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下面是仲大军先生应人民日报一杂志约稿撰写的文章,以及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一个研讨会的发言摘要,内容十分重要,基本上把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全部囊括了,其观点也基本是本研究中心的观点。特此说明。]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和风险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6年8月2日

    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这样几个:一是有一个立志发展经济的政府和适宜经济发展的政治环境,二是经济底子落后,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还处在贫穷阶段,整个社会有快速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水平的愿望,三是国内经济体制改革顺应了经济发展的要求,初步建立起一个高效率市场经济,四是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经济的发展顺应了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获得了国外资源的配合,五是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扶持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调动了国内外的经济要素,六是中国人民有着勤俭节约和高储蓄的习惯,使社会有能力投资搞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经济快速增长。在这几个综合因素的合力下,近2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但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外总是传出一些对中国经济的担忧,譬如担心投资连续高增长会导致生产过剩,由此导致金融危机。对此我想谈几点意见。

一、我国的投资模式支持经济高速增长,但投资高增长并不会导致生产过剩,

    我国社会上下都有很高的发展愿望,这种愿望必然以高投资率反映出来。2005年,投资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8%,这是拉动经济高增长的重要原因。以今年上半年的情况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9%,达到91443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8%,达到42371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448亿元,增长12.4%,消费物价增长1.3%。有人认为经济处在过热区间。但我认为不必为过热担心。

    从图一可以看出,自2004 年以来,我国的投资增长率已经降了下来,近两年的增长幅度还比不上这十年间的平均增长率。因此,这两年里的投资状况基本属于正常。

图一,最近几年我国投资增长状态

    自改革开放以来至今近30年间,我国一直是一个高投资的国家,每年投资所占GDP的比例都在40%以上,最近几年都高达48%,并且每年的投资增长率大约都在35%左右,而消费增长率却很低,长时间地维持在10%以下,投资与消费形成了较大的反差。

    高投资是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原因。但在一些国外学者包括国内学者看来,投资增长长时间地高于消费增长,很可能导致生产过剩。因此,这些学者对中国的高投资增长总是忧心忡忡,甚至有人预言中国经济会一天出现衰退。

    我并不这样看,这是因为中国投资模式有自己的特点:大量的投资并没有完全投在生产能力上。因此,投资连年高增长不可能导致生产过剩。例如,我国1996—2005年的平均投资率虽然高达38%,但真正属于生产性的设备投资占GDP的比重只有8%,远低于日本1955—1973年平均约12%的水平。

    在这一阶段,我国设备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也只有21%,远低于经合组织国家(OECD)平均33%的水平。1994—2002年,OECD国家平均设备投资占GDP6.9%,总投资率约21%,设备投资占总投资的1/3。日本1955—1973年民间企业设备投资占GDP20%以上,去除企业建筑安装支出,设备投资占GDP比重应该在12%以上。韩国1994—2002年的总投资率32%,设备投资率超过10%,设备投资占总投资的1/3左右。与以上国家相比,我国的设备投资率明显偏低。图二显示了我国高投资率和低设备投资比率的状况。

图二,

     注:引自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资料库。

    导致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除了生产性的投资外,还要进行基础设施、公共设施、行政设施、军事装备等方面的大量投资。特别当前的中国政府有着强烈的经济发展要求,有着强大的政绩目标。政府行为带动了相当比例的投资,很多政府开支都是以投资方式花出去的。

    譬如,北京的奥运会场馆,上海的世博会场馆,都是耗资成千上万亿的大项目。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发展的愿望很大,大造行政中心,河南郑州市惠济区政府动用530亩土地、耗资数亿元建造豪华的政府办公大楼。有些地方搞城市美化,大建中心广场,这些建设项目都属于非生产性投资,都是耗资巨大,但不会引起生产过剩。

    因此,只有当我国适当降低非生产性投资的比重,将投资重心移到生产性投资方面来,也就是移到设备投资方面来,产能过剩的担心才可能产生。

    估计再有十年八年,我国的生产性投资比重会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实现了这种转移,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更快,经济增长空间可能会更大,特别是会增加更多的社会就业,提高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

