克服金融危机的一种临时性措施,只提高了国有总资产,没有提高净资产,因为负债也增加了。依靠发行国债和银行信贷形成的国有资产,必须在经济恢复以后,以各种形式返还,包括还国债,还贷款,卖股份。中国不应该搞“国有化运动”,也不应该搞私有化运动。

    第三,全面进行理论创新,真正解决国家资本经济制度问题。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理论建设的要点是:把意识形态概念与法律概念区分开来,并且一致起来。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争论,是意识形态斗争,政治合法性之争。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一国有制,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公有制为主体,都是正确的。

    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可以讲的,不应该从宪法中间去掉。神圣意味着不可追究来源,这是政治概念,不是法律和经济概念。最初的公有制是革命胜利后建立的单一国有制,是没收三座大山财产而形成的国家财产,说它神圣不可侵犯,是指革命和国家的合法性而言。在政治意义和宪法意义上,公有制高于私有制。在市场经济的法律意义上讲,公私是应当平等交易的。区分所有制的政治意义和法律经济意义,就可以把“左与右”的斗争化解,这种理论斗争在政治上是有意义的,但是在法律经济层面上是没有意义的,是一个实践中的假问题。

    在法律层面讲,要区别中国与西方“公有制”概念的不同。西方只把全部向社会开放的单位称为“公有”,如公园,公共设施。其他大部分单位,只向自己内部成员开放的,都称为“私有”,如一个单位的礼堂,工会的俱乐部等。在中国,这些单位和设施大部分是事业单位的财产,是称为公有财产的,也作为国有资产来对待的。公有制不等于国有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概念中,把国有制看成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维护公有制”实际上只是维护国有财产,而把其他各种公有制形式与私有制等同,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公有制为主体,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以国有制为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演变为以股份公司为主体。股份公司,应该属于公有制的形式之一。

    第四,公有制的最高形式是社会所有制。应该在宪法中确立“社会所有制”的法律地位,包括各种基金,股份公司等,都是社会所有制。如果把社会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形式,那么坚持公有制为主题,就不再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这就可以在理论上超越左右翼,在实践上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公有制的新路来。目前应该进行的一项最大的国有资产改革,就是把大部分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划归社会保障基金,为全体人民包括农民,建立社会保障。这样可以刺激股市大涨,保障创业板和其他公司的上市成功;也可以产生财富效应,大大提高国内消费。

    把大部分国有股直接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不是把国有财产私有化,而是把国有制向更加高级的公有制改进。基金是社会所有制,不是私有制。这是一次巨大的社会改革,是向全体人民的一次大补偿,保障了改革的公平性。国有财产的建立,除去没收三座大山的财产之外,就是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财政投资形成的,全体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农村里的工农业剪刀差,城市里的低工资,不仅把全体人民的全部剩余劳动集中到国家财政,也把大部分必要劳动集中到国家财政,因此那个时期由财政投资形成的国家财产,大部分不能算做是国有财产。这不仅是政治概念,而是货真价实的经济概念,至少由全体人民必要劳动形成的那一部分国有资产,应直接返还给人民群众。这不是私有化,也不能用前苏联东欧的把国有资产分成股票每人平分的办法,而应该通过社会保障基金,为全体人民提供社会福利保障,这就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所有制,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

    在目前形势下把国有财产向社会所有制转移,还具有反腐败的重大意义。把社会财富通过以“强化国有制”的名义,以政府权力集中起来,是错误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可能出现政治垄断势力,以国有制名义控制极大社会财富,然后以各种形式侵吞国家财产的事情。防止国有财产流失,主要的方法应该是缩小国有制范围,而不应当是加强监管,只要涉及竞争性市场,政府监管就很难有效。国有制搞大了,必定是难于管理,权力干预市场,破坏公平竞争,降低经济效率。以国有制的外壳包藏权力与资本结合,既得利益垄断集团和各种分利联盟。他们不仅瓜分国有资产,也通过国有资产的流失瓜分全体人民的个人财产。极左和极右,实际上是一致的,都会导致权力资本瓜分国家和人民财产的恶果。

    第五,关于重新界定和规范国家所有制。只有中央财政投资,控制全部或者相对多数股份的企业,才能够称为国有企业。其范围应该局限于战略产业,关系国家安全,参与重大国际竞争的企业,和自然垄断行业。他们是直属于中央政府的,大多数不以赢利为目的。其价格和生产经营,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政府有关部门管理。由地方政府投资,控制全部或者相对多数股份的企业,应该称为“市属,省属,县属”公营企业,不能称为“国有企业”。这类投资应该局限于地方性自然垄断行业,公共设施等方面,其目的主要不是赢利,而是调节和保障市场经济运行,以公共服务为目的。其价格和经营都应该由当地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政府有关部门管理。

    应该屏弃各种把国有企业混同于其他性质企业,一起到市场中间去赚钱的“国有企业改革理论”。国有企业,应该退出竞争性市场,大大缩小其范围。少数国有企业不应该以赢利为目的,其目的应该是保障市场竞争,维护国家安全,参与国际竞争,加强社会服务,其亏损应该由国家财政补贴。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所属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的联系,既不是主导关系,也不是控制关系,而是保障和服务关系。

    国家战略产业应该是以国家控股为主的,这是指只有国家力量才能举办的产业,涉及国防,安全,基础科学,战略储备和国际竞争的骨干产业和基础产业,包括核,航空,航天,武器等。除股权控制外,国家应该尽量使用非股权控制的办法,如安全立法,技术控制,加工订货,国家采购和补贴等,不一定只考虑股权控制的办法。国家干预经济主要在宏观调控,对于企业的干预,应该主要采取非股权控制,少采取股权控制。这就需要实行经济民主化,包括国家和社会对于国有企业的监督,国家采购,技术支持与控制,安全保障等。

    理论上必须“超越左右翼”,寻求更加高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如社会所有制。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基金,就是这种社会所有制。比如把上市公司国有股分期划拨给社会保障基金。这样很快就可以解决全民社会保障问题,刺激股市和消费。

    批评意见则是:资金主要注入大型国有企业,而石油,银行服务费的涨价,则进一步引起社会舆论的不安,称之为“民退国进”。实际上这是不对的。依靠国债发行造成国有总资产增长,但总负债也增长,净资产并没有增长。配套以银行贷款,负债增加资产没有增加。在特殊危机时期国家大幅度干预是完全必要的,项目的基本安排也是合适的,其腐败主要是来自于回扣,只能加强财务监管去解决,和意识形态的“官与民”没有关系。关键是在经济稳定下来以后,应该尽快还掉债务,把资产和负债都降低下来。应该把国家投资的资产转化成为民间资本,可以卖股票,可以吸引民间资本进入。最大的措施就是:把一大部分国有股直接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这是马克思所说的“最高形式的公有制”,既不是国有也不是私有。我在1994年就提出来了,但是理论界的人听不懂各种假装听不懂,他们仍旧是限于左右派斗争不能自拔。这样,中国的社会保障基金可以从目前的7500亿一下子增加到 50000亿左右,作为股市平准基金使用,每年保障 20% 的收益就是10000亿,完全可以支付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基本社会保障。这个例子说明办法有的是,只要不被分利集团干扰,成为他们瓜分的对象,中国财富和体制改革的潜力还大得很。

 

结束语

基本对策:遏制与平衡

    2006年4月,中央政法委领导概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

    抑制利益集团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利益集团中的分利联盟,需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思想;利益集团负面影响的有效抑制,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的建立和完善。

    西方发达国家在应对利益集团的策略上,基本都采取的是麦迪逊所说的“遏制与平衡”方法:即政府使用行政或立法权对利益集团予以遏制,同时采取措施使利益集团之间形成相互制衡的局面。

    应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益集团的兴起以及特殊利益集团对社会主义法治的负面影响,指导原则是“平衡与遏制”:政府首先要承认利益集团兴起及其力量不平衡的客观事实,把利益集团的存在及其对社会经济政治过程的影响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的现象接受下来,然后寻求民主过程使各利益集团间形成平衡发展以及相互制衡的格局,对于“特殊利益集团”试图通过危害国家或公民整体利益寻求特殊利益的活动,则使用行政法律手段坚决予以遏制。

    (一)承认利益集团的存在及影响

    把“利益集团”纳入决策话语与决策考量。执政党第一次清楚地承认中国社会存在不同利益集团,是1988年3月15日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的工作报告。该报告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

    1989年以来,再也没有出现“利益集团”词汇和讨论。十六大召开之前,新华网发起关于“特殊利益集团”的讨论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之后,未能将“利益集团”及其影响纳入决策话语。不许讨论,不让透明,放任自流,是最好的包庇特殊利益集团的方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多元化不仅必然,而且必要。 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不同利益主体竞争与合作推动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制度。利益集团在寻求各自利益最大化过程中,自然会影响社会经济政治过程。利益集团尤其是特殊利益集团的活动,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一致,在制度转型大背景下还缺乏合法性认可,我们不能回避问题,而要承认问题,把利益集团及其影响当作必须经常性面对的问题接受下来,把“利益集团”作为执政与决策话语之一,体现在文件报告之中,允许全社会讨论“利益集团”与决策的关系。

    (二)促使不同利益集团平衡发展

    多元利益集团的存在,在现代政治学是促成代议制民主的形式。前提是利益集团之间平衡发展,相互制衡,博弈过程保证最后决策在动态中接近社会整体福利最大。

    国家应建立促使不同利益集团平衡发展的机制。首先是,坚定不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从结果上看,真正的民主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平等地通过有序的集体行动表达并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达到使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制衡的局面;而从过程上看,民主是培育不同利益集团平衡发展的最好的机制。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也是为建立健全通畅的利益形成机制和利益表达机制,提供良好制度平台,使社会不同的利益主体都能够在体制内形成有效的利益集团,在制度范围内有效、畅通的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让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制度框架内通过相互竞争来相互协调、相互约束。党和政府也可以在各种利益群体在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要求的基础上,整合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要求,制定公正合理的社会政策,形成良性的社会互动关系,使社会均衡、合理、和谐的发展。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公民主体意识与民主意识增强,通过民主更好地实现并保障自身利益的诉求不断高涨;另一方面,强势集团包括特殊利益集团一边倒主导经济社会政治过程,寻求特殊利益的活动使弱势群体中积累不满情绪,使弱势群体迫切需要更为畅通的利益表达与利益实现渠道。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点是,努力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提高相适应,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

    人民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组成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创造,是我国人民民主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当前的问题是,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在全国人民与地方人大中的比例相差悬殊。在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时,城市人口是24万人选举产生一个代表,而农村人口却是96万人产生一个代表,农民的政治权利仅为城镇居民的1/4。因此,有学者(盛洪,2004)认为,在权利上,在政治上,8亿农民就变成了2亿农民。他们就很难和5亿城镇居民抗衡,这至少是农民成为政治上弱势的集团的一个原因。即使如此,五届人大以来,农民代表比重由20.59%下降为8.4%,农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越发边缘化。工人代表比例也在直线下降。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工人代表占26%,在第七届人大中占23%,而在八届人大下降到11.5%,到九届人大下降到仅占10%,而且一线工人代表更是少得可怜。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据官方统计,在目前的人大代表中,有70%为各级政府官员兼任。与此同时,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代表在急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强势集团的利益诉求及其实现更有保障,而普通劳动者因代表数较少而话语权。应按照不同利益群体人口比例确定人大代表比例分配。

    其次是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目前政府职能的重心放在经济增长,必定扩大强势利益集团的强势。现代经济增长主要由资本与技术拉动,要使资本与技术要素拥有者多投资,必须给其以更高的激励,这势必会压低其他要素收入。各级政府本能地扶持国外资本、民营资本、垄断资本等资本利益集团。为吸引投资,某市3年出台5个文件规定,投资5000万可享受一系列违法的优厚待遇,在本地开车违法不罚款、娱乐场所消费不受查、子女就学不审核等12项。

    忽视劳动者与公共产品与服务。社会发展滞后,基本教育、养老、医疗、住房等都公共产品与服务缺乏,为经济发展有意使基本公共产品与服务改由市场与私人供应商提供。弱势群体是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最大受益者。结果是使得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利益集团更加弱势,最终影响经济发展,称为“消费不足,内需不足”。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最核心的内容是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把为人民服务为神圣职责,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了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履行职能的重点必须进行转变:即由原来的经济目标优先,转变为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并重。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思路是:

    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凡是企业的事情,要交给企业去决策;凡是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要让市场去解决;凡是基层能处理的问题,要依靠基层去处理;凡是社会组织能起作用的领域,交由社会组织去发挥作用。这样做的目的,不仅可以使政府从直接插手经济建设、直接进行资源配置中解放出来,为将重点放在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奠定前提性条件,切断政府与强势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纽带,尤其可以防止政府向本来就处于强势地位的资本集团继续输血。

    政府切实担负起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责任,创新公共服务体制,改进公共服务方式。2006年底,我国GDP超过20万亿元,财政收入近4万亿元,说明政府有能力向广大群众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要将这种潜在的供给能力化为现实的供给,需要公共服务体制的加快建立和完善。加快公共服务体制建设。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最为关键,使公共资源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这样做的结果,除了公共产品与服务本身之外,更可以帮助弱势地位的利益群体更好地发育,最终形成与强势利益集团平衡的局面。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多方面促进利益集团平衡发展。其中,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防止利益部门化。因为行政审批制度不改革,政府部门权力过大,是导致利益部门化的关键性因素。要增加中央政府的执行力与公信力。改经济建设型政府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将政府的目标放在实现基本服务均等化,将通过“损有余,补不足”的公共政策平衡全社会不同利益集团关系。

    最后,促使不同利益集团平衡发展的重点应放在支持弱势群体方面。

    第一,按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要求,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着力解决就业、就学、就医、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利益问题。

    第二,有序提高弱势群体组织化程度。弱势群体组织化程度提高,提高他们集体行动的能力,从而有可能与强势利益集团形成平衡的局面,二是可以避免威胁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出现。阿尔蒙德认为,当一个社会中各种成分缺乏有组织的集团,或无法通过现存的有组织的集团充分代表自己的利益时,一个偶然的事件或一个领袖的出现都可能触发人们积蓄的不满,并会通过难以预料和难以控制的方式突然爆发。如果党和政府不在现有制度框架内,使弱势群体组织化程度提高,弱势群体就可能自组织,在一些特殊条件下威胁社会稳定。

    为了有序提高弱势群体组织化程度,可考虑做三件事:

    一是发展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依法保证人民群众在基层政权机关、基层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要从办得到的事情做起,从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事情入手。要加强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重点围绕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健全各项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各项公开办事制度,改进工作机制,依靠制度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要丰富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参与愿望增强的要求,从基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扩大人民群众的有序参与,引导和组织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的实践中提高自我管理水平。

    二是真正发挥工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维护职工合法利益的活动。工会应该成为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的主体。特别是在当前条件下,必须把进城农民工纳入工会维权的范围,使他们也成为工会成员;另外必须在所有类型的企业中建立健全起工会组织。健全完善工会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职工的权益。

    三是允许并帮助农民在建立各类农民协会,为农民利益的表达和维护提供制度性平台。

    (三)遏制强势集团成为分利联盟

    坚决遏制特殊利益集团寻求特殊利益的活动,是落实“平衡与遏制”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是在各利益集团短期内不可能实现平衡发展与相互制衡的时候,共产党和政府利用各种手段遏制特殊利益集团显得尤其重要。

    第一,规范和限制强势利益集团游说。美国先后于1946 年制定了《联邦游说管制法案》、1995年制定了《游说公开法案》、1998年制定了《游说公开技术修正法》,有效规范了利益集团的活动。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将限制利益集团影响的相关法律列入立法日程。

    第二,向俄罗斯学习坚决处置违法的寡头。对在制度转型过程中少数通过非法手段暴富、不懂得收敛的富豪,进行惩治与清算,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这方面党和政府做得不够。个别肆无忌惮挑战党和政府宏观政策的商人,不仅存在明显的违法行为,他们的言论还对社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妨碍社会和谐,政府不采取任何行为,放任这种行为的后果,大大降低了中央政府声誉。

    第三,为了遏制特殊利益集团,政府必须保证获得广泛和持续的支持。世界银行(2004)认为,在对“亲近穷人的服务供给改革所涉及的棘手政治问题进行管理”,为了最大限度减少阻力,先期出台的政策应该是包括穷人与富人都在内的使用者获益。或者在不去触动既得利益的前提下,让一个数量很大的群体普遍受惠,以使后续改革能得到广泛的持续的支持。同时,对各利益集团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既能防止既得利益集团为追逐后续共同利益串谋,也可防止利益相对受损者因为共同的感受而联系在一起。

    要切断政府对企业的“扶持之手”,转而将“扶持之手”伸向前一阶段利益相对受损阶层。中国目前最重要的资源仍是政治与行政性资源。按世界银行(2004)方案,应该在亲近穷人的改革实施之前、之中和之后,使那些拥有否决权的反对者边缘化,利用其阶层中的裂痕来改变赢家和输家的静态数字对比。
在限制几个强势资本集团方面分别采取策略。

    (四)防止国际资本集团干政与垄断

    调整开放战略,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与门槛,完善对外资进入尤其是并购活动的监管。以维护国内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等为契机,限制外国资本集团对我经济社会政治的影响。

    世界各主要国家都有针对FDI的本国产业安全保护政策。美国早就建立了监管外商投资的相应机构即“联邦外国投资委员会”,由财政部、商务部、国防部、国务院组成,由财政部长担任主席。在发现外资并购本国企业可能危及国家安全时,有权进行5-90天的调查,并向美国总统提出建议取消交易。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埃克森—佛罗里奥修正案》,该法案授权总统可基于国家经济安全否决外国投资者兼并美国企业的请求。该修正案还明确了限制外商在美国本土进行投资的领域包括四类:第一类是完全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明确禁止外资介入,如国内航空运输、核能生产和利用、国内水路运输。第二类是严格限制外国直接投资介入,如电信、广播等部门。第三类对外国投资实行对等原则,包括油气管道、铁路、矿产采掘等行业。最后一类对水力发电、某些地区的水产业和航运业实施特殊限制。正是基于所谓“国家安全”的考虑,2004年末,中国联想集团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3名美国共和党议员以“让中国获得先进技术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等为由,要求联邦外国投资委员会对该并购案进行调查。尽管最后并购获得通过,但联想最终只得到IBM的生产、销售和服务网络,而掌握核心技术的实验室被要求剥离。即使如此,2005年下半年,美国国会又以“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禁止美国政府机构购买与使用联想生产的个人电脑。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与程序,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尽管以最高价在美国尤先科公司并购中中标,但最后这项交易也被美国外商并购监管机构所禁止。不仅美国如此,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等都有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监管法律与机构。如德国《公司法》规定:当外商收购德国公司25%或50%以上股份或表决权时,必须通知联邦卡特尔局;当收购产生垄断或加强市场控制地位时,这种收购就被禁止。同时授予联邦政府控制外资入股战略产业的权力。法国相关法案也规定,外商投资法国航空航天、生物技术、密码技术、核能工业、国防工业、微电子工业、传输敏感数据的信息系统等重要产业前,必须与财经工业部商谈准入条件、签订相关协议。否则视为非法,外国投资公司要受重罚,法人代表受刑事审判。由此可见,基于产业安全、经济安全或更大意义上的国家安全的考量,对外商以并购境内企业形式进行直接投资予以足够关注,并通过相关法律予以规范,中国在这方面的做法是完全合适的,也是遵循了“国际惯例”。

    (五)打破国内权力部门的行政垄断

    为防止国内垄断资本集团的负面影响,一是要把自然垄断行为作为行政性规制的重点。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企业,往往投资巨大,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如果允许自由进入,可能导致恶性竞争,形成巨大的资本沉淀,对整个社会来讲是一种财富的损失,还可能导致公用事业的服务不能持续,因此,维持自然垄断往往是必要的。但正因此,自然垄断性企业可能滥用垄断地位,人为操纵价格,损害全社会福利。为此,政府必须把自然垄断企业的垄断行为作为行政性规制的重点。尤其是我国,自然垄断性企业绝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政府更应该有理由进行行政性规制,必要时可动用行政手段强制规制。

    引入“有效竞争”。自然垄断行为中规模经济和竞争活力成为两难选择,被称为“马歇尔困境”。对此,克拉克提出有效竞争理论,认为现实中完全竞争的条件很难满足,但只要能限制企业提高价格和排斥竞争对手的能力,就可以实现有效竞争,同样能改进市场效率。鲍莫尔等人发展了“可竞争市场”理论,提出放松管制,维持市场的可竞争性,使潜在进入者能够对原有产业的垄断行为产生“进入威胁”,这样一来,企业力图通过垄断性定价索取超额利润的图谋必定会挫败,潜在进入者随时可能进入该产业以分享其垄断利润的 “进入威胁”,迫使在位企业只能制定和维持平均成本定价,这种价格水平与按照边际收益定价相比更接近于边际成本,可以达到次优的市场绩效。通俗地讲,就是政府对待自然垄断性企业,不必限制资本的进入。而只要有潜在的进入的威胁,即使没有真正进入的可能,自然垄断性企业仍然会降低垄断利润。

    行政垄断性企业中真正落实《反垄断法》。反垄断法是中国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最为重要的一部法律,它的出台对国家,特别是对一些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意识的提高将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其中,尤其是对自然垄断性企业滥用垄断地位的限制,对于防止国内垄断资本集团负面影响是有好处的。

    (六)防止富豪干政,引导民营企业发展为民族企业

    要识破非法暴富集团试图通过影响舆论以及通过。立法将自己的财富合法化的企图,严格限定财产保护的范围。但在现实中可采取灵活的策略:对于将财富主要用于生产性努力并且热衷于社会慈善行为的非法暴富者,可网开一面,以观其后效,并通过不追诉树立一种示范效应;对于行事张扬、穷奢极欲,社会负面影响大的非法暴富者必须予以打击。

    对待非法暴富者只能是“相机处理、个案处理”的方式,在判案时考虑追溯期,作为执法问题处理。不能从政治和意识形态出发,提出任何带有一揽子赦免的方案,以避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受到挑战。带有普遍性意义的,就是实行财产实名制,公务员的财产与收入公开制,对不动产和遗产继承征税。 强化反腐败力度,当然是题中之义。

