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仲大军先生现在虽然置身于经济界和企业界,但始终未敢忘怀历史与文化,这不,在他百忙之中,终于整理出了这份讲座内容,大家可以津津有味的看,看看仲先生有什么独到的发现,特别是这些发现对于当代的中国有什么重要性。需要说明的是,仲先生文章在网上一发出,就收到黎鸣先生等几篇呼应文章,一位不署名的先生还传来了一篇批孔文章,其实这并不是仲大军先生的本意,只要不独尊儒术就行了,不一定非要丑化儒学和丑化孔子。中国人总喜欢打倒这个,抬起那个,就是不会搞平衡,不懂得互相尊重。这同样是文化专制的表现。一批孔子就把人家批个半死,象黎鸣先生那样,不也是在搞文化专制主义吗?这才是中国真正的悲剧和中国人真正丑陋的一面。]

揭开中国国学的真面目

----在北京三味书屋的演讲整理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7年9月22日下午

    提示:中国国学是博大精深的,决不是被后代封建帝王剪裁过的儒家文化。我们要认清中国国学的真面目,如果说国学是一群高大的山峰,那么儒家只是其中的一座,而不能代表全貌。

    近年来国学大倡,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又发生了兴趣,社会出现了读经热、孔子热、读史热。重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举双手欢迎。但当前社会最大的问题是,错把儒学当作国学。我今天到这里来向大家说明的主要观点是:儒学并不是全部的国学,甚至不能代表国学。

一、儒学并不代表国学

    如果让我描述当前中国对历史的研究状况,那么我认为基本上未离开传统的独尊儒术的模式和思路,如果不跳出这一模式和思路,那么今天的中国社会仍会象过去两千年里一样,走一条狭窄的国学之路。

    这种现象我在几年前就感觉不对劲,譬如北京育灵童教育研究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所出版的一套《儿童经典诵读》教材,里面没有一篇法家和墨家的著作,既没有管子的“四维”,也没有墨子的“尚贤”与“节用”。

    是法家和墨家著作的文学性不强、语言不美吗?不是!而是法墨两家的思想被远远排斥在外。春秋战国时代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昌盛繁荣的中国先秦思想文化,到了后来只剩下儒家一脉。两千年间,中国人祖祖辈辈诵读的只有儒家一家的书籍。这种状况实在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和大不幸。然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这种文化局面仍然未得到改变,更是悲剧中的悲剧了。

    我是儒家人士的后裔,我的祖上仲由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论辈份我是仲由子路的第75代孙,所以我对儒学一直有深厚的感情和研究,但我认为独尊儒术是对中国其他思想学派最大的不公,并对中国社会特别是近代的落伍带来致命的影响。

    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必须打破封建文化专制,开拓思想,恢复中国国学的真面目(其中包括恢复儒家人物的真面目),将我国历史上真正优秀的文化传统发扬和恢复起来。

二、管子的文章不美吗?

    现在出版的很多中国古代美文不选《管子》和《墨子》的文章,也不选《韩非子》和《荀子》。是管、墨等文章没有文学性吗?让我们亲自读几篇感觉一下。

    打开《管子》第一篇文章“牧民”,我们可以看到:“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障两原,则刑乃繁。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管子在这段里告诉人们,凡是拥有土地的国家管理者,必须致力于四时农事,确保粮食贮备。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人们就能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的人民就能安心留住。仓库里的粮食多了人们就知道礼貌礼节,衣食富足充裕了人们就懂得羞耻荣辱。君主的行为符合法度,亲戚朋友就可以相安无事;四个维持国家秩序的准则得以发扬,君令就可以贯彻推行。因此,减少刑罚的关键在于禁止奢侈;巩固国家的准则,在于整饰四维;教训人民的根本办法,在于尊敬鬼神、祭祀山川、敬重祖宗。不注意天时,财富就不能增长;不注意地利,粮食就不会充足。田野荒芜废弃,人民就会变成野草一样可怜。君主挥霍无度,则人民胡作妄为。不注意禁止奢侈,则人民放纵淫荡。不堵塞这两个根源,犯罪者就会大量增多。不尊鬼神,小民就不能感悟;不祭山川,威令就不能远播;不敬祖宗,老百姓就会犯上;不尊重宗亲故旧,孝悌就不完备。四维不发扬,国家就会灭亡。” 

    文章读起来朗朗上口,文字美和语音美都不错,但中国历代的教育课本并不理会管子,我们今天的古代文化读物也忽视管子。这是一种严重的歪曲历史现象。

    大家知道,管子是我国历史上春秋早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公元前725--645年),他担任齐国的国相长达40年,拥有丰富的治国经验。正是在他辅佐齐桓公的时期,齐国成为当时霸主,齐桓公得以“九会诸侯,一匡天下”。

    管子的思想言论经过记录流传下来,祖祖辈辈影响了齐国文化,并经过历代学者不断地丰富完善,最终形成了规模和声势浩大的齐文化,使齐国发展成战国时期中国文化的最大集中地。并且,《管子》一书的内容量最大,篇幅最长,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历史甚至医药无所不包。在诸子百家中,《管子》是一部重头著作。当然,《管子》一书并非管子一人之作,它是齐国学者在历时五六百年间的时间里不断补充整理而成的。

    自齐威王之后(约公元前350年),中国的文化中心实际上就是齐国的首都临淄。临淄城外的稷下学宫汇集了上千人的各国学者,临淄成了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城”。当然,在这个大学城里,起主宰作用的是管子学说,管子思想象一棵大树之根,生长延伸出了后来的儒、道、墨、法。从战国时期的状况看,齐文化远远大于鲁文化,管学才是当时的显学。

    譬如儒家所宣扬的仁义道德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管学影响。管子是最早宣扬“礼义廉耻”的人,齐国是最早讲究礼义廉耻的国家。

    《管子》开篇的第二段这样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踰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踰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这里的“四维”就是礼义廉耻,缺了一维,国家就倾斜;缺了两维,国家就危险;缺了三维,国家就颠覆;缺了四维,国家就会灭亡。管子认为有了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范;有了义,就不会妄自求进;有了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有了耻,就不会趋从坏人。有了“四维”,国家就有了秩序,邪乱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齐国政治,既讲法治,也讲德治,是个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国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齐文化,到后来让位于以孔子代表的鲁文化。到底是什么原因使管文化受到冷落,使孔文化受到吹捧?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原因。

三、齐文化的精神是民主文化

    齐文化有自己独特的精神,与儒家代表的鲁文化有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起源于周朝的建国之初。大家知道,齐国是姜太公的封地,鲁国是周公的封地,这两个人一个是周朝的国相,一个周武王的弟弟;一个姜姓,一个是姬姓。所以在两个人各自的封地上,便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

    周公儿子到了鲁国之后,便推行周文化,改造当地的殷文化。而姜太公的儿子到了齐地之后,顺应当地的风俗习惯,遵从当地东夷人的文化传统,所以使齐文化从一开始便带有顺民意、得民心的特点。《管子》开篇第一章就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度,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牧民)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国以人为本的文化,最早就体现在齐文化里。不仅是顺民意,而且姜太公的后人特别尊重能人和贤人,因为他们先辈的职业就是国相,是靠辅佐国君起家的,他们也特别重视和尊重贤人和能人来辅佐国政。因此,在齐国的历史中先后出现了两位著名的国相,一个是管仲,一个是晏婴。在为政方面,姜氏家族不太重视血缘关系,而是任人唯贤,唯能。这与周公后裔的鲁国形成了较大的不同。鲁国的政治一般要掌握在权贵之手,自三家分鲁之后,鲁国的政权一直操控在鲁君家族手里。后来鲁国出了孔子,一味鼓吹周礼,固守封建特权等级制,维护姬姓家族的天下。这就成了鲁文化的特点。

    了解了这段历史,便可以看出齐国政治的民主性、开放性和鲁国政治的专制性、保守性。管子和鲍叔牙都不是齐国人,但都跑到齐国成为重要的政治人物。这说明当时齐国的招贤纳士风气。

    在当时那个种族和种姓家族封建统治时代,齐国的这种做法就是开明的民主政治。所以体现在《管子》这部书里,是大量的精英政治思想和民主政治思想。这些思想当然不能被后来的帝王们所容忍,所以,管子一书便被打入冷宫,春秋战国时期兴盛一时的显学----管学,从此少有人过问。

四、管子的反专制精神和约束君权思想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历史文化有两大传统,一种是约束君权的传统,如管子和墨子都是这一传统。另一种是加强君权专制传统,如孔丘、范睢和韩非子。这两种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力量不相上下,但秦汉以后,后者占了上风,中国从此走上了一条君王高度集权专制的道路。

    从此以后,凡是约束君权的思想都被贬到下位,凡是崇君、捧君、拥君的思想都被扬至高位,孔子被捧上了圣位,而管子、老子和墨子都受到冷落。墨家的境地最惨。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管子》一书中有那些是让封建帝王不高兴的话。在《管子》一书里,有多处体现出反对独裁专制、约束君王统治者的思想。如“形势”一篇中有这样的语言:“独王之国,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独裁专制的国家,虽然操劳忙碌,也不免动荡不安。独裁专制国家的君主,往往是卑鄙而没有威信的。

    在“权修”一篇里,管子再次提到“独王”的危害:“功之不立,名之不章,为之患者三:有独王者,有贫贱者,有日不足者。” 这里的意思是,君主搞独裁专制,必然使国家贫穷卑劣,财政收入入不敷出。

    在反对君主独裁的同时,管子告戒齐桓公:“君不君则臣不臣……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

    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齐国当时的君臣关系,没那么多君道尊严,并不象秦始皇以后那样,君王至高无上,不可约束。国君对大臣都是相当尊重的,齐桓公将管仲称为“仲父”,显示出当时社会的政治关系。

    正因为管子是一个反对独裁专制、限制君权和约束君主的人,所以,管子到后来受到韩非子猛烈的攻击。在韩非子眼里,管子对君王的大不敬,是帝王霸业最大的危害。这是先秦文化的两个极端,一个是有限的民主文化,一个高度的极权专制文化。可悲的是中国后来走上了一条高度极权专制的道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管子的学说怎么能流行呢?管子思想怎么能被人们熟悉呢?

