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针对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目前中国出现了批与顶两种力量。很多文章都集中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上,而仲先生的文章从历史的高度纵览了劳动标准的演变,因此,从宏观上把握了对劳动合同法的认识与评价。这篇文章可以与本网最近刚发出的陆一和常凯先生的文章结合起来一并阅读。通过这些文章,读者可以基本上对劳动合同法的问题有一个大概的认识。]

中国仅有劳动合同法是不够的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8年3月13日

一、根据国情制定劳动标准

    劳动力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经济要素和经济资源,劳动标准也是一种资源和要素,并且,劳动标准往往是影响劳动力价值的重要砝码。劳动合同法就是这样的标准,制定什么样的劳动法,就是制定什么样的劳动力价值标准。

    劳动标准与IS90000一类的技术标准不一样,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劳动标准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价值标准。它必须从人性和人权出发,制定出合乎人性和劳动权利的法律标准。最近我国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就是这样一部法规。

    应当说当前世界人类的发展主要有两项标准,一是经济和物质的发展标准,二是人的发展标准。这两项标准的发展往往是不同步的,如果过度追求物的发展,便会损害人的发展,如果过分照顾了人的发展,往往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因此,各项标准都不能定得过高或过低。

    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一种劳动力的购买,说更深一点,就是对一种劳动标准和劳动价值的购买。但劳动力价值在历史上和国际间是大不相同的,从历史上看,农奴和奴隶的劳动价值最廉价,但不符合现代民主社会的标准,因此,这样一种劳动力标准被废除了。

    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和文化的发达,劳动标准定得比较高,劳动力成本相对就比较高。譬如西方国家有完善的工会制度和劳动保障制度,各行业都有强大的工会组织,有罢工和结社权利。但对于那些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劳动标准定高了,往往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所以这些国家一般都定得比较低。

    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个劳动标准较低的国家。西方国家对中国产品的购买,更多的是对一种劳动标准和劳动力廉价权利的购买。这种现象在一个历史阶段是可以的,但不能长期持续。这是因为,如果一个国家长时间地保持低劳动标准,那将出现社会发展的绝对不平衡,不仅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劳动群体的贫困化,也会发生生产过剩和政治危机一类的社会动荡。

    在这种情况下,在改革进行到第30年之际,我国一部新修定的劳动合同法出台了,但这部法律一出台便遭到资方强大的反对。先是深圳华为公司与员工重新签定合同,后是一些企业裁减员工,新劳动法还未实行,一批劳动者的就业便受到影响。在我参加的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中,一批被企业除名的职工满脸迷惑地坐在台上,他们不知道新劳动法是对还是错,当主持人询问他们是支持还是反对新劳动法时,有的人举出反对的牌子。

    对此原因我们要进行深入的分析,是中国的劳动标准定高了,还是仍然很低?是我国的宏观经济承受不了,还是资本利益或某些个人私利承受不了?当前的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必须对这些问题有个清醒的认识。

二、一场罕见的围剿一堆耸人听闻的罪名

     新劳动法看来真是触动了中国资方的利益,否则不会遭到如此激烈而顽固的反抗,并且从目前的局势看,简直就是一场气势凶凶的围剿。

    先看媒体耸人听闻的报道:“劳动合同法触发多米诺效应,万余港企面临关闭”、“新《劳动合同法》实施、500余家台湾企业搬离东莞”、“新劳动合同法将搞垮中国经济”......