    (七)在立法环节防止特殊利益集团干扰

    第一,立法过程的多元化、民主化与透明化。所谓多元化,就是立法过程中要确保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能参与,避免立法过程被少数强势集团所操纵。在这方面,《物权法》与《劳动合同法》立法过程已开了一个好头。尽管两部法律的立法过程中充满了特殊利益集团活动的影子,但由于立法过程中通过各种渠道充分听取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意见,确保了最后通过的法律仍然是各方博弈的结果,而不是过分偏向于特殊利益集团。所谓民主化,即立法过程要进行充分的讨论,允许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观点之间形成争论。年来,我国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的过程中,经常采用公布法律草案,向社会及专家学者征询立法意见的方式,力求能够扩大立法参与主体的范围。地方人大与政府在进行相关立法时,也采用论证会、听证会等方式,保障民众参与立法的权利。这都体现了我国立法过程的民主化。三是透明化,即立法信息的公开。立法程序的每一个阶段所产生的问题、争议都通过立法信息公开的方式传达给民众,再借助于一定的信息反馈机制影响立法法案本身,这有助于实现立法的民主性,又可以增强立法本身的公正性与权威性。我们认为,我国现在可以借助于人大的官方网站及其他形式,及时公布立法过程中的相关信息,并建立专门工作机构,受理并回应民众所提出的各种意见,。

    第二,建立立法回避制度。英国思想家洛克曾言:“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极大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因而他们就与社会的其余成员有不相同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和政府的目的。”我国《立法法》明确规定了某些行政机关的行政立法权,还规定了他们的提案权及与提案相关的法律草案起草权。由于《立法法》的相关条款过于宽泛,导致我国在立法实践中出现了行政立法膨胀、行政机关在起草的法律草案中“夹带”部门私利的所谓“部门立法”现象。因此,我们同意有专家提供的以下意见(宋方青,周刚志,2007),要克服这种立法不公现象,关键在于建立“立法回避”制度。具体言之,立法回避制度包括如下两个方面:其一,行政机关的行政立法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不得逾越宪法与法律的授权范围擅自扩大本部门的职权权限及事项。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在涉及自身权限的问题上必须“立法回避”,不得为自己创设有关权力。其二,凡涉及到行政机关以及行政事业性单位的权限、利益等问题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应该设立专门的法律、法规起草机构,不得委任行政机关起草相关的法律草案。

    第三,尽可能引入“第三方立法”。追求法律的正义性,还需要一个坚强的、利益超然的第三方立法者。第三方立法意味着利益相关者不能直接主导立法,防止立法主导权被利益主体控制,使“部门利益法定化”、“团体利益法定化”。立法者应与立法可能带来的利益保持距离.不能从自己设计的制度中获取任何现实利益。 我国立法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作为立法机构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相对超脱于行政部门和其他利益主体,因而人大制度的健全被视为立法公正之本。在人大内部,常委会及其工作机构、专门委员会相对专职化,在立法过程中担负重要责任。在全国人大一级,法律委员会和常委会下设的法制工作委员会作用特别突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还直接制约着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等下位法。因此,我们同意李曙光的建议,在立法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应根据不同法律成立相应的立法委员会,由与利益无关的常委会委员领衔.配备法律助手,组织专家,吸引各方利益代表,主导立法进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这些年在立法方面作出了许多创新,如向全社会全文公布物权法、劳动合同法草案。专门委员会和法工委就各个法律组织了大量立法专题调研,召开大量立法座谈会、听证会,尤其重视利益相对超然的专家学者的意见,尽量减少了部门的起草,等等。总之,充实人大的立法力量。立法机构在利益相关者、专业意见、一般民意之间维持平衡,兼顾现实情况和理性、正义等普遍原则,才能以良法筑就法治之基。

    (八)在执法环节避免特殊利益集团干扰

    关键在于解决中央政府承诺与威胁的可置信程度问题。如果承诺与威胁是可置信的,意味着中央政府强大到足够拆散“分利联盟”。在制度转型期,中央政府的承诺,一般是针对制度转型期代价承担者所作出的补偿承诺;这种承诺如果是可置信的,则可以使中央政府赢得制度转型的后续支持;而中央政府的威胁,往往是针对制度转型中的暂时获益者,即既得利益者,如果这种威胁是可置信的,则可提高中央政府的威信与执行能力。这种支持、威信与执行能力,都可能使得“分利联盟”不可能存在。问题恰在于,从目前形势下,由于制度转型期中央政府控制力下降,也由于已经受到既得利益集团所钳制,中央政府的承诺与威胁可置信程度并不高。这在中央与房地产利益集团此前的对弈中表现得很明显。

    增加中央政府执行力与公信力。“言必行,行必果”。中央政府每针对某一问题出台某项经济政策,都会改变某些利益集团的预期,并由此改变这些利益集团的行为选择,这些出于自利的利益集团总会试图抵消政策对他们造成的损失。而政府也完全可能要么因为原来的政策本身受到干扰或者原来的政策已与变化了的形势不太适应而改变原来的政策,其结果,不仅使政府出台的这项政策失效,而且更严重的是使政府因为丧失公信力而使得调控经济的能力不断下降。这就是政府政策的“时间不一致”问题。经济学家普雷斯科特提出的“时间一致性”问题就是要解决政策决策中的“时间不一致”。普雷斯科特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在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如果政策制订者能够通过某种制度安排或者制订某种规则使得公众相信,无论哪个利益集团采取如何的自利行为,当经济进入下一阶段之后,政府在前一阶段的承诺仍然是它的最佳选择,那么政府所期望的结果就能实现。在执法上,要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对地方抵制中央执法的行为要加以清理,保持法律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九)在司法上克服利益集团影响

    第一,有效发挥司法系统内部纠错机制。司法系统内部纠错机制包括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就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对于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这些内部纠错机制都为司法腐败提供了有效的内部救济渠道,

    第一,有效发挥人大监督机制。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切实发挥对人民法院的监督职能。

    多年来,人大监督不力一直是人大工作的薄弱环节。1998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人民法院接受人民代表及其常委会监督的若干意见》,对人大监督法院的形式、内容、范围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一)做好向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报告工作。(二)认真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三)接受人大代表依法提出的质询。(四)接受和邀请人大代表视察。(五)积极办理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六)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或者人大专门委员会的执法检查。(七)认真复查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照法定监督程序提出的案件。(八)邀请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旁听公开审理案件。(九)做好人大及其常委会交办的信访工作。(十)重视同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的联系制度。(十一)接受人大代表检查法院工作,接受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对法院工作的评议。(十二)主动通报法院工作情况征求人大代表对法院工作意见。(十三)建立人大代表担任执法监督员、特邀咨询员制度。

    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为人大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完善了监督程序,不仅保障监督权得以有效落实,而且保障监督权的行使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 人民代表应真正由人民选出,向人民负责,因此,应该放开被选举权,允许人民代表的候选人自荐和竞争性选举;同时要有严格的法律规定,防止选举中出现腐败和金钱操纵。

    (十)加强媒体监督。

    现代社会,新闻媒体铺天盖地,无所不在,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所谓新闻媒体,就是指传播新闻、知识与信息的媒介和载体,具体包括报纸、刊物、广播、电视以及日益发展的计算机网络等。在我国,以正面宣传为主并加强引导,这是新闻媒体必须严格遵循的一条重要的方针,但新闻媒体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舆论监督。所谓新闻媒体监督,就是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违法、渎职和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其作用主要是:(1)揭露各种违法、渎职和腐败行为,为监督机构提供案件线索。(2)防范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腐败行为的发生。(3)跟踪信息源,为监督机构提供违法、渎职和腐败犯罪的重要证据。(4)将已处理的违法、渎职或腐败案件公布于众,增强人民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信心。新闻媒体揭露腐败,司法机关严查腐败,人民群众就会从中看到希望,增强信心,从而对党和政府更加信任。由此舆论监督同正面宣传并不矛盾。新闻媒体监督应遵循真实性原则。真实是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当然也是媒体监督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媒体揭露、报道的违法腐败事实唯有真实,才能击中违法腐败分子的要害,使其无法辩驳;才能有效地保护公民的自由权、隐私权不受侵犯。否则,新闻媒体就可能陷于侵权诉讼而无法脱身,从而无从开展正常的监督活动;公民的自由权、隐私权就可能无端受到侵犯而人人自危,从而无法进行正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要做到真实,新闻工作者就必须深入实际进行采访,充分听取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和意见,而不能只听一面之词或偏听偏信;新闻媒体就必须对违法腐败情况如实、客观地加以报道,而不能为制造轰动效应而添油加醋,故意夸大其词甚至捏造事实。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媒体监督威力,达到监督的目的。

    (十一)加强民主建设

    民主制度非搞不可,目的是限制权力无限扩张。民主也是利益集团得以平衡的最基本机制。但民主有底线,一是不能导致国家分裂,二是不能沦为强势集团的工具。我们设计的民主制度,应能保障大多数人民的监督权利,保障各方面利益集团能够互相平衡与制约。对于民间广泛发展的维权活动,除极少数有特殊背景和目的外,绝大多数应该得到政府的支持,及时为他们解决问题。否则,中国社会对于腐败和利益集团的限制,就没有基本动力。我们不能只靠政府来限制利益集团。

    (十二)长期持续地控制权力恶性膨胀

    中国利益集团的总背景是权力体系的作用,所有强势集团,在中国都不可能不和“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是一个小黑社会欺行霸市,一个教师抄袭,只要你搞不动他,就一定是和权力发生了关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2008年以来抓打黑,破坏100多个黑社会团伙,抓了上千人,包括50多名有实权的官员,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我们要问,我们要问:难道其他地区没有吗?为什么都是歌舞升平,评比达标,鼓吹盛世繁荣的?中国的腐败势力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绝对不能低估薄熙来重庆打黑的意义,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需要以政绩来衡量一个干部,这已经造成了中国为了时期政治民主和人民监督的新态势。

    不能套用西方模式,把利益集团看成为互相独立的利益群体,实际上他们在各种程度上都与“官”有关,即使是外资和民营资本也不例外,不仅仅是行业垄断集团。可以说,在中国真正的强势集团就是一个“官”。因此必须持续地进行政府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审批和对经济生活的控制,严格规范官员行为。必须限制权力扩张,扩大反腐败力度。“阳光法案”必须马上出台,随后跟进的应该是:全体公民的财产实名制度和禁止财产转移的制度,对不动产和遗产继承征税的制度等等。

    在危机期间以政府为主导进行国债投资,只是应急措施,真正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民间投资和消费。要严格控制官商勾结和腐败,这在中国是非常艰巨与长期的任务。

    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官”是一个独立的利益阶层,不依附于商人,对于人民群众更是高高在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官员群体控制一切资源和社会领域,但他们自己也没有多少个人权力,官员是以“群体”形式存在的,不断的群众运动和反腐败运动在清洗着腐败行为。“四清”应该说是成功的,以后也应该进行的。

    真正冲击了“官”的恰恰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革命群众运动,可惜它没有按照法律程序进行,没有能够控制群众之间的派性斗争,出现了混乱,1966--1967年的“巴黎公社”式实验失败,停止了“发动群众直接监督”的实验。以后官方对于文化革命的彻底否定,进一步地压制了群众的监督,而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放权与经济放权,使权力分散化,市场化,个人化,一方面与中央集团发生了矛盾,使“政令不出中南海”,一方面与资本相结合,出现大面积的腐败。
限制权力自身恶性膨胀的问题,在中国远远没有解决。最近中国经济的成功,有人就说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纵向民主”,与西方“横向民主”是不同的。我仍旧认为西方的横向民主是民主的基本形式,没有什么“纵向民主”。西方议会民主和中国基层民主的经验,传统的权力制衡制度,包括毛泽东发明能够的在军队中间的三大民主,和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的各种民主形式,都应该汲取。下一阶段,中国的民主应该一一个大的发展,包括党内派别公开,新闻出版立法,进一步发展与监督,都应该实行。除此不能限制权力膨胀,权钱勾结和腐败的蔓延。

    中国的反腐败有历史优势,恰恰是中国文化中间根深蒂固的反腐败思想,近代革命的历史,和社会主义社会干部要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道统”深入人心,这是中国打击腐败势力,控制权力恶性膨胀的前大思想资源,不能把它贬低为“民粹主义”。

    我们在揭露和控制资本利益集团的时候,不能忘记的就是它们背后都有权力背景。只有真正限制了权力自身,才能够真正控制权力的各种演变形式。研究权力自身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中国学术界的水平,还远远达不到王亚南研究旧社会官僚资本的水平。

    (十三)坚决打击学术腐败,

    打破官产学特殊利益集团的“铁三角”

    近年以来,中国教育和学术界丑闻不断。先是揭露部分著名经济学家与企业勾结,为利益集团服务,后是大量抄袭剽窃性被揭发,10月份武汉大学两个校领导因工程建筑受贿落马,进一步引起了社会对于学术腐败的痛恨。

    抄袭,指在自己的文章著作中间引用他人成果不注明来源,。剽窃,指引用他人观点不注明出处。即使注明,但如果构成自己成果的主体与核心部分,也属于抄袭或剽窃。

    从法律执行角度看,在中国有几个重要时点。

    ------1991年6月1日《著作权法》实施;但中国人普遍忽视法律。早期留学者大量介绍外国成果,许多不注明出处,翻译外国书不注明“翻译或编译”,而作为自己的著作发表,这些人现在有显赫的学术地位,成为袒护学术腐败的利益集团。

    -------2001年10月27日中国按照WTO原则修改《著作权法》,以后又加入国际知识产权公约。

    ------2004年6月22日教育部公布《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各高校成立了学风建设委员会,负责审查学术不端行为。这是仿效国际名牌刊物和大学的做法,建立学术道德的公共评价。

    2006年以来国际学术界揭露一系列学术不端行为。。爱思唯尔出版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学术期刊出版机构,旗下拥有1800多种期刊,其中国区副总裁安诺杰说,一些国家的学术机构设高额奖金鼓励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尽管被发现的可能性很大,一些人抵不住诱惑要以身试法。通过在国际期刊上出版论文获得相应的学术地位和尊重,怀着侥幸心理。我们收到53万篇论文投稿,其中50%经同行评审后发表。他们揭露了印度Sri Venkateswara大学化学系教授Pattium Chiranjeevi剽窃和伪造数据,一次撤销他13篇论文。爱思唯尔发布了《出版道德资源手册》,为期刊编辑提供及时和广泛的在线支持,成为出版道德委员会的创始会员,参与‘Cross Check’反剽窃试验项目的6个科学出版商之一。

    有“换肝之父”称号的香港大学医学院外科学系讲座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范上达、外科学系教授潘冬平及其研究队伍,被揭发将一幅肝癌细胞基因转移图片,重复用于另一篇论文内,被国际权威的《肠胃病学》杂志发出“禁令”,5年内不准投稿。范上达承认事件,表示忙乱中“不小心出错”,已向该杂志编辑解释,强调图片只是一幅肝癌细胞基因并未转移的解说图,出错对研究结果及论证无影响,但对方不接受解释。研究队伍已作内部检讨,避免同类事件发生,并愿共同承担责任。有专家表示《肠胃病学》是在国际上具有声望的医学杂志,若被该医学杂志判罚不准投稿5年,算是重罚。

    2009年3月19日中国教育部发出《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教育部长信誓旦旦,对抄袭剽窃行为“零容忍”。各高校揭露了一批抄袭剽窃,涉及一位校长,几位副校长和院士。但是,大多数抄袭剽窃行为以“维护学校声誉”为理由,继续被掩盖。有的学校高调承认错误,但把责任推给作为第二作者的学生;恶劣的是,大多数抄袭者都指责揭发者动机不纯,把抄袭与反抄袭歪曲为个人矛盾;有的抄袭者比被揭发者还要蛮横,反诉揭发者不乏其人,甚至有人使用黑社会手段,如以黑客攻击《学术批评网》,对揭发者进行诽谤造谣漫骂侮辱和威胁。他们这些行为堂而皇之地进行,很少受到单位领导认真追究,相当一部分学术委员同情和庇护抄袭者。最为恶劣的是,有的学校甚至把坚持正义,执行公务的学者与抄袭者捆绑处理,进行各种威胁和打击报复。有的学校领导所反感的并不是抄袭行为,而是尽力掩盖,他们认为掩盖问题才是维护自己学校声誉。

    学术教育界似乎有一种包庇抄袭剽窃的共识和潜规则。有人散布什么“天下文章一大抄”,既然大家都抄,那么反对抄袭者就是别有用心,就应该被整肃。学术教育界的腐败在某种程度上比官界商界更加严重,就是因为大家认为知识分子“两袖清风”,没有权力,谈不上腐败。实际上知识界高层掌握的资源不少,而且是高度垄断。国家没有专门反对学术腐败的机构和法律,整个社会没有树立起反对学术腐败的合法性。在高级知识分子成群的地方居然有很多法盲,他们分不清“抄”和“抄袭”,分不清私人知识产权和公共学术道德评价,他们以为著作权(特别是其中的人身权)是可以私相授受的,类似刑事犯罪方面的“私了”,因此对公共学术评价的有正义感的学者相当反感,总是挑剔他们为什么要揭发别人?甚至要先审查他们自己有没有抄袭?有没有缺点?有意识地排斥和打击,甚至想把他们除之而后快。有人仿效商界“赦免原罪”的观点,想对学术不端行为实行“大赦”。

    教育部领导提出“零容忍”的口号,受到“潜规则”的强烈抵制而难以实行,但非实行不可。现在研究生使用电脑以后,基本上采用“先下载,后糅合“的办法,与抄袭只差一步之遥。各个学校不得不全部检查学生论文,严厉惩罚,否则我们的大学生研究生就将进入“抄与抄袭”的陷阱。如果对于教授,特别是名牌大学的名牌教授的抄袭剽窃行为姑息养奸,实行“师生双重标准”,对于任何单位或国家来说都是一种堕落,断然不能禁止学生们的抄袭。赦免了以前的,就不能规范以后的。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不正师风怎能正学风?教授和领导学术道德堕落,怎么能够教育学生?

    这样下去,用不了一二十年,对我们整个民族将造成根本性的伤害:就是年轻一代从操作上懒惰,道德上沦落,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原创性,这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毁灭性的。

    中华民族本来是最具科技创新和文化活力的文明大国,但近代以来丧失了原创性,这是从自己科举制度僵化,知识分子腐败开始的,以后就是制度腐朽和文化停滞,结果就是败于西方。600年以来世界主要的科技发明,制度创新,竞争活力与文化艺术创造,都在西方,至今美国仍占有70%的世界知识产权和大部分诺贝尔奖,掌握着信息,生物和新能源三大新科技革命的成果。中国只能依靠模仿,进口和留学,每一项改革都要先看看有什么国际经验和先例。

    中国革命的胜利曾经极大焕发中国人的积极创造性,但我们受到了严重挫折。改革开放以来,不仅摆脱不了西方确定的技术路线,依靠进口和引进外国设备,依靠向发达国家出口赚取加工费,许多中国人满足于这种依附性发展,满足于跨国公司把我们的产业盯在国际产业链末端。 知识分子依靠抄袭,企业依靠投机,年轻一代使用主义至上,丧失远大理想,这是极大的危险。

    我们目前的货币财富大爆发,股市房地产高潮,其背景是人口年轻造成的高储蓄,将随着人口老化而迅速消失,如果不能利用这10---15年最为宝贵的时期,把货币财富转化到科技进步方面来,那么人口老化以后,中国将再次分化,停滞甚至瓦解。我们现在急需的就是:有一个培养原创性人才的教育体系,和发挥原创性的科技创新体系。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学术腐败,杜绝抄袭剽窃的最为深刻的理由。在处理上要采取中国方式,不能照搬美国动不动就辞退的办法,保留饭碗是底线。不能以一篇文章定终身,要考察一个人的全部历史和工作。领导不能随意干预,专家路线要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应该通过群众评议,批评和自我批评,帮助违规者认识错误,给予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但是按照目前形势,总体来说,在学术界反对腐败的工作还刚刚开始,消除各种学术垄断,坚决撤掉那些态度嚣张,行为恶劣的学霸的学术光环和不当得利。为了学生的培养和民族整体原创性的培养,必须把反对抄袭剽窃和各种学术腐败的斗争开展下去。

    中国知识界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说,比官界还要严重。官员有权有资源,学界照样有;商界有垄断和黑社会,学界的垄断程度只高不低;官界有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管着,学界没有;偷窃有刑法制裁,学术剽窃抄袭却没有,只有一个道德惩罚。知识分子就因为在反右派和文化革命中受到无情的打击,他们就似乎就要终身几代人享有豁免权?大家以为知识分子是“两袖清风”?其实早已两极分化。学术民主早已腐败,拉选票走关系非常盛行。一小撮学霸,掌握了多少课题费,他们一辈子也花不完,然后就层层承包出去,由他们的学生去抄袭,被揭发出来就替他们顶罪。

    学术界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还没有确立基本的反腐败共识,反对抄袭的人被严重地打击报复。至于在决策上与利益集团勾结,则是更高级的形式,我将在下一个教育部的课题里面进一步加以揭露。


    (十四)依靠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与权威

    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作用,与西方国家根本不同。按照西方政治理论,我们的政治体制是集权而不民主的,如何发展共产党内部民主和社会民主,都是没有解决的问题。我历来就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但是,共产党集权领导体制如果真的能够有效集权,那么对于遏制特殊利益集团,应该比西方政治体制有效。共产党自身就是一套完整的社会结构,应该能够有效整合内外利益集团的。

    受林炎志,李凯城等人启发,我已开始研究共产党文化,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发展道路,研究它对于改革开放的有效领导,也试图论证共产党文化和体制,在遏止现代社会利益集团方面能够有什么新的创造,如果在政治改革和法制建设方面也能够取得成功,那么乃中国之万幸。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避免现代化中间的各种严重问题,真正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这都是下一个课题的任务。

 

 

第六章 民营企业的发展

 