    所以,中国真正的国学是博大精深的,决不是后来被历代封建帝王剪裁过的儒家文化。我们要认清中国国学的真面目,如果说国学是一群高大的山峰,那么儒家只是其中的一座,而不能代表全貌。

五、墨子反对封建等级制的精神

    今天我们要恢复中国国学的真实轮廓,更不能不了解墨家这一学派的思想内容。墨子学派在战国时阵容强大,声势浩大,由于它诉诸平民百姓,深得人民大众的欢迎,因此墨子门徒甚众。

    后来墨子和墨学被冷落的原因是由于这一学派独有的遏制帝王思想、反专制精神、环保精神、节用精神、平民精神、平等精神、民主精神和自由竟争精神。

    墨学是战国时期的热学和显学,在社会中的影响不亚于儒家。现存的《墨子》一书中有“亲士”、“修身”、“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五十多篇文章。过去的评论一般认为,兼爱是墨子的核心思想,节用、尚贤为其次。但用现在的眼光看,《墨子》“尚贤”和“尚同”篇中的政治学思想应当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先来看墨子的平民思想和平等思想,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尚贤”一篇中,在“尚贤上”中,墨子指出:“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

    “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这一句话相当重要,在墨子眼里,只要是有才能的人,不管他出身多么微贱,国家都要起用他,重用他。这对于当时的封建种族等级特权社会来说,是十分难得的思想。墨子的这一思想,打破了当时的身份等级制和封建等级世袭制,是向封建血缘等级特权制度发起的猛烈攻击和挑战。

    墨子特别推崇和赞赏古代圣王,这些圣王主要是指尧舜禹。墨子说:“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尚贤上)”

    这段意思是:古时尧推举舜于服泽之北,将政事授给他,而天下太平。禹推举益于阴方之中、把政事授给他,而九州太平。汤推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把政事授给他,而计谋得以实现。文王推举闳(hong)天、泰颠于猎渔人夫之中,把政事交给了他们,而使西方各小国臣服。所以在那个时候,禄厚位尊的大臣们没有不心怀恐惧、兢兢业业地积极工作的,平民百姓没有不争相努力,提高自己的才能和道德的。

    所以,墨子总结出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这一思想对于当时的封建贵族家族统治无疑于一颗重磅炸弹,是对封建秩序的严重颠覆,因此,墨家被打入冷宫是势所必然的。

    我说墨子是有民主精神的,但有人不同意,还写文章反驳我。为什么出现这种分歧?主要是那个人可能是拿今天的民主标准去要求古代的民主了。在当时那个时代,让下层人自由地进到上层,国家领导者注意听取下层人的意见,这就是很大的民主了,这比权力由封建贵族家族独揽要好。

    墨子主张的是精英政治,尽管精英政治不会有现代民主政治举手投票一类的内容,但在那个时代,精英政治相对于家族政治是一大进步,它最起码是打破了姬氏家族的血缘统治。实现了社会其他成员对政治的参与。所以,人类社会的民主制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没有当年那一小步,就没有今天这一大步。墨子“尚贤”和“尚同”篇里的主要思想是民治思想,就是由有德和有智慧的人民来治理国家,而不是由世袭者来管理国家。

    试问,墨家的这些思想能被后来的封建统治者所容忍吗?大家可以翻开《史记》看一看,关于墨子的叙述只有24个字,只是在“孟子荀卿列传”最后提了一下墨子:“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这与其他诸子连篇累牍的记载比起来,司马迁的做法真是厚此薄彼。是司马迁有意冷落墨子,手头确实没有墨子的记述材料,还是别有其他的原因?我想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

    从观点上讲,司马迁倾向儒家,可能从心里反感墨家思想,因此,在写《史记》时特意将其省略。要么就是碍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不敢记录封建专制统治者不喜欢的学说。从《史记》的撰写已经可以看出当时独尊儒术造成的社会思想“白色恐怖”,可以说汉武帝的专制比秦始皇差不了多少。

六、墨子的“选天子”思想不能被封建统治者所容

    墨子更不被当权者所容的是他的“选天子”思想,墨子比管子更进了一步,不仅大臣要选择,而且连天子也要民主推选。

    “尚同上”篇里这样说:“夫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

    虽然墨子书里未说明天子是怎么个选法,但一个“选”字,表现出墨家的基本思想,那就是反对世袭,反对血缘家族统治。

    这种思想与法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看看《韩非子》一书就可以知道,法家是千方百计地加强和巩固帝王的权力,而墨家是制约和约束帝王的权力。墨家与儒家也是不同的,儒家把王公贵族等级制视做固定的,不可逾越和改变的,而在墨家眼里,一切权威和权力都可改变,社会是可以变的。平民百姓可以进入上层,王公贵族可以沦为平民。这一切都取决于竞争的结果。

    墨子思想是竞争的,社会位置不是固定的,而是通过竞争来变动的,这是对封建家族等级特权制的巨大挑战,墨家思想在当时是颠覆性,如果不是秦国靠武力统一了六国,墨家思想会得到相当大发展,今天的中国也不会是这个样。

    至于墨子环保思想和科技思想都体现在“节用”、“节葬”、“经说”等篇里,墨子对逻辑和科学实验都有大量的研究,但这样一部墨家著作却不被后人重视,科举读书人只会摇头晃脑背诵《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种现象如其说是中华民族对传统文化的提练和筛选,不如说是对传统文化的禁锢与封闭。

七、中国国学决不能被儒学一叶障目

    在国学大倡的时代出现了很多怪事,譬如外交部门要在世界各地建立100个孔子学院,各地纷纷上演祭孔大典,一年一度的孔子节耗费了大量的民力物力。个别学者仍然提倡独尊儒术,甚至试图把儒学奉为“国教”。这些现象都可视为现代封建文化专制的再版。

    我决不是反对儒家学派,而是反对这种独尊儒术的做法。我曾经写过为儒家辩护的文章,因为儒家精神里也包括独立的民间精神。儒家的真实面目是它的民间性,而不是政府性。在孔子74岁的一生中,只有三年的时间在政府里工作,其他大多数时间是以民间学者的身份出现的。但汉代以后,儒家被捧上了越来越高的地位,儒学被极大地官方化了,成了为官方封建统治服务的一个工具。而古代另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思想传统被人为地湮没了。

    这不是真正的国学状态,21世纪的中国必须恢复真正的国学面貌。特别是要发掘那些与现代和当代精神最接近的思想。譬如墨家,墨家的很多主张都接近于现代,因此,我们要好好挖掘和继承墨家传统、管学传统和法家传统。

    法家文化尽管重视功利,但却是相当具有竞争力的一种文化。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要运用法家精神,在国际市场上积极竞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保持儒家文化道德仁义的精华,广采博收,全面吸取诸子百家之长,这样我们便有丰富的知识宝库和思想宝库,这样我们便不会只知道照搬外国,盲目地学习西方。

    最后我要说一句,中国文化决不能被儒学一叶障目。如果现在还不改变两千年来独尊儒术的做法,那么中国文化不能前进,中华民族也不能进步。我们的头脑仍然是偏狭的,我们的心理仍然是小器的,我们的作风仍然是专制的,我们的社会仍然是特权与等级的,我们的发展仍然是不平等的。

    最后,让我们以欣赏一段墨子的语言来结束今天的讲座,看看墨子的文字能不能进入我们学校的教科书,墨子的文字是不是就那么晦涩难懂,墨子的文字语言美不美。

    “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藏于心者无以竭爱,动于身者无以竭恭,出于口者无以竭驯。畅之四支,接之肌肤,华发隳颠,而犹弗舍者,其唯圣人乎!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本不固者末必几,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秏。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修身篇)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这样的一句话:“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这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思想。而这样的文字为什么不能成为中国人的口头语,广泛流传呢?显然是文化和思想封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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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读者来信

发件人:"yang_jun_qi" <yang_jun_qi@163.com>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0-15 20:50:15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读"揭开中国国学的真面目"感想 

仲老师:您好,

    读了您的“揭开中国国学的真面目”后深有感触。我与一位易学高人很有缘分,他向我传授了不少有关中国国学和古典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我想就我目前对国学粗浅的认识和仲老师做个交流并,并向仲老师进一步学习!

    我非常赞同仲老师反对把儒学做为国学的精华乃至全部。仲老师身为儒家的后裔,在国学研究方面依然能保持客观、求实的态度,真是深感敬佩!

    儒家由孔子所创立,想要对儒家有一个本质认识,我觉得首先应该对孔子有一个全面、客观、本质的认识。孔子原名孔丘,字仲尼,“子”是后人对他的尊称,他所创设的儒家思想对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的确有着悠久而深远的影响,但这个影响与其说是因为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倒不如说是出于历代封建帝王维护政权的需要。正是在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推举下,二千多年来,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文化成了中国的主流文化。他本人也因此被广大的民众所接受,被尊为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第一大“圣人”、“素王”……宋朝的大儒朱熹甚至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这样一位大伟人,大英雄却被其邻居叫做“东家子”,是因为其邻居档次太低,无法理解圣人的言行,还是另有隐情呢?我在附件里放里一篇那位易学高人写的“孔"圣人"的真面目”,相信读罢此文,我们都会对孔子和儒家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也难怪为什么会有“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一说了。

    孔子之所以对自己所创立的儒家如此自信和推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他的学说是对“周礼”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但可惜的是,这个在西安渡过几天金,和老子聊过几次天的孔子并没有掌握“周礼”的核心和精髓,而是将其断章取义了。“周礼”是一部汇集了周族历代帝王将相有关治国方略,强国方针的大智慧、大策略的著作。(由周公所编写)类似于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什么的,但孔子却把“周礼”当作“七不”规范、中学生行为规范准则之类的来学习和传播,即把“周礼”理解成了一种繁文缛节,难怪齐国宰相晏婴这样评价儒家:“儒者能说会道又圆滑,不能用法制来约束他们。性情高傲,自以为是,作为臣子很难驾驭。其学说重视丧礼,竭尽哀情,追求厚葬不惜破产,不能让这种做法形成风气。四处游说求取官禄,不能让这种人治理国家。自从大贤圣人相继谢世后,周室随着也衰微,礼崩乐坏已有了很长的时间了。如今孔子却过分讲究仪容服饰,详订繁琐的上朝礼仪,刻意于快步行走的规矩。这些繁文缛节,几代人都研究不完,一年时间里连礼仪都学不会。君王想用这一套改变齐国的风俗,恐怕不是引导百姓的好办法。”(《史记·孔子世家》)因此,无论对孔子还是儒家学说我们都要以客观、务实的态度来对待。

    说完了儒家,我还想说说中国的古典思想文化。如果不算佛学,只说纯粹的中国国学,那么不论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等,其源头都指向一个,那就是“易”学思想。“易”有三部:“连山”、“归藏”“周易”,现在世面上还流行的只有“周易”,另两部已经失传。说起《周易》,人们通常把他理解为占筮用书,其实他是一部汇集了周公治国方略和人生感悟的大智慧书。道家,或者说老子学说正是传承了易学思想,而自成一家。因此,想要掌握好国学,首先就要掌握易学思想。而易学思想的源头是“阴阳五行说”。

   以上是我对国学的一点粗浅认识,还望仲老师的指点和教导。

 

 

孔"圣人"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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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玄”、“至”、“圣”,头衔唬人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的鲁襄公二十二年,死于公元前479年的鲁哀公十六年,享年七十三岁。他生前的处境“如丧家之犬”般并不妙,但死后却被捧若神明,仿佛与日月同辉。自汉开始,对其崇拜的程度更是一代比一代不得了,我们从历代帝王对他的追谥中众多唬人的头衔就可见一斑:汉平帝在公元元年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唐玄宗在公元739年谥孔子为“文宣王”;宋真宗在公元1008年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元武宗在公元1307年加封他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在公元1530年改称为“至圣先师”;清顺治帝在公元1645年谥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人们能够想到的最完美的词都给他老人家用上了,一点也不比孙猴子挠破猴脑袋才想出来的那个“齐天大圣”的称号逊色。 

    正是在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推举下,二千多年来,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文化成了中国的主流文化。他本人也因此被广大的民众所接受,被尊为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第一大“圣人”、“素王”……宋朝的大儒朱熹甚至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如果没有孔子这么个大“圣人”的出生,我们就会如生活在漫长的夜晚一样,分不清糖稀与鸡屎。 

    直到辛亥革命的浪潮打来时,孔子的儒家学说才受到一些冲击,被称为是“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是“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两千余年”的毒草。“五、四”运动又接着以“打倒孔家店”为革新的口号,将孔子称为是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其儒家学说是束缚国民精神、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但近年来,随着知识的被重视和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道德的行为,孔子的形象又因为其是私学的开创者和仁义道德的鼓吹者而有所回升,人们以做“儒者”、“儒商”为荣。 

    孔子就是这样一个对中国文明史影响甚大,受到历代大多数统治者追捧,且又屡打不倒的偶像。但孔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儒家学说都包含些什么内容?为什么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如此之大?等等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去作深入研究的问题。在此,我们将只讨论孔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以认清儒家祖宗的真面目。 

    孔子的事迹及言论主要记录在《论语》、《左传》、《荀子》、《孟子》、《礼记》、《大戴礼记》、《子思子》、《公羊传》、《谷梁传》、《史记》等书中。其中以《史记》的记载最为明细,所以我们就以《史记·孔子世家》为主线来追忆孔子的事迹。 