二、我国的分配模式和储蓄模式也支持高投资率和经济高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劳动工资收入水平一直偏低,这使企业和财政可以获得更多的生产利润。改革这些年来,我国的劳动工资只占GDP的20-25%,而象美国这样的国家,工资约占GDP58%的比重。

    劳动工资偏低,使企业具备了较高的再生产能力和投资能力,也使政府可以较高的税率从企业收取更多的财政税收。以今年为例,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近2万亿元,同比增幅高达22.3%。全年下来,我国财政收入可达4万亿元,约占GDP的1/5强。

    今年的GDP如果达到20万亿元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算一下,财政和工资收入占去一半,剩下的大多归企业所有了。这就是我国的资本收入一直高于工资收入的原因,也是我国投资高增长的重要原因。这种收入分配格局,导致企业有强大的剩余资本进行投资,而居民消费能力明显不足。改革开放多少年里,我国的消费增长率一直在低位徘徊,请看图三。

图三,1995—2004年我国GDP与家庭消费增长率比较

    我国收入水平比较低,但居民的储蓄水平却很高。也就是说,尽管消费者收入不多,但仍然把所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储蓄了起来。这就导致银行有大量的资金可供贷款。我国居民的这一特点,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资金问题。

     以目前的情况为例,到今年6月末,我国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33.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贷款余额22.79万亿元,存贷差达10.32万亿元。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3.23万亿元,同比多增长6324亿元,其中居民存款增加1.42万亿元,同比多增1328亿元,另外5000亿元是企业和机构增加的存款。

    6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32.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43%,增幅比去年同期高2.76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为11.23万亿元,同比增长13.94%,增幅比去年同期高2.69个百分点;市场货币流通量(M0)余额为2.35万亿元。

今年前6 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2.18万亿元,相当于央行年初公布目标的87%,同比多增7233亿元。尽管如此,银行里仍然有10万亿元的存差,几乎占整个存款额的1/3。这么富余储蓄资金是我国经济高增长的重要原因。

至于我国储蓄率为什么这么高?有外国专家从人口角度做出解释。6月21日,Osaka大学的Junmin Wan 教授在北京大学做讲座时指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和人口年龄结构(年幼人口依赖比率)是影响中国家庭储蓄率的重要原因。这种观点很有道理。现在的中国家庭大多只有一个孩子,即期消费少,一部分收入就以储蓄形式存起来。由于子女少,晚年养老没有保险,就需要今天积攒格外多的费用,因此,导致我国在这一历史时期出现高储蓄现象。这种现象一直要持续到老龄社会到来的时候,也就是大约在2015年以后。

   这么些年里,我国可以动用的储蓄资源一直占GDP的40%多,下面的表1便反映了这种情况。2005年,我国的富余资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

表1,中国的储蓄与投资 (GDP %)

 

1996

2000

2004

2005

家庭

20

15

16

16

企业

13

15

19

20

政府

5

6

6

6

中国

37

35

41

44

注:表中的数字是保守数字,实际储蓄率应当高出4-5个百分点。此表由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制作。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企业的储蓄远远大于居民家庭储蓄,这意味着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有着严重的问题,劳动工资太低。在企业收入大于和高于劳动收入的情况下,居民收入难于支撑起家庭的较高水平的消费能力。因此,导致我国投资增长连年大大高于消费增长。这个问题是我国今后需要调整的重要任务。

三、我国的经济政策支持经济高增长

当前我国实施宏观调控比较难,主要原因是参与中国经济活动的资源要素太多,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资源要素都很活跃,简直可以用汹涌澎湃来形容。譬如今年,我国的资金富余状态更加明显,上半年,广义货币M2的增长率一直在18%以上。到6月末,外汇储备居然达到9411亿美元,比年初多出1222亿美元。

为了保持汇率稳定,央行不得不大量买入外汇和投放本币,结果造成流动性过剩。上半年,贸易顺差614亿美元,直接投资284亿美元,总计898亿美元,相当于增发7184亿元基础货币。目前的货币乘数大约在5左右,按此计算,实际增加的货币创造是35920亿元。

但实际增加的外部货币远不止这么些,上半年外汇储备增加了1222亿美元,比贸易顺差和直接投资的总和898亿美元多出320多亿美元,这些钱主要是外部进入中国的热钱。如果算上这些热钱的货币乘数效应,那么324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560亿元,乘5,等于增加出1.28万亿人民币。加上刚才的35920亿,上半年光是外部涌入的资金所创造的货币效应是47820亿元人民币。这怎么能不导致我国银行钱满为患!