    本章叙述我国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的形成和发展。虽然国务院从来没有对“民营企业”下过一个定义,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民营企业作为突破单一公有制模式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对民营经济没有官方定论,各方对民营经济的论述使得民营经济成了开放概念,对此本章介绍了一些民营经济的特点划出了可以称为民营经济的大致范围。民营企业的起源,追溯到20世纪初的民族企业和建国初期的个体与私营企业,本章分文革前和文革后两部分介绍民营经济发展史。 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与制度和政策相关,本章沿着制度变迁的路线介绍其发展和模式,研究企业家群体,人员构成和企业家精神与素质,及其地位变化。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他们没有成气候,处于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时期。90年代以后逐步形成利益集团,其标志是有了组织,全面参政,也有一些理论探讨,如工商文明的讨论。我的战略产业论,则探讨了未来民营企业与国家战略的关系。

    民营资本作为利益集团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是生产性利益集团,称为民营企业家,是把他们作为生产者和财富创造者来看的,虽然他们被投机资本的房地产和金融集团篡夺了领导权,真正依靠技术和经营管理的不居主流,但我仍旧把他们算为生产性利益集团,他们的利益是利润。他们和政府,外资,工人有矛盾,互相之间也有矛盾,这是企业生产者利益,有正当性。

    另一方面他们其中大多数又构成“新富豪群体”,称为“新社会阶层”和“有钱人”,他们更多考虑是的不是生产和科技,而是如何从社会财富分配中多得一份,取得社会政治地位和合法性,这是分配性利益集团,其社会负面作用大,放在后面第八章进行研究。

一. 民营经济的概念与起源

    (一) 概 念

    王春圃于1931年《经济救国论》提出在该书中“民营”是与“官营”相对应的概念。1942年,毛主席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也提出了“民营”的概念,与“公营”区别。以后基本沿用毛主席对“民营”概念的界定。直到1995年“民营”一词才在我党和政府正式文件中出现,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提到了要利用民营企业推动科技进步。

    什么是“民营企业”,经济学家们有从所有制角度界定,有从资产经营方式界定的。共识是,民营企业拘泥于单一所有制或单一经营方式。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NO.1(2003)》认为,“民营经济是对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经济、集体经济、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狭义的民营经济则不包括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

    民营经济的基本特征是:首先,民营经济是民间投资建立或民间经营的经济。从所有权看,由民间投资兴办的经济体肯定是民营经济;从经营权看,国有不一定国营,经营权可以由民间来行使,也是民营经济的一种形式。其次,民营经济以盈利为目的,与国有国营企业不同。民营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有强烈利润动机。国有经济虽然也有提高经济效益的目标,但负有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任务,比如解决就业压力,主导实施国家的产业战略目标等等,这些任务往往有很强的非商业性。最后,民营经济体与市场结合,以市场为导向。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没有民营企业。

    综上所述,民营企业不完全等同于私营经济、非公有制经济、非国有经济这些概念,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是与国有国营相对应的,主要可以概括为下图:

    来源:李国荣 彭建松 主编 《民营经济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第10页

    (二)历史上的民营经济

    20世纪30年代是世界列强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休养生息期,帝国主义势力放松了对中国民族企业的压制,民族企业迎来了发展黄金时期。以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继而是全面内战,一系列的战事使得民族工商业遭受重创,一度流传着“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的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在这千疮百孔基础上建立的,其中私营经济则是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所应有的“五种经济成分”得到保护、利用、限制和发展。

       表1 旧中国的民营资本估值

 

1936

1947/1948年国统区

 

关内

东北

民营资本

747744

91530

545789

其中:产业资本

159744

45100

161499

商业资本

378000

42000

364000

金融业资本

210000

4430

20290

    资料来源:许涤新 吴承明主编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731页 由于估值不包括个体工商业,产业资本不包括工场手工业,故民营资本估值偏低

    1949年~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和对工商业的调整时期。1950年初,政府成功实施了“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两大战役,为新中国经济恢复打下了良好基础。旧中国经济的积弊太多,国民经济出现需求不足和公私关系的紧张等的问题,“5月中旬全国各地工商业者都叫喊货卖不出去”。 针对这些问题,中央财政委员会开始“调整工商业”,“实质上就是使城市私营经济得到应有的位置、发挥积极作用”。 而这其中调整公私关系是这次调整的主要内容,它既要保证国营经济成为领导力量,也保护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既刺激私营经济的发展,也通过采用行政管理手段、经济杠杆手段、行业组织自律手段和群众运动手段四大调控手段对私营经济“利用、限制、改造”,“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调整工商业”对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强调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到1952年私营个体企业产值仍占全部产值50%以上。

    1952----1956年,民营企业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期。恢复国民经济任务完成后,党中央决定开始有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度,并提出了“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全国开始采用公私合营、赎买等各种方式对私营经济进行改造。在改造后期,由于受急速完成改造思想的影响,过渡时期总路线没有被很好的遵循,在政策执行上急于求成。原本设计的从单个企业到全行业,由点到面的的方法被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改造所替代,到1956年年底私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已基本完成了。

    到了1957年~1978年的20多年间,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私营企业不复存在。特别是“文革”期间,把所有个体经济都一概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私营工商业不断遭受打击,到1978年中国民营经济基本被砍光,全国个体劳动者只有14万人,在这期间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的记载是空白的。

 表2 1949年--1978年各种经济类型企业的工业产值

年份

全民所有

集体所有

公私合营

私营企业

个体企业

合计

绝对额(亿元)

 

 

 

 

 

 

1949

36.8

0.7

2.2

68.3

32.3

140

1952

142.6

11.2

13.7

105.2

70.6

343

1957

421.5

149.2

206.3

0.4

6.5

784

1965

1255.5

138.4

0

0

0

1394

1978

3416.4

814.4

0

0

0

4231

比重(%

 

 

 

 

 

 

1949

26.2

0.5

1.6

48.7

23.0

100

1952

41.5

3.3

4.0

30.6

20.6

100

1957

53.8

19.0

26.3

0.1

0.8

100

1965

1978

90.1

80.8

9.9

19.2

0

0

0

0

0

0

100

10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1985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5。

二.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发展

     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一直到1995年以后中国经济才逐步摆脱短缺。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群众巨大物质文化需求,由军转民,进口和发展民营经济来解决,最初就是天安门前的照相个体户和大碗茶。正是人民生活的需要,促进了法律和政策变化,为民营经济壮大清除了障碍。民营经济的发展是与改革开放30年来的制度变迁息息相关的。

 表 四次修宪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

 

时间

修改内容

所满足的制度要求

作用

第一修正案

1982

《宪法》第十一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个体经济的合法性

民营经济的新生

第二修正案

1988

《宪法》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进古籍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私营经济的合法性

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

第三修正案

1999

《宪法》第十一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机制经济,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肯定民营经济的租用和地位

民营经济的全面兴盛

第四修正案

2004

《宪法》第十一条:“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宪法》第十三:“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各种经济成分平等(扫除民营经济的制度歧视,获得“国民待遇”)

民营经济发展的新时代

 

    (一)兴起与发展时期(1978年——1988年)

    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国家取消对“三自一包”(指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等政策禁区,对小商小贩和民族资产阶级落实政策,在有限范围内允许城乡个体劳动者存在,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附属和补充。

    1979年允许各地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但不准雇工,这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一个允许个体经济发展的文件。同年全国进行了身份区别,把一大批参加公私合营,但没有雇工剥削或只有轻微剥削小商贩和小手工业者,与本来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资本家及其代言人相区别,明确他们原来就是劳动者,为民营经济打开政策之门。

    通过个体经济发展,一部分人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商品经济竞争规律的内在要求下,经营规模要突破原有家庭模式。雇工超过规定数量,个体经济就向民营经济发展。

    这一时期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党和国家并未出台政策,“不鼓励,不禁止”,民营企业未取得合法地位,而是政府默许发展。这一时期民营企业突出现象是寻求挂靠单位;戴红帽子;或以个体户面目出现,如“专业大户”、“个体大户”、“雇工企业”、“新经济联合体”。企业形式无法统一,全国统计极其少见,工商行政部门登记管理。一个保守的数据是1987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各地的摸底调查,“全国约有私营企业22.5万户,雇工人数360.7万人,其中以个体商户的名义存在的有11.5万户,雇工184.7万人,分别占个体商户总户数、总人数的0.84%和8.6%;以合作经营组织名义存在的约有6万户,雇工96万人,约占28.3万个合作经营户的20%;以集体名义存在的有5万户,雇工80万人。”

    农村的民营企业由“两户一体”发展而来。一些运输专业户、养殖专业户、种植能手等大户经营得法,雇工人数超过8人以上,遂发展为民营企业,多以乡镇企业的形式存在。

    在城市,民营企业由个体工商户发展而来,由于党和政府给优惠,个体工商户顺利地解决了扩大规模时所遇到的资金、场地困难,各类城镇中都有一批个体工商业通过雇工经营扩大规模,最终成为民营企业。

    1988年,宪法宣布保护私营经济,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颁布,私营经济终于有了合法地位。

    (二)调整时期(1988年——1992年)

    1988年第二次修宪,党中央明确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在《宪法》第11条增加:“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1988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颁布确立了私营企业的合法地位,明确规定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8人以上、盈利性的经济组织。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制度范围内开始容纳民营企业。至此,结合早先对个体户的承认,民营经济终于拥有了合法的地位。

    1988年下半年开始,经济环境由宽松转向偏紧,乡镇企业无序发展带来社会问题。为控制经济生活的混乱秩序,国家开始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大政治环境基本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和“私有化”的批判。民营经济被认为冲击了公有制地位,发展利大于弊且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一些部门采取不利于民营经济生存和发展的措施,如税务大检查有惩罚过重。一些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甚至被拘留,社会上流传着“上半年戴花,下半年戴枷”的说法。

    这一阶段民营经济虽获得合法地位,但由于不利的政治和政策环境,徘徊低潮。

    1989年底,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为9.06万户,雇工164万人,注册资本金总额844776万元。到1990年6月底,私营企业的户数下降到8.8万户,到年底才缓慢回升到9.8万户,雇工147.8万人,注册资本金总额951552万元。1991年底,全国有私营企业10.8万户,雇工159.8万人,注册资本金总额1231689万元。1991年底登记的私营去也数要远远低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摸底估计的22.5万户。

    (三)全面发展时期(1992年——2002年)

    这是民营企业发展的黄金十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姓资姓社的争论,唤醒经商意识,精英下海,全国掀起经商热潮,民营经济发展获得宽松政治环境。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样,非公有制经济由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变为了“重要组成部分”。

    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次把“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写进了《宪法》。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把私营企业主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提出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六类人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政治上应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路线大幅度由劳动向资本倾斜。企业家兴高采烈地说,三个代表就是代表我们。我们就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

    2002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向民营企业家敞开大门,把“其他各个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同时,“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国民经济的许多关键领域也对民营企业进行了开放。

    1992年之后,民营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种新的方式,就是由国家许可,或地方政府自发转让所属公有企业所有权,出现“国退民进”。一大批原来主要是由地方政府管理的中小心国有企业被转让、出售、改组成为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等等形式的民营企业,中央政府实际上让渡了所有权给地方政府。

    1997年“国退民进”扩展到省属和中央部委所属的大中型企业,推动了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形成。

    “国退民进”实质上是一个国家资本原始积累,向私人资本原始积累的转化过程。所谓腐败,违规,国有资产流失,权贵资本主义,我是所揭露的“权力资本化”,其实质都是权力为核心,使国家资本原始积累起来的一部分财富,向个人财富转移。当然这种转移是不均衡不公开的,权力阶层活动的最大利益。影响了改革的公平性与合法性。

    民营企业主获得第一桶金,被称为“原罪”热炒。到2004年,郎咸平指责顾雏军在“国退民进”中席卷国家财富引发“郎顾之争”受到了强烈的社会舆论关注,最后以顾雏军的锒铛入狱告终。全社会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参与到这场争论中来,甚至上升到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正确与否的高度。

     2004年,国资委叫停国有企业MBO改革,连续发文规范国有资产的处置,“国退民进”迅猛势头被抑制。

    1992---2002年这10年间,我国民营经济飞速发展,产值从205亿元增加到3923亿元,在户数、从业人员和注册资金上都有大幅度的提高(见下表)

        表 1998--2002全国个体、私营企业发展

 

个体工商户

私营企业

年份

户数

从业人员

注册资本金

户数

从业人员

注册资本金

1992

1533.9

2476.7

601

13.9

231.9

221

1993

1766.99

2939.3

854.9

23.8

372.6

680.50

1994

2186.6

3775.9

1318.6

43.2

648.40

1447.8

1995

2528.5

4613.6

1813.1

65.45

955.97

2621.71

1996

2703.7

5017.1

2165.4

81.93

1171.13

3752.37

1997

2850.00

5441.9

2574.00

96.10

1349.3

5140.10

1998

3120

6114

3120

120

1710

7198

1999

3160

6241

3493

151

2022

10287

2000

2671

5070

3315

176

2406

13308

2001

2002

2433

2377

4760

4743

3436

3782

202.85

243.53

2714

3409

18212

24756

资料来源:张厚义、明立志 《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200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 整理而得。

    (四)稳固发展时期(2003年以后)

    2005年2月25日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酝酿已久的“非公有制经济三十六条”正式出台,文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允许在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垄断行业、领域进行投资经营。民营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这一阶段,首先由于法律的肯定和政策的支持,社会对于从事民营经济的忧虑更小了,自主创业、科技创新的精神被广泛的宣扬。其次,国家对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垄断行业、领域的开放,使得民营企业摆脱了轻工业和商贸的范围限制,更多的向重化工业、基础建设、公用事业等领域进军。第三,中央中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整形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促进了这些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从沿海开始走向内陆。国家开放了私营企进出口经营权,民营企业还走向了国际,在外贸领域贡献突出,近几年民营企业更是进入了国际并购的领域。

    民营经济出口总额从2000年的1328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6043亿美元,增长3.6倍,年均增速35%。民营经济在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从2.79亿人,增长到3.49亿人,净增7000万人。城镇民营经济的就业人数从1.5亿人,增长到2.07亿人,净增5700万人。城镇就业总数由2.32亿增长到2.73亿,净增4100万人,同期国有单位减少1500万个岗位。民营经济创造的就业,分担了国企“减员增效”的后顾之忧,也吸纳了更多的新增劳动力。

表 1989--2006年个体、私营经济产值占GDP比重    单位:%

年份

私营经济

个体经济

合计

1989

0.57

3.29

3.86

1990

0.65

3.44

4.09

1991

0.67

3.59

4.27

1992

0.76

3.44

4.20

1993

1.19

3.93

5.12

1994

2.39

3.40

5.79

1995

3.78

4.59

8.37

1996

4.53

4.97

9.51

1997

4.97

5.77

10.73

1998

6.93

7.06

14.00

1999

8.57

7.88

16.45

2000

10.83

7.22

18.04

2001

11.45

6.68

18.13

2002

12.75

6.62

19.37

2003

14.79

6.44

21.22

2004

14.35

5.07

19.42

2005

14.98

5.36

20.43

2006

15.11

5.09

20.20

      数据来源: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年鉴各年 中国工商出版社;中国私营经济年鉴(2003)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03 转引自周立群 谢思全主编 《中国经济改革30年—民营经济卷》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8年。

表 1989-2006年私营企业基本情况三项指标增长率    单位:%

年份

户数增长率

从业人数增长率

注册资金增长率

1989

-

-

-

1990

8.28

3.66

13.10

1991

9.89

8.24

29.47

1992

29.50

26.09

79.67

1993

70.42

60.78

208.14

1994

81.67

73.73

112.63

1995

51.43

47.53

81.08

1996

25.18

22.49

43.10

1997

17.26

15.20

36.99

1998

25.01

26.69

40.04

1999

25.64

18.31

42.91

2000

16.76

19.04

29.37

2001

15.14

12.75

36.85

2002

20.05

19.68

35.93

2003

23.41

32.36

42.61

2004

21.47

18.80

35.78

2005

17.81

14.04

27.94

2006

15.81

13.08

23.97

平均增长率

27.93

26.21

54.09

    数据来源:各年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年鉴 中国工商出版社;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NO.3 NO.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 2007年转引自周立群 谢思全主编 《中国经济改革30年—民营经济卷》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65页。

    (五)民营经济的发展模式

    (1)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一词是费孝通先生在1983年所写的《小城镇.再探索》中提出来的。” 其重要特征是依靠农民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而这其中政府是乡镇企业的主导,所以经济形式也就以集体经济为主。政府的作用使得社会资源能有效地动员,从而加速资本的原始积累。苏南模式是有其特别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江苏历史上就是一个手工业发达的地区,同时吴文化强调军很、集体、等级,重实业轻商贸,在这种环境下自然就形成了苏南议政府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政府的支持也使得苏南的民营企业能够比较容易地从国家的银行体系获得贷款,从而银行是苏南模式的主要资金来源。

    (2)温州模式。“温州模式”的概念是在1985年5月的《解放日报》由桑晋泉提出的。温州模式以个体私营经济体为主,依赖家庭手业、家族企业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发展模式。它以生产小商品为主,靠供销员拉动需求,依靠农村集镇或专业化市场调节供需关系。由于温州模式依靠的是民营企业,所以其资金来源也主要是积蓄或民间的集资,其经营完全受市场调节。温州模式是建立在温州地域狭小、资源少、多山,当地居民重商,主张“农商并举,以利和义”的浙东文化背景上的。它强调个性、个体、能力,而温州先民从事航海的传统也培育了温州人敢于冒险、吃苦耐劳和善于应变的企业家文化。

    (3)珠江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开始主要是指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佛山市、中山市、江门市、东莞市和顺德区、宝安区等13个县区的农村以外向型经济推动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一种模式。” 这种模式以集体经济为主,面向国际市场,多种经营形式结合,积极发展同外资的合作,其基于外资的出发点使得珠江模式的资金来源多为外资。珠江模式之所以注重外资,是与它在历史上就是重要的商贸中心,在计划经济时代广州依然保持外贸的因素分不开的。

表 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的比较

 

发动型

筹资途径

路径依赖

产权

商会

政府支撑

市场

苏南模式

政府

贷款、自给

自上而下

不明晰

不发达

政府主持

不完善

温州模式

私人

资金自给

自下而上

明晰

发达

默许

完善

珠江模式

兼而有之

引进外资

内外兼有

不明晰

不发达

支持

较完善

        资料来源:龚晓菊 《制度变迁与民营经济发展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第194页。

    近年来京津冀地区运用其拥有首都和北方最大综合性港口的区位优势,迅猛发展,有成为民营企业新的发展模式的势头。河北大片盐碱荒地提供了稀缺的土地资源,北京作为首都吸引了大量资源,天津作为中国北方广大腹地的对外港口,为京津冀地区走向国体提供了区位优势。在这一地区的发展特色上,由于北京集中了大量国家科研机构和重点高校,拥有得天独厚的人才和科研资源,京津冀民营科技产业一枝独秀。目前京津冀地区正在迅猛发展为中国民营经济的新的区域力量。

四、民营企业家

    21世纪以来我国民营经济结束了创业求生存阶段,不再有左倾意识形态的阻挠,现阶段的问题如何面对市场经济,金融操作,国际冲击,政府干预,技术升级,企业制度,社会责任和家族继承等,摆脱“富不过三代”的困境,将财富传下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民营企业家需要整体换代。企业家决定企业的兴衰成败。美国研究企业倒闭问题的学者阿乐德.曼曾指出,从30年代到80年代的日本企业倒闭的原因在管理者方面的占90%。” “在国外,企业家队伍大都是专业队伍,只有5%的企业家没有接受过专业系统的训练。而在国美的企业家只有5%接受过专业培训。”

    (一) 民营企业家的历史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存在着一批企业家,从旧体系和文化中来。社会主义改造,旧一代企业家基本退出经营,交出了企业,成为食利阶层,到文化革命结束赎买政策,他们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的遗产包括本人声望,子女禀赋和社会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迅速恢复发扬,起到了积极作用,如果荣毅仁先生最后荣升国家副主席的宝座。牟其中的父亲则是民国时期四川的银行家。香港的诸多大企业家,和5000万海外华人(有5000亿美圆资产),都起到了推动改革开放的作用。

    新一代民营企业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第三群是原国有企业负责人。20世纪90年代后“国退民进”,转型企业的一把手变成民营企业家。第四群是在号召自主创业和科技进步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他们是高技术型人才,主要由发明家、海归人才和原跨国公司高管等等组成。掌握先进生产力或先进管理方法、受过良好教育、普遍具有海外学习工作经验是这群企业家的共同特点。

    第一群企业家来自农村乡镇企业,带有吃苦耐劳、勤俭奋进、富裕开拓精神等等的优点,有许多是公社大队干部转化过来,或者在基层政权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之前,农村人没有机会进入城市。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出现自由市场,一些“能人”、包括乡镇干部开始做企业。城市里没有出路的人,政府顾不了,国企也顾不了,成了个体户。这是推动1980年代经济高峰的一个浪潮。

    第二次浪潮在90年代,党政干部下海经商,他们有政府工作的经验和社会关系,一部分人在价格双轨、外贸批文等方面掌握稀缺资源。有丰富资源的下海官员或者高干子弟享有特殊权利,自然很容易发财。1989年卷入“六四”的人,政治上没有了出路,1992年邓小平南巡改变了政策环境,使给他们开辟了一条商业前途。这批官员和知识分子下海,是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也非常有效地化解了社会的政治矛盾。

    第三次浪潮是2000年以后,海外留学的开始回国,出现一批专家型企业家,以网络经济和新科技革命为主要内容。

    (二)民营企业家的素质

    民营企业家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草莽型,即所受教育程度不高(见下表),个体户、生意人和农民出身,少部分从国营企业和政府部门出来,从未有过正规企业工作经历,这批人中很多民营企业家是靠胆子大、眼光准、善于投机、善于钻政策空子、善于打插边球而起家发财的。所以他们带着极强的农民意识、草莽意识、财主意识、官僚意识及封建意识,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都带着浓烈的泥土和市井气息,与现代企业精神相距甚远,没有创业精神有极强的发财情结,但有敢于冒险、开拓进取、吃苦耐劳的精神特点。“许多人大多只看到当前民营企业家身价亿万的风光,企业规模的庞大,赚到了多少钱等,却忽视了探究民营企业家的成长之路的艰辛。大多民营企业家创业初期,选产品、定设备、跑客户、搞基建、抓生产,,大道企业的发展,小到和客户的谈判,跑遍祖国的大江南北,靠着吃苦耐劳的精神打下了自己的一片江山。”