二、迁母坟,伪造出身 

    孔子作为一个生前得到贤人七十二、弟子三千追随,生后受到历代帝王将相的重视,为历代文人顶礼膜拜的中国最伟大的“圣人”,其履历表应当是比较清楚的才对,但他的青少年时代却是一个例外,留给我们的几乎是空白。我们知道的仅仅是他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从小无父亲,因此“贫且贱”。他生活的环境可能与主持丧葬仪式的人群为邻,因此,从小就以模仿这些人员所主持的礼仪活动为游戏,仅此而已。他的正式亮相是从十七岁时做出的两件惊天骇俗的大事开始的:一是迁移母坟;二是披麻赴宴。对此,《史记·孔子世家》是这样记载的: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姓孔氏。 

    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陬人挽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 

    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 

    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僖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子丘,圣人之后……我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子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僖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习焉。” 

    对《史记》的这段记载,人们一般理解为:孔子出生于贵族家庭,具有高贵的血统,但少年被遗弃,所以一直生活在贫穷之中。他从小就有着远大的志向,常以模仿祭祀活动的礼仪为游戏,最后终因其好礼的行为而被鲁国的上层高官所接受。其实,如果我们细读这段记载,就会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孔子迁移母坟一事有些蹊跷,因为“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的说法缺乏依据。 

    被认为是孔子生父的人名纥,字叔梁,人称孔纥或叔梁纥,是一位以武功见长的武士。他的祖先本是宋国的贵族,因为在宫廷政治斗争中受到排挤而流亡鲁国。他的父亲曾在当时的鲁国国都(今山东省曲阜市)以东30里的防邑任邑宰。他本人也因在多次重大的战争中立功而被委任为其出生地防邑以南10里的陬邑宰(这个职务相当于现在的乡、镇长之类的级别)。 

    孔子出生于鲁国昌平乡陬邑的说法正是根据他父亲生前的任职地而确定的。但这个说法有问题,因为所有文献中并没有孔子曾经生活在陬邑的记载,《史记》所说的:“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等事也均不是发生于陬邑,而是发生在鲁国国都西南郊区的一个名为阙里的街巷内。对此,儒家传统的解释是:孔子的父亲在孔子三岁的时候就病逝(《孔子家语》:“生三岁而梁纥死”),孔子和他的母亲因此被赶出家门。这种解释显然是不充分的,因为同样是依《孔子家语》等书的记载,叔梁纥的正妻“施氏生九女”,而无一子,所以被休回家。之后又纳妾,“其妾生孟皮”。不知是先天的缺陷,还是得了小儿麻痹症之类的疾病,孟皮从小就有腿疾,是一个残疾人。叔梁纥为自己的继承人而发愁,因此才又与孔子的母亲颜征在结合,在老年时生下了孔子这么一个唯一健康的男性继承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孔子从小就应当是叔梁纥一家的宝贝才对,他应当继承整个家业。而母凭子贵,颜征在也当是孔家的正宗管家婆,他们怎么会被扫地出门呢?儒家的这种解释显然说不过去,于是就有了《史记》所说“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的解释。 

    所谓“野合”应当是指合法婚姻之外的性行为,也就是所谓的露水夫妻、一夜情。这种秘密的行为所产生的私生子这个结果,在还没有搞清楚“遗传基因”的古代社会,究竟应当由谁来确认,又如何确认呢?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但最起码的条件应当是双方当事人的认可。而事实是在孔子的出生问题上,这个最起码的条件也得不到满足,因为按“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的说法,男方孔防叔早逝,孔子根本没有见过。与孔子朝夕相处的女方——孔子的亲娘,生前也没有告诉过孔子有关他父亲的事,更没有带从小就好“礼”,一生以“复礼”为己任,其母逝世时又因其好礼而小有名气的孔子去拜祭过距离并不太远(20多里)的生父坟墓,这不是很奇怪吗?既然孔子知礼,又将父母的葬礼看得那么重要,他为什么不在母亲的生前问一问呢?他十七年的人生,因为没有父亲的照料而长期处于贫穷之中,他就没有找过原因吗?没有在受到外人欺辱时想过父亲的事吗?正因为这些奇怪的现象,所以我们对孔子的父亲是否一定是叔梁纥就产生了怀疑。 

    那么孔子又是从哪里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的呢?人们一般认为:是从他的邻居挽父的老母亲那里知道的,因为“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陬人挽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这又是一件奇怪的事:他的邻居老母为什么不在其母亲刚去世时就告诉他父亲的墓葬地,而要等到出殡之后再告诉他呢?其实,细读这句话就会发现一个问题:“陬人挽父之母诲孔子”的只是其“父墓”所在,他并没有告诉孔子的父亲是谁。孔子的这个消息另有来源,《论衡·实知》有交代:“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所谓“吹律”,就是古代候气的一种方法,也具有类似于占卜算卦的功用。原来是他自己在屋里装神弄鬼地想出来的一个“父亲”,向邻居老母打听的不过是他“吹律自知”而确定的那个“父亲”的墓地而已。因此,我们认为:由于孔子从小无父,“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虽然可能确有其事,但是否与叔梁纥野合却是有疑问的。这就来了二个问题:一是孔子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在自己的母亲死后归葬后,还将她强行“嫁人”,刨开已入土为安十多年的叔梁纥的墓穴与之合葬,干出这种伤天害理,有违道德的事情出来?二是孔子为什么要选择叔梁纥为自己的“父亲”,而不是其他的人?这两个问题都不难回答。孔子葬母后的又一个大胆行为为我们回答了第一个问题。 

    “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 

    几乎是与孔子移母坟的同时,鲁国贵族的政治领袖季孙意如举办了一次盛大的招待会,宴请贵族子弟“士”。就在这时,他竟然披麻戴孝地跑去赴宴,最后被季氏的家大夫阳虎拒之门外,告诉他:老板招待的是贵族子弟,而不是你这种小混混。这一事件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他“吹律自知”的贵族身份并不被贵族集团承认;二是他掘墓移坟,强迫“嫁妈”的目的应当正是为了加入贵族的这次盛会,以期从中脱颖而出,改变自己从小就“贫且贱”的社会地位。要说明后面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搞清楚另一个问题:季氏为什么要“飨士”?我们从那一年发生的历史事件中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左传·昭公七年》说: 

    “楚子成章华之台,愿与诸侯落之……三月,公如楚,郑伯劳于师之梁。孟僖子为介,不能上仪。及楚,不能答郊劳……楚子享公于新台,使长须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苇启强闻之,见公。公语之,拜贺。公曰:‘何贺?’对曰:‘齐与晋、越欲此久矣。寡君无适与也,而传诸君,君其备御三邻。慎守宝矣,敢不贺乎?’公惧,乃反之……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 

    昭公七年的时候,楚灵王建成了一座规模宏伟的建筑——章华台,并想搞一个落成典礼,请各国诸侯来开开眼界,以此炫耀炫耀。鲁昭公当然也在被邀请之列,他就带了大夫孟僖子一同前往楚国凑热闹。当时的随行大夫一般都有一个基本的任务,就是负责外交活动,为自己的老板安排好各种应酬,不使他难看,这个任务在当时被称为“相礼”,其职责范围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长或礼宾司司长一职。要命的是鲁昭公这次带来的孟僖子不善于社交场合的那一套应酬之术,结果途经郑国,郑君简公在国都城门慰劳昭公时,孟僖子却不知如何答礼。到了楚国后,楚灵王在城郊举行郊劳礼欢迎鲁昭公时,他老先生又不知道怎么做好。最后连楚灵王送给鲁昭公的宝物都被楚国的大臣重新骗回去了。这一连串的洋相发生在鲁国自己的君臣身上,在当时的鲁国人看来,是将制礼作乐的老祖宗周公的“底子”都掉干净了。所以,孟僖子回国以后,以自己的不知礼为毛病,就下决心研究礼仪,向懂礼的人学习。 

    孟僖子失礼事件不仅对孟僖子个人的打击很大,对鲁国当权者的刺激也很大,“季氏飨士”就正是在此背景下由当时的执政者季氏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当时的鲁国国君昭公有名无权,实力强大的是被称为三桓的季氏、孟氏、叔氏三大贵卿集团。其中季氏掌握着国家最高的权力,所以,“季氏飨士”实际上也就是季氏代表国家从当时的贵族子弟中选拔懂礼仪的人才,相当于现在的一场临时的“特殊人才招聘会”,《周易》《观》卦六四爻爻辞“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的爻辞,指的也就是这种招聘会。 

    由这段背景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季氏的“飨士”是因为孟僖子的失礼,或者说季氏的这场招待会的目的是为了为国家选拔“知礼”的人才。而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他从小就学习礼仪,自以为正是这种人才,很希望能够为季氏及国家所用。无奈的是,在孔子的青年时代,还是一个仍然以宗法世袭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老子英雄儿好汉”,只有贵族的子弟才具有进入国家上层的资格和机会,普通百姓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外,不论你多么的优秀也只有当奴才的命。所以有一个高贵的出身,有一个贵族的血统对一个年青人的成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执掌鲁国国政的季氏为国家选拔人才,却将选拔的范围确定在贵族子弟“士”之内,显然不利于孔子这种出身不好,仅靠自学成才的“平民知识份子”。 

    孔子自以为懂礼,却没有“士”的好出身,当然不能够进到“招聘会场”去。但他不甘心白白地错过这次选拔人才的有利时机,于是他就想出了这么一个移坟嫁母的馊主意,希望通过伪造出身来瞒天过海地混进这一队伍,从而使自己贴上贵族血统的标签后为季氏所用,腾达起来。所以我们说,孔子将已经入土为安的母亲重新刨出来,“嫁”给一个自己根本就不认识的死人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他邻居的糊涂母亲突然开了窍,也不是因为菩萨为他的“诚心”所感动,实在是因为他需要这样一个政治上的起码资本,他需要从根本上修改自己低贱的出身,从而获取通向权力中心的资格。 

    孔子“吹律自知”,为什么要选择叔梁父这么一个人呢?从叔梁父的个人经历和家庭状况上我们可以得到答案。首先,此人已经死亡十多年,可谓死无对证,牛皮不易被揭穿;其次,此人虽然具有贵族的血统,但他不是鲁国的贵族,而是宋国的流亡贵族,在鲁国没有根基,所以即使他家族中人想揭穿孔子的谎言,也不会对孔子构成太大的威胁;最后,此人后继无人,只有一个由妾所生的残疾儿子,所以根本就没有人来与他对执。正是因为这些因素,使得孔子在干出如此惊世骇俗的掘墓移坟事件时,也没有人出来阻拦,或者他有能力将其“摆平”,由此,使得他的这场闹剧能够按其所预料的方向发展。 

三、假充真,取经宗周 

    孔子所演的这场经过精心策划,胆大妄为的移坟闹剧发生在他十七岁的时候。戏虽然演得精彩,但被阳虎阻拦在季氏门外的事件说明,这场戏并不叫好,没有被他的观众所接受。但就在这场戏好像已经演砸的时候,一个“老生”的出现救了他的场。这个“老生”就是陪同鲁国国君出访楚国时闹笑话的鲁大夫孟僖子。对此,《史记》是这样记载的: 

    “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僖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子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而兹益恭,故鼎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飦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我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子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厘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习焉。是岁季武子卒,平子代立。” 这段记载有问题,因为孔子十七岁的时候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均未出生,孟厘子也不是在这一年逝世,而是死于鲁昭公二十四年,也就是孔子三十四岁的那一年。所以学术界一般认为,司马迁可能在此把时间搞错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错误呢?我们在《左传·昭公七年》中找到了问题的根源。该书有如下一段内容相似的记载: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师事仲尼。” 

