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5年8月20日下午,由博客中国网召开的“中国改革与中国经济学家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仲大军、秦晖、王小东、胡星斗、杨帆、刘军宁、毛寿龙、王俊秀等专家学者出席了讨论会。仲大军先生在会后整理起下面的这篇文章,对当前中国社会的改革状态以及严峻的国际竞争导致的国内牺牲问题进行了分析。此文可结合仲先生在8月12日会上的发言一起思考。此文放到网上后,作者又多有修改,以9月2日的文本为最终稿。]

赶超的代价: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主要问题

----“中国改革与中国经济学家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时间:200592

地点:北京友谊宾馆友谊宫第一会议室

一、中国学者的历史责任与使命

    中国学者最大的任务是认识社会,研究问题。可是当前中国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众人象瞎子摸象一样,说来说去,也说不到点子上。没有一种对社会问题正确的认识,怎么能更好地进行改革,指导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古人云:“君子德风,小人德草。” 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主宰一个社会潮流的动力是思想,制造思想的学者们象风,社会大众象草,草随风动,风往哪边吹,草往哪边倒。由此可以看出学者们在社会作用方面的重要性。任何社会都是在各种学说的指导下动来动去的。20多年来的中国改革,正是在各种理论学说的影响下进行的。

意识到思想制造和传播的重要性,我们在座的学者要认清自身的作用和社会影响,学者们要用什么样的思想去影响当今的社会?要将中国社会引向何处?是仅凭个人意气用事,还是为社会整体利益负责和着想?这是每一个严肃的学者要认真思考的。

今天的中国,思想理论界正在发生重大的分歧,这种分歧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因此,今天的中国,无论如何强调思想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孟子曾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而今天的中国,最需要的是思想家,实际上这是时代的需要,时代变革的客观规律,剧变的社会迫切需要新观念,新思想,需要新的思想理论指导。因此,今天的中国迫切需要有新的“智者”兴。

然而,任何思想理论都是社会变革的产物,社会实践的产物。丰富的中国改革实践必然产生丰富的思想理论。大量活生生的生活现实已经为中国当代以及未来的思想家们准备好了素材和原料。中国的学者们要在变革中不断总结宝贵的经验,为祖国的强盛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思想和精神财富。

这些年里,尽管学界存在着许多分歧,但是,通过实践的检验,我们可以不断修正错误,选择正确。今天的中国学者,重要的不是门派之争,而是为飞速的国家发展提供正确的变革参考。谁都有对和错的时候,犯错误的要认真检讨,受压制和被排挤的要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只有采取这样一种忍辱负重的态度,未来的中国才有希望。如果学者界也都在为一己私利而争来斗去,那么思想和理论便变成了一件件任人披来脱去的画皮,中国学者的嘴脸便会在一个利益社会中暴露得愈加丑陋。

二、国际竞争是中国发展的主线,

但要注意追赶的代价与战略的调整,

    当前中国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我们搞研究的一定要认识清楚。经过这一阶段的思考,我认为当前国内一切形势的严峻和问题的发生都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关系有关。国际竞争是中国发展的主线!为了竞争,中国正在以牺牲一部分社会群体的方法进行一场畸形的发展。国内所有的压力和张力都可以追溯到国际竞争和国际关系。目前国内劳动工资的低廉,消费的疲弱无力,城乡差距的拉大,贫富鸿沟的形成,都与国际接轨密切相关。

    在这个接轨过程中,中国必然以牺牲一部分群体为代价,换来一部分人与国际接轨。这种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分裂,分化,最终造成矛盾激化。整个发展都是在一种高压状态中进行。

      让我们再来进一步分析,国际竞争造成国内现实严酷的原因是:要想具有国际竞争力,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压低成本,将劳动工资、土地资源等都降低到最低水平。改革20多年来,中国劳动工资的变化在所有物价中是最小的。这就是中国工人农民为什么生活水平难以提高的重要原因。再加上中国精英们肆无忌惮的掠取和腐败,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状态始终难以得到大的改变。正是这一因素,导致中国的工人农民是改革受益最少的群体。他们对效率导向的改革的抵触和反抗正在变得越来越强烈。

