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仲大军先生在“第14届中外管理官产学峰会”上的发言概要,内容十分重要,对国企经营者的价值进行全新的诠释。请认真关注。]

国企经营者的价值与国企改制

----在“第14届中外管理官产学峰会”上的发言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时间:2005113日上午,地点:北京中苑宾馆会议厅,

论坛参考背景:在国企改制过程中,究竟是资本至上,还是人才至上?国企创业型和创牌型经营者的历史价值究竟该如何体现?其进一步公平参与企业改制、成长与分配的合理机制是什么?经营者的无形资产应否评估,有如何评估?经营者持股过程中如何规避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经营者的价值实现与相关利益群体如何协调?另一方面,身处风口浪尖的经营者自身又该如何调理心态,从而做到对企业对自己的负责?

论坛嘉宾:《中外管理》杂志社长杨沛霆,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杭州正大青春宝集团总经理冯根生,原乐凯胶片公司总经理杜昌焘,华北制药集团董事长常幸,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

一、如何衡量国企经营者的价值?

机会和特许权是一种无限大的无形资产!

评价国企经营者的价值有几种尺度,一是技术手段,譬如从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增殖角度测算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和价值性。另一种是制度和人文坐标,综合评价国企经营者的价值。总起来说,国企经营者的价值是由这个社会的民众情绪、资源禀赋、社会制度等综合因素所决定的。

先从制度坐标来看,国企经营者的价值是与所有制制度紧密相连的,人力资本只要进入这一体制,便要为公共资产服务,便要做一个职业的和敬业的管理者,便不能过高地估价自己的无形资产。如果某些国企经营者感到心里不平衡,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国有企业,象牛根生一样自己独立创业。你在国有企业这个体制内,就要按这一体系和体制内的规则办事。大体上来讲,在主张公有制的社会体制内,企业家无形资产的价值比较低;而在主张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家的无形资产价值相对被看重一些。

有人说,现在有些国有企业是一些企业家从小发展壮大起来的,当年国家只投入了很少的资产,现在已经发展到几十亿上百亿资产的大企业了,国企经营者有很大的功劳,因此企业资产也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归他所有。这种认识也未免有失公允。理由是,仅以初始资产来衡量国企经营者的价值是不准确的,企业经营者所经营的不仅是资产,更是一种机会和待遇。大家知道,当年的一些生产领域,非国有企业是不能进入的,也就是说只有国有企业才能从事经营。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是一个特许证,就是一批丰富的无形资产。如果说国家一纸批文的投资价值有多大?现在看应当说是无限大的。

当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国投入了多少固定资产吗?可能没有,仅仅是一个特权和特许,有了这个特权,经营者就可以迅速聚集起财富,创造出一个巨大的东方王国。所以,今天的许多国有企业,看来国家当家没有多少有形资产投入,但无形资产的投入是巨大的。应当把这种无形资产看做重要的国有资产。

以内蒙鄂尔多斯的伊泰集团来说,当年这个企业的注册成立,就是一纸批文,主管企业的张总就是凭着车皮权、煤矿开采权经营权等将企业迅速做大,发展成今天这个上百亿资产的大型国有企业。能说这个企业当年国家没有实物投入,就认为是经营者自己的吗?肯定不能这么说。张总之所以将这个企业发展起来,是因为他获得了国家赋予他的机会,这是一个价值无限大的无形资产。没有这一国家特许,张总再有本事也不能开办企业。青岛的海尔也是如此,如果当年没有国家任命张瑞敏担任这个小厂的厂长,张瑞敏再能干也无济于事。

中国社会象张总一样能干的人有千千万,只是大多数人捞不到这样的机会,在我们国家,真正缺少的是机会!只有很少的人能获得这种机会。这就是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关系。所以,并不是储时健多么了不起,只是因为他获得了机会站到了这个岗位上。

特别是国有企业,在一个并不是公平竞争的官僚体制下,机会的到来几乎与公平竞争无关,因此,国有企业经营者特别不能过分地看重自己的才能,储时健、朱江洪这样的国企经营者根本不能与志高空调的李兴浩和阿里巴巴的马云这样的民营企业家相比。

那些民营企业家是在什么条件和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国企经营者经受过一些民营企业家那样的磨难吗?因此,国企的老总们心理要平衡,思想要端正,不要象格力电器的董事长朱江洪那样总是不满足,总想把国有股搞没了。看看最近《中国企业家》杂志的一篇报道《格力到底卖给谁?》(2005第19期),朱江洪口口声声就是不要国有股一股独大。国有股一股独大有什么不好?为什么非要卖给战略投资者?就象南孚、徐工一样,都给外资控股了就好吗?中国的经济命脉到底要掌握在谁手?

