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这是仲大军先生为下次“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所写的主题文章,此论坛不定期举行,至今在北京已举行过两次,详情可见本中心的“中心消息”,下次论坛时间未定,敬请关注。在这篇文章里,仲先生接着上篇文章《揭开中国国学真面目》进一步探讨了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历史和思想文化,从本民族的历史经历中挖掘了大量的思想文化资源。仲先生写这篇文章是有用意的,其意在指出当前我国出现了超强政府的历史根源。这是一篇有重大发现的文章,请大家认真关注。]

回到民权高于君权的时代

----重温春秋战国史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7年12月10日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和政治的一个时间窗,它瞬间打开,便永久地关闭了。今天的中国,历史似乎又在向我们招手,时间的窗口正在打开,第二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正在到来。

     毫无疑问,能回到春秋战国时期,对中国都是第二次进步。但对于这段历史如何认识,今天肯定存在着很多误区和曲解。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熏养,中国人认识历史的方法往往已经畸形,再加上这么多年来对国学的冷落和扬弃,已经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认不清历史的真面貌。恰恰是不了解自己历史的真相,才使今天出现了许多虚无主义、自我颠覆主义和盲目的独尊儒术新潮。

     譬如我的电子邮箱里刚收到一封来自清华大学国学培训的讲课通知,里面的内容仍然是传统的儒道释兵,对法家、墨家等几乎没有涉及。在这种仍然是“独尊儒术”的国学热面前,无怪今天的中国思想界会产生这么大的分歧。

一、国学是否真得炒糊了?

     最近有人写文章说要给国学热退烧,国学已经炒糊了。其实现在世面上热的并不是真正的国学,譬如清史热,汉史热,儒教热,等等,这些热都不是全部的国学,并且,有些热只不过是国史热,而不是思想文化热。当今一些炙手可热的学者大都是一些史学家,这些人更多地是在搬弄帝王将相史,权术史,因此,讲得多了,便会招人厌倦和反感。

     至于说国学是否已经炒糊了,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我认为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和思想文化研究得还远远不够,正是对这种现状的无知,有人才得出了国学过热的说法。

     当下社会对国学的研究为何浮浅?一是囿于传统的独尊儒术,一些一头钻进新儒学的泥坑里,象蒋庆等一批新儒家,一头钻进儒学之中不能自拔。二是出于对独尊儒术的反感,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嗤之以鼻。三是世面上的媚俗需求,象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过于迎合市场和大众的通俗口味,也难将真正的国学搬上荧屏。四是某些思想禁锢,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国学的深入研究。这种种状况,导致当前的中国既无深入研究的国学,又出现了一大堆令人厌倦的国学。

     因此,我们要对中国传统的文化学说进行重新梳理,中国的国学是博大精深的,决不是被后代封建帝王剪裁过的儒家文化,也不象有些学者所蔑视的那样丑陋不堪。那些一味崇拜西方文化的学者,要么便是思想方法的问题,要么是对本国历史知识的浅薄,他们过于脱离实际,整天只知拿那些对中国不着边际的外国经验说事。

     其实我们以及我们的祖辈都是世世代代、实实在在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人,所以要按我们可能行得通的方法去探讨和研究问题,不能整天搞食洋不化主义。现在很多人希望重建中国文化,但要重建中国文化,必须首先认清什么是中国文化,如果连基本的史料都不清楚,连源流和表象都看不清楚,就可能出现盲目照搬和盲目否定的现象。

     因此,我们要首先认清中国传统文化的真面目,中国思想文化的糟粕主要是在秦汉以后形成,要想发掘中华文化的精华,必须上溯到先秦时期。如果说中国文化是一群高大的山峰,那么当今大家所熟悉的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座,我们对中国文化全貌的研究必须起自先秦以前。那里有我们所希望的真精神和真思想。

     中国文化是一座巨大的宝库,中国有着足够的思想矿产资源,我们没有必要整天仰望西方。中国人今天对国学的研究仅仅只是个皮毛,国学不仅没有炒热,甚至连炒都没炒。请问当今社会有几个人懂得管子,有几个人读过《国语》,有几个人了解墨经?有几个人研究过杨朱或《黄帝四经》?只是因为一群独尊儒术的人搞了几场祭孔大典,就以为国学炒得太热了,这恰恰是对国学茫然无知的表现。

二、揭开中国历史和国学的真面目

     近年来国学大倡,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又产生了兴趣,社会出现了读史热、读经热、孔子热等,重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当前社会最大的问题是,错把儒学当作国学,错把秦汉之后形成的皇权文化当作中国文化的全部。由于秦汉之后的封建文化与现代精神格格不入,因此,在一些史学文人连篇累牍大讲封建帝王史时,这些文化又遭到了社会内部瓦解性的扬弃和否定。

     实际上儒学代表的只是中国文化的一条道路,在先秦以前,中国本来有着很多不同的文化选择,只是后来的帝王文化专制,将一些更接近现代精神的文化思想给窒息了和绞杀了。所以要揭开中国国学的真面目,要把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好的东西发掘出来,扬弃和改造那些丑陋的和不符合现代精神的文化。譬如我国历史上有尧舜禹的尚贤政治,有墨家的亲士思想和平民思想,这些思想到了后代完全被窒息了。中国今天重要的任务是发掘和发扬那些已被湮没的好的精神财富,批判封建特权专制文化。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秦汉之后的封建统治者对先秦文化的围剿是十分残酷的。在战国早期十分兴盛的杨朱学派,其代表人杨朱连个人资料都没留下,中国最早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学者根本没在历史上留下记录。这除了是封建专制围剿的结果,还能找出其他什么理由?

     李大钊曾说过:“中国文字之劫,烈于秦火。” 清人有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与封建主流文化极其冲突的墨家学派,今天其著作仅剩下53篇。孟子曾经无奈地说过:“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战国早期这两个思想家的社会影响和势力有多大。但这两个影响如此大的思想家,都没有留下清楚的生卒年月,甚至连出生地、哪国人都不清楚。司马迁在《史记》对墨子的记叙只有24个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为什么儒家的学者事迹记载清晰,而其他学派的学者却语焉不详?这不是文化围剿的结果,又是什么!

     还有,象《黄帝四经》这样宝贵而重要的著作干脆就失传了,只是在湖南马王堆汉墓中才被重新出土发现。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宝贵的思想遭到专制帝王的残酷围剿?谁也不清楚。春秋战国时期又有多少历史之谜已经石沉大海!

     譬如,孔子杀少正卯,孔子为什么杀少正卯?少正卯是一个什么样的学者?他的思想为什么被孔子嫉恨?他代表了什么人的利益?为什么没有他的著作流传?

