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在国庆节前一天,北京的一些学者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整理出下面一些思想,现公之于众,望政府和社会重视。]

《金融战争》一书座谈会发言纪要

----自由贸易是英国的国家思想

廖子光 仲大军 张宏良 杨晓陆 等

时间:2008年9月30日上午

地点:北京月坛北街七彩云南茶楼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没必要贸然参与救市,要救的话也是用购买的美国国债券换它在华的企业股权。

中国要重走社会主义

    金融资本主义的大厦早晚是要轰然倒塌的。美国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主义的问题,体制问题,制度问题。它向中国警示:过度个人主义、过度贪婪的资本主义是没有希望的。东方的集体主义仍然是有价值的,北京奥运会发扬的就是文革精神,大众动员。西方是极端的个人主义 ,要注重东方文化的价值。

    国内那帮人已经没有后台了,成功的榜样已经消失。通过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国要好好反思以往的思想路线,要重新找回信仰,夺回话语权,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 为个人谋利益的自私自利的那套东西在中国行不通,就是通的话也是要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把平民大众打入十八层地狱。

    从政治文化上看,中国历来是搞大同的,而不是搞小康,只有个别的时候搞小康。中国一天不放弃小康,就一天做不了大国。 《大学》里说:“国不以利为利,国以义为利。” 中国在一个历史时期里被迫陷入过度竞争的残酷的资本主义,但这种情况是有时间性的,一旦中国超越了外部的强势和竞争,中国还会回归尚义文化和大同文化的。

    所以,这一轮竞争,中国最重要的是找回自己的主义!找回话语权。如果思想上仍然受外人指导,那么中国的崛起和复兴就是一句空话。 中国改革出现的最大问题是,走上了两极分化的自由资本主义道路,放弃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么年里的主要倾向是拉大社会贫富差别,而极权专制的官僚政治体制,更加有利于这种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的形成。

    那些只搞自由市场经济、不搞民主平等政治的一批自由主义学者,加速了中国两极分化的进程,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腐败程度。象张五常这种人,居然高喊“平生没见过这么好的制度,腐败哪有那么严重!” 可见,这种发展模式是一小撮权贵腐败分子的天堂,人民大众的悲剧。

    今天中国最重要的任务是认清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的道理,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平衡社会财富,才能使财富不为少数人占有。社会主义是一个可以均衡社会财富、可以使全体人民均衡发展的制度,而不是让社会向贫富差距的两极发展。但是,这些年里,我国均衡社会财富的制度失灵了,可以均衡社会财富的法律、政策始终缺失,象资产税、遗产税等限制富人财富的税种迟迟不能出台。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只有当社会主义被抛弃的时候,中国社会才能出现让贫富分化如此迅猛发展的现象。

    因此,中国今天必须重新树立科学发展观,最重要的是确立平等的思想,要矫正前些年里一味个人致富个人敛财的局面,特别是纠正一味发展经济、不顾思想道德的单一发展模式。三鹿奶粉等事件都给中国社会敲响了警钟。再不矫正改革的方向,中国社会的溃败是在所难免的。

自由贸易是英国的国家思想

全球化是西方的全球化,弱国的殖民化

    自由贸易是当年英国的国家思想,也是今天美国的国家思想,并不是适宜全球所有国家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在自由制度主导之下,落后的国家永远也追不上去。当年德国打仗就是这个原因。德国人早就看清了这一点。

    国际分工是今天美国的国家思想。按着比较优势理论,中国永远要位于世界产业链的低层,永远处于打工者的地位。 但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亦步亦趋地跟着西方经济学理论走,研发越来越薄弱,整个行业地落入跨国公司之手。核心技术总是落在发达国家后面。并且,这种模式已经使许多行业定型化,固定化。再跳不出这种理论,中国永无出头之日。

    另外,中国还要重新审视全球化这一提法。如果说自由贸易是英国的国家思想,那么全球化就是发达国家的国家思想。这个全球化就是西方国家跨国公司的经济殖民化,发展中国家还全然不觉,欣然接受,但等到一定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国将不国了。象中国,今天有多少行业和产业已经全部沦落入外国跨国公司之手?中国再不抵制全球化和警惕全球化就要成为殖民地了。

    经济自由化是少数精英群体的天堂,他们可以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随意选择出国生存和发展,选择更适宜他们生活的国家。所以,中国这样的国家,资本总是外流的,一旦一批人富裕起来,他们便将财富和妻儿老小转移海外,国内只是成了一个赚钱机器,留在国内辛勤劳作的只是平庸百姓。这就是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好了的道路,发达国家是宝塔尖,穷国的精英和财富都可以自由流向发达国家的宝塔尖,发展中国家永远是廉价的劳作场。

中国借给美国的钱是二战后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的2.5倍!