表 民营企业家的文化构成  单位:%

统计年份

没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中专

大学

研究生

1993

1.0

9.9

36.1

35.9

16.6

0.6

1995

0.3

8.2

34.9

38.1

17.6

0.8

1997

0.3

6.3

31.5

41.7

19.5

0.7

2000

0.2

2.7

19.6

39.2

35

3.4

2002

-

2.2

17.5

41.9

33.5

4.9

    资料来源:《中国私营企业调查》 中国网 2003年 转引自黄孟复主编 《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NO.1(200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 第416页

    正是由于这种人员的构成,这批民营企业家存在文化素质问题,在金融,信息,知识经济时代,变成致命缺陷。其次缺少管理技术。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的不确定性,使得民营企业家具有很强的赌博心理,过于注重于财富积累,没有投资理财观念,没有对企业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他们独断专行、粗放管理;企业缺少制度建设,人治主义盛行;他们缺少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普遍以家族为依托,对家族内和家族外员工区别对待。

    早期市场经济规则的不健全带来的机会主义,使他们缺乏道德制约,“不按套路出牌”,钻制度空子,进行恶性竞争,缺乏诚信。暴富后生活奢侈腐败,社会影响恶劣。

    科技和管理型企业家,受过高等教育,有过正规企业工作经历。管理方式更多的是计划、控制、监督。此类企业大都是技术出身,带着极强的泰罗主义趋向领导型企业家,有人文思想和现代企业家精神,通过人格魅力、个人感召力带动企业,其输出的不仅仅只是管理,更多的是思想辐射力和道德影响力。
第二类和第三类企业家基本与现代企业对企业家的要求一致,是我国企业家发展的方向。第一类企业家大约占民营企业家总数的95% 以上,第二类占总数4%,第三类只占总数1%。

    (三)民营企业的弊病

    一个企业一个经济体要发展都要经过一个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在马克思笔下,资本的原始积累是血腥残暴的,欧美的资本原始积累也正是通过血腥残暴的殖民统治和掠夺完成的。中国民营企业主在获得初期资金和财富积累过程中,出现违法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偷税漏税。偷税漏税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20世纪80年代,由于私营企业以中小企业居多,大企业很少,所以企业或个人偷税漏税的数额均比较小。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偷税漏税达上千万元的明显增多。例如,程度恩危制药有限公司1993年度用白条虚列预提费用,少缴税款223.81万元;1994年和1995年有部分外销产品未入帐作销售处理,少缴税款171.26万元,两项合计395.07万元。税法规定,上述行为属于偷税,除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外,还要处以所偷税款1倍的罚款。对折价公司再1998年提出要求税务机关重新核实其偷税数额的情况下,再次做假账隐匿收入,偷税126.72万元,处以3倍的罚款。在检查过程中,又清理出欠税1163.06万元,追缴应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23.12万元,追缴应补交印花税及罚款35.27万元。几年时间,恩威集团公司涉税案数额达1亿多元。再如1997年发生的深圳宝日税案,不仅是偷税大案,也是一个抗税要案。税务部门通过银行扣款、拍卖公司财产(汽车等)加上公司缴纳的100万元税款和200万元保证金,共向公司追缴了1900多万元税款入库。但宝日公司仍欠所偷税款5100万元、滞纳金4884万元、罚款2468万元,合计约1.2亿元。

    (2)制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上的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从农业生产的假农具、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等,到人们生活用品的假大米、假食品、假烟、假酒、假服装、假鞋等;从工业生产的假刚才、家水泥、假石油等。2001年国家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整治市场秩序、打击假冒伪劣商品行为专项斗争,加大了执法力度,集中处理一批典型案件及大案重案,取得了显著成绩。2001年全年共查处假冒伪劣商品案件163422间,比2000年同期增加54472间,增长50%;案值21.08亿元,比2000年同期增长23.92%;罚没金额4.34亿元,比2000年同期增长64.04%。从违法主体看,个体工商户、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仍然是制造销售伪劣商品的三大主体。在立案查处的假冒伪劣案件中,主要有个体工商户98818件,集体企业9417件,私营企业9071件,上述三类案件总计117306件,占案件总数的71.78%,其中,以个体工商户最为突出,占案件总数的60.47%。

    (3)吞噬国有资产。一般来说多数改制的国有企业,改制后原企业法人变成了民营或私营企业法人,隐瞒、虚增债务或销减实有资产的可能性在所难免。主管部门对改制企业审查不严或授意审查部门不认真负责,通过表面上既客观合理的途径,使大量国有资产在“合理合法”借口的掩盖下划进个人账户。有的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以低评估给企业留后劲为目的,向资产评估机构提供虚假资料,甚至与资产评估机构串通作弊,造成国有资产评估不实;一些评估人员受自身利益驱动,急功近利,盲目迎合被改制企业或其他改制当事人的利益,人为地低估资产价值;评估机构为多做项目,自行组织非专业人员参与评估,致使业务水平低下导致评估结果失实;有些评估人员以挤干企业“水分”为名,不究其原因,不履行报批手续,任意核销财产损失和应收账款;有的评估人员不将国有土地使用权等资产统一作价入股;有的评估机构和人员保护无形资产的观念淡薄,加上缺乏相应法律制度的制约,致使评估结果失控,客观上造成了民营企业吞噬国有资产的后果。

    (4)剥削劳工。

① 驱使员工长时间工作而不给加班费;
② 以种种理由任意克扣员工的工资资金。四川有个民营企业老板每到发工资前都要对手下员工进行考核,考题是他自己出的,有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连他自己也没有答案,而员工要想得全工资就必须得到一百分,否则按得分比例得工资。这样的考试自然没人能得一百分,于是每月老板就会名正言顺地扣员工工资;
③ 有些老板在拖欠员工大量工资后,卷铺盖走人。重新招兵买马;
④ 以超劳动负荷的要求制定任务,员工无法完成任务,自然拿不到全工资;
⑤ 对员工实行封闭式管理,剥夺人生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员工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更没有办法向企业理论工资了。

    (5)权钱交易。民营资本是成本约束最强的资本类型之一,之所以产生,是在三个因素同时具备时的必然结果,一是资源的有限性,二是权力作为资源的分配机制,三是分配规则或秩序的不规范。而第一,资源有限是任何社会必然存在的现象;第二,中国社会本质上是权力社会,中国经济本质上是权力经济,资源是按权力分配。一个市场主体,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或个人,能够获得经济资源的多少和优劣,完全是依照其与权力的关系远近而定的。在经济资源的分配中,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的差序格局。因此,第二个条件大体也是具备的。第三,中国正处在转型期,资源分配的规范和秩序长期不规范。在这三个条件同时满足的情况下,权钱交易(或其他形式的交易)的存在几乎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宿命。不仅民营资本可能涉及其中,在中国的外资同样也不例外,之前频发的外资公司商业贿赂案即是著例。而之所以我们少见国有资本发生权钱交易,是因为国有资本与权力有天然的血缘关系,这种交易绝大多数都被内部化了,或者交易方式和形式发生了改变。从这一意义上讲,在当前社会中,与权力发生某种形式的交易(这种交易可能是金钱,也可能是单纯的友情),几乎是每一个民营企业家不可避免的宿命。

    有经济学家撰文提出要赦免“资本原罪”,我当时就发表长篇讲演反对,指出这会引起连锁反应,加剧腐败,动摇社会主义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的确存在制度僵化,法制不健全等问题,特别是存在许多灰色区域,许多属于迫不得已。出于特殊时期保护改革者和企业家的需要,也认识到企业家是难以代替的稀缺资源,特别在科技发明,技术诀窍和组织管理方面如此,因此也不能大规模剥夺他们。既不能全面追究“原罪”,也不能公开赦免,这需要以中国智慧逐步解决。

    我的长文《关于工商文明的讨论---经济学的非主流视角》有如下内容:

    1.理论家责任与企业家责任

    作为中国学术界的“经济学非主流”观点,是在1994年我提出“超越左右翼” 基础上产生的, 这个提法是针对中国那些以西方经济学树立话语霸权,自封为“经济学主流派”的“著名经济学家”的。 几次争论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变种----主张以专制手段,以改革名义推行权力资本化的“瓜分派”, 可以称为“极右翼”思潮。 我们也不同意“计划经济原教旨主义” (号称老左派)的僵化过时观点, 我和韩德强因为反思“五种生产方式”这类直线发展历史观和西方文化中心论,就被中国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内定为“离经叛道”,有意识加以排斥。 另人惊讶的是, 在共同反新自由主义的关键时刻,他们竟然“打横炮”, 不断攻击“非主流”的提法, 说我抬高西方经济学,承认他们是主流;他们强调,在中国主流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而且从来都是马克思主义,否认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被边缘化,且自身缺乏解释力和应用价值的事实。 我和老左派之间的论战之所以没有公开化,并且联手批判新自由主义,是因为近年来极右翼瓜分派太猖獗, 已进入操作层面,对中国危害最大。

     现在的情况是, 瓜分派的理论代表人物已经暴露并且失败, 公开的权力瓜分暂时受到抑制, 是“左翼阵营”反思自己,发展自己的好机会,但一些教条主义的“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拒绝反思自己,情况稍有表面好转,就企图依靠行政权力抢夺话语霸权,一套“假大空”,不着边际不切实际的原教旨话语又冒了出来。

    他们不仅不能真正揭露和制止瓜分派,反而给他们提供继续瓜分的空间。 中国十几年来,理论界越向“左”转,越僵化保守,实际政策就越“右”,瓜分就越厉害,极左和极右相互配合,是一对孪生兄弟。 瓜分派才不怕你那套假大空呢。因此我们现在需要两面作战,同时批判极左与极右,推动“中左与中右”的对话与思想整合,确立“反对权力资本瓜分”的共同底线。 既然越来越多的人都在提倡理性,反对极端,就不应错过这次历史机遇, 否则我们要负历史责任。 这是我加入“工商文明”讨论的动机。

    2.企业界利益与全社会利益

    有人把“工商文明” 论的出台称为“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宣言”, 但“工商文明”倡导者并不满意,穆军先生认为工商文明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大家都生活在工商文明链条上。 许多文章都指出,企业家代表社会发展前途,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企业服务,资本运动应支配一切, 企业家“原罪”应被赦免,缺点可以原谅,企业家就是“天马行空”式的天才,在中国“三个代表” 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企业家阶层。

    我承认企业家的历史作用,但希望直接谈企业家的责任和利益,实事求是地评价企业界利益与国家利益,老百姓利益的关系。 任何一个社会利益集团,只能通过自己集团利益,间接影响全社会利益的。 他们的利益有促进整体利益的一面,也有损害的一面,要注意这种两重性,不要片面直接把企业界利益作为全体人民利益和意志的代表,甚至是主要和唯一代表,这就要求全社会利益都来服从企业界利益,有点专制和暴力味道。

    不能教条主义地评价企业家行为,似乎好事都属于企业家,坏事则非“真正企业家”所为。 提高社会效率,创造财富是企业家的品质,而诈骗,行贿,奢侈等则不属于“真正的”企业家,或者是不得已而为之。 好象中国历史上只有暴君和暴民轮回,商人则完全属于受害者。 按照如此逻辑,官方也可以宣布:贪官不代表甚至不属于官界,我们的代表人物是清官。 老百姓更可以说,我们从来受暴力压迫,受商人剥削,哪里有什么暴民? 顺便说一句,我是反对使用“暴民”这个贬斥性概念的。

    3.如何评价历史?

    上述的理论专横源于西方中心论的直线发展历史观, 把西方征服全世界的历史的性质, 完全归结为先进文明征服落后文明, 如“武文”描述的工商文明代替农耕文明。 许多大思想家有相似的描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败前资本主义(马克思),企业家精神是历史基本动力(熊彼特),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福山),还有什么“信息社会代替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等。 这种历史规律决定论和直线发论,是极端的左右派共同的理论基础。它有一定道理但不太简单,其最大缺陷是: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把强势集团做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明代表,否认强弱可互相转化,否定弱势人民和文明能够在反对“先进文明”侵略的过程中,能够由弱变强,他们的主张是落后文明和弱势的群众只能为历史进步作牺牲,如果不自觉牺牲并且反抗,就是反对历史进步,应该受到镇压。 因此“民主”是属于精英的,而不属于老百姓。这种“生产力标准”的历史观,过分抬高“恶”的作用而贬低“善”的作用。

     如何定义“先进文明”? 主要不是看科技和武器,而是看使用的主要手段,当文化覆盖大于武力覆盖,即主要使用教育,说服,援助,平等交易和管理等手段推行自己价值观的时候,这个文明可以说比较先进。 武文推崇的理想化的工商文明就是这样。

    在工商文明发展初期,包括目前中国,却大量使用野蛮手段如暴力,欺骗和贿赂。在手段的意义上,这不是先进文明的特点,而与“暴君暴民” 相同。如果说“只要目的好,可以不得已而为之”, 因为工商文明推动历史进步,就可以使用暴力,那么我们也可以批判它使用野蛮手段的那一个方面,这不是反对历史进步,而是反对少数人垄断“历史进步”的权利,这种反对同样可以推动历史进步。当西方国家使用暴力发展了自己的生产力,而毁灭了我们的生产力甚至生命的时候, 谁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明呢? 如果说谁能够以暴力取胜谁就是先进文明,那么使用暴力的“暴君”,是不是可以把自己定义为先进文明,而把企业界定为“奸商”呢?

    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就认识到这一基本矛盾,称为“历史与道德二律背反”,后来盛洪等人归结为“文明悖论”。“工商文明论” 依据的历史观有些过时,简单把西方文明归结为先进文明,对西方文明崛起从“善”一面描述多,从“恶”一面描述少; 对中国历史和计划经济否定多,对25年以来又过分肯定, 是有片面性的。

    4. 企业界从“自发向自为”的转化以及追求话语权的努力与误区

    中国企业界,无论是国有的,股份制的,还是民营的,外资的,都正在努力脱离权力的直接控制,从马克思所说的“自发的阶层”走向“自觉的阶层”,其标志就是独立的机构,理论和理论家,提出独立的利益诉求,进一步对中国的战略问题发表看法。 随着市场扩大到全国全世界,他们正在摆脱对地方政府的依赖,有了社会眼光和世界眼光,出国和读书的都不少。

    现在国内有能力与政府博弈的利益集团,第一是中小股民; 第二是投机资本,包括股票和房地产的炒家们; 第三是民营工商资本,四是国际资本,五是处于改制过程中的国家资本。他们开始影响政府的外资,企业,股市,房地产,社会政策,通过法律维护权益,利用媒体进行宣传。总体来说,这是中国社会利益多元化,并且进入博弈时代进步的表现。 我基本上支持这个趋势。

    问题在于利益发展不平衡。企业界维权必定先于其他阶层,因为他们有实力,组织成本低。 在这一历史阶段过出现利益集团强势越强,弱势越弱。当政府还没有下决心扶植弱势群体,以利益集团方式参加博弈以前,只能采用传统方式维持社会平衡,如采用行政手段直接帮助弱势群体,限制强势群体。比如总理亲自关心,通过行政系统为农民工索要工资,虽然不符合市场经济和一般法制,但的确是必要的。 我们谴责的应该是那些造成拖欠的人,“武文”不会把这类事情也列为“暴君与暴民” 互动,压迫了商人吧?

    近年来民营企业界成熟起来的最重要标志,是能够直接在理论和政策层面上,就其整体性利益发言,并聘用理论代言人在理论层面提出问题,除去官方渠道如人大政协,工商联,还广泛利用非官方渠道,如学术研讨会, 舆论控制,评选人物, 越来越复杂的公共关系活动。 很可惜,他们争取话语权的努力,一开始就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利用和控制,有些不但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激化了与政府和老百姓的矛盾,影响了自己形象。难辞其咎的,是那些花企业钱不心疼, 没有能力把事作好的“著名经济学家”,媒体的低层次吹捧,惟利是图的“中间人和策划人”,和那些想当企业领袖的风云企业家。。

    独立企业界在整体利益层面发言,大概有这样几次:

    第一,要求与外资同等的国民待遇。 要求政府放开能够放开的垄断领域。 要求完善服务如融资体系等,这是完全合理的。

    第二,2000年以来在修宪中,加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结果是,争取到公私财产同等保护,但“神圣”二字未能入宪。 因为“神圣”意味着不能追查财产来源,中国某些有钱人害怕的就是这个。 此次努力取得一定成果。

    第三次,通过新自由主义著名经济学家提出“赦免资本原罪”主张, 这次努力基本失败:政府没有采纳,社会舆论强烈反对,反而暴露了他们在理论上的无知,政治上的幼稚和狂妄。

    第四次, 2004年的 “郎顾之争”,背景是“国退民进”和国企改革中,某些民营企业家搞“资本运作”,是否侵害了国有资产问题。 这次大争论,从顾雏军告状,主要理论家争论,到一年后顾雏军被捕, 新自由主义全盘皆输, 抛开是非不谈,仅就谋划和策略, 顾雏军,张问奎等就犯了许多错误, 严重影响企业界整体利益和形象。

    第五次,房地产利益集团在全国范围内联络起来,维持房价,已具有影响全国经济宏观调控政策的能力。某些房地产商提出的问题也超出了房地产的范围,如“大多数人租房” 模式,这实际是一个在中国发展大房产主阶层的模式。

    5. “工商文明”的发展需要企业界自我反省与进步

    以上理论努力不成功,是否证明了武文“暴君加暴民” 打击工商文明的论断呢? 否。
武文言到:“靠以权谋私而变富的人,他们并不代表资本,不代表资本精神。资本是要发展的,发展要付出艰苦努力。只有那些组织了资源,增加了财富的人,才算是企业家。社会上一些人,总把真正的企业家和并非企业家的富人们混在一起骂,恨不得一起剥皮抽筋才甘心。难道把我们这些企业家剥了皮抽了筋,社会财富就增加了,就业就增加了?不会,中国只会更穷更乱更不公平。中国社会是一个火坑,里面有烧烤我们企业家的火苗子,里面有对生产发展和财富发展的破坏性心理和情绪,一种对中国发展完全不负责的仇恨。暴民和暴君的心理和文化还在威胁着我们。”

    这段文字是值得商榷的。 中国老百姓不是“仇富”而是“仇腐”,他们痛恨的,是那些“靠以权谋私变富的人”,没有仇恨真正付出了“生产性努力和技术组织贡献”的企业家。 社会上对于企业界的一般不满是存在的,主要是老板心太黑,对工人不好。生活奢侈而对社会捐赠太少,广泛偷税行贿。这些批评是有根据的,但不是“仇恨”。 武先生也在文章中痛加批判这类现象,为什么容不得老百姓在网络上批判呢? 希望你能够熟悉和理解网络上群众的情绪发泄,那是一个发言可以不署名字的地方,乱骂街的也就是那么几个人,多数帖子非常有水平,比正式的经济学家水平高多了。何况,网络乱骂也是没有正式发言权的结果。精英们应该善于从网络上看到人民对自己的真正反应,并且从正面吸取。

    不要误判中国形势,不要用历史上“暴君加暴民”的逻辑看现在,我不赞成武文的历史假设,比照今天更不合适。如果中国的精英包括企业界人士抱有这样的心理,就不可能认识自己的缺点,长期和大多数人民处于对立地位,就无法保持精英地位。 武克钢先生这次的理论努力,也可能因为这种情绪而受到影响,这和中国自由主义者在理论上批判“民粹主义”一样是理论误区。

    批判政府滥用权力是对的,但不能因此否定宏观调控和行政管理,不能把政府的角色单纯定义为企业服务。市场经济自身具有非均衡的性质,会自发产生垄断和泡沫,需要政府正确的干预,而不是片面要求政府退出。

    企业界最应该反省的,就是理论及理论代表人物的选择。 新自由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变种----权力资本瓜分理论,不仅毒害了政府官员,也影响到发展初期的独立企业界。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成为中国企业界选择的理论,无数教科书教给他们的也是这一套。 由于符合民营企业家受政府压迫的感觉,所以受到欢迎。 但是必须指出,自由主义在中国定位有误,一开始就有极为强烈的反政府干预,反“民粹主义”,反民族主义和反爱国主义倾向。特别是在经济方面主张权力资本化有极大危害。在他们鼓吹权力瓜分国有资产背后,实际隐藏着难以抑制的瓜分私有财产的危险。

    盲目接受全球化,反对国家保护,是另外一个误区,中国民营资本应该打起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旗号, 要求国家支持介入国际竞争,要求国家采购的公开与公平,争取从民营资本上升到民族资本。

    7.争取真正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利益集团,分为生产性和分配性两种,承认生产性的企业家集团的进步性,帮助他们的提高和发展,我与武先生,穆军先生,杨鹏先生是一致的。 我不一定提“工商文明”这个概念,是因为在历史观方面的分歧。

    生产性的企业家集团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企业家是难以代替的稀缺资源,特别在科技发明,技术诀窍和组织管理方面是如此。在中国特殊环境下,既不能全面追究他们的“原罪”,也不能公开赦免,需要以中国智慧逐步解决。 计划经济以国家为主体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不能否定,其建立的国防战略产业和科技研究力量,虽然在体制上不灵活需要进行改革,但仍旧是中国最主要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否定国家原始积累,主张以私人原始资本积累再瓜分一次,是中国瓜分派的主要观点,我坚决反对。 中国民营企业家先天资本积累不足,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不能采用新自由主义的弱肉强食理论。 他们需要国家的支持和保护, 需要与国防战略产业建立加工配件和共同研发的关系,国家垄断的行业需要向民营资本开放。为什么只说国家与民营资本矛盾的一面,不说一致的一面? 这就是理论误导。

    一部分民营资本对劳动者剥削太重,需要纠正。有缺点不足为奇,最危险的是被瓜分派的理论误导,当他们瓦解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同时,同样会瓜分私有财产,勾结国际资本打击民族资本。 因此民营资本应该把自己的指导理论加以调整。

    最后表示,我愿意和企业家合作,争取越来越好的发展环境,并且使自己迅速健康发展,逐步成为真正能够代表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明的利益群体。

结 论

     从新中国建立至今,我国的民营经济几经起落,民营企业家们也经历了多次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转变和社会地位的变动。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或得了复生,但是它的重新兴起也不是一帆风顺,经历了曲折的正名和走上正轨的路程,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下,民营企业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组织和治理的道路。如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已经成为新崛起的社会力量。

