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此文集原名《中国如何走出困扰、围剿和解体的危险》,今天又增加了仲大军先生的一篇文章,故改名《中国政治的三种力量和三个选择》。这一题目更能反映这个文集的全部内容。 在这一组文章中,左、中、右、美国鹦鹉的文章都有,可供大家从不同角度来观察各派政治人物的思想观点。]

中国政治的三种力量和三个选择

中国如何走出分裂与解体的危险?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4月5日

目录

仲大军:《中国政治的三种力量和三个选择》

张宏良:《拉萨暴乱:超越1840年的最大买单 》

章立凡:《历史留给改革的时间不多了!》

雷颐:《清廷制造的革命党》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布什摧毁了美国经济》

刘宗义:《美国的伊拉克困局及伊拉克战争的遗产》

马英九 :《从感恩出发 从谦卑做起》

龙应台:《给我们一个政治家》

杨恒均:《龙应台,台湾不需要你说的那种政治家》

鄢烈山:《相信选票的力量》

张鸣:《台湾新一轮政党轮替的价值和意义》

吴祚来:《祝福台湾》

谢泳:《倒过来看中国现代历史》

郑现莉:《买船 vs.造船》

陈志武:《国有经济是如何与民争利的》

《西藏问题研究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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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的三种力量和两个选择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8年4月6日

    2008年是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多事之年,正在中国人准备欢欢乐乐举办奥运会时,国内外反华势力发动了西藏暴乱等一连串事件,绑架奥运成了要挟中国的致命一招。摆在中国面前的是一场巨大的抉择,走自己的老路,还是按麻醉中国的两剂现代鸦片:GDP和民主的方向走?在下面这一组文章里,作者们的观点是旗帜鲜明的。

    民主派望着海峡对岸兴高采烈,台湾大选给国内的民主派带来了兴奋的激素,在电子版刊物《大道》最近一期的页面上,赫然写着这样的话:“对岸的花已经开了,那么绚烂多彩,让我们如痴如醉。”自由派们只想我行我素,但左派们却看到了分裂和解体后的惨重的损失,在他们看来,中共如果垮台,中国如果解体,那么60年的奋斗成果将化为乌有,中国还要继续贫困50年!在如此危机和动荡不安的历史关头,中国人如何把持住自己,要自由 民主,还是要一个完整的整体中国, 如何解决民主与国家解体这一对矛盾?民主化能保证中国不分崩离析、国将不国吗?

    但不搞民主正义又不行,缺少权利约束导致的政府腐败日益侵蚀着发展的结果,一味金钱至上的铜臭改革不仅腐化着社会肌体也日益扭曲着民族的心灵,而思想的钳制和约束使人民的精神生活日益空虚和荒漠化,从而导致法轮功、基督教 泛滥和侵入,整个社会在日益堕落。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人愿意继续这种权贵精英式的“改革”了。怎么办?苏联式的变革很可能毁掉中国的完整性,这是因为中国不是苏联,大陆也不是台湾。中国隐埋着太多的历史旧帐 和恩恩怨怨。 这次拉萨的暴乱清楚地表明了中国政治变革的危险性。这种暴乱模式往往是中国政治变革的主要模式。它不仅会发生在拉萨,也会发生在内陆任何一个地方。因此,中国 如进行苏联和东欧式的变革,必然隐藏着巨大的危险性和破坏性。

    如何避免破坏出现?是中国政治改革最复杂的选择。如果中国政府在今后几年不进行矛盾消化,不搞政治大赦,不搞政治和解,不培育民间社会,放开民间力量, 缓冲社会矛盾,不重塑本民族的仁义文化,那么,破坏性的危险会越来越大,执政党的危险越来越大。

    当然还有一种选择,回到毛泽东时代,回到道德和理想的社会,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学雷锋的社会,均衡发展的社会,这也是许多人的向往,并且这种追求有着相当大的社会 底层基础,但这一方向与民主化方向和精英政治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因此,在今天看,中国的下一步政治变革无非是两个方向,一个是退回毛泽东时代,一个是搞西方民主化,如果都不搞,就只有原地踏步,维持现状, 但现状是难以长久维持的,形势和事态的演变会使三种社会力量和倾向越来越清楚地显现。

    这使我们想象:中国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它是一种什么样的道路?它能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三种选择和第三个方向吗? 中国如何在一党制的情况下仍能实现民主和监督?一党制能不能满足全社会的民主与自由要求?这是中国模式的崭新课题。具体来说,中国模式应当有这样一些内容,一是恢复共产党早期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主张,转变目前腐败、僵化的状态,更多地依靠工农群众,重新获得强大的社会拥护的基础,二是在取得强大的社会拥护基础之后,启用权威政治历来惯用的一种手法,变高压为怀柔,下罪己诏搞大赦,搞平反,下大力气化解历史矛盾,变GDP崇拜为公平正义崇拜,变金钱社会为道德仁义社会。当然,没有新的组织路线,执政党是决难发动这样的改革的。

    这就是中国的第三条道路,实行起来也没什么难的。执政党的主动总比社会推动的被动要好。现在民主派总是希望一根稻草压垮一头骆驼的局面出现,尽管这是一腔情愿,但执政党必须引起重视。必须认真考虑第三条道路的选择。这就是当前中国存在的三种力量 和三条道路选择。 极左和极右的道路都难以走得通,第三条道路还是值得尝试的,但执政党必须聚集起强大的实施力量(特别是人才)来完成中国的第二次改革。没有人,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的。

    通过下面的文章,可以看出中国的左派和自由派有一个极其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左派总是在算经济帐,象张宏良教授的文章经常是建立在用数字说话的基础之上,而自由派们很少考虑经济代价, 他们更注重价值理念。 这就使倾向西方的民主派的改革具有这种特点:在依靠西方国家支持的同时,也极大地损害甚至出卖了本国的利益。因此,这种改革取向往往遭到社会的反对。

    中国社会到底要选择哪个方向? 第三条道路是否走得通?各派如何学会综合思考?这是中国政府和社会大众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本网下面选择发出的这些文章,都具有代表性,反映了当前中国各派群体关注的不同方向。

    从国际环境上看, 美国目前的日子也不好过,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但如果美国在金融危机中将巨大的债务推向别国,象中国这样的债权国就要遭殃了。中国正在面临这种威胁。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向内向型经济模式的转变,已经牵动政治模式开始转变。中国政府必须及早注意这一迹象。

 

 

拉萨暴乱:超越1840年的最大买单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张宏良

tianyang001@sina.com

中国如垮台,60年的奋斗成果将化为乌有,还要继续贫困50年

322入联公投的第一剑刚刚出手,拉萨暴乱的第二剑连环出鞘,在完成了对中国战略包围以后,美国终于开始收关了。金融控股、股指互唤、平安增发、322公投、拉萨暴乱,还有接下来将不断出手的无数招数,美国行云流水般的夺命博弈,把一盘杀机重重的历史大棋走的让每一个中国人心胆俱寒。这位30年后卷土重来的绝世高手,这位除了中国一直保持不败纪录的世界霸王,开始了同中国进行报仇雪恨的第三次历史较量,出手时机恰恰选择了奥运会这一中国人最致命的虚荣软肋,连环剑法,招招致命,刀刀见血,封死了中国所有还手的机会,目的只有一个:让中国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国家金融危机买单。拉萨暴乱是为配合322公投,322公投是为控制中国金融市场,控制中国金融市场是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只是这一单太大了,是1840年以来最大的一单,甚至超过了1840年以来所有被掠财富的总和,只要这一单下去,中华民族近60年的奋斗成果将会化为乌有,并且未来至少还要继续贫困50年!

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我们已经喊得嗓音嘶哑。

中国到处放飞着美国鹦鹉

历史上中华民族历次崛起都是毁于外敌入侵,而这一次将有可能毁在美国操纵的国内势力手中。三大分裂势力,一群美国鹦鹉,几个买办汉奸,将可能再次打断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进程。近些年来,由美国各类基金会培养造就的中国的“基金会学者”,在人们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过程中,趁虚而入,成为新的主流经济学家,这些由美国专门训练出来的美国鹦鹉,与其前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最大区别,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同时兼任洋人和富人双方的代表,而这批新放飞的美国鹦鹉则彻底踢开了国内富人,专门充当洋人的代表。

目前北京的研究、咨询和政府机构等关键角落到处都飞窜着这群美国鹦鹉,看到这群新放飞的美国鹦鹉已经得势,去年美国国会和欧盟先后做出了强迫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的决议,以至与去年下半年以来,开放金融市场成为中国学术和咨询领域压倒一切的最大声浪。为保证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格局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便操纵台独搞322入联公投,美国国会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又做出了有关中国的第二个决议:支持台湾入联公投。并且形成了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面支持:国会通过决议进行法律支持;操纵科索沃独立进行政治支持;调动核潜艇航母战机等包围中国进行军事支持。在所有这些支持后美国仍不放心,便在距322公投仅剩一周时启动藏独势力,策划发动了拉萨暴乱,企图用制造流血事件的办法,为台独势力大选获胜创造有利条件。

可见,这次拉萨暴乱的使命就是制造流血事件,如同阿庆嫂说的那样“引诱敌人来打枪”,制造流血事件的第一个目的,就是配合322入联公投,为台独势力脱离中国提供借口,所以拉萨暴乱发生后,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候选人立刻以此来攻击国民党,声称如果国民党当选,台湾就是第二个西藏,对台湾民众大肆恐吓,并且用血洗、镇压等字眼来刺激台湾民众,为入联公投拉拢选票。上次陈水扁当选,就是依靠所谓“中共刺杀”的两颗子弹,这次拉萨暴乱不过是两颗子弹的升级版。制造流血事件的第二个目的,就是用奥运绑架中国,用中国顺利举办奥运,来换取美国顺利度过金融危机。

奥运已经被提升神化到匪夷所思的至高境界

用奥运绑架中国

历代王朝的虚荣基因已经把中国人的奥运梦想膨胀到超越生死的图腾地位,再加上被摧毁了所有神圣理想的中国人,已经把生命的全部意义都寄托在了奥运身上,为此中国人舍弃一切地准备了许多年,建奥运场馆,修奥运道路,养奥运猪,种奥运菜,整个北京楼房的外墙都在为奥运日夜粉刷,奥运已经被提升神化到匪夷所思的至高境界,除了用“梦想”描述之外再也不知道怎么更加崇拜了。全世界都了解中国人这一点,都在利用中国人这一点,美国更是不加例外,利用中国人的奥运梦想,开出了中国人做梦都梦想不到的巨额买单:把西方国家的金融坏账都包下来。否则,三大分裂势力一起启动,你中国人的奥运梦想就会泡汤。美国正是抓住了中国人的虚荣软肋,才敢在暴乱发生的第三天发表措词强硬的声明,公开宣布西藏和中国是对等关系,美国白宫发言人强卓指出:“美国政府对西藏和中国之间关系紧张感到遗憾”,把西藏和中国并列起来,并且特意把西藏放在中国前面,等于公开宣布了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

为一个奥运会要忍受两个省闹独立的要挟,这个代价也太大了,恐怕是奥运史上代价最昂贵的奥运会了。这个鸟奥运会我们不开了又能咋的?召开奥运会不过如同家里请客吃饭,请客吃饭固然重要,但是不能因此全家就死在这顿饭上!大不了就是饭菜准备好了客人不来,不来我们就自己吃,变奥运会为国运会,13亿人还怕消化不掉这点儿东西!中国人要有志气,要能争气,要敢发脾气,不能总是受窝囊气。如果中国人真的能豁上奥运会不办了,估计所有国内分裂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立刻就老实了,一个敢于破釜沉舟的国家是能让所有对手都敬畏的国家,一个敢于破釜沉舟的核大国更是能让所有对手都心惊胆战的国家。30年来美国之所以吃定了中国,以至与发展到今天在台独藏独问题上公开强奸中国,就是欺负中国软弱,这次拉萨暴乱的特点以及中国舆论的反映,更是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中国的极度软弱,给金融危机困扰中的西方饿狼发出了一个灾难性信号。

为美国压迫中国买单提供筹码

由于这次拉萨暴乱的目的是制造流血事件,为美国压迫中国买单提供筹码,所以暴乱闹事并非仅仅限于西藏,而是包括四川、青海等地在内的整个藏区,并且达赖喇嘛及其领导的流亡政府也坚决否认是暴乱的策划者和发动者,达赖喇嘛的否认声明更加证明了这次暴乱的主要目的,是配合台独制造流血事件而不是什么西藏独立,由于目的就是制造流血事件,所以纯熟老到的达赖喇嘛才会宣布置身事外。达赖喇嘛的声明同时在客观上也证明了这次暴乱的幕后黑手是美国。针对这个特点,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一方面尽其全力避免流血事件扩大(这一点到目前为止做的相当好);另一方面揭露美国的恐怖主义罪行,以及对中国的侵略罪行,并坚决打击美国鹦鹉,铲除国内动暴乱的根源,切断美国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控制。如此一来,美国就会成为最大输家。可是中国的反映却是对外不敢声讨幕后黑手美国,对内不敢批判正在把中国推入陷阱的美国鹦鹉,反倒把一个鞭长莫及并且已经声明置身事外的达赖喇嘛拿来作为泄愤对象,反正达赖在国外,又是一个人,批判达赖既用不着动真格的,也不会对方方面面产生任何实际影响,所以批判达赖便成为最佳选择。显然这种批判是批给国内老百姓听的,因为发生暴乱政府必须表态,既然不敢批判美国,就只能批判达赖。只是如此极端示弱,只能会激起对方更大的侵吞欲望,中国近代史上历次民族大难和亡国大祸,无一不是极端示弱的结果。

目前西方各国的表态都只是呼吁北京保持克制,唯独美国政府公开把西藏和中国相并列,把对西藏和中国的称呼,完全变成了对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的称呼。这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对中国最严重的挑衅,远远超过了50年代在朝鲜和60年代在越南对中国的两次挑衅。当初美国在我们邻居朝鲜和越南挑衅,我们都以出兵应战来回答,连续两次在军事上打败了美国,打出了直到今天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空间。而现在美国则是在台湾和西藏我们家里挑衅,我们除了把整个家园拱手送给美国随意支配外,已经没有了任何继续退让的余地。莫说目前西方金融危机这个大单中国买不起,就算中国倾其国力民力买下金融危机这一单,后面还有环境污染那一单,还有把中国变成世界垃圾场那一单,还有把中国变成世界妓院那一单(到中国去玩女人,已成为日本公司安排休假的主要内容),最后还有把中国肢解为几个碎块那一单,这一单一单买下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将会彻底陷入万劫不复的悲惨地狱!这哪里还是什么国家间的竞争,完全是在要13亿中国人民的命啊!

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

美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把中国步步逼向悬崖边缘,就当前而言,起关键作用的是那群美国鹦鹉。30年来人们被“落后就要挨打”这句典型的汉奸口号喊昏了头,天天叫喊只有现代化实现后才能谈国家安全和百姓民生,就这样被美国鹦鹉一步一步地引入了陷阱。直到俄罗斯重新崛起后人们才发现,决定国家安危和百姓生死的,根本不是什么经济和军事实力,而是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特别是核时代的大国较量,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而在意识形态的较量方面,决定胜负的就是影响国家意志的那群学术鹦鹉。戈尔巴桥夫领导的前苏联,比现在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在经济、军事等综合国力方面,不知道要强大多少倍,结果却是强大的前苏联瞬间就垮掉了,经济弱小的俄罗斯却不屈不挠地站了起来。决定戈尔巴桥夫和普京二人不同命运的,就是他们对待美国鹦鹉的不同态度。戈尔巴桥夫身边自由飞翔着一群美国鹦鹉,而普京则以克格勃的铁腕无情地折断了美国鹦鹉的翅膀。

麻醉中国的现代鸦片:GDP和民主

美国鹦鹉用来麻醉本国人民的现代鸦片,除了经济上的GDP之外,就是政治上的所谓民主,民主已成为美国宰割其他国家的麻醉枪。只要美国需要打垮哪个国家,哪个国家便会立刻成为民主麻醉枪下的猎物,而什么是民主,则完全是美国鹦鹉垄断的知识专利,根本没有任何哪怕是最简单的固定内容。把谁打倒了,就是谁集权专制的失败;把谁扶上台,就是谁民主自由的胜利。把所有遭受侵略掠夺的国家,都归结为是自身集权专制的结果;把所有依靠侵略掠夺发达起来的国家,都归结为是民主自由的结果。戈尔巴桥夫就是听信了美国鹦鹉的话,用民主自由的麻醉枪解体了前苏联;普京则不管那一套,脱光膀子玩邪的,不顾西方国家铺天盖地般的指责,就是坚持所谓集权专制,从而成功捍卫了俄罗斯国家利益和保住了俄罗斯人民的利益,成为在共产党垮台后极个别没有被美国第二次打倒的政权。而其他绝大多数独联体和东欧国家的政权被美国连续打倒了两次,这最能说明美国民主的麻醉枪性质。当初推翻共产党上台的那些独联体和东欧国家的领导人,都是一些真正的民主斗士,他们对美国民主的天真信仰,使他们付出了极其惨重的血的代价,最终无一不是被美国或者用街头革命的方法,或者用军事干预的方法,统统赶下了政治舞台,像野狗一样地流落街头,有的甚至死在了美国操纵的国际法庭的监狱里。他们之所以会有如此悲惨下场,是因为他们忘记了美国民主的作用是实现美国利益,而不是让他们用民主去追求本国利益,由于违背了美国民主的真正旨意,美国对这些推翻共产党的民主斗士,比之对共产党本身更加痛恨,所以被美国送上海牙国际法庭审判的不是被推翻的共产党领导人,而是推翻共产党后上台的那些所谓民选领导人。

美国之所以能够用民主麻醉枪把全世界都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客观原因,是因为除毛泽东曾经在中国建立的人民民主的大民主之外,在资本民主方面美国的确走在了世界前列,美国便利用这一点充当世界法官,随意干涉别国事物。而其他国家除了像普京那样脱光膀子玩邪的,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即便是普京也只能限于光膀子耍横(能够在国外访问期间脱光膀子大步前行,以此显示对西方规则的蔑视,可谓是惊世骇俗),而没有能力拿出超越美国民主的更高更先进的民主。在当今世界,能够拿出超越美国民主的更高更先进民主的唯一国家,只有中国。中国人知道这一点,美国人也知道这一点,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民主和人权的武器一直掌握在中国人手中,美国为此曾经吃尽了苦头,因而绝不能容许中国再次占据世界政治文明的龙头。谁占据了世界政治文明的龙头,谁就是未来世界的老大,世界上只有2个国家亲身感受过这条真理:中国和美国。只是美国懂得这个道理的是当政者和舆论主导者,而中国懂得这个道理的则是被踏在政治最底层并一直被批判被丑化的残余毛派。

对于已经成为世界霸主的美国来讲,政治文明被超越被取代,将意味着霸主地位的历史终结,这是阴谋血腥的盎格鲁·撒克逊族群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所以,即便没有金融危机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美国也会制造出其它问题来对付中国。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规律决定的。在此提出阶级斗争大家不要感到奇怪,中美之间政治文明的较量,表面来看是国家间的较量民族间的较量,其实更主要更本质的是阶级间的较量。大众民主取代资本民主,大众政治取代集团政治,这是阶级斗争在世界范围内的集中反映,是以国家矛盾民族矛盾表现出来的阶级矛盾,正是共同的阶级利益,才使国际垄断资本和国内权贵资本买办资本越来越紧密地联合起来,共同扼杀当代世界最先进的政治文明——中国的大众政治。西藏问题本身就是国内外反动势力阶级合作的恶果。

勿忘西藏的农奴制

西藏是世界历史上最极端的一片土地,既曾经是佛光普照下最圣洁的人间净土,又曾经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残暴的人间地狱。西藏和平解放之前,政教合一的农奴制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农奴制,其残暴程度甚至超越了人们最恐怖的想像。普度众生的藏传佛教也堕落成危害众生的利益集团,其贪婪、血腥、荒淫和残暴程度,远远超过了元末明初宗喀巴大师改革前的堕落状态,以及中世纪路德教改革前买卖赎罪券的基督教堕落状态。西藏博物馆保存的下面这张头人之间索要人体器官的书信原件,反映了当时举行佛事活动的惊人恐怖:

执格头人:

本处需要进行天女敬食佛事,需头颅四具、肠子十副、净血、污血、废墟土、寡妇经血、麻风病人血、各种肉、各种心、各种血、阴阳之水、旋风土、向北之荆棘、狗粪、人粪、屠夫之靴等物,务于二十日送往。

次曲康 十九日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员举办“念咒经”,需要用做祭品的人体器官清单,整个西藏经年累月该有多少类似“念咒经”的佛事活动,西藏农奴的惨烈命运可想而知。西藏和平解放后,经过民主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在人类历史上农奴第一次成为了人,不仅仅是一般的人,而是翻身解放做了主人,西藏真正成为佛光照耀下的人间净土。在西藏人民看来,毛主席不仅是解放了他们自己,更重要的是解放了藏传佛教本身,由衷地发出了“毛主席红太阳”的崇高赞叹,把毛主席看作是和释迦牟尼佛、宗喀巴佛一样的传世大佛,由此汉藏之间的文化血脉完全打通,汉藏人民真正地溶成为一体,阶级矛盾取代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59年平息西藏武装叛乱,就是汉藏人民共同铲除残暴农奴制的伟大胜利。

民主改革后的西藏,真正成为全世界最圣洁的地方,你只要看一下拉萨街头藏民那天空般无比清澈的眼睛,就会深切感受到那清澈眼睛下面更加无比洁净的心灵,甚至连你自己的心头都会立刻撒满祥和的佛光。从释迦牟尼创建佛教,到宗喀巴改造藏传佛教,期间历代得道高僧、佛学巨子,率领着千万僧众前赴后继、努力修为,都没有把人们从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血腥生活中普度出来,惟独一代大佛毛泽东,带领亿万人民推翻了人剥人皮、人吃人肉的剥削社会,把世俗社会和宗教同时从阶级剥削的血腥枷锁中解放出来,使藏传佛教再次发出了照彻天地的万丈光芒!笔者就是在多年与藏族学生的接触中越来越相信毛泽东是一代大佛。当毛泽东作为一代大佛从亿万藏民心中冉冉升起时,西藏就如同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一样,不可能再出现什么分裂问题了。

藏独分裂势力的发展是反毛运动的直接后果

可是,80年代以后国内外反华势力掀起的反毛运动,改变了年轻共和国的命运,也改变了西藏的命运,使原本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版图开始发生断裂,藏独分裂势力的发展就是反毛运动的直接后果。

首先,反毛运动彻底打掉了和平解放西藏和实行民主改革的历史合法性。西藏和平解放和实行民主改革的历史合法性,是建立在“翻身农奴把歌唱”“我们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的现实基础上,并且这一现实基础与藏传佛教的基本信仰是相统一的。反毛运动把毛泽东妖魔化成一个魔鬼,把毛泽东发展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妖魔化为人间地狱,“翻身农奴把歌唱”居然几十年歌唱的都是历史浩劫,那么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也就丧失了继续统治西藏的历史合法性。并且,既然指控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建国以来没干什么好事情,那就正好借此把所有的罪恶和坏事,都推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身上,不仅打掉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统治的历史合法性,甚至打掉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存在的政治伦理基础。丧失了历史合法性和伦理基础的统治,只能是纯粹地诉诸武力,从而使中央政府陷入了空前被动的历史地位。

其次,反毛运动用制造民族矛盾的方法取代阶级矛盾,人为推动了藏独分裂势力的发展。如同在台湾问题上背着党中央国务院签署卖国协议一样,中国的官僚买办集团为一己私利不惜牺牲民族团结和民族利益,为了摧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所谓极左路线,把西藏纳入自己的政治势力范围,竟然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人为制造汉藏矛盾。整个西藏干部群众都流传着八十年代的一个说法,当时的总书记对西藏干部拍案大呼“不能让汉族骑在你们头上拉屎撒尿”,结果形成了59年平叛以来西藏第一次民族动荡,埋下了藏独分裂势力发展的祸根。特别是持续30年对所谓极左路线的控诉,使得农奴出身的干部和汉族干部越来越成为人们眼里的异类,越来越多的藏族群众在政治上开始转向。

汉族的犬儒匪气是否影响了藏族的虔诚信仰?