     少正卯仅仅是一个例子,春秋战国时期有多少思想家被人为地翦灭了?又有多少被视为邪端异说的书籍被焚毁了?中国的先秦时期真的不出人才,真的没有民主自由和人权思想的诞生,中国的学者真的比不上亚里士多德吗?稍微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会对着苍天发问。

     只有那些对中国历史一无所知或极端偏执的人才会对中国历史采取妖魔化的态度。但是,我歌颂和赞扬先秦那个中国,中国历史真正的辉煌是发生在秦统一六国以前。就象西方的历史一样,当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辉煌之后,欧洲陷入了黑暗的中世纪。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但是,中国今天与西方最大的不同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落后与挨打,至今中国人还未来得及和顾得上掀起一场文艺复兴,发掘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辉煌。中国的古希腊至今还未被人认识和发现。因此,我们必须挖掘和梳理本国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挖掘和梳理那些在历史上被人为压制了的思想文化,如以管子代表的齐文化和墨子创建的墨文化以及富有自由主义和人本精神的杨朱文化。

     我必须郑重地指出,当前中国对历史的研究状况,基本上未离开传统的独尊儒术的模式和思路,如果不跳出这一模式和思路,那么今天的中国社会仍会象过去两千年里一样,走一条狭窄的国学之路。譬如现在社会上流行读经,但一些机构出版的《儿童经典诵读》教材里面基本上不选法家、墨家、管子和《国语》里的文章,既没有管子的“四维”,也没有墨子的“尚贤”与“节用”。

     是法家和墨家著作的文学性不强、语言不美吗?不是!而是法墨等几家的思想遭到了排斥。春秋战国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昌盛繁荣的思想文化时期,到了后来只剩下儒家一脉。两千年间,中国人祖祖辈辈诵读的只有儒家一家的书籍。这种状况实在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和大不幸。然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这种文化局面仍然未得到改变,更是悲剧中的悲剧了。

     我是儒家人士的后裔,我的祖上仲由子路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论辈份我是仲由子路的第75代孙,实际上我对儒学一直有深厚的感情和研究,但我认为独尊儒术是对中国其他思想学派最大的不公,并对中国社会特别是近代的落伍带来致命的影响。

     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必须打破封建文化专制,开拓思想,恢复中国国学的真面目(其中包括恢复儒家人物的真面目),重建中国文化,将我国历史上真正优秀的文化传统发扬和恢复起来。

三、将中国人民从“独尊”的思维状态下解放出来

     重建中国文化的首要任务,是将中国人民从“独尊”的思维状态下解放出来。只有这种治学态度和方法,才能真正弄清楚什么是中国文化,弄清楚中国文化的渊源和源流。

     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目前社会上主要表现有几大观点,一是复兴中国文化,发扬和发掘中国文化中好的东西,结合西方文化中好的东西,走一条兼容并蓄创新发展的道路。本人就是这种主张。

     第二种观点是中国还要按传统的文化模式塑造自己,要重新回到儒家文化传统或法家文化传统,只有坚持自己的文化模式,中国在下一个时代才有希望。这一派的代表有新儒家和新法家。其代表人物有蒋庆、翟玉忠等。

     第三种观点是基本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国学不能救世,不能再成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这种观点以最近《粤海风》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炒糊了的国学热》一文最为代表。

     坦率地说,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就开始了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文化,到今天为止,这种学习已历整整一个世纪。但在很多人眼里,中国的学习还完全不到位,好象只有全盘西化,中国才有希望。我认为只所以出现了第二种和第三种较为偏执的观点,主要是这些人的视野和思维方式被定格在历史的“独尊”思想模式里。这种“独尊思维”往往只能崇尚一种思想,绝对排斥其他思想。说哪派好就只有哪派好,不容许其他派别存在。这些人如果认准了某一派别,就会奉为圭臬。譬如有人在我中心是网站上写文章说,亚里士多德比中国的诸子百家要先进千万倍。在他眼里,中国人都是愚蠢的,丑陋的。

     说到底这是中国历史上“独尊”思维的流行。在传统的专制、独尊思维模式下熏陶培养出来的人,往往愿意走极端,要么独尊儒术,要么独尊西洋,反正就是没有一种民主、宽容、理解和开放的态度。看看中国当今的社会,要么左,要么右,总是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如果今天的中国被这些极端思想左右,那么中国未来的命运又是可悲的。

     看看台湾今天的现状,便可以看出盲目照搬西方带来的混乱和恶果。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如果没有自己的意志和思想,便会国将不国,不知会落到什么地步。因此,今天溯本清源,下大力气清理我国的思想文化源流,十分必要。

     另外,我还想指出的是,目前之所以有全盘西化派或盲目尊儒、尊法派,都是因为对历史了解和研究不深而造成的。建国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整整两代人中断了对历史的学习与传承,以致于今天很多中国人对西方非常了解,但对自己的国家历史文化却很模糊。

     当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没有深入全面的研究和了解时,当对历史的全貌一知半解的时候,往往会出现瞎子摸象的偏执现象。如果对自己的历史全然不清楚,或者只知一点,不知其余,也会出现武断和偏执的表现,特别是会出现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因此,搞清楚历史的真相,是研究和重建中国文化的首要任务。目前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将中国人民从“独尊”的状态下解放出来,进入一个全面、宽容的研究氛围。

四、春秋战国时期最大的政治特点是民权高于君权

     西化派的人总是把中国历史看得昏暗,龌龊,总感到中国的月亮没有西方的圆。其实世界各地的人都是一样的人,思想意识和感觉都是一样,西方人能想到,东方人也能想到。这些思想是否记录下来是另一 会事,各个地区的人类总是有着相同思想和行动。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相当辉煌的民主自由时期,并非都是秦汉以后那样高度王权集权专制。中国至高无上的君权崇拜和帝王权力完全是秦汉以后经历代帝王一步步打造出来的,并形成了一直影响至今的牢固伟人崇拜意识和奴才思想。

     中华民族的历史行进到周朝,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对民主的君主政治时期。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就是民权高于君权。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历史就是周厉王被国人所驱杀。公元前841年,周厉王钳制国人舆论,不让人民自由言论,搞得“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结果平民百姓联合贵族起来造反,把周厉王赶走,杀掉。

    自那以后,周朝的政治实际上是相当开明的。由大臣执政的共和行政持续了14年,才把政权交与姬周家族。到了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王室衰落,诸侯崛起,王权的权威已经荡然无存,华夏民族迎来了一个相当自由民主的历史时期。

    在这一时期,国君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有没有你都行。公元前645年,秦国和晋国战于韩原,晋惠公被俘,秦国以此要挟晋国,但晋国人拒不讲和,晋国使者说:“必报仇,宁事戎狄。必报德,有死无二。”晋国人认为国家是由君子和小人共同组成的,国家的意志必须由国人来决定,而不能由君主一个人说了算。

    时隔300多年后,秦昭襄王约赵惠王到渑池相会,廉颇将赵惠王送到边境时说,如果大王30天后还不回来,我就册立太子为王,以断绝秦国扣你做人质进行要挟的念头。赵惠王也只有答应。通过这些事情,都可以看出当时社稷为贵、君为轻的时代特点。