中国社会要警惕,格力电器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朱江洪在十几年间经营这家企业,把一个小企业发展到一个大企业,是有功劳,但是不是非把产权给了他就算合理?他为什么对58%的国有股耿耿于怀,为什么总想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这里面的确有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私心和受了当前某些社会思潮的影响。前几年格力电器的确动过管理层收购(MBO)的念头,但被我的一篇文章搁浅了。为此朱江洪还告了我一状。今天的格力电器要有社会责任感,不要让股权落入美国开利公司之手,现在西方的产业资本正在觊觎中国的企业,正在中国攻城略地,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民族企业要保护自己的果实。千万不要被一些学者的理论给迷糊住头脑,辨不清是非。

《中国企业家》的文章已经对格力电器的经营者们提出了警告:要做救赎者还是做毁灭者?不要把亲手发展大的企业毁掉。要对国家和人民负责。在这里我建议:国家要建立国有资产收购资金,对于一些好的企业,国家要出资收购其股权,决不能让优质资产落入他人之手。格力电器被银行抵押的58%股权我建议由国家出资购买,不要通过股市分散到社会上去。中国政府要有战略眼光,保护本土的优质资产。再也不能让一些卖国理论坑害公共资产了。

这些年里,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一再夸大企业经营者人力资本的无形资产,一再鼓吹国有企业的“冰棍”理论,这些学者主要是在另一种价值观的主导之下产生的这些理论。在他们的心目中,只要企业不是企业经营者的,就肯定搞不好。他们混淆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的界限,闭口不谈国企经营者的道德规范和社会责任,完全掉进了早期资本主义时代赤裸裸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泥坑中去。但在中国,企业家们要尊重历史和现有制度,不要轻易听取某些名牌学者的诲淫诲盗,不要上当受骗。国企经营者要有“天道”和“天命”意识,要认命!你在这个体制内,就要按体制内的规矩办事。

某些理论家们之所以害人,是因为一旦企业家们听了这些理论,便要把企业视为己有,便把经营者当成了所有者,便要千方百计地攫取国有资产。这些年来,就是有一大批企业家毁在这些理论的教唆之下。譬如原内蒙伊利集团的郑董事长,四川长虹的倪润峰,等等。特别是一些不正当的理论恰恰是导致社会腐败的根源。这些年里,社会腐败之所以如此严重,就是与这种纯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有关。

刚才冯根生先生讲了一些不满的话,但我想冯总要是与大庆油田的王铁人王进喜比,还是应该满足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心里也就宽慰了。不要总想着当广州合生创展的武捷生,一年挣500万,还有2000万股权,这是因为这家民营企业的老板朱孟依需要拉武捷生去给他融资,以小钱换大钱。这个时候可能体现出人力资本的价值来,但这样的机会在中国少而又少,不是所有人都有武捷生那本事。大多数的人还是要学习孔子的教导:“君子素其位而行”,与民营企业家相比不眼红,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做非分之想。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有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就有什么样的企业家价值和企业经营业绩。当年大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国家没给他任何物质报偿,只是赋予了他崇高的名誉,死后骨灰盒存放进了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与朱德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放在一个房间里。现在的国企经营者已经进入职业经理人的时代,国家制定好适当的年薪也就可以了,不要再在股权上动脑筋做什么文章了。经营者要有道德良心,为人民经营管理好这一份资产,否则,那就是腐败堕落了,那还叫什么共产党!

二、要尊重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情感,

国有存量资产不能随便瓜分和私有化!