再次,反毛运动彻底切断了汉藏人民之间的文化血脉,民族裂痕越来越难以弥补。反毛运动对藏族的最大冲击是文化心理上的冲击,藏族人民是纯洁虔诚的人民,把信仰看的重于生命,不象汉族这样犬儒匪气,谁都可以辱骂谁都可以崇拜,流氓得势就崇拜流氓。当他们把毛泽东看成是一代大佛红太阳时,已经把自己生命的价值和希望全部投射到了这一崇高信仰当中,这一崇高信仰远远高于他们生命的肉身价值,如同他们的释迦牟尼、宗喀巴,如同基督教的耶稣,如同伊斯兰的穆罕默德一样,是绝对不容亵渎和侮辱的。可是后来的反毛运动却用最变态下流的流氓手段肆意丑化毛泽东,这对拥有宗教情感的西藏人民的灾难性影响是无法估量的,持续30年地辱骂丑化宗教教徒心中的偶像,结果必然是走向极端。并且那些反对毛泽东和继续信奉毛泽东的藏民从不同角度都走向了极端;那些反对毛泽东的藏民(包括部分喇嘛)认为,既然连一代大佛毛泽东这样的汉人都是魔鬼,那么一般汉人中就更没有什么好东西了,因此应该脱离汉人;那些继续坚信毛泽东红太阳的藏民则认为,汉人连毛泽东这样的一代大佛都辱骂,可见汉人多么不是东西,应该脱离这些汉人。这种民族性格深处的裂痕和对立,才是藏独分裂势力发展的最深厚根源。和藏族学生打交道许多年了,得到藏族学生最高的评价就是:“老师,你不像汉族人”。那一刻,我的心在流血,但是我知道,这些藏族学生是对的。

西藏不适合发展内地一样的市场经济

要禁绝市场经济的污泥浊水流入西藏

最后,把市场经济的污泥浊水注入西藏,破坏了西藏原有的宗教文化。西藏是藏传佛教地区,有着自己独特的宗教文化,不适合发展内地这种市场经济文化,强行推广市场经济,结果是坑蒙拐骗、伪劣假冒、黄毒赌黑、贪污腐败等泛滥成灾,在如此恶劣的人文环境中,宗教文化如何发展!我们可以在深圳为外国资本家搞特区,也完全可以为我们藏族同胞搞特区,建立西藏宗教特区,实行特殊的计划经济,禁绝市场经济的污泥浊水流入西藏,为中国为人类保留一块最后的净土。现在美国鹦鹉从内部推广市场经济破坏西藏宗教文化,美国政府又以此为依据从外部指责我们破坏西藏文化,藏独分裂势力也以此为借口煽动群众,藏族群众对这些恶劣腐败的社会现象更是深恶痛绝。所以,对西藏包括对新疆的政策,都已到了非转变不可的地步,要说改革,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这次拉萨暴乱不过是对322公投的侧翼支持,本身不会形成什么大的后果。但是美国既然已经启动了台独藏独这两大分裂势力(但愿疆独不要再来凑热闹),不达目的绝不会善罢甘休,并且它也算准了中国输不起奥运会这场戏,可见中国这个坎儿是肯定躲不掉了,能否迈过去,就看美国开出的这一单有多大规模了。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每一次经济危机的结果都是战争,先后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互相转嫁危机引发的,西方国家这次不再互相打了,而是要联合起来逼迫中国买单。怎么办?还是《322劫难》中那个观点,如果既不想买单又不愿意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最好的办法就是像俄罗斯总统普京那样,杀鸡吓猴,清除美国鹦鹉。只要一清除美国鹦鹉,国内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就会立刻高涨起来,所有的分裂势力都会立刻收敛,奥运会不仅能够照样开,甚至能够开得更好。

中国必须打掉这群美国鹦鹉

当然,我们所谓清除美国鹦鹉,并非是指要搞什么大规模政治运动,只要发出一个清除美国鹦鹉的政治信号就足够了。当初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尤科斯石油公司的老板霍多尔科夫斯基,只是朝着美国鹦鹉的方向望了一眼,立刻就被普京总统投入了监狱,顺便把尤科斯石油公司也收归了国有。普京一系列清除美国鹦鹉的举动振奋了俄罗斯各个阶层,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大潮冲天而起,席卷了世界各个地方的俄罗斯人,连70年代就流亡西方国家、被美国驯养了几十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索尔仁尼琴,都兴奋地回到祖国,由一只美国鹦鹉变成了坚定的俄罗斯夜莺。虽然打掉美国鹦鹉并不是唯一选择,更不是最佳选择,但却是代价最小的选择。并且即便抛开眼前危机不说,从中国崛起的长远利益来看,也必须打掉这群美国鹦鹉。中国之所以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就是因为红墙外面飞舞着一群美国鹦鹉,这群美国鹦鹉不仅让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同时还用美国国会的决议误导中南海,并且在贯彻美国国会决议方面效率奇高。去年美国国会做出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的决议不到一个月,中国学术领域和金融部门就响起了开放金融市场的美国鹦鹉大合唱,声称开放中国金融市场是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谁反对开放金融市场,谁就是反对改革开放。结果就是美国财长鲍尔森率领美国代表团,欢天喜地地从中国拿走了一揽子金融协议,然后就是欧盟几个国家也都纷纷跑到中国来要求为其买单。

外国控股的平安一次拿走1600亿

平安增发就是公开的一单。中国平安这家已被英国控股的外资公司,由于英国控股股东在金融危机中赔了钱,便要从中国股市上募集1600亿来弥补,从酝酿增发到现在,给该公司股票投资者造成的损失超过3600亿;从公布消息到现在,给公司股票投资者造成的损失超过1700亿;同时造成大盘暴跌1600点,总市值损失超过8万亿,流通市值损失超过26万亿,按照6千万投资者计算,平均每人亏损43。如此惊人的财富损失,放到任何一个大国将会引起动乱,放到任何一个小国将会引起政变。8万亿接近中国GDP的三分之一,任何一个国家三分之一的财富被一家公司给蒸发掉,都不会无动于衷,而中国平安,却满不在乎地在等待数钱,甚至连募集1600亿资金的用途都不屑理会投资者的询问。

中国平安已成为美国鹦鹉落脚的第一个树枝。中国社会所有政治力量都在盯着这个树枝,西方国家所有巨型金融资本也都在盯着这个树枝,还有那群美国鹦鹉同样也在盯着这个树枝。无论中国平安最终结局如何,这个事件都会对中国现代史的发展具有重大分期意义,并将成为未来许多学科教科书的独立章节。

刚刚写到这里,电视《新闻联播》中传来了英国首相布朗和温家宝总理通电话的内容,布朗表示一定出席北京奥运会,温总理通报了拉萨暴乱的情况。我脊背不禁滚过一阵冷颤,看来这个布朗比我们更加密切地在盯着中国平安,平安增发就是今年1月布朗来北京后发生的,当平安增发已被舆论普遍指责为股市暴跌的祸首时,这个布朗又来了,并且恰好带着的是我们前面分析的两个因素:奥运会和拉萨暴乱。看来中国平安这下是真的平安了。

突然想起1840年以来中国对外赔款总额究竟有多少,记得以前文章中查阅计算过,打开一看是13亿银元,而如今一个平安公司一次性就要拿走1600亿元,并且后面还有着许许多多类似的平安。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啊,历史上每一次富裕之路,最终都是走向肥大国家,这一次,你应该走向强大国家了!

国内大跌,海外中国股指期权大赚

最后想对股民再说几句话。海外的中国股指场外期权已经开赌,无论股指暴涨暴跌都能赚大钱,国内市值蒸发多少亿,场外期权就能赚到多少亿。所以,所有能够影响股价指数变化的人或公司,都能从中迅速获取数亿,数十亿乃至上百亿的财富。无论中国平安、浦发银行等能否增发成功,只要它们的高管参与了海外市场的场外期权交易,就都能够从这轮股市暴跌中赚到难以想象的惊人财富。这就是今天的金融,这就是今天金融财富分配的特点。所以,大家不要再骂证监会那位副主席,他说的话是对的:“股票不是人人都能玩的!”

 

历史留给改革的时间不多了

——2008“两会”后的中国

章立凡

自去年中共十七大以来,我已不大发表时评,今年“两会”期间也是如此。有朋友问起个中原委,我自认对中国政改“话已说尽,事无可为”;即便再言,犹若“知其不可而为之”。

变法:永远的历史悲怆

温家宝在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引用了一句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媒体上一片叫好声,我却感受到一种莫名的悲凉。以王安石自命,可谁又愿意当宋神宗?旧体制的强大惯性,会令一切革新方案变味,王安石锐意改革,最终竟搞到民不聊生,就是一个著名的悖论。

从商鞅到王安石,从光绪到胡、赵,历代改革者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体制内的非秩序更迭,在前苏联阵营及中国不乏先例,“胡温新政”会不会重蹈历史覆辙?天变(自然灾害)、祖宗(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人言(来自左、右阵营的抨击),恰恰反映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甚至有学者断言“改革已死”,中国已进入“后改革时代”。

改革:最大敌人是自己

1949年的革命和社会一体化整合,消灭了传统的民间社会和地方自治,将党的管制渗入社会的每个细胞,并毫无节制地自我复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车轮未能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结果不但造就了势力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也从官僚体制内部形成了与之配套的权力寻租机制。

政治体制改革的悖论在于:改革阻力来自共产党内部,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目前从中央部委到省地市县乃至基层,都有各自的特殊利益,它们不仅相互博弈,也在与中南海博弈。体制内耗严重削弱了执政能力。

今春的大雪灾,也是历年积弊的一次总爆发。《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此未有丝毫检讨,呼唤多年的“阳光法案”继续搁置,说明利益的坚冰难于打破。

在体制内阻力重重的背景下,改革须争取人民的支持,与民间的互动尤为必要。政改应以建设公民社会为目标,既要改革也要开放,没有公民起来监督,政改就只能是一种体内循环,关门改革不会成功。

大部制:难脱尾大之局

在君主专制时代,百姓只须供养一家一姓的政府,如果这种血酬供养超出了负担的极限,就会发生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当今中国是名列世界第二的重税国家,纳税人同时负担执政党和政府两套班子的运转成本,是历史形成的“中国特色”,负担比历代王朝还重。

本次“两会”上,高调出台的“大部制”,目前只收得28-1之效,且必将继续遭到官僚体制内部的顽强抵抗。从历史上看,国务院自1951年迄今已实行了十次改革,机构编制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地循环增减。“大部制”只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举措,无法替代政治体制改革。

没有宪政监督的“大部制”,前途无非两种:一、形成更为集权的新垄断;二、像以往一样无疾而终。两者都改变不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尾大不掉之局。

“两会”及民主党派:有亏监督职守

根据1949年大宪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三条之规定,政协是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共同纲领》是共和国立国的法理依据,但自1954年至今,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仍是“遴选”,显然有悖建国共识。当今政协也是一个地位很奇特的机构:号称统一战线组织,既是政权的一部分,又不是权力机构,究竟是“org”还是“gov”?半个世纪以来,人大、政协尸位素餐,未对政府实现有效监督,显然有亏职守。

今年“两会”期间,某些民主党派领导人会见记者时牙牙学语,称中国不能搞多党竞选、三权分立、两院制,实在是数典忘祖。民主党派创建时的理想,是反对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与中共合作也是基于此种共识。历经多年改造后,其政党特征早已消失,只是作为附庸延续至今。既然不讲民主,又何必自称民主党派?当前若搞全民直选,估计中共还能挟政治资源当选,但花瓶恐怕无以为生。

民主宪政:一张未兑现的支票
 

常有人将中国社会与清末类比,将改革开放比拟洋务运动,把胡赵下台比做戊戌变法失败。当今的内外环境,与一个世纪前明显不同,但也确有某些相似之处。观看今年的“两会”风景,不免又令人想起“预备立宪”和“皇族内阁”。

我一直将中国的近代史视为一场改良与革命的赛跑,在清末的大赛场上,最终革命跑到了前头,改良的一切设计,在武昌起义枪声响起后成了废纸。

中共的民主宪政承诺,是抗战结束前开出的远期支票,超过一个甲子仍未兑现。当今中国社会缺乏诚信,要从毛泽东开始问责。邓小平在80年代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在“8964”事件后被长期搁置;有中共元老声称政权是2000万人流血牺牲换来的,显然是一种血酬史观,没有跳出王朝更迭的周期律。

赢家通吃不可能永远持续。君主立宪设计的高明之处,是在承认“万世一系”的前提下,用宪法限制君主权力,改为依法永享血酬。近年所谓“党主立宪”之说,也是主流学者为维系一党执政地位所做的政治设计。

突发事件: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腐败也是一种历史动力。解体是从内生腐败开始的,当腐熟到一定程度,偶然的外力触发,也可能导致突然的崩溃。

中共在野时是革命党,也是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党;而现在最不能接受的,恐怕就是革命和共产。近年执政党内有“不反腐要亡国,反腐会亡党”的深忧,没有民意选举的背书,现政权的合法性主要靠经济增长维系,一旦经济崩溃,合法性就不复存在。而腐败恰恰是寄生于经济命脉上的血瘤,伴随着宿主的成长而无限膨胀,现已到达危险的临界点。

以2008初春的天灾为起点,物价飞涨,股市狂跌,“胡温新政”进入了高风险时期。“两会”期间出现了突发事件,而危机处理机制却僵化如故,唤起了国人对十九年前历史悲剧的沉痛回忆。

机构可改政治不改,内部小改外不开放,政治体制改革仍在螺丝壳里做道场。按中共智库人物提出的时间表,全民直选要到2040年才能实现。可是历史的进程,往往不以个人或团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渐进式的理性改革前景迷茫,体制在权力与财富的欲海中沉浮,台湾大选的话题持续发酵,毛泽东的幽灵四处游荡;历史留给政改的时间,恐怕不多了……

2008年3月22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清廷制造的革命党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雷颐

2008年4月8日

    发动辛亥革命的 “革命党”无疑是激进的,然而,开始只是人数极少、原本很难成气候的革命党,最后竟能一举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几千年帝制,确实出人意外。这种天翻地覆之变当然有许多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其中还有一点或许不那么深刻、但也不能不注意的原因,就是清政府实际上是“制造”了革命党。

    自1894年夏,孙中山上书李鸿章阐述自己改革观念被拒后,立即走上了激进的革命道路。1895年底,他发动的“广州起义”尚未正式发动便被镇压,用他自己的话说,此时“风气未开,人心锢塞”,“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1900年底,他又发动了依然以失败告终的“惠州起义”。不过,5年之后,舆论开始有所变化,已“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此话很可能有夸大之处,但同情革命党的较以前多了不少,却是事实。因为在这5年中,清政府不是越来越开明、宽容,反而越来越愚昧、专制:血腥镇压了温和的维新变法,又为了慈禧的一己之利而以全民族的灾难为代价向“万国”宣战。这种倒行逆施,恐对革命党博得更多“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帮助不小。

    众所周知,留日学生是革命党的主要力量。但留日学生开始对政治的兴趣有限,更不倾向革命。所以孙中山等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在日华侨而不是留日学生。但维新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议论国是,对留日学生触动很大,开始关心政治。这时,留日学生就成了革命党与立宪派争夺的对象。由于康、梁的地位名声与学识水平,学生中倾向康、梁者自然居多。为争夺青年学生,本不居优势的革命派于是主动挑起论战。1905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革命派即以此为阵地向立宪派猛烈进攻,而立宪派则主要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奋起反击,双方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激烈论战,持续了15个月之久。论战涉及清王朝的性质、种族与民族问题、国民素质、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土地制度、革命会不会招致列强干涉引起中国崩溃等许多方面。但是,最紧迫、最核心、最重要、甚至决定论战双方胜负的却是要不要暴力革命的问题。

    简单说,革命派认为,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才能共和立宪。立宪派则认为,暴力只会导致血流漂杵,带来巨大的灾难,得不偿失。他们写道:“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葬耳。”他们相信,只要人民要求立宪,清政府“终必出于让步之一途”,可以实现代价最小的和平转型。

    纯从“道理”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论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则无论说得多么“有理”,终将无济于事,“有理”会被人认为“无理”。这一点,梁启超其实十分清楚,所以他在1906年给乃师康有为的信中承认:“革命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清廷刚宣布预备立宪时,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当人们认识到清廷的立宪有名无实时,革命派就“其势益张”。显然,革命派力量的“息”与“张”,与清廷所作所为大有干系。所以,论战不到半年,梁启超就通过种种关系,私下托人与“革命党”讲和,表示希望停止论战。1907年初,他在《新民丛报》发表了《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更是承认:“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端的是一语中的。

    这场论战,以往说革命派“大获全胜”,肯定夸张。双方各有道理,实难分胜负。但经此论战,革命派的影响、声势空前壮大却是事实。主要原因,还在拒不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梁氏一直反对激进革命、反复论述暴力将带来灾难性后果、极力主张温和改革,却也能正视不利于自己观点、主张的事实,确实难得。因此,此话格外值得所有“反对激进主义”者重视。

    事实一再证明梁氏所言不虚。清廷1908年秋公布了 《钦定宪法大纲》“君上大权”14条,总体而言,它抄袭了皇权至高无上的日本“明治宪法”。但日本宪法规定,在议会闭会期间,君主所发布的紧急敕令可代替法律,但下次会期在议会提出时若得不到议会的承诺,则政府应公布敕令失效。而清政府的《钦定宪法大纲》则改为“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日本议会对君权本就不强的事后否决权在此变成了更弱的“协议”权。“明治宪法”规定:“天皇宣告戒严。戒严要件及效力,由法律规定之。”《钦定宪法大纲》则明确改为皇上有“宣布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对于“臣民权利义务”,“明治宪法”共列有15条,而清廷的《钦定宪法大纲》却根本未将其作为正式宪法条文,仅将其作为“附录”。足见其对“臣民权利义务”还不如“明治宪法”那样重视。并且,又将其简化为9条,删去了“明治宪法”中“臣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书信秘密不受侵犯”、“信教之自由”、“遵守相当之礼貌并遵照所定规程,得实行请愿”等条款。

    在这种“君权”比“明治宪法”扩大、“民权”比其缩小的“宪法”框架下,再加清政府的立宪实际步骤一拖再拖,连以温和的士绅为主的立宪派都指其为 “假立宪”、“伪立宪”,更不必说广大民众和“逢清必反”的革命派的反应了。现在,有不少论者极力想搞清清政府究竟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并有论者认为,此时的清政府是“真立宪”。这种探索自有其意义,但对于研究清王朝为何灭亡、激进的革命党为何成功而言,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探索不是清政府此时的立宪“实际”究竟是“真情实意”还是“虚情假意”,而是它的行为给被统治者何种印象、何种感觉及他们最后的主观认识是“真”还是“假”。如果他们认定清政府是真立宪,则激进的革命党的活动空间将十分有限,更难成功;如果他们认定清政府是假立宪,温和变革的前提就全然而失,激进的革命党就能轻易得逞。

    事实说明,清政府在巨大压力下的让步妥协非常有限;它的立宪无论是“理论原则”还是“具体实践”,都远未达到温和的立宪派的要求,更未能让社会各界相信其“真立宪”。当一个政权的统治基础都对其动机大表怀疑、毫不信任,对其所作所为大表反对之时,这个政权就面临着严重的 “合法性危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恰为激进的革命准备了条件。此时,清政府就面临着这样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一场暴力革命,恐怕已难避免。还是旧话一句,如果真要反对、消解激进,重要的不是指责、批评革命党的“激进”,而是研究分析何以产生激进、激进何以能够成功。“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一直坚决“反激进”、“反革命”的梁启超,一语道破此中玄机。“饮冰室主人”一百年前言之谆谆,吾辈今日岂可听之藐藐。

 

 

布什摧毁了美国经济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周岳峰/编译 

    当我们总有一天回头看布什政府时,我们会想到很多东西:伊拉克战争的悲剧、关塔那摩和阿布路莱布监狱的耻辱以及公民自由的侵蚀。虽然在近7年执政时期,布什总统并未将美国推入衰退,失业率处于体面的4.6%的水平。但可以看到的是:偏袒有钱人已到可怕地步的税法、当布什卸任时可能已增加了70%的国家债务、不断肿胀的按揭违约潮、创纪录的近85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的油价,以及如此虚弱的美元。

     而且情况还在进一步恶化。在这位总统近7年当政之后,面对未来,美国所做的准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我们未能培养出足够数量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而为了与中国和印度展开竞争。我们需要这些拥有技能的人才。我们没有投资各类基础研究.它们曾使我们在20世纪后期成为技术上的强有力者。虽然总统现在已明白并说我们必须开始摆脱对石油和煤炭的依赖,然而在他的监视之下,我们.这两者的依赖程度反而变得更深了。

对富人大规模减税,美国迎来个人破产高潮

    克林顿岁月并不是一种经济涅槃,虽然那时一直在推动的全球贸易协定往往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政府本应该在基础设施上有更多的投入,本应该加强监管证券市场,并采取额外的步骤以促进节能。但因为政治和缺钱未能实现。不过,这些繁荣年代是自卡特以来赤字头一次处于控制之下,也是目70年代以来最低层收入的增速头一次快于收入顶层的增速,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基准点。当乔治·布什宣誓就职之时,这种美好图景的部分已开始黯淡。科技繁荣已经结束,纳斯达克指数在2000年4月一个月内就下跌了15%。对于凯恩斯经济学而言,这是一个采取措施,将更多钱花在教育、科技和基础设施上的合适时机,但这些因为克林顿政府发起的不懈地消除赤字运动而被推迟了。克林顿使布什总统处于推行这类政策的一个理想的位置。