    东周和春秋时期是一个十分值得追忆的历史时代,中华民族许多好的思想资源都可以从这一时期挖掘。譬如民主政治问题,尽管当时的国家是氏族社会,是君主世袭王权政治,但当时的君主政治是相当开明民主的。首先是言论自由,朝廷不仅有谏议大夫,各国都有“庶人谤”的传统和风气。“谤”就是批评,就是平民议论国事,就是平民参政议政。

    《左传》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8年)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晋平公问师旷:“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师旷回答说:“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辅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

    师旷的意思是,卫国人之所以赶跑了国君,是因为国君做得不对。卫国人赶走国君是对的,因为自古以来,人民就有议论政治、监督政治和参与政治的权利。

    《国语·周语》里有“庶人传语”一语,《左传》里的“庶人谤”与“庶人传语”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人民大众参与国事政事,进行舆论批评。譬如,在“子产不毁乡校”一文里,记载了郑国人聚集在乡校里议论国事的情形。由此可见,周朝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民在言论上还是有相当大的自由的,尽管当时的社会由于不同的身份等级,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畅所欲言,但至少有一大批人还是拥有自由发言权的。

    从周厉王被国人驱逐,到卫国公被国人赶跑,再到郑人议政于乡校,整整三百多年间,周朝政治都可以看出它的民主性和自由性。到了春秋后期和战国时期,这种民主性和自由性更加明显。孔子开始在民间自由讲学,墨子聚徒结社,并且将学习成员组织化,成为带剑而行的武装学术集团。

    至于齐国人,在都城北门之外建造了稷下学宫,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大学城,各国学子纷纷集于稷下,人数多达一千多人,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自由民主的学术王国。

    但这样一个民主自由开放文明的历史时代,却被后人扣上一顶顶“春秋无义战”的帽子,甚至被后来的弄权文人视做批判的对象。如韩非子批评管子遏制君权,简直就是颠倒是非。中国后来的王权霸术就是由韩非子等一批无耻文人研造出来的。这恰恰说明中国的历史是一个被歪曲的历史。今天中国史学界和思想界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掀起一场复兴先秦文化的运动,正确评说诸子百家,恢复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真相。

四、王权政治的平民性

    如果仔细研究历史,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那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民还保留着相当多的美德,甚至比今天还要美得多。

    大家都知道,鲁国自公元前600多年后就被贵族把持了朝政,鲁僖公的三个儿子架空了国君,为什么鲁国出现三家分鲁的状态?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国君不称职,不受国人的拥护,因此季氏家族把持鲁国国政有二百多年。而季氏为什么能把持朝政,也是有一定原因的。

    《国语·鲁语》中记载:“季文子相宣、成,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季文子在鲁宣公和鲁成公时两代为国相,然而他的妻妾却从不穿丝帛,马匹也从不喂精料。封建统治者过着如此俭朴的生活在今天难以想象。对此,季文子解释说,国人都过着贫苦的生活,我怎么能搞特殊呢!

    季氏家族还最早实行租税制,解放农奴,瓦解氏族社会的井田制和公社制,这些措施都在很大程度上顺应了社会的发展。这除了与季氏家族特殊的秉性有关,也与当时鲁国人的政治监督有关。任何优秀的统治者,如果没有民众的制约,都会走向腐败的。

     楚庄王也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国君,但楚庄王的功绩在很大程度上与孙叔敖等一班贤良的大臣有关。孙叔敖两次出任国相,但家里十分清贫。孙叔敖去世后,其儿子过着困窘的生活,这种情况后来被楚王得知,才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在为政方面,中国的官员们早就处理好了公与私的关系。在《国语·晋语》中有“赵宣子论比与党”一篇文章,赵宣子向晋灵公推荐韩献子(韩厥)任司马,推荐之后又特意试验韩是否讲情面,在河曲之战中他故意让自己的车夫冲撞队伍,结果韩献子把车夫抓来杀掉了。

     当人们以为韩献子要遭殃了的时候,赵宣子却把韩厥找来对他说:“吾闻事君者比而不党。夫周以举义,比也;举以其私,党也。夫军事无犯,犯而不隐,义也。吾言女于君,惧女不能也。举而不能,党孰大焉!事君而党,吾何以从政?”

     赵宣子告诉韩厥,在政府做事要“比而不党”,就是官员们互相亲近,但不结党营私,不徇私。赵宣子生怕他不能秉公执法,内藏其私,才特意让车夫犯规考验他。这段话语阐明了当时政府官员们之间的关系,是“比而不党”。比就是友好,亲近;党是偏私。不结党营私,这是当时中国政治的基本原则。

     当赵宣子看到自己挑选的接班人合格之后,欣慰地告诉诸大夫说:“吾举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于罪矣。”这句话反映出,如果韩厥上台营私舞弊,赵宣子也会被牵连进去。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我国古代以道德维系的王权政治的特点。

     联系今天我国的政治情况,能比得上两千多年的晋国政治吗?中国自近代以来就学习西方,一百多年了,不但没学好,反而出现了许多更坏的现象。自己的优良传统丢掉了,西方真正好的东西也没学进来。改革到底改了什么?今天的政治哪有一点古代的淳朴?

五、春秋时的反专制精神和约束君权思想

    中国的先秦政治具有很大的氏族民主性。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历史文化有两大传统,一种是约束君权的传统,如管子和墨子都是这一传统。另一种是加强君权专制传统,如商鞅、范睢和韩非子。这两种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力量不相上下,但秦汉以后,后者占了上风,中国从此走上了一条君王高度集权专制的道路。

    秦汉以后,凡是约束君权的思想都被贬到下位,凡是崇君、捧君、拥君的思想都被扬至高位,孔子被捧上了圣位,而管子、老子和墨子都受到冷落。墨家的境地最惨。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管子》一书中有哪些是让封建帝王不高兴的话。在《管子》一书里,有多处体现出反对独裁专制、约束君王统治者的思想。如“形势”一篇中有这样的语言:“独王之国,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独裁专制的国家,虽然操劳忙碌,也不免动荡不安。独裁专制国家的君主,往往是卑鄙而没有威信的。

    在“权修”一篇里,管子再次提到“独王”的危害:“功之不立,名之不章,为之患者三:有独王者,有贫贱者,有日不足者。” 这里的意思是,君主搞独裁专制,必然使国家贫穷卑劣,财政收入入不敷出。

    在反对君主独裁的同时,管子告戒齐桓公:“君不君则臣不臣……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管子》)

    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齐国当时的君臣关系,没那么多君道尊严,并不象秦始皇以后那样,君王至高无上,一言九鼎。国君对大臣都是相当尊重的,齐桓公将管仲称为“仲父”,显示出当时社会的政治关系。

    正因为管子是一个反对独裁专制、限制君权和约束君主的人,所以,管子到后来受到韩非子猛烈的攻击。在韩非子眼里,管子对君王的大不敬,是帝王霸业最大的危害。这是先秦文化的两个极端,一个是有限的民主文化,一个高度的极权专制文化。可悲的是中国后来走上了一条高度极权专制的道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管子的学说怎么能流行呢?管子思想怎么能被人们熟悉呢?