    再看一些学者居心叵测抛出的一顶顶罪名帽子,如:新劳动法将导致“劳动力市场刚性化”,“社会安全网过度膨胀,经济活力今不如昔”,“侵犯企业家用工权益”,“影响劳动就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的传统战略走上了绝路”,中国将患上“福利国家综合症”,新劳动法是“中国经改的致命伤”,“新劳动法显然对地区的竞争不利,非常不利”,新劳动法“会闯出大祸”,因而它是一部“善良的恶法”......广东一位女企业家甚至称新劳动法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

     种种企业表现,加上一些代表资方利益的学者铺天盖地的批评文章,大有将一部新出台的劳动合同法摧毁和遏杀的架势。在这股围剿劳动合同法的战役中,跳得最高的当属香港那位学术权威张五常教授。这些人耸人听闻的言论十分有煽动性和鼓惑性,很多企业在种种舆论的影响下,不知不觉地加入了抵制和抵触新劳动法的行动中去。据调查显示,有七成企业希望修改新《劳动合同法》,另有一些企业准备撤资和转移,还有一些企业在一群学者和律师的指点下,大打法律擦边球,频出各种花招以规避劳动合同法。

    如果让这批“狼来了”的舆论继续影响社会,如果让一帮学者继续对企业诲淫诲盗,那么,中国的劳动群体在劳动权利方面稍微取得的一点进步,又会夭折在襁褓里。因此,不管新劳动法存在哪些完善与不完善之处,中国的劳动群体都要奋起捍卫改革30年了好不容易取得的一点点权利。

     新劳动法争议的背后,不过是社会间一场劳资利益的大博弈。不管代表资方的学者搬出什么罪名和理由来吓唬社会,都掩盖不了其背后的真相和目的。现在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看那些对劳动法的批评是否站得住脚。

三、劳动法更多影响的是企业内部分配,

    尽管资方利益的代表者放出许多吓人的话语,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过分夸大了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经营和企业命运的影响。这一点人们必须要认识清楚,劳动合同法的作用至多产生在企业利润在内部分配的范围内,不会大到影响企业的生死存亡。它起到的作用仅仅是企业多拿点,还是员工多拿点,资本多拿点,还是劳动多拿点而已。至于说,新劳动法将搞跨中国经济,这种恐吓更是无稽之谈。

     为什么这样说?多少具有一点基本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劳资双方之间所有的博弈,都局限在企业经营所能承受的基础上。这就是说,无论员工怎样提条件,涨工资、增加福利或改善劳动条件,这些条件也都限制在企业财力所能容忍和承受得了的情况下。企业内部博弈如果把企业搞垮了,那么劳资双方的任何努力都毫无意义。如果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那么坐在同一条船上的乘客会共同维护这条船的利益的。因此,劳动合同法之类的法律规范,它所能起到的作用,基本上限制在企业内部利益调整的范围内。

    即使我国的劳动合同法具有一定的外部性,但这种作用也只有好处,或好处大于坏处。以麦当劳为例,如果不是国内的批评与抗议,其工人工资能提高30%吗?提高劳动标准的实质是中国工人与外国老板争夺企业利润。中国的工人为什么只能俯首帖耳地将利润让与外商?外资企业在中国赚得还少吗?这些年里,跨国公司从中国拿走多少巨额利润?因此,如果说新劳动法的出台产生了一些外部性,那也是捍卫本国经济利益。

      特别是,劳动合同法比起罢工权和结社权,其约束力和对抗力差远了。照现在那些恐吓者的理论,中国劳动者就更不能有罢工权了。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却出现了这样的咄咄怪事,仅仅出台了一部稍微修订了一点的劳动合同法,便引起资方如此抵抗。

     那么请问:如果中国宪法中增加了劳动权利最基本的一条:罢工权、结社权之后,中国的企业怎么办?还没法活了吗?中国的经济发展难道就是建立在约束劳动权利的基础上吗?西方那些实行罢工权的国家,企业不是照样经营吗?