    但是布什政府有其自己的想法。总统推行的第一项重大经济计划是在2001年6月给富人大规模减税。那些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获得了18000美元的减税——减税额要比美国人平均减税额多出30倍以上。这种差距因为2003年的又一次减税而加剧,这一次甚至更偏向富人。在美国,贫富差距正在不断拉大,其速度是一个世纪四分之三时间里所不曾见过的。现在生活贫困的美国人要比布什就任总统时多了大约530万。虽然美国的阶级结构也许还未达到那种地步,但是它正在朝着巴西和墨西哥的方向迈进。

    占国内生产总值(GDP)2.4%的财政盈余在四年时间内变成了3.6%的赤字。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全球性危机以来,美国还未曾经历过如此大的转折。一些人包括总统本人可能会大声争辩说,政府的减税政策意在刺激经济。但减税的收效是惊人的低,刺激经济的工作因而落到了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头上,后者则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连踩加速器,将利率调低至1%。按实质来算,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利率实际上降到了-2%。可预见的结果便是消费者支出失控、。到2007年夏季时,信用卡债务增加到了惊人的9000亿美元。当利率上升以及按揭证明无力被偿还之时,对许多家庭来说。这些后果在几年内会变得十分明显。预计有多达170万的美国人在未来数月里会失去他们的家园。而对许多人来说,这将意味着向下螺旋式地陷入贫困的开始。在2006年3月至2007年3月间,美国个人破产率飙升了60%以上。

伊拉克战争和蔑视世界的单边主义政策

    伊拉克战争(在较小程度上,包括阿富汗战争)已使国家在人员与财富方面付出了高昂代价。失去的生命是不可能被量化的。今天,政府的数字正式承认,美国“战区”的支出总额已超过了5000亿美元,但事实上这场冲突的总支出可能是这一数字翻上两番。如果考虑到经济因为高油价而付出的成本以及战争的连锁效应,即使是保守估计,伊拉克战争总费用至少高达2万亿美元,而且人们有必要加上“到目前为止”这些词。回想起来,这场战争中唯一的大赢家便是石油公司、国防承包商和基地组织。

    在布什总统任期内,美国的预算和贸易赤字已增加至创纪录的新高。在过去6年中,美国家庭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一直在举债以维持其消费。与此同时,固定资产的投资却在不断下降当中。所有这些下跌的影响是,由于对美国经济的信心爆跌,自2001年以来美元兑欧元的价值猛跌了50%。

    国内经济政策的这种混乱与海外的经济政策相对应。总统虽然声称相信自由贸易,但推行的却是旨在保护美国钢铁工业的措施。美国硬推一系列双边贸易协定,并欺凌小国接受各种痛苦的条件。如同在其他很多方面一样,布什总统致力于削弱多边主义,并致力于以美国主宰的体系取而代之。而到了最后,他不但未能强加美国主宰地位,倒是的确成功地削弱了合作。

    全球化意味着美国的经济与世界其他地区已变得日益交织在一起。考虑一下那些不良的美国抵押贷款。与此同时,在为我们自己债务融资上,我们变得越来越依赖其他国家。今天,单是中国就拥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借据。在布什政府执政期间,从海外的借款累计总额高达大约5万亿美元。虽然这些债权人不会要求收回他们的贷款,但要是他们收回贷款的话,就会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正如关塔纳摩和阿布格莱布监狱已侵蚀了美国的道德权威一样,布什政府的财政持家能力已侵蚀了我们的经济权威。

2009年:美国经济举步维艰

    2009年1月,无论是谁入主白宫,都将面对不值得羡慕的经济状况,将国家从伊拉克脱身将成为一项较为残忍的任务,但是,把美国的经济大厦整理好则更是令人痛苦的,并需要数年的时间。

    最直接的挑战很简单,就是让经济的代谢重新纳入正常的范围,这将意味着—个从零(或更少)储蓄率转变成更为典型的储蓄率,如4%。虽然储蓄率提高将有利于美国经济的长期健康,但是短期后果将是痛苦的。节省的钱是不被花掉的钱。如果人们不花钱,经济发动机就会停转。如果各个家庭迅速削减他们的开支(他们可能由于崩溃的按揭市场被迫去做),这可能意味着衰退;如果采用一种更为谨慎的行事方式,它将仍然意味着旷日持久的减速;因过多家庭债务所形成的法拍(foreclosure)和破产问题。,可能会恶化而不是有所改善。而联邦政府则是处境艰难。任何快速恢复财政健全之举只会加剧这两个问题。

    在某些方面,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简单描述如下:这等于停止我们目前的行为,去做刚好相反的行为。这意味着不花我们所未拥有的钱、增加对富人征税。减少企业福利、增强不太富裕群体的安全网,并将更多投资放在教育、科技和基础设施之上。

    由布什政府所造成的这种损害的某些部分能够被迅速加以纠正,但解决这种损害很大的一部分将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想到我们年复一年地为新增的近4万亿美元债务负担所要支付的利息,哪怕是5%,这等于每年支付2000亿美元,也就是一年两场伊拉克战争,而且永远不止。想到未来的政府为了偿还我们已积累起来债务中哪怕一小部分而不得不征收的那些税,想到在美国日益扩大的这种贫富差距,这种现象已超越了经济学,并涉及到美国梦的未来。

 

美国的伊拉克困局及伊拉克战争的遗产

刘宗义

    摘要: 2003 年,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 虽然美国赢得了最初的军事上的胜利, 但是四年过去了, 布什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陷入一种“撤不得、留不得、打不赢”的尴尬境地。美国之所以在伊拉克陷入困境, 主要是由于布什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对伊拉克占领政策的制定、执行方面出现了偏差。为了应付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双层压力, 在过去几年中, 布什政府不得不不断调整其对伊拉克和中东地区的政策, 改组其外交决策团队, 排除新保守主义分子, 逐渐向现实主义回归, 但却始终未能稳定伊拉克的局势。伊拉克战争已经并将继续对美国、中东格局和世界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2003年,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 在战争初期美国在伊拉克势如破竹、高歌猛进, 但四年后的今天却沦落到“ 撤不得、留不得、打不赢”的尴尬境地。在过去四年里, 美国政府不断出台一些针对伊拉克和中东地区的新政策, 也几次进行政府成员的调整,以稳定伊拉克的局势, 应付国际和国内社会的压力, 但却未能如愿。

一、美国的伊拉克困局及其原因

    自2003年5月1日布什总统宣布伊拉克战事基本结束之后,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 美国在伊拉克建立起一个以什叶派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民主”框架。但是无论是美英联军占领当局, 还是伊拉克临时政府、过渡政府和正式政府, 始终未能稳定住伊拉克的局势。伊拉克的动乱愈演愈烈, 已经发展到“内战”[1]的状态。

    持续不断的冲突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截止到2006年底, 美军在伊拉克死亡人数已经突破3,000人, 2万多人受伤, 而伊拉克人民就更是流离失所,痛苦不堪。据英国《柳叶刀》杂志披露, 从2003年3月美英联军侵入伊拉克到2006年6月间, 伊拉克大约有650,000人死于非命( excess death) , 其中大部分是由暴力造成的, 因暴力造成的伊拉克人死亡率从2003年起每年都大幅度上升。局势的动荡还造成了大批伊拉克人无家可归, 据估计有1,600,000人流亡国外; 在伊拉克国内, 政府估计每月有50,000人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2]

    面对日益动荡的伊拉克局势, 美军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清剿行动。然而, 美军的清剿行动不仅没有使伊拉克的安全局势好转, 反而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伤亡, 反叛武装的袭击愈加猖獗。美军不断上升的死亡数字和巨大的军费开支使美国国内的撤军呼声越来越高。2006年11月27日, 美国三大电视网之一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新闻频道首先公开宣布, 将在其所有的新闻报道中将伊拉克教派冲突称为“ 内战”, 这种说法在美国媒体上迅速蔓延。美国民众和国会要求政府撤军的压力越来越大, 布什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陷入一种“撤不得、留不得、打不赢”的尴尬境地。美国之所以在伊拉克陷入困境, 主要是由于美国政府决策者在战争决策和占领政策的制定、执行方面出现了偏差:

    1. 布什政府所推行的“以武力推广民主, 以民主终结恐怖主义暴政”的战略从根本上是行不通的, 作为其反恐战争的一部分,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师出无名。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有三个, 首先是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其次是萨达姆政权同“基地”组织存在密切关联; 第三是萨达姆政权是一个残暴的独裁政权, 推翻萨达姆政权是为了解放伊拉克人民, 可以给伊拉克带去民主和自由。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况以及萨达姆政权同“基地”组织存在密切关联的情况, 美国政府在伊拉克战争后都明确承认是不存在的。[3]并且, 离职后的鲍威尔承认在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撒过谎。[4]这实际上指出了美国政府捏造了攻打伊拉克的理由的事实。这样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就只有在伊拉克推广民主这一个理由了。以武力推广民主, 这就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真实目的。这一战略背离了美国长期坚持的使伊拉克与伊朗相互牵制, 使海湾地区保持“势力均衡”的中东战略, 必将引起地区格局的变动。

    布什政府认为, 恐怖主义是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为了赢得反恐战争,( 美国) 就要发展有效的民主并以此作为对付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长期手段。”“恐怖主义并非是贫穷不可避免的副产品; 并不仅仅是仇视美国对伊拉克政策的结果; 也并不仅仅是巴以问题的结果。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对政治的疏远感; 对他人的愤恨; 充斥着阴谋和错误信息的亚文化; 和将谋杀合理化的意识形态。”[5]由此可见, 布什及其幕僚对恐怖主义的认识存在问题。首先, 布什政府认为恐怖主义就是政治伊斯兰恐怖主义, 并把它抬升到一种与冷战时的共产主义地位相当的“意识形态”的高度。但实际上,“恐怖主义是战场形式之一。是极端主义分子为了以一种震撼和恐怖的方式向受众渲染他们所要传达的信息而杀害无辜的平民。是一种‘柔道政治’( jujitsu politics) ”。[6]在历史上, 许多政治力量都运用过这种手段, 它不是哪个民族或宗教的专利。布什政府将恐怖主义定性为政治伊斯兰的专利, 认为它是一种“邪恶”, 实际上等于宣布了一场“文明的冲突”和宗教战争。

    其次, 在政治伊斯兰“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问题上, 布什政府认为不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 也不完全是由于阿以冲突问题和美国对伊拉克政策方面的原因, 而是将其归结到中东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宗教文化, 因此在确定打击中东恐怖主义的战略时, 不是首先解决中东问题的症结所在—— 巴勒斯坦问题, 而是推广民主, 试图以西方的民主来改造中东国家的政治体制, 以西方社会的价值观来改造伊斯兰的宗教和文化。

    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等人认为, 向世界推广民主是一项神圣、正义的事业, 民主是消除恐怖主义的良药。美国如此强大, 它能够决定它认为正确的一切事情, 而其他国家只能顺从。[7]美国一些学者认为, 在他们( 拉姆斯菲尔德等人) 的鼓动下, 布什政府犯了一个大错, 在缺乏广泛国际支持的情况下入侵了伊拉克。本来在“9•11”之后, 世界各国对美国打击塔利班的行动充满了同情和理解。但美国入侵伊拉克这个与“9•11”恐怖主义袭击毫无关系的国家浪费了这种善意。占领一个分裂的国家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必定会出现象“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之类的丑闻, 这些丑闻不仅削弱了美国在伊拉克的吸引力, 也削弱了它在世界上的吸引力。[8]

    2004年2月初, 布什提出宣扬西方式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大中东计划”, 可是这一计划根本不顾中东国家特殊的政治、宗教、文化, 并带有强制性, 因此遭到了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美国强制推行的民主也没能如其所愿。在美国所主导的中东民主化进程中, 伊拉克的什叶派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都通过选举掌握了政权。由于长期处于受压迫的地位,“翻身的” 伊拉克什叶派民众经常对以前占统治地位的逊尼派发动报复性打击, 这成为伊拉克战后动乱的因素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说, 推翻萨达姆,消灭了一个有威胁的独裁者, 但只是用多数人的暴政代替了少数人的暴政。[9]美国尝到了民主化的苦果。正如约瑟夫•奈所言, 民主不是完成消除恐怖主义根源的唯一手段, 市民社会的发展、经济增长、对世界的开放也同等重要。此外还需要提高年轻人的就业水平, 提高年轻妇女的教育水平, 引导自由和公正的价值观, 改善因巴以冲突之类的事件所引起的对阿拉伯人自尊心的挫折感。[10]

    2.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等人过于迷信美国的武力, 对战争可能产生的后果考虑不足, 在实现战后伊拉克的稳定问题上举措失当。

    首先, 他们抱有一种乐观的“解放者”心态。沃尔福威茨认为, 一旦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 那么美军会以解放者而不是占领者的身份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依靠占领伊拉克的美军和伊拉克的反萨力量, 美国就可以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伊拉克所有的历史遗留问题。他们这种“解放者”的心态遭到现实的无情嘲弄。一方面, 大多数人伊拉克人虽然欢迎萨达姆政权的倒台, 但他们无法接受美国的军事统治。美军攻占巴格达后, 不是首先维持治安、制止混乱、恢复社会秩序, 而是直奔伊前政府石油部驻扎,其掠夺资金和资源的真实目的于是暴露无遗, 此举引起了伊拉克人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 那些长期居住在国外的“反萨人士”在伊拉克太缺乏组织性和代表性, 他们无法取得伊拉克民众的信赖。而能够得到伊拉克人信赖的本土人士, 如萨德尔等人又反对联军任命的伊拉克政权, 号召伊拉克人拿起武器将美军赶出伊拉克。再者, 从巴格达到提克里特之间的“逊尼派三角地带”, 感到自己的政治特权受到损害的逊尼派穆斯林不断发动对美军和什叶派的袭击。此外,“基地”组织也趁乱混入伊拉克,开辟了对美斗争的新战场。

    其次, 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等人过于迷信美国的军事力量, 他们认为16万美军就足够应付伊拉克战后问题了。在2003年4月和5月, 民意测验显示大多数的伊拉克人欢迎推翻萨达姆政权。[11]但布什政府未能遏制伊拉克各地的骚乱, 使得安全形势恶化。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 进行重建以改善伊拉克人的生活并争取他们的支持是非常困难的。许多人认为, 如果美国在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大规模增兵的话, 情况可能就不同了。美国陆军参谋长埃里克•新石( Eric Shinseki) 曾警告说, 虽然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使用160,000人的部队可能会赢得战争, 但要赢得和平需要两倍于此的兵力。但是因为拉姆斯菲尔德想证明美国军事战略转型的成功, 并且由于他的新保守主义顾问们都戴着意识形态的眼罩, 歪曲了对伊拉克现实情况的评估, 所以新石的建议被拒绝了。

    再者, 美英联军占领当局的一些措施欠妥, 因此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局面。前英美联军驻伊拉克最高文职行政长官布雷默上台之后就立即下令解散伊拉克复兴社会党、伊拉克政府和军队。[12]这些举措是一大败笔。美国本来可以有选择地利用伊拉克原有行政机构及安全力量, 使其成为自己维持伊拉克战后秩序的工具。拉姆斯菲尔德和布雷默清除伊拉克原有管理体系, 换之以华盛顿版本的领导班子的做法, 彻底断绝了原伊拉克统治阶级的生路, 将本来可以成为盟友的人推向了敌方的阵营, 只能使伊拉克的局势更加混乱。

    最后, 在镇压反抗力量的过程中, 拉姆斯菲尔德等人过于强调杀戮和俘获敌人, 而忽视了保护和接触广大人民, 争取民心。拉姆斯菲尔德曾说过, 在这场战争( 指反恐战争) 中, 衡量成功的标准是我们所杀死的恐怖主义分子的数量是否超过新补充的恐怖主义分子的数量。[13]但发动袭击的人常常隐身于普通的伊拉克民众之中, 美军在打击恐怖分子时根本不加区分或者无法区分, 因此往往造成大量伊拉克平民的死亡。对伊拉克平民毫无怜惜之情的残酷杀戮更激起了伊拉克人的反抗。2004年4月和5月间, 新闻媒体揭露了美军在阿布格莱布等监狱的“虐待狂的、炫耀性的和淫荡的虐待囚犯”事件, 在伊拉克以及中东地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美国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最主要困难, 是严重缺乏道德权威。虐待伊拉克战俘事件, 使得这一道德赤字进一步恶化为无法挽回的彻底破产。不久, 伊拉克就接连发生了斩首人质的事件。

    约瑟夫•奈总结道,“(美国) 在9•11” 之后的五年中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在同杰哈德恐怖主义作斗争时未能将硬权力和软权力有效地结合起来, 这个失误将使我们陷入那些希望发生文明冲突的人的陷阱。[14]

    总起来看, 美国之所以陷入伊拉克困局, 首先是因为布什政府选择了一个以武力推广民主, 以民主终结恐怖主义暴政, 从而脱离了美国传统现实主义中东政策[15]的错误战略; 其次是布什政府中那些带着新保守主义有色眼罩的政策执行者盲目自大, 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他们就像一个手里拿着锤子的年轻人, 觉得一切问题都只是一个钉子”, [16]从而走上了一条在中东强行推广民主的理想主义的不归路。

二、布什政府的改组和对外政策的调整

    ( 一) 布什政府的第一次改组和对外政策的调整

    1.布什政府的第一次改组

    2004年既是美国占领伊拉克后伊拉克局势恶化的一年, 同时也是美国的大选年。外交政策成为美国大选的决定性因素。拥有“战时总统”优势的布什再次赢得了大选的胜利。随后, 布什对其外交决策队伍进行了调整。2004年11月中旬, 国务卿鲍威尔向白宫递交了辞呈。布什接受了鲍威尔的辞职,并任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赖斯接替鲍威尔的位置。2005年3月中旬, 布什又提名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担任世界银行行长。这两“下”一“上”意味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世人看来, 鲍威尔以及国务院的多数人代表着美国对外政策的“温和路线”, 与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等人代表的“强硬路线”形成强烈对比。从布什接受鲍威尔的辞职可以看出, 他认为鲍威尔已经成为其外交决策队伍中的阻碍因素。

    赖斯是布什的亲信, 深为布什所倚重。她对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思维了如指掌, 提倡一种“服务于理想的现实主义”。她最鲜明的外交观点就是: 不要“多极世界”, 只要美国领导之下的“一极世界”。[17]每当鲍威尔与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等人发生冲突时, 赖斯更多的时候是让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他们在外交事务上拥有更大的影响力。所以, 布什提拔赖斯担任国务卿意味着布什对过去四年的外交政策是基本满意的, 将坚持走下去。

    而沃尔福威茨的去职则又表明了另一层含义。沃尔福威茨是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的得力助手, 此人是一个新保守主义者, 能言善辩, 曾极力主张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是攻打伊拉克的积极鼓吹者。他因此成为民主党批评的目标。布什将沃尔福威茨调出外交决策队伍, 一方面是为美国在伊拉克政策上的失误寻找了一个“替罪羊”; 另一方面, 也是削弱拉姆斯菲尔德的势力,好让赖斯能够更多的按照她自己的想法开展外交工作。

    2006年1月18日, 赖斯发表了一篇题为《转型外交》(transformational diplomacy) 的演讲, 提出了“转型外交” 的概念。赖斯在演讲中引述布什的话说,“支持每个国家、每种文化中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的发展, 最终实现终结我们这个世界的暴政的目标, 就是美国的政策”。“为了完成这一大胆使命,美国需要同样大胆的外交, 这种外交不仅要如实地展现世界, 而且要求改变世界。”“我们必须调整老的外交机制来为新的外交目标服务。”此外, 赖斯特意强调,“转型外交根植于伙伴关系, 而不是家长作风。要与人民共建, 而不是包办代替”。[18]

    “转型外交”的提出是美国在推行其以军事实力谋求霸权受挫后所做出的调整, 它表明, 美国战略决策层希望更多地利用外交手段来弥补单纯使用军事手段的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 转型外交并没有改变美国正在推行的国家安全战略, 而只是强化了服务于既定战略目标的一种手段。这一点在2006年3月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也有集中的体现。[19]

    从布什政府的第二任期开始, 美国的对外政策虽然从新保守主义思路有所回调, 却并未回归传统套路, 其“国家安全战略在目标上是理想主义的,但在手段上是现实主义的”。[20]美国外交史学家加迪斯指出, 布什- 赖斯路线有别于冷战以来美国外交主流的最大特色在于将推进自由民主同捍卫国家安全高度结合。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等共和党现实主义外交大师在评价其后辈赖斯时, 也不无忧虑地指出, 赖斯将一国的性质而非国与国的关系视为决定21世纪国际政治的核心因素, 把在中东推进自由民主看得比该地区的稳定更重要, 迟早会犯大错误。[21]

    果不其然, 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调整并没有使美国在中东的境况得以改善。伊朗核问题不断升级, 美欧与伊朗一直僵持不下; 2006年以来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活动上升, 驻阿联军被迫增派兵力多次围剿; 在巴勒斯坦, 哈马斯合法上台后巴以关系更趋复杂, 巴勒斯坦内部法塔赫和哈马斯两大派别之间矛盾加剧; 2006年7月, 黎以战火突然爆发并一度扩大; 在伊拉克, 布什政府的“为在伊拉克获胜的国家战略”和帮助伊拉克政府制定的“ 共同行动向前进”等安全计划虎头蛇尾, 无果而终。自2006年2月22日什叶派宗教圣地阿里•哈迪清真寺被毁后, 逊尼和什叶两派的暴力冲突在民间广泛蔓延, 就连伊拉克安全部队也卷入其中, 致使伊拉克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到200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 美国国内对布什政府的中东及伊拉克政策的批评声音及要求美国从伊拉克撤兵的呼声已经非常高涨, 但布什仍不断声称“正在取得胜利”, 坚持不从伊拉克撤军。为了维护党派利益, 共和党内布什原先的支持者都同他拉开了距离。在美军内部, 要求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辞职的声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陆军时代》等四大军种的报纸同时刊发了一篇以《拉姆斯菲尔德该离职了》为题的社论,“在将领、军队、国会, 以及全国民众的心中,拉姆斯菲尔德已是信誉扫地。”[22]

    美国中期选举前的情况表明, 在中东和伊拉克问题上, 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调整是失败的。拉姆斯菲尔德因为其一贯的“新保守主义”作风而成为布什和赖斯的挡箭牌, 但这并不能开脱掉他们应负的责任。