    中国要想在尽短的时间内追赶上世界先进,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但这一代价的承担者只是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人民。要想理解这种牺牲和付出,请看我观察中心网站上《全球自由贸易体系还能支撑多久?》等文章。总之,当今中国社会许多牺牲都是为国际竞争付出的,换来的是一个大国的赶超。我们必须认清国内生存严峻情况与国际间残酷竞争的关系。

    特别是中国的赶超具有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特点。20多年来中国发展与改革的主题是追赶,放到历史的视角来看,中国的这场追赶是惊心动魄的,完全超过了历史上德国、日本等国当年的奇迹。可以说当今中国追赶先进的手段、方法和牺牲程度无任何国家可以比拟,因此,中国对世界带来的冲击也深刻得多。

    冷战之后的世界经济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前苏联国家和中国、印度的参与,大大改变了世界经济地图。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20年里,世界上最大的事情是中国加入了资本主义国际社会的经济竞争。然而,这场竞争的结果将是什么?今天整个世界面临着的都是一个模糊的前景。

   我们不能不关心自己国家的发展和命运,中国放弃了计划经济,选择了市场经济,然而我们的选择最终带来的是祸是福?中国正在成为文明意义上的“新野蛮人”,正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中国选择了西方国家的竞争逻辑,但是这种逻辑隐藏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和战争。因此,调整的时代正在降临,中国不仅需要在国际关系上进行调整,在国内关系上也需要调整。缓解发展的压力、张力和矛盾,已经成为中国今后的重要任务。

二、“效率至上”原则下的资本集中运动,

资本主义正在取得节节胜利,政治领域纹丝不动,

    要想追赶世界先进,国内政策只有唯效率至上。中国的这种务实和实用主义精神或者是一个大国几千年文明的智慧。只要经济能发展,生产能增长,便可以改变传统的做法。

   20多年来,中国走上了一条唯效率追求的不归路,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目前唯一可以明显看出变化的是经济形态,经济总量有了巨大的增长,国家的物质面貌有了较大的改变,但是,在这一场变化中,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社会财富在社会间也进行了重新分布,这种分布过程的实质是一场资本集中运动,既从原先的国家所有逐渐转变为私人所有。当然,这是效率追求的产物。

   目前,这一趋势始终没有出现放缓的迹象,尽管国企产权MBO式的改革前些日子被暂停,但资本市场上的股权分置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对国有资产瓜分的脚步一丝未有停止,新资本主义旗帜下的财富聚集正在成为中国经济活动的主流,市场经济这种新的经济制度和经济逻辑正在主宰中国。

   这种做法虽然与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相去甚远,但目前并没有看出有哪一种力量和理论可以与之相抗衡,或扭转这种倾向。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模式已经在中国诞生,与这种经济制度相配套的法律制度和思想意识正在日益稳固。计划经济、公有制和共产主义思想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特别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场全能政府主导下的改革,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资本集中运动是在权力参与和掩护下进行的,因此,它可以极快的速度推进。换一个说法来描述,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私人资本集中运动是政府退出企业的结果,计划经济退出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私人资本的集中运动虽然遇到阻力,但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之中断。

   这是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依靠行政的力量对工会、职代会等劳动组织以及社会舆论的作用进行了极大的抑制,彻底打破了劳资之间的力量平衡,使资本逐渐处于压倒性的强势状态,而碎片化了的劳动者权利及力量已经弱化到历史的低点,反对性的不同意见被媒体所屏蔽,完全被排斥到边缘地带。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可以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本和剥削压榨劳动。广东兴宁煤矿发生透水事件后,调查组发现与矿主有关的政府人员个人资产高达2900万元,涉及资金达到15亿元。在矿主敛取高额利润的同时,是矿工每月几百元的微薄工资。