四、劳动法对宏观经济面只能产生正面影响

    可以肯定地说,劳动法对我国宏观经济面不会产生影响,即使产生,也是良性影响大于负面影响。由于收入分配的失衡,我国这些年里出现了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现象。加强劳动权利,提高劳动收入,可以改善和促进国内消费,不仅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助于宏观经济进行结构性的调整。

    劳动合同法影响的更多的是资本和劳动的收益,不是国家整体的利益,劳动合同法产生的作用是社会财富在劳资双方间的调整。中国资本的收益从宏观数字看,已经过高了,必须通过法律标准进行调整。并且,中国仅仅拥有一部劳动合同法还远远不够。对于这一点,中国社会不必羞羞答答,遮遮掩掩。

    那些打着珠三角外企关闭和撤资旗号来否定劳动法的人,除了别有用心,就是无视基本事实。真实的情况是,东莞等某些地方有三资企业关闭和撤资,那也不是实施劳动法的原因,而是当地工资水平上涨和企业所得税合并的原因。再说了,有些血汗工厂与其让它们存在,不如越少越好。少一点这些血汗工厂,对中国经济无关痛痒,只是好事。

五、糖因奴隶而廉价,

    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中国资本的蛮横和无知!也可以看出一批资方学者的嘴脸和无耻。中国的资本已经被30年的改革惯坏了!30年间,中国的劳动群体基本上是一群权利缺失的群体,是一群毫无权利保障的、被一任宰割的羔羊。资本在权力的保护下,已经习惯了最大限度的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利润。今天,修改一下劳动法,增加一点新的内容,中国的资本便受不了了,便要大喊大叫,制造耸人听闻,这种做法坦率地说:丢人!

    这使我想起欧洲一位学者孟德斯鸠当年说过的话:“糖因为奴隶而廉价!” 18世纪,美国南方的白人种植园主由于从非洲贩卖黑奴,使用廉价的奴隶劳动力,结果使运往欧洲的糖的价格大大降了下来。欧美大陆的白人消费者得到了实惠,而那些从非洲贩卖来的黑人奴隶,却陷入了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

    张五常之流或许会为美国南方廉价的农产品而骄傲,在他眼里,劳动力越廉价,一个国家的产品才越有竞争力,才对这个国家越好。所以,中国的劳动者永远都要象黑人奴隶那样廉价,才符合中国利益。这就是张五常流的逻辑和谬论。

   中国目前就是有这么一些奴隶主式的人物,他们生怕员工有一点尊严,生怕劳动者有一点权利,有一点辩护的法律依据。中国是个奴役传统深厚的国家,封建等级剥削制度仍然大量地残留在今天。中国社会要想进步,就必须与这些奴隶主残余进行斗争。

    但是,当年的美国人民就是不信那个邪,不怕经济崩溃,不怕失去国际竞争力。美国正义的北方人民挺身而出,为废除奴隶制而战争。经过近两年残酷激烈的南北战争,北方终于赢得了胜利,奴隶制被彻底埋葬。这时,张五常流会跳出来痛心疾首,他们会大叫,南方的糖价要上涨了,粮价要上涨了,美国的经济和出口竞争力要遭到灭顶之灾了。

    但是,回首历史,美国因为废奴战争跨掉了吗?作为一个落后的、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相对欧洲那些发达的强国,美国落后了吗?恰恰相反,正是美国的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仅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就超过了英国。

    美国的历史表明,只有人的标准的进步,才有经济物质的进步。只有人的发展,才有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如果今天被张五常一类败类学者占据着舆论阵地,那真是中国人民的不幸。

六、劳动权利缺失已经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畸形

    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行整整30年了,战后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经过同样长的时间都达到了发达国家的程度。但只有中国,劳动群体依然贫穷。这不能说中国仍然不发达,实际上,中国已经发达起来了的那一部分群体其富裕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水平。

    这就是说,中国的发展极其不平衡,不平等。这几年里,财政收入连年以30%的速度高增长,资本收入(企业利润)以30%的速度高增长,只有工资收入低增长。2001年以后,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不断下降,到2006年已经下降到41%,而企业盈余占GDP的比例则高达30.6%。我国的初级分配结构不合理可见一斑。

    再以银行储蓄结构为例,政府存款和企业存款占银行储蓄和GDP的比例连年上升。 1996年,我国的家庭储蓄相当于GDP的20%,到2005年降到了16%,而企业储蓄占GDP的比例在这一期间从13%增大到20%,政府储蓄从5%增加到6%。估计到2007年,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的比例会达到25%和10%。这种格局都只能用一个原因来解释,那就是由劳动权利缺失而导致的。

    看看中国的企业,工会起作用吗?工人们能罢工吗?劳资双方有谈判吗?暂时还没有。这些年里,劳动群体更多的是逆来顺受,听从摆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财政和资本的收入怎么能不高歌猛进!中国怎能不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劳动收入怎么能不被长时期地被压在一个低水平!