    (二) 美国中期选举后布什政府的改组及对外政策调整

    1.拉姆斯菲尔德的去职和布什政府的改组

    2006年11月7日, 美国举行了中期选举, 共和党惨败, 民主党不仅夺回了众议院的控制权, 而且在参议院中也成为多数。这次中期选举, 是对布什政府伊拉克政策的一个公决。美国的选民终于明白,选布什当总统是个错误。但总统任期四年, 大家不能罢免他, 就只好选他的对手占领国会, 使之无法为所欲为。

    就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失败的第二天, 布什宣布了拉姆斯菲尔德的辞职。他的去职, 不仅是布什对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败的一个交待, 也不仅是军官们逼宫的结果, 而是布什进一步进行对外政策调整的一个信号。

    布什在宣布拉姆斯菲尔德辞职的同时, 宣布罗伯特•盖茨接任国防部长职务。罗伯特•盖茨曾在老布什政府中任职, 被认为是对外政策问题上的务实派, 他一直主张美国与伊朗和朝鲜对话。在获得国防部长提名之前, 他就是前国务卿贝克领导的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成员, 并且到伊拉克实地考察过,所以, 对伊拉克的情况可以说了然于胸。

    盖茨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是这次布什政府改组的第一步。到2007年1月, 除了国务卿赖斯外, 布什政府在国防、情报和外交系统的重要人物几乎全部换成了新面孔。大规模的人事调整预示着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特别是伊拉克政策将有大的变动。拉姆斯菲尔德的去职和盖茨的接任标志着新保守主义政策的彻底失败。现在布什政府内部还剩下一个新保守主义的中坚分子——副总统切尼, 也似乎已经被边缘化。布什周围的对外政策决策者, 基本上换成了传统的现实主义者, 其中有好多都是其父亲的旧部。

    2.布什政府新的伊拉克及中东政策

    早在2006年3月, 美国国会就授权成立了一个由美国两党10 位知名人士组成的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 由共和党籍的前国务卿贝克和民主党籍的前众议员汉密尔顿共同领导, 小组的任务是审查伊拉克局势, 并起草调整伊拉克政策的建议。美国中期选举之后, 布什接见了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的成员,表示愿意听取他们的建议。

    2006年12月6日, 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正式向布什提交了各方期待已久的报告, 认为伊拉克的形势“严峻并日益恶化”, 美国需要进行重大的战略调整, 最重要的是在伊拉克及整个地区增加并强化外交和政治努力, 并转变驻伊美军最主要的使命, 以使美国能以负责的方式开始将作战部队撤出伊拉克。为达到这一目标, 报告提出了79项建议, 主要包括:(1) 美国应当立即主动发起新一轮外交攻势,为实现伊拉克和该地区的稳定建立国际共识, 争取以建设性方式同伊朗和叙利亚接触。(2) 为实现在中东地区的目标, 美国必须重新开始并长期致力于从各个方面入手全面促成阿以和平。(3) 美国驻伊拉克军队的首要任务应逐步转变为向伊拉克军队提供支援, 作战行动的首要责任则由伊拉克军队来承担。[23]

    伊拉克研究小组的报告是一份比较现实的文件, 但这份报告并不符合布什的心意, 在报告发布前几天, 布什还在强调“美国不会改变其根本目标,即帮助建立一个有抵御恐怖主义和教派暴力能力的民主的伊拉克。”[24]

    2007年1月10日, 在伊拉克研究小组报告出炉一个多月后, 布什宣布了对伊战问题的新政策: 首先,计划在未来几个月里向伊拉克增派两万兵力; 其次, 加强对伊重建的力度, 考虑在多个领域进行尝试。布什新战略的政治层面则是帮助伊拉克建立一个和解包容的政府, 促使两大什叶派政党与两大库尔德政党及逊尼派伊斯兰党的团结, 减小什叶派反美武装派别领导人萨德尔的政治影响。布什的新战略也采用了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报告中的一些提议, 比如将重新启动阿以和平进程。但从其实质内容来看, 布什的新战略与美国企业研究所“伊拉克计划小组”卡根等新保守主义者起草的名为《选择胜利: 在伊拉克成功的计划》的报告非常相似, [25]说明新保守主义在布什的外交决策中仍残留有相当大的影响。

    布什的新战略已经开始实施了好几个月了, 但伊拉克的局势依旧是那么混乱, 美军在伊拉克的伤亡继续增加, 美国同伊朗等国家的关系也没有起色。回头来看, 美国国内围绕伊拉克战争的争论好像是在争论战略, 但实际上争论的只是战术, 即美国如何在不改变在中东的基本目标和政策的基础上努力控制损失。[26]美国总统在外交政策上拥有最终决定权, 而在中东推广民主是布什的基本目标,这位“世界上最按内心指示采取行动的人物”的这种理想“与根植于自身宗教观的内在信念深刻相关, 在此方面没有妥协的余地”, [27]这是造成美国的伊拉克与中东政策陷入困窘局面的根本原因。如果美国要改变在伊拉克的困境, 它的伊拉克和中东政策就需要做战略上的根本转变, 布什则需要彻底放弃其理想。从布什的成长经历来看, 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但需要时间。

    (三)、伊拉克战争的遗产

    美国政府的中东政策仍在调整之中, 今后, 其国内政治的发展可能会成为促使布什进一步调整其中东和伊拉克政策的主要动力。

    200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 共和党失去了对国会的控制, 不管布什政府愿不愿意, 其对外政策都已受到民主党的制约和影响。民主党不仅强烈敦促布什政府明确从伊拉克撤军的时间表, 而且已经开始就此付诸斡旋行动。2007年4月初,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率国会代表团访问了黎巴嫩和叙利亚, 并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举行了会谈。美国总统布什对此深表不满, 指责佩洛西出于党派利益, 违背政府意愿而前往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访问, 破坏了政府孤立巴沙尔的努力, 向中东地区传达了“混乱的信息”。但佩洛西以民主党为主要民意基础、借助国内反战声势, 不为所动。其实, 佩洛西此次高调出访, 在中东问题特别是在对待两伊和叙利亚政策方面, 意在彰显与布什政府的距离和差异。佩洛西此访也是向布什政府传达了一个强烈信号, 那就是应该像美国国内外交元老、许多军界高级将领以及国会议员所强烈呼吁的那样, 改变对伊朗和叙利亚的政策, 接受两国一直以来对美国表示出的希望交往的善意。与伊朗和叙利亚关系的改善将有效地帮助美国和布什政府摆脱目前在中东和伊拉克的困局。

    在共和党内部, 随着布什政府内沃尔福威茨、拉姆斯菲尔德、博尔顿等新保守主义的关键人物相继去职和新保守主义的影响衰退, 随着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遭遇日益严重的困境, 基辛格、布热津斯基、斯考克罗夫斯特等本已退居幕后的外交巨擘们纷纷发表言论, 对现任政府的政策提出质疑。今年1月31日, 在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就伊拉克局势举行的听证会上, 亨利•基辛格、詹姆斯•贝克、布热津斯基和斯考克罗夫斯特等相继出面, 对赖斯提出批评。他们认为赖斯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显得僵硬不化。美国的外交老帅们都看重伊朗和叙利亚对美国摆脱困局的现实作用, 敦促美国政府与其对话, 共同防止伊拉克局势滑入深渊。[28]基辛格指出, 伊拉克问题比当年的越战还要复杂, 美国要在伊拉克取得军事胜利是不可能的。在其他国家协助下让伊拉克各交战派系实现和解, 这是结束伊拉克冲突的最佳途径。[29]

    布什还剩下不到两年的任期, 看来他是不能将一个民主、和平的伊拉克和一个稳定的中东交到他的继任者手中了。其实, 贝克小组报告中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最符合实际情况, 也最符合当前美国的国家利益的, 可惜布什没有采纳。伊拉克战争是布什和新保守主义者利用“9•11”恐怖主义袭击后美国人民的恐惧心理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 这场战争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产。

    对于美国来说, 它赢得了战争, 占领了伊拉克,但没有赢得和平, 陷入了伊拉克困局, 软实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害; 对于美国总统布什来说, 他在战争中最大的收获是杀掉了萨达姆, 但却使美国陷入伊拉克困局, 进退不得, 他的政党因为他的战争而失去了国会的控制权, 他自己也沦为美国历史上支持率最低的总统之一; 新保守主义者在美国政坛中经历了几年辉煌, 但因为他们将美国拖入困境而被赶出了美国政府, 新保守主义思潮也日渐衰微; 美国陷入伊拉克战争之后, 恐怖主义再度猖獗, 美国的反恐大业陷入“越反越恐”的境地, 使美国在大中东地区获得的地缘政治利益有丧失的危险; 从美国作为一个全球霸权方面来看, 从伊拉克到伊朗到阿富汗, 到叙利亚、黎巴嫩, 到巴勒斯坦, 再延伸到东亚的朝鲜半岛, 到拉丁美洲,“基地”组织、伊朗、叙利亚、真主党、哈马斯, 以及朝鲜、委内瑞拉, 都使美国头疼不已。

    伊拉克战争推翻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 但伊拉克人民并没有因此而收获自由和民主。“多数人的暴政取代了少数人的暴政”, 什叶派成为伊拉克政治格局中的主导力量, 并因此而引发了教派冲突。近来美国有人提出要将伊拉克一分为三, 分别建立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的国家, 但这种解决办法在实际中是不可行的。由于伊拉克各教派都有国际力量的支持, 因此伊拉克很有可能陷入内战的深渊, 甚至有可能引发整个中东地区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冲突。

    美国陷入伊拉克困局, 中东地区最大的受益者是伊朗。由于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倒台, 伊朗成为海湾地区的唯一大国。伊朗和伊拉克的什叶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也支持黎巴嫩的真主党, 一个“什叶派新月形地带”在中东已隐然形成。如果伊朗再研制成功核武器, 伊朗就不再只是一个如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 而会成为一个“地缘政治棋手”。

    伊拉克战争使国际油价大幅度上升, 俄罗斯因此而受益匪浅。俄罗斯具有巨大的能源潜力和石油生产能力, 这是俄罗斯最有力的、最现成的能源武器、战略储备和外汇储备。俄罗斯近几年每年净进账几百亿美元的石油收入, 普京的腰杆硬多了。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 从2005年下半年以来, 俄罗斯对于美国的外交斗争力度明显增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本来有控制中东石油资源, 打击一些新兴经济体成长的意图, 却没想到在客观上大大加强了俄罗斯这个战略对手的实力。

    伊拉克战争将会对美国、中东格局和世界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的“伊拉克困局”表明, 布什政府以武力在中东地区强行推广民主的政策已经遭到了失败, 而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也未能扭转这种局面。无论下一届美国政府是共和党执政,还是民主党执政, 无论美国是用强制的手段还是偷偷夹带的手段, 向中东——这一具有独特历史文化传统和宗教传统的地区——推广民主, 可能都会激起当地国家及其人民的强烈反对。

注释:

[1]“美军方首次以‘内战’描述伊拉克暴力情况”, http://www.zaobao.com/special/us/pages7/us_iraq070316.html(2007- 4- 2).

[2]See“Iraqanalasis.org,”http://www.iraqanalysis.org/mortality/432#faq1535(2007- 3- 9).

[3]参见“14 载核查空手归, 美承认伊无大规模杀伤武器”,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 04/27/content_2882298.htm(2007- 1- 10); 美国“9•11”独立调查委员会:《9/11 委员会报告》, 史禺等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1 月( 第一版) , 第92 页。

[4]参见“曾指伊拥有大杀伤武器, 鲍威尔对不实言论感到后悔”, http://www.zaobao.com/special/us/pages6/us_iraq050910.html(2007- 1- 11).

[5]“National Strategy for Combating TerrorismSeptember 2006,”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ct/2006/index.html(2007- 1).

[6]Joseph S. Nye,“Winners and losers in the Post- 9/11 Era,”http://www.project- syndicate.org/commentary/nye37(2006- 9).

[7]Joseph S. Nye,“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Iraq,”http://www.project- syndicate.org/commentary/nye43(2007- 3).

[8]Joseph S. Nye,“Winners and Losers in the Post- 9/11 Era,”http://www.project- syndicate.org/commentary/nye37(2006- 9) .

[9]Joseph S. Nye,“Bush’s Old NewPlan for Iraq,”http://www.project- syndicate.org/commentary/nye41 (2007- 1).

[10]Joseph S. Nye,“Can Democracy Defeat Terrorism?”http://www.project- syndicate.org/commentary/nye24(2006- 9).

[11]Joseph S. Nye,“Bush’s Old NewPlan for Iraq,”http://www.project- syndicate.org/commentary/nye41 (2007- 1).

[12]See“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http://www.casi.org.uk/info/cpa.html( 2007- 1- 2) .

[13]Joseph S. Nye,“Winners and losers in the Post- 9/11 Era,”http://www.project- syndicate.org/commentary/nye37(2006- 9).

[14]Joseph S. Nye,“Winners and losers in the Post- 9/11 Era,”http://www.project- syndicate.org/commentary/nye37(2006- 9).

[15]在冷战中, 美国对中东的政策目标是阻止苏联影响的扩大、确保石油供应、保证以色列的安全和促进稳定。美国的策略是通过专制的领导人进行管理,“不要晃动船”。

[16]Joseph S. Nye,“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Iraq,”http://www.project- syndicate.org/commentary/nye43(2007- 3).

[17]James Chace,“Quixotic America,”World Policy Journal,Volume XX, No.3, Fall 2003, http://www.worldpolicy.org/journal/sum03- 3.html(2007- 1).

[18]Condoleezza Rice,“Transformational Diplomacy,”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6/59306.htm(2007- 1).

[19]The Natioanl Security Strategy, 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2006/.(2007- 1).

[20]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March 2006, 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2006/sectionXI.html(2007- 4).

[21]参见袁鹏:《美国站在战略“十字路口”》,《现代国际关系》, 2006 年第9 期, 第34 页。

[22]见“美保守派不再挺布什对伊政策, 军中出现要防长下台声音”,http://www.zaobao.com/special/us/pages7/us_iraq061106a.html( 2007- 1) .

[23]《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报告: 概要》, http://singapore.usembassy.gov/uploads/images/W- l0K110oh4A8oovgUOkfQ/iraqreportexecutivesummary- chinese2.pdf( 2007- 3- 1) .

[24]李伟建:《中期选举后美国中东政策调整的可能性和局限性》,《阿拉伯世界》, 2007 年第1 期, 第19 页。

[25]Frederick W. Kagan,“Choosing Victory: A Plan for Success in Iraq,”http://www.aei.org/publications/pubID.25396/pub_detail.asp(2007- 4).

[26]Robert E. Hunter,“Grand Strategy for the Middle East,”http://www.rand.org/commentary/111906SDUT.html(2007- 1).

[27]转引自李伟建:《中期选举后美国中东政策调整的可能性和局限性》,《阿拉伯世界》, 2007 年第1 期, 第18 页。

[28]参见杨鸿玺:“美国新老国务卿开始叫板”, http://blog.daqi.com/article/110720.html( 2007- 4- 10) 。

[29]参见“基辛格: 比越战复杂, 美在伊难获军事胜利”, http://www.zaobao.com/special/us/pages7/us_iraq070402a.html( 2007- 4- 2) 。

 

从感恩出发 从谦卑做起

马英九 胜选演讲

2008年3月22日

各位立法委员,各位民意代表,各位竞选总部的同仁,我们亲民党的宋主席,在现场以及电视机旁的“全国”民众,大家晚安,大家好!

现在我向大家报告,刚才开票结果统计,我与萧万长先生得票已经超过一半,当选“中华民国”第十二任的“总统”、“副总统”。我要强调的是,这次的选举结果不是我们马萧个人的胜利,也不是国民党一个党的胜利,这是全体台湾人民的胜利,大家说对不对?这次台湾所有希望求新求变、希望开放改革、希望和谐向前行的人民共同的胜利对不对?

更重要的是,我们完成了台湾历史上第四次的公民直接“总统”选举,在平和的情况下落幕,代表了我们民主政治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大家说对不对?

从选举的结果可以看得出来,台湾的人民心声是什么,台湾人民希望政府清廉,不要贪腐,台湾人民政治安定,不要内斗,台湾人民希望和谐,不要撕裂,台湾人民希望两岸和平,不要战争,大家说对不对?过去这一年,我从南到北,访问了260多个乡镇市,接触到50万以上的民众,我深刻感觉到,我们台湾人的要求其实并不多,我们只希望能够过安定和平的日子,我们生活要过的好,而且最重要的我们要能够维持台湾之所以成为台湾的核心价值,就是善良、坚韧、包容、刻苦,对不对?

这八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民对政治感到厌烦,对口水战感到痛恨,但是人民却共同希望王建民能够胜投,希望中华队能够取得奥运参赛权,台湾人民不分蓝绿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台湾人民并不希望大富大贵,但是他们有权利要求不要过苦日子。对不对?台湾已经是个民主社会,人民之间政治的看法或许并不相同,彼此也会批评,但是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同意的是,我们不能够在原地踏步,在内耗空转下去了。所以我们认为,只有改变,台湾才有希望,只有改变,人民才有机会,对不对?

所以我向大家报告,人民的声音我们听见了,我们现在的感觉,虽然是胜选,我们高兴,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心里面了解到,这是一个重大责任的承担,我们必须要把人民的付托变成政策、变成施政,才能回报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大家说对不对?

1月12日我们立法院的选举,国民党拿到三分之二的席次,现在“总统”大选我们又能够过半,这代表着人民支持我们,完全执政、完全负责的看法,大家说对不对?

这代表着萧院长跟我出来参选,为的不是个人和家庭的荣华富贵,我们知道我们的肩上的重担不是千斤而是万斤,请各位放心,我们就任后一定以最快的速度把我们提出来“中央”的政见变成预算,最终落实,最终考核,一定要贯彻到底,好不好?

所以选举的结束只是承担的开始,选举的结束也是改变的开始,我再强调一遍,唯有改变台湾才有希望,唯有改变,人民才有机会。我要在这里向我们的竞争对手说几句话,谢长廷先生,苏贞昌先生,他们的竞选团队和支持者,我也要向他们致意,这次选举,大家当然有许多的批评,甚至有许多的火花,但是我们从来不敢忽视民进党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对于台湾民主、台湾进步的贡献,不论我们的看法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们至少共同完成了台湾史上第四次的“总统”直选,让“总统”选举能够在基本上平和的情况下落幕,我们对这次的选举都做出我们应该有的努力,也完成了台湾民主政治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觉得不论输赢如何,我们应该同感骄傲,民主自由是台湾最重要的资产,我们生活在其中,平常也许感受不到,但是一定关键时刻,民主自由所展现的力量会非常大,这是台湾最大的资产,也是台湾最迷人的资产。

民主、自由是我们台湾最核心的价值,萧院长跟我在未来都愿意以我们最大的力量和生命捍卫他,好不好。我也要在这里承诺,我们

5月20日执政后,一定努力争取民进党以及其他在野党派合作与支持,共同为台湾未来打拼。我也要承诺,谢先生提出19项的重要政见,我们也会若干纳入我们施政的重要参考。我认为倾听人民的声音,尊重在野党和媒体,不干预独立机关的运作和扶持社会中间的力量,是推动阳光政治、维护多元制衡以及让台湾继续在民主的大道上前进的重要步骤,我保证上任后,一定身体力行。

各位亲爱的乡亲,选举只是一时的,但是人民的福祉、社会的安定、“国家”的前途却是永久的,选举只是决定这四年内由谁来管理这个政府,我们不必过度的看重,而是应该想到选举的结束就是执政的开始,而选举当中,它的本质是政治性的,会冲突、对立,但是执政后是行政性的,我们不会因为有500多万人没有投票给我我们就不照顾他,他们都是我们的人民,大家都是人民,我们一定会一视同仁,不分党派的照顾。

我要在这里向大家保证,执政后的国民党,会从感恩出发,从谦卑做起,我们会努力的倾听人民的心声,我们在野八年,非常感受到人民对现状的痛苦和无奈,我们会把他们的心声当成是我们执政最主要的依据,我们会勇敢的检讨、反省,我们会努力的来改革,来把我们社会改的更好。所有的政策我们一定会贯彻到底。

萧院长跟我,未来执政之后一定努力,能够以身作则。我们要让所有的孩子们能够看到一些正面的示范,如果让孩子们感觉到他不会跟我们学坏,这才是政治人物应该做的正面示范。大家说对不对?

一个民主国家,政党执政、下野,上上下下是家常便饭,其实不必过度的解读,和平竞争、和平轮替,将来一定是政党政治的常态,在这里我要感谢支持我的民众,支持我的朋友们,你们给我们一个机会,让台湾能够大步向前迈进,我和萧院长一定尽快来达到各位的期待。特别感谢各地竞选总部的干部,因为你们到处拜票拉票,才让我们有今天的成果。我也要感谢国民党吴主席以及所有党部同仁,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成功重要的支柱。我也要感谢所有警察同仁、维安人员以及“国安”系统人员,因为你们把安全工作做的很好,让选举在非常激情气氛下和平落幕。

各位乡亲,各位女士、先生,选举已经告一段落,我们把激情收起来,卷起袖子要推动建设,台湾不能再等待,台湾不能再蹉跎,台湾不能再犹豫,台湾必须要进步。

我相信,今天是台湾进步改革的开始,未来的台湾我相信一定是越来越旺,大家说对不对。各位乡亲父老,各位我亲爱的台湾人民,是不是请各位再一次和我一起来喊台湾向前行,台湾一定赢。

 

给我们一个政治家

龙应台

 【学者简介】龙应台,女,作家、社会批评家、思想家。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读英美文学,1982年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并任台湾中央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台北市文化局长等。现任香港大学传媒及新闻研究中心客座教授。著有《野火集》等作品多种。在欧洲、中国两岸三地文化圈中,龙应台的文章成为一个罕见的档案。

1,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总统?

2006年6月27日,国会进行罢免总统的投票,我曾经针对陈水扁总统写了〈今天这一课:品格〉,说,一个国家的元首,在我的理解,有4个核心的责任:第一,不管国家处境多么艰困,他要有能耐使人民以自己的国家为荣,使国民有一种健康的自豪感。第二,不管在野势力如何强悍,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认同感,对国家认同,对社会认同,尤其是对彼此认同。第三,他要有能耐提得出国家的长远愿景。人民认同这个愿景,心甘情愿为这个愿景共同努力。第四,他不必是圣人,但他必须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对外代表全体人民,对内象征社会的价值共识。小学生在写「我的志愿」时,还可能以他为人生立志的效法对象。今天是2008年3月18日,距离总统选举还有3天。2300万人在思索: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总统?