中国现有的这一部分国有资产,是建国后几十年间全国人民共同创造的财产,对于这一部分公共的、国有的存量资产,国企的产权改革要慎重,要注意全国人民的感情,更要注意我国社会制度的特点。中国还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的国家,这不是仅仅宪法的规定,更是大多数人民的愿望。从政治上看,中国国企改革不能不顾及人民的愿望和感情。

如果一味按效率至上和效率优先原则进行国企产权改革,大量国有资产资产被私有化,社会公众的情绪会产生什么变化?这是我国的最高政治家必须考虑的国家政治问题。

但是,恰恰是在这一历史时刻,中国出现了一批效率至上的改革家,在这一派改革者的认识中,不将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中国经济便没有希望;不将国企资产划归经营者所有,国有企业便搞不好。正是在这一思潮的主宰下,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才出现了大量的私有化动作。

假如人们纠正一下思想倾向,将极端私有化的思路向公有制方向做一扭转,便会对国企经营者产生好得多的正面影响。国企经营者的行为主要是被社会思潮所左右,国家和社会吹什么风,企业家们便往哪个方向走。并不是国有企业就是搞不好,而是人心坏掉了,道德良心垮掉了,国有企业才象“冰棍”一样化掉了。

如果我国的国企经营者多少有一点正确的认识,有一点职业道德,就会认真负责地为国有资产和公共资产尽心尽力。在这里,既不能亏待国企经营者,也不能怂恿和放纵国企经营者,要让他们做一个称职的“保姆”,而不能教唆他们觊觎公共财产,最终导致他们堕落腐败。

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一历史时期,既是一个经济大发展的时期,也是社会大腐败的时期。国企经营者的功过荣辱毁誉参半。今天历史已经走到一个反省阶段,要反思前一阶段的问题。国有资产经营者的行为必须受到制约,不仅是国资委、纪监委方面的制约,更要有社会舆论的制约。由于我国经济改革的进程缺少民主参与,因此出现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这一历史性的现象。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再也不能容忍这一现象了。国企经营者不能肆无忌惮,无所顾及,象兰州三毛的董事长,将企业资金席卷一空之后,企业竟然毫无察觉。这种现象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

中国应当走出资本至上、权力至上的历史阶段,没有民主、法制的保障,国有企业的改革便是一个权贵私有化的改革。因此,今天我们谈论国企经营者的价值,决不能再继续高估这一价值了。历史是人民大众共同创造的,如果没有这一思想意识,便会出现少数精英肆无忌惮地瓜分国有资产的现象,便会出现广大员工利益严重受损的严酷现实。

今天当着在场的这么多企业家的面,我把这些话说出来,这不是不给大家面子,而是真正地爱护我们的国企经营者,光说好话那是害人的,国企经营者必须时刻心有忌惮,要有委托责任意识,对公共资产的一丝一毫都要有责任心,不能用封建私有制的心理来思维。

三、制度和思想体系对国企经营者价值的影响

这些年来,国有企业经营者的价值问题一直是困扰社会的大问题,不同思想观点的专家学者分别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在这些思想观点的影响下,国企改革在实践中出现了各种表现。总起来看,国企经营者的价值问题一直受两大思想体系影响,一种是右派的自由主义思想,一种是左派的社会主义思想。目前我国国企改革的状态正处于这两种力量合力的中间。中国应当走一条中间道路,中庸道路,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

国有企业经营者的价值主要由国家的制度和社会思想所决定。如果是在一个信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国家,那么这样的国家自有一套衡量国有企业经营者的价值的标准,如果是在一个信奉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国企经营者的价值也会有一套标准。但总起来看,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国企经营者都有一些共同的道德准则和价值准则。

从道德准则上看,管理国有企业公共资产的经营者都必须忠于职守,为公共资产负责,全心全意地经营管理好委托人委托给的公共资产。这是一个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从业者的基本职业道德和思想理念。

从国企经营者的价值角度看,一个好的国企经管人员,对企业贡献大,要给予较大的报酬,贡献小,或者有损失,甚至要给予惩罚。国企经营者的价值大小是可以根据企业的业绩测算出来的,其薪金和年薪标准主要是根据某一历史时期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进行制定。