     从宏观数字看,中国有一千个理由加强劳动法规的改革,提高劳动的标准!但是,仅仅一部劳动合同法是不够的!劳动合同法仅仅是在其他劳动权利(如罢工、结社)缺失的情况下暂时的补充。中国的工会如果真的起了作用,劳动合同法的作用也就退而次之了。

    所以,劳动权利的刚性化,只能是历史的进步。中国资本发出的强烈抵制,只能说明中国资本的无知和蛮横。中国劳动标准的提升与劳动权利的完善是历史性的进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七、只有人的发展,才有社会和经济发展

    对待新劳动法带来的这一场社会震荡,我们还要从历史长河的角度来进行宏观把握,要从历史的层面来看清楚劳动权利演进的过程,看看每一次劳动权利的诞生和提升,都给社会带来了什么结果。

    世界上最早的劳动权利诞生于19世纪中期。19世纪上半期,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野蛮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是马克思撰写《英国工人阶级劳动状况》的时期,是众所周知的劳动群体陷入最悲惨境况的历史阶段。

    但这一时期也是工人运动和武装反抗最激烈的时期,英国出现了宪章运动,法国出现了巴黎公社武装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所有这一切的劳工运动,无不是为了提高劳动待遇,改善劳动环境,争取劳动权利。英国和法国工人阶级一次次的罢工和武装起义,震撼了欧洲的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的政府和资产阶级不得不向劳动群体妥协,出台了一系列的保障工人权利的国家法律,尖锐和激烈的劳资矛盾到了19世纪后半期才得到缓和。

    综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劳动权利是劳动者通过与奴隶主和工厂主长期斗争才争取来的。每一次劳动权利的改善,都是人类历史的一次进步。最有说明意义的还有美国十九世纪60年代展开的废奴运动,当时的美国南方,主要的劳动力是黑人奴隶,这种不人道的用工制度遭到了美国进步势力的强烈反对,废奴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但这种进步的要求遭到南方奴隶主的强烈抵制。他们的理由是,一旦解放奴隶,南方经济将遭到重大打击,奴隶主以奴隶为主的财产将化为乌有。于是,南方奴隶主不惜以流血的代价,发动了南北战争。其结果,还是美国的进步力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南方的奴隶制度被废除。

    美国的南北战争之后,靠买卖奴隶繁荣一时的南方经济尽管暂时受到影响,但为美国19世纪后半期的迅猛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劳动权利的确立与改善,使欧洲大陆和美国社会获得了经济与政治的双重进步。

    从历史看,每一次劳动权利的提升都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尽管当时的欧洲资产阶级和美国奴隶主会有种种理由来证明工会、罢工权和废奴的坏处,就象今天一些学者大肆渲染劳动合同法有种种弊端一样,但历史证明,只有欧洲和美国实施了保障劳动权利的新法之后,社会和经济才取得了大发展,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才得到缓和。

    因此,对于我国今天的这一场劳动合同法争论,我们必须上升到历史的高度来认识它的意义及前景。任何短视和狭隘的看法都不可取,人类社会进步的趋势不可抗拒。

八、我国新劳动法的意义

    回顾我国的历史,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建国以来,曾经走过一条极左的、过分理想主义的道路,过多地强调了无产阶级的权利和政治地位,赋予了国有企业职工较高的待遇,结果使国企在改革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由于高成本而缺乏竞争力,由此导致了国企在一段时间内的劣势。