     8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针对广东兴宁等矿难事故后逐渐浮出水面的官商勾结和腐败现象,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坚决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非法煤矿的紧急通知》,规定凡已经投资入股煤矿(依法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的除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自《通知》下达之日起一个月内,即9月22日前,必须撤出投资,逾期不撤出投资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然而,广东兴宁煤矿仅仅是暴露出来的中国经济问题的冰山一角,大批兴宁煤矿矿主式的人物的头上仍然还罩着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优秀青年企业家等光荣称号。当今的中国就是由这样一批人主宰着普通人民的命运。

    这是一种典型的用国家力量即强权政治主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这种改革在经济效率上至今还没有人提出疑问,但其资本向私人集中的方法、社会出现的越来越大的贫富分化却遭到了社会强烈的反对,其理论代表者,正在受到社会激烈的批评。中国的改革已经背叛了当年共产党人革命的理想,在某些方面是违背人民大众的愿望的。

    目前,之所以这种反对还没有形成颠覆性的局面,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对私有化的后果还未进行检验,还未形成共识。总之,中国的改革正处在一个“阴阳割分晓”的后私有化状态,两种思想和两种力量已经形成对峙之态,反对力量今后能否占上风,还需要静观演变,还需要看中国社会对腐败和瓜分的容忍程度。

    但是, 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公平的效率追求是不能持久的。今后对于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中国政府是否放松对工会的约束,一旦中国发挥了工会的作用,一旦工会登上历史舞台,中国的历史将发生新的变化,中国政治力量的天平将出现新的平衡。

三、效率至上的改革隐含的问题,

中国要为日后的社会动荡准备好物质基础!

    这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高唱凯歌的时代!一个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盛行的年代!一个人民大众在官僚资本和国际竞争双重压榨下仍然困苦紧张的年代!然而,这一切都淹没在“发展”这一刚性道理之下。所谓的“发展”替代了一切,扭曲了一切。

然而,在我做出这一结论后,一个远在美国的朋友打来电话,对“这是一个人民大众在官僚、资本和国际竞争双重压榨下仍然困苦紧张的年代”这句话表示不赞同,他认为中国的生活情况无论如何要比改革开放以前的时期好得多。我告诉他,不能这样简单地用物质比较,要用人民群众生活的紧张程度来比较。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先生的一篇文章的数字最能说明问题:“我国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自1990年以来持续下降,2004年已经下降到42%的历史最低水平,甚至显著低于改革以前计划经济时期最差的三年困难阶段。”在一个物质水平已经普遍发达了的社会,仍然还有一大部分社会群体过着困苦紧张的日子,这种状况反映的是中国改革发展的严重失衡。哪有越改越紧张的道理!这种发展是以一部分人牺牲换来另一部分人富裕的发展。

还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李志宁研究员“劳动力价值偏离问题日趋严重”的观点,他认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工资总额在GDP中的比重逐年走低,23年里有16年所占比重低于上年,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下降速度更快,90年代末比1980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劳动力价格严重偏离价值,由于收入持续增长机制没有完全形成,居民消费基本采取保守态度,有效需求不足成为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特别需要补充的是,这种情况还是在我国的工资收入群体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发生的。20多年的工业化,使我国进入工资收入的劳动人口自80年代初以来至少增加了2亿人,在如此众多的劳动群体加入工资收入范围的情况下,我国的工资收入比重仍然在持续下降,这反映出我国劳动收入是何等微薄!这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罕见的资本收入大于劳动收入的国家之一!连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未能如此,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国内发展关系的紧张程度。

   这也是一个经济自由化与政治专制化并举的时代。由于国家承担了这一历史时期所有改革的责任,因此,国家在这一历史时期必然是一个全能的政府。但是,在一个缺乏公共利益精神和利他主义精神的年代,全能政府能否给这个社会提供足够的社会福利保障?医疗事业改革的失败,已经为这个时代做出了最好的回答。

     任何社会,衡量和观察一个时代好坏的标准,都要看这一时期人民大众的负担轻重如何,是看普通人民在这个社会中生存的难易程度。中国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高度掠取大众,普通人民倍受压榨。在追求效率的旗帜下,精英群体可以毫无顾及地攫取社会财富,而在资本集中的同时,投向社会的却是残酷冷漠和麻木不仁。

