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这是仲大军先生最近应一家杂志写的历史文章,此文探讨了中国古代史最重要的问题,并十分有趣,现放到网上,供大家共同探讨。很多人疑惑,仲先生不是搞经济的吗,怎么对历史有如此深厚的研究?这就是他们这一代学者的特点:广博,贯通。在进行社会研究和时事关注的同时,仲先生从来没有放弃对自己国家历史的研究,一个不懂历史和社会的经济学家,只是一个赚钱的工具而已。 值得注意的还有第二篇文章,朱学渊先生拥有独到的研究和见解。中华民族与蒙古、突厥等民族是什么关系?过去研究得很少,朱先生的研究在这里提醒了我们,北方当年的戎狄民族实际上在黄帝和尧舜时和华夏民族本是一样的中原部落,只是后来向北方出走了而已,他们很可能出自仰韶文化或大汶口文化。深入到这一层来看东亚人种关系,今天的蒙古、朝鲜 、日本、中国早先有着极大的同源、同宗性。当年的女真金国和今天的韩国都是少昊的后裔,商朝箕子的后代,日本甚至大概是共工的后裔,和中国的东夷部落有着密切的关系。 韩国的学者文盛哉看了朱学渊的《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后,立刻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序言很值得一读,现放到下边。]

历史文集目录

    第一篇文章:仲大军  黄帝与少昊的关系

    第二篇文章:朱学渊 《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

    第三篇文章:谢选骏 “《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一说,违背历史

    第四篇文章:马悲鸣  读朱学渊《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后的随想

    第五篇文章:(韩国)文盛哉  中国北方民族与韩国人的根源——《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韩文版序

    第六篇文章:(法) 广安德烈  谁是我们真正的祖宗?----我们是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的混血儿

    第七篇文章:何炳棣  墨家在秦国崛起过程中的作用----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 

 

黄帝与少昊的关系

北京大军智库主任  仲大军

2010年3月19日

    黄帝和少昊(少皞)是我国古代的两位帝王。史学界一般把黄帝看作中原地区的部落首领,少昊是东部地区的部落首领。但在秦汉以后的帝王谱系中,又把黄帝和少昊说成是父子。打开百度的词典,遍观各路文章,现在流行的说法都是:少昊是黄帝之子。而在《孔子家语》的记载里,黄帝是少昊之子。属于两个不同地区的首领怎么能是父子关系呢?这正是此文要解决的问题。

    黄帝如果是少昊之子,那么黄帝便出自东夷部落,出自海岱地区和海岱文化。少昊如果是黄帝之子,那么少昊的东夷民族便是黄帝中原民族的东部分支。如果没有关系,那么黄帝和少昊便是两个并存的部落首领。黄帝与少昊的关系对我国历史研究有着重大影响,弄清他们俩的关系,弄清黄帝的出处,便弄清了华夏与东夷的关系,从而弄清了中华民族上古时期各部族发展融合的基本脉络。

    我的基本观点是:黄帝出自泰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出自泰山集团,也是后来所说的东夷人,是少昊的后人,在向西部的发展扩张中,与炎帝等部落相互融合,主宰了中原地区,形成了华夏民族主体。自黄帝以后,泰山居民的生活中心不断南移和西移,颛顼都陈,帝喾都陈,到了禹夏的时候已经将经济活动中心迁移到今天洛阳地区的偃师和山西的运城。当周人再度返回东方时,他们已经不是完全的东方人,已经融合了西部各民族的血缘与文化,对原先的东方始祖已相隔甚远,以至产生了文化和血缘的隔膜。

    中国历史上有过数次东部人从东向西然后又从西向东的回归,一次是周人封鲁,封齐,一次是赢姓的秦始皇统一六国(秦始皇是少昊的后人)。东部地区的氏族一次次西移,又一次次地东归,这在漫长的过程中,各民族形成了大融合。

    当然,西部地区的民族也在向东移动,炎帝崛起时期就是西部人口向东移动。以甘肃天水的彩陶为例,这种彩陶向东迁移的运动经过了天水大地湾、西安半坡、河南三门峡、山西运城、汾阳,忻州,最后来到河北新乐,这是一条长达两千多年的人类生活迁徙路线。从天水地区东进的炎帝部落一度在淮阳和曲阜建都,传说“炎帝自陈营都于曲阜。”[1]

    对于东方的黄帝部族来说,其向西移动的顺序是:曲阜、淮阳、濮阳、偃师、郑州、商丘、镐京、洛邑、咸阳、长安、洛阳、许昌、汴京、开封等。这种文化中心的移动过程,对中国的历史记载产生了种种影响。由于黄帝族群后来成为强势族群和共主部落,所以,今天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古代史主要是一部黄帝族系的历史。这一点在《左传》中深有表现,与统治集团无关的历史是不能载入史册的。这使我们今天只有通过判断和想象,来了解早期人类的社会状况。

    对于西进的东方族群,泰山文化似乎有着一种无声的向心力,对泰山的崇拜起自远古时代在这一地区生活的感情和敬仰。到了春秋时期,朝拜泰山的帝王已达72个[2]。在无数次的迁徙、部落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在这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泰山地区的部落集团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干。泰山西侧的济水流域和泗水流域成为中华民族发育发展重要摇篮。

    在长达五六千年的进化过程中,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一直沿着黄河一线东西移动摇摆着。在炎帝时代是从西向东,在黄帝时期是从东到西。今天,我们必须搞清黄帝与少昊是不是一家子的问题。如果弄清楚黄帝与少昊的关系,就可以理顺春秋时期诸夏与东夷的关系。

黄帝与少昊关系的几种说法

    黄帝与少昊的关系自古以来有几种说法,一是《孔子家语》一书的说法:“黄帝者,少昊之子,曰轩辕。”[3]

    这一说法在今天曲阜的少昊陵表现得特别清楚:金字塔形的少昊陵北边,就是黄帝的出生地寿丘----一座不高的小土包。寿丘位于山东曲阜城东4公里少昊陵北。宋代宋真宗时在寿丘建了景灵宫,祭祀黄帝,尊黄帝为始祖。景灵宫原共有1320间,玉雕黄帝像,园内有我国最大的石碑,用太庙礼仪祭祀,礼制是当时最高的,可惜该庙毁于元末。

    二是《世本》的说法:“少皞是黄帝之子,金天氏少皞 ,青阳即少皋,黄帝之子,代黄帝而有天下。”[4]

    《帝王世纪》也持这种观点:“少昊帝,名挚,字青阳,姬姓也。母曰女节,黄帝时有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梦接意感,生少昊,是为玄嚣。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谓之穷桑帝。地在鲁城北。”[5]

    这是两本在汉以后影响较大的书,汉代以后的书籍多持此种说法。据说,司马迁作《史记》曾以该书为据,但司马迁在《史记》中一开篇就说:“黄帝者少典之子”[6]。这里又冒出个少典。这个少典是不是少昊?很值得疑问。假如少典是少昊的笔误,那么司马迁的说法便与孔子的相同。

    但笔误是不可能的,司马迁是知道少昊的。在《史记》中他记叙了舜驱逐四凶的事情。少昊的儿子就是四凶族之一。他这样写道:“昔帝鸿氏有不才子,少皞氏有不才子,颛顼氏有不才子,缙云氏有不才子,天下恶之,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螭魅,于是四门辟。”[7]由此看,少典与少皞在司马迁的书中是两个人。

    少典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很少出现,只是在《史记》中出现过两次。司马迁在介绍秦人祖先时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8] 如果按司马迁的说法,黄帝乃少典之子,黄帝孙子颛顼的孙女的儿子大业又娶少典的女儿,这就等于黄帝的七世孙娶黄帝的姐妹,怎么可能呢?所以,史记的说法也十分混乱。

    再是《左传》的说法,少昊与黄帝不像是父子关系。《左传》记载:“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9]

    郯子是鲁国东南部的郯国国君,他到鲁国来拜访时,对鲁昭公谈了这么多先祖的故事。从他的说法中,我们很难看到黄帝是少昊的儿子或者少昊是黄帝的儿子。这几种说法到底哪一种是正确的?是少昊早于黄帝,还是黄帝早于少昊?少昊部族的东夷人是黄帝的后裔,还是黄帝是东夷人的后裔,亦或这是两个并存的部族?

司马迁的古帝王一系的说法正确吗?

    这里,我们要对司马迁的黄帝源头论提点质疑。按司马迁的记录,黄帝以后的各代帝王都是黄帝的后裔,“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10]。但这种说法即使在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有人质疑:“张夫子问褚先生曰,‘诗言契、后稷皆无父而生。今案诸传记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得无与诗谬秋?’”[11]

    张夫子可能是司马迁的朋友,《诗经》里说商人的祖先契和周人的祖先后稷都是母亲踩脚印而出生的,不知有父,可司马迁却把他们都说成是黄帝的后人,可靠吗?所以张夫子疑问。

    司马迁辩解说:“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後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人不知,以为氾从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无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12]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心中强烈的血缘论思想。正是在这样一种“天下者有德者居之”的思想主导下,司马迁把黄帝之后的几位帝王统统纳入黄帝的后裔之列,但这样做却给《史记》的内容带来许多破绽。我们按司马迁的说法,将尧、舜、禹三人的世系排列如下:

    黄帝—玄嚣—乔极—帝喾—尧

    黄帝—昌意—颛顼—穷蝉—敬康—句望—桥牛—瞽叟—舜

    黄帝—昌意—颛顼— 鲧 —禹

    禹是黄帝的玄孙,舜是黄帝的第八代孙。第八代孙的舜居然能在第四代孙禹前面当帝王。这不是明显的不符合逻辑吗? 并且,禹和尧是一辈的,竟然隔在舜后面继位。这种排列顺序一看就十分混乱。

     不过,《礼记》的记载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司马迁所说的是事实。《礼记》在谈论祭祀方法时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13] 这可是一个重要的事实,舜和禹把黄帝认作最早的祖宗,商和周把帝喾认作最早的祖宗。帝喾又是黄帝的曾孙,如此看,商人和周人的先祖都是黄帝是没问题的。

    对于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即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的历史,主宰民族的历史。统治民族只记载与自己有关的事情和人物,失败者的历史往往被淹没。春秋笔法就是很好的一个例证。黄帝与少昊如果没有关系,史书上不会出现这么多对他们两人的描述。那么黄帝与少昊又是什么关系呢?请看古书对少昊和黄帝的描述。

少昊的传说与身世

    据说少昊在位期间,因修太昊之法,故称少昊。还有人认为少昊之所以叫昊,可能与崇拜太阳有关,因而判断少昊最初起源于山东省东海之滨的日照地区。

    《山海经·大荒东经》说:“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渊。”[14] 这里提到少昊哺育过幼小的颛顼,少昊与颛顼是什么关系?是他的老爷爷吗?如果他是黄帝的儿子,那么颛顼就是他的儿子。或许古代一些持少昊是黄帝之子说,就是从《山海经》这段话判断而来的。

    汉代人据此判断得更邪乎:“少昊帝曰清。清者,黄帝之子清阳也,名挚,土生金,故为金德,天下号曰金天氏。周迁其乐,故《易》不载,序于行。”[15] 所以,三代以下的书简直不能看,除了迷信就是牵强附会。黄帝是土,少昊就是金,简直是胡说八道。

    少昊部落的图腾可能是燕子(嬴)。婴、盈、赢、偃这几个字在古代可以描述同一个意思。后来天下的赢姓多以少昊为祖。秦始皇就是典型的一个。赵国的祖先造父也是其一。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里写道:“秦之先为赢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

    少昊的墓在山东曲阜东门外,去年秋天我去看了一趟。这个墓是我国古代帝王最奇特的,高约十几米的坟包是用石头砌起来的,但不是圆形,而是金字塔形。少昊的墓虽然在曲阜,但古书记载和考古发现他的活动范围似乎更靠海边。今天的山东日照市有不少重大的地下发掘。

     太嗥和少昊族持续了大约上千年,《春秋命历序》说少昊传8世,500年,《易纬稽览图》说是400年。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王青教授认为:“少昊氏是史前东夷人的重要支系,考古发现的陶文和大墓证明,少昊氏不仅存在于大汶口文化时期,而且还延续到龙山文化时期,期间经历了不断迁移和发展的过程。其中大汶口晚期以莒县陵阳河一带为中心,到大汶口末期迁到五莲丹土一带,龙山早中期又迁到日照尧王城、两城等地,在滨海地带形成超大规模的中心,龙山中期之末迁到了临朐西朱封一带,到龙山晚期又迁到曲阜一带。少昊氏的迁移过程是不断发展壮大和文明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经历了从古国到方国的社会转变。到龙山文化末期,少昊氏走向衰亡,被东夷新崛起的皋陶、伯益等政权实体取代”。[16]

    但是,少昊族的活动范围并不像王青所描述的这样狭隘。《左传》清楚地记载了少昊后裔向西扩张的事实。

    鲁昭公元年那一年,晋平公病了,让卜人算卦,看看是什么原因。卜人说是实沈和台骀这两个人在作祟。晋平公于是问史官他们是什么人,晋国的太史居然答不上来。正好郑国的大夫子产来了,于是晋国的大夫叔向便问子产。子产说,实沈是帝喾的二儿子,他和哥哥阏伯不和,整天打仗。于是,尧帝便将阏伯迁移到商丘,把实沈迁到大夏,即今天陕西省的太原市,负责用参星来定时节,后来被供奉为参神。而台骀是金天氏少昊的后代昧的二儿子,昧是水官,台骀继承父业,疏通汾水和洮水,堵住大泽,带领人们住在广阔高平的大原上。颛顼帝因此嘉奖他,把他封在汾川,成为汾神。沈、姒、蓐、黄四国世代守着他的祭祀。最后子产说,这两位神与晋侯的病是没关系的。