    与此同时,一批新生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以劳动力低成本模式发展起来。这批企业依靠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如浙江吉利汽车公司,广州志高空调集团,都是以劳动力低成本为特征发展起来的优秀的中国民族企业。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走上了一条扶植国内新生资本、优惠国际投资资本、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发展道路。在这一历史时期,我国放松了对劳动力这一经济资源的法制标准,对劳动力的使用基本上处于一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初级阶段。

    在这一期间,我国存在着大量的以劳动力低成本为基本优势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既无规范的劳动生产标准,也无正规的生产用工标准,更无劳动者的维护权利组织----工会。在这种情况下,在持续近3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劳动法规不严,劳动权利缺失,我国出现了大量损害劳动利益的事情,例如,国家总理亲自为农民工讨工资,山西居然冒出了黑砖窑奴工事件。种种情况表明,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我国的劳资者的权利状况出现了历史性的倒退。如果拿我国今天的某些情况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状况相比,其情形都不过分。

    因此,我国新劳动法的出台是历史的需求,是时代的呼声,我国不仅要继续补充完善劳动法,更要修改国家的最高大法----宪法,只有在宪法中恢复罢工权,这项权利,劳动者的权利才能真正得到完善和保证。

    任何社会都是不同劳动权利形态的社会。奴隶社会是以劳动者没有人身自由为法律基础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劳动者获得相对政治权利为法律保障的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是以劳动者拥有较高权利为标志的社会。

    社会的发达不仅是由物质发达程度所标志的,也是由人的权利发达程度所标志着的。中国发展决不是单纯地追求物质增长,中国要物质和劳动者权利双丰收。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严重的问题是教育资本。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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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章:

发件人:"韩强" <hankai@nankai.edu.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3-13 13:37:4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各位同仁,直接点击网址看韩强博客的文章! 

张茵不敢辩论,是因为她误读了法律条文

韩强

2008-03-13 

    经济学家华生说: 我国《劳动合同法》要求的在第三次重签劳动合同或工龄已达10年的合同重签时须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只是不再明确雇佣年限,但绝不是终身雇佣的铁饭碗。因为只要提前一个月通知,用人单位仍可单方面以“不能胜任工作”为由解雇员工(40条),或因自身生产经营状况调整需要,自行裁减员工(40条、41条)。只是当经济性裁员要一次性批量解雇20人或全部员工的10%以上时,才需履行一定程序(41条)。显然,这既不是西方大学的铁饭碗,也不是我国政府机关、教育、科研等事业单位体制内的终身就业。(《劳动合同法被严重误读的背后》2008年3月11日《中国证券报》)

    这个理解是正确的!无固定期,不等于“无限期”,也等于"终身雇佣",“无固定期”是有条件的!

    张茵误读了法律条文,所以她不敢辩论!而且是故意歪曲,难道她没有法律顾问吗?而且这些天来,她还可以请教法律专家.但是她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不断地歪曲法律条文!

    我们看看张茵自己说的话,她把无固定期,当作了"终身雇佣",甚至是无限期,不退休,她说:“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无论对资方和无技术的劳动者,都是一种压力。首先是企业很难操作,比如一签了合同,消极怠工的人,你也解雇不了他;一个人到了本该退休的年龄,他不退,你还得让他继续干,这些问题好多企业现在都现实地碰到了,该怎么解决才好呢?其次,有能力的员工,你要跟他签长期合同,他也未必愿意跟你签。”(昔日女首富张茵建议降低高收入阶层税负 2008年03月02日 08:03 新快报)

    所以,张茵不是依法为她那个阶层说话!而是歪曲法律条文,为她那个阶层说话,她不是为国家利益!

    张茵拒绝与广东省工会副主席辩论,她说没必要也没时间,我们认为,张茵可以不辩论,但是作为政协委员,应该对工会副主席客气点,可以说我们找时间研究好吗?或者说,我们以后再辩论,也可以说,我们回到广东后,再研究!这种态度好像是老板对工人,没有把人放在眼里,这像个政协委员在说话吗?