参与我国经济活动的资源要素十分丰富主要由于这样一个原因: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实行了一个典型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对外商制定了太多的优惠政策,税收优惠,土地优惠,劳动力廉价,货币廉价,环境保护成本低,导致中国的资源要素相对廉价,以致国际资本纷纷涌入中国。

特别是由于汇率机制僵化,不能及时调整人民币汇率,致使外部投机资金以各种形式涌入中国,这既带来了国内资金富余的局面,也在某些经济领域产生泡沫效应。因此,对这种非真实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要保持警惕。

特别是对于那些伺机炒做人民币的国外投机资金,我们一定要做好充分准备。这批投机资金如果不能约束好,很可能导致类似1997年的东南亚经济金融危机。特别是在当前国际规则由发达国家制定的情况下,中国要防止外汇储备货币发生大幅的贬值。在外汇储备大幅增加的情况下,一旦美元发生贬值,那就意味着中国多年辛辛苦苦积攒的劳动成果化为乌有。

所以,要迎接国际上随时可能出现的金融动向,要尽快调整改革初期制定的一些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提高国内资源要素的价格,尽快调整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通过市场机制逐渐调整人民币的汇率。同时,要坚决破除对传统的重商主义崇拜,适当放弃重商主义发展战略。

总之,我们具备了高速经济增长的很多优势,但也面临着许多危险和风险,在大好形势下决不可掉以轻心。中国经济的这种特点已经保持了近30年,估计到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和投资增长速度会逐渐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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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这是一个重要会议的发言内容(未经发言者个人审阅),全面分析透视了我国经济问题。张曙光先生先做了一个主题发言。后面是与会者讨论。]

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

----天则所中评网“宏观中国论坛夏季会议”发言纪要

2006年7月30日

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天则经济所理事长):

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2371亿元,同比增长29.9%,其中城镇36368亿元,增长31%,房地产开发投资7695亿元,增长24%,分行业看,重工业投资同比增长32.6%,轻工业41.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448亿元,同比增长13.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4%,上半年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885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284亿美元,同比下降0.5%。

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累计完成19332亿元,同比增长22.3%,增收3522亿元,其中国内增值税达到6434亿元,所得税达到5465亿元,分别占33.3%和28.3%。同期办理出口退税2056亿元。有些省区税收增速达到40%以上,有的甚至超过了60%。

截止6月底,上海证券市场市价总值31096.6亿元,比上年末增加34.6%,流通市值10581.4亿元,较区年底增加56.6%,累计筹资92.78亿元。

1,汇率和外汇政策问题

当前货币政策的问题,从世界趋势看,低息时代已经结束,但国内银行存贷款的利息差比较大,超过了3个百分点,比国外利差大得多,银行可以过安稳的日子,在银行流动性过多的情况下,这次升息使利差进一步扩大,不仅起不到紧缩的作用,反而激励商业银行进一步扩大贷款。

中国经济的症结和要害是根本性的结构失衡和体制障碍。主要问题有二:一是外向型经济优惠鼓励政策长期实施和非贸易部门市场化改革滞后,造成内外经济严重失衡,二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政府企业化倾向严重。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我国已经陷入了国际经济循环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怪圈之中。穷人借钱给富人,我国每天对美国的补贴大约是2.5亿美元,中国出口的是贸易商品,换回来的是美元钞票。再用外汇去购买美国的国债或存放在外国银行,增加和持有的是债权资产。人家再用出让债权得到的资金收购我国的企业和银行,增持的是股权资产。

这种交易不仅恶化了我国的贸易条件。而且带来了巨大的直接损失。要知道,债券的收益率只有3.5%左右,而股权的收益率超过了10%!不仅如此,我们现在一方面大量出售国有资产(仅三家国有银行外资入股就几千亿元),另一方面又鼓励境外投资(在人民币汇率低估的情况下,境外投资极不合算)。