    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民营经济不单对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而且在我国的社会、政治、文化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民营经济的争论也从合法还是非法到要不要发展,时至今日,对民营经济的认识和研究早已跳出了其存在合理性的争论,而是如何使民营企业确立正确发展方向、如何规范其制度和行为,如何进行产业升级,如何从依靠出口变成面向国内需求,如何与国家战略企业配套与合作的问题。它到底需要一个怎样的工商文化去约束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是要继续放松对它的控制还是要更多地强调民营经济的责任和义务。

    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存在着许多缺点,需要提高,特别是要白头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从民营企业上升到民族企业。


    (三) 民营企业家的地位

    随着合法地位的确认和提高,企业家们自然要求更多的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机会,企业家地位的变化可以看成是企业家争取政治权力上的国民待遇的过程。进入新世纪,企业家们开始广泛地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自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建党80 周年大会上将民营企业主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后,党的十六大作出回应,把党章中党员发展对象里“其他革命分子”修改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虽然其中并未明确指出民营企业主可以入党,但大会通过报告列举了因社会变革而出现的社会阶层,就包括民营企业主。
2002年11月8日,十六大正式召开,江苏远东集团总裁蒋锡培等5名民营企业主党代表在北京集体亮相,民营企业家进入中国政治领域。各级党委开始有限度地选择优秀的“老板”加入执政党。

    2003年重庆民营企业家尹明善当选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家担任省高级官员的第一人。而当年一百多位来自非公有经济的代表、委员参加了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数量之多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之空前。2004年4月中央下发《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中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人员可以参加报考公开选拔。

    民营企业家从原来被动参与政治转变为主动参政,甚至有媒体惊呼“红色资本家”时代到来:泥瓦匠的儿子郭广昌创建了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复星系,其政治履历中填写着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曾经打铁的鲁冠球执掌着浙江万向企业集团,成功地当选了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从建筑工地上大品出来的广厦董事局主席楼忠福不仅是全国的人大代表,同时也是东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摆鞋摊起家的南存辉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参政。
2005年胡润对中国100位富豪进行了“政治地位解析”,其中全国人大代表9位,全国政协委员16位,占总量的25%。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总局和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近1/3的人希望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们渴望得到社会的理解和认可,参政意识强烈,希望能够同时肩负企业家、政府官员的双重身份,希望能够为私有财产谋求保护。

    企业家之所以如此积极得参与到政治生活中,与他们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有关,也受到了上世纪企业主由于权益得不到保障而多次承受政策的往复的影响。2002年6月《时代财富》刊登了《民营企业10大恐惧》一文,文章中提出了中国民营企业家所承受的压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所想象的承受能力。在众多的海外兵团面前,在政府行为面前,在不断变化的市场风险面前,在欲望膨胀的高层管理者面前,在不断变化的市场风险面前,在非正当竞争面前,民营企业家面临着恐慌:

    (1) 财富的忧虑,因为经典著作说的是资本家靠剥削生于价值致富的,然而传统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冲突。

    (2)劫富济贫,因为在当时民营企业家常常会遇到黑恶势力的敲诈勒索。

    (3)遭遇权势,1996年发生的震惊夫全国的“狮子楼事件”让企业家都心有余悸。

    (4) 不平等的罪名,造成民营企业家恐惧的原因是司法机关利用公权利对民营企业家进行迫害。

    (5) 地方政府失信,政府的不正当干预往往会使正在成长中的企业遭遇危机。

    (6)产权旁落,指的是地方政府利用各种手段让民营企业家丧失对企业的控制权。

    (7)误入陷阱。前些年由于中小民营企业的准入禁区多、门槛高、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骗子公司利用民营中小企业花血本走“偏门”的心理诈骗。

    (8)商业秘密得不到保护。董辅扔指出商业秘密和商业利益缺乏保障是民营企业最担心的问题。

    (9)知识产权的威胁,民营企业由于技术积累和开发能力薄弱,只能普遍防止国外的产品打开市场。

    (10)媒体伏击。媒体造谣中伤民营企业会给民营企业造成很大的威胁。

    正是以上种种的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促使企业家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多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去保障他们的权益。

 

 

第三部分

利益集团博弈与理论斗争

    什么是“成熟的利益集团”?马克思主义理论常说,工人阶级成熟的标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现,它使工人阶级从“自发的阶级”,变成为“自觉的阶级”。利益集团成熟的标志,是组织的形成,理论的成熟,公认代表人物的出现,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力,对法律政策的影响力等。

    21世纪以来中国强势集团迅速形成。主要有三大集团:垄断资本,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它们的发展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是新兴的社会势力,一方面它们与权力结合,有追求垄断和特殊利益的倾向。由于社会主义思想广泛深入人心,在文化“道统”和国家“法统”层面上有震慑力,代表特殊利益集团的理论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虽有强大的资本,权力和国际支持,但始终受到制约,不能完全控制舆论,这是中国社会优于西方的地方。

    弱势群体由于组织困难和政府限制,不能发展成利益集团,他们进行了无数的分散抗争,从上访到维权,受到各种迫害与打击,许多人处境悲惨。2007年河南母亲赴山西寻子,感动了记者,影响了社会舆论,引起中央重视,终于动用国家力量,全面扫荡骇人听闻的小煤窑奴工。有的采取了极端手段反抗,极大地震动了社会。6年以来出现大批记者,律师和文化人,通过诉讼,报纸特别是网络为弱势群体呼吁,维权活动非常广泛。

    代表弱势群体利益的理论和理论家独立发展,他们依据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引进国际社会主义新理论,出现了爱国主义和人民的理论思想家,通过网络产生巨大社会影响,与强势集团控制的“主流媒体”和主流理论,势均力敌。在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路线下,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强势集团的恶性膨胀。

    本部分列举一些重大思想理论政策争论,来说明新兴利益集团在中国的博弈。关于立法方面的争论,如物权法,劳动法,外资法,一律放到第四部分。房地产利益集团与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博弈,也放到“执法”一节,这是为了突出本部分的理论斗争。 因为理论斗争,是最高层面的利益集团博弈。

 

第八章 新富豪群体的产生与

谋求利益合法化的努力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社会结构的最重大变化,就是新富豪群体的出现。《2004年全球财富报告》表明,截止2003年底,中国内地富豪总数23.6万人,成为亚洲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百万富翁聚集地。拥有金融资产9699亿美元,直逼中国1.4万亿美元的GDP。30年积累这样大的财富,不可能不发生基本的合法性问题。

    据《环球时报》2009年6月29日转载外电,美林全球财富管理公司《2009世界财富报告》指出:中国富豪于2007年超过法国,2009年超过英国,全球第四,2013年可能超过美国。2008年全球净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豪大减15%,为860万人。一举跌回2005年水平,失去了20%财富。

    “净资产”指不包括主要住宅、汽车、收藏品等非流动资产的可供投资资产。总体财富缩水19.5%,降至32.8万亿美元,净资产3000万美元以上“超级富豪”损失更大,人数减少24.6%,财富缩水23.9%。美德日富豪占全球54%,美国占2008年全球“高净值个人”总数28.7%。2009年美国减为250万人,下降18.5%。地产业崩溃让英国百万富翁的数量急剧下跌26.3%,香港富豪大降61.3%。印度“高净值个人”2007年比2006年增多22.7%,但2008年减少31.6%。

    中国内地高资产净值人数下跌11.8%,至36.4万人。按人口平均计算,中国百万富翁人数落后于许多国家;按绝对数不到德国一半。但金融危机对中国富翁影响不大,82%没改生活方式。未来6个月至一年将摆脱金融危机,重回高速发展,数量回归指日可待。有关社会不公平的争论更加激烈。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在中国不断上升。

    财富过度集中让人担忧,中国是世界奢侈品销量增长最快国家,富人挥霍程度让人震惊。有大量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最新的数字说,中国0.4%家庭有70%国民财富。但是中国富人水平不高,捐赠很少。10年来美国富豪慈善捐赠总额2000亿美元,首富比尔。盖茨捐出全部个人财富,巴菲特捐出了 85%。

    30年聚敛巨额财富又不捐赠,富豪集团毒化了社会风气,加剧了各方面的腐败。他们得改变到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认同,特别是得不到社会舆论的尊敬。这就与他们的经济实力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于是为了他们争取合法性的思想和理论斗争随之发生,这是中国富豪集团向成熟的利益集团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巨大社会冲突,其前途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一. 权力资本恶性膨胀与分配性利益集团

    富人的出现在改革初期有正当性,为了打破平均主义,从利益上调动大多数人的劳动积极性,符合邓小平“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基本改革战略,但邓小平“以正当手段致富”的思想始终不能贯彻。迅速暴富,难免使用不合法手段, 主要是利用权力,利用市场经济的特点,和法律不完善的灰色地带。

    1994年我提出“超越左右翼”。1998年我在《中国改革报》和《管理世界》发表长文《中国的危机与反危机》,指出渐进改革的路径是权力资本化,基本矛盾是权力资本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计算了“权力变资本”的数额, 经过农业资本,商业资本,生产资本几个阶段,20年大约20万亿人民币。还没有算以后的金融资本(金融股票与房地产)。《中国改革报》的一位副主编因此获罪被迫提前退休,我向他表示诚恳的感谢。

    在我的研究里指出,中国改革的起点是权力,而市场是权力创造而来。权力创造市场的第一阶段,在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时,有20亿集体财产落入部分农村干部手中,这是邓英淘很早就计算过的。

    第二个阶段是商业资本,20世纪80年代商业、外贸和旅游的回扣。20年国内商品零售总额20万亿人民币,以10%提成,是2万亿。外贸总额18万亿元人民币,提成也是2万亿。由国家垄断形成的贸易渠道转为私人渠道,有4万亿财富转移。第三个阶段是以生产资料双轨制为标志的生产资本,腐败加剧到直接依靠审批权获得个人好处;20世纪90年代初期每年正式的双轨价差是700亿元人民币,5年3500亿元,10%提成是350亿。

    第四阶段是1992年以后的金融资本阶段,从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证券市场的操纵到房地产泡沫经济,保险业,基金业,产权交易与重新界定,计划利率与黑市利率长期并存,贷款权力的使用,每一个金融创新都伴随着极大的利益分配,动辄数亿数十亿,到1998年,估计财富转移不下于10万亿人民币。

    加上其他种种以权谋私,收取贿赂,估计在中国改革转型期20年中,权力资本给少数人带来好处不下于30万亿。这还没算国企改革,审批土地和上市公司,2000年以后的房地产8年高潮,没有算司法,教育和医疗腐败。这个数字惊动国内外舆论,马上被封。这是一篇被社会各界和左右派都认同的文章,也是我1000篇文章中最好的一篇。

    后来,吴敬链把寻租理论介绍到中国。许多人计算了“租金”数额;胡鞍纲出了一本反腐败的书,计算的腐败数额比我的大许多;后来又有杨小凯关于“权贵资本主义”,“坏资本主义”之说,之所以流行甚广是因为与国际主流经济学接轨。我仍旧认为我的“权力资本化”的说法,最为准确,但是越来越多的说法出现,在客观上也减轻了对我的压力。

    2003年以后,在人民币升值与国际投机资本流入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超过11%,实际速度可能还要高出两个百分点,至2007年到达历史顶峰。货币财富大爆炸,股票和房地产高潮,股权买卖,又制造一大批富翁,利益分配的差距仍旧在扩大,外国资本,投机资本,垄断资本拿大头。长达8年股票和房地产高潮,人民币升值,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也升值。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出现,中国经济却能够保持8%的经济增长率。但经济增长的好处分配不均衡,这就必然继续扩大贫富差距。

    2006年11月10日,高辉清等三人在《改革内参》发表《2004年我国租金价值5万多亿》一文,认为由于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大体是由行政力量决定和配置,由此形成了市场配置体系与行政配置体系的双轨,形成了巨大的租金空间。该文对进出口许可证差价、土地差价,资金差价等项目的租金空间进行了核算,结论是利率差为6526.9亿元,地价差为5285亿元,垄断行业租金2125亿元,国有企业应当未交税金3717.7亿元等。全部租金为56952.9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现价比重的35.64%,相当于1.8个财政。2004年有5万多亿元特权收益,被各部盖红章给分了,这笔钱没有进入国库,被垄断官商利益集团给分了。这就是每年“不公平的化公为私”的大体资金数目。国有垄断企业及围绕它们的私利群体,是吞食全民财富的最大的黑洞。对此,郎咸平发出了“黑领阶层出现”的警告。

    政府也没有吃亏,税收增长率年持续超过 30%。1990---2006年,我国GDP 增加了10。3 倍,农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 4。23 倍, 城镇居民收入增加了6。79 倍,而财政收入增加了12。2 倍。 政府开支急剧扩大,豪华办公大楼遍地开花。 仅公务车一项, 2007年522万辆,一辆车年开支20万元,总费用上万亿。中产阶层和大多数人发展有限;劳动阶层的名义收入也有提高,但这是在经济繁荣时期,扣除物价上升因素,实际收入提高有限。

    另人担忧的是,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开始扩大,远远超过了工资性收入的差距。 2003---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平均年增 11。2%,而财产性收入年增 24。5%,2007年有的地区超过 100%,这还不包括“权力性收入”。有研究指出,我国收入最高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 家庭只占 1%,这还不包括没有登记的收入和财产。

    2005年基尼系数已超过50%。10年前陈宗胜就有估计,如果计入灰色收入,贫富差距还要扩大10个百分点。不动产大幅度增殖,急剧扩大了居民资产收入,中国收入分配继续恶化。

    目前的腐败在继续发展,几乎所有资源都被转化为资本,所有权力环节(包括教授们的评审权,学校的招生权,杂志的发稿权,网站的发帖权,医生的开刀权)都出现普遍贿赂,并被人继续设计出更多的环节用以寻租。2009年香港媒体宣称大陆 91% 的富翁是高干子弟,或和他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裙带关系。我在11年前所说的权力资本化,已经没有人怀疑了。

    即使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针,国家加大反腐败力度,多方面进行利益调整,中国在经济特殊繁荣时期,贫富差距扩大的总趋势没有得到扭转,这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国家与社会的正义力量,不能有效调整和控制资本与权力相结合的力量,特殊利益集团在膨胀。如果不能有效地进行遏制与平衡,将进一步影响决策,无论是经济繁荣还是衰退,总是他们得利,这样下去最终会造成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全面危机。中国也可能最终发生经济崩溃与社会全面危机,走上拉丁美洲那样的社会两极分化,危机频繁的道路。

二. 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权力资本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

    我在1998年文章中进一步提出:权力资本化虽然在一定时期难以避免,但同时也受到制约,因为国家“社会主义道统”不可能有根本变化,虽然有人“与时俱进”,不断做出新的解释,直到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几乎成为新兴暴富集团的理论资源,但想在官方意识形态中为“非法”暴富公开辩护是不可能的。于是,权力资本化的现实就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生矛盾,这一矛盾是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这是更重要的分析。

    所谓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皆集中与此。本书提到的关于“原罪”,“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争论,修改物权法的争论,直至党中央“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路线的出台,都是这一基本矛盾发展的产物。从利益集团形成角度,没有理论支持,就没有存在的合法性,在权力资本化过程中出现的新富豪群体,需要舆论支持特别是理论论证。人是需要“名分”的,如何把新产生的社会阶层纳入现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中国理论斗争的重要背景。要求把自己的行为合法化,是新兴利益集团形成的最重要标志,这并不算错。问题在于,他们寻求合法性的努力,被新自由主义误导,没有走向爱国主义,民生主义,而是走到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路线,与大多数人民利益不同的方向去了。

    新暴豪群体及其理论家,一直从邓小平思想中为自己寻找合法性根据,没有成功。比如“让少数人先富起来”。邓小平是有前提的,致富手段要正当。1992--1994年,近90岁高龄退休之际,他已有了新的考虑,他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几段,都是强调要搞社会主义。在小平的概念里,两极分化属于资本主义,是我们一定要防止的。小平甚至提到,如果到20世纪末仍旧不能控制两极分化,那么就说明改革开放失败。这是正式载入《邓小平年谱》的,其主任滕文生送我一套,并亲自划出了有关段落。脚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36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邓小平年谱在2004年公开出版,为我们完整地理解邓小平思想,调整利益格局提供了依据。邓小平30年前要求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现在我们应该历史地,全面地理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邓小平晚年关于缩小贫富差距的讲话,给自己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但他的思想至今没有得到公开传达与贯彻,报纸上也没有公开发表。以后两极分化大幅度扩大,有一定客观依据,即中国改革进入存量改革,6000万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工人下岗。但国家政策也有偏差,对改革的受损者补偿不足,在理论上不承认历史补偿的必要性;政府逃避责任,简单地把社会保障市场化,搞什么“买断工龄”,对于强势集团趁机攫取国民财富则控制不力,纵容他们,并且有大量分散化和权力与资本共谋。

    新富豪群体的非法所得部分不能从邓小平思想中找到自己合法性的根据,于是就有新的理论家出现,帮助他们制造新思想。包括:理论方面的“原罪论”,“仇富论”,“新阶层论”,法律方面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善意取得与占有推定”等。

    第一,从历史角度,盲目歌颂“新阶层”崛起,掩盖致富手段的区别。暴富按其手段,有合法与非法两种,任何法律在条文上都从来不可能公开宣称“保护非法所得”,只是在法律条文和原则上,大部分非法所得无法举证,无法追溯,无法执行,在法律上默认就是了。

    中国改革的最大特点,就是有极广阔的“灰色地带”,合法与非法分不清。 渐进改革前期的特点,不是依法推行改革,而是鼓励“ 摸着石头过河”,胆子大的敢于突破就成功了;有人成功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东窗事发”,又被审查判罪。也难怪这些人惶惶不可终日,发牢骚说自己“有原罪”,要求国家大赦。

    中国改革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容忍腐败和违法,就是因为改革初期在无法可依,先行动后立法,先突破后规范,先赚钱后定产权。立法可规范以后的行为,但如何追溯以前的行为?在20世纪80年代的主要问题,出现许多机械执行旧规则,错误打击改革者的事情,比如处分海南的雷宇就是错误的;而处理云南的储时健过重。当时需要保护企业家和改革者。历史将证明,中国改革历史上出现的大多数“违法违规”行为,实际上是无法追查也没有必要彻底追查的。

    对新富豪群体的违法问题,国家最后追溯和惩办,也只能限于那些在任何时期都被定义为非法的行为,比如贿络,抢劫,携款外逃等;且需要有人提起诉讼并举证。现在暴露的问题只是一小部分,而且许多是由于内部分赃不均自己揭发出来的。国家只要坚持在法律上“无罪推定”,不搞群众运动,依据法律程序审查,大多数改革以来的违法行为就不可能被揭露,在一定时期以后无人追究,实际上就等于被“赦免”了。非法暴富的大量财富已转移国外,在国内不可能登记,这就相当于“不公开地赦免”。

    我一直建议“低成本反腐败”的两项措施,无非就是对1995年以后国有资产改革中大量流失,清查退赔,对于当事人的刑事处罚可从轻,只要求他们退还不当得利就可以。要钱不罚人,已经是非常宽大的了。第二项是进行财产登记,征收所得税遗产税,捐赠免税,用一代人的时间去化解社会矛盾,缩小贫富差距。

    第二,从税收角度批评政府对富人照顾不够。

    2008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玖龙纸业的张茵作为女首富,提出富人税率太高。但据学者罗婵研究文章,2006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为2095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7.3% ,(1994年这个比例为1.4%),与英美等国家相比,比例相当低。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负担普遍要高于发展中国家。高收入者是美国个人所得税纳税的主体。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所交纳的税款每年占美国全部个人税收总额的60%以上。美国采取个人报税制度。每年4月15日是美国人申报上一年收入和纳税情况的最后截止日。

    中国富人纳税很轻,税收征收监管不严,漏洞大。2005年,财政部检查39户房地产开发企业,共查出资产不实93亿元,收入不实84亿元,利润不实33亿元,39户房地产企业会计报表反映的平均销售利润率仅为12.22%,实际利润率高达26.79%。部分房地产企业存在严重偷漏税,少数企业通过虚构业务、编造合同等手段骗取银行信用。部分会计师事务所特别是中小事务所内部质量控制薄弱,存在审计程序不到位甚至故意出具虚假审计报告的情况。按照中国税收的“国情”,由于普通存在的偷税漏税,富人个人所得税45%的税负,交一半便谢天谢地。国外富人并非个人所得税,还有遗产税,高额资本利得税。

    张茵避开这些因素不说,只说我国个人所得税率高。她三个提案都是为了维护她所在的富人集团利益与行业利益。在利益博弈中,她的提案损害的分别是国家利益(减税负与国家为企业购买进口环保设备埋单)、工人利益(劳动合同保障),增益的是自身利益。这三个提案,尤其是进口环保设备要政府部分埋单,逃避企业的社会责任,这是很错误的。

    三,从监督角度,抵制“阳光法案”。

    2009年两会关于财产公开的呼声甚高,温家宝总理公开表示先在一定级别的公务员中实行,这是极不彻底的,因为没有相关财产的实名制度,管不了财产的转移,但毕竟为规范社会财产关系开了一个好头。

    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是连这样温和的建议也难以推行,这说明,富豪群体中间一部分依靠非法手段暴富的人,已形成特殊利益集团,有他们的利益代言人。他们想要的是:公开地维护非法利益,正式地把非法所得变成合法。这是不能允许的,国家不是要追究他们,而是不能给他们合法性,以防止极坏的示范效应出现。如果大家看到不择手段得来的财富在20年后可公开赦免,那么年轻一代将向他们的前辈学习,各个权力部门将会越来越大地卷入赤裸裸的瓜分,腐败将无法控制,权力重复设租寻租,进一步出现连锁危机和循环式剥夺,这样,谁的财产也保护不了。

    第四,从立法角度,提倡“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公私平等”。

    这种论调似乎是为全体私有财产的所有者讲话,实际上主要是为最富有的人讲话,特别是维护他们非法暴富的那部分利益。讲“神圣不可侵犯”,就意味着不可追查来源。这种神圣性对于国家财产和公共财产是可以提的,也只能限于政治意义。国家最初财产来源于革命的成果,这是肯定中国革命和国家的基本合法性,不意味着在市场经济领域里,国有财产地位可以高于私有。对于“公私财产完全平等”的提法值得商榷,在宪法与政治层面,是公共财产与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在市场经济范畴,则应公私平等,这样与左右倾都划清了界限。

    左右派长期争论的“公与私”谁高于谁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已不是真问题,以意识形态之争掩盖利益之争,是以假问题掩盖真问题。真问题是什么?就是在私有财产里面有一部分非法所得,在理论上能不能追查来源,在法律上如何确定追溯期。

    第五,在文化上制造“仇富论”,为富豪群体制造假想敌,以强化自己狭隘的集团意识。有些文化人不断对老板们说,不得了啊!共产党的党章还没修改啊!他们随时都可以共我们的产啊!我们共同的敌人是中国老百姓,他们天生仇富啊!是左派理论家在煽动老百姓啊!这是“民粹主义”啊!