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思想的主导下,国有企业的分配往往呈现出平均主义的特点,经营管理者与普通职工的收入拉开的距离不大,这是制度特色。譬如今天在座的原乐凯胶卷总经理杜昌焘先生,现在退休了,仅拿1500元的退休金。这与曾经管理过一个大企业的企业家身份不太相符。这种情况今后需要做些调整,不能让一些为国企作出贡献的经营者吃亏。中国今后是不是要保持这一社会主义的制度特色?还需要全社会人民进行讨论和商量。既要与时俱进,又不能轻易地改变这一历史。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企经营者的价值回报主要不是以工资形式和物质财富形式,而是以政治地位、职务升迁、福利待遇等一系列政治标准来表现的。到了市场经济时期,国企的经营者的身份逐渐与政府官员相分离,在与政治待遇脱钩之后,国企经营者的劳动价值主要以物质财富的形式来进行报酬。这就是近些年来国企实行的年薪制以及奖酬制。到了今天,国有企业在分配方面已经基本上与市场看齐了。因此,我认为国企经营者的的价值已经市场化了。

但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企经营者的价值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妥善的处理,而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一历史经验很值得总结。

四、九十年代对国企经营者的激励方式:大规模的私有化

从一个历史阶段来看,改革开放后这几十年间,国有企业经营者以工资来衡量的价值相对民营企业经营者的价值要低得多。这种状况使很多国企经营者心里产生了老大的不平衡,由此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国企经营者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以致很多企业由于这种原因经营不善,甚至亏损倒闭。而且,一大批国企经营者因此而走向腐败。

国有企业经营者低工资低待遇的结果,在改革开放双轨制这一历史时期对国有企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除了导致一些企业经营不善,还导致了一批国企经营者犯罪,如储时健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满足国企经营者的要求,调动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从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县市一级的国有企业进行了大面积的产权改制,在几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将中小型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因此,在县市一级的企业层面上讲,今天已经基本上不存在国企经营者的价值问题了。

这一时期的国企改革,基本上是以国企产权为报酬来对原先的国企经营者进行奖励。国企管理者所得到的已不是年薪和年终分红等工资形式,而是企业股份和原先的公共资产。这种奖励方法合不合理?在还没有进行全社会的讨论和通过的情况下,新一波的国企产权改革就进行到大型国有企业当中来。

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21世纪初期的管理层收购

历史进入到21世纪初期,当各地区中小型国有企业化为私有企业后,我国所剩下的只有中央和省所属的一批大型国有企业。对于这样一批大型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在一些学者眼中看来,也似乎只有将国企产权归于他们个人名下,才能起到激励作用。于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几年中,我国中大型国有企业中掀起了一波管理层收购浪潮。例如沈阳机床厂、山东张裕酒厂等资产上10亿的大型国有企业,股权都被管理层高级经营者所购买。在这一时期,从理论界到企业界,似乎认为管理层收购是体现国企经营者价值最好的方法。照此办法操作,用不了几年,我国也就没有几家国有企业了,也就无所谓讨论什么国企经营者的价值了。

但是,这一波带有瓜分国有企业资产性质的管理层收购很快就遭到了我国社会强烈的反对和愤怒的声讨。中央政府不得不下命令停止正在进行中的管理层收购,即MBO

然而,即使MBO被叫停,一些国有企业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一批国企经营者也因此身败名裂,身陷囹圄。四川长虹的倪润峰和内蒙伊利的郑董事长就是例子。一个是拼命减少企业资产,一个是挪用资金,私自购买企业股份。这些贪婪瓜分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者到头来落得个这种下场,主要是上了理论家们的当,没有经得起欲望的诱惑。实际上学术界和思想理论界一批摇唇鼓舌者是真正的国有资产瓜分始作俑者。一批照搬西方理论的“主流“学者在这一时期起到了“走极端”的作用。

总之,今后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要本着既要尊重公共资产又要尊重经营者的价值的原则,在发展的过程中处理好经营者与公共资产利益的关系。要防止经营者做出损害公众利益的事情,又要防止经营管理者的报酬太低,与其贡献不相符。今天的国有企业只有一条原则:那就是等价交换。但经营者如何与企业进行等价交换,要受整个社会思想意识的制约。中国政府在这一点上要把握好改革的方向。

------------------------------------------------------------------------------------

参考文章:

3500亿央企不良资产损失:监管是个大问题!