    将《史记》和《左传》的这两段记载相比较,《史记》的记载显然源自于《左传》,但司马迁将“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一句断错了句,读成了“孟僖子病,不能相礼”的意思,这一错误,就将这段故事的内容和时间顺序完全搞错了。《左传》的内容是记载两个时间段里发生的事,其中的“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是说的鲁昭公七年时的事,当时,孟僖子陪同鲁昭公到楚国访问,因其不熟悉礼仪而出尽了洋相,回国后以不能相礼为毛病,就找懂礼仪的人学习。“孟僖子病不能相礼”是说以自己的不懂礼为毛病。“及其将死也……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师事仲尼”是后来发生的事,是说因为他认识到了礼的重要,所以在他临死前,才让自己的两个儿子拜孔子为师。两事有因果关系,但却相隔十七年。而司马迁因为将句断错了,把“孟僖子病不能相礼”理解成了他老人家身体不好,不能从事相礼的活动,因此,在病重垂危之际,命令自己的儿子去向孔子学习礼仪。他把两个时间段的事当成了连续发生的事,从而造成了“孔子年十七……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习焉”的错误,为后来的学者们留下了这么一个公案。解开了这个公案,我们就应当依据《左传》的记载来看这段记载了。 

    这段记载中有关孔子“父亲”身世的内容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抛开这些内容的虚伪性不谈,即使都是真实的,也与孔子是不是这个“父亲”的儿子没有关系。但这段记载却告诉了我们另一个有趣的信息,那就是孟僖子不仅承认了孔子自编自演的这场闹剧的真实性,而且还在为孔子的高贵出身锦上添花地大势鼓吹。这就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被季氏接受的孔子“贵族身份”,却能够为孟氏接受,他接受的理由是什么?我认为以其相信孟僖子真的认同孔子根据“吹律自知”就得出的“父亲”是正确的,还不如相信孟僖子因为另有所图而要帮助孔子圆这个谎言。 

    前面我们说过,孟僖子陪鲁昭公出国半年,出尽了洋相,所以他求才心切。但是由于季氏掌握着国家政权,其大张旗鼓的“飨士”行为应当把贵族中可能知礼的人才大都笼络进他的集团去了,谁不想到大树底下去乘凉呢?所以留给孟僖子的只有季氏不想要的那些不成器的贵族子弟和孔子之类没有贵族身份的平民知识份子了。或者说,对于曾经蒙受羞辱,求才心切却又权力不够大的孟僖子而言,他别无选择,只能退而求其次。但在当时“学在王官”的时代,一个堂堂大夫,向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普通平民、市井小混混学礼,终究不太受说。只有名师才能出高徒啊!这应当就是孟僖子承认孔子的身份,并把孔子的“祖先”说得天花乱坠的原因,他吹捧孔子的同时,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所学的礼是否正宗作辩护。但要想让鲁国整个上流社会,特别是鲁国国君接受孔子的身份,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就是在收留孔子为家中担任管理仓库或牛羊畜牧的小家臣十多年时间之后,才使孔子的“贵族”身份“转正”。契机是孟僖子死后,他的继承人孟懿子向昭公的推荐。对此,《史记》是这样记载的: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言:‘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孟僖子临终时对孔子及其“家族”如此高的评价,并将自己两个儿子的教育托付给孔子,均说明其交情非同一般,至少也是非常的了解。也就是在这一年,南宫敬叔向鲁君建议,由自己和孔子一起到宗周去研究已经被荒疏的周礼。鲁君答应了其要求,于是他们带着昭公赐予的车、马和“司机”,代表鲁君去找已经自身难保的周天子“取经”。 

    鲁昭公为什么要答应南宫敬叔的请求呢?有可能是对南宫敬叔丧父之时的怜悯,有可能是对儿子为父补过之心的赞成,更有可能的是孔子恢复周礼的思路与鲁昭公自己的愿望相符合,他太需要实际掌握君权了,而这正是周礼的基本要求。 

    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适周”的主意并不是南宫敬叔提出来的,而是孔子自己的要求。对此,《孔子家语·观周》有记载:“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孔子的要求在南宫敬叔的帮助下得到鲁昭公的认可后,实际上也就是拿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出身证明,而且“行政级别”还不低,是标准的“君代表”,相当于现在的驻外国大使。正是从此时起,孔子由过去生活在下层的贫苦孤儿摇身一变,成为了鲁国贵族集团孟氏家族的座上宾及鲁昭公为了恢复其君权的一颗棋子。或者说孔子与鲁国政治集团中相对较弱的孟氏集团及鲁昭公结成了对付其政治对手季氏集团的政治联盟。 

    南宫敬叔与孔子在宗周去都学了些什么呢?他们想学的就是宗周兴盛时期为稳定君权而制定的一套法规,也即所谓的“礼”。这些“礼”就是孔子回国后所传授的《诗》《书》《礼》《乐》《易》这“五经”。他们要借宗周这块牌子作为大旗,以老祖宗的法规作为大棒来挥舞,以抑制季氏集团在鲁国政治权力中过多的权力,从而使鲁君及孟氏集团获取更多一些的利益。 

    孔子在宗周学习时曾经求教于老子,而老子对他们的学习目的并不赞成,因为老子不认为老祖宗制定的这些规矩在当时的乱世还能行得通,所以在孔子学习任务完成后,向老子告辞时,老子不以为然地告诫他说: “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而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老子在与孔子的另一次会面时还曾对他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所以迹哉!今子之所以言独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仁、义,先王之遽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刺肤,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亦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但世事洞明的老子也有不开窍的时候,他老人家那里知道孔子借宗周的这面大旗,借“礼”这个大棒作为鲁昭公救命的稻草并不完全是为了鲁君的利益,也不完全是为了孟氏集团的利益,而是他只能这样做,这是唯一的两个可以帮助他,也正在帮助他改变命运的两个人,是他唯一的升迁之梯。所以老子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他的话孔子是不会听进去,也不可能听进去的。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们已经绑在一起了,荣辱以共。况且孔子本从卑贱中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东西。 

    孔子从宗周回国后,就被鲁昭公任命为鲁宗社的礼官,主管婚丧及祭祀活动的仪式。正是从此时起,他开始大量地聚徒讲学、传授礼教。由于他曾代表国家到宗周“取经”,收徒时又“有教无类”,也就是只要是想学的都可以来,而不论出身的贵贱,所以,在他周围迅速地聚集起了大量欲上进的民间人材(“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孔子所教授的是如何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周天子过去所制定的礼仪制度,而聚集的又大多是出身贫寒的民间子弟,其矛头的指向非常明显,那就是剥夺了鲁昭公君权的卿大夫集团。正是在他取回的“真经”指导下,鲁昭公逐渐产生了夺权的想法,并在对季氏不满的其他贵族集团支持下,于第二年发动了对季氏集团的讨伐。讨伐以失败而告终,孔子这个吹喇叭、抬轿子的人也就成了鲁昭公复辟梦的牺牲者,随同昭公被赶出国门,流亡到了齐国。 

    孔子在外流亡七年后,昭公去世,鲁定公登基。又过了五年,执鲁国国政的季平子死,其子桓子继位。这时,季氏的家臣阳虎发动政变,不仅控制了季氏家政大权,而且通过对季桓子的控制,掌握了鲁国国政的大权,由此,使鲁国进入了陪臣执国命的时代。三年后,鲁定公八年时,阳虎欲谋杀季桓子未成,而割据反叛,后逃往齐国。 

    阳虎叛逃后,鲁国出现权力真空。鲁定公想借此重新分配权力的有利时机,打压“三恒”的势力,从而恢复君权,重振君威。于是启用了因为一直鼓吹恢复周礼,而有利于该计划的实施,并坐了十多年冷板凳的孔子,任命他为中都宰——相当于首都的市长。这一年孔子五十一岁。一年后,又提拔他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任具有执法权的大司寇,位列大夫。孔子因此被推上了鲁国政治斗争的风头浪尖,成了鲁定公夺权的急先锋。在这一段孔子一生中最光辉的时期里,孔子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成功地担任了齐、鲁两国会盟的司礼官;二是推行“坠三都”的政策;三是杀名人少正卯。 

四、齐鲁会,笑里藏刀 

    公元前500年,齐景公与鲁定公在两国边界附近齐国境内的夹谷小镇(今山东省莱芜县南),举行了一次齐国与鲁国的和会,从而化解了双方的矛盾,扭转了两国不正常的敌对关系。孔子在这次重大事件中担任鲁国的礼仪官,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历史上将这次重大事件称之为齐鲁夹谷之会。《史记·孔子世家》对这次盟会的经过是这样记载的: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必有武备,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旂、旄、羽、祓,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奈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实。’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 

    依此记载,孔子的这次外交活动非常成功,他的光辉形象有如现代电影中的某些样板英雄一样,一身正气,仅仅以“周礼”为法宝,就敢训斥齐君,并当众杀害齐人。而且齐景公不仅不恼怒,还深受教育,回去后羞愧难当,主动送回了被齐国长期占领的鲁国土地。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初玩权力的孔子真是智勇双全,如鱼得水,好生了得,一点也不比那万军之中单刀取首级的关云长逊色。而曾经执政四十八年的齐景公则完全是一个唯唯诺诺,缺乏主见又惊头慌脑的“二百五”。事情真的是这样子的吗?孔子所打的“周礼”这张正义之牌真的有如此大的力量吗?如果我们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细读这段文章,就会发现整个事件没有如此简单,孔子也并不是正义的化身。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分析此事件:一是齐国为什么要提议召开这次会议;二是齐国为什么要归还鲁国的土地;三是孔子为什么敢与齐君对抗。我们先说事件的起因。 

    1、齐鲁之会是因为齐人惧怕孔子而发起的理由不可信 

    依《史记》的以上记载,这次夹谷之会之所以召开,是因为鲁国重用孔子,从而使齐国感到害怕才提出来的。此理由其实不能成立,因为如下三点可以说明鲁国不可能害怕孔子:一是齐国对孔子的评价并不高;二是孔子的职权并不足够大;三是两国力量对比一直是齐强鲁弱,鲁国根本不可能对齐国构成威胁。 

    此事件的十七年前,三十五岁的孔子随鲁昭公流亡齐国,初次与鲁景公见面时,曾经以言语“打动”过齐景公。但他的宰相晏婴却说:“儒者能说会道又圆滑,不能用法制来约束他们。性情高傲,自以为是,作为臣子很难驾驭。其学说重视丧礼,竭尽哀情,追求厚葬不惜破产,不能让这种做法形成风气。四处游说求取官禄,不能让这种人治理国家。自从大贤圣人相继谢世后,周室随着也衰微,礼崩乐坏已有了很长的时间了。如今孔子却过分讲究仪容服饰,详订繁琐的上朝礼仪,刻意于快步行走的规矩。这些繁文缛节,几代人都研究不完,一年时间里连礼仪都学不会。君王想用这一套改变齐国的风俗,恐怕不是引导百姓的好办法。”景公于是就没有重用孔子。这段故事也出自于《史记·孔子世家》,本来是用来为孔子在齐国期间没有受到重视而辩护的,所以,齐景公心动之说不可信,但晏婴对他的评价却是可信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这个人本身及其学说在齐人的心中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又从何怕起呢? 