    其实大多数老百姓所痛恨的,社会舆论所批判的,并不是一般有钱人,而是依靠非法手段暴富的人,如赖昌星、杨斌、仰融、余振东、周正毅、国洪起等等,特别是巨贪高官。近年殒落的富豪榜前50名富豪资产总额700亿,有一半逃往海外。这些富豪们的发迹史冲毁了中国人千年形成的“应得之物”信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信条,造成广泛的相对剥夺感(姚洋,2004)和社会不公平感。

    富豪群体社会形象不好,一些人行事张扬,骄横拨扈,花天酒地,口出狂言;对社会公益事业冷淡,不重视企业社会责任;接连出现豪华车撞人等恶劣事件。虽不是大多数,但少数代表人物的行为是有代表性的,主要责任在他们自己,而不能归咎于中国社会的老百姓“仇富”。

    经济极其繁荣的这几年,蛋糕做大了,但并没有上二第秒斤都吃得上,被富豪和官僚毒化的社会气氛并没有好转,恶性事件连续出现。杨佳杀6名警察,邓玉娇杀腐败官员,通化钢铁厂工人打死兼并者派来的威胁他们,要他们下岗的狗腿子,都是暴力杀人,却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叫好。

    黄纪苏在2009年8月5 日发来一文,说有两个中国,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恶性事件接二连三,测量社会断裂程度,数月前酒醉阔少飙车将斑马线上行人撞飞的场面,今在杭州原样重演,成了阶级现状的保留曲目。巨大成就代价惨重,暴富阶层嚣张,官僚集团腐败,知识精英没样——穿名牌、找情人、骗课题经费是这群苍蝇凑成一团时永远说不腻的话题。看电视用手控板换十个台,六个台都是无聊影视明星讲述快乐时光。有个女演员正在说她家的露天游泳池,说她的可爱小baby,说要让小baby在游泳池里学游泳。这样的豪华人生与月薪只剩一二百元的通钢工人之间的那道深沟巨壑,足以让社会凝聚、国家认同粉碎。在欢声笑语的崛起中国身旁,还蹲着一位面无人色的绝望中国。

    在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今天,富豪阶层应该低调做人,不敢猖狂,怎么能够听那些想从他们口袋里拿钱无耻文人,在他们面前骂老百姓仇富呢?他们的代言人越这样说,和中国老百姓就越对立。围绕新兴富豪群体争论的实质,主要不是老百姓的“仇富”的社会心理,也不是左派理论家的民粹主义,而是在中国要不要区分致富手段,要不要追溯非法暴富行为,用什么方法追溯,要不要对他们保持社会舆论压力的问题。

三.公开挑战社会主义道统之不可行

--------“赦免原罪论”的破产

    “赦免原罪”论的两次推出,两次破产,集中表现出分配性利益集团的理论努力,及其不被中国社会接受的现状。关于“民营企业家有原罪”的问题,在提法上就有误导,就是把“新富豪群体的非法行为”改换为“民营企业家的经营行为”。这恰恰不是“左派和民粹主义者”提出的,而是富豪代言人提出来的。他们在十六大前提出“我们自己有原罪”,是很猖狂的,是公开向党中央逼宫。他们将非法暴富这一具体法律问题扩大化,转化为对新富豪群体的评价,把对非法行为的评价,转化为对民营资本家的历史行为评价。把民营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视为中国改革的最核心内容与最伟大成效,确立民营经济等于改革,大家都有非法行为,有原罪,不赦免原罪就是否定民营经济,反对改革这样一系列命题,引起民营资本家的忧虑。他们要求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学历史上“大赦天下“,正式宣布赦免改革期间所有的非法暴富行为。

    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是2001年河北省委、省政府以省委冀字(2004)1号文件批转了省政法委出台的《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这在立法上是违宪的。第7条规定,“对民营企业经营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河北省政法委政治部解释说,之所以对法律规定重申,主要是为了防止一些执法部门对民营企业的经营者存在这样那样的偏见,对法律明确规定不得查处的超过追诉时效的案件,忽视或故意不审查追诉时效,仍立案查处,启动刑事追诉程序,等到问题查清了,才发现已经超过追诉时效。

    两会期间几名法学界政协委员称, 河北政法委的文件当中,对有关民营企业犯罪问题过了追溯失效的规定, 实际上并不是离开法律擅自作的规定,只是对我国法律的重申, 没有不妥之处。 河北豁免民企"原罪"是一大进步,是对民营企业进行合法保护和尊重民营企业合法权利的一种现实路径选择。争论的关键是民营企业在它发展初期,在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犯罪问题已超过追诉时效, 是否还要进行追究。

    2006年各地“首富”有因经济违法被惩处,引起不安。工商联和统战部的领导出来宣布,他们没有原罪。舆论集中宣传“新社会阶层”,大力宣传他们为社会所做的贡献,创造了多少GDP 和税收,解决了多少就业等等,仍旧不区分致富手段的合法与非法问题。

 

案例:2003年“分利联盟”的设计与破产

    2002年11月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所完成的历史任务,是党内最高权力的交接。国内外新自由主义势力利用这一机会,策划分利联盟,企图直接把国有财产以合法形式送给经营者。其代表人物就是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集团培养的,香港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五常。

    张五常20世纪80年代非常火红,积极鼓吹价格闯关,90年代被禁入境。2002年春天,突然由国资委研究所组织报告,媒体大肆炒作,到处做报告形成“张五常热”。他翻来覆去就是两句话:

    第一句,“马克思主义已经进了棺材,我是来钉最后一颗钉子”。在共产党马上就要召开代表大会,而且是进行最高权力交接的时候,如此赤裸裸猖狂地进行攻击,其含义是非常深刻的,就是公开打击共产党的基本合法性和组织原则。

    第二句,谈到国有企业改革,他提出一个成本最低的方法,“把它送给现在的经营者就是了。”

    不要小看这项建议,它与所有私有化建议都不同,不是鼓吹正式平分,也不是容忍非法流失,而是:正式,合法,公开地送,送给少数经营者。

    问题在于送给经营者以后,他是不敢独吞的,必然要再分送给各权力部门。国有资产这样送了,还有事业单位,还有各单位的小金库,还有党产军产,非常多“产权不明”的财产,掌握在经营者手里,他们现在只有经营权没有所有权,不能变成自己家庭的遗产,一旦退休,财产控制权就转移。张五常的建议,表面上是公开把国有财产赠予经营者,其实,等于开启一场针对国民财富的权力大瓜分。不仅中国老百姓没有份,在权力部门之间也摆不平,最后形成权力争夺难以避免,整个中国,可能随着这场血腥的权力瓜分而瓦解。这是一个非常恶毒的策划,鼓动权力部门成为巨大的新“分利联盟”,从瓜分国有财产开始,扩大到国民财产,最后导致巨大的金融危机,出现颠覆性的财产再分配。

    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程恩富等人对张五常早有批判。我在2002年夏天发表文章,《张五常热的核心在于以殖民地经验误导中国》,引起了有关部门重视,下令停止媒体炒作,但也不准继续批判张五常。2003年春节前后,张五常突然被美国法庭以11项偷税罪判刑87年,没收全部财产1亿美圆,"张五常热"以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的闹剧收场。 对策划分利益联盟的瓜分派来说是一场大失败。张五常本人身败名裂,但国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仍然奉他为座上宾。特别是他提倡的“权力瓜分论”并没有受到社会批判,有“大人物”亲自出面保护他。张五常代表的不是他一个人或一个学派,而代表一种以权力瓜分国民财富的倾向,他企图通过这样的公开瓜分方式,在中国形成一个新的“分利联盟”,这将是一个巨大无比的联盟,其要瓜分的利益从国有企业开始,将蔓延到整体国民财富,凡有权力者都可能获得巨大的财产。这样的“分利联盟”在中国有社会基础,并没有因为张五常的可耻结局而收敛。

    趁新的一代领导人立足未稳,各地方瓜分国企静悄悄地在中国出现。一场新的理论风暴又开始酝酿。

    2004年8月20日,我在南京参加"东部战略研讨会",接到几个记者电话,希望我们声援郎咸平,他质疑国有资产流失遭到顾雏军起诉,呼吁国内经济学界支持他。许多媒体(例如《北京晨报》)也专门发表评论,把国内大多数"主流派经济学家"的保持沉默,称为"集体失语",并"敲打"经济学家良心。顾雏军在香港起诉郎咸平是非常愚蠢的,为媒体扩大了传播空间。个人官司不但吸引大众,而且少受限制。记者反应,京城各位"著名经济学家"对此事态度恶劣,善者以没时间或不懂为托词,恶者则说郎咸平不是经济学家,不知道这个人云云。

    虽然我早已经被"瓜分派"列为另类,被许多媒体负责人做为"新左派"而加以限制,虽然我已正式宣布和经济学主流派恩断义绝,自称"非主流",但我还是替中国经济学界感到耻辱。他们"以沉默封杀对手"的手段,我太熟悉了。对于MBO之类的瓜分国有资产,更是讳莫如深。几年来大家不断听说各地在分国有资产,不断爆发工人抗议,就是不见主流媒体报道。

    是我策划的支持郎咸平。由人民大学毕业生邵振伟直接联系,会议地点安排在搜狐网。《中国青年报》记者把这消息于8月24日上了网站。以后三天数十名记者询问开会事宜,搜狐网在27号晚上有所退缩,表示不作发起单位只提供场所。我和邵振伟商量以他个人名义充当发起人,与乌有之乡范景刚联合主办。有报纸报道:"一神秘人物宣布自己为此次会议的发起人,引起轰动。"搜狐网只报道郎咸平,我们发言的全文发表在乌有之乡网站。 我们商定了临时转移方案,如出意外,会议就转移到我家里开。在改革开放30年以后,开一个讨论公共问题的会议,居然要准备接受这样的打压,这究竟是什么专政,谁在专政啊?

    8月28日下午开会,郎咸平公布了请而不到的"主流派"经济学家名单。这也是双刃剑,一方面表示对主流不满,一方面与非主流划清界限。会上他表示自己是主流,要以在国际刊物发表文章确定学术地位,引起了我的反驳。

    随后几位"非主流"经济学家左大培,韩德强,杨斌发言维护国有企业制度,主张强化管理监督。国资委宏观部部长赵晓没有参加会议,写了发言稿痛斥郎咸平不了解国情,破坏改革大局,"好象一头公牛闯进了瓷器店"。"国资委企业部部长,反方代表张文魁单刀赴会。他的参与得到我们鼓励和善待。当时的情势张文魁是满意的,但会后又为顾雏军单独举办讨论会进行宣传。

    为避免舆论一边倒,最后我做中性发言,重申组织这次讨论会的目的在于打破经济学"主流派"话语霸权,创造平等自由的对话平台,这比压倒对方观点更加重要,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

    针对上海《外滩画报》记者挑衅性的提问(郎咸平是不是和新左派合流了),我否认自己是新左派并指出,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论,是为打击不同意见制造的概念,是政治帽子,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能准确地概括中国的真问题。我肯定国有企业需要改革,但不能被权力瓜分,建议暂停MBO,把国企出路定位为"国家战略产业"。

    8月28日.会议打破了经济学主流派的封锁,把学术争论通过网络扩大到全社会,形成全民自由讨论公共政策的高潮,一个月之内有400多学者发表了意见。我继续扩大战果,邀高粱到乌有之乡对话,邀王小东和韩德强到新浪网对话,由左大培联系10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发表了联合声明,支持者还有张勤德,苏铁山和大量网络思想家,民间的狙击力量及其强大,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在关键时刻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

    8月28日研讨会促使自由派内部分化。自由派经济学家大多数没有发言,一般自由主义学者与经济自由主义划清了界限。当时有老资格《南方周末》记者鄢烈山,自由主义理论家秦辉出面批评权力瓜分。以后出现的政治自由主义和维权主义者,大多数都反对“权力瓜分论”,这说明,一般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特别是权力瓜分主义划清了界限。我把这次事件称为中国左右翼学者联合反对腐败的第二次重大成果。第一次是1998年联合支持何清链,第三次则是自由主义者在2008年,支持我反对学术腐败,反对我的单位对我进行停职反省。

    有许多朋友一直反对我自称经济学非主流,他们说,社会主义是主流,为什么要自我边缘化?我的意思是,市场经济下国际经济学主流是西方经济学,中国改革以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为指导,在改革初期没有方向错误。但在十六大以后,一个最危险的“分利联盟”产生了,他们不仅默认而且主张正式在中国实行权力资本化,成为"权力瓜分派",这已不是一般的新自由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在2004年以后权力瓜分派彻底暴露,成为全民批判的对象。一场旨在以权力公开瓜分国民财产,培植新的“分利联盟”的阴谋终于破产。

    历时一个月的大辩论,是人民群众与爱国主义学者相结合,依托网络,取得1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大胜利。大辩论与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配合默契。与两年前"张五常热"的闹剧相比,这是一次列入史册的喜剧。

    “权力瓜分派"总结教训,把这一个月讨论归纳为:学术界新左派利用网络煽动"民粹主义",与新中央领导形成互动,搅乱思想,干扰了改革大方向,改革出现了危机,他们要把2005年定为"改革年",实质是抵制中央新领导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组织利益集团。"权力瓜分派"许多人是80年代参与改革开放的,许多人信奉哈耶克,痛恨集权官僚体制,崇拜西方人权自由,为推进市场化改革,他们最后竟然选择权力瓜分的道路,准备把国有企业送给经营者,然后低价卖给国际资本,转变自己的身份。但瓜分国有资产的策划既然被揭露,就很难再推行。2005年顾雏军被推上法庭,这场大辩论以人民全胜而结束。
我和韩德强在2005年提出"新改革开放观",我的意见是: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但是改革要注意公平,开放要注意安全。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年,新兴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极力重复“伟大成就“,但社会舆论反映冷淡。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对于改革开放的真正肯定,或者大家回忆“我但是干了什么,有什么贡献”,全部集中于1995年以前。对于 1995年以后的改革,没有什么人出来邀功。

    真正人民群众对于改革的总结,在2003年SARS以后就开始了,在2005年结束。涌现出大量的网络思想家理论家,坚决揭露和制止改革中的权力资本化和开放中的买办化,促使中国遵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向发展。至于中央什么时候承认这样的群众性总结,我们也不着急,因为“历史是人民写的”,我相信这条基本真理。

    胡锦涛总书记在 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既不能走老路,也不能走回头路。2004年以来“权力瓜分派“策划分利联盟的企图失败了。

 

案例 陈国军之死:

作为弱势群体的工人依靠什么表达话语权?

    7月24日,在“国退民进”的改制大潮中最极端的一幕不幸发生:吉林省属国企通化钢铁集团近3000名职工集会抗议知名民企建龙集团入主,竟将后者委派、刚到任的总经理陈国君围殴致死,集团子公司通化钢铁停产11小时。

     医务人员和警方数次试图解救陈国君,均被人群堵在外面。吉林省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省国资委主任等领导带队到达通化钢铁,亦无法救出陈国君。直到吉林省国资委宣布,重组方案永久作废,职工抗议方才结束。

    通钢集团是吉林省最大省属企业,具备年产钢700万吨的生产能力。省国资委副主任王喜东介绍,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应对通钢集团当前的经营危机,加快通钢集团大型化改造,吉林省国资委经与众多战略投资者近4个月的商谈,对多个方案反复论证、研究、比较,最终经各主要股东同意,在通钢集团2005年已实施改制的基础上,由第二大股东建龙集团对通钢集团进行增资扩股,并控股经营。建龙集团是国内规模较大、具有较强实力的民营企业,第一次参与通钢集团重组以来的三年中,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有关方案经由吉林省政府多次讨论、慎重研究,认为建龙集团增资并控股通钢集团的方案既有利于化解通钢集团当前经营困难,又有利于通钢集团的长远发展,有利于实现省政府确定的通钢集团千万吨钢的发展目标,符合通钢稳定发展和全体职工利益的要求。

    王喜东把事件归结为少数人闹事,对工人不无污蔑之言。他说,个别内退人员及退休人员制造谣言,利用一些人员特别是非在岗人员“国有情结”较深,对通钢集团现状与长远发展特别是即将实行大型化改造需要大量资金所面临困难不了解的情况,激化企业原有矛盾,鼓动一些不明真相人员,在通钢办公区内聚集,人员一度达到千余人。他们冲击生产区,堵塞原料运输线,造成部分高炉休风。有些人挑拨、煽动群众不满情绪,将矛盾集中在建龙集团派驻通化钢铁股份公司总经理陈国军身上,对其进行围堵,将其打伤,并作为人质挟持。

    在此情况下,建龙集团提出立即终止执行增资扩股方案。吉林省政府工作组考虑为尽快救出被扣押人质,保护其生命安全,防止事态扩大,同意终止实施建龙集团增资扩股通钢集团方案。但极少数人在通钢焦化厂宿舍逐室搜找到陈国军后,对其进行殴打,并继续煽动不明真相人员,对宿舍及抢救道路进行封堵,不准医护人员进入宿舍对其进行救治,阻止公安民警对其救援,并向劝说人员投掷砖头、瓦块。经吉林省国资委、通化市政府主要领导向围堵群众宣布终止建龙集团增资扩股决定,让大家放出人质,退离现场后,大部分人员离去,但仍有少数人员不准进室救治已经奄奄一息的陈国军。在此情况下,有关方面强行进入通钢焦化厂宿舍,将陈国军抢救出来。当日23时,陈国军因抢救无效死亡。 事件发生后,吉林省采取了一系列善后措施,缓和相关人员情绪,连夜通知陈国军家属赶到通化,同时,按照家属的要求,协调通化市政府安排相关事宜。对打人致死的具体情况,公安机关正在进行深入调查。
此事引发了社会大讨论:

一.国企职工为什么如此激烈反对民企的兼并重组或控股,陈国君要求复工的主张何以激怒工人引来杀身之祸,

国企背后的地方政府究竟应在企业经营管理、乃至重组中扮演什么角色?

    越改制越吃不上饭,建龙通钢宿怨由来已久。据披露,建龙与通钢间的“恩怨”由来已久,这次建龙集团重组通钢集团是在吃“回头草”。导致陈国君之死的直接导火索是7月24日前一天,从长春通钢集团总部传来建龙二次入主通钢,并持通钢集团65%股份。

    2005年建龙曾入股通钢,金融风暴后企业亏损,建龙从通钢撤股。2009年6月通钢盈利6000万,离开3个月的建龙杀“回马枪”,再次入股通钢并绝对控股,宣称大幅度裁员,激起工人及家属愤怒。企业亏损的时候撂挑子,而国企走出阴霾又回来了,这个结局哪个国企职工会接受?(甘肃《西部商报》)
通钢职工的愤怒不是没有道理的。3万职工,管理层与职工之间的矛盾,主要集中在“薪水过低、频繁加班、职工福利”等方面。2005年通钢改制后,工资没有上涨过,反而一降再降,“厂里越改制越吃不上饭”。去年企业亏损,一再限产,职工工资从2000元减到每月人均300元,工作27年的退休职工在去年底,一个月只200块钱收入。

    “厂区及职工家属区乃至整个通化市二道江区的供暖都无法供应”,作为总经理的陈国君,据说年薪高达300万元。(浙江《青年时报》)

    重组过程中,谁也没有与通钢职工沟通,信息不公开、利益不均衡,他们在事件末尾忽然出场,为重组画上了一个血淋淋的句号。(美国《侨报》)

     新任总经理被打死,“让工人全下岗”激化矛盾

    7月24日早是陈国君上任通钢公司“总经理”的第一天。近3000名在职员工及职工家属在通钢办公大楼前集会,并高举“建龙滚出通钢”等标语。陈国君进入“老焦化楼”想安抚工人,职工及家属已封堵铁路运输线,他们听说陈国君在这里,就冲了过来,用暖气片撞开了二楼的防盗门。

    会议室里,工人们高喊“建龙滚出通钢”,要求陈国君离开,“通钢的事情与你们无关!”陈国君寸步不让,严厉要求工人回到工作岗位。“三个月内让你们全部下岗”,通钢工人说是陈国君的这句话激怒了大家,引起群殴。

    “众人停手后,他还嘴硬,说他带来了几千人,三年内不要通钢一个人。”这句话更是激怒了大家,一群人把他拖进走廊进行群殴。

    第一次殴打并不严重,陈国君躲了起来。一些人逐个房间砸门,最后在仓库一个工具箱里找到。陈国君最少被群殴三次。墙被从二楼楼梯上打得滚落一楼
“他嘴里喘着粗气,但不会说话了”。此时为16时30分左右。大约19 时,陈国君已不会动弹。22时聚集人群散去,被公安武警“抢”回来陈国君满身伤痕,当晚23时抢救无效死亡,“死状凄惨”。

    “陈国君刚被我们送走了,这才3个月又来了。即使不是陈国君,只要是建龙集团的人来了就不行。”采访中,职工们都对陈国君的死不带有同情之心,显然,他们“受够”了建龙集团。

二、为什么群众总是“不明真相”?