    请看《左传》原文:“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17]

    此段里的“裔子”两个字特别重要,即少昊后人的儿子,与少昊隔了多少代?不知道。反正台骀比实沈要早多了。

    看到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汾神都是少昊的后裔,怎么能说少昊族只偏于山东一隅呢?少昊不仅是我国东部地区重要的人类部落首领,还是前五帝之一。我之所以说前五帝,是因为司马迁只说出了后五帝。前五帝就是大皞、炎帝、女娲、少昊、共工。后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尧、颛顼。通过《左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少昊的后代的扩张是相当广阔的,西进中原,南下江淮。把他说成黄帝的儿子,简直是本末倒置。

黄帝的出生地和名字

    司马迁在《史记》里说:“黄帝居轩辕之丘”[18]。给了我们一个轩辕丘的概念。

    晋代人皇甫谧说:“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黄帝都涿鹿,或曰黄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或言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也。”[19]
《国语》:“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20]

    《今本竹书纪年》:“黄帝轩辕氏,母曰附宝……生帝于寿丘。”

    以上书中,晋人皇甫谧说得最详细,他说黄帝出生于寿丘,登帝位于穷桑(山东曲阜),建都在涿鹿和有熊(河南新郑)。另外,《国语》和《帝王世纪》都提到黄帝居住在轩辕丘和姬水河畔。对于轩辕丘和姬水,古来有多种说法,有的说在河南新郑附近,有的说是陕西关中漆水河,还有的说河北涿鹿。

    轩辕丘到底在哪里?《山海经》里有这样一段话:“轩辕之国,在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年,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21] 这里的穷山就是穷桑,山东曲阜也。因此,轩辕丘的位置大约在今天的鲁西地区。

    其实,据我的考证,姬水就是济水,也就是今天黄河流经山东的这段河道。古时候,黄河从西边流过来,遇到泰山山地和蒙山山脉的阻隔,便掉头向北。济水是黄河流到下游时分出的一条支流[22],它与黄河并行,贴着泰山脚下向北流入渤海。后来黄河夺济水河道入海,济水已经变成了黄河。

    千万年来,西边流过来的黄河在山东中部山地面前受阻,于是掉头向北流入渤海,有时也向南夺路流入黄海。今天的山东西部地区,古时候河流纵横,有着大片的森林湖泊,东依泰山、蒙山群峰,西临大河大泽,肥田沃野,气候宜人,不冷不热,是人类生存的良好居所。穷桑就在济水之滨,鲁山之西侧。大汶口文化就诞生在这里。更早在这一地区生活的先人应当是大皞,继之是少昊,到了黄帝时代,泰山氏族集团已经向黄河中游发展,因此发生了与西部族群的争夺。

黄帝是挤进中原的

    《孔子家语》记到:“黄帝者,少昊之子,曰轩辕,生而神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后克之。”[23]

    司马迁的《史记》曰:“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24]

    从这两书的记录可以看出,黄帝的西向扩张不是轻易成功的,是因为当时的天下共主神农氏衰弱,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逐鹿中原,黄帝才崭露头角。中国的中原地带历来是由王者所居,黄帝之前是神农氏炎帝族号令天下,周边部落进入不了中原舞台。自三战炎帝、再战蚩尤之后,黄帝才奠定了天下领袖的地位,才得以入主中原。从此以后,泰山地区的部落集团部分移居黄河中游一带,势力扩张到今天的河南中部以及山西的南部。从颛顼、帝喾、尧、舜、禹的建都之地,可以看出东部民族逐渐西移的迹象。

    《左传》里记载:“宋,大辰之虚也;陈,大皞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 [25]陈是现在的河南淮阳,卫是今天的河南濮阳,与少昊和黄帝关系密切的这些人曾生活在今天的河南东部地区。但是,到了春秋时期,主要祭祀大皞的几个小国都分布在鲁国一带。这说明今天的山东西部和河南东部是这些东方民族最早活动的地区。

    黄帝尽管已经挤进中原,转战千里,经过阪泉、涿鹿几场大战臣服了炎帝、蚩尤部,但其部落的大本营仍然在鲁西和豫西一带。我们可通过《山海经》来判断黄帝和其他古代帝王的位置。

    《山海经》记载:“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 “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之北。” [26] 书中说的台,在古代就是祭坛。了解古代祭礼祭法的人都知道,祭坛是祖庙之外祭祀的地方。

    这里的昆仑决不不是今天新疆南部的昆仑山,很可能是泰山南部的一座山,如徂徕山或梁父山。以此来判断,黄帝部落的祭台都在山东泰山地区。

    尽管黄帝死后埋葬在桥山(在今天陕西境内),但不能说黄帝就是渭水地区的人。古代帝王流动性很大,居无定所,游无定处,大禹在外出巡游时死在浙江的绍兴,绍兴有大禹陵;炎帝死于今天的湖南,湖南株洲有炎帝陵;舜死于湖南九嶷山,有舜陵。但只有尧陵很说明尧的故乡所在地。

    尧的一生足迹遍布很广,据说尧建都于今天的山西临汾市,那里有尧庙、尧陵,但尧庙建于晋代,尧陵建于唐代,年代比较晚。而今山东鄄城县富春乡赵千庄谷林寺的尧陵,很说明问题。

    《吕氏春秋》记载:“尧葬谷林。”晋人皇甫谧在《帝王世纪》里解释说:“谷林即成阳也。”成阳即今天山东菏泽地区的鄄城。鄄城县历史悠久,素有“古鄄”之称。《太平环宇记》载:“鄄城县古昆吾旧壤,颛顼遗墟。” 《吕氏春秋》载:“尧葬谷林,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谷林、历山、雷泽都在鄄县境内。

    北魏人郦道元的《水经注》描述尧陵规模说:“今成阳城西二里有尧陵,陵南一里有尧母庆都陵,皆立庙。尧陵东,城西五十余步中山夫人祠,尧妃也。”从这段记录中可以知道,尧、尧母和尧妃均葬在谷林。这说明尧决不是出巡时死在成阳的,而是晚年居住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鲁西地区对尧的重要意义。

    到此为止,黄帝的出生地和族群关系已经比较清楚了。轩辕丘和姬水虽然现在无法清楚地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但我可以肯定地判断就在泰山西南部地区。

黄帝与太皞的关系

    要搞清黄帝与少昊的关系,还要考察黄帝与太皞的关系。我之所以认为黄帝与太嗥有渊源,除了黄帝的后裔尊重太皞的祭祀,还有文化上的承袭这一原因。我们已经知道,“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27]。太皞一族的图腾是龙。据说黄帝以风为官,但却继承了太皞族龙的图腾,说明黄帝是太皞的关系。在炎帝与太皞之间,黄帝与太皞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一些。

    《山海经》中有这样一段话很值得注意:“有九丘……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大皞爰过,黄帝所为。”[28] 对于东方的这棵大树,太皞和黄帝都光顾过。为什么把他们俩连在一起呢?肯定有一定的原因。

    也有一种说法,说黄帝与炎帝是一母所生,亲兄弟。这与《孔子家语》和《史记》里的记载的炎黄大战绝然不同。一母所生的亲兄弟,还能展开三次大战吗?所以,炎黄一系说不过是出自后来人善良的撮合。

    从黄帝与太皞的文化关系这一点上判断,黄帝是来自东方部落的首领。但太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我们还要从更深的层次来认识。现在史学界习惯于将太皞与伏羲说成一人,但先秦以前的著作中很少见到伏羲的名字,《左传》里对伏羲只字未提,对太皞却有清楚的记载。

春秋时有许多小国以太皞为祖

    公元前639年,位于鲁国西南部的邾国攻打鲁国西部的须句国,将须句国据为己有。须句国的国君跑到鲁国来避难。对此,鲁国国君鲁僖公的母亲成风发话了。她是须句国国君的女儿,长大后嫁给鲁庄公,怎能眼看着自己的国家被邾国灭掉呢?于是她对儿子鲁僖公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是崇皞济而修祀,纾祸也。”[29]
译文:任、宿、须句、颛臾都是风姓的国家,是祭祀大皞和有济的国家,以此来服事诸夏。重视祖先祭祀,保护小国寡民,是周朝的礼规。蛮夷捣乱华夏,是周人的祸事。如果保留须句国,就是崇拜先祖太皞和有济,就能接续对祖先的祭祀,从而舒解祸患。

    在成风的干预下,第二年春,鲁国出兵邾国,恢复了须句国。通过《左传》这一段宝贵的记载,我们知道了三个重要事实,一是风姓这个古老的姓氏到春秋时仍然存在。第二,直到春秋时,大皞即太皞仍然被东方的一些小国祭祀着。第三,祭祀太皞的须句国属于华夏的范畴,也就是说大皞是华夏的老祖宗,而邾国属于夷族的范围。

    任、宿、须句、颛臾是鲁国周边的几个小国,颛臾甚至就在鲁国境内,是一个蒙山脚下凭险而筑的城堡国。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鲁国执政季桓子想拿下颛臾,让子路和冉求去征求孔子的意见。孔子说:“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是社稷之臣也。”[30] 孔子说的先王是周以前的帝王,也可能是尧舜,也可能是禹汤,这说明颛臾这个城邦小国上千年来就是威震东方的东蒙主,历朝历代不敢改变它的地位,是负责祭祀祖先的社稷之臣。这个社稷包括的可不仅是诸夏,也有诸夷。可见颛臾的资格有多大,由此也可看出当时的中国对太皞这位先祖是多么尊重。如果后来的五帝以及夏商周三代与太皞不是同宗同族,太皞的后裔不会得到这样高的待遇。

    根据成风和孔子的这些话,我们知道任国、宿国、须句国、颛臾这些国家都是太皞的后裔,他们祭祀的先祖是大皞,也就是太皞。另外我们还得知,春秋时期鲁国地区有许多小祖宗国,他们都是上古时期遗留下来的部落后裔,甚至有无怀氏、有巢氏等的后裔,只不过这些后人的组织形式已经不是封国了。譬如,鲁国有有氏,打开《论语》开篇就是“有子曰”。有子就是孔子的一个学生叫有若。

    太皞是中国最早有名有姓的祖先,是东方部落的首领,是五帝之首,到春秋时还被许多小国祭祀供奉,由此可见古代中国氏族社会对祖宗的记忆是多么清晰!成风所说的“保小寡”很有意思,这些小国寡民尽管小,但辈份却很大,象后来的杞国(大禹的嫡系后裔)、陈国(舜的嫡系后人),都是小祖宗国,但比起颛臾和须句来,又晚得多了。

    我们还可通过孔子对郯国国君的态度来判断这些古遗小国的重要性。当郯子给鲁昭公讲了祖宗的历史后,孔子感叹地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31]立刻跑去向郯子学习。为什么鲁国这样一个文化大国竟然不知道这些古代历史,而东方的边缘小国对此却一清二楚?这种现象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小国都是历史悠久的小祖宗国。鲁昭公这些跑去西部又返回来的周人后裔,不如这些小祖宗明白历史。

司马迁写《史记》为什么不从太皞写起?

    但为什么舜、禹、商、周已不祭祀太皞?为什么司马迁的《史记》不从太皞写起?可能与年代久远和部族分蘖有关系。鲁国附近的那几个小国可能是太皞的嫡系后裔,只有嫡系的后裔才对先祖的祭祀负主要责任。

    周人灭商后,“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封夏后氏(禹)之后于杞,封殷之后于宋”[32],所封者都是大宗子。只有大宗子的国家才能世世代代的奉祀先祖。至于太皞和少昊这样古帝的后人早就有人封了,已经无须周王再分封了。夏商周三代之所以不禘少昊或太皞,其原因可能与祭法有关。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比邾国伐须句国只晚了五百年,按理说寻找黄帝以上先祖的蛛丝马迹并不难,但司马迁只从“黄帝者少典之子”开始写,这可能与族谱谱系模糊有关。司马迁写的是正史,必须有根有据,而民族谱系的传承,或者缺失,或者多种多样,莫衷一是。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态度严谨的司马迁停止了对中华先人祖谱的追溯。

    导致司马迁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与中国古代祭祀祖宗的方法有关。这种方法就是取近舍远。《礼记》记载:“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33]

    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得知,舜时在举行禘祭时祭的是黄帝,举行郊祭时祭的是帝喾,举行祖祭时祭的是颛顼,以尧为宗祭。禹的后人禘黄帝但郊鲧,以颛顼为祖祭,以大禹为宗祭。殷人就把黄帝放弃了,把帝喾作为最远的祖先,郊祭的是冥,祖祭的是契,宗祭的是汤。周人也把祖宗最远上溯到帝喾,帝喾以上就不管了。

    《礼记》说:“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设庙、祧、坛、墠而祭之,乃为亲疏多少之数。是故王立七庙,一坛一墠。远庙为祧,有二祧,享尝乃止。去祧为坛,去坛为墠,去墠为鬼。”[34]