    中国的贸易顺差是由于美国大量的购买,所赚的外汇再放回美国。美国就是靠印钞票发家的,美国变成了今天世界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就是搞赤字政策,利用发债来赚钱。

    中国借给美国的钱有多少?是二战后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的2.5倍!一个发展中国家竟然成了富国的提款机。 出现这种现象的确有很多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掌握着国际货币权,中国出现了重商主义和不均衡发展战略。这内外两个原因相结合,就使中国成了发达国家廉价的打工仔。

    要让美国回到实物经济,让泡沫破到底。美国目前只有两种方法,一是高通胀,把原来的呆坏帐消化掉,但又不敢。二是央求其他国家的央行出手帮忙。

中国要自主发展,不能搞买办经济

    十月一日之后中国要起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很快就能变成国际货币。欧元做不了,因为没有政治基础,没有国家主权。

    欧洲和日本的生产加起来也没有中国多,中国不需要外资,中国要用主权信贷,发挥主权信贷的作用。 但美元仍然还是重要的货币,人民币还不能代替美元。再有几年,中国超过美国,从实物经济的角度看。

    中国要控制中央银行,我听说央行与财政部有矛盾,我支持财政部。

    中国要恢复GNP的统计方法,不能全用GDP。GDP是世界银行为了配合西方推行全球化而制造出来的,为的是麻痹发展中国家 ,以利于跨国公司收购兼并。今天中国的GNP有多大?大约是GDP的50%。国内的产出实际上有一半是外人的。

    中国的文化要崛起,不能搞买办经济。但这些年里,中国基本上是在搞买办经济。买办几乎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这种现象关键与丧失自信有关。美国当年罗斯福的新政的农业政策是抄王安石的,是向中国学的。中国不是没有好的东西,中国人要有自信。

中国不能再开放了

    中国不要再开放了,中国不欢迎外资。出口不要再增加了,要把外贸降到占GDP的30%左右。

    这次美国与温家宝总理谈,美国还是想打开继续中国的市场,中国领导人口头上迎合,但心里不一定是真的。

    美国人通过这次风暴,也意识到国际化的不利。企业都搬走了,美国空心化,他们的退休金都要靠发展中国家的股票。所以,发生这次金融地震之后,全球化的思潮要在世界范围内全面退潮。

    但美国最多退回到保守主义,放弃全球化和国际化,它的基本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不会改变的。政府干预会多些,反垄断会加强。所以,凯恩斯与马克思的不同就在于:凯恩斯是延续资本主义的寿命,马克思是推翻资本主义。因此,凯恩斯才是马克思最大的敌人。

    中国的方向是退回社会主义,减弱资本主义。

中国要搞大方外交

用公民概念代替民族概念

    我们的目标是做世界的大国,不仅仅是亚洲的大国。对外要搞大方外交,在对日本等国的政策上要搞安抚外交。与日本越敌对,它就会越跑到华盛顿一边去。看看唐朝对日本是多么大度,这是因为当时日本实际上也是中国的。日本也是有民族情感的,美国的两颗原子弹日本人不会忘记。

    所以,中国发展起来之后,要对周边国家搞安抚外交,大国要有大国的风度。一旦日本回到中国这边来,美国就会孤立。

    强大的国家有两种,一种是小岛国家。一种是人口多的国家。人的生产力比消费力要多,否则就是制度不好。所以人口问题中国还是要注意。人口多的话并不一定要导致物质消费降低。人口少的话,再发展也是德国模式。所以最大的潜力是人口!

    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因为他们懂得这个道理。只生一个孩子的国家是国家的失败!

    在边疆地区,汉族只生一个孩子,少数民族可以多生,这种政策带来许多问题,并且将不同民族的学生分校学习,造成民族隔膜和隔离。这都是80年代制定的错误政策。   

    而胡耀邦和赵紫阳时期的政策全是美国忽悠的。现在必须纠正。纠正的方法就是用公民的概念代替民族的概念,弱化民族概念,弱化民族性。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更大的人口自由流动和民族交融。打破过去的地区封闭和户籍封闭。

中国是文人的国家,西方是商人的国家

    东西方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国历史上是文人的国家,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高于商人;西方是商人的国家,商人的地位要高于文人。中国要走哪一条路?如果走西方的文化体系,那么中国就会变成一个充满铜臭的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残忍无比的国家。象出现三鹿奶粉这种现象,就是追逐金钱文化的结果。