    看看今天的中国,孔子的塑像到处矗立着,被人供奉着。但为什么不树立管子的雕像?是管子的学说不够丰富吗?管子的思想不够伟大吗?大家打开管子的著作看看,诸子百家中有谁的著作量比管子的大,有谁的著作内容比管子丰富?

    这样一位奠定了礼义廉耻和法德兼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这样一位开中国思想先河的人物,居然在后代不被人们所重视,完全是后代封建帝王屏蔽、排斥的结果。

    中国真正的国学是博大精深的,决不是后来被历代封建帝王剪裁过的儒家文化。我们要认清中国国学的真面目,如果说国学是一群高大的山峰,那么儒家只是其中的一座,而不能代表全貌。

六、管子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正宗文化和综合文化

    管子思想是中华民族思想的源头,在管子时代,中国思想还没有大的分歧和分杈,儒、法、道还没分家,因此我们可以说管子文化是个综合文化。在管子的思想中,既有仁义文化,也有法治文化。也就是说,管子既重视道德和教育的力量,也重视刑法和法律的威力。另外,管子还是一个开明、民主的政治家,既尊重当时的封建等级制度,也大力从平民百姓中选拔人才。

    打开《管子》第一篇文章“牧民”,我们可以看到:“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障两原,则刑乃繁。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文章读起来朗朗上口,文字美和语音美都不错,但中国历代的教育课本就是不选管子。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歪曲。大家知道,管子是我国春秋早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公元前725--645年),他担任齐国的国相长达40年,拥有丰富的治国经验。正是在他辅佐齐桓公的时期,齐国成为当时强国,齐桓公得以“九会诸侯,一匡天下”。

    管子的思想言论经过记录流传下来,祖祖辈辈影响了齐国文化,并经过历代学者不断地丰富完善,最终形成了规模和声势浩大的齐文化,使齐国发展成战国时期中国文化的最大集中地。并且,《管子》一书的内容量最大,篇幅最长,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历史甚至医药无所不包。在诸子百家中,《管子》是一部重头著作。当然,《管子》一书并非管子一人之作,它是齐国学者在历时五六百年间的时间里不断补充整理而成的。

    自齐威王之后(约公元前350年),中国的文化中心实际上就是齐国的首都临淄。临淄城外的稷下学宫汇集了上千人的各国学者,临淄成了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城”。当然,在这个大学城里,起主宰作用的是管子学说,管子思想象一棵大树之根,生长延伸出了后来的儒、道、墨、法。从战国时期的状况看,齐文化远远大于鲁文化,管学才是当时的显学。

    譬如儒家所宣扬的仁义道德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管学影响。管子是最早宣扬“礼义廉耻”的人,齐国是最早讲究礼义廉耻的国家。《管子》开篇的第二段这样说: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踰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踰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这里的“四维”就是礼义廉耻,缺了一维,国家就倾斜;缺了两维,国家就危险;缺了三维,国家就颠覆;缺了四维,国家就会灭亡。管子认为有了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范;有了义,就不会妄自求进;有了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有了耻,就不会趋从坏人。有了“四维”,国家就有了秩序,邪乱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但管子也十分重视法制,甚至可以说是管子开辟了中国法家学派的先河。管子十分善于运用“六柄”,即“生杀贫富贵贱”。“六柄”简而约之就是两柄:赏与罚。生、富、贵是赏,杀、贫、贱是罚。管仲就是利用这六柄来管理国家。管仲曾说:“畏威如疾,民之上也;从怀如流,民之下也;见怀思威,民之中也。”(见《国语·齐语》) 也可能就是自管子开始,齐国有了比较严格的刑法。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齐国政治,既讲法治,也讲德治,是个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国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齐文化,到后来让位于以孔子代表的鲁文化。到底是什么原因使管文化受到冷落,使孔文化受到吹捧?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原因。

七,齐文化精神中的民主性不适合后代的帝王专制

    齐文化有自己独特的精神,与儒家代表的鲁文化有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起源于周朝的建国之初。大家知道,齐国是姜太公的封地,鲁国是周公的封地,这两个人一个是周朝的国相,一个周武王的弟弟;一个姜姓,一个是姬姓。所以在两个人各自的封地上,便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

    周公儿子到了鲁国之后,便推行周文化,改造当地的殷文化。而姜太公的儿子到了齐地之后,顺应当地的风俗习惯,遵从当地东夷人的文化传统,所以使齐文化从一开始便带有顺民意、得民心的特点。

    《管子》开篇第一章就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度,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管子·牧民》)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国以人为本的文化,最早就体现在齐文化里。不仅是顺民意,而且姜太公的后人特别尊重能人和贤人,因为他们先辈的职业就是国相,是靠辅佐国君起家的,他们也特别重视和尊重贤人和能人来辅佐国政。因此,在齐国的历史中先后出现了两位著名的国相,一个是管仲,一个是晏婴。在为政方面,姜氏家族不太重视血缘关系,而是任人唯贤,唯能。这与周公后裔的鲁国形成了较大的不同。鲁国的政治一般要掌握在权贵之手,自三家分鲁之后,鲁国的政权一直操控在鲁君家族手里。后来鲁国出了孔子,一味鼓吹周礼,固守封建特权等级制,维护姬姓家族的天下。这就成了鲁文化的特点。

    了解了这段历史,便可以看出齐国政治的民主性、开放性和鲁国政治的专制性、保守性。管子曾经是射杀过齐桓公的人,但齐桓公居然不记一箭之仇,拜管仲为相。这充分说明了当时齐国的招贤纳士风气。
在当时那个种族和种姓家族封建统治时代,齐国的这种做法就是开明的民主政治,体现在《管子》这部书里的是大量的精英政治思想和民主政治思想。这些思想当然不能被后来的帝王们所容忍,所以,管子一书便被打入冷宫,春秋战国时期兴盛一时的显学----管学,从此少有人过问。

八、发掘墨家文化中好的东西

    今天我们要恢复中国国学的真实轮廓,更不能不了解墨家这一学派的思想内容。墨家的平民思想最具有现代精神。墨子学派在战国时阵容强大,声势浩大,由于它诉诸平民百姓,深得人民大众的欢迎,因此墨子门徒甚众。

    墨学是战国时期的热学和显学,在社会中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儒家。墨家被人称道的主要是它吃苦耐劳、为人服务的思想。尽管孟子对墨家的兼爱思想有过猛烈的批判,但孟子最后还是不得不赞赏地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而庄子对墨家的赞赏评价就更高,在《庄子·天下》篇里,有这样一段话:“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jue)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腿肚子消瘦、小腿上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墨家一派,继承和发扬了大禹的思想精神,这一脉精神传到墨家,之后便中断了。这对于中华民族是一的损失。现存的《墨子》一书中有“亲士”、“修身”、“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五十多篇文章。过去的评论一般认为,兼爱是墨子的核心思想,节用、尚贤为其次。但用现在的眼光看,《墨子》“亲士”、“尚贤”和“尚同”篇中的政治学思想应当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先来看墨子的平民思想和平等思想,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尚贤”一篇中,在“尚贤上”中,墨子指出:“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