    古代帝王的祭法是按祖辈的远近来祭祀的。王有七庙,供奉着他最近的七个爷爷。八世祖就没有庙了,到野外建个祭坛来祭祀,再往上的爷爷用墠来祭祀。坛是一块土台子,墠就是一块平地。祖宗越远,祭祀力度越弱。再远的就不再祭祀了。在古人心目中,没人祭祀的祖先是可怜可悲的,“去墠为鬼”,但对于远祖,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通过这种祭法,我们可以看出它的一个缺点,即数典忘祖,过一代忘一代,时间长了便不知自己最早的老祖宗了。所以,司马迁将华夏祖谱追溯到黄帝之后,便难以继续上溯。于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便交给神话去描述了。但正是由于司马迁的这一松懈,导致了今天我国上古史脉的许多混乱。

    另外,司马迁是陕西韩城人,西部人,对东方的历史不熟悉。假如他到东部地区生活几年,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收获。仔细读一下《左传》就知道了。

黄帝应当是少昊的后人

    从这些事情上判断,少昊要早于黄帝,是比黄帝还早的东部首领。《孔子家语》中的“黄帝少昊之子”应当更准确,即使黄帝不是少昊的儿子,出于少昊部也是可能的。至少说明少昊比黄帝更早,如果年代晚得话,司马迁不会不写。如果少昊是黄帝的儿子青阳的话,在写五帝本纪时一定会写出来,但司马迁没这么做。

    从名字上判断,少昊也要早于黄帝。凡是叫皞或昊的帝王,年代都比较久远。昊和皞的象形文字是天边升起一轮太阳,是太阳崇拜的表现。大皞与少皞从名字上看就有联系。从时间上看,他们俩的出现很可能是前后脚。因此,我肯定《孔子家语》里孔子所说的话是正确的,其他的都不可信。

    再从泰山崇拜这一点上看中华民族的形成。历代帝王为什么没有形成西部山脉的崇拜?如果黄帝出自渭河流域为什么以后的历代帝王不去封禅华山或太白山?如果出自中原为什么不去封禅武当山和嵩山?而偏偏钟情于泰山?华夏民族仰拜泰山,说明他们一支主干发源于泰山脚下,黄河之边。泰山南麓曲阜这一地带是我国古文明的摇篮。

    谈到这里,我必须提一下《孔子家语》这本书的权威性和可靠性。近年来,地下出土文物已经证明,《孔子家语》不是孔安国制造的伪书,是研究先秦史和儒家活动最有价值、最重要的一本信史。从时间上讲,此书成集于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是先秦早期的著作,而司马迁的《史记》比《家语》晚三百多年。《世本》大约是战国末期的著作,最早出现在《汉书·艺文志》里,也比《家语》晚得多。至于说晋人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出书年代就更晚了,大约是公元290年的著作,比《孔子家语》晚了七百多年。所以,孔子说的肯定要比他们可靠和正确。

    庞朴先生曾说:“(《家语》)是孟子以前遗物,绝非后人伪造所成。”[35] 王承略先生在《论〈孔子家语〉的真伪及其文献价值》一文中说:“《家语》保存了一大批比较原始的文献资料,有许多地方明显地胜于其他相关古籍,具有重要的版本、校勘价值。”[36]

    通过对少昊和黄帝关系的研究,可以看出一些历史谬误往往可以传播上千年,甚至几千年。在最近印刷出版的一本《孔子家语》中(齐鲁书社2009年4月第一版),编注者杨朝明先生竟然将“黄帝者少昊之子”改成“黄帝者少典之子”。这种篡改历史的现象真是令人恐怖。明目张胆地篡改古籍!这种做法必须引起史学界的警惕。

    在研究三皇五帝时,可以看出秦汉以后大量后人造出来的传说。现在必须正本清源,还历史以真相。

注释:
[1] 皇甫谧《帝王世纪》。
[2] 《史记 封禅书》。
[3] 《孔子家语 五帝德》。
[4] 《世本》。
[5] 《帝王世纪》,晋皇甫谧著。
[6] 《史记 五帝本纪》
[7] 《史记 五帝本纪》。
[8] 《史记 秦本纪》。
[9] 《左传 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
[10] 《史记 三代世表》。
[11] 《史记 三代世表》。
[12] 同上。
[13] 《礼记 祭法》。
[14] 《山海经 大荒东经》。
[15] 《汉书 律历志 世经》。
[16] 王青:《从大汶口到龙山:少昊氏迁移与发展的考古学探索》。
[17] 《左传· 昭公元年》。
[18] 《史记 五帝本纪》。
[19] 《帝王世纪》。
[20] 《国语 晋语》。
[21] 《山海经 海外西经》。
[22] 郦道元,《水经注· 济水》。
[23] 《孔子家语 五帝德》。
[24] 《史记 五帝本纪》。
[25] 《左传 昭公十七年》。
[26] 《山海经 海外北经》。
[27] 《左传 昭公十七年》。
[28] 《山海经· 海内经》。
[29] 《左传 禧公二十一年》。
[30] 《论语 季氏》。
[31] 《左传 昭公十七年》。
[32] 《礼记 辩乐解》。
[33] 《礼记 祭法》。
[34] 同上。
[35] 庞朴:话说五至三无,《文史哲》,2004年第一期。
[36]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0-06-02 12:50:41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 标题: 《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

《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

旅美学者  朱学渊

二○一○年六月一日初稿

    近年来,我指出中华民族的祖先是北方民族的同类,夏、商、周、秦都是戎狄形态的部落,黄帝之姓“公孙”是族名“乌孙”或者“爱新”,夏历生肖“申酉戌亥”是蒙古语的“猴鸡狗猪”,乃至“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因此我说上古中原的语言不是汉语,晚期蒙古语呈现优势。

    司马迁也暗示上古的语言不是汉语,他说到过一部很难懂的古书,“《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作为当时的一位大学者也不懂的书,尽管它今天已经失传,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判定,它不会是用汉语的文言,更不会是用汉语的口语,而只能是用非汉语写成的。

    《尚书》是当之无愧的“上古之书”,可懂性或可聊胜无懂的《百家》,但文意非常古奥。《史记》摘有大量《尚书》章句,明眼人看得出来,太史公也并没有把它们全部搞懂。本文试举几例《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来证明它是产生于中原还是戎狄的时代,我们读到的《尚书》是汉语的译文。

    《尚书》是译文

    北方民族是从黄河流域出走的,以蒙古、突厥、女真为代表的北方民族三大语言,原本是上古中原的语言。汉语是这些语言在南方藏缅式语言的影响下转型成而成的。比较基本语汇,蒙古语“天”是“腾格里”,“湖”是“淖”,“河”是“各”;突厥语“水”是“苏”,“车”是“高车”;女真语“山岭”是“阿林”,“年”字是“阿年”等,都表明汉语有“戎狄底蕴”。

     因此,上古传说本是戎狄的故事。汉字创生后,一些兼通戎汉语言的知识分子就能用汉字来纪录它们,《百家》可能与后世的《蒙古秘史》一样,是用汉字记音的非汉语故事;《禹贡》则是大禹地理见闻的汉语译文,里面有一些蒙古语的习惯称呼,譬如“岛夷”,当时大家都懂,后来大家也都不懂了。(图一、蒙古秘史)

    据说春秋时代流传着三、四千篇上古文章,它们应该都是译文,孔子从中辑出几十篇编成《尚书》。司马迁比定了大量的文献,才写成先秦四大本纪。《尚书》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同时也转嫁了它的戎狄语言成分。譬如;《周本纪》里的“虎贲”就是有据可查的蒙古字。

    “虎贲”是“力士”

    “虎贲”在《尚书》中出现四次,其中《牧誓》篇说:“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汉代大学者孔安国解释“虎贲”是:“勇士称也。若虎贲兽,言其猛也。”(《史记》第122页注2),这个望文生义的“若虎”之说在传统学术里蒙混了两千年。其实,蒙古语“虎斯/虎思”是“强壮/有力”的意思。辽朝是契丹人建立的,契丹人是说蒙古话的,《辽史·国语解》提到这个字时说:“虎斯,有力称。”而蒙古语的“人”是“浑/贲”。“虎贲”乃是“虎斯·贲”的缩音,是“壮汉”或“力士”的意思,与老虎是没有关系的。

    《尚书》另出现“贲”字三处:《汤诰》“贲若草木”,《盘庚》“用宏兹贲”,《大诰》“敷贲敷前人受命”。我猜测“敷贲敷”可能是“虎贲夫”的别写,但其余两处就只是“人”的简单意思。“兹贲”是“兹人”,“贲若草木”是“人丁若草木一般兴旺”。

    《舜典》记载舜求贤时说的“有能奋庸熙帝之载”,此话于《五帝本纪》作“有能奋庸美尧之事者”。“能奋”音即“能贲”,意即“能人”。但是东汉马融释曰:“奋,明;庸,功也。”(《史记》第40页注3)马融和司马迁一样都不明白“奋/贲”是“人”的意思。

    “昆”也与“浑/贲/奋”谐通,《仲虺之诰》曰“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历代学者都认为“后昆”是“后人”,但没有人指出“昆”是蒙古语里的“人”。

    “惟家之索”是“家道破败”

    《周本纪》引有《牧誓》之名句:“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意思是“母鸡不司晨;母鸡若司晨,家道就破败”。这是隐喻商朝即将败灭。孔安国则解释说:“索,尽也。喻妇人知外事。雌代雄鸣,则家尽也。”(《史记》第124页注11)其实,汉语“索”的动词意义是“索取/勒索”,并没有“勒索至尽”的程度。它有一点“枯燥/空洞”的意思,如“索然无味”,但也不至于到“空洞至灭”的境地。因此“家索”不仅不可能是“家败”,连“家尽”也很勉强。

    “索”的“破落/败灭”之意从何而来呢?蒙古语suidelehu(绥德勒胡)是“损坏/报废/破灭”,“索”是它的第一个音节sui的近音。

    “荷察罕旗”是“荷白色旗”

    武王灭商后,《周本纪》记载朝歌庆功有“百夫荷罕旗以先驱”的场景,我原本以为“荷罕旗”是“举着可汗的旗子”。但是后来读到《逸周书·克殷》的文字是“百夫荷素质之旗于王前”,汉语“素”是“白色”的意思,我才明白“百夫荷素质之旗”是“百夫荷白色旗子”。

    《逸周书》原名《周书》,西汉学者说它是孔子采编《尚书》的馀篇,清代学人将《周书》定名为“逸周书”,意即有别于圣贤书的,地位梢次的“另一部周书”,但《逸书》竟有此超越《尚书》的一例。

    略知北方民族语言的人就知道,蒙古语的“白”字是“察罕”或“叱干”。它也是鲜卑民族的氏族名,如《魏书》有说“叱干氏,后改为薛氏”。关中是周部落根基,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却有地名“叱干镇”,也显示蒙古语在中华民族起源之地还有深植的根。

    “荷素质之旗”半戎半汉的说法应为“荷察罕旗”,但周人语言中的蒙古语成分逐步减少,起初人人都懂“察罕是白”,后人懂的愈来愈少,竟至司马迁采录到的版本还脱漏了“察”字。所幸《克殷》将它译成“素质之旗”,以致还有判定周人语言是蒙古语的线索。

    “九有”是“九国”

    《尚书》和《诗经》出现四处“九有”,《咸有一德》“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玄鸟》“方命厥后,奄有九有”;《长发》“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这些文句非常难懂,其中最难懂的又是“九有”二字。

    汉代《毛诗》解释“九有,九州也”。但从上下文来看,“九有”不是地方,而是种族或部落。然而,首先还须弄清楚“有”字的读音。

    《国语·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的“而或专之”,在《周本纪》作“而有专之” (《史记》第141页);而《咸有一德》“以有九有之师”的意思又是“以吾(我们)九有的武力”。此两例的“有”表现为“或/吾”的通假,当然应作“或/吾”或“乌/纥”之读。

    在此提请读者注意:商族是自命“九有”的。

    按此读,“有熊”就是“乌孙”,“有巢”就是“兀者”,“有扈”就是“回纥”,传说的氏族名就有了戎狄的归宿,而“九有”当然就是“九纥”。再循“蒙兀/蒙古”、“东胡/东郭”、“仆和/仆骨”的音变规律,“九有/九纥”必是“九古/九国”,也就是“九姓”的蒙古式叫法了。

    “王侯”是“单于”

    《尚书》有很多“后”和“侯”,他们都是“威权人物”。《胤征》说:“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此中“胤侯”和“胤后”必是同一人,即胤部落的首领。而“羲和”也是有“职”有“邑”的头人,当然也可写作“羲侯/羲后”。

    《尚书》出现过十次“诸侯”,还出现过八次“群后”,它们既可是集权人物,也可是部落首领。其实,“后/侯”只是hu/ghu的不同写法,上古官称“大夫”,夏部落“大父”,周部落“亶父”,这些“夫/父”也都是“后/侯”的别写。而“大夫/大父/亶父”的读音就是匈奴王号“单于”da-u。

    “单于”被大众误读chan-yu已久。《匈奴列传》说“单于广大之貌也”,其实是说蒙古语“广大”delger与“酋长”darga两字的读音非常接近。而蒙古语g音常转读颚音gh,进而转为u,于是darga就变成了将da-ghu或da-u,也就是司马迁听到的“单于”了。

    推广一个经验读音规则,以半元音y起首的汉字,略去y剩余的读音,约为其古音,如”亚”为“阿”;“姚/尧”为“奥”;“颜/奄/燕”为“安”;“于/禺/禹”为“兀”;“殷/尹/胤/赢”为“恩”等等。法国学者伯希和在近一百年前说过,汉语的“达官”是darga的转音。我想中原的王侯,如“唐尧”和“大禹”,都是华夏的“单于”。图二、伯希和