    “不明真相”一词经常出现在群体性事件过后的官方解释的新闻通稿之中,在发生群众大规模聚集的事件后,政府不假思索地祭出这一说法,指大部分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受“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蛊惑与挑唆。贵州的“瓮安事件”、云南的“孟连事件”、甘肃的“陇南事件”,都是“定性怪圈”。
吉林通钢集团通化钢铁股份公司发生群体性事件后,“不明真相”一词再次被反覆提及。(上海《东方早报》)

    为什么不能让群众知道“真相”?或者在事件酝酿阶段和刚露苗头之时,用公布的“真相”平息群众的疑问,把群体性事件化解在萌芽状态?说群众“不明真相”,并不等于真理站在了自己一边,暴露有关部门没有尽责。

    改制是事关职工切身利益的大事,职工有权利知道改制的过程、改制的方案、改制的办法、改制的措施,以及战略投资者的情况、企业的发展目标、职工利益的维护等。如进行通报,怎么还会出现“不明真相”的问题呢?(浙江在线网)

    指责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不明真相”,是说老百姓没有分辨事非的能力。瓮安事件最终证明当事人是因溺水死亡,但根子上却与当地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群众安全感指数很低,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通钢事件是不是也有企业在重组过程中,没有照顾到职工利益的问题?(北京《法制晚报》)

    极少数人造谣教唆?官方有推卸责任之嫌。通钢的困难是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不是体制造成的。民营企业说进就进,说退就退,把吉林省最大国资企业如玩物一样耍来耍去,省国资委没做解释,如此猫腻感十足的重组,又怎能不让“谣言”四起?这种信息不公开造成的群众“不明真相”,政府难辞其咎。(广东南方报业网)

三.社会舆论同情工人

    网络舆情一边倒倾向于通钢职工。“工人集体维护自己利益,抗议改制,打死资本代理人”的维权标签;对于重组方建龙集团,以及遭殴致死的资方代表、职业经理人多加贬斥,鲜有同情。有媒体感慨,“这令人感觉刚刚发生的是解放前才能看到的工人运动,而不是一场刑事案件。”

    尽管吉林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侦查,对打人凶手的追查已非公众关注的焦点(香港《经济导报》)国企改制重组已大规模推进多年,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国退民进”依然会持续下去。在这个过程中,国企、民企、职工三方的利益如何平衡?通钢事件这样暴力与血腥,以极端方式将这种典型的利益冲突撕裂。

    宣布建龙退出重组之后,通钢厂四周到处鸣放鞭炮。上一次鞭炮齐鸣是在09年3月建龙经营通钢出现亏损退出时,一起钢铁业“民进国退”的改制事件以悲剧告终。建龙集团收购通钢后没能扭转颓势,在危急时刻放弃,在转机之时杀回,这种唯利是图,激化了本来就纠葛重生的劳资矛盾。(北京经济观察网) -----近年来,资产重组是中国国企改制的一个常用手段。在资本市场上,资产重组更是深受市场炒手青睐的热门题材。然而,与资产重组的火爆相伴随,因之而产生的矛盾也已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只是由于它通常发生于企业内部而被屏蔽掉。但是,通化事件终于使这一矛盾以一种尖锐的形式暴露在世人面前。(北京《中国青年报》)

    通钢事件可谓是“民进国退”后遗症的集中表现。进入国企的民营资本希望利润最大化、成本最低化,不幸的是,国企往往冗员众多,产权关系复杂,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陷于利益纠纷的泥潭。民营企业辞退原国企职工,把社会责任推给政府。作为一个拥有几十年历史的老国企,通钢的数万名职工对企业的情感因素无法忽视,从“大锅饭”状态过渡到民企新型雇佣关系,所有国企隐形福利全部消失,对许多老国企的职工而言,在心理上也无法一下子接受。(广东《珠江晚报》)

     虽然民企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国企,我们也不愿看到,在缺乏监管的环境下,民企对国企的破坏力要远远高于国企内部的内耗和低效。很多国企改制一次,被形形色色投资者洗劫一次,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屡见不鲜,如《投资者报》所报道过的吉林制药两次改制,遇到资本大鳄,留下巨额债务窟窿。(上海《每日经济新闻》)

    国资委热衷“拉郎配”。省国资委27日发布消息称,建龙集团增资扩股通钢的方案仍是最有利于发展的方案。作为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并享有收益的政府特设机构,国资委的首要目标是“加强对国有资产的保护”、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因此,它是企业的股东,对国有股的处置,考虑的是国有资产的利益最大化,依据的是相关法律法规。国资委对企业职工似乎并无义务,因此即使在工人表示不满后,仍坚持方案“最有利于发展”。(广东《南方都市报》)

    “人人都有工作”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大优点,民企大幅度裁员,直接引爆积蓄已久的矛盾,引发职工极端行为。(河北长城在线网)

    阉割职工基本利益,资产重组案例中,企业职工却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基本权利被架空。(北京中国网)

    将职工之于企业的主人地位转化为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企业为降低成本必然裁员降低职工收入、甩脱退休职工包袱。(北京法律界网)

四.极端维权接连发生,利益分配改革迫在眉睫

    主人翁沦为“主人空”,职工需要话语权。工人缺席的“资本盛宴”,通钢敲响国企改制警钟。通钢一直极为紧张的干群关系,使24日刚刚履新的陈国君不得不面对极度情绪化的万名职工。通钢事件自始至终是吉林省国资委在代表通钢集团与建龙进行谈判,最直接利益相关者——企业职工的话语权被忽视。通钢事件是中国国企改制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悲剧。(广东南方新闻网)

    如今这个“资本为王”时代,资产重组总是在资本拥有者之间展开博弈与交易,职工利益被架空,话语权被忽视。2005年,中国曾掀起规模极大的国有资产流失大讨论,国资流失也成为官商腐败的同义词。公众之所以如此反对,不仅在于国资的流失,还在于国有资产的分配不公。国有资产的“贱卖”从表面上看,社会财富没有损失,只是改变了其在社会中的分配,明显偏向相关利益主体中的强势群体,弱势群体被边缘化,自然会引发利益受损群体的强烈不满。(香港中评网)

    通钢事件血的代价,工人须有话语权。工人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应该有自己的代言人,应该有法律保障的话语权。只有建立了正常的渠道,才能调解利害关系,化解可能的冲突。(马来西亚《南洋商报》)

    利益受损,解决渠道不畅,将希望寄托在将事情闹大上,这是暴力思维产生的深刻根源。频频上演的“闹大维权”,令人感到悲哀。它折射出合法维权通道的淤塞,以及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冷漠。在一次次反映问题石沉大海,一趟趟上访举报无功而返的背后,民怨在一点点地积累,最终在某个时段集中爆发出来。而这些“闹大维权”的先例,又在传递一种极其错误和危险的信号,驱使更多的人采取极端和过激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山东《半岛都市报》)

    近年来,中国社会屡屡发生极端维权事件,从跳楼讨薪到开胸验肺,从多地接连爆发的群体事件到群殴致死事件……在这些或无奈、或悲哀、或尖锐的事件乃至冲突的背后,折射出中国社会在收入分配差异巨大、权力与利益分配不均的现实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日益加重,一些长期积压的问题正在暴露出来,社会矛盾有激化之虞。-随着中国改革正步入“深水区”,社会形态也随之改变,发展方式也到了一个需要调整的阶段。这些屡屡发生的矛盾冲突凸显出北京当局着眼于调整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改革具有了现实的紧迫性,弱势群体利益是否得到保障,其地位是否得到提升,更是检验改革成败的试金石(美国《侨报》)

    劳工话语权的缺失确是“当今中国的一般状态”,若国企兼并民企,民企员工就有话语权吗?国企垄断经营抑制民企的生存,地方政府占用农村土地,在这一切过程中,劳工和农民有多大的话语权? 《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这样一个故事:中国一家大型有色金属企业与一家美国公司谈合资,中方翻译一个个介绍,这是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等,美国人点点头,最后介绍到工会主席,美国人全体“唰”地起立,微笑致意,工会主席慌了:我是列席的……

    美国人为什么高看工会主席?通用汽车要破产了,但劳工福利不能少,资本家斗不过工会,于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出面了,经过与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艰苦谈判,美国财政部成为通用大股东,主导通用重组。通用是大家的饭碗,劳资对立变成了新的妥协。

    在现代国家,暴力冲突对劳资双方都是灾难,都会增加社会发展成本。如果社会制衡妥协机制缺失,劳工话语权缺失,暴民和暴政的轮回就难以避免,陈国军之死就是必然的——不管他是否放了狠话。反之,如果劳工也能放狠话,陈国军或不死。 中国青年报这篇文章,除去“暴民”一词不妥,写得挺好。

    是什么人在误导民营企业家?新自由主义理论,和那些“改革型干部”。如果我们看看吉林省委书记在两年前的讲话,就可以知道血案不是偶然发生的。据《南方周末》2007年3月5日专访:

    学者出身的王珉,曾任苏州市委书记,在访谈中,几次语出惊人,尽管未能全文发表,但亦能看出其学者型官员本色。在访谈中,王珉直率地表达自己对各种问题的看法,除了主政苏州和吉林的不同体会外,对记者提出的“苏州现象”、国企改革、民营企业原罪、舆论监督、仕途感受一一直面回答。

    记者:吉林的国有经济占的比重很大,国有企业体制机制不活的问题也突出,我们注意到,你到了吉林就进行大规模国企改革,请谈谈这方面情况。

    王珉:国企改革的难度很大,工作量也大,企业质量差成本高、资金财力不足,完全靠市场来推动不可能尽快实现体制机制的创新,所以我们采取了一些超常规的办法。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包括一千四百多个处级干部,全部动员起来,把我们共产党所有的办法都用上,实施国企改革攻坚计划,按我的说法就是要“连锅底抄”,把最难的解决好,不留下任何问题,这也是吉林国企改革的最大特点。

    这次改革成效很大,共完成了3200户国有工业企业和粮食、流通、商贸等行业企业改革,筹措支付改革成本217.9亿元,安置职工87.5万人。

  记者:有人指责民营经济存在“原罪”。

    王珉:这个指责太荒唐了,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法制环境决定,怎么能越过时间和空间去追究它呢?历史不惩罚成功者,对民营企业,更要以输赢论英雄,最终它们发展起来了,有什么可指责的呢?只是现在要教育、规范它们,让它们走上一条合法经营的道路。

    这样嚣张的态度,怎么能不激化社会矛盾?两年以后出现出现通化钢铁厂工人杀管理者-----注意,是有官界大背景的“民营企业家”被杀,在领导下必然要出现。这番言论集中暴露了中国假改革派-----权力瓜分派的真实本质。

    他们规划的改革路径和结果,就是毛泽东30多年前说过的:我死之后如果右派当权,有市场经济但是不会有民主,而是赤裸裸的右翼法西斯专政。但是毛泽东接着说,我断定他们不能成功,因为90% 以上的人民群众是绝对不会容忍的。

    民营资本家们又接受了什么样的思想和理论? 概括起来有这样一些内容:1,吹捧资本和权力,贬低劳动;企业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先进文化的代表者,而且他们根本就不需要顾及人民币群众的利益,这是政府的事,企业家就是要赚钱。2,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中国的私人资本原始积累机会大好,机遇百年不遇,抓不住会影响自己家族几代人。3,对工人要敢下狠手。国企工人是计划经济时代特权接,现在的改革其实就是剥夺他们的特权,根本就没有什么补偿问题;他们不是企业主人,而是市场劳动力;精英不择手段推进改革,让工人付出历史牺牲,这是历史进步的代价。4,政府最坏,老百姓仇富,就他们最好。

    这样的弱肉强食理论,包括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本质上代表国际资本利益,而不代表中国民营资本利益,因为他们比起国际资本只是弱者。可惜中国民族资本还没有真正形成,他们还停留在民间资本或民营资本的水平,其代表人物大多是搞投机资本的,真正搞技术和管理的往往对理论没兴趣。用毛泽东的话,中国民族资本有两面性,他们和工人对立,与官僚外资划不清界限。何况目前的中国,他们还只是“民间资本或民营资本”,没有上升为民族资本的水平。

    他们接受新自由主义理论,和主流经济学的话语权有关,经济学家在巴结和误导他们。凡有钱人,身边都围绕一大批说客,告诉他们:国家主义和政府干预,民粹主义和老百姓仇富,是他们的最大威胁。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有待于整体性提高,从民间资本上升到民族资本。首先他们的成分必然改变,越来越多的科技管理型人才会加入。在国际资本的打压和工人反抗下,在社会舆论抨击下,他们必须端正立场,真正认识自己利益所在,改正自己的先天不足,否则是没有出路的。至于富豪群体争取合法性的努力,绝对不能走与国家和人民对抗,去搞什么“神圣不可侵犯”,和“赦免原罪”,而是要多做生产性投资和慈善事业,有低调做人不能嚣张,以自己对社会的贡献来取得社会的谅解和尊重。

 

 

杨帆简历

    杨帆,男,1951年生于北京。198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日本经济研究所,获得世界经济硕士学位。硕士导师:任文侠,吉林大学日本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硕士专业:世界经济,论文: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理论剖析

    1985----1989年在深圳和天津开发区从事对外开放的研究工作,为天津开发区研究所所长。民主评议会主席。1987年评为讲师。

    1989----1993年在国家物价局涉外价格司任进出口处副处长,负责外贸和汇率管理工作。

    1994 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工作,1995年评为副研究员。并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在职博士,199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导师张曙光。2003年评为研究员。

    2003年作为教育部特聘人才,调入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许多学校的教授,中国环境保护促进会常务理事。 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

    杨帆已发表各类文章1000篇。 他最早的学术论文是1988年在《历史研究》发表《论陕甘宁边区两币流通》,至今仍具有学术价值。1994年在《金融研究》发表长文,指出人民币汇率能够稳定到20世纪末,他在1998年力主稳定人民币汇率,以后进一步预测人民币升值。他受到了大多数人反对,但是被15年的实际证明正确。他的预测能力是惊人的,在上海,香港和北京各个有关部门,影响很大。

    1997年开始,杨帆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1999年完成博士论文,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他在1999年底又提出:从新的角度看人民币汇率,把汇率看成是资产价格而不是商品价格,得出了新的创造性结论。他对于人民币实际汇率,实际有效汇率,货币危机,国内外经济平衡,汇率与物价,财政和外贸体制的关系,国际收支,利用外资,WTO,全球化,都有系统的研究。

    杨帆出版5本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著作,其中最完整的,是《人民币汇率研究》,为首都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出版,该套丛书列入国家九五重点出版计划,由10名著名中青年经济学家每人一本,他们是:范恒山,魏杰,钟朋荣,陈东琪,樊纲,刘伟,李晓西,邱晓华,马建堂,杨帆。2002年此套丛书荣获第13届中国图书奖。杨帆著作的选题和质量在这10本书中都属于上乘,填补了中国经济研究的一项空白,在许多大学和香港日本的研究者,都把杨帆的著作列入必读书。

    2003年杨帆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研究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对国家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2004年出版专著《透视汇率----兼论市场经济的非均衡性,股市与房地产》,仍旧保持国内外先进水平。

    杨帆另一方面的学术成果,是在中国发展的战略层面。在汇率理论的基础上,杨帆1998年就出版〈大国战略〉一书,以后全面提出了涉外经济战略,宏观稳定战略,改革开放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在1998年美国金融危机期间提出中国崛起的大战略。他平均每年出一本有关经济形势的书和大量经济分析文章,被《新华文摘》,《人民大学报刊文摘》和许多内部参考所转载。他的有关国债,股市,汇率和安全的文章,多次得到政府领导人的重视和好评。他所整理的宋晓录的关于俄罗斯见闻,作为内部参考送到了党中央领导,他的关于股市的文章,在2002年两会前夕被光明日报内参部送到全体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包括最高决策层,而且直接起到了作用。

    国内外传媒经常向杨帆采访,每年数十次,许多网站制作杨帆的博克与专栏,知名度非常高。

    杨帆在2001---2002年主编了一套《世纪选择》丛书,由石油出版社出版,共10本。这是杨帆团结一部分“非主流经济学家”自立学派的开始。他们系统地反思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成败,主张新社会主义,改革要注意公平,开放要注意安全。杨帆有关国家经济安全和大国防的思想,迅速得到有关方面的认同。2001年,国防大学聘任杨帆为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杨帆关于加强国防,发展战略产业,全球化与国家安全的关系的思想,关于经济增长必须关注资源环境防止两极分化,关于危机与反危机,和大量关心弱势群体的文章,在社会各个阶层都有广泛的影响。

    杨帆对于国家安全,发展国防科技战略产业,非常热心。杨帆是国际金融和WTO专家,但是他并不盲从于西方制定的规则。近年来他在这方面已经发表许多著作。如:主编《世纪选择》丛书,共10本,批判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误导。他的专著《大国战略》,《狙击风暴》,《中国直面大国挑战》,《2002:中国走势》等,都强调,中国在全球化中有特殊的利益和立场,不能盲从西方。杨帆年轻时代在工厂工作8年,后来在天津开发区研究外资工作,在国家物价局研究外贸,对于企业有直接经验,他结合加入WTO广泛地研究了产业问题。他的最新论文《比较优势的动态性与中国加入WTO的政策导向》已经在《管理世界》(2001年 第6期)发表,并且经《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节目播送,社会反响很大。主要观点是:关于加入WTO的诸多对策,多数主张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以此为基础实现产业升级。很少人主张以国家力量支持,发展独立知识产权和战略产业。究其理论根源,有迷信“自由贸易”,厌恶国家保护,怀疑中国创新能力,脱离大国特征等一系列误区,而忽视“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可能是理论之基本误区。从解释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开始,论证中国产业的升级,不仅仅是利用现实比较优势的过程,也应是国家有意识支持企业,创造新比较优势的过程。利用现实比较优势和创造新的比较优势的关系,不是前后顺序发展的关系,而是并行不悖,互相促进的关系。他的论点已为1997年以来的美国金融危机所证明。以杨帆为代表的“经济学非主流”的新观点,已经大量被中央所吸收,体现在可持续发展,关注民生,国家安全,自主创新等许多方针政策之中。

    2006年,杨帆接受国家有关部门委托,研究重要课题《中国维权与利益集团问题》, 2007年研究司法部重点<利益集团与社会主义法治>, 是未来时期中国政治,法律与社会的最尖端问题之一。

    杨帆实践经验多,思想非常敏锐有创新精神,知识面丰富,哲学历史底子好,在写作和讲演方面都有特长。特别是他有人文精神和追求真理的精神,非常有名的直言不讳和忧国忧民,他不唯上也不为既得利益集团辩护,因此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在学术上有很大潜力。

    杨帆在中国政法大学5年多,开设五门新课:〈中国涉外经济研究〉,〈人民币汇率研究〉,〈国防经济学〉,〈资源环境经济学〉,〈中国经济热点〉,受到学生热烈欢迎。

杨帆的科研成果与社会影响

    一. 累计的权威期刊

1、 杨帆,张弛. 〈利益集团理论研究:一个跨学科的综述 〉
[J]. 管理世界,2007,(12)
2. 杨帆,李宏谨,李勇.
《泡沫经济理论与中国房地产市场》 [J]. 管理世界,2005,(6)
3. 杨帆,陈明生,董继华,郭玉江. 《人民币升值压力根源探究》
[J]. 管理世界,2004,(9)
4. 杨帆. 《理论与政策:关于人民币汇率走势的讨论 》
[J]. 管理世界,2003,(6)
5.《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和中国加入WTO的政策选择》(J)
管理世界 2001 (6)
6. 杨帆. 《人民币实际汇率研究 》[J]. 管理世界,1999,(5)
7.杨帆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几个问题〉(J)管理世界 1998 (3)
8.杨帆.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几个问题》 [J]. 管理世界 1996(2)
9. 杨帆. 《中国发展前景预测》 [J]. 新华文摘,1994,(6)
10.杨帆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几个问题》 (j) 新华文摘1996 〈6〉
11.杨荣申,杨帆《边币与法币同时流通》(J)
近代史研究 1987年(5)

    二.学术著作与课题

(一) 纯学术性:汇率,涉外经济与宏观稳定系列著作,每3年一本,保持先进水平, 已为国内外经济学界公认
(二)其他: 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1. 改革研究 2. 社会问题
3. 利益集团 4. 教育研究

1.《共和国第三代》杨帆著,1990年 四川人民出版社
2.《中国:1990---2020》杨帆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3.《价格---财政危机与反危机》四川人民出版社,合著
4.《汇市纵横》 杨帆著 1997年 中国工商联出版社
5.《中国的挑战》 杨帆 赵晓 江慧琴 著 1998 年石油出版社
6.《狙击风暴》--〈人民币汇率走势与反危机〉
杨帆著 1999 年中国经济出版社
7.《人民币汇率研究-----兼论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涉外经济》
杨帆著 1999年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
8.《大国战略》与胡鞍纲并列 第一作者 1999年辽宁人民出版社
9.《中国走向选择》 第一作者 2000年石油出版社
10.《中国经济蓝皮书》1995---1999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 刘国光,王洛林主编
11.《中国社会蓝皮书》1995---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12.《世纪选择丛书》主编,共15 本,2001年出版 石油出版社
13.《中国直面大国挑战》杨帆 苑林娅著
14.《探索之路---天津开发区》杨帆 副主编 1988年 天津人民出版社
16.《中国走势:2002》 杨帆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7.〈透视汇率〉 杨帆第一作者 2005年 中国经济出版社
18.〈改革开放与宏观经济稳定〉,杨帆主编
2008年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与非主流经济学家对话》,杨帆是主要策划者和发言人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出版.
20 《国际经济活动惯例》, 杨帆副主编,北京出版社, 1988年
21.〈对外开放纵横谈〉,杨荣申主编,杨帆作者
求实出版社, 1985年
22. 〈汇率改革与金融创新〉,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1995年
23. 〈人民币怎么了〉, 八一出版社,1994年
24。 (改革开放以来的利益集团与社会主义法治)
司法部重点课题,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8年7月27日

    三.课题主持人

1.2003年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
《人民币汇率研究》
2.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绿色GDP》
3.2005---2008年教育部一般课题
《人民币汇率走势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4.2006年司法部重点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利益集团与社会主义法治》
5.2007年教育部一般课题〈利益集团〉

    四.2002年任研究员以后的核心期刊(我的社会影响和研究领域)