    “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这一句话相当重要,在墨子眼里,只要是有才能的人,不管他出身多么微贱,国家都要起用他,重用他。这对于当时的封建种族等级特权社会来说,是十分难得的思想。墨子的这一思想,打破了当时的身份等级制和封建等级世袭制,是向封建血缘等级特权制度发起的猛烈攻击和挑战。

    墨子特别推崇和赞赏古代圣王,这些圣王主要是指尧舜禹。墨子说:“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尚贤上)”

    这段意思是:古时尧推举舜于服泽之北,将政事授给他,而天下太平。禹推举益于阴方之中、把政事授给他,而九州太平。汤推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把政事授给他,而计谋得以实现。文王推举闳(hong)天、泰颠于猎渔人夫之中,把政事交给了他们,而使西方各小国臣服。所以在那个时候,禄厚位尊的大臣们没有不心怀恐惧、兢兢业业地积极工作的,平民百姓没有不争相努力,提高自己的才能和道德的。

    所以,墨子总结出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这一思想对于当时的封建贵族家族统治无疑于一颗重磅炸弹,是对封建秩序的严重颠覆,因此,墨家被打入冷宫是势所必然的。

    我说墨子是有民主精神的,但有人不同意,还写文章反驳我。为什么出现这种分歧?主要是有人拿今天的民主标准去要求古代的民主了。在当时那个时代,让下层人自由地进到上层,国家领导者注意听取下层人的意见,这就是很大的民主了,这比权力由封建贵族家族独揽要好。

    墨子主张的是精英政治,尽管精英政治不会有现代民主政治举手投票一类的内容,但在那个时代,精英政治相对于家族血缘政治是一大进步,它最起码是打破了姬氏家族的血缘统治。实现了社会其他成员对政治的参与。所以,人类社会的民主制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没有当年那一小步,就没有今天这一大步。墨子“尚贤”和“尚同”篇里的主要思想是民治思想,就是由有德和有智慧的人民来治理国家,而不是由世袭者来管理国家。

    试问,墨家的这些思想能被后来的封建统治者所容忍吗?大家可以翻开《史记》看一看,关于墨子的叙述只有24个字,只是在“孟子荀卿列传”最后提了一下墨子:“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这与其他诸子连篇累牍的记载比起来,司马迁的做法真是厚此薄彼。是司马迁有意冷落墨子,手头确实没有墨子的记述材料,还是别有其他的原因?我想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

    从观点上讲,司马迁倾向儒家,可能从心里反感墨家思想,因此,在写《史记》时特意将其省略。要么就是碍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不敢记录封建专制统治者不喜欢的学说。从《史记》的撰写已经可以看出当时独尊儒术造成的社会思想“白色恐怖”,可以说汉武帝的专制比秦始皇差不了多少。后来墨子和墨学被冷落的原因是由于这一学派独有的遏制帝王思想、反专制精神、环保精神、节用精神、平民精神、平等精神、民主精神和自由竟争精神。

九、墨子“选天子”的思想也不能被封建统治者所容

    墨子更不被当权者所容的是他的“选天子”思想,墨子比管子更进了一步,不仅大臣要选择,而且连天子也要民主推选。“尚同” 上篇里这样说:“夫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

    虽然墨子书里未说明天子是怎么个选法,但一个“选”字,表现出墨家的基本思想,那就是反对世袭,反对血缘家族统治。这种思想与法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看看《韩非子》一书就可以知道,法家是千方百计地加强和巩固帝王的权力,而墨家是制约和约束帝王的权力。墨家与儒家也是不同的,儒家把王公贵族等级制视做固定的,不可逾越和改变的,而在墨家眼里,一切权威和权力都可改变,社会是可以变的。平民百姓可以进入上层,王公贵族可以沦为平民。这一切都取决于竞争的结果。

    墨子思想是竞争的,社会位置不是固定的,而是通过竞争来变动的,这是对封建家族等级特权制的巨大挑战,墨家思想在当时对封建秩序的影响是颠覆性,如果不是秦国靠武力统一了六国,墨家思想会得到相当大发展,今天的中国也不会是这个样。

    至于墨子环保思想和科技思想都体现在“节用”、“节葬”、“经说”等篇里,墨子对逻辑和科学实验都有大量的研究,但这样一部墨家著作却不被后人重视,科举读书人只会摇头晃脑背诵《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种现象如其说是中华民族对传统文化的提练和筛选,不如说是对传统文化的禁锢与封闭。

十、儒学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民为贵,君为轻

    在国学大倡的时代出现了很多怪事,譬如外交部门要在世界各地建立100个孔子学院,各地纷纷上演祭孔大典,一年一度的孔子节耗费了大量的民力物力。个别学者仍然提倡独尊儒术,甚至试图把儒学奉为“国教”。这些现象都可视为现代封建文化专制的再版。

    我决不是反对儒家学派,而是反对这种独尊儒术的做法。我曾经写过为儒家辩护的文章,因为儒家精神里有着非常宝贵的独立的民间精神。儒家的真实面目是它的民间性,而不是政府性。在孔子74岁的一生中,只有三年的时间在政府里工作,其他大多数时间是以民间学者的身份出现的。

    特别是儒家与墨家一道,奠定了战国时期社会的基本思想,这就是孟子最有代表性的一句话:“民为贵,君为轻。”由于儒墨两家共同推动,使民本思想、重民思想成为中国日后最重要的思想。即使明朝时朱元璋删改《孟子》,想抹掉这句话,但民本的思想也仍然有一定的影响。

    汉代以后,儒家被捧上了越来越高的地位,儒学被极大地官方化了,成了为官方封建统治服务的一个工具,而其他一些优秀的文化思想被人为地湮没了。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也是因为儒学相对于墨学和法学不那么走极端,在利与义、刑与德中间,选择了大多数人相对可以接受的原则。

    但今天的中国,仍然只尊儒家不顾其他的状态,其实这不是真正的公平态度,也不利于中国与世界民主潮流接轨。21世纪的中国必须恢复真正的国学面貌。特别是要发掘那些与现代和当代精神最接近的思想。譬如墨家,墨家的很多主张都接近于现代,还有管学思想和法家思想。

    法家文化尽管重视功利,但却是相当具有竞争力的一种文化。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要运用法家精神,崇贤任能,在国际市场上积极竞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与此同时,我们也要保持儒家文化道德仁义的精华,广采博收,全面吸取诸子百家之长,这样我们便有丰富的知识宝库和思想宝库,这样我们便不会只知道照搬外国,盲目地学习西方。

    总之,中国文化决不能被儒学一叶障目。如果现在还不改变两千年来独尊儒术的做法,那么中国文化不能前进,中华民族也不能进步。我们的头脑仍然是偏狭的,我们的心理仍然是小器的,我们的作风仍然是专制的,我们的社会仍然是特权与等级的,我们的发展仍然是不平等的。

    现在让我们来读一段墨子,看看墨子的文字能不能进入我们学校的教科书,墨子的文字是不是就那么晦涩难懂,墨子的文字语言美不美:

    “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藏于心者无以竭爱,动于身者无以竭恭,出于口者无以竭驯。畅之四支,接之肌肤,华发隳颠,而犹弗舍者,其唯圣人乎!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本不固者末必几,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秏。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墨子·修身》)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这样的一句话:“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这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思想。而这样的文字为什么不能成为中国人的口头语,广泛流传呢?显然是文化和思想封锁的结果。

    在一个英语和西方商业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这些语言和思想何曾在今天的世面上见到过?说国学被炒糊了,岂不是痴人呓语!