2,初到欧洲时,一个完全没人在意的街头小细节被我看在眼里。过十字路口时,人们不耐烦地等候红灯转绿,总有一半的人,两边张望一下,脚步不停,一个箭步就抢穿过了红灯街口。但是,如果在等候过街的一群人里,有一个父亲或母亲手里牵一个幼儿,站在路口,我发现,那一整群急躁的人就忍,忍,忍到绿灯真的亮起,才开始快快走动。那牵手的父亲或母亲,可能在滚动的人群里低头跟孩子说话,「你看,红灯不能走,要等绿灯。」

我很惊讶:这是什么样的社会默契啊。不需要开口,一群不相干的人都知道,而且接受,而且切身实践一件事:你怎么做,孩子就怎么学,所以,不要给孩子错的示范。

同样的默契,也有别的表达方式。开车经过美国的乡野,经过一片一片漫无边际的玉米田,突然出现一个小村。进村的第一个牌子,写的不是什么伟大的标语,而是,这么一句话:我们村子有53个孩子。所以请慢慢地开。

这是村民和过客的默契:为了孩子的幸福,请以身作则。06年百万台湾人穿上红衫到凯达格兰大道去抗议时,我曾经在午夜时穿越广场。疲惫的人们彼此交谈,认识的与不认识的。穿越整个广场,最常听见的一句话,起起落落在广场的夜空里,就是:你教我们怎么教孩子?

08年3月16日,身为教育部官员的庄国荣面对群众,用正常的父母禁止孩子说出口的秽语侮辱马英九过世的父亲。他当晚就被迫辞职,并且道歉。我可以想象,当时在现场的「绿营」父母们,错愕之余,心里想的,多半也是这么一句话:你叫我们怎么教孩子?

有一种东西,是不管欧洲美洲,都紧紧抓住不放的;有一种东西,是不管蓝营绿营,都真正在乎的,那个东西,叫做核心价值。核心价值,可以因阶级、因族群、因利益之所导、因意识形态之所在而有所分歧,但是,给孩子一个最好的未来,却是最大的公约数,它绝对超越政治,无关立场。

3,所以,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总统?一个清晰的衡量标准应该是,谁可以给我们6岁的孩子最好的环境长大,谁就是最好的总统。
6岁的孩子正要脱离父母的怀抱,进入小学,开始他社会化的过程。国家,透过政府的运作,正要开始塑造他的人格、培养他的眼光、训练他的智能、决定他的未来。我们把孩子交给学校,也同时把他交给了这个国家里头所有的机构──教育部决定了他将如何学习、学习什么,文化部将影响他的品味,国防部决定了他离战争或和平有多近,经济政策会影响到他18岁时有多大能力去面对竞争,环境政策会影响他的健康,媒体政策会影响他的判断力和见解,外交政策会影响到他作为一个国民的自尊或自卑……

这些国家机构所制订的规矩、政策、法律,都可能形塑社会的风气。为政者不廉,社会就贪;为政者不公,社会就争;为政者乱法犯禁,社会就上下交征利;为政者挟私好斗,社会就党同伐异。总统是什么?他就是我们将这所有机构托付的人,我们同时将自己6岁孩子的未来也托给了他。

当我们为6岁的台湾孩子着想时,我们的思索就不再局限于4年或8年这一个小方格里了。我们会深思:这4年或8年会直接造成怎样的12年和16年?16年后,6岁的孩子才刚刚大学毕业──他会变成一个什么素质的人?他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准备去面对全世界?以这样稍长的线来思索,我们可能就会发现眼前吵翻天的许多问题,譬如市场是中还是台,譬如开放几个港口来三通、每年赚几个观光客,都显得「短」,而比赛谁更爱台湾,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4,我认为6岁的孩子的未来,是最根本的政治标竿,因为他的未来,就是这个社会的未来。如果我是那个牵孩子的手要过红绿灯的人,面对十字路口,我会选这样的人作总统:第一他有基本的品格。不,他不必是圣人,他只要在孩子面前不闯红灯就好。他只要做到所有的小学老师都会教孩子的基本道德就很足够:

小学老师说,你不可以偷窃。所以总统必须廉洁自持,一介不取。小学老师说,你不可以对人粗鲁。所以总统不能口出恶言,他所挑选任用的人,也不能口出恶言。小学老师说,「温良恭俭让」是传统美德,就是为人温润,心地善良,对人谦恭,勤俭度日,礼让弱者。所以总统懂得「温良恭俭让」的道理就行。他和他任用的人,都必须知道,权力与谦卑就是要成正比。选择这样的总统,我不必担心6岁的孩子会以凌弱为神气,以粗暴为威风,以斗争为成就。

5,第二他有无限大的包容力。我不愿意再让6岁的孩子去目睹中正纪念堂的拆或草山行馆的毁,也不愿意再让孩子坐在历史课堂里听老师说,教科书又改了,她不知怎么教。我更不愿让孩子在拆和毁之后,又以同样的方法被迫去目睹原物的重建、牌匾的归位,或者看见教科书以同样的粗暴方式又改写回来。我希望台湾6岁的孩子在真正的、不打折扣的自由风气中成长。我希望我们选出的总统会说,不论是荷兰城堡、大清炮台、抗清遗址、日本神社、蒋公行馆,拆除或立碑,让社会文明而深刻地辩论吧。不论地图是站着看还是躺着看,不论历史要从这头写还是那头写,让社会文明而深刻地辩论吧。我希望我们选出的总统会说,不要急着把我们的党、我们的团的立场用权力和命令交下,不要把我们自以为是的结论强迫灌给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首先学会包容歧见,聆听异议,让台湾的孩子首先学会文明而深刻的思辨吧。

我希望将来的总统有那个胸襟说,真的没有「蓝」跟「绿」了,让我们为受伤的手涂上纾缓的药膏,让我们弥补隙缝,让我们从此谨守公平的原则,以无限的包容尊重彼此。把「爱台湾」的定义变成「爱台湾的民主自由」。

6,第三他有宽阔的全球视野。今天台湾的孩子,打开电视几乎看不见国际新闻,翻开报纸几乎读不到国际分析,坐在教室里,公民老师问他「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他的学校里,很少外国同学,他的生活圈里,没有人谈国际的事情。当他和父母坐下来吃晚餐,电视上国家的执政者,用激情的声音、激情的手势,吼着「爱台湾」;反对者,用激情的声音、激情的手势,吼着「我也爱台湾」。群众,则狂喊「台湾优先」。我希望台湾6岁的孩子,能够在从容不迫、理性而开阔的气氛中长大。我希望我们选出的总统会说,台湾太小,自我封锁是致命的,让我们打开所有的窗吧。

我希望他会说,让我们停止对中国大陆妖魔化,把自己「小白兔化」,让我们把巨人似的大陆和小小的台湾都放到一个全球的地图上去,用全球的眼光、战略的思维、未来的角度,去思考全新的可能。新加坡在庞大的穆斯林环围中,是如何找到生存的技术的?卡达(卡塔尔),夹在强大的阿拉伯世界和强大的西方世界之中,是如何周旋平衡的?台湾,要怎样挣脱捆了60年之久的「两岸」思维,开始用全球的眼光去重新界定和大陆的关系以及自己的处境?

我希望选出的总统会要求他的教育部长说:台湾的孩子需要培养全球公民素养。我们要努力教会未来的公民三件事:一,让他深刻地认识国际历史和复杂的全球议题;二,锻炼他的公民能力,使他懂得如何思考、辩论,懂得如何进行组织、串连,学会和国际社会协商、合作以及订定游戏规则的所有技术和手段;三,培养台湾孩子的宽阔胸襟。他所关怀的人权、公平、正义等等价值,不仅只限于台湾,而可以扩及全球。非洲的战争难民、中国大陆的爱滋孤儿、柬埔寨的贫穷失学儿童,都可以是他关怀奉献的弱者。 我希望将来的总统会说,以台湾的经济力量和公民社会的「软力量」,未来的台湾对于全球人类社区是可以有更大的贡献的。所以,我们要培养胸襟开阔、眼光远大、有理想有能力的少年,为这样的贡献,有所准备。有这样的总统,我才可以想象,台湾今天6岁的孩子,将来可能可以长成一个顶天立地的全球公民。

7,第四他有悲悯心。我不知道今天台湾6岁的孩子怎么看外籍新娘的孩子。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他是否会瞧不起身旁的小伙伴,因为人家说,那小伙伴的妈是个越南人、印度尼西亚人、大陆人?他的父亲和母亲是否会以极其轻蔑的口吻或粗暴的凌虐来对待家中那肤色较深的看护或佣人?如果6岁的孩子看见的成人,都是这样以强凌弱的,而且以种族、经济地位和政治立场来作分野,我不知道要怎么教孩子「人权」这个概念。

我希望将来的总统,是个有悲悯心的人。有悲悯心的他,能够将心比心体会弱者的痛苦,因为体会弱者的痛苦,他会把保护弱者看作施政的重点,而弱者,可能包括外劳、外籍新娘、遭歧视的同性恋者、经济受剥削的原住民、身心障碍者……真正有悲悯心的总统,才可能是个人权总统。
整个社会是关切人权的,我们6岁的孩子,也才可能在将来长成一个把人权看作核心价值的公民。

8,台湾人总共才经历过几个总统?蒋氏父子、李登辉、陈水扁,算是三代。第一代是强人总统,第二代是从强人艰辛过渡到民主的总统,要「破」许多东西,也要「立」许多东西,但「破」与「立」之间,很多的犬牙交错。第三代,就是陈水扁,政权彻底转换后第一个民主实验。他,完全的不及格,然而他个人的不及格并不等于台湾人的不及格。事实上,陈水扁的8年对台湾民主特别有贡献:他使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不要什么样的总统,切肤的教训,无比分明。以后什么人当选,大概都不会再重蹈覆辙;台湾人,是更成熟了。

经过这三代,台湾人真的有理由希望:给我们一个政治家,不是政客。政治家和政客一样,也要懂得民主的精算和权力的技术,但是我想政治家和政客之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政客只看见眼前在广场上摇旗吶喊的成人,政治家的心中,却一定有一个6岁的孩子;孩子的未来,他真心在乎。

 

龙应台,台湾不需要你说的那种政治家

杨恒均

    杨恒均,1965年生于湖北省随州市。复旦大学法学学士,澳大利亚新兰威尔士大学文学硕士,悉尼科技大学博士候选人,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1987年至1997年,分别在北京外交部、海南省人民政府、香港中资公司工作。1997年到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从事国际战略问题研究,2000年后在华盛顿和悉尼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杨恒均曾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工作,2006年3月出任澳大利亚《悉尼时报》总经理兼副总编辑。从1987到2007的20年间,杨恒均先后在旅游公司,贸易进出口公司和纺织公司出任经理,副总经理和总经理等职务。现为澳大利亚新洲华文作协、澳大利亚悉尼华文作协会员,中国山西省吕梁市农民学校教师。目前定居广州。杨恒均2002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已完成小说二百万字,包括惊险政治间谍小说致命系列三部曲(《致命弱点》《致命武器》《致命追杀》),破案小说《幽灵谋杀案》、《中国特色的犯罪》等;以及纪实文学《伴你走过人间路》。

1)龙先生要找的政治家我见过

今天看到龙应台先生的文章《给我们一个政治家》,我大惊失色。龙先生在台湾是肯定找不到他要的那种政治家了,但我们这里倒是有好多个,不知道是否可以给他们一个?龙先生对台湾民主有些恨铁不成钢,特别是对陈水扁失望之极,我深表理解,并有同感。然而,对于龙先生在中国最出色的报纸上发出呼吁“给我们一个政治家”,我就大惑不解了。龙应台在台湾民主政体下生活时间不短,访问过的民主国家也不会比我少,但怎么还对那种理想的政治家一往情深呢?弄出好像上下求索的样子?

在龙先生的文章中,她提到2006年6月27日写的《今天这一课:品格》,她归纳了国家元首的四个核心责任:一,不管国家处境艰难,他要有能耐让国民以自己的国家为荣,使国民有一种健康的自豪感。二,不管在野力量多么强大,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认同感,对国家认同,对社会认同,尤其是对彼此的认同。三,他要有能耐提出国家的愿景,人民认同这个愿景,心甘情愿的为这个愿景共同努力。四,他不必是圣人,但他必须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对外代表全体人民,对内象征社会的价值。小学生在写“我的志愿”时,还可能以他为人生立志的效法对象。

看完龙先生以上对国家元首的“愿景”,我几乎手脚冰凉,口不能语。过了好久,我才能问出第一个问题:龙应台先生:你说的这种国家元首在民主国家有吗?曾经出现过吗?在哪里?是谁?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否以自己的国家为荣,好像不应该是一个元首的责任,而且更不是一个元首的“能耐”。在一个民主政体里,在野党就是要和执政党唱反调的,这是好事,没有必要和解,更不用“和谐”,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这都是民主的精华。人民对总统提出愿景的最好配合是选他当总统,不配合的最好方法是下次不选他当总统。再说,总统不是什么都要管的,在很多事情上,民众没有什么配合不配合的,更多的时候,总统倒是应该配合民众。至于文章中说的,小学生写立志文章能以总统为效法对象,就更是离谱了。西方哪一个小学的孩子写作文会以正在当权的总统作为效法的楷模?我的儿子在美国和澳洲都读过小学,如果有哪一个老师引导我的孩子把当权的美国总统和澳洲总理作为道德上的效法对象,我会把他们告到最高法院的!

但是最让我感到害怕的不是我在民主国家没有找到龙先生文章中描述的这种“政治家”,而是我在非民主国家看到的都是你说的那种“政治家”,甚至还亲眼看到过!毛泽东、蒋介石等都是这种政治家,何以见得?第一,他们在位时,谁敢不为国家自豪?而且大多数人都是从一出生就被教育得“心甘情愿”地为国家自豪。第二,在野党——啊,根本就没有在野党了呀,这还不够和谐?第三,他们提的愿景不但让人民“心甘情愿”去奋斗,而且在中国,他们还为共产主义牺牲了好几千万人呢。还有,我们至今还在“心甘情愿”地奋斗!第四,集权制度下的元首们不但是孩子们学习的榜样,而且是大人们每天歌功颂德的道德楷模,这是毫无疑问的——除非你不想活了,或者想坐牢。即使在这些国家,由于公民意识的觉醒,这种政治家也不多见了,如果有人要见见,倒是可以去北朝鲜,越南,俄国等,那里有几位政治家的尸体至今还躺在水晶棺材里,供喜欢政治家的国民反复瞻仰。

我很理解龙先生对陈水扁失望,但对她这篇文章《给我们一个政治家》,我真有些不理解。且不说陈水扁不符合这种“政治家”的标准,马英九又何尝沾边?就在几天前,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里面提到,民主国家出现的都是“政客”——那种被民众选出来到政坛“做客”的人,他们来去匆匆,人民不满意,随时可以让他们滚蛋。而只有像北朝鲜和古巴才可能出现以前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政治家”——他们靠某种方式夺取政权,然后把政治舞台当作自己的“家”,鞠躬尽瘁,死而不已——死了还把接班人安排给自己人,继续当政治家。我当时写这段话也许是犯了幽默搞笑的毛病,但看到龙先生的文章,我就忍不住要自我引用。

2)如何找到一个干干净净的总统

龙先生在文中说,总统要有基本品格,她说,小学老师教育我们不偷窃,所以,总统就应该“廉洁自持,一介不取”。龙先生愿望是好的,但这样的圣贤总统我恐怕你找不到。几千年的历史,世界各个角落的“元首”没有一个可以做到“一介不取”,做到“干干净净”,那些让你认为他们做到的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们根本不让你知道,另外一种是你用制度控制他们不敢取。千万别太相信有这样的品格的国家元首存在,再说,作为选民,也无法知道候选人的这种内在品格。作为选民,我们应该关心的是,被选举出来的国家元首如果贪污了,如果违反了小学老师教育的“不偷窃”的最基本道德品格,如果他不干干净净地为人民工作,我们的制度是否能够让他受到惩罚!——这就是民主制度的伟大之处!

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陈水扁,他是不是廉洁的,是不是一介不取?当然不是。可是,请大家扪心自问一下,陈水扁比台湾的历届总统更贪污腐败吗?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陈水扁是台湾所有总统中“最干净的”一个,他贪污的那一点钱,和老总统蒋介石以及蒋经国相比,微不足道,甚至和当时两位老总统身边的任何一个打手相比,都要少得多(我们就不和其他几个亚洲大国比较了吧),而且,就在他坐在总统府的时候,他的女婿被送进了大牢。这就是民主制度的好处!品德是个人的修养,总统候选人也可以掩盖起来,选民也不可能清楚知道每一个总统候选人的个人品格,但制度却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品格不好的总统,任由他们胡作非为!

作为台湾的总统,陈水扁道德上也不是那些人攻击得一塌糊涂,至少他没有像蒋介石那样杀人,也没有像蒋经国那样乱搞女人吧——这同样要感谢民主制度,因为是民主制度约束了他,在民众面前暴露了他的所有缺陷,而以前那些总统,你暴露他的品德问题,小则坐牢,大则被暗杀(江南事件)。

龙先生,请相信我,不管是你,还是我,抑或是所有选民,把愿望寄托在一个干干净净为人民工作的总统上是愚不可及的,但我们可以选举一个为人民工作的总统,可以用完善的民主制度(法制、权力制衡和监督)迫使一个总统干干净净地为人民工作!

3)民主就是政党政治,政党们太和谐,人民就不和谐了

其次,龙应台先生在文章中说到未来的总统要有胸襟说,真的没有“蓝”跟“绿”了,让我们为受伤的手涂上舒缓的药膏……
龙先生太煽情了,你描绘的场景太温馨,也忒和谐了,但你忘记了,民主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政党之间都像你说的那么和谐,那么有胸怀,不就像有些国家的民主党派一样?恐怕遭殃的是劳苦大众。政党争论不可怕,蓝绿吵架甚至打架也不是坏事,因为最终决定他们输赢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民众!同样,给民众一点信心,随着民众的民主素质在民主实践中逐步提高,他们会让政党们知道如何去为实现老百姓的愿望而打拼的——或者打架,也值得喝彩!

说到实行民主制度,那些反对者最常用的理由就是:民众的民主素质不够。言下之意,就是还需要明君和圣贤政治家们继续教育、培养和提高,可是他们却忘记了,我们几千年经过无数政治家——从秦皇汉武到成吉思汗,再到鄙视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伟大无产阶级政治家们——教育和培养的民众,依然还不适应民主制度。而且就像古巴和朝鲜,再给他们一万年,那里的民众的民主素质能够提高吗?

民众的民主素质只能在民主的实践中一步一步提高。民主之路虽然充满坎坷,布满荆棘,但这是一条不归路,民众一旦踏上这条路,任何伟大的“政治家”都别想开历史倒车。那么民众如何在民主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民主素质?我想就以台湾为例。大家不能不承认,台湾的民主相对于整个大中华地区,毕竟算是一个区域民主。既然是区域民主,就有他的局限性。什么局限性?台湾岛上所谓台湾当地人毕竟占绝对多数。而国民党被定为外来政权。所以曾经有绿营人士自豪地说,我们要准备掌权五十年。

说这话的人,也太小看台湾人了,他们忘记了,台湾已经走上了民主的不归路,民主制度只能逐渐完善(这是民主制度的一个优点:在失败和失误中完善制度本身),而民众的民主素质也是在民主制度下逐渐提高的。台湾有些政治人物以为台湾的民众也会和他们一样停滞不前,眼中永远只有他们灌输的蓝和绿两种颜色,他们甚至认为自己翻云覆雨的能力太强了,弄得民众甚至看不到自己,不知道自己真正利益之所在。

民主制度的本质就是让民众看到自己,而不是只看着政治家、国家和民族!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以民为本”另外一个版本。台湾民众在民主制度的陶冶下,他们越来越把目光投向自己,看到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所思和所虑,而不再是跟着政治人物起舞。他们选择领导人的时候,标准也就只有一个了:对我和我家人有没有好处!什么蓝色,什么绿色,什么统一,什么独立,什么公投,都见鬼去。有了民主素质的人要求的是:我的口袋里的钱会不会更多?我的民主权利是否在完善?我的生活方式是不是不被破坏?我的孩子是否安全?

龙先生大可不必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总统身上,希望他能够消除蓝绿对立,不必要!在民主政体下,在政治舞台上群魔乱舞的都是政客们,但政治中真正的主角却是手中握有选票的人民。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也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的书写者。

4)别把教育孩子和民众的责任交给政治家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总统?在龙先生的文章中,最煽情的就是过红路灯的故事,由此引申出,我们需要一个道德楷模总统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这就好奇怪了,在民主政体下,我从来没有听说要找一个总统来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选择总统是来治理国家的,如果他道德高尚,当然求之不得;但如果不是,如果他忍不住犯了克林顿的“拉链门”,难道我们的孩子就要跟着他们学坏吗?

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制度里,根本不需要总统来教育我们的孩子,总统靠不住,在教育方面,他比不上学校老师,比不上教育专家,比不上任何一个完善的制度。美国总统克林顿出现性丑闻,是不是让美国的孩子道德败坏了?正好相反,当孩子们看到总统也会犯错误,而他们的制度又能够公开曝光以正视听的时候,孩子们不但看清了政治和政客,也对自己的国家更有信心。布什总统从来就不搞女人——估计连他自己的女人也不搞了,而克林顿老是管不住裤子的拉链,可是,大家比较一下:克林顿下台前的民意支持率比布什下台前要低吗?

在龙先生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今天的台湾的孩子,打开电视机几乎看不到国际新闻,翻开报纸几乎读不到国际分析——”龙先生其实不必担心,西方主要的民主国家都有这个问题,他们都过于关心自己国家的事情,而忽视了国际方面的情势。我想这不是一个问题。要知道,现在的电视和报纸都是利益集团掌握的,他们告诉你的国际新闻和新闻分析能够让孩子们信以为真吗?我走了七八十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大陆的电视和报纸拥有更多的国际版面。可是,我也没有看到一个国家的国民像大陆的国民那样,对国际和世界事务拥有那么多的偏见和无知。

1997年我第一次和北朝鲜官员接触,那时北朝鲜有灾难,但他们官员给我的报纸上,赫然有这样的标题:美国发生饥荒,从华盛顿到纽约的高速公路上,到处是饿死的尸体。而且还配有黑白照片。(此事件成为美国各研究机构的笑谈达一年之久)龙先生,教育孩子有学校、有专业的教育家和课本,别指望被利益集团或者经济财团控制的电视报纸教育你们的孩子!电视是用来娱乐的,学校才是教育孩子的地方。至于台湾的电视报纸是否妖魔化中国大陆,你应该知道每年有多少台湾同胞到大陆旅游,还有多少台湾人在这里工作,他们的孩子在内地读书,他们会告诉台湾人一个公正的大陆。千万别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所谓的当选总统的“政治家”身上。或者,你可以回想一下蒋介石和蒋经国时代?他们又告诉了台湾人民怎样一个真实的大陆?再说,你到大陆来一下,看看从我们的电视中又看到一个怎样的台湾?