    齐鲁之会时,孔子为官的经历并不长,不过一年多时间。官当得也不算大,其中当了一年的中都宰(相当于省会城市的市长),随后经过小司空(相当于城建厅、轻工厅厅长)的过渡,升任为大司寇(相当于公安厅厅长、司法局局长),刚刚够上大夫的级别。而且这个官的职责主要是维护地方治安,属于执行者的角色,对国家的大政方针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我们说齐鲁之会时的孔子不可能对鲁国有太大的改变,更不足于使齐国害怕。 

    从建国以来,鲁国除了因为是周公的封国,而在政治上享受天子的待遇要高于齐国之外,经济上、军事上都远远弱后于齐国。而且齐鲁之会时,正是齐国国力的上升期,齐景公已经连续执政四十八年,国内政治稳定。相反的,鲁国政权却处于一个混乱的时期:鲁定公与三恒及陪臣阳虎之间的权力争夺十分复杂。头一年阳虎还带着鲁国的土地投奔了齐国。所以我们说,齐鲁之会时,两方的实力对比悬殊,而且齐强鲁弱的局面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扭转。 

    既然孔子其人及学说不足于使齐人惧怕,孔子的职权也不足于左右国家大政方针,齐强鲁弱的局面更是不可能在短在时间内得到改变,那么,《史记》所说齐鲁之会是由于“鲁用孔丘,其执危齐”原因就自然不可信了。不仅《史记》所说的齐鲁之会的理由不可信,齐景公接受孔子的“正统观点”也不可信。 

    2、齐景公不可能真心接受孔子的“训导” 

    依《史记》的记载,孔子在这一事件上只靠两句话就震慑和改造了齐景公,这两句话是:“吾两君为好,夷狄之乐何为于此”和“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也就是说,齐国的音乐、舞蹈节目选错了。宗主国内部的高级别会谈,不该选择少数民族的地方剧和不严肃的娱乐节目。他的指责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齐国准备的第一个节目虽然的确属于少数民族的节目,但孔子奉若圣旨的《诗经》不也有“风”、“雅”、“颂”之分吗?其中的“风”不正是属于此类作品吗?怎么就不能演奏呢?况且这种节目除了其娱乐意义之外,也有显示其王恩浩大,治国有方,因此而普天同庆之意。第二个节目属于宫廷滑稽剧,相当于现在的幽默小品,与和会的性质不也是十分相当的吗?又不是祭祖祭天,为什么一定要用那些庄严的颂歌声呢?退一步说,即使孔子的话有道理,也真的是“周礼”的规定,我们也不认为他的这几句话就具有使齐景公屈从或信服的力量。其理由有三: 

    一是齐鲁之会的十七年前,孔子初见齐景公时,宴婴就说过:“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也就是说礼崩乐坏很长时间了,显然,“周礼”这个标准对当时的人来说是老黄历,是不具有任何约束力的。齐国安排的演出本身也说明至少齐国的价值标准,早就抛弃了“周礼”的原则。 

    二是即使齐鲁两国的价值标准不同,但入乡随俗的基本外交礼节还是应当遵守的,怎么会发展到杀害主人演员的程度呢?即使有罪,也在挑选他的主人,演员有什么罪呢?这不是打狗欺主吗?所以,孔子杀害演员的行为实际上是在问罪齐景公。或者说,齐景公如果接受这样的结果,也就是承认自己的无礼,承认自己的国家无礼。从情理上说,这是不可能的,至少在当时齐强鲁弱的情形下不会发生。 

    三是在四年之后,齐国“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也就是说齐国挑选了八十名美女,都穿着艳丽,会跳艳舞,与同样华丽的三十匹马一些送给鲁国。由此可见,齐国不仅没有接受孔子的“忠告”,相反地还企图向鲁国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念,并取得了成功。 

    以上三点都说明,仅仅以孔子的理伦,是不可能使齐景公感到震慑和信服的。 

    既然齐国害怕孔子的理由不可信,孔子高举的“周礼”旗帜也不可能具有说服或震慑齐景公的力量,那么就来了三个问题:一是齐国为什么要主动提出和谈的要求;二是孔子靠什么力量制止住齐国的演出;三是齐国为什么要送还鲁国土地。 

    3、齐景公的野心 

    齐国是姜子牙的受封国,鲁国是周公的受封国。经过西周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齐强鲁弱的局面,所以,在齐桓公称霸的时期,鲁国曾经依附齐国。齐桓公死后,因诸子争权夺利导致内乱而使齐国衰落,霸主国的地位由晋文公重耳夺去,鲁国也因此转而依附晋国。至鲁定公时期,鲁国依然保持着与晋国结盟的关系,而这时的晋国有衰弱的趋势,楚国乘机崛起,齐景公也想重振霸业。 

    为了在晋、楚、齐三强中称雄,齐国就必须团结邻国,消除周边威胁,这就需要打破邻国与对手的联盟,改为与自己结盟。齐景公在鲁定公七年时,与郑国结盟,又与卫国举行盟会,使他们附齐而叛晋,正是这一计划的初步落实。但齐国与鲁国的关系较为复杂,就在鲁定公七年和八年,齐国两次征伐鲁国的西鄙。阳虎在同一时期叛乱时,又带着汶阳之田投奔齐国,从而给鲁国造成了较大的损失,由此使得齐、鲁两国结下了更深的冤仇。这种不正常的关系显然不符合齐国称霸的长远利益,所以齐国想改善两国的关系。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齐国提出了与鲁国媾和的愿望,并得到鲁国的响应。或者说,齐鲁夹谷之会的由来与孔子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是齐国为了实现自己称霸的野心而必须实施的许多步骤中的一步而已。 

    4、孔子的阴谋 

    既然齐强鲁弱,又是在齐国的土地上盟会,那么,齐景公为什么会容忍孔子的胡闹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他靠的是他提前就准备好的“左右大司马”这些“武备”。 

    《史记》中叙述这段故事时,有这么一句话:“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必有武备,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这句话看起来好像与事件的结局不相干,所以我们读书时,往往将这句话不当回事,最多视为孔子的谨慎而已。其实,这不是孔子的谨慎,而是孔子的阴谋。他倾国之力,将“左右司马”一起带去,可以说是准备了足够的军事力量,而齐景公没有防备,由此就使得会场周围的相对力量形成了鲁强齐弱的局面。这才是孔子胆大包天瞎胡闹的筹码。否则的话,你再借给他八颗脑袋,他也是不敢乱来的。事实上,如果孔子自己相信他所打的“周礼”这张牌真的具有“大王”的功用,他还用得着如此强大的“武备”吗?所以我们说,他震慑住齐景公的不是他高举的“周礼”之旗,而是他布置的军事力量,是枪杆子给他的发言权。在舞台上假装正经的表演,不过是为了掩盖他的险恶用心而已。 

    5、归还鲁国土地是势所必然 

    我们心中的最后一个疑团应当是:为什么齐景公脱离孔子的“武备”威胁而回国后,还要归还鲁国的土地呢?两个原由:一是归还土地本是水到渠成,势所必然的事情;二是屈辱之事说不出口。 

    从当时力量的对比上看,虽然是齐强鲁弱,但齐鲁和会是由齐国为了达到自己称霸的目的而提出来的。也就是说是齐国有求于鲁国,而不是鲁国有求于齐国。齐国既然有求,那么当然要给被求的鲁国相应的好处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双方当时的主要争端就是齐国侵占鲁国的土地问题,此问题不解决,即使是从中国人一直很重视的“面子”的角度上看,鲁国的执政者也是不可能同意和解的,更不要说对国民的无法交待了。因此,此次和会的基础应当是齐国在侵占的土地问题上做出让步,否则没法谈。而齐景公既然大张旗鼓地召开此和会,就一定在这之前做出了许多“外交”上的努力,一定有成功的把握,也因此一定有归还鲁国土地的心理准备,而且孔子也是一定心领神会的。或者说,归还土地本身不是一个大的问题,水到渠成而己,孔子闹不闹盟会都应当是这个结果,一点悬念都没有。相反地经孔子这么一闹,到使问题有些复杂了,让齐景公下不了台,有如一盘美食中渗进了苍蝇一样使人难受。所以,和会没法开了,最后连宴会都没有准备就草草地收了场。但这个结果终究不符合齐国的利益,而且老奸巨滑的齐景公被孔子这么个新手算计总是难于说出口。于是齐国最终还是按原计划归还了鲁国的土地,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现在可以还原一下当时的真实情形: 

    齐景公为了与晋国和楚国争夺霸主国的地位,确定了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大政方针,并在先后与郑国和卫国举行会盟之后,抱着真诚的愿望提出召开齐鲁夹谷和会的要求,想以“土地换和平”,以消除两国的敌对状态,融洽双方的关系。此提议得到了鲁国的响应。 

    为了进地主之谊,齐国想了一些自以为可以让鲁定公这个客人高兴的聪明办法:准备了一些当地的民族节目来活跃气氛(这次会盟的地点在夹谷,即今山东省莱芜县,是少数民族九夷之一莱夷的居住地)。这场演出的第一场戏类似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京剧中的武戏:一群当地野人穿得花里胡哨,手执刀枪棍棒,在一片锣鼓声中热热闹闹地上场。谁知孔子来者不善,一开始就不领情,以夷族的音乐不正统而制止。齐国见客人不高兴看小地方的武戏,那就来大国的文戏吧,于是开始表演杂技、小品之类的宫廷滑稽剧。谁知这老先生又来了气,因为他“认为”,教给国君的应当是“交响乐”、“芭蕾舞”才对,怎么能弄这些下里巴人的恶心东西出来。可怜这些混饭吃的小丑演员,就因为孔子的一句话而成了刀下之鬼。孔子的杀戒一开,齐景公这个老政客也傻眼了,因为中国有句俗话:打狗还得看主人。你孔子怎么就能随便杀我的当红演员呢?看来这事已经不能仅仅解释为好心当作驴肝肺了,孔子是存心找岔,他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要在气势上把齐国压住,然后谋取利益。由于孔子提前准备的“左右大司马”这些“武备”,使得会场周围的相对实力不利于齐国,齐景公这个好汉当然不能吃眼前亏,只好顺水推舟地满足鲁国归还土地的要求。 

    这次的齐鲁之会就是这样的一场极不协调的约会,齐景公有如一个准备依中国传统的方式欢欢喜喜迎新娘闹洞房的新郎官,在他布置好新房,带着彩礼、花轿美梦般上门迎亲时,面对他的却是打劫的冤家。孔子就是这个冤家,他带着挥舞刀枪而张牙舞爪的打手,自己却假装正经地对递上香烟、糖果赔小心的新郎官说:你的婚礼安排得太不象样子了,怎么能连牧师都不请就想娶我们的姑奶奶呢。这样吧,量你没有多少见识,给姑奶奶赔偿五万元自尊心损失费了事吧。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个毫无准备的新郎官齐景公敢不赔着小心地双手捧上吗? 