十一、我们梳理先秦文化的目的是干什么?

中国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官民关系?

    只要对春秋战国时期稍加了解,我们便会产生诸多感想和感叹。就以官民关系来说,战国时期似乎是个民间力量大于官家力量的时期。王公贵族都要看民间的眼色办事。凭什么这样说?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战国时期,私人讲学风气大昌,孔墨之学都是以私人讲学形式出现的显学,他们的弟子多,影响大。《吕氏春秋·当染》中在论述孔子和墨子时有这样一段话:“无爵位以显人,无赏禄以利人。举天下之显荣者必称此二士也,皆死久矣,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王公大人从而显之。” 《韩非子·显学》中也说:“世之显学,儒墨也。”

    儒家和墨家的社会影响能大到什么程度?连王公大人都要附庸民间力量,尊敬民间学者,并借依傍民间学者达到“从而显之”,即借助孔墨来显荣自己。可今天的情况恰恰反过来了,政府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

    当时的儒家和墨家都是些什么人呢?不过是民间学者,但就是这些民间学者,主导和主宰了当时整个社会的思想和舆论。所以孟子感叹地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深入研究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期,思想资源和舆论资源并没有被政府如此高度地集中和掌握,王公大臣更多的时候是听民间学者的。孔子晚年时,经常被鲁哀公恭恭敬敬地请到府上做客。而墨子的声望更大。卫国君慕墨子的名气,让墨子推荐一名弟子到卫国做官。墨子推荐了高石子,卫国君对高石子非常敬重,但并不全采纳他的意见。于是高石子“背禄而向义”,自动辞职。

    孟子的晚年声望更大,经常成为王公官府的座上客。翻开《孟子》一书,首先就可以看到孟子与粱惠王的对话。这是当时的民间学者善于走上层路线,还是民间学者已成为政府不得不咨询的智囊和智库?答案肯定是后者。这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官府并未垄断教育,并没象今天这样高度的教育垄断,甚至高度垄断思想的产出。

    从孔子时代,民间学者便采取了“用之则行、不用则藏”的超然独立的态度。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积极入世,但又保持自己的政治观点。在这一历史阶段,王室或公室的权力从来没达到秦汉以后那种垄断地位。特别是思想资源,几乎是被民间所垄断。政府的智囊大部分来自民间。相比之下,那个时代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民主社会。

    因此,我们可以给中国的官民关系史划一个分水岭,先秦时期是个官民力量相当,甚至是个民间力量大于官方的时代。先秦之后,力量的天平终于倾斜过来,官的力量绝对超过了民。从此之后,小民百姓终于匍匐于帝王和官府脚下,中国社会一切都仰赖政府的时代开始了。这一模式一直持续到今天,中国的民间力量被彻底压抑,民间再也不出思想,更出不了人才,所有的专家权威资源都出自政府,出自官员。

    只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历史,我们才能清楚地发现古今这一差别。今天我们有没有必要进行深刻反思,掀起一场矫正两千年中国发展史的运动?中国的改革难道仅有经济改革,而没有思想文化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吗?

    看看今天的中国,从大学到研究所和科研单位,统统是政府所办。中国已经深深地患上了政府依赖症,连脑子思维都要让政府来替自己思考。这样一种文化,这样一种体制,怎么能追赶先进!

    但是,随着氏族社会和宗法社会一步步瓦解,国人干政和庶人参政的局面终于让位于王权专制,中国的历史也终于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当关东六国君主各自为私利相持不下的时候,一股更加专制加自私的力量从西方呼啸而来,秦军的铁蹄和剑戈摧毁了东方的民本文明,一个专制独裁的君本文明从此在中国拉开了序幕。

十二、法家所起到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

    在这样一场历史大演变中,法家为后来封建专制和中央集权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法家思想本来是中国文化的正宗思想,从黄帝到尧舜禹到周文王,中国政治一直是刑德并用,刑法一般是作为道德的辅助手段使用着。但到了战国末期,社会的发展和平民群体的壮大以及个人主义的兴起,使社会的秩序和利益争夺日益激烈起来,传统的氏族社会的道德和仁义不断颓败,并难以维系新生的社会关系,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冲突不断加剧,这种状况迫使一些政治家不得不转向侧重使用一些一视同仁的法律。

    自春秋末期,一些国家便开始将通行的法律铸造在铜鼎上,以法治国的政治肇始于铸刑鼎。之后,李悝在魏国首先变法,实行法治,吴起和商鞅继后,在楚国和秦国都实施了变法。法治高于德治,这是秦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

    早期法家的进步意义在于这些政治家们以普通法来代替周王朝的封建特权,剥夺贵族阶级传统世袭的封建特权。早期的法家无一不是代表平民大众利益的,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属性,使早期变法的法家政治家都遭到封建贵族的强烈反对和仇恨。商鞅被车裂而死,吴起被乱箭射死。早期变法的政治家很少有好下场。这说明了当时社会利益的尖锐冲突。

    到了战国末期,法家学派的政治人物愈发依赖君王的权力,通过君权来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封建君主也乐意利用法家来壮大自己的统治。这种结合使法家的主张得以实施,但却由此培植起了一个庞大的君权。

    从这一时期开始,法家走上了一条玩弄权术的邪路,不是依靠道德,而是依靠权谋,这种方式成为法家的主要特征。韩非子就是一个权谋学者的典型,尽管他也有一些优秀的思想,如“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但他为了使法律得以实施,不遗余力地加强君权,削弱臣权和民权。就是自韩非子之后,中国走上了一条君重民轻的道路。

    为了打造君权政治,韩非子批了管子批晏子,批了晏子批孔子,至于墨子就更是他的眼中钉了。凡是早先的一切做法在他眼里看来都是不对的。这个出身于深宫豪宅的封建贵族,心中充满了阴险狡诈,权谋心术。

    譬如,他批评管子执政时代是“臣重也,臣重之实,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则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间,使(君主)善败不闻,祸福不通”(《韩非子·难一》)。由此可见“管仲无度矣”。从商鞅开始,到范睢、李斯、韩非子,这些法家人物的主要任务无一不是在加强君权,巩固君权,搞中央集权制。