1.杨帆 〈人民币升值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人大报刊复印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2008年(1)
2. 杨帆. 〈人民币汇率升值与国家经济安全〉 [J].
人大报刊复印金融与保险,2007,(6)
3.杨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科技进步〉 [J]. 福建论坛,2007,(5)
4.杨帆. 〈20世纪80年代我国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
[J], 人大报刊复印,国民经济管理,2007,(1)
5.杨帆.〈人民币汇率升值与国家经济安全〉[J].东南学术,2007,(1)
6.杨帆 〈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新哲学 2007年 (5)
(原河南社会科学院核心期刊)
7、杨帆〈防止跨国公司整合中国战略产业〉[J]. 福建论坛,2006,(10)
8、杨帆〈人民币汇率制度历史回顾〉[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4)
9、杨帆〈 新改革开放观〉人大报刊复印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2005,(9)
10.杨帆〈经济学非主流视角:中国社会思潮与理论斗争〉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 理论经济学 2006年(5)
11. 杨帆〈房地产走势〉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2005年(7)
12.杨帆〈人民币汇率制度历史回顾 〉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4)
13. 杨帆 〈资本市场为谁服务〉
[J].人大报刊复印 金融与保险, 2003,(9)
14 杨帆〈美国股灾及对全球的影响〉
[J]. 人大刊复印,投资与证券,2002,(10)
15.杨帆 〈比较优势的动态性与中国加入WTOD 政策导向〉
人大报刊复印 国际贸易 2002年(3)
16.杨帆 〈人民币升值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人大报刊复印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2008年(1)
17. 杨帆. 〈人民币汇率升值与国家经济安全〉 [J].
人大报刊复印金融与保险,2007,(6)
18.杨帆. 〈20世纪80年代我国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
[J], 人大报刊复印,国民经济管理,2007,(1)
19。 杨帆 〈人民币升值暗含契机〉
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投资与证券,2008。9
20. 杨帆 《 克服危机需要理论反思》
福建论坛 2009。第三期2。15。

    五.累计发表的重要文章

(社会影响与研究范围)

1. 〈格雷欣法则与两币流通〉 财贸经济 1998年
2. (从战略高度看中国加入WTO)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0(1)
3.〈论跨世纪大牛市〉 《战略与管理》 1999(5)
4.(加入WTO对中国产业的影响)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3)
5.《2000年应该成为“反垄断年”》 福建改革 2000 (5)
6.《西部开发的战略意义》 重庆金融2000 (1)
7.《保持5年牛市的战略构想》
《上海证券报》,《战略与管理》1999年
《南方金融》2000。三
8.《朱熔基经济思想》 香港《中国社会科学》1999。5
9.《通货紧缩与利益结构调整》福建改革1999年
10.《关于中国地下经济的估计》 中国青年报 2000。8。
11.《采取取低成本的反腐败措施》
经济参考报2000。4。19。 长江日报 2000。4。17。
12.《垄断价格还有下降空间》 中国经济时报 2000。9。
13.《克服垄断才能够启动内需》 中央党校《理论视野》2000。9。
14.在国际竞争中调整中国产业结构 同上
15.《关于人民币汇率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湖南财经学院《金融学家》2000。 (1)
16.《外需一喜,内需一忧: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何在? 》
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 2000 (6)
17.《持续发展中国经济需要战略调整》《经济蓝皮书》2000年
18. 《.从战略高度看中国加入WTO》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0.1
19 《2000年应该成为反垄断年》 福建改革 2000.1.
20 《对2000年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及政策建议》 新金融 2000.1.
21. 股票市场需要新概念 财经界 2000.4.
22. 《启动内需关键在于克服垄断》 理论视野 2000.3.
23 《加入WTO的战略意义》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0.3.
24 《发展股票市场需要新思维》 重庆金融 2000.6
25. 《收入分配:你为什么讳莫如深?》 改革月刊 2000.6
26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与发展股票市场》 重庆金融 2000.8.
27. 《加入WTO 与中国产业》 海通证券研究 杨帆 2000.9.
28 《网络-----通向21世纪的高速公路》 中外管理导报 2000.10.
29 《上市公司国有股应向社会保障基金转化》 浙江金融 2000.11
30 《对中国保持5年股票市场的建议》 香港商报 2000.1.6.
31. 《网络股神话或许在中国重现?》 香港商报 2000.2.15
32. 《关于人民币自由兑换》 香港商报 2000.7.8.
33.《持续发展中国经济需要战略调整》 战略与管理 2000.12.
34 《中国国际收支分析》 汇市参考 2000.1.
35 《危机与反危机》 战略与管理 1998年(5)
36《加入WTO对中国产业的影响》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3 《财经科学》 2000。三
37.朱熔基经济思想 香港《中国社会科学》1999。5
38.《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争论》 开放导报 2000.9
39.《全球化与市场经济下的大国防》国防经济研究,2000年11
40〈9。11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人民日报环球时报,2002年8
41《张五常热的实质是以殖民地经验误导中国》 财政研究 2003(1)
42.《经济制裁与反制裁》国防经济研究,2003年(5)
43.《伊拉克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中国改革杂志,2002年(5)
44.〈真问题是发展战略产业〉中国企业家杂志,2003年(5)
45.〈关于国家安全的基本原则〉战略与管理,2003年(5)
46.中国青年报3篇:创业板,房地产,宏观调控
47 〈访问美国〉 中国国情国力 2004。7。
48.〈SARS影响与绿色GDP〉战略与管理,2003年(5)
49 〈国家安全25条〉国家安全论坛论文集
50.〈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较量》,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1
51.《国企改革要超越左右翼》 《郎旋风》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7
52.《国企改革论战》《出路》,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3
53.《权力资本化》,中国的危机,黎明主编, 改革出版社, 1998
54.〈人民币进入升值的历史时期〉金融研究,1994年(12)
55〈两币流通研究〉,财贸经济,1996年
56 〈人民币汇率问题研究〉工业经济, 1997年
58.〈加入WTO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工业经济, 1998年
59 〈论中国经济与国际全面接轨〉,世界经济, 1995年
60.〈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 世界经济,1996年
61.《打破资本逻辑,以国家安全为中心制定发展战略》
2005年《海派经济学杂志》
62.《南方周末系列: 8篇》2000----2003年
63.《环球时报系列:10篇》2005---2007年
64.杨帆《从历史与可持续发展角度客观认识我国计划经济》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观察》2007年
65.杨帆《未来时期中国的改革设计与发展战略》 同上
66.杨帆 《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必将改写西方经济学》
人民论坛,2009。4。
67.杨帆〈税收政策调整要注意保护中小投资者〉
改革内参 2009。 第三期

    六. 其他社会活动与影响

    1. 采访:每年接受数十次记者采访:4年以来署名为:政法大学商学院,为学院提高了知名度

    2. 社会主要兼职:

(1)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
(2)国防大学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
(3)1998年曾经为外汇管理局局长顾问一年
(4)其他许多大学的兼职教授

    3. 主要访问:

(1) 1995年香港大学一个月
(2) 1996年美国国际访问者一个月
(3) 1997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4) 国际会议: 法国,美国,日本各一次

    4. 讲座:

(1) 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2000年
〈比较利益的动态性与中国加入WTO的政策选择〉
(2) 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2007年
〈 大国崛起与大牛市〉
(3) 每年50次以上讲座
5. 总字数: 文章1000篇,著作15本 总字数超过2000万
6. 主要观点为政府采纳或者在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
(1) 1994年即预言人民币升值,1998年抗击亚洲金融危机
2004年研究升值的根据和影响,有7本专著
(2) 涉外经济与宏观经济稳定,开选修课,2007年有专著
(3) 改革开放思想总结,超越左右翼
(4) 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主编丛书: 大国战略, 中国安全抉择》 文章《国家安全25条》
(5) 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战略产业
《主编丛书:挺起中国的脊梁》
(6) 环境保护,2000年主编丛书之一《中国人的生存环境》
(7)利益集团与民主法治:司法部重点课题,2007年
(8)维权与关心弱势群体,反对腐败,民主评议会的实践
2000年专著《以民为本,关注民生》
(9)中西文化比较与民族现代化,香港文化论,解放思想
(10)教育与师生关系,40万字已有草稿
(11) 2007年总结中国崛起的6个阶段
(12) 2007年预言经济70年高速增长和10年牛市
(13)非主流经济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专著
(14)对于我们一代人的历史回顾:1990年出版
《共和国第三代》,文章《为第三代人争公平》
(15)2002年上书中央维护股市,要求停止国有股票上市
被直接采纳,上新浪网和电视,主张给股民补偿
(16)1994年支持政府控制通货膨胀
(17)2005年中纪律委讲座:寻找低成本的反腐败措施
(18)2007年两会前,提出修改物权法问题, 在香港连续报导,直接被人大采纳
(19)2000年上书全国人大,反对经济学家搞腐败
(20)2003年组织国有企业研讨会,支持郎咸平
(21)1997年在天津开发区组织民主评议会,并且直接参加竞选,为评议会主席,有全国性影响
(22) 在开发区时期解放思想 25条,推动了对外开放

 

    附文:

     黄纪苏评语:周瑞金的分期挺有意思,他说改革前十年是“牧歌”,后十年改革是“权贵资本主义”。中间十年即九十年代他闪烁其辞打了马虎眼。权贵资本主义的格局是九十年代搞定并搞得固若金汤的嘛。小平南巡没责任么?但小平一来功高二来不在,咱就不说他老人家了。周瑞金作为南巡唢呐秧歌队的一员,而且是最汗流浃背的一员,他对这段儿历史不该闭关好好想想么?他不闭关,却跟着吴敬琏几个冒充小处女,花袭人似的问“这脏东西是哪儿流出来的”,一起把老脸飞红:好可怕好可怕!搞资本主义怎么还权贵呢?市场经济怎么有不好的呢?前进怎么会堕落呢?官商勾结是改革要缴纳的过桥费,这话他们早说过,就是没明说也同意吧,那会儿他们可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如今两眼盯着中石油中石化,一手牵着失落的小煤窑主和“民营资产阶级”(其实除了烤白薯、卖豆浆的小老板,民营资产阶级哪个不跟官僚勾肩搭背呢?那些官倒倒大了、如今看着官不耐烦的“民营企业家”就更不用说了),又当起“理想主义”了。怎么说他们好呢。不过人是可以改变的,周先生这一改变是可喜的,见解是深刻的。

前进中的堕落——权贵资本主义的危机

周瑞金

采访时间: 2009年10月12日

采访地点: 上海延安西路真锅咖啡馆

    周瑞金,1939年生于浙江平阳县,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历任《解放日报》评论员、评论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党委书记,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任华东分社社长,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在全国率先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新思路,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著有《宁做痛苦的清醒者》、《新闻改革新论》、《做清醒的新闻工作者》、《中国改革不可动摇》、《周瑞金肠荡气集》《现代科技新成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读本》,编有思想库文丛《用头行走》、《大道低》等。

    “特殊利益集团”的扩张,已经成功地给自己涂抹了一层意识形态合法色彩,他们对上打着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号索取政策保护,对下则玩弄“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这两手盘剥消费者,上下要挟,左右逢源,他们对社会公平和普通民众的伤害,对党的执政宗旨的践踏,对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严重后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改革动力不足.......

    主持人:作为一位老报人,您对共和国走过的60年历程有什么感慨?

    周瑞金:经过60年的发展,特别是近31年的改革开放,新中国成功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但是,人民共和国的60年并非一帆风顺,现在的辉煌成就来自沉痛的教训。回避历史教训,只讲辉煌60年,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沉醉于既有的成绩,而是要勇于直面现实问题。列宁说过,纪念伟大的历史节日,为的是解决和推动当前的革命任务。

    主持人:这些年来,许多有识之士都在思考如何解决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大家感慨的是现在的改革动力不足。

    周瑞金:深化改革的动力不足,确实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叶,执政党和政府向全国人民让利、让权,改革唤起民间极大的创业热情,而当时大多数机关干部尚能安于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福利,对利用所掌控的社会资源与市场勾兑尚有政治和道德的自我约束。因此,前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成果,基本上做到了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分享,老百姓从改革中得到最多实惠。

    主持人:您曾经说“那是一个牧歌般行进的改革年代”。

    周瑞金:当时社会各界普遍心情舒畅,改革如牧歌般行进。可是进入21世纪,特别是发生了对于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争论以后,另一种政策取向占了上风。一些同志转而强调扩大国企的市场份额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认为只有强化国企特别是央企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于是,在电力、交通、能源、电信、金融等领域,出现了超大型国企,块头之庞大直逼世界500强企业(但经济效益,如资源产出率等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它们不仅保持着经营高度垄断,而且影响到、甚至一手把持了市场定价权和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向。与此同时,普通民营企业介入大中型国企产权改革的通道被基本堵塞,公司内部人收购办法也被基本叫停。

    主持人:2005年出台的“非公经济36条”承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非公经济在金融服务、通讯电子、新闻出版等近30个产业领域仍然存在市场准入阻碍。

    周瑞金: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从去年11月制定的4万亿投资扩大内需计划,到今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9500亿元财政赤字,如此巨大的“蛋糕”,舆论普遍担心大多被“国”字号切走,民营企业的流动性、市场和政策空间会受到进一步挤压。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不少民营企业界政协委员呼吁:让民企共同参与国家4万亿的投资,产业振兴要多考虑民企,保增长和保就业的重点是保民营企业,因为数量巨大的民营中小型企业是中国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然而,与全国“两会”的呼声背道而驰,今年受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民营中小型企业的日子很不好过,钢铁、地产等行业频频出现了民营企业因经营困难而被国有企业收购的案例;而以“做大做强”或“安全整顿”为名,侵占私有产权的现象也在一些地方公然出现。

    主持人:如果说,在90年代的“国退民进”中,人们担心的是“掌勺者私分大锅饭”,搞不公平的私有化。现在的趋势倒过来了,是“国进民退”,民营中小企业受到损害。

    周瑞金:“非公经济36条”贯彻乏力,“国进民退”的新格局,暴露出普通民营企业的发展困境。但是,这并不妨碍某些掌握社会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员亲属以民营企业身份,通过公权力,以各种瞒天过海的手法大肆攫取国有企业财产,大肆攫取各种公共资源。例如,在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融等中央纪委反腐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都有他们长袖善舞的身影。伴随国家资本主义增强的趋势,这些具有特殊权力背景、“高举高打”的民营企业,厕身其后的官员亲属及其“特殊关系人”群体,也包括像黄光裕这样出身寒门但精通官商勾兑的商人,从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赚得盘满钵满,引起社会民众对民营企业的反感与误会。

    主持人:与“牧歌般行进的改革年代”比起来,现在的利益格局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不同的利益集团。

    周瑞金: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去高度整合的利益格局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不同的利益集团也是难以避免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分化和相互竞争,不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现象,而且是市场体系发育成熟的一种标志。但值得警惕的,是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日益壮大。
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越来越大

    主持人:特殊利益集团是怎么产生的呢?

    周瑞金: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在房地产业、矿山资源产业、金融证券业以及能源产业等领域,政商勾兑寻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伴随“国进民退”和普通民营企业受到贬抑,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甚至寻求非法资本回报。

    主持人:近年来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反复强调要严重注意防止中国走上权贵市场经济即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

    周瑞金:这绝非无的放矢,而是有着尖锐的现实针对性。不妨看看房地产行业。一些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据全国工商联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份大会发言《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称,一项针对去年全国9城市“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费用”调查显示,在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政府与民争利产业,而且是腐败高发领域。从征地拆迁、土地出让、调整土地用地性质、规划审批,到项目选址、施工监理、工程验收、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环节,充斥了权钱交易。近来各地相继爆出了一批身价越来越高的“地王”,纷纷囤积级差地租最高的地块,已经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关注。由于房地产收入是地方财政增长的最重要来源,在世界金融危机中,一些地方政府频频出现房地产救市的声音和土政策。那位因一盒“天价烟”而丢官、后又因为受贿而被判刑的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不就曾经扬言惩处敢于降价销售楼盘的开发商吗?当普通百姓眼巴巴期待远远背离实用价值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楼市大降价的时候,地方政府却能从扶持、提振房地产行业中收获GDP政绩,而一些官员则可以继续中饱私囊。

    主持人: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对70个国家经济数据比较的结论是:非公经济条件下4%的GDP增速能给社会带来的消费和欣欣向荣程度,比中国8%、10%的GDP增长速度所带来的欣欣向荣程度还要高。

    周瑞金:因为在那种体制下,老百姓分享增长好处的途径除了劳动收入,还有财产性收入,有资产升值的收益。而中国GDP增长对老百姓消费增长发挥的作用基本上只有通过劳动收入这单一渠道,财富增值这个渠道被国有制封住了。比如中国的土地增值这么多,但是都通过土地财政或其他方式变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花的钱。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一年的天价利润本可以转移到老百姓的腰包里,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转移的通道是封住的。另外,公有特别是国有企业,具有权力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对普通民企经营空间的挤压,政府职能部门对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限制和利润盘剥,其严重的后果将是扼杀社会经济活力。国务院制定的“非公经济36条”落实得并不理想,有人甚至断言:各行业主管机关实施的审批制度或许可制度,成了扼制民营资本流向的无形之手,卡住了民企的脖子。“每一个民企被限入的领域,都是民企和全体国民被迫向特殊利益集团输送利益的管道。”只要权力配置资源的格局不改变,民营经济要发展,像黄光裕那样的商人就会选择买通权力,为自己获得某种特权,同时向权力所有者输送利益。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合谋和交易,左右政府的公共政策,瓜分鲸吞国有资产,占据和挥霍本应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这才是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的势力坐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自然资源的“盘踞”,如垄断性国企和少数权贵对全国矿山资源的瓜分,而且表现在收买专家为其垄断行为辩护,制造话语权。

     主持人:一些行业的“专家”在网民心目中堕落为“有奶就是娘”的墙头草和助纣为虐的无良书生。

    周瑞金:但最为严重的一点,在于“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法系统的渗透。我国现阶段由于法律规范的不完备,给了法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而现行体制对公检法机关和法官的监督力量十分薄弱,给贪赃枉法提供了不小的空间。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因以权谋私、严重经济问题和生活腐化被免职,成为1949年以来因涉嫌贪腐被调查惩处的级别最高的司法官员。法学家梁慧星教授说,“黄松有的案子动摇了社会对法治的信心”,“现在到了这样恶劣的地步,令我非常震惊,我这个搞了30年法学研究的人都感觉受到了侮辱。”还有一个危险的迹象,就是“特殊利益集团”在寻找政治代言人。在社会资源从权力配置向市场化配置转型的过程中,官场最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所裹挟,甚至被拉下水。

    主持人:“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发展,使中国确实面临着“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

     周瑞金:如果不进行改革,这种危险就会越来越大。

“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

    周瑞金: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对所谓“分利集团”或“特殊利益集团”作了严肃的探究。他认为利益集团是客观存在,并不是所有利益集团的作用都是消极的,一种是“广泛性利益集团”,在追逐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总收入的增长;一种是“特殊性(亦称狭隘性、分利性)利益集团”,他们孜孜以求的不是竞争而是瓜分,不关心增加社会生产率只希望坐收渔利,本质上是一种寄生性质的“分利集团”。“特殊利益集团”阻碍了资源的流动与合理配置,阻碍了技术进步,却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与官僚主义从事讨价还价等活动的报酬,可以说是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有人形象地称他们不是要从社会经济成长中“分蛋糕”,而是在从事有破坏性后果的“抢瓷器”。“特殊利益集团”在当下中国社会的高调扩张,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和社会公正,而且严重打击了中国社会的创新冲动,扭曲年轻人的价值取向,毒化社会风气。

    主持人: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往往削尖脑袋报考公务员和其他掌握丰厚公共资源的企事业单位,而少有人愿意到民营企业打拼或自己创业。

    周瑞金:这恰恰证实了奥尔森的判断:“增加生产的动力减退了,而企图多占有一些产品的动力则增加了”,进而会“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

    “特殊利益集团”的扩张,已经成功地给自己涂抹了一层意识形态合法色彩。他们对上打着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号索取政策保护,对下则玩弄“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这两手盘剥消费者,上下要挟,左右逢源。他们对社会公平和普通民众的伤害,对党的执政宗旨的践踏,对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严重后果。本来,社会主义的优势是将重要的资源和资本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也带来很大的风险和问题,就是权力、资本和资源结合在一起,容易滋生腐败,将会导致权贵集团粗暴地垄断经济增长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这恰恰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近年来,许多有识见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之所以迫切地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正是看到了我国这种资源、资本、权力三者如此高度的集中,将导致走上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危险。

    主持人:据世界银行报告称,拥有百万美元以上金融资产的家庭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1‰,却掌握了全国41.4%左右的财富。全球咨询业巨头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另一组数据表明,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

    周瑞金: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另一端,是生活陷入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弱势群体。据统计,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提示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

    主持人:如何公平地分配利益,如何平等地分享经济成果,已经成为一个焦点问题。

   周瑞金: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与弟弟邓垦谈话时指出:“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6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以其极具前瞻性、穿透力的政治眼光,看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提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今天,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国庆60周年大典过后,是我们勇敢地正视这些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时候了!

    主持人:但是许多人尽管认识到问题的紧迫性,面对现实却充满无奈,有些人甚至对前景悲观,因为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性、繁重性,一些改革领域出现的倒退局面都让人们难以乐观。

    周瑞金:上个世纪初,维新志士梁启超痛斥晚清政府拒不改革致使中国成为“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在“新政”已是大势所趋,地方绅商人心思变的情况下,载沣把持的朝廷只关心满族特别是皇族在未来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组成“皇族内阁”,剥夺地方路矿权益,错失了和平变法的最后机会。今天,党内外有识之士莫不对“特殊利益集团”尾大不掉而深感忧虑。这个问题不解决,再高的经济增长也不能给民众带来普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而只会带来深刻的挫折感和被剥夺感。不公平的增长甚至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甚至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当前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动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缩小垄断行业的空间,减少官商勾兑的机会,严肃法制和政纪,坚决阻断和严厉打击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之间的交易与合谋,特别是给普通民众的就业、创业提供宽广的市场空间和有力的政策后援。

    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曾经义正词严地告诫官场说情者:“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封建政治家尚有如此的胆识和胸襟,今天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为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我们要勇敢地正视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我们更要痛下决心,与只图眼前灯红酒绿而不管将来洪水滔天的“特殊利益集团”毅然切割,要像史书记载的那样:“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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