    孔子的第一政绩就是这么一场闹剧。其实,鲁国要不是孔子当主持人,而是换任何一个其他人,这场和会要轻松愉快得多,结局也应当会更好,鲁国会得到齐国侵占的土地,而齐国也会因为合适的让步而得到他想要的结盟,该大欢喜。而孔子自以为是的捣乱,几乎破坏这次和会的进程。如果齐国也作了“武备”,如果会后齐景公不顾全局而想雪耻,两国的大战就成定局了。由此,我以为孔子在这次和会上的表现,如果不是因为他外交上的无知的话,就只能以他欲往自己的脸上贴金来解释了。因为,他的行为唯一改变的就是将齐国本来准备的“土地”这份厚礼,说成了是被他抢来的战利品。或者说,他为了将本来顺理成章就可解决的土地问题归功于自己的名下,让国人在扬眉吐气的同时对自己感恩戴德,而不惜冒着破坏和会,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的风险,使用了极端的“下三流”手段。其实,孔子他也明白自己此次行为的过分,所以他在编写《春秋》时,将事件改成了另一个样子:莱人的舞蹈节目改成了一次“兵动鲁侯”的大阴谋,演员们都成了刺客,而且这个阴谋还是齐侯事先安排的(参第七节“修六经,东挖西改”一段)。一件本来很好的和会,被孔子搅乱不算,还要颠倒黑白后地说反话。而齐景公吃的是哑巴亏,赔地、死人不算,还要背上“不知礼”的历史臭名。这就是孔子上台后的第一大政绩,用的是假装正经的“笑里藏刀”计。 

五、坠三都,执法不公 

    孔子的第二大政绩是推行“坠三都”的政策,也就是拆毁鲁国三大贵卿的城邑:叔孙氏的后邑,季孙氏的费邑,孟孙氏的成邑。为什么要拆毁城邑?又是如何进行的呢?《史记·孔子世家》中是这样记载的: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坠三都。于是叔孙氏先坠郈。季氏将坠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坠费。将坠成,公剑处父谓孟孙曰:‘坠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鄣,无成是无孟氏也。我将弗坠。’十二月,公围成,弗克。” 

    孔子提出“坠三都”的原因是因为“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雉”是古代长度单位,一雉等于三十尺,“百雉”也就是三百丈,这是指每面城墙的长度。依周礼的规定,大夫所居住的城邑城墙高不能超过一丈,长不能超过三百丈,总面积为一点六六里左右,为侯伯国都的三分之一。而鲁国“三都”的城墙都超过了此标准,所以要拆除。 

     此项决定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削弱“三桓”的势力,从而为鲁定公争权。按说,该计划应当遭到当时掌握鲁国军政大权的季氏集团的反对,但季氏对孔子的这项提议也是持支持态度的,因为当时的季氏大本营费邑由其家臣公山不狃控制,季氏管不了,他也想借机收回控制权。 

    “坠三都”的计划一开始进行得十分顺利,“三桓”中的叔孙氏因为其后邑在两年前曾经历过家臣侯犯的叛乱而心有余悸,所以他首先拆除了自己的根据地——后邑的城墙,以除后患。势力强大得连季氏集团也没有办法的家臣公山不狃见来者不善,就采取先下手为强的策略,突龚国都,最后因力量不足而遭到镇压,从而拆除了弗邑的城墙。但到该拆除孟氏的城墙成邑时,却出现了意外,孟氏集团不愿拆,孔子的军队又“攻”不下来,最后只得半途而废,不了了之。所以,由孔子发动并领导的所谓“坠三都”计划,实际上只坠了二都。 

    为什么是这样呢?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孟氏集团是孔子的引路人,是最开始承认孔子身份的恩师,因此,所谓的“十二月,公围成,韦克。”不过是为了平季氏和叔孙集团的心气,而装模作样地演出的一场闹剧。 
    分析孔子的这个“坠三都”的大政绩,真正从中受益的是孔子的恩人及政治靠山鲁定公和孟氏集团,而叔孙氏和季氏集团都是受害者,因为他们的相对实力在自己的根据地被撤除后均有较大程度的下降。或者说所谓的“坠三都”实际上是重新“洗牌”,是利益的再分配,而由于孔子这个裁判的作弊,孟氏在这场运动中获取了最大的利益。因此,以其说孔子的“坠三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秩序,为了恢复周礼,不如说是充当了鲁定公及孟氏集团的打手。这就是他担任大司寇时的第二大政绩。

孔"圣人"的真面目 (二)

六、泄私愤,枉杀无辜 

    孔子的第三大政绩是由大司寇代理丞相职务时,上任第七天就迫不及待地杀鲁国当时非常有名的大夫少正卯。《史记·孔子世家》是这样记载的: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 

    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如果用白话来说就是:定公十四年,孔子五十六岁的时候,他由掌管法律的大司寇职位上代行丞相的职权。一上任,就喜形于色,高兴得不得了。他的学生感到奇怪,就问他:听说一个正派的人大祸临头的时候不会感到恐惧,得到了好事也不会流露出来,你为什么当了一个代理丞相就这么高兴呢?孔子回答说:是有你这么一个说法,但不是还有另一个说法吗:一个人的快乐可以由以权势屈服人而产生啊。于是他就将鲁国的大夫——扰乱国政的少正卯给杀了。 

    这段记载中的“以贵下人”一句,儒家的学者们一般将其解释为:“身居高位而礼贤下士”,现在的学术界好像也大都接受了这种解释。其实这是为了给孔子涂脂抹粉而睁起眼睛说瞎话。因为“以贵下人”是与孔子“有喜色”和他“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有因果关系的。因为孔子得到了“以贵下人”的地位,有了“诛鲁大夫”的权力,所以他才“有喜色”,才杀了“少正卯”。因此,所谓“以贵下人”应当是仗势欺人的近义词,是指他拥有了代理丞相这个“贵”人所具有的可以修理政敌少正卯的权力。那么孔子为什么要将大夫少正卯杀掉而后快呢?《史记》上记录的罪名是“乱政者”,但没有讲出个子、丑、寅、卯的“乱政”例子出来。其他书上也没有。到是在《刘子·心隐》等书中透露了一点真实的消息: 

    “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同时。孔子门人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独知圣人之德也。夫门人去仲尼而皈少正卯,非不知仲尼之圣,亦不知少正卯之佞。子贡曰:‘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何以先之?’子曰:‘赐也还,非尔所及也。夫少正卯,心逆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词鄙而博,顺非而泽。有此五伪,而乱圣人,以子贡之明而不能见,知人之难也。’” 

    原来少正卯是孔子的同行,都是当时的“教书匠”。而这个同行学问很高,书教得太好,大家都愿意听他讲课,连孔子辛辛苦苦招集起来的众多弟子们都被他吸引过去了,只给他留下了颜渊这个可能是孔子娘家亲戚的乖乖儿陪着他,差点就成了“孤家寡人”,难怪孔子如此恨他。 

    由这段话我们还可知道,杀少正卯并不是鲁君的意思,而是孔子自己期待已久的事情。只是他过去的职务与少正卯相当,没有权力除去这个敌人。现在好不容易当上了代理丞相才来了机会,才有了出这口恶气的实力,难怪孔子也要喜形于色。由此可知,孔子杀少正卯纯属以权谋私,公报私仇。他的这一小人之举不仅仅是除去了他自己心病,更有可能的是除掉了鲁国当时最为重要的人才,从而断送了鲁国可能的复兴机会。因此,他的这个行为连自己的高徒子贡也感到不好理解,才直问他:像少正卯这么重要的名人,你为什么一主政就要杀掉他呢?孔子的回答没有任何实际的内容,只是找了几顶高帽子给他戴上,并故弄玄虚的说:“以子贡之明而不能见,知人之难也。”其实,少正卯本没有罪,“子贡之明”如何能见呢?他的“不能见”也正可以反证少正卯的无罪。子贡当然也有“不可见”的事,那就是他们这帮学生都跑去津津有味地听少正卯论道说法时,孔子独守空房的那份寂寞与悲愤。 

    孔子上任七天就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少正卯以泄私愤,就是孔子的第三大政绩。他的这个政绩过以露骨,所以就连他的徒子徒孙们也为此事感到不好意思,一直忌讳提到此事,也不想承认此事。理由非常简单:这种行为与“圣人”的头衔不符,不应当是孔圣人的作为。其实他的为人行事是一贯如此,人们不愿相信而已。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的这个第二大政绩已被《荀子》、《吕氏春秋》、《史记》、《说苑》、《淮南子》、《白虎通》、《后汉书》、《论衡》、《孔子家语》等书记录下来,抹不去了。 

    以上就是孔子当政期间的三大政绩,可以说这三大政绩没有一个符合他所竭力鼓吹的周礼。他自以为得意,却不知各人心中都有一本帐,天下并不是只有他一人聪明。他齐鲁之会的阴谋诡计得罪了齐君,“坠三都”的偏护得罪了季氏和叔孙氏集团,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少正卯又寒了其他士大夫的心,即使是鲁定公只怕也看出了他的心狠手辣。所以在他杀害少正卯后不久,就在极端的孤立之中被鲁君抛弃,带着他的学生和对权力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鲁国,踏上了再一次的流亡之路。 

    史书上说:孔子的下台是因为齐国害怕鲁国继续使用孔子而强大,所以派了一批美女诱惑鲁定公的原因等等。这些话不要当真,都是孔子及其信徒们使用的碍眼法,目的是给孔子遮脸,使其好下台。因为即使是看几场“草裙舞”之类的下流演出,也不至于就要驱逐当真“治国有方”的国相。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能上能下的习惯,一旦被贬职,往往不是从自身找原因,而是怨天尤人,总要找一些对方的不是出来为自己的错误搪塞,“重色轻友”之类的理由就是最好用的一个,这也是古书中的女人往往是“祸水”的一大原因。 

    孔子的这次流亡生活很艰难,在卫国被监视居住;遭宋司马的驱逐;又被围困于匡城、蒲地及陈、蔡之间;郑国人讥其为“丧家之狗”;农人称之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到四处碰壁十四年后,在孔子六十八岁时,才又回到鲁国。失意的孔子,在其生命的最后的几年里,以整理、改编和注释六经为其主要的工作。 

七、修“六经”,东挖西改 

    孔子作为当时办私学最成功的一个人(背后是鲁侯及孟氏集团的支持),在整编六经的问题上却很“谦虚”,宣称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也就是说,他公开宣称自己讲述的都是当时的人普遍尊重的圣人学说,是周室祖先周公等人的古典,而不是自己的观点。果真如此吗?孔子整编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的确都是古代的典籍,孔子之前就已存在。但他为什么要整理六经?又是如何整理的呢?我们来简单地分析一下,以帮助我们认清《易传》的实质。 

    六经中的《乐经》已经失传。《礼经》是周朝的礼仪制度,只能照本宣科。其它四经孔子就不客气了。将古诗三千余篇裁剪为三百零五篇组成《诗经》,只选取了其原有的十分之一的内容,而选择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的﹕“取可施于礼义”者入选。说白了,就是断章取义,符合自己政治观点,有利于传抪儒家思想的诗选入,否则就删除。《尚书》在古代的篇数更多,班固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尚书纬》说:孔子寻求古代之书,从帝魁时起,迄于秦穆公,共计3240篇,孔子可为世间法戒者120篇,以102篇为《尚书》,18篇为《尚书中候》。也就是说,古代君王所举行的大事都有详细的记载。经孔子刪减后,只从他所收集到的记载中保留了三十分之一的内容编成《尚书》。书中展示给人的也只是尧、舜、禹、成汤、周公等少数几位不论是在战国时的古人,还是在现代人的眼中,都不可思议地拿着王位到处送人的“白痴”圣人形象及事迹,以作为战国时期争权夺利者的榜样。就这样大刀阔斧地刪减、拼贴、断章取义,孔子仍觉得不过瘾,不能尽兴,到晚年甚至违背自己“述而不作”的宣言,亲自写《春秋》。 

    《春秋》与《尚书》一样都是史书,不同的是所记对象的级别不同。《尚书》记载的是帝王、天子这些最高统帅的事迹,而《春秋》只是鲁国的编年史,记载的内容上起于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一共包括鲁国的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属于“二级王”:侯王的事迹。当时的各诸侯国也均有类似的史书,只是名称不一而已,如晋国史书称之为《乘》,楚国称之为《梼杌》等。这些史书由各国史官负责写作,忠实地记录本国君王的言行和有关的国家大事。为了记录的真实性,往往是两个史官寸步不离君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记·晋世家》中有一则故事说:成王年幼的时候,和叔虞开玩笑,把桐树叶削成珏的形状送给叔虞,说:“用这个封你”。史官在旁记下此事,同时请成王确定吉日封叔虞。成王说﹕“我是跟他开玩笑的。”史官说﹕“天子没有开玩笑的话。话一出口史官就记载它,礼仪就完成它,乐章就歌唱它。”于是,成王只得把叔虞封在唐地,这就是晋国的祖先。 