附录:

张茵拒绝与工会官员辩论:没必要也没时间

《南方都市报》

    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在前天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称,愿意和全国政协委员、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上电视PK。

    昨天一早,记者在张茵所在届别的住地找到了她,当记者提出愿不愿意和孔祥鸿上电视PK时,张茵表示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但不会和孔祥鸿进行辩论,因为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下周一公司就要公布年报了,两会结束后我就得到全球各地去路演。”

    孔祥鸿在谈到用工成本时表示,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的企业可能会对《劳动合同法》有怨言,但张茵的企业不处于这阶段,省总工会愿意到她的企业调研,一起计算成本。

    张茵对此表示,她的提案绝不是在为自己的企业说话,而是希望《劳动合同法》在实施的过程中考虑到一些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困难。她认为自己的企业不是劳动密集型的,在执行《劳动合同法》的过程中也没有问题,日子过地还很好。

    而对于有委员提出张茵今年的三个提案,分别为完善《劳动合同法》、降低高收入人群个税税率以及减免节能减排设备进口关税,明显是只代表富人阶层说话。

    张茵对此表示她作为一个全国政协委员,在提出提案或者建议的时候,肯定要对提出的问题有所了解。“正是由于对这个行业比较了解,我才提出了关于完善《劳动合同法》的建议,至于国家是否采纳,肯定会深思熟虑后才做出决定。我对教育卫生就不了解,总不可能让我提这方面的建议吧,再说了,今年还有很多代表委员都对《劳动合同法》和个税等问题提出了异议。”张茵说。

 

请张茵看看罗斯福是如何实施新政的

韩强

    在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爆发于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和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致于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不可回避的要研究这段历史。 1929年10月24日,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黑色的星期四”。

    在此之前的 1929 年夏天,美国还是一片歌舞升平,夏季的三个月中,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股票由 268 上升到391, 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165上升到258,人们见面时不谈别的,只谈股票,直至9月份,美国财政部长还信誓旦旦地向公众保证:“这一繁荣的景象还将继续下去”。但是,10月24日这一天,美国金融界崩溃了,股票一夜之间从顶巅跌入深渊,价格下跌之快,连股票行情自动显示器都跟不上趟,股票市场的大崩溃导致了持续四年的经济大萧条,从此,美国经济陷入了经济危机的泥淖,以往蒸蒸日上的美国社会逐步被存货山积、工人失业、商店关门的凄凉景象所代替。 86000 家企业破产, 5500 家银行倒闭,全国金融界陷入窒息状态,千百万美国人多年的辛苦积蓄付诸东流,GNP 由危机爆发时的 1044亿美元急降至 1933 年的742亿美元,失业人数由不足 150 万猛升到 1700 万以上,占整个劳动大军的四分之一还多,整体经济水平倒退至 1913 年。农产品价值降到最低点,农民将牛奶倒入大海,把粮食、棉花当众焚毁的现象屡见不鲜。

    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取代了焦头烂额的胡佛,当选为美国第 32 届总统。他针对当时的实际,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克服危机的政策措施,历史上被称为“新政”, 新政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三R”来概括 , 即复兴 (Recover) 、 救济 (Relief) 、改革 (Reform) 。由于大萧条是由疯狂投机活动引起的金融危机而触发的。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也先从整顿金融入手。在被称为“百日新政” (1933年 3月9日至6月16日 ) 期间制订的15 项重要立法中 , 有关金融的法律占 1/3 。罗斯福于1933年3月4日宣誓就任总统时,全国几乎没有一家银行营业,支票在华盛顿已无法兑现。