    “岛夷”是“九姓”

    《禹贡》有名句“冀州……岛夷皮服”和“扬州……岛夷卉服”,意思是冀州居民是穿兽皮的岛夷,扬州居民是披草卉的岛夷。《史记》和《汉书》分别将《禹贡》辑入《夏本纪》和《地理志》,后者还把“岛夷”改作了“鸟夷”,因此“岛夷”就是崇拜鸟图腾的“九姓”,而大禹时代夏人就知道冀、扬二州的东夷居民是“九姓/鸟夷”了。

    中国语言里“鸟”有男器之别义,其形声俗字为“屌”,“岛/鸟”二字不仅形似而且音通于diao,《汉书》将“岛夷”改为“鸟夷”,虽然点出了人类学的实质,却也昧去了“屌夷”的谐趣。

    《禹贡》之后,拓拔鲜卑建立的北朝历史《魏书》再次言及“岛夷”,它提到的“岛夷桓玄”、“岛夷刘裕”、“岛夷萧道成”、“岛夷萧衍”,此四人既非海岛之民,也非鸟夷女真,只是南徙的汉人。称他们是“岛夷”,实质是将汉人视为“九姓/鸟夷”的同类。

    从上古历史来看,中原强势部落(如商、周、秦)多为“九姓”,后来把汉族视为“九姓”的北方民族不止鲜卑一族,突厥语民族是把中原叫做“桃花石”,实即“通古斯”的。夏人和说蒙古话的鲜卑人相隔两三千年,但是他们把 “九姓”叫为“岛夷”的意识却是一脉相承的。

    结束语

    三四千年前,黄河流域发生了语言的转型,与藏缅语同类的汉语取代了今天被归为“阿尔泰语系”的戎狄语言。语言转型往往会伴随文化的流失,但是华夏文明的结局相当完美,前汉语时代的戎狄传说或历史,被中华民族的先人用汉语和汉字保留下来了,《尚书》和《诗经》就是它们的纪录。

    汉民族被认为是世上最古老的民族,汉语中的戎狄语言底蕴,往往还会被误释为北方民族借用了中原语言的成分,伯希和就认为蒙古语的darga是汉语的“达官”,突厥语的beg是汉语是“伯”。因此,要证明汉语是在北方民族语言的基础上发生的比较年轻的语言,就必须有更多的证据来推翻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中华民族的祖先是戎狄,中原古族“有熊”是“乌孙”,“有巢”是“兀者”,“有扈”是“回纥”;先秦古人“叔孙”是“肃慎”,“句践”是“女真”,“孟轲”是“蒙古”都是强力的证据。但是,之于一些“惟信书”的人来说,《尚书》、《诗经》、《逸周书》中的蒙古语成分,或许是更“信得过”的证据。本作者还将继续提供这样的证据,来唤醒国人对戎狄祖先的认同。

 

 

“《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一说,违背历史

谢选骏

200年6月11日

    朱学渊先生擅长民族语言考古,但其“《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一文,却有越界之嫌,显得失了方寸。其荒谬程度就像是说:“希腊罗马古籍中有英语成分、法语成分、德语成分、西班牙语成分、意大利语成分”一样。

    上述“《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说,完全没有顾及民族及其语言生成的先后顺序,没有顾及文献记载的事实依据。相反,作者只是凭借自己的语言知识和联想能力,搜集一些现有的民族语言,去印证中国古籍(如《尚书》)中的词句。殊不知,这种方法颇有些“刻舟求剑”的味道。他忘记了,民族语言本身是变异的“河流”,它本身就处于川流不息的演变之中,不可能像古代典籍那样固定下来。用后出的民族语言,去论证先前的古代典籍,怎能不落入“刻舟求剑”的误区呢?

    如果说,在古代典籍和民族语言之间真的出现了某些相似之处,如果排除了偶然巧合、望文生义的误解之外,应该说,更大的可能是先前的古代典籍影响了后出的民族语言,至少这种可能性会大一点,而不是相反,不是现在的或晚出的民族语言“先验地”影响了古代典籍。如果有人说,荷马史诗和西塞罗的演讲中有许多词汇可以和现代欧洲语言拿出来比较,人们要么说它们同属于一个更古的共同语之分叉,要么说是希腊文和拉丁文影响了后来的欧洲民族语言,但绝不能说“希腊罗马古籍中有英语成分、法语成分、德语成分、西班牙语成分、意大利语成分”。否则就是本末倒置了。

    但是,作者却按照“希腊罗马古籍中有英语成分、法语成分、德语成分、西班牙语成分、意大利语成分”的思路,得出了“《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这一先后颠倒、顺序不分的荒谬想法。其实照这样推演,《尚书》将不仅出现“蒙古语成分”,还将出现更多的日本语成分、朝鲜语成分、越南语成分。按照“《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一文的逻辑推演下去,竟然得到了如此离奇的结论:

    “据说春秋时代流传着三、四千篇上古文章,它们应该都是译文,孔子从中辑出几十篇编成《尚书》。司马迁比定了大量的文献,才写成先秦四大本纪。《尚书》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同时也转嫁了它的戎狄语言成分。譬如;《周本纪》里的‘虎贲’就是有据可查的蒙古字。”

    人们不禁要问问朱学渊先生:这个“有据可查的蒙古字”(‘虎贲’),是什么时候记录下来的?是在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之前呢?还是之后呢?显然,只能是之后,因为在司马迁的时代,蒙古人还没有出现呢。但是如果蒙古人晚于“虎贲”一词的出现,又怎么能说“虎贲”是一个蒙古词语呢?

    说“虎贲”是一个蒙古词语或诸如此类的其他说法,不仅对于热爱中华文化的人们会是一个极大的感情伤害,而且也不合事实。照理说,“译文”是相对于“原文”而言的,如果按照朱学渊的说法追寻下去,《尚书》如果真是孔子从三四千篇并非华夏语言的“原文”中辑出的几十篇,那么,这些并非华夏原文在哪里呢?莫非像是摩门教的经书一样,仅仅“存在”于想象和神话中?

    现在,没有这个虚无的“原文”作为证据,那么“译文”一语又从何而来呢?

    朱学渊的“《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一文,不仅缺乏历史常识,而且缺乏思考逻辑,以至于放言“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因为“上古中原的语言不是汉语,晚期蒙古语呈现优势”。

    我们知道,秦始皇家族可能并非出身中原,但这并不等于他就可以被随意戴上“蒙古”、“女真”等帽子。就像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出身湖南乡下,而湖南在古代是苗族的大本营,就直接断言毛泽东具有苗族血统,并举证说“‘毛’就是‘苗’的谐音”,并据此得出结论说:“毛泽东鼓吹阶级斗争、杀人如麻,是因为他出身苗蛮,对中原人民怀有刻骨的民族仇恨。所以他在民族政策上也偏袒少数民族,极力摧残汉人的脊梁。”

    按照一般的思考逻辑,说“古代人是后代人的祖先”是可行的,但不能说“古代人(秦始皇)就是后代人(女真人)”,更不能说“这个古代人(秦始皇)属于那批后代人(女真人)”。但是“《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一文,却打破了思考的逻辑、表达的体统,硬说秦始皇就是两千两百年前的当时还不存在的“女真人”,这个秦始皇甚至口操两千两百年前的当时还不存在的“蒙古话”。

    至于说到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的赞语,朱学渊的解释也是不对的。

    原文如下:“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译文大意为——

    太史公司马迁说:学者多称赞五帝,久远了。然而最可征而信的《尚书》,记载的独有尧以来,而不记载皇帝、颛顼、帝喾。诸子百家虽言黄帝,又涉于神怪,都不是典雅之训,所以当世缙绅们都不敢说,不可以取以为证啊。孔子所传的《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虽称孔子所传,但儒者怀疑不是圣人之言,所以不传以为实。我曾经西至崆峒山黄帝问道于广成子处,北到黄帝尧舜之都涿鹿,东到海,南到江淮,我所经历的地方,所见过的长老,往往称颂黄帝尧舜的旧绩与其风俗教化,固来与别处有所不同。那么别的书说到黄帝的,也或者可以为证。总之,大要不背离《尚书》所记载的接近这些。我看《春秋》《国语》,这两篇发挥阐释《五帝德》《帝系姓》很彰著。

    顾儒者但不深考而且有的不传讲。这两篇所发挥阐述得很显著,验之风俗教化固然不同一般,都是事实,一点也不虚。况《尚书》缺亡的内容多了,岂能因为它缺亡而算了呢?它所遗失的,像黄帝以下的事情,就时时见于其他的传说中,如百家《五帝德》之类,都是其他学说。有怎么可以因为缙绅难言,儒者不传,而不选取了呢?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人,不能择取。而浅见寡闻者本来就难为它讲说。我按照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次序,选择其中语言比较典雅的。

    所以写成本纪的开头。)

    这里根本没有朱学渊所说的“也暗示上古的语言不是汉语”,更不存在朱学渊所说的“说到过一部很难懂的古书”。司马迁所谓的“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其意思并不是说荐绅先生看不懂这些文字,而是说看懂了,但因为其内容不规矩、不雅驯,而觉得难以启口。中国先秦史上失传的著作很多,但至今还没有听说有哪一部失传的著作是用少数民族语言写的。当然更不可能是用当时还没有出现的蒙古语文或是女真语文写的。

    由此可见,朱学渊所进行的以下“判定”是毫无依据的:“我们还是可以判定,它(古代典籍)不会是用汉语的文言,更不会是用汉语的口语,而只能是用非汉语写成的”。

    有人可能会说,“朱学渊先生学富五车,为了研究民族语言,他可是不辞辛苦,作了大量的研究,总不能全盘否定吧?”

    我想指出,正是为了挽救朱学渊先生的学术研究,我才写作此文,意图在合理的推测与明显不合理的“判定”之间,画出一道界限。望学渊先生把握之。

    2010年6月11日

 

 

读朱学渊《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后的随想

马悲鸣

二○一○年六月十日

    我曾经写过一篇《有清与强汉的正统之源》,网人芦笛指责说∶「他(马悲鸣)大概以为“有清”如同“大清”、“满清”一般,可以用来单独称呼清朝,于是通篇使用“有清”的称呼。其实这“有”字虽可加在朝代名称前头,例如“有唐一代,朝廷始终没有摆脱宦官之害”,那意思就是“终唐之世,朝廷始终没有摆脱宦官之害”,但那“有”字并不能脱离下文,单独成为某个特定朝代的修饰词。我只见过民国称清朝为“逊清”、“前清”、“满清”,从未见过称清朝为“有清”。」

    没想到后来还真有人从《汉典》上查出∶“有清,指清代。有,词头。”《清史稿·礼志十二》:“有清家法,不立储贰”。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到一个朝代名时,前面要加个“有”字。《召诰》:“王先服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诗·大雅·王文》:“有周不显,帝命不时”。反正是古已有之,把前清称作“有清”,要比“大清”“满清”古雅得多。

    朱学渊先生发来一篇《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提到上古“有”字的读音是“乌/兀”,也通假“吾/或”,因此“有周”就是“吾周”,意思是“我们周朝”的意思。这样一来,“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就是“比介于我吾周御事”。“我吾”两字成了重复使用。

    《召诰》还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召诰》是周书,若称“有周”可当“吾周”解;但若称“有夏”、“有殷”就不能当“吾夏”、“吾殷”,而应是“彼夏”、“彼殷”才对。可见在《召诰》成书之年,这朝代名前置的“有”字已经转意。

    后世文人仿古,凡遇朝代名,前面统通加“有”,如“有唐”、“有清”,未必还有“我唐”、“我清”的意思。但朱学渊从“有”字的读音,辨识出古代族名“有熊”是“乌孙”,“有扈”是“回纥”,“有巢”是“兀者”,就有点新意了。过去一直讲有巢氏发明了在树上筑巢,是房屋的发明人。

    黄河流域人种大致是戎狄或谓“北鞑”,长江以南则是“南蛮”,两个亚种于中原融合,是为中国。从《尚书》等古代典籍的蒙古语成分看,两河之间原来是讲蒙古语的。后来南蛮北侵,把“鸟语”般的单音节的语言带进中原,才形成后来的汉语。据说孔子的学生公冶长能听懂鸟语,但是公冶长所懂之“鸟语”并非鸟类之语,而是南蛮古语。如今广东、福建、浙南、皖南话听上去如同鸟音。汉字只是注义而已。

    这次民族大迁移没有记录,但从考古发掘的DNA检测看,十万年前人类出非洲记,分为两支。其一直接北上,丢了遗传基因里的色素,成为欧洲白人。另一支经西亚、中亚、南亚绕过喜马拉雅山丢了肤色中的花青素,到东南亚带上了胡萝卜素,然后再北上东亚,成为亚洲的黄种人。

    DNA是生物遗传基因。语言是文化遗传基因。根据朱学渊先生的研究,蒙古语等戎狄语言退出中国的两河流域北迁。南方蛮语进入两河流域和古蒙古语结合而生成汉语。这正好和DNA的迁徙路线相同。周口店的中国猿人并非现代中国人的祖先。他们的后代已经往北迁移,不知所踪了。

    古语“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里“庆父”的“父”字和现代蒙古族名人乌兰夫的“夫”字,在蒙语中都读“乎”音,是“儿子”、“小孩儿”的意思。蒙古语“庆”是“诚实”,“乌兰”是“红色”。“庆父”是“诚实的孩子”。乌兰夫是“红孩子”。

     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魏无忌”,唐初名相“长孙无忌”,柳亚子之子“柳无忌”等人的名子“无忌”也有做地名用的。《长征组歌》有一段是“到吴起镇”,但是战国名将“吴起”是卫国人,后来事魏、事楚,终生以抗秦为能事,怎么故秦之地能有吴起镇呢?道教讲究“无极之外复无极也”,但河北省的“无极”县却得名于道教发明之前。朱学渊解释说,这些人名和地名都是北方民族的部落名“兀者”。——原来如此!