    《史记·襄公二十五年》还有一则故事说:齐国大夫崔武子杀害了与自己的妻子棠姜私通的国君齐庄公,齐国太史就据实记下了这件事,写到:“崔杼弑其君”,崔杼就杀了这个太史。古代的史官一般是世袭,兄死弟袭,他的弟弟接着这样写,崔武子又将他杀了,太史还有一个弟弟继续如此写,崔武子见他们宁死不屈,不畏权势,也只得作罢。 

    从这二段故事可知,史官记《春秋》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写的。而孔子从没有做过史官,既没有条件,也没有责任,更没有权力写《春秋》。但他为什么要写《春秋》,又是如何写的呢?孟子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俱,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又说:“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恒,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意思是说,孔子写《春秋》只不过是以鲁国原有的史书为底本进行改编。原书是鲁国的史书,记实的写法,尊重事实,事件怎么发生就怎么写。但在孔子看来,这些已经发生的事不符合周王室礼仪,孔子要将其改成依周王室礼仪应该成为的样子。譬如:楚国国君的实际地位是周王之下的“侯”,但他自称为“王”,孔子就将这个国君在书中的称呼一律贬称为“子”。“子”是古代“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中地位较低者的称呼。又如:晋国国君晋文公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在践土大会诸侯时,曾召周天子赴会。而孔子认为臣召君有违礼仪,故将这一事件改为“天王狩于河阳”,说天子的这次行动是自己巡视。再如,鲁国的编年史本来是以鲁侯的在位者及当政的年代为序(如昭公十年、定公三年等),但孔子为了说明这些侯王的地位都是属于周王统管,是周王之下的“二级法人”,所以,常常在每年的开篇第一段中加入“王正月”“王二月”之类的话。这些都还算是好的,还有更恶劣的窜改,譬如我们前面曾经叙述过的“齐鲁夹谷之会”事件,在孔子的笔下就被改成了另一个样子。《左传·定公十年》说: 

    “十年春,及齐平。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子相。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动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 

    孔子将莱人的歌舞节目改成了一次“兵动鲁侯”的大阴谋,演员们都成了刺客,而且这个阴谋还是齐侯事先安排的。真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啊。此改编其实可笑之至,因为首先,齐国为了达到称霸的目的,需要齐鲁两国的和解,所以,齐国为什么要挑起新的争端呢?其次,此次会盟是由齐国提出来,又在齐国的土地上进行的,齐国当然具有保证对方安全的责任。如果鲁侯出现任何不测,齐国都是脱不了责任的,所以,齐国为什么会愚蠢到在开会期间制造绑架事件呢?再次,如果齐国想绑架鲁侯,为什么不使用武士,而要使用演员呢?最后,如果齐国真的有此计划,那么,他一定会做好充分的心理的和军事上的准备,又怎么会失败得这么迅速和彻底,又怎么会让孔子的阴谋轻易得逞呢? 

    后人将孔子的改经手法称之为“《春秋》笔法”,并为此大唱赞歌。其实他的这些做法非常幼稚可笑,有如两个小学生吵架时,一个以“老子”自称,另一个则指其为“孙子”,甚至以自己的想象编辑对方的谣言而还击一样。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强奸历史。大概孔子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所以,虽然是到了老来无人情的年龄,也还是说出了“丘窃取之矣”,“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的话。孔子的担心看来是多余的了,因为后世子孙大多是“知丘者”。司马迁就说﹕“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后世的儒家子孙一直如此引以为豪,而历史上的“乱臣贼子”到是没见到有几个惧的。孔子就是这样以严重歪曲历史的手法“述古”的。后人将其作法美其名曰:“托古改制”,其实就是不折不扣的“援《经》以为说”,就是拉大旗做虎皮,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老年的孔子除了改编《春秋》之外,很大的精力都用在了对《周易》的解释上。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帛书《要》说:“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这两条记载提供了两条信息:一是孔子过去可能不喜欢读《易》,到晚年的时候才开始研究它;二是他很用功,达到了日夜不离的地步,连穿书的牛皮绳子都翻断了多次。可惜的是,他的功夫虽然下了不少,终究没有能够在他的有生之年将这部书读通,所以才有了《论语·述而》中的:“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话。这就来了一个问题,他没有读懂,又如何传《易》呢?帛书《要》中的一段话回答了此问题: 

    “子贡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蔡。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榘方也。前祥而至者,弗祥而好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于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赐闻诸夫子曰:孙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子曰:校哉!赐!吾告汝,《易》之道……故易刚者使知瞿,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子贡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有仁…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则非也。后世之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 

    子贡是孔子的高徒端木赐的字,他口才、文才都是孔子弟子中最好的一个。这段话就是他针对孔子老年的时候为什么会喜欢《周易》而与孔子进行的一段对话。子贡首先问孔子:“你过去教学生的时候说:道德丧失的人,才会去求助于神灵。没有知识和脑筋的人,才会去求助于算卦占卜。我以为这是对的,并将其作为自己做人的准则,严格地按照这个准则行事。但您这个先生为什么到了老年的时候反到喜欢上《周易》这本占卜的书呢?” 

    孔子回答他说:“君子说话都是有一定规矩的,因为着眼点选好了,就不会造成不好的结果。譬如观察事物的本质时,就不能脱离道德的标准。这个标准由于《尚书》缺失了很多,看起来就不清楚了,而《周易》则是完整的,又是古代留传下来的著作。我学习它就正是想从中找到这个标准,而不是只学它占卜方面的应用。” 

    子贡接着问:“我听老师您说过:带着公正的愿望而依照规则行事,这样的人才不会犯错误。但您现在却不看重《周易》这本书的占筮功用,而是喜欢它的卦爻辞,这就是让人以一种不正确的方式学习它。这样做也是可以的吗?” 

    孔子回答说:“荒谬啊,赐。我告诉你,《周易》的原理是……使刚强的人知道畏惧,使柔弱的人懂得刚强,使愚昧的人行为踏实,使喜欢干坏事的人不再欺诈。文王仁义,没有采用获取国家政权的非常手段来纠正国家的错误。面对纣王这个昏庸君王的行为,文王又想写点东西出来,以避免犯纣王这样的错误而带来不好的结局,之后,《周易》才被创作出来了。我喜欢的是《周易》这本书中的智慧……。” 

    子贡又问:“老师也相信《周易》的占筮功用吗?” 

    孔子问答说:“我的占筮有百分之七十是准确的,就是周梁山的占筮也不是全对的,也只能算是多数正确。”孔子接着说:“《周易》这本书,我把它占筮的功用放在一边,我只观察其中的道德仁义方面的思想。将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规律表现出来就要依靠分析和计算,知道了对得失的分析和计算就能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有仁慈之心者的行为都符合事物发展规则的原因。说得出来而不懂得分析和计算的人,就成为了巫。会分析和计算而不能落实到自己的行为上,就成为了史官。巫与史之所以使用占筮,是因为他们向往达到这个水平而没有达到,或者喜欢这种境界却又不以为然的原因。后世的人怀疑我孔丘这个人,或者就是因为《周易》这本书吧。我所求的只是其中的道德而已。我与史巫使用的是同一本书,但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却是不一样的,正如我们都在同一条路上行走,但到达的目的地却不同一样。” 

    这段对话本来是用来解释《周易》的功用及孔子为什么要从道德的角度来研究《周易》的,但从对话的内容来看,子贡的问题可谓句句点穴,而孔子的回答却有些答非所问。我们从他们的一问一答中,可以看到如下几个问题: 

1、 在当时的人心中,《周易》只是一本占筮用的专业书; 
2、 孔子相信占筮的功用,也自认为占筮的本领很高; 
3、 孔子对《周易》的研究不是从占筮的角度,而是从道德的角度去进行; 

4、 他以为道德是比占筮更高一个层面的境界,也是作者文王的初衷。 

    以上几点说明,孔子对《周易》的研究是另辟蹊径,他明明知道《周易》有不同的功用,却企图仅仅从道德的角度来解释。 

    孔子晚年的修六经就是如此行事的,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这句话就应当是:“东挖西改,随意编造”。完成《春秋》之后的第三年,他就带着未能圆满地解释《周易》的遗憾而告别人世,去见“周公”了。终年七十四岁。 

八、传“周礼”,似是而非 

    从我们以上所见孔子一生的主要事迹可知,他的人生并不十分光彩。后人之所以将其送上了中国第一圣人的宝座,除了历代统治者为了政治的需要而做的大量鼓吹之外,恐怕主要是因为他打着“礼”教的旗号,讲了许多他自己都没有搞清楚,甚至于他自己也不相信的冠冕堂皇的话。 

    孔子年青的时候曾经到宗周去渡过几天金,回来后就以周公的传人自居,要复“周礼”。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自称周文王以来的周礼只被他老先生掌握,因此,他所倡导的“礼”代表了周王室的正宗观点。不错,他当“最高指示”拿在手中的几本书当真是周礼的一部分,但他所要传授的这几本“经”,他自己是否真正理解了呢?我们来将他所推崇的“礼”与周公的礼作一个对比,看一看事实的真相。 

    “礼”字的最初含义是尊天敬祖。按天地的规律办事:该播种的时候播种,该收获的时候收获,就是“尊天”。继承祖先的优良传统就是“敬祖”。或者说礼的本质特征应当是遵照自然与人事的规律办事。经过古人长期的总结,礼慢慢地形成了由各朝代领导者所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所谓“周礼”也就是由周族的开国之君:周文王、周武王及周公等领导者集团制定的一些典章、制度。从广义的角度看,儒家所推崇的所谓五经:《诗》、《书》、《礼》、《乐》、《易》都属于周礼的有机部分。而从狭隘的角度说,这套制度被主要保存在《周礼》、《仪礼》、《礼记》这三本书中。现在的人大多是从狭隘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依此来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周礼》一书也称为《周官》,是周公“制礼作乐”时为成王所制定的官政之法。该书对国家管理体制、城市规划、土地分配、教育、法律、财政、农业、交通、市场等等国家大事,都制定了一套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这些制度的制定正是以古人所认识的天道的规律为准则,参照历代的政治经验而完成的,是周朝统治者治国的大纲,所以该书的内容也当是周礼的主体内容。《仪礼》一书分冠、昏、乡、射、朝、聘、丧、祭等八类礼节。它实际上是古人为落实《周礼》所确定的社会秩序,而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中应有的行为规范所作的规定。《礼记》是孔子的学生们根据孔子的传授而对《仪礼》所讲的仪礼的内涵所作的解释。 

    从以上三本书的内容特征我们可知,《周礼》是里,是周礼的实质,而《仪礼》、《礼记》只是周礼的外表,是皮毛。两者的区别有如图画与实物的区别、佛与佛像的区别一样是一定要严格区分的。如果我们区分开了这两者后再来看孔子的行为,就会认识到,孔子所宣扬的所谓“周礼”实际上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因为我们虽然不知道孔子是否学习过《周礼》这本书,但我们确实知道的是:《周礼》这本儒家的重要经典,并不是孔子他老人家整理的,他从未论及过《周礼》,他所整理的只是《仪礼》这部书。或者说被孔子称为“周礼”的东西就是一些接人待物的礼仪,他也许压根就不知道《周礼》这本书,更不可能知道周礼的真实含义。从有关孔子的行为记载中也可以看出,他重视的的确就是礼仪。如《史记》说(译文): 

    “孔子在自己的家乡,谦恭得像个不善言谈的人。他在宗庙祭祀和朝廷议政时,却言辞明晰通达,滔滔不绝,但很恭谨小心。上朝时,和上大夫交谈,态度和气,中正自然;和下大夫交谈,理直气壮,和乐轻松。进入国君的宫门,就保持低头弯腰的恭敬姿势;快到国君跟前时小步快行,两臂后伸,恭敬有礼。国君命他迎接宾客,表情十分庄重认真。国君召见,不等车驾备好,就先出发了。” 

    又如:他最最喜欢的好学生是颜回。颜回在四十一岁时就英年早逝,他为此悲痛不已。但由于颜回和其父亲都长期跟随孔子学“道”,仅仅只是混了一个“肚儿圆”,没有其它的经济来源,所以他们家一无所有,十分贫穷,死后连安葬他的外椁也没有。他的父亲颜路就向孔子求助,希望孔子能够卖掉自己的马车后,为儿子买外椁。孔子却回答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意思是说:因为我曾经做过大夫,所以是不可以步行的。这话酸不酸? 