5)让民众来教育政治家,而不是让政治家来教育民众

台湾不需要一个龙先生所说的那种“政治家”的总统,需要的是不断完善的民主制度,以及不断提高民主素质的选民。我同意龙先生文章中所说,过去八年,对台湾的民主制度的完善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陈水扁至少让台湾民众知道了自己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总统。

龙先生的文章也许有些反讽,但我却是真心的。台湾民众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总统呢?需要一个有别于陈水扁的总统。可是,如果大家回顾一下,陈水扁当选前也不是现在这样的呀。事实上,陈水扁当选前确实很清廉,也没有什么劣迹。那么,台湾的民众又如何知道现在选的新领导人不步陈水扁的后尘?

这才是陈水扁执政八年来最大的成绩,那就是台湾将通过制度来限制总统,同样,台湾人用自己的行动来教育了所有未来的台湾“总统”:他们不但观其言,还要察其行。别以为你说得好听就一了百了,如果你不能真正地干干净净为人民工作,你就会最终被人民视为垃圾!那么我为什么说台湾不需要也找不到龙先生所说的那种政治家?更不会选出那种政治家来当总统呢?如果说,世界上真有龙先生说的那种政治家,当然求之不得,可是,无论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还是从世界各个国家的历史来看,龙先生说的那种总统几乎不存在。而且,尤其在一个民主政体下,所有总统都有很短暂的任期,他们都毫无例外的被选民选为临时主政的“政客”,从这一方面来说,要实现龙先生所说的政治家治国,在道德、教育、长远规划上达到历史的高度,我想,也许只能到古巴和北朝鲜才能实现了。

按说,龙先生是在说台湾的事情,我本来不应该插嘴,特别是如果他用这文章为国民党马英九站台的话,我就当它是竞选宣传,更不会理睬。然而,这文章既然在大陆的报纸上全文刊登,我就不能不写几句了。我理解龙先生对于台湾民主暂时无法选出一个政治家当“总统”的沮丧,但她可能没有考虑到,她的文章会给那些根本不知道民主是何物的国民造成多大的混乱和误导!

最后还有一个建议,如果龙先生执意要找那种政治家,我敢肯定她要失望的,台湾绝对出不了那种政治家了,民主制度下的选民也绝对不相信还有这样的政治家。

不如,龙先生移民到我这里,我们这里有大把你说的那种“政治家”!

2008-3-20,

 

相信选票的力量

鄢烈山

 2008.3.24

    鄢烈山,1952年1月出生于湖北省沔阳县(今仙桃市)沙岭村。1986年3月入新闻界,现为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无党无派无行管职务。1984年起开始评论、杂文、随笔写作。已出版杂文时评集15种,多为吞吞吐吐的言辞。以“公民写作”自我定位,憧憬“我手写我心”的境界。1982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1984年起开始杂文与评论写作,迄今出版《冷门话题》、《中国的个案》、《鄢烈山时事评论》、《早春的感动》杂文集等著作18种,其中《一个人的经典》获全国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二十世纪中国杂文史》、《当代文学发展史》等大学教材有关章节对鄢烈山的杂文创作成就予以评介。《南方人物周刊》评他为“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
 

    3月22日晚,我收到朋友的短信,说:“今天,我们都是台湾人”。这诗歌一般的语言,是说我们与台湾大多数选民一样希望台海和平,希望两岸关系通过对话协商和平发展,表达了对台海地区局势至少近期内不会恶化到影响北京主办奥运会而欣喜。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李维一当晚发表谈话表示,“台独”分裂势力搞“台独”是不得人心的,期盼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努力。美国总统布什也称两岸和平化解歧见因此出现新的契机。可见,不论海内外,人同此心,大多数有正常心态的人希望台海局势不要被“台独”分裂势力导向战争。

    我想说的是,要相信选票在现代政治中的力量,特别是在政府轮替中的作用。民主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在中国至少有了90年的传播史。一直以来,我们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说它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全社会准备了思想文化条件,总是强调它的基本价值或者说旗帜是“民主”与“科学”。按照党史的标准说法,中国先是有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后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而言之,“民主”在我们政治语汇中从来就是一个褒义词。可是,我们却很少强调民主与选票的联系,除了在陕甘宁边区。“文革”时的所谓“大民主”,与选票毫无关系,它不过是“群众运动”(实为奉旨造反的“运动群众”)的代名词。至于“民主柬埔寨”(红色高棉)的领袖波尔布特等人,实行残暴的社会改造政策,更没有民主与选票的影子,他们所谓的“民主”,就是在极强的精英意识支配下做人民的主(有末日审判权的神、上帝)。

总有人在贬低民主的价值时,说凭选票多少来决定领导人或公共政策,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或导致希特勒这样的骗子和恶魔上台。那么,我们可以回答说,第一,选票的少数服从多数并非民主的全部内容(“多数”有简单多数即过半数,与压倒性多数即2/3以上多数等分别;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对一些法案设有两院票决制,众议院的多数赞成案,还要提交参议院表决,国会的法案有时要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民主与宪政,与法治是一体多面共存亡的。换言之,宪政与法治对多数人的决定会有制衡的作用。民主国家会立法保障基本人权,多数人的决定如果违法,就像违法的合同一样是无效的。倘若某个社区或家族多数人同意用私刑处死某个人,这在前现代社会是可以的,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即便是全票通过也是要受惩治的犯罪行为。一些反对民主选举制度的人爱拿希特勒的上台说事,他们讳言希特勒的倒行逆施之所以能实行,是因为当时的德国还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没有法治来保障民主,他才能“无法无天”地行事。一个依靠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统治国家的独裁者,他的作为,怎么能算到“民主”的账上?

第二,选票的力量在于它有纠错的功能。某个、某些政客可以蛊惑人心于一时,但当他们露出马脚时,会有人士团体站出来揭露,直到问责、提出罢免案、弹劾案。这些年台湾民众的反贪腐、“倒扁”,无疑对民进党的选情有很大的影响。当民众感到自己利益受到执政者的威胁时,他们会用选票更换领导者。当民众失去了用选票选择领导者的时候,民主其实已死亡。当然,在相对成熟、社会稳定的民主国家,选票更多的时候只是表达对社会政策的选择,有时要福利多一点,有时要自由多一点,让社会在动态的利益均衡中发展。这像掌握汽车方向盘一样,不是纠错,而是忽左忽右地调控。

有些人总是不相信选票的力量,而相当迷信所谓雄才大略的“铁腕”人物。我们不否认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因为历史进程有很多时候似乎取决于偶然与机运,但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是由大多数的选择决定的。沙俄的彼得大帝可以算得上开明专制的典范,他推动的改革开放对俄罗斯的发展功不可没;但是俄罗斯至今仍然未能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主法治国家——这几天又有两名新闻工作者死于暗杀。有人总爱说“铁腕”带来高效率。可是哪个“铁腕”统治者的“高效率”能比得上希特勒?他那么快就使德国走出“一战”失败的阴影成为睥睨一世的强国,可后来的结果呢?

相信选票的力量,就是坚定对民主的信念。对此,我们还要不断地讲,直到我们像《国际歌》唱的那样,不相信什么救世主,也不指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台湾新一轮政党轮替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 张鸣

rdzm5703@vip.sina.com.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现在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书。在吃粉笔灰之余,喜欢写点不不伦不类的文字,有的被视为学术著作,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数种,还有一些算是历史文化随笔,有《直截了当的独白》、《关于两脚羊的故事》、《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历史空白处》,均遗憾多多。

  刚刚结束的台湾地区选举,国民党出人意料地以220余万票大胜民进党,超出了大多数民意调查的估计,昂首挺胸地实现了台湾第二轮政党轮替。按亨廷顿的说法,威权国家的民主转型,只有经过第二轮的政党轮替,才有可能成熟。现在我们看到,台湾地区的选举,到了今天,确实有了成熟意味,在从前选举中,向以“会选举”著称的民进党,因为拿不出“牛肉”,无论多么善于进攻,善于抓话题,抹黑对手,已经难以得到选民的信任。就选举气氛和秩序而言,无论蓝绿,胜利和失败者,都回归理性,不再有过去的躁动和冲突,使选举在平和中落幕。

台湾地区民主的成熟,最大的价值,不仅是回答了华人世界能否实行民主的疑虑,说明即使是没有所谓个人主义传统的华人地区,一样可以实现民主,不一定会在打乱战的混乱中难以自拔。更重要的是,它以它的实践告诉世界,一个威权的政党,在推行民主失去政权之后,只要做的好,能自我反省,对民众足够地卑谦,体察民情,失去的,还可以拿回来,而且是具有充分合法性的拿回政权,在民主的浴火中,完成自身凤凰涅磐,变得更加强大。

事实证明,威权的政党,只有完成民主的转型,才有可能长久地生存下去,并且走向新生。而坚持过去的一套,在斗争中压服对手,使自己的掌握政权的机器,在失去民意监督中,变得腐败,经济越是发展,腐败就越是严重,结果是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导致自身的合法性陷入一波又一波的危机。更可怕的是,这种局面,很可能使政权在同一个思路的人群中厮杀而轮替,新人清算旧人,导致整个社会的财富整体损失,上演中国历史上多次朝代更迭的悲剧。

事实上,凡是威权政府,最大的问题不仅是难以解决自身合法性的问题,而且难以使社会回归理性,让整个社会在平和中进行,动乱的威胁,始终都存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结局,必然是财富的转移和大批量地破坏,多年的积累毁于一旦,而人与人之间的你死我活,使得原本威权时代积累的政治和社会精英,在动荡中损失殆尽。台湾地区选举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实现民主,实现制度的转型,才有可能跳出中国古已有之的历史循环的怪圈。这一点,当年在延安时期,在毛泽东和黄炎培的谈话中,已经说的很清楚,只是,很清楚的道理,实践起来,却是很难。

到过台湾的人都知道,尽管那里有人在搞台独,其实那里的氛围和文化,比中国还中国,也就是说,在那个岛上居住的2300万人,是我们骨肉相连的同胞。我们很高兴,在这样一个纯粹的华人社会,民主的转型,虽然经过了一些曲折,终于走向了理性和平和。这个过程所体现的价值和意义,无论怎样说,都是值得每个中国人感到庆幸的。

祝福台湾

吴祚来

 2008.3.22

  【学人简介】吴祚来,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从2004年至今,以独立学者身份在博客上开设专栏,发表时评与文化研究类文章1300多篇。既有通过社论的方式表达对民主的思考与追求,如新京报五四社论,又有对各种破坏生态与文化遗址的严厉批评,如对河南水泥龙的批评、对圆明园重建的批评还有对出师表删除的建议,等等,都体现了一位公民对社会的责任与正义感。几乎在年度每一重大社会问题上,都通过网络发表了自己独立的见解,在博客网点击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http://vip.bokee.com/20080316492461.html

奥运四年一次,台湾的大选投票也是四年一次,台湾的民主开始时有些恶做剧性质,现在开始已有嘉年华的性质了。中华民族的暗政治,在台湾岛上开始成为阳光政治,表演政治(艺术系)开始转变为竞技政治(体育系),集团政治让位于公民政治。随着奥运会在中国的举办,中国的领导人必将热爱体育,成为体育系毕业的学生,将中国政治变成竞技场而非表演舞台。

台湾是自然形成的,海上生台湾,水土育斯民,台湾也是历史形成的,大陆文化滋养着台湾,大陆风暴也袭击过台湾,大陆移民垦殖着台湾发展着台湾,大陆风暴也袭击过台湾。台湾与大陆的分离,是中华民族不会选举造成的,如果当年国共两党通过选票而不是通过枪杆子来一决雌雄,台湾就不会出现现在这样令人痛心的局面。两岸的统一,不能再用枪杆子,而应该通过选票,民主选票将完成中华民族的统一与复兴。台湾也因祸得福,海峡的隔离,使台湾没的卷入大跃进、没有反右的打击,更没有文革的摧残,台湾的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继承着中华民族文化中优美的基因,并通过与西方文化交流,获得新的魅力与创造力。所以,台湾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生态博物馆。

中华民国已经“亡国”了,国际主流社会不再承认有这样一个政治实体。但他们的政党与旗帜却还飘扬着,这是人类政治史上的奇迹,一个政党一个“民国”被活体封存起来,而这一政治活体却在试管中成长着,极具生命力。甚至已经可以与对岸平等谈判,如同脐带血一样,其中有着鲜活的基因。

有人说台湾政治如此混乱,无法容忍。但我想告诉这些朋友,有一种混乱叫“无害的混乱”,无论怎样乱,都没有乱了人的心性,没有引发社会重大灾难,更没有让生灵涂炭。当年国共两党争天下,那是何等的惨烈,而毛氏政权崩溃之时,他指令的接班人,用两个凡是来治天下,看起来是有秩序,但其中暗藏的灾难,令人难以回首,而邓小平通过“内部协商”的方式获得权力,又是何等的惊心动魄,如果对方反抗或有军队介入,将给大陆造成巨大的灾难。这就是暗政治的可怕之处,不乱则已,一乱则万民遭殃。而选举民主的混乱是无害的,因为它是可控制的,是理性的,是由选票来决定权力,而不是靠阴谋,不是靠老人钦定,一切都在阳光下进行。

有人说大陆太大,一搞民主就乱。其实并不是让你一夜之间就开始搞民主,拉选票,而是用渐进的方式,先在一些省搞试点,先在一些省市公先县长市长,通过电视公开辩论,并有国际国内观察员参与,网络、电视、纸媒共同跟上,大陆的民主进程就开始了,真正的民主大幕就拉开了。
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央这次高层的选拔在前期遴选过程中,用了投票的方式,这是可喜的一步,也是伟大的一步,中央一小步,中华民族向民主社会就前进了一大步。

还是那句话,台湾是宣言书,它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完全有能力通过选票解决政治问题与政党轮替;台湾是播种机,它在向华人社会传播民主的理念,播种民主自由的种子与希望;台湾是宣传队,它在向全球华人宣扬民主自由的价值。台湾在向全世界宣告,民主自由的政体必将在华人世界获得胜利,而不民主不自由的时代将永别全球华人。

祝福台湾,祝福永远民主自由的政体。(2008.3.22)
 

倒过来看中国现代历史

谢泳

2007年4月10日 于太原

   【作者简介】 谢泳近年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两项研究,一是关于储安平和《观察》周刊,一是关于西南联大。在这个基础上,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清理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传统并做了肯定性评价。他以人物、杂志和大学为切入点的研究视角,对重新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较强的概括力。他不是专业学者,但他的工作却能给人启发。他对原始材料的选择和重视,使他的工作富有学术性;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又有思想性。

    差不多七八年前,香港一家杂志约我写一篇小文章,主要是感想性质的。后来我也没有太在意文章是不是发表了,前不久在电脑里找东西,忽然看到了它,感觉那个意思还是我现在的看法,因为有了博客,就把它放上去。这大体也可以说是我观察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基本立场和判断中国现代历史的视角。

    到了下一个世纪,大陆的知识分子应该有一个倒过来看中国现代历史的态度。什么是倒过来看中国现代历史呢?事情是这样的:约在七八十年前,有两股力量在为中国的前途奋斗。他们都告诉中国人,我们要把你们带到一个光明的地方去。那时这两股力量对于老百姓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他们可能是同样的好,但也可能是同样的坏。

    中国现代历史的最大特点是,这两股政治势力在起家的时候,同时都伴有武力,同时都受到了苏联的影响。他们合作过,但他们最终是在斗。他们在争斗的时候,都说过自己要把这个国家带到民主和宪政的轨道上去,但政治上轨道的前提是必须有一方先放下武器。因为是拿着枪在谈判,所以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就都要走民主的道路,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就要诉诸武力。老百姓对这两股力量都曾有过好感,但也都曾有过反感。现在五十年过去了。我们应该这样看问题:在中国要走民主和宪政道路这个问题上,最终向中国人证明确有诚意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另一边。

四九年前,国民党总是表白自己在民主和宪政方面是有诚意的,但他要一个条件,那就是国家必须安定,不能有另一个拿枪的在和我干,但那时的局面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四九年是一个历史的分界线,如果之前,两股政治力量都没有能获得向中国人证明自己在民主和宪政方面确有诚意的话,那么,在这之后,他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实践来证明谁有诚意了。因为在这五十年间,在双方的统治下,都只有自己一种力量,再没有另外一个拿枪的人和你干了。你有得是时间和精力来为自己国家走上民主和宪政道路来努力。在这个时候,老百姓才能看出谁有诚意。现在历史已经做出了回答。

用台湾的今天去看国民党的昨天,老百姓可以说它是有诚意的。因为台湾确实走上了民主道路;同样用大陆的今天去推断他的昨天,那老百姓就要说,他在走民主和宪政道路上从来就没有诚意。一九四五年,陶希圣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就说过:“政府亦有鉴于此,日益向民主之方向而进行。而今冬之国民大会,乃为进行之一目标,希望自此以后,政治能达到民主之阶段。”(《胡适来往信书信选》下册十四页)

《王世杰日记》中对国大召开有这样一条记载:“新行政院人选中非国民党之政务委员共九人。”对当时国民政府的改组,王世杰在日记中曾记下了陈光甫的一个看法:“晚晤陈光甫,彼云国民党今日自动取消一党专政可说是一种不流血的革命。”(《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六册第五十三页)
胡适对于这次国民政府改组的评价是:“这是近代政治史上的一件希有的事:一个政党抓住政权二十多年了,现在宣告自己取消一党专政,而愿意和别的政党共同担负政权。”(《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第一九六二页)

胡适认为,这是国民党从苏俄式的政党回到英美式的政党的开始。现在想来,当时国民党的那些承诺,确是有诚意的,而另一方就没有。下个世纪,我们用倒过来看中国现代历史的方法,就能重新认识现代史上的许多问题。



 

 

发件人:"新法家传真" <alexzhai2@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4-05 11:18:3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买船 vs.造船 

    编者按:自167年前伟大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eidrich Liszt 1789-1846)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提出"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以来,对于一个大国来说要优先发展自己的工业能力似乎不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但在今日之中国,随着跨国公司对中国基础工业能力的侵蚀,这却成了我们必须重视的问题;郑现莉先生长期关注中日两国迥然不同的发展路径,本文旁征博引,以古鉴今,关注国计民生者不可不读!

买船 vs.造船

郑现莉

     110多年前,中日两个东方国家于1894年9月17日在黄海海面上的展开了一场决定两国国运的生死搏斗,这是人类进入铁甲舰时代以来的首次大规模海战。在这场战争中,北洋舰队虽然损失惨重,但从战役角度看还远远谈不上彻底失败,甚至还可以说获得了胜利,日本舰队率先撤出了战场,而我方的两艘主力舰"定远""镇远"仍在。

    但随后两国舰队的命运却有了天渊之别。同样带着累累伤痕返回基地的两国舰队,李鸿章下死命令,靖远等舰必须在10天内修复,定远和镇远必须在一个月内修复;而日方的情况是,全部参战舰艇在5天内就已经完全修复完毕,于9月23日重新出现在中国近海。在这里,我国和日本之间不同海军发展道路的巨大差异才得以显露出来,那就是中国完全依靠对外购买军舰,而日本则在购买军舰的同时大力发展了自己的造船业,并逐渐过渡到以自身制造为主。

    这场战争的结局是很清楚的,李鸿章此后执行了"保船避战"的方针,将制海权拱手让给了日本海军,直至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从此,中国在列强的瓜分下日益没落,国土受到蹂躏,人民惨遭屠杀,财富被洗劫一空;而日本却迅速成长为世界几大强国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就已经成了除美英之后的第三大海上强国。

中日造船工业:几乎同时起步

   在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两个东方大国都主动执行了相当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在中国,明清两个王朝都曾有过"片帆不许下海"的禁令,违犯者轻则杖笞,重则极刑(或绞或枭首示众),家人发边远充军,货物及船只没官,清王朝还曾制造50里无人地带。后来虽有所驰禁,但也只是开放了广州一个通商口岸。在日本,17世纪初叶以来,随着基督教和日本本土宗教、政体的冲突,掌握实权的幕府将军颁布了禁教令,仅仅在长崎一地保留了"唐人屋"和孤悬海外的"荷兰商馆",用于和中国、荷兰进行有限的贸易往来。

    近代以来,中日先后被动地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前线指挥官无一都被英军的舰船利炮所震惊,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师法洋人"制造船炮的声音,并被民间知识分子魏源总总结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构想,标志着中国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人物已经出现。但遗憾的是,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昏庸腐朽的清王朝又耽于歌舞升平之中,魏源编著的《海国图志》尽管我们今天对它评价很高,但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影响,直到20多年后才由左宗棠在甘肃重新刊刻。

    中国的造船工业始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涌现出的一批洋务派人士,他们在战争中对西方近代工业技术的产物——船炮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已经可以正视中西方之间在器物层面的差距了。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军工企业,并延聘华衡芳与徐寿试制蒸汽机,于1863年1月28日制成中国第一艘木壳小火轮"黄鹄号"。1865年9月20日,由曾国藩规划,后由李鸿章实际负责,江南制造总局最初向上海租界的美国公司旗记铁厂购买机械厂房和船坞而成立,同年,将原本苏州洋炮局和由容闳向美国买的机器设备抵达一起并入而成。1868年,该局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艘自造的汽船(木制船身)惠吉号。但该局重要业务还是修造枪炮,造船部门发展缓慢。中国造船工业的真正兴起还在福州船政局的创立。

    1866年,镇压了太平军余部以后,左宗棠即着手筹建船厂。他在奏折中写道:"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同虚设。""臣愚以为欲防海之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同时指出:"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1869年6月,福州船政局制成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下水。至1884年2月,共造轮船25艘。中国第一批技术工匠也随之诞生了,从第五艘船"安澜"开始,轮机即由船厂自己制造,这是左宗棠早就定下的"轮船一局,实专为习造轮机而设"的方针的实现。它虽然仍是仿造,虽然从绘图到制成成品仍是在外国技术人员指导下进行,但都是通过中国工匠自己操作制成,质量且不亚于外国同类产品,表明中国的技术工艺水平大有提高。

    几乎与此同时,日本造船业也开始起步,但是日本对外来侵略势力的反应比起清政府则要快得多,相比之下,清政府实已浪费20年的宝贵光阴。1853年美国培理舰队首次敲开了日本的大门,就在这年,幕府在横须贺附近的浦贺开始自造第一艘欧式双桅风帆军舰"凤凰丸"号,并于第二年5月完工。1856年,幕府以单舰10万美元的价格向荷兰订购了咸临、朝阳两艘蒸汽明轮军舰。1854年(安政元年)12月23日,日本东海道地区发生了著名的"安政大地震",此时正停泊在下田港的俄国护卫舰月神号,在海啸中严重受损,后由日本的造船工匠修复。这是日本工匠第一次学习西洋造船技术的机会。1861年,幕府在长崎修建了第一个洋式船厂——长崎制铁所,内设锻冶、炼铁、制造车间,可以对军舰进行清理、修补、更换船具等维修工作。长崎制铁所后来拨给三菱财团,成为未来日本造船业主力——三菱长崎船厂的发祥地。1865年幕府又在横须贺开创了"横须贺制铁所"。