    亚圣“孟轲”的名字,是蒙古语中的“银子”。蒙古人名“孟克”、“孟和”、“门和”者极多,我有一位朋友叫“孟和·道尔吉”。文革时一位解放军模范人物叫“门和”。我读国内史书,汉朝有一支彪悍的匈奴人寇边,首领叫莫和尔(秃子)。我下乡处的蒙古人叫秃子为“莫和勒”。他们还管塌鼻梁叫“莫和勒哈么勒”,即“秃鼻子”。我想匈奴人说的应该是蒙古话。

    地支十二属相最后一个是亥猪。而蒙古语称猪为“嘎亥”。“王亥秉鞭牧羊”,一个叫“亥”的王者发明了畜牧业。“王亥”两字正是“猪倌”。

    蒙古语也有不同的方言,但远没有汉语方言相差那么大。满语和蒙古语的拼音很相似。知青带蒙古老乡逛天安门、太和殿。他们可以直接从扁额上的满文读出“天安门”与“太和殿”的发音,却看不懂旁边的汉字。

    《尚书》是孔子削删上古典籍而成。书成之后,那些原始文件就散逸了。秦火之后,儒家回忆起一些《尚书》内容,便是《今文尚书》。到了汉朝,孔子故居墙壁倒塌,露出一部蝌蚪文《尚书》,便是《古文尚书》。究竟《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哪部是真经?儒家争吵了两千年也没吵出个结果。

    前些年一位台湾学者证出《今文尚书》是真的,《古文尚书》是假的。这和我的直觉相同。孔子故居墙壁倒塌发现蝌蚪文《尚书》,一听就象是江湖骗子编的。汉朝谶纬之说甚盛,各种伪造的谶书、纬书层出不穷;多造一部蝌蚪文《尚书》,小菜耳。

    在《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历两千年之久的争论中,竟然无人提到其中的蒙古语成分。民族迁徙,文化流变是民族学、语言学和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上古典籍中的蒙古语成分实证了这些迁徙和流变的方向。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0-06-21 07:14:07 +0800收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抄送:标题:《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韩文版序

     朱学渊按:汉城大学文盛哉教授翻译的拙著《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已经由韩国历史研究基金会赞助而出版,原来中文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只是一本两百多页的大字小册子,韩文版竟成了一本四百多页,印刷和装祯美仑美奂的厚书。书厚的主要原因是韩语是多音节的语言,所以韩文单字要比中文单字长;其次是文盛哉教授编写了许多注释加在书中。

     我不懂韩文,但是很想知道文盛哉教授的看法,因此托人翻译了他写的译序,而文先生的文字很艰深,序言译者又不甚通韩国时兴的问题和说法,因此译文就变得非常难读难懂,但是作为原作者的我是大概知道文盛哉先生在说什么的,所以我就按我的理解删除了一些重复或者肯定错误的译句和译字,而保留了它的“要义”,读者读了这篇文章以后,是会感到我是大致忠实原意的。

    文先生说自己在游历中国以后的感觉是:“切身体会到东亚的中心并非中国,而是北方的游牧帝国。”这种独特的感觉或许是很难为世界主流感觉接受。又如,他说我“从正面否定了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历史观”,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是他又说我写的书“为东北亚工程或夏商周工程之属托”,我就完全不能同意了。我认为在这些研究项目里中国政府没有什么心计,而我个人与这些政府研究工程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文盛哉教授读了我的书以后,会产生了什么思想?我是没有责任的。我想,中国周边民族是长期面对“大汉族主义”或“大中国主义”的,我们应该体谅蒙古族同胞读到“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时的感觉,或者体会朝鲜民族在南北朝鲜双双进入世界杯时的自豪。因此,当他们在对“大汉族主义”或“大中国主义”表示强烈反弹的时候,我们对别人首先应该予以更多的体恤,对自己则应该有更多的自省和激励。

中国北方民族与韩国人的根源(要义)

——《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韩文版序

韩国 文盛哉

二○○九年九月

    中国的“华夷文化论”,是说汉族在黄河流域创造了最早的中国文明,并将它传播给了周边民族。但随着在中国内蒙,满洲,西域等地的寻访,译者切身体会到东亚的中心并非中国,而是北方游牧帝国,即连接东西方文明的西伯利亚草原之路,它比丝绸之路有更悠久的历史。当然,数千年来中国成就的文化业绩与对周边民族的影响是不可否认。但当我们看到欧亚北方民族的广袤版图时,便会发现中国只是一个边缘地带,中国的历史也不过是一个边缘地带的历史。

    近年发现的红山、夏家店、三星堆和发祥秦国的张家川的古代文化遗迹,都表明北方民族曾经生活在被视为是汉族祖居之地,而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出身于北方民族或蛮夷的可能性增大了。这些考古发现集中在边远地带,或传统认为的蛮夷之地,或许会使中国当局很感困惑,于是才开始“夏商周工程”的研究,和倡导包括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在内的多民族历史观。

    将西戎出身的黄帝强改为东夷人,或将黄帝炮制为东夷文化主角,虽有助于刻画东夷的繁盛之象,但也会消蚀了汉族数千年来以中原主人身份而自豪的存在感。人为地歪曲历史也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一些超越韩半岛,面向北亚和中亚的新颖进取的古代史相关书籍在国内大量出版,并取代陈旧迂腐的大中国主义历史观及其衍生的“东北亚工程”观念时,我们备感鼓舞。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学者不顾语言差异,随意解读我国古代史而误导读者的事例。

    误释清皇室姓氏“爱新觉罗”即是一例。本书提及“爱新”与“觉罗”是满洲语发音的汉字转写,“爱新”是黄金,“觉罗”是宗族,“爱新觉罗”是“金氏宗族”。金、清两个王朝的共同始祖是新罗王朝的金函普,是可以通过近一千年前的《金史》和《宋史》证实的,开拓今日中国之广袤疆土的清皇帝下令编撰的《钦定满州源流考》也能证实这一事实。但有一些学者硬要把“爱新觉罗”解释为“爱新罗?感觉新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误呢?除了盲目的爱国热情和追名逐利的私心阻碍了理性思考之外;重要的原因则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很多人认为汉字只是“表意文字”,因此他们经常只用汉字的字义去解释用汉字记音的非汉语词汇,这类错误在历史上可以说是层出不穷,而且荒谬至极。

    在此重意义上,《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令人耳目一新,它是作者十年间发表的论文的合集,以上古中原社会为切入点,以上古中原语言是属于北方民族语言为前提假设,以比较人名、族名、地名、词汇等语言信息为手段,求索东西方民族的血缘关系。作者通过这类独特的研究方法,探索了北方民族的起源与迁徙的历史,对学界长期争议不休的一些课题,提出了独到而有进展性的解决线索。

    被称为“黎轩”或“佛菻”的“大秦国”的地理定位,是本书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研究。二十世纪初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认为,《大宛列传》中的“黎轩”和《后汉书》中的“犁鞬”是埃及地名Alexandria(亚历山大)省略a/s后的读音lekan,此说因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支持,近百年来一直被视为定论。前段时间国内连续剧《善德女王》中“黎轩”被说成是在埃及,也源自这个主张。本书的第十七,十八,十九篇,作者指出另一个也被西方学者认为是Alexandria的“乌弋山离”是伊朗东部行省Horasan(呼罗珊),甄订了许多类似的误会后,作者指出大秦国应在伊朗西北部地区。

    更有趣的应该是对匈牙利(Magyar或“马扎尔”)民族起源的解释。作者通过对Magyar族的族名,人名,地名及Magyar语基本词汇的分析,提出匈牙利人的祖先是满洲地区的通古斯——靺鞨民族,七世纪中期的辽东战争及高句丽灭亡,促发了靺鞨族历时数百年的大迁徙,他们最终定居于匈牙利。

    全书着力于对“女真”的重新认识,作者对隐含于中国古籍中的人名,地名,族名中的语言资讯,作了大量的对照分析后得出肃慎—靺鞨—女真—满族,实为源自同一血统,即通古斯系的北方民族的结论。在第五,六,七篇中,他通过对三星堆的出土器物、周朝姓氏姬姓、春秋越国人名句践,秦部落的鸟祖传说,乃至美洲印第安人的鸟图腾和鸟羽饰,得出这些部落或民族有血缘关联的结论。

    本书第十七、十八、十九篇指出汉代历史记载的近波斯之古国“安息”、“条支”实为女真地域,里海被阿拉伯人称为Jurjan海,实为“女真海”,就是一个证据。其实,毋论中亚和西亚,即便汉文化圈之中心——中原,从上古殷商至近现满清也常为通古斯系民族所盘踞或统治,或为蒙古突厥等北方民族所角逐。作者的主张多被视做一类理论飞跃的尝试,其独特的视角和解释从正面否定了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历史观。

    比起传统的考古和文献的实证,作者更倾向于以历史语言作为证据,他指出了中国学界无视语言这一人类历史化石的价值,摒弃多样化的认识方法,偏执于一些陈腐的知识,量产了大量垃圾文字与学者的现状。作者认为中国学术界应该学习瑞典学者高本汉敢于打破了中国音韵学之坚壁的精神,也应跨越高本汉成就之墙,给予研究学术更多的创造自由。此书在中国和台湾引起巨大反响不仅因为作者研究历史,更因为其对传统观念异乎寻常的挑战精神。

    其次,作者还注意到甲骨文字的音符功能。汉字由东夷系商朝所创制,古代东夷系民族系使用表音文字语言的阿尔泰语族,故此主张也有其道理。译者正从事对语源的研究,如此书所述,语言特别是对语源研究之于古代史上是非常重要的。

    此书也存在一些问题,比较语言的假设就不完美。譬如将“朝鲜”视做“朝日彩虹”的意译,孔子之父叔梁纥和孟子、墨子、百里奚、句践等人名的发音,此外还存在血缘和语言关联性证据不够充分的缺陷,使其主张在新颖的同时也有主观主义的倾向。

    本书的要点是:一、自上古时代起,中原有过一段很长的戎狄的时代;二、北方民族曾经是中原文化的实际主角;三、当时的中原语言是近代北方民族的语言。但是作者在提出这些新主张的同时,又重提中国文明“中原起源说”,乃至“汉虏同源说”等陈腐的学术主张。即使作者强调此书的粹人类学探究初衷,但是这些矛盾的描述令人觉得其是为东北亚工程或夏商周工程的属托。

    作者是中国人,因此对韩国古代史中的重要问题考察并不充分,这实在让人感到有些可惜。如果作者能对古朝鲜櫛文土器,琵琶形铜剑,积石冢与红山文化和夏家店文化的相关性,高句丽、百济、新罗与北方民族的血缘和语言的亲缘性多做考究,他的结论就会更臻完善。

    事实上,新罗的庆州金氏卵生神话就是通古斯文化圈中共有的祖源神话,新罗的鸟羽装饰、扁豆传统暗格画、罗马玻璃角杯、鸡林路腰带装饰、黄金宝剑,驴耳神话等,表现了北方民族或草原文化圈中典型文化遗产和语言特征。新罗与匈奴的相关性和与金清王室的同源性,也通过考古、金石、文献、语言的全面研究,由推测而成可见的事实。因此,我国历史的涵盖也已从韩半岛与中国的单一关联而推向欧洲。

    作者如果对韩半岛古代国家与欧洲的交往稍事关注,便可对草原帝国的北方民族的迁徙史、征服史作更全面的理解和考察,并可将自己的理论更加系统化,对此我表示遗憾。尽管有这些不足之处,作者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去研究长期以来存在的诸多争议。

    人类学,遗传学,考古学,语言学的研究与发掘表明,作者主张的正确性正在开始得到验证。探索韩民族与北方民族之间的渊源是我们自身的需要,为寻找韩民族的祖源,这样的新视角和新刺激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应该感谢作者提示历史语言学的方法对重新解释中国史和韩国史的可能性。作者在序文中言明,此书是以原著《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改写成的一本面向一般读者的通俗读物,因此删掉了影响阅读的注释。对于专业学者,此书的内容可能比较浅易,但对于较少接触中国史籍与阿尔泰学的一般读者来说,要想脱离注释去理解它的全部内容是很艰难的。所以我参照原著《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和国内其他著作编写了新的注释。

    原著对于蒙古、满洲、突厥等阿尔泰语言的词语有大量的注释,但我很难找到系统论证欧亚草原语言现象的专业书籍,因此有些地方就必须以本人的研究做许多个别说明。添加一条注释往往要参照数十本语言、音韵书籍,比翻译工作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译者通过这次工作,亦深感我国阿尔泰学语言学研究的不足。本人因涉足阿尔泰学研究的时间较短,也必有许多不足之处,希望读者谅解并予以指正。

    在出版此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的帮助,历史研究基金会提供出版资金,须归于李世蓉理事长的支持。风雨思想研究所所长郑载胜先生和西伯利亚阿尔泰学专家郑在谦先生,对许多阿尔泰学问题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还须感谢耐心审读译稿和精心排版设计的编辑人员。最后,我向对直接投身我国古代史与阿尔泰学研究,以及在本人博客上参与讨论的所有人士表示敬意。

    译者文盛哉

    二○○九年九月,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0-06-24 07:29:21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抄送:标题: 尼安德特人。。。

     学渊评:等待更精确的结论,建议大家查询“尼安德特人”。

谁是我们真正的祖宗?