    孔子的这些迂腐像都说明他在生活中所专注的正是礼仪,而不是礼。难怪齐国大夫晏婴在劝告齐景公时,会对孔子的学说提出严厉的批评(见第四节“齐鲁会,笑里藏刀”中的引文)晏婴对孔子的儒家学说很不以为然,他对孔子过分讲究服饰,礼仪繁琐的指责,应当是大家的共识。但在晏婴看来,礼仪的不能实施还不是孔子的错,而是因为礼乐崩坏的时间太长了,大家都已经不习惯。其实真实的原因不仅仅是一个习惯不习惯的问题,而是当时的社会对礼与礼仪的关系已经区别不开了。我们还是以制礼作乐的周公言行为例,来看一看真正的“周礼”是怎么样的。徐丛先生的《周易正读》已经论证了《周易》是周公的作品,代表了周公的思想。《周易》的《贲》卦是周公专门讲修饰的一卦,其卦原文如此: 

(卦辞) :贲,亨。小利有攸往。 

(爻辞)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 
六二:贲其须。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 
上九:白贲,无咎。 

译成白话后的大意为: 

(卦辞) :修饰能使人易于为别人所接受。对于建立安居乐业的环境有小的作用。 
(爻辞) 初九:在装饰之初,就要放弃铺张浪费的选择,而采用力行节约的方式。 
六二:正如我们要经常洗脸,并整理自己的头发和胡须一样,修饰要从将已有的东西料理得干净整齐入手。 

九三:热情饱满的健康状态是最好的修饰,如果能够永远地认识到此问题并保持下去,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六四:修饰的最佳效果是慈祥而健康的白首老人形象,他们有如一匹矫健的骏马,即使是不加任何的装饰也会如五彩的锦鸡一般美丽。这种精神焕发的状态不是即将抢劫的土匪的那种形象,而是迎亲时的神采奕奕。 

六五:在装饰陵园及祭祀祖先时,只需要少量的祭品以表心意就可以了。虽然看起来有一些吝啬,但最终的结局却是完满的。 

上九:朴素无华的修饰,没有过错。 

    周公在此所提倡的修饰是“舍车而徒”的勤俭节约,是“白贲”的朴素无华,是“贲如濡如”“贲如皤如”的精神美,而根本不是孔子所提倡的那种婆婆妈妈的繁杂。《仪记·丧服传》还记载了周公的另一件事: 

    周公执政时期,周王室太史佚的幼子死了。按当时的规定,八至十一岁的小孩子死了后,称为下殇,是不应当用衣衾和棺材装殓的(我国现在的许多地方仍然遵守此规定,将此类死亡者称为“化生子”而简埋)。但因为下葬的地方离得远,召公就对太史佚说:“为什么不棺木装殓好了再抬往墓地呢?”太史佚回答说:“我不敢破坏规矩。”召公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周公。周公说:“那有什么不可以呢?”太史佚因此就用衣衾棺材收殓了儿子。周公在此重视的是情与理,而不是外在的形式。 

     周公以人为本的言行才是“礼”,而孔子所提倡的不过是礼的外表——“礼仪”。孔子的做法正如我们现在的许多人都把庙里供的泥塑佛像当成了佛一样,是十分错误的。因为佛与佛像是两回事,我们在三跪九拜,求菩萨们保佑时,如果不从自己平时的行为上归依他们,没有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得不到菩萨们“保佑”的。而如果我们规范了自己的行为,平时的生活中能够做一个不损人利己的高尚的人,那么就可以“酒肉穿肠过,我佛心中留”,拜不拜泥菩萨也就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们说,孔子所倡导的“礼”并不是像他自己“嘀嘀达”地吹牛一样就代表了周礼,而是小儿科游戏——拿着鸡毛当令箭。 

    孔子为什么犯这么大一个错误呢?两个原因:一是当时的社会均只有这种认识水平。孔子所处的时代正值礼乐崩坏的时代,胜者为王,所以人们具有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注重自己的面子,诸侯国虽然都想称王称霸,他们所模仿的却只是宗主国的仪表,而不是其治国方略。孔子的出道是因为“季氏飨士”,而季氏之所以招待这些“士”,又正是因为孟僖子出国时不懂礼仪,要通过这种招待从中选拔懂礼仪的人才。孔子以知礼仪而为官,他当然要在礼仪上发展。按现在时髦的话说:社会需求决定社会供给。至于周礼究竟是什么,管他奶奶个熊。所以我们说当时的社会对“礼”的认识已经迷失方向了,已经认识不到礼与礼仪的区别。 

    二是孔子的个人经历所决定的。孔子从小生活在下层社会,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完全是“自学成才”。而他所自学的是“常陈俎豆,设礼容。”也就是模仿主持丧葬仪式的邻居们的那一些套路,与我们现在的乡下办丧事时主持丧葬活动的和尚、道士们的小徒弟所作的功课差不多。这也正是我们在有关他老先生的言行的记载中,常可见他十分热衷于往丧葬场所跑的原因。他根本就不懂,也不可能懂得治国平天下的那些道理和方略。 

九、为人师,行言不一 

    孔子受到人们尊崇的原因,除了他提倡的所谓“礼”被历代统治者所利用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言论中常常是教人学好的话,譬如他说: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日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道不同,不相为谋。”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类似这些被我们当作座右铭的有关仁义道德的金玉良言,在孔子留下来的言论中比比皆是,但非常可惜的是,他自己遵守得并不好。我们在前面所述的他的那些“光辉业绩”中,那一样是符合他所宣扬的仁义道德呢?我们还可以举几个小例子来进一步说明他为人的表里不一。《史记·孔子世家》说: 

    “孔子年四十二,……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阆;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 

    吴伐越,坠会稽,得骨,节专车。吴使使问仲尼:‘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吴客曰:‘谁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其守为神。社稷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为厘姓。在虞、夏、商为汪罔,于周为长翟,今谓之大人。’客人曰:‘长几何?’仲尼曰:‘僬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于是,吴客曰:‘善哉!圣人。’” 

    这是两则用来证明孔子知识渊博的故事,第一则故事是说:季桓子挖井时得到了一个大肚小口的陶器,里面装着一只似羊非羊的东西,不认识,就拿来请孔子辨认。孔子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土中的怪兽——坟羊。天知道“坟羊”是个什么东西,他又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他不是“不语怪、力、乱、神”吗? 

    第二则故事更玄乎,是说吴国攻克越国后,在越国发现一些巨大的骨头,其中的一节就有一辆车那么大,感到非常奇怪,不知道是什么怪东西的骨节,就派使者千里迢迢地跑来找孔子求教。孔子就把这些大骨头与大禹杀防风氏的传说联系在一起,鉴定出这些骨头就是防风氏的骨头,还“有根有据”的说,防风氏就是汪罔氏的领袖,虞、夏、商三代时的汪罔在周时改称为长翟氏,现在又被称为“大人”。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之所以将防风氏称为“大人”,是因为他们身材高大的原因。有多高呢?有三丈这么高。吴国的使者被他的神吹惊得目瞪口呆,佩服得五体投地,连声说道:不得了啊!这个圣人。表面上看来,他说的好像有根有据,其实,孔子是在胡说八道,因为到二千五百年后的今天为止,我们也没有发现过这么大的人类遗骨。吴人所见应当是恐龙化石之类的东西,与防风氏的传说八杆子也打不着。对“大人”一词的解释当然就更属望文生义的小儿科——顺口打“哇哇”了。三丈高的长度天知道他是从哪里知晓的。孔子不是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吗?他这不正是“不知为知之”,不懂装懂吗? 

    我们再举两个例子,《史记·孔子世家》说: 

     “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淌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 

    公山不狃本来是季氏的家臣,因失宠于季氏,就利用阳虎作乱,失败后,想凭借其占领季氏的城邑费城继续对抗。因为担心实力不够,就派人召孔子去帮忙。孔子就对学生说:“当初周文王、周武王兴起于并不大的丰、镐之地而建立了王业。现在公山不狃所占领的费城,或许差不多吧!”孔子因此准备接受邀请,到费城去帮助公山不狃与鲁君对抗。最后是在他学生的制止下,非常遗憾地放弃了这个机会,并说:“他们总不会让我白去啊!如果我得到重用,不是可以复兴周朝的礼仪制度吗?”这是孔子五十岁时发生的事。随后他就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宰,三年后又主持了前面所说的“坠三都”事件,而平息了公山不狃之乱。 

    将他前后的言与行进行比对是很有意思的。他将费城与丰、镐相比,公山不狃与周文王、周武王相比,这不是鼓励造反、助纣为虐,鼓励破坏社会秩序吗?这不是完全违背他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所谓“周礼”吗?十年后,在他再次流亡时,类似的事又曾发生。 
    “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诸夫子: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亲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湼而不淄?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孔子不是教导学生们说:“君子谋道不谋食。”“道不同,不相为谋”吗?他与叛臣们是相同,还是不同呢?孔子的这些行为均表明,他是一个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人,他是一个从不按规矩出牌,从不遵守他对外所鼓吹的“周礼”行事的人。为什么是这样呢?主要的原因有三:一是他出身贫寒,不为当权的贵族所容纳,所以他从出道开始,就将飞黄腾达的梦押在了佐王抑霸,为丧失政权的君主要权这条路上,而“克己复礼”正是为君主要权的最好旗帜,他只能以礼的代理人自居;二是他“正人君子”之类的大量言论大多形成于他下台之后。或者说他自己当权时,可以不择手段地行事,而一旦成了在野党,就不妨说说大话,批评批评政府,指点指点执政者的无能与无德,以显示自己的品德高尚和行为正确,以求得到各国有名无权的君主的重用;三是在他晚年当官无望后,想退而求其次,希望自己能够留名青史,所以他要把自己打扮成真理的化身,对此,他自己已经有交待了。他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话译成白话就是:君子担心死后而名声不被人称颂哩。要想留下一个好名称,当然要说一些驴子拉屎——外面光的话。 

    综上所述,我们现在可以给他画一个素描:孔子从小生活在贫穷之中,与从事丧葬活动的下层人员为邻,所以对普通的礼仪活动较为熟悉。在鲁国国君因为外事活动出丑,而在全国贵族子弟中选拔懂礼仪的人才时,他决定抓住这难得的机会,以从根本上摆脱自己的不良处境。但他没有贵族的出身,于是他将死逝不久,刚刚埋葬的母亲重新挖出后,与已死亡十多年的流亡贵族合葬,重新塑造了自己的贵族出身。随后他投靠鲁国当时的贵卿孟氏集团,并在他们的帮助下,使其贵族身份得到认可。进入主流社会后,他打着复兴周礼的旗号,企图借帮助鲁国君主夺取政权的机会,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但由于他受其少年生活的影响,错误地将周礼理解为就是礼仪,所以他的治国策略有周礼之名,而无周礼之实。表现在政治生活中时,也因此并不得人心,甚至常常干出违背周礼的事出来。而且由于他更多地关心自己的利益,一心想成名天下,所以他的言行往往不一致,说一套做一套。晚年的孔子为了实现他“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个留名后世的愿望,将自己最后的经历放在整理、修改和注释六“经”之上,并由此将自己打扮成了正义的化身,真理的代言人。但他对六经的整理却往往是使用牵强附会的手段,以达到随意窜改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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