    韩非子现象并不令人意外,从吴起时开始,法家便给后世留下了诟病的话柄。吴起是个非常矛盾的人,在卫国时,家乡人说他残忍,他竟然杀掉30多人离乡而去。到了鲁国,为了参加对齐国的作战,为了向鲁君表示衷心,竟然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就是因为她是齐国人。但在战场上,吴起爱兵如子,英勇善战,他的穿戴和士兵一样,不骑马,不坐车,甚至为受伤的士兵用嘴吸吮脓水。在法家人士心目中,所有的行为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一个目标,那就是胜利,功利。在功利面前,这些人如铁石心肠。

    到了楚国之后,他看不惯封建贵族们依仗权势和特权骄奢淫逸的状况,在楚悼王的支持下,毅然发动变法,削去贵族们许多特权,由此激怒了楚国特权阶层。于是在楚悼王去世之后,这些封建贵族势力立即向吴起发起疯狂的报复,用乱箭将他射死在楚悼王的尸体旁边。

    范睢也是一个推高君权的典型。他到了秦国之后,第一个目标就是说服秦昭王,将把持朝政的母亲皇后、两个舅舅和两个弟弟赶走,把大权独揽到自己手里来。目的是什么?法家也有自己堂而皇之的理由。范睢给秦昭王上书说:“英明的君主应确立这样的政治原则,有功劳的人赏,有才能的人当官,功劳大的人俸禄多,功劳多的人爵位高,能治理人众的人当官大。”法家就是一批完全靠本事吃饭的人,不管德行怎样。日后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以及今天公务员考试都是法家思想的延续。

    总起来看,法家既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又是使中国政治倾向于王权和君权的始作俑者。民权和王权这架天平,由于法家的临们一脚,终于将中国送入了王权大于民权的社会。从此之后,中国的民权被窒息,民间力量愈发衰落。官权至上、皇权至上(在今天又演变成政府至上)成了社会的主要特征。从那时到今天,中国的这种状态一直留传了下来。

    法家给中国造成的是悲剧还是喜剧?是停留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权时代,还是进入秦汉之后的王权时代?这已经是今天中国的重新选择了。

    我写这篇文章是有用意的,其意在指出当前我国出现了超强政府的历史根源。

   (未完)

 

亚里士多德与孟轲政治思想之比较

参考资料

    亚里士多德与孟轲是世界思想史上同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他们的政治设计在当时都遭到了悲剧性的厄运。在历史的变迁中,他们的命运又都发生了喜剧性的变化,或成为权威,或成为亚圣。他们的政治思想有两个显著的差异:前者主张法律政治、民主政治;后者主张伦理政治、君主政治。抨击暴政暴君则是二人的共同点,也是世界思想史上的光辉篇章。 

  亚里士多德(前384-322年)与孟轲(前372-289年)都是世界思想史上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生活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在古希腊,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城邦奴隶制发生了危机。各城邦内部贫富分化加剧,大批自由民破产。赤贫化的自由民身怀利刃伺机进行革命,社会矛盾尖锐。除了内忧之外,外患直接地促成了城邦奴隶制的瓦解。

    公元前338年,巴尔干半岛北部的马其顿王国南下扩张,喀罗尼亚一战击败了以雅典为首的希腊联军,成为希腊各城邦的盟主。二年后,亚历山大(前356-323年)以武力镇压了各城邦的反叛,统一了希腊,建立了君主专制的奴隶制帝国。此时的中国则处在战国中期——秦、楚、齐、燕、赵、魏、韩七国争雄,宗法奴隶制瓦解,封建宗法制确立,并向大一统的方向演进。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亚里士多德与孟轲都大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论述了时代的切身问题,提出了系统完整的政治理论,成为当时世界历史上的最大政治设计师。有趣的是,他们济世救民的政治设计在当时都遭到了悲剧性的厄运。亚里士多德所向往的最优良的政体——共和政体,并不能挽救处在衰败中的城邦国家,最终被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代替;孟轲的仁政纲领被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他周游列国到处碰壁。在政治上,他们二人在当时同为失败者。然而,这并没有缩小他们思想的重要性。历史并没有抛弃他们!在历史的变迁中,亚里士多德与孟轲的命运都发生了喜剧性的变化——在西方,亚里士多德长期被奉为权威;在中国,孟轲成为亚圣。本文不打算探讨这一变化的复杂原因,仅着眼于比较他们政治思想的异同、特色,以展现中西政治文化传统的早期图景,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不妥之处,请同行指正。 

一、法律政治与伦理政治 

  从政治体系上来说,亚里士多德与孟轲政治思想的第一个显著差异在于:前者是法律政治,后者是伦理政治。 (评:区别在于因为中国是氏族社会,希腊是城邦社会!)

  伦理政治是伦理与政治融为一体:政治关系——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蒙上了伦理的保护层;道德法典成为政治的灵魂。具体地说,1.孟子认为,国之本在家。五伦之中,父子之间血缘最亲。“亲亲,仁也”[①]。“仁之实,事亲是也。事亲,事之本也”[②]。而五伦之一的君臣关系,则是父子关系的放大和延伸。君主为百姓的家长,为民父母。孟子明确地说:“为民父母,使民xì@①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③]。本句中两个“为民父母”均指君主。孟子责难君主虽为民父母,却没有尽到保民的责任。

    2.孟子认为,伦理政治的君主,应为道德的楷模,即“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④]。循此,孟子还要求君主用仁义端正自己:“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⑤]。正君即是道德的楷模。国有正君,国家即安定,统治秩序便井然有序。

    3.在伦理政治中,以亲情为是非的标准,且孝道高于法律。在孟子的视野里,人子为了尽孝,可以背弃国家,蔑视法律。这就是孟子不仅继承了孔子的孝道观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⑥],而且把“父子相隐”发展为“背法匿父”——孟子虚构了一个故事说明之:先王舜的父亲犯了杀人罪,舜视放弃王位如弃破鞋子,偷偷地背父逃到海外,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⑦]。如果以“亲亲”为标准,那么君主该如何对待家族成员呢?孟子也有斩钉截铁的回答:“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身为天子,第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⑧]?可见,在伦理政治中,以“亲亲”为原则,必然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个结论已为我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实践所反复证实。 

  所谓法律政治是以法律为政治的灵魂,即通常所言的与人治相对的法治。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优于人治。那么,“优于”的道理何在?法治的准确内涵是什么?这都是必须要搞清的问题。具体地说:

    1.亚里士多德指出,为政遵循法律,不以私意兴作合乎正义。正义的真实意义主要在平等。因为公民都具有平等而同样的人格,而把权力寄托给任何一个个人,万事以一人的命令为依归则不合正义。亚里士多德强调,命令永远不能成为通则。任何真实的政体都必须以法律为基础。法律应在任何方面都受到尊重而保持其无上的权威[⑨]。可见,按照亚里士多德理解,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区别在于:以法律为最高权威,还是以个人的意旨、命令为最高的权威。简言之,法律至上是法治的核心内涵。