我们是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的混血儿

(法) 广安德烈

2010年6月

    当值人类不知往哪里走的迷惘时刻,至少弄清楚我们从何而来非常重要。当前途令人担忧,回头审视走过的足迹就是一个自然的行为。研究发现,我们是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的混血儿。而且,不久前在西伯利亚发现的遗骨显示,我们人类是一个血缘不断重组的大家庭。

    二○一○年五月六日,一个重大的发现不断地在电视和广播中播放。消息来自美国有名的《科学》杂志。德国莱比锡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与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克鲁斯分校的联合研究产生了核弹爆炸的效应。“从今以后,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人类与尼安德特人之间发生了转基因”。虽然这一宣告不能视同与火星人降临地球同等重要,但仍然十分惊人。长期以来,被视为有点粗鲁的远方表兄尼安德特人居然一夜之间成了我们的祖宗之一。以前有研究甚至认为,尼安德特人的绝种一是因为他无法与我们的祖先智人交配,二是他无法与智人竞争食物。现在可好,在欧亚人种身上2%的遗传基因来自尼安德特人。

克罗地亚尼安德特人类学博物馆复原的尼安德特人面孔

     如果这一发现让我们吃惊的同时又非常诱惑我们,并非纯属偶然。有关人类祖先的调查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被人热议和追踪。法国古人类生物学研究所六月初庆祝百年诞辰,每场演讲都座无虚席。对人类和地球诞生的追究,对史前生命,对恐龙,猛犸横空出世骤然消失、的兴趣远远不局限与法国。它已经变成全球性的酷爱,甚至在科学家中间也是如此。前来参加法国古人类生物学百年大庆的科研人员就来自二十六个国家,是他们在到处挖掘,搜寻,分析和解读。帮助他们的是越来越精确和有效的技术。

     法国尼安德特人学家玛丽莲·巴杜—马蒂斯(Marylène Patou-Mathis)用一句谚语解释这一迷人的现象:“当你不知往哪里去,先看看你从哪里来”。当前途不明朗之时,重新回顾走过的足迹是人类很重要的一个行为。加之新技术的可靠性越来越高,发现随之也越来越多,人们的兴趣也随之越来越浓。

     的确,几乎每一周都有一个有关生物祖先的新发现的报告公布。最新的,就是在墨西哥发现的恐龙新品种:一个带角的巨兽。更让人刺激的是,西伯利亚一个岩洞发现了一截古人类趾骨,并成功地从上面提取了DNA。对它的分析已经在三月份的《自然》杂志上公布,可以说这一消息让科学界十分兴奋。这个“小西伯利亚人”距今四万年,但他并没有与其同时代的智人和尼安德特人具有同样的特征。这可能证明,小西伯利亚人的祖宗既非来自于五十万年至三十万年从非洲大迁徙而来的尼安德特人,也非五万年前的现代人,即我们的祖先智人。它的发现显示一种新型的人种可能正在出现。

    这又是德国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发现。仅仅在几年之内,该所就变成了人类演化学的“圣地麦加”。发现并不容易,在器官死亡后,DNA必须要重构。更大的风险还在于研究者本人的ADN不小心会同遗体混同起来。另外,即使遗传物质能在干燥和冷冻的地方保存下来,却丝毫经不起热和热带潮湿气候。

     从八十年代起,研究人员越来越精通地球生化技术,也帮助科学家直接或间接地揭示出我们祖先不可思议的生活。这一技术在于从遗骨上找到通过饮食带来的化学物质的踪迹。只有这一技术才能更有效地帮助科学家弄清楚古人类食用植物的情况。正是借助这一手段,玛丽莲·巴杜—马蒂斯在其所著的《史前到今日:食肉者》一书中补充了尼安德特人在欧洲生活的历史:证明智人同样是食肉动物。她认为,这并非是一个小小的趣闻。它为我们提供了史前时期动物生活的另一种场景:即生命的演化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是并存的。史前人类可能同时兼有狩猎者和食尸动物的双重特性。一般都认为狩猎者更聪明,但玛丽莲却认为:史前时期作为食尸动物,应该掌握复杂的技术手段,首先应该找到狮子的脚踪,确定秃鹫在天空的位置,并且要随时与鬣狗搏斗。

    技术的发展使得对史前人类行为的研究惊人的精确。法国古生物学家Henry de Lumley就得以在法国阿拉贡古遗址(Caune de l'Arago),通过对地面,禾本科植物以及其传粉状况的研究重新复原了穴居人的生活环境、他们生存的阶段以及他们打猎的范围。通过对被风吹进岩洞的沙子颗粒大小的分析,他甚至成功地计算出当时的风力和风速。这一研究公布后在古人类学家中间引起轰动。

    尽管发现不少,科学家们承认,人类祖先生活的秘密还有许多许多的地方有待发现。新的发现可能会迫使科学家尽快重新思考人类的遗传家谱。而且,它带给人们的惊奇,绝不亚于人类发现自己的祖宗原来是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混血的结果时所产生的惊奇。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06-24 11:35:19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杨振宁主持何炳棣讲: 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

    大军智库编者按:墨家最终被邪恶利用了!成了独裁专制的工具,自身的发展最终走向了灭亡!墨家的下场是对早年“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子的辛辣讽刺!他教导出来的一帮门徒最终做了秦始皇实施个人野心的工具。真正生灵涂炭的是天下百姓,发迹的是帝王个人。看清宗教和学说的真面目,可以使我们认识任何宗教和邪说的危害性!相比较之下,儒家还算是较好的一派学说。任何走极端的学说最终都可能变形成为某一集团的利用工具,象历史上的法西斯学说等,都是打着极端的旗子,走向残酷。在阅读这篇文章之时,我们不能不提醒人们。

墨家在秦国崛起过程中的作用

----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

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  何炳棣

2010-06-03

    《光明日报》编者按:六十多年前,陈寅恪先生认为,两宋新儒学的产生,是我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大事因缘”。但是,何炳棣先生却认为,我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大事因缘”应该是墨者协助秦国完成统一大业,而本身却消溶于时代政治洪流之中。秦国转弱为强,人们一般都归功于商鞅变法,但事实上,应该归功于墨者的帮助。他说:“完成此篇论文之后,却不由得对墨子及其忠实信徒非讲一两句纯感情的话不可:墨者原有兼爱非攻无私救世的清补良药,竟被时代巨变无情地化为本身生命的强酸消溶剂——这是国史和人类史上值得讴歌赞叹的永恒悲剧!”

  四年前,何炳棣先生开始思索这件大事,经过大量考实之后,近日他撰写了三万多字的《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一文。5月13日下午,何先生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黄长风讲座上,为300余位清华师生讲解了这篇论文。著名科学家杨振宁主持演讲,林家翘、李学勤和陈来教授分别提出了相关问题。

  本篇论文分为五个部分,即河西地在秦史上的重要意义、墨者巨子制始末考辨、献公朝墨者仕秦考实、图强运动中墨者的主要贡献和结论。由于本刊版面所限,只能刊登部分内容。如果读者朋友需要这篇论文,请来电告知,本刊可免费提供。

    ■演讲人:何炳棣 时间:2010年5月13日 地点: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

  何炳棣 1917年生于天津,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195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学位。1966、1979、1997年分别获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1975—1976年荣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乃该会首位亚裔会长,也是20世纪唯一的华裔会长。1965—1987年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汤逊讲座教授,是任该职位的首位华裔史家。他长期研撰中国史,成就卓著。最近十多年,他研撰重心转到先秦思想史上一些关键性的课题。

  ■主持人语 杨振宁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请到何炳棣教授给我们做一场学术报告,这是黄长风讲座的第一讲。黄长风是当代实验物理学家,他早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后来在法国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以后在美国、欧洲做了很多年工作。他一生非常严谨,没有结过婚,他的遗产差不多有一千万美元,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他捐给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所以,使我们今天能够设立黄长风讲座。

  何先生是抗战以前清华大学毕业的。他当年和今天在座的林家翘教授是同学。在抗战时期,何教授在西南联大。比我大五岁多,所以那时不太认识他。第一次看到何教授,是我们获得清华大学庚子赔款去美国留学在昆明到美国的途中。很多年以后,九十年代在台湾的一个会场,我和他都坐在台上,当我介绍到何教授时说:何教授和我是同时考取了第六届庚子赔款的留美公费生,前几天我在清华大学,看到了我的考分是68分多,何先生是73分多。这时,何教授便站起来说:不错,我比他高六分(笑声)。大家注意,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理科生考个九十几分并不困难,但文科生要考到七十多分是很困难的。所以,他总分能够比我高了将近六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事后何先生解释,他的考分是78分多,名列清华大学第六届庚子赔款的留美公费生第一名。)

  后来,何教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及西欧史,得到了博士学位,接着在大学做了讲座教授。今天,他被公认为用近代方法研究中国史方面的世界第一人。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宽阔,从明清人口、经济、社会史开始,后来又研究中国文化的起源,近年来又涉猎到先秦的思想和制度历史。

  我们非常高兴,今天能把何先生请回到他的母校,来做黄长风讲座的第一讲。谢谢!

    ■何炳棣:

  开场白 解放前,说到清华精神,林家翘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不是在清华大学对我说的,而是在1965年芝加哥大学请他作一个星期的访问,他刚到,我们就在郭晓岚(1912年—2006年,美籍华人,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生,世界著名气象学家,大气动力学的一代宗师)家里相聚,一见面,林教授就说:“我们又有几年没见了,不管搞哪一行,要紧的是千万不要搞第二等题目——这就是清华的精神!”是的,我们不仅要有第一等的考试成绩,还要搞第一等的题目。

  这是开头的话,现在言归正题。

  两千年来,人们将秦国转弱为强都归功于商鞅变法,连荀子也持这样的看法——《荀子·议兵》四世之说。四世指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四君在位公元前361—251,共百十年。 事实上,秦国图强运动必须上溯到孝公之父献公。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目的:笔者通过史料解读和论证认为,从献公起秦国开始转弱为强,主要应该归功于墨者的帮助。

  《史记·六国年表》:“秦灵公元年(公元前424年)生献公。”前415年灵公卒,庶长等专权,不立献公而立其叔祖简公。于是年仅九岁的献公即被流放于东邻魏国。

  为了较充分了解献公图强的决心,有必要蠡测其青少年时代及即位初期所饱受的一系列心灵上的创伤和感情上的震撼。他十六岁(公元前408年)即开始蒙受莫大的国耻与国难——祖国国防上最险要的地区竟变成魏国的西河郡。另方面,他流亡几近三十年间,目睹魏国变法的成就,这对他精神上既不无启发,更多所刺激。 但是,他一生最大的外来冲击,莫过于即位后四年(公元前381年)所发生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连锁事件:阳城君因参加攻杀藏身于楚悼王尸体之下的吴起犯罪失国;阳城君的失国,导致墨者巨子孟胜及其弟子百八十五人的集体身殉以践墨子之义。

河西地在秦史上的重要意义

  经过近数十年来中西学者的研究,墨者与统一之前的秦国有密切关系已成定局。墨子壮年就以城防及军械发明制造闻于列国。远早于古代西方,墨子及其精于工艺的信徒即懂得杠杆和滑车的原理。

  献公上任第一个目标,就是重新夺回河西地。

  这段黄河东边的汾水和涑水流域是三晋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的重心;西边陕西境内的洛水和渭水下游平原是有待嬴秦充分开发的宝藏。这些河流及其众多支流都汇集此区,注入龙门、潼关之间的黄河。所以无论从军事或经济的观点都是秦魏必争之地。

  由于黄土高原土质疏松,长期流水的侵蚀把表层的黄土堆积切割成沟壑原梁纵横破碎的地貌,而如此复杂的地貌正是刺激战国初期攻守战术和武器创新的主要因素之一。

  根据河西战争史事表,魏国在公元前419—408年这十一年间,攻占秦河西地的战略完全成功。开头经过三年的拉锯战已初步完成少梁要塞的工程。随即居高临下沿着黄河南进。读到《史记》魏“围繁庞,出其民”即可体会出这两短句不啻是司马迁大写意笔法描绘的一幅攀城蚁附浴血肉搏的图画。

  魏军攻占合阳之后,即转而麾师西南,进入洛水下游行将注入渭水的平原地带。这地带川流异常曲折,港汊纵横,激战之后双方都需要选择地点高垒深堑。魏一度进军深入渭水以南的郑(今陕西华县境内),然后自动撤回到渭北建筑新根据地合阳和洛阴。弱势的秦只能退守下游洛水的西和南:“堑洛,城重泉。”《括地志》:“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县东南四十五里,”应在今大荔县境内,距今西安市东缘仅仅一百二三十公里了。可见魏占领下的全部河西地已如一把利剑直指秦国的心腹了。