     这一时期的中国富裕群体有几个象深圳的歌手丛飞一样为贫困儿童捐助奉献?人们所听到只是房地产大款王石登上了喜马拉雅山,然后又去征服非洲的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然后又去穿越北极。人们所看到的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人是如何在国外豪华地休闲度假,人们还听说国内已经有人报名花2000万美元乘坐火箭去太空旅游。这就是中国的新富阶级:一批令中国大众失望的群体。甚至令外国学者都发出这样的感叹:中产阶级的兴起只能给中国带来更大灾难!

   这就是中国所谓“发展”的真相。它的实质是以多数人的付出来换取少数人的发展。在所谓的追赶过程中,一部分人的追赶是以另一大部分人的牺牲和堕落为代价的。这就是我国这一时期发展的真相。看看当前社会的治安情况,杀人越货成为家常事,道德沦丧,黄赌毒泛滥,国民素质的下降已成为中国日后健康发展的隐忧。国民道德的堕落是GDP可以拯救的吗?

   这种情况能够持续多久?是否能长期持续下去?政府是否需要多元的社会自我承担责任和义务?政府能否保证自身的反腐性?精神和道德的滑坡将使未来社会承受什么样的后果?这都是今后的重大课题。

   怎么能保证将来社会不发生动荡?最可靠的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为那些容易动乱的社会成员构建物质基础,改善这些社会成员的生活和生存条件,而不是继续牺牲他们。

四、中国要为后私有化时代做准备,

   中国的现实已经使自由主义陷入尴尬的处境,如果自由主义只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不表现在政治方面,那么这种自由主义就是如同猪狗一样贪婪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除了攫取和掠夺便没有任何意义。在没有政治改革的背景下,单兵直入的经济改革,其实质就是掠夺与攫取。因此,我反对这样的改革。如其改革,还不如不改革。

   无论如何不能忽视在前一期改革中积累下的社会矛盾,而决定矛盾是否扩大和激化的根本因素在于政府的廉洁性和处理问题的能力。目前的中国政府,有两种力量在发挥着作用,一种是中央政府和最高领导人坚决反腐倡廉的执政决心,一种是政府内存在的大量缺乏约束的腐败欲望和腐败权力;一种是对共产主义道德理想的怀恋和回顾,一种是冷漠无情、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中国政府的命运和中国的政治命运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斗争和较量。

   一党制政治体制的根本保障是自我约束。观察中国的未来,观察中国政府能否屹立于不败之地,主要看这个政党和政府是否保持廉洁和高效。中国政府的走向不可能受外来影响的左右,外部的敌对势力不可能对现政府起动摇作用。中国如果要想保持住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不变,只有靠自身的修养、改造和清醒。

   这是一个历史的命题,今天仍然落在中国政府的肩上。但历史的时针毕竟已经指向了新政治的边缘,旧政治与新政治交替的分水岭正在到来。摆在中国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仍然用全能的一元政治应对多元社会,二、用多元政治应对多元社会。

   这就是私有化后的中国政治的前景。这一历史时期巨大的改造任务已经象大山一样向人们压来。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必须做好准备。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对腐败的承受能力毕竟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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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

警惕中国成为一个高度压榨的社会

发件人:<dhfly@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5-08-22 08:27:18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关乎民生

仲先生:您好!我是无意间浏览到你的网站,阅读之后觉得让人耳目一新,醍醐灌顶。较那些主流媒体宣传的主流经济学家更贴近百姓,向您们这样的才是真正的、人民的经济学家,向您们致敬!!

