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这期文集将一个座谈会记录放在首位,后面是社会各界来稿,请大家关注。】

 

中国需要新的政治文明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1616

目录

座谈会纪要:中国需要新的政治文明

茅于轼向乌有之乡的道歉

杨曾宪:当下中国最严重的危机是知识界价值观的尖锐对立

钟庆 陈永苗等:中国右派的问题

陈方仁:中国应当走出党派文化

卢映西:坚守常识

谢国忠:世界经济的新二次探底

甘阳:大学应摆脱留学依赖

曾彪:海外中文媒体四小龙的处境

韩德强:析贺卫方的公开信——兼论法治的两极困境

卢麒元:普世价值概括起来就四个字:剥削有理

钱初颖:读“拒绝妖魔化毛时代”

刘庆乐:报考公务员的基层工作经历不宜一刀切

乔续:改革开放综合症

乔续:从最近民变四起说起

张志焱:对茅于轼的再认识

陈庆惠:章培恒先生教我如何讲课

赵美满:郊外采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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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新的政治文明

----中国时局座谈会纪要

时间:201166

地点:北京

     与会者:鸿陵 施晓渝 仲大军 杨帆 王占阳 李延明 刘海波 张纯良 孙惠军 王俊秀 郑现利 吴静是 曹久强 李晨 欧阳文生 肖兴华、刘剑虹、王钧临、王南、张东方等。

主持人:周鸿陵

 

周鸿陵(民间学者):我介绍一下这次会议的背景,这次会议是由仲大军老师、施晓渝老师与我三个人共同发起的,这次会议发起的背景是:在中国社会已经进行了30年改革,取得一定成就之后,中国社会又一次探索到底向何处去,到底向什么地方发展,以这个背景来开这个会。我们都知道,无论是乌有之乡还是共识网都发出了“向何处去”的追问以及产生了不同的模式,比如杨帆老师对重庆调查之后的重庆模式。

 

 

杨帆(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

 

 

我对重庆模式有三点批评,这本书是我的原创。第一本写的是重庆模式,薄熙来根本不承认这件事;第二重庆模式的前途应该是民主;第三,抓李庄这件事是错误的;第四,对其民生导向、财政负担等我表示怀疑,包括唱红,推广后会有什么后果我表示怀疑,所以我必须跟各位澄清这五条,大家不爱误解、误导,但是我和重庆的苏伟先生提出过这个事,知识产权是我的,并且在共识网上我也做出调整,之所以打断是因为我要给大家完整的杨帆印象。

 

周鸿陵:总的来说,中国改革开放进行了30年之后,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社会产生了很多问题,有很多后遗症,面对这些后遗症无论是官方学者都在追问中国下一步向何处去,到底往哪里走,不同的人开出了不同的药方,给出了不同的方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开这样的会,想让左、中、右所有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特别是让民间发表观点,给政府和社会提供参考。同时,我们倡导稳定的、建设性的方式推动中国社会的变迁和转型,本着这样的精神举办这样的活动。现在请仲大军老师发言。

 

 

仲大军(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我们这个会只能说是一个时局时事座谈会,作为民间智库,我们有责任向政府以及社会提供自己对时事的看法。中国向何处去,是个大问题,不是一句半句能说清楚的,我们只能做些议论,特别是对当前出现的新问题和新动态做些评论。

三十年的改革是向文革对立面方向的改革,基本上是精英倾向的改革,以致在国内再次形成了庞大的权力和工商精英集团。当今中国根本的问题是精英集团和大众集团的对峙,但其中夹杂着历史的插曲,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并以各种不同的面孔出现。我们必须抓住主线,解决主要问题。

今天我们会议的特点有两个,第一,中性,第二,民间性和草根性。所谓中性,就是今天来的人大都是温和派人士,不是十分偏激。所谓民间和草根性,就是与会者大都是普通学者,没有权贵,其中不少是民间学者,不像张木生他们召开的会议,大多是上层精英,但草根的意见或许更重要,代表性更宽更广。尽管以前的民间会议多半不被社会重视,但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政府会越来越多地倾听民间的意见。

召开这个座谈会,更多地是出于一种忧虑。从物理学角度讲,中间部分最没有动力,但没有中间力量的参与和制约,这个社会会变得畸形。

我感觉到这两年间社会心态急剧变坏,变坏的直接表现为言论,从博客到微博等凡是非官方性的论坛骂声一片,似乎有一种文化堕落的样子,社会观点尖锐对立,社会心理变化得非常快,我感觉就是这两年出现的现象。今年本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的日子,官方开动舆论机器进行纪念。与此同时,社会上一些不满的情绪也在涌动。

这个现象反映了什么问题?反映了社会矛盾的激化,民与民的矛盾、民与官的矛盾以及历史的旧账交织在一起,使这个社会充满了戾气,矛盾在不断激化,社会清晰地分出不同的势不两立的派别。一些极端势力在膨胀,并以偏激的思想在毒化着社会,正是这些极端和偏激行为,使中国社会不断陷入矛盾分化之中。

我们不希望思想认识出现如此尖锐的冲突。这种情况不改变,那么我们国家很容易从网络暴力转化为行为暴力,从语言暴力转变为行动暴力。

寻找问题的原因,我认为有几方面:一是政治变革的滞后,是政府方面的责任。尽管社会言论有非常不文明的现象,但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出在政府身上。政府的管理和治理在这些年里无论是从教育还是政治改革、言论空间等方面都负有一定的责任。如果政府措施不当,不能适应社会变革,不能有效地引领社会,那么民间就会有自我表现。

第二,中国的精神世界正在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到底信仰什么?整个社会没有共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还是引进西方自由民主,还是恢复儒家的传统伦理?几件事情下来都搞得莫衷一是。社科院院长陈奎元撰文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但社会反响不大。孔子像竖立到了天安门广场,但瞬间又被移走。这样一些出尔反尔的现象,说明了当前精神思想领域的混乱。信仰丢了,道路还能明晰吗?并且,官方的思想与民间的思想显出越来越多的分歧。这就是问题所在。官方对社会思想和舆论的控制力越来越弱,一旦失控,混乱是不可避免的。

三是中国正在进入一个言论和思想自由的新时代,社会言论的自由空间突然增大,网络等传播媒体给了自由发言和真实表达的机会,以往不能表达或者隐藏起来的思想通过博客和微博等工具充分展现出来。

然而,现实却给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为进入言论自由时代和民主时代做好准备了吗?当一个自由的时代到来时,当各种不同观点不同信仰的人汇聚到一起的时候,人们能和平共处吗?今天的情况是:传统的互不相容的、相互专制的行为方式正在使社会关系急剧恶化起来。因此,如何适应民主时代和自由时代,成了当前中国人民面临的重要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新的政治文化出现,民间首先要约束好自己,不要让自己陷入到一种不文明的谩骂和互相攻击的状态中,不能在要求别人民主的时候自己就不民主,不能在反对别人专制时自己行使专制。观点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谁都没有权利要求每个人思想一致,改造世界观的时代已经过去。在一个信仰自由、思想多元化的时代,我们必须建立新的文明、新的文化,这就是尊重他人的信仰,这就是今天开这个会的意义——减少社会冲突。

我认为减少冲突的办法是互相尊重和信仰自由。在座的各位左中右都有,今天来的与会者非常有代表性,你们各有各的想法,不同观点和不同信仰,大家是不是非要说服别人,让我的信仰成为别人的信仰,我觉得没有必要,不要让别人非要相信你的思想,或者相信他的思想,中国新文明必须要互相尊重每个人的信仰,如果建立不了这样的文明的话,中国将来必定还要内战,纷争还会发生。摆在中国面前的新文明是必须尊重每个人的信仰,不能靠攻击、谩骂去解决问题,更不能靠强制改造,不能别人说了什么就一窝蜂地攻击谩骂。现在的微博到处是下流语言,微博已经变成了社会垃圾桶。中国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是没有希望。一些口口声声要求自由民主的人,自身却在用最不民主的方式攻击别人,这表现了传统的中国文化在当前社会的顽强影响。

    杨帆:你这样说不对,微博上有很多疯狗,你和疯狗对话显然是矛盾的,在我们这个圈我们只能说知识界的对话规则,和疯狗说话是你的错。

    仲大军:微博是下层的言论空间,所有人都有表达的权利和自由。

    杨帆:在我们的圈子里说,不要说外面的话,攻击诬蔑的话没有意义。

    仲大军:我不是上层人物,也是下里巴人,必须和下里巴人通话。下里巴人也要有教育,有沟通,有素养。

    张纯良:我认为我在这里是年龄最大的,今年81岁,我希望我们这个会议的目的是进行友好的讨论(掌声)。我非常喜欢这位小曹(久强)先生,他有很明显的不同意见,但态度非常好。我们是进行学术讨论,所以要遵循平等讨论,互相尊重的原则,有句名言说:“我虽然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非常主张你把意见发表出来(掌声)”。

    孙惠军:我补充一下,原话是:“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张纯良:“对!谢谢你的补充。人类的思想是五花八门的,要允许人家把话讲出来,讲完它,接下来你也可以讲,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进行斗争的关系,我们是在探讨真理。我不是一个学者,我是一个老兵,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做出了努力,我爱我们的国家,我爱党,但我也正因此有了不同的意见,我要把不同意见上述到中央(我跟中央联系的渠道对你们来说也许更通畅一些,20世纪50年代我是邓小平的保卫干事)。昨天我做了一个演讲,今天把我请到这儿来,我会讲一通意见,但我不想做长篇大论,我会以讨论的、友好的方式与大家进行交流。

 

    周鸿陵:现在有两个规定申明一下:第一,每个人的发言时间限定15分钟,第二,在他人发言的过程中尽量不要插话,不要辩论,听发言者把话讲完再交流。在会议过程中会指定某位老师发言,会议后半期将会留有时间自由讨论。现在继续请仲大军老师继续发言。

仲大军:刚刚说到了矛盾在激化,激化是有原因的,茅于轼先生最近抛出一篇批毛的文章,这也是导致社会矛盾急剧恶化的一个原因,我是不赞同制造社会矛盾激化的。现在有些学者精力过多地集中在历史,我不赞同过多的纠缠于历史的旧账,中国社会要往前发展,要往前看,现在重要的问题是解决现实问题,比如解决贪污腐败、官员搞特权、经济政策过多向富人倾斜等问题,而不是纠缠在历史的旧账上。

可是今天,很多人现在把过多的精力纠缠在历史的旧账上,而历史的旧账是说不清的。在我的邮箱里每天会接到很多文章,很多是矫正历史的,如其说是矫正不如说是歪曲。我认为这样一种做法很不可取。比如说共产党胜利了,国民党失败了,胜利者就是胜利者,要承认历史。现在一些人不承认历史,妄图用矫正或歪曲历史的方法来否定历史,否定现政权和历史人物。我认为这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不是男子汉的做法。用歪曲历史来否定现实是南辕北辙,用卑鄙伎俩来搞政治演变更是难以成功。任何政党和政权都有辉煌和腐败两个阶段,今天的腐败不等于昨天不辉煌。

所以,用改变历史的方法来丑化当局和历史人物是没有用的,相反,却会激起人们反感和矛盾的尖锐冲撞。譬如,今天批毛和捍卫毛的人们产生了激烈交锋,因为这是涉及到信仰的问题,一旦涉及到信仰,每个人就会誓死捍卫,信仰是最不容易屈服的。

所以我认为中国人今天应该谨慎对待信仰问题,尊重每个人的信仰。这就需要我们必须有新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这种政治文化、政治文明就是要尊重每个人的信仰。你可以对毛怀有深厚感情,对中国革命怀有深厚感情,你也可以对西方文化、自由民主怀有深厚感情。当观点不一样时,大家要平心静气的沟通,沟通不了就彼此尊重,你可以建立你的教会,我可以建立我的教会,中国文化的传统本是并行不悖相互宽容的,但中国社会今天完全丧失了这种精神,这也是现代化之后的一种可悲。

中国传统的儒道释和谐并存,这种精神和文化今天已完全丧失,起而替代的是互相谩骂,左右两个极端在对掐。我对这样的局面非常反感,都认为自己是百分之百正确,都要求别人来信服自己,这怎么可能!?如果中国社会处在这样的状态,那我们的社会必然是分裂和内战,并且是永远无休止的内战。自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就没有建立起共和,就一直是内战。今天和今后中国是否能走出内战,需要寻找新的办法。

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中国要弱化两个极端》,极左和极右可能都反对。有人主张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有人主张完全照搬西方民主共和。我感觉中国自近代以来就陷于西方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之中,不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哈耶克主义,中和的思维方式完全丧失。中国的传统怎么能完全扬弃呢!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既有法治文化,也有德治文化,特别是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文化,我们既要坚持社会主义,也要学习资本主义的经验。

改革三十年,不能一味地让少数人发财致富,还要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不能完全抛弃共产主义理想,共产党不能完全改变自己的性质。这就是我的思想观点,我反对拉开巨大差距的改革,我反对权利和权力向少数人集中的改革。这就是作为一个草根学者的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由于改革路径走了一条向精英偏斜的道路,所以,三十年后逐渐引起底层群体的不满,左翼力量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壮大起来的。毛派的崛起不是没有社会背景和群众基础的。今后是继续坚持这种精英发展路径,还是向大众倾斜,还权于民?现在的中国实际上正在展开一场利益的大博弈。左右等各种社会力量无不在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殊死的拼搏。

我认为还要找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找出平衡各方利益追求的平衡点。但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互相尊重,尊重对方,让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权利,不要在意见不一致时就去骂人、攻击人。这样的方法既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导致社会分裂。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代了,应当是一个共存、共和的时代。中国不能永远在旧的轮回中度过,中国的文化必须建立新的文明,东风和西风并存,否则大家都没法活,如果不建立新文明的话,大家就在内战中毁灭。

 

 

周鸿陵:下面有请张老发言。

 

张纯良(中国儒家研究会会长):

 

 

我主张一小段一小段发言,不搞长篇大论,让大家都有发言。我是一个老兵,不是学者,近20年才开始对理论感兴趣,研究一些问题。50年代是二野首长的保卫干事,因飞行员少,而我的身体比较好,就到了空军学飞行,当教官,后来离休。近几年对理论问题开始关心,并有了一些成果,我到了各个大学里去请教和探讨。正如今天老师所说的,即中华民族究竟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很大,昨天我讲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的思想文化的根。今天应孙先生的邀请,我就简单地讲一点我的研究结论。

    一个伟大民族的复兴,中华民族绝对是伟大的民族,必定是这个民族传统的优秀的思想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文化是一个大概念,我们讲的是思想文化,因为思想是可以起着领导和统治作用,所以一个民族复兴必定是这个民族传统的优秀的思想文化的复兴、发展和创新,这个结论绝对不会错,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

我为什么要研究理论?我认为自己是民族性比较强的人,我小时候是一个“小亡国奴”,是在对日本法西斯的仇恨中长大,对外来文化很反感,对我们自己的民族思想文化的亲近感使我开始研究理论。对有几个观点不太同意:说马克思是我们的老祖宗我不同意,我们思想文化的老祖宗不是孔子吗?近几年来提出马克思中国化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灵魂,中华民族的灵魂怎麽成了马克思主义呢?对此我有不同意见。

    我的结论是:第一,中华民族的复兴必须是自身优秀文化的复兴,第二,机械照搬马列主义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包括现在的危机,主要原因还是外来思想文化带给我们的。所以中国向何处去?必须是创新和发展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   

我在昨天的演讲中说,中华民族要反思,五四运动以来犯了两个重大错误:第一,怀疑和否定自身的优秀文化。把我们自己老祖宗的优秀东西给扔掉了,这肯定要犯错误,肯定会导致灾难。第二迷信外来的落后文化,有些是腐朽的,有些是谬误的,有些是邪恶的,接受了外来的这些文化,所以造成了巨大灾难。而接受这些文化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分子。

我在很多次开会讲到这个问题,有些人猛烈地批评毛泽东,我并不赞同,毛泽东也想把中国搞好,老婆牺牲了,儿子牺牲了,亲戚牺牲了,都想把中国搞好,他从小就想把中国搞好,他运用了中国文化使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后来他的思想路线走错了,采用了马克思加秦始皇路线,所以造成了很多灾难,他打倒刘少奇,把刘少奇整死,还以为是功劳,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很错误的。

    所以中国向何处去,我就讲两点结论供参考。 

 

周鸿陵:现在请王占阳老师发言,大家欢迎!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我简单说一点想法:我认为中国未来的理想方向应该是建立一种普遍的幸福主义的新文明。这有两层含义:

一是走目前世界文明的共同大道。我们到发达国家看,感到普遍幸福已经基本实现了,当然还有问题。这样一条道路有一些理论上的问题需要考察,现在面临的争论问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能不能实现社会主义?

最近接受《南方都市报》的访谈讲了这类问题,我讲了市场社会主义的三个特点:一是市场经济加以私有为基础的社会所有制;二是通过二次分配实现间接公有制;三是市场经济最后能够消费平等,中产阶级化实际上就是消费平等,所以说市场社会主义可以实现经济平等。

    至于政治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上我跟张老的观点不同。我最近专门从政治体制角度把《马克思全集》翻了80%,我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访谈时概括了马克思的五点主张:我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访谈时概括了马克思的五点主张:一是普选制和基于普选制的议会——人民代表大会;二是基于普选制的分权制衡;三是法治;四是保证人权和自由;五是国家公职员的收入基本相当于中产阶级的水平。这些主张在19世纪都是超前的,在今天的发达国家则都是已经实现了的。现代民主理论也已远远超过了马、恩。我们现在只能说马、恩曾经讲到过这些东西,从而说明这些也都属于社会主义范畴。

二是目前资源环境的硬约束不好办。地球的资源、环境不足以让发展中国家也都过上发达国家那种过度消费的富日子。最近奥巴马说,中国要像美国那样生活就会给地球造成大灾难。这是大实话。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创造适度消费的普遍幸福主义绿色文明。中国在这件事情上要主动,因为这是我们自己能够操作的。当然也还得全人类共同努力。

    

中国现在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如果再不改革,至多还有10年时间能够比较把握地站住脚,10年以后就死定了,谁都无力回天。关键看两条,一是如果再不改革,遏制权力,腐败必将透顶,人心必然丧尽,而且十年内就会出现人心向背的根本翻转。二是如果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分配改革肯定搞不下去,内需就将无法扩大,最后只能被憋死。人心丧尽加经济崩溃,结果就是政治崩溃。

反过来,如果搞政体改革和分配改革、而且改革有必要力度的话,共产党就能再执政100年。

现在的关键是中国能否在三、四十年内转变为一个民主国家。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巨大大国来说,用三、四十年时间实现这种根本转变,这不是太慢了,而是很快的,而且将是世界宪政史上的伟大成就。如果中共能够领导国家实现这种大转变,它在人民的拥护下再执政100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能否一步到位地实现高度民主?不可能。所以现在中国急需的不是高度民主,而是低度民主。我们现在连最起码的选举民主都没有。西方19世纪的民主就是低度民主。没有低度民主社会就会走向大爆炸。反之,有了低度民主就能以和平方式化解各种矛盾、深化各种改革、逐步发展完善。所以我们现在既不应停滞不前,又不应马上搞高度民主,而应走中间道路,抓紧时间准备和实行中国式的低度民主。这才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中心环节。

中国现在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如果再不改革,至多还有10年时间能够比较把握地站住脚,10年以后就死定了,谁都无力回天。关键看两条,一是如果再不改革,遏制权力,腐败必将透顶,人心必然丧尽,而且十年内就会出现人心向背的根本翻转。二是如果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分配改革肯定搞不下去,内需就将无法扩大,最后只能被憋死。人心丧尽加经济崩溃,结果就是政治崩溃。

反过来,如果搞政体改革和分配改革、而且改革有必要力度的话,共产党就能再执政100年。

现在的关键是中国能否在三、四十年内转变为一个民主国家。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巨大大国来说,用三、四十年时间实现这种根本转变,这不是太慢了,而是很快的,而且将是世界宪政史上的伟大成就。如果中共能够领导国家实现这种大转变,它在人民的拥护下再执政100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能否一步到位地实现高度民主?不可能。所以现在中国急需的不是高度民主,而是低度民主。我们现在连最起码的选举民主都没有。西方19世纪的民主就是低度民主。没有低度民主社会就会走向大爆炸。反之,有了低度民主就能以和平方式化解各种矛盾、深化各种改革、逐步发展完善。所以我们现在既不应停滞不前,又不应马上搞高度民主,而应走中间道路,抓紧时间准备和实行中国式的低度民主。这才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中心环节。

杨帆:煤炭还可以支撑一千年。

    王占阳:煤炭现在不是资源问题,而是技术进步问题。现在还有热量排放问题。

杨帆:只要国家战略下决心在煤炭上做,三五年煤炭率会大幅度突破。

 

周鸿陵:下面有请李延明。

 

李延明(中国社科院政治所研究员):

 

中国向何处去可以分为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应该向何处去,另一个是中国会向何处去。

中国应该向何处去,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主张。我的主张是:在经济方面顺其自然,在政治方面要把宪法上已经规定的民主权利落到实处,也就是把言论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的自由落到实处,把民选国家机关组成人员的规定落到实处,让它们从假话变成真话。现在中宣部动不动就对党外公民发号施令,什么这个可以说,那个不可以说,这本书能出,那本书不能出。党外公民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凭什么由中宣部来定?谁给它这种权力了?这是非常奇怪的事。13亿党外公民应该想一想,部分公民组成的一个政党的宣传部有没有这样的权力让你说什么,不说什么。事实上,中国公民从来没有通过任何程序赋予中宣部这样的权力,是它自作主张,自我赋予这样的权力的。把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这些都落到实处,并不是“政治体制改革”,只是把宪法里已经有的承诺兑现而已。我在现阶段不提政治体制改革,只提落实宪法承诺,这一步踩稳了,再搞政治体制改革。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这个方面。

    当然,目前的宪法也不是完美的,仍有修改和完善的必要。为此,就要对宪法有所研究,有所讨论。既然我们号称是人民的国家,是“共和国”,那么全体公民就都有权利讨论宪法,这个权利不应该被任何政治势力擅自剥夺。谁讨论宪法就对谁打击压制,本身是违宪的,违法的。关于中国应该向何处去,我就说这么多。   

    中国会向何处去呢?这要取决于中国社会矛盾的发展和解决。当前,官僚特权阶级和平民阶级的矛盾十分尖锐。所谓官僚特权阶级,最主要的特征是它的权力不由全体公民授予,而是自行夺取,自我授予,自己决定自己掌权,然后通过培养和指定接班人的方式自我传宗接代。所平民阶级,是由三个阶级组成的,即雇主阶级、雇员阶级、中间阶级(中间阶级是既不雇人、又不受人雇的阶级)共同组成。   

目前,官僚特权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为了维护自己不受全体公民制约的特权,千方百计压制和剥夺平民阶级应有的权利,比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通过大选决定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权利,并在日常生活中巧取豪夺,损害平民阶级的利益。现在我国每年都有大量群体性事件。这些群体性事件起因并不都是官民矛盾,有些起因于平民阶级内部矛盾,如雇主与雇员的矛盾。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许多地方当局,对于公民上访、维权、请愿、集会极端仇视,必欲打成“敌对势力”而后快,动不动就出动警察甚至武警镇压,把这些矛盾转化成官民矛盾,汇聚成为官僚特权阶级和平民阶级矛盾的组成部分。这是非常愚蠢的。现在,当局的脑袋瓜好像不会转了,除了硬顶死扛,这个“不搞”,那个“不准”,好像已经没有招了,“维稳”成了压倒一切的事情,其经费不断上涨,成为我国社会矛盾的一个温度计。

官僚特权阶级和平民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大陆的社会主要矛盾。中国会向何处去就取决于这个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解决。星星之火不断出现,不断被扑灭,但只要有一点星火没有被扑灭,就会形成燎原之势。晚清时期,全国暴动不断,都被清政府镇压下去,扑灭了。终于,武昌新军造反没被压住,大清朝立马就崩溃了。现在,如果当局不改弦更张,还是一味的禁止、逮捕、镇压,一味的硬顶死扛,那么很可能会把人民群众逼向暴力革命。如果中国出现了暴力革命,一时没有一个足以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维护统一的力量,西藏、新疆很可能就保不住了,内蒙古也危险,台湾更不用说,中国一下子可能会分成好几个国家。这是中国可能的前景。只有把国家主权还给全体选民,由全体选民通过大选来挑选和决定执政者,在和平的轨道内实现政府的定期更替,才能够避免这样的前景。

 

周鸿陵:下面有请王俊秀。

 

王俊秀(中国互联网研究室总裁):

 

 

我说一下今年和去年以来的社会图景:第一,改革开放30年时写了一本书《改革之势》,那时候“XX宪章”还没有出来,体制内的改革基本没有动力,但从去年开始到今年,有所谓的新现象,比如秦晓的博源基金会提出了现代性的体制,基本上跟XX宪章差不多。第二,张木生和刘源重新树起民主主义这条路。第三,胡德平吸取了一拨人,写了《中国为什么没有改革》一书,要延续胡耀邦的政治遗产,说胡耀邦是一面旗。当然党内的或者所谓的红色贵族有这个想法,还是有一套,甭管理论怎么样,但各自有对中国社会的解读,我也参加过秦晓的会,我和陈永苗去了,结果被撵出来了,在现场我们遭遇了“草鞋右”和“皮鞋右”,直接把永苗推出了会场。永苗气坏了,说秦晓是太子党。

 

   杨帆:秦晓根本就不是太子党,他是巴结那些太子爬上来的人。

 

    王俊秀:最近还有一本书是《赵紫阳的道路》,这些书共同的一点是对邓小平的评价比较低,总的来说在往下压,都是捧刘少奇、胡耀邦,这是一个动向。第二个动向是民间有动向,最近的独立候选人,所谓的普选,有一拨独立候选人突然冒出来,他们完全有自己的主张,但能造成多大的影响不好说。

    另外,我同意李延明老师所讲的,集体爆炸事件事实上把中国推向了民间和官方近距离对立的一个现实,这个现象的背后是爆炸和选票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爆炸,选票就不值钱,如果没有选票,爆炸好像就是这么爆的,这是民间的两条路,有这种压力促使执政党进行变化,这是我们看到到的两条路,民间还是应该走向联合,甭管是左、中、右,坐下来进行联合。

 

周鸿陵:下面有请老师讲。

 

孙惠军:

 

 

在座的大多数同志面孔还不十分熟悉,我叫孙惠军,原来是学自然科学的,从自然科学走向哲学,近些年来又研究一点国学。我不是政治制度和改革的设计师,也不像某些同志这样有长篇巨制和宏伟的设计,只谈一点个人学习的心得与思考。

从辛亥革命1911年到今年恰是100周年,我做了一点近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变革史的梳理。应该说近百年来中国的志士仁人都在摸索和探求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道路,例如今天我们这个会议也属于这条道路的探索之一。有人自称左派、右派、民派、中间派,不管你打什么旗号,主张什么方向,可以肯定一点:不同的人思想观点、政治倾向是不同的,应该允许人们有不同的思想、立场、观点,自由讨论,平等交流,为什么一定要一成不变、千人一面、舆论统一呢?但我们的讨论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开这个会的目的是什么?为的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为的是实现从洪秀全到孙中山,那么多志士仁人富强中华的理想和愿望,为了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能够让中国人民的生活更幸福安康!

回顾近百年历史我们走了很多弯路,简单举一个例子,例如对国学的态度我们刚好走了一个“之”字形的路。对待传统文化来一个全盘否定和排斥是不对的,但有一种倾向是“逢西必反”、以为西方传来的都不好,都不值得学习,那就陷入了狭隘民族主义的片面性。

回顾百年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变革史,在我思想上引起很多思考,即什么才是民富国强、复兴中华之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僵化、专制的所谓“社会主义”道路(像前苏联、东欧那样)已经走不通,明智的中国人必须另辟蹊径。回顾历史不是为了单纯搞清历史细节,目的是以史为鉴,正确回答现实的中国应该向何处去的问题,包括当前怎样解决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怎样使社会和谐、民心一致,致力于中华崛起。我思索的结论是只有走第三条道路: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质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之路。我不止一次阐述过这个观点,一方面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暴露得非常充分,从马克思时代“共产党宣言”就开始批判,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另一方面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病通过在苏联的留学生活更使我深有体会。我们今天看得更清楚,我们的一些僵化、错误的制度,都与斯大林一脉相承,是从俄罗斯那里继承过来,假如历史倒退回去搞一大二公、计划经济、平均主义,甚至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大多数群众不会答应。怎么办?答案是走宪政民主,混合经济,敞开言路,思想解放,关注民生,抑制豪强的路线,这就是广大人民群众所希望的通过改革逐步建立把民主落到实处的公民社会。无产阶级专政硬把工人、农民抬高到和其他阶级对立的地位未必是一条和谐的道路,所以还是要奉行合二为一、兼容并包、和谐共生、和实生物的思想路线,这是中华文化和传统哲学给我们的启示。当代社会与自然的各种危机,逼迫着中外思想家回忆起先秦古代哲人对人类的谆谆教导,不得不到东方传统文化中来吸取营养,于是弘扬传统文化的大旗又高扬起来。

近来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达到世界第二位,于是乎到处大兴土木,歌功颂德,歌舞升平,似乎天下一片太平,奥运会、世博会、大运会的成功助长了这种倾向,在鲜花和掌声中我们不要忘记中国人均GDP水平在世界上排名很低,不要忘记还存在腐败严重、两极分化、资源浪费、环境恶化、基尼系数超高、群体事件不断等问题,说明我们当前社会处在危机的边缘,不正视现实,用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来迷惑和麻醉自己那是一种要不得的自我陶醉。看不到危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很多资本主义国家注意吸收社会主义的优势,通过法律调节劳资矛盾,如德国、瑞典、芬兰等国家注意公平分配调节社会矛盾,扩大中间阶层,抑制两极分化。他们的很多做法对我们的改革有借鉴意义,因此当年得到率团考察英国的王震副总理的肯定。

黄炎培访问延安时和毛泽东有一个对话,谈起历代王朝的兴亡周期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他善意提醒毛泽东如何保持人民政权的稳固性。我们今天来看这个警示是何其深刻,毛泽东当时轻而易举地回答,有了民主和批评、自我批评,就可以避免兴亡周期律,六十多年的经验说明,事情绝非那么简单。

    李延明:那会儿他不知道自己能一统天下。   

    孙惠军:我们能不能自我批评?能不能跳出历史兴亡律的怪圈?事实证明我们还远没有跳出,我们当前官场的腐败简直可与1946年、1947年的国民党时期相比,我们还没有摆脱历史兴亡周期律。怎么办?要深思反省,赶快改革,不然会像火山一样,社会危机早晚一天会爆发,早觉醒,早改革,小步前进,逐步改革,稳步推进,则人民损失小,社会阵痛少。反之则阵痛强烈,损失大。法国大革命使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吸取了教训,所以其它各国的革命没有走法国雅各宾派的道路,可中国为什么非得走俄式革命的道路?   

    最后的结论是从落实宪法35条起步,落实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是整个人类社会各国改革的必然之路,今天我们能在这里自由讨论说明这条路是可行的,如果在过去的政治高压之下,发言人还会左顾右盼、心有余悸。今天的政治宽松了,说明党还是明智的,党内有民主派、改革派在,所以应该由共产党内的明智派、改革派(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那一派,而不是代表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派)来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走向光明和改革之路。谢谢!

   

周鸿陵:下面有请刘海波。

 

刘海波(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

 

 

我想谈一下中国可能走向什么地方,可能的方向是什么。一个问题是中国现在处在什么样境地,主要的社会矛盾是什么,社会矛盾的性质是什么?简单说,中国现在回去了,尽管共产党花了2000万颗头颅和30年的折腾,但现在又回到了传统王朝的体制当中去了。

    这种体制的特点:第一,国家能力降低了,行政体制实际上是没有效率的,公权私用是可以的,而且力量很大,有权力的人就大大地好过了没有权力的人,但并不说政府是有效的政府。第二,上下不同心甚至视为仇讎。

这个社会还有一个机制我认为是王朝周期率的原因。当时毛泽东、黄炎培也说因为没有民主,我认为民主在这里面的作用很小,欧洲和日本封建制度没有这个周期率,他们那个时候有民主吗?民主跟汉武帝、隋文帝甚至跟唐太宗怎么谈论这个话题?王朝周期率的原因我总结出一点:

在这个社会里,自宰相到贤明,人人皆以“读书做官、攒钱买地”为人生主要方向,这是一般的社会激励机制,是所有的社会成员普遍的行为模式形成了这种共同趋势。一个社会精英的精力和资本都用来做一件事:骑到别人头上去。

今天又回到了“攒钱买地、读书做官”的道路上。再加上“出口创汇、引进外资来解决财政和就业问题”,还是这样的道路。为什么会走上这样的道路?因为自邓小平南巡以来,特别是朱镕基、温家宝两届政府以来,采用了极端反动、丧心病狂甚至走火入魔的经济政策,极右的经济政策,这样的经济政策即使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来了也会变成极左派。比如党的文件里竟然写上了“要增加群众的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对应的是劳动性收入,没有劳动,财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有一种收入叫身份性收入,所有公民都有份,这是社会福利或社会分红的意思。没有任何一个最右的政党敢说“扩大财产性收入”。比如在证监会所说的新股发行中,凡是一个公司如果超过了200人,有职工分享的财产性收入是不行的,除非有极少数暴富才可以发行。比如说彻底地鼓励人们掠取地租,掠取土地的增值收益,让一个人有680套房,这完全是鼓励的少数人暴富。比如说“宁肯调整汇率,让人民币升值,让资本自由化,而不解决出口退税问题”,严格的环境和劳动执法不需要订新法,只需要将既有的法律执行到位,那贸易顺差的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但没有执行到位。

由此所形成的社会矛盾不是民主和宪政所能解决的,因为民主和宪政有一个前提,社会共同体没有解体,土地食利问题、美元利益集团问题不是靠民主机制就能解决的。通常没有这些问题时大家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在一条船上才可以谈论民主,有了民主机制,然后出现了一个党,叫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并且有一个公共政策的议程,这个可以解决那个社会的矛盾:实业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地主和佃农的矛盾,尤其是封建领主变成了地主,社会党方法解决不了,在法国俄国,领主变成了地主是激烈的大革命产生的原因。

大家可以发现,实际上所有共产党成功的国家一定有一个资本主义式的,不是封建土地制度而是自由买卖的制度。而中国土地食利的资本主义已经走了2000年,为什么走了2000年不能够工业化?一个原因是人们努力的方向上获取地租或者获取官位,自佃农至宰相人人如此,这才是一般性的行为,趋势式的力量,今天又走到这一步了。社会党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不能解决土地食利集团和在这个集团之外者的矛盾,也不能解决因美元利益集团食利的矛盾。现在的利益已经形成了,现在不是90年代初期时。

    那中国可能会走向什么道路?

第一种可能性,就共产党体系而言,表面上是是进一步和西方接轨,自由民主会讲一些,比较倾向于西方。沿海官员,党内所谓金融财金系的官员等,如果这些人占据了主导,政权会形成具有极右的色彩或者是拉美式的,中东王国式的,统治基础相当程度上必须建立在美国身上,不如此根本不可能执政,在国内没有基础,但这样不可能解决我所说的这些问题:外争国权争的是金融主权,内争民权争的是平均地权,而且国家会进一步的分崩离析。

    第二种可能性,薄熙来也许有习近平、刘源,党内解决问题,这是一条左派道路,但是一个否定文革基础上的左转道路。这样做,可能有中西部官员,军警特力量联合,他们是体制的贵族,也就是说这个体制在,他们更像是封建领主,身份享有,而不是说财产才能享有,所以他们要维系党的领导,缓和社会矛盾,同时他们因为在外部没有基础。其中薄熙来也拿出一张投名状,这个投名状是把美国彻底得罪的投名状,无论薄熙来以前做过什么,但在重庆做了唱红,告诉美国人我和你们决裂了,这也是投名状,但我感觉这样也要最艰苦的努力才能以解决问题,因为这样做涉及的工程太大。第一意识形态重新阐述怎么能够说得清楚。第二是整党问题,国民党是在台湾之后进行了党的改造,学的是“整风”,从此建立起了有力量的执政集团,令行禁止,才能搞土改、经济建设,中国目前党内会不会有这样的力量出现很难讲。第三还有一系列的公共政策调整,必须得罪自己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是用劳动法去治那些制造业血汗工厂的老板,用媒体去治中西部的官员,这些人在中国人里最招人恨,但是我非常同情的两个人群。尽管是他们和大众直接矛盾冲突,但不是整他们,而是整土地食利集团和美元利益集团。

    第三条可能性,中国现在的矛盾聚焦点不在远乡而在郊区穷二代,农民工的二代、下岗职工的二代和退伍兵、失业大学生,这样的年轻人有两亿,既是佃农(租房客或2006年后的房奴)又是劳工,容易变成流民。如果他们做什么事并且采取一些策略那么中国就大变了:第一,必须组织起来列宁主义政党。第二,经济纲领要一步把共产党将死,共产党搞公租房他一定要没收多余房产,如此可能把共产党彻底将死在土地食利者一方,因为另外一面的社会基础已被占领。第三,必须诉诸于直接的暴力,城市黑社会,乡村游击队,杀我一些人不要紧,这样会成为一种不可磨灭的一种力量,个别人死了,但力量消灭不了。当年即使把长征途中的红军给消灭掉了,也不能说在中国大地上把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给消灭掉了,只要不解决基本的社会矛盾还是会起来的。这种可能性的条件是有一批不怕死的理想主义者投入。这么做,共产党才真正感到可怕。乌有之乡唱红歌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民间左派和右派也是那么回事,民间的可能性就是那么回事。《零 章》只是挠痒痒水平而已。如果不在根本上做利益上的调整,唱红歌或者镇压只能是虚弱可笑的白色恐怖,跟国民党一样,不过是可笑当中的白色恐怖。我说这些不是说我赞成这一条路,而是讲可能性。

我表明立场,第二条道路是获得我较多认同的,也愿意为之尽力。谢谢。

 

周鸿陵:谢谢。下面有请会议的主办人先生讲讲。

 

施晓渝(浙江绍兴某公司经理):

 

 

中国向何处去,首先要结合当今的社会思潮和社会的热点。现有三个热点,一是宏观调控,二是重庆模式,唱红歌,三是乌有之乡起诉茅于轼。二是路径问题,今天的会议应该在路径问题上做一个探讨,注意现实的社会思潮,因为我们是稳健派、中间派,民派,我们要研究右派、左派的思想,我觉得民间有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乌有之乡起诉茅芋轼这个问题,关于这点大家的观点很明确,各有各的观点,但这个事炒作起来,我还是赞成炒作的,为什么?这可以活跃一下社会气氛,对唱红歌和重庆模式我也持这个观点,就像刘海波刚才讲邓小平讲不争论过不去,我们几十年不讲思想,都讲物质,物欲横行,现在薄熙来这个思想虽然不怎么高,他搞的唱红歌,重庆模式虽不怎么样,但好歹在谈思想.是在摆脱对物质的片面追求,从这点意义上来讲,并不是一点进步意义都没有,既然你可以唱红歌,我就可以唱民主,我今天听你唱红歌支持你重庆模式是为了我明天唱民主。不能老是追求钱,如果是只讲物质,那么很多人就没有用武之地了,所以我赞成现在唱红歌,赞成你讲重庆模式。   

    张纯良:我很同意你的辩证法。

    施晓渝:我们都是知识人,而且所谓社会进步,道德、文化肯定是起着主导作用的。

    张纯良:抱歉,我要插几句话,我很感谢今天这个会议,东道主和组织者和联络者我很感谢,再次表示感谢。

    施晓渝:说到这个会议,我没有这个能力,是由仲大军老师和周鸿陵老师牵线,我们一直有这个思想,中国社会上左得太左,右得太右,我希望中间派的人最多,但最不能联合起来,我们很希望中派能活跃起来,形成一个圈子也好、群体也好,团体也好包括网站等以什么形式也好,将其活跃起来都是很好的,你说毛左派乌有之乡起诉茅芋轼,右派搞"XX宪章都各有几万人签名,而我们中间派坐到一起都不容易。

    张纯良:我又插入一句话,咱们不用左派、右派、中派,这个词绝对不科学。

    王占阳:这很难办,词有限。

    张纯良:绝对不能用,那个历史绝对不能发扬光大。

    刘剑虹:我觉得左派、右派、中派不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

    施晓渝:我们也想推进民主,但欲速则不达,XX宪章就有点这样的感觉。1976年我反过四人帮,我对四人帮是反感的,2005年我见过左大培、范景刚,与他们的第一句话就讲你们千万不要为四人帮翻案,结果他们偏要为四人帮翻案,结果他们起诉茅于轼,折腾这么久,只有23000多人签名,他们自己都说人少了蒙羞,大家都怕他们复辟四人帮,不愿跟。

    杨帆:为四人帮翻案是秋石客,张宏良,没有左大培。

    施晓渝:对,左大培是对我表示过不会为四人帮翻案,但没在公众场合下讲过。我一直有一个理想,民间比较纯正的思想应该是中左或者中右,他们推进民主比较纯净,极左极右他们就像愤老怨妇式的,被仇恨蒙住了眼睛,有一股怨气,他们或是想做文革时代的事,或是想做57年右派的事。我写过一篇文章说毛泽东是个历史过客,他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已经或正在过去或者即将过去,我们不要太纠缠于历史的事,事情总要有发展,新的人总要出来,毛泽东是伟大的,但难道将来就会没有人出现?我认为是有人出现的,完全是有可能的,我看在座的气派都有气质嘛。

    关于政治改革我谈一点我的看法,温家宝讲了不少政治改革,我对于政治改革的希望不抱太大希望,我认为民主能否推动还是看民间,民间就看我们在座的人是否有所作为。

   

    杨帆:我们的讨论水平绝对承担不起历史责任,要提高水平。

   

    施晓渝:那也不一定,我们对领导层的自动转向不要抱太大的希望,我们还是要看民间推动,为什么我讲极左和极右,极右急于成功,“XX宪章也不是一无是处的,但太急了,反正现在没有得到普众的承认是事实,但在高压的情况下我们有否不踩高压线?我们要想办法研究一下,能否找一点空隙,如薄熙来。薄熙来也是小半个民间,他搞重庆模式,并不是中央叫他搞的,是薄首创的,他带了一点红色竞选味道,哪怕他有点老左,但也总有一点竞选味道,薄对民间人士也感兴趣,薄熙来请上海百老团演讲,乌有之乡都跑去参观了,重庆公安局也正式接待了,所以薄熙来也有民间的味道。乌有之乡以民间的方式生存得很好,“XX宪章本来有机会生存,如三味书屋以前搞得也很好,但他们老是头脑发热,急于出头号令天下,容不得别人而最终也不为别人所容。我认为首先是存在,只要有存在的机会,哪怕是婉转一点,也要想办法表达,可以走一点迂回的道路,直接说话不行间接说话总行,总是要为社会做事情,推动社会前进。

第三个现象,最近我发觉我国的经济周小川表现很好,这也是竞争主张,09年温家宝放贷四万亿加18万亿搞得通货膨胀,温家宝说我国的膨胀是输入性的通货膨胀,但周小川忍不住了,就说我国的通货膨胀是放贷过多、印钞过多引起的,是自己搞出来的(最近于陆家嘴论坛上所讲),这实际上都是一种竞争。他和周其仁、张维迎最近都很活跃,强调印钞过多、货币发行过多、通胀是掠夺百姓。他们批的是一会儿大放贷,一会来一个高度紧缩(宏观调控),有了权力就觉得可欲为则为。周小川最近大讲稳健,就是批信心论。以后周小川可能会主管经济。我要强调的是只要你讲得有理,高层也会接受,如薄熙来周小川。我们能否推进民主,还是得看能否拿得出对现实有理有据的批评建议。我简单讲这么一点,让大家思考,我的新观点多,喜欢讲新思路,我不讲过去的老东西,马克思怎么说的,毛泽东怎么说的,概念里兜圈子等我不讲,我就讲具体的事,我先讲这么多,谢谢!

 

周鸿陵:剩下的时间是没有发言的人举手发言,如果不想举手的视为不想发言。

 

郑现利(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我觉得专制社会很重要的基础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分裂,知识分子群体分裂是其重要的基础,中国知识分子左、右两派之间的对立,每一派都有被当局可以利用的方面,左派主张共产党的统治地位不能动,我党就吸收,右派主张要搞市场经济,当局也吸收;左派说我们要恢复公有制,要搞计划经济,当局不能接受就打击,右派说要搞宪政民主,当局不能接受也打击。民间的这种争议对当局有可以利用的一面,也有不能接受的一面,我认为这是一个专制社会能够存在或者长期延续的重要基础。那么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有这种分裂症?

我觉得有一方面的因素很重要,背后都有利益方面因素,但这并不能够全部来解释这个问题,有很多质问还是从自己的思考、理想、理念出发,牵涉到理念和理想问题就牵涉到自己的信仰,那么就造成在讨论时不能理性的思考这个问题,崇拜毛泽东的那么毛泽东就是神,没有错误,一切都是伟大光明的、正确的,反对毛泽东就把毛形容成恶魔,一无是处,这样造成了尖锐的对立,而这种对立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一方面没有必要,另一方面恐怕不符合实际情况。

要消除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对立,知识分子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既要有自己的理想、理念,同时还要有政治实践操作层面的思考,因为政治理念和政治操作层面有很大的区别,这一块大家思考得可能少一些。我讲一个具体的案例:比如知识界对民族主义的看法,拥护自由宪政民主的这一派就打击民族主义,支持当局者很多是利用民族主义,利用民族主义就要证明现当局是代表国家利益的,如果把现当局打掉的话会损害国家利益,造成这样的一种分裂。

    王占阳:这点不准,本人高度爱国,也主张自由民主。

郑现利: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什么问题?民族主义天然的和军队有很大关系,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政策排斥民族主义的话,那么对军人这个集体是很不利的,但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走向民主化的过程中,在关键的节点上军队往往起很大作用,比如1989年,军人干预,那么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就停滞下来了。

如果我们做这种解释的话,跟军队就能够走到共同点,如果我们跟军人之间找不到共同点,那么中国的这个道路还会走一段很曲折的道路,我讲这个案例是想说明知识分子在思考问题时,仅仅从理念、理想出发是不够的,但又很必要,可不够,我们还需要考虑政治操作层面,对政治进程中各派的利益关系做一种考虑,基于这种考虑对我们的主张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个方面。

 

 

曹久强(公司职员):

 

 

关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中国未来的走向肯定会走向科学社会,肯定会排斥极左,也不会接受右派的观点,对马克思很多人的评价是负面的,我认为不能这么看。中国很多仁人志士失败了,为什么共产党能够成功,肯定有其客观的因素。马克思到中国的最重要的作用是共产党把所有的军阀全摆平了,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

    王占阳:民族独立主要是国民党时期完成的,1943年全部不平等条约废除了。

曹久强:日本侵略中国时国民党蒋介石为什么不宣战,但反过来朝鲜战争共产党为什么要出兵?从这个对比就可以看出,各个阶级从阶级属性上来说有一种软弱性。

王占阳: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极度困难下,国民政府仍然坚持抗战是非常了不得的。

    曹久强:共产党从延安出发只有几万人,但在敌后战场愈发壮大。关于中国怎么走?从经济上必须走一种民主的公有制加市场经济的道路,在政治上是企业民主加国家民主的道路。目前对马克思有很多误解,马克思不反对自由和民主,马克思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天然的冲突,只是很多人不了解马克思,是一种误解。随着以后中国的发展,这种误解会消失,所以共产党在以后不可能会面临苏联解体的形势,现在没有哪一种力量在目前的情况下能够把中国共产党推翻,军队也不会出现所谓的倒戈,重蹈文革的道路这种可能性很小。共产党在政权上保持社会主义,然后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同时允许私人企业自由发展,自由的完成历史使命,就像共产党为什么在宗教上反对有神论,自己坚持无神论一样,因为宗教有一个自由的产生,消亡的历史,所以我认为目前来看中国这样来进行改革,一是落实宪法的权益,二是我们可以先从党内民主进行提名,共产党进行提名,我们提一个人,不能提三四个人,所以我认为是党内民主然后到县级民主,然后到地方民主。中国大体局势虽然现在有很多问题,但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没有什么大问题。

李晨:我觉得今天一开始老杨大声说话,我觉得这是好事,至少知识分子还有荷尔蒙,刚才先生说中间派不整合,其实所谓的左派和右派都有这个问题,走出来坐在这儿交换意见,已经是非常令人欣慰的现象,我向大家表示敬意,谢谢!

 

 

肖兴华:

 

 

我主要是搞自然科学,而且还主持一些很小的课题讨论会。这个政权建立到今天,是稳固的,但也是危险的。现在党的宗旨跟我们以前奋斗的不是一回事,为什么?因为他们代表的阶级基础已经改变了,这种情况下他们掌握着军队、掌握着国家政权,你想要动摇不是那么快。我希望他改,一拨有志之士希望他们变好,希望能够恢复到党的传统,那个时候是老百姓保护党,现在是老百姓恨他们。但有一条,没有共产党中国到今天不会统一成这样,我说的统一不是所谓军阀的统一。我小时候在江西,我们碰到的大家族都是一塌糊涂的,动不动家族就打仗,一打就死很多人,这种国家的统一、民族之间的统一,只有解放之后才统一,而现在这伙人是躺在先辈的基础上吃人民。

    我主张现在有四个法要成立:一是《新闻法》,我们现在说宪法是做不到的,比如我现在是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的秘书长,这个是当年赵紫阳批文的,但我们现在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科技部治我们好几次了,要我们这拨人都退休,当然我们的年龄也大了,我们不同意并跟他们辩论,都是一些干部出来的,他们不跟我们讲宪法,而是讲政策,并且讲领导指示,也没有领导的文件,而只是一些口头的话,到今天像这样的会我们不能开,我们只能开一些小会,大一点的讨论会全部要报和批,我觉得如果有个新闻法,大家都能够说话。

    第二,《国营企业法》,我觉得是现在领导自由管理的企业,是官僚资产的企业,他们可以自由支配,他们可以有几个亿、几千亿,如果有这几个法,权力有所限制、有所监督,新闻舆论有所监督,这个事的改良不需要动什么基础。

    第三是专抓教育,现在的教育非常危险。我们没有信仰,但在民间,宗教大大发展。面临着一些很尴尬的事:很多人到庙里去,排几公里的队。教育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

    王占阳:教育问题说到底是政治体制问题。

李晨:我觉得各地尤其是农村邪教盛行得太厉害了,非常严重,到处都是调查。

 

 

刘剑虹:

 

 

我主要研究黄老道家,也是道家政治经济学,我带了一首诗很切合今天的主题:“正确岂在左中右,既时此刻既是圆,江河并不长向东,奔流入海不复还”。这是什么意思?道家认为并不是左中右是正确的,而是在即时此刻应该左还是应该中或者应该右,左中右是一种随时随地的调整,是一种系统的思想。

 

 

欧阳文生(中石油地质师):

 

 

我简单说两句,我是学石油地质的,我的专业是石油勘探,这些年作为一个石油地质师在国外跑。我的话在各位专家面前不能谈太多。我说两点,第一我先介绍一下我所工作的性质。现在中国就是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等三大块,而十年的海外经历使我跟一些大公司接触,发现我们企业的最根本问题是所有制的问题,所有制不解决,其它问题很难解决,反过来说国有企业是他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比如,中石油里面一个大油田,油田每年有80%90%的考核指标,考核指标无法完成怎么办?某个局长说今天晚上你到某某井去把这个井给报废,什么手段就行,只要不死人就行了,第二天作为报废工程上报,指标就完成了,人为的报废说成是天灾人祸,弄虚作假,但这样几千万就打水漂了,而这些在国外一些大公司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这些企业是他的。

    肖兴华:全民所有等于全民没有。

欧阳文生:这里面钱出去以后,就到温家宝那里去了,这时候国家财政就更说不清楚了,中国石油企业的绝对垄断就更说不清楚了,没有政治上的改革的公正企业就不可能有这些公正。从石油企业来说,根本的问题还是政治企业改革的问题,只要有政治的公平,企业上、就业机会上才有公平。

王占阳:西方国企办得比较公平,关键是国家是民主制,少数人不能祸害国企。

 

周鸿陵:现在是自由时间,谁都可以胡说八道,谁都可以说,有20分钟的时间。

 

王占阳:我说改革基本上只有20年,后来这10年很少有改革。如果改革再停滞10年,10年以后执政党就将走入绝境,再也没有回旋余地了。关键看两条:一是如果今后10年再不改革,腐败再蔓延10年,必然导致人心丧尽。二是如果今后10年再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就将无法实现,市场也将无法扩大,经济就必然会崩溃。经济崩溃和人心丢光结合起来后的合并症就是政治危机和政治崩溃,到那时即使神仙下凡也都没办法了。这样下去,10年以后,究竟哪天出大事,鬼都不知道。谁要是能算出哪根稻草能压倒骆驼,那可就比上帝还伟大了。在这种状况下,再执政20年就是奇迹了,如再想执政30年,则就完全是白日做梦了。有人总喜欢说改革是空想。但我也想说:既不想改革又想长期执政,那才是真正的空想呢!

    曹久强:在20年之内共产党不可能一成不变。

王占阳:如果小的变化不足以遏制腐败,也不足以扩大内需,那也白搭。必须有足够力度的改革才能解决问题。

    张纯良:我这人关系比较广泛,既可以通风还可以通马英九,台下有三个共产党,三个共产党都有我的朋友,有人想打倒共产党,我坚决反对,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你们不要走这条路,必须支持共产党转化。马克思的错误在哪儿,说资本主义有缺陷,就想消灭它,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结果自己被消灭了,在人类社会总想消灭别人后果不堪设想,想打倒共产党、推翻共产党通通是错误的,要帮助共产党怎么样使思想观念转化,政治改革首先必须是思想改革,邓小平否了“两个凡是”,但他立下了“四个凡是”,那怎么行?所以我们现在帮助共产党转化,这样才是对的,

 

周鸿陵:第一轮头脑风暴结束,第二轮头脑风暴开始,我们有请刘海波分析一下乌有之乡起诉茅芋轼、重庆模式、唱红打黑模式以及周小川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说通货膨胀进行分析。

 

刘海波:我记得有一句话叫不争论,这句话也对也不对,因为终极问题是争论不清楚的,但公共政策必须不断的争论,而不能不争论,茅芋轼和乌有之乡争论的是信仰问题,欧洲历史的宗教战争,这些争论往往说不清楚。

乌有之乡做这个事,他们今年还搞了两次签名活动,第一次秦晓公开信,我觉得比较理性、有理,乌有之乡在这件事上动用自己的组织力量闹起事来,因为在那件事上实际上没有右派会出来为秦晓公开辩护的,因为那个是一个质疑,而这个质疑根据美国标准需要内幕交易人自证清白。

茅芋轼这个事有很多右派敢于公开站出来力挺茅芋轼,是感情问题、信仰问题。我认为不应该卷进这种无谓的争论当中去,我们要争的是公共政策。

    关于重庆模式,我的观点是这样的:重庆作为中西部的典型地区,必须明白一点,要有全国的示范效应。中西部的困局不是在省级范围里就能解决的,有货币发行权吗?能够改变中国出口创汇的经济发展模式吗?能够改变货币发行体制吗?能够改变财税体制吗?重庆模式可以起到一个效果,关键问题是全国性问题。

大放贷和过度紧缩,最近周小川、周其仁的发言不是一个好事,三年前的端午节也是一个过度紧缩,问题在于根深蒂固,所有人无论左右派都认为所说的通货膨胀是个货币现象,我认为实质问题并非如此,实质问题在于无论怎样的货币运动过后,一个中位劳动者的恩格尔系数是否变了。王小鲁的报告证明,2008年比起2005年,加上灰色收入,中国又较大程度地恶化了,在城镇内部最高收入10%的人,他们占据了灰色收入的2/3,他们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是4.5万,而是14万元。这个数据比2005年还要恶化。

目前的放贷如果极度紧缩下去可能会引起证券市场的反应、中小企业经营的反应,而且最终它的方向有一点非常不可取:从国际版、从汇率调整,要通向那条道路,资本项目的自由化,而在中国目前情况下走这条路那就是敲响丧钟。

温家宝在2008年底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伸出四个手指头,当时很多人提出这个办法不可行,我们说直接发钱给每个人都是一种办法,或者说搞社保、搞医保,在这个情况之下是经济的调整好时期,因为只要保障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降低就可以了,反而却放在房地产,2009年主要的问题是疯狂放贷,极度鼓励机会主义的行为,引起的后果是分配的再次恶化,基尼系数只会在这当中提高,少数人先拿到钱抢资产,这是一个财富转移过程。

    王占阳:拉动内需不能只靠投资。   

刘海波:今天的问题并不是一个过度紧缩的问题,重要的是通胀问题。

    郑现利:现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么紧缩,能够遏制通货膨胀吗?

    刘海波:不是通货膨胀问题,而是继续恶化分配问题,而且还有金融的其它风险。不仅是西方,而是在于这个紧缩紧的是中国人自己的钱,对于外资的流入是紧不了的。但财经金融系的官员是在装睡,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为什么有装睡的问题?是因他们的利益所在。   

 

周鸿陵:会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有两个进程,第一我们请仲大军老师做一个发言,第二请杨帆做最后发言。

 

仲大军:大家说的非常好,各种意见在这里汇聚和碰撞,但这种交流意见要达成一致也很困难。中国现在有各种分歧,我们在寻求一个方法,在一定的制度规范中达成和谐与共和,中国要建立这样的机制,让所有不同观点的人坐在一起平和的说话,然后大家举手表决做决定,这就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很好,但是很难,就中国目前状况非常难以达到。如果没有政府,民间社会将一塌糊涂,还不如有这样一个专制政府压着。中国社会要想进行政府改革,民间要做出一个样子,民间没有新的政治文明,换一个政府就会好了吗?可能更乱。

我认为中国的改革要从每个人做起,每个人检查自己有没有做到民主,有没有尊重他人权利的意识?坚持自己的主张,同时尊重他人的思想自由,只有互相容忍才能平和地达成协议。这是民间学者包括千千万万普通平民百姓都要遵循的原则。

第二,我谈一些社会不好的现象:一些人极力把矛盾扩大,而不是化解矛盾,让改革能够平稳过渡,而是想用暴力的、流血的、使社会动荡的方式进行变革。这种方式不可取。和平地变革不是没有可能,民间和政府这两个对立物,互相影响,互相取决于对方的方式。

我不是一味捍卫政府,只是要为历史说句公道话。现在一些人用歪曲历史的方法来反对现政府的腐败,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而且会遭到人们的反感。想以歪曲历史的方法来颠覆现政权是愚蠢的。譬如现在的批毛,一些做法非常愚蠢,通过妖魔化毛泽东来搞倒现政府,这种做法不科学。共产党的确有着骄人的历史,今天的腐败不等于过于不辉煌。靠歪曲历史来反共非常卑鄙,我瞧不起这种的人。谁是英雄好汉早在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时就较量出来了。今天的官员腐败了不等于共产党过去也腐败。所以,要搞清楚了,解决问题要找对办法。

解决现实问题就要就事论事,靠诋毁历史来污蔑现政权是愚蠢的。如果中国的右派清楚地认识到这点,那么才能真正的推进中国改革和社会进步,否则左右两派在历史问题上永远是死掐的状态。

这是我今天给整个社会说的话,要让中国的左派和右派都明白,极左和极右都不是中国的选择,我们要求的是共生共存共和,就事论事解决现实问题,翻历史旧账解决不了现实问题,反而会把社会搞乱。

改革三十年来,国内所拍的片子都是美化国民党的,都是说好话的。可现在的右派张口就骂共产党是恶魔,共产党一步一步让步,右派为什么不能让步?我感觉这不公平,做人要有人格。现在那个铁流先生一天到晚发忆苦文章,看得人们都烦了。物极必反,右派搞过头了,就会引起人们反感。

我们今天的会就是一个中间立场会议,矫正两个极端,让中国走一个平和的、理性的道路。中间力量实际上动力最弱,最没有积极性,但这是中国社会的大多数,中间群体决定着中国的命运。中国今天必须要发挥中间力量的作用,不能让两个极端搞乱社会,分裂社会。

另外,民间的人士要自律,要知道自己的本事,别那么狂妄,看别人都不行,要是自己上去了,更差劲。在野者要知道天高地厚。改革不是一味地破坏,更重要的是建设!人没有修养是不行的,没有学识更成不了事。

 

    刘海波:我插一句,仲老师好像并不明白当今中国精英的一种心理,也就是说他们的内心深处不认同民主的瑞典或丹麦,可能连美国也不认同,为什么?如果你在瑞典做一个教授肯定是请不起搬家公司的,也不会有保姆,因为那些员工和你的收入没低多少,唯有在中国今天的精英才可以真正享受到人上人的滋味,骑在人民头上的作威作福,尤其是知识分子体现得最明显,不管是毛时代还是社会党、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个主张公共治理的艾琳娜)到中国也是要被冷落的,不是说不主张自由宪政,但犯了一个忌:在若干事务的治理上主张集体所有制,这是不行的,你明白人家的心理吗?

    仲大军:中国改革30年是封建文化的复辟。

    刘海波:如果让中国变成瑞典,你觉得还好,他们觉得很不好。

    仲大军:现在有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共产党好的东西全部扔光,现在有一些人是批共产党来恢复封建传统和封建专制,真正的共产党还没有那种封建专制,换掉共产党后还有什么党是为人民服务的?

    刘海波:他们心中认同的是西门庆,而非撒切尔夫人,这是一个诛心之论。

王占阳:过去的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起码在心态上没问题,但现在还是这样吗?这让许多人心里很不平衡啊!现在老百姓心里特别不平衡,怨气相当大,火气也越来越大,反映到网上就是经常痛骂,有时连为他们说话的知识分子也被误骂丁。我认为,对于老百姓的误骂,包括误骂我们自己,应当采取非常理解和谅解态度。因为这是老百姓一再被欺负、一再求助、一再期待、又一再失望之后,他们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渠道,也不会像咱们这样开会讨论民主,那就只能走向激愤,只能痛骂,特别是到网上痛骂,因为这里比较安全,这时再加上信息不足,理解不到位,以至有人故意挑拨,有时还有我们自己的表达问题,结果就有可能出现误骂现象,所以我们都有可能被误骂。我认为,对于受害者的激愤反应,包括他们的误骂,我们应当抱有同情、谅解、理解的心态,并以这样的态度对待之,而不是与之对骂。

而且我们还应意识到,虽然那是非理性的,但这种非理性的力量又恰恰是我们理性改革的原动力。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激愤和激进,只靠我们这些人斯斯文文的理性,那些不愿改革的官员理都不会理我们。正是因为他们激进,他们有潜在的行动性威胁,有可能导致大动荡,我们这些人再理性一下,指出用和平改革的办法能够避开大动乱,他们才会把你的理性主张当回事。否则,如果只有理性的讨论和建议,他们的心里话就是“去你的”。所以那些激忿的老百姓也是改革的动力,那些误骂我们的老百姓也是改革的原动力。相对说来,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被人直接欺侮的事比较少,我们在社会上还是比较受人尊重的,但我们也有可能因此而对那些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的苦楚体会和理解不够,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理解和体谅中下层的老百姓,特别是理解和体谅那些受压迫、被欺负、被掠夺、受到各种磨难的老百姓。对于这些老百姓,即使是他们误骂了我们,我们也还是要真诚地为他们谋利益,为他们服务,这才是符合我们的社会理想的。作为理性的力量,我们可以对老百姓说:“大家不要这样过激,还是有好办法的,”但我们说了以后,如果政府那边没有任何反应,我们就全白说了。只有政府那边有积极反应了,老百姓的革命造反情绪才会慢慢变小。否则,如果我们全白说了,最后就是政府和老百姓全遭殃。

 

施晓渝:我讲几句,刘海波的观点很好,对我有启发,民间观点左或者右要随时变,可以昨天左今天右,昨天支持乌有之乡,今天支持任志强。如在2005年杨帆老师、仲大军老师做得很好,那时候反国企私有化改制,我也赞成私有化,但在改制过程中一些侵犯人权的做法应该得到批判,要讲程序,如于浩成所说良性违宪也不能搞,乌有之乡之所以能起来,是利用那个时间做起来的。老师说,民间老是骂政府、共产党、当官的,但有没有检查民间是否做得好,按照仲大军老师的说法是民间做得很差,我也是这个观点,比如老是空谈,骂共产党,把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拿来骂,这没意思的,我们作为学者要根据现实情况,发现政策不对提出批评。讲维权,不光是具体案例维权,还有政策维权问题,这项政策不对,比如国企私有化,工人的工资、劳保、社保全都剥夺了,强制下岗侵犯人权,从宪政人权角度来批也能成立。

民间要想影响决策层,第一水平要高,第二时机、热点要找好,第三,力量如果能共振形成共同找某个点突破,如邓玉娇案,民间可以做得更好。老是期望温家宝搞政治改革我觉得不太现实,因为民间不能老把希望寄托在救世主上,民间自己首先要有所作为,推动一下,比如当初王占阳老师讲09年觉得四万亿不对,他就反对过,当时民间如果组织力量反对一下,民间就是作为,现在紧缩又太紧了,很多行政手段,现又该反对一下过度紧缩,这都可显示民间的作用,推动民主。任志强反对宏观调控,有一定的正确性,不能说他完全错了。以前放得太开,现太紧。任志强现在有市场,一个讲座十几万。我的意思是民间本来有很多机会可以出头,可以在各个方面表现,我提醒大家考虑,我是这个想法,大家集思广益,想办法把民间做大。

 

    仲大军:前年我们搞了一个民派会议,抛开左右,我们认为官民矛盾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但这次会议的发言纪要放到网上后被有关部门通知拿下了。

王占阳:现在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现在不像邓小平,邓小平有理想主义情怀,所以上来后才会努力把国家搞好。

    仲大军:现在政府的一些做法有点狂妄自大,比如“XX宪章”的起草人抓起来一判就是十一年。2008年奥运会开过之后,2009年大阅兵之后,突然有一种力量使政府变得骄横起来。

王占阳:我昨天看到一个老美说,他到中国访问,发现最近十几个月中共领导层的信心跌落得很厉害,有两个事:一个是GDP增幅下降,再一个就是中东那些事。

    仲大军:现在政府通过这些事应该老实了一点,前两年有点太骄横了。我为什么要强调官民文化?现在中国的问题都是强政府引起的,官民力量失衡,所以要建立民和官的力量平衡。   

 

周鸿陵:最后请杨帆发表一些看法和观点,大家欢迎!

 

    杨帆:我说话大家都不爱听,为什么?个人观点不谈,而是讲学术讨论规则,多数人不爱听说明大家都没有进入这个规则,骂谁?贪官骂资本,右派骂权力、骂民粹主义。第一,中国现在已经实现了1年多,而且是从2004年开始改变了中国格局,到现在为止已经进行了一年半。关于中国意识形态的争论已经开始了一年半,还有一年的时间,而中国已经出现了真正的学术民主、学术自由和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客观存在的,从上到下都是两个声音,或者多种声音,这是客观实际,所以谁也不要埋怨现在没有自由、没有民主,尤其是知识分子不能再埋怨这个。第二,真正的问题是知识界能否在一年多时间里自己做出有成就有价值的东西来,作为学术讨论是忌讳先请客后讨论的,中午我喝酒喝多了,所以我对不起各位,给仲大军兄弟道歉,我的态度不对,但我的说法、想法是对的。

知识分子别老骂官、骂商、骂老百姓,先看考虑知识分子怎么样,做学术讨论的水平是否够,如果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发言没有时间、没有主题,想攻击谁就攻击谁,而且不考虑自己说话的形式逻辑是不行的,知识分子首先要考虑自己水平是否够,现在关键的是还有一年半时间,知识界水平不够只能检查知识分子自己,不要说这个界、那个界,不要说别人,别人做不到,中南海不听我们的是他们的问题,并且跟我们没关系,我们管不到。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面对经历过文革时期的人,你不能讲这个,但他自己可以说,不能骂主席,他们知道骂毛主席就是否定共产党,这两件事是不可分离的,而前30年一直在分离。

中国党内反毛的力量一直是主流,神和人这点事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做到了,而不是茅芋轼出来批判的问题,那是一个假问题,伪问题,没有必要声讨茅芋轼,茅芋轼代表着800万右派,他们在文化界都掌了权,这是时代历史造成的,而且确实是毛主席搞错了,人家要骂毛泽东,没有必要去控诉他、声讨他,这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个阶层的意见,把这一个阶层关进去,对谁有利?

当然乌有之乡要搞公诉这个也是正确的,因为这么恶毒的骂毛泽东总得有人出来反对。而这其实是反毛的国际右派一次火力试探,文章绝对不是茅芋轼写的,茅芋轼是我的老师难道我不知道吗?学生能骂老师啊吗?我不能骂他,这不是他写的,从文笔到内容这都是精心策划的,背后是美国人,他们用茅芋轼的名义写这个东西试探中国铁杆的毛派究竟有多少人,而且人家也达到了目的,乌有之乡只有20000多人签名,而且都是文革中三种人签的名,真正够上精英的都不签。茅芋轼的文章肯定是错的,而且背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但这边的人也不怎么样,爱闹就去闹,但确实有,我见到了苏铁山和张勤德,我说你们愿意签也是好的,如果不签我也赞成,但总得有人出来,如果连两万三前人都没有,那么这个民族恐怕真的是毁到底了。像这样的事我们一个一个理性的探讨,知识分子大多数没有签名说明还是理性的。

    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毛主席从神变成人了,现在这事是把毛主席从人变成鬼。茅芋轼老师代表一个阶层,他的思德、观点值得尊重,他代表这个阶层有社会基础,这样的人就不是个人行为,当然左派要公诉他也行,但人家在火力试探,还有一个《炎黄春秋》,两边基本上是平衡的。我个人是毛泽东的崇拜者,谁要在我前面不尊重毛泽东,我是不干的,但茅芋轼说的话我觉得他有资格说,毛泽东这个事属于历史恩怨,知识界必须排除在外,影响十八大决策就不能谈历史,历史不要谈,伤感情的事大家放在一边。所以我说,自由派的小家伙们和老家伙们注意点,茅芋轼的人格我是尊重的,但观点是不对的。

    我还想找茅芋轼对话一回,但他不会来。

    我们学术界的规矩是什么?第一,用茅芋轼的话说不要说别人的立场,你代表谁的利益不要说。我们有一个圈子,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用逻辑来讲话的,不是刀枪和谩骂讲话的,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就不要参加我们这个圈子的学术讨论。

    第二,不要贬人家的身份。我的老师张曙光就是贬人家身份,这是不能干的,他贬低何清涟,他当时批评何清涟,何清涟早早的到美国,如果不离开中国那比我们现在还牛逼,到美国之后不得不骂共产党,成为国家的敌人,她在中国已经没有发言权,我劝她多次别走,她非走不可,我的老师在学术角度贬她,关于反腐败问题,老师说她是一个记者,这个文章不符合学术规范就有问题了。这就犯了一个贬低人家身份的病。这是也是茅芋轼说的。

    第三,按照形式逻辑说话,大家发言一定要按照形式逻辑来讲,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专业,我们说的是中国向何处去,而没有“向何处去”这个专业。你说话不能按形式逻辑,违反了主持人,主持人打断你不叫专制,而是议事规则。打破专业的界线就是形式逻辑,没有别的规则,人说话的规则得有形式逻辑规则,没有这个就没有建设性的讨论。

    中国知识分子一定要有一个真正的学术规则,按照规则来做事,自己都没规则,骂人家当官的干什么?企业家比我们还有规则,最没有规则的就是知识分子自己,如果知识分子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就没有办法承担自己的历史使命。比如今天的发言有多少新信息是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

    对现状的评估到底是什么现状,说问题都知道用不着你论证,关键是腐败的原因究竟是权力还是资本,权力多少?资本多少?怎么结合的。如果能告诉我还有点水平,就只是揭露社会黑暗的已经揭露了很多次了。

    第四,具体怎么组织,每次会议有一个人,比如说8个小时,8个人,一个人主导一个小时,而说的民主、竞选我们都知道,要拿一个详细提纲来,你们有博客发一下,愿意参加的就来,完了说20分钟,然后大家追问你,即澄清和追问,绝不能强迫别人接受你的看法,否则这不叫学术自由,也不是民主,学术自由是他的权利,并且你不可以违背这个会议的主题,给你20分钟必须按照你的主题来说,你先提供一个东西出来,而且没有必要重复,最终10分钟就你的问题进行答辩。

    我觉得在学术讨论范围里,知识分子不行,自己觉得自己这一套可以救中国,有这样的心态:中国没有听我们的,如果听了我的早就好了。这种做法最好别来。

 

    杨帆:情况是我们不知道,人家20年前知道哪个城市的妓女价格小费是多少,人家每天的信息比咱们知道多得多。我写了一本书《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的政治家要摆脱利益问题。

    学术界的规矩不要骂当官的,也不要骂人老百姓,也不要骂有钱的,知识分子还有一年半的时间,知识界还有多大贡献,说自己的,我相信只要我们说得对,中央会采纳的。我这么多年讲的情况中央接受的很多,我说的东西人家采纳了,知识界要走到政治界前面,人家不支持你是正常的,人家本来是滞后五年采用你的看法,他们也要看书,看完书之后要开会,开会才会定战略,然后才实施。

    我觉得中国第一好的就是农民工,当官的不怎么样,有钱的不怎么样,知识分子也不怎么样,如果想抓住一年半的时间把思想整合,要真正遵守学术规矩,有规矩地说话。

    “中国向何处去”的新东西在今天的会议里有多少?有多少是符合主题的?

    八十年代胡平水平最高,当时就是跟知识分子冲突起来的,按我的民主,早就是六四的先锋,为什么后来没有参加?是因为当时我感受到了当时的知识分子水平之低,情绪化东西多,而当时有13个人以为自己是学生的领袖,到了天安门之后,赵紫阳出来代表邓小平说话,说他们不是反革命暴乱,4·26社论是错误的,让学生回去,不是没有共识,比咱们现在强多了。自己还以为自己有那么一套东西救国国民,但是那帮人真是一套势力,而且成为学生的代表,这13个人说“同学们回去了,代表中央认错了”,如果学生听了,到各地宣扬民主,到各地就是英雄,回过头来,赵紫阳地位稳固,这实际上就成立了竞选。当时你老实一点,不跟共产党掐,人大就改组了,而且当时是赵紫阳当总书记,过了一个暑假中国的民主肯定会推进,而且当时有一个联邦制的方案到了小平的桌子上,通过搞联邦制的方案统一中国,民主化是通过统一祖国,通过联邦制的方式来实行,美国人不会反对,但六四以来全部被扫光了。中国知识分子要反思自己,当时为什么这么激进,当时学生们准备走了,有一个人突然从天安门叫,同学们不要走,这帮知识分子是什么东西,我们坚持了五天绝食,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这么一说,学生们哗然的坐下来了。13个人脸面无光的走了。郑义(音)在美国写了一篇文章,说绝食的主意是他出的,他是天津造反派、山西文革造反派,他有绝食的经验,他说他的哥们在山西草莽出生,在文革期间组织过绝食,到三天时学生会集中静坐,政府就没有话语权了,到第七天时,学生不断的晕倒,救护车“嗡嗡”的响,任何政府支持不了七天以上,每个小时会有一个人晕倒,他算得很清楚,我相信郑义写的这个东西是真的。因为我写不出来,我没有体会,所以我服气。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知识界要遵守学术界的规定,按照一定的规则来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主持,主持人掐时间,不让其胡说八道,不要说自己的事,瞎扯自己的事或者扯上无关的,这不叫自由,如果连知识分子都不知道什么叫自由,那中国人还就不懂什么叫自由,滥用自由的结果就是现在这个德性。所以知识分子能不能自己开始制定一些自由讨论的规则,按这个规则来做,这才有一些像样的讨论。中国知识分子分党分派,不讲逻辑,认为自己就是理,认为自己的体系可以救中国,如果不改,这种学术探讨是没有前途的,也难怪党中央不听你的。不要老说是政府的问题,自己也有问题。

    我到上海,萧功秦带着我找朱学勤进行了10分钟对话就已经把现在的问题说得很清楚了,第一,对毛泽东的态度,自由派死不承认。第二是对我们国家的合法性,他说,你认同国家的合法性我们前提上有质疑,这个国家是民选才有合法性,没有民选的国家就没有合法性,所以根本就不承认后来的所有国家利益,所有的东西都不承认,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为什么是中国最大的危险?就是你们所说的枪杆子出政权。我说你们不对,枪杆子打出来也有合法性。说到这儿我们忽然不说了,因为没有必要再说了,因为这是一个立场问题,各代表不同的利益和立场,互相都是知识分子,还说什么?到此为止已经到了极限了,说得都很直白,即一个国家的合法性究竟是枪杆子打出来的还是民主选举出来的,而且你的枪杆子到什么时候为止,不能老这样,60年了还说枪杆子出政权,你儿子还要再继续掌权吗?之后孙子还要掌权吗?你的枪杆子到哪代为止要说清楚。这是第一条。

    第二,我说中国和美国如果有国家利益矛盾,你是支持哪一边?他说,那要具体分析,如果对国家利益有损害,我肯定站中国这边。哪怕不是合法性的政府也要维护国家利益,朱学勤是承认这点的。

第三,我把秦晖、徐友渔、王小东等纠在一块说民族主义到底要不要民主?他们老说民族主义是共产党走狗,是不要民主的。我说你们说清楚,你们到底主张民主还是反对民主?王小东说得很清楚,民主是肯定要的,现在大部分的新左派这些人是不要民主的(不包括王小东,也不包括我),真正说不要民主的是中国的新左派。我对一些说中国不用搞民主,中国发展可以以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对于这一套我杨帆是反对的,我跟他们绝对不是一伙,经济发展可以不要民主吗?左派、右派一开始是需要分的,很多人弄不清楚,所以我和朱学勤在这两个问题上有共识,但在毛泽东的问题上没有共识,为什么没有?他说,坚决要反对腐败。我说问题是中国不打毛的旗号就反不了腐败,西方民主的东西可以用,但还需要和毛的东西综合起来才管得腐败我,不打毛的旗号腐败就反不了。这就需要群众的参与,这个东西思想意识要有。他说对反腐败我们最深恶痛绝,跟你是一样的,没有分歧。所以以后所有的会议上大家不要提反腐败的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有共识的事不要再提了。西方民主、三权分立、多党制能不能解决权贵资本问题,这就是核心问题,权贵资本是中国最大敌人。反腐败是肯定的,但毛的旗号在反腐败中有没有作用?他说可以不要毛,没有毛一样可以反腐败,这是核心。我说用什么反腐败,你的思想直接从哪儿来?他说西方三权分立、多党制。我说不成,现在打毛的旗号对腐败有没有作用。最后他说“宁要腐败不要毛泽东”。

插话:这些年净是这种混账理论。

    杨帆: 你不要骂人成不成?朱学勤也是一大教授,这是对话对出的最高成果。咱们就说中国把毛泽东的符号打出来对中国反腐究竟是否有用,有多少用,有没有替代品。

    希望大家能够站在学术界20年前的角度上,当时没有速录,都是我自己录下来,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敲的,都是凭借我个人的人脉。最后我希望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提一些水平。学术界要有规则。重庆模式,中央现在还要左转,还要推广重庆模式,在大家不敢说的时候,我去年出了第一本重庆模式,重庆模式的发展前头就是民主,我现在打60分,10%是工作错误,比如抓李庄,抓律师,任何一个政府抓律师都是错的。第二,重庆是最有基础、条件搞民主的,因为已经抓了一万人而且审查了五万人,改革开放以后所谓的权贵主义已经得到了彻底的打击,至少五年十年翻不了身,这种情况你不搞民主谁搞民主,如果他能搞民主,就消除了左派对民主的疑惑:一个民主会不会引起分裂。第二,民主会不会被金钱操纵。在重庆如果做,就不会这样,可惜的是却依靠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那些左派搞中国模式,我现在就要跟他们划清界线了。我打60分,10分是工作错误,抓住李庄、整律师。第二弄银杏树,第三,民生工程搞得太大。

 

    郑现利:60分还谈不上是一个模式。

    杨帆:模式是肯定的,重庆模式和温州模式、深圳模式是并列的。但中国模式是不可以提的,胡锦涛已经说了不要提中国模式。中国的左派没有逻辑,右派是没良心。   

 

    周鸿陵:好,谢谢各位!今天的讨论会到此结束,下面是晚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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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座谈会纪要的社会反馈

 

鲁志强:我赞同你的态度,其实当前中国理论、舆论也有个生态平衡问题,怎么可能一种声音独大。

 

吴士深:很受启发!大军,以后有类似活动告诉我一下,我也听听,多谢!

 

刘序盾:大军你好,会议记录收到,看了觉得很有意思,没想到杨帆是持这个立场。各派谈理论是说不到一块去的,前不久宋木文那个会也是对不起话来,怎么能在基本点找到共识?

 

杜建国:

座谈纪要看完了,谈谈几点印象。第一,有些人前几年还是老左派,现在差不多是南方系了。

第二,刘海波以下观点有道理:“乌有之乡做这个事,他们今年还搞了两次签名活动,第一次秦晓公开信,我觉得比较理性、有理,乌有之乡在这件事上动用自己的组织力量闹起事来,因为在那件事上实际上没有右派会出来为秦晓公开辩护的,因为那个是一个质疑,而这个质疑根据美国标准需要内幕交易人自证清白。”

第三,仲大军与杨帆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挖苦比较有趣:

仲大军:“民间的人士要自律,要知道自己的本事,别那么狂妄,看别人都不行,要是自己上去了,更差劲。在野者要知道天高地厚。改革不是一味地破坏,更重要的是建设!人没有修养是不行的,没有学识更成不了事。”

杨帆:“中国已经出现了真正的学术民主、学术自由和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客观存在的,从上到下都是两个声音,或者多种声音,这是客观实际,所以谁也不要埋怨现在没有自由、没有民主,尤其是知识分子不能再埋怨这个。第二,真正的问题是知识界能否在一年多时间里自己做出有成就有价值的东西来……知识分子别老骂官、骂商、骂老百姓,先看考虑知识分子怎么样,做学术讨论的水平是否够,如果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发言没有时间、没有主题,想攻击谁就攻击谁,而且不考虑自己说话的形式逻辑是不行的,知识分子首先要考虑自己水平是否够”

以上说的是“公共知识分子”们没水平。

杨帆:“中国知识分子一定要有一个真正的学术规则,按照规则来做事,自己都没规则,骂人家当官的干什么?企业家比我们还有规则,最没有规则的就是知识分子自己,如果知识分子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就没有办法承担自己的历史使命。”

以上说的是“公共知识分子”们不讲规矩,没道德。

 

杨子立:

仲大军先生的草根立场平民意识表示赞赏。并且在当今语言暴力泛滥的情况下,提倡和平讲理是非常必要的。骂人是不对的,而且像秦晓的会那样直接把王俊秀和陈永苗赶出会场更是根本显示不出任何宽容和理性的文明素养。我们反对官方暴力,自己也要提高文明素养。扬帆先生把微博比喻为疯狗,实际上是把自己和草根(还不是最草根的,否则上不了网)对立起来,给人以自认为属于精英圈子的印象。向张纯良老先生公心至上致敬。

茅于轼先生批评毛以及重庆现象,说明了现在社会矛盾本身就很激烈,不同的人在找不同的出路。思想认识的不同是可以动刀动枪的。

   GDP来说,中国富了,从政府财政收入来说,去年8.3万亿,每年增加20-30%,政府更富了。中国在全世界的奢侈品购买力仅次于日本人,有些方面比如抢购房产,世界第一。但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也进入世界前列了。基尼系数三年前就是4.8了,似乎比巴西还差点,跟印度差不多。但是巴西人不爱干活爱娱乐,社会保障又好,基尼系数高无所谓。而印度世袭的因素很大,而且乐天知命并没有多少社会矛盾。

    我在河南调研时,发现在各地在大兴土木的同时,许多农民还生活在贫困中。我在围脖上发过一个图片,一位95岁的老人还住在几十年前的土坯房里,而且既没有养老金,也没有低保。至于说看不起病的等地甚至破产的农民也不少。在北京的城乡结核部,农民工一家几口人挤在十来平米的平方里,厨房客厅卧室全是这屋,孩子写作业就是在床边。这样的情况许多草根上来的人并不陌生,可是十几年前大家很穷可以理解,现在不是富裕了吗?底层人们的生活似乎根本没有改善。

     不仅是贫富不均,社会地位不公平带给人们更大的愤怒。黑龙家政协主席的儿媳故意撞死农妇只判个缓刑,各种炫耀势力的雷人语言不断,最出名的就是“我爸是李刚”,连俄罗斯人都用上了。农村许多强拆和霸占土地事件的主角都是地方政府支持的开发商和黑社会,甚至就是地方政府本身,逼死人命的事层出不穷。

      尤其在征地问题上几乎完全是力量的角逐,没有公平可言。如果钉子户有势力,完全可以不顾公共利益满天药价,比如北京的富壁路中间有几户人家就是不走,房子几乎是空的,但占着路面形成一个咽喉。更常见的是被拆迁的没势力,于是不但被早早赶走,而且可怜的几个补偿款也到不了手里。比如我在河南固始县发现不少农民耕地被征价格只有每亩12500元,而且几年过去了还没拿到手。

      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正就迫使人们考虑出路在什么地方?跟八十年代不同的是,有不少人转向毛泽东思想寻找出路。毛派的人大概有三种,一种是没有经过那个时代,从政策上觉得那时候比现在公平,也听说那时人心不腐化,因而心向往之。这种人以乌有之乡周围的青年为代表。第二种是岁数较大,觉得那时人人平等,社会风气好,把当时的恶劣状况比如吃不饱饭等归咎于干部执行问题。有些家庭出身较好的老人属于这派,本身没受到多大损害,又怀念自己精神生活丰富的青年时代。第三就是象薄熙来这种有政治目的的人,借助宣传毛思想来争取底层支持和争取党内正统地位。

      对于有历史洞察力的学者来说,真正的出路还是在于自由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正如同几位参会者强调宪法35条的那6项自由。

 

 

 

 

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茅于轼先生最近在网易微博上发出以下内容,缓和矛盾,这种态度值得赞扬。如果社会都平和一点,本来不会形成那么多的冲突。

茅于轼的道歉

 

我写了“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后,没想到引起乌有之乡等左派人士的强烈不满。这的确不是我的本意。如果损害了他们的感情,我愿意道歉,我不希望引起冲突。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理性的思考。从冷静的思考中作出自己客观的判断。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改革前的一百多年,中国从来没有几年的和平环境。只是改革后我们有了差不多三十年的和平。

    我能够理解左派人士怀念毛泽东的缘由。因为现在这个社会非常地不公平。收入的不公平,地位和权势的不公平,表现得非常明显。处于底层的百姓处处受到欺侮,而且喊冤无门。这些我都十分清楚,十分同情。而且我身体力行,投身于公益事业,尽微薄之力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解决的方法绝不是回到毛泽东的路线。

    不过我对毛泽东的看法并没有变。毛泽东要还原成人,不再是神,接受公正的评定。我希望乌有之乡的人士客观地想一想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做出公正的评价。不过如果你们还是坚持原来的看法,这是你们的权利。我相信,随着事实真相的逐渐揭露,你们的看法会改变。

 

 

 

 

发件人:"" <yzx228@163169.net>  2011-06-15 20:48:13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 Re: 大军智库座谈会纪要 

 

当下中国最严重的危机是知识界价值观的尖锐对立

青岛社科院研究员 杨曾宪

大军兄,好,

看过纪要,非常失望。兄动机、动议甚好,但诸路精英,却并不是真正的中派,且缺少理性科学态度。

    中国向何处去?从各路精英的高论中可以客观地得出结论:那条路都不走通,因为知识分子没起码的共识——这本身才是中国最大的危机。

     我经历过文革。文革历史,是我们一笔宝贵的财富。文革中,一个领袖、一个主义、高举一个颜色的旗帜,但各派知识精英却能号召起工农大众,迅速由文斗转向武斗,那可是真刀真枪开战,直打得天昏地暗,死人无数。

     以现在网上舆情可以判断,真到了后威权时代,中国各派知识精英,高举不同颜色的旗帜、秉承不同的“主义”、且领袖无数,结果会如何,我想就无须多说了。凡动辄讲要相信中华民族一定会如何如何的话,都是自欺欺人的。这样的话,一百多年前已有人站在高坡上讲过了。

然后便是“让子弹飞”了。

     美国在19世纪末曾陷入腐败深渊,是美国知识分子自我反省、自律,才把美国带向辉煌的20世纪(否则和今天的巴西一样)。其它发达国家也一样,其主流知识分子的价值观都是一致的,且能自我约束、担当责任。

     我在荷兰呆过,从来感受不到国人想象中的民主政治。当地教授告诉我,荷兰知识分子深深知道,他们不能玩那种“民主政治”。所以,其政治从来静悄悄,其科技教育从来高度发达。

    所以,中国真正的危机,是知识分子价值观尖锐对立的危机,知识分子不自省、自律,人人争相站到道德和政治“高地”上,显示其英明高明。但要让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统一价值观,那是天方夜谭。正因如此,我担心,中国会离“民主”越来越远。

    同时,与会先生们都是从知识界、从网络中获取信息资源的,不接地气。这种小圈子内的信息反馈,只能向一个方向放大。十多年来,我一人走遍了许多省,扎到社会最底层,同时,算是也走遍了欧美,我认为,只有通过这样获得的信息,才能了解真实的中国,看清真实的中国,也才能真正搞明白,中国为什么会在国内外一浪高过一浪的“崩溃”预言诅咒声中,高速崛起的。

   几年后,我会在自己的专著中一一述这些观点的。

 

 

发件人:"文采 李" <xiaoliwencai1966@yahoo.com.cn>  2011-07-11 10:30:38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文采点评中国时事事态问题座谈会纪要

李文采点评各位的发言

    1、对于大军的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代了,应当是一个共存、共和的时代,我想做一个补充:如果把东风比作宪政社会主义西风比作宪政资本主义,两种文明、两种制度交相辉映,互相融合,互相弥补,最终达到共和,如果是这样,我是赞同的。而对于那些丑恶的、反动的、腐朽的东西,则必须铲除,绝无共存、共和之必要。

    对于大军提出的解决现实问题就要就事论事,靠诋毁历史来污蔑现政权是愚蠢的。如果中国的右派清楚地认识到这点,那么才能真正的推进中国改革和社会进步,否则左右两派在历史问题上永远是死掐的状态民间的人士要自律,要知道自己的本事,别那么狂妄,看别人都不行,要是自己上去了,更差劲。在野者要知道天高地厚。改革不是一味地破坏,更重要的是建设!人没有修养是不行的,没有学识更成不了事,我很赞赏。我以为,大军能够这样看问题,很难得。

    2、张纯良实际讲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既要继承,又要创新的问题。这个思路无疑是正确的,关键是方法。

    3、王占阳的幸福主义,亦即市场经济+私有为基础的社会所有制,实际就是鼓吹资本主义。我只能说,王占阳的愿望是好的,开错了药方。因为按照其开的方子去执行,注定是悲惨主义。我对于王占阳的至于政治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上,我跟张老的观点不同。我最近专门从政治体制角度把《马克思全集》翻了80%,我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访谈时概括了马克思的五点主张表示赞许。但是,我要指出的是,政治的基础是经济。王占阳脱离了经济谈政治,好比用半只眼看马列----斜视,结果,把内容也看歪了。王占阳之所以开错了房子,与此有大关系。

    4、李延明的官僚特权阶级和平民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大陆的社会主要矛盾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其提出的在经济方面顺其自然,在政治方面要把宪法上已经规定的民主权利落到实处,也就是把言论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的自由落到实处,把民选国家机关组成人员的规定落到实处,让它们从假话变成真话则是一厢情愿,实践中绝不可能的。

    5、王俊秀提出我们看到到的两条路,民间还是应该走向联合,甭管是左、中、右,坐下来进行联合,我是赞同的。同时需要指出,要实现联合,需要一个共同的纲领,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行的。那么这个纲领究竟是社么呢?这是需要大家集思广益、共同探求的。能否成功地拿出这么一个东西,考验着大家的智慧。

    6、孙惠军提到黄炎培访问延安时和毛泽东有一个对话,谈起历代王朝的兴亡周期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他善意提醒毛泽东如何保持人民政权的稳固性。我们今天来看这个警示是何其深刻,毛泽东当时轻而易举地回答,有了民主和批评、自我批评,就可以避免兴亡周期律,六十多年的经验说明,事情绝非那么简单,实际是讲以民主为目标和具体落实民主的问题,是想和做的问题,也是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正所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和革命的成功。实现民主也是如此。我们之所以没有跳出兴衰周期律,正是因为没有找到实现民主的革命理论的缘故。

    7、刘海波讲了三种可能性。我以为分析得是很中肯的。不惟其如此,还要看到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大军提出的共和和王俊秀提出联合,也就是三种可能性之间存在着交集,而不是互相严格对立。

    8、施晓渝简谈了中国向何处去,首先要结合当今的社会思潮和社会的热点。现有三个热点,一是宏观调控,二是重庆模式,唱红歌,三是乌有之乡起诉茅于轼。二是路径问题,都说到了点子上。只是,由于篇幅所限,说得太简略了。

    9、郑现利提出要消除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对立,知识分子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既要有自己的理想、理念,同时还要有政治实践操作层面的思考,因为政治理念和政治操作层面有很大的区别,这一块大家思考得可能少一些。我讲一个具体的案例:比如知识界对民族主义的看法,拥护自由宪政民主的这一派就打击民族主义,支持当局者很多是利用民族主义,利用民族主义就要证明现当局是代表国家利益的,如果把现当局打掉的话会损害国家利益,造成这样的一种分裂,这个意见很好。

    对于他的仅仅从理念、理想出发是不够的,但又很必要,可不够,我们还需要考虑政治操作层面,对政治进程中各派的利益关系做一种考虑,基于这种考虑对我们的主张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个方面,我也颇为赞赏。关键是办法,亦即需要一个可以为大家所共同遵守的纲领。问题又回到了王俊秀提的那个话题。

    10、曹久强提出关于中国怎么走?从经济上必须走一种民主的公有制加市场经济的道路,在政治上是企业民主加国家民主的道路。目前对马克思有很多误解,马克思不反对自由和民主,马克思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天然的冲突,只是很多人不了解马克思,是一种误解。随着以后中国的发展,这种误解会消失,我是赞同的。但是,对于其对中国形势的估计,我持保留态度。

    11、肖兴华提出要立四部法,我是赞同的。但是,我以为还不够。因为抓纲治国,纲举目张。而治国的纲领有两个,一个是经济所有制正确,或者叫路线、主义正确,另一个是宪政。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错。根本还是在这里。根子出了错误,其余的都白搭。

    12、杨帆开头的发言不好,不礼貌,最后的总结发言富有理性,耐人寻味。我表示赞赏。

 

 

中国右派的问题

钟庆

foolishsmallpig@hotmail.com

 

我觉得, 这个座谈里面, 有句话说得很符合实际, 就是2000多年来, 中国人就只做并只想做一件事, 就是如何骑到别人头上去. 俗话也这么说,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即便是崇尚自由民主宪政的人, 也是一样的想法. 如果这些知识分子真的到自由民主宪政国家生活, 不是靠公费或者捐款, 而是自己打工养活自己, 就会发现, 实际中国才是最自由民主的国家. 在中国, 知识分子什么话都可以说, 什么钱都敢挣, 什么责任也不用担。

巴西印度是民主国家, 按照现在的大多数人对民主的理解. 民主就是选举. 巴西印度人比较认命, 能够君子固穷, 于是大体没有大乱。

中国人则不认命, 即便是追求自由民主宪政这些崇高的理想, 也是想通过它们改变自己世俗的命运. 辛亥革命一声炮响, 给中国带来了自由民主宪政, 但之后就是混战. 因为在中国民主自由就是财产社会地位的再分配. 这些再分配无法坐下来商量, 只能暴力。

最近广东的骚乱, 可能大家还不知道, 日本已经报道了, 数万人暴动, 打砸抢, 四川籍民工反乱, 起因据说是讨薪. 民主了, 这问题如何解决? 讨薪双方都是"", 由哪个""做主? 法治, 谁的法治, 如果靠法治能讨到薪, 会出现这种动荡吗?

中国是人上? 说纳缁? 决定了中国地方是不可能选举, 选举的结果还是豪强当道, 那么底层就只有暴力了。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让子弹飞的历史。

如果80年代初, 读伤痕文学时, 对右派的遭遇还很同情, 现在则一点都没有了。

觉得中国的右派, 不能敢做敢当. 老子就是反共反社会主义了, 被划为右派是老子的光荣, 不需要为老子平反, 不需要为老子讨回公道,等老子民主革命成功了, 再如何如何云云。我想这才是做事的态度。既然想打倒别人, 还向别人诉苦, 想从别人那里要公道, 逻辑上不通。当年共产党流血牺牲了, 那些牺牲的人不会找国民党要赔偿吧, 不会要国民党平反吧。

再说了, 以现在的标准, 57年的右派也没有受什么苦, 无非就是没有做官. 后来都做官了, 甚至像朱容基那样当大官了。做官的结果, 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也是中国右派的问题所在, 一直太顺利了, 薪水拿着, 从来就没有自己养活过自己, 自己的那些主张从来就没有实践过. 牛顿定理是真理, 你拿牛顿定理给我造个房子看看?! 从真理到实践之间有无数过程, 右派都没有经历过, 一旦掌权就只能瞎整了。

 

俞梅荪:各位师友;谢谢看到各位的讨论,我未仔细看,但觉都很有道理!近日,一位参与重庆打黑的律师的一席谈,使我瞠目结舌,把我吓着了。

送上拙作,是为68,反右运动54周年的三篇拙作,供参考,敬请各位师友,尤其是请海波先生指正。

 

陈永苗:

俞梅荪兄的“反右”文章,还有胡耀邦赵紫阳崇拜,还是留着你们《炎黄春秋》那一些人自娱自乐吧。这一些已经和我们无关,和中国无关。我们和你们已经断代。这是我写的《从改革精英到法政系》部分,用来反思改革派背后的权力意志及其对中国的危害。

刘海波:

1957右派令人同情,但不要以个人遭遇看不到毛泽东的成就。目前中国乱象毕现,原因是系列错误的改革政策——货币、土地、国企等,政体改成菲律宾巴西,情况更糟甚至万劫不复。下面这段话我以为是有人编出来故意揶揄中国自由派:他说:“《罗马法》是人类社会最早的完备法典之一,为什么古罗马帝国很早就灭亡了呢?因奴隶制度没有变革所致,即政治体制没有改革。但在《罗马法教材》和包括我在内的授课老师,因这是敏感禁区,都不敢讲此结论。”

真实的革命历史是黑暗的,律师说的我都知道,对我屁用不顶。美国总统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就真的伟光正?看看真实的历史吧。

薄还不错,是因为最近他交出了一份投名状,不依附于美国力量的投名状,这就是唱红。在能维护中国人民利益方面,有了些信用。我不担心他会搞文革。习、刘也有类似的投名状,但比较小。只有他掌控经济政策才让人稍稍放心,入常管政法宣传都毫无意义。至此,也没有什么可多说的,各自立场已经明白。看看陆家嘴金融论坛吧,平民阶层政客又如何,不要让大多数老百姓沉入深渊最重要。

再说一遍,我是英美式的保守党人,不仅不是毛派,连社会民主党都不是。

 

 

 

 

 

 

发件人: "fred chen" <frchen88@yahoo.com>   2011-06-16 08:42:42 +0800 收件:<zdjun@263.net> 抄送: <frchen88@yahoo.com> 标题: Re: 回复:复兴中华文明 跨越西方民主 - 来自陈方仁的邮件 

中国应当走出党派文化

陈方仁

先生:您好!

今天看到您网站的《中国事局座谈会记要〉,感慨万千。哪一天,中国官方能主导这样由各方参加,心平气和地各叙己见的座谈会,中国就会前途无量了!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圣贤、君子,反复强调的集思广益!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兼听并不是要按照所有人的想法去做,而是充分考虑了不同的想法,然后作出选择。就是选择错了,也有供纠正的不同想法和机会。

张纯良老先生的想法与我书稿中所提倡的有很多相似之处,您能否将我的书稿转给他?如果先生有兴趣,我很希望与他交流。

中国的前途不应该照抄西方人的多党竞选。随着新闻媒介越来越大众化,西方人自己也被多党竞选搞得焦头烂额。多党竞选是制度化的窝里斗。我的党让你的党做不成,我的党才能夺回权力。美国、日本、西欧,还有台湾等所谓新兴的民主国家,无一例外。唯一不同的是,美国西欧等老牌国家,窝里斗变得文明一些了,国会大打出手,甚至内战的阶段早就过去了。

党文化本来不是中华民族的东西,党的繁体字是“尚黑”,只有像黑社会那样见不得光明的东西,才需要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过去一个世纪,中华民族有病乱投医,捡回来不少垃圾,这就是最肮脏的垃圾。结了党,才截断了心平气和地听取各方意见的集思广益之路。

结合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现代世界的行之有效的具体错施,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应该逐渐走出党派的黑文化,把全方位的选贤与能与公众监督相结合,中华民族才能创造既民主,又和谐的社会。走出党派,眼下看起来是天方夜谭。但是,仔细想一想,一党与无党,在管理国家上,有多少本质的差别呢?当前中国,党和政府基本上由同样一批人组成。很多人戴着党和政府的两顶帽子。比如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没有党,拿掉总书记这顶帽子,国家主席不还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吗?当然,有一部分人只有党这一顶帽子,这是官员的少数,可以通过多种办法解决。没有党,才能有集思广益,不互相扯皮而高效的政府。

至于民主,什么是民主?人人都觉得很清楚,其实没几个人真正清楚。把民主理解为还权与民,这个提法很模糊,也很危险。国家的权力至少包括两方面:管理权与监督权。还权与民,还什么权与民呢?管理权和监督权?全体人民都去管理,这可能吗?管理国家不容易,所以,管理权还是应该由精英们来行使。应该还给人民的是监督权。人民如何行使监督权?西方人的选举民主,比没有监督强,但是人民以这种方式行使监督权,代价高,成效低。我在我的书稿第七章,详细地讨论了,人民如何以创新的方式行使监督权,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

您主持的座谈会的其他人,我也希望与他们交流,如果方便,也请您把我的书稿转给他们,以便讨论。还有那些学马列的,我希望能有机会与他们心平气和地讨论。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被强制灌输了不少年头的马列,现在也接触了不少别的思想,可以多方面与他们交流。

好,先写这些。谢谢。

 

 

 

 

 

 

发件人: "x8b8x8" <x8b8x8@163.com> 2011-06-14 14:44:1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卢映西投稿 

 

十日谈:坚守常识

江苏南京财经学院教授 卢映西

 

  2011-05-11 又一出小贩与城管之间的悲剧,快要落幕了。两年前,沈阳的小贩夏俊峰和城管发生冲突后杀死两位城管,近日经二审被判死刑。滕彪博士的二审辩护词写得很给力,按某媒体法治频道主编的说法,那是“一口气读完,催人泪下。”这个评价相当中肯。问题是,我们还要“泪下”多少次,才能根治“城管制度之弊”?

  小贩与城管矛盾的症结,说起来简单得出奇,就如某城管所说:“管,小商小贩的饭碗就没有了;不管,我们的饭碗就没有了。”然而在市场经济中讨生活,事涉饭碗就难办。市场经济之善,经主流经济学家大吹大擂,已近乎神话。而市场经济之恶,就在于这种经济制度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合情合理合法地端起饭碗。

  所以,“城管制度之弊”的背后,是“市场经济之恶”。恶根不除,必然弊端丛生,无论再上演多少悲剧,死多少人,都无法使社会进步分毫。明乎此则能拒忽悠。考察一个专家学者是否真懂市场经济,只需看他是否敢正视失业问题。考察一个经济学家是否真有本事,也只要看他是否能提出解决失业问题的有效办法。

 

  2011-05-13:今天又看到一则有意思的史料,是于光远对华国锋的回忆。说的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期,华国锋接替了邓小平的工作,位高权重。这时有一个“小小的造反派头子”居然向华国锋发难,指责他在政治上有问题。按于光远的看法,华国锋对此事完全可以采取藐视态度,不予理睬,或者找一个借口整他一家伙。

  可是,华国锋却很认真地表白自己,为自己辩护。因此于光远觉得他实在太胆小了。时至今日,搜遍全国,像华国锋那样“胆小”的官员确实很难找了,胆大妄为的倒是一抓一大把。小人物如果胆敢对大人物指指点点,要么说了等于白说,这是司空见惯的;要么就会被穿上小鞋甚至更难受的鞋,那也不过是小菜一碟。

  前不久,长沙市火车站出口处,一位摩登女郎在违法停车遭罚单时,竟然一边抢被交警暂扣的证件,一边甩交警耳光,接着还打落交警的头盔和对讲机,并口出狂言:“随便叫个局长就可以收拾你,让你下岗!”啧啧,现如今区区一个局座的官威都可以拿出来吓人啦!这小姐的气焰一点都不输给当年的“造反派”吧?

  这难道是于光远希望看到的“正常”的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吗?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知道,就于老的个人立场而言,他是痛恨封建残余习惯,主张充分发扬民主的。进而言之,今天那些站在同样立场上坚持彻底否定“文革”的人,是否应该开始更深的反思?我们离“文革”更远,理应站得更高、看得更全。

 

  2011-05-17 最近,中国逐渐减持美国国债、增持日本国债。众所周知,美日均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危邦”。两国危情半斤八两,各有千秋。因此,中国外储的这种“多元化”操作,不过是把鸡蛋从一个烂筐分到另一个烂筐,纯属自欺欺人。对中国来说,腐败不可怕,腐败至少说明这社会智慧尚存,只是用错地方。最怕弱智当道。

  现实的吊诡,有时比小说还要离奇。想当年,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必亡,麾下一时信徒云集,红旗一度插遍半个地球。谁知资本主义不但没死,反而锋头更健,一时竟把老马的阵营冲得七零八落,徒众纷纷倒戈易帜。如今资本主义真的要死了,号称最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却忙着给最大和次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输血。

 

  2011-05-19 仲大军先生发微博说“拉登是被压迫、被欺侮国家人民的英雄”,我们“不应失去对拉登的同情”,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今天又见何三畏先生以“中国的体面人物为何宣扬恐怖主义”为题,不点名批评先生对拉登的“颂扬”。真是活见鬼,思维正常的人能从这微博读出“颂扬”来吗?正常人说正常话就不体面?

  先生说的其实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理解的同情”。举例来说,当年杨佳袭警案发生时,就有不少人(包括我)对凶手抱有“理解的同情”,但这一点都不代表我们对这种行为的赞同或“颂扬”,也一点都不减弱我们对死于非命的警官们的同情和尊敬。但是正常的人类思维和人类情感,现在却遭到了不正常的围攻。

  按何三畏先生的说法,任何一个现代人,想到“不择手段的反抗”,都应该和想到“不择手段的镇压”一样不寒而栗。然而美国人以刑讯逼供的手段收集情报,非法攻击别国民宅,击毙手无寸铁的犯罪嫌疑人,几乎每一步都让人想到了“不择手段的镇压”!先生不寒而栗了吗?看到体面人物被洗脑洗成这样,我寒。

 

  2011-05-25 1962年,陕西农村出了个思想家,叫杨伟名,是一位农村基层干部。他写文章反映当时的农村“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提出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单干”。此文被毛泽东批评,结果杨伟名没能熬过“文革”。

  杨伟名的观点可说是后来改革开放的先声。然而改开后的2000年,湖北农村又出了个思想家,叫李昌平,也是一位农村基层干部。他给朱镕基总理写信反映“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就危机感而言,李与杨所见略同。谁知总理认了真,当地官场却炸了营,最后搞得李昌平连那顶比芝麻还轻的官帽也丢了。

  其实毛泽东也是一位来自农村的思想家,他父亲就是靠“单干”发的家,可是农村的现实使毛泽东产生了新思想,因此他不愿沿着现成的发家路走下去,而是要革“单干”的命。至今,我们的农村已经沿着大寨人开辟的新路走了一遍,又在小岗村偷挖的回头路上爽了一把。蓦然回首,“三农”问题依然横亘在田野上。

 

  2011-05-29:台北市一居民为抗议拆迁,故意在自家房顶插上一排五星红旗,痛批“台湾的行政司法为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在服务。”哗,很“文革”的哦!反观大陆,“钉子户”们也常有插五星红旗的,但他们只抗拆迁不抗资本主义。两岸民众眼中五星红旗象征意义的微妙差异,说明我们的红旗虽未落地,也未变色,魂却飞了。

 

  2011-06-01 儿童节还我一双童稚的眼睛,我只用它来东张西望。那边有个貌似很精英的论坛,专家们正围绕“巨额外汇储备的风险与挑战”进行热烈的讨论。国内民生问题成堆,根源不外缺钱;国外放着一座超三万亿美元的“金山”,却让精英们大伤脑筋。如果长大即意味着一本正经地讨论弱智问题,我宁愿永远停在“六一”。

 

  2011-06-04 1925年,中共第一份日报创刊。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1940年,英法军队完成敦刻尔克大撤退。1942年,日军在中途岛海战中惨败。1946年,庇隆当选阿根廷总统。1991年,阿尔巴尼亚政府更迭。这些事都发生在当年的今天,历史也因此变得色彩斑斓。可是,如果历史在每年的今天都开个天窗,该多好?

 

  2011-06-13 《环球时报》发表社评《名人宣扬社会恐怖主义应被禁止》,令人耳目一新。那意思似乎是说,对某些“名人名言”,当局应该从重从快加以禁止,但一般老百姓发了同样的牢骚该如何处置,文章没说,大概是网开一面吧。看上去是开了“刑上大夫,礼下庶人”的新风,实际上却从反面把“人人平等”的旗帜砍倒了。

  该文还说“这跟文明社会的言论自由没有关系,言论自由必须有底线,底线之一就是不能宣扬极端仇恨,不能公开支持任何形式以及任何原因促成的恐怖主义行为。”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但自由的界限(包括所谓底线),应该由法律明文规定,这应该是文明社会中文明人的基本常识。在法外为自由划线,该当何罪?

  在一个蠢人当道的社会,皇帝是不穿衣服的,那丑陋的生殖器如同当今的“社会仇恨”一样,根本毋需“宣扬”,大家也有目共睹。帮闲的弄臣们既没本事替皇帝遮羞,也没本事跟揭露真相者辩论,只会给皇帝献上“封口妙计”。于是所有大人都“打死也不说”,单等哪个不知深浅的小孩发声喊,闹剧才能黯然收场。

 

  2011-06-14:近日京津各发一起极端报复案件,网上议论纷纷,《环球时报》再发社评指出:“当前中国的类似案件,只要攻击对象跟政府沾边,就被一些人戴上‘反抗’的帽子,这样的加害者也因此被这类舆论称为‘英雄’。这种舆论逻辑抓住了不少人对悲剧的同情心,迅速在网上传播,给社会对这类案件的认识制造了混乱。”

  看来还得再次给这类社评的作者普及一点常识:社会对案件的认识从来都是“混乱”的,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也有群众联名为嫌犯求情的。对于司法机关认定的罪行和罪犯,无论表达义愤还是表示同情,都是公民神圣不可侵犯的合法权利。社评作者俨然以“中国主流社会”的代表自居,难道丢掉常识才算是主流?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6-11 12:52:21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到今天的美国国债钟表:人均46178.43美元

 

美国人均国债:46178美元

U.S. NATIONAL DEBT CLOCK

The Outstanding Public Debt as of 11 Jun 2011 at 12:42:36 AM GMT is: $14,351,258,134,014.98美元,14.35万亿美元。

 The estimated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310,730,282so each citizen's share of this debt is $46,178.43.  The National Debt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an average of  $3.95 billion per day since September 28, 2007!

过不下去了!

 

美国政府本财年欠债近万亿美元

广州日报

2011-06-10

 

美国财政部10日公布的报告显示,2011财年的前8个月,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已超过9274亿美元,逼近万亿美元大关,显示美国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愈加严重。 2011财年宣告开始的去年10月初至今年5月底,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总收入为1484万亿美元,而财政总支出高达2412万亿美元。

美财政部称,今年5月份美国的财政收入为1749.11亿美元,财政支出为2325.51亿美元,当月联邦政府赤字超过576亿美元。 经济衰退和多年的赤字财政政策使美国的公共债务总额不断累积;今年516日,美国联邦政府已经达到法定的1429万亿美元债务上限。

尽管美财政部长盖特纳等官员多次敦促国会尽快修改立法,提高债务上限,以免对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但近期民主党与共和党仍在就2012财年的联邦政府预算和提高公共债务上限进行激烈的博弈。多位共和党重量级议员表示,除非同时大幅削减开支,否则不会同意提高美国公共债务上限。

U.S. NATIONAL DEBT CLOCK

The Outstanding Public Debt as of 11 Jun 2011 at 12:42:36 AM GMT is:  The estimated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310,730,282

so each citizen's share of this debt is $46,178.43.  The National Debt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an average of $3.95 billion per day since September 28, 2007!

 

 

 

世界经济的新二次探底

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  谢国忠

2011-6-8

 

今年的二次探底恐慌来得比2010年要早一些。油价高企、美国房地产市场低迷、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日本衰退,再加上新兴经济体由于通胀而采取紧缩政策,上述因素都给全球经济造成了下行压力。经济下滑幅度之大,通胀上升之快,都让人惊诧。股票与大宗商品一类的风险资产今年夏天会受到较大压力。

 

连续泡沫

 

  整整一代决策者都是在一个充斥着各种泡沫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种环境影响了他们对于泡沫与经济的权衡。每当一个泡沫破裂,他们可以通过吹起另一个泡沫来挽救经济,所以他们并不害怕泡沫。因此,尽管在某些地方,低利率正在刺激泡沫生长,他们并不担心。

  一旦一个巨大泡沫破裂,通常会冲走整整一代投机客。下一个泡沫则需要等到对于上次泡沫破裂没有印象的新一代人出现。过去20年之所以不断出现泡沫,是因为决策者不断用低利率去营救投机客。决策者似乎信奉通过增长来摆脱经济问题这一教条。因此,尽管泡沫有可能再次破裂而导致经济下行,制造另外一个泡沫却给他们带来了解决经济问题的希望。另外,政客的任期很短,所以非常愿意采用权宜之计将问题踢给下一任。

  如果我们总能够通过吹起新的泡沫来解决前一个泡沫破裂所带来的后果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天堂了。每个人都会很富有,也不用工作。但这样的世界根本不存在。连续制造泡沫的模式终将结束。通胀就是其墓碑。

  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泡沫也是一种货币现象。尽管我们可以对泡沫的具体成因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如果没有宽松的货币政策,泡沫是不可能产生的。通胀与泡沫彼此之间互相争夺资金。当某些因素使通胀较低的时候,比如过去20年间的外包,超额货币会支撑泡沫发展。当压制通胀的短期手段被用尽以后,泡沫也就难以支撑下去了,因为资金被吸走了。

  这一轮的最大泡沫出现在政府债券领域。政府债券被认为是最安全的资产。因为全球经济仍陷于困境,资金大量流入这一资产类别。这一泡沫从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各地通胀都在上涨。对于债券实际价值下降的恐惧早晚会浮出水面。我认为债券泡沫将会在2012年最后一个季度破裂。

 

  二次探底

 

  全球经济正在再次下降。去年夏天就出现过类似场景。美联储的第二轮量化宽松通过抬高全球股市而扭转了这一下降趋势。但是这种财富效应非常短命,因为油价飙升对消费者造成了很大影响。因此这场顺风终结后,结构性问题再次暴露出来,而此时第二轮量化宽松才刚刚实施不久。

  美国房地产市场再次跳水。约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业主的房产价值为负值。在快速复苏无望的情况下,他们更愿意将房产交给抵押贷款银行,卸下一身的债务。银行收回的房产越来越多,由于害怕银行抛售所持有的房源,房地产市场不断下滑。

  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再次抬头。这一问题从未完全解决。欧盟给希腊和其他成员国的援助仅够它们解决眼前的流动性危机,而不足以提升其偿债能力。惟一的解决办法是让希腊破产。欧盟害怕这会传染给其他国家,正在等待着奇迹出现。所以欧洲债务危机感觉像一场慢性病。目前这次危机爆发并不是最后一次。

  日本正处于严重衰退之中。9.0级大地震摧毁了日本很大一部分产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快速转换的希望很快就会破碎。正是这个希望保持了日元不贬值,但现实是,随着日本为了重建而增加进口,其贸易不平衡将会继续恶化。下半年日元极有可能大幅贬值。

  为了应对危机,新兴经济体正在采取紧缩政策,但通胀似乎没有被驯服。这场抗击通胀的战斗有两个不利因素。其一,美联储推行的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刺激大宗商品通胀。新兴经济体无法有效应对这一情况;其二,新兴经济体利率提升速度缓慢,慢于通胀上升速度。所以,它们的实际利率仍然为负值,从而进一步刺激通胀上涨。需要采用更大力度的紧缩政策才能产生效果,但这让市场担心经济增长会受到影响。

  似乎全球经济正在同时下滑。今年夏天的经济数据极有可能非常差,令人惊诧。恐惧将会占据金融市场。

 

  谁能拯救市场?

 

  一个月以前我曾在这个专栏提到过第三轮量化宽松的可能性。但是反馈并不积极。几乎所有人都告诉我不可能。但是当市场开始下滑以后,他们又有了新的看法。突然第三轮量化宽松变得可能了。我认为油价要再下降25%,第三轮量化宽松才有可能;只有经济数据差到让人们大吃一惊的时候,第三轮量化宽松才有可能。当油价下降幅度足够大时,美联储就可以借机再次推出刺激计划。

  跟其他国家一样,通胀正在蚕食美国收入增长。美联储仍然不愿意相信其政策不论从哪个角度讲都对生产不利。美联储的政策刺激泡沫产生、减缓结构改革并且抑制消费。但是美联储仍不悔改,它对用货币刺激促使经济复苏这一魔法深信不疑。因此,随着美国经济进一步下滑,美联储不可能作壁上观,肯定会有所作为。这次会是一个大规模的第三轮量化宽松,抑或是其他什么政策?很难说。

  如果美联储确实采取行动,那么股市就会上涨,人们的感觉就会好起来。但是这种感觉将是短暂的。美联储的刺激政策将导致油价蹿升,从而抹去股价上涨所带来的所有利益。美联储现在骑虎难下,横竖都是灾难。

  如果欧洲能够决定性地解决其债务危机,其信心将会复苏。希腊将会违约,这一点几乎无庸置疑,拖延下去只会影响金融市场。一旦推出解决方案,明确希腊债券持有人的损失额以及受到影响的欧洲银行的再融资额,金融市场将给这些负面消息定价,然后继续前进。

  金融市场对于中国期望很大,希望中国能够放宽政策。几乎每个月市场都在谈论中国的通胀即将达到顶点、有可能再次放宽政策。虽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一可能性,但是这种机会非常渺茫。中国的通胀目前处于不稳定期。比较起来,统计数字不如人们的所见所感重要。在正常的通胀环境下,人们经常消费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可能会上涨几个百分点。而在今天的中国,产品和服务价格的涨幅通常高达10%30%。这说明通胀问题有多么严重。

  正如两周之前我在这一专栏所指出的,中国经济正在放缓,这是好消息。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地产泡沫。这种增长持续时间越长,最后的调整就越痛苦。

  另外,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也越来越难以克服了。比如,能源短缺今年可能会非常严重。如果中国放弃抑制通胀,再次刺激经济增长,那么能源短缺将有可能成为一场严重危机。美联储或欧洲有可能会再次支持金融市场,但中国不会。如果市场恢复,那也是是暂时的。

  全球经济正朝着另一次危机迈进,这一次的核心是政府债务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大国政府无一进行充分结构调整以解决泡沫及其破裂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主要经济体反而采用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希望能够通过增长解决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危机过后仅仅两年,世界又处于不稳定状态的原因。

  发达国家的本质问题是高额的社会福利成本。除非它们能大幅降低该成本,否则其财政赤字将会继续保持在高位。“二战”之后,发达国家推行福利国家政策以换取社会安宁。随着人口老龄化,这一政策的成本变得无法承受。同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他们也丢掉了原有的竞争优势,所以也无法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问题了。他们的短期解决办法是通过财政赤字维持这个体系运转。其他国家也无法逃脱希腊的命运。美国尤为危险,虽然可以印刷钞票还债,但由此产生的通胀预期总有一天会导致美国国债投资者出逃。由此引发的高额债券收益将迫使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以避免超级通胀。

  资产泡沫让统治阶级变富,让普通工人和企业家一贫如洗,发展中国家应该阻止这种现象。中国、越南等发展中国家有很强的成本竞争力,低工资是他们创富之源。但是它们通过资产泡沫进行财富再分配,工人和企业家的价值被低估了,结果导致企业与工人都热衷于投机。随着越来越少的企业与工人愿意从事生产,通胀愈加猖獗。除非基本的治理理念发生改变,新兴经济体的通胀危机将愈发严重。

  世界是不稳定的,因为决策者不愿处理结构性问题。权宜之计只能获得暂时的信心。当权宜之计用完,世界将面临另一场巨大的危机。

  

 

 

 

发件人: n"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6-14 15:02:48 +0800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标题: 甘阳在人民日报:大学应摆脱留学依赖 

 

大学应摆脱留学依赖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 教授 甘阳

2011-06-14

 

[提要]  建设一流大学,首先得树立这样的自信:让那些留学回来的人才,在本土培养出和自己一样好甚至超过自己的学生,从而逐步形成自己的师生传承和学术传统。摆脱对留学的过度依赖,这才是建设一流大学的根本目标。

  摆脱对留学的过度依赖,这才是建设一流大学的根本目标。否则长此以往,中国大学永远无法摆脱靠别人为自己培养人才的状况,只能沦为西方大学的附庸藩属,无论学术成果有多高,国际排名有多靠前,也只能是二流、三流大学

  100年前,老一辈的教育家就强调过,我国大学不可过分依赖欧美为我们培养人才;100年后谈建设“一流大学”,仍要重申这一观点,那就是逐步摆脱留学归国人才依赖,树立中国大学的文明自信,独立自主地培养人才。因为这乃是建设一流大学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

  这一点,老一辈教育家早有论述。胡适曾讲过,“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使后来学子可不必留学,而可收留学之效”。在那样内忧外患的时期,他们的文明自信从来没有丧失过。美国在19世纪整个100年,也派了大量留学生赴德。但从20世纪初开始,美国绝大多数的大学人才都是自己培养的。

  因此,建设一流大学,首先得树立这样的自信:让那些留学回来的人才,在本土培养出和自己一样好甚至超过自己的学生,从而逐步形成自己的师生传承和学术传统。

  反观现在,尽管我们的国力和环境远远优于过去,但这个终极目标,似乎已被人遗忘了。大学主政者过分强调从国外引进现成的人才,而忽视了本土人才的培养;名牌大学更是“非海归博士不招”,花费大量金钱的同时,还压抑了本博士成长的空间。

  摆脱对留学的过度依赖,这才是建设一流大学的根本目标。否则长此以往,中国大学永远无法摆脱靠别人为自己培养人才的状况,只能沦为西方大学的附庸藩属,无论学术成果有多高,国际排名有多靠前,也只能是二流、三流大学。

  举例来说,如果有朝一日,北大、清华培养出来的博士生越来越吃香,受到哈佛、牛津等的竞相聘请,我们大概可以说,北大、清华进入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反之,如果北大、清博士不但得不到世界一流大学的青睐,甚至也得不到国内一流大学的聘请,而只有资格在中国的二、三流大学任教,那么意味着,北大、清华本身已下滑成了二流、三流大学。

  当然,树立自信,不是空喊口号,要一步步脚踏实地做出来。具体来说,当前应该着重的,不是花高价直接从海外引进博士,而是主要面向国内博士招聘,同时制度化地为他们提供出国研究的机会,并施以严格的学术管理。我相信,长期坚持下去,就有可能在二三十年后,初步形成我国大学的内在凝聚力和学术传统,摆脱对留学归国人才的过度依赖。

  在此过程中,还要防止两个误区。第一,我并不是说,现在马上结束留学状态。不得不承认,我国大学与欧美大学尚有较大差距,短期之内,海外引才仍是非常重要的,但引才的目标要明确:让海归人才实实在在地服务于中国大学,逐步形成培养与自己相当人才的能力,有计划、有目的地缩短与西方大学的差距。这个目标要是连想都不敢想,建设一流大学就永远是空谈。

第二,摆脱对海外人才的依赖,并非意味着闭关自守,正相反,意味着更加开放的交流和更加广泛的合作。只不过这种交流合作是建立在文明自信心态上的,而非文明自卑心态上的崇洋媚外。

 

 

 

 

 

 

 

发件人:"Zeng Biao" <zengbiao@ylzx.co.uk> 2011-06-16 07:03:13 +0800 收件人:  <secretariat@chahar.org>, <yls.yanls@gmail.com>, <yanjian628@yahoo.com.cn>, <yanxt@mail.tsinghua.edu.cn>, <ilngan@hanghuo.com>, <yan8866@pku.edu.cn>, <dongpingy1111@263.net>, <yguangbin@sina.com>, <haikuny@yahoo.com.cn>, <henry_yang1965@hotmail.com>, <Y13651018000@yahoo.com.cn>, <yjyxust@163.com>, <yangjy@xust.edu.cn>, <eaiym@nus.edu.sg>, <Yangpeng99999@vip.sina.com>, <yyao@ccer.pku.edu.cn>, <yaoyg1966@163.com>, <yechuhua@vip.qq.com>, <yedc@ccps.gov.cn>, <yeduchu@ccps.gov.cn>, <yehl@cass.org.cn>, <yetan1215@163.com>, <yixrong@vip.sina.com>, <yi-zhongtian@163.com>, <keyinbin@yahoo.com.cn>, <yutake2007@gmail.com>, <yujianrong@126.com>, <yuhui02003@gmail.com>, <ptolomy@gmail.com>, <ykp@vip.sina.com>, <yuchongsheng101@163.com>, <yugm@public.bta.net.cn>, <yygg921@126.com>, <yuannansheng@yahoo.com.cn>, <yuanweishi@vip.sina.com>, <yuanxi@vip.sohu.com>, <dny6364@yahoo.com.cn>, <yuanxuch@163.com>, <jallen86yas@163.com>, <dpzeng@gmail.com>, <zhaikun@yahoo.com>, <zxh56@263.net>, <zhanjiang@vip.sohu.com>, <jinzhangcaijing@gmail.com>, <naili@sdu.edu.cn>, <qfz@pku.edu.cn>, <sengen@netease.com>, <zwenmu@sina.com>, <S895307@yahoo.gom.tw>, <zxs@public.bta.net.cn>, <Atzxy2000@163.com>, <yachung@ntu.edu.tw>, <wfsh9411@yahoo.com.cn>, <13683078147@163.com>, <ylzhang@cass.org.cn>, <zzw0533@hotmail.com>, <Plato2nd@hotmail.com>, <zzyd1964@sina.com>, <zhao_renwei@163.com>, <zhaoxiao@vip.sohu.net>, <yanina.zhao@gmail.com>, <zzybox@163.com>, <zhengruolin@hotmail.com>, <yefuz1404@sina.com>, <yongnian.zheng@nottingham.ac.uk>, <youping@ms15.hinet.net>, <yangmin@chinanews.com.cn>, <chinaelections@163.com>, <zdjun@263.net>, <zhouruijin2005@163.com>, <uty2005@sina.com>, <zhouwm@ccps.gov.cn>, <showing0808@hotmail.com>, <zhouxiaozheng@sohu.com>, <zzexiong@gmail.com>, <Zrzhou2000@pku.edu.cn>, <dakezhu@hotmail.com>, <jr-zhu@yacht.ocn.ne.jp>, <zhujianjs@yahoo.com.cn>, <zhuxiqun@hotmail.com>, <Zhuxueqin55@yahoo.com.cn>, <zhu@kunlunlaw.com>, <zhulijia770@sohu.com>, <354@163.net>, <chinasion@sohu.com>, <zhuangjp@scut.edu.cn> 抄送: <keyinbin@yahoo.com.cn> 标题: RE: 

 

 [导言]  中国大陆媒体走出去战略,对海外中文媒体四小龙构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格局。

 

海外中文媒体四小龙

曾彪

 

63下午,英国国际广播公司,简称BBC,下面的中文部与英国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Chatham House)举办了一场“中国媒体自由与国际广播的未来”研讨会。主办方曾经担心日子选的不好,不过笔者应邀到场,迟到十分钟,现场已经坐满。

 

中文说中国问题

 

本次研讨会有个特殊地方,工作语言为中文。顿时间在英甚至在欧华人,群贤毕至。没有了语言的压力,在中文语境讨论自己的问题,碰撞出相当激烈的火花。比如,现场提到“五毛”一词,如果是英文,第一,难以直诂达意,第二,英文翻译带不出这个词背后的媒体意味。

到场的三位外籍专家,也是全场用中文发表演讲和回答问题。在英国多年,能够用汉语谈中国问题,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也许是说中文关系,每一个发言人的观点中,你都会找到一丝“亲中”色彩。

国际记者保护委员会艾德琳女士(Madeline Earp)认为,中国十年来占据全球监禁新闻工作者最多国家榜首,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杀害记者情况。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项目主管布朗博士(Kerry Brown)认为,互联网带来的不稳定,不仅仅是中国问题,也是西方国家担心的问题(我理解前者是维稳,后者是恐怖袭击)。戴雨果教授(Huge de Burgh)认为,对抗不是中国媒体传统,英国最好“只报道,不参与”。

英国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近年来非常活跃,2010年被《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评为全球“最佳非美国智库”。笔者曾与国内媒体前辈聊天,他说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目前定位,大概正部级,中国政界人物来英,只要是这个级别,都会考虑再次发表演讲。这是中国官本位眼光看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地位,不一定错。

 

四小龙的浅滩

 

国际广播,在技术上采用短波,而不是调频,其发生于政治宣传密不可分。在海外中文国际广播中,美国之音、BBC中文部、德国之声和法广,堪称“四小龙”。而当天的气氛,按照法广主编陈彦先生的用词,对中文国际广播现状“感到悲凉”,因为国际广播被所在国政府在财政上大砍预算和裁员。

美国之音中文执行主编张晶分析中国舆论市场变化相当复杂,不能够使用“集权模式”来描述。他引用一位资深媒体人钱钢四句话,“中国媒体是变化的,中国的媒体是受控制的,中国媒体变化是被控制的,中国媒体的控制在变化。”

BBC中文部总监李文先生,以BBC中文部为例,提出走“国际化媒体”路子,而并非是BBC下的一个非英语节目。这个愿景,与中国媒体近年来“走出去”的气魄有一拼。但是在实施细节上,首先能否为BBC目前体制架构所认同,在短短地十来分钟演讲中没有展开。

德国之声编辑远道而来,没有发表演讲。但是在针对资深媒体人俞力工教授对“张丹红事件”的评论,做了反驳。2008年,德国之声“张丹红事件”,可谓是海外中文媒体中一起“政治风波”,围绕着媒体人的专业素养、个人立场和对待中国态度上,引发了海外类似服务于BBC、美国之音这样“反华喉舌”媒体中人的思考。

如同现场一位BBC中文部的记者所提到,BBC有两个价值观,一个是英国的国家利益,一个是公正客观的立场,这两个价值观在中文报道中如何平衡?

笔者的理解,这个问题相当纠结,可以被称作一个是否存在“非人民币的海外中文的中国视角”。

 

大陆崛起,谁做东?

 

这个视角在困扰着中国的“媒体自由”。来自诺丁汉大学张晓玲副教授提出了一个大陆媒体报道“敏感期”概念。笔者理解,这是一种社会生理周期,指出在大陆媒体报道的一年周期内,总有那么几段时间,不管是报道的,还是被报道的,彼此感到不舒服的时候。

上述四小龙所提的问题,基本上涵盖了大陆崛起,海外中文广播面临的挑战:财政、新闻资源、价值观和商业模式。笔者用“敏感期”向BBC中文、法广和德国之声提问,问其是否在海外工作中,碰到过敏感期。统一回答是没有。

我第二个问题没有问:如果要进入中国,你们能否接受这个敏感期?假如他们不愿意接受,也就意味着进入大陆市场会面临极大限制。

中国大陆崛起,向外输出软实力,已经是不争事实。着眼海外华人受众,大陆官媒是“西游记”,与海外四小龙、海外华文媒体三上演一部“三国演义”,四小龙可能暂时领先;如果海外四小龙,要进入大陆市场,应对不了“敏感期”,又要面对大陆官媒、商媒的挑战,要么“水浒传”,要么“红楼梦”。

在这场竞争中,大陆已经领先了一步。以大陆官方支持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为例,已经举办了5届,今年是在红歌嘹亮的重庆。虽然目前与会主体,基本上是发源于唐人街的华文报纸居多,但是“农村包围城市”的群狼战术,也可以制造出一个海外华文媒体的声音。这声音对高高在上的“四小龙”是挑战。

http://talktone.co.uk/?q=node/178

Dr. Zeng B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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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 "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6-03 15:57:46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析贺卫方的公开信

 

析贺卫方的公开信

——兼论法治的两极困境

韩德强

201163

 

2011416,贺卫方先生站出来公开质疑重庆的“唱红打黑”,认为重庆的“打黑”违背了司法的程序正义原则。程序正义才有司法正义,有司法正义才有法治国家。因此,重庆打黑是“以黑打黑”,属“强权即公理”,破坏了三十多年法治建设的进程,令其产生“文革重演,时光倒流”之感。

看来,贺卫方此信在重庆司法界激起了巨大反响。此后,李庄漏罪案悄然撤诉,全国律师界和法学界似乎一片欢呼,甚至有人声称重庆的天“终于又青了”。但是,在重庆街头巷尾,听到的声音却正好与律师界、法学界相反。“唱红打黑”以前,重庆司法界也许有程序正义,但是,黑恶势力猖獗,1000多个凶杀案破不了,普通重庆人的日常生活提心吊胆,遇到车匪路霸不敢声张,遇上偷盗打劫只好“破财免灾”。“唱红打黑”以后,重庆人“重庆”了!他们觉得重庆的天重新成了“晴朗的天”,他们赞颂薄熙来、王立军是重庆的“青天”。

怎么回事呢?法津人的“天晴”时,普通重庆人却“夜深沉”。普通重庆人“天晴了”,法律人却感到“夜色无边”。

原来,法律人所要求的是“程序正义”,而普通人所要求的是“实质正义”。在法律人看来,只有“程序正义”才是正义。违背“程序正义”,即使在实质上抓住了真正的罪犯,也是不正义的。在普通人看来,实质正义才是真正义,程序是否“正义”是第二位的。

 

程序正义,罪犯遍地

 

发生在美国的辛普森杀人案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例子。美国黑人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了他的前妻和前妻的新男友,刀法凌厉,手段残忍。而且,辛普森或许是“激情杀人”,不是蓄谋已久,也只粗粗地销赃灭迹,留下了大量证据。当警察要逮捕辛普森时,辛普森又驾车逃跑,抗拒执法。就这么一个作案动机强烈,情节恶劣,证据充分,且疑犯拒捕的杀人案件,放在任何一个没有学过法律但具备起码正义感和推理能力的人来看,都是铁证如山,死罪难逃。但是,辛普森聘请了一个强大的律师团,该律师团充分运用程序正义原则,巧妙地质疑每一个重要证据和判断,最后,对辛普森的刑事诉讼失败,辛普森被无罪释放。可笑的是,在同一事件的民事诉讼中,辛普森败诉,被判3300万美元的民事赔偿。

本来,这桩所谓“世纪审判”应该引发对程序正义原则的根本质疑。但是,在中国司法界和舆论界,全部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所谓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上去了。因为中国的司法界和舆论界都将美国的司法制度视为榜样,将程序正义原则视为至宝。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法学界无视该原则的内在缺陷,无视司法实践的复杂性,甚至无视像重庆“唱红打黑”的正当性,以程序正义裁判一切司法行为的正当性,表现得非常偏执,称得上“程序迷信”。贺卫方先生的公开信和随后中国法律界某些人的欢呼,就充分地表达了这种“迷信”。

       在百度搜索:“辛普森案”是怎么回事?最佳答案中有一段有趣的旧闻:在2006320召开的“中美刑事审判实务高级研讨会”上,曾担任辛普森案辩护律师的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知名教授艾伦?德肖微茨先生的许多观点体现了对程序正义、无罪推定原则的反思。例如,艾伦认为,按无罪推定原则赋予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是“一项糟糕的制度”。艾伦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刑法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中国如此,美国也是如此。”

显然,这是来自美国司法实践者和思考者的真正的声音。即使辛普森无罪释放,艾伦也无法从内心确认辛普森不是罪犯。每当被问及“辛普森是否犯罪时”,艾伦总是避而不答。作为一个律师,他是成功的。他成功地将一个罪犯辩护成无罪,因此而成为优秀律师。但是,艾伦内心是否真的能够安宁?律师的责任就是将罪犯辩护成无罪,重罪辩护成轻罪?就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践踏正义?按照程序正义原则,律师的角色似乎注定了只能如此。但是,这样的正义是公众需要的正义吗?

我知道,在崇尚程序正义的人看来,我这种说法本身就是问题。凭什么先入为主地说辛普森是杀人犯?既然通过美国司法界长达九个月时间的辩论、举证、审理,最后将辛普森无罪释放,那就说明辛普森无罪。严格按照程序正义的逻辑,辛普森是否杀人这个事实本身并不重要。因为,依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事实属于真相,真相属于彼岸世界,属于神。人间没有真相,只有证据。证据如何收集、如何采信,如何分辨轻重真伪,只能依靠程序。最后的结果是由这套程序说了算。即使辛普森真的没有杀人,另有凶手,但这套程序认为辛普森是杀人犯,辛普森就是杀人犯。

但是,在普通美国人看来,这样的程序正义无疑于保护罪犯。从逻辑上说,程序正义固然可以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警察或法庭侵犯,但是,却可能会放过每一个罪犯。在程序正义的游戏规则下,公民不再需要害怕政府,害怕司法机构,但需要害怕身边的每一个人。这是正义吗?美国经典电视剧《黑暗的正义》的主角,法官尼克,道出了人们的心声:“作为警察,我无法阻止我的猎物钻法律的漏洞,可我相信法律制度;作为检察官,我的案子经常被无孔不入的律师推翻,可我相信法律制度;作为法官,我的手脚被法律条文所束缚,可我还相信法律制度;直到我的妻子和女儿被害,从此我不再相信这个制度,我开始相信-----正义!”

贺卫方们总是说,政府滥用权力比犯罪分子钻程序正义的空子带来的危险大得多。因此,宁可用“米兰达警告”约束政府,也不能让政府以减少犯罪之名滥用权力。但是,作为被害人及其家属,眼睁睁地看着罪犯逍遥法外,是难以释怀的。如果有一天贺卫方的妻子被杀,但罪犯因享受程序正义原则的保护而难以认定,贺卫方还会相信这个程序“正义”吗?贺也许能有这份觉悟,因为他总把各种各样的政府滥权记在心上,念兹在兹,因而接受周围人对他的犯罪。但是,要求所有人都有这份觉悟,那岂不相当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吗?贺卫方要求重庆人民稍安勿躁,遵守程序正义的游戏规则,“宁可放过一千,绝不错杀一个”,在重庆人民听来,这不是放纵黑恶势力横行吗?在重庆的许多受害者以及家属听来,这样的人难道不是黑恶势力的帮凶吗?在复仇的欲火烧得正旺的人听来,贺卫方不是在要求“存贺卫方们的天理,灭复仇者的人欲”吗?须知,受害人的复仇欲望正是实现司法正义的动力啊。

作为美国的纳税人和诉讼当事人,一方面感到实质正义得不到伸张,另一方面却还得为这套程序正义的司法制度支付高昂的税收和高昂的诉讼费用。有统计资料说,美国的警察系统、检察系统、法院系统和狱政系统以及律师系统的总费用约占GDP14%左右,接近美国国防经费的三倍。果真如此,这就意味着,美国用于社会内战的费用远高于外战,而每一场社会内战又常常是以犯罪分子重罪轻判、有罪不判告终的。美国监狱人口约为全部人口的1%,远高于欧洲各国和日本,也远高于中国。程序正义,犯罪遍地。两者的联系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有罪推定,后门请进

 

每一个国家的司法体制都庄严地承诺公平、正义,每一所法律院校都以公平、正义相标榜。如果某个司法体制公开承诺程序正义、否认实质正义时,这个司法体制就已经丧失了自身的合法性。今日中国倡导程序正义的人,无不争先恐后地说,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质正义。

但是,同样是这些人,却在书本上、课堂上和司法实践上承认,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不相关。程序正义了,实质可能不正义,如辛普森案;实质正义了,程序可能不正义,如重庆“打黑”案。如果贺卫方诚实,他就会说,程序正义是人间唯一可能的正义,实质正义只存在于天堂。追求实质正义,可能会落入人间地狱。

作为法学家,这样说会显得专业。但是,如果公众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一定会拒绝支付这套程序的费用。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顶着头上庄严的公正承诺,还是希望能为社会带来某种程序的实质正义。其实,实质公平和实质正义也部分地存在于人间。哪里存在有良心的法官和律师,哪里存在有耻辱感的小偷和强奸犯,哪里就存在实质正义。在“米兰达诉亚里桑那州”案中,23岁的无业青年米兰达因涉嫌强奸和绑架妇女被捕。这位青年不懂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公民有权不自证其罪,有权在审讯面前保持沉默,警方也没有告诉他拥有“沉默权”,结果,2小时的审讯就招供了自己的全部罪行,并签字画押。这说明,这个青年是有良心的罪犯,而警察也是循循善诱。双方的良心起作用,案子就破了,实质正义就出现了。这本是低成本、高效率、实质正义的典范之作,也是古今中外各种类型的司法系统大体上能被民众接受的原因所在。至今,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一些德高望重的人担任着民事案件的调解工作,公正廉洁,分文不取,也是这个实质正义的机制。

但是,按照贺卫方一类的头脑,良心不可靠。诱导米兰达自证其罪,不但侵犯了米兰达的人权,而且有可能在循循善诱中利用米兰达的不清醒,夸大了罪行。因此,这个审讯过程不符合程序正义,属于口供主义,其结果不能接受。

那位美国的贺卫方叫阿尔文?莫尔,他为米兰达辩护,把官司打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恰好美国最高法院有一位大法官,欧尔?沃伦,驳回了地方法院的有罪判决,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米兰达警告:“你有权保持沉默;你的供词将被用来起诉和审判你;你有权请一位律师;如果雇不起律师,法院将免费为你指派一位律师。”

从此,犯罪嫌疑人身上存在或残存的诚实、良知和耻辱感被放逐了。犯罪嫌疑人一经逮捕,立刻一言不发。通向犯罪真相的一扇活动门被关闭了。警察、检察院、法院和律师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动用一切现代化的手段,调动数以百计的证人,来想办法搞清真相。但是,无数证据都只是在真相的外围,都只能去“猜真相”。证据来源众多,有真有假,相互矛盾。从康德哲学来说,从证据无法通向真相。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律师有一千个证据的理解法。只要犯罪者善于隐匿证据,只要辩护律师善于将证据的指向漫无边际化,善于将证据与真相之间的联系或然化,逻辑上就可以进行任意犯罪,而不会被认定是罪犯。完全可以想象出一种极端情形:犯罪者杀了人,刀捅进去的时候没有人看见。他正在拔刀时,警察闯了进去,指控他犯罪。杀人者完全可以不慌不忙地反驳:我是将刀拔出来的那个人。谁捅进去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不保护现场?因为救人要紧。

勉强希望从证据中得到“近似的真相”,怎么办?就要靠法官的自由心证,以及基于自由心证基础上的自由裁量权。自由心证?听上去怎么有点像有罪推定?法官倾向于认为嫌疑人是罪犯,则重视某些证据,忽视某些证据,这不是有罪推定吗?当然,也可能是无罪推定。当法官倾向于认为此嫌疑人不是罪犯,则并列重视每一个证据,只要有两个证据相互矛盾,或有一个证据不可靠,便不能断定罪行。辛普森案就是这样被断定无罪的。当美国的法官还能够判断某些嫌疑犯是罪犯时,一定是在运用自由心证和自由裁量权时,遵循了有罪推定原则。

问题出来了:严格的无罪推定必将放过任何一个罪犯。如果说美国司法低效但还有效,那有效的部分是靠了自由心证和自由裁量权,靠了有罪推定原则,靠了好法官。这就意味着,被自由主义法理所放逐的“良心”再一次出现在司法现场,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说,美国的司法体制从前门驱逐了“有罪推定”原则,又换了个“自由心证、自由裁量权”的马甲,从后门将“有罪推定”原则悄悄地请回来了。

“良心”也确实“贱”。自由主义的法理一再糟蹋“良心”,一再贬低“良心”:“良心”不可靠,“好心会办坏事”,“恶是推进历史进步的动力”,靠法官的良心就是“人治”,不是“法治”。但是,真正在为自由主义的司法实践注入可信性、可行性的,却还是“良心”。那些凭良心和经验办事的法官,为社会提供着高效、公正、低成本的司法服务,在各自的社区拥有良好的声望。

但是,在贺卫方们的眼里,这样的法官既可能违背程序正义,还不可靠,不足以为法。那么,什么是可靠的呢?只有越来越复杂的程序和证据才是可靠的。然而,法治日盛,道德日衰。道德日衰,程序只好日盛。当法治还想借助道德来完成什么“自由心证”,实施“自由裁量权”时,道德越来越承担不起这项重任。于是,只好进一步限制“自由心证”,不相信“自由裁量权”,直到“可靠地”无法判定任何犯罪事实。判定不了罪犯,自然不会冤枉好人,但是会放过坏人。

在中国,如果严格遵循程序正义原则,则所谓的“双规”就属于违法。“双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待问题。被“双规”的官员完全可以振振有词地说,凭什么“双规”?有证据证明我犯有贪污、受贿罪,就拿出证据来。没有证据不要血口喷人。“双规”,这是让我自证其罪,这是有罪推定,这是口供主义,这侵犯了我的人权,违反了程序正义的法治原则。这样,所有的贪官污吏都可以高枕无忧、弹冠相庆了。幸亏中纪委不吃这一套,靠“双规”带来的“马桶效应”,还是抓了一些贪官污吏。什么是“马桶效应”?一旦某官员被“双规”,他就被暂停行使职权。周围所有的人都明白,“黄四郎”倒了,可以检举揭发了。于是,证据雪片般飞来。这就像一个人坐在马桶上,只要不离开马桶,臭气散发不出来。一离开马桶,自然臭气熏天。

我看,还是承认中国的古训为好。“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治之原也。”有良心的法官可能会错判,没有良心的法官永远会错判。极而言之,以实质正义为核心的德治可能会错判,以程序正义为核心的法治永远会错判。这是法治的两极困境。

为李庄辩护,殃及程序正义

       无论如何,程序正义还是一面旗帜。我承认,至少,程序正义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

       但是,贺卫方用程序正义的旗帜为李庄辩护,恰恰有可能会使“程序正义”失去原初正义。

李庄是什么人?以程序正义的语言讲,李庄是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专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公民、涉案当事人辩护,按照程序正义原则维护司法公正,按市场价收取律师费。一分钱,一分货。按减刑或免刑的程度和难度收费,市场定位为高端。以实质正义的语言讲,李庄是京城专业打捞队队员,倚仗司法界内外的强大后台,以程序正义为掩护,专业打捞落水被捕的贪官污吏和大款大亨,当然也包括黑社会老大、老二等。只要付得起数以百万计的律师费,都是李庄的辩护打捞对象。专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践踏实质正义,是现代诉棍。收人钱财,替人消灾。

使“死刑减缓,重罪轻判,轻罪不判”,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一句话,能捞人,这才对得起当事人的委托。在这个意义上,李庄还真是个“好律师”。但是,这样的“好律师”越多,律师的良心就越黑,实质正义就越荡然无存。古代社会有罪推定,固然“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现代社会无罪推定,更胜一筹,犯罪者知法犯法、销赃灭迹,“好律师”细究证据、混淆是非,无权无势又无钱者一头雾水、人财两空。

贺卫方知不知道这样一个基本社会事实?如果他不知道,那么他生活在书本里、真空里,脱离社会、脱离群众。如果他知道,但还仍然为李庄这样一个捞人高手辩护,那么我就怀疑贺卫方是不是真的想推进程序正义。如果推进程序正义必须以践踏老百姓心中的实质正义为代价,那样的程序正义一定会被“妖魔化”。

我宁愿相信贺卫方生活在真空里。因为他说:“黑社会在重庆能够发展到你们喜欢声称的那种可怕程度,那一定是我们的‘白社会’出了严重问题。例如司法不彰,企业界只好依赖法外手段保证交易安全。打黑固然必要,但治本之策却是健全政府依法行政和司法正义的相关制度。”我们的“白社会”的确出了严重问题。但是问题的核心在哪里?当贺卫方以法学家的身份认为是法制不健全,程序正义没有得到遵守时,大多数人的感受可能恰恰相反。现在法律多如牛毛,程序正义也在日益推进,但黑恶势力却越来越严重。我们今日的主要问题是信仰缺失,道德沦丧。想靠更健全的法制来解决?无疑于缘木求鱼。在这个意义上,贺卫方实在应该认真向你的同行王立军学习。王立军有步骤、有策略、稳、准、狠地打击重庆的黑恶势力,被重庆市人大代表全票推举,当选重庆市副市长,大长了“白社会”志气,大灭了“黑社会”的威风,使人民群众看到道德的力量,也看到法律的尊严。

记得八年以前,沈阳黑社会头子刘涌被判死刑,也是一群著名法学家如陈光中、陈兴良等人出来,打着程序正义的旗帜,为刘涌辩护。八年以后,又是江平、张思之、贺卫方等著名法学家出来,打着程序正义的旗帜,为李庄辩护,为重庆的黑社会辩护。法学界如此傍大款、傍大佬,唯一可能的结果只能是,这些迷信程序正义的法学家,连同程序正义原则本身,将被日益强大的民意扫进历史垃圾堆。

 

尊重司法程序,追求实质正义

 

       即使主张德治、依靠法官和罪犯良心、遵循有罪推定原则的中国古代,实际上也是有程序,讲证据的。秦桧对岳飞的指控以“莫须有”三字,留下了千古骂名。中华法系源远流长,法律细致详备,也讲究人证、物证俱全,也反对屈打成招。但是,中华法系是务实的,不认为在证据与事实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正如中国哲学不认为有一个独一至尊的神,神与人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中国文化相信,公生明、廉生威。只要法官是公正、廉洁的,则当事人和证人的眼神、语气,都可能成为推理过程的证据。不存在破不了的案,不存在认识不了的真相。

这个传统至今深深影响着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国的司法推理规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就是尊重程序和规则,但不迷信程序和规则,追求实质公正。但是,在贺卫方一类西方司法理论的迷信者来说,“事实”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证据”。以“事实”为依据,就可能忽视证据与事实间的距离,给法官以“有罪推定”的巨大权力,草率断案,制造冤假错案。

中华法系传统也明白这里的问题,但解决出路不是更严格的证据、更严密的程序和更严谨的推理过程。因为这只能导致司法成本日益高昂,而司法公正和效率日益下降。出路在于培养出大批“公生明、廉生威”的好法官,扩大法官自由心证、推理的空间,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程序,不唯程序,甚至还要尽可能简化程序(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以及城市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案),靠法官的良心、社会的舆论来追求实质公正,这是中华法系的传统。这个传统最深沉的信念是“性善论”,即使罪犯,也不是天生性恶,而是受环境影响。即使罪犯,也总有一些诚实可取之处,也只是在犯罪的一念之差时是罪犯。会不会因此产生一些冤假错案?有可能。但只要冤假错案的比例较低,程度较轻,就是一个良好的司法体系。

要绝对没有冤假错案?那只能放过任何罪犯。贺卫方在公开信中警告王立军:“指导思想上如果存有净化社会的观念,结果可能是危险的。”但是,贺卫方在指导思想上是不是存在“净化司法”的观念呢?要求严格的程序正义,确实可以没有在押犯的冤假错案。但因为放过了所有罪犯,对于被害人来说,岂不是每一桩案件都是冤假错案?

西南政法大学力挺“唱红打黑”,被贺卫方一顿奚落,有点抬不起头。但是,正是贺卫方一类的程序正义理念,使得各大政法院校只重视法理、法条和程序,学生的道德、良心和正义感严重缺失。这样的学生适合做颠倒黑白的律师,适合做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法官。当这样的学生充斥法律界时,法律界的形象能不败坏吗?程序正义的形象能不败坏吗?

相反,当西南政法大学支持薄熙来“唱红打黑”后,相当一部分学生感受到了做一个正直法官或律师的社会价值,感受到了人民群众对实质正义的渴望,他们的心中重新激起了正义和良心。这些学生当然会尊重程序,但同时又有良心和正义感。只有这样的学生毕业后活跃于司法界,才能为程序正义挽回一点名声。

 

反思文革,反思普世价值

 

贺卫方很会煽情:“我们憧憬着祖国法治建设的前景,盼望着能够早日投身到这桩伟大的事业中,为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作出贡献,并下定决心,绝不让文革悲剧在这片土地上重演。”

我不怀疑他当初的善良动机。但是,贺卫方一定熟知,善良的动机不一定导致良善的结果。如果思维方式错误,那么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靠什么来保障?靠无政府、小政府或反政府?当政府的权力被程序正义死死捆住时,富公民就可以任意剥削穷公民,强公民就可以任意欺压弱公民,拳头硬的公民就可以打拳头软的公民,老谋深算的公民就可以欺诈天真轻信的公民,律师则可以吃了原告吃被告,大发利市。贺卫方将罪恶都归结到政府权力,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这就是思维方式上的走极端。

深入追究下去,贺卫方的思维恰恰是文革思维的变形。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发动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自下而上地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直指各级党政负责人。这不是怀疑政府权力吗?这不是要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吗?1966年,中国倡导造反有理;同一年,美国的沃伦法官裁定公民的沉默权。两者遥相呼应。当犯罪者可以用沉默权保护自己免受法律制裁时,这不是破坏社会秩序有理吗?这不也是另一种造反有理吗?

文革思维其实是法国大革命以后西方世界的主流思维。相信群众,相信人民,主权在民,人民是不会犯错误的。这是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的深层信念,是法国大革命的革命思维,是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的核心信念所在。这也是贺卫方等人所认定的普世价值。

问题在于,人民群众真的天然正确吗?群众是由个体形成的,个体间有着许多差异。虽然从潜力上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在私有制条件下,还是争权夺利、自私自利者多。这就是英国政治思想家霍布斯所谓的“人对人是狼”,或者贺卫方也可能愿意承认的“生存竞争,弱肉强食”。因此,文革期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造反派或保守派的群众组织,他们无论反对谁或拥护谁,并不都是准确的。他们内部也常常意见分歧,难以调和。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人民主权的认真演习,但演习的结果正如霍布斯所担心的那样,出现种种无政府主义的情形,最后,大多数群众拥护恢复秩序,那怕这种秩序有剥削压迫之嫌。

因此,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恰恰是应该反思启蒙运动以来的主流信念,反思普世价值,连带着反思程序正义。

贺卫方的文革思维还表现在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上。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复杂而深刻的群众运动,期间固然有许多荒唐事,但也有许多积极正面的东西。比如,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文革时期的干部队伍战战兢兢、洁廉奉公,史无前例。比如,文革时期依靠群众运动监管、教育、改造犯人,许多省的监狱空了,公检法无事可干。比如,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再集中于城市,不再只为少数人服务,医生下乡、进工厂为工人农民服务。对这样一场群众运动彻底否定,这本身就是文革时期怀疑一切的极左派的作风。文革过去四十年多年了,否定文革也四十多年了。但是,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重新议论文革的人越来越多,而且阵线日益分明。大凡贪官污吏,没有一个人不对文革咬牙切齿的。大凡是工农群众,至少认识到文革的出发点是好的,甚至认为文革是要防止中国人民重新“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防止中国重新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贺卫方也许目睹了文革时期一些好干部或好教师被纠斗、被冤枉,深感保障公民权利的必要,因此激情澎湃,投身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但是,势易时移,今日中国的主要问题已经是两极分化,道德沦丧,强公民、富公民利用程序正义践踏弱公民、贫公民的权利。贺卫方停留在他自己的历史记忆中,动不动拿文革的某些现象说事,岂不是刻舟求剑吗?

       贺卫方的文革思维还表现在正义感上。那个年代出来的人,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无论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都是关心社会的,都是有正义感的。如今的青年一代深受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物质主义的影响,什么钱都敢挣,什么道义都可以不顾。贺卫方那一代的强烈正义感是怎么造就的?也与文化大革命密不可分。毛主席九次接见红卫兵,希望青年人要关心社会,要敢于向黑恶势力作斗争。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口号响彻云天,一是造反有理,二是斗私批修。两者的内在逻辑是相反的:如果干部们真的能做到斗私批修,也就不需要造反有理了,再号召也没有人起来造反了。反过来,造反有理时,往往不分青红皂白,不顾人心善恶,见了大官就要斗。但两者都指向一个平等的、公正的、美好的社会。群众有权力维护自身权益,这就是造反有理。干部有义务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斗私批修。

       在贺卫方身上,其实不但体现了造反有理的思维,还体现了斗私批修的思维。这样,贺卫方既有对程序正义的捍卫,又有足够的道德吸引力。但是,“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贺卫方集两种文革思维于一身,却天天批文革思维,这才是真正的文革悲剧呢!

       其实,文化大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逻辑延伸,历史再现。法国大革命的逻辑已经深深地影响了西方近代以来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哲学等,成为西方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司法体制的核心理念,这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文化大革命需要反思,正如法国大革命和普世价值需要反思,但不可能“彻底否定”。实际上,活跃在今日中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舞台上的人,都是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造反派、保皇派,都深受文革的这种思维或那种思维影响。君不见,对文革的不同理解,正支配着这些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正支配着互联网上的无数辩论。

 

鹦鹉学舌,何时方休?

 

     贺卫方、江平、张思之等法学界的大佬出来力挺李庄,令许多善良的法律界人士不解。这些人在法学界的地位,相当于吴敬琏、厉以宁在经济学界的地位。改革开放初期,他们积极向西方学习,对于推动司法界和经济界的改革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他们真的搞懂西方了吗?如果法学界不懂得严格的程序正义可能放过任何一个罪犯,经济学界不懂得市场经济可以自动导致两极分化、经济危机,那么,只能说他们食洋不化,鹦鹉学舌!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如果当初缺乏理论指导,“摸着石头过河”,以致照抄照搬西方的理念、学说和制度,情有可原。但是,当道德沦丧、两极分化、官商勾结、犯罪遍地已经成为现实时,还认为是学习西方学得不够,那这就是地道的“美国鹦鹉”了!

       鹦鹉学舌,何时方休?

 

 

 

 

 

 

发件人: "tian" <xtos@live.cn>  2011-05-31 19:16:47 +0800 收件人: <info@globaltimes.com.cn> 抄送: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网" <zdjun@263.net>, 标题: Date: Tue, 31 May 2011 19:16:47 +0800

 

普世价值概括起来就四个字:剥削有理

----非非毛的历史性尴尬

卢麒元

 

随着孔子像从天安门前移走,非非毛们遇到了历史性的尴尬。非非毛们再也无法躲在中间地带摸石头了。历史要求摸石头的人们作出抉择。

非毛的茅于轼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尴尬中,挺身而出了。他们看到了,历史的轮回似乎不可避免了。于是,茅于轼以老迈之躯,奋力一搏了。茅于轼真的是对毛泽东感兴趣吗?当然不是!他们的否定是为了肯定。他们是在为“普世价值”铺路。笔者研究他们的“普世价值”已经很久了,他们的“普世价值”概括起来就四个字:剥削有理。三十五年过去了,他们抢劫了老百姓的财富,他们需要为抢劫说出一番道理。茅于轼很直率,他承认他是在为富人说话。当然了,替富人说话的人绝不仅仅是茅于轼。

毛泽东,是当代中国思想理论界无法回避的一道分水岭。

不要肤浅地认为,是毛或非毛仅仅意味着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在笔者看来,毛泽东真正令一些人感到恐惧的地方,是毛泽东思想可以检验民主和共和的真伪。笔者将民主和共和进行了哲学概括:那就是人民主体性和国家主体性。这两条恰恰是毛泽东毕生为之奋斗的东西。毛泽东生前,基本上建立了中国的这两个主体性。然而,毛泽东自己也很清楚,这两个主体性并不牢固。其中,最令他担忧的就是人民主体性。为此,他不惜在晚年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然而,人有人的局限性,历史有历史的局限性。毕竟,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

国际资本集团反毛是容易理解的,毛泽东建立的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剥夺了新老殖民主义在华的巨大利益。中国资产阶级反毛也是容易理解的,毛泽东建立的平等均富的无产阶级专政,剥夺了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甚至,新兴的官僚买办资本家利益集团反毛也使可以理解的,毛泽东思想意味着随时可能发生新的社会再分配。毛泽东的两个主体性思想具有鲜明的立场。有立场的东西,一般很难“普世”。

笔者使用非毛和非非毛这样的特定用语,是为了给一些人留有余地。非,可以理解成为批评,这和反对并不完全相同。非非,可以理解成不赞成也不批评,就是维持中立。笔者知道,非和非非的人当中,多数人属于认识问题。反就不同了。反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人民主体性,他们是人民的敌人;一种是反对国家主体性,他们是民族的败类。跟敌人和败类,没有什么好说的。

前文所说的历史的轮回,并不是指一般意义的宿命论。毛泽东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压迫越沉重,哪里反抗越激烈。这不是宿命论,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被压迫的人们,想念毛主席,重新寻回毛泽东思想,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况且,重新寻回毛泽东思想的恐怕也不仅仅是中国人。

非非毛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这种特殊现象有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中庸之道历来是中国人的一种智慧。在特殊时期,求同存异,以求得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权益性策略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非非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立场。要知道,人民主体性和国家主体性绝对不是普通的立场问题。不敢肯定和认同,很容易就滑向反对。一个人偶尔蹲在墙上,不是一个大问题;一个人数十年蹲在墙上,一定是有大问题了。一味地蹲下去,恐怕是要出局的。

笔者非常认同子思的观点。子思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笔者最折服这两句话: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是政治哲学的最高境界。这才是中庸,这才是和谐。中庸和谐难道不包括对毛泽东思想的兼容并蓄吗?一些人太狭隘了吧?不能将人民和国家并育,而是与人民和国家相悖,单纯地维护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这不是中庸。你既然脱离了中庸,却要求别人克己复礼。这实在是有点儿不厚道。所以,老百姓无法接受孔子,他们需要毛泽东。

当然,笔者反对进行简单的历史轮回。毛泽东思想也要与时俱进。我们需要重建人民主体性和国家主体性。我们不需要再次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我们可以找到建立人民主体性的有效途径。二十世纪在中国发生过的事情不需要重演。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民主体性和国家主体性需要新的内涵和新的实现方式。笔者相信,中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有发展和完善毛泽东思想的能力。充分用运用这种能力,就可以结束非非毛们的历史性尴尬。

其实,人民主体性是民主的真正内涵,国家主体性是共和的真正内涵。如果二十一世纪存在普世价值的话,这两个主体性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笔者认为,当毛泽东思想与时俱进之后,新毛泽东思想就有可能成为普世的价值。

笔者最近感到深深的忧虑。笔者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社会的躁动不安。笔者认为,非非毛们必须马上从墙上下来。中国思想理论界正在陷入严重的分歧和对立。这种分歧和对立,将会使社会出现撕裂和冲突。笔者再说一遍,中庸之道,是持载,是覆帱,是并育,是并行而不相悖。大政治家是不会王顾左右而言它的。大政治家应该有化育共生的勇气和能力。大政治家应该有俯察世界的宽度和衔接历史的高度。

最后,笔者借用佛祖的话来结束全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发件人:"钱初颖" <qianchuying@163.com>  2011-06-16 17:08:45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投稿

 

读“拒绝妖魔化毛时代”

 钱初颖

太仓市北京西路6 科技创业园,0512-53990516 18913790516

 

记者徐雅玲因写 “拒绝妖魔化毛时代”,被一些人称为“南方报系的叛徒”。

毛泽东时代对于70后的人,如同蒋介石时代对50后的我们,所有的印象只能来自文件档案、记述、文学作品和言传。往往是越 “妖魔化”越神,越神化越“妖魔”。徐雅玲说“和大家辩论毛时代的真相是怎么回事没多大意义,因为其实你们并不需要事实,只需要一种情绪。”

毛泽东时代可以划分为文革前的17年和文革10年两大阶段。前十几年我在上海度过,后8年在农村度过。以此顺序,谈谈对那个时代的印象:为了真正希望了解毛泽东时代的人。

 

文革前.城市

 

干部和工人:所有制划分为全民、集体。人员身份不分政府、事业、企业,干部、工人享受同样的退休待遇和全额医保。

老革命以及中专学历以上的知识分子同属于干部范畴,按等级、地域制定工资标准,几十年没有变动,透明而无悬念。大学毕业定级为50元左右,工人则低得多。

     发展和建设:以马钢为例,来自全国的干部、技术人员和青年工人经过几年的奋斗,白手起家建成了规模可观的钢铁基地。今天,马钢和鞍钢、武钢依然是中国钢铁工业的支柱。

文革前,按生产力布局,新建的大型工业项目分布在全国各区域。对大城市的青年来说,远离家乡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是挑战和牺牲。文革期间,发展受到影响。

上海城市印象:文革前的上海,繁华而多彩。时髦青年抹红指甲,穿小窄裤,橱窗的展示吸引着人们的眼光。大小剧院里,红色戏剧和才子佳人受到同样的欢迎。今天网上流传的朝鲜照片:蓝天、白云衬托着色彩单调的建筑和穿梭的人群,是我们当年的写照。

 

文革中.农村

 

农村建设:那几年,我所在的农村通了电,家家安装了电灯和小广播。还通了客运汽车,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水利建设贯穿了整个70年代。经历了1969年长江、淮河大水灾以及之前的连续旱灾,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注下,各村各社的农民在冬闲季节集中搞水利建设,水的问题不再那么突出。

分配制度和养老、医疗、教育:土地属于集体,有少量自留地。原则上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自收自支,按劳记工,年终全体开会进行分配。

没有分房福利,没有退休制度,没有医疗保障。合作医疗解决了免费预防和小病就医问题,药费需要自己支付。公社、大队建有小学,基本实行义务教育。

安徽农村印象:知青的下放,为农村打开了一扇通向城市的窗。作为赤脚医生,我曾走村串户派发预防药、接种疫苗。农闲的日子里,曾和农村青年一起憧憬农业机械化的美好前景。农村虽然艰苦,但“精神气”还在。但是,和城市相比,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艰苦是不可想象的。没有文化生活,没有收入保障,没有基本医疗、退休制度,怎么可能让广大知青心甘情愿的“扎根农村”呢?虽然吴敬莲先生受到许多指责,但他是大声呼吁实行全民社会保障的公共知识分子,我很敬佩他。

 

评价问题

 

关于文革:1981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拥护。文革中,干部和知识分子普遍受到极大的冲击,教育学生接受“斗争”理念的老师成了自己教育成果的牺牲品。今天,大多数当事人都能坦然对待这段历史。不是因为“屈服、感恩、献媚”,而是一种超脱自身恩怨看问题的境界。

文革为什么能发动起来?知识分子真的那么遭人恨吗?受到文革冲击后的知识分子有什么改变吗?80年代知识分子重新被人尊重,而今天专家被“砖家”,教授被“叫兽”,作为知识分子群体,是否应该做一些自我反省呢?关于文革的评价和研究,切入点很多。我认为最不可取的,就是用文革的思维方式去反对文革。

关于知青问题产生的腐败:腐败产生的根源主要有两个:资源对需求的反比、贪欲。因知青问题产生的腐败属于前者,刘青山案属于后者。手中掌握了招工、招生名额的人,面对大量知青的“需”,腐败越演越烈。知青的“自愿”送礼属于无奈,受贿者却没有那么多进城的“车票”。因“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而产生的迷茫、失望、绝望情绪在知青中弥漫。知青的命运又牵连远在城市的父母,甚至在读中学生的家庭。好比丢进河里的一颗石头,激起的涟漪扩散到很远很远。

知青问题使我认识到:反腐败解决的是正义问题,但要解决根本问题,就必须发展经济、扩大就业、改善农村环境以及提高农民的待遇。

关于“饿死人”:用运动的方式搞经济,所产生的浮夸风一直是中国发展的毒瘤。浮夸的压力、动力来自哪几方面?有人因为不浮夸丢官了吗?有人因为浮夸升官了吗?怎样才能有效的遏止这种有害的风气?

关于农业合作社: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生产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行的土地家庭承包制度的边际效用急剧递减,已呈现出许多问题。

这些年一些地方重新走农业合作化道路:自愿参加,合法登记。多以专业分类,如花卉、种业、蔬菜等。谈起这个问题,许多人感叹当年可能是太超前了。

反思毛泽东时代以及改革开放的80年代,需要接受的教训是:设想和规划太超前、行动太猛,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今天,为什么要评价毛泽东时代?如何评价毛泽东时代?对这些问题,见仁见智。但是搞研究,就必须具备刻苦专研、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大量的数据和事实的支撑,凭着感觉走,终是站不住脚的。

 

 

 

 

 

 

 

发件人:"qingleliu" <qingleliu@163.com>  2011-06-15 16:45:32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报考公务员的基层工作经历不宜一刀切 

 

报考公务员的基层工作经历不宜一刀切

刘庆乐

(中央财经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1

 

在当代各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中,一般都有对考录人员的资格条件,包括学历、资历、体质等条件进行限制的内容,这是保证政府机关事得其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需要。其中,要求报考人员具有一定时间的基层工作经历,就属于资历条件方面的设定。据统计,我国2011年中直国家机关公务员考录职位中,要求报考人员具有2年工作经历的岗位占85%,这比2010年提高了15%,而且基层工作经历满2年的截止时间是报考时的20101015,如果这些中考人员在20117月入职,则他们中的大部分基层工作经历已经满3年。未来要求基层工作经验岗位的比例还有提高的可能。要求未来的公务员具有基层工作经历,对于防止机关工作人员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基层,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应看到,现行招考制度中,对基层工作经历的理解、经历时间的长短、基层经历是否必要等问题,普遍存在一种随意界定的倾向,而往往忽视了招考公务员为什么需要基层工作经历,究竟需要什么什么样的基层工作经历这类本质问题。

 

1. 什么是基层工作经历?

关于基层工作经历,历年公务员招考公告的表述并不一致。如2008年“基层工作经历”是指在市(地)以下(不含副省级城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团组织,各类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单位及农村工作的经历。自谋职业、个体经营的人员,也视为具有基层工作经历。”“应届毕业生在校期间的社会实践经历,不能视为基层工作经历。”而在2009年国家公务员招考公告中,考生所任职的企业无论大小,都算基层工作经历,同时又规定:“曾在军队团和相当团以下单位工作过,可视为基层工作经历。”“报考中央机关的人员,在地(市)直属机关工作过,也可视为基层工作经历。”在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公告中,又新规定“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到高校毕业生实习见习基地(该基地为基层单位)参加见习或者到企事业单位参与项目研究的经历,可视为基层工作经历;基层工作经历满2年的截止时间是报考时间,而非未来就职时间。

事实上,基层不是随意“视为”的概念。在组织的层级结构中,基层的本意是指组织的最底层。按照我国宪法标准来界定,我国基层政府在农村就是乡级政府,在城市就是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政府,不仅所谓“报考中央机关的人员,在地(市)直属机关工作过,也可视为基层工作经历”的说法缺少依据,就连县级机关也不能算作基层。第二,企事业单位也有基层与非基层之别,将一切非政府组织统统视为基层,更不合理。第三,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到高校毕业生实习见习基地(该基地为基层单位)参加见习或者到企事业单位参与项目研究的经历,可视为基层工作经历,而应届毕业生在校期间的基层实践经历不算基层经历,这种厚此薄彼的政策区分同样缺乏依据,难道“基层单位”中所指的“基层”与“基层实践经历”中的“基层”不是同一个基层么?

 

2. 为什么一定要有基层工作经历?

要求副省级以上的政府机关85%以上的低级工作人员有基层工作经历,理由是什么?有人会说,有总比没有要好。这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

我国当代公务员制度借鉴了西方的公务员制度,但在西方国家要求常任制公务员任职前有工作经历、甚至基层工作经历的寥寥无几。美国、日本、印度、新加坡等国都没有要求报考公务员人员有基层工作经历的原则性要求。英国被认为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的起源地,至今已有140多年的历史,也从未要求报考人员有基层工作经历。要知道,英国公务员不包括地方政府雇员,是标准的“中央机关”级别的公务员,其招考职位划分为行政、执行和事务三级,对报考不同级别的公务员,主要有年龄和学历的限制。在那里,相对于特殊或专门的技术与经验来说,个人学历更加能给考生加分,所以公务员录取者多数是剑桥、牛津等名牌综合性大学的优秀毕业生。

在为数不多的要求报考公务员有工作经验的国家中,法国与德国算是代表。法国公务员招考分为内部竞争考试和外部竞争考试,对于内部竞争者,即对于那些已经拥有公务员身份却又想通过考试改变现有岗位的公务员来说,需要有四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而对于外部竞争考试者而言,则没有这方面的限制。德国公务员职位从高级到低级可以划分为管理类、执行类、文书类及文员以下类,它要求报考管理类的公务员有两年以上的在不同的公共或私立机构的实践经验,而对于报考执行类、文书类及文员以下类公务员,则没有这项要求。

我国公务员管理没有采用西方的两官分途制度,而是将公务员划分为领导干部与非领导干部,考试录用只适用于非领导岗位中的低级职位,即主任科员以下的非领导职务,对于从调研员到巡视员这样高级非领导岗位,并不向考生开放。考生任职以后,在机关中也主要从事执行、文书、勤杂一类的工作,这类工作在基层、中层与高层,并无实质性差别。领导干部当然需要有工作经验、甚至是基层工作经验,但这种要求不应成为成为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从事公务员职业的障碍。

就像几年前某名牌大学毕业生当了屠户,社会却不必要求每个屠户都有名牌大学学历,尽管有学历的屠户可能比没有学历的屠户拥有更好的技术与经营理念。虽然每个人都有择业的自由,但在今天这个激烈竞争的社会,进入与离开一个行业,都需要支付巨额的机会成本。那些毕业后两年甚至三年的大学生放弃原来的职业,而选择一个全新的职业,抛开前期投入的时间与精力成本不说,其重新择业的动机也值得追问?是因为在原来的行业缺乏竞争力,还是最初的就业是为了未来的公务员之路而消磨青春,还是看重了公务员职业稳定而优越的工资与福利?

 

3. 公务员应当如何取得有价值的基层工作经历?

要求公务员具有基层工作经历,旨在让公务员在工作中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实践。公务员取得基层工作经验有两个时间窗口,一是任职之前,一个是任职之后。现行《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文规定,提任县(处)级领导职务的,应当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这种经历可以通过初任(本来就在基层任职)、转任、挂职锻炼等途径实现。两相比较,任职以后的基层工作经历可能效果更好。这是因为:第一,公务员在任职以前,若在各类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任职,他们未必对基层、甚至对本单位之外的事务有更多的了解。一名在校学习了四年的大学生,可能并不了解基层;假如这名大学生毕业后恰好又留在高校从事二年行政工作,他的基层经验也并未增加多少。第二,公务员也是一项技术性职业,也有自己的方向与专长,行政系统之外狭隘的工作经历对于他后来所从事公务员职业来说,可能并无多少经验可以借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其位,则谋其政,倒是公务员任职以后的基层工作经历,对其未来的从政之路有重要的学习价值。第四,应当承认,处在生产、管理、业务第一线的人员,其基层工作经历对其选报公务员岗位有重要影响,进而其过去的经历对其未来的工作具有显著的正向价值,但从目前招考政策来看,将这部分人从那些众多“视为”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中甄别出来,具有相当的难度。在过去两年或三年中,他们可能赋闲在家,或藏身于大学的一角,或者某个私人企业挂个虚名,同时准备研究生与公务员考试,等报考之时,只需开得一个基层工作经历证明即可。有人会说,这些拥有虚假基层工作经历考生即使入围,也会在其后的政审与公示时被发现。然而,每年有100多万人的考试,从出题、监考、到阅卷,成本高昂,却有大量考生并不具备报考条件,不是劳民伤财么?

基层工作经历的长短也不应随意界定,应当与国家的其他政策相衔接。关于基层工作经历,过去政策要求是2年,2011年以后形式上是2年,实质上是3年。我们知道,从2003年开始,团中央、教育部联合组织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让志愿者到西部贫困县的乡镇从事为期12年的教育、卫生、农技、扶贫以及青年中心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西部计划”明确承诺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报考党政机关公务员的,可适当加分,同等条件下,应优先录用”。而现实政策是,一个服务期满的志愿者,且不说加分政策被取消了,就连报考国家公务员资格都没有了。

 

4、实事求是地设定公务员考录条件

在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建立之初,为了吸引社会上的优秀人才报考公务员,并未设定基层工作经历。近年来,公务员报考日益火爆,中央机关动辄上千人争取一个岗位,大有“过度竞争”的趋势。设置二年甚至更长的基层工作经历,固然将大批应届毕业生阻挡在公务员考场之外,但并未降低公务员报考的“热度”。二、三年之后,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又汇入到庞大的“国考”队伍之中。根据 国内人力资源服务商智联招聘发布的《2010年铁饭碗特别调查》分析,人们对公务员职业的青睐,主要原因因为这一职业工作稳定、福利待遇优厚和社会地位高。果然如此,通过基层工作经历的条件设置,中央机关减少了“三门”干部,却也可能增加了“投机”干部:基层经验只是一些人获得更大权力和更高社会地位一个跳板。经过几年实践历练的大学毕业生,多了些世故,少了些锐气。

抽象地说,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都有基层经验,只是多少的问题。新入职的公务员是否应当具有基层工作经历,最终取决于职位需要。无论是从国外公务员招考经验看,还是从我国过去公务员招考的实践看,肯定有一些机关职位确实需要有基层工作经历,但这个比例不会高至85%以上。片面追求基层工作经历的比例,不仅是形而上学的做法,而且是在浪费人力资源。

退一步说,即便公务员考录部门要求报考人员具有系统外的工作经历,避免出现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这样的“三门”干部,招考政策中也大可不必滥用“基层”这一概念,可以使用“系统外工作经历”这样的概念,这样不至于将那些大量并非具有基层工作经历的人 “视为”基层。至于低级机关公务员工作一段时间后,想报考高级机关公务员,考录部门完全可以在招考公告中用政府层级划定。

作者简介:刘庆乐(1969—),男,河南固始人,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邮箱:qingleliu@163.com;手机:13691357904.

 

 

 

 

 

 

发件人: "qiaoxu20011982" <qiaoxu20011982@163.com> 2011-06-15 18:58:00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从最近民变四起说起 

 

提示:现在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要生存发展与西方资本势力要剥削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现在这个矛盾在国内的表现就是民族爱国势力与汉奸买办的势力之间的矛盾。

 

改革开放综合症

乔续

 

有句话是一个人好什么,他就会栽在什么上。例如好色的人往往最后败在好色上,贪财的人最后因为贪财而东窗事发或者被人利用。如果一个国家呢?应该也是如此,有的国家好战,结果最后败在好战上,有的国家太不愿意打仗了,最后亡在投降上,有的国家只喜欢发展GDP呢?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的国家会如何呢?历史不容假设,但是在悲剧没有发生前,知错就改,往往能力挽狂澜。

古人说祭祀和战争是国家的大事,祭祀是什么?是文化,是凝聚力,战争是什么,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打仗,就是能维护自己的财产以及资源的能力。古人还说天下交征利,则国危。就是说天下人都只认利益,则天下就危险了。古人还说过:人人为私,则天下大乱,人人为公,则天下太平。

本来没有学过什么哲学,以前总觉得哲学就是一群人吃饱了撑的搞的,最近突然对哲学感兴趣了,因为哲学被称为智慧的科学,西方有位护教者还说过真宗教是真哲学,真哲学是真宗教。于是怀着对哲学家的无比崇敬,看了一些哲学的东西,越看西方的哲学越认同一句话:哲学家就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整天乱琢磨的。不过对于哲学我的体会是西方哲学除了马克思哲学之外,其他的都是邪说。何为邪说,凡是以人本主义为中心思考世界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统统是邪说,也许说的有点太极端,但是现在世界的种种问题其本质都是邪说哲学思维模式下的恶果。

马克思哲学我个人认为是西方人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峰,如果在人本主义的前提下,西方哲学企图超越马克思哲学的是不可能的,马克思哲学必然结果就是阶级斗争学说,就是改变少数人统治剥削多数人,建立一个大多数专政少数人的政权,最终大家实现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可以说西方哲学的最高峰马克思哲学思维模式下发展的最高峰就是共产主义。

而其他的西方哲学是什么呢?研究人之所以为人?意思就是说有的人不是人,有的人是人,这样的哲学思维模式下,必然是等级社会,人与人是分等级的,有高等人,有低等人,有的人不是人。这样必然某些所谓高级人就认为需要消灭那些垃圾人口,让世界变得干净。这样一个反动的哲学肯定是邪说。

西方哲学是人本主义,认为人是要征服自然的,结果就是人对自然的过分破坏,过度索取,造成今天自然环境被严重破坏的现实,这样一个对自然环境构成严重破坏的哲学就是邪说。

西方哲学是人本主义,认为只有人感知到的才是真实的,以此为基础必然是社会发展出现盲人摸象式的发展,发展的目标究竟在哪里他们一无所知,于是有的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终极利益,说现在的民主自由人权就是普世价值。这样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哲学不是邪说是什么。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哲学呢?个人觉得真正的哲学与一些宗教的理念反而比较吻合,与中国古代以前特别是老子的思想比较吻合,即天人哲学,是上升到宇宙级别的哲学,人仅仅是天地的一部分,人不可以为所欲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切都受自然法则因果规律制约。

从这一点说,马克思哲学已经高高的站在西方哲学的最高峰,并开始接近天人哲学,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类征服大自然,必然要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句话就能看出马克思哲学达到的高度无愧于西方哲学的最高峰,但是把人与大自然对立起来,其本质仍然是人本主义,只不过,已经开始意识到大自然的力量,并认为自然的力量不可抗拒。

也许正是马克思思想体系最接近与天人哲学,而天人哲学一直是中国思想体系的根源,所以马克思主义最后才能在中国扎根并发展壮大。

再说说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国儒家思想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修正主义版的天人哲学,说其是哲学其实是抬举他,儒家思想本质只是一种社会构建以及社会控制思想,不过他在中国人思想堕落之后作为一种维系社会发展的思想也有其功劳的。

儒家思想也是讲等级的,认为人是分等级的,这个与西方哲学没有不同。儒家思想认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要求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通过礼制来维系社会模式。在这个思想体系下,中国人的思想被礼制控制起来了,失去了创造力。这样中国社会在汉朝之后,基本上处于节节后退的趋势,最后到了清朝后期,被宋朝时期尚处于野蛮状态的西方人打败。

从这一点讲,中国1840年之后丧权辱国的100年,本质而言是中国的修正主义的天人哲学与西方邪说哲学之间的战争,修正主义哲学对内镇压有一套,但是对外却不行,就像儒家就是典型的内斗内行,外斗外行,最后中国节节败退,最后退得没法再退了,上天派下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新路。即接着西方哲学最高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将中国哲学思想体系恢复到了本来充满生机的天人哲学上。毛泽东思想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修正主义的天人哲学其实连西方的邪说哲学都不如,说的通俗一点,西方的邪说哲学那套思想体系下,是真本事的,是玩真的,而修正主义的天人哲学思想体系下,只是一群道貌岸然的所谓君子,整天满口仁义道德,骨子里确是男盗女娼。今天的修正主义不也是这样吗?在西方人面前没有竞争力。

说到男盗女娼,有些人可能觉得有点说的过分,其实不过分。佛学教育人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盗与娼正好等于后面的偷盗与邪淫。不杀生这个对于不信佛的人要求的确有点高,因为佛是认为众生平等的,所以要求不杀生,既然人类社会,人与人平等,那就要求不杀人,或者不能非法杀人。

盗是什么?不仅仅指一些小偷偷别人东西,而是指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不属于自己的财富,往往大盗都是道貌岸然的。小盗盗于室,室内的室,大盗盗于市,市场的市,巨盗盗于世,世界的世,即无处不盗,偷盗于无形。而娼就是妓女,即为了钱财而向别人提供服务,如果一个女的为了钱财而嫁给一个男人,而不是真心喜欢这个男人,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所谓的结婚就是一个长期卖淫协议,所以可认为是娼了。所以毛主席说的儒家满口仁义道德,骨子里却是男盗女娼是具有很深的道理的。

鉴于这几种哲学体系来说,可以说中国近代的丧权,本质是修正主义的天人哲学即儒家思想的失败,而毛主席带领我们走的正是借着马列主义让中国回归本来的天人哲学思想体系的过程。只有全民的思想体系正了,国家才会正,这个思想体系就可以类似于中医上的肾气,表现就是全民的精气神,肾乃万本之源。一个人如果肾气不足,就会出现种种问题,过分的肥大无力就是表现之一,中国现在变成肥大国家就是表现。

中国现在的问题用一句话来描述就是中国得了改革开放综合症,这个综合症的表现现在大家也都说的比较多,这里就不嗦了。

这个综合症在2008年开始表现的比较明显,开始出现种种问题,只是后来没有纠正,就继续发展,到了现在已经快到高峰了,高峰会在2011年下半年2012年到来,具体有多大不好说,肯定很严重,因为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还搞了四万亿这个激素疗法,后果很严重。20082009年是天象示警阶段,问题开始明显。2010年开始出现自然灾害,2011年上半年也是自然灾害,这个是对于自然过分破坏之后大自然的报复。之后会有人祸,这个会是改革开放综合症爆发的高峰到来的时候,不过从现在中国开始出现向真共产党回归迹象看,上天可能还会给共产党机会。不过报应肯定是要受的,晚受不如早受,总比最后报应积攒的受不了了要强。

2008年之前也有综合症的表现,不过因为有大量改革前积累的能量以及子孙后代的资源供挥霍,还有的元气还有残余,所以一直能维持住,尽管有很多问题,但是不至于出现大问题。但是2008年之后就不同了,在07年之前的模式发展到高峰,以前积累的以及子孙的能量资源被挥霍光了,元气也被消耗的不能再继续投资了,所以就开始出现问题。

上面说到,爱好GDP最后必然会栽在GDP上,四万亿这个激素疗法为了搞GDP,最后反而加重了改革开放综合症的病情,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我怀疑这个四万亿本身可能就是阴谋。因为爱好GDP错过了最后的最佳治疗时机,反而还加重了。现在种种问题都陆续露出水面。

最后如何治疗这个改革开放综合症呢?答案就是从补肾开始。用薄熙来的话说就是扶正祛邪。扶持正气,即培养好的文化氛围,驱邪,就是要打击黑恶三角势力,需要狠狠的打。

从哲学上讲,就需要建立天人哲学的思想文化体系,即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毛泽东思想,抵制修正主义与邪说哲学,即儒家等级思想以及西方人本哲学思想。

 

从最近民变四起说起

乔续

 

最近中国很热闹,大江南北到处出现民变,要么是老百姓一起起来围攻政府,要么是外地人一起围攻本地人,要么是老百姓联合起来围攻城管警察。不排除这里面有外部势力在搞鬼,但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自己有问题,外部才会有可乘之机。这还仅仅是部分区域老百姓自发的民变,如果出现出现某些很严重的事情引起全国性民愤,并出现外部势力全国式的串联,并且政府机关,军队,武警等等都出现被收买等等,那事情就大了,不排除现在外国某些势力正在谋划此类全国性的事件。

最近写了篇文章,说现在中国得的是改革开放综合症,是全局性的,系统性的病变,不是某些部分性的问题,要解决这个改革开放综合症就需要从全局入手进行解决,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延误时机,造成错觉。

现在民变如此之多的原因,其主要矛盾不是不同地域人之间的问题,也不是政府与老百姓的问题,更不是城管与老百姓的问题,而是中国的主要矛盾使然。现在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要生存发展与西方资本势力要剥削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现在这个矛盾在国内的表现就是民族爱国势力与汉奸买办的势力之间的矛盾。

正是中国大部分的资源与财富被经济金融领域的汉奸优先的供养给西方势力了,结果造成国内如此多的老百姓来分国内所剩不多的财富与资源,因为本身就不多了,而有些人又希望自己多分点,于是就出现了种种事件,本地人的利益不愿意分给外地人,政府的油水不愿意外流,国企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只愿意为自己谋福利,等等。正是财富分配的领域的问题直接造成今天中国的种种乱象。最后中国人省吃俭用来供养西方人,最后中国人自己乱了,西方人在吃了酒足饭饱之后又来装和平使者。难道我们傻吗?不是我们傻,君不见,现在移民的人都排着长队,这些都是所谓的精英,有钱人,看看要出国的这么多人,就明白为什么会出现出力还不讨好的事情了,原来是那些屁股坐在西方那里,一群吃里扒外的家伙住主导了中国的经济金融改革,住主导了社会经济的运行,这样经济运行的结果就是大部分利益被外国人拿走,中国人自己打得不可开交来争那少的可怜的部分。所以说今天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表现在国内就民族爱国力量与汉奸买办的矛盾。

从某种程度说,现在中国连封建社会都不如,例如封建社会科举取士是全国统一的,录取在规则上也是统一的,不存在地域之间的差别。而现在中国高考把名额都集中在了少数大城市,存在严重不公。在封建社会君王是国家的主宰,他不会允许大臣吃里扒外,把国内的财富都倒腾到外国去,现在中国一些人在国内做官,子孙老婆却拿着外国国籍,拼命的往外弄钱,帮着外国人谋福利。例如古代皇帝安排流民,就给这些流民安排好了户口,而现在中国人在异乡生活打工却不能享有自己该拥有的权利。在古代封建社会,中国大部分时间都是世界第一强国,中国乃天朝上国,而现在中国成了瘪三,去添美国人的屁股。封建社会君王是有制约的,大臣受君王制约,当发生大的社会动乱或者出现巨大的天灾,君王需要下罪己诏,需要反思自己的施政是不是有不符合天意民心的地方,而现在中国的领导人似乎没有了制约,上天他们早就不相信有了,老百姓他们认为只是个屁,出现大的天灾甚至天象示警,他们还当新闻报道,却不反思自己的失德之处。

据说中国现在人的生活水平还不如宋朝时期,现在人均生产力水平还不如唐朝时期,何况那时吃的都是绿色食品,现在吃的大部分都是有毒食品。这就让人郁闷了,我们这怎么连万恶的封建社会都不如了?

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现在是个没有主人的国家,这个国家就像一个肥肉,谁有本事抢的多,谁就分的多。古代帝王是国家的主人,是家天下,就是说国家的产权归帝王,于是帝王就肯定会对自己的国家上心,会认真治理自己的国家,起码自家的东西。有大臣投敌卖国,全家抄斩,灭九族。而现在不同,这个国家的以前的主人没了,被革命了,新的主人本来是人民,结果大权旁落,于是这个国家似乎就没人管了,谁想捞就捞,捞完了,就拍拍屁股跑到外国去。国家的管理者似乎也不把国家当成自己的,美国人想捞点,就给你,3万亿美元够不够,不够,再央企分红给你,实在不够,我就补贴出口产品给你。那些政策的制定者似乎自己成了美国人,中国是他们手里的殖民地,丝毫不在乎中国人自己的利益,却只在乎美国人的利益,因为美国人有权有势,不听话就教训他。

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现在还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完整的系统的治国理念,而在古代封建社会,中国经过汉朝以及后来的南北朝的大乱世,到隋唐就基本形成了完整的治国的思想理念以及行政架构,当然形成这个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全国人民经历了几百年的乱世,于是有人说宁为太平犬,不为离乱人,可以想见经历这个蜕变成熟过程是极其痛苦的。能形成这样一个成熟的架构,得意于形成了一个完善的上下沟通流通机制,即底层有才能的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到社会的管理层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上次则重视天意民心,这个秩序的奠基人李世民就用船和水来比喻自己的政权和老百姓。而现在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管理资本主义社会的机制,这个过程也是极其痛苦的,经历了不断的经济危机,社会动乱,以及国家之间爱你的战争。这个机制同样具有一个类似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即形成了上下流通沟通的机制,即上次资本财团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就要维护自己的国家的利益,这个社会底层人才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资本精英的一份子,不管他是来自什么地方的,也就是所谓的美国梦,这个美国梦在类似于中国古代的科举梦,只是美国梦范围更大,同样,美国老百姓允许有枪,可以集会,游行,罢工,等等,这些能够让社会底层的意见反映出来,让这个国家的所有者资本精英也不得不考虑考虑。因为行成了这样算是比较完善的机制,才使得今日资本主义独霸世界。

而今日的中国却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完善的机制。第一这个国家缺少主人,即说了算的人。第二这个国家曾经形成的上下流通的机制现在又被堵死了,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变相的家族,小集团世袭制度。中国在南北朝时期以及汉朝的没落,都与当时形成的社会世族集团垄断有很大关系。而今日的中国似乎又在走老路了。

西方社会以及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建立了上下流通机制,这样能够把社会最优秀的能够为自己所用的人才选拔上来,这样就构成了一个精英治国的模式,优秀的有才能的人才是治国的前提,让一群蠢材来治国,国家能治理好吗?当然皇帝以及资本集团牢牢控制住自己手中的权利不外放的,而且对于威胁自己权利的优秀人才也是坚决打击的。

三国演义大家都很熟悉,三国演义里面完全是在精英思维的模式下进行的,因而里面人民的作用很少体现,但是里面对于人才的作用却是重点写的。因为当时儒家对人民思想的奴化还不明显,民间人才辈出,在中央暗弱,无力统御四方的情况下,地方政权,民间人才往往会担负起这个重担,这种情况在之前的历史上经常出现。三国早起多个诸侯国并存,然而最后三分天下的魏蜀吴都是人才济济的诸侯国,曹操提出唯才是举,广纳天下贤才,以德驭之,刘备汉室之后,又表现的爱民,这样人才也文明而至,并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孙坚父子经营东吴长久,手下也是战将如云。但是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转换的历史时期,人心不古已经很久了,这样曹操的招牌是唯才是举,这个是相对于东汉的选才制度而言,这对当时的人才很有吸引力,刘备的招牌是人心思汉,但是真正思汉的人也不多,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东吴的招牌是经营东吴多年,老百姓觉得还不错,人心归附。这样三家都有招牌,即称帝的合法性依据,都有各自的人才保证,但是对于人才的选拔制度这个可持续性问题上,只有曹操的唯才是举最厉害,刘备前期靠着个人魅力是笼络了不少人才,孙权也是靠着经营东吴选拔了不少人才,但是他们都没有形成魏国那样的唯才是举的人才选拔机制,特别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在中原地区。这样到了后期,在老一辈前辈相继去世,魏国人才相对实现了新老更替,而蜀国和吴国却人才少的可怜,这样,魏国的继承国晋国一统江山。只是晋国而后还是没有形成上下流动的人才选拔机制,反而对封建世族妥协,国家被封建世族垄断,这样国家发展失去了活力,而汉文化影响下周边的少数民族却不断的向南进攻,这些在战争与恶劣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民族,天然具有一种人才选拔机制,这样五胡乱华,中华民族遭遇了历史上第一次亡国灭种的危险。直到后来李世民打破了封建世族的垄断,通过科举选拔优秀人才管理国家,中国从东汉后混乱了500年时间之后,又一次稳定下来,因为形成了健全的符合当时历史条件选才用才的机制。

毛主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治国就是治吏。可见在不谈国家的政权性质的前提下,治吏对治国的重要性,而治吏的关键就是首先选拔吏,选拔最有才干的人来管理国家。中国在清朝后期,在西方的进攻面前一方面没有抵御能力,另一方面就是缺少内部的自我革新能力,这两方面也都是在选择治国人才上出现了问题,选拔出来的腐儒不能胜任治国的能力,只会贪污受贿,买官卖官,当时的大臣选拔官吏的时候,主要都是看跟自己的关系,是不是自己的人,是不是对自己表示忠心等等,从上往下都是如此,如此腐朽堕落的国家,在西方那些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国家面前怎么会有战斗力。中国自古以来有一句著名的话:乱世出英雄。好多人因为这句话,当国家快要乱的时候,就说乱世出英雄。真是可悲啊,他们是否知道,乱世英雄的脚下是累累白骨和无尽的血泪,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其实正是中国历史的悲哀所在,我们一直被一个无法在和平时期选拔不出优秀人才的机制的魔咒控制,而我们自己却沉浸在乱世出英雄的意淫中。毛主席不就是在乱世中崛起的吗,然而崛起的代价是30万红军最后剩下不到一万,如果没有国民党的层层围堵阻截,可能毛主席在早期就被那帮所谓纯粹的马列主义者消灭在摇篮里了。

中国革命的胜利与早期国民党围追堵截有很大的关系,真是这个时期国民党的层层压进,使得当时必须优秀的人才来领导中国革命才能走出困境,否则就是大家都玩完,这样,毛主席等一大批优秀的意志坚定的人才在磨练中成长起来,到达延安,在那里这些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开始一展宏图,最后秋风扫落叶般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与国防体系,然而这些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去世后,在1976年之后,中国又一次进入了那个在和平时期无法选拔最优秀人才的魔咒中,大批军事项目下马,甚至高科技民用项目也下马,国有企业越搞越差,西方的月亮也越来越圆了,渐渐的连自己的信仰这个建国之基也开始怀疑了。错误的时局判断,错误的政策出台,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偶尔有个正确的出来,也很快被反动势力诱导变了味道,共和国这艘大船一直摇摇晃晃的前行,一直晃到现在,到了某些人开始考虑沉船的时候了。

大家都记得中国春秋时期的几个事情,一个是田忌认为孙膑才华超过自己,向齐王推举孙膑,鲍叔牙认为管仲是难得的人才,向齐王推荐管仲,秦国不拘一格启用六国来的人才,而到了清朝后期呢,李鸿章选择北洋舰队的主帅的时候,选择丁汝昌因为丁汝昌是自己的人,听自己的,另外有个有能力的,李鸿章觉得此人自己管控不了,慈禧太后为了一己之私拒绝君主立宪,最后他们是得到了他们在世时候的一点好处,可是他们失去的是子孙后代的整个江山,最后当那些满族公卿在装样子立宪的时候,历史已经拒绝给他们机会了。

现在动不动就说制度,但是制度有用吗?制度是人定的,当年宋教仁也相信制度,最后一枪被毙了。现在有的人还不死心,甚至在建党伟业里面还暗示,宋教仁的这个思想虽然过去超前,但是现在不超前,意思是说现在可以搞搞了,这些人真是别有用心啊。耶稣早就说过,太阳底下无新事,只要人性恶的一面不改,什么样的制度都是白搭,但是如果人人向善,也就不需要制度来约束了,所以制度说到底是人性恶的一面占主导的一群人达成妥协的产物,制度表现为对内部制度制定者之间的妥协,对外部则是对弱势群体的掠夺,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也是具有阶级性的。毛主席说过,天地之间人是最宝贵的,什么事情只要从人的角度而不是制度的角度去考虑,就好办多了。

中国不能摆脱无法保证优秀人才进行治国理政的魔咒的根源是中国人的人心中了魔咒,所谓万法归心,人人仅仅考虑自己的利益,当时的当政者仅仅从自己的角度来提拔人员,而不是从国家利益以及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来提拔,虽然后来科举相对公平的选拔了治国候选人才,但是这些人中完全也可以选择对自己利益比较大的人,如此虽然能延缓王朝覆灭,最后却避免不了政亡人息。科举制度废除了,但是今天的中国却没有找到一套新的更加行之有效的人才选拔制度,这样就出现了种种怪现象,某某官员的二奶,最后竟然也被倒腾成国家公仆了。今天中国仍然没有走出中国自古以来每一个朝代治国人才一代不如一代的问题。科举制度废除了,新的制度却不能有效替代科举制度,人才新陈代谢问题无法解决,最后仍然避免不了人亡政息。就是找到了有效的方式,但是执行人如果有种种私心太重,最后制度也会变味,所以根本上解决还是需要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角度来考虑。

但是要求人人都是圣人是很难得,成佛是很伟大的,但是能够成为圣人的却是很少,但是如果因为成不了圣人,就因此就否定圣人的高尚,这就是典型的虚无主义,说虚无主义是好听,本质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是不知天高地厚。物理上,自由电子如果各自运动,则形不成电流,但是当在两端加上电压,电子规律性的运动就形成了电流,价值观,崇尚圣人的作用就好比是电压,这样电子运动才会有力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当人人为私,各个虚无主义,天不怕,地不怕,这样这个国家就是一盘散沙,但是当这个国家遭遇到外部侵略,内部的力量反而能被激发出来,这其实是爱国主义这个最后的价值观在起作用了,如果连爱国主义都没有了,这个国家最后必然要亡国的,如果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也能保持高尚的价值观,这样的国家会变得极其强大,因为在这样一个高尚的价值观下,大家考虑最多的也是大家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私利,这样一些对国家整体有利的事情就会得到顺利进行,对大家不利的事情就会被制止,在用人上,大家也从大家整体利益出发,这样必然不会出现任人唯亲,甚至买官卖官的情况。这样的情况比较理想化,但是马克思主义却是现实与理想化之间的桥梁,是现在末法时代下人们能够普遍接受的思想,因为人人从自己利益出发,保证大多数人当家作主,这样就能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并用高尚的思想教化人心,这样就会慢慢整个社会精神境界都会提升。但是只要人人为私,最终还是始终存在国家变修的危险的。要避免变修,就需要通过精神境界的提升,在保证人人生活物质保证,精神文化生活保证的前提下,使人心向善。

毛主席说的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是对本文章要说的内容的精炼概括,由此可见,毛主席的智慧的确是中华民族前无古人的。

治国就是治吏,说的是治理国家就是治理治国人才的选拔与新陈代谢方面的制度问题,保证最优秀的人才来治理国家的制度,某种程度上美国做到了这一点,只是他们的治国目标是极其反动邪恶的,国家是少数资本家说了算。而后面的礼义廉耻说的就是价值观问题,是精神境界提升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价值观不解决,就是有再好的制度也没有用,最后照样政亡人息。只有治国人才的选拔与新陈代谢制度问题解决了,全民特别是治国人才的精神境界提升了,价值观高尚了,这样国家才能走出历史周期律。

从这个角度说,现在中国正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关键时期。历史上,汉朝建立政权,后期汉武帝巩固了各种制度,保证了大汉几百年,唐朝李渊建立政权,李世民解决了国家制度问题,为大唐几百年打下基础,清朝顺治入关等级,在康熙身上,各种制度完善,保证大清几百年。今日中国又到了关键时期,毛主席带领老一代革命家打下政权,虽然在制度的建设上作出了一些,但是因为当时国家一穷二白,不得不把主要力量用在军事,科技,重工业的提升上,后期改革开放,本来面临很有利的国际环境以及改革前遗产来进行制度构建以及精神境界提升,完成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但是大家都忙着发财了,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结果错失了极其有利的历史机遇期,现在美国遇到麻烦,美欧经济内斗又一次为我们提供了历史机遇期,完成制度构建与国家崛起。历史老人是很吝啬的,不会一再的给机会。

看看历史,我们发现中国近代的转折都源于西方的内斗,或者说在末法时代,邪恶力量占据世界,只有通过邪恶力量的内斗,善的正义的力量才会利用其矛盾崛起。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内斗,俄国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给与中国共产党革命极大支持,在共产党各方面比较成熟了,瓜熟蒂落之后,共产国际也关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内斗,中国红色政权得以利用同盟国与轴心国的矛盾而在延安发展壮大,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为不可小觑的力量。冷战时期,苏修与美国争霸,本质也是帝国主义的内斗,中国得以有机会在夹缝中发展起来,并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国际格局。在经历了前三十年以及后三十年的经验后,中国共产党必将会更加成熟,现在中国正面临又一次历史机遇,这个机遇就是现在帝国主义出现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欧元与美元分庭抗礼,全世界国家开始对美元产生厌倦,中国可以利用美欧之间的经济矛盾以及全世界对美国的反抗来完成崛起。打铁关键还是自身硬,美国之所以能称为国际货币,关键是美国拥有最高的科技,能够提供全世界最尖端的技术产品,别的国家要不落伍,必须用美元购买这些产品,还有就是美国与欧佩克勾结,让石油用美元买,最后就是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谁敢反对美国国际货币就揍谁,不过现在有点揍不过了。所以这三点是美元国际货币的支柱,中国要崛起,需要在这三点上做足文章。

 

 

 

 

 

 

 

发件人: "张志焱" <zhangzhiyanbaobao@163.com> 2011-06-16 22:00:31 +0800 收件人: "大军网"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对茅于轼的再认识 张志焱 

 

对茅于轼的再认识

张志焱

 

我曾经在长沙拜访过茅于轼先生,向他提过几个问题,回去时他送给我一本他的代表作《给你所爱的人民以自由》,还签了名。从个人感觉上来讲,我认为他是一位很平易近人的长者,然而他的很多观点我都不同意。

近日来,我看了先生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也看了近期“乌有之乡”的很多评论,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对如何认识毛泽东这一问题也想了许多。我认为先生的文章写得太过了,跟标题不太相符。如果真要把毛泽东还原成人,那就应该把他的功过是非都写出来,而不是一味地辱骂。毛时代对当今中国来说已经是一个过去式,然而毛泽东是中国发展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毛泽东模式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中国人来说更是具有重要意义,如何评价毛泽东,是决定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性问题。先生的文章将毛泽东定义为一个无恶不作的君,似乎他从没为中国人民做过什么好事,这显然不太实事求是。毛泽东如果真如他说的如此不堪,那共产党何以夺得政权?靠着欺骗能赢得民心吗?以先生对毛泽东的评价,差不多也可以算是对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进行了解构,但是他的观点真的能站住脚吗?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历史。

现在很多人在捧蒋介石碰上了天,这也是因为看得太片面的缘故。在解放前,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的确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中国远征军的英勇作战,让中国成为反法西斯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但这也掩盖不了当时孔宋豪门的巧取豪夺、政府的贪污腐败、通货膨胀和经济的全面崩溃,老百姓买东西都用麻袋装钱,所谓的“黄金十年”GDP还比不上文革十年。这更掩盖不了蒋介石对政敌、知识分子和进步学生的逮捕和迫害。冯友兰、柔石、丁玲、潘梓年、史量才、杜重远、闻一多、李公朴、刘文典、廖仲恺、杨杏佛、邓演达、胡志明……直至台湾的雷震、李敖、柏杨、江南……蒋介石和蒋经国抓过的人杀过的人还少吗?鲁迅都是在暗杀名单里的人!蒋介石年轻时候就是搞暗杀的嘛!“白色恐怖”一词绝非空穴来风,正是蒋政权威权统治的真实写照。当时有多少人曾经愤怒地声讨蒋介石的独裁?最要命的是,在大陆时期蒋政权根本无法真正控制住白崇禧、李宗仁、马步芳、盛世才、阎锡山等各个派系,尤其是在军事层面,这些都导致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溃败。重庆谈判是中国开启民主政治的一个契机,然而国民党不愿放弃自己一党专政的权力,最后让中国走向了内战,这难道不是一个事实吗?

共产党夺得天下后,面对的是一个不能再烂的烂摊子,百废待兴,一穷二白,上海的大资本家囤积居奇公然对抗共产党政权,国民党政府还卷走了大量的金银,并且在全国各地留下一大堆残余部队和特务机关从事破坏活动。对刚建立政权的共产党来说,想要让中国发展起来,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不是今天许多人想得那么简单。中国从建国以后一步步发展起来,共产党是有功劳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坦白来说,就经济发展方面,新中国的工业体系,难道不是毛泽东时期建立起来的吗?难道中国的工业是在改革开放后凭空冒出来的?就说其它方面吧。“两弹一星”能否认吗?杂交水稻能否认吗?“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能否认吗?不要说这些都是缘于苏联人的帮助,苏联可没那么慷慨!

要批判毛,很多人会提到农业公社化,提到大跃进,但这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吗?邓小平都说了“那个时候头脑发热”,可见当时中共整个领导层对经济发展的认识都出现了理想化的偏离。而且,在那个时期,问题出的很多,上层领导根本无法了解下层真实的情况,怎么能做出适当的调整呢?这当然是共产党的一个重大政策失误,是一个血的教训,但绝不能说是因为毛泽东个人的关系。大跃进之后,中国的农业还出现过那么多的问题吗?不能因为这一个错误就说共产党政权永远没有做过好事。

先生还提到战争的问题,认为毛泽东让老百姓牺牲在战场上是不对的,是无谓的牺牲,他认为美国从没有侵略过中国,中国不应该跟美国打仗。这个战场无疑是指朝鲜战场,而这种态度无疑是亲美的。就当时的情况来看,美国跟中国共产党并不友好,中美还未建交,意识形态本来就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是很敌对的,产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朝鲜战争本来也是朝鲜挑起的,并没有跟中国商量过,毛泽东当时一直在关注收复台湾的问题,对收复台湾做好了充足的军事准备,根本无暇他顾,中国政府又怎么可能发动朝鲜战争?中国参战也是无可奈何被朝鲜卷入,不打不行。现在好多人都抱着一种看法,认为朝鲜战争事不关己,中国没必要掺和进去的。我们应该想一想,如果中国不出兵,朝鲜政权被美国消灭,那中国面临着什么:苏联虎视眈眈,美国战略包围,印度、日本环伺在侧,蒋介石政权随时准备发动内战。如果大陆没有安稳日子,受苦的只有百姓。因此,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是必要的,中国也并没有插手朝韩内政,只是如美国的对台策略一般,保持了“现状”而已。

再说文革。我也反对文革,因为文革错误地动用了武力,牵涉范围太大,使很多知识分子受到了迫害,像老舍、翦伯赞、赵树理、傅雷他们都很冤枉。但是,无论如何,我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私利,他是为了反对官僚特权阶级和知识界霸权,最近有人认为导火线是59年的“信阳事件”,这是很有可能的,我认为文革和毛个人的叛逆精神也不无关系。有人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夺权,我不赞同。毛泽东在当时那么有威望,需要夺什么权?一声令下全民皆兵,一个大字报发起全国群众性运动,这就是毛泽东最大的权力!毛泽东是拥有民心的,这毋庸置疑。翦伯赞被逼自杀,仍留下“毛主席万岁”的遗书,这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真如某些人所说的愚昧吗?这值得我们去想一想。更需要说明的是,文革时期中国经济绝对是有所发展的,并不是如现在所言“濒临崩溃的边缘”。文革的问题就在于,文革打倒了官僚特权和知识界霸权,但又形成了红卫兵特权,给许多家庭带来了灾难,也对中国学术发展和文化传承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再说毛时代的福利制度,毛时代上学读书是不要钱的,医疗也是福利性质的,现在中国搞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市场化得很彻底,结果又如何呢?另外,我们的国有企业也改革了,然而改革后的结果却是很多国企破产,国家资产流入了私人的腰包。这样的时代就是我们老百姓所向往的美好生活吗?谁不知如今“白狼黑狗眼镜蛇”的谚语流传街头巷尾?

最后说说先生所认为的毛时代中国政府在政治上的“孤立”。我认为毛时代是中共政权国际地位最高的时候,不仅共产党夺得了联合国的席位,还受到亚非拉国家的拥戴,美国日本纷纷与中国共产党建交。我一点也没看出中共被政治孤立,倒是看到台湾被美国抛弃后的无助与气愤。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不是先生认为孤立了就算数的。

我一向只尊奉真理,最不会的就是盲从,对于茅先生,我也只好客观评判。我曾经对韩寒也很欣赏,他的《三重门》让我们这些八十后学会了独立思考。但是,当他针对利比亚战事发出“独裁者没有内政”的“高见”后,我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怒火。先生也是亲美的,也评价过卡扎菲。让我们看看今日的利比亚,那些遭到北约轰炸的城市都几成废墟。这些就是你们所谓的利比亚人民心向往之的民主、自由吗?如果北约这么伟大,那为什么曾经反对过卡扎菲的各大部落在北约的枪炮面前都选择跟卡扎菲站在一起?你们知不知道在这样的破坏下利比亚这个曾经富庶的国度要用多长时间才能恢复元气?美国真的就像某些右派想的那么好吗?不知先生等是真天真还是假天真。你们有没有看到伊拉克傀儡政府向美国大兵支付的4亿美元赔款?当时我想到的只是《马关条约》而已。面对卡扎菲的独裁,先生们都是愤愤然的,而面对北约的暴行,你们怎么就闭口不言?我倒是赞同村上春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的立场,知识分子就应该这样,不要在任何时候偏离了航道。

就说美国自己的制度,那种受垄断财团和黑帮操控的总统选举就真的让你们那么向往吗?那种杀人的医疗体系真的让你们那么欣赏吗?我看了先生写的其它东西,都是鼓吹所谓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可是,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这么完美这么自由的市场经济吗?这不是又一个乌托邦吗?就算是你们张口闭口提及的美国,那里有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吗?罗斯福新政鼓吹的是什么?奥巴马向罗斯福学习又将要学习什么?另外,像先生提的突破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靠购买粮食解决内需、让中国带头裁军不建航母、给色情业开绿灯等各种太过新奇的观点我都不敢苟同。美国基辛格曾经就地缘政治说过一句话:“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人;谁控制了货币发行,谁就控制了全世界!”先生想让中国靠买美国的粮过日子,有没有想过后果如何?美国现在横行天下,让中国带头裁军不建航母,这又有什么用处?卡扎菲倒是迎合西方销毁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现在结果如何?色情业藏污纳垢,跟毒品、黑帮有密切关联,又传播性病,掩盖了多少良家妇女的血泪史?怎么能对这样一个行业大开绿灯?况且,如果现在中国的再分配制度足够好,宪法得到真正的尊重,相信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愿意去从事色情行业,更不会有人被强逼进入这个令人感到屈辱的行业。您以为这是多好的一个工作啊?

刚看到公诉团事件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对待先生也过了点,尽管许多人不同意先生的观点,也应该誓死捍卫茅先生“说话的权利”,但后来我又仔细琢磨了一下先生的文章,发现此文确实算是诽谤了。法律上是有诽谤罪的,以先生的影响力,发表这样的东西,自然要承担相关的责任的。尤其是说毛奸污无数妇女这样的文字,必须要有真凭实据的,如果没有,应当诉诸法律。先生不是刚开始也同意在法庭上见真章吗?

其实先生本是搞经济的,对政治、军事和历史还是不要发表什么高见的好。但是很遗憾,就这么一篇不具学术水准的文章,让我今后都不会再把您当做一个真正的学者看待。更为遗憾的是,从此以后,我会对您产生一定的警觉。因为我明白,还有太多的中国企业,股权控制在外国人手里。我还明白,美国即将在南海搅起一场大的风浪。

 

 

 

 

发件人: "张志焱" <zhangzhiyanbaobao@163.com> 2011-06-16 12:42:58 +0800收件人: "大军网"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南海问题:中国应做好准备迎击美国 张志焱 

 

南海问题:中国应做好准备迎击美国

张志焱

 

南海问题是个非常棘手的大问题。在没有发现南海潜藏了大量能源的情况下,越南、菲律宾诸国都承认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但自从南海能源报告公布后,受利益驱使,诸多小国都宣称拥有南海地区主权,甚至抢占部分岛屿。1974年,毛泽东发动西沙保卫战,狠狠打击了这些海上侵略者,当时传言台湾蒋介石政权亦对这一行动予以协助,以“西沙战事紧”让大陆海军通过台湾海峡。洛杉矶著名政论家于摩西称,他在蒋介石的大溪官邸发现了蒋当时的手令,其中写道:“查我东海舰队,赴西沙作战,沿线我国军,开放航道,太平岛军医院随时待命,救治西沙之战伤员……”

    苏联解体后,国际形势日趋复杂,中国政府采取“韬光养晦”的方针,工作重心放在国内经济发展上面,对这些争端予以低调处理,以致越南等国产生错误理解,认为中国人民软弱好欺负。直至今日,越南甚至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起捍卫所谓的“南海主权”,实在令吾国人怒发冲冠!

    现在很多人认为南海问题很复杂,还是尽量妥善处理为好。问题是,当前越菲等国是仗着美国的势力向中国叫板,口气冷硬非常,恨不得连中国大陆都瓜分一块地方,从来就没有想到过会输掉这一局。如果不对这一问题进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式的硬处理,最后的结局将会是令全体中国人赧颜的丧权辱国!我们不能为了守住当前的安稳日子就心甘情愿丢掉主权!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不正是我们以前所痛骂的吗?南海问题正在考验我中华民族的向心力!我们必须全力支持我们的政府捍卫国家主权!现在台湾已经准备保卫南海,大陆应该与台湾同心协力,保家卫国!

    有人说我们现在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还是不行,还是得“忍”。实际上,从我国目前的实力来讲,我们的经济总量现在排第二位,军事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完全打得动一场局部战争!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共和国的军队,拿着我们老百姓的钱,待遇老高了,难道就只能做做演习吗?现在该亮出真刀真剑了!在以前,我们在朝鲜和美国佬叫过板,毛泽东打过西沙海战,邓小平也打过“不听话的小朋友的屁股”,当时我国经济水平、军事实力不如现在,都可以笑谈“美帝纸老虎”,现在反而不行了?这是什么逻辑?讲得通吗?根本讲不通!

    有些人一谈到打仗就怕,主要就是怕美国。毫无疑问,这次南海一旦开战,势必会牵连到美国。很多人觉得美国不会真正卷入战争,这恐怕是误判。美国就是认为现在中国海军空军还远远不够强大,正是打击中国上升势头的最好时机,因此,美国必然会出兵,但综合判断,美国只敢打局部战争,顺便探探中国军队的底。关键是,我们现在要有底气,即便是跟美国硬碰硬,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中华民族向来热爱和平,但也绝不惧怕任何侵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在捍卫国家主权,应该理直气壮,而美国干预我国领土纠纷,完全就是流氓行径,应该予以教训。的确,美国是当今世上最横行无忌的霸主,奥巴马这个黑皮白种甚至狂傲地宣称“只要是我们美国想要做的事情就没有办不到的”。但是,果真如此吗?当今世界上还有几件事是美国人能完全说了算的?我们当年和美国军事实力差距比现在还大,还不是照样打得美国大兵丢盔卸甲?再说,俄罗斯打格鲁吉亚战争,美国放了一个响亮的屁没?什么玩意?

    这场硬仗,中国必须要打,必须要赢!

 

作者 张志焱,地址 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津东路498号张益祥(代转),邮编 730050

 

 

 

 

 

 

 

 

发件人: "zhanghua" <zhanghua_zi@126.com> 2011-06-16 13:54:33 +0800 收件人: "贺国伟" <gakokui@163.com>, "孙小琪(好用)" <sunxiaoqi@modern-family.com>, "汪洋" <wangy5910@sina.com>, "王黎明" <king_cz@msn.com>, "王强" <q_wang2008@126.com>, "吴鸿春(新)" <shhaicn88@yahoo.com.cn>, "吴迅" <wuxun1102@hotmail.com>, "夏虹" <johnxrh@yahoo.com>, "夏锦乾" <xjq339@yahoo.com.cn>, "徐力励" <xll0224@smmail.cn>, "徐荣" <cnxurong@21cn.com>, "徐维源" <xuweiyuan@yahoo.com>, "薛永源(不好用)" <xyy485178@hotmail.com>, "严卫民" <ywm19570828@hotmail.com>, "叶嘉松" <jiasong_ye@hotmail.com>, "叶培红" <yezihong88@yahoo.com.cn>, "曾果伟" <hui13_2000@hotmail.com>, "曾小逸" <xiaose@hotmail.com>, "章秀华" <xiuhua8@msn.com>, "张振华" <zhzhang2003@fudan.edu.cn>, "张作民" <story_360@hotmail.com>, "赵祖武" <okoknonono@yahoo.com.cn>, "仲大军" <zdjun@263.net>, "周澍民" <smzhoub@163.com>, "祝鸣华" <zmh@wxjt.com.cn>, "邹平" <shzp238@126.com>, "邬国平" <ugping@hotmail.com>, "於仁涵" <rensure@bigpond.com> 抄送:标题: 转发陈庆惠悼念章培恒先生的文章及章先生给他的信件 

 

先生教我如何讲课

复旦大学中文系7811学生  陈庆惠

2011.6.12

 

章培恒先生患重病多年我是知道的,期间也去探望过几次,但噩耗传来,还是震颤不已,悲痛难抑。悲痛之余,伴着先生音容笑貌的件件往事徐徐涌上心头。

十年动乱结束后的第二年,我受业于复旦中文系,有幸聆听了章培恒先生中国古代文学明清段的课。此时正值先生从日本神户大学任教归来,西装领带,神采奕奕,开课前师生互问好时总是笑容盈盈,温文尔雅,颇有些与众不同。更为与众不同的是先生的讲课风格。 他虽然也是带着讲义夹,但往往朝讲台上一放后很少去翻看。他偶尔翻看的是几张卡片,那还是在板书 较长段落的引文时才用得着。除此以外,就是先生操着他那绍兴官话滔滔不绝地讲着,讲着,其声调平和,不急不缓,几乎听不出抑扬顿挫,更没有激情澎湃、手舞足蹈,像没有起伏、没有漩涡的河水汩汩流淌。他不大在讲台上左右走动,更不会到下面来转一转,几乎是一直在讲台中央,有时用双手撑着讲台。目光也很少像一般老师那样时不时朝下面的学生扫视几番,而像是注视着讲台上的某一点,或许是正在翻检着他那容量巨大的记忆库中的某些段落,绝少与学生互动。就是这样一种讲课的方式,但凡先生的课,几乎堂堂没有缺课的学生,课堂上除了先生的讲课声,真的连掉落一根针都能听得见。这样说绝没有夸张的成分,相信中文系7811的同学都会有相似的记忆。大家被他那犀利的话锋、新颖的观点、渊博的知识、深刻而严谨的论证所吸引。他讲的很多观点和例证是教科书上找不到的。他把明清文学置于明清时代中国的大文化背景中进行阐述,置于明清时期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学的更大背景中进行比较 阐述。全新的视角,全新的论点,大家觉得漏掉一段不听也是十分可惜的事,缺掉一节课的话 更是莫大的损失。先生的课就是这么平缓,却不时在平缓中带出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宏论,蕴涵着神奇的力量,使人终身难忘。

1982年复旦毕业后,为了便于回乡帮助妻子耕种刚刚分到的责任田,我放弃了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机会,分配到了离责任田最近的位于金华的浙江师范学院。凑巧的是我到浙师院的第一个学期就开讲中国古代文学史明清文学一段。听先生课时记下的详细课堂笔记 帮了我的大忙。不久,学院派我到西藏民族学院讲中国古代文学史课。我虽然在浙师院讲课还能应付下来,但是援藏在当时是政治任务,必须更加认真地对待。于是我明知道此时先生讲课、科研、社会工作十分繁忙,还是放胆向先生求援,请他给我独家传授讲课的秘诀。求援信是寄出了,等了约两个星期不见回信,我以为一定是先生没时间回信了。一天下课回到教研室,见办公桌上赫然放着 “复旦大学”的来信,细看还有“中文系章”四字,真是喜出望外。

先生在信中详详细细地向我传授了如何讲好课的方法,用线条清晰、稳重中略带舒放的章体,密密麻麻地写了三页纸(见附件)。像先生这样的大学问家、大教授竟能抽出时间如此详尽地给一个普通青年教师传授讲课方法,可见先生的为人是何等真诚乐助。当年我努力照着 先生的讲课方法 备课、讲课,竟然也取得了一些进步,当时在西藏民族学院的中国古代文学课讲得比较成功,受到学生和院方的肯定。

完成援藏讲课任务后,我取道上海回金华,专门去拜访了先生。那天正好是星期天,先生在家中接待我。我给先生带去了一份小礼品 ——一尊线条粗犷色彩鲜艳的工艺品唐三彩骆驼,先生见了很是喜欢。听我汇报完在西藏民族学院的讲课情况后,先生更是高兴,特地在就近找了一家小饭店,请我吃饭。本来第二天晚上先生要来复旦招待所看我,只因为晚上服药后要发汗不能前来,就让人到招待所代看我,还送给我儿子一只当时很高档的书包和一套文具,其价值是我送给先生小礼物的几倍。投桃报李,礼尚往来,先生良师益友谦谦君子之风范至今历历在目。

后来我能在浙师院、武警学院等地的讲课中取得一些成绩,进入系统全国优秀教师行列,可以说都与章先生的言传身教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尔后我在研究 《牡丹亭》及明清小说等方面还得到过先生的一些指导性书信,但其中最为珍贵的还是先生教我如何讲课这封信,28年来我一直珍藏着它。如今,无情的上苍带走了先生,但它带不走这封珍贵的信,我还将继续珍藏下去,以纪念传道授业之恩师。

 

 

 

 

 

发件人: "hunanmei_mei" <hunanmei_mei@163.com> 2011-06-16 11:58:19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郊外采摘行”一文 

 

郊外采摘行

赵美满

 

     昨天随仲大军、胡星斗等几位经济学家去通州郊外考察,帮村民策划京郊休闲农业的项目。

当看到大片大片闲置荒地时,深感可惜。北京这几年的发展可谓是巨变。她的变化连同周边农村的翻天覆地。如今北京几个县的农民大多吃上了商品粮,住上了高楼大厦,小洋别墅,有劳保、医保、退休金,不再种地务农,享受城里待遇,甚至比城里人过着还要富裕轻松休闲的生活。他们坐享土地、房屋出租金,享有拆迁补助费等诸多种优厚待遇。大部分家里起码有一辆两辆甚至三辆汽车。有不少的主这几年搞起了“农家院”,休闲娱乐、垂钓吃喝、温泉医疗住宿一体化,为城里人提供释放压力的场所,种植瓜果蔬菜让城里人饱受绿色环保的食品。所谓城里人挣钱农村花,一个愿挨一个愿打。城乡结合亲密无间,互惠互利两不相欠。

我们一行人下了地铁,事主动用他们家两辆轿车驱车带我们走进他们的地盘,参观考察了部分出租加工车间和部分闲置地后,几位经济学家当即建议他们将闲置地以每亩15002000元租给城里人种植各类蔬菜瓜果,事主提供种子,兼看管。同时修建“农家院”提供娱乐休闲吃喝住宿,让租用人消费享受。目的是:让城里的孩子亲眼见证土壤与植物结合的道理与植物生长发生变化的过程,同时让孩子们以农作物为背景现场写生学习美术。这样,孩子们即受到了教育和启发也有可能将来成为一名画家。家长们得到了压力释放,一家人同乐同享,呼吸新鲜空气,有利健康。另一方面,事主将闲置变为盈利,不再为闲置土地发愁。专家们策划后,我也说了一二。建议将休闲场所搞点江南风格,和本地大运河等历史文化教育。不仅吸引北京地区的人脉,还可以通过网络、微博的力量宣传招来外地旅游团前来娱乐休闲。我的建议得到了专家、事主的认可。

大家各抒己见,不觉到了午饭时间。事主夫妇各开一辆车带我们走进附近几个村庄住居地。天,这哪是村庄,分明就是城镇嘛。过去灰色小平房已成记忆,各处高楼林立,各色风味餐饮楼,影院宾馆,医院商店,宽敞的公路,干净的小道等跟城里无两样。只是远方金色的麦田衬映着绿茵树林和绿草地,才知道这里原来是村庄。一边是城镇格局,一边是农田风格,这两条风景线犹如隔世。

我们驱车在周边兜了一圈风景,然后在长长的树荫下漫步,尽享绿色空气,凉爽的夏风。一望无际的绿色,一望无际金色的麦田,让人好不惬意。一条条干净清亮的水渠稀释夏日的炎热,望着被微风吹起的鳞波,有一种透清凉的感觉。这里没有城里的喧哗,没有城里的混浊。我深深地呼吸着带有丝丝甜味的空气,我的鼻孔仿佛在扩张。看着空旷、干净而又安静的田野,我的眼睛仿佛在放大。享受着这里的美感,我皮肤的毛孔在慢慢张开,贪婪的吸着洁净的空气,似乎在更换里面的污垢。在离开那里的一瞬间,我恨不能将绿枝条连接成一根长长的线从这里接到我的家里,时时刻刻都能吸允这里的新鲜空气。

午饭是地地道道的“回民特色风味菜”。因为事主住在“回民村”,事主也是地道的回民。主人太好客,点了满满一桌,我们一行人第一次品尝回民菜肴。吃完饭,主人又驱车带我们去樱桃采摘地,畅快的进行采摘,享受着自由采摘的乐趣,品尝着第一时间绿色无污染的食品。可是亲手采摘的樱桃价格不菲,一斤高达340(买的就是气氛)。在经我讨价还价后,一斤也有25块。我们一行六人,摘了八箱,每箱5斤,一共一千块。这一刀让主人流了血,而我们拎着快乐一路欢笑回到了家。

回到家,虽然那里的绿色洁净空气我无术带回,但事主的憨厚、淳朴、好客、勤劳、奋斗的印象深深留在了脑海里。但愿事主筹建成功。到时一副以农村为背景的城乡结合美丽图画亮丽的展现在那里,放进享乐者的眼帘,驻守在享乐者的心里。愿事主富裕康泰。愿享乐者快乐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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