严重的内外经济失衡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风险。然而,在事关中国经济发展根本前途的重大问题上,我国采取了一种鸵鸟政策,畏首畏尾,视而不见,回避拖延。到今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肯定要超过1万亿美元,按照现在的走势,2010年达到和超过2万亿美元是肯定的,再过几年3万亿也是可能的。这决非耸人听闻,而是一个明摆着的事情。

到外汇储备超过2万亿美元失,中国经济会是一种情况?央行的资产结构会变成什么样?基础货币和货币供应会达到多大规模?央票需要发行多少?债券市场和商业银行行为会是什么样?二是国内经济结构会发生什么变化,比如,可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结构会怎样,就业结构会发生什么变化?三是直接的成本收益多大,面临的风险如何?所有这些都是难以预断的。

汇率低估扭曲了国内的产业结构,它将资源引向生产可贸易品的制造业部门,而抑制了提供非贸易品的服务部门以及就业的扩大。因此,汇率的进一步升值是绕不过去的。

2,税收问题

在制定今年税收工作方针时,政府部门负责人最近还大谈提高税收占GDP的比重。这是值得讨论的。近几年来,税收增长是GDP增长的两倍。在理论上是有最优税率设计的,税收是企业和居民创造的,政府拿多了,留给企业和居民的就少了。对企业的激励也就小了。

竭泽而渔的故事和与民争利的道理人人知晓。税收高增长,增大了政府和官员支配资源的能力,其负面影响是明显的。一方面增加了官员腐败和浪费的可能,一方面增加了市场化改革的障碍。河南郑州惠济区政府投资数亿元,建造占地530亩的办公中心,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问题讨论了五六年了,从2000年入世拖到2004年末才有转机,但从2004年又拖到2006年。财政部两次提出立法议案,两次被搁置。最近,在强大的舆论面前,有关方面才放风,今年8月审议。但实际情况是,到现在都没有提出,如何审议?

统一后的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将从15%提高到24%左右,这对外资的进入和出口的增长会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其扩张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内资企业税负的降低,即从现在的33%调减到24%左右。由于内资企业的比例较大,减税后的激励增强,因此,统一税率的最终结果将是扩张性的。

至于由生产型的增值税转向消费型增值税,不仅有减税作用,而且有公平税负的意义。要知道,优惠政策其实就是歧视政策,内外歧视、地区歧视,改革到今天,中国政府如果不把公平税负摆到首要位置,除了造成进一步的扭曲外,也会造成政府间的无序竞争。

在汇率和税收政策调整上,有关当局之所以畏首畏尾,拖延回避,除了责任重大、知识不足和集团利益的操纵以外,另一个原因就是一些人往往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唬住了很多主管的官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汇率升值会减少外资和减少出口,进而会减少就业和降低经济增长。

这种观点没有区分长期和短期,据笔者研究,这种影响一年后减少一半,7个季度以后基本消失。至于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短期内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国长期实施重商主义的外向型发展政策的代价,但经过调整,以服务业为主的非贸易部门会加速发展,这就能够促进就业的进一步增加和经济的长期增长。

3,确立央行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独立地位和行政责任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国务院两次开会专门研究宏观经济问题,一方面反映了当局反应的及时和效率,另一方面,也有某些失当之处。宏观经济问题虽然重要,但终究是短期问题和宏观政策操作问题,而长期的结构和体制问题才是最重要和最根本的。

既然有执掌货币政策的专门机构和中国人民银行,又设立了货币政策委员会,而且货币政策委员会每个季度要召开一次例会,那么为什么不把货币政策的决策权力和责任交给央行和货币政策委员会呢?拿到国务院去讨论,这种决策程序的弊端非常清楚,一是削弱了央行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责任,而是加重了国务院和政治局的负担,妨碍了他们集中精力考虑和解决有关国计民生的更大和更根本性的问题,三是拖延了决策的时间,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时效。