    须顺便指出的是,说法律也须人来执行,便由此说,法治也是人治。这种理解没有把握法治的真实内涵,是一种误解。另一种误解是,一国有法律,便是法治。这种误解也抹煞了法律的至上性,造成了混乱。从有国家以来,没有法律的国家是罕见的,但从古代到近代,实行法治的国家并不多见。

    2.亚里士多德还指出,法治还意味着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人民所服从的法律又是良好的法律。就是说,人民服从恶法并不意味着实现了法治;同样,邦国虽有良法,但人人各行其所愿,结果是人人各如其妄想。公民不守法,城邦必将成为一个混乱的城邦。良好的秩序基于普遍遵守法律的习惯。因此,亚里士多德强调:法律不应被看作是和自由相对立的奴役。法律无宁说是拯救[⑩]。那么,法律的至上性,公民守法的必要性的根据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是集中了众人的智慧而制定出来的通则。“集体异人”总比个人为优良。并且,法律作为通则,本旨在谋求一个城邦的长治久安,以城邦全体公民的利益为依归,是一个没有感情偏私的中道的权衡[①①]。

    3.亚里士多德还指出,实行法治还须明白:法律在某些境况、某些时候应该实行变革;变革而后获得进步。如果专守祖辈的旧制,以守旧安常为贵,这也未免荒唐。但是,变革是一件应当慎重考虑的大事。轻率的变革不是城邦的幸福。要是变革所获利益不大,不足以抵偿所遭受的损失,姑且沿袭旧制。变革是全面进行,还是局部进行,这种抉择也很重要[①②]。 

    (亚与孟是城邦政治与乡社政治的差别!说亚是倡导法治第一人就大错特错了,管子、子产、李悝都比他早得多。)

  纵观中外历史,不难发现,亚里士多德是倡导法治的第一人。其思想光芒在现代大放异彩。实行法治已是现代的潮流。我们也看到,亚里士多德与孟轲政治思想的差异如此鲜明,那么,差异的根源是什么?这是一个需要专门深入研究的课题;深入阐述这个课题则有待于历史学家的成果。本文只能提出一个概括的说明:差异的现实根源主要应归结为中国与古希腊的社会状况不同

    从经济基础和所有制关系来看,雅典的农业规模很小,粮食不能自给(从梭伦开始就禁止出口粮食,只准出口油与酒),但工商业、海外贸易发达,商品经济占有较大比重;公元前6世纪的梭伦和克利斯梯尼的改革,使土地私有制完全确立起来,消除了所有制关系上的氏族制残余。梭伦按财产资格公民将分为4个等级,使工商业奴隶主和氏族贵族奴隶主取得了同等地位。这样,如恩格斯所说的,“旧的血缘亲族关系的集团就开始被排斥了。氏族制度又遭受了新的失败”[①③]。

    克利斯梯尼的改革进一步打击了氏族贵族奴隶主的势力。公民以地籍取代了族籍,完全摆脱了氏族血缘关系的约束。对此,恩格斯评论说:“氏族制度的最后残余也随之而灭亡了”[①④]。作为改革的成果,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终于以工商业奴隶主与平民的联合力量,在战胜氏族贵族奴隶主的基础上确立起来。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政治思想既是雅典经济关系、民主政治的产物,又是这种社会状况的反映与理论升华。 

  古代的中国则是自然经济,农业发达。社会生活严重依赖于农业和土地。在夏、商、周三代,并没有独立意义的工商业,即没有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经营者,也没有形成独立的工商业奴隶主阶层。“工商食官”,为国家、王室独家经营,设置工正、贾正这类官吏来管理工奴、商奴的生产经营活动。这样,便没有严格意义的商品经济。工、商作为一种劳动分工是农业的自然经济的构成部分。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社会结构以血缘亲族关系为纽带,形成了以宗族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并且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三代均为宗法奴隶制——以血缘氏族的形式来贯彻奴隶制的等级统治。等级地位按血缘的亲疏远近关系确立。

    此外,各等级的利益又依赖于整个氏族贵族奴隶主集团的总体力量。在统治方式上,宗族的大宗在京都为骨干,掌握国家政权。宗族的分支则被派往各地,各统治一块地方。特别是周朝实行的井田制、分封制、世卿世禄制,使宗法奴隶制完善化。由于夏、商、周三代又各有长达几百年的稳定统治,从而形成浓厚的血缘宗族观念。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一家一户的小私有制的发展,氏族贵族奴隶主受到严重打击,但实际上被瓦解的是奴隶制,而宗法制又与小私有制相结合,形成了宗法封建制。只要社会的经济生活没有摆脱对农业、土地的严重依赖,以血缘亲族关系为特征的宗法制便始终具有生命力,必然会延续下去,并使整个社会面貌呈现简单而同一的色彩。家庭、家族、宗族、国家都是由小而大、自给自足的封闭实体。这样,以“亲亲”、“尊尊”为核心内容的伦理道德,对于维护血缘亲族关系、稳定统治秩序便具有特殊的意义。孟子的伦理政治即是其最典型的表现。 

二、民主政治与君主政治 

  从政府形式而言,亚里士多德与孟轲政治思想的第二个显著差异在于:前者主张民主政治;后者主张君主政治。 

  亚里士多德认为,多数平民执政优于少数贤良执政。因为多数合为一个整体时,人人贡献一分意见、一分思虑,往往能超过少数贤良的智能。众人把分散的众美集合成一个整体,是“集体异人”;大泽水多不朽,小池水少易朽。多数平民执政也比少数贤良不易腐败;多数人的裁决胜过少数人。少数人容易因愤懑失去感情的平衡而损伤判断力。全体人民总不会同时发怒,同时错断;亚里士多德强调指出,平民担任公职合乎正义,而以财产条件限制平民担任公职是偏见。退一步说,如果不让平民分享政治权利,会产生严重的危害——大批人被排除于公职之外,就等于保留着许多敌人。

    亚里士多德还认为,如果让个人统治,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一人主治的缺陷还在于:如果庸儿世袭王位会危害邦国。不让庸儿继承,传贤而不私其子的美德是不易做到的。亚里士多德指出,君主政体仅仅适合古代。那时由于贤哲稀少,并且君主往往是疆土的开拓者,或是解放者,因其功德取得了特权地位。[①⑤] 

  亚里士多德所向往的民主政治,是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共和政体,依平等原则以中庸之道组织之,兼顾富人和平民的利益。例如,出席公民大会,平民政体没有财产限制,寡头政体有较高的财产限制,而共和政体则有较少的财产限制;任用行政官员,抽签法为平民性质,遴选法属寡头性质,共和政体兼用二法——陪审法庭的陪审员由抽签产生;执政官则由公民大会的议员从全体公民中选举产生(寡头制只从部分富裕的公民中遴选);共和制之下的公民是平等的,因而实行公民轮流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制度,即公民轮流担任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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