我一直困惑为什么我的钱越挣与少,物价越来越高,房子越来越贵,衣服越穿越少,鞋子越穿越破。看到您们的精彩论述,我觉得我知道根源了,顿开茅塞的感觉真好。但毕竟我们平头百姓较你们要远离政治和经济,对很多事情停留在表层的认识,不具有你们那门多的职业知识,不能及时地看破这些表象。看到权贵们一天天的山吃海喝,觉得是花共产党的钱,闹了半天原来是我们百姓的钱,他们凭什么啊,当官的有几个有真才实学,天天灯红酒绿说是工作需要,是为了下面更好的谋福利,就只见他们的肚子越来越大,车越换越高档,钱越花越冲,而我的腰包却是越来越瘪。

老百姓在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是最底层的,都是被剥削和牺牲的。不说了,说多了就是发牢骚了,党教育我要少发牢骚,多做贡献。我想说的是,你们这些“不入流”的经济学家能不能给我们百姓出点主意,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尤其人民币升值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我们百姓的出路在哪里,我们的策略是什么?是玩命的攒钱呀还是拼命的花钱,抑或是贷款买房买车,甭管那车拿房有多贵。用老百姓的话和我们东北话,给我们整个实惠的法子、整点干货,左右都是被剥削和被牺牲,能不能让我们死得体面点,别死得太惨!

盼复!! 祝好! 希望你们早日成为主流的经济学家,这才是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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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章:

兴宁矿难揭开广东四望嶂破产转制谜局

----广东首例国有大型煤矿企业破产始末

 本报记者 何春中 林洁

2005年08月17日

  广东煤炭业的“国退民进”

  资产总额2.18亿元的广东省四望嶂矿务局,建矿30年来共产原煤1996万吨,为改变“北煤南运”的局面和促进粤东经济发展起过积极作用。在一份《广东省属煤矿关闭破产工作指导手册》中,记者发现这样的表述:省属煤矿由于大多数矿区煤炭资源枯竭,安全生产条件恶劣,经营亏损严重,历史积累的债务沉重,职工生活非常艰难,尽管省委、省政府予以极大的支持,每年吨煤平均补贴60元左右,煤炭企业自身也作了很大努力,仍摆脱不了困难局面。

  据统计,截至1998年底,广东省属煤炭企业负债总额达22.41亿元,其中煤炭生产企业负债为17.67亿元;补贴后实际亏损4846万元,其中煤炭生产企业亏损4659万元,累计超亏挂账4亿元。 为此,广东省政府决定从1998年开始,用5年时间完成省属煤矿的关闭破产或转制工作,分流安置下岗职工3万人。这意味着,国有经济成分将从广东省属煤炭企业中退出。

  企业破产政府买单

  1999年8月,广东省四望嶂矿务局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向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一案,是广东省首宗国有大型煤矿企业破产案。始建于1968年的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前有生产矿井一、二、三矿和上丰矿4对(主井、副井),以及下属厂、队、公司12个单位,有职工6662人。

  1999年8月,四望嶂矿务局当年的破产是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受小煤窑侵采破坏,已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失去事故控制的能力,经济状况逐年恶化,历年财政补贴后的亏损挂账累计3955.5万元,负债总额达17660万元”。也有报道称,“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受小煤窑的滥挖乱采的影响,通风、排水系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于1998年被迫全面停产。遗留下职工6662名,离退休职工1361人,以及1.85亿元的负债。”

  1998年11月15日零时起,四望嶂矿务局全面停产。此前,广东省煤炭工业总公司、省经委等部门已先后发文批准同意该局所属矿井停产。广东省政府于1999年3月29日批准“原则同意实施破产”。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破产案之后,向社会发出债权人申报债权的公告,并迅速成立了由原广东省重化厅厅长赵大任任组长的破产清算小组,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查清了矿务局涉及200个单位和个人的、总额为5600多万元的债权;确认了矿务局拖欠13个单位的1.27亿元的债务。同时,法院追收了债权800多万元。对有可能被地下水淹没的矿井井下设备、设施,进行现场拍卖,回收资金800万元。整个破产案第一期综合清偿金额达1390万元。