为此,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也应调整,要适当增加专家学者的比例。

4,趋势判断和预测

美国经常帐户逆差占GDP的7%,财政赤字占GDP的4%,每天必须从国外吸纳20亿美元来弥补其巨额贸易逆差。另外,今天有50%以上的美国政府资产为外国人持有,60%的美元在国外流通,美国经济的软约束和美联储乱发票子,不仅造成全球流动性过剩,而且造成了美元的贬值趋势。

今天,美元对全球主要货币的汇率与1995年以来的低位持平,比四年前贬值了28%。因此,从一个方面看,全球经济表现不凡,从另一个方面看,又潜藏着极大的风险。

讨论发言

张汉亚(原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所长):

我认为上半年经济发展的结构比较好,比如农业投资增长40%多,装备工业投资增长60%多,环保投资增长也比较快。在这一发展阶段,各国的投资增长都是较快的。

今年是十一五的头一年,各地上的项目非常多,主要还是企业投资,政府的并不多。关闭了一万多个小煤窑,平均一个矿年产4万吨的话,4亿吨的产量就下去了。怎么办?还要扩大再生产,鼓励大煤矿的扩容和技术改造。

关于外向型经济问题,外资占了劳动岗位,减少外资就能减少失业。

福建、天津的中小企业都需要投资,储蓄就等于投资,但现在储蓄还是多了点,存差10万亿,怎么办?消费缺什么?消费不是政府能强迫的,投资可以。增长潜力怎么算?如果效益好的话,能快就快。现在水泥厂都改成立窑了,技术改造都需要投资。

1992年的投资增长达到14.2%,93年投资增长15%,如果没有90年代初这一轮投资高增长,老百姓不会富裕得这么快。

当年日本靠得是货币升值致富,我们要靠生产致富,通货膨胀是生产者的福音,物价涨工资就涨,只有允许通涨,企业的工资才能涨起来。提工资是好事,已经到边缘了。如果公务员的工资增加,下半年通胀就会涨起来。

张立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

我对张曙光先生的主要观点是同意的,也同意张汉亚先生的说法。我对经济运行状况和机制的看法是,总的状况是在改善,供求总量平衡格局在物价上表现出来。增长加快的同时总量结构在改善。

今年比2004年的增长有所不同,基础在改善,竞争在加剧,产业竞争表现激烈,企业对成本的控制力度加大。钢铁、有色金属等产业都在改造,产品变化很快,我国正在从铝大国向铝强国转变。

问题在哪?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现在都不成为约束,这种状况使我国能增长到什么程度?当年美国在这一发展阶段2亿人使用了全球60%的资源。今天中国13亿人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过上好日子,在资源环境上存在问题。土地用地增长50%多,一旦土地短缺,粮食有成问题。还有水。总之,这一轮增长不能吃子孙饭。

GDP稳定在10%左右比较好,要考虑中长期的发展,绕开资源瓶颈,现在市场机制发挥得更充分了,很少再看到企业在产品积压的情况下生产。市场主导作用突出。政策对经济总量的影响有限。

袁钢明 (原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室主任,现清华大学教授):

结构问题我还没考虑,是不是结构失衡?官方语言对总量态势全是表扬,都是好事,那么运行出了什么问题?为何上半年增速快?投资加快是不是好事?装备工业投资增加是不是市场的需求(意指军工产业)?高档房地产没有市场拉动不起来,但市场在哪里?

政府的作用很值得注意,货币政策把握不住,存款利率要上升,现在是基本上靠加大票据发行回笼货币,不管用。这几年基础货币投放这么多,2004年2万亿元,2005年投放了2.7万亿元,今年将会发得更多。

上半年贷款增长15%,去年是13%,估计下半年任务完成就下来了。我对这次宏观调空高度评价,因为没有动用行政措施,象那一年那样停掉铁本,但还是抓人了,象刘晓光。温家宝总理说要令行禁止,可能快到头了。经济措施不行就用别的。

贾康 (财政部财政研究所所长):

大的经济框架只能做调整,入利率应当调存款,汇率调幅较小,经济运行没有问题,实际增长速度远不止10.9%,这是相当好的运行状态。也与机制和体制有关,地方与中央的博弈,官员要升迁就要靠GDP挂帅,例如江苏苏州出了四个正省级的官员,就是因为经济增长强劲,现在苏州已经没有地可批了。