     在罗斯福的要求下,3 月 9 日,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决定对银行采取个别审查颁发许可证制度,对有偿付能力的银行 , 允许尽快复业。从 3 月 13日至15 日,已有 14771 家银行领到执照重新开业,与 1929 年危机爆发前的 25568 家相比,淘汰了10797 家。罗斯福采取的整顿金融的非常措施,对收拾残局、稳定人心起了巨大的作用。公众舆论评价,这个行动犹如“黑沉沉的天空出现的一道闪电”。罗斯福在整顿银行的同时,还采取了加强美国对外经济地位的行动。

    从 1933 年 3月10 日宣布停止黄金出口开始,采取一个接一个的重大措施:4月5日,宣布禁止私人储存黄金和黄金证券 , 美钞停止兑换黄金 ;4月19日 , 禁止黄金出口,放弃金本位; 6 月 5 日,公私债务废除以黄金偿付; 1934 年1月10日,宣布发行以国家有价证券为担保的 30 亿美元纸币 , 并使美元贬值 40.94% 。通过美元贬值,加强了美国商品对外的竞争能力。这些措施 , 对稳定局势 , 疏导经济生活的血液循环,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在“百日新政”期间,罗斯福在解决银行问题的同时,还竭力促使议会先后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和《全国工业复兴法》,这两个法律成了整个新政的左膀右臂。

    罗斯福要求资本家们遵守“公平竞争”的规则,订出各企业生产的规模、价格、销售范围;给工人们订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从而限制了垄断,减少和缓和了紧张的阶级矛盾。在得到大企业的勉强支持后,罗斯福随之又尽力争取中小企业主的支持。他说大企业接受工业复兴法固然重要,“而产生丰硕成果的领域还在于小雇主们 , 他们的贡献将是为 1 至 10 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这些小雇主实际上是国家骨干中极重要的部分,而我们的计划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中小企业的发展,为美国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复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新政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救济工作。 1933 年 5 月,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将各种救济款物迅速拨往各州,第二年又把单纯救济改为“以工代赈”,给失业者提供从事公共事业的机会,维护了失业者的自力更生精神和自尊心。罗斯福执政初期,全国 1700 多万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维持生计全靠州政府、市政府及私人慈善事业的帮助和施舍。但这部分财源相对于如此庞大的失业大军,无异于杯水车薪。解决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只有联邦政府才能办到。罗斯福新政的第一项措施,就是促请国会通过的民间资源保护队计划。该计划专门吸收年龄在 18 岁到 25 岁,身强力壮而失业率偏高的青年人,从事植树护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筑、开辟森林防火线和设置森林望塔,第一批招募了 25 万人,在遍及各州的 1500 个营地劳动。到美国参战前,先后有 200 多万青年在这个机构中工作过,他们开辟了 740 多万英亩国有林区和大量国有公园。平均每人每期干 9 个月,月工资中拿出绝大部分作赡家费,这样在整个社会扩大了救济面和相应的购买力。对于千千万万依赖州、市养活的人们,罗斯福还敦促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救济机构,合理划分联邦政府和各州之间的使用比例,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地方政府用来直接救济贫民和失业者。

     新政期间,全美国设有名目繁多的工赈机关,综合起来可分成两大系统:以从事长期目标的工程计划为主的公共工程署 ( 政府先后拨额 40 多亿美元 ) 和民用工程署 ( 投资近 10 亿美元 ) ,后者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了18万个小型工程项目,包括校舍、桥梁、堤坎、下水道系统及邮局和行政机关等公共建筑物 , 先后吸引了 400 万人工作,为广大非熟练失业工人找到了用武之地。后来又继续建立了几个新的工赈机构。其中最著名的是国会拨款 50 亿美元兴办的工程兴办署和专门针对青年人的全国青年总署,二者总计雇佣人员达 2300 万,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以上。到二战前夕,联邦政府支出的种种工程费用及数目较小的直接救济费用达 180 亿美元,美国政府藉此修筑了近 1000 座飞机场、12000 多个运动场、800 多座校舍与医院,不仅为工匠、非熟练工人和建筑业是创造了就业机会,还给成千上万的失业艺术家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工作,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承担执行的最宏大、最成功的救济计。这一笔钱经过工人的口袋、通过不同渠道和消费,又回到了资本家手中,成为以政府投资刺激私人消费和个人投资的“引动水”。