  广东省政府则专门成立了“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工作协调领导小组”,还拨出专项资金1.5亿多元,用于职工安置分流和农赔费用。不过,当地政府“大部分矿工3年内脱困”的承诺,并没有让原国有煤矿的矿工们吃下“定心丸”。记者在黄槐镇调查时发现,事实上,在法院宣告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前后,该局和职工们签订的协议却是“原四望嶂矿务局职工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领取一次性安置费(含经济补偿金)自谋职业的协议”。

  四望嶂煤矿破产,还是政府承担了改革成本。记者调查发现,广东财政当年为关闭的各煤矿提供了近7亿元的资金。原广东省经贸委一位副主任说,“破产要有序,有序政府就要出钱,有钱才能安置职工,才能稳定。”

非法生产六年之久

 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倒闭后却被私人顺利接盘,这正好应验了当地官员所说的:“煤矿只能‘死而后生’,先关闭再转让给私人。”发生“8·7”透水事故的大兴煤矿所属公司董事长曾云高,就是通过层层关系获得了四望嶂煤炭资源最好的“一矿”。有知情人说,当时“一矿”的生产总值上亿元,但被曾云高以500万元买断。

 经过几年的运作,曾云高迅速发迹。知情者称,曾云高在买断“一矿”的经营权后,成立大径里公司,并在近几年实施“大兼并”。而所谓“大兼并”即是以金钱和权势强行买断其他煤矿的经营权,大兴矿和永丰矿(即这次发生透水事故的“主井”和“副井”)就是“大兼并”过程中归到曾云高名下的。

 据称,黄槐镇半数以上合法煤矿已经被他兼并或“联营”,曾的身价据说已超过两亿元。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后,曾开始进入“官场”。据称,曾云高的花名(注:客家话“绰号”)是“云高头”,他做事总是“高人一头”。2003年,曾云高成为兴宁市人大代表,之后他又顺利成为梅州市人大代表。

  大径里煤矿有限公司近年来以“扶贫、捐资教育、修路、回报社会”达300多万元的方式,获得了外界的美誉度,这与大兴煤矿矿工的宿舍的简陋不堪形成鲜明对比。

  关于大径里公司的背景,一名原四望嶂煤矿的工程技术人员说,65位股东总投入1800万元成立了大径里煤矿有限公司,这些股东中有一部分是党政官员。据悉,目前中央纪委、监察部正对参股大径里煤矿有限公司的65个股东展开深入调查。

  兴宁市煤炭局副局长陈桂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个煤矿在1999年转制后,就一直没有办理采矿证和工商营业执照,应该属于非法经营。这也就意味着大兴煤矿从1999年转制为私营以后非法生产达6年之久。  这6年中,难道当地政府一点都不知情吗?恐怕未必。

  当年国有矿咋没那么多矿难

  本报记者 何春中 林洁

  黄槐镇曾因开矿变成梅州市首富镇。如今,黄槐镇地表已成空壳,当地人的生活离富裕越来越远。在原国有煤矿矿工们看来,四望嶂矿务局关闭破产和转制拍卖后,无休止地私挖滥采和对安全生产的忽视,终于召来了“8·7”透水事故。近两年,全国各地死亡10人以上的煤矿矿难就有188起,平均每74天就一起。矿难屡禁不止,伤亡触目惊心。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矿工们说,四望嶂煤矿从建矿到正式停产的30年间,全局因煤矿事故死亡人数累计不超过百人,平均每年才三四人。这与当年国有煤矿严格的制度管理分不开。矿工们说,就在四望嶂煤矿全部关闭破产以后,如今位于兴宁市区的四望嶂矿务局留守处的一些领导,许多在兴宁、梅州都分有房子。
  四望嶂矿务局破产后留下的巷道,连成了大水库。对那些处在大水库下的煤炭是否还能开采,据说当地有关部门还请来过顶尖级专家考察。受过海隧道、过江隧道的启发,专家们认为,只要避开水库层,往深里采就是安全的。
  那些聚集了财富的老板们,听取了专家的意见,都避开水库往深里采。采煤工人时刻都在头顶着水库采煤。但在煤价节节攀升、各地电力普遍紧张的今天,一个煤矿赚钱要比印钞厂来得还快,但这巨额的钞票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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