  古今学人几无不同意现存《墨子》书尾《备城门》等十一篇最为难读,这是由于历代重文轻武,更由于原书有关城守诸篇部份原简在汉代遗失和错置。经过半个世纪中西学者的注、译和考诠,这些篇章里的错字、专词、术语和内容大致已能通读;读后大有助于加深了解秦魏河西战争在军事及政制史上的重要意义和墨者对增强秦国攻防战术的贡献。

  读了《墨子》最后这十一篇再重温《史记》,就会联想到选择地点修筑一座要塞城所需空中、地面、道路、桥梁、水面、地穴全方位所需军事工程技术及规模之艰巨和交战时动用机械与大小兵器种型之可观。坚而且厚的要塞主城城墙的顶部之内必须筑有利于与敌人短兵相接的“女垣。”主城四隅尚须筑有更高的“望楼”和与主城配合向敌人交叉侧射的若干“行城”和“杂城,”更无论外围的濠池、吊桥和木栅等屏障了。

  《备城门》开宗明义,禽滑厘请教墨子如何抵御攻城的十二法:“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轒辒、轩车。”大体而言,“临”是攻者在城外:“积土为高,以临我城,”也指敌人所用高达数层楼的撞城车。“堙”也是积土为坡,主要似为填塞壕池。“钩”是钩引兵士上城的大钩梯。“冲”是从侧面攻城的“冲车。”云“梯”易懂,无须再释。“轒辒”据《通典》卷一六○《兵十三》是“攻城战具,作四轮车,上以绳为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败,谓之轒辒车。”“轩车”大概也是有掩盖的大车。“水”指灌水淹城。“空洞”指挖地洞和地道。但“穴”和“突”原文残阙,“穴”或“火”之误,“突”部份的音义是敌人用重器突破城根时,守者以“突门”防堵,并施烟熏。“空洞”是挖地道,叶山绘有墨家地道内通烟管道示意图,并有利用鼓风设备通过管道烧艾烟熏敌人的简述。“蚁附(傅)”源自《孙子》,是形容士兵密集攀登城墙的行动和搏斗。

  经过近数十年来中西学者的研究,墨者与统一之前的秦国有密切关系已成定局。墨子壮年就以城防及军械发明制造闻于列国。远早于古代西方,墨子及其精于工艺的信徒即懂得杠杆和滑车的原理。墨家所发明和改进的军事机械虽无法一一详考,但其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投石机的构造保存于《墨子》本书、《通典》和《武经备要》诸书。其威力之大,射程之远,命中率之高,部分地反映于它摔背(“夫”)长度的——30至35尺之间。这在古代世界是无与伦比的。

    战国时期形势图

    图强运动中墨者的主要贡献

  由于饱受多年流亡生涯的苦痛和即位后四年所受墨者集体殉义的感召,献公自始即对墨者有充分的信任,以致墨者似乎成为秦国军队中的全能干部和严格纪律的执行者。

军事方面

  献公之前的半个世纪,秦弱魏强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就疆域、人口、资源而论,秦本有足够的潜力演变成为一等军事强国,关键在有英明的君主领导改革。

  根据笔者的多边考释,献公即位后的第四年,即墨者首任巨子孟胜及其弟子集体死楚阳城君之难那一年,献公与墨者应即开始合作,而且关系如鱼得水异常融洽。所以,城防要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守”都从墨者甄选。

  秦制城防最高长官“守”之下,还有由墨者充任的“尉”。《墨子·备城门》篇说明“城上四隅……四尉舍焉。”“百步一亭……亭一尉,尉必取有重厚忠信可任事者。”亭尉掌旗帜。各种城防士卒,包括童子及女子,都依照“青、赤、黄、白、黑”五色旗帜各守岗位。敌人攻城由远而近时,亭尉手执大旗,有如近代童子军领队之“打旗语”,并鼓声,指挥部队的行动。夜间只好用火。此外还有门尉,责任是执行极严格的监守城门、防谍杜奸的规令,白昼必须亲自巡察三次,夜间巡察一次。尉的主要责任虽是防谍杜奸,严格执行罪罚,还有训练基层吏员及士卒射弩技术的责任。

  由于饱受多年流亡生涯的苦痛和即位后四年所受墨者集体殉义的感召,献公自始即对墨者有充分的信任,以致墨者似乎成为秦国军队中的全能干部和严格纪律的执行者。

  被聘募的墨者也一再表示对献公效忠之忱。平时对“重室子”(贵家子弟)表面上予以优待,而事实上是严加看守。敌军来攻时,令重室子居城隅高楼上作侦察守候的工作,“失候斩”。其他“守城之重禁”和“大奸之所生”“具以闻于上”。墨者对秦中央集权消除异己方面的贡献是不容怀疑的。此外,秦国当局自始即极力汲取利用墨者对军事工程及武器制造方面的专长也是可以肯定的。总而语之,墨者对秦军事上转弱为强的重大贡献,在献公晚年与魏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的大凯旋中得到充分的证实。

户籍与连坐

  传统和近代中外学人研究古代中国以军统政的地缘组织的起源,每多上溯到齐桓公(在位,前685—643年)时管仲的创举和公元前543年郑国子产的改革。事实上齐、郑的改革都不能认为是秦制的先例。

  管仲军政统一原则下行政单位的划分,事实上仅限于分属于桓公及国子、高子二上卿直辖的“乡”区。全国分成二十一乡之后,其中六个工商之乡与兵役无关,只有十五个“士乡”才分别由桓公和国子、高子二上卿统帅。即便在全国有限的“乡”区之内,国君都不能享有统一指挥的权力;而且维系这十五士乡人员的力量还是大部要靠旧家族的感情纽带。这种依然联系到宗法亲属关系的问题说明齐管仲的改革决不会是秦献公全国统一性户籍编制的历史前例。

  近代国际汉学界研究古代中国户籍制度的第二个误解,是以为公元前543年郑子产法令中“庐井有伍”,就是全国性以军统政户籍制度的创立。为审慎计,有必要将《左传》原文及十九世纪理雅各(JamesLegge)英译征引如下:

  《左传·襄三十年》: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

  Legge译文: Tsze-Ch'an made the central citie s and border lands of the State be exactly defined,and enjoined on the high and inferior officers to w ear[o n ly ]th e ir d istin ctiv e ro b e s.T h e fie ld s w ere all m arked out by their banks and ditches.The houses and tsing (井) were divided in to fives,responsible for one another.

    英译是根据杜预的诠释,文字非常清楚明白,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但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充分汲取《左传》权威、伯父杨树达的淹博精深,往往能做出比较正确的注释。他特别指出“都鄙有章”不过是都邑和鄙野应保持传统的区别,并不意味这两种不同地区都需要精确丈量后划定(exactlydefined)。“上下有服”的“服”不是指服装,而是指职守。

  最重要的是“庐井有伍”的“伍”应是“赋”的借字,是纳赋税之意,而不是户籍中由五家构成的基本单位。杜预注:“使五家相保”更会引起古今读者的误会,以为是五家连坐法的初现。上世纪前半叶,童书业根据顾颉刚早期课堂笔记而撰的《春秋史》,更把“庐井有伍”释为“五家为伍的保甲制度”的滥觞。至于“庐井有伍”的“庐”字,《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庐,田中屋也。春夏居之,秋冬则去。”庐井一词尚具井田古制遗义,怎能是全国性军政合一的户籍制度中五家构成的基本单位呢?

  为探求关键词“伍”的真义,只靠古今诸家注释是不够的,必须要了解子产颁布“庐井有伍”背后的政治实况和理念。幸而《左传》襄廿九及卅年的叙事是根据最原始的《郑书》(当时郑国的史籍),复杂繁琐之中每有耐人寻味的话语。简而言之,子产是在内外危机重重、几乎无法形成一个能勉强运作的政权的情况下,强行被命为执政的。他背后的全力支持者是无私让贤的罕氏族长正卿子皮。当“郑子皮授子产政”时,子产坚辞,因为深深了解“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不可为也。”秋间受命执政初期,在答复子大叔(美秀而文的游吉,廿一年后继子产执政为正卿)问难的谈话中,子产毫无虚伪地征引《郑书》中的谚语:“安定国家,必大焉先。”意思是欲求国家的安定,必须先使世卿巨室安心。

    这个坦诚露骨谈话的时间大概是在前543年秋八月,《左传》紧接此项谈话的纪事就是子产颁布的“使都鄙有章,……庐井有伍”的法令了。如果这串法令的颁布不会晚到年底的话,他从执政之初到颁布一系列法令只有三几个月的时间。试问,在这样匆迫的时间之内,更在施政必须先姑息大族巨室原则之下,“庐井有伍”怎会是户籍制度革命的首发巨炮呢?

  事实上,细读国人对子产法令的反应也会得到同样的论断。《左传·襄公三十年》: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贮)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杨伯峻训“伍”为“赋”之借字,是根据《吕氏春秋·乐成》篇“我有田畴,而子产赋之。”杨注极是,因初征此税之时,国人不无疑惧,勉强从命,三年以后,田畴因封洫水利而增值,子弟乡校教育也得到改善,所以由怀疑转而歌诵;处处反映乡里聚落秩序依旧,决未曾有过强迫执行户籍制度革命性基层组织单位改革的痕迹。五年后(昭公四年,前538年)“郑子产作丘赋”是进一步征军赋,其性质大体与前此鲁、楚等国之用心相似,征赋主要是为改良扩充多种武器的质量,都不是从事军政合一户籍制度革命的先例。

  秦国变法成功最重要的是户籍制度的革新。传统及近代中外学人几无不归功(或归罪)于商鞅。其立论的文献根据不外:

  (1)《韩非子·和氏》:“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

  (2)《韩非子·定法》:“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

  (3)《淮南子·泰族训》:“商鞅为秦立相坐之法……。”

  (4)《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纪》:“献公……十年(公元前375)为户籍相伍。”

  (5)《史记·商君列传》:孝公六年(前356)“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伺)连坐。”

  本文以下所论与前此诸说不同之处在指出连坐法禁渊源甚古,“连什伍而同其罪”则始于献公,而且俱深受墨者影响。为简捷计,先论连坐。

  墨子政治理论的核心是“尚同”。笔者十余年前发现《尚同》的篇名,实际上是《孙子兵法·计》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一语最忠实巧妙的简化。此语乍读之下似不足为奇,但具有纠正春秋“政多出门”历史积弊的深意。为适应战国初期列国间竞争日趋激烈的新情势,墨子就把这句名言引伸利用为建立一元化中央集权政体理论与实践的张本。《尚同》理论的出发点是在“未有政刑”的初民社会里,人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人人有自己的意见,“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天下之乱,若禽兽然。”欲使政治及社会上轨道,惟有人民自乡里而上,层层都服从各级的“政长”,最后所有各级的人民和政长都绝对服从于天子。这种政体一定是公正合理的,因为天子是上天为人民福利而选择出来的。《尚同》上中下三篇一再出现“一同天下之义”的语句,下篇更进而推论:“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圣王皆以尚同为政,故天下治。”这显然是“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理论范畴最大可能的延伸和提升。

  笔者无意深究墨子“政原论”逻辑上有欠圆通,但有必要考辨何以“尚同”模式的政体在国史上首度出现于秦献、孝之世。案:墨子为实现他所憧憬的一元化政制,订下一条指令性的原则:“上同而不下比。”上同之义无须再释,“不下比”的意思是,下边的百姓不准比周勾结,对当地的政治情况有所隐匿。换言之,唯有以天下百姓为耳目,高高在上的天子才能赏善惩恶,顺利推行政体的运作。

  《尚同·中》:“是以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赏之。数千万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罚之。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栗,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我们必须秉公指出,墨子的手段虽不无类似近现代独裁特务统治之处,但他的居心是善良的、反侵略的,试求改善人民生计的。

  最堪注意的是《尚同·下》征引已佚《大〈泰〉誓》——武王伐纣师渡孟津的誓言——:“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清代江声的解释:“发,谓发觉也。钧,同也。言知奸巧之情而匿不以告,比事发觉,则其罪与彼奸巧者同。”这就是“连坐”。再《尚书·汤誓》:“尔不从誓言,予则弩戮汝,罔有攸赦。”郑玄注:“大罪不止其身,又弩戮其子孙。”同篇中武王历数纣的罪行内有“罪人以族”,可见殷代已有“连坐”《史记·秦本纪》载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二十年(公元前746)“法初有三族之罪。”三族指父母、妻子、同产(兄弟)。可见早于商鞅四百年秦国已有连坐法了。

  献公即位之初,百废待举,抵御外侮,莫先于巩固城防;巩固城防,莫先于征募墨者。墨者自始即发现,“上同而不下比”的政治理念和手段,几乎无一不与献公的图强愿望与步骤同轨合拍。献公难忘回国过关的危难,城防立法之初,宁失之过严,勿失之过疏,所以本文上节所引《墨子·号令》篇围城禁令是很极端的规定,在平常的情况,同伍连坐之罪有一定的范围,伍人检举也非漫无限制。无论如何“相牧司连坐”决非始自商鞅是可以肯定的。

  《史记》之《秦纪》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必须与《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一起诠释。首先应该讨论的是什和伍这两个户籍上最低层统计单位的特点。如本节上引《国语·齐语》所载管仲在全国十五个“士乡”编制军队的各种单位是始由五家组成的“轨”,也就是伍,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根本不提什这个单位。所以如此是因为什不是最小的单位,也就不宜作为全部统计的基数。事实上,什的单位是存在的。《管子·立政》:“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同书《禁藏》和《度地》等篇也都提到什伍之制。至于什作为组织单位的特殊功能,《尉缭子·伍制令》有很好的说明:

  夫什伍相结,上下相联,无有不得之奸,无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况国人聚舍同食,乌能以干令相私者哉?