    在这个时期直到1884年前后,福州船政局的造船水平还领先于日本。但在这年的中法战争中,由于清政府的腐朽无能,竟然让敌对一方的军舰驻扎在自己的军港内达40天之久而不采取防范措施,在对方的突袭下,福建水师全军覆没,马尾船厂也几乎全部被毁。但由于自身技术力量都在,船厂很快得到了恢复,第二年就造出了排水量达2200吨的铁胁船"镜清"号,发展自身造船能力的优势已在这次事件中有所体现。

清政府买来的现代化海军,只起了"稻草人"的作用

    尽管这时期中国造船技术已有了相当水平,清政府最终还是走上了几乎全靠外购军舰组建海军的急功近利之路。这其中固然有外来势力压迫日甚,清政府只得靠此迅速建成海军的因素,但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清朝大员对于造船工业与西方整个工业体系的复杂联系一无所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恩格斯在1877年回顾欧洲舰船发展历史时指出:"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而且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 近代机器大工业是一个联系紧密的系统,无论是材料加工技术,还是能源动力开放以及制造运输等,都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不仅使工业生产在工厂内部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体系,而且加强了各个工厂之间、各个工业部门之间、工业与商业之间的联系。例如,由于蒸汽动力技术的广泛应用,进而推动燃料工业、机械制造业、钢铁冶炼工业、采掘工业、材料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等一系列的发展,并促使其形成互相促进、互相依托的共同发展局面,且不说缺少其中任何一项,即使它们出现不均衡发展的现象,就会影响其共同发展速度。

    这种复杂有机的关系,对于造船业的单独发展显然是不利的。事实上,李鸿章主张外购军舰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自造军舰价格很高,有时高达外购价格的3倍。除去官员的贪腐和落后的管理方式对成本的增加外,中国没有一个与造船工业相匹配的现代机器大工业是另一个重要原因。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如果倾力发展造船业,以此带动与之相关的采矿、冶铁、机械制造等工业,则会极大地促进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加快工业化的进程。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中日两国分道扬镳了。无论是幕府还是后来的明治政府所建立的造船厂也同样存在成本高的问题,但通过将其低价卖给私人而改善了企业内部的管理,同时政府又对其保留了相当大的控制权,以保证其在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下,顺从地为天皇的对外目标扩张提供服务。

    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到1884年前后,日本造成能力就大体和福州船政局相当了。在清政府这边,不惜巨资向外采购军舰已经影响了福州船政局的发展,1888年1月29日我国第一艘钢质装甲巡洋舰"龙威"号【后改为"平远"后,并参加了甲午战争】隆重下水,这既标志着我国军舰制造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也同时是旧中国的绝唱;到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后,慈禧太后以为大功告成,不仅不再新购军舰,连舰炮也懒得更新了,军费被大量挪用,就在这一时期,福州船政局已经开始衰落,造船速度大不如前。

    为了对付北洋水师的"定远""镇远"二舰,日本不仅从英国购买了吉野、浪速、高千穗、扶桑等排水量在3000吨以上的巡洋舰,而且延聘法国舰船设计师白劳易设计了"三景舰",其中的松岛、严岛两舰于1888年在法国地中海铁工及造船厂开工,三号舰"桥立"也在这年的8月6日在横须贺船厂铺设龙骨,并于1894年6月26日建成,及时参加了黄海海战。1890年3月,日本自造的第一艘钢制巡洋舰"秋津洲"号开工,1894年3月31日建成。这两级舰的排水量分布为4278吨和3150吨,虽然"三景舰"安装了远超其舰体承受能力的巨炮,导致其在实战中的效果并不佳,但如此规模舰船的制造仍标志着日本的舰船制造水平已全面超越中国。

    在甲午战争中,虽然日本没有象"定远""镇远"那样排水量7000多吨级的军舰,但日本参战舰艇中1000吨以上的军舰共计21艘,日本国内建造的占10艘,比例接近一半,其中的"西京丸"号代用巡洋舰系日本自造商船改装而成,排水量达4100吨。反观北洋水师,超过1000吨的军舰共10艘,仅其中的"平远"号是由福州船政局建造的,仅占十分之一。排水量更小的炮舰,北洋水师共有镇东、镇南、镇西、镇北、镇中、镇边6艘,排水量440吨,全是外购,只有"镇海""泰安"二舰出自福州船政局,而日本海军中这一级别的军舰基本都是自造的了。事实已经证明,清王朝的这支舰队,尽管可能会风光一时,但后继乏力迟早会让其不堪一击的。

买船的同时不忘自主发展,这才是日本崛起的内在根源

    在对现代历史的反思中,人们往往悲愤于日本的残忍、狡诈,但即便没有日本的挑战,以北洋水师的实力也不能在远东保持多长时间的优势。一方面,中国与西方列强始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很难甚至不可能从他们那里购买到最新技术的军舰,在战时更是如此。"定远""镇远"虽号称"远东第一舰",但其实早在1873年4月19日,标准排水量为9330吨的"蹂躏"号铁壳装甲舰就已经在英国朴次茅斯工厂建成了,"定远""镇远"的优势也只是相对于远东各国而已。就在1895年俄、法、德三国强迫日本"归还"中国辽东半岛的时候,三国在远东的舰队实力就远超日本。到1904年日俄战争前夕,仅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太平洋分舰队就拥有60多艘作战舰艇,排水量高达19.2万多吨,其中仅排水量超过万吨的战列舰就有10艘之多,此外还有5000吨以上的军舰6艘和大量的驱逐舰和鱼雷快艇。在这支舰队被日本联合舰队消灭以后,俄国从波罗的海派出的增援舰队中,排水量达13516吨的战列舰就有5艘,此外还有超出万吨的军舰3艘和4艘6000吨以上的军舰。而此时的日本舰队更为强大,排水量在1.2到1.5万吨的一等战列舰有6艘,0.7到1万吨的一等巡洋舰有9艘,其中包括俘自我国的"镇远"号,再加上其他各型军舰,排水量达23万4240吨。以北洋水师的实力,无论是7000多吨的单舰战斗力,还是其约4万吨的总吨位,都是无法与上述三支舰队中的任何一支相抗衡的。没有雄厚的现代工业作为根基的北洋水师,即使不亡于日本,也难保不亡于别的列强之手。

     另一方面,即使清政府有愿望更新舰队,完全靠外购的庞大开支也是其很难承担的,更何况腐朽的清政府为了一己之私也不大可能再在海军建设上有更大的投入。在19世纪后半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海军技术发展迅速,任何一艘军舰都很难保持超过5年的领先期。因此,要跟上这样快速前进的步伐,仅靠政府财政投入到外购中是根本不可能的。相反,如果自身建立强大的造船工业,则其他工业门类可在其带动下获得发展,增强国家实力,反过来就可以再造更多、更先进的军舰,以在"丛林法则"盛行的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

    事实上,日本在近代的崛起正是始终贯彻了这一思路的结果。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从中国获得了36459万日元的赔款,而日本用于战争的费用约为2亿日元,其中的大部分已被原有的军费储备和预算资金抵消,所以只从赔款中动用了7895万日元弥补缺额。剩余可支配的近3亿赔款中,用于军事扩充的费用为22605万日元,占赔款总额的62%。另有58万日元作为资本金成立了八幡制铁所,总投资高达1920万日元,这是日本钢铁工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到1901年投产时,该厂出产的生铁已占全国总产量的53%,钢材则占83%。到1906年建造"安艺"号战列舰时,日本已经能够全部用八幡制铁所的产品代替进口钢材了。1895年,日本海军在吴港设立了海军兵工厂,成为日本海军最主要的火炮制造厂,并于1897年制造了日本最早的120毫米速射炮。1899年,吴海军工厂的两座西门子炼钢高炉投产,日本已经能够生产炮用钢材。到1903年,横须贺、吴、佐世保、舞鹤等海军基地都设立了兵工厂,日本已经能够独自生产152毫米以下口径的舰炮了。

    在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后,日本海军在本国工业的基础上发展速度更快了。1911年日本开始建造"金刚级"战列舰,首制舰"金刚"号还须在英国开工,这是英国为日本建造的最后一艘主力舰,紧随其后的"比睿"、"榛名"、"雾岛"号分别由横须贺海军造船厂、神户川崎造船厂、三菱长崎造船厂承建,于1915年4月19日前全部建成,标准排水量为27500吨,在以后经过改装后更高达3万多吨。在"金刚"号的建造过程中,川崎造船厂、长崎造船厂都派出了工程技术人员赴英学习,随后"榛名"号和"雾岛"号的建造演变成了一场"劳动竞赛"。这两艘舰的建造工期几乎完全相同:"雾岛"号的开工日期是1912年3月17日,比"榛名"号晚一天,两舰的预定下水时间都是1913年12月1日。随着日益接近完工,川崎和三菱之间的竞争趋于白热化。"榛名"号的下水时间由于海潮原因落后于"雾岛"号,致使川崎神户船厂上至厂长、下至普通工人的全体人员处于高度自责和精神紧张的状态。1913年11月17日,在进行主机试车前夕,"榛名"号的蒸汽轮机发生故障,虽然故障不大,6天之内就可修复,但负责制造主机的川崎神户船厂造机部长条田恒太郎还是深感责任重大,于次日清晨留下遗嘱后在自宅内引刃,自裁谢罪。这种全民族的造舰狂热成就了日本造船业的飞速发展,这级军舰的建造也标志着日本的造船水平已经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

    在二战期间,日本建造的大和级可谓战列舰历史上的"空前绝后"之作,标准排水量为6.4万吨,满载排水量达7.2万多吨,尽管体型庞大,但航速仍达到了27节。该级舰装备了9门三联装460毫米/45倍口径主炮,弹重1460千克,最大射程42公里。如此先进、巨大的战舰却由于海战已经进入了航空时代,使得其没有取得任何像样的战果。但尽管如此,日本的造船技术早已经在建造这些军舰的过程中累积起来了,在二战结束后可以迅速转为民用,并在1955年就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迄今一直保持全球最高水平的造船技术。

    奉行"拿来主义"的清政府尽管曾经风光一时,但最终不免一败涂地,并祸及中国半个多世纪,与世界先进水平越拉越大,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造船工业才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发展。回顾历史,甲午战争悲惨的最后结局已经血淋淋地证实了,靠金钱是买不来强大国防的,只有自身军工企业以及其带动起来的工业体系的发展才是最可靠的保障。

 

 

国有经济是如何与民争利的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陈志武

2008年4月8日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结果,不仅使国家财政税收猛增,而且使国家手中的资产价值、土地价值猛增,但是,由于国有制,这些收入增长和财富增值带来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

  所有制形式对产业结构有重要的决定作用,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会侧重高消耗型的重化工业,而以私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中服务业会更强。

  国有经济分量越重,对法治发展的威胁就越大。只要国企一出现,它们就可通过法律法规把民企挤出局。国有企业会从根本上破坏各行业的游戏规则,法治就难成为现实。

  1950年代全面国有化的时候,给老百姓有过这样的许诺:你把你的土地和财产都归公、给国家,这是你的付出,但你今后的工作、生活、医疗、养老、小孩教育都由国家包了。那是一种对称的交易。可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作和生活责任回归了老百姓个人,国家基本不管了,而当年被国有化的私人财产和土地并没有还给老百姓,这样的交易当然谈不上对称,其副作用是多方面的。

生产资料的国有抑制内需增长  

  为什么把国有资产返还老百姓能带动内需?为便于理解,先讨论美国消费需求增长的原因。过去十年里,美国家庭累计储蓄1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不小。但如果把美国土地、企业资产、房产等各类资产的升值加在一起,那么过去10年里,美国家庭累计资产升值总额为35万亿美元。也就是说,资产性财富增长跟劳动收入储蓄的比例差不多是22∶1。由此不难看出,为什么美国人把劳动收入基本都花掉,存下的钱很少,因为有了这么多的资产性财富增长以后,不需要再去储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消费内需那么高,可以为美国、中国、日本、韩国等的经济增长提供推动力。非常关键的一点是美国的生产性资产是个人所有、土地也是个人所有,这些资产收入和增值自然属于个人,再加上资本化、金融化的发展让美国人可以把土地、生产性资产随时变现,进行消费或者再投资。个人所有制使美国人的消费增长不仅跟劳动收入直接挂钩,更重要的是,也直接跟资产性收入、跟资产增值挂钩,在资产性财富和私人消费间的距离几乎是零。个人所有制是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

  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呢?在土地公有、主要生产性资产国有的制度安排下,中国的老百姓消费跟土地增值、跟资产性财富增值、跟资产性收入没有关系。初步算,到去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约为50万亿元。据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按13亿人口算,人均国有资产财富6万元。假如这些资产价值每年照GDP的每年10%的速度增长,一年会增7.8万亿元,这部分财富增值如果分到个人头上,那么每个中国人的年收入就多6000元,小孩、老年人等所有公民都算在内了。也就是,假如每家有夫妻、老年父母以及独生小孩一个,每户五人,那么,这些财富增值算到每户,每年的收入就多了3万元!

  资产性收入呢?即使不考虑土地收入、不考虑地方国有企业的收入,仅央企去年的利润就为9800亿元,分到13亿人头上,这又多了753元。每户5口人家每年又多了3765元!

  不过,我们知道,这每户每年33765元的资产增值和收入固然可以想象,但因为是国有而拿不到手,更是无法由私人花的。没有一个正常的中国人会这么想:“因为这些国有资产增值、国有土地增值了,按照全民所有的概念我也有一份,所以今天我可以多花些钱,今年我可以多花些钱了”。在国有制之下,这些资产的升值、土地的升值,跟自己可以花的钱没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只要国有经济在中国唱主角,经济增长所能带来的内需就远低于本来可以有的水平,未来的增长还必须依赖出口市场。个人所有制之下,资产增值和资产收入可以转变成新的内需增长,而在国有制之下,这链条就给卡住了,资产增值只能带来极有限的民间消费需求增长,对私人家庭的需求增长几乎没有影响。

  许多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家会说,国有资产和土地增值留给政府,政府可以多消费,那不也是在增加内需吗?可实际情况是,即使不算这些国有资产升值、国有土地增值,政府的钱已经太多,花不完。2007年,全国财政税收增长31%,到5.1万亿元。从1995到2007年间,虽然GDP年增长速度为10.2%,国家财政税收年增15.9%,而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年增长仅8%,农村居民纯收入年增速度仅6.3%。政府财政税收以GDP一倍半的速度增长,而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速低于GDP,农民就更低。以前关于收入差距的讨论基本集中在民间内的收入分布上,但实际上,政府相对民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要快得多。

  1995年时,国家税收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46亿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96亿倍,也就是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96亿农民的纯收入;到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2亿农民的纯收入。所以,哪怕不考虑国家作为最大的财产所有者、土地所有者,不考虑资产升值和资产收入部分,仅财政税收一项,政府的收入增长速度已经是最快。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城市居民次之,农民分享的最少。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把这么多的财政税收、这么多的资产财富和土地都集中在国家手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结果,不仅使国家财政税收猛增,而且使国家手中的资产价值、土地价值猛增,但是,由于国有制,这些收入增长和财富增值带来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  

国有经济必然偏好重化工业  

  由国家花钱有什么不好?根据世界各国的经历,即使在对政府权力、对腐败有实质性制约的民主国家,由政府花钱的效率也还是最低,因为民主监督制度也不可能回避“花别人的钱不心痛”的弊端,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欧、北欧、美国从1980年代也开始私有化运动。而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机制的东欧国家,其问题就更不用说了。

  在中国呢?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总开支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年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一个普通美国人年收入的六分之一)。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占GDP才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尽管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中国的财政税收占GDP比就高于美国,但是中国并没有成比例更多地把财政开支花在民生上。在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的情况下,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也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政府可能花相当的钱在固定资产投资上。这就带出另外一个同样严重而时常被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国家办企业、搞经济必然偏重工业、轻视服务业。换句话说,所有制形式对产业结构有重要的决定作用,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会侧重高消耗型的重化工业,而以私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中服务业会更强。其原因包括几方面。第一,国有企业往往不是以利润为目标,因此对市场的敏感度低,而私有企业为赚钱而必然很在乎市场的需求和需要,所以,前者受自上而下的行政意图影响较多,后者主要受市场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在1960年代、70年代,苏联和美国都在快速发展经济、发展高科技,但到后来发现,苏联的高科技都用于工业和国防,基本没有用于民生领域,更没有用于服务业,可是美国的高科技远远更侧重与民生相关的行业,服务业也最发达。

    中国国有经济的经历跟当年的苏联类似,在计划经济鼎盛时期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也只有工业、没有第三产业,到今天,中国的产业结构还是重工业、轻服务业。第二,跟服务业相比,工业项目既可看得见,又往往规模宏大,是典型的形象工程,有利于政绩评估。由于国有企业和政府主管单位看重的更多是政绩而非经济利益,工业的有形特征当然正中下怀。第三,工业制造技术已充分成熟、极易复制,并且工业生产流程比较“死板”,不需要太多创意,所以,相对而言,不管是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基本都能从事工业项目,工业项目远比服务业更适合于官僚化管理。可是,服务业更需要对客户、对市场需求有高度敏感力,需要更高的应变能力,这是一般国有企业所欠缺的。

  从生产方的角度看,国企和民企有上述差别。从消费需求方的角度讲,差别同样很大。也就是说,如果资产财富由政府掌握、经济收入通过税收和国企也转移到政府部门手里,由政府和国企来消费,那么,他们的消费模式、消费行为会带动一些行业,促成今天我们熟悉的产业结构;而如果把国有资产、土地都“还产于民”,交给老百姓自己去消费、去再投资,那么,民间的消费自然会更贴近生活,更能刺激与民生有关的服务业的发展,由此演变出来的产业结构当然会更偏向第三产业。

  所以,一个国家里同样的起点资源,是由政府作为所有者和消费者,还是由老百姓作为所有者和消费者,这两种安排会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两种不同的产业结构。国有经济支持的是一种产业结构,私有经济支持的是另一种产业结构。谁可以决定钱怎么花,最终决定该经济的产业结构。实际上,过去30年改革的成就已经验证了这一点,只是中国经济的国有成分还是太高,而且已经在快速回升。  

国有经济妨碍法治发展

  国有经济分量越重,对法治发展的威胁就越大。比如,根据对几十个国家做的研究,我发现,一个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越高,它的法治水平就越差。为什么会是这样?民营企业界的人对这一点可能有很强的感受,因为任何行业只要有国有企业介入,那个行业就难有平等竞争,也就难有法治。道理很简单,国有企业后面的股东是国家,国家是惟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可以随意修改法律法规、可以根据其意愿解释法律和各种政策的机构。所以,有这样一个掌握绝对特权的股东在背后,国有企业只要进入任何行业,那个行业的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就没法平等竞争了,即使有法律纠纷,法官跟国企是一边的,同属国家机构,法官就难以平等对待民企。更何况国资委还直接跟法院打招呼,要他们注意保护国有资产。有了这种特权企业在经济中、在社会中行为,法治就得让位了。

  几年前,中石油、中石化挤掉民营加油站的事就很典型,这两家国企通过国务院出台一些法规,要求在一平方公里范围内不能有超过多少家加油站,最后逼着民营加油站必须以一个象征性价格卖给中石油、中石化。别的行业也这样,只要国企一出现,它们就可通过法律法规把民企挤出局。所以,国有企业的存在会从根本上破坏各行业的游戏规则,法治就难成为现实,因为法治的第一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民企跟国企不可能平等。

只有“还产于民”,才能“还富于民”  

  为了增加内需以降低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为“服务业化”中国的产业结构,也为了让老百姓更多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显而易见,剩下的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应该“还产于民”,这是长久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基础性改革。具体讲,应该把国资委体系掌握的国有资产一部分划拨给社保基金,剩下的和国有土地一起放到一个或几个大基金,然后把基金份额分给全国老百姓,每个公民得到同样多的基金股份,并允许个人自由交易这些基金份额,就像现在的股票基金可以交易一样。

  很多人会说,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当年不正是这样做的吗?这不是休克疗法吗?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第一,当时的休克疗法更多指的是政治制度改革和法制改革在先、经济改革在后的改革途径,而不是他们的私有化基金的做法。第二,当时的俄罗斯还没有基金行业、也没有股票市场的运作经验,更没有配套的证券法律和法院。相比之下,到今天,中国的基金行业、股市规模、证券法律与监管架构都已有多年的发展和经验,不存在操作上的真空,基金交易和证券监管已有较强的基础,社会大众也有多年的股票和基金交易经验,因此,今天的中国在这种基金操作上不会有问题,通过“还产于民”实现“还富于民”是到时候了。
 

 

西藏问题研究参考资料(不得转载外传)

 

发件人:"" <jingaoping4@gmail.com> 收件人: "" <mrshidong@yahoo.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8-04-01 07:24:1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分析汉藏关系处理不当抗议难免;

汉藏关系处理不当抗议难免

记者 海涛 香港

2008年3月31日

    拉萨星期四发生僧人拦境外记者喊冤之后,星期六再度发生抗议示威。分析人士说,如果不能妥善处理汉藏关系,这样的事情还会持续发生。
美联社和香港电视媒体报导说,星期六拉萨再度发生藏人示威抗议事件。这是在15个国家外交官离开西藏之后发生的。在那两天前,有几十个僧人喇嘛突然拦住到西藏采访的境外记者鸣冤。那不是政府安排的采访内容,很多人都感到很意外。西藏政府副主席白玛赤林说,这些僧人歪曲事实,误导舆论。

    3月中旬西藏出事以来,藏人的抗议接连不断。为什么有藏人在如此政治、军事、治安、新闻宣传的高压下,仍然能冒着极大风险上街抗议呢?西藏流亡政府一位发言人达瓦茨仁说:"一个民族面临危机的时候,还有宗教信仰,遭到侮辱的时候,人民都会有这样一种激情和精神。这在全世界大部分地方都一样。现在西藏就面临这样的危机。1989年后,中国政府在西藏推行的所有政策,都是越来越强硬。这种强硬是对西藏民族的完全蔑视。"