孔善广

光明观察刊发时间: 2005-11-14,http://guancha.gmw.cn

在2003年,中央企业就共申报核销资产损失3178亿元人民币。这相当于9.2万亿元资产总额的4%左右,3.2万亿元净资产的9.9%。加上财政部已核准的近1000亿元损失,央企共计核销损失达4000多亿元。而在过去几年中,四大商业银行也共计核销损失接近2万亿元[顾瑞珍:《谁该对巨额国有资产"蒸发"负责?》.新华网,2005-03-04]。对于国有大型企业巨额亏损事件,已经引发了出席今年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对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深入思考,他们强烈呼吁:加强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蒸发"。

然而,事隔几个月,又得到一条令人吃惊的消息:在11月7日国务院国资委会议上传出,2004年中央企业清产核资共清出各类资产损失高达3521.2亿元。对此,专家学者认为这只是全部国资损失中的冰山一角...... [ 杨大鹏、熊贝妮:《3500亿国资流失只是冰山一角》.《经济参考报》,2005年11月8日]。国资监管和责任追究问题再次引起我们的重视。

根据有关数据,2004年中央企业实现利润4784.6亿元,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宝钢集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7家公司实现的利润,就占到了全部中央企业利润的70%,其中6家是国家垄断的石油石化和电信行业。因此,可以说中央企业实现的利润并非主要靠企业经营管理的改善,大部分是垄断经营的结果。但其"只是冰山一角"的各类资产损失高达3521.2亿元,相对于4784.6亿元的利润、而且大部分是垄断经营的利润,那么国资委公布中央企业去年"经济运行创造六大历史水平"、今年上半年"经营业绩又上新水平"的报道又有多大程度上值得欣喜呢?

今年初已有媒体披露,国资委在2004年对181家中央企业的财务审计报告突击检查后发现,"有13家企业的财务审计报告结论与事实相反"、"120家财务审计报告不充分"、"80家总资产损失超一成"、"财务中介收钱后做假账"、"过半央企尚无总会计师"[郭鲲:《13央企财务审计报告作假》.《京华时报》,2005年1月9日第02版],并指出181家中央企业外聘了300余家中介进行财务工作,但许多中介公司是本着"收人钱财,给人方便"的态度做财务审计,在审计工作中走过场,甚至帮着企业做假账这些问题。

对此,笔者在某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分析:对于有关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中介机构,也是为了自己本身利益,"受人钱财,给人消灾"。而且付款的是那些中央企业,而不是国资委,中介机构当然只是对付款的那个中央企业"负责"。再加上在181家中央企业中,只有92家企业设立总会计师岗位,不能有效进行企业内部财务监督,就算是设立了总会计师,也是由中央企业内部委任,要向该企业负责人负责,受企业负责人领导,这只是内部人监督内部人,从制度上天然就存在缺陷。

中央企业再次出现的资产损失,在此次国务院国资委会议上,国资委主任李融荣指出,"大部分中央企业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没有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制衡机制,这也是一些中央企业决策失误造成重大资产损失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既然一直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又何来具备"做大做强"的基本条件呢?最终"大"和"强"的只是那几个可垄断经营的企业。

但是,一方面是多年来国有企业的巨额资产损失,需要属于国民的公共财政资金填补漏洞;另一方面是垄断的国有企业利润额大增,由代表投资者(国民)的管理部门制定垄断措施通过投资者及所有者(国民)的高价消费来获取所谓的"高额利润",但利润并没有上交财政收入作为投资者及所有者(国民)的公共开支,获利国有企业拥有自由支配其利润的权利,国有资产收益可能被企业化、部门化,甚至一些资源性垄断用企业因在境外上市,中国的资源性收益还流出境外,出现企业所有者的企业"剥削"企业投资者及所有者的现象;再另一方面是非公有制企业受不平等的"国民待遇",影响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以及垄断的国企行业职工待遇高于其他行业的收入不公问题。这与政府及其国有资产是为公共利益服务和增加国民福利的职能存在根本的冲突。

现在,国资委正在组织力量研究制定《中央企业资产损失责任追究制度》,要抓紧修改完善,力争尽早出台实施。但是,这些并未触动到根本问题,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套用吴敬链老先生的话:仍需过大关!