关于外向型经济的思路问题,前几天我参加了一个高层会议,领导对就业有顾虑。再如增值税转型,对短期的影响。内外资企业两税并轨的问题,在实际环境上就是拖着不动,没办法,要求的并轨就是出不来。

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减少点国外直接投资怕什么?是否设计些金融手段调整汇率,如外汇平准基金,用市场操作来消化起伏波动。但现在这些问题不好说,央行就怕丢权,谁说他跟急。

陈兴栋 (法国百富勤投资公司经济学家):

这次统计局表现比较好,我们的计算是二季度增长11.7%,统计局不敢。关键是要控制地方政府的过量追求。在西方国家,调整货币数量的方法基本不用了,没有存款储备金率这一说。我认为汇率不用动,汇率一旦升值可能会影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1985年的日本,用250日圆兑一美元计算,当时的日本已经达到人均GDP1.3万美元了。我国今天还没达到这一程度。如调整汇率会带来一些看不清的问题。对香港有什么影响?带动港币升值。我认为更多调的是外向型经济优惠政策,提高内部资源的成本价格。

仲大军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今天我国经济的问题在张老师的文章里基本上说清楚了,这是用了两三年的时间才把问题看得这么清楚。仅仅看清楚还不行,还要及时解决,但解决的过程就更滞后了。我国的经济管理和决策为什么如此低效率值得研究。

现在的中国经济已经和80年代90年代大不一样了,主要是有了大量的外部资源的参与,以前经济快点慢点、货币多了少点都很容易调整,现在就复杂的多了。这就是全球化的好处(也可以说是坏处)。

外向型和重商主义的问题,我在三年以前就清楚地指出来,但为什么拖到今天还没有应对措施?我看用不着花太多精力研究经济问题,因为经济运行问题相对来说十分简单,我们需要多花点精力研究我国的决策机制和政府管理经济的艺术。

经济现象没什么难分析的,关键是经营管理这个经济,如何使决策者尽快弄清楚经济的实际问题和重要问题,如何采取正确的调整办法。其实即使是经济问题也涉及到一个民主决策体制问题。

按照当前的经济运行模式走下去,肯定要出现美元贬值、中国的外汇储备大幅贬值的局面。中国人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外汇财富早晚要在美元贬值的过程重化为乌有。而中国的企业资产却已经被外资大量购买,今天的外商就是在用这种马上就要缩水的美元来抢购中国的实物资产。中国还在不遗余力地引进这些货币垃圾。

一句话,当前的中国问题主要出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中国的改革成也开放,败也开放。照这样走下去,中国早晚又要走回头路。请大家记住我说的这句话。这一点中国的当局还没有认识到,重商主义发展道路的危害中国的领导人更没有看清楚。

北航教授 XXX:

我认为GDP是高估的,不是低估。二季度美国经济大幅下跌,从一季度的5.7%降到2.5%。亚洲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不正常,全球经济不平衡是美国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储蓄太多,投资太少,到底是什么机制导致了这种现象?

张曙光

失衡是美国造成的问题,这种失衡还在进一步发展,但出了问题,美国的损失小,可以承受,中国的损失可就大了。

陈兴动:

实际上全球都在为犹太人打工,是人家发明了“对冲”,做多做空都能赚钱,是人家在制定规则,制高点在人家手里,当今的社会就是靠规则赚钱。全球经济失衡也是由于这种规则导致的。

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 XXX:

让民间大量持有外汇,让美元在国内流通,就不用投放基础货币了。另外,投放货币消化银行间的不良资产,同时也增加了货币供给。

茅于轼 (原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当前我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行政力量大于市场力量,最好的例子就是汇率,该征的税不征,只加强执政能力,忽视市场力量,经济不是市场在调节,是政府在控制价格,干预市场,煤炭如此廉价,几十元一吨,石油几百元一吨,土地全是政府控制,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大学扩招,拨出1500亿的贷款支持贫困生。搞的市场不知价格是向上还是向下。刚才贾康讲,几十万的一个项目还要到计委去批。如果有过热的话,也是市场不能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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