    *达瓦茨仁:把所有藏人都"推向第一线"*

    达瓦茨仁说,以前,在前面抗议的只是一些学生、知识分子还有僧人,而现在,北京用全力和一切手段打压,这就把所有藏人都"推向第一线"。

    北京作家王力雄说,他也没有想到周末还有藏人示威:"很多人没有想到。我也没想到,会有这样一种前赴后继的性质。总体来讲,前面这些年的高压是控制得非常紧的。而且一般来看,藏人的恐惧是很深的。而这次,大昭寺的僧人能在整个拉萨遍布军警情况下,还能冲出来表达自己的想法,确实是很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喇嘛之所以能这样做和其宗教信仰和宗教献身精神还是有关系的。"

 

达兰萨拉不是故乡

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 心语

1999.12

盛雪

达兰萨拉这个好听的名字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除了在几篇关于西藏问题的文章当中见到过之外,对它没有任何印象。十一月十二号凌晨三点,在断断续续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之后,终于到了印度首都德里。当天晚上在火车上会合了从纽约到德里参加会议,随后前往达兰萨拉访问的项小吉,又坐了十个小时的火车。然后,再坐上由西藏流亡政府派到火车站接我们的吉普车,最后,在经过了又三个多小时的,在盘山路上的颠簸、攀爬、旋转等一系列惊险动作之后,终于在皑皑白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脚下,见了山峦 掩映中的小城达兰萨拉。

小山城远远看上去清雅而扑素,我们兴奋地叫司机洛桑将吉普车停下来让我们拍照。好象我们是怀着好奇心前来观光的游客。很快,我们就进入了这个小山城的中心。很快,一种复杂的,莫名的辛酸和悲凉的情绪就取代了兴奋的观光心情。小城本身就迷漫着一股辛酸、悲凉的气氛,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一段辛酸、悲凉的故事等着诉说。

喜马拉雅山上绵廷的逃亡人群

在达兰萨拉城中心的难民接待中心,从八九年以来,每年都要接待约两千名从中国境内逃亡出来的藏人。去年以来更猛增到了四千。我和项小吉在抵达的当天下午,由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的官员达瓦才仁陪同,来到难民接待中心访问。

难民接待中心是夹在两边的建筑物中的一栋两层的房子。下边一层屋里,沿墙和窗户,以及在中间,是几排通铺,住着刚刚从中国境内逃亡出来的难民。上一层则就地住着一些女难民。难民接待中心里,当时有约七八十名最近才从中国境内逃亡出来的藏人,其中有许多是几岁或十几岁的儿童,有些儿童甚至并没有父母陪伴,是他们的父母委托逃亡的人将这些幼小的子女带了出来。

我们走进难民接待中心,大家都怯生生的看着我们。我坐到孩子堆里试着和几个孩子说话,他们很快就放松下来。尤其是小孩子们好奇的围过来。我拿出从加拿大买的笔,分给孩子们,孩子们立即兴奋起来。于是我开始了和他们之间的交谈。

我问一个看上去十岁左右的男孩:"你叫什么名字?"
他用纯正的普通话回答我:
"我叫索南米多。"
"你现在多大了?"
"十四岁。"
"你从拉萨来的?"
"对,我逃出来了。"
"你是结伴和朋友一起出来的,还是自己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人?那路上需要很长时间吧,用了多久呀?"
"用了二十几天。"
"路上要二十几天,那你在路上害怕不害怕呀,一个人?"
"怕,很怕。"
"怕呵,那害 怕的时候怎么办呢?"
"没有什么`怎么办',赶快走,快快走。"
"嗯,快快走,想快快走到这里是不是?"
"是,想快快见达赖喇嘛。"

看着这名只有十四岁的孩子,独自一人,经过二十多天,从拉萨经喜马拉雅山的雪山口逃亡到达兰萨拉,我知道他是那些能够活着到 达目的地的幸运者之一。而要翻越常年冰对雪覆、海拔五六千米的喜马拉雅山,随时都有可能遇到雪崩、雪裂,或被冻死、饿死。我转向另一位约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说他叫巴登 江作。

"你从什么地方来的,到这儿多久了?"
"我从四川康巴来,四川省甘孜州的。来了快一个月了。"
"你为什么要逃亡出来呢?"
"第 一个是,我想见见达赖喇嘛;第二,我想出来学点技术和文化。"
"那你学习一段时间之后,是否还想回去?"这时,在边的 23岁的画家小伙子抢着说:"不回去,逃出来了,就不会回去了。将来藏人有了自由的时候再回去。"

而在我来难民接待中心的路上,遇到的那个十四岁的男孩,就更不会再回到西藏去了。因为他的双脚在翻越喜马拉雅山,逃亡到达兰萨拉的路上已经冻掉了

男孩有一头黝黑、卷曲的头发,一双眼睛黑黑、亮亮的但十分忧 郁。我见到他时,他正在路边的石头上坐着休息。看到我们几个人走近,用他那双黑眼睛,冷漠的、定定的盯着我们看。我于是走近他向他问好,问他多大了。他移开目光,不置可否的让嘴角动了一下,说了句"十四"。我微笑着问他在做什么,他说在休息,他要到达兰萨拉的医院去治疗。我问他生了什么病,为什么要到医院去,他说他脚上的伤口还没有好。我很好奇问他脚怎么了,为什么会伤。他撩起裤腿,我看到他两条小腿上,转圈绑着几条塑料片,把一双鞋固定在脚上。男孩慢慢的解开绑着塑料片的带 子,脱下鞋,我只看到拄在地上的两条腿,没有脚。

我张着嘴怔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时男孩轻轻的说"在我逃过来的路上冻掉了。"

我的心中一阵刺痛,我不能想象,一个这样年龄的孩子,怎么样用一双冻烂的、或说已经没有脚的双脚,爬过了世界上最状丽、最令人赞叹的喜马拉雅山。

我蹲下来,用手轻轻的托起他的一双"脚",两只脚都在脚 踝骨以下就没有了,伤口还是皱皱的疤痕,我告诉自己要记住这疤痕,这不只是在这孩子脚上的疤痕,这是藏族人在四十年的逃亡路上的一个小小的标记。
我的思绪被身边的争论声拉回来……

另一边,项小吉正在和一名刚刚从四川逃亡出来的,叫多吉才仁的小伙子,谈论着西藏是否应该,和能否独立的问题。小伙子说:"我自己的观点是西藏可以留在中国的境内,要求高度的自治、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人权。"项小吉追问:"你不要求独立是不是?"小伙子声音微弱的说:"我不是不要 独立,但是这希望太渺 小了。"项小吉非常思辨的提示:"可能不可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现在谈应该不应该。"小伙子顿在那里没有讲话。

我在旁边半开玩笑地插 话说:"项小吉,话说得不要太理论。"

但是这时多吉才仁却突然大声说:"我很希望独立,很希望独立。"跟着,他眼晴红了,声音也颤抖了。他说:"从我们藏人在中国境内所遭受的压迫和苦难,我真的很希望我们能够独立,我们自己治理我们的国家,我们自己捍卫我们民族的尊严,和我们的宗教。我很希望独立,我真的很希望独立… "。我和项小吉看着他那压 抑和难过的样子,只好等他情绪平静下来。

我告诉他,我们也是不能回家的流亡者,在目前中国专制极权的统治下,汉人一样没有自由,没有尊严。

我问他:"有一天中国的制度变了,实现了民主,是民主社会了,西藏可以得到真正的自治了。那个时候你还觉得西藏独立特别重要吗?"

小伙子略想了一下说:"我认为,如果中国真的有人权和民主了,经过我们共同的努力,能够把共产党霸权、专制推翻以后,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相依相存。那样,我愿意留在中国,和汉族人民一起共进退、共存亡。我想,在那种情况下独立不独立并不重要了"。

刚刚到达兰萨拉才十几天的多吉才仁说,在中国他从小就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后来懂事之后,听到父母讲的一些西藏的历史、宗教、文化传统等,和在学校里所学到的完全不同,他感觉到,做为一个藏族人,连自己的语言都不会说,自己越来越不知道自己是谁,越来越不了解自己民族的真相。于是,他产生了要到外面的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西藏的想法。他说:"到了外边,我感觉到很可怜在中国境内的中国人,他们在中国的专制制度下,对外界的认识太少了。我很可怜他们至今生活在一个新闻完全封闭的环境里。我很庆幸我能够逃出来,我真的很可怜他们。"

在中国境内坐了 27年牢的仁切桑竹先生,在难民接待中心为难民们做了七年饭。他告诉我们,冬天到了,逃亡到达兰萨拉的难民又要多起来了。仁切 桑竹说:这一方面是由于,生活在寒冷的青藏高原上的藏人,无法很快适应印度平原夏天的炎热,有些逃亡出来的藏人在夏天抵达印度时,不久就会染病,甚至死亡;另一方面,在严寒的冬季,逃亡路上必经的河流都结冰了,比较容 通行。但他强调,每年都有许多藏人在翻越常年冰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时,被冻死或饿死在逃亡路上,有些人被冻坏了手、脚,变成终身残废。

仁切桑竹并向我们介绍,抵达达兰萨拉的难民,都得到了流亡政府妥善的安置。六岁以下,而有没有父母陪伴的小难民,送到流亡政府的孤儿院中抚养。六岁到十七岁的儿童,送到流亡政府设立的儿童村中,并按不同的年龄分人儿童村学校中 不同的年级里读书。十八岁以上的青年送到流亡政府设立的"成人教育学校"里学习。而老年人则有流亡政府的老人院接收。以上所有费用都是由流亡政府负担。

仁切桑竹说,所有逃亡出来刚刚抵达的人,都会成批的得到达赖喇嘛的亲自接见,甚至许多人冒死逃亡前来,就是为了能够见到达赖喇嘛一面。但是,由于逃亡的人数越来越多,流亡政府越来越难于负担如此庞大的支出,所以,流亡政府不得不劝说一些人在见了达赖喇嘛之后再返回西藏。
遥远的山城有中国民运的关注者

达兰萨拉这个黄昏暮景中的小山城并不沉寂,倒是很象在中国乡村中赶晚集时的景象,人们在仅有的几条坑凹不平的街道间往来,小街两边的店铺和餐 漫不经心地招待着游客。

在我们中午抵达时,我们曾邀请往返用了七个多小时接我们上山的司机---洛桑和我们共进午餐,我让他叫一地道道的西藏饭菜,我也和他叫同样的,尝尝藏人的口味。等了许久,厨房端出来两大碗热腾腾的"鸡蛋肉丝汤面"。我目瞪口呆,我问洛桑难道这就是典型的西藏饭?洛桑笑了笑,快乐地吃了起来。

傍晚,我和项小吉走出旅馆(山城中心的西藏饭店),想到街上随便转转。几十米外就是小城的中心地带,我们盘算着是否在街上随便找一家餐馆。尝尝地道的西藏口味。我和项小吉在一家灯火闪烁的餐馆前犹豫,怕错进了印度餐馆。这时,背后有一个十分清脆、十分肯定的声音用普通话说:"你是项小吉,我认识你,你就是项小吉。"我们惊讶的转过身,一个二十岁出头,很俊 秀的年轻人正笑眯眯的盯着项小吉。

小伙子自报家门说他叫嘉杨达杰,在《北京之春》杂志上读到过项小吉的文章,和看到过项小吉的像片,所以一下子就把项小吉给认了出来。连项小吉这个平时总是表现得城府深邃、不露痕迹的人,当时也有点"百感交集",他万万想不到,在这遥远的、异国的小山城上,竟然有他的知音。
于是嘉杨和他的朋友陪着我们一起吃了饭,酸辣汤 和炒面。嘉杨说:由于印度无法种植青稞,所以当地的藏人吃的东西和汉人很相似。其实就连西藏内地的饮食也很汉化了。吃饭期间,嘉杨向我们谈起他三次出逃,两次到达达兰萨拉的奇特经历。

在青海省,海东地区长大的嘉杨,在 1993年他 16 岁那一年,决定和两个同学结伴逃亡。他们从青海先到了拉萨,再坐车到通往边境的日喀则,然后开始步行。他们在喜马拉雅山冰雪间经过了十几天的跋 涉,并在路上遇到 了一对也在逃亡的兄妹、哥哥走在路上掉到了被冻裂开的山缝隙里,嘉杨三个人赶紧帮助救。可是,哥哥很快就被冻成了冰人,和冰雪凝在了一起,几个手指头部被嘉杨他们想要救 他的人拉掉了。
哥哥死了, 妹妹伤心欲绝,决定放弃继续逃亡,往来路上走去。很快就被边防军抓获,从而使得嘉杨等三人在中尼(尼泊尔)边境附近,被骑马追赶上来的中国边防军抓获。嘉杨的第一次逃亡失败了。

但是,他在被送回中国境内之后,立即就开始准备第二次逃亡,这一次,他和另外二十个人一起,经过了一个月零二十八天,在冰天雪地的难苦跋涉之后,终于在九四年二月份,到了尼泊尔境内,来到了印度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这一次的路上,嘉杨亲眼看到两尼姑,站立着被冻死在喜马拉雅山--白雪皑皑的山上。嘉杨说:"他们太可怜了,谁也不会知道他们是谁,家里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的下落。为了逃亡,好多人就这样死在路上。"

令人感慨的是,当时 16岁的嘉杨,在达兰萨拉生活了半年之后,决定返回西藏。他在外边的世界看到了太多东西,都和他以前所知道的不同。他在达兰萨拉的图书馆里阅读了太多东西,都和他以前所知道的不同。他在达兰萨拉的图书馆里阅读了大量介绍西藏的历史、文化、宗教传统的书籍,以及关于中国军队当年入藏 对 藏人的屠杀的资料。在这期间,他还看到了那时由日本民运组织出版的《民主中国》杂志,开始对中国民主运动有了解。他也理解到,中国人在中共的专制统治下,和藏人有着共同的命运。这一切,让他既兴奋又震惊。

于是他背上了一个大背囊,里面装了二十六本《民主中国》和许多关于西藏历史真相的书藉、数据,以及达赖喇嘛的讲话录音、录相等,上路了。
他走了十四天,回到中国境内。把身上带的所有书籍、杂 志、录音、录相等,都分发给了他见到的藏人。后来他被捕了,并被辗转于七个监狱中,关押了一年另六个月。最后,由于他在监狱中病得奄奄一息,被狱方送到医院治疗,于是他又选择了第三次逃亡。

嘉杨于九七年一月份,再 次来到达兰萨拉。嘉杨说,他现在可以看到《北京之春》杂志,从那里他了解到很多关于中国民主运动的消息,他很关心中国民运的情况,因为他明白,只有中国实现了民主,藏人才会有自由和尊严,藏人才有机会得到真正自治的权力。嘉杨还说,每当他看到民运中有内门的消息,他就心里很难过。

逃亡不应该是人类的命运

嘉杨现在二十二岁了。我看着眼前这个瘦削、俊秀的小伙子,感慨着在他十六岁到二十二岁的年轻生命中,"逃亡"竟然是他生命的主题。项小吉是个十分深沉、情绪极少外露的人,他除了几声小心的,重重的叹息之外,并没有说什么。但是我相信他心里翻腾的应该是同一种滋味。

我也自然而然的联想到,今年夏天以来,六艘偷渡船,载有六百到八百名中国大陆的逃亡者,远涉重洋,在海上分别飘流了四十几天到六十几天的时间,来到加拿大。在那破烂不堪、锈迹斑斑、没有任何救生设施的破船上,成数倍的超载着来自中国的逃亡者。如果在几十天的飘流中遇到任何风浪或故障,船上的人几乎必死无疑。而我也很清楚,从中国起航的偷渡船,不止是驶向加拿大,它们驶向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墨西哥,总之,它们驶向任何接收中国人的地方,驶向任何给予那些中国人一点自由、一点尊严、一点保障、一点未来的希望的地方。而中国人偷渡的大潮,正向藏人绵 廷排列在喜马拉雅雪上的血脚印一样,已经汹涌了十年。

很久以来,我已经越来越参不透,什么"主权"、"领土"、"疆界"、"国家"这些词汇的意义。人类生存仰赖的是苍天大地、自然万物。
不错,人类自始就有屠杀、有战事,但无不为争夺生存资源。今日社会科技的进步,文化的昌明,人类也已经发现和创造了丰富的生存资源,但今天人类对人类的仇视和屠杀,人类对人类的无情驱逐和阴谋灭 绝,并没有稍或减少,并都是出于要维护什么"主权"的完整,保卫"领土"的神圣,巩固"疆界"的安全,特别是为了"国家"的尊严。

今天,我严重质疑这些词汇所应该具有的意义。人类、所有人类(并不只是强势的群体,自认为优越的族群,或那些拥有控制别人生存权的小利益集团)的福祉是最高原则。而达致这一原则的唯一道路就是:人类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不同历史背景之间的宽容、尊重、和爱。如果"主权"只是强权欺凌弱小的凭借,如果"领土"只是政权炫耀的资本,如果"疆界"只是圈禁人民的藩篱,如果"国家"只是杀戳百姓的机器;那么,这些东西于我们何用?在中尼(尼泊尔)、中不(不丹)、中 ( 金)边界上部署的边防军,难道是为了防范这些弱小国家对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侵犯?不是,那里的边防哨 所,是 为 了严防 中 国 境内 的 人民 外 逃;那 里 边 防 军 的铁蹄,搜寻的是逃亡藏人带血的脚印。

欢快的孩子们到底有没有未来

在逃亡出来的藏人当中,有大量的儿童和青少年。而且其中很多人并不是有父母陪伴一起逃亡出来的。我们在难民接待中心听到这样一件事:西藏某个乡村的书记决定要出亡到印度达兰萨拉,结果听到消息的同村邻里,纷纷将家里的孩子送到书记家,希望他帮助带到达兰萨拉。结果这位书记到达达兰萨拉时,带来了同村十一户人家的孩子。

到底中国境内有多少藏人把他们的梦想寄托在他们的孩子身上,然后,又把他们孩子的梦想寄托在了达兰萨拉这个小山城上了。达瓦才仁陪同项小吉先生、我、和 刚刚上山的倪育贤先生,一起访问了达兰萨拉的儿童村。达瓦才仁向我们介绍,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的五个地方设立了儿童村。这些儿童村中 90%的儿童,是从中国境内,包括从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西藏等地逃亡出来的西族儿童,而其中大部分儿童没有父母在身边,他们有些是孤儿,有些儿童的父母仍在中国境内。

位于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的儿童村,有约一万名年龄从六岁到十三岁的儿童。我们在访问中发现,这些孩子从中国境内逃亡出来,大多是为了能在西藏流亡政府设立的学校里接受更好的教育,特别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学习藏语及继承藏族的宗教、文化传统。

来到儿童村,发现孩子们正忙着在一面朝阳的小山破上摆上一些艺术品。那些艺术品 是他们根据一些大块的石头的自然形状在这些石头上画的动物图像。有些是可爱的猫、狗、山羊,有些是凶悍的犀牛、狮子或老虎,大都栩栩如生。达瓦才仁说,达赖喇嘛明天会来看望孩子们,孩子们正准备迎接达赖喇嘛。

孩子们看上去都很快乐,喜气洋洋的忙活着。我想找几个孩子聊一聊,达瓦才仁说,在这里的孩子不比在难民接待中心的孩子们,那些孩子刚刚到,只要上过一点学,就会讲英语。但是,这里有很多孩子来了一段时间,就不会讲汉语了。我故技重演,混进正在忙碌的孩子堆里,和他们闲聊。会说汉语的孩子很快有了兴致。他们告诉我,他们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六点半吃早饭,七点开始上课,课程是藏文、英文、和数学。午饭以后还要继续上课到四点钟,然后就是自由活动时间了。但大部分学生会用些时间作功课或自习。

一个叫巫山•多杰的男孩主动过来介绍自己:"我是从拉萨来的,"我和他聊起来:
"你来了多久了?"
"八年了。"
"你出来八年了,还能说这么好的汉语?"
"我在西藏上到初一才出来。"
"你为什么要出来呢?"
"我的爸爸、妈妈要我到印度来学习。"
"为什么一定要你到印度来学习呢?"
"为什么?因为印度有我们的达赖喇嘛呀,达赖喇嘛他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呀,在印度可以学我们的藏语,所以爸爸、妈妈让我到这里来学习。"
"那你在这里的学习生活快乐吗,是你想学的东西吗,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我很喜欢英语,我长大了想回家乡当一个英语老师。"

另一个看上去有八九岁的孩子,也跑过来清脆的自报家门说"我叫扎西•才仁"。男孩大大的眼睛,扬着尖下巴脸,很是可爱。我问他来了多久了,是不是和爸爸、妈妈一起来的。他说他来了刚刚一个月,是从青海省来的,爸爸、妈妈没有来,自己是爸爸、妈妈托人带来的。

"你路上用了多长时间?"
"一个月,"
"为什么爸爸、妈妈要送你到这里来学习呢?你知道吗?"
"这里的学习条件好,这里能学藏语,还能学英语。"
"小扎西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
"在这里能见到达赖喇嘛,在中国见不到。"
"你在中国时学藏语吗?"
"学一点点,主要学汉语。"
"那么每天的课程当中有几节是藏语,有几节是汉语?"
"早上四节课,有两节是汉语,一节数学一节是藏语。"
"在家乡时生活得好不好? 高兴不高兴"
"不高兴。上学要给钱,一个学期两千多。"
"那你爸爸、妈妈付不起钱,所以 让你到这里来学习,是吗?"
"是,在这里可以学到好多有用的知识,长大了有文化。"
"你想爸爸、妈妈吗?"
"想,很想。"
"那怎么办呢?想不想回家去?"
"长大了再回去,在这里先好好学习。"

十七 岁的女孩索兰德洁在达兰萨拉已经生活了七年了。她也是七年前在她十岁大的时候被逃亡的人带到了印度,她说她虽然很喜欢这里的生活,但是也很想念亲人。她只能靠写信诉说对父母的思念之情,她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回到西藏去。我们随同达瓦•才仁来到儿童村孩子们的住处,看到有些住房前挂了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小挪威,或美国加洲等等字样。达瓦才仁说,儿童村得到了许多西方国家的资助,才得以设立和维持,这些流亡出来的藏族孩子们也才有了一个安定的学习和生活的环境。儿童村里一切都井井有条,孩子们也很快乐,但似乎每个孩子都作着一个,将来长大了总有一天要回到家乡的梦。然而,藏人流亡了四十年,眼下还没有任何迹像可以给他们一个确定的承诺。这些孩子,难道他们注定了是流亡者?……

十年不能回中国,一直让我耿耿于怀。虽然不管任何人问起,我总说,我早知道我跟强权作对是有代价的,我付得起,无所谓。但,我心里一直很痛。访问了达兰萨拉,我心里有了更痛的一块地方。回到家里,常常只是静静的坐着,静静地感受着流亡藏人在漫漫的四十年的流亡生活中的挣扎、期待、希望、和绝望。不知道当初他们决定和强权作对时,他们是否想过,那将是什么代价,他们是否付得起。

19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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