文章来源: 光明观察

----------------------------------------------------------------------------------------

附文一篇:

以正反馈机制促东北老工业基地良性发展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金玉成

20051113

提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和振兴,就会涉及如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起国企改革,就会涉及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是一个重点。已有的较好制度设计是“年薪+股权”。其中年薪包括基本收入和风险收入两部分,股权包括赠股、股票期权和管理层收购等。年薪可满足经营者短期利益,股权可满足经营者长期利益。

从激励约束机制的对象来看,年薪制和股权制都属于所有者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这一大类,属于股东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框架内的激励约束机制。若要产生重大创新机制,不妨跳出已有的理论框框、换个角度进行探索,譬如在年薪制和股权制之外探索员工对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

员工对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是针对大型企业长期激励约束机制不足以及如何改善经营者与广大员工的关系等问题,由作者首先提出并精心设计的。它突破了传统和现代管理理论,提出了现代和未来企业不仅需要所有者对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经营者对员工激励约束机制,而且需要员工对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的新观念。

20世纪开始,企业激励理论受到了管理者和经济学者的普遍关注,发展比较迅速,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开始,到格罗斯曼和哈特等人的证券设计理论,可以说基本完成了经营者对员工激励约束机制和所有者对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随着企业文化和竞争手段的发展,在所有者即经营者时代,出现了“经营者对员工激励约束机制”,这是企业激励约束机制的第一个境界;在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时代,出现了“所有者对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这是企业激励约束机制的第二个境界;在企业利害相关者觉醒求同时代,将会出现“员工对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这将是企业激励约束机制的第三个境界。

事实上,中外企业激励理论完全忽视了另外一大类激励约束机制,即员工对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学者们深受股东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束缚,只能在所有者对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上做文章,没有提出能够支撑员工对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的新理论。

正反馈闭环管理系统理论,即在传统和现代企业管理系统基础上构造具有激励约束性质的正反馈环节(正反馈机制),将开环系统转变成闭环系统,从而改善企业管理系统的功能,提高效率,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驱动力和竞争力,并使系统本身产生自激发展功能,促进企业良性循环。

员工对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是一种正反馈机制。就企业管理系统而言,经营者可以视作系统的始端,广大员工可以视作系统的末端。广大员工的利益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努力,还取决于经营者的努力。为了维护和提高本身的利益,广大员工可以通过员工代表会(或持股会)确定一定的反馈种类、反馈途径、反馈条件、反馈力度和反馈周期,激励和约束经营者,从而形成正反馈闭环管理系统。

员工对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和正反馈闭环管理系统理论摆脱了传统厂商理论和现代股东理论的束缚,指出了一种新的可能:现代大型企业,即便在所有者管理缺位的情况下,企业仍有办法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激励、自我约束”。该理论和机制还发展了企业激励约束机制,预示着一种新的局面:未来大型企业在激励约束机制方面将同时存在三大类机制,即所有者对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经营者对员工激励约束机制、员工对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这三大类机制相互作用,可形成更大的激励约束力量。

员工对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和正反馈闭环管理系统理论,适用于所有者与经营者相分离的现代企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股份制企业,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实现企业长期生存与发展,同样需要构建正反馈闭环管理系统。可以预见,经过一系列传播、研讨和培训,“所有者开明、经营者优秀、员工素质高、企业文化好”的企业可能率先认识和应用。随着成功案例的出现和增多,将会吸引国内外更多的企业加入应用行列,从而可形成广阔的应用前景。届时正反馈闭环管理系统理论和机制不仅可以应用到工业、农业、商业、金融、交通、医疗、教育等行业系统,而且可以延伸到乡镇、城市、地区、国家等地域系统。如银行可以建立员工对行长激励约束机制,城市可以建立市民对市长激励约束机制、国家可以建立国民对国家领导人激励约束机制等等。

历史表明,党和政府的特别关怀与支持就象太阳的光辉,照到哪里,哪里就亮。建国后,党和政府号召优先发展重工业,东北工业基地就拔地而起。改革后,提出先发展广东,广东就先富起来;圈定要建设一个经济特区,深圳就高楼大厦林立;计划发展十四个沿海城市,这些沿海城市就好起来;重点开发浦东,上海就开始三年大变样;决定要西部大开发,西部就有戏可唱。

因此我们有把握相信,在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决策指引下,有各界专家学者人士的建议和设计,有各路资本巨头的挺进和投资,有东北各省建设者的努力和奋斗,东北老工业基地必将呈现出新的灿烂辉煌。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