    中国文化早就把义与利的关系处理好,义从来就是居于首位,利从来就是处于次位。任何时候利高于义,这个社会就会出问题。因此,中国从来都是一个重义轻利的国家。改革30年,重义轻利的文化被颠倒了,于是社会开始出现了危机。

    在一个国家里,学者有权最好了,让良知主宰和主导社会。这样的话,其他利益集团便不会太误导社会,干预社会。希望在座的学者在社会上都有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学者的作用。要把这个国家引向哪里?是学者群体的事。官员和商人都是办具体事情的,方向问题要由学者来引导。所以知识分子群体在国家最重要。中国的传统是学者地位高,现在是商人地位高。

    孔子早已经说了,君子是风,小人是草,风往哪吹,草往哪倒。中国的知识分子要矫正中国的风向,把国家引向正义、公平、平等、自由的方向去。但今天中国的问题是,一大批学者盲目地迷信西方,完全丧失自我意识。这是改革30年开放过头的最大后果。随着中国逐步发展,中国人正在慢慢找回失去的自信。

    中国模式还是西方模式?西方模式正在崩溃。中国不重新思考不行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要重新团结起来,不要再互相骂了。要检查以前的错误,形成共识,除非那些顽冥不化的人,不可救药没办法。

 

 附文:

张五常歪打正着说出“中国秘密”

童大焕

在日前召开的一个有关改革开放30周年经济论坛上,著名经济学 家张五常 先生以过去多年中国经济高增长为依据,断言中国已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遭到与会大陆学者或公开或私下的一致反对。与会的经济学家都认为,目前的经济形势相当严峻,过去几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未必能够持续。尤其是这种不可持续并非来自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是来自结构性体制性矛盾。



张五常的理论核心是,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各地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变成一家家公司。比起单纯的政府来,公司化的政府更有效率。网友们的评价显然没有经济学家台面上那么彬彬有礼,有的说 张 先生准是多喝了被三聚氰胺污染的三鹿婴儿奶粉,有的说 张五常 先生应该遭天谴。撇开情绪化的表达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感觉和判断不谈,即使单纯从经济效率角度出发,一个真正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也是要从社会的角度思考经济问题的,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得出的结论是“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则得出民主的效率最高的结论并因此获奖。 张五常 先生此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高论,说明他不是头昏了就是眼花了,只看到浮出水面的洁白的冰山,没看到冰山下面炽热的岩浆正在温暖海水融化冰山。



但我们还得感谢 张五常 先生,他从反面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陡峭的现实。“政府公司化”,的确是过去几十年来我国政经形态的一个准确而且生动的概括。这样的做法,在短期内的确有可能效率很高,但无法避免越增长越贫困(相对)、越增长矛盾越多的困境,陷入 秦晖 教授所说的中国的“低人权优势”和“负福利”陷阱。



我们曾经提倡“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强调公平”,但在政府公司化的背景之下,只见政府收入日渐其长,而在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二次分配上却不见其踪影,乃至于前三者成为新时期公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而“国富民贫”的格局则日渐成形并且定局。以2007年为例,在25万亿元的GDP中,各级政府收入包括税收51000亿、土地收入12000亿、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款16761亿、社保8000亿、国企利润16200亿诸项,政府收入总额超过10万亿元,还不算占国定资产绝大多数的资产增值收入;而当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仅4140元,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仅13786元,全国人民总收入只在9万亿上下。



更严峻的问题还在于,政府公司化导致的制度性亲商环境,使商业机构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平等法律关系被完全打破。一旦普通民众与企业发生冲突,无论是拆迁、征地、劳资纠纷,甚至安全生产、质量纠纷,政府和官员都会本能地站在企业一边。于是,民众与企业之间的纠纷就演变成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冲突。无论是贵州瓮安事件,还是云南孟连事件,还是山西襄汾垮坝事件,抑或是三鹿奶粉质量事件,等等,这一切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正如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对孟连事件的总结:一些基层干部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异化,变成了“为老板服务”。惟需要指出的是,“为老板服务”并不仅仅局限于“一些基层干部”。在此过程中,政府和官员对民众利益的侵害往往有直接的进攻性,甚至动辄采用公安、武警等暴力手段和司法机器。它导致“官逼民反”的历史在现实中不断重现:《了望周刊》报道说,有关部门统计显示,1993年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八千七百起,2005年上升为八万七千起,2006年超过九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



而所谓的亲商,并非都对商人有利,一旦大企业和小企业发生纠纷,或者与官员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企业与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企业发生纠纷,小企业或者无直接利益关系企业的命运就成了普通民众的命运。这也是为什么,在遍地招商引资视为头等要事的亲商环境下,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非常短,只有2.9年;这也是为什么,一旦宏观调控来临,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总是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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