     从 1935 年开始的第二期“新政”,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着重通过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公用事业法案等法规,以立法的形式巩固新政成果。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社会保险应该负责“从摇篮到坟墓”整个一生。为此,制定了《社会保险法》,法律规定,凡年满 65 岁退休的工资劳动者,根据不同的工资水平,每月可得 10 至 85 美元的养老金。关于失业保险,罗斯福解释说:“它不仅有助于个人避免在今后被解雇时去依靠救济,而且通过维持购买力还将缓解一下经济困难的冲击。”保险金的来源 , 一半是由在职工人和雇主各交付相当工人工资 1 %的保险费,另一半则由联邦政府拨付。这个社会保险法,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愿望,受到美国绝大多数人的欢迎和赞许。

     1937 年5月24日 , 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受到广泛注意的关于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立法的咨文。咨文承认“我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从事农业或工业,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我们必须铭记我们的目标是要改善而不是降低那些现在营养不良、穿得不好、住得很糟的那些人的生活水平。我们知道,当我们工人的一大部分还没有就业的时候,超时工作和低水平的工资是不能提高国民收入的。”由国会没有对法案采取行动, 1937 年 10 月 12 日,罗斯福再次提出,直到 1938 年 6 月 14 日通过。这就是《公平劳动标准法》 ( 又称《工资工时法》 ) ,它的主要条款包括每周 40 小时工时,每小时 40 分最低工资;禁止使用 16 岁以下童工,在危险性工业中禁止使用 18 岁以下工人。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定,随着经济的发展,日后陆续有所调整。

    这些社会立法,虽属社会改良的范畴,但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工资劳动者甚有好处。为了解决社会保险制度的联邦经费来源问题,罗斯福破天荒地实行了一种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寡而征收的累进税。对 5 万美元纯收入和 4 万美元遗产征收 31 %, 500 万美元以上的遗产可征收 75 %;公司税过去一律是 13.75 %,根据 1935 年税法,公司收入在 5 万美元以下的税率降为 12.5 %, 5万美元以上者增加为 15 %。 到 1939 年,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政几乎涉及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多数措施是针对美国摆脱危机,最大限度减轻危机后果的具体考虑,还有一些则是从资本主义长远发展目标出发的远景规划,它的直接效果是使美国避免了经济大崩溃,有助于美国走出危机。从 1935 年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国民生产总值从 1933 年的 742 亿美元又增至1939年的 2049 亿美元,失业人数从 1700 万下降至 800 万 , 恢复了国民对国家制度的信心,摆脱了法西斯主义对民主制度的威胁,使危机中的美国避免出现激烈的社会动荡,为后来美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战以后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

    诚然,罗斯福的“新政”措施,最终目的是为了加强国家资本主义,以克服经济危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新政”是他医治资本主义社会的疾病在常规疗法不能奏效的情况下试用的一种试验性的疗法。事实上,“新政”的某些措施也有不足之处,这也每每成为他的政敌发难的理由。“新政”实施过程中利益受损的阶层也曾予以抵制和诽谤,甚至作为新政初期重要内容的《工业复兴法》及另外两项法案也在时隔两年后被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但是,只要我们真正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审视“新政”,就不难看出,“新政”号准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脉博,“使人们能够重返工作,使我们的企业重新活跃起来”的口号,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充分唤起了他们的积极性。罗斯福把保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保证公民就业作为政府的责任,尤其是以工赈的形式修建的一大批工程项目,不仅大大缓解了失业困难,刺激了经济的早日复苏,而且许多基础设施建设使美国经济受益无穷。新政留下了大量防止再次发生大萧条的措施和政策,为美国投入二次大战及战后的快速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罗斯福也因此成为自亚伯拉罕·林肯以来最受美国和世界公众欢迎的总统而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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