  正是为了整军图强防谍杜奸,献公户籍改革之初即定下什伍之制。这不是全凭揣想,而是有幸《墨子》书中保存了原始第一性的记录。《备城门》:“城上十人一什长”;《迎敌祠》:“司马视城修卒伍……五步有伍长,十步有什长,百步有百长。”经过笔者多方考证,《迎敌祠》所言皆献公早期事,《备城门》甚至言及征募墨者之初,主客双方必要的考虑,大有助于了解秦墨早期的活动,其史料价值之高远在《史记》三言两语式叙事之上。

  至于什伍所辖士兵的种型和原来的身份,《备城门》篇中两条“示范性”的规律都有说明。“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计之五十步四十人。城下(或应作上)楼卒,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围(御)。”如果敌人大举进攻,无论师众多少,只能分四路进攻,届时守城兵士不过“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四千人而足以应之。”可见户籍是兵农不分军民合一的。什伍战时与平时的成员可能不完全符合,但二者间必有密切的联系。从《韩非子》和《史记》相关词语及注释揣测,什伍之制应该自始即逐步推行于全国的,其最初主要动机是为防止人民违法犯禁的,防止人民犯禁最适宜的组织单位是什伍,而防止犯法的工作平时较战时更为根本。所以《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的综述相当正确,唯一需要纠正的是什伍和连坐不始于商鞅,而始于十九年前的献公。这应该是合理的论断。

  由于秦简中尚未发现户籍原件,其具体形式尚无法确知。但张金光在其廿余年心血结晶的《秦制研究》对秦户籍特色及其主要意义有扼要的解说和评估:

  ……秦户籍为户,役册合编,户籍同时是应役者的徭役档案。此制为汉及后世所承。……秦户籍,就其内容而言,为综合体式,详于籍注,……凡国家治术所掌握的每一个人口的一切状况、家庭关系等等,尽在户口一簿之中。因之,政府只要一簿在手,便可统理庶政。秦所开创之户籍实为人籍之综合百科人事档,是国与家最为重要的典章,是典中之典,为国家一切章法之根本。……编籍与“相伍(即编户)”相为表里,相互为用。户籍组织与社会行政编组是统一的,以县系乡,以乡系里,以里系伍,以伍系术户,以户系口。这便构成了以秦户籍为纲的一条完整的系术绳索。

  从社会及政治观点,献公的户籍改革既彻底扫除传统乡遂国野的区分,又奠下走向统一集权国家的通衢大道。

参与初步推广县制

  秦为增强新征服的边区冲要之地设县,可以上溯到春秋中期。穆公以后,《史记》之《秦本纪》及《六国年表》仅记有厉公二十一年(公元前456年)县频阳(今陕西富平县东北)及惠公十年(前390年)县陕(今河南三门峡西)。献公朝〈秦本纪〉只记有二年(前383年)“城栎阳”,但因《集解》引徐广“徙都”之说,引起不少近代学人误会。实际上献公决心设置具有国防意义的县,始于即位后的第六年(前379年)“初县蒲、蓝田、善明氏,”再五年后才“县栎阳”。

  近年考古发掘证明即使筑成重要国防和经济基地的县以后,栎阳城垣面积和建筑规模还是远远不能与都城雍和未来的都城咸阳相比。按常理推测,当献公决意兴建一系列的县以为军事根据地时,必有墨者精英及军事工程技术专家参与筹划及领导。

推动《尚同》理念的实践

  另外,尚须推测评估墨者对献公政治改革理念及实践方面的影响。

  自宗师墨翟始,散于列国的弟子以专长论可分为三派:“论辩”者游说从政,“说书”者传播学说,“从事”者制器守卫。“从事”派的墨者固为献公所急需,然“论辩”、“说书”之杰出者亦决不会错过赴秦入仕的黄金机会。另方面“从事”者中的精英亦必能通解宗师的中心政治理念与实践的原则、方法和步骤。饱经沧桑的献公深明富国强兵有赖政治、社会、经济力量的平行发展,所以元年即下令废除殉葬旧俗,七年“初行为市”,十年即“为户籍相伍”。恰巧臣民之间只有外来的墨者,除技术专长外,还能秉承墨翟的尚同理念及推行政制一元化的原则与方法。唯有墨者才能背诵“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的历史教训。笔者相信献公之所以自始即决心迈向政制一元化的崭新大道是与墨者一再阐发《尚同》精义分不开的。此项推论的合理性,反射于一个多世纪后荀子的视察和评估之中。

  《荀子·疆国》:应侯(范睢)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

  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术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范睢于公元前266年封为应侯,卒于前255年。荀子亲自观察到的秦晚期的政风民俗,岂不是百年后墨子“上同而不下比”理念高度实现的最权威的见证吗?荀子这著名的论断中唯一需要修正的是“四世有胜”的“四”应改为“五”,因为四世只能上溯到孝公,五世上溯到献公才符合本文考证的结果。总之,从上述重建多方面史实反思,献公朝确是转弱为强的枢纽,而促成这种演变的核心力量却是来自仕秦的墨者。

    清刻本《墨子》中有关军事辩证思想的论述

    云梯车模型图

    《墨子》(明刻本)

结论

  “大事因缘”的“因”当然是笃行兼爱非攻,不惜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翟。“缘”则甚奇,奇在:墨者原来兼爱非攻无私救世的情怀,在竭忠尽智仕秦的过程中,竟无情地被时代化为本身生命的高酸消溶剂——这才是人类史上值得呕歌赞叹的永恒悲剧!

秦墨的命运

  两千多年来哲学及思想史界最大的困惑,莫过于墨子学派何以从显学倏忽衰微沦为绝学。二十世纪前半论者有胡适、梁启超、钱穆、方授楚、陈柱、郭沫若诸家,但“在解释墨学衰微问题上,言之成理的说法少,似是而非的议论则太多,这反而防碍对真正原因的把握。”就思想及制度方面作简要的析论:

  (1)墨子理想过高,难为常人接受

  《庄子·天下》篇所论,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任,奈天下何!

  (2)时代巨变不利于墨学及墨者

  当秦献公征募墨者之初,秦是被侵略的弱者,正是笃信兼爱非攻的墨者乐意效忠的对象。但经过献公晚年与魏“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大凯旋后,秦迅即变成最强的军事侵略国。这一基本事实既造成所有墨者良心信念的矛盾,更切断所有墨者社团发展的机会。

  (3)献公与墨者的特殊因缘

  笔者曾屡度提到墨者的种种专长恰恰迎合献公迫切的需要。撰此结论之际,再度反思,深觉二者之间的关系堪称是特殊因缘。之所以特殊是:建立关系之初双方都觉得一切同轨合拍,欢同鱼水;双方都不能预料局势发展下去会只对秦国有利而对墨者极端不利。

  这是因为战国期间主要国家都在建立中央控制下的新型官僚制度,墨者仕秦之初即以多种专长被分配到官僚机构中的不同部门,事功虽有册籍可稽,姓名则匿而不彰。墨者的种种技能和专长既经常被政府汲取利用,其地位和功用就越来越“边缘化”了。秦墨最无法抗拒的是统一集权中央化的政治洪流,自始只有浸泳其中任其漂荡,不能也不容逃脱。事实上,仕秦四、五世代以后业已完全消融于此洪流了。从理论及事实观点推想,至晚到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诗书百家之禁,墨者已经完全消声敛迹湮没无闻了。

  由于墨学衰微,墨者无闻已久,司马迁撰《史记》只能以二十四字附墨翟于《孟子荀卿列传》之尾:“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然而他的《六国年表》序秦获“天助”说还值得我们玩味。

  ……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疆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

  首先,“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一语,既有其模糊性又有其合理性。模糊性是由于秦“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合理性是“之后”两字,事实上等于默认献公对变法图强已经为孝公、商鞅做了良好的奠基工作。后世读史者往往会遇到这类传统论史的表达方式的。再则通过本文的多方考证,史迁所讲的“天之助”无疑应该是墨者“人之助”;但是秦之所以能得到墨者“人之助”就只能归之于特殊因缘了。

国史上的“大事因缘”

  六十多年前,陈寅恪师对冯友兰师《中国哲学史》(下册)的《审查报告》三,特别提出两项论断:

  1.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两宋)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

  2.略阐由佛引起儒释道三教混融之后,转而反溯: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术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钜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术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今日反思,陈师两项论断皆有商榷余地。两宋新儒学之产生,固然是我国近千年来思想史上的大事,但就全部传统中国历史而言,真正最大之事应是秦专制集权统一郡县制大帝国的建立及其传衍。

  至于陈师第二项论断——二千年来,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之不尽符合史实,显然是由于他在冯著审查报告中近乎炫耀的自嘲:“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国史上对传统政制之本质及其运作了解最深刻的当推汉宣帝和毛泽东。

  《汉书·元帝纪》: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毛泽东《读〈封建论〉呈郭老》,写于1973 年8月5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最后,“大事因缘”的“因”和“缘”尚需解释。“因”当然是笃行兼爱非攻,不惜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翟。“缘”则甚奇,奇在:墨者原来兼爱非攻无私救世的情怀,在竭忠尽智仕秦的过程中,竟无情地被时代化为本身生命的高酸消溶剂——这才是人类史上值得呕歌赞叹的永恒悲剧!

    (临车模型图)

现场问答

  秦制的建立,在政治上是实现了墨家尚同的理想,可是,在这个制度背后的伦理观念并没有实现。事实上,秦国并不考虑墨子尚同的伦理标准。

  杨振宁:何先生讨论了很多的史学的问题,我是外行,有听不懂的地方。但是,从演讲中可以看出他做学问的态度非常严谨。何先生研究的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境界如此之高远、思想如此之活跃,极其有挑战性,这是我们很钦佩的。

  林家翘:墨子是不是被时代冤枉了?

  何炳棣:墨子不仅被过去的时代冤枉了,而且也被现代冤枉了。我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墨子的,但是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家、实践家,他的人品极其高尚,摩顶放踵,我非常钦佩他的那种救世济国、杀身成仁的精神。

  李学勤:我们在整理秦简的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参考学习墨子的著作和《商君书·靳令篇》时,感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以前很多年我都搞不懂:为什么这两者之间会有那么多相似的特点?因为,我们过去只是觉得墨家和法家差别很大,而且有很多相反的地方。所以,今天何先生真是给我上了一堂大课,使我明白了在秦简中墨者和《商君书·靳令篇》为什么会互相配合起来。何先生讲得非常有道理,特别是将秦墨史视为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悲剧。

  那么,我请问何先生一个问题:有没有这个可能?何先生将来从秦墨史的影响,转变到商鞅变法的影响,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可以给我们再深入地探讨一下?

  何炳棣:本文所论墨者与献公的密切关系,不就是已经修正了两千年来认为秦国由弱致强归于商鞅变法吗?

  陈来:十年不见了,何先生看上去还是老当益壮,宝刀不老,声若洪钟,刚才杨先生说:何先生是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人。在世界上享有如此崇高的声誉,这是与他一直做第一流的题目是联系在一起的。

  何炳棣:1932年,我15岁,南开高中二年级上学期还没有念完,因为参加学潮被开除了。1934年考上了清华,第一次月考,我以为准备得很充分,不料因部分地误解有关埃及及宗教试题的措辞重点,只得了89分。坐在我右上方的姚克广(后改名姚依林)得91分,对我说:“能得89分也很不错啦!”姚的话完全是出于自然的,而且是纯友善的。可是,我心里就很难受,心想:何以如此用功而不能获得应有的报酬,看来读书思维习惯如不认真改善,将来怎能应付全国竞争的留美或留英考试。所以我即刻下决心就以西洋通史这门课作为磨练意志的对象。果然第二次月考得了99分,上学期平均得“E”(Excellent,超等)已居全班之冠。下学期更加用功深索,全年平均竟获“E+”,创了纪录,杨振宁先生曾经说过:“这是传奇,还没有人能考过他的。”追忆这件琐事绝不是幼稚的自我炫耀,而是直言不讳的招供——此后治学几无不遵守清华大一读西洋通史过程中所立的“扎硬寨、打死战”式自我磨练的原则。

  陈来:何先生总是如此的苦干、实干,把做第一流的学术成就视为生命,同时何先生也付出超一流的努力,所以才能成功。中国历史真正最大的事是秦制的建立以及对后世影响,这一点我很赞成。我认为,听了您的讲座有一个想法,秦制的建立是否实现了墨家尚同的理想?

  何炳棣:是的,我很苦,做学问是件非常苦的事情,现在我的手和肩膀都是麻的,我的夫人几年前过世了,我们曾享有65年半的婚姻,我们是同班同学,一个家庭没有女人不成其为家。

  我只能极简单地回答您的问题。秦制的建立,在政治上是实现了墨家尚同的理想,可是,在这个制度背后的伦理观念并没有实现。事实上,秦国并不考虑墨子尚同的伦理标准。

    2010年第13期 总第97期,双周四出版

    主持人:计亚男 殷燕召,电话:67078803、8541,传真:67078118,电子邮件:010yananji@gmail.com, 10yyz@sina.com,

    本报刊登《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一文时有删节,阅览全文请